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統理論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多元系統理論，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引言

眾所周知，《紅樓夢》是中國四大名著之一，被公認為中國古典小說的頂峰。該部巨著是一部描寫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的百科全書；小說以上層貴族社會為中心圖畫，極其真實、生動地描寫了十八世紀上半葉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的全部生活，堪稱是這段歷史生活的一面鏡子和縮影，是中國古老封建社會已經無可挽回地走向崩潰的真實寫照。《紅樓夢》之所以成為“中國小說文學難以征服的頂峰”，不僅僅是因為它具有很高的思想價值，還在于它非凡的藝術成就。全書規模宏偉，結構嚴謹，人物生動，語言優美，此外還有一些明顯的藝術特點值得后人品味、鑒賞。

從1830年至1986年近160年間，《紅樓夢》出現了9種英譯本，成為中國文學英譯史上一道獨特而絢麗的風景。但譯本之間差異較大，有些源于譯者對原文的不同理解，有些源于特定歷史因素對譯者的意圖和傾向造成的不同影響。在《紅樓夢》英文譯本中最為完整、影響最深遠的兩部作品是我國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夫婦的英譯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和英國漢學家大衛?霍克斯（David Hawks）的英譯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

美國翻譯理論家勞倫斯?韋努蒂1995年在其《譯者的隱性》一書中提出，文學翻譯中譯者可采用兩種不同的翻譯策略――歸化和異化。按其說法，異化要求譯者向作者靠攏，采取相應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語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的內容；而歸化法則要求譯者向目的語讀者靠攏，采取目的語讀者所習慣的目的語的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的內容［1］。

楊憲益夫婦的譯本（以下簡稱楊譯）以原文文本為指導，選用與源語表達方式對應譯文，力求保留源語語言和文化特色，目的是向西方介紹中國的古典文化，多采用異化策略，保留了大量的中華文化韻味。而大衛?霍克斯的譯本（以下簡稱霍譯）以目的語文化為歸宿，以譯文讀者為導向，目的是讓讀者讀起來順暢、有趣，對許多中國文化進行了改寫，多采用歸化策略，但更見功力于語言、藝術的再創。由此看來，讀者可以從楊譯本中學到很多有關中國文化方面的知識，但在西方霍譯本卻更流行［2］。歸化與異化這兩種翻譯策略是譯者在翻譯時基于不同的翻譯目的及對象的差異而作出的不同選擇，孰優孰劣很難一語判定。只能說不同的翻譯策略會對讀者產生不同的影響，達到不同的翻譯目的。本文從佐哈爾的多元系統理論視角闡釋楊譯與霍譯采用不同翻譯策略的原因。

二、多元系統理論

以色列學者埃文―佐哈爾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就提出了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 theory）。1978年，埃文―佐哈爾的《歷史詩學論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出版，其中包含了他在1970年至1977年間發表的一系列論文，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統（polysystem）”這一術語。埃氏多元系統理論的一個核心內容就是把各種社會符號現象視作一個系統，在這個系統里各個子系統“互相交叉，部分重疊，并且又互相依存，作為一個有組織的整體而運作”。但是，在這個整體里，有的系統處于中心，有的系統處于邊緣，各個子系統的地位并不平等，并且所處的地位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中心與邊緣也在進行著更替［3］。

在佐哈爾看來，翻譯在文學多元系統中究竟是占據“強勢（primary position）”還是位居“弱勢（secondary position）”，具體要視該文化里當時其它文學的狀態而定。當翻譯文學積極參與建造多元系統中心的工作，即在特定文化的文學多元系統內占主要位置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時，這時就占據了主要和中心地位，有了其自身新的活力與不可低估的作用，不僅會為原來的文學注入新的思想和內容，而且會提供新的形式和技巧，已經成為一種創造新詞和新的表達模式的途徑。相反，如果原來的文學系統已經發展完備處于強勢地位，那么翻譯便會居于下風處于次要地位，翻譯文學也會隨之在文化系統中處于邊緣地帶，其文學模式就是次要的了［4］。

三、文化地位和翻譯策略

佐哈爾（2000）認為，翻譯文學在多元系統中處于中心或邊緣地位取決于主體文學的發展狀況，而譯者又會據此來選擇翻譯主題和翻譯策略、歸化或異化、直譯或意譯。也就是說譯者的翻譯策略常視本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這個大多元系統內所處的地位而定。當翻譯文學處于系統的邊緣位置時，譯者主要采取歸化的翻譯策略，盡管譯本的充分性不足，但可接受性還是很大的。反之，當翻譯文學在譯入語文學多元系統中占據中心位置時，這時異化的翻譯策略常常是譯者在翻譯時所采取的選擇，即便以打破本國的傳統規范為代價。在這種情況下，譯文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5］。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在語言文化傳播與交流的過程中，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向西方介紹傳播燦爛的中華民族文化是義不容辭的責任。楊氏夫婦在翻譯《紅樓夢》時，正是出于此目的而采用了異化策略。而對于霍克斯這個西方人而言，中華文化是異語文化，而英語文化是母語文化；相比之下，其對中國文化的認知程度有所削弱。霍克斯的翻譯目的無非是希望把自己在讀《紅樓夢》時所產生的快樂傳達給本民族的讀者，讓他們在順暢、有趣的閱讀中領略名著《紅樓夢》的魅力。這種翻譯目的就勢必使霍克斯在翻譯時以英語及其相應的文化為主導，而采取歸化策略。再加之舊中國時代，漢文化在西方國家處于文化邊緣位置，對于霍克斯來說，在翻譯時很可能相應地將《紅樓夢》的翻譯定位為文學系統的邊緣位置。而楊憲益夫婦的情況卻不同，他們的翻譯目的是彰顯本民族文化，并且他們的翻譯實踐大多是從強勢文化向弱勢文化的輸出（如亞非拉等國家），這就使得楊憲益夫婦采取了異化策略，將《紅樓夢》譯本定位于英語文學系統的中心位置。下面我們通過譯文中具體的例子進行比較。

例1.況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嫡親孫女似的……（《紅樓夢三回）

譯文（1）：Her whole air is so distinguished!She doesn’t take after her father’s son-in-law of our own Ancestress，but looks more like a Chia.（Yang）

譯文（2）：Everything about her distingue!She doesn’t take after your side of the family，Grannie，she is more like a Jia.（Hawkes）

在漢語中孫女與外孫女的遠近親疏是比較明確的，而英美國家的宗法關系卻不及中國這么嚴密。例1中霍譯旨在表達原文中“嫡親”這層關系，同時也并沒有表達出言者的原意：討好賈母。相比之下，楊譯則技高一籌，通過異化翻譯明確地交代了賈母與黛玉之間的關系，同時也將原文作者的意圖傳達給了讀者，很好地保留了源語言文化的特色。

例2.“瀟湘館”

譯文（1）：“Bamboo Lodge”（Yang）

譯文（2）：“The Naiad’s House”（Hawkes）

在中國人的腦海中，“瀟湘”意指綠竹，楊譯采用的是異化的方法，保留了源語文化的因素。因此楊譯本在地名的處理上會讓讀者感受到古色古香的氛圍。而霍譯中Naiad是希臘神話中河邊湖濱仙女，由此來看，霍譯在翻譯時傾向于可接受性。

例3.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紅樓夢》第六回）

譯文（1）：Man proposes，Heaven disposes.（Yang）

譯文（2）：Man proposes，God disposes.（Hawkes）

在譯文中，楊譯使用了一個英語的諺語，把其中的“God”改成了“Heaven”，從而保留了源語言的宗教色彩。而霍譯直接引用了英語諺語，未做改動，用基督教色彩代替了原文的佛教色彩，這對英美讀者來說當然讀起來更自然順暢、易于接受。

四、多元系統理論與翻譯策略的應用

雖然許多文學翻譯作品的解析都可以用佐哈爾的多元系統理論得到很好的解釋，但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民族文化屈居劣勢，本民族文化與異域文化伯仲懸殊的情況下，仍可以看到歸化、異化兩種翻譯策略并存的現象。這說明佐哈爾的多元系統理論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同一時期的文學翻譯，出現兩種翻譯策略并存、兩種翻譯派別明顯對立的現象，是用多元系統理論所不能解釋的。

實際上，在整個翻譯的過程中，不能忽視的還有譯者的“主觀認識”，而恰恰是這種主觀認識在對民族文化地位和翻譯策略的選擇上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翻譯的實質是兩種語言文化的傳播和交流，應該保持譯者與原作者平等的地位，不僅于此，譯者是在原作的基礎上進行二度創作，更要發揮譯者的主導性、能動性，在實際的翻譯過程中，翻譯又離不開人的價值觀，特別是辨別是非、善惡等倫理觀念的支持與制約。而這正是多元系統理論所忽視的，它只考慮了目標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系統中的“客觀”地位，并以此來判斷譯者的文化態度，卻忽視了譯者的“主觀意識”和文化態度及對翻譯策略選擇的影響。實際上，翻譯策略具有很強的譯者的主觀意識。盡管本民族的文化在客觀上可能出于邊緣地位，但譯者仍要用自己的受主觀意識支配的文化態度來判斷選擇合適的翻譯策略。由此可以看來，多元系統理論在其適用上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但與傳統翻譯理論相比，多元系統理論為中國的翻譯理論研究提出了新視角，它把文化語境、社會條件、政治等諸多因素結合起來，提出了新的觀點，拓展了視野，豐富了翻譯研究理論，為翻譯研究開拓了一個廣闊的研究領域，并對其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6］。

五、結語

不言而喻，翻譯的標準并不是永恒不變的。目標文化和地位決定翻譯策略，譯本讀者和譯者所處的時代背景決定翻譯策略，譯者主體性和倫理觀念標準也會決定翻譯策略。譯者不但要熟悉源語和譯語兩種文化，具備深厚的文化修養，而且要明確自己的責任，處理好譯者自身與原作者、文本及讀者的關系，才能創作出優秀的譯文。

參考文獻：

［1］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Routledge Publishing，1995.

