中國會計文化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中國會計文化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作為國際通用商業語言的會計，也必須順應這一潮流，朝國際化方向發展。但是，會計是有經濟后果的，在對各國會計進行協調的過程中，必然會遇到種種阻力，會計國際化背后的實質為各國的利益之爭，我們在積極參與會計國際化進程的同時，必須立足于國情，不能不切實際地、一味地向某個國家的會計標準或者不顧條件地向國際會計標準靠攏，這將會犧牲我們自身的利益而得不償失。

會計的經濟后果

經濟后果學說是美國會計學者于上世紀70年代末提出來的，其標志為Zeff(1978)《經濟后果學說的興起》一文的發表。Zeff在該文將經濟后果定義為“會計報告對企業、政府、工會、投資人、債權人決策行為的影響。”

會計的經濟后果使人們對制定會計準則的認識有了質的轉變，使會計準則的制定理論發生了變革，促使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更加理性和成熟。由于會計政策經濟后果的影響，當今各國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與其說是一項專業技術過程，不如說是一個政治過程。

會計國際化背后的各國利益之爭

會計準則制定是一個政治化過程，這一點同樣在國際會計化進程中得到體現，尤其表現在各國對國際會計準則制定權的爭奪上。會計準則規范不同的計量實務和信息披露要求，將影響不同的利益團體的利益。受經濟實力影響，目前的國際會計協調化偏重于發達國家或跨國公司的需求，未必能保持發展中國家或東道國的利益。此外，即使在發達國家內部，仍存在著不同的會計模式，從而產生必須按何國會計準則為國際會計與報告準則藍本的爭議。上述這些不同國家或集團之間的利益沖突事實上成為會計國際化的阻力，在IASC（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重組前，國際會計準則的制訂相當緩慢且缺乏普遍認可，以致有西方會計學者認為，國際會計協調化是一種可望不可及的幻想。

最能說明會計國際化背后利益之爭的例子莫過于美國對國際會計準則態度的變化。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多年來一直致力于制定自己獨立的會計標準，認為美國的會計標準是世界上最好的會計標準，所以不認可國際會計準則的地位，對國際會計準則的態度很消極。然而在1996年之后，美國的態度卻突然發生了變化。原因是美國會計標準是目前世界上技術最復雜、要求最高的，當其他國家的公司爭取在美國證券市場上上市融資時，需要作大量的報表調整工作，從而增加了這些公司的籌資成本。這樣將導致許多公司畏懼其“門檻”較高而轉向歐洲證券市場或者日本等地上市融資，從而損及美國利益。因而美國固守其會計標準的態度開始松動。

1996年10月，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經過與IASC對話后，發表了一個有條件“支持IASC制定適用于跨國股票上市公司財務報表所用的會計標準”的聲明。顯然，美國從不認可國際會計準則到支持IASC制定一套全球通用的、高質量的會計標準，在態度上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一態度上的轉變，實際上是美國的利益驅動所致，因為，建立全球通用的會計標準，促進會計標準的國際化，符合美國的利益。所以，從這個角度講，會計標準的國際化實際上是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利益驅動的結果。

對我國會計國際化的理性思考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以積極的姿態來促進中國會計的國際化，從1985年的外商投資企業會計制度，到1992年11月參照國際慣例了“兩則兩制”，以及目前已經的16項具體會計準則和2000年12月29日財政部的《企業會計制度》，都有國際會計慣例的深深烙印。

我國已正式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2003年的進出口總額有望突破8000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歷年累計將達5000億美元，這意味著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與世界經濟體系進一步融合，實行會計國際化將是我國政府的必然選擇。

現在有人主張我國會計標準的建設直接照搬美國的會計標準或者國際會計準則。但是，如果我國的會計標準在其國際化進程中，片面地向美國會計標準或者國際會計準則靠攏，這就意味著我國企業需要花費大量的編制成本以使其編制的財務報告與美國會計標準或者國際會計準則的要求相一致，我國財務報告的使用者需要花費大量的學習成本來讀懂這些會計信息，而美國的會計信息提供者和使用者卻不會發生這些成本，美國的注冊會計師也可以憑借著其專業特長和職業技能，直接在全球范圍內執業，而其他國家的會計信息使用者或者注冊會計師則要為此付出較大的代價。

因此，在我國會計準則的建設過程中，我們既要看到會計標準國際化的趨勢和益處，又要保持清醒的認識和冷靜的頭腦。我國尚處在轉軌經濟的特殊背景下，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和完善的監管機制尚未建立起來，如果我們操之過急，片面追求我國會計標準的英美化或國際化，盡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我國企業對外融資的成本或者對外貿易的成本，但是可能會出現與我國轉軌經濟環境不相適應的情況，導致會計信息出現混亂或者失控，由此所產生的改革成本和風險將是巨大的，對此我們需要有充分的認識。

參考資料：

1.《企業會計制度》，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

2．馮淑萍，關于中國會計國際協調問題的思考，會計研究，2002.11

3．劉玉廷，《企業會計制度》的中國特色及與國際慣例的協調，會計研究，2001.3

篇2

“會學”的學生是學習的主人，他們往往遠遠走在教學進度的前面，不僅做好每一節課前的預習，而且能自發地鉆研高年級的課程，新學期還沒有開始，他們在假期中便找來各科教科書閱讀，他們懂得，要比別人走得快，就得付出比拿1人多的汗水，他們的這種“超前”行動，往往使他們取得良好的學習效果。

二、會記筆記

“會學”的學生不僅會下苦功夫，更會找竅門，這集中表現在記課堂筆記上。有的同學從教師開始講起，便趴在桌子上一字不漏地記錄，這樣的同學已變成了“書寫機器”，當然也學不了多少東西；有的學生手很懶j一節課上完，無論書上還是本上，干干凈凈，一字不寫，這樣的同學復習起來毫無憑據、，當然也不會有什么好的效果；“會學”的學生則不然，他們是有選擇地記錄，把“想”和“記”結合起來，側重于記錄老師講課中對自己最有啟發的部分，為了提高記錄速度，他們還常常自制些符號，以縮短書寫時間，提高記錄效率。

三、會發現問題

“會學”的學生頭腦中問號最多，常能在人們司空見慣的現象中看出問題來，對于教科書，他們也從不迷信，敢于大膽質疑。

四、會探索“所以然”

“會學”的學生從不滿足于書本上現在的結論，喜歡研究得出結論的推導過程，探究其“所以然”，而有的同學解題時喜歡對答案，只要答案相同就放過去了，而不重視解題過程，這樣做的習題再多了等于沒有做。“會學”的學生解題之后往往反復思考解題過程中的一個步驟，找出規律恒的東西來，每做一題就要懂得這一類題目的基本解題思路。

五、會多方求解

“會學”的學生在解決問題時，常常能從多角度去考慮問題。例如在證明幾何題時，積極主動地變換輔助線的位置，代數問題用幾何方法解決，幾何問題用代數、三角函數方法求解，在讀書或做作業時能從多角度理解和發揮。

六、會總結規律

“會學”的學生能自覺及時地將自己的學習心得總結歸納，找出規律，并用這一規律繼續指導自己的學習，使之取得更好的學習效果。

七、會用工具書

“會學”的學生一般都不是死記硬背的能手，相反他們之中的許多人記憶力并不突出，他們深知有限的時間和無限的知識之間的矛盾，努力將自己的聰明才智使用到最有價值的地方，所以工具書成了他們的好伙伴。

篇3

關鍵詞：國際學術會議；跨文化交際；關聯理論

一、跨文化交際及國際學術會議

跨文化交際則涉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之間的交往，他們的文化認知和符號系統迥異并能改變整個交際事件（Samovar，2009）。

國際學術會議則是國際間的一種高水平，高層次的智力活動，以傳播信息，展示成果，授業解惑，闡明事理為目的，具有專業水平高，信息密度大，交流活動集中等特點（胡庚申，2010）。隨著我國國際交往的日漸頻繁，在華召開的國際學術會議數量逐年上升，參會人數也不斷增多（孫澤厚，2009）。這些參會學者可能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擁有不同的文化學科背景，思維模式亦有所差別，這對于信息的呈現和解讀都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如何進行成功順利的跨文化交際溝通對于國際學術會議的成功舉辦，提高學術國際學術會議的質量至關重要。本文以關聯理論基本框架為出發點，分別從明示-推理、關聯原則、語境三個方面進行分析，對于如何提高國際學術會議中的跨文化交際提出了若干建議。

二、關聯理論基本框架

Sperber和Wilson從認知語用學角度研究話語理解，創立了“關聯理論”（Relevance Theory）。關聯理論認為，影響話語理解的主要因素是聽讀者關于世界的一系列假設，即“認知語境”（Cognitive context）。聽者根據認知語境的邏輯信息，百科信息和詞語信息做出語境假設，假如說寫者設想的語境與聽讀者實際使用的語境不匹配（mismatch），就可能導致誤解（張少云，2007）。關聯理論是認知語用理論，它試圖解釋在口頭交際中話語是如何被理解的，因而在解釋語言現象方面具有很強的解釋力。本文試圖從三個方面對關聯理論進行闡釋。

1、明示―推理（Ostensive-inferential communication）

Ostensive-inferential communication： the communicator produces a stimulus which makes it manifest to communicator and audience that the communicator intends， by means of this stimulus， to make manifest or more manifest to the audience a set of assumptions.

