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1-08 13:4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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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提出[①]
消費是經濟發展的動力,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2008年按支出法計算,河南省國民生產總值18473.14億元,居全國第五位,最終消費支出為7759.33億元項目管理論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42.0%(最終消費率),低于全國最終消費率平均水平6.6個百分點,居全國第25位。2007年河南省政府消費支出2011.27億元,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3.4%(政府消費率),居民消費支出4820.00億元,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2.1%(居民消費
圖1 河南省消費不足的邏輯推理
率),按照著名發展經濟學家H.錢納里等實證研究,政府消費率一般維持在11.9%―15.0%之間,河南省政府消費率符合H.錢納里的標準結構(箭頭 1),但是居民消費率卻遠低于標準結構中的居民消費率大于60%的水平論文服務。在居民消費支出中,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支出為8837.46元項目管理論文,占城鎮居民收入的66.793%,低于全國平均水平4.5個百分點,居全國倒數第5位。據初步統計2009年河南省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為34.2%,依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提出的恩格爾系數標準,河南省城鎮居民生活水平自1996年已進入小康層次,消費方式已經開始由生存型向享受發展型轉變,基生活消費已經基本穩定且彈性較低(箭頭2),所以非基本生活消費低是才是問題的根源(如圖1)。
一、基于非基本生活消費模型分析
1、非基本生活消費的概念及界定
生活消費按滿足人們需要的順序,可分為基本生活消費和非基本生活消費,基本生活消費是維持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須的、最低限度的消費。非基本生活消費則是基本生活消費的對稱,是超出維持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消費。一般而言項目管理論文,人們只有在滿足了基本生活消費的條件下,才有可能發展非基本生活消費。本文參考了《消費經濟學大辭典》的合理詞義解釋部分,并對非基本生活消費做了一定的延伸和補充論文服務。非基本生活消費是指在滿足人們維持和延續其生命的基本生活消費的前提下,用于滿足自身發展和發揮其體力、智力以及為使生活舒適的物質消費、精神消費和勞務消費的總稱。生活消費支出、基本消費支出、非基本生活消費支出分別用CE(consumption expenditures)、BLC(basic living consumption)、NBLC(non-basic living consumption)表示。
2、擴展線性支出系統(ELES)下非基本生活消費的模型構建
假定某一時期人們對各種商品(服務)的需求量取決于人們的收入,而且人們對各種商品的需求分為基本需求和超過基本需求之外的需求兩部分,居民在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之后才將剩余收入按照某種邊際消費傾向安排各種非基本消費支出。非基本生活消費的ELES模型需求函數[②]:
參數是邊際消費傾向,滿足:0<βi<1,<1
對模型的進行變形:
令V=;a=;b=
對方程式進行回歸可得a*和b*,進一步可求出:
3、非基本生活消費的計量分析
模型采用1993―2008按收入水平分組的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支出的截面數據,為了修正和避免數據出現異方差,本文采用了加權最小二乘估計(WLS)法對方程參數進行回歸估計項目管理論文,權重W=resid^(-2)。顯著水平選取為0.05。t(d)是β*i的t觀測值,R2為方程的可決系數論文服務。
通過EVIEWS軟件進行WLS回歸結果如下[③]:
2008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598.6320 R2=1.000000 D-W=2.276046 F=358360.2
2007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31.44564 R2=0.999890 D-W=2.310967 F=988.8286
2006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59.77045 R2=1.000000D-W=1.776125 F=3572.506
2005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回歸估計參數
tβ=2019.675R2=1.000000 D-W=1.427389 F=4079087.
2004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回歸估計參數
tβ=239.4272R2=1.000000D-W=1.674908 F=57325.39
2003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回歸估計參數
tβ=128.6925R2=0.999795D-W=1.609279 F=16561.75
2002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180.7875R2=0.999991D-W=1.718861 F=32684.13
2001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175.2843R2=0.999999D-W=1.181300 F=30724.59
2000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30.37496R2=0.999990D-W=1.323353 F=922.6385
1999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445.2760 R2=1.000000 D-W=2.680368 F=198270.7
1998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133.6603R2=0.999997D-W=1.623019 F=17865.07
1997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341.95878R2=0.999954D-W=1.505179 F=1760.539
1996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99.82376R2=0.999999 D-W=1.794003 F=9964.783
1995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1196.196R2=1.000000D-W=1.504203 F=1430885.