［2］陳正發.也談“歸化”與“異化”［J］.外語教學，2006，（1）：69-71.

［3］Even Zohar，Itamar.Polysystem theory［J］.Poetics Today，1990，（11b）：19-26.

篇2

    偵探小說(detective story)是西方通俗小說中一個新的類型和新的流派,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以翻譯偵探小說著稱的周桂笙說:“偵探小說,為我國所絕乏,不能不讓彼獨步。蓋吾國刑律訟獄,大異泰西各國,偵探之說,實未嘗夢見”(周桂笙,1904:3)。作為中國翻譯小說的一種類型,偵探小說在近代譯介較早,1896年至1897年《時務報》英文編輯張坤德最早翻譯了柯南·道爾的四篇福爾摩斯探案,并刊載在《時務報》上,題為《歇洛克·呵爾唔斯筆記》;隨后,許多外國偵探小說家如愛倫·坡(AllanPoe)、埃米加·加博里奧(MileGaboriau)、鮑福(Fortune

    duBoisgobey)等的作品也陸續被翻譯過來。到1911年左右,中國作家幾乎將世界上所有的偵探小說都翻譯一遍,其數量之多,用阿英的話說:“當時譯家,與偵探小說不發生關系的,到后來簡直可以說沒有,如果說當時翻譯小說有千種,翻譯偵探小說要占五百部上”(阿英,1980:180-186)。據資料顯示,當時投身這股翻譯偵探小說熱潮的譯者有程小青、孫了紅、周桂笙、悉若等數十人,其中不乏林紓,周瘦鵑等翻譯大家。由此可見,域外小說中偵探小說的翻譯在當時尤其風靡。

    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theory)是以色列學者伊塔瑪·埃文一佐哈爾(Itama Even-Zohar)于20世紀70年代初提出的一種理論。該理論以俄國形式主義文藝理論為基礎,汲取了結構主義、一般系統理論與文化符號學的積極因素,將翻譯文學視為文學多元系統中的子系統。

    一 晚清偵探小說的譯介

    晚清時期,翻譯活動明顯比創作活動活躍,“就翻譯書的數量,總有全數量的三分之一99(阿英,1980:180)。陳平原也認為,1896-1916年這20年間出版的小說“具體數字很難準確估計,但這20年小說出版中譯作占壓倒優勢,卻是明顯的事實(陳平原,1989:29)”。當時的翻譯文學在中國文學多元系統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發揮著比創作小說更為重要的影響。翻譯偵探小說作為當時翻譯小說的主流之一,在當時的中國文壇占據了主流的地位,其“數量之多(約占全部翻譯小說的四分之一)、范圍之廣(歐美偵探名家幾乎都有譯介)、速度之快(翻譯幾乎和西方偵探小說創作同步)”(郭延禮,1996:81)、影響之深在當時翻譯小說界可謂是名列前茅。

    二 晚清偵探小說翻譯熱潮之緣由

    在當時,偵探小說翻譯熱潮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其本身的藝術內容與形式:它內容新穎,“給中國讀者提供了全新的閱讀體驗”(劉揚體,1997:281);另一方面,當時的社會、政治、文化和文學背景都起到了關鍵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偵探小說在當時的繁榮是晚清社會政治文化因素與譯作之間互動選擇的結果。

    佐哈爾認為,翻譯文學在三種條件下會在目的語的文學多元系統中占據中心地位,下面我們將針對這三種條件分別探討分析。

    1. 第一個條件——晚清時期新小說處于建立中

    清朝末年,大多數具有改良意識的文人將文學作為政治改良和社會變革的手段,梁啟超等竭力倡導“文學救國”,提倡譯介西方小說,以作為開啟民智的工具。晚清偵探小說大量譯入以致形成偵探熱,大約是在1907年之后,到五四時期達到頂峰。由于當時中國所處的內外交困的歷史環境,人們痛感科學力量的偉大,“迫切想在政治小說中祈望新的民主體制,在科學小說中領略科技的魅力,在偵探小說中獲得公平法制”(張萍,2002:53),而且晚清時期正好是中國傳統的文學體系行將崩潰,而新文學體系又尚未完全確立之際(1919年爆發的五四為中國新文學體系真正確立的分水嶺),翻譯文學不可避免地成為文學多元系統中的主流,承擔起了啟迪民智的作用。    2. 第二個條件——晚清小說處于弱小狀態

    小說這一文學題材在中國傳統文學多元體系中一直是邊緣化的角色,屬于“小道”,寫小說是“雕蟲小技,壯夫不為”。正是因為中國本土小說長期處于邊緣和弱勢的地位,它們不具備足夠的影響力來對翻譯小說進行限制和打壓,只能放任它們泛濫流行。

    傳統小說的弱小使得它無法擔負起當時的社會環境賦予小說的任務——改良圖志;因此,梁啟超等人倡導“小說界革命”,正是要借助于域外小說的力量實現新文學的發展,從而改變國家的落后地位,翻譯文學在當時就一躍成為文學多元系統中的主流,占主導地位。

    3. 第三個條件——晚清傳統文學受到沖擊,處于轉折點

篇3

偵探小說(detective story)是西方通俗小說中一個新的類型和新的流派，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以翻譯偵探小說著稱的周桂笙說：“偵探小說，為我國所絕乏，不能不讓彼獨步。蓋吾國刑律訟獄，大異泰西各國，偵探之說，實未嘗夢見”(周桂笙，1904:3)。作為中國翻譯小說的一種類型，偵探小說在近代譯介較早，1896年至1897年《時務報》英文編輯張坤德最早翻譯了柯南·道爾的四篇福爾摩斯探案，并刊載在《時務報》上，題為《歇洛克·呵爾唔斯筆記》；隨后，許多外國偵探小說家如愛倫·坡(AllanPoe)、埃米加·加博里奧(MileGaboriau)、鮑福(Fortune

duBoisgobey)等的作品也陸續被翻譯過來。到1911年左右，中國作家幾乎將世界上所有的偵探小說都翻譯一遍，其數量之多，用阿英的話說：“當時譯家，與偵探小說不發生關系的，到后來簡直可以說沒有，如果說當時翻譯小說有千種，翻譯偵探小說要占五百部上”(阿英，1980:180-186)。據資料顯示，當時投身這股翻譯偵探小說熱潮的譯者有程小青、孫了紅、周桂笙、悉若等數十人，其中不乏林紓，周瘦鵑等翻譯大家。由此可見，域外小說中偵探小說的翻譯在當時尤其風靡。

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theory)是以色列學者伊塔瑪·埃文一佐哈爾(Itama Even-Zohar)于20世紀70年代初提出的一種理論。該理論以俄國形式主義文藝理論為基礎，汲取了結構主義、一般系統理論與文化符號學的積極因素，將翻譯文學視為文學多元系統中的子系統。

一　晚清偵探小說的譯介

晚清時期，翻譯活動明顯比創作活動活躍，“就翻譯書的數量，總有全數量的三分之一99(阿英，1980:180)。陳平原也認為，1896-1916年這20年間出版的小說“具體數字很難準確估計，但這20年小說出版中譯作占壓倒優勢，卻是明顯的事實(陳平原，1989:29)”。當時的翻譯文學在中國文學多元系統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發揮著比創作小說更為重要的影響。翻譯偵探小說作為當時翻譯小說的主流之一，在當時的中國文壇占據了主流的地位，其“數量之多(約占全部翻譯小說的四分之一)、范圍之廣(歐美偵探名家幾乎都有譯介)、速度之快(翻譯幾乎和西方偵探小說創作同步)”(郭延禮，1996:81)、影響之深在當時翻譯小說界可謂是名列前茅。

二　晚清偵探小說翻譯熱潮之緣由

在當時，偵探小說翻譯熱潮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其本身的藝術內容與形式：它內容新穎，“給中國讀者提供了全新的閱讀體驗”(劉揚體，1997:281)；另一方面，當時的社會、政治、文化和文學背景都起到了關鍵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偵探小說在當時的繁榮是晚清社會政治文化因素與譯作之間互動選擇的結果。

佐哈爾認為，翻譯文學在三種條件下會在目的語的文學多元系統中占據中心地位，下面我們將針對這三種條件分別探討分析。

1.　第一個條件——晚清時期新小說處于建立中

清朝末年，大多數具有改良意識的文人將文學作為政治改良和社會變革的手段，梁啟超等竭力倡導“文學救國”，提倡譯介西方小說，以作為開啟民智的工具。晚清偵探小說大量譯入以致形成偵探熱，大約是在1907年之后，到五四時期達到頂峰。由于當時中國所處的內外交困的歷史環境，人們痛感科學力量的偉大，“迫切想在政治小說中祈望新的民主體制，在科學小說中領略科技的魅力，在偵探小說中獲得公平法制”(張萍，2002:53)，而且晚清時期正好是中國傳統的文學體系行將崩潰，而新文學體系又尚未完全確立之際(1919年爆發的五四為中國新文學體系真正確立的分水嶺)，翻譯文學不可避免地成為文學多元系統中的主流，承擔起了啟迪民智的作用。

