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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75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9646(2012)5-0032-02
一、我國外貿政策的現狀與存在的問題
自從我國加入WTO,我國的貿易實力正慢慢加強。我國是世界第一的貿易大國,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的意識到,雖然我國是貿易大國,但并不是貿易強國,對外貿易中仍然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問題,高速增長的背后存在著不小的隱憂。一季度我國進出口總值同比增長7.3%,達到8593.7億美元,累計貿易順差為6.7億美元。在告別前2月份的貿易逆差后,3月份當月出現貿易順差。之前進口的突然擴大緣于中國政府調結構、促平衡的政策導向刺激,并非市場主導的結果。而經過短期的急劇增長后,進口增速逐漸回歸理性。
1.我國傳統消費品出口出現疲軟的狀態
傳統消費品的出口困境也反映在數字上:1-3月,我國外貿出口4300.2億美元,增長7.6%,但服裝、紡織品及鞋類產品的出口增速分別為3.9%,1.4%和2.8%,均低于總體出口水平。事實上,此類商品的出口之前已顯露出疲態,今年前兩個月甚至均出現出口負增長。據統計,1至2月,我國服裝、紡織品、鞋類和箱包出口分別下降了2.5%、2.6%、2.1%和12.1%。
2.加工貿易增速在放緩
一季度,我國一般貿易項下貿易逆差516.7億美元,擴大9.4%。同期,我國加工貿易項下貿易順差874億美元,擴大13.4%。其中,出口1960.7億美元,增長6.3%;進口1086.6億美元,增長1.2%。
數據顯示,加工貿易的出口增速并不快,但進口放慢了。這說明加工貿易順差的出現是由于加工貿易的進口放緩,而非加工貿易出口增長所致。盡管加工貿易延續此前大幅增長的可能性很小,但好的方面是,一季度我國一般貿易進出口增長8.1%,加工貿易進出口增長4.4%,兩者差距正在縮小。
3.我國處于經濟增速放緩開始階段,人口紅利與制度紅利正在發生變化
我國正處在一個增速放緩的長周期的開始階段。最根本的驅動因素即人口紅利與制度紅利正在發生變化。從人口紅利來看,我國的生產者與消費者比例將在2~3年內出現拐點,考慮到農村富余勞動力已經大幅減少,未來可轉移的空間已經很小,拐點可能已經發生。從制度紅利來看,加入世貿組織帶來的效率紅利在消失。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已經由“十一五”期間的10%以上放緩到目前的8%附近。3月份出口環比增速企穩,但進口擴張顯著放緩。從外部環境來看,未來全球增長分化,美日經濟溫和增長,歐債危機雖有所緩解但歐洲經濟難免衰退,而且近期指標顯示歐洲經濟的下行風險加大。預計中國對歐洲出口未來一段時間內將維持同比個位數的低增長,加上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的滯后影響,將拖累整體出口增速在第二季度繼續放緩。但從季度走勢的領先指標看,美歐日制造業ISM加權指數已從2011年11月份49.7的低點回升,最近幾個月均維持在51左右,意味著出口增速在目前已經低位的水平繼續下降的空間不大,今年下半年甚至可能有小幅改善。
二、對我國外貿政策的建議。
1.提出“科技興貿”戰略,優化出口商品結構
今年外經貿部提出“科技興貿”戰略,其核心是通過對科技的應用,以改善進出口結構、提高出口質量,增強我國出口商品的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科技興貿”戰略具有兩層含義:第一,促進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充分發揮高新技術產業的帶動作用。第二,將高新技術滲透到傳統產業中,提高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檔次及附加值,加快實現出口商品由目前的初級工業制成品為主向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工業制成品為主的飛躍。
2.提高境內加工貿易層次,推動境外加工貿易發展
在我國外貿出口中,加工貿易比重最大,占到一半以上。90年代除了個別年份外,我國加工貿易出口一直保持20%以上的年增長率,為經濟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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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加工貿易國際分工中,我國承擔的主要是技術水平較低的勞動密集型部分,與一般貿易相比,其利潤低、對外依賴度強,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小。前不久,國家經貿委副主任陳邦柱指出,我國加工貿易已到了由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的階段,要引導加工貿易向更健康的方向發展。
3.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
市場多元化戰略就是要鞏固和拓展美、日、歐等傳統市場,開拓非洲、拉美、東歐和獨聯體等潛力巨大的市場。開展境外加工貿易是開拓拉美、非洲等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許多企業逐漸改變過去單一出口方向,開始全方位向國際市場進攻。
4.逐步開放服務貿易
隨著全球范圍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各國服務市場的進一步開放,科學技術特別是信息與電子技術的發展,服務活動及其可貿易性進一步加強,服務貿易將日益發展和壯大,成為未來國際貿易增長的主要力量。一方面要收集研究不斷變化的進口方市場的相關技術法規、技術標準以及合格評定程序的相關信息,以便能夠及時調整生產。另一方面企業也要實施以質取勝戰略,加快技術進步步伐,比如通過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調整產品結構、提高產品質量。
[1]郭波,都莉莉.國際金融危機:中國外貿政策戰略調整的契機[J].大連大學學報,2010,(02).
一、前言
2016年,國務院《關于促進外貿回穩向好的若干意見》,從財稅金融支持、鞏固外貿傳統競爭優勢、培育外貿競爭新優勢、著力優化外貿結構、進一步改善外貿環境等5個方面推出14條政策措施。從中不難看出,我國目前的對外貿易政策仍是遵循改革開放以來的主旋律,即以出口導向型為主。
近些年來,國際經濟趨于全球化;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在2001年加入了世貿組織,對外貿易政策也經歷了4個階段,從最初的國家干預,“閉關鎖國”式對外貿易政策;到如今的促進對外貿易穩定增長,努力實現對外貿易自由化的外貿政策;我國的外貿政策,也在中國特色主義道路上不斷摸索著,以適應宏觀環境的變化,更好地促進我國經濟發展。
二、我國現行的外貿政策
對外貿易政策可以分為進口政策和出口政策,而我國的外貿政策一直遵循“引進來,走出去”戰略方針。
“引進來”,就是吸引外國資本來我國進行投資,這樣的初衷是為了形成新的外貿增長點,帶動我國產品、技術、標準、服務等的出口,成熟自己國家的幼稚產業。“走出去”,就是為了刺激國家的經濟增長,提升自己國家產品的形象,增強在國際間的競爭力。
三、我國現行外貿政策的弊端
由于我國的特殊國情,國土面積遼闊,勞動力低廉,價格優勢,以及政策導向,在過去的30多年來,我國的外貿一直保持著兩位數的高速增長,長期處于外貿順差地位。可在2015年,我國貨物貿易總額已高達39569億美元,是1978年206億美元的192倍,占世界貨物貿易總額的比重達到11.9%,在這個高度上,已經沒有辦法再像之前那樣保持高速增L了,再加上近幾年宏觀環境的變化莫測,我國現行的外貿政策確實遇到了一些難題。
1.外貿順差的弊端
在之前,我國一直注重并提倡在對外貿易中保持順差地位,順差,即國家的出口大于進口,認為出口的越多,外貿增長越大,我國經濟發展就越好。在這種默認下,各地方為了交出一份滿意的“答卷”,甚至不擇手段地增加出口,比如惡意價格競爭,各地方這種短視行為,不僅不利于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也造成了市場混亂、結構失調。
2.外匯儲備過多的弊端
我國長期處于外貿順差地位,由此產生的一個必然結果就是外匯儲備過多,一個國家的發展,和一個公司的經營有異曲同工之處,其資本負債結構雖有不同考量,但都遵循一個標準,也就是外匯(流動資產)都不宜超過短期負債,這樣雖然流動性增強了,但收益卻大大降低,會造成資本的大大浪費;同時由于我國外匯儲備過多,國際上一定會呼吁我國人民幣盡快升值,可如果這樣就會導致我國居民的實際消費水平降低,且國外投資也會大大減少。
3.具體措施的弊端
為了更好地實施我國的外貿政策,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來保護引進的投資,促進出口產品,比如對于引進的外資給予低廉的租金、良好的位置、優先的通道;比如對出口的企業,實施高額的出口退稅制度;這樣最直接的后果是不利于企業之間的良性競爭,出口企業和外資企業將最優良的資源占為己有,而其他企業由于無法享受平等的權利,無法持續發展,也無法提升技術,創新產品;接著我國的產業結構會失調,眾多企業為了獲得更多的優惠,紛紛轉型成出口產品的企業,也增強了內部競爭;此外,由于從國民收入中得到的稅收需要補貼這些企業,那么用于民眾的比重必然大幅降低,會降低民眾的生活水平。
四、我國現行外貿政策的改進建議
1.增加對進口的重視
我國應該認識到進口對于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首先,可以促進居民的消費,進口產品之后,居民消費的選擇性變多,也會刺激居民收入結構的改善,消費,也是國家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其次,引進國外先進的技術、資源、管理手段,通過合作和學習,有利于我國相關產業盡快成熟;再者,增加進口,可能反而會刺激出口,我國企業在學習到國外的優點之后,改善了產品,提升了質量,也會改變我國產品在國際上的形象,從而增加出口。
2.提升產品的核心競爭力
在國際間,我國產品的形象似乎一直是沒有技術含量,雖然出口份額越來越大,可我們掌握的都是產品的初級生產階段,或者就是單純的資源輸出,而附加值的增加、核心的技術一直掌握在其他國家,這樣我們并不能真正地發展經濟。我們應該著力于提升自己的技術,增加產品的創新性,從“中國制造”轉變為“中國創造”。
3.針對性、動態性保護
我國對于外商投資,應該注重引進的外資質量,通過針對性的優惠措施,讓投資集中到新興產業、高新技術、節能環保等高新技術產業;對于出口企業,應完善退稅政策,針對性進行補償,且應與宏觀環境、經濟發展階段、產業結構的實際情況相聯系,并不斷進行調整。
參考文獻:
[1]魏浩. 我國現行外貿政策面臨的挑戰與對策[J]. 經濟與管理研究, 2003(6):64-67.
