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陷阱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消費陷阱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預測表明,世界經濟減速將成為事實。2008年世界經濟增長3.7%,比2007年放慢1.2個百分點。其中美國經濟增長0.5%,放慢1.7個百分點;歐元區增長1.4%,放慢1.2個百分點;日本增長1.4%,放慢0.7個百分點。加上國際金融市場急劇動蕩,美元持續貶值,匯市、股市、債市、期市及商品現貨市場都受到沖擊,對各國的經濟穩定和發展都產生了不利的影響。以上因素決定了我國出口形勢比較嚴峻,出口增速減緩和貿易順差的縮減將不可避免,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正在減弱,我國的經濟增長將更多地依賴于消費和投資的拉動。在這一形勢下,刺激消費,擴大內需,就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有效手段。由于奢侈品的需求潛力很大,因而,正確規范和引導奢侈品的消費,對于擴大內需進而拉動經濟增長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關于奢侈品的內涵

沃爾岡•拉茨勒在暢銷書《奢侈帶來富足》中這樣定義奢侈:“奢侈是一種整體或部分地被各自的社會認為是奢華的生活方式,大多由產品或服務決定”。現在,奢侈品在國際上的概念是:“一種超出人們生存與發展需要范圍的,具有獨特、稀缺、珍奇等特點的消費品”,奢侈又稱為非生活必需品。人們消費奢侈品看中的往往是它的炫耀,覺得奢侈品是過度消費消耗的東西,以至于揮霍等。

例如,“捷達”和“奔馳”轎車都是代步工具,在代步方面沒有價格所顯示的那樣大的差異,差別在于他們代表的意義不同。“奔馳”的符號價值在于成功、財富和身價。在西方經濟學中根據需求收入彈性將消費品分成了必需品與奢侈品兩大類,把需求收入彈性大于1(即需求的增長率高于收入的增長率)的消費品稱為奢侈品,另一類則稱為必需品。在我國的傳統概念里,奢侈品消費幾乎等同于貪欲、揮霍、浪費。

其實,從經濟意義上來看,奢侈品消費實質上是一種高檔消費行為,本身并無褒貶之分;從社會意義上來看,奢侈品消費是一種個人品位和生活品質的提升;從發展的眼光來看,奢侈品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其內涵在不同的社會經濟條件下是不斷變化的。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消費理念的演變,許多昨天的奢侈品已經變成今天的必需品,而今天的許多奢侈品也會變成明天的必需品。例如,在13、14世紀,糖和香料是奢侈品,但在當今社會它們卻成為普通的生活必需品。奢侈品內涵的變化反映出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而當前更引起我們關注的是奢侈品消費對于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

奢侈品的特征及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一)奢侈品更新周期短且對市場的刺激效果顯著

作為奢侈品的商品,除了具有商品本身固有的功能以外,還具有一種炫耀,即顯示消費者身份和地位的功能,所以,奢侈品應當是引領時尚的前衛商品。這一特點決定了奢侈品必須不斷地推陳出新,從而具有較短的更新周期。

以服裝為例,隨著社會的發展,服裝的功能角色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今的都市人追求時尚,展現自我,服裝的發展漸漸淡化了它最基本和最原始的功能,其裝飾和炫耀功能似乎已成為服裝的靈魂。例如高檔的時裝,面料考究,做工精細,價格昂貴。作為普通服裝的基本功能在很長時間內都不會失去,但作為高檔時裝的炫耀不久就會減弱,奢侈品的消費者更看重其裝飾和炫耀功能,因而會隨著流行趨勢的變化而及時更新。在消費理念不斷更新的今天,很難想像一成不變的款式和風格能立足于激烈競爭的服裝市場上。有市場眼光的廠家總是緊追流行趨勢,不斷推出個性化的款式,開發風格迥異的服裝,滿足消費者求新、求異、求個性的需求。一面是廠家層出不窮的新款推出,一面是消費者為追求時尚而不斷膨脹的時裝需求,這造就了服裝市場供銷兩旺的局面,從而極大地刺激了市場銷售額。

2008年,盡管雪災、地震、股市泡沫破裂、經濟衰退預期不斷打擊著消費者的信心,但紡織服裝國內零售2008年1-9月卻持續維持25%以上的高增長,屢超市場預期,直到2008年10月行業零售增速才出現放緩,顯示了服裝行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存在的問題是需求仍然不足,2008年1-9月,行業主要產品的產量增速維持小步上升態勢,紡織品與服裝的庫存金額卻分別同比大幅上升了33.10%和25.09%,顯示行業產需矛盾依然存在,需要進一步刺激需求。

除時裝外,其他奢侈品消費也具有類似的特征,對市場有顯著的刺激效果。據報道,上海頂級私人物品展集中展示了頂級名車、游艇、私人飛機、珠寶名表、名酒以及各類豪宅別墅、高爾夫俱樂部、私人會所等。據統計,頂級私人物品展3天一共接待了超過7000位富豪,成交量達2億元人民幣。

(二)奢侈品需求潛力大且能充分吸納購買力

奢侈品的需求收入彈性大于1。這就是說,隨著收入的增長,需求的增長就會更快。奢侈品不像需求收入彈性比較小的必需品那樣,受所謂消費飽和的約束,即使收入水平提高,人們也不可能較大地增加消費。例如,對于食鹽這種商品,即使人們收入提高了,人們也不會因此而增加消費。奢侈品消費就不同了,以旅游為例,當收入水平較低時,人們還不敢奢望旅游,一旦收入水平提高,人們就會增加這種消費,隨著收入的增加,人們可以從普通旅游變為豪華旅游,從國內旅游轉向國外旅游,國外甚至已經開發了太空旅游項目,所消費的資金可想而知。可見,奢侈品消費的需求潛力是很大的。能夠充分吸納新增的購買力。

目前,由于我國的收入分配體制、結構不盡合理,導致居民收入差距過大,根據國家統計局的“2007年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統計監測報告”,我國2007年的基尼系數達到0.458,已進合國規定的收入差距過大的范圍,為數不多的高收入者擁有大部分的居民儲蓄。根據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收入越高其邊際消費傾向越小,因此,高收入者的收入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于消費,大部分收入沉淀下來,這對經濟發展是不利的。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需要開發質量好、價值高、品牌響、炫耀功能強的奢侈品,以刺激高收入者的消費欲望,吸納他們充裕的購買力。將沉淀的資金通過消費引入市場,轉化為生產資金。

汽車領域的世界十大奢侈品牌:法拉利、福特、大眾、寶馬、蓮花、賓利、凱迪拉克、菲亞特、奧迪、勞斯萊斯,大部分已進入我國的高端汽車市場,正在充分吸納富豪們的購買力。我國每年的奢侈品銷售額超過20億美元,并以年20%的速度增長。正在成為繼日本和美國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費國。“世界頂級生活體驗中國峰會”,“上海國際品味生活展”紛紛亮相中國,世界頂級品牌紛紛在中國選址開店。美國高盛公司關于中國奢侈品市場的研究報告指出,2008年中國的奢侈品消費占全球市場份額的19%。法國精品企業聯盟“科爾貝委員會”預言,中國將在2011年前后成為世界第一大奢侈品消費國。在這種形勢下,應當致力于打造本土的奢侈品品牌,比如被國內外同行譽為“中國第一裁縫”的永正裁縫、高檔的紅木家具、在中國歷史上與皇家相關的貢品如南京云錦等,都蘊藏著豐富的奢侈品品牌的生長基因,很有可能成為我國未來奢侈品品牌的符號,使我國的奢侈品市場被本土奢侈品占有,提高奢侈品消費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三)奢侈品消費能夠催生新的服務項目并引發新的經濟增長點

奢侈品消費首先催生的是商業廣告。在許多情況下,奢侈品消費具有炫耀性動機,是一種“顯眼的消費”、“裝門面的消費”、“擺闊氣的消費”,顯富、炫富比使用商品更重要,因而要求商品或服務除了具有較高的質量以外,還必須具有較高的知名度,要廣為人知,甚至人所共知。這就要借助商業廣告的力量來增加產品的附加值。

通過在重要媒體的黃金時段反復地廣告宣傳,將“某商品是名貴商品”的概念植入消費者的意識中,使社會公眾形成共識,公認某商品是名牌商品,從而使該種商品具有了顯富、炫富功能。這種運作模式便催生并極大地刺激了商業廣告的發展,為廣告商提供了大量的業務,也使自己的產品具有了更高的附加值,同時也為有此需求的消費者造就了可據以顯示身份和地位的名牌商品,從刺激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這不失為一種積極有作為的措施。許多名酒、名車、名牌服裝等名牌產品都離不開商業廣告的宣傳。如果沒有奢侈品消費對名牌效應的追求,也就失去了催生商業廣告的土壤。據有關資料顯示,2007年我國電視行業廣告總額是450億,央視廣告收入為110億。足見打造奢侈品品牌對商業廣告的貢獻。