2.　第二個條件——晚清小說處于弱小狀態

小說這一文學題材在中國傳統文學多元體系中一直是邊緣化的角色，屬于“小道”，寫小說是“雕蟲小技，壯夫不為”。正是因為中國本土小說長期處于邊緣和弱勢的地位，它們不具備足夠的影響力來對翻譯小說進行限制和打壓，只能放任它們泛濫流行。

傳統小說的弱小使得它無法擔負起當時的社會環境賦予小說的任務——改良圖志；因此，梁啟超等人倡導“小說界革命”，正是要借助于域外小說的力量實現新文學的發展，從而改變國家的落后地位，翻譯文學在當時就一躍成為文學多元系統中的主流，占主導地位。

3.　第三個條件——晚清傳統文學受到沖擊，處于轉折點

晚清翻譯小說的可以說是隨著“小說界革命”的興起而來臨的。梁啟超在1902年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飲冰，1989)。把小說視為“改良群治”，救國救民的關鍵，雖說只是傳統的“文以載道”觀念的延續，但前人多對此不甚重視，梁啟超等卻借此提倡小說。但是他們所提倡的新小說卻不是中國原有的古典小說，因為中國傳統小說為“中國群治****之總根源”(飲冰，1989)。至此，中國原有的傳統小說似乎已經走到了盡頭，真正意義上的新小說又尚未誕生，所以外來的翻譯小說自然進入了梁啟超等人的視野。要“改良群治”，自然要借助翻譯小說，因此域外小說變得身價百倍。在這股變革洪流中，原以詩詞歌賦為文學正宗的傳統文學體系受到了極大的沖擊，正在處于佐哈爾所說的何去何從的轉折關頭。當形式新穎、內容扣人心弦的外國偵探小說介紹到中國時，國內讀者的注意力為之吸引，促使了翻譯熱潮的產生。

清朝末年，國內各種矛盾尖銳，經濟處于崩潰邊緣，中國社會無可避免地在各個方面都將經歷巨大的改變。文學作為社會意識形態和整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必然要反應近代中國的這些變化并且其本身也必然被卷入到變革之中。為了引進西方民主思想，激活中國沉悶的思想界，文學界掀起了一個譯介外國作品的。

偵探小說翻譯之所以在晚清出現熱潮，不僅得益于偵探小說本身內容新穎、蘊含西方的科學民主思想等原因，而且還由于翻譯和社會文化語境之間相互選擇 和促進的動態關系。借助于佐哈爾的多元系統理論，不難發現，晚清時期傳統文學的地位受到沖擊，而新的文學體系尚未形成，因此翻譯文學在多元系統中占據中心地位；同時又由于偵探小說與當時社會、文學和文化大背景的契合，就促成了晚清偵探小說翻譯之熱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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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英，晚清小說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180-186.

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1897-1916[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29.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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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揚體，流變中的流派——“鴛鴦蝴蝶派”新論[H].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7: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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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飲冰，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A].陳平原，夏曉虹，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H].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11]張南峰，多元系統論[J].中國翻譯，2002(4):19-25.

篇4

一、多元系統理論

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 Theory）是由以色列著名學者埃文-佐哈爾（Even-Zohar ）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來的。多元系統理論把翻譯和譯作與所產生和被閱讀的文化語境、社會條件、歷史背景等許多因素結合在一起，為翻譯研究開拓了一個相當廣闊的研究領域。20世紀末，埃文-佐哈爾的同事圖里（Gideon Toury）發展了他的理論，提出“描寫性的翻譯研究方法論”。該方法論是將翻譯結果視為既成事實，追尋影響翻譯過程的社會歷史因素以及翻譯作品在譯語文化多元系統中的功能和地位，并對此進行“全面歷時性描述”（comprehensive diachronic description）。這一描寫性的方法適用于對多年以前產生的翻譯作品或是不同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同一作品的不同譯本進行研究。由于能有效地避免評論者自身所處歷史時期的審美期望的干擾，可真正昭示每一個翻譯作品的特征和價值。因此，這種方法可以為《傷寒論》的翻譯研究提供一個新視角。

二、傷寒論文化負載詞分類及舉例

1.文化負載詞。不同民族的人具有不同的認知環境，由于各自特殊的，傳統習俗，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審美情趣，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節程中形成了民族間的文化差異，這是產生文化負載詞語的根源。按照紐馬克的定義：文化負載詞是能集中反映或表達某一民族風俗習慣，氣質情感，歷史典故，思維模式，價值取向，宗教心態等特有事物的詞、詞語和習語。作為文化的核心部分，語言既折射著民族文化，也隨著民族文化的發展而發展。不同民族生活在各自獨特的地理環境中，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生活習俗，并在一長期的歷史演變和各自政治經濟氛圍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民族性格。所有這些都會以濃縮了的民族特色的文化負載詞進入民族生活習慣。

2.傷寒論文化負載詞分類及舉例。《傷寒論》專業術語紛繁復雜，是全文的核心，參照魏杰對中醫術語的分類，本文按如下分類：

1）按中醫病證名：如“中風”，“傷寒”，“風溫”，“厥”等一類病名；

2）按中醫癥狀名：如“惡風”，“往來寒熱”等，十分準確和形象地描述了病證的特征性及表現；

3）按病因病機名：如“汗家”，“淋家”，“酒客”，“虛煩”等反映疾病特點的詞；

4）中醫哲學類：如“陰陽”等。

按其他類術語分類：主要用于描述特定類概念，比如方藥名：“如苦酒”，“法醋”，

“白粉”，“清漿水”等特殊的煎藥方法：古代文字及器物名：如“博棋子”，“索餅”等。

三、《寒論》文化負載詞英譯舉例

羅希文譯本（以下簡稱羅譯）：Treatise on Febrile Caused by Cold （Shang Han Lun）中醫上的“傷寒”與西醫學的“傷寒”名雖相同，但實際所指卻大相徑庭。“傷寒”有三層含義，一為多種外感熱病的總稱，二為感受寒氣而引發的病癥，三指冬季受寒。而西醫學中的“傷寒”則指的是因傷寒桿菌而引起的病癥。所以，中醫中的“傷寒”不可譯作typhoid。中醫院校規劃教材《傷寒學》把傷寒分為廣義的傷寒和狹義的傷寒。廣義的傷寒為一切外感疾病的總稱，狹義的傷寒為風寒外感感而即發的疾病。羅譯“Febrile Disease Caused by Cold”回譯為“風寒造成的發熱性疾病”這種譯法沒有全面譯出“傷寒”的含義，有兩處值得商榷，一是它只強調了外感發熱，而廣義的傷寒可以表現為發熱也可以因患者年老體弱、正氣衰微不能與邪抗爭表現為不發熱；二是廣義的傷寒包括中風、傷寒、濕溫、熱病、溫病，而不單只有熱病一種。所以，“傷寒”的譯法在形式與實質的等值上有不盡人意之處。因為理解上的障礙和對應語的缺乏，在目前翻譯實踐條件限制下，為了保持特有的文化內涵，音譯是一個不得已而為之的較好翻譯手段。因此，在世界衛生組織 （WHO）、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世中聯，World Feder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Societies ）等主持的中醫用語英譯國際標準化（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簡稱IS TTCM）審定工作的研究成果《中醫基本名詞術語中英對照國際標準》（以下簡稱《術語標準》）中，《傷寒論》書名的翻譯采用音譯，即譯為“Shang han lun”相信隨著使用頻率的提高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加深，“Shang han lun”最終會成為代表一定意義的中醫專用術語。

中藥方劑數量十分龐大，其名稱的翻譯也大致經歷了一個從拉丁語翻譯到英語翻譯再

到音譯的過程，如“桂枝湯”以前譯為Decoction of Ramulus Cinnamomi（羅希文），除decoction外，全部為拉丁文，冗長難念，后來英譯為Cinnamom twig decoction（黃海），雖有簡化但仍然拗口。目前基本上采用音譯法翻譯，以利統一。

中醫的藥物劑型，有些與西醫相同或接近，如丸、散、膏、片等，可以直接譯作pill， powder， ointment， tablet等。但更多的卻是中醫特有的，在西醫里沒有相應的概念，如湯、飲，丹等，這些中醫特有劑型的翻譯，國內外比較統一，如“湯”譯作decoction，“丹”譯作bolus.