[中圖分類號]F7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06)07-0017-02
近幾年,我國對外貿易取得了長足發展。2004年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提前6年突破萬億美元大關,首次超過了11000億美元。2005年我國外貿進出口總額達到了14221億美元,同比增長23%。中國對外貿易在世界貿易中已位列第三,成為名副其實的貿易大國,對外貿易依存度已超過70%。但必須明確的是,雖然我國是貿易大國,但并不是貿易強國。我國的對外貿易中仍然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問題,因此我國的外貿政策也亟待作出合理的調整。
一、我國外貿政策亟待調整的原因
1.貿易條件持續惡化。目前,我國許多出口商品在出口數量猛增的同時,價格卻大幅下跌。例如,2005年1月,中國出口歐盟的女式襯衣和罩衫等數量較上年同期增長兩倍以上,而出口價格卻下跌了41%。出口商品量增價跌造成國內能源、資源浪費和經濟利益外流,惡化了外貿條件。
2.外貿結構不合理,缺乏自主品牌,影響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當前,我國出口增長方式仍屬于粗放的數量增長型,大多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而我國已進入WTO過渡期,并且即將進入“后過渡期”,隨著政府各種保護的取消,中國企業將公平地參與競爭。如果中國企業不盡快改變粗放的出口模式,不在產品的質量、技術含量及營銷技術上下工夫,僅僅指望加入WTO后國際市場的擴大來尋求出路,是十分幼稚的。
同時,由于缺乏自主品牌,我國的出口規模雖然快速增長,但獲益很少。目前,我國有700種產品的產量和出口居世界第一,但基本上我國沒有世界水平的品牌。目前,我國自主品牌培育方面主要存在的問題有:一是企業自主研發投入不足。2005年中國企業500強研發投入只有1%,比世界500強低一個百分點。二是一些企業尚未建立“搞開發,樹品牌”的意識。我國50個最著名的品牌中有一半在境外沒有注冊,很多商標在境外被搶注。三是政府扶持政策不配套,沒有形成促進品牌樹立與發展的體系。四是還沒有形成有利于品牌發展的良好的社會氛圍。盡管在大城市初步形成了品牌消費的觀念,但是在廣大農村還沒有形成品牌意識,消費者還沒有建立起對民族品牌的消費認知。
3.貿易摩擦不斷,全球反傾銷調查“扎堆”中國。據統計,近年來我國一直是WTO成員國反傾銷調查的主要目標國。我國是連續11年來在全球遭受反傾銷調查數量最多的國家。1995-2003年,中國遭受WTO其他成員國反傾銷立案356起,占WTO成員反傾銷總量的14.7%,遭受最終反傾銷制裁254起,占WTO成員反傾銷總量的16.8%。2006年,國外發起的案件,加上2005年還沒有仲裁的案件,總共可能需要應對的是136起,涉案金額可能超過50億美元。如此頻繁、涉案商品種類繁多的針對中國的反傾銷調查,不僅給我國的出口帶來巨大損失,而且嚴重影響了我國產品的國際聲譽。在國際上,形成了“中國制造=低價=傾銷”的不良產品形象。
二、我國貿易政策調整的方向
1.端正對外貿易尤其是對出口貿易的態度,主動調控過大的貿易順差。1994-2005年,我國外貿已連續12年出現貿易順差。2005年,我國外貿整體順差額已突破1000億美元。截至2006年2月,我國外匯儲備達到8537億美元,我國已超過日本成為世界最大外匯儲備國。長期貿易順差會招致一些貿易伙伴的不滿,不利于我國參加雙邊或多邊貿易談判,而且會使貿易條件日趨惡化。日本在這方面的經驗教訓值得我們借鑒。日本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貿易發展迅速,積累了大量的貿易順差,招致歐美等國家的不滿,并迫使日元大幅升值,這直接導致了日本經濟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萎靡不振。在我國目前貿易順差逐年加大的情況下,政府應采取宏觀調控措施適當減少順差額,例如在年末適當抑制出口,擴大進口。
實際上,發展對外貿易的最終目的是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增進國民福利。出口企業有權根據利潤最大化原則來確定出口多少或者是否出口。作為政府來說,不能把每年出口額增長多少、比上年增長多少個百分點作為政策目標,作為政績考核的標準,如果是賠錢出口,就更不可取。作為我國出口產品主體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多數具有明顯的成本優勢,不需要依賴政府的出口退稅獲得競爭優勢,退稅反而使企業過分依賴價格競爭,而忽視了產品技術升級、質量提高和品牌樹立。對于少數只能依靠出口退稅來維持盈利的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說明其競爭力很弱,應該考慮是否值得出口。
2.密切關注對外貿易依存度提高所帶來的經濟安全問題。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外貿增長速度達到GDP增長速度的3倍。由于外貿的高速增長,我國目前的外貿依存度已超過70%,其中出口依存度已達到36%。據統計,近年來,美國經濟增長每下降1個百分點,對我國出口產生5個百分點的負面影響。這正說明作為一個發展中的貿易大國,中國經濟受國際市場,特別是美日歐發達國家經濟的影響已不容低估。20世紀90年代,美國曾利用東南亞國家對其市場的依賴性,對這些國家施壓推行自由貿易和自由金融,取消對外國資本流動的管制,結果導致這些國家外債結構嚴重失衡,加上國際資金的涌入,最終釀成金融風暴,對此我們必須有所警惕。
要實現對外貿易與國內經濟的良性互動,必須適當控制對外貿易增長速度,保持適度的外貿依存度。目前,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已大大超過美國、日本,適當控制外貿增長速度,使外貿增長速度稍高于國民經濟增長速度為好,促使外貿由外延型增長向內涵型增長轉變,提高外貿經濟效益。同時為了減緩國際經濟波動對我國經濟造成的影響,我們必須把發展經濟的重點放在擴大內需上,適當調整需求結構中國內需求與國外需求的比重,使得內外均衡發展。
3.積極主動地應對針對我國的反傾銷訴訟,同時對出口產品制定正確的定價策略。一方面,許多反傾銷指控是基于貿易保護主義的少數利益集團的私利行為,我們應當據理力爭,積極應訴,及時抗辯,消除其負面影響。反傾銷作為一種依法進行的行政調查措施,積極應訴無疑是一種最有效的減少損失的方法。國外調查機構會利用申請方所提供的資料作出不利于我方的裁決。因此,要通過制定相應的法規,進一步具體落實有關反傾銷應訴中“誰應訴,誰
受益”的原則,從根本上扭轉企業不積極應訴的情況。同時,應使企業充分認識到應訴與不應訴,積極與不積極,其結果會大不相同,增強企業自覺應訴的積極性。
另一方面,相當一部分針對我國的反傾銷訴訟確實有我國企業低價競爭、爭奪客戶的因素。據中國駐外機構一致反映,中國商品在巴西、印度、南非等國并非沒有市場,而是市場開拓剛見成效,中國方面企業之間的惡性競爭就接踵而至,引起當地生產企業的恐慌,要求其政府采取反傾銷等保護措施。而一旦對方裁定反傾銷成立,中國企業幾乎完全喪失進口國相關產品的全部市場。同時,極大損害了“中國制造”的國際聲譽。因此,我國應對出口產品實行正確的定價策略。而我國目前的定價方式則對于國際因素考慮不夠,并且由于我國勞動力價格偏低,而我國的出口產品又以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和初級產品為主,因此極有可能出現產品價格低估的情況。我國企業在對出口產品定價時,應當綜合考慮國內外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同時出口貿易中應當避免過分壓低價格來換取市場份額,尤其要避免本國企業之間的惡性競爭。
4.調整出口產品結構,實施品牌戰略。在國際市場上,要真正實現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飛躍。2005年,我國政府主動對6大類148種紡織品征收出口關稅就是這種調整的具體體現,這對于紡織品行業的影響是較大的。特別是一些小規模的紡織企業,由于其技術相對落后,規模較小,征稅后利潤空間已十分狹窄。可以預見,今后這種調整將隨著國際貿易形勢的變化以及國內產品結構的升級而更加頻繁,所涉及的出口產品的領域也將更加廣泛。
在實現出口產品結構升級的同時,我們還要下大力度培育一批自主品牌,采取市場化的方法,推出一批自主品牌建設的典型,支持品牌企業參加知名展會,在目標市場投放廣告,設立營銷機構和售后服務體系等方面的工作,增強企業樹立品牌的信心。同時,要加大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嚴厲打擊侵犯商標、搶注專利、剽竊核心技術等行為,切實保護品牌企業的利益。
關鍵詞:物流產業;物流網絡;產業結構調整;加工貿易;出口退稅
中圖分類號:F253 文獻標識碼:A
前言
改革開放以來,加工貿易和出口退稅政策一直是我國鼓勵企業產品出口、實現“出口創匯”、緩解我國外匯短缺的兩項主要對外政策。加工貿易是指由國外廠商提供原材料、零部件及產品設計方案,國內的生產廠家依據國外廠商的設計圖紙或貨樣進行加工裝配成成品后復運出境的一種對外貿易方式。出口產品退(免)稅,簡稱出口退稅,是指對出口產品退還其在國內生產和流通環節實際繳納的產品稅、增值稅、營業稅和特別消費稅。出口退稅主要是通過退還出口產品的國內納稅款來平衡國內產品的稅收負擔,使本國產品以不含稅成本進入國際市場,與國外產品在同等條件下進行競爭,從而增強競爭能力,擴大出口創匯。加工貿易和出口退稅政策的實施為我國企業融入國際市場、參與國際分工提供了有力保障,使我國形成了符合國際市場要求的制造業平臺。
一、對外貿易政策促使我國物流網絡形成東部沿海發達,中西部內陸落后的格局
改革開放初期,在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交通條件、進出口通關環境、勞工成本等多方面因素綜合影響下,97%以上的加工貿易企業和大部分外向型生產制造企業分布在東部沿海地區,使得包含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經濟帶在內的東部沿海地區對外貿易型企業達到數十萬家。其對外加工貿易總額占到全國對外加工貿易總額的97.4%以上,東部地區物流量占全國物流總量六成以上。東部沿海地區高度發達的制造業為東部地區物流業的繁榮提供了最堅實的基礎和原動力。同時,東部地區發達的交通基礎設施也為本地區物流網絡的搭建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因此,我國絕大部分物流節點設施,諸如物流園、物流中心、貨運場站等大部分設立在東部沿海地區,并以東部地區外向型生產制造企業為主要服務對象。而在我國的中西部地區,由于受政策、基礎設施建設和人才資源等多種因素的制約,其經濟發展速度、生產制造技術水平、企業規模等均落后于東部沿海地區,導致中西部地區在多方面遠遠落后于東部地區。以下就物流網絡建設、物流發展環境、物流效率、保稅物流業務等進行比較分析。
1、物流網絡建設
東部沿海地區依托于它的沿海區位優勢,在國內外生產制造的強大需求推動下,經過20多年的發展,基本完成了以港口碼頭、物流園區、物流中心、貨運場站等節點設施為核心,以發達的公路、鐵路、水路運輸線路為紐帶的多層次、全方位的物流網絡的搭建;中西部地區由于長期受到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交通基礎設施發展相對遲緩。中部地區基本完成了交通網絡骨干線路的建設,各種類型的物流園區、物流中心、空港等結點設施業已規劃完畢,部分已經在建或建成。西部地區正大力修建交通基礎設施,物流網絡節點設施規劃尚在研究中。
2、物流發展環境
東部沿海地區市場秩序規范,國際化水平較高,生產制造企業物流外包意識較強,物流外包現象較為普遍,物流發展環境成熟;中西部內陸地區從外部引進的專業物流企業較少,大部分物流業務由當地傳統貨運企業承擔,仍以傳統的倉儲運輸服務為主,市場壟斷特征明顯,物流發展環境較差。
3、物流效率
東部沿海地區由于各種類型、規模的物流企業云集,市場競爭十分激烈,物流效率較高,基本可以滿足本地區不同類型、不同規模的企業對有關國際國內物流運輸的需求;中西部地區受當地經濟總量和物流發展水平的制約,物流活動基本由本地區傳統的貨運企業,主要以提供本地區運輸、倉儲服務為主,綜合服務服務提供領域存在較為明顯的不足,流效率較低。
4、保稅物流業務
東部沿海地區已適應我國對外加工貿易的需要,形成了完整的保稅物流服務體系,可提供多種類型的保稅物流服務,保稅物流量很大;中西部內陸地區由于加工貿易企業很少,保稅物流量很小。