（2001∶63）

根據明示-推理理論，言者要表明兩個意圖。一是信息意圖，讓聽者明晰言者的一系列論斷；二是交際意圖，讓言者和聽者都明晰言者具有的信息意圖。交際是明示-推理過程，包含言者的明示和聽者的推理。從言者角度看，交際是明示過程，需要清晰地表達其信息意圖；從聽者角度看，交際是推理過程，聽者需要在言者明示行為和自己情景假設的基礎上完成言者的交際意圖。

2、關聯原則（The principles of relevance）

Relevance

An assumption is relevant in a context if and only if it has some contextual effects in that context.

（Sperber & Wilson 2001∶122）

由此看出，語境效果又可叫認知效果。當言者呈現的新信息和聽者已有的語境假設相互作用時，語境效果通過以下三種方式實現：加強已有假設；消除已有假設；與已有假設結合產出語用內涵――結論是輸入信息和語境共同作用的結果，而非單個因素的結果。關聯理論認為，語境效果是關聯的充分必要條件。同等條件下，語境效果越大關聯越大。而語境效果的獲取和在此過程中使用的加工程度緊密相關。加工努力指在加工話語時付出的腦力勞動，即找出話語的命題形式，從話語中獲取語境效果，推斷隱含義以及選擇特定的語境解讀言者的話語。同等條件下，在處理加工話語過程中，加工程度越大，關聯越小。因而，關聯是程度問題，由語境效果和加工程度決定。

關聯兩原則分別是認知原則和交際原則，根據Sperber 和Wilson，

Cognitive principle of relevance

Human cognition tends to be geared to the maximization of relevance.

Communicative principle of relevance

Every act of ostensive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es a presumption of its own optimal relevance.

（Sperber & Wilson 2001∶260）

從關聯認知原則可以看出，人類注意力和加工資源分配給看起來相關的信息。從關聯交際原則可以看出，言者對聽者講話并期待最佳關聯。在日常交際過程中，言者試圖解釋其每一句話語期待其話語具有最佳相關；在理解過程中，聽者試圖找到能滿足其最佳關聯期待的解釋，在此過程中，聽者獲取的解釋如果和言者表達的意思出現不一致，就是造成溝通障礙。

3、語境（context）

在聽者對言者話語意義解碼過程中，語境和背景信息在正確理解話語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關聯理論則認為，語境不局限于即時的物理環境或話語本身語境，語境是動態的，并非固定和提前知道的，它是根據每一個新的話語不斷重造的，這和傳統意義的語境有所不同。

聽者在理解言者話語過程中會在大量可能的語境中選擇出最能解釋言者話語意義的一個，即特定語境的選擇受到關聯性制約，聽者選擇的語境是基于最小的付出和最大的語境效果。

然而，百科知識，和認知能力和文化背景因人而異，聽者實際采用的語境在很多情況下并非言者所指。因而言者和聽者語境的差異可能是交際過程中導致溝通失敗的原因之一。

綜上所述，關聯理論通過以下方式解釋明示交際：言者發出明示刺激，聽者需要付諸加工努力。由于人的思想傾向于給最具關聯信息分配注意資源，如果想要被聽者理解，言者至少需要產出值得聽者注意的關聯刺激。在假設言者話語關聯的基礎上，聽者才能準確地解讀明示刺激，達到其期待的最佳關聯。

三、運用關聯理論促進國際會議中的跨文化交際

基于以上對關聯理論的介紹可以看出，關聯理論在處理和解釋人類日常交際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論和應用價值。本文從關聯理論角度對國家學術會議中的跨文化交際進行分析，以期達到最佳跨文化交際溝通的效果。

1、 明示―推理

關聯理論認為，交際是明示-推理過程，包含言者的明示和聽者的推理。這就要求學術成果展示人員在做展示過程中，盡可能最大限度地從各個方面對研究本身進行闡述解釋，包括明確研究問題，研究方法和最后得出的結論。由于語言文化背景的不同，展示者可以在口頭陳述的同時，可以借助于其他視聽手段，如借助于投影、幻燈、錄像、錄音，以及其他圖譜、表譜、實物等作為口頭宣講的補充（胡庚申，2000）。與此同時，在言語交際出現障礙或沖突時，展示者可以采用非言語行為作為補充策略，比如通過手勢，說話語音強弱等。對聽者而言，除了具備基本的專業領域學科知識之外，還要對展示者的明示行為進行適當推理，這種推理是建立在對展示者本身的學術背景，研究興趣和研究問題基礎之上，對當時特定語境的正確解讀下獲取的。

2、 關聯原則

從關聯原則中的語境效果可以看出，語境效果是獲取關聯的充分必要條件，而語境效果的獲取與聽者的加工努力程度有關。這就要求聽者付出最大努力，全方位調動認知機制和背景知識，找出展示者話語的命題含義，推斷隱含義以及選擇特定的語境解讀言者的話語。而從關聯理論的認知原則和交際原則來看，展示人員要盡可能圍繞研究問題進行展開，不要偏離核心問題的探討導致失去聽眾；而聽者也要在解讀信息之后做出合理的回應，可以通過提問題論證等方式明確展示者交際意圖，從而獲取最佳關聯。

3、語境

關聯理論中的語境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語言語境（指一個特定詞或者部分文本的前后語言環境），抑或物理語境（話語發生的物理環境）。關聯理論認為，語境不局限于即時的物理環境或話語本身語境，語境是動態的，并非固定和提前知道的，它是根據每一個新的話語不斷重造的。然而，百科知識，和認知能力和文化背景因人而異，聽者實際采用的語境在很多情況下并非言者所預期的。這就要求聽者不僅要提前了解展示者本身的學術背景，研究興趣和研究問題，還要盡可能通過言者解說展示各個環節努力獲取語境信息，在大量可能的語境中選出最能解釋展示者話語意義的一個。

四、結語

國際學術會議不僅對于獲取學科前沿信息，擴大研究視野促進國內創新至關重要，同時也對提升國內相關領域科研知名度和影響力，加強國際科研合作和交流意義重大。然而，目前對于確保國際學術會議質量的跨文化交際問題的研究卻十分有限，本文運用關聯理論指導學術會議中的跨文化交際，對提高跨文化交際溝通，進一步保證學術思想學術成果的成功分享提出若干建議，以期對參加各類國際學術會議學者有所幫助。

[參考文獻]

[1]Samovar， L.， Porter， R.， & McDaniel， E. （2009）.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Cengage Learning.

[2]Sperber， D. & Wilson， D. （2001）.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Oxfor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an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3]胡庚申.國際會議交流英語[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篇4

【作者單位】 第二炮兵指揮學院。

【中圖分類號】 C933.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5103（2013）01-0054-03

法治作為迄今為止最好的治國理政方式，它不僅是有形的制度，同時也是無形的文化。法治是否昌明、法治的要求能否落到實處、法治的成果能否真正有益于社會進步與社會和諧，從根本上取決于是否有良好的法治文化作為支撐。作為先進文化的重要內容，法治文化是以平等、公正、自由、誠信和人權等為主要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的文化，本身具有權利和義務一致的規范性。因此，弘揚法治精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關鍵環節。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內涵及特征

我國著名法學家龔瑞祥教授指出：“所謂‘法治’，不僅僅是指‘以法治國’，還包含著用于法治的法律必須遵循的原則，如‘公正原則’、‘平等原則’、‘維護人的尊嚴的原則’等。也就是說，法律是確定的、公認的理想，而非我們通常所稱的‘長官意志’。法治高于法律是立法者和司法者用以檢驗法律能否生效的原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治文化體系是一種以“正義”為價值取向的、以西方法治文化為范式的、以傳統中國法律文化為根基的法治文化。它在顯型結構層面上表現為：制定良好的法律規則和法律原則；完備的法律制度和法律體系；完善的法律組織和法律設施；嚴格的執法和司法程序。在隱型結構層面上主要表現為社會主體的信法、守法、用法心理；較強的民主意識、正義觀念和權利觀念；法律的權威至上觀念、依法辦事的精神和法治的思想等，是一種內容結構和諧統一的法治文化。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民主政治，是這一法治文化體系的本質所在。而圍繞這一本質展開的各項條件、措施和效果，即以法治為特征的物質文化、政治文化、精神文化的全面生成，則是這一法治文化體系的具體要求和現實標志。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生成屬于一種“后發混合式”的模式。從其生成的動力來講既有外在動力也有內在動力。一方面，其生成依賴于中國社會的內在力量，這些內在力量就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民主政治、法律（良法）、道德、教育和社會主體需求的轉向等社會因素。另一方面，它一直受到外來法治文化的刺激，特別是西方法治文化的刺激，這種刺激表現在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等各個方面。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有其獨特性。

1. 民族性。中國傳統法治文化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文化傳統積淀的產物，經世代相傳而取得了穩固的地位，形成一種“超穩定形態”，即使受到外來文化的沖擊，它也會堅守自己的陣地，至今仍在影響著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它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法律觀念、法律情感以及行為模式，并已內化為中華民族法律文化的心理和性格，影響著當代中國人的法律心理、法律意識和行為模式的選擇。

2. 現代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現代性表現在它能與當代的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設相伴相生，是當代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內容。一方面，市場經濟呼喚法治文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社會主義法治文化與之相適應，市場經濟本身就是法治經濟；另一方面市場經濟對法治文化也產生了深刻而全面的影響，法治文化以市場經濟為根據，進行理論創新，以一種新的形式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

3. 開放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開放性表現在它從不固步自封，善于吸收人類有益的法治文化成果，特別表現在對西方“法治”思想和理論的移植和借鑒上。隨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以及法律趨同化現象的出現，社會主義法治文化與西方的法治文化必將互相融合并存，整個人類社會都將向“大同法治世界”的方向發展。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重要作用