四、《傷寒論》文化負載詞英譯策略

1.強調對自然對應語的使用。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之間在文化、語言和民族心理等方面雖然存在這樣和那樣的差異，但其與自然的關系以及日常生活體驗，卻有諸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如對一些疾病的感受和體驗，對一些病理表現的認識和分析，中西方均有相同或相似之處，因此就有了一些較為致的概念和用語。對這些中醫概念，可采取相應的西醫術語予以翻譯，而不必逐字對譯。例如“失眠”：insomnia；“頭痛”：headache；“呃逆”：hiccup等等。

2.簡明扼要，再加注解。根據多元系統理論，中醫最初在西方醫學文化中是作為一種弱勢文化而存在的。要想讓中醫在西醫強勢文化中找到生存空間，讓外國人了解并接受中醫，早期的中醫翻譯中，有些術語的確比較冗長，不太實用，但是在中醫翻譯剛剛起步，中醫文化進行推廣的最初，這樣的翻譯探索己經是開創性的壯舉了。如羅希文將“奔豚”譯為a syndrome characterized by a feeling of gas rushing up through the thorax to the throat from the lower abdomen。在中醫翻譯初期，這樣的解釋性翻譯是歷史的必然，是無法逾越的。

多元文化系統是一個動態的系統，其中各個子系統也會因時間的推移相互轉化。隨著中醫對外交流開展得日益廣泛和西方人對中醫理法方藥認識的更為深入，雖不能說中醫文化已在西方醫學文化中處于強勢，但足以說明國際社會對中醫文化更加認同、更加熱衷。如果我們留意一下目前的翻譯，便會感受到中醫英譯簡潔化的趨勢。

中醫用語的突出特點是簡明扼要，因此在翻譯時理應保持這一特點。如目前對“奔豚”的翻譯，合理的做法應是先將其譯為較為簡潔的術語running-pig syndrome，然后加以注解，以利讀者理解。

3.保持民族特色和獨有概念。中醫學具有特殊的認識體系，在思想原則、概念等方面都有自身獨到的規定性，在理論系統與操作程序方面，也與現代醫學有著強烈的不可相通性。就文化特征而言，中醫學只是中華民族特有的醫學體系，因而具有鮮明的民族性。這一點在翻譯時也應予以充分體現。這主要體現在“異化”與“音譯”篩齜矯妗

“異化”，就是在譯文中保持原文的結構和語義特色，醫學中有相當一部分概念和用語是中醫所特有的，在翻譯時應該努力保持其原有特質，過分“歸化”的翻譯往往使譯文失去原文所蘊含的豐富內涵。如早期將“風寒咳嗽”譯作cough due to wind and cold。現在更多的譯者選擇了更為“異化”的方式，按原術語的結構將其翻譯為wind-cold cough。

4.形神兼備，音意結合。在中醫語言中，有些用語的前一部分是具體的，而后一部分卻是抽象的。如五臟、腎氣等。以前多將“五臟”譯作five solid organs，一定意義上揭示了臟器的結構特點，但并不準確。近年來人們逐步采用音意結合的方式將“五臟”譯為five zang-organs. “氣”，雖統一音譯為Qi，但與其相關的用語可采用“音意結合”法予以翻譯。如將“腎氣”譯作kidney Qi等。

5.強調回譯。回譯，又名翻譯還原，就是例如原來是中文，被譯成英文，現在再把英文還原成中文。在中醫翻譯上強調“回譯”是為了使英譯的中醫名詞術語在結構上應與中文形式相近，更好地實現在國際交流中信息、的雙向傳遞。如“傷寒”曾被廣泛翻譯為exogenous febrile disease，意思可能是準確的，但相對于原文較冗長；另外，從翻譯方法來看，屬于意譯，與原文缺乏回譯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雙向交流。所以，目前逐步被cold attack所取代。

五、結論

根據多元系統理論，不同教育背景、文化程度、工作經歷和歷史因素對翻譯者的翻譯傾向會產生較大的影響。對于中醫英譯，單個譯者在專業性和語言能力等層次上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譯者之間應加強交流和溝通，甚至合作，協調好不同譯者間的主體性，將各自對原文不同的理解及不同的翻譯風格融合到同一翻譯工作中，尤其是中醫專業術語這種科技類的譯作中。對已有的相關國際標準，要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完善、制訂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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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一、引言

隨著中國與世界各領域的對話日趨頻繁，新疆作為中國的一個子系統也逐步參與同世界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活動中。新疆外宣英譯活動頻繁也是史無前例的。筆者打算結合埃文· 佐哈爾創立的多元系統理論對新疆外宣英譯呈現的特點進行描述。

二、理論簡介

多元系統理論是埃文· 佐哈爾與20世紀70年代在發展了俄國形式主義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他將翻譯作為文化系統中的子系統來看待。他認為語言、文學、政治、意識形態等是相互作用的若干元素的混合體，他們共同構成一個多元系統。這個多元系統是動態的、異質的、系統的。他描述了動態分層和系統產品，還強調系統的歷史性，不能把歷史事物錯誤的看作一系列互不相關的事件（1990）。隨后佐哈爾的弟子，著名翻譯理論家，以色列學者吉迪恩·圖里進一步發展了該理論，他主要對影響譯者的因素進行了描述。他認為譯者所從事的翻譯行為要受制于主流意識形態，主流詩學和贊助人等因素的影響，不受外界潛質的文本是不存在的，翻譯行為并非真空，譯者要考慮上述因素的影響來篩選文本。他提出了三類規范：初始規范本土化，預備規范和操作規范，由此衍生出翻譯策略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翻譯選擇的陌生化和本土化（1995）。英國當代翻譯理論家西奧·赫曼斯（2004）繼續發展了多遠系統理論，他認為圖里的規范提醒我們，譯文不可能與原文同一，譯者的介入無法避免，無法被清除。國內最早對多遠系統理論譯介的是楊自檢教授，隨后張南峰（2002）、謝天振（2002）、廖七一（2004）等也分別作了譯介和評論。張南峰教授認為“多遠系統理論是跳出文本外對翻譯進行研究”，謝天振教授評價說，“該理論對中國漢譯外的發展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辜正坤,劉宓慶結合該理論形成了新的翻譯理論假說。該理論擺脫了以往僅從語言學角度解讀翻譯的缺陷，翻譯活動推向了前臺，放在大的社會環境中進行探討

三、對新疆外宣英譯的解讀

1．新疆外宣英譯的邊緣性與發展性

多元系統內的各子系統地位不平等，有的處于邊緣，有的處于中心，他們之間處于斗爭和交替中。從《西域翻譯史》（熱扎克·買提尼亞孜，1997）和《新疆現代翻譯史》（陳世民，1999）中，我們發現新疆翻譯從周朝開始直至近代，主要存在于漢語和西域個少數民族語之間，其次是與俄羅斯，中亞各民族之間的翻譯交流。英譯活動在新疆翻譯史上幾乎是一片空白。雖然有極個別的作品，如《福樂智慧》《江格爾》等被外譯，也是由他國人根據他們的需要節譯的。新疆外宣英譯在新疆翻譯史上處于邊緣地帶。

直至90年代，隨著國家倡導以開發新疆的旅游資源帶動全區的經濟發展，有些書籍不斷被譯成英文：《神秘的塔里木》、《克拉瑪依奇觀》、《中國烏魯木齊》、《新疆新貌》、《福樂智慧》。隨著新疆英語教育和對外的發展，新疆也開啟了英文網站，新疆電視臺也有了自己的英語頻道，新疆各地成立了一些對外翻譯公司。新疆大學與2001年起本土化，開始招收翻譯方向的碩士，一部分學者開始參與全國英譯漢，漢譯英的探討。《語言與翻譯》，《新疆大學學報》及全國其他期刊上不斷有關于新疆地名，新疆旅游，新疆飲食等英譯規范探討的文章。從以上信息我們可以看出，新疆外宣英譯初出茅廬，在中國外譯系統中還處于邊緣地帶，翻譯理論發展還很弱小，翻譯實踐中存在很多的問題。但新疆外宣英譯這個子系統也在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張力，新疆外宣英譯也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而發展起來。

2．新疆外宣英譯受意識形態的影響

主流意識形態對翻譯和翻譯策略有很大的影響（埃文·佐哈爾，1990）。新疆外宣英譯在文本選擇和譯者的翻譯策略上受到譯者本國的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縱向觀察中國外宣英譯書目名稱：《神秘的塔里木》、《克拉瑪依奇觀》、《中國烏魯木齊》、《新疆新貌》、《新疆旅游》等，英譯書籍主要集中在旅游方面，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與中國發展新疆的以旅游為先鋒帶動全疆經濟發展（鄧新民，2000）的政策上。而西方譯者對新疆的英譯因受其固有的對新疆的認識而出現片面性和錯誤的解讀。如：though 250 years of Chinese control,Xinjiang retains a lot of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David Levinson，KienChristenson,1999）從譯者用“250 years of Chinese control”可以看出他有意曲解新疆的歷史。而整句話更反映出他所在的意識形態對新疆心懷叵測的政治意圖。而這就需要我們新疆本地的譯者站在愛國，愛自己的家鄉的立場上清楚明了地給以回應。不能讓我們在解讀自己的文化上出現“失語”現象。

3．部分新疆外宣英譯的不充分性和不可接受性

段連城指出，外宣英譯的目的之一就是幫助外國人了解中國。圖里在解釋“翻譯規范”時，將其稱為‘可接受性’和‘充分性’（1998）。目標語讀者的接受性是譯者在外宣翻譯中必須考慮的因素之一。譯者在進行外宣英譯時，應了解外國人對我國外宣英譯的普遍的態度.外國人認為中國的大眾媒介過于呆板，我國讀者喜歡的華麗抒情性的文體，在外國人看來只能是減少傳播的清晰性和效果，甚至被認為是空洞和冗長，夸大宣傳。而有些文本直接用中國的計量單位，或使用修飾性的計量給人以信息不明了的感覺。新疆外宣英譯存在此類問題，請看以下的譯例：

（漢語文本略）

Since the first day whenXinjia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started in the early period after the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ighur and Chinese have been usedat the same time and then Kazak, Mongolian and Kirgiz languages were used later.（余言，向京，2009）