二、對外貿易政策的調整對我國未來物流業發展的影響
1、我國對外貿易政策的局限性
雖然在“出口創匯”政策的帶動下,我國出口加工型企業在近30年的改革開放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特別是加工貿易型企業的飛速發展,更為我國贏得了“世界工廠”的美譽。但是,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科技水平不斷提高,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外匯儲備的不斷增加,加工貿易型企業也不斷的暴露出其自身的不足:
(1)產品附加值不高。我國加工貿易仍處在國際產業價值鏈低端,加工環節主要集中在最終產品的組裝和低端零部件的配套生產,在核心技術、產品設計、軟件支持、關鍵零部件配套生產等領域缺乏競爭力。
(2)加工貿易區域發展不平衡。我國加工貿易主要集中在我國東部沿海地區,中西部內陸地區由于其產業配套、運輸成本、物流效率、營商環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約,尚未大范圍開展加工貿易。
(3)進出口貿易不平衡。近些年來,在我國對外加工貿易帶動下,我國進出口順差愈來愈大,導致了我國進出口貿易的不平衡,引起了諸多國際貿易爭端。
(4)原材料資源利用不足。長期以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我國的資源有效利用率遠遠低于西方發達國家。為了保護環境,充分利用不可再生資源,必須促使企業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強企業的科技創新能力,提高企業產品的附加價值,提高企業的資源利用率。
因此,為了優化我國出口商品結構,必須嚴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出口,抑制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產品出口,減少貿易摩擦,促進貿易平衡,緩解外貿順差過大帶來的突出矛盾,推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實現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和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2、對外貿易政策的調整對我國未來物流業發展的影響
(1) 對外貿易政策的變化
自2007年開始,我國針對“出口退稅”和“加工貿易”密集出臺一系列的具有針對性宏觀調控政策:
2007年7月1日 ,國家財政部和稅務總局會同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海關總署《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調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稅率的通知》,調整了2268項涉及服裝、鞋帽、箱包、玩具、自行車、家具、皮革毛皮制品、羽毛制品、塑料、橡膠制品、風扇、摩托車等多種出口“強勁”的產品出口退稅稅率。
2007年7月23日商務部、海關總署了新一批加工貿易限制類目錄,主要涉及塑料原料及制品、紡織紗線、布匹、家具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共計1853個十位商品稅號,占全部海關商品編碼的15%。對列入限制類的商品將實行銀行保證金臺賬實轉管理。此次加工貿易限制類商品政策調整,對東部和中西部地區實行差別政策:一是東部地區新設立的外貿企業,不予批準限制類商品加工貿易業務;二是中西部地區A類和B類加工貿易企業繼續實行銀行保證金臺賬空轉管理。
從以上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方向來看,政府在未來的規劃中將繼續加大優化進出口商品結構的政策力度,控制對外貿易順差過快增長,通過調整部分產品的出口退稅和出口關稅政策,完善擴大進口的支持政策。積極增加進口,重點進口國內需要的資源類產品,鼓勵一般貿易以及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高附加值產品出口,進一步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性產品出口,推動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從而逐步實現我國經濟的增長由出口導向型向內需拉動型轉變。
但從國家對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實行經濟政策的差別對待,也可以看出國家期望引導加工貿易向中西部梯度轉移,加快形成布局合理、比較優勢明顯、區域特點鮮明的新的加工貿易區域發展格局。
因此,在未來中長期發展中,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必將立足于自身的科技優勢,人才優勢,向科技創新和貿易服務這兩個方向方面發展,逐漸發展成為我國的高科技產品研發、生產制造中心,經濟的發展將向技術創新和服務型方向發展。而中西部地區將發揮其人力、資源的比較優勢,逐漸承接東部地區的加工貿易及生產制造型企業,成為我國產品新的生產、組裝、制造基地,經濟的發展將向生產制造和加工貿易方向發展。
(2)對外貿易政策的調整對我國未來物流業發展的影響
在新的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帶動下,服務于生產制造企業的物流行業的發展戰略也必將隨著我國經濟產業布局的戰略調整而重新調整、我國物流網絡布局也必將伴隨我國生產制造產業的戰略轉移和重新布局而產生新的變化。我國物流產業正面臨著一個新的戰略機遇期,我國物流網絡體系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將顯現以下四個特點:
在物流網絡建設上,東部沿海地區將是我國未來的高科技產品的研發、制造中心。產品的科技含量、精密性、附加價值等將會有極大的提高。企業之間深層次的加工合作也將進一步增強。從而導致物流服務更趨向于靈敏化、及時化、準確化發展。因此東部沿海地區的物流基礎設施和配套設施將會在原有的基礎上向覆蓋面更廣、貨物通過速度更快等方面完善發展,最終形成覆蓋全區的發達的成熟的物流網絡格局。中西部地區作為我國未來的生產制造基地和加工貿易中心,將依托本地區資源優勢和生產制造潛力,借鑒東部沿海的地區的物流網絡搭建經驗,大力發展本地區的物流網絡基礎設施和配套設施的建設,形成較為科學合理的物流網絡格局。
在物流企業及服務方面,隨著東部沿海地區生產企業的轉型升級,經過激烈競爭后的物流市場將會形成以實力強大的綜合物流企業為主,以提供專業化的中小型物流企業為輔,形成結構合理、主次分明的格局,物流服務的綜合化和專業化特征明顯;同時,隨著中西部市場的不斷開拓、成熟、發展,國內外大型物流企業不斷進入中西部地區,其物流服務也由單一的運輸、倉儲向多元化、綜合物流服務等方向發展。
從物流發展環境上看,東部沿海地區由于經濟的高度發展,全球化、國際化水平愈來愈高,物流外包理念深入人心,物流外包服務將高度專業化并深入到生產企業生產的每一個環節;中西部地區的生產企業也將隨著企業自身的發展和外部市場的競爭地需要而大力發展物流外包業務。
對保稅物流業務,由于加工貿易中心“西進”,東部沿海地區各主要港口和保稅物流節點設施將作為中西部地區保稅物流圓區、保稅物流中心的進口貨物暫存地,保稅業務逐漸以大進大出為主要特點。區域內的分撥配送業務將會大大減少;中西部地區保稅物流將會逐漸發展成熟,與東部地區港口、碼頭保稅物流園區/中心聯系日益密切,提供各種保稅物流服務。
通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隨著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調整,生產制造中心、加工貿易中心“西進”的步伐逐漸完成,必然引起我國物流格局的大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①我國加工貿易中心不斷西移,以加工貿易為依托的保稅物流業務也不斷向中西部地區延伸,最終將形成以中西部地區為核心,以東部沿海港口、保稅物流結點設施為起點的新的保稅物流體系。
②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的物流聯系將日益密切,中西部地區廣闊的物流市場將會逐漸的被充分地挖掘,東部地區以出口為主導的出口型物流服務體系逐漸轉向以進出口平衡為導向的物流服務體系,并立足于沿海、沿江等區位優勢,開展靈活多樣的國際物流業務。而我國中西部地區則借鑒東部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逐漸建立起以服務于加工貿易的物流配送體系。
③東部地區的物流貨運品類將以產成品和零部件的出口,以原材料、資源性產品的進口為主,中西部地區主要以區域內資源型產品、半成品和零部件的運輸和倉儲為主要特色,生產制造企業間的物流量將極大地提高。
④東部地區逐漸成為中西部地區對外出口的通道,本區域內的物流量逐漸下滑,但與中部地區之間的物流量將會出現飛速的攀升;中西部地區則逐漸成為出口產品的主要貨源地和進口原材料、零部件等產品的主要消耗地。
結束語
隨著我國新經濟產業布局的脈絡愈來愈清晰,調整的步伐愈來愈快。東部地區對外出口型企業通過立足內需,充分發掘國內市場;科技創新,發展服務貿易和技術貿易;戰略轉移、發揮中西部地區比較優勢;資本輸出,開展境外加工貿易等方式應對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加緊轉型升級。而服務于生產企業的物流企業也將面臨同樣的問題:如何應對我國經濟產業布局的大調整;如何配合生產制造企的轉型升級而進行自身的轉型升級;如何在調整期間探索出新的業務模式、新利潤增長點等,都是擺在物流企業面前的一道道新的課題。
作者單位:石家莊郵電職業技術學院
參考文獻:
對外貿易依存度,又稱為對外貿易系數(傳統的對外貿易系數),是指一國的進出口總額占該國國民生產總值或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其中,進口總額占GNP或GDP的比重稱為進口依存度,出口總額占GNP或GDP的比重稱為出口依存度。對外貿易依存度反映了一國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是衡量一國對外開放程度的重要指標。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積極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對外貿易快速增長,與此相對應,對外貿易依存度也在不斷提高。
一、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現狀
(一)對外貿易依存度迅速增長。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幾年對外貿易依存度迅速提高。2003年我國的進出口貿易依存度開始超過50%,2006年達到最高點67%,2009年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下跌至45%。2001~2009年的9年中,有6年依存度超過50%。
(二)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外貿依存度處于較高水平。有人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庫中的世界各國國內生產總值數據和世界貿易組織的世界各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數據測算,2000年即我國“入世”前一年,我國外貿依存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8個百分點,但在“入世”后的2005~2007年間,我國外貿進出口依存度大幅提升,大約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5個百分點。