促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既具有前瞻性，又具有時代性。建設法治文化，不僅是堅持人民當家作主、防止權力異化的有力保障，而且也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

1.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是“一切權力為人民”的重要保障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以人民當家作主為邏輯起點，強調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要求權力服從于憲法和法律，并使權力始終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軌道上運行。同時，法治文化在為監督與制約國家權力提供思想保障的同時，也通過合理借鑒國外的先進制度并結合中國實踐進行制度創新，從而為權力的有效監督與制約提供智力支持。

在新的歷史時期，僅僅注重對權力進行制約是不夠的。因此，構建法治文化同時還要保障權力的有效行使。權力具有客觀性，只要將權力運用好，就能更好地為人民謀利益。但怎樣用好權，從而使權力既有限、又有效地得到行使，必須有賴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引導。法治文化要求國家機關按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限行使權力，不越權、不濫權、不惜權，最大限度地履行法定職責。同時，法治文化還要求國家機關必須按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程序行使權力。程序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也包括維護程序法的權威。因此，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按程序行使權力，從而不僅實現正義，而且以看得見的形式實現正義，同時提高權力運行的效率，更有效地為人民謀利益。

2.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

任何社會建設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環境中進行的，和諧社會建設也離不開必要的文化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是和諧社會建設的基礎之一，可以在多重意義上滿足和諧社會的內在需要。和諧社會是充滿活力的社會，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必須調動整個社會的積極性，使整個社會的成員充滿活力。整個社會成員要充滿活力，要求每個成員合法權益能夠得到保護，以及整個社會的協調發展，都需要法律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法律也就通過它的這些作用，為社會的和諧提供最生動、最富有生機的力量。和諧社會要謀求安定有序，而任何安定有序，都是在規則的基礎上，無規則便無秩序。而在所有的秩序中，法律的秩序規則是最明確、最具有外在強制性的，因此，法律在維護社會安定有序上有著它不同于道德、傳統、習慣的獨特作用。和諧社會要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法治在維護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維護生態平衡，保護生態環境等方面，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和諧社會要達到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目標，沒有法治文化作為基礎是斷不可能的。

3.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內在要求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而“中國現代法治不可能只是一套細密的文字法規加一套嚴格的司法體系，而是與億萬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心態以及行為相聯系的”。因為任何制度都需要人去制定，更需要人去遵守，如果沒有人的道德信仰、價值理念相配合，再好的制度也會被侵蝕得面目全非。只有當億萬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心態以及行為中，有關法治的價值理念占有了穩固之地并漸成一種法治文化，并進而成為中國文化傳統內容的一部分時，我國的法治才有了真正堅實的社會人文心理基礎。因此，目前只有努力培養我國民眾的法治理念，建設法治文化，改良、培育中國法治的“土壤”，才可能實現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宏偉目標。

三、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主要途徑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指出：“在任何一項偉大的事業背后，必然存在著一種精神的力量，尤為重要的是這種精神的力量一定與該事業的背景有密切的根源。”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是一項長期的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它需要全社會各方面力量的努力。

1. 培育公民對法律的崇尚和信仰

法治文化的培育旨在為法治國家奠定尊崇法治的社會文化意識基礎。一個社會能否建立起法治，先決條件之一就是這個社會有無尊崇法治的心理，是否培養起了追求法治的信念。法治文化形成以公民具有一定程度的法治意識和法治素質為前提。社會主體的法律信仰是法治社會的靈魂，是法治文化的精髓。社會主體對法律的信仰必須具備兩個前提，一是法律自身的正義性。博登海默指出：“法律是正義和秩序的綜合體”，法律必然體現為一種社會正義。社會主體對法律的真誠信仰來自于法律自身所具有的公平、正義和對人類的關愛精神，社會主體正是基于這種信仰而對法律自覺遵守。二是法律實施的正義性。社會主體對法律的真誠信仰在于因法律實施的正義而對法律的神圣產生高度認同感，在于法治歷程中對法律強烈的自覺意識。在全國范圍內推進普法教育，不僅是普及現代法律知識，更為重要的是培養公民對法律的信仰，逐步實現全社會整體法律素質的提高、法律信仰的塑造、法治文化的形成。只有喚起個人的權利意識，才有可能真正樹立起現代法治觀念和公民意識。另外，還應該通過公正司法和嚴格執法等良性法律實踐的教育活動，增進公民對訴訟的信任和期待，培育公民對法律的信仰心理。

2. 大力弘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既體現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一般規律，符合法治文化的一般特征，又富有中國特色和中國氣派。因此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在五千多年的文明發展和歷史演進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然而，民族精神在某種意義上說，與法治存在著密切聯系。我們應該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納入中華文化體系之中，樹立并維護憲法和法律在中華文化體系中的地位；將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等理念融入中華文化的價值內涵，體現權利保障和權力制約理念，使法治文化成為民族精神的重要內容，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成為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一旦如此，就能進一步發揮憲法和法律的文化功能。使分處各階層的社會成員，能從憲法和法律的實施中獲得切實利益、得到精神上的愉悅和滿足，并能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為中華民族精神的新標志。使之成為凝聚中華民族精神的新載體。

3. 以改革創新精神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發展

改革創新是我們時代精神的核心。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必須發揚改革創新精神，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和實踐創新，不斷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注入新鮮血液。堅持理論創新，推動法治文化的一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提供有益的理論支撐。只有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理論創新，科學回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沒的重大理論問題，才能不斷豐富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理論體系。堅持制度創新，以改革創新精神深化政治體制革，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奠定制度基礎。政治體制改革是我國全面改革的中要組成部分，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核心環節之一。要以改革創新精神，改變原先不合理、不科學的體制．樹立并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將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結合起來．使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有相應的制度依托。堅持實踐創新，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提供實踐素材。法治文化是廣大人民的事業，人民群眾的實踐創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的不竭動力。可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是在廣大人民群眾的實踐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文化形態。因此，我們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充分發揮廣大人民群眾的主觀能動性，豐富和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實踐基礎。

參考文獻：

[1] 趙學昌.試論法治文化的培育[J].當代教育論壇，2007，（7）.

篇5

劉佑局認為，文化與藝術的“仿真”(即假冒)時代，它與中國市場經濟中所產生的假冒偽劣產品一樣已經嚴重擾亂了社會和人們生活的正常秩序。文化藝術中的冒仿偽劣產品雖然不會像商品中的假冒偽劣產品直接傷害人的肌體，但它對人的精神世界的侵害將會產生長遠的影響，文化打假將是一場更加艱難、更加迫切的任務。

本次研討會活動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進行的。此舉就是為了重建健康向上的文化審美標準，扎根傳統文化中的精髓精神，開拓高尚、潔雅、通透的藝術取向，把握普世認同的心靈準星，重新煥發文化藝術感化人心的精神魅力，挽回人性靈魂失落的悲劇，譜寫人類真性情的美好贊歌。

篇6

論文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藝術表現形式；中國式抽象；非實體性

論文摘要：(1)民族傳統文化是中國現代設計與繪畫藝術基礎教學成長的最佳土壤。(2)現代設計與繪畫教學中，我們不僅要努力求發展．求現代。更要溯源。(3)由西畫表現形式出發，重啟中國文化傳統未來發展的價值取向。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歷經千載，魅力依然，在世界藝術之林永放燦爛奪目的光輝。其中中國畫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一塊瑰寶，是祖先留給我們極為珍貴的文化遺產，它是我們藝術創作中最為常見的藝術表現形式之一，也為我們現代繪畫藝術與設計教學及創作的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尤其在“民族性”方面為我們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表現內容與形式。現代設計與繪畫基礎教學是現代設計與繪畫的訓練基礎，是培養設計師美術家形象思維和表現能力的有效方法，是認識形態和創造新物象的重要基礎學科。民族傳統文化是這門設計與繪畫藝術基礎教學成長的最佳土壤。作為一門藝術，把民族傳統文化融人其中，是其不斷創新的動力源泉與實踐基礎，同時設計藝術與繪畫藝術也可以從民族傳統文化的精髓中不斷得到滋養與有益的補充。在設計與繪畫基礎教學中，文化的民族性是其內核與靈魂的最終展現，是以本民族文化為支撐的設計與繪畫基礎教學的主流。隨著當代科技的不斷發展。設計與繪畫基礎教學再次面臨嚴峻的挑戰。國外教學體系在中國年輕一代人心目中及生活中的滲透力和影響力是不容回避的社會現實;然而縱觀中國設計與繪畫基礎教學的發展方向，20世紀60至80年代出現的當代繪畫藝術及設計發展史上最輝煌的歷史時期以后，至今一片沉寂，再也找不到明確的發展方向。