中國人喜歡用“早些時候本土化，什么什么事情過后，后來，曾經”，等中國人自認為的大事來表示時間段。殊不知，這只會令外國人費解，增加文本解讀的信息量。上文中的“early period”到底早在什么時間，不得而知，還不如直接告訴那一年的時間為好。以及“later”，直譯為漢語的隨后，但在時間差上，與漢語的隨后有一定的差別，漢語的隨后強調動作發生的快，而“later”并不強調這一點。所以該英譯文本內容拖沓，簡單的信息被復雜化，令人費解，其結果是削弱了英譯文本的可接受性，宣傳的充分性也受到了挑戰。

4．新疆外宣英譯的“本土化”

雖然我們在外宣英譯時，將讀者作為影響英譯的因素之一進行考慮，但作者和讀者不是評判譯文的唯一標準（埃文·佐哈爾，1990）外宣還在于宣傳自我，讓外國的讀者了解到不同于他們本國的別樣的風土人情或是打破他們“憑借想象捏造出來的形象”（薩義德），這樣就不能按照尤金·奈達所謂的“譯者必須完全滿足讀者的需求”來進行翻譯，而是讓“異質的東西”（埃文·佐哈爾，1990）存在，創造一種陌生化的翻譯，旨在體現“本土化的翻譯”（姜秋霞，2009）。本土化的翻譯是楊憲益在英譯《紅樓夢》時保留的風格，他認為宣傳自己的文化就是要保留自己文化中最本質的東西。新疆文化的“多元性”和地緣政治（唐立久本土化，2009）和新疆通用語言的多樣性就決定了宣傳新疆文化，就要如實將新疆文化最本質的東西展現給世界讀者，其一來打破部分國家對新疆的蓄意的捏造，其二讓的文化走向世界。（漢語文本略）

Turpan Basin lies in the middle of the Xinjiang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nd between 41 and 43 degrees north latitude, a littlehigher than Beijing or New York City. But the basin has more extremetemperatures than most places on similar latitude because of its landscape. Thebasin’s landscape is very unique. About 2,000 square km of the basin is morethan 100 meters below sea level. The lowest point, the water surface of Aiding Lake, is 155 meters below sea level, and is the second lowest place in the world,trailing only behind the Dead Sea. Mountains, some of which stand a fewthousand meters tall, surround the basin. The mountains keep humid, cool airfrom entering the basin and trap heat in. The weather in the basin is extremelydry, with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of no more than 16 cm. Extreme heat anddryness cause high evaporation,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big rivers to survivethere.

The secret to Turpan’s survival is the Kerez irrigation system, a network ofwells connected by underground channels, which takes full advantage of theunique landscape.（Wang Hairong，2008）

該文本即從讀者接受角度出發，也成功保留了新疆文化的核心。首先，簡單明了將吐魯番的氣候狀況及其成因，并在講述氣候成因過程中清晰呈現了吐魯番的地理位置、地貌，并讓外國游客了解了吐魯番不同于西方現代的灌溉技術。內容新穎、豐富但不刻板。其次，對吐魯番和坎兒井的名稱英譯上，遵循了我國《民族區域自治條例》的有關規定，“譯名處理以當地主要少數民族的地名稱謂為譯名的基準。”（謝旭升，2009：112）

四、結語

中國西部大開發政策使新疆對外宣傳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新疆外宣英譯是新疆對外宣傳的重要手段，但新疆外宣英譯在日益強大的中國對外宣傳中處于邊緣地位，新疆外宣英譯中存在大量的受意識形態影響和譯者解讀不到位的不可接受性文本。新疆外宣英譯想從邊緣走向中心，還需處理好在原文與意識形態，讀者接受性之間的關系；譯者也需加強對新疆文化的深入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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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引言

清朝末年這一時間點，對于中國翻譯史而言有著特殊意義。雖然國門大開有著被迫的意味，但是不可否認這一時期是中西方交流的重要時期。大量的西方書籍被翻譯，從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到各種文學應有盡有，特殊的歷史時期導致了翻譯文學的空前繁榮。大量翻譯作品的出現，加上動蕩的時局，為翻譯理論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語料庫資源。本文旨在運用埃文-佐哈爾的多元系統理論，分析清末偵探小說的翻譯策略，說明該理論的局限性。

一、多元系統理論之追根溯源

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 Theory）是由以色列學者埃文?佐哈爾（Evan-Zohar）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提出的。多元系統一詞是佐哈爾將自己的一系列論文集結成集――《歷史詩學論文集》出版后提出。埃文?佐哈爾將社會中的各種現象視為一個開放包容的動態系統，系統中包括：語言、文學、歷史、政治、文化、經濟等，它們每一個都是一個單一的系統，單一但并不獨立而是錯綜復雜、相互依存且部分重疊的多元大系統，該系統作為整體有組織的運作。雖然整個多元系統是一個巨大的整體，但是該系統中各個子系統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系統處于中心當然就有其他系統處于邊緣地位，而且該地位不是一成不變的，不同系統之間會進行無休止的斗爭從而使整個大系統一直處于動態：邊緣系統可能占據中心，中心系統被擠到邊緣。雖然該理論著眼于多元文化并未過多提到翻譯，但是翻譯理論家們最早將其運用到翻譯理論研究中。

根據多元系統理論，翻譯作品在整個文學系統中的位置對于翻譯活動中所采取的翻譯策略有很大影響，如果其處于中心位置，那么譯者就不僅僅在本國的文學形式中尋找現有文學樣式，而是借鑒源語言文本模式進行創新，翻譯方法大多采用異化，此時譯文能最大程度的保存原文的意境；若翻譯文本處于系統邊緣，譯者會在目的語文化中尋找現有的文學樣式，采用歸化手段，譯文更易使目的語讀者接受，但對原文保留程度不夠充分。

二、從偵探小說的翻譯策略選擇看多元系統理論的局限性

想要研究清末的翻譯文學，自然無法脫離此時特定的歷史背景。清朝末年，隨著的失敗，古老中國緊閉百年的國門被迫打開，面臨民族危機，很多志士把目光轉向西方，開始關注西方的科技。然而的失敗給當時的知識分子們以極大的打擊，梁啟超說“喚起吾國四千年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自此人們將向西方學習的重點轉向政治、經濟等社會科學方面。

小說翻譯是此次文學翻譯熱潮的主要載體，即使清末的翻譯小說并沒有在今天廣泛流傳，但其出現時間最早、作品數量繁多，且小說類型、情節和題材的多樣無一不對現代小說產生影響。偵探小說的翻譯也是在此時產生的，而且偵探類小說的作品數量和翻譯范圍都遠遠超過其他類型的翻譯小說。在清末偵探類小說的翻譯之所以如此風行，自然與小說的文學價值與故事可讀性分不開，故事中充滿懸念，情節曲折離奇但最終仍會懲惡揚善，而且偵探小說中的邏輯推理、新鮮事物和西方先進的現代科學知識都令國人十分仰慕，所以偵探小說的翻譯無論是就作品本身，是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都十分相得益彰。

就當時的時代背景而言，在西方文化的猛烈攻勢之下，清朝末年的中國文化已經是強弩之末。中國文化面對如此“危機”，在整個世界文化的大系統中應該處于邊緣或是弱勢，按照多元系統理論，此時的翻譯文學應該占據中國文學系統的中心位置，各種翻譯文學應該按照原文的語言習慣和表達方式創作，譯者大都采用異化的手法進行翻譯，偵探小說這一類似新生的文學形式更應該如此。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盡管清末社會動蕩，列強對中國虎視眈眈，客觀上我們屬于佐哈爾理論中，多元系統的邊緣。但是國內的文人心理上仍然有絕對的文化優越感，將西方視為“蠻夷之邦”，認為西方的文化不值一提，所以在翻譯西方的文學作品時，仍然堅持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原則，這樣的觀點也在翻譯策略的選擇上體現了出來。在清末的偵探小說翻譯作品中，譯者大都采用歸化的翻譯原則，不僅用文言文描述故事情節，而且在結構和內容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變，比如：將西方的章節小說結構，改為國內的章回體小說，在每章節添加自己的評判；在翻譯中改變敘事模式，將主人公的第一人稱換為明清小說中慣用的第三視角；將原文中的心理分析、景物描寫刪去不譯，只保留與故事情節發展相關的細節等等。

三、結語

綜上所述，多元系統理論在解釋譯者翻譯策略的選擇上有局限性，因為該理論只考慮了影響翻譯策略的客觀因素、文化大環境，而忽略了整個翻譯活動中最有主觀能動性的部分――人。文化的優劣本就是相比較而言的，這種認識針對人而言更是一種主觀的看法，最終的選擇權在譯者本人手中，譯者的主觀能動性最終決定源語和目的語的強弱。多元系統理論雖然在翻譯理論中突破了固有研究視角做出創新，也極大地推動了翻譯理論研究的發展，當然這些優點值得我們借鑒。但基于多元系統理論并沒有絕對普適性，所以它無法充分解釋清末偵探小說翻譯的現象。

篇7

系統論是由美籍奧地利生物學家貝塔朗菲于1947年創立的，是繼相對論和量子力學之后又一次“改變了世界的科學圖景和當代科學家的思維方式”的新理論。系統論是指以系統為研究對象的科學理論。系統是指相互間既區別又聯系的部分有機結合起來形成能夠達到目的的相對獨立的有機整體。每一個系統都是由許多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子系統構成的整體，每個子系統又都由各要素所構成，系統中的諸多要素必須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有機結合、和諧有序，才能使整個系統保持它的正常運轉。系統是一切事物的存在方式之一，因而一切事物都可以用系統觀點來考察，用系統方法來描述。[4]現代系統論注重整體性原理、有序性原理和開放性原理。