二、外貿依存度過高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一)經濟增長的對外依賴性增強,貿易摩擦增加。目前,與我國有經濟貿易往來的國家有220多個,但我國進出口市場僅集中于少數國家。對外貿易依存度反映了一國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我國進出口對美、日、歐盟的依存度很高,若在與他們的貿易中出現問題,會對中國的外貿產生巨大影響;同時,如果他國或地區的經濟發生波動,也會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直接影響,而且還會由于影響到別國從而對我國產生間接影響。
對主要貿易伙伴國的高度依賴也成為近來貿易摩擦頻率越來越高的一個根本原因。從1978年8月到2010年6月,近32年間,歐盟對華貿易救濟措施案件共157起,其中反傾銷案152起,反補貼案1起,保障措施3起,特保1起。而僅2010年上半年,我國就遭受貿易救濟調查案件38起,其中歐盟對我國發起了7起貿易救濟調查,包括反傾銷5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各1起。“數量多、頻率高、影響大、花樣多”,業內專家用12個字為近來頻繁的貿易摩擦做了定性判斷。
(二)對重要產品的進口依存度較高,危及國家經濟安全。“入世”后,我國進口依存度高的產品主要集中于兩大類:
一是重要原材料和能源。根據趙瑾2005年對我國各種戰略性資源進口依存度的測算,2003年原油、鐵礦石、氧化鋁的進口依存度分別是35%、36%、47%。2007年我國鐵礦砂及其精礦的進口額達到337.88億美元,與2003年相比增長596%;原油進口額達到797.73億美元,增長303%;其他用于原材料的初級產品,如食用原料和礦物燃料、油等進口額增長均超過1倍以上。
二是高新技術產品。如,我國一般儀器儀表的進口依存度為52.87%,中檔產品和關鍵零部件的進口依存度超過60%,大型和高精度儀器儀表的進口依存度幾乎是100%。
對于能源、礦產品、高新技術產品等戰略物資進口依存度過高,易使一國的經濟命脈受制于人。一旦居于行業壟斷地位的出口商對資源進行控制或出口國政府出于戰略考慮對產品出口設置障礙,則會給我國帶來潛在的風險。同時,由于這些產品需求價格彈性小,一旦大量進口,就會引起國際市場價格的上漲,這也將惡化我國的貿易條件,降低我國的經濟福利。
(三)加工貿易層次低,不利于提高出口產品競爭力。加工貿易是“兩頭在外,一頭在內”的一種貿易方式,通常從事低層次加工貿易國家對外貿易依存度高于從事高層次加工貿易國家對外貿易依存度。目前,我國的加工貿易從事的是低層次的加工貿易,即使屬于高新技術產業中的加工貿易也是從事勞動密集型加工組裝環節,附加價值不高。我國的出口產品大多為勞動密集型產品,其出口依存度高,說明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主要來自廉價的勞動力而不是資本和技術要素。這種競爭力格局影響了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惡化了貿易條件,使我國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不利地位,同時也使我國貿易發展面臨著其他更多發展中國家的低層次競爭局面。
三、對外貿易依存度高速增長的原因
(一)我國經濟發展戰略和外貿政策對外貿依存度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確立了出口導向型的外貿政策,大力鼓勵出口創匯。自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我國運用了價格、利率、匯率、出口退稅等手段調整進出口結構,這些外貿政策的實施,導致了我國進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不斷提升,我國貿易規模列世界排名也不斷上升,1997年位居世界第10位,2004年就上升到世界第3位,直到今天,我國的對外貿易規模穩居世界第3位。從這一點來說,我國外貿依存度不斷提升甚至出現偏高的現象是我國經濟發展戰略和外貿政策的產物。
(二)加工貿易占我國出口貿易比重高。加工貿易主要包括進料加工、來料加工、客供輔料和不作價設備四種形式,是對外貿易的一種重要方式。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我國勞動力價格低廉,大量外商將中國作為加工基地,開展對外貿易。從1978年8月廣東省珠海縣香洲毛紡廠與港商簽訂了全國第一份來料加工合同開始,我國的加工貿易不斷發展,呈現出年均30%的高速增長態勢,30年來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尤其在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形成的經濟環境對加工貿易的影響非常大:中國將國內市場進一步開放,擴大了外商開展加工貿易的領域;同時,其他國家市場也對中國開放,使中國的加工貿易產品擁有更加廣闊的銷售空間,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加工貿易在我國得到迅速發展。
(三)我國第三產業比重較小。GDP包括一二三產業的產值,但因為第三產業在對外貿易中獲取利益的主要途徑是通過資本、技術輸出、服務貿易等方式,所以其可貿易程度較低,因此在計算對外貿易依存度時,第三產業在GDP中比重越大,計算得到的對外貿易依存度越小。
四、調整我國外貿依存度的對策
(一)擴大內需,穩定外需。首先,近幾年,投資、消費和進出口這三駕馬車拉動著我國經濟的增長,但這三者的發展明顯存在著不均衡的狀況:投資增長過快,消費增長相對緩慢,經濟增長過分依賴投資需求拉動;外貿增長方式粗放,外貿順差和外匯儲備大幅增加,貿易摩擦加劇。改變這種失衡的根本出路在于,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堅持擴大國內需求,在保持投資適度增長的同時,重點擴大消費需求,形成三大動力協調拉動經濟平穩較快地發展;其次,擴大內需有利于從根本上緩解國際經貿摩擦。隨著國際交往的不斷擴大,我國對外貿易屢創新高;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國際貿易引來了諸多的貿易摩擦,引發貿易國不滿,各種反傾銷訴訟也加大了國內經濟和財政風險。目前,國際上每7起反傾銷案件中就有1起涉及我國,這使得我國連續10年成為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可見,要從源頭上減少和緩解對外矛盾和爭端,提高解決對外摩擦和抵御風險的能力,我們必須立足國內市場,堅持擴大內需的長期方針,更好地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促進內需與外需的平衡發展。
(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加快產業結構升級。我國出口的產品以科技含量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這種產品必然伴隨著“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的粗放型增長方式,這樣的增長方式不僅污染環境、而且不利于提高生產效率。因此,我們需要改變對資源投入的過度依賴,提高利用率,優化人才結構,積極開展節能和資源替代技術和產品的研究,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升級產業結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離不開科技進步和創新。我們要積極實施自主創新戰略,在不斷引進技術的同時,大力推進自主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提高核心產業競爭力,加快科技體制機制創新步伐。積極發揮科研機構的骨干引領作用,扶持重點企業、重點產品,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自主品牌、主業突出、核心競爭力強的創新型企業。同時,支持有實力的企業“走出去”,收購國外的資源信息產業。
(三)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和服務貿易。服務貿易是現代經濟中最具增長潛力的行業。從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軌跡分析,服務貿易的整體增長既優化了一國的產業結構,擴展了一國的經濟規模,也降低了外貿依存度。而且其中的信息、通訊和金融等專業部門的發展更能促進生產要素的優化和貨物貿易的顯著增長。我國的服務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處于較低水平,發展比較落后。
主要參考文獻:
[1]趙瑾.精算實際外貿依存度—我國外貿依存度變化的風險分析與主要對策[J].國際貿易,2005.1.
黨在十六大報告中指出,要“適應經濟全球化和加入世貿組織的新形勢,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競爭”。隨著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國際貿易的發展迅猛,世界的貿易格局和各國的貿易政策都在不斷調整,例如制成品特別是技術密集型制成品貿易大幅增加,產業內貿易迅速增長,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迅猛擴大,以及一些后進國迅速取得一個又一個產業的國際競爭優勢。原本落后于世界的中國外貿,雖然也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著,并已躋身于貿易大國之列,但自身發展也面臨著一系列問題,種種跡象表明,傳統的以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為前提的貿易理論已不適用于當今國際貿易的發展,飛速發展的貿易現狀呼喚新的理論指導,而建立在“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兩個前提下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以其優越性及現實性,在眾多理論中脫穎而出。
1 競爭優勢理論的產生及其主要內容
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著名經濟學教授邁克爾·波特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概括總結了一國如何才能在國際競爭中獲得優勢,它的研究成果受到西方經濟學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視,波特提出的競爭優勢理論是對傳統比較優勢理論和資源稟賦理論的超越。他第一次明確闡述了國家競爭優勢的內涵。波特的理論體系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1.1 生產要素狀況
包括基本要素和推進要素。基本要素是指一國先天擁有的生產要素,如自然資源、勞動力、地理位置等;推進要素是指通過投資與發展而創造的因素,如現代化的信息技術、設計人員、科研機構等。波特認為,一國的競爭優勢只靠基本要素難以維持長久,只有那些擁有推進要素的國家才能保持它的國際競爭優勢,因此,推進要素對一國的國際競爭力最為重要。
1.2 需求狀況
本國市場對有關行業的需求狀況是影響一國國際競爭優勢的重要因素。例如,本國市場對有關行業的某類產品的需求廣闊,則該行業就可以形成一定的經濟規模,有利于建立該國的國際競爭優勢;本國消費者的需求復雜,則會對廠商產生一種壓力才會使企業在品質、性能、服務方面盡量努力改進,從而有利于促進成熟產業群的形成,而這些產業在參與國際市場競爭過程中才有可能形成國家競爭力。
1.3 相關與輔助行業
一國產業結構的上下游工業、輔助行業應該要了解彼此的活動與需要,協調配合。上游工業的產品有效率,下游工業才會有效率;上游工業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優勢,有助于下游工業建立國際競爭地位。所以,一國產品是否具有國際競爭力也要關注該國是否具有高效率的相關與輔助行業。
1.4 企業的策略、結構與競爭