現今傳統中國畫已漸行漸遠，不知怎的，這些畫讓人想起趙無極。我們天天對“現代”的努力已傾向于將傳統連根拔起。可若是失去了根，那就是再“現代”也不是中國的“現代化”，而是“同化’。在現代設計與繪畫教學中我們不僅要努力求發展、求現代，更要溯源。否則，無根無源，便是毀滅，是用“現代”在消蝕我們的傳統。中國畫即“近”而“遠”。很“近”的物體塑造卻獲得一種悠遠滄桑的感受;“實”而沒有放棄空靈、自由，同時又在超逸的味道中獲得一種雋永的境界。我們不應為觀念所迷惑，停留在形式層面，而是向縱深走去;這個“縱深’就是中國的“像”與“境界”。境:境界是中國文人曾在山水中遙望的“彼岸”，是中國文化的形而上之境。對于中國文化模式，她的手段是“象”，而“彼岸”是空靈的“境”。如果說確有“接近抽象式的表現”(或日“中國式抽象”)存在的話，那它的目的不是導向“絕對理念”，而是指向生氣氰顯的“境”。我們之所以如此選擇是因為宋元山水畫不僅代表了“中國古典文藝繁榮”時代的“高峰體驗”，更集中體現了中國傳統的形而上世界—-宇宙生命流變的空靈之境。象:為我們展現中國文化本真之源的只能是中國畫的“象”，而不太可能是西式的“X X抽象主義”。作為傳統的靈魂之所在，是中國藝術“現代化”的結點。“象”是一個世界，它代表宇宙與人的禪機，寓于境界之中的表征，不是實體的因素。因而不能太“寫實”，也不能取消形象。以往“民族化”的經驗讓我們相信，只有實證化的探索才能確證，在現代繪畫與設計中從內里真正建立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與“當代”的溝通與跨越;這不僅指理論學術，也是指創作探索本身，更重要的是當代繪畫與設計教學基礎如何發展的走向。

我們傳統的繪畫根源實際上是從宋元山水人手打開古代文化的精神空間。借助西畫表現的結構化的形式創新之所長，在個人繪畫與設計的語言中找到了發展的空間維度。由此出發，或者我們可以重建某種主體意識重啟中國文化傳統未來發展的價值取向。“中國文化的境界:屬于不同的文化體系，方式、概念內涵不盡相同”，以心象靜觀字宙之氣韻流變，以山水遙望體悟人格與自然一體的彼岸之境;這無疑在重視中國山水美學乃至古代文化精神的脈搏。而在深層意義上，它對我們當代藝術教學對民族文化的反思與覺醒，主要表現在兩個層面:如前所述，作為“象”與“境”的世界，其意義不僅僅是激活我們民族原有的流變、生生不息的宇宙意識，激活一種求新求變的精神動力;更是在這種“宇宙之境”上與現代思維的同步與超越。如果說我們現代繪畫與設計在基礎教學中再不把我們老祖宗留給我們的文化寶藏更好的發展起來，我們的現在藝術教學將會成為歷史的罪人。當今國際上站在最前沿的現代物理學家們已識到了這種宇宙本質的“非實體性”，他們的論證已證明中國傳統“象”的范疇所具的深遠的世界意義，中國的文化將會引領世界文化。最后無論是從畫家和設計師，還是從民族文化考量:這是一條擺脫世俗浮躁氛圍，秉持超越信念，又發揚中國精神文脈的“當代”之路。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們要按照我們自己的國情出發，把我們傳統文化切切實實的融入到當代繪畫與設計教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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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筆者認為,在實證研究這一方法被引進中國將近10年的今天再討論這個問題,已經不能僅停留在方法的介紹或規范和實證兩種研究范式孰優孰劣的比較評判層次上,而應當將學術研究中,中國會計學者在方法應用上存在的問題揭示出來,并總結消化、吸收西方會計研究中的先進方法。正因為如此,筆者總結了中國學者應用實證方法撰寫會計學術論文時存在的問題,同時,針對性地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和看法。筆者希望借助評論同行文章這種特殊的方式,為在會計學術研究中建立并形成良好的學術批評風氣盡一點綿薄之力。

一、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

在中國接受實證會計研究方法近10年的過程中,學術研究的方法論的爭論可謂層出不窮。種新的學術范式之所以能夠得以誕生并進而得到長足的發展,其原因需要認真予以分析和總結。筆者以為,搞清楚包括經濟學、會計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的關系,是展開討論的基礎。價值判斷是對某種特定事實內容所作的“公正”或“不公正”、“合理”或“不合理”、“好”或“壞”、“好些”或“壞些”等的評價和預言。在日常生活中,特別是在政治、法律、道德的觀念中,價值判斷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表達政治要求、決定合法與非法、罪與非罪、道德高尚還是低下等不可缺少的語言工具,也是進行行為選擇和政治選擇的前提。但是,在作為經驗科學的經濟學研究中,占重要地位的首先是事實判斷,而不是價值判斷。從認識邏輯來看,價值判斷僅僅是一種根據特定的價值標準作出的判斷性評價和立場取向。它既不能排除別人對相同的事實持相反的立場,也不能提供可由其他主體進行事后檢驗的有關事實和信息,因而不具有科學預言能力。相反,事實判斷則包括了可由各個主體進行事后檢驗的有關事實和論斷,即事實是怎么回事,它已經怎樣或將來會如何,因而能夠在經驗上被證實或證偽。不僅如此,價值判斷也不能從事實判斷中推導出來,即事實在邏輯上并不包含它的評價。強調事實判斷在包括經濟學、會計學等在內的社會科學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不意味著在理論研究的整個活動和過程的所有方面都不應有價值判斷。一般來說,在研究對象的選擇、認識目標的確定、研究方法和分析結果的選擇等領域和方面,需要進行價值判斷。因為每個研究者既可以根據個人的興趣和愛好選題,也可以根據政治、道德和信仰選擇實際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此時沒有價值判斷是不可想象的。比如說,當前中國會計實務中會計信息失真現象泛濫,作為會計學界的研究者,展開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和討論既有理論上的價值,又有現實的意義,同樣也符合社會大眾對消除這種現象的情緒需要。但是,在學術理論研究的內容領域,也就是在認識過程和理論形成過程之中,卻不允許價值判斷插足。如果在內容領域借助于價值判斷,就會使認識過程從一開始就引入“信仰”問題,這只會使認識過程扭曲,得不出科學的結論。再以當前中國會計信息失真現象為例,如果從一開始就建立了會計造假是由于會計人員的法制觀念薄弱,或是由于傳統的會計制度已經無法適應建設市場經濟的改革需要的所謂“先驗信仰”,那么,按照如此的基礎作出的分析必然會在結論上發生偏差。另外,有人強調科學家的價值觀和歷史觀,指出一些偉大的學者都有著鮮明的價值觀和強烈的歷史責任,但沒有說明這樣的價值觀和歷史責任在他們的科學生涯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仔細加以考察,這樣的價值觀和歷史觀對他們選擇科學課題、堅持科學信仰和從事艱辛的科學探索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對其科學認識和理論創造過程本身則起不了什么積極作用。他們正是在拋開了價值判斷而專注事實判斷的情況下,才有了科學的創造。因此,在一些社會學科的研究中,在獲取信息和認識客觀事物內在聯系的范圍內,保持價值自由前提,避免進行價值判斷是必要的。從方法論的角度分析,規范研究是根據“應該如何”提出命題,而實證研究則以“是怎樣的”來提出命題,這兩種命題提出方式上的差異,決定了實證研究從一開始就是以價值自由為前提的。作為經驗科學的會計學研究,以價值自由為前提能夠保證采用實證方法所作的理論探索是一種以事實判斷為基礎的研究活動。雖然,研究者在具體從事研究工作的過程中以及結論的形成上,會犯下方法上的錯誤和產生各種邏輯上的漏洞,但這些問題并非是由于實證方法本身產生的,而是屬于方法運用不得當造成的。理論研究中,以價值自由為前提的實證研究方法,是知識累積的重要手段,也正因如此,實證研究才能成為許多社會學科進行學術理論探索的主流方法,才能經受得住時間的考驗并得到學術研究人員的廣泛認可和接受。

二、理論實證和經驗實證

在規范研究還是實證研究的論爭中,引起認識混亂的原因恰恰是對實證研究方法本身了解的不夠深入、認識的不夠清晰。實證分析可以分為理論實證(或邏輯實證、分析性實證)或經驗實證(empirical)兩個相互聯系而又可以獨立進行的部分和階段。前者的任務在于提供一個概括的體系或框架(framework),對現實關系究竟是怎樣的問題,作出理論上和邏輯上的分析和解答;后者的目的在于對理論實證得出的結論和假說進行經驗檢驗,以確定其真理和謬誤所在,亦即證實或證偽。因此,進行實證分析,首先要建立理論模型,提出理論假設,進行抽象的深入的理論分析,然后在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經驗檢驗,證實或者證偽假說,得出帶規律性的結論,亦即達到理論上的解釋能力和預測價值。雖然理論實證和經驗實證可以分別進行,但同時二者又是相互聯系的。因為經驗觀察到的事物總是具體的,各種因素的影響和作用都包括在其中,只有進行抽象的理論分析,從理論上說明了每個因素的作用和相互關系,才能真正理解并把握事物的內在規律性。不僅如此,理論概念和理論范疇并不一定能夠作為實證分析的指標和工具。因為,理論概念必須抽象掉許多次要因素,而經驗研究所定義的指標及其據此獲得的資料和數據往往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因此,在進行經驗實證時,必須注意從理論概念向實證指標的過渡,實證指標的選擇和設計必須盡量與理論概念相接近。這樣,才能保證實證結論的嚴密性。

當前,不少中國會計學者進行的經驗實證分析,都存在一個共性的問題,就是缺乏應有的理論指導和理論分析的框架,尤其是缺乏足夠的微觀經濟學、金融理財學等會計的“基礎學科”的理論分析框架和經過嚴謹理論研究之后得出的切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理論。缺乏基礎性理論框架,就變成了為實證而實證。盡管這類研究中,作者搜集了數據,構造數學模型并作了回歸分析,但是由于缺乏理論指導,給人一種玩弄數字游戲的印象。因而,其結果的解釋能力和預測價值就值得懷疑。對會計研究而言,由于缺乏經濟學和財務學的理論框架和相應的經驗實證的結果,造成了不少研究要么不加分析地把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相關理論框架作為展開研究的基礎性理論,要么簡單地以“中國特色”為由,籠統含糊地將現實觀察到的現象加以總結描述,即作為被檢驗的假說。如果說,在中國實證會計研究剛剛起步的時候,把西方學者用英語發表的實證研究論文的模型或分析框架拿過來,照著他們撰寫實證論文的典型步驟和程式,加上中國的經驗數據,做一遍練習題,是一種學術革命的先驅行為的話,那么,在經過了起步階段的摸索之后的今天,再繼續這種“照著例題做習題”的方式進行研究,就不得不說這是中國會計學術研究的悲哀了。