1994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3144.5403R2=0.999990D-W=2.396234 F=20891.89
1993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42.16312R2=0.999993D-W=2.142866 F=1777.729
1992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202.8902R2=0.999990 D-W=1.223436 F=41164.42
匯總回歸方程估計結果,通過Excel軟件處理結果如下:
表1 1993-2008年河南省城鎮居民基本消費和非基本消費支出情況單位:元
類別
年份
CE
a*
b*(β*i)
BLCi(BLC)
NBLC
2008
8837.46
1475.782
0.562177
3370.727
5466.733
2007
7826.72
1268.192
0.593939
3123.156
4703.564
2006
6685.18
1603.482
0.511453
3282.145
3403.035
2005
6038.02
1209.152
0.541007
2634.358
3403.662
2004
5294.19
1197.215
0.522404
2506.753
2787.437
2003
4941.60
955.1838
0.562634
2183.946
2757.654
2002
4504.68
1417.536
0.480717
2729.795
1774.885
2001
4110.17
676.3441
0.651922
1943.082
2167.088
2000
3830.71
814.1469
0.633153
2219.309
1611.401
1999
3497.53
745.6160
0.607170
1898.063
1599.467
1998
3415.65
882.5848
0.605248
2235.796
1179.854
1997
3378.02
590.5870
0.681768
1855.838
1522.182
1996
3009.35
596.1219
0.635379
1634.908
1374.442
1995
2673.95
622.2854
0.615177
1617.069
1056.881
1994
2155.15
359.2111
0.684511
1138.585
1016.565
1993
1609.26
393.4778
0.608181
1004.234
605.0264
1992
1342.58
260.5322
一
社會學對社會轉型的界定主要包括兩個層面:一是經濟體制的轉軌,即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二是社會結構的轉變,主要是指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從鄉村社會向城鎮社會的轉變等。本文中的社會轉型是指當代中國改革開放所引導出的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它不僅意味著中國經濟體制的轉變,而且還促使我國倫理道德觀念進入了轉型發展時期。在傳統計劃經濟條件下,整個社會的運行是依靠權力來維系的,由國家通過指令與服從建立經濟秩序,統一對資源進行配置,以克服個體信息不對稱帶來的交易混亂,誠信體現著對黨和國家政治上的忠誠和倫理道德方面的正統,并被強化。這時,不存在競爭,也不能追求利潤最大化,搞假冒偽劣、損人利已,破壞信用的空間很少,甚至沒有。改革開放以后,我國正處于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急劇轉型時期,社會政治經濟體制以及法律體制仍在改革和完善之中,與此同時,社會轉型所帶來的各種影響,沖擊和瓦解著人們原有的誠信道德觀念現代企業管理論文,而新的,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誠信道德觀念仍末建立,而恰恰是這種舊破新末立的特殊社會轉型時期,構成了中小企業誠信危機產生的契機。因而中小企業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動機的驅使下,他們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出現了制假售假嚴重、債務債權糾紛多、會計信息嚴重失真等失信現象,這些行為嚴重地阻礙了我國中小企業的進一步發展壯大,需對其進行治理。
二
結合我國實際和中小企業的具體情況,一般認為,實現誠信主要是通過兩種途徑來進行約束的,即法律制裁和道德制裁。所謂的法律制裁主要是通過國家制定的一系列的政策、法律法規、制度來對人民的行為進行限制。所謂的道德制裁主要就是指通過社會的輿論和良心來對人們的行為進行限制。這兩者是通過相互作用來對誠信發揮作用的。
第一,加大教育和宣傳的力度,實施誠信的思想道德教育
其一,加強中小企業員工的誠信思想道德教育
中小企業要實現誠信經營,必須在企業內部實施誠信教育,中小企業可以通過建立自律機制來保障中小企業誠信經營教育的效果。一是,要認真制定誠信經營準則,使中小企業員工明確自己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誠信經營準則有哪些內容,什么是屬于誠信經營行為,什么是不屬于誠信經營行為,從而使中小企業員工有章可循,能夠自覺地接受中小企業誠信經營準則。二是要建立誠信經營的獎懲機制。對遵守誠信經營準則的員工給予必要的獎勵,對于違反誠信經營準則的員工要給予必要的處罰,只有這樣,才能使越來越多的員工遵守誠信經營準則。正如一石說:“一個社會的道德完善與否,僅靠每個人的內省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有完善的制度。如果有一種機制,能從惡的人的信用記錄上留下污點,并讓他為這個污點付出沉重的代價,那么整個社會的信用就一定能走上正道論文格式范文。”[1]因此,中小企業員工必須在內部實施誠信經營教育,豐富他們的誠信經營知識,提高他們的誠信經營水平,使他們樹立起敬業愛崗、公平競爭、遵紀守法的良好道德風尚。