不同企業的定位目標不同,相應的企業、生產與管理方式也會不同。各國采用的管理方式必須與本身的社會經濟環境相適應。美國公司實行的機構投資者持股、日本的“終身雇傭制”等都符合各自的國情,這是他們能獲得國際競爭成功的原因之一。國內市場競爭程度高的國家,廠商所受壓力大,技術改進與創新活動要求迫切,結果有利于該國國際競爭優勢的建立。
此外,波特認為還有兩個附加因素,即機遇和政府。例如某種科技的突破、技術的創新、石油危機、戰爭、匯率的變動等都是機遇。一國政府采取的相應的宏觀政策,例如維護公平競爭的法律法規、金融政策、投資政策、稅收政策等等,都將成為影響該國的國際競爭優勢的基本因素。
2 競爭優勢理論與傳統貿易理論之比較
長期以來,國際貿易的基本理論是比較利益理論,即古典學派李嘉圖在19世紀提出的比較成本理論,赫克歇爾在1919年、俄林在1933年提出的資源稟賦學說。比較成本理論認為不同國家在不同產品的生產上存在勞動生產率或成本的差異,各國分工生產各自具有相對優勢比較優勢的產品,國際貿易得以進行。赫克歇爾和俄林的資源稟賦理論認為,要素稟賦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產在要素使用密集度上的差別產生了各區域間不同的比較優勢,從而較好地解釋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格局,即發達國家進口勞動密集型和自然資源密集型產品,出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發展中國家進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
但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傳統理論受到了貿易現實的挑戰: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貿易中,以勞動密集型和自然資源密集型產品出口為主的國家總是處于不利地位,并且強化了其低水平的產業結構,同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進—步擴大,對發達國家的依賴性越來越強,而其競爭力卻越來越弱。
更進一步分析發現,比較優勢是對本國的產品進行比較而言的,不意味著本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在國際競爭中就具有競爭優勢。在國際競爭中,具有競爭優勢的是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壟斷優勢的資源和產品。簡單地說,就是有比較優勢不一定有競爭優勢,除了一些原料生產國,特別是石油輸出國外,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所擁有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的比較優勢,在國際競爭中已不具有壟斷優勢,以本國擁有的資源的相對優勢來確定自己的國際貿易結構,雖然能獲得貿易利益,但不能縮短自己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實踐證明,競爭優勢理論相對于比較優勢理論而言,在多方面有重大突破,比比較優勢理論更符合當今國際貿易的實際,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1)超越了傳統理論對國家優勢地位形成的片面認識,首次明確闡明了國家競爭優勢的確切內涵,為從事國際經濟,區域經濟研究的學者提供了嶄新的視角。
(2)對于企業經營戰略的選擇具有深刻的啟示,促使企業積極主動地迎接挑戰,在國際競爭中起至領導作用,并可促進環境預警、營銷渠道、技術開發,顧客分析等系統的完善。
(3)有助于增強政府在提高國家競爭優勢中所能發揮的作用,有比較強的政策借鑒意義,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自然資源缺乏的日本,卻能充分發揮競爭優勢,迅速崛起,這對于發展中國家選擇發展戰略有極大的借鑒意義。
(4)具有動態化綜合性的特征,突出表現在其對國家競爭優勢發展四階段的劃分上,展示了不同于以往貿易學說靜態分析的動態特色,并且綜合考慮了國家、產業、企業的關系,這無疑是國際貿易領域的一個重大拓展。
由此可見,競爭優勢理論更能適應當今飛速發展的世界經濟,而國際環境的新變化,也使得我國需要競爭優勢理論的指導。
3 我國的對外貿易環境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基本是以勞動生產率和資源稟賦差異形成的比較優勢來進行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具體而言,就是進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但是從動態的角度看,各國的比較優勢是不斷變化的,所以基于比較優勢的貿易結構是不能長期遵循的,單純以我國資源和成本優勢來確定對外貿易的結構,最終勢必會陷入“比較優勢的陷井”中去。而目前我國的外貿發展已經暴露出諸多隱憂,主要表現在:
江蘇是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大省,2005年外資企業的出口比重高達76%,而內資企業,包括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和私有企業的出口比重僅為24%;2009年內資企業出口比重提高到27%。總體上看,近五年來內資企業保持了相對平穩的出口增長趨勢。
從內資企業的結構看,私營企業在各類性質的企業主體中,出口增長最快,從2006年起出口比重開始超過國有企業,2009年達到了16.2%,是國有企業的近兩倍,成為名副其實的內資企業出口主力軍。相比之下,國有企業出口增速相對緩慢且有緩慢下降的趨勢:2005年出口比重為11.4%,是內資企業中出口份額最高的,到2009年下降為9.2%。在內資企業中,出口發展最差的是集體企業,出口比重和增長速度最低,2009年集體企業出口比重僅為2.2%,出口降幅卻高達36.9%。
案例分析:江蘇省內資企業外貿發展狀況
1.國有企業———金龍客車
金龍聯合汽車工業(蘇州)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龍客車)成立于1998年,是我國擁有整車生產資質的客車企業之一,總資產為18億元,具備年產2.2萬輛客車和底盤的生產能力。目前,金龍客車的國內市場保有量達8萬臺,占國內大中型客車市場份額的20%。從2006年起,金龍客車啟動了國際化戰略,開始進軍海外市場,當年出口額達8000萬美元。2008年,金龍客車銷售量達16454臺,銷售額51.6億元;出口3321臺,銷售額達2億美元,在國內客車出口中居首位。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金龍客車銷售量為15213臺,銷售額50.3億元,同比下降了8.9%。其中出口1502臺,出口額為1.21億美元,同比下降了39.9%。金融危機雖然嚴重影響了金龍客車出口的增長,但也促使該公司積極采取應變措施、調整競爭策略。
(1)定位于發展中國家市場,靈活調整出口市場目標。
由于發達國家的客車需求量較少,主要以私家車為主,因此金龍客車將主要國際市場定位于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人口密度大、公共交通落后,對客車具有較大需求,因而這些國家是金龍客車出口的目標市場。目前,金龍客車已出口到俄羅斯、埃及、阿爾及利亞、巴拿馬、卡塔爾和馬來西亞等50多個國家和地區。2007~2008年,俄羅斯是金龍客車的第一大出口市場,僅2008年對俄客車出口量就達到1000臺,占總出口量的三分之一。但是,從2008年10月開始,俄羅斯制定了扶植國內重工業、限制客車進口的政策,同時因全球金融危機引發的流動性短缺,俄羅斯進口經銷商融資困難,導致資金鏈斷裂,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金龍客車對俄出口降幅高達99%。在喪失最大的出口市場后,金龍客車“危”中尋“機”,大力開拓非洲和中東市場。這些市場不僅受危機的影響較輕,而且具有較大的市場潛力。到2009年,金龍客車成功調整了出口市場目標,主要出口市場從俄羅斯轉向非洲和中東市場,對阿爾及利亞出口800臺,約占出口總量的二分之一,由此阿爾及利亞成為金龍客車第一大出口市場。為了鞏固新市場和繼續擴大出口份額,金龍客車在主要出口市場國設立了辦事處,負責進行市場分析,并為國外客戶提供優質的售后服務。
(2)重視技術研發和國際合作,提高品牌國際知名度。
金龍客車始終把加強技術研發作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不僅設立了擁有256名專業技術人員的江蘇省新型客車工程技術研究中心,而且還與清華大學、吉林大學汽車學院等開展行業共性關鍵技術研發,開發出先進的新能源客車。為了提高品牌的國際知名度、挺進高端客車市場,2007年金龍客車與歐洲豪華商用車制造商——瑞典斯堪尼亞建立了戰略合作關系,并聯合推出了世界頂級的豪華客車———SCANIA·HIGERA90。隨著與世界客車先進技術接軌、品牌的國際傳播效應,金龍客車的自有品牌海格(HIGER)不僅獲得了“中國名牌”稱號,以61.36億元的品牌價值躋身“中國500最具價值品牌”榜,而且通過國際合作,逐步擴大了該品牌在海外的知名度。金龍客車通過及時調整市場目標、加強研發與合作,不斷提高品牌的國際知名度和產品競爭力,外貿出口發展前景良好。但是,金龍客車在國際市場上也遭遇了一些憑借企業自身力量不能解決的問題,即國內企業在國際市場進行惡性競爭。如在非洲和南美市場缺乏樣車檢驗認證體系的情況下,有的中國企業為了爭奪出口市場,不惜以產品質量下降為代價,壓低出口價格,給中國客車造成了不良國際聲譽,給同為“中國制造”的金龍客車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2.私營企業———AB集團
江蘇AB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AB集團)是從事針織內衣服飾生產和銷售的企業,集團公司旗下主要有AB、A&B、T6等品牌,總資產為5億元人民幣,控股子公司12家(其中境外企業兩家),在國內有80多家銷售公司,擁有中外員工近5000人,位列我國針織行業綜合實力前五強。2008年,AB集團總銷售額達10億元人民幣,其中出口額達6000多萬美元,占總銷售額40%以上,同比增長15%,國內市場占有率為9%,在我國內衣行業排行第二位。2009年在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下,國際紡織品市場需求明顯下降,AB集團靈活轉變發展思路,重點開發國內市場,內銷增長20%,總銷售額突破11億人民幣。從鄉鎮企業發展為跨國公司的AB集團,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下,仍保持增長,表現出強勁的增長實力和外貿發展潛力。
(1)從代工到品牌,產業鏈不斷延長。AB集團依靠毗鄰上海這一獨特的區位優勢,為上海的紡織企業提供相關配套服務,借此完成了資本和技術積累之后,開始創立自己的品牌并逐步占據了一定的國內市場份額。隨著企業規模不斷擴大,AB集團為多家世界500強跨國公司代工,在技術、管理和營銷上向跨國公司學習。同時,AB集團在企業發展壯大的過程中不斷延長產業鏈,從單一的針織服裝產品制作,逐步將產業鏈向上游和下游延伸:在上游收購棉紗廠作為原材料供應,并與意大利廠商合作,引進先進的印染和制造技術;在下游重視品牌建設和國際營銷,積極推進AB品牌的國際化,通過與跨國公司合作,公司的國際化經營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在40多個國家注冊了AB商標。但是由于建設海外營銷網絡和打造國際品牌需要長時間和大量的資本投入,因此目前AB集團的出口產品仍以貼牌為主,占出口總值的70%,而在第一大出口市場———美國,以AB品牌出口的產品很少。
(2)實施“走出去”戰略,建立國際生產和營銷網絡。近年來,隨著長三角地區勞動力、土地等生產成本不斷上升,從2000年起,AB集團將第二個國內生產基地轉移到中南部地區的湖北省秭歸,建立了隆盛針織和吉盛印染兩個公司。2009年,這兩家公司共實現銷售收入兩億多元,其中出口8641萬元。為了利用更為廉價的生產資源和建立國際性的營銷網絡,從2006年起,AB集團在柬埔寨首都金邊郊區建立了面向歐美市場的國外出口生產基地,雇用當地員工450人。根據柬埔寨和歐美等國的貿易協議,從柬埔寨出口到歐美的針織產品既可免除關稅,也不受配額限制。此外,AB集團在美國、香港、泰國等地也設立了分公司,為AB品牌開拓國際市場組建國際營銷網絡。
3.案例比較分析