針對會計研究缺乏中國的理論經濟學和金融財務學理論支持的問題,筆者建議,一方面,擴大“會計學研究的經濟學視野”。應當看到,經過20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學研究取得了顯著的進步和飛速的發展。從各種中國經濟學理論成果中汲取豐富的養分,加以整理、總結,綜合利用,可以提煉出具有相當解釋能力的理論供會計學研究參考。另一方面,若沒有現成的或比較現成的經濟和財務理論,會計學者就必須立足自身,加緊研究,補上這一課。

最后需要澄清一個認識上的誤區。許多學生,包括不少已有一定學術地位的專家學者,只要看到研究論文中沒有數理統計的計量分析、數據采樣,便會認為是規范研究。這實際上走入了一個“形式”誤區。實證(positive)是和規范(normative)相對應的概念,兩者從研究方法的命題選擇上相互區別,但由于它們同時都可以進行歸納分析和演繹分析,所以在形式上,特別是在使用自然語言加以理論表述時,并沒有明顯的區別。另外補充一點,在西方,normativeaccounting和positiveaccounting本來的含義是前者是指現值會計(presentvaluebasedaccounting),即符合理想假設前提條件環境下的會計;后者是指現實世界中被各種原則、準則所約束,但同時又具有多種備選方案可供選擇和管理(management)的會計。四、學術范式的國際化和本土化經濟學也好,會計學也好,都是“西學”。在改革開放的初期,誰能先看到國外的研究成果或者誰先翻譯國外的研究成果,誰就能在工作、學術研究上處于領先的地位。不管是否承認,當代學者,都以能用英文在國際一流學術刊物上為榮耀。既然將在國外刊物作為學術研究的激勵之一,那么,作者就不得不遵守西方的學術規范、使用別人可以接受的表述方式,做到無論在自然語言還是理論概念甚至展開分析論證的方式上和西方保持一致,至少是要向西方靠攏。采用實證的方法進行學術理論研究,實際上也成為一個是否能夠融入主流的問題。

所謂融入主流,概括地說,就是要接受、采納和遵從主流的學術規范和學術傳統。主要包括學術的自由主義精神、理性主義前提、經驗主義內容和實證主義方法。融入主流,首先要在上述四個方面接受并且掌握這些思維習慣。同時應當充分地認識到,中國當代的經濟改革過程,無論在實踐中還是在理論上,都是充滿巨大挑戰的,很多問題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傳統理論無法解釋的,甚至是傳統理論不曾提出的。這就給學者們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機會,來記錄這段無法重復的歷史,發現并提出新的問題、形成新的概念并進行理論的創新。在這方面中國學者具有無法比擬的地域優勢。融入主流不僅意味著要接受和采納,而且主要是創新和發展。會計理論研究中,中國學者還做得不夠。比如,美國FASB提出的財務會計概念框架是以“決策有用觀”為前提的,這是由著名的特魯布拉特報告經過廣泛的實證調查后提出來的。中國如果要采納或不采納這一觀念,同樣也需要以中國的實際情況為前提。如果能夠做一次中國的會計信息用戶的研究,結論將會具有深遠的意義。

科學是沒有國界,也是沒有國別的。自然科學是這樣,社會科學同樣也是這樣。只有科學形成和發展的具體環境以及科學原理的具體應用是有國別特色的,受具體的歷史、社會條件制約的,任何國家的科學家,包括社會科學家,對科學發展作出的貢獻,都具有普遍的意義。因此,筆者不以為存在著東西方兩種經濟科學、會計學,也不相信在基礎理論層次上會有什么“中國特色的會計學”。例如,當今中國會計學研究最大的問題就是“會計信息失真”。這個問題其實在國際上也具有相當的普遍性,但在中國表現得更為顯著和突出。從事這一問題的研究,首先就不得不為“失真”找到或者說界定一個可供研究的概念,來衡量所謂的“失真”的程度。換言之,必須首先解決何為會計信息質量高或低的判斷標準。如果連這個基礎性的理論概念或標準都無法確定的話,進一步的有關“失真”的性質、原因、程度等一系列的問題就缺乏判斷的基礎,理論模型的建立就會存在相當的困難。那么經驗研究所必需的變量的選取一定存在錯誤和偏差,又怎能希冀得出科學、正確的結論,又怎能找到減少“失真”的藥方?

舉這個例子,無非說明兩點:(1)美國財務會計概念框架中用以衡量會計信息質量的相關性、可靠性概念,在研究“中國會計信息失真”問題時,為了保持所謂中國特色,為了給人以本土化的感覺,就要使用真實性概念,那么,是否“失真”問題一定就要使用真實性概念?如果覺得美國的概念和標準存在不足,就應該提出自己的理論主張與之爭辯,但是,筆者至今還沒有看到這方面有獨到見解的學術主張,更沒有看到邏輯嚴密的模型以及有充分證據的經驗驗證研究結果。關于“失真”的會計論文可謂汗牛充棟,但事實上許多研究者對這一問題都未真正地做到深入分析和高度抽象。判斷會計信息質量高低的標準是會計基礎理論問題,也是一個人類共同的學術課題,無所謂國界的區別,也是無法也無需本土化的。非要在基本范疇問題上強調所謂特色,只能是走入誤區。(2)當我們有朝一日對判斷會計信息質量高低的標準取得相當的共識后,就必須堅持把眼光聚焦在中國這塊土壤上,對中國會計信息質量是高還是低、會計信息質量差的程度、引起的原因、解決的途徑等問題。

從會計研究的發展史來看,學術界在最初的研究中積極參與規范研究,但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后,逐漸轉為實證研究模式,與規范研究分道揚鑣,把帶著技術開發性質的規范研究留給了實務界和規則制定機構⑤。筆者對上述“分工論”,即學術界主要采用實證會計研究方法進行理論研究,而實務界則主要采用規范研究的方法進行新的會計方法的開拓和對已有實務的規范,給予肯定。這種分工,既具有學理上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又有別國成功的實踐經驗。在學理上,既然說實證方法解決“是什么樣的”這類問題,必然的就把會計系統作為一個自變量,放到了整個社會經濟環境這個“大函數”、“大方程”當中,研究會計系統的變化怎樣影響整個經濟和社會環境的,或者反之,找到社會經濟環境中是什么因素以何種方式影響會計系統的邏輯關系。正是由于實證研究方法,把傳統的會計研究的范圍擴大到了經濟、文化、法律等整個社會。而傳統的規范研究,則更為關注應該使用何種會計確認和計量方法、應該采用何種會計信息的呈報方式等會計系統內部的問題。對于解決會計實務問題,規范研究來得更為直接有效。所以,基于兩種研究方法本身的特點,學術界更多地使用實證方法而實務界更多地使用規范方法是有內在必然性的。對于會計這樣一門實踐性和時效性都很強的應用經濟類學科,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從來都是相互補充的研究方法。重實證、輕規范或者重規范、輕實證都是不正確的學術偏見。正如廈門大學教授曲曉輝所言:“實踐證明,規范研究方法雖然存在一定的局限,但仍然不失為一種科學的研究方法,是進行科學研究不可或缺的手段。最近二三十年來,我們的規范會計研究并非太多而是太少,我國現存會計文獻資料中的學術性成果的數量遠遠遜色于介紹、議論類的文字表述。”此外,就中國的現狀來看,學術界仍然需要為政府進行政策性、決策性研究,為實務界的對策性研究提供人力資源和智力資源。值得予以重視的是,學者在身兼數職,既要撰寫學術理論文章,研究基礎理論問題,又要為政府出謀劃策,還要在報刊雜志上撰寫專欄文章為大眾答疑解惑的時候,必須擺正角色的定位。

三、會計研究中的學術批評學術批評對于學術的進步和理論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以至于無論怎么強調也不過分。它是學術研究和理論探索活動不可或缺的內容之一,是學者相互交往的主要方式。其作用在于:一是通過學術批評可以逐步建立一套嚴格的學術規范,使學者們的行為和學術活動有章可循,有規則可依;二是可以對學術作品進行檢驗,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和探索方向;三是可以增進學者之間的友誼和交流,形成健康向上的學術氛圍和研究環境。因此,嚴肅認真的學術批評是理論發展的巨大杠桿,也是繁榮學術的必由之路。反觀會計學術界的學術批評現狀,總感到意猶未盡。學術刊物上的商榷性文章和批評性評論罕見,但“廣告式”、“推銷式”的書評和文評則常常充斥于序言和文獻介紹當中。其實,對學術理論作品的評論,可以存在不同的方法:可以是書面的,如撰寫相關的評論文章在相同的刊物上發表;也可以是口頭的,如在學術研討會上對會議的交流文章做評論、向文章作者指出選題、數據、論證方法等方面的失誤和遺漏所在;還有最常用的和最經濟的方法是在學術機構的內部,主要集中在各大專院校的會計系,在教授、研究人員、博士后、博士研究生、碩士研究生中,定期或不定期地舉辦討論會,針對同事、同學發表的、未發表的研究習作展開“毫不留情的”批評。