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是為了最大限度的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這種需要反過來又促進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經濟學所研究的正是如何使稀缺的資源滿足人類無限的欲望,從這個意義上說,人的需要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不竭動力。這種需要最初總是表現為對奢侈品的追求,隨著經濟的發展,奢侈品變成了必需品,又會產生新的奢侈品需要,再度推動經濟的發展,經濟和社會就是在這一過程中不斷進步的。由于人的需要層次不斷地提高,創造了一系列新的消費需求熱點,休閑娛樂便是其中之一。隨著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人們開始轉向文化精神的消費與追求,更多的時間和錢財用于休閑和娛樂,文化娛樂業被公認為是21世紀最具前途的朝陽產業之一。

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時,文化娛樂消費占居民消費的比重將會明顯地提高,我國已進入文化娛樂消費的快速增長期。人均年收入超過3000美元,消費就會出現“脫物化”的傾向,人們開始出現普遍的文化娛樂和旅游動機,費用的投向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由于休閑娛樂方式需要的不斷創新,使得許多高新技術,甚至當代科技的前沿都被廣泛應用于娛樂項目和游樂園的設計當中,這勢必會進一步帶動相關行業的發展。又例如體育健身業,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生活習慣的改變,滿足人們身體和心理健康的體育健身業逐漸受到人們的歡迎也將成為今后長期存在和持續發展的朝陽產業。此外,奢侈品消費還極大地帶動了服裝、住房、汽車、家裝、保健、旅游、信息等行業的發展,引發了許多新的經濟增長點。

此外,過度和畸形的奢侈品消費會產生負面影響。例如,助長人們的炫富攀比心理,誤導社會價值取向;資源配置可能偏離共同富裕的社會發展目標,大量的奢侈品被富人無節制的揮霍,扶貧工程所需資源卻得不到滿足;純粹“裝門面”、“擺闊氣”的奢侈品消費還會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所以,應當正確規范和引導奢侈品消費,使之真正成為刺激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有效手段。

篇2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貧困陷阱”后，很快會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飛階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集中爆發，自身體制與機制的更新進入臨界，導致經濟和社會發展陷于停滯，社會出現政治動蕩和不穩定，無法轉為高收入國家。很多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階段由于經濟發展自身矛盾難以克服，發展戰略失誤或受外部沖擊，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階段。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現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主要表現與基本特征有：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嚴重的貧富分化、過度城市化、增長轉型困局、腐敗問題突出、社會沖突加劇、金融體系脆弱、民主亂象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主要由于以下幾個原因：收入差距過大;人力資本積累緩慢，增長模式轉型不成功;金融體系脆弱;勞動力轉移困難;民主進程緩慢與腐敗。

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差距的擴大達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會由于私人消費不足而導致嚴重的需求不足，經濟增長將完全失去動力。這一因素在拉美國家尤為普遍(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秘魯等)。

人力資本積累緩慢:增長模式轉型不成功。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指出，當物資資本增長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資本的邊際產量遞減效應，經濟增長必然放緩。這時技術進步(或者說人力資本的積累)就成為維持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如果能夠在政策層面實現技術進步，便可繼續維持高經濟增長率。相反經濟論文，如果經濟政策不能保證這一點，就會陷入增長停滯。這一現象在東亞國家表現的較為突出。

金融體系脆弱。東南亞金融危機為這一原因提供了一個非常恰當的案例。自1997年以來，東南亞各國已建立起大量的外匯儲備作為防范危機的緩沖器，但這可能會產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經濟過熱和資產價格泡沫。就連上世紀的日本也因為這個原因經歷了“十年”衰退。

勞動力轉移困難:有些發展中國家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實行一定的限制勞動力轉移的政策，這些政策在經濟上是沒有效率的。中國的戶籍制度就是這一方面的典型。類似的制度會嚴重阻礙城市化的進程，拖累經濟發展。

民主進程緩慢與腐敗。 采取漸進式改革由計劃經濟過渡為市場經濟的國家，政治體制改革一般都滯后于經濟發展的需要。如果這種情況發生，行政管理的落后、腐敗滋生將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制約因素期刊網。原本計劃經濟為主的國家往往還會制造出許多的行政壟斷，而一些本該競爭的行業由于行政壟斷將失去活力，進而拖累整個國民經濟。這一因素在中國已經逐步顯露出來。

二、中國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誘因

目前，中國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這意味著中國已進入“中等收入陷阱”危險區域，中國發展正面臨著新的考驗。中國長期以來的“加快增長”目標形成了特有的“過度工業化、過度重工業化、過度出口依賴、過度投資驅動、過度粗放增長”的模式，已經嚴重威脅到中國的可持續發展。這些問題映射到社會、政治和生態領域，就出現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官員腐敗、城市二元社會(市民和農民工)、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一系列問題。這些都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應對的挑戰。“中等收入陷阱”的發生，并不是單一原因導致的，很可能是多種復雜因素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結果。經濟原因。經濟增長過程中各類要素(土地、資源、能源、勞動等)成本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投入邊際報酬不斷下降，因此中國發展的比較優勢也在不斷減少。比如，沿海地區勞動力成本上升，壓縮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利潤空間，導致其國際市場競爭力減弱。此外，中國正處在城鎮化加速時期，這就會出現所謂“超常城市化”，污染加劇、交通擁擠、公共服務欠缺、形成各類貧民窟、大量的犯罪等等。

1.社會原因。即經濟增長也是“雙刃劍”，它本身既是有創造性的一面，又帶有摧毀性的一面，還有加劇不平衡的作用。國內外研究都表明，經濟增長往往伴隨著政府與社會之間、勞資之間、貧富之間，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不斷累積，這些矛盾如果處理不好，就會反過來對經濟增長造成巨大的阻礙，即“經濟增長的負效應”。

2.政治原因。即我們面臨著一個“改革悖論”：改革是一個調整既得利益的過程，是在財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在改革過程中，最初的推動者由于從一種改革模式中獲益，成為既得利益群體經濟論文，可能會退化為下一步改革的阻礙者，因此改革可能會越改越難，甚至停滯不前。

3.國際原因。當我們剛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西方國家普遍抱有懷疑的態度，不時會出現“中國即將崩潰”的悲觀論調。改革開放20、30年以后，他們突然發現，中國已經在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中占據了重要位置，到了不得不重視的程度，于是又出現了“中國”的聲音。現在，西方國家對我國民主、人權以及民族問題的丑化攻擊此起彼伏，國際貿易上對中國產品的各種限制措施也曾出不窮，經濟全球化的風險越來越大。因此，必須看到，我們面臨的國際環境特別是世界輿論環境，即“西風壓倒東風”的格局，并未隨著中國崛起、不斷強大而根本改變，相反某些方面還有惡化的趨勢。

上述四種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相互關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形成了特有的“收入差距陷阱”，“政治民主化陷阱”等等。城鄉之間、行業之間、區域之間，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拉大。中國的收入差距則早已陷入了警戒區。城鄉居民的收入比一直保持在3.3以上，并未有縮小的跡象。2008年，全國10%最高收入組家庭的實際收入是10%最低組的55倍，而城鎮收入最高和最低的家庭相比，差距由2005年的9倍擴大到31倍。同時，勞動報酬嚴重偏低。經濟學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據省際收入法GDP構成數據計算，1990年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為53.4%。2001年該比例降至51.4%，2007年則只有39.74%。七年間，中國勞動報酬占比下降了11.66個百分點。中國還存在大量的'灰色收入'。王小魯研究發現，近年來中國'灰色收入'規模急劇擴大，增速也很快，2008年中國'灰色收入'粗略估計為5.4萬億元。與2005年相比，三年內增長了近1倍，遠高于GDP增速。中國的基尼系數已接近臨界點。如果再計入'灰色收入'，中國的收入差距則早已陷入了警戒區。中國距離'中等收入陷阱'并不遠，收入懸殊危及社會和諧，并非危言聳聽。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上基尼系數最高的國家之一，這是一個極大的問題。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現實選擇