從金龍客車和AB集團為代表的內資企業外貿發展的案例分析中可看出,內資企業在立足國內市場的基礎上,靈活應對國際市場調整,通過各種途徑逐步創建了國際品牌和國際銷售渠道,煥發了新的生機和競爭力。因所屬行業不同,金龍客車和AB集團的具體競爭策略也不同,金龍客車更注重產品和市場的分層次定位,而AB集團則側重于生產基地的國際布局,借此降低生產成本、構建國際營銷網絡。具體說,金龍客車更注重產品銷售市場的分層次定位,如在國內市場上,公共交通客車是主要銷售產品,這為金龍客車贏得了國內市場占有率第二的銷售業績。同樣,金龍客車也將其他主要發展中國家市場作為其公交客車的出口市場,在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和主要出口國政策限制等不利因素影響下,金龍客車迅速調整市場目標,實現了出口目標市場及時替代和新市場開拓。面對發達國家對公交客車需求較少、對產品質量要求更高的情況,金龍客車與國際先進客車制造商合作,推出了適應發達國家市場需求的豪華客車,為挺進高端市場和提高品牌國際聲譽創造了良好的開端。相比而言,AB集團側重于生產基地的國際布局,借此降低生產成本、構建國際營銷網絡。AB集團的勞動生產力成本是主要生產成本,但由于服裝產品具有低技術含量的特點,因此建設銷售渠道和品牌是其重點經營戰略。為此,AB集團通過生產基地的全球布局,逐步實現了控制生產成本和構建產品營銷網絡同步進行。在國內,AB集團的生產基地由沿海地區向中西部逐漸轉移,在此過程中不僅降低了生產成本,而且提高了品牌的國內知名度,擴大了國內市場份額。在具備了一定實力后,AB集團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在國外開辟生產和外貿基地,在降低生產成本的同時,提高了品牌在海外的知名度,擴大了國際銷售渠道。這兩家企業具有一些共同點:一是它們都從事一般貿易,雖然出口的都屬于中低技術產品,但是企業所擁有的產業鏈較完整,在出口時具有較高的定價自,因此與外資企業主導的加工貿易產品(多數是高新技術產品)相比,產品附加值并不低。二是它們都非常重視技術研發和品牌建設,從產業鏈的兩端入手,提高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三是它們都具有良好的國內市場基礎,在同行業市場上都處于領先地位。一方面,在金融危機特殊時期,它們可迅速地實現從出口到內銷的轉換,避免受到危機嚴重沖擊;另一方面,在國內市場競爭中的歷練和成長,為它們開拓國際市場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總體看,與外資企業相比,內資企業雖然在國際貿易競爭中具有更高的主動性和自,但是與全球布局、實力強大的跨國公司和外資企業相比,它們卻面臨更多的挑戰,如國內同類企業的惡性競爭等。此外,面對相同的政策和經濟環境變化,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的應對能力不同。如在調整外貿政策時,外資企業在我國的產業只是全球產業鏈的一部分,只占其全部產值的10%~20%,政策成本相對較低,但對內資企業來講,要負擔全部的政策成本,遠遠大于外資企業;再如人民幣升值、匯率變動,對從事加工貿易、需大量進口中間產品和原材料、進出口大體平衡的外資企業來說,風險頭寸較小,而對于從事一般貿易、進口較少而主要從事出口業務的內資企業來說,風險就很大,出口競爭力將受到嚴重影響。促進內資企業發展外貿經營的政策建議為了培育外貿發展的內生力量,提升內資企業外貿競爭力,政府對內資企業在外貿發展中遇到的、憑借單個企業力量不能解決的問題,應給予切實的政策扶持。
1.大力發展一般貿易,給予內資企業適當的政策扶持
從全球金融危機發生期間的貿易數據分析可見,無論是全國還是江蘇省,在危機前期,一般貿易出口跌幅較小,加工貿易出口跌幅逐漸擴大,而在危機的后期,兩者的情況正好相反,拐點恰好是在國家開始通過提高出口退稅率等手段放寬外貿政策的時期。這說明,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外資企業,與以一般貿易為主的內資企業相比,對國內政策調整更為靈敏。因為外資企業擁有全球布局的產品價值鏈,從生產到銷售都由跨國公司總部進行總體調度,所以外資企業對于政策調整的靈敏度很高、政策應變能力很強。而大多數內資企業作為我國外貿的內生增長力量,由于經營管理水平有限,主要依靠自身實力建立國際營銷渠道,因此它們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脆弱性,政策成本負擔較高。如果沒有適當的扶持政策,在當前外資企業占據主導地位的外貿格局下,內資企業很難成為我國外貿發展的中堅力量。為此,國家應改善內資企業的外貿發展環境和政策條件,在資金配給、技術支持、“走出去”、外貿風險共擔和海外營銷等方面,給予適當的政策扶持和援助,幫助內資企業逐步擴大外貿經營規模,使之成長為我國外貿發展的主體。
2.推動自主創新和品牌建設,依托知識產權提升外貿發展水平
無論是在GATT的建立上,還是在GATT的前八輪多邊貿易談判的進行中,甚至是沒有獲得成功的“千年回合”,美國的影響力和推動力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1.GATT的建立
早期的美國對外貿易政策是為保護國內產業服務的,因而是以保護主義為特點的。1934年是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發生改變的關鍵性一年。這一年,美國《互惠貿易協定法》建立,它標志著自由貿易主義在美國政治中占據了統治地位,也是美國走向多邊貿易體制的起點。該法案宣布通過互惠貿易協定減讓關稅,并提出了“無條件最惠國待遇”條款,規定美國政府與任一國簽訂的關稅減讓協定,均自動地適用于其他與美國訂有互惠貿易協定的國家。而降低關稅壁壘和無條件最惠國待遇日后成為了關貿總協定的基石。
戰后初期,美國為了稱霸世界,積極策劃在世界經濟、政治領域中建立霸權地位,從國際金融、投資和貿易各方面進行對外擴張。為此,美國提出“貿易自由化”口號,首先倡議建立國際貿易組織(簡稱ITO),把它作為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并重的,專門協調對外貿易政策和國際經濟貿易關系的國際性組織。1946年2月,經美國提議召開的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開始籌建該組織,并于1947年4月在日內瓦舉行的第二次籌備會議上通過了《國際貿易組織》草案。在《國際貿易組織》起草的同時,同樣是在美國的提議下,1947年4月至10月舉行了由23個國家參加的關稅減讓談判,達成了關稅減讓協議及制訂了減讓表,共涉及45000項商品。為了盡快獲得關稅減讓的好處,參加國把這些協議與國際貿易草案中有關貿易政策的部分加以合并,形成了“關稅和貿易總協定”(簡稱GATT)。
從GATT的建立過程中,我們不難看出美國所發揮的舉足輕重的作用。
2.GATT的八輪多邊貿易談判
GATT建立以來,從1947年到1979年先后進行了7次多邊貿易談判,通過談判促使締約方的進口稅率不斷下降,也集中體現了美國當時在全球積極推行貿易自由化的政策思想。
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產業結構從資源密集型轉向了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的服務業獲得了迅速的發展。在GATT的前七輪談判的影響下,不斷擴大的貨物貿易自由化給美國帶來了巨大的競爭壓力,美國迫切地需要將自由貿易的一般原則從貨物貿易擴展到服務貿易領域。1986年9月總協定締約方在烏拉圭埃斯特角城召開了部長級會議,決定發起第八輪多邊貿易談判,稱為“烏拉圭回合”。談判中,美國開始極力推行服務貿易自由化。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烏拉圭回合談判重要成果之一的《服務貿易總協定》(簡稱GATS)應運而生。GATS首次確定了有關服務貿易規則和原則的多邊法律框架,極大地推動了美國服務貿易更進一步的發展。1999年,美國的服務貿易進出口額均為世界第一。其中進口額為1823億美元,占世界服務貿易進口額的13.7%;出口額為2517億美元,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額的18.8%,服務貿易順差達649億美元。
3.失敗的“千年回合”
WTO從成立的那天起,就醞釀著新一輪談判的準備工作。在1998年于日內瓦舉行的WTO第二屆部長級會議中,各成員方開始就如何發動未來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展開討論。當時,美國由總統克林頓親自督陣,向會議派出了包括10位部長級官員的近70人的大型代表團。克林頓發表了長篇演講,為新一輪談判提出框架,并為21世紀多邊貿易體系的發展方向定下基調。美國希望借助西雅圖會議在美國舉行的天時地利,主導WTO的會議進程,增加對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有利的新議題,如貿易與勞工標準、貿易與環境、貿易與競爭政策、貿易與商業腐敗等等。1999年11月,西雅圖會議召開,啟動關于貿易自由化的新一輪談判,稱為“千年回合”。美國力圖把新議題的重點放在美國最具有優勢的領域,希望將談判重點放在農業和服務業上,特別是對其具有較大優勢的基礎電訊和金融服務領域更為關注。此外,美國還對政府采購、知識產權、環境、電子商務和WTO的體制等問題表示極大興趣,而對投資和競爭政策反應冷淡,甚至反對談判競爭政策問題,只是希望WTO繼續研究。雖然,西雅圖會議最終在抗議的聲浪中黯然結束,計劃中的新一輪談判也以流產而告終。但“千年回合”反映了未來世界貿易的某些發展趨勢,美國的建議更是表達了它要領導新一輪貿易談判的意圖。
二、美國對外貿易政策寫WTO規則的背離
美國貿易思想和政策在對以GATT/WTO原則為核心的國際貿易規則產生影響的同時,也固守其獨有的特色,這些特色與WTO的貿易規則并不完全吻合。
戰后初期的一段時間里,美國在世界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其商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很強的競爭力,當時它所需要的是用貿易自由化來打開他國市場的大門。可是,20世紀70年代,隨著西歐和日本經濟的恢復和迅速發展,以及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崛起,美國所建立的以美元為核心的單極世界逐漸向美、歐、日三足鼎立的多極世界演變,美國在國內外市場上面臨著日益激烈的競爭。1971年,美國終于在維持了80多年的貿易順差之后出現逆差,受到進口打擊的有關行業強烈要求美國政府采取保護措施,代表相應地區和產業利益的國會議員也不斷向國會和美國政府施加壓力。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政府雖然在政策指導思想上仍然強調戰后一直奉行的貿易自由化政策,但在實際行動上則采取了對國內部分產業給予保護的措施。這期間通過的兩個貿易法案,即1974年《貿易改革法》和1979年《貿易協定法》,為美國實行貿易保護奠定了法律基礎。進入20世紀80年代,美國貿易逆差不斷擴大,1981年至1987年是美國貿易逆差的第一個迅速增長時期。在此期間,美國貿易逆差增長了582%。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美國頒布了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
美國1974年《貿易改革法》、1979年《貿易協定法》以及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中的一些內容可以被看作貿易保護主義的回潮和局部的勝利。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從全球多邊主義轉向了雙邊互惠主義,加強有針對性的雙邊貿易談判,以解決貿易爭端與沖突;同時尋求建立區域性貿易集團,來獲取更大的貿易與經濟利益。從美加自由貿易協定到北美自由貿易區以及正在醞釀之中的美洲自由貿易區,都證實了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的這一轉變。其次是從倡導“自由貿易”轉向所謂的“公平貿易”,強調對等的互惠待遇,強化其貿易法的自我保護性和主動性。事實上,美國判斷國際貿易是否公平的標準是看自身的競爭優勢是否能夠充分體現。在競爭優勢能夠充分體現的領域,“公平貿易”就等于“自由貿易”,在實力不對稱的領域“公平貿易”則被作為保護主義的借口。