實證研究方法的應用和推廣,離不開嚴肅、認真甚至是尖銳的學術批評,這是由實證研究方法自身的特性所決定的。正因為以事實判斷為基礎的實證研究方法,包括了可由各個主體進行事后檢驗的有關事實和論斷,所以其研究的前提、路徑和結論,對他人而言都是透明的、可以被重復執行的。因此,運用實證方法進行的研究,更具備了被同行專家“挑刺”的可能,進行學術批評也不會落入“一頭鉆入概念體系”的會計理論爭鳴的老套子當中。但也許正因為會計實證研究需要具備更為廣博而深厚的經濟學、財務學理論功力,付出更多艱辛而扎實的學術勞動,所以目前還很少有“傻瓜”把別人已經完成的研究再重新做一遍的事例,也就無從產生向別人挑戰的勇氣

注釋:

篇9

人類早期的會計行為起源于何時?是如何產生的?本文欲對此作一簡要分析和回答。

一、人類早期會計行為的起源時間

人類早期的會計行為，是指人類早期的原始計量、記錄行為，它是人類早期原始計量、記錄思想的體現，是會計的萌芽階段。關于人類早期的會計行為起源于何時的問題，國內外會計學者均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一)國內學者的研究成果

郭道揚教授認為，會計的萌芽階段起源于舊石器時代的中、晚期，而作為具有獨立意義的會計特征，直到原始公社制末期或到達文明時代的初期才表現出來。1982年，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了湖北財經學院郭道揚編著的《中國會計史稿(上冊)》一書，標志著中國會計史系統研究的開端。隨后，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了郭道揚的《會計發展史綱》，1988年，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了郭道揚編著的《中國會計史稿(下冊)》。郭道揚著的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國家級重點教材《會計史教程(第一卷)》也由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郭道揚教授的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會計史研究》一、二、三卷也已經出版。這些論著都進一步論證了他的觀點。但1985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國人民大學高治宇的《中國會計發展簡史》，他認為，會計的產生和發展可追溯到原始公社末期。而1987年，中國商業出版社出版了文碩著的《西方會計史(上)》。書中的觀點與郭道揚教授的看法一致，認為人類原始計量和記錄時代起源于舊石器時代的中、晚期。

(二)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

國外學者則普遍傾向于會計起源于新石器時代。1605年，荷蘭數學家、會計學家西蒙·斯蒂文所著的《傳統數學》一書出版，其中第七章“古代簿記探測”，是最早的會計史研究專論，但當時會計史尚未發展成為一門科學。1933年，美國會計學家A·C·利特爾頓著的《1900年以前的會計發展》一書問世，奠定了會計史學科的基礎。1912年，英國律師沃爾芙編著的《會計師與會計簡史》在英國倫敦出版，人們習慣稱該書為《沃爾芙會計史》。1977年，邁克爾·查特菲爾德著的《會計思想史》一書在美國問世。1985年，前蘇聯著名會計學家索科洛夫著的《會計發展史》一書由莫斯科財政統計出版社出版。西蒙·斯蒂文和A·C·利特爾頓均未在其論著中對會計萌芽的起源問題作專門論述。沃爾芙認為，盡管世界上最古老的商業文書是在公元前3 500年以前，但可以推斷，記賬在公元前4 000年左右就開始了。邁克爾·查特菲爾德則引用Richard Brown的觀點，認為約7 000多年以前的巴比倫地區就出現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商業記錄。前蘇聯會計學家索科洛夫認為，人類對經濟事項進行有目的的記錄活動開始于6 000年以前。這些論斷都說明人類早期會計行為出現在新石器時期。

通過比較上述國內外會計學者的不同觀點可知:國內學者傾向于認為人類早期的會計行為起源于舊石器時代的中、晚期，而國外學者則傾向于認為會計起源于新石器時代。

二、人類早期會計行為的產生條件

解決了人類早期會計行為的起源時間問題，而會計行為又是如何產生的呢?郭道揚教授認為，人類最初的會計思想與會計行為是社會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社會生產發展水平是衡量人類會計思想、會計行為發生的先決條件，而生產剩余物品的出現與陸續增加則是衡量人類會計思想、會計行為發生的具體條件。正是由于生產剩余物品的出現，人類才有可能在思維活動方面將生產、分配、儲備問題聯系起來加以考慮，從而萌生了一種計量、記錄思想，進而便產生了人類最古老的、最原始的計量、記錄行為。

高治宇認為，在人類社會的歷史長河中，會計的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過程可追溯到原始社會末期。當人們有了剩余生產物，需要對生產活動進行計量、計算和反映時，會計的原始萌芽就產生了。除了生產發展這個先決條件外，另一個重要條件，就是有了計量、計算和反映的方法，這兩個條件相結合，才可以說明會計的起源。總之，研究我國會計的產生，必須明確認識兩方面，一方面，它的產生與當時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相適應;另一方面，由于當時數量概念的形成，計量、計算和反映方法的采用，為會計核算方法提供了重要條件。

索科洛夫認為，核算(即會計，下同，筆者注)的起源或萌芽狀態對我們來說，將永遠是個謎。我們只能確信:核算不是一下子產生的。最初人們還不需要核算，因為憑人的頭腦就足以容下所有的經濟情況，這倒不是說某人有其特殊的記憶力，而是由于經濟的規模太小，有關的信息不多。只有在具備了某些條件后才有可能出現書面核算與賬簿登記。首先，經濟活動的發展應該達到相當廣泛的程度;其次，必須要有文字和學會初等算術。文字的出現與算術的發展為核算的產生創造了條件，而經營活動則有助于它的全面推廣。

本文把郭道揚教授的觀點歸納為“一條件說”，即剩余產品的出現促使了人類早期會計行為的產生。雖然郭道揚教授分析時提到了社會生產發展水平為先決條件，生產剩余物品的出現和陸續增加為具體條件，但本文以為生產剩余物品的出現和陸續增加是社會生產發展水平達到一定程度的結果，如新技術(石器打制和磨制技術、石器鉆孔技術、摩擦取火技術)、新工具(石球、標槍、骨器與角器工具)的相繼發明和應用，因此，這兩個條件實則表現為一個條件。本文把高治宇的觀點歸納為“二條件說”，即剩余產品的出現和數學的出現共同促使了人類早期會計行為的產生。本文把索科洛夫的觀點歸納為“三條件說”，即剩余產品的出現、數學的出現和文字的出現三者共同促使了人類早期會計行為的產生。

三、人類早期會計行為與數學的關系

(一)郭道揚教授在分析人類早期會計行為的產生條件時，只提到了社會生產發展水平和生產剩余物品的出現這個條件，而沒有提到數學條件和文字條件

其實，郭道揚教授是提到了這兩個條件的。郭道揚教授認為，人類最初的計量、記錄行為，其本身就表現為一種原始的“數學”行為，原始的會計行為與原始的數學行為是同時發生的。本文雖不同意郭道揚教授的這一觀點，但這并不影響我們對這一觀點的理解，即人類早期的會計行為——人類最初的計量行為(表現為數學，此時的數學為萌芽狀態)、人類最初的記錄行為(表現為文字，此時的文字為萌芽狀態)到了人類社會有了生產剩余物品時才出現。

高治宇在分析人類早期會計行為的產生條件時，提到了兩個條件:一個是“有了剩余生產物”，另一個是“有了計量、計算和反映的方法”。仔細分析第二個條件“有了計量、計算和反映的方法”，我們可以發現這個條件包含了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有了計量、計算的方法”(表現為數學)，第二層意思是“有了反映的方法(表現為文字)。

剩余產品的出現、數學的出現和文字的出現三者共同促使了人類早期會計行為的產生。

(二)由于國內外對“會計”、“數學”、“文字”等概念理解上的差異，國內學者基本上以“早期的萌芽狀態”來理解這些概念，而國外學者卻按“后期的特征狀態”來理解這些概念。

這樣一來，就導致了人類早期會計行為的起源時間一早一晚結論的出現，即:國內學者主張人類早期的會計行為起源于舊石器時代的中、晚期(距今約十萬至二、三萬年前)，而國外學者則認為會計起源于新石器時代(距今約八千至五千年前)。

(三)會計與數學的關系源遠流長，會計的發展離不開數學的支持和幫助

早期會計的出現依賴于數學的產生和運用，后期會計的發展更是依賴于數學的支撐，如1494年意大利數學家盧卡·帕喬利出版的《算術、幾何、比及比例概要》(也譯《數學大全》)，1605年荷蘭數學家西蒙·斯蒂文出版的《數學慣例法》(又譯《傳統數學》)，均把會計作為數學問題的一部分進行論述，詳細介紹了意大利的復式簿記。復式簿記是會計的基本記賬方法，在會計學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此外，像會計恒等式: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賬戶余額的計算公式:期末余額=期初余額+本期增加額-本期減少額，固定資產折舊額的計算，產品成本的計算等，都是數學原理在會計學中的具體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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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自從20 世紀90 年代初美國著名會計學者瓦茨和齊默爾曼所著的《實證會計理論》被翻譯介紹到中國會計界以來① ，實證研究這一研究方法及其相關的問題就受到了會計學術界廣泛的重視。近10 年來的發展，實證方法已逐步為中國會計學術界所接受并得到了相當的應用。據筆者不完全統計，1999 年全年和2000 年1～6 月，代表中國內地經濟學最高水平的學術雜志《經濟研究》，已經發表的采用實證研究方法的財務、會計論文(包括財務會計專業研究人員撰寫的微觀經