其二,在全社會范圍內倡導誠信價值觀教育
由于中小企業目前已經成為我國市場經濟活動的主體,但中小企業的誠信缺失已經嚴重制約其參與正常的生產經營和對國民經濟各方面作用的發揮,那么,中小企業誠信道德建設顯得更是令人矚目。所以,中小企業應作為誠信道德建設的重點,應首先進行現代企業管理論文,然后以點帶面,影響和帶動全社會的誠信建設,逐步形成誠實守信的良好社會氛圍,讓他們形成互動,從而促進中小企業誠信道德建設。
在全社會范圍內倡導誠信價值觀,需要良好的社會氛圍,也需要法律的支持。《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指出:“一切思想文化陣地、一切精神文化產品,都要宣傳科學理論、傳播先進文化、塑造美好的心靈、弘揚社會正氣、倡導科學精神,大力宣揚體現時代精神的道德行為和高尚品質,激勵人們積極向上,追求真善美;堅決批評各種不道德行為和錯誤觀念,幫助人們辨別是非,抵制假惡丑,為推進公民道德建設創造良好的輿論文化氛圍”。為達到這種要求,首先,加大社會信用的宣傳力度,提高全民的信用意識。“人無信不立,國無信不治”。培養信用意識是有利于信用制度的建立,是有利于市場主體的自律和對信用資源的開發利用。當前,要廣泛深入地開展講誠信的宣傳活動,通過電視、廣播、報刊、網絡等大眾媒體的正確引導,向社會宣傳誠信是一切道德依賴的基礎,是市場經濟對中小企業的最基本的要求,要在全社會形成“守信得尊,悖信遭恥”的輿論環境,從而以誠信道德規范來規范人們的行為。如太倉市在開展誠信建設過程中注重抓好示范點,以點帶面,帶動全社會的誠信建設。一是在城區商貿最集中的人民路開展創建“誠信經營規范服務示范街”活動,確立了10家誠信服務示范窗口及20家參創單位,通過這30家單位的引導,帶動全市商貿流通行業的誠信建設。二是在太倉民營經濟最壯大的璜涇鎮召開創建誠信企業動員會,選擇了四家影響較大的企業作為示范企業,以他們的實際行動帶領全市民營企業深入開展誠信創建活動。三是在全市窗口服務單位,開展“誠信服務”示范窗口和示范崗的評選活動,引導更多崗位由“微笑服務”向“誠信服務”提升。四是抓好鄉鎮示范點,把璜涇鎮、新聯村作為全市農村創建的示范點。[2]其次,要努力為誠信建設提供法律支持。加強法制教育與宣傳,營造社會輿論環境,使人人知法、懂法、守法,使誠實守信成為每個中小企業立足于社會、立足于市場的根本,在全社會形成遵守契約、誠實守信的良好氛圍。目前,我國對違反道德特別是違反誠信道德規范的行為現代企業管理論文,一般只是立足于思想道德教育,缺乏相應的法律法規,不能給予應有的懲罰,這事實上就是縱容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不講誠信行為,應當改變這種傳統的做法,用法律手段解決不講誠信行為的問題,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制止中小企業的不講誠信行為。
第二,加大信用立法力度,嚴格依法辦事
其一,完善信用制度的相關法律建設
在現代市場經濟社會,誠信的基礎和依據首先是法律,因而完善信用的法律體系,便是營造和保護講信用的社會環境的第一要務。信用缺失是一種違約行為,經濟學分析表明,經濟活動主體是否選擇違約,主要看違約成本的高低。當違約行為的預期效用超過的時間及另外的資源用于從事其他活動所帶來的效用時,便會選擇違約。所以治理中小企業誠信缺失問題,必須立法先行,盡快建立完善的信用法律體系。我國目前有關信用的法律法規涉及《擔保法》、《個人信用實名制》、《個人消費信貸實施細則》等。就體系而言很不完整,就立法層次而言,大多屬于部門制定的管理辦法和實施細則。對中小企業的失信行為只能依照《合同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來處理,制裁的力度明顯不夠。如《合同法》中對違背“誠實信用”的原則沒有做出具體規定,只是籠統地指出“應承擔違法責任”因此,對現有法律法規不完善之處,要通過細化法律來進行調整,提出明確規定和要求,真正做到有法可依。通過立法保護經濟主體的交易自由權和財產權,這是建立社會信用體系的基礎性制度。另外還要建立有關社會信用體系的法律法規,其內容應涵蓋信用等級評定、資信評估、咨詢機構和公共信息、數據的取得與使用程序等。在立法上要充分體現保護債權人利益的原則,強化違約責任追究,不僅對逃廢債務的單位要處罰,而且對惡意逃廢債務的企業管理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構成違法追究法律責任。
其二,嚴格依法辦事,加大執法力度
由于我國目前還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期階段,更需要嚴格的法律制度來保障。從司法和執法上落實法律責任,通過加強對失信經營者的打擊力度,強化各級行政主管部門和執法部門的執法權,建立有效責任追究機制和市場退出機制,使法律制裁對實行中小企業信用行為發揮有效的作用,實現真正的法治,這也是保證中小企業信用建立的前提條件。如溫州的樂清縣柳市鎮中小企業的轉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在十多年前現代企業管理論文,“柳市黑潮”曾攪得全國不得安定,國務院曾史無前例地為了一個小鎮下發了國辦【1990】29號文件,開展了毀滅性打假行動。全鎮1267家低壓電器門市全部關閉,1544家庭生產戶全部歇業。十多年后的今天,柳市鎮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全