1.加快四個轉變經濟論文，推進經濟轉型和結構升級。　一是優化需求結構。擺脫過度依賴于外需的增長循環。立足于擴大國內需求，把經濟發展根植于國內需求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形成消費與投資、出口三駕馬車協調拉動經濟增長的新格局。　二是優化產業結構。以均衡化為目標優化多元產業結構期刊網。提高農業生產力水平，逐步實現農業由弱變強；促進工業結構優化升級，實現工業由大變強；加速發展服務業，實現服務業由慢變快，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均衡帶動轉變。　三是優化要素投入結構。加速人力資本形成，提高技術進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對經濟增長的溢出作用，推動中國經濟由強調分工的粗放型的斯密增長向強調創新的熊彼特式的內涵增長轉變，并進而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分工體系和利益格局中的地位，推進國際經濟格局由失衡向均衡、再平衡方向發展。四是積極調整能源結構。目前中國還未達到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拐點，但從當前形勢看高耗能產業的發展速度驚人。今年一季度，我國生產鋼材1.85億噸，增長28.6%；生產粗鋼1.58萬噸，增長24.5%；生產生鐵1.5萬噸，增長21.7%；生產水泥3.36億噸，增長20.3%。單位能耗是在上升的，如果不采取特殊和強有力的措施，我們的環境狀況還會進一步惡化。不論從外部壓力還是內部需求來看，中國要改變“庫茲涅茲增長”方式，必須把提高能源效率，大力發展新興能源和清潔能源作為調整能源結構的突破口。 2.要以推動公平分配為切入點，為持續增長培育新的基礎。按照富民優先發展的基本思路，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調整政府支出結構，提高公共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深化資源價格改革，完善按要素分配的收益分配制度。完善收入分配調節機制和收入穩定增長機制，將初次分配與二次分配視為有機整體，強化“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最終形成“橄欖型”收入分配格局。我國再分配機制“逆向調節”問題較為突出，不僅從再分配環節即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總體水平及其合理結構入手，還要擴展到初次分配環節包括“工資、保險、福利”三位一體的薪酬體系和稅制的改革；調整政府、企業和個人之間的分配關系，加大國民收入向個人傾斜的政策力度；調整資本要素所得和勞動要素所得之間的比例關系，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擴大并提高國有企業分紅的范圍和比例，增加對居民的再分配力度，徹底解決國有企業經營性資本收益向居民轉移機制缺失問題；統籌城鄉協調發展，通過土地流轉進行抵押、入股、融資，逐步調整城鄉收入分配二元格局經濟論文，使農民獲得要素資本賦權；推進壟斷行業改革，放寬準入門檻，引進競爭機制，通過控制價格和稅收調節壟斷企業利潤率；完善財產性收入增長的保障機制，提高居民的長期收入預期；降低稅負，提高個稅起征點，通過結構性減稅，以減保增、以減促加。

3.要以循序漸進的城市化為依托，形成對經濟增長的持續支持。快速城市化會帶來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長與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的矛盾，進而引起高額城市化成本，這將大大降低城市化帶動經濟增長的功能。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因此，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進與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以逐步推進來緩解城市問題的集中爆發，不斷發揮城市化助推經濟增長的功能。

4.要以擴大和完善國內市場為保障，降低受外部經濟波動的沖擊。進入中等收入的國家易受外部經濟的沖擊，造成經濟徘徊。中國也會面臨這種沖擊，但我國廣闊且潛力巨大的國內市場，會成為抵御外部經濟沖擊的有效保障。因此，我國在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同時，還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潛國內市場上來。

參考文獻：

[1]胡鞍鋼.“中等收入陷阱”逼近中國?.人民論壇2010-07

[2]專家稱我國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社會建設滯后新華網2010-8

[3]高偉中等收入陷阱假說人民論壇2010-07

篇3

物質傾向的內涵

p; an（1971）將物質傾向界定為個人強調以擁有金錢和財物來追求快樂與 社會 晉升的價值觀。Belk（1984）認為物質傾向是指消費者會依戀附著在占有物的一種價值觀，隨著物質傾向的層次越高，消費者會將占有物放在生命中的中心位置，且深信占有物在生活中扮演滿足與不滿足的來源角色。

Richins & Dap; Daan & Campbel（1971）形容物質傾向是一種“快樂陷阱”，因為要維持原有的物質快樂程度，必須去追求更多的物質來達到滿足，而這種快樂的存在是無止盡的，所以也就造成了不快樂。Formm（1976）指出物質傾向者具有高度競爭性，對物質的擁有呈現高度不安全感。Yankelovich（1981）研究結果指出物質傾向者利己現象高于利他現象。Mason（1981）指出物質傾向者常花很多的錢去購買東西，并把滿意程度建立在別人對其驚訝的眼神上，而不是在產品本身的價值。Belk（1985）& Richins（1987）同時指出，物質傾向因為把心思都集中在物質的擁有，所以比一般人顯得不快樂。

篇4

在經濟增長過程中，人力資本、物質資本是不可或缺的兩大組成部分，其中人力資本作為重要資本，嚴重影響著經濟增長。而經濟發展緩慢的國家，往往陷入“貧困陷阱”，歸根結底，人力資本健康與否，都關系著經濟增長的快慢，帶來了貧困陷阱。

一、健康人力資本、經濟增長、貧困陷阱三者關系分析

1.健康人力資本和經濟增長的關系

健康人力資本是近年來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關注的重要概念，它能夠有效的體現出個體能力，具體表現在西方等發達的歐美國家，其經濟消費和醫療衛生指出所占比重遠遠高于相對貧困的其他國家，是典型的健康水平體現。當然，健康的人力資本反過來又會促進國家經濟的增長，呈現出“高健康、高消費、高收入”的特點。由此可見，健康人力資本和經濟增長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1]。

一般說來，健康投入越多，其產生的結果也就越好，個體收入也會顯著提高。Weil在研究健康人力資本和經濟增長的關系時，將健康因素計入總量生產函數中，模擬出健康水平對人力資本和總產的影響，結果表明：健康狀態良好的工人生產率比健康不佳的工人高70%，而不同國家健康狀態造成的生產差異高達17%[2]。為了進一步探究健康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特做了以下的假設以及理論模型。

假設經濟中存在無限生命的個人，瞬時效用為u（.），主觀的貼現率是 ，他的效用水平就將是：

（1）

在上述公式中，假設u，（?）>0，u，，（?）<0。同時由于健康人力資本會影響經濟增長，故作為生產函數存在，體現為：

（2）

在該式中，y是個人產出水平，k為個人物資資本的存量，h則為個人的健康人力資本水平，l是個人的勞動量。由此可見，健康人力資本對勞動投入量具有一定的影響，即健康水平越高，投入工作量的時間越長，能承受的工作強度越大，產出水平也就越高[3];反之，產出水平越低。根據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健康人力資本以上述（2）公式帶入生產函數是合理的，具有一般性，可繼續假設生產函數：

fh>0，fk>0，fhh< 0，fkk< 0，fkk fhh> fhk2

從該式中可以明顯看出，物質資本、健康人力資本都具有遞減的正的邊際生產力，都是關于h、k的凸函數。而代表健康人力資本的h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如下圖1所示：

圖1 健康人力資本經濟增長模型

2.健康人力資本與貧困陷阱的關系

根據目前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可知，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較為緩慢，與發達國家具有一定的差距性。而對于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更多的專家認為是發展中國家人力資本水平較低，且不具提升趨勢，陷入人力資本貧乏引起的經濟增長貧困陷阱。所謂的貧困陷阱是樣子紅人力資本、人均產生相對較低的穩定狀態體現，它的陷阱重點表現為人們試圖打破這一局面的話，很可能造成經濟跌進低水平的趨向，因此，成為困擾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一大難題。

用模型來說的話，出現貧困陷阱主要是由于f（h）不是單一的函數。在真正的實際中，人力資本報酬遞減不是一定的，相反人力資本專業化也可能帶來報酬的遞增[4]。假設生產函數h在很低時為遞減報酬，中間區域的h為遞增，而在h很高時，表現出的報酬則為不變或是遞減，它們呈現出的曲線sf（h）/h，如下圖2所示：

圖2 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貧困陷阱的關系

根據上圖所示，如果貧困陷阱模型與實際情況相符，發展中國家要想擺脫這一局面，提升經濟增長水平，必須讓物質資本對應的人力資本超過不穩定的臨界點hM.。具體可采用引進人力資本、提高人力資本積累、提升人力資本健康水平、降低物質資本積累等途徑，來提升人力資本的綜合水平，以擺脫經濟增長貧困陷阱。