美國的這種與WTO規則不符的貿易政策集中體現在其國內立法中。
l.不公平貿易法
包括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下面僅以反傾銷法進行說明:
GATT的第六條是世界上第一個國際性反傾銷條款。其對傾銷的定義是:將一國產品以低于正常價值的辦法擠入另一國市場,并因此對該國領土內已經確立的某項產業造成嚴重損害或構成嚴重損害的威脅,或者對該國某一產業的興建產生嚴重的阻礙,即構成傾銷。進口國可以對傾銷的商品征收數量不超過該產品傾銷差額的反傾銷稅。然而,美國的反傾銷法的定義與其并不一致,根據美國商業部的定義,當商品以低于公平價值(Less-than-fair-value)銷售時,傾銷就發生了。這里對公正價值的確定與GATT/WTO中的正常價值的確定有很大的出入,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進口產品在美國國內的任何一個單一價格被認定是小于公正價值,就可以被判定為傾銷,而作為參考的出口國的市場價格必須是平均價格。例如,出口國國內平均價格是95美元,產品在美國的價格為從90美元到100美元不等(平均價格為95美元)。依照美國法律,仍有一半(價格在95美元以下的)產品可以被認定為以低價在美國傾銷。
其次,對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尤其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美國認為該類國家的國內價格是不具可比性的,應找第三國作為參考。例如在對中國實行反傾銷時,美國通常選用印度作為參考國。印度的產品在特性上、質量上和成本上均不同于中國產品。這種替代國的做法無疑有利于美國任意使用它的反傾銷技術。
2.201條款
201條款,即“保障條款”或“進口救濟法案”。按照美國的201條款,如果國內行業受到由于進口增多而造成的實質性損害或威脅,可以要求國際貿易委員會實施補救性措施。國際貿易委員會負責確認進口增多是否造成了損害。如果委員會得出了肯定性的結論,就會向總統推薦實施緊急性的補救措施。美國總統決定是否實施補救性措施。201條款比美國通常使用的反傾銷法、反補貼法在運用上更具有隨意性,因為它不必顧及出口國方面,不用調查出口國的貿易活動是否公平正當。例如,在運用反傾銷法時,美國需要證明出口國的產品其國內價格高于對美的出口價格,而如果使用201條款,就沒必要進行類似的調查,只要美國國內聲明受到了損害,國際貿易委員會能夠確認損害是由于進口增多造成的就可以了。這更加體現了美國對外貿易政策中的單邊主義色彩。
2002年3月20日,美國限制鋼鐵進口的“201條款”正式啟動。按其規定,美國將對鋼材、長板等進口的主要鋼鐵品種實施為期3年的關稅配額限制或加征高達8%至30%不等的關稅。這是迄今為止美國對進口鋼鐵施加的最嚴重的一次貿易限制,也是對WTO貿易政策一次新的背離。
3.301條款
301條款正式成文于1974年《貿易改革法》。此后,該條款又歷經1979年《貿易協定法》、1984年《貿易和關稅法》、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以及1994年WTO協定正式生效前國會修正案所作的多次修改。因此,目前所談及的“301條款”,作為一個整體,實際上指的是經修改后的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第1301-1310節的全部內容。301條款包括一般301條款、特別301條款以及超級301條款,后兩個部分是一般301條款的變種。301條款的核心內容是:如果美國貿易代表確信,美國依據任何貿易協定所應享有的權利遭到否定,或者外國的某項立法、政策或做法違反貿易協定并給美國商業造成了負擔和限制,則美國代表必須采取行動,以實現美國依照貿易協定所應享有的權利,或消除上述立法、政策或做法的影響。就其核心而言,301條款下的措施完全是基于美國對外國有關貿易立法和做法的單方面評價,所采取的行動完全不考慮業已達成的雙邊或多邊協定,嚴重地違反了WTO規則。雖然WTO規則的完善有利于遏制301條款的實施,如WTO的爭端解決機制第23條“加強多邊體制”明確禁止包括美國在內的成員方,就他方是否違反WTO下的各協定義務或者減損本方應享有的權益,尋求爭端解決機制以外的確認或救濟。然而,從目前的實踐來看,美國無意放棄這一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武器,更不會因為WTO的規定而將此條款予以廢棄。
三、小結
總之,美國對外貿易政策在同WTO貿易規則保持一致的同時,又保留了自己的特點,產生了同WTO規則的背離。美國不僅在同WTO規則保持一致時獲得經濟利益,也在與WTO規則發生背離時獲得了它期得的經濟利益。例如,2002年5月13日,美國總統布什簽署了農產品補貼法案,決定未來的6年內將農產品補貼增加67%,對農產品的津貼增加金額多達1900億美元,遠遠超過了WTO規定的最高限額。美國原本就是全球最大的農產品出口國,再增加補貼,美國農產品的價格將進一步降低,從而使其他各國的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失去了競爭力。
從目前的發展態勢來看,雖然美國最近連續出臺了幾項帶有濃厚保護主義的國際貿易政策,如鋼鐵限制措施和新農產品補貼法,固執地對WTO規則采取了背離的態度,但它們仍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總的趨勢。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的主導思想仍然是自由貿易,這是與WTO規則相一致的。從美國稱霸全球的戰略來看,單邊主義和保護貿易不可能成為控制政府決策的主導思想。而且,單邊主義的主張與國際經濟合作日益擴大的客觀趨勢相炸,其極端利己性已引起其他國家的嚴重不滿。在世界經濟和市場日益全球化、各國經濟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時代,美國經濟已經完全與世界經濟聯結在一起,美國的貿易政策不可能完全“向后轉”,回到孤立的軌道上去。所以,美國對外貿易政策對WTO規則的背離是暫時的,從長遠來看,兩者必將保持一致。
四、思考與啟示
1.正確認識WTO
半個世紀前,當GATT剛剛生效時,在23個締約方中只有8個發展中國家,約占締約方總數的1/3.隨著多邊貿易體制的不斷加強,到1995年WTO成立時,已有52個發展中國家成為WTO首批成員,到WTO首屆部長級會議召開時,發展中國家已達96家,占所有成員總數的4/5.因此,我們不應簡單地把WTO看作是發達國家的工具和“富人俱樂部”。從一定意義上來說,WTO是中性的。問題的關鍵在于發展中國家如何運用WTO規則為自己說話。事實上,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GATh就開始注意到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及其與發達國家之間客觀存在的經濟發展差距。目前WTO已有135個成員國(地區),其中絕大部分是發展中國家,這是一股正在形成和壯大的力量。1999年底WTO西雅圖會議受挫,“千年回合”夭折再次證明,發展中國家已經成為了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會議的失敗也為富國敲響了警鐘,在新一輪貿易談判中必須充分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2.積極參與WTO
任何一個國家都在努力謀求本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最大利益,這一點上,美國恰恰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榜樣。沒有人相信,在美國揮舞301大棒,要求對方單方面開放市場的時候,美國是出于利他的理由。歷次多邊談判的歷史表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是出于擔心自己處于更加不利的境況而被動參與談判進程的。“被多邊貿易體制裹挾著前行”應當是對發展中國家狀態的一個較為準確的描述。因此,被動的政策選擇顯然不能等同于主動的政策導向,而且二者是否已經發生轉化或者發生轉化的條件更是需要深入考察的問題。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要學會像美國等發達國家那樣在WTO體系中積極地參與并且表達自己的貿易主張。
根據國家統計局關于三大需求對GDP增長貢獻率的核算,自2002年以來,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外貿一直是一個主要動力。特別是2005年后,貨物和服務凈出口每年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保持在20%左右,對經濟增長率的拉動超過了2個百分點。但是今年這駕馬車是否還能起到同樣的作用?這是一個問題。首先是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城鄉居民收入不太可能有顯著提高;其次,雖然社保、醫療衛生、教育等體制在抓緊改革,但是短期內不會立即見效,居民消費傾向不會發生根本性變化;最后,自去年下半年開始,國家財政出現赤字,今年在經濟不景氣的環境下,稅收增長不容樂觀,而政府支出將更多地用于投資,政府消費不會顯著提高。
投資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另一個主要力量,過去10年中,資本形成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最高達到過63%,那是在2003年,最近幾年來,資本形成的貢獻率都處于40%左右。政府出臺的4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將會提高投資率,投資對增長的貢獻率應有所增加,但是考慮到除了政府投資外,企業投資就規模和效益來說更為重要,這是依靠行政命令無法完成的。最新數據顯示,很多不在經濟振興規劃中的產業,以及主要依靠私營企業投資的產業,投資增長率并不理想,比如1―2月份房地產開發投資僅增長了1%,地方投資也低于中央投資,外商投資增長緩慢。由此可以預見,2009年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即使有提高,也不會超過50%,
那么,在8%的經濟增長率中,剔除消費和投資的貢獻后,要求貨物和服務凈出口的貢獻至少要達到10%,拉動經濟增長率至少0.8個百分點。我們按當年價格估算,在經濟增長率保證超過8%的要求下,外貿要對經濟增長有10%的貢獻率。需要貿易順差增長率超過10%,2008年中國的貿易順差接近3000億美元,也就是說2009年的貿易順差增長必須超過300億美元。如果放在過去幾年,這是一個很輕松就能完成的目標,但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2009年要完成這個任務非常困難。
二、出口形勢嚴峻
近期的海關統計顯示,出口連續幾個月來一直在下降,而且下降幅度持續擴大,2009年1月的貿易順差同比增長了102%,是因為進口下降更快造成的,而2月份順差急劇縮減至48.5億美元,同比下降了43.3%。順差驟降,給爭取8%的經濟增長目標蒙上陰影。如果未來幾個月連續出現貿易逆差,那么2009年外貿對經濟增長10%的貢獻率就很可能完不成,甚至于可能會產生負的貢獻率。從當前的國際經濟形勢來看,中國連續出現月度貿易逆差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美國商務部3月2日公布的數據顯示,美國個人消費支出連續6個月下降后,在2009年1月出現了0.6%的微弱增長,而制造業連續13個月收縮,建筑項目開支大幅下滑。歐洲的情況更顯悲觀,歐盟委員會的經濟敏感指數在1月份創出了1985年以來的歷史新低,表明目前的歐洲經濟處于一個冰點。日本經濟也在大幅下滑,最新統計顯示其2008年四季度以來經歷了年均兩位數的衰退。歐盟、美國和日本是中國最主要的產品出口市場,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下滑和消費不振,必然會對中國產品出口造成負面影響。
金融危機中,各國政府的貿易保護措施也相繼推出,而且很多保護措施都直接針對中國產品。從商務部新聞發言人的談話中可以觀察到,自2008年12月以來,計有美國、歐盟、加拿大、印度、南非、澳大利亞等國家和地區,對中國出口產品發起了超過10起貿易救濟措施或者法案,而以其他方式抵制中國出口的政策也屢屢出臺。在