濟類專題的論文) 就有20 篇。由于學科劃分以及對論文主題所涉及領域方面的認識，這種統計可能不甚精確，但不可否認，作為相當注重研究方法(尤其強調實證研究方法) 的國內一流經濟學學術期刊，正在刊登越來越多的實證會計研究論文卻是無可辯駁的事實。同樣，被公認為中國內地會計學最高水平的學術理論刊物《會計研究》，收錄發表的采用實證研究方法撰寫的會計論文也越來越多。近年來采用實證研究方法撰寫的會計學博士學位論文也日漸增多。種種跡象表明，實證會計研究正試圖取代規范研究，成為會計學術研究的主流范式。

筆者認為，在實證研究這一方法被引進中國將近10 年的今天再討論這個問題，已經不能僅停留在方法的介紹或規范和實證兩種研究范式孰優孰劣的比較評判層次上，而應當將學術研究中，中國會計學者在方法應用上存在的問題揭示出來，并總結消化、吸收西方會計研究中的先進方法。正因為如此，筆者總結了中國學者應用實證方法撰寫會計學術論文時存在的問題，同時，針對性地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和看法。筆者希望借助評論同行文章這種特殊的方式，為在會計學術研究中建立并形成良好的學術批評風氣盡一點綿薄之力。

二、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

在中國接受實證會計研究方法近10 年的過程中，學術研究的方法論的爭論可謂層出不窮。種新的學術范式之所以能夠得以誕生并進而得到長足的發展，其原因需要認真予以分析和總結。筆者以為，搞清楚包括經濟學、會計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的關系，是展開討論的基礎。

價值判斷是對某種特定事實內容所作的“公正”或“不公正”、“合理”或“不合理”、“好”或“壞”、“好些”或“壞些”等的評價和預言。在日常生活中，特別是在政治、法律、道德的觀念中，價值判斷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表達政治要求、決定合法與非法、罪與非罪、道德高尚還是低下等不可缺少的語言工具，也是進行行為選擇和政治選擇的前提。但是，在作為經驗科學的經濟學研究中，占重要地位的首先是事實判斷，而不是價值判斷。

從認識邏輯來看，價值判斷僅僅是一種根據特定的價值標準作出的判斷性評價和立場取向。它既不能排除別人對相同的事實持相反的立場，也不能提供可由其他主體進行事后檢驗的有關事實和信息，因而不具有科學預言能力。相反，事實判斷則包括了可由各個主體進行事后檢驗的有關事實和論斷，即事實是怎么回事，它已經怎樣或將來會如何，因而能夠在經驗上被證實或證偽。不僅如此，價值判斷也不能從事實判斷中推導出來，即事實在邏輯上并不包含它的評價。

強調事實判斷在包括經濟學、會計學等在內的社會科學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不意味著在理論研究的整個活動和過程的所有方面都不應有價值判斷。一般來說，在研究對象的選擇、認識目標的確定、研究方法和分析結果的選擇等領域和方面，需要進行價值判斷。因為每個研究者既可以根據個人的興趣和愛好選題，也可以根據政治、道德和信仰選擇實際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此時沒有價值判斷是不可想象的。比如說，當前中國會計實務中會計信息失真現象泛濫，作為會計學界的研究者，展開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和討論既有理論上的價值，又有現實的意義，同樣也符合社會大眾對消除這種現象的情緒需要。但是，在學術理論研究的內容領域，也就是在認識過程和理論形成過程之中，卻不允許價值判斷插足。如果在內容領域借助于價值判斷，就會使認識過程從一開始就引入“信仰”問題，這只會使認識過程扭曲，得不出科學的結論。再以當前中國會計信息失真現象為例，如果從一開始就建立了會計造假是由于會計人員的法制觀念薄弱，或是由于傳統的會計制度已經無法適應建設市場經濟的改革需要的所謂“先驗信仰”，那么，按照如此的基礎作出的分析必然會在結論上發生偏差。另外，有人強調科學家的價值觀和歷史觀，指出一些偉大的學者都有著鮮明的價值觀和強烈的歷史責任，但沒有說明這樣的價值觀和歷史責任在他們的科學生涯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仔細加以考察，這樣的價值觀和歷史觀對他們選擇科學課題、堅持科學信仰和從事艱辛的科學探索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對其科學認識和理論創造過程本身則起不了什么積極作用。他們正是在拋開了價值判斷而專注事實判斷的情況下，才有了科學的創造。因此，在一些社會學科的研究中，在獲取信息和認識客觀事物內在聯系的范圍內，保持價值自由前提，避免進行價值判斷是必要的。

從方法論的角度分析，規范研究是根據“應該如何”提出命題，而實證研究則以“是怎樣的”來提出命題，這兩種命題提出方式上的差異，決定了實證研究從一開始就是以價值自由為前提的。作為經驗科學的會計學研究，以價值自由為前提能夠保證采用實證方法所作的理論探索是一種以事實判斷為基礎的研究活動。雖然，研究者在具體從事研究工作的過程中以及結論的形成上，會犯下方法上的錯誤和產生各種邏輯上的漏洞，但這些問題并非是由于實證方法本身產生的，而是屬于方法運用不得當造成的。理論研究中，以價值自由為前提的實證研究方法，是知識累積的重要手段，也正因如此，實證研究才能成為許多社會學科進行學術理論探索的主流方法，才能經受得住時間的考驗并得到學術研究人員的廣泛認可和接受。

三、理論實證和經驗實證

在規范研究還是實證研究的論爭中，引起認識混亂的原因恰恰是對實證研究方法本身了解的不夠深入、認識的不夠清晰。

實證分析可以分為理論實證(或邏輯實證、分析性實證) 或經驗實證(empirical) 兩個相互聯系而又可以獨立進行的部分和階段。前者的任務在于提供一個概括的體系或框架(framework) ，對現實關系究竟是怎樣的問題，作出理論上和邏輯上的分析和解答;后者的目的在于對理論實證得出的結論和假說進行經驗檢驗，以確定其真理和謬誤所在，亦即證實或證偽。因此，進行實證分析，首先要建立理論模型，提出理論假設，進行抽象的、深入的理論分析，然后在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經驗檢驗，證實或者證偽假說，得出帶規律性的結論，亦即達到理論上的解釋能力和預測價值。

雖然理論實證和經驗實證可以分別進行，但同時二者又是相互聯系的。因為經驗觀察到的事物總是具體的，各種因素的影響和作用都包括在其中，只有進行抽象的理論分析，從理論上說明了每個因素的作用和相互關系，才能真正理解并把握事物的內在規律性。不僅如此，理論概念和理論范疇并不一定能夠作為實證分析的指標和工具。因為，理論概念必須抽象掉許多次要因素，而經驗研究所定義的指標及其據此獲得的資料和數據往往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因此，在進行經驗實證時，必須注意從理論概念向實證指標的過渡，實證指標的選擇和設計必須盡量與理論概念相接近。這樣，才能保證實證結論的嚴密性。

當前，不少中國會計學者進行的經驗實證分析，都存在一個共性的問題，就是缺乏應有的理論指導和理論分析的框架，尤其是缺乏足夠的微觀經濟學、金融理財學等會計的“基礎學科”的理論分析框架和經過嚴謹理論研究之后得出的切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理論②。缺乏基礎性理論框架，就變成了為實證而實證。盡管這類研究中，作者搜集了數據，構造數學模型并作了回歸分析，但是由于缺乏理論指導，給人一種玩弄數字游戲的印象。因而，其結果的解釋能力和預測價值就值得懷疑。對會計研究而言，由于缺乏經濟學和財務學的理論框架和相應的經驗實證的結果，造成了不少研究要么不加分析地把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相關理論框架作為展開研究的基礎性理論，要么簡單地以“中國特色”為由，籠統含糊地將現實觀察到的現象加以總結描述，即作為被檢驗的假說。如果說，在中國實證會計研究剛剛起步的時候，把西方學者用英語發表的實證研究論文的模型或分析框架拿過來，照著他們撰寫實證論文的典型步驟和程式，加上中國的經驗數據，做一遍練習題，是一種學術革命的先驅行為的話，那么，在經過了起步階段的摸索之后的今天，再繼續這種“照著例題做習題”的方式進行研究，就不得不說這是中國會計學術研究的悲哀了。

針對會計研究缺乏中國的理論經濟學和金融財務學理論支持的問題，筆者建議，一方面，擴大“會計學研究的經濟學視野”③。應當看到，經過20 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學研究取得了顯著的進步和飛速的發展。從各種中國經濟學理論成果中汲取豐富的養分，加以整理、總結，綜合利用，可以提煉出具有相當解釋能力的理論供會計學研究參考。另一方面，若沒有現成的或比較現成的經濟和財務理論，會計學者就必須立足自身，加緊研究，補上這一課。

最后需要澄清一個認識上的誤區。許多學生，包括不少已有一定學術地位的專家學者，只要看到研究論文中沒有數理統計的計量分析、數據采樣，便會認為是規范研究。這實際上走入了一個“形式”誤區。實證(positive) 是和規范(normative) 相對應的概念，兩者從研究方法的命題選擇上相互區別，但由于它們同時都可以進行歸納分析和演繹分析，所以在形式上，特別是在使用自然語言加以理論表述時，并沒有明顯的區別。另外補充一點，在西方，normative accounting 和positiveaccounting 本來的含義是前者是指現值會計(present value based accounting) ，即符合理想假設前提條件環境下的會計;后者是指現實世界中被各種原則、準則所約束，但同時又具有多種備選方案可供選擇和管理(management) 的會計。