二、我國人力資本現狀分析

我國作為人口大國，積累的人力資本多，在經濟增長上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如：在1980年到2004年間，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貢獻占各大要素的8.2%，人力基本存量也由1996年的5.2%上升為2004年的6.4%。可見，加大人力資本投資、積累人力資本存量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方式[5]。當然，我國經濟增長依然出現貧困陷阱，不僅不具有引進人力資本的優勢，還有大量本國人力資本的流失。根據相關數據調查分析，我國的留學生，畢業后回國比例為7.6%，大部分學生都選擇留在國外發展，人力資本積累不足成為制約我國經濟增長的一大問題。

人力資本主要包括勞動者的專業知識、技能，以及身體健康狀況，其中知識技能可以通過不斷的教育培訓來提升，而健康狀況則是隱形的關鍵因素。它關系著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健康人力資本工作效率更高，為了改善人力資本的健康狀況就必須解決營養和就醫問題。而血站作為醫療機構用血的采集、供應中心，對于人力資本的健康具有重大影響，為了進一步提高人力資本的健康水平，就必須不斷改革醫療衛生體制，加快血站的發展，提升采血供血隊伍的整體素質，實行戰略性的人力資源管理，便于提升我國的經濟增長，盡快擺脫貧困陷阱。

三、結語

綜上所述，通過經濟增長模型的假設構建，引入“貧困陷阱”這一概念，說明健康人力資本對我國經濟增長具有重要作用，它推動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同時通過加大教育、醫療衛生的投入來積累健康人力資本，增加我國健康人力資本的數量，也能夠有效的讓我國擺脫貧困陷阱，縮小與發達國家間的經濟差距。可見，健康人力資本、經濟增長和貧困陷阱三者相互關系，相互影響。

參考文獻

[1]錢信.健康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的均衡分析[J].中銅陵學院學報，2014（5）：26-30.

[2]黃小平，顏麗芳，劉珊.健康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區域差異研究[J].衛生經濟研究，2013（2）：22-27.

篇5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6）42-0202-02

身體的話題，是一個古老而全新的話題，人類對身體的認知歷程中，歷來存在“靈”“肉”分離的觀念。尼采首先將被道德規訓的身體回歸到自然欲望的主體，這種美學領域的身體觀，隨著法國女性作家愛萊爾?西蘇號召的“身體寫作”實踐，在中國上世紀90年代的文壇形成風潮。從林白、陳染到衛慧、棉棉，將身體作為私人化的敘寫在備受人們關注的同時重視身體的存在，卻無法避免商業化時代中大眾傳媒的炒作和消費主義的欲望顛覆，將“身體寫作”等同于“肉身寫作”、“欲望寫作”甚至黃色寫作的狹隘化傾向日漸突出，此概念頗受爭議，引入高校寫作課堂教學亦是大膽嘗試。

一、高校身體寫作美學指導的必要性

梅洛龐蒂有一個命題：“世界的問題從身體開始。”上個世紀80年代，法國作家西蘇號召身體寫作，其觀點秉承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和美國學者布魯德斯的身體動力學創作理論一脈相承，強調被政治歷史強行遏制的身體開始說話，從身體“潛意識的巨大源泉”開始，寫出自己的生命和歷史。遺憾的是這種強調感性的寫作，并沒有明確的定義，因而在90年代的中國文壇被反復定義，在消費主義的陷阱面前逐漸簡化為“”、“軀體欲望”，并且逐漸狹隘地局限于少數女作家的作品。當人類與生俱來的“身體”不再受到尊重，而墜落于消費主義陷阱的邊緣，我們要警惕當下大學生寫作教學中身體美學指導的空缺。國內，“身體”創作的實踐，主要集中在三個群體：第一，作家的優秀身體寫作文本。比如，賈平凹、墨白、王安憶的小說作品等。第二，網絡空間商業化的身體寫作，如竹影青瞳等。第三，大學生（女大學生為主）的身體寫作。其中，大學生身體寫作群體長期受到忽略，筆者以為，大學生涉世尚淺，是處于青春期和求學期的特殊群體，隨著互聯網的興起，大學生身體書寫已經悄然興起，點擊率頗高的《女大學生》，四川某女大學生借身體寫作文字達成身體交易，招買富，以及有出版社高價征集女大學生私密日記等商業行為，告訴我們大學生，尤其是女大學生當中將身體寫作簡化為肉體甚至黃的誤讀大有人在，高校課堂對身體寫作的美學指導勢在必行。

二、高校身體寫作美學指導的可行性

言及身體，中國人歷來“談虎色變”，“身”為何物，不就是用來“成仁取義”的嗎？謝有順先生在《文學身體學》中指出“身體專制的結果是瓦解人存在的全部真實性”，同時指出“肉體烏托邦實際上是新一輪的身體專制，如同政治和革命是一種權利，能夠和取消身體，肉體中的性和欲望也同樣是一種權力，能夠扭曲和簡化身體”。高校身體寫作指導，是一個全新而且敏感的話題，是對尊重框架模式的傳統寫作教學體制的充實完善，有其可行性。

首先，身體在寫作中的正當性。在身體被專制的年代里，寫作與身體無關，只和社會思想、人類道德有關，身體的一絲一毫的舉動都被認為是罪過。身體寫作突出的特點就是私人化寫作，注重個體的感知和主體傾訴，在哈貝克斯的交往理論中，寫作者既個體、私人，又是公眾，個體私人性要受到充分尊重，這就是個體本體，我們沒有辦法想象沒有身體的個體，將何去何從，身體這個承載我們生老病死，感受快樂和悲痛的忠實符號，經常戲劇性地游離在理性意志之外，然而，文學創作當中的優秀文本，“身體”從來不曾缺席。張愛玲筆下讓幾代人著迷的文字里游走在身體內外的情愛故事，魯迅文字里“我手寫我想”，身體的戰斗和筆尖的戰斗從來不曾剝離。“身體”這個我們與生俱來的名字有其肉身和由肉身感知世界的天分，一種人類最本能的創作。

其次，當代優秀文本的典范。著名作家墨白小說《欲望三部曲》在教學中起到非常重要的范本指導作用，三個作品的主人公譚漁、吳玉西、黃秋雨的人生，將讀者的閱讀和鑒賞引入到多層面的感悟和深思。墨白筆下“身體”的運用在教學中的成功，表現在作家在作品中對身體概念的多層面解讀。

名家優秀范本的解讀是創作教學中最有力的支撐，身體描述和身體符號的欲望書寫在名家文本中實現作品主題和人物欲望的統一，身體不再成為孤立的或者商業投機的企圖，而成為教學中最有說服力的敘事動力。學生在鑒賞學習過程中，掌握身體描寫在作品中的最終目標和審美價值，進而讓指導閱讀和創作成為可能。

再次，教學中文本訓練的操作性。教學實踐的開展要從學生實際情況展開。筆者作如下幾點考量。

1.在不同的語境中“身體寫作”有著不同的內涵和外延。作為本論題的大學生身體寫作和學術界討論的熱火朝天，局限于幾個女作家的“身體寫作”有共通性和本質上的區別，學術界基于女性群體的創作“身體寫作”被化約為女性主義文論的代名詞，成為“第二性”突圍男權堡壘的有力武器。而大學生群體的創作，和成熟的女性作家身體寫作在技法和境界上區別甚遠，更傾向于反對“虛假寫作”的對立面，更偏重于從身體感覺出發，言為心聲的反撥凌空的一種寫作策略。這個定位也是該課題得以實行的基礎。另外，在商業主義語境中，身體被看作是高揚肉體欲望和強烈性意識的寫作定義卻無孔不入的侵蝕大學生群體，“身體”這個神圣的字眼和下半身、、交易混為一談。介于其中的大學生寫作在實踐操作上要從自身實際出發，也要看清商業陷阱的真面目。

2.從學生創作的實際情況出發，有步驟切合實際地把身體引入課堂教學創作。首先，文體訓練上，大學生群體的創作沿襲基礎教育，基本上停留在記敘、議論為主的散文體式創作中。在寫作文體論教學過程中，考慮到散文是學習寫作者最好的訓練平臺，可以較詩歌、小說、戲劇更加注重課堂實踐。所以在寫作教學過程中側重散文片段訓練，開展指導情境作文訓練。訓練思路從“少女之韻”寫作訓練開始，讓學生通過圖片或者實景學習觀察女子外貌形態和青澀嬌羞的神韻融為一體的寫法，之后，過渡到少女肢態和主題合二為一，如作家描寫三月春色空蒙，春寒料峭的塞納河畔幾個姑娘一齊對著河口“瞇縫著眼，噘著芬芳的嘴巴，親吻著從河面上吹來的春天的風！”“風把她們的頭發、圍巾和長長衣裙吹向斜后方”，用心靈輕吻春天的少女和春天完美融合一起，少女的肢體和身體成為展示春天詩意畫面的主角，少女融化在春天的畫面，春天因為少女成為希望和愛。少女的姿態起到很好的表達效果，身體不僅僅是外在的形體，更成為意念中的情感主題。其次，在片斷教學訓練中，立足于人的五感：視聽觸嗅聽。身體感官的發動和準確的運用，是身體創作最直觀的途徑。學會用身體的感官去感知世界，從來都是文學不容小覷的創作思路，散文片段訓練的指導之外，詩歌小說和身體寫作論述的學術論文的寫作主要集中在課堂以外的一對一指導和評價，主要集中在對寫作比較擅長的學生當中，也有多名同學完成短篇小說，有多名學生以墨白小說身體寫作為切入口，完成學年論文和畢業論文的寫作。

最后，互聯網空間的隱蔽性。說到身體寫作，筆者在課堂散文公開教學課上，誦讀學生習作書寫女子的片段“寬大的睡裙里瘦小的身軀，潑墨的長發零星散落在胸前微隆的小山峰上――”招來哄堂大笑。所以，前期理論的鋪墊，無法徹底褪去對“身體”的吹毛求疵。互聯網空間的引入，對一些極具才情的學生創作指導，包括身體書寫的有意義的真實大膽的指正非常有效。學生不用擔心世俗觀看的眼光，而變成老師和學生在虛擬空間的創作交流，讓大學生身體寫作美學指導更具可能性。

綜上所述，高校女大學生身體寫作美學指導具有可行性。在理論上和創作實踐上都可以取得一定的教學效果，完善傳統寫作教學對時下消費文化侵蝕的空缺。雖然，身體話題的敏感性和誤讀已久的事實給整個指導帶來阻力，本著開誠布公的態度，讓學生認識到“身體”在人的思想和創作中的價值，并借助課堂教學普及和互聯網平臺教學的便利，從大學生寫作實際出發，這個特殊的成長中的寫作群體的身體寫作美學指導和創作實踐的指導具有可行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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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College Writing Teaching's Practice and Feasibility of Body Writing

WANG Hua1，ZHANG Ming-hu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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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

(一)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難以持續

隨著經濟發展環境的變化，一個經濟體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難以持續，而經濟發展戰略又未及時調整，導致經濟增長目標難以實現。世界銀行認為一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為延續“以生產要素積累為基礎的發展戰略”以及“資本的邊際生產率的下降”。一些具有資源優勢的國家，通過發揮資源優勢，推動產品出口，拉動經濟增長，但是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原有的資源優勢逐漸削弱，而經濟發展模式未能及時轉型升級，社會問題頻發，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收入增長緩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此外，部分經濟體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建立起來的依賴FDI的技術外溢、本地企業學習模仿的產業升級路徑，不能適應經濟環境的變化，難以形成新的產業競爭優勢，無法為經濟增長提供充足動力。

(二)產業結構與需求結構不協調

與消費需求和消費能力相適應的供給稱為有效供給。產業結構決定了一個經濟體提供有效供給的能力。當一個經濟體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伴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眾的消費需求層級在不斷提升，同時出現多樣化的需求，而傳統的供給結構難以滿足這些新需求。需求缺乏相應的供給來匹配，形成供給錯位，產能過剩。而產能過剩又成為制約工業進一步發展的瓶頸，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

(三)技術創新瓶頸約束

一個經濟體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其產業不僅面臨低收入經濟體的擠壓，還面臨高收入經濟體的壓制。中等收入國家只有不斷創新，提高勞動生產率，實現產業升級，才具有不斷向高收入階段邁進的基礎。部分國家由于缺乏自主創新的激勵機制和國家對人力資本方面的及時投入，導致技術創新能力不足，產業升級受阻，在下擠上壓下無法維持經濟持續增長。以拉美國家為例，受研發能力和人力資本約束，無法實現產業升級，從而失去了經濟增長的動力，最終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四)收入分配差距過大

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對經濟增長存在著較大的負面影響。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將導致國內消費能力不足，產品過剩，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一旦外部經濟環境波動，出口受挫，將會使經濟增長失去重要支撐。此外，收入分配差距加大還容易加劇社會矛盾，誘發社會問題，制約經濟的穩定發展。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基尼系數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數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國際上通常將基尼系數0.4作為貧富差距的警戒線，大于這一數值容易出現社會動蕩。根據相關經驗，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基尼系數維持在0.3左右，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基尼系數普遍偏高。

(五)金融體系脆弱

健康完善的金融體系對于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金融通過促進資金融通、優化資源配置、節約交易成本，推動經濟增長;另一方面，金融風險的客觀存在以及不合理的金融發展使金融風險急劇放大，甚至爆發金融危機，嚴重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從經濟發展實踐來看，很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金融體系都存在著一定問題。馬來西亞、阿根廷等經濟體長期過分依賴外資推動經濟發展，外商直接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偏高，外債負擔沉重，抵抗外部風險的能力較弱;泰國資本項目過早開放，固定匯率制度安排失當，匯率缺乏彈性，金融機構信貸投向不合理，政府監管不力，金融體系存在漏洞，引發國際投機資本的惡意攻擊，爆發金融危機，使經濟遭受重挫。

三、江蘇省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江蘇省處于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具有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但是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基本還屬于中上等收入水平。自2013年開始，江蘇省GDP增速放緩2013年江蘇省GDP增長率為9.6%，2014年為8.7%，2015年為8.5%，2016年為7.8%。江蘇省“十三五”規劃指出，江蘇省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仍然存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創新能力還不夠強，新增長點支撐作用不足，制約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仍然存在。在經濟發展環境不斷變化的情況下，原有的“要素驅動”“投資驅動”的經濟發展模式難以持續。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升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高收入水平持續穩定發展，是江蘇省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從江蘇省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看，存在如下制約經濟發展的具體問題。

(一)地區發展不平衡

改革開放以來，江蘇省經濟高速增長，經濟增速高于全國水平，但也存在省內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蘇南地區經濟發達，蘇中、蘇北地區經濟相對落后。2015年，蘇南五市GDP為41518.73億元，占整個江蘇省GDP的59.21%;蘇南地區人均GDP相當于蘇中地區的1.48倍，蘇北地區的2.27倍。從產業結構來看，2015年蘇南、蘇中、蘇北三個區域第一產業規模差距不大;第二產業存在明顯的區域差距，總體而言蘇南地區的第二產業規模較大;在第三產業上，蘇南地區存在著明顯的優勢，南京、蘇州、常州等市的第三產業規模已經超過了第二產業。省內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使大量的資金和人才向蘇南地區集中，制約了其他地區的經濟發展，對江蘇省經濟的全面穩定、協調發展造成了不利影響。為了促進共同富裕，江蘇省制定了蘇南提升、蘇中崛起、蘇北振興的發展戰略，但是如果繼續沿用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以高投入獲得高產出，將難以適應新的經濟發展環境的變化，無法實現趕超。

(二)人口紅利減弱

一個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高，保證了經濟增長中的勞動力需求，則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形成所謂的“人口紅利”。人口紅利為江蘇省經濟的快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是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快，江蘇省的人口紅利正在不斷減少。2000年以來，江蘇省常住人口數量明顯呈現出增長不斷放緩的態勢，勞動年齡人口見頂回落。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江蘇省總人口為7976.30萬人，其中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1648.29萬人，平均每5個人中就有1位是老人，江蘇省老齡化比例位于全國各省之首，人口老齡化已經進入加速期，社會撫養比進一步提升。人口紅利減弱表明支撐過去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條件發生了改變，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升級的要求更為迫切。

(三)資源環境約束加強

改革開放以來，江蘇省經濟建設成效顯著，經濟發展迅速，但長期高強度的開發使得江蘇省經濟發展面臨著較強的資源環境約束。首先，就土地資源而言，江蘇省面臨著人均土地資源嚴重不足、供需矛盾突出的情況。到2015年，江蘇省人均耕地面積已經下降到0.86畝，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已接近了聯合國糧農組織劃定的0.8畝“耕地警戒線”。其次，就能源消耗而言，江蘇省作為一個經濟大省，能源消耗保持在較高水平。自2000年以來，江蘇省能源消費總量不斷攀升。截至2015年，江蘇省能源消費總量已經達到了30235.30萬噸標準煤。保持充足的能源供給是江蘇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的保證，但江蘇省僅僅是一個能源供給的小省，2015年一次能源生產量僅為2893.58萬噸標準煤，能源供需之間存在較大缺口。工業在江蘇省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江蘇省能源消費量中，工業消費占比接近80%。在短期內，實現資源消耗進一步下降和污染物排放減少還存在一定的難度。第三，就環境污染而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江蘇省也付出了比較高的環境代價，水污染、大氣污染等問題對江蘇省生態文明建設提出了嚴峻考驗。江蘇省人口密度大，環境容量已十分有限，以現有的環境承載力支持傳統的發展方式已難以為繼。整體而言，目前江蘇省經濟發展的資源約束趨緊，而生態環境質量尚未根本好轉。隨著經濟總量的繼續擴大和居民消費需求的不斷升級，資源能源短缺、環境壓力和發展成本不斷上升已成為江蘇省經濟發展進程中的雙重約束，突破資源環境的雙重約束已成為江蘇省經濟發展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四)科技創新水平有待提升

《中國區域創新能力評價報告》顯示，自2009年開始至2016年，江蘇省區域創新能力連續八年居全國首位。統計數據顯示，自2011年以來，江蘇省研究與發展經費支出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不斷提高，2015年江蘇省研究與發展經費支出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為2.57%，高于全國平均水平。2015年江蘇省專利授權量為250290件，但發明專利比重偏低。目前，雖然江蘇省在傳統產業以及光伏、物聯網、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的科技創新已經取得了顯著成績。但與發達國家相比，現階段江蘇省科技創新成果轉化能力還不足，科技創新成果轉化渠道不暢，科技創新成果還沒有完全轉化成生產力;科技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脫節，經濟發展急需新產品、新工藝，而科技活動主要產出仍停留在論文與專利的階段上;社會經濟發展迫切需要的“高精尖”人才和高端成果缺乏，人才供給結構性矛盾突出，高層次創新創業人才缺乏，科技創新水平有待進一步提升。

(五)金融對實體經濟支撐不足

實體經濟的穩健發展離不開金融的有效支持，金融為實體經濟的有效運轉提供了便利的資金周轉平臺、有效的風險管理手段、準確的資金成本信號以及健全的公司治理機制。江蘇省金融體系發達，但是在為社會經濟發展服務能力上仍存在差距，尚未形成具有典范效應的金融支持產業發展模式。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統計數據，2016年，江蘇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16758億元人民幣，處于全國第二，僅次于廣東。但是，在金融促進江蘇產業方面并未發揮應有的貢獻。銀行的資金主要流向了個人消費和政府項目，貸給實業的資金偏少。目前，江蘇省仍處于傳統金融業向現代金融業初步轉型時期，金融資本向產業資本轉移的效率還不高;金融服務功能不夠完善，服務水平有待提升;資本市場還不夠發達，多層次資本市場還不健全;地方金融機構的實力有待提升，金融供給結構有待完善。金融機構需要進一步創新服務方式，有效破解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

四、結論

經濟發展理論指出，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是不同的。處于中等收入階段的經濟體在向高收入階段邁進的過程中需要借鑒其他國家的發展經驗，深化改革，加快發展方式轉變，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江蘇省作為中國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省份，擔負著在全國發展中先行探索的責任，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基本實現現代化是江蘇省的光榮使命。當前，江蘇省經濟發展也面臨著人口紅利減少、資源環境約束加強等問題。化解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各類風險隱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建設經濟強、百姓富、環境美、社會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蘇，不僅是廣大江蘇人民的福祉所在，也將為中國經濟發展發揮了良好的示范引領作用。

作者:曹冬艷 楊曉明 單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學金城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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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翻過“高收入之墻”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研究”課題組

劉世錦 張軍擴 侯永志 劉培林

“陷阱還是高墻：中國經濟面臨的真實挑戰與戰略選擇”

《比較》2011年第3期 總第54輯

2010年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人均收入水平依然處于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根據國際經驗，在此階段國家有可能面臨經濟增長趨緩、社會矛盾加劇等一系列挑戰，有些國家因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發展長期處于停滯狀態。

另一項擺在中國面前的挑戰是“高收入之墻”，指與跨入高收入行列對應的人均收入門檻水平，并意指要越過這個門檻，必須具備一系列的制度條件。

從其他拉美等國的經驗看，工業化基本架構存在重大缺陷，以致工業化進程無法持續，特別是高速增長過程無法順利完成，是導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而后發優勢基本釋放殆盡，以能源重化工產品大規模生產和消耗、社會生產主要滿足居民基本消費需求為特征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階段大體結束，則是出現“高收入之墻”現象的原因。

綜合分析中國工業化的歷史進程和發展前景，并與長期僵化地實施進口替展戰略的拉美，長期實行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東歐及前蘇聯相比較，中國有可能較為順利地跨過拉美和前蘇聯東毆國家曾經遭遇過的那種含義上的“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在翻越“高墻”進入高收入社會時將面臨嚴峻挑戰。

通過參考成功翻越“高收入之墻”的發達國家經驗，我們認為中國需要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為社會成員提供盡可能多的公平就業機會；完善公共服務體系，使社會成員有更多的人力資本積累機會；建立健全鼓勵創業和創新的制度，為社會成員提供盡可能多的創業和創新機會；完善法治環境，加強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的保護等等。

制度

收入不平等源于制度不公平

北京大學發展研究院 徐建國 馮時

“不公，不平，與經濟增長”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討論稿 No.C2011009

2009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47，城鄉收入比高達3.3。與其他國家包括新興經濟體相比，中國收入差距的現狀及擴大趨勢都相當嚴重。

收入不平等與未來經濟增長存在著負相關關系。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縮小收入不平等對于促進經濟發展非常重要。然而，進一步研究發現，在控制了產權保護與法治水平這兩個因素后，收入差距便不再影響到經濟增長。

這個發現說明，影響長期經濟增長的因素不是表面上的收入不平等，而是導致收入不平等的社會制度不公正。良好的產權保護機制和法治水平會減少國內尋租行為，減輕因此造成的收入差距增大。

政府在致力于縮小貧富差距時，不能把著眼點僅放在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上，而應該反躬自省，努力建立一個公正的制度，杜絕凌駕于法律的特權，為每個公民創造更多公平的機會。

觀點

商業民主與政治民主或互為推動

衛斯理女子學院經濟系 Eric Hilt、

Jacqueline Valentine

“民主的紅利：股權，財富與紐約政治”

NBER工作論文17147號

18世紀晚期，美國的公司數量稀少。1791年，紐約只有兩家公司。到了1826年，紐約的公司數量已逾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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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最新公布其他經濟數據沒有緩解中國經濟預期被下調的結果。五月份匯豐銀行公布采購經理人指數為49.2，低于四月份的50.4，甚至回落到近8個月以來的最低點。生產者物價指數連續15個月負增長加重了中國經濟的增長悲觀預期。《華爾街見聞》評論這是“中國經濟的黑色5月”。

有學者指出指出，中國式金融抑制是導致中國經濟下滑的根本原因之一。

從2010年3月至今，我國的實行貨幣緊縮政策，在這期間的階段性放松只發生在2012上半年。從去年下半年的高存款準備金率和高利息，導致中國經濟持續惡化。也由此說明，中國經濟仍舊持續受到金融抑制的沖擊。

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麥金農和愛德華?s?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于1973年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論斷，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落后由于金融抑制的市場現狀。發展中國家金融系統的發展受到抑制是由于政府通過對金融活動和金融體系的過多的干預，而滯后的金融體系又制約了經濟的發展，從而造成了金融抑制和經濟落后的惡性循環。兩位教授認為，金融自由化是經濟發展的必要前提。

利率價格反映出中國市場的金融抑制非常嚴重：非正規金融市場民間短期借貸的利率價格是20%-30%，中小企業私募債的利率價格為14%-15%，金融衍生理財產品的利率價格位于5%-7%，此外，信托的利率價格為7%-10%。

就中國經濟市場現狀分析，財政政策是無法采取擴張政策的。此外，貨幣供應量M2已經突破100萬億的界限，貨幣若是繼續大量投放是不明智的，所以貨幣擴張政策也無法實行。而且，過高的實際利率制約了民間投資的積極性，進而限制了其對經濟發展的貢獻。而與此同時，居民收入限制了居民消費，因為居民的消費與中國居民的收入是成正比的，沒有顯著增長的居民收入導致中國居民消費難有起色。在這樣的顯示情況下，我們只能期待股市的樂觀的未來預期可帶動經濟增長。股市可帶動消費和投資的積極性，而若未來股市低迷，經濟下滑會更加嚴重。