這樣的環境下,中國出口保持增長的前景更加難測。
三、出口導向政策效果不明顯
在出口出現困難的形勢下,為了保增長,中國的貿易政策做出了怎樣的調整呢?觀察最近商務部的政策,發現商務部對全球貿易的基本態度是提倡自由貿易、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所采取的措施還是出口導向型的,力圖通過政策的調整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
商務部部長陳德銘近期多次通過發表文章和答記者問,來表明中國的立場,他在“兩會”答記者問中說:“解決全球外貿形勢下降的問題,還需要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首先我們要做好自己的工作,讓我們自己的外貿政策能夠支持自由貿易,符合多哈回合談判的要求,但全球社會共同的關注非常重要,我們要共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2月下旬,商務部組織了赴歐洲采購團,此次采購估計達到150億美元。
2008年年底國家出臺的保持對外貿易穩定增長的意見,也是主要集中在如何推動出口,從財稅政策、加工貿易轉型升級、金融服務、貿易便利化和營造良好國際環境等方面保持外貿穩定增長。但是,這些政策的效果并不明顯。
四、適度的臨時性保護措施是可行的選擇
從促進出口方面來帶動增長,雖然還具有一定空間,但是要完成“保八”的任務,難度非常大,而如能適度地對進口采取臨時性保護措施,也許是解決之道。
從上世紀80年代中以來,中國從出口導向戰略中獲利頗豐。多年來,全球化浪潮確實與中國的發展戰略配合默契,出口導向戰略也進展順利,如果沒有這20年來出口的高速發展,很難想象中國能創造出今天的經濟奇跡。但是現在情況變化了,國際市場需求在下滑,貿易保護主義在抬頭,如果還用老辦法來解決問題,用老觀點來看待世界,難免會出現偏差。
在國際貿易理論中,進口保護并不是一無是處。而在現實中,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在經濟起飛的初期都曾采取過保護國內產業的貿易政策,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據世貿組織的一份報告稱,自2008年秋季以來,由于金融危機使世界經濟低迷,共計22個國家及地區采取了提高關稅、支持國內產業發展政策等對貿易產生影響的措施。
在國際金融危機蔓延的時期,如果對國內投資和產業采取適度的保護,可以使政府推出的經濟刺激計劃產生更好的效果。例如政府計劃內的項目,應該給予采購中國制造產品一定的優惠政策,或者調整進口政策,鼓勵能源、資源類等我國稀缺產品的進口,適當抑制機電產品進口等。這樣做有多方面的好處。
1、可以平衡貿易收支。前面已經分析過,2009年我國的出口負增長的可能性較高,如果進口不做一些限制,那么出現貿易順差較大幅度的下降,將對經濟增長產生下拉的作用。而采取比較溫和的進口保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出口的下滑,保持貿易順差的平穩增長,這對保證8%的經濟增長很關鍵。
2、在金融危機中,采取進口保護可以形成一個緩沖帶,保護中國的一些產業少受沖擊。近期數據顯示,中國機電制造產業受到的沖擊較嚴重。如果金融危機把我國經過20年努力積累起來的機電產業競爭優勢沖垮,那對今后完成產業結構升級、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很不利的。所以可以考慮對機電產業采取一定的貿易救濟,扶持他們度過危機。
自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來,在這四十多年的時間內,中國的經濟得到飛速發展,國家實力也不斷提高,從而促使我國外貿行業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其中支撐我國外貿高速發展關鍵性因素就是保稅政策。作為促進我國外貿行業發展的關鍵性因素,外貿政策對我國市場經濟發展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我國產業體系和外貿形態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近些年,中國已進入到深化改革的時期,為了適應中國當前的發展狀況,滿足我國經濟的發展需要,外貿稅收政策也應該相應的進行改變,以通過推動外貿發展方式的轉變進一步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提高中國的綜合實力。
一、影響中國外貿發展的世界經濟環境
(一)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歧視性貿易策略的影響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加入WTO的中國一直在世界經濟體系中扮演著“代工廠”的角色,為全世界各國提供了廉價的商品以及勞動力,為全球消費效用的增加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由此可以看出,中國的對外貿易已成為世界經濟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與此同時,中國性價比較高的商品源源不斷的涌進國際市場,給國外同行企業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它們的發展。所以,近幾年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國際舞臺上不斷對我國施加政治壓力,采取了各種手段阻礙中國的對外貿易的發展,如:迫使我國政府采取人民幣升值策略,通過壓縮中國的外匯儲備來彌補對華貿易的逆差,以此來阻礙中國外貿行業的發展。因此,導致了中國的出口貿易一直都處于低利潤的狀態。雖然中國擁有許多外貿優勢,如:原材料豐富、勞動力廉價等,再加上生產資源的合理配置,使得中國市場經濟已逐步邁進世界經濟市場;但是,西方發達國家所采取的歧視性貿易策略使這一系列優勢難以發揮,不利于全球資源的優化配置與整合。
(二)西方國家貿易歧視策略對經濟全球化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本來應該是各個國家充分發揮各自優勢而進行生產貿易的“平臺”,但是由于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采取的貿易歧視策略,使得全球范圍內的生產資源優化配置這一市場經濟本質要求無法被滿足。只有在世界各國充分發揮自身優勢進行貿易,不存在歧視或者欺壓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實現生產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促成各國經濟共同發展;同時也減少了因歧視而造成的戰爭及其他負性事件的發生,如此才能保證世界經濟的平穩發展。
二、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現狀及問題
(一)中國在世界經濟格局中未占主導地位
自改革開放以來,在世界經濟市場中,中國主導的出口導向性經濟在世界經濟中占據了巨大的份額,由此而樹立起了經濟大國的形象;在全球經濟中獲得了一定的發言權,但我國尚未在全球經濟貿易格局中占據主導地位;相反在經濟貿易中要受到多方面的限制。這些限制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西方大部分發達國家對我國市場經濟地位持有否定的態度,從而導致在針對中國的貿易訴訟案件中,我國利益損失較大;2.雖然中國市場經濟以及對外貿易的發展已使得我國外匯儲備實力雄厚,但是對外投資的效益很低,在大件商品的定價上仍然受制于其他國家,從而導致我國對外貿易投資有限,阻礙了我國外貿產業的發展;3.從當前來看,中國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產品成本都較低,使得中國出口產品利潤率處于持續底靡的狀態;然而,中國進口的大多都是技術含量高且成本高的商品,銷售價格自然很高,且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我國商品的出口,以“低價賣出,高價買進”的現象,嚴重影響了中國對外貿易的經濟效益。
(二)國際貿易中中國對外貿易利潤較低
盡管“中國制造”給全世界帶來了物美價廉的商品,提高了全球消費者的效用,但是由于利益分布的不均勻使得我國商品并未獲得利潤最大化。從中國出口的商品來看,大多數為日用消費品,制造工藝加單、原料成本較低,從而決定了商品的售價,致使我國出口的回報率較低。從另一個方面來看,我國從西方發達國家進口的商品大多為電器以及各種電子產品,其擁有工藝復雜且原料成本高等特點,使得進口商品在我國的銷售價格普遍較高。將兩者結合起來,就是我國外貿利潤較低的主要原因;國外廠商出口品牌到中國的利潤遠遠高于中國出口到國際市場上商品的利潤率,最終導致各國消費效用的差距增大。此外,由于存在歧視性的貿易策略,對于中國的出口貿易,經濟發達的國家還會對中國出口的商品直制定雙重標準,極大的壓縮了中國產品的利潤空間。
三、關于我國外貿發展方式轉變稅收政策的建議
(一)根據實際制定創新型稅收政策
隨著我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國民收入水平的進一步提高,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將在我國形成,這個階層能夠釋放的巨大消費潛力有待開發。經濟帶動文化的發展,當前的中國應充分認識到民族產業的力量,充分利用民族產業并讓其成為發揮中國國產品牌效應的促進力。此外,中國還需要根據目前全球的經濟發展狀況對現有的產業結構進行調整,逐漸淘汰一些生產效率低下且質量較差的產業商品,并且致力于發展高端產業,逐漸完善產業結構和管理體制,做到產品精細化,創新核心技術,逐漸提高我國產品的質量,努力趕超世界先進的技術水平,以最大限度的提高全球市場的占有率,如此才有可能獲得利潤的最大化。此外,要重點對研發、設計、銷售等流程實施稅收激勵,對相關科研人員實施個人所得稅優惠,通過綜合配套的稅收優惠政策促使民族產業不斷發展壯大起來,同時也為稅收提供更廣的稅源,使財政收入不減反增。
(二)為進口先進設備與技術提供稅收優惠
在上文中,我們已經大量的談到西方發達國家對中國實施的貿易歧視策略,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國缺乏先進的設備與核心的技術,在商品生產與研發上無法與發達國家相抗衡,也因此導致我國商品質量普遍偏低,大大降低了我國的出口收益率。所以,中國可以在進口先進設備與核心技術等方面提供一些稅收政策,在這些方面的稅收上給予優惠,只有擁有了先進的設備與核心技術,我們才有可能提高產品的生產率及產品質量。此外,中國不僅僅是需要引入先進的設備和核心技術,更重要的是要學會如何充分利用這些有效資源,應在此基礎上注入新的觀點及想法,積極創新,不斷提高我國生產技術水平,以充分發揮我國產品的優勢,從而獲得出口貿易的利益最大化。
(三)為中小型企業提供激勵型稅收政策
促進中國外貿業的發展并不是說就要淘汰制造業等中小型企業,相反我們還需要大力發展中小企業。因為在很大程度上,中小型企業可以為我國提供更多的可就業崗位,刺激了我國民營經濟的活動,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看做是我國外貿發展方式轉型的推動力,減少了轉型對我國外貿行業帶來的消極影響。所以,我國應該減少對中小型企業征收的稅負,以促進中小型企業更好的發展,減少外貿發展方式轉變對我國外貿行業的影響,促進我國外貿行業得到更大的發展。
(四)利用綜合性稅收優惠政策夯實外貿行業的人才資本
我國外貿發展方式的有效轉變需要的不僅僅是先進設備和核心技術,要想從根源上解決問題,最主要的影響因素還是優質人才的多少。雖然我國擁有大量的勞動力,但大多屬于廉價勞動力,嚴重缺乏高端人才,尤其是在外貿行業。人力資本是外貿行業發展方式發生轉變的基礎,所以,為了外貿發展方式的順利轉變,國內亟需一些稅收優惠政策,如:對從事外貿相關行業的個人以及培訓外貿相關人才的機構給予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使用各種激勵型的稅收政策來鼓勵、吸引國外人才流回中國,實現知識的共享和傳播,以促進外貿行業的進一步發展。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