多元智能理論是由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家加德納于1983年在《智能的結構》一書中提出的，是當前教育心理學中最新的理論之一。加德納于1993年在《多元智能》一書中把智能定義為“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或社會活動中解決問題或制造產品的能力。[5]”在《多元智能新視野》一書的“有關術語”中把智能定義為“從本質上說，智能是我們人類按照特定的方式，在處理特定種類的信息時的一種生物心理潛能”。[6]多元智能理論打破傳統的將智能看做是以語言能力和邏輯―數理能力為核心的整合的能力認識，而認為人的智能是由加德納最初提出的音樂智能、身體―動覺智能、邏輯―數學智能、語言智能、空間智能、人際智能、自我認知智能和新確認的博物學家智能以及雖然有一定的把握但尚不能最終確定的存在智能這“八又二分之一[6]”種智能構成，并且每種智能都是由構成它的“亞智能”組成的。不僅如此，另有證據表明，亞智能是能經常一起運作、相互支持的。[6]在此基礎上，多元智能理論從新的角度分析和闡述了智能在個體身上的存在方式以及發展的潛力等。

二、賞析系統論與多元智能理論

雖然系統論是一門在自然科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橫斷科學”理論，多元智能理論是教育心理學中最新的理論之一，但兩者之間的一些觀點確實存在很大的相似之處，而且運用系統論的基本觀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拓寬多元智能理論的視野。

（一）整體性原理與智能構成

整體性是系統論的核心思想，任何事物都是整體與部分的統一。人們在認識事物時也就必須遵循這種辯證關系及其規律：首先，在認識事物特性時，應該堅持從整體出發去認識事物，而不應從部分出發去認識事物，否則就會陷于謬誤；其次，在認識事物和處理問題時，又應努力通過部分去認識事物整體，通過部分去改造事物整體。[7]

多元智能理論把智能定義為“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或社會活動中解決問題或制造產品的能力，是我們人類按照特定的方式，在處理特定種類的信息時的一種生物心理潛能”，打破傳統的將智能看做是以語言能力和邏輯―數理能力為核心的整合的能力認識，而認為人的智能是由音樂智能等八又二分之一種智能構成。

從以上論述中我們不難發現，系統論整體性原理給我們提供了認識事物時必須遵循整體與部分的辯證關系以及堅持把“從整體出發去認識事物特性”與“通過部分去認識事物整體和改造事物整體”相結合的認識事物的科學方法。多元智能理論提示我們，在認識人的智能時也理應認清“人的智能這個整體”與“構成人的智能的各種智能這些部分”的辯證關系，堅持把“從人的智能這個整體出發去認識構成人的智能的各種智能這些部分”與“通過構成人的智能的各種智能這些部分去認識和改造人的智能這個整體”相結合的認識智能的科學方法。

（二）有序性原理與智能組合存在方式

系統論認為，凡系統都是有序的，它是系統有機聯系的反映。系統是多層次、多等級的，由橫向聯系、縱向聯系、縱橫聯系構成立體交錯的網絡模式。系統內部之間穩定的聯系構成系統的內部結構，保障系統的有序性。

多元智能理論認為，每個人同時擁有上述八又二分之一種智能，只是這些智能在每個人身上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組合存在，使每個人的智能具有各自的特點。

如果我們把人的智能這個整體看作一個系統，那么，構成人的智能的各種智能則是該系統的子系統。人的智能這個系統與構成這一系統的子系統之間以及各子系統之間必然有著橫向聯系、縱向聯系和縱橫聯系，通過穩定的有機聯系構成智能系統的內部結構，保障智能系統的有序性。不同的智能組合是人與人之間存在差異的主要根源，尊重每個學生智能組合存在的特點是實施多元智能理論最根本的核心所在。

（三）開放性原理與智能發展

開放性是說一個系統如果與外界有物質、能量、信息等方面的變換，它就不再是孤立的系統，而是開放性的系統。任何系統都是開放的，即系統與環境之間、系統與系統之間、系統內部各子系統之間，都必須不斷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流；否則，就不能保證自身的正常運轉和發展。每個具體的系統都是從普遍聯系的客觀事物之網中相對地劃分出來的，與外部事物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有要素或分系統與外部的直接聯系，更有系統作為整體與外部的聯系。這種聯系對于形成系統特有的規定性是必要而且重要的，稱為系統的外部規定性。系統的完整規定性由內部規定性和外部規定性共同構成。

多元智能理論在強調“最好以縱向方式把智能看作一組能力[6]”的同時，十分重視社會文化和教育環境對智能發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多元智能理論認為，除遺傳因素以外，后天的文化背景、社會環境、受教育經歷，對兒童的智能發展也有重要作用。個體智能的發展受到社會文化和教育環境的極大影響甚至制約，其發展方向和程度也因環境和教育的差異而表現出差異。

如果我們把人的智能看作一個系統，而把構成人的智能的各種智能看作該系統的子系統，那么，構成各智能子系統的“亞智能”則是各智能子系統的要素。任何系統都是開放的，智能系統及其子系統都必然是開放系統。智能系統的各種智能子系統之間和各種智能子系統的要素之間必然存在著廣泛的交流，以保證智能系統自身的正常運轉和發展；各種智能子系統的要素、各種智能子系統和智能系統與外部之間必然存在著廣泛的直接聯系。這也是《改革綱要》明確提出要“全面推進素質教育，加強課程內容與學生生活以及現代社會和科技發展的聯系，從小學至高中設置綜合實踐活動并作為必修課程”[8]的意義所在。

三、系統論與多元智能理論對我們的啟示

基于多元智能理論的教育就是要幫助每個學生運用整體性原理理解和掌握智能構成，運用有序性原理認識自己的智能組合存在特點，運用開放性原理認識到社會文化和教育環境對智能發展所起的重要作用，進而選擇適合自己智能組合存在特點的學習方式進行學習，充分運用社會文化和教育環境來促進智能系統的發展，實現在學生優勢智能得以充分發展的同時，帶動其弱勢智能的發展，通過各種智能子系統的相互促進和共同發展而實現智能系統的“整體涌現”，進而通過智能系統的整體涌現實現“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實現學生“富有個性的發展”與“全面發展”相互促進和共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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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H0-0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11）32-0208-01

埃文-佐哈爾( Itama Even - Zohar)的多元系統理論作為許多描述性翻譯理論的基礎被廣泛應用，研究者們也對其的局限性進行了全面的分析，在梳理各家所謂局限性的同時，認真研讀多元系統理論，并且將其看作一個不斷發展的理論系統，從這一角度對它的局限性做一個辨析。

一、多元系統理論簡介

20世紀70年代初，以色列學者埃文-佐哈爾提出了多元系統理論，直到90年代末，該理論才被真正介紹到中國學術界來。佐哈爾吸取俄國形式主義、結構主義、一般系統理論與文化符號學的積極因素，將翻譯文學視為文學多元系統中的子系統，客觀描述翻譯文學在主體文化中的接受與影響，以期有效揭示制約文學翻譯的規范與規律。

多元系統理論將翻譯研究從傳統的對文本進行孤立、靜止的對比中解放出來，不以價值判斷為準則對譯本進行研究，而是著重對翻譯實踐活動的描述、揭示和認識，是一種比較超脫的純學術研究；幫助我們更深刻地審視和理解文學翻譯，并讓我們看到了文化譯介過程背后的諸多因素；對翻譯文學的闡述也為我們研究翻譯文學提供了多個切入點，并對翻譯史上的一些現象作出了比較圓滿的解釋。還讓我們從一個新的角度去看待文學翻譯中的“充分性”問題。（謝天振：2003）

如上所示，多元系統理論在中國學術界傳播的過程中，研究者們認識到了其對翻譯研究的貢獻，而與之相對的，也有不少批評之聲出現。

二、多元系統理論局限性梳理

現在，我們來梳理一下對多元系統理論局限性的討論。根據各類資料，我們大致可以將對局限性的討論分為以下三類。

（一）忽視了譯者主體性

許多學者撰文指出，多元系統在解釋某些翻譯現象時顯示出不充分性，其原因在于忽略了譯者主體性。王東風在其文章中寫道：“這一理論只考慮了制約翻譯策略選擇的客觀文化因素，而忽視了作為翻譯主體的人的主觀能動性。”（王東風：2000，謝世賢：2002）。很多學者認為，譯者翻譯策略的選擇不僅僅由出發語文化在世界文化大系統里所處的地位決定，同時也深受譯者對譯語文化主觀判定的影響。（吳耀武, 張建青：2010）

例如，在清末民初，翻譯文學處于中國文學系統的中心地位，根據佐哈爾的理論，翻譯中應傾向于采用異化的翻譯策略。然而梁啟超、嚴復、林紓等人在譯介外國小說時多采用歸化策略，譯作中多有刪節、改寫，并采用中國文學傳統形式和結構。1915年，龐德的《華夏集》問世，當時的中國尚處于半殖民社會，而美國則處于強勢地位，據佐哈爾理論，此時將中國文學作品翻譯為英文時，應采取歸化策略，而龐德作為處于強勢文化中的人，在譯介中國古詩時卻采用了歸化策略。

以上例子說明了多元系統在解釋翻譯現象時只考慮到了宏觀的客觀文化因素，忽略了譯者本身的詩學觀和主體性。

（二）對超文本因素關注不足

有人認為，在研究翻譯文學在文學系統中地位時，佐哈爾對影響經典與非經典、中心與邊緣，一級與二級的意識形態社會、政治等因素缺少深入分析。

正如根次勒所言，佐哈爾很少將文本與文本產生的“實際情形”聯系起來，而只是將文本與那些假設性的結構模式和抽象的概括加以關聯。因此超文學因素在佐哈爾的分析之中明顯缺場。（Genztler, 1993, 123）