此外，解除金融抑制而努力實行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流動性陷阱是不存在的。流動性陷阱是凱恩斯提出的一種假說，指當在一定時期內，利率水平降低到最低的水平時，人們將會預期利率將會上升而債券價格則會下降，貨幣需求彈性就會變得無限大，即無論增加多少貨幣，都會被人們儲存起來，而利率將不會再下降。發生流動性陷阱時，投機性貨幣需求的利率彈性為無窮大，再寬松的貨幣政策也無法改變市場利率，使得貨幣政策失效。而就中國經濟現狀而言，雖然貨幣發行量指標M2突破了100萬億，但這只是表面上的規模，因為央行將其中很大一部分進行了凍結處理，導致銀行的儲蓄中有20%的存款準備金率，而且還有不足于20%的資金運轉于房地產市場之中。有學者直接表明，中國正處于十年以來貨幣政策最為緊要的使其。一方面，中國的100萬億的儲蓄總額和3.5萬億的外匯儲備使得中國擁有大量的資金儲備；但另一方面，在中國市場上由此產生的成本也是非常巨大的。

就目前而言，穩定我國經濟是金融有效改革的一個必要的宗旨，中國需要解除金融抑制。有學者提出要取消信貸規模。筆者認為這一政策近期內無法實現，但是擴大非正規金融信貸規模是可行的。在全部的金融體系中，占85%以上的是商業銀行，占50%以上的是四大銀行，金融市場嚴重不協調（田東山，2011）。這說明，在中國間接融資市場占絕對優勢。并且，考慮到我國和發達國家之間金融市場發展水平的巨大差距，政府主導的特性決定了非正規金融在經濟中無法逾越的地位。非正規金融的成本優勢就是具有一定的可發展環境，且難以壓制（呂奕飛，2013）。以長期的角度分析，可以預期中國中小型企業所需要的金融融資來自非正規金融和正規金融部門的共同支持。因此，政府應該鼓勵非正規金融的發展，并擴大非正規金融信貸規模，發揮其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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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呂奕飛 《金融抑制、信貸規模對經濟增長影響效應剖析》[J]，《行業時代》，2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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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傳媒首先是通過電視廣告的形式來塑造消費意識的，而電視廣告又是以文字、圖像等符號形式來作用于受眾，影響消費者的。按照法國哲學家羅蘭·巴爾特的觀點，大眾傳媒是將商品的含義升華為一種“神話”，即人們會將商品等物的含義神圣化，進而產生信賴的感覺，這個過程是商品—符號—意識形態三者之間的轉換過程。電視廣告的敘事方式是將具體的商品和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中對某種價值觀念的追求緊密聯系在一起，用某種商品營造了一種理想的生活方式，這種方式暗示了一種形而上學的意義——消費某種商品，你就能夠實現自我價值。這一消費過程便實現了從簡單的物質消費到精神價值追求的轉化。

電視綜藝節目作為傳播大眾文化的主陣地，當前又處于空前繁榮的燎原之勢，必然成為廣告商們爭相投放的市場，而真人秀的節目形態較好地還原現實場景，貼近實際生活，節目內容涉及人們的衣食住行用各方面，是最適合植入廣告的綜藝節目類型。尤其是在當下的互聯網時代，碎片化的接收方式使得越來越多的品牌選擇做植入廣告。

如浙江衛視大型明星戶外競技真人秀節目《奔跑吧，兄弟》中植入廣告產品品類覆蓋電商、數碼、服裝、汽車等多個領域，植入形式多樣，注重冠名商、特約伙伴等企業植入權益在節目內容中的深度融合。在第一期節目中，共有35個品牌參與了合作，累計植入廣告曝光341次，累計時長874秒。明星們喝著RIO雞尾酒、秀特步跑鞋、身穿海瀾之家服飾，這些品牌形象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觀眾。

2 營造視覺景觀 引領消費潮流

電視綜藝節目還通過主持人和嘉賓的服飾穿著營造視覺景觀，引領消費潮流，如今電視綜藝節目的制作可謂精益求精，力求達到影院效果，提高受眾的心里卷入程度和參與度。因此，電視綜藝節目在影視服飾上也是精心設計，匠心獨具，在熒屏上構筑了一道靚麗的風景線，吸引著觀眾的眼球，引領了消費時尚，同時也參與了節目的敘事，成為節目中一個獨特的敘事和表意的元素。

如《奔跑吧，兄弟》中跑男成員們身著純色超人T恤，黑色緊身褲，時尚跑鞋、墨鏡等服飾在線上熱銷，成為消費者的熱門之選。另外根據每期節目的主題和敘事特點節目組還專門為主持人和嘉賓設計了款式多樣，經濟論文風格迥異的服裝，參與節目的敘事，以詮釋和表達不同的節目主題。如第二季第四期中，節目組刮起了20世紀80年代的復古風，蛤蟆鏡、花襯衫和尖頭皮鞋，鄧超不僅身著浮夸喇叭褲，而且現場大飚霹靂舞，仿佛穿越時空置身于80年代的街頭，勾起了觀眾心中無限的回憶。節目將消費文化巧妙植入節目文本中，緊跟時代潮流，暗示了2015春夏時尚趨勢。

3 掀起奔跑旋風 誘導生活方式

電視綜藝節目在傳播消費主義文化的過程中對受眾的巨大影響尤其體現在對受眾生活方式的消費誘導上，所謂生活方式的消費，是指總體的消費或者是配套的消費，作為引導消費的大眾傳媒不斷提出新的消費模式和消費觀念來吸引大眾，這種消費模式和消費觀念塑造出全新的社會時尚形象，從而對受眾的日常生活方式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觀眾會不自覺的開始接受新的消費觀念，效仿電視中消費行為。

如《奔跑吧，兄弟》第二季節目中，《奔跑吧，兄弟》聯合新浪微博開展了“奔跑2015”陽光跑道公益健行計劃，通過每周完成指定20萬千米的奔跑里程來推動“奔跑2015”陽光跑道公益計劃，募集資金為貧困學校修建基礎設施。這一活動更是得到了網友們的積極回應，參與人次破億，全民為愛奔跑260萬千米，節目所掀起的奔跑旋風席卷全國，誘導了人們的生活方式。

4 結束語

伴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浪潮，這股興起于西方世界的消費主義文化風潮在電視的面紗下正席卷全球，通過議程設置和文本建構推行歐美的消費主義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在電視綜藝節目形形的視覺沖擊和廣告轟炸下，電視構造了一個消費主義盛行的擬態環境，這種符號現實與客觀現實存在巨大差距，受眾在無形之中被涵化，掉入了消費主義的陷阱。

因此，受眾應當不斷提升自己的文化素養，建立健全理解電視信息的知識結構和能力，正確對待電視信息的沖擊和影響，對電視傳播的消費文化做出反思性乃至對抗性的解讀，以此來規避電視傳播的消費主義文化的負面影響。

參考文獻

篇10

中圖分類號：F741.2 文獻標識碼：A

一、問題提出

“中等收入陷阱”現象是世界銀行在2006年《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的一種概念性描述，即鮮有中等收入的經濟體成功地躋身為高收入國家，這些國家往往陷入了經濟增長的停滯期，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制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1]。這種現象與國際比較優勢分工有著內在的聯系，是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同時也是發展中國家比較優勢分工利益格局作用于內部要素配置扭曲的演化過程。

在闡釋發展中國家參與比較優勢分工得失問題上，眾多關于比較優勢分工的理論和實證分析在證明其促進世界產出和貿易量增長的同時，也論證了其對發展中國家GDP增長的確定作用，并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其對發展中國家分工利益、貿易利益和國家福利改進所產生的積極影響，得到了冷戰結束后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歷史事實的印證。不僅如此，在基于新自由主義所確立的體制框架下，發展中國家提升經濟自由度的改革有力地推動了比較優勢分工由產業間到產業內并最終向產品內的演進，國家要素比較優勢與貿易產品生產的關系也由外部密切擬合向內部精確配置轉變。然而，在這一分工發展和要素比較優勢配置方式轉變過程中，部分發展中國家開始背離眾多貿易分工理論所描述的發展趨勢，出現了“貧困化增長”和“中等收入陷阱”現象。

“貧困化增長”描述了貿易大國，由于過度依賴出口增長而導致貿易條件惡化，進而使該國國民福利水平絕對下降的現象[2]。眾多理論文獻都把“貧困化增長”現象與貿易條件惡化聯系在一起，并將其發生限定在貿易大國層次上。有研究指出這種現象通常會存在于一國內部的某個出口行業上，并且貿易條件惡化可歸咎于該行業內部企業間的過度競爭和出口市場秩序的混亂[3]。如果說，“貧困化增長”現象在國家層面上發生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那么“中等收入陷阱”現象則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從世界范圍看，拉美、東南亞一些國家早就是中等收入國家，之后卻陸續掉進了“中等收入陷阱”，至今仍未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有的國家在中等收入階段滯留時間已長達四五十年[4]。盡管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在收入方面跨入發達國家行列[5]，但在尖端技術領域仍與歐美發達國家存在一定差距，也只能算是半個跨躍。