四、學術范式的國際化和本土化

經濟學也好，會計學也好，都是“西學”。在改革開放的初期，誰能先看到國外的研究成果或者誰先翻譯國外的研究成果，誰就能在工作、學術研究上處于領先的地位。不管是否承認，當代學者，都以能用英文在國際一流學術刊物上為榮耀。既然將在國外刊物作為術研究的激勵之一，那么，作者就不得不遵守西方的學術規范、使用別人可以接受的表述方式，做到無論在自然語言還是理論概念甚至展開分析論證的方式上和西方保持一致，至少是要向西方靠攏。采用實證的方法進行學術理論研究，實際上也成為一個是否能夠融入主流的問題。

所謂融入主流，概括地說，就是要接受、采納和遵從主流的學術規范和學術傳統。主要包括學術的自由主義精神、理性主義前提、經驗主義內容和實證主義方法。

融入主流，首先要在上述四個方面接受并且掌握這些思維習慣。同時應當充分地認識到，中國當代的經濟改革過程，無論在實踐中還是在理論上，都是充滿巨大挑戰的，很多問題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傳統理論無法解釋的，甚至是傳統理論不曾提出的。這就給學者們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機會，來記錄這段無法重復的歷史，發現并提出新的問題、形成新的概念并進行理論的創新。在這方面中國學者具有無法比擬的地域優勢。融入主流不僅意味著要接受和采納，而且主要是創新和發展。會計理論研究中，中國學者還做得不夠。比如，美國FASB 提出的財務會計概念框架是以“決策有用觀”為前提的，這是由著名的特魯布拉特報告經過廣泛的實證調查后提出來的。中國如果要采納或不采納這一觀念，同樣也需要以中國的實際情況為前提。如果能夠做一次中國的會計信息用戶的研究④ ，結論將會具有深遠的意義。

科學是沒有國界，也是沒有國別的。自然科學是這樣，社會科學同樣也是這樣。只有科學形成和發展的具體環境以及科學原理的具體應用是有國別特色的，受具體的歷史、社會條件制約的，任何國家的科學家，包括社會科學家，對科學發展作出的貢獻，都具有普遍的意義。因此，筆者不以為存在著東西方兩種經濟科學、會計學，也不相信在基礎理論層次上會有什么“中國特色的會計學”。例如，當今中國會計學研究最大的問題就是“會計信息失真”。這個問題其實在國際上也具有相當的普遍性，但在中國表現得更為顯著和突出。從事這一問題的研究，首先就不得不為“失真”找到或者說界定一個可供研究的概念，來衡量所謂的“失真”的程度。換言之，必須首先解決何為會計信息質量高或低的判斷標準。如果連這個基礎性的理論概念或標準都無法確定的話，進一步的有關“失真”的性質、原因、程度等一系列的問題就缺乏判斷的基礎，理論模型的建立就會存在相當的困難。那么經驗研究所必需的變量的選取一定存在錯誤和偏差，又怎能希冀得出科學、正確的結論，又怎能找到減少“失真”的藥方?

舉這個例子，無非說明兩點: (1) 美國財務會計概念框架中用以衡量會計信息質量的相關性、可靠性概念，在研究“中國會計信息失真”問題時，為了保持所謂中國特色，為了給人以本土化的感覺，就要使用真實性概念，那么，是否“失真”問題一定就要使用真實性概念? 如果覺得美國的概念和標準存在不足，就應該提出自己的理論主張與之爭辯，但是，筆者至今還沒有看到這方面有獨到見解的學術主張，更沒有看到邏輯嚴密的模型以及有充分證據的經驗驗證研究結果。關于“失真”的會計論文可謂汗牛充棟，但事實上許多研究者對這一問題都未真正地做到深入分析和高度抽象。判斷會計信息質量高低的標準是會計基礎理論問題，也是一個人類共同的學術課題，無所謂國界的區別，也是無法也無需本土化的。非要在基本范疇問題上強調所謂特色，只能是走入誤區。(2) 當我們有朝一日對判斷會計信息質量高低的標準取得相當的共識后，就必須堅持把眼光聚焦在中國這塊土壤上，對中國會計信息質量是高還是低、會計信息質量差的程度、引起的原因、解決的途徑等問題進行研究。

五、會計學術界和實務界的研究分工

從會計研究的發展史來看，學術界在最初的研究中積極參與規范研究，但是到了20 世紀70年代后，逐漸轉為實證研究模式，與規范研究分道揚鑣，把帶著技術開發性質的規范研究留給了實務界和規則制定機構⑤。筆者對上述“分工論”，即學術界主要采用實證會計研究方法進行理論研究，而實務界則主要采用規范研究的方法進行新的會計方法的開拓和對已有實務的規范，給予肯定。

這種分工，既具有學理上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又有別國成功的實踐經驗。在學理上，既然說實證方法解決“是什么樣的”這類問題，必然的就把會計系統作為一個自變量，放到了整個社會經濟環境這個“大函數”、“大方程”當中，研究會計系統的變化怎樣影響整個經濟和社會環境的，或者反之，找到社會經濟環境中是什么因素以何種方式影響會計系統的邏輯關系。正是由于實證研究方法，把傳統的會計研究的范圍擴大到了經濟、文化、法律等整個社會。而傳統的規范研究，則更為關注應該使用何種會計確認和計量方法、應該采用何種會計信息的呈報方式等會計系統內部的問題。對于解決會計實務問題，規范研究來得更為直接有效。所以，基于兩種研究方法本身的特點，學術界更多地使用實證方法而實務界更多地使用規范方法是有內在必然性的。對于會計這樣一門實踐性和時效性都很強的應用經濟類學科，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從來都是相互補充的研究方法。重實證、輕規范或者重規范、輕實證都是不正確的學術偏見。正如廈門大學教授曲曉輝所言:“實踐證明，規范研究方法雖然存在一定的局限，但仍然不失為一種科學的研究方法，是進行科學研究不可或缺的手段。最近二三十年來，我們的規范會計研究并非太多而是太少，我國現存會計文獻資料中的學術性成果的數量遠遠遜色于介紹、議論類的文字表述。”⑥ 此外，就中國的現狀來看，學術界仍然需要為政府進行政策性、決策性研究，為實務界的對策性研究提供人力資源和智力資源。值得予以重視的是，學者在身兼數職，既要撰寫學術理論文章，研究基礎理論問題，又要為政府出謀劃策，還要在報刊雜志上撰寫專欄文章為大眾答疑解惑的時候，必須擺正角色的定位。

六、會計研究中的學術批評

學術批評對于學術的進步和理論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以至于無論怎么強調也不過分。它是學術研究和理論探索活動不可或缺的內容之一，是學者相互交往的主要方式。其作用在于:一是通過學術批評可以逐步建立一套嚴格的學術規范，使學者們的行為和學術活動有章可循，有規則可依;二是可以對學術作品進行檢驗，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和探索方向;三是可以增進學者之間的友誼和交流，形成健康向上的學術氛圍和研究環境。因此，嚴肅認真的學術批評是理論發展的巨大杠桿，也是繁榮學術的必由之路。

反觀會計學術界的學術批評現狀，總感到意猶未盡。學術刊物上的商榷性文章和批評性評論罕見，但“廣告式”、“推銷式”的書評和文評則常常充斥于序言和文獻介紹當中。其實，對學術理論作品的評論，可以存在不同的方法:可以是書面的，如撰寫相關的評論文章在相同的刊物上發表;也可以是口頭的，如在學術研討會上對會議的交流文章做評論、向文章作者指出選題、數據、論證方法等方面的失誤和遺漏所在;還有最常用的和最經濟的方法是在學術機構的內部，主要集中在各大專院校的會計系，在教授、研究人員、博士后、博士研究生、碩士研究生中，定期或不定期地舉辦討論會，針對同事、同學發表的、未發表的研究習作展開“毫不留情的”批評。

實證研究方法的應用和推廣，離不開嚴肅、認真甚至是尖銳的學術批評，這是由實證研究方法自身的特性所決定的。正因為以事實判斷為基礎的實證研究方法，包括了可由各個主體進行事后檢驗的有關事實和論斷，所以其研究的前提、路徑和結論，對他人而言都是透明的、可以被重復執行的。因此，運用實證方法進行的研究，更具備了被同行專家“挑刺”的可能，進行學術批評也不會落入“一頭鉆入概念體系”的會計理論爭鳴的老套子當中。但也許正因為會計實證研究需要具備更為廣博而深厚的經濟學、財務學理論功力，付出更多艱辛而扎實的學術勞動，所以目前還很少有“傻瓜”把別人已經完成的研究再重新做一遍的事例，也就無從產生向別人挑戰的勇氣和底氣。

注釋:

①“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PRENTICE2HALL ，INC1 ，ENGLEWWOOD CLIFFS ， NEWJ ERSEY，1986。

②在此，不得不提到由陳信元、葉鵬飛、薛建峰合作完成的論文———《中國的會計環境———一個分析框架》(載于《會計研究》2000 年第8 期第8 頁) 。該文以嚴謹的態度，從會計的角度，采用微觀經濟學的方法，對影響中國會計的諸環境因素的行為方式做了比較全面的分析，為進一步的理論實證工作和在此基礎上的經驗實證研究做出了開創性的工作。

③張建偉《: 會計學研究的經濟學視野》，載于《會計研究》1999年第5期。

④孫錚《: 如何理解中國特色的會計》，載于《會計研究》2000年第2期。

⑤這一觀點最初是由上海財經大學博士研究生薛建峰在學術討論中提出的，筆者深受啟發。

⑥曲曉輝《: 中國特色的會計解讀》，載于《會計研究》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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