（三）概括的簡單化、絕對化傾向

蘇珊?巴斯奈特認為佐哈爾對文學系統狀態的描述“有些粗糙”；赫曼斯認為佐哈爾對“弱小”、“邊緣”的評價性的陳述“并不明晰”，對系統演進的描述不僅非常抽象，而且給人決定論的感覺，似乎系統的演進是自主和周期性的。最后，佐哈爾將系統內部的變異完全局限于二元對立的因素，忽略了“所有那些模棱兩可、混雜、不穩定、流動易變和交叉……的因素”。（廖七一：2004）

三、多元系統理論局限性辨析

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對其局限性進行辨析：

（一）多元系統理論的立論原則

多元系統理論認為，各種社會符號現象，應視為系統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組成的混合體。這些系統是由若干個不同的子系統組成的系統，子系統各有不同的行為，卻又相互依存，并作為一個有組織的整體而運作。任何一個多元系統里面的現象，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必須同整體文化甚至于世界文化這個人類社會中最大的多元系統中的現象聯系起來觀察。（埃文-佐哈爾，張南峰譯，2002）也就是說，多元系統在本質上是“異質的”、“動態的”。佐哈爾強調，他創造“多元系統”這個術語，就是要明確表達動態的、異質的系統觀念，和共時主義劃清界限。（廖七一，2004）

第一，多元系統理論在歸納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的地位時也指出，翻譯文學自身也是有層次的，自身也有經典和非經典，中心與邊緣，一級和二級的不斷斗爭。“這意味著當一部分翻譯文學可能取得中心位置的時候，其余的翻譯文學仍處于相當邊緣的地位”。其異質性的理論本質本身就能很好地解釋由于譯者本身詩學觀和主體性，在同一社會同一時期出現不同翻譯選擇和策略的情況。

第二，多元系統理論在其立論和思維方式上也潛在地包含了大系統中相互影響的各種因素。佐哈爾在做出理論假設后，以文學系統為對象進行分析，他在《多元系統論》中說到，“必須承認，由于研究開放的系統比研究封閉的系統困難，十分詳盡的分析有可能做不到。”（埃文-佐哈爾，張南峰譯，2002）但這并不說明他將其他系統的影響排除在外。佐哈爾用以描述文學內部系統的規則也同樣適用于描述文學與超文學系統之間的互動關系。（廖七一，2004）

第三，如果對多元系統理論所強調的動態性多加關注，就應該認識到這一理論是將各系統的運動以及之間的張力和斗爭作為研究對象的，如經典化文化和非經典化文化之間的張力，動態的經典性，一級與二級模式的斗爭和相互轉化。

因此，佐哈爾是充分認識到系統內部和系統之間運動和變異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的，而出于理論論述的需要，對研究結果做出了歸約性的概括，并不能說多元系統理論本身屏蔽了各種現象的紛雜性。

（二）多元系統理論的自我擴展

多元系統理論的優點在于留下自我擴展的空間。

佐哈爾于一九七七年修正了多元系統假設，使其能進一步容納文學與社會內部的經濟因素之間的關系。（廖七一：2002）還有一些學者對系統概念進行了重要補充，如圖里、切斯特曼的翻譯規范，赫曼斯的操控理論和勒弗維爾的重寫概念（歸納了意識形態、贊助人和詩學三因素的制約），以及韋努蒂的文化翻譯觀（凸顯譯者主體性）。國內的香港學者張南峰也提出了“多元系統理論精細版”，對佐哈爾多元系統理論中政治、意識形態、經濟、語言、文學和翻譯相互作用方面做出補充與完善，并在專著中演示了其應用。

四、結論

多元系統理論把翻譯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將翻譯與譯作所產生和被閱讀的文化語境、社會條件、政治等許多因素結合起來，為翻譯研究開拓廣闊的研究領域。（謝天振：2003)應該指出的是，在看待多元系統理論時，不僅僅將其看作單個人（Even-Zohar)的理論，而應視為一種動態發展、不斷完善的理論體系。

參考文獻：

[1]埃文-佐哈爾.多元系統論[J].張南峰，譯.中國翻譯，2002，23：19-25.

[2]廖七一編著.當代西方翻譯理論探索[M].江蘇：譯林出版社，2002：59-65.

[2]廖七一.多元系統[J].外國文學，2004，（4）：48-52.

[3]王東風.翻譯文學的文化地位與譯者的文化態度[J].中國翻譯，200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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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元理論理論的提出

1978年，伊塔馬?埃文－佐哈爾把他在1970年至1977年間發表的一系列論文結成論文集，以《歷史詩學論文集》出版，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統”，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種文學系統的聚合。認為，各種符號現象，即文化、語言、文學與社會等由符號主導的人類交際形式，只有當做系統而不是毫無聯系的因素構成的混合體時，才能得以更充分地理解與研究（Even-Zohar，1990）。后來這一理論被用于翻譯研究。

二、多元系統理論在中國的影響

由于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國大陸特殊的國情，直至八十年代末國內學術界對它仍知之甚微。九十年代初，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以及走出國門進行國際學術交流的學者越來越多，才開始有人接觸到了多元系統理論，九十年代末才真正把它介紹到國內學術界。

這一理論遲遲未能在華人文化圈內產生較為熱烈的反響，一是該統理論本身比較艱澀，牽涉的學科又過于龐雜，如語言、文學、經濟、政治等；二是我國翻譯界對翻譯的研究和關注較多地仍舊停留在文本以內，而對翻譯從文化層面上進行外部研究的意識尚未確立。另外，埃氏的多元系統理論文章一直沒有完整的中文譯文。

近年來這一理論在中國引起了不少學者的關注。多元系統把翻譯放在語言、文化和社會這些宏大的背景下來考察，開拓了翻譯研究的新視野。

三、多元系統理論與翻譯文學

1924年，梯尼亞諾夫在論文《文學事實》中提出，文學事實是一個“關系實體”；1927年，在《論文學進化》中又提出，文學的進化在于“系統的變異”，即處于文學系統中心位置的高雅文學被處于邊緣的、更富活力的新文學所取代。所謂的文學作品、文學類型、文學時代、文學或文學本身，實際上是若干特征的聚合，這些特征的價值取決于它們與網絡系統中其他因素的相互關系。這樣的文學其實就是一個系統。但這個系統絕非靜止而是不斷變化的。文學現象必須在共時和歷時的層面上進行關系研究。從共時角度，文學似乎是一個和諧、平衡和靜態的系統；從歷時角度，文學內部充滿了沖突和變異。文學的演進和發展在于系統內部持續不斷的陌生取代熟悉、創新取代傳統的運動。文學系統包括處于中心位置的高雅文學和處于邊緣的更富活力的新文學。

長期以來，文學翻譯處于文學研究的邊緣，評論文學翻譯的標準大多是先驗性的，重原文文本輕譯文文本。20世紀70年代以后，人們開始對先驗性的“等值”標準提出質疑；描述性的、動態的翻譯研究應運而生。人們將翻譯文本中出現的“差異、謬誤、模棱兩可、多元指涉，以及‘異質’的混亂”視作“文化意識形態直接影響特定文學抉擇的寶貴資源”。

佐哈爾強調應該把翻譯文學看作一個系統，將其納入文學多元系統。各種翻譯作品或翻譯形式在文學多元系統中可能起一級或二級的作用，關鍵在于它們在譯入語這個多元文化系統中所處的地位。為此，佐哈爾勾勒了三種使翻譯處于主要地位的歷史條件：

1）當某一多元系統還沒有形成，也就是說，某種文學還“幼嫩”，尚處于創立階段；2）當一種文學（在一組相關的大的文學體系中）處于“邊緣”位置，或尚還“弱小”，或兩種情形皆有；3）在一種文學中出現轉折點、危機或文學真空之時（Even－Zohar，1990）。

第一種情況如以色列，第二種情況如低地國家，第三種情況如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那時現存的種種文學模式對年輕作家沒有吸引力，他們就轉向國外尋求（“五四”中國翻譯）。在這幾種情況下，原來的文學不但要借助翻譯文學來輸入新的思想和內容，就是形式和技巧也需要翻譯來提供。因此，翻譯活動會變得頻繁且重要，占據了中心位置，并且扮演了創新的角色。

四、對多元系統理論的分析

多元系統論將經典化的產品與模式和更加富有流動性與多樣性的邊緣產品與模式系統地聯系在一起，使一些在傳統上被忽視的文本和形式得以再現。翻譯規范的運作方式、翻譯的操縱性質和翻譯的效果都被置于更加廣闊的社會文化背景之中，因而翻譯研究成為文化史研究。（Hermans，1999：118）

多元系統理論的方法論以文學的系統概念為基礎進行的描述性研究，將翻譯文本接受為既成事實，探討造成其特定本質的不同因素。這種研究方法給翻譯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范式。然而佐哈爾聲稱要客觀地觀察系統間的相互作用，以一種非精英的、不帶任何價值標準的模式來摒除各種偏見的觀點是不無問題的。但正如赫曼斯指出的，觀察要做到絕對客觀是不可能的，因為一個人總是從某個文化和歷史的語境或某個多元系統的位置進行觀察的（Hermans，1999：36）

另一個局限性在于它一方面強調主流意識形態對翻譯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忽視非主流形態的作用。社會是多種意識形態共存。承認意識形態對翻譯的影響，主流與非主流的意識形態都會影響譯者及其翻譯策略。這樣，不論是翻譯文學處于Even－Zohar所概括的三種情況中的任何一種情況，一個社會的翻譯行為也不會是如他所說的那么單一，而應該是復雜多樣的。

五、結語

多元系統理論在當前國際譯學界有很大的影響，雖然多元系統還存在某些局限性，但它開辟了一條“翻譯最終超越規約美學的道路”，為翻譯，特別是外國文學的譯介開拓了更為廣闊的研究領域有直接的關系。隨著時代的發展，它必將得到進一步完善。

參考文獻：

［1］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y.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劉宓慶.當代翻譯理論.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9.