在解釋“中等收入陷阱”現象上，多數學者將其誘因歸結為內需不足、兩極分化、創新能力弱、要素價格上漲、利益集團阻礙、效率低、畸形城市化、人口老齡化、產業結構不合理以及腐敗蔓延、社會動蕩加劇等問題[6]。事實上，這些問題是“中等收入陷阱”現象在不同考察維度上所暴露出的種種表象。比較優勢競爭的觀點認為中等收入國家的高成本、低效率，使其喪失了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力。但一些實證研究成果顯示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尤其是產品內分工能夠提高產品的出口層次和促進效率的提升。這種分工層次的提升是以人力資本、服務質量以及制度環境等支持性條件的滿足為前提的，其中提升經濟自由度的制度創新發揮著重要作用[7]。效率提升源于國際分工的深化與細化，參與全球化的發展中國家也正是沿著這一路徑進行內部體制調整與改革的。因此，高成本、低效率并不能構成中等收入國家戰略轉型失敗的障礙。

從比較優勢分工的貿易利益分配角度分析，許多理論與實證研究揭示比較優勢分工的貿易利益，在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存在著分配不均和兩極分化的趨勢，價格傾斜優勢[8]、經濟租、市場結構[9]、要素的流動等因素在這一變化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貿易利益分配的兩極分化，導致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福利惡化，產生“馬太效應”。盡管比較優勢分工存在貿易利益分配不均是事實，而比較優勢分工促進增長和效率提高也是事實，這兩方面理論與實證研究結論在用于分析“中等收入陷阱”現象時存在著內在邏輯的不協調。另外，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致力于創新的努力并沒有縮小其與發達國家的技術水平的差距，這些都說明一國參與比較優勢分工的格局是復雜的。不同的貿易格局以及其格局的交織會通過分工利益和貿易利益的調整，影響到一國內部要素流向的變化，進而產生配置扭曲。因此，本文立足現有比較優勢分工理論與實證研究成果，通過分析貿易分工格局對內部要素扭曲配置的影響，旨在闡釋“中等收入陷阱”現象的發生過程。

二、產品比較優勢分工與內部要素配置扭曲

為了便于分析，假設社會產品可按其最終用途簡約分為消費品和資本產品兩大部類。依據技術層次，社會產品又可視為不同技術層次產品的集合，記為A={Ai|i=1，2，…，n}。i表示產品的技術層次，對i有Ai>Ai-1。技術層次相對低的產品，其勞動力要素密集使用程度相對較高；技術層次相對高的產品，正好與之相反。因此，任何部類產品都可以看作是由初級和非初級兩個生產部門提供，初級產品屬于勞動力要素密集使用程度相對高的產品，非初級產品屬于資本要素密集使用程度相對高的產品。

源于技術層次的需要，非初級產品生產不僅需要較多的資本，還需要運用較高知識水平的勞動力，其成長性好于初級產品生產。由于每個人自身學習能力的差異，勞動力由初級產品生產部門向非初級產品生產部門流動存在著一定的自然障礙。因此，兩部門勞動力的工資水平存在差異，非初級產品生產部門的工資高于初級產品生產部門。與勞動力要素流動相比，資本要素流動不存在這種自然障礙。在制度不限制的情況下，資本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其價格在兩部門間沒有差異。本文在此基礎上建立簡單的貿易福利模型，按產品比較優勢分工由消費品分工格局向消費品分工與資本產品分工格局并存的擴展路徑，考察國際比較優勢分工對發展中國家內部要素配置扭曲的作用，分析這種作用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福利水平的影響。

（一）含內部要素配置扭曲的貿易分工模型

經濟福利模型揭示，在有貿易分工的經濟中，貿易條件、技術進步對該經濟體經濟福利水平的影響是不確定的，其變化的方向取決于θ（·）。

四、結論

通過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1.貿易條件惡化與“貧困化增長”或“中等收入陷阱”現象無關。許多研究文獻認為貿易條件惡化會使發展中國家貿易利益蒙受損失，從而產生“貧困化增長”或“中等收入陷阱”現象。但是，這是一種表面錯覺，其背后隱藏著發展中國家產品質量創新失效的事實。若發展中國家存在產品質量創新失效情況，而發達國家出口產品質量創新成功，則發展中國家進口產品價格會因質量改進而提高，相比國內同類競爭產品其性價比占有優勢。在這種情況下，即使進口產品市場價格提高，發展中國家內部與進口相競爭部門的產品生產將會縮減，從而產生經濟福利損失。本文要素配置扭曲下的貿易分工福利模型揭示，在產品同質競爭的條件下，貿易條件惡化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福利改善終歸是一件好事。

2.“中等收入陷阱”現象是發展中國家對外經濟自由度政策選擇過激的結果，要素配置扭曲下的貿易分工福利模型揭示：在發展中國家產品技術層次能力存在初始缺陷的條件下，若產品技術層次創新失效，無論質量創新成功與否，發展中國家都將可能發生“中等收入陷阱”現象。創新失效的根本原因在于發展中國家放開了對外不具有競爭力的高成長性生產領域的市場，該國在這些領域的創新失去了市場的支持，發達國家則因市場擴大相對強化了其創新優勢，使發展中國家激勵創新的努力失效。因此，在不具備競爭能力的領域完全開放，是一種激進的對外經濟自由度政策。這種激進政策的結果會加劇發展中國家內部要素配置的扭曲。

3.漸進式提升對外經濟自由度是發展中國家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現象的理性選擇。要避免高成長領域創新失效，發展中國家應在評估競爭力的基礎上對這一領域的市場進行相機保護。這種保護甚至比發展中國家創新激勵政策更為重要。因為這種保護是發展中國家在高成長領域積累的新知識、新經驗轉換為現實生產能力的前提。發展中國家相機采取結構性的對外經濟自由度政策，能夠提高其在高成長領域創新的成功率，抵消內部要素配置扭曲作用。中國30多年的漸進式開放經驗值得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借鑒，中國若能繼續堅持這種開放策略，在一些重大、關鍵性的高成長領域采取保護性的市場放開政策，中國就會跨躍“中等收入陷阱”階段，進入發達國家行列。

4.“中等收入陷阱”現象的實質是要素配置扭曲陷阱。許多研究文獻把“中等收入陷阱”現象，歸結為比較優勢陷阱或因貿易利益分配不公導致的“馬太效應”，這實際上仍是一種對問題根源的表象認識。在要素配置存在扭曲的現實世界里，發展中國家參與比較優勢分工恰恰是順應了這種扭曲，要素配置扭曲下的貿易分工福利模型揭示：在發展中國家內部存在要素價格扭曲的條件下，發展中國家承接發達國家初級產品或初級生產階段分工，分工初期發展中國家會因放開高成長領域市場而蒙受潛在的經濟福利損失。隨著資本的流入，會促進發展中國家出口部門規模的擴大和技術進步，并帶來經濟福利的改進。由于這種技術進步仍然停留在初級產品技術層次，或產品內部初級生產階段的技術層次范圍內，若發展中國家在高成長領域的貿易政策選擇不是順應內部要素的扭曲配置，即對高成長領域的市場實施漸進式的保護性開放，則會有利于這一領域產品技術層次和產品質量創新的成功，經濟福利在獲得改進的同時，與發達國家的產品技術層次差距也會相應縮小，不會發生“中等收入陷阱”現象。若發展中國家在高成長領域的貿易政策選擇順應內部要素配置的扭曲，則這一領域產品技術層次創新和產品質量創新就有可能失效，從而帶來要素配置扭曲的額外損失，在其產品技術層次能力與發達國家相當的條件下，這種額外損失將使該國經濟福利改進出現停滯；在其產品技術層次能力存在初始缺陷條件下，這種額外損失將誘發該國發生“中等收入陷阱”現象。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現象是發展中國家對外經濟自由度政策選擇落入內部要素配置扭曲陷阱的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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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彼得·林德特.國際經濟學（中譯本）[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

[3] 許云華.中國出口貧困化增長分析[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1（1）.

[4] 龔雯，杜海濤，崔鵬.我們能否跨過“中等收入陷阱”[N].人民日報，2011-07-25（17）.

[5] 肖國忠.多方著力跨躍“中等收入陷阱”[N].光明日報，2011-09-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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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 Income Trap：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Inner Production Factors

Allocating Distortion

LIN Q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