［3］許鈞，穆雷.翻譯學概論.南京：譯林出版社，2009.

［4］劉閣.多元系統理論在解釋中國近代翻譯史時的意義與局限性.華東師范大學，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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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H109.2　文獻標識碼：A

1　多元系統理論

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om theory)是以色列翻譯理論家埃文?佐哈爾(Even-Zohar)1972年在俄國形式主義和捷克結構主義的基礎上提出的。多元系統理論的核心，就是把各種社會符號現象即各種由符號支配的人類交際形式，如語言、文學、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視作一個系統，而不是一個由各個不相干的元素組成的混合體。而且這些系統是由若干個不同的系統組成的系統；這些系統各有不同的行為，卻又相互依存，并作為一個有組織的整體而運作。任何多元系統，都是一個較大的多元系統即整體文化的組成部分；同時，它又可能與其他文化中的對應系統共同組成一個“大多元系統”。也就是說，任何一個多元系統里面的現象，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必須與整體文化甚至于世界文化這個人類社會中最大的多元系統中的現象聯系起來研究。多元系統理論是一種文化理論。

根據佐哈爾的觀點，在以下三種情況下，翻譯文學可以從邊緣轉而占據其所在多元系統的中心位置。第一，當一個新興的年輕文學多元系統正在建立或向年長的文學尋求已有的既定模式時。第二，當一個文學多元系統在大多元系統中處于邊緣或弱勢狀態，它要引進其所缺少的文學形式時。第三，當一個文學多元系統在其發展歷史上進入轉折時期，且已確立的文學模式被認為不足時；或當這個國家的文學出現危機或真空時。

2　林譯作品和歸化異化

2.1　林譯作品簡介

林紓(1852-1924)，字琴南，號畏廬，又自號冷紅生，福建閩縣人。康有為曾經說過“譯才并世數嚴、林”，即嚴復和林紓。韓洪舉認為林紓是“我國近代影響最大、成就最高的小說翻譯家。”另外，林紓是我國古文翻譯的第一人。

自1897年翻譯第一部外國小說到1919年前后，林紓共翻譯了百余部小說，其中大部分是長篇或中篇。近代史上，他最多、最集中地介紹了西方文學作品。

“林譯小說”是中國近代文化史上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林紓通過與合作者完成的譯作，給當時的中國帶來了另一類迥然不同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內容。

關于林譯小說數量的說法不一。旅美華人馬泰來《林紓翻譯作品全目》(1984)的統計，林紓的譯作總數是184種。由于他考定了譯作的原書和書名，翻檢了原書或書影，應該說這個數字是較為可信的。但馬泰來的書目有4種為非小說作品，還漏列的1個小說，故林紓翻譯的小說應為181種，約一千二百多萬字。

林紓翻譯的基本全是小說，尤其是前期政治小說居多。而且，林譯小說使當時的中國人認識了許多歐洲著名作家，比如莎士比亞、狄更斯、斯威夫特、歐文、托爾斯泰等等。

2.2　林譯作品中的歸化現象

歸化和異化這對術語在西方是由LawrenceVenuti首先提出來的。他認為，歸化翻譯是采用透明的、流暢的風格為譯文讀者把陌生感降到最小的翻譯策略；而異化的翻譯通過保留原文的某些成分有意地打破目的文化的規范。

根據以上Venufi的觀點，林譯小說中歸化策略的應用非常明顯。首先表現在林紓對翻譯語體的選擇。雖然在林紓所處的時代一清末民初，已經出現的白話文，但是林紓卻選擇使用文言文即古文來翻譯。其次，林譯小說中大量存在用中國當時的思想或宗教觀念來替換小說中西方的宗教概念。比如，他用中國佛教中的“主持”來替代基督教中的“主教”。通過歸化策略的運用，可以降低中國讀者對西方小說的陌生感，接受起來比較容易。

2.3　林譯作品中的異化現象

林譯小說中也存在大量的異化現象，主要體現在以下兩點：第一，林譯小說中大量而如實地介紹了西方的風俗習慣、節日慶典儀式、歷史人物和人們的生活方式。例如，在林紓所譯的《圣誕夜宴》一文中，這樣寫道：“中有十三歲女郎，散發披肩，奔走趨避，色赧而膊露，胸衣半馳，而蹀躞西門尤酷。”這段話就如實地描述出西方女性的開放。再如，林譯的《基督生日》一文中出現這樣幾句話“時時人見老人至誠，皆稟去苛禮，人人咸倜儻不羈。”這里譯出了西方社會里老少平等的現象。盡管以上翻譯中的內容并不符合中國當時的倫理道德標準，譯出來就有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韙，林紓還是忠實于原作的內容。第二，林譯小說中大量出現的外來語和音譯詞也是異化策略的很好體現。比如“布丁”、“便士”、“星球”“禮拜”等。《離恨天》第十章：“人生地球之上，地之沐陽光者亦僅有其半。”《塊肉余生述》第四章；“余譯其意，即專制之別名。”另外，林譯小說中還有大量外來名詞的音譯，如“佛郎”、“馬克”、“盧布”等等。

3　林譯作品中的歸化與異化策略的文化背景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歸化和異化這兩種翻譯策略在林紓譯介西方文學作品的過程中都有大量的使用。下面作者將嘗試使用以色列翻譯理論家埃文?佐哈爾的多元系統理論分別分析林譯作品中異化歸化的文化背景。

多元系統理論認為，各種社會符號現象即各種由符號支配的人類交際形式，如語言、文學、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都可視作一個系統。這些系統并非單一的系統，而是由若干個不同的系統組成的系統；雖然這些系統各有不同的行為，卻又相互依存，并作為一個有組織的整體而運作。任何一個多元系統里面的現象，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應該與各個系統聯系起來進行研究。下面本文作者將具體從語言、文學、經濟、政治或意識形態等角度分析林譯作品種的異化和歸化現象。

3.1　從多元系統理論角度分析林譯作品中歸化現象的文化背景

林譯作品中大量出現歸化現象與清末民初的文化和意識形態有很大的聯系。

清朝是我國封建社會的末期。這一時期的知識分子接受的都是私墊教育，他們學的都是幾千年來封建社會的教科書如《四書》、《五經》、《史記》等等，都爭取能夠通過八股文考試入仕當官。在他們眼里，八股文是寫文章的最高標準，其他的文學形式都是不登大雅的，尤其是小說。而且，在當時小說的地位和藝術價值還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文人們最不屑的就是寫小說，在這種情況下，林紓作為一個譯者，思想上的斗爭或多或少都是有的，為了實現自己通過翻譯“開民智”的目的，使國人更多地了解西方世界，林紓選擇了用古文翻譯，這樣譯文讀者就更容易接受自己的譯作。另外，清末民初時，清王朝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已有二百年，嚴格限制和禁止對外交往和貿易，這樣不但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而且隔斷了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以至于當時的人們對西方了解得非常少。在這種情況下，林紓選擇用中國特有的概念來替換一些“陌生的”西方宗教觀念也是可以理解的。

3.2　從多元系統理論角度分析林譯作品中異化現象的文 化背景

林譯作品中的異化現象是很多因素作用的結果，林紓使用這一翻譯策略離不開當時的歷史政治狀況，以及當時文學所呈現的新狀況，還有林紓本人對西方文學作品中的寫作手法等的青睞。

3.2.1　清末民初的歷史和政治狀況

林紓所處的時代已經是清朝末期，中國遭受西方列強的侵略。一些具有遠見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意識到放眼看世界的必要性。失敗以后，以粱啟超康有為為代表的維新派不但進行了政治改良，而且要求傳播西方文化。作為一個生活在這樣的時代中的具有強烈的愛國心的傳統知識分子，林紓也參與了傳播西方文化的活動來抒發自己的愛國熱情。林紓在其譯作中大量采用異化的翻譯策略，如實地介紹當時西方人們的生活方式，思想觀念，節慶儀式等都是為了中國人能更多地了解西方。

3.2.2　清末民初的文學的狀況

大家都知道，林紓生活的時代是封建社會走向盡頭的最后階段。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一直被奉為經典的八股文這時已經逐漸失去其在中國文學這個多元系統中的中心位置了。人們不再滿足于八股文這種一成不變的文學樣式了，迫切地希望能夠有新的文學形式出現。用佐哈爾的話說，就是當時中國的經典文學已經轉入“弱勢”，它需要通過這一時期的翻譯活動來引進一些自身所沒有的新的文學形式。于是，在這種情況下，林紓，作為當時譯壇上一員強將，就順應了大眾的要求，把小說這一全新的文學形式介紹給了當時的中國文學界。

3.2.3　林紓本人對西方文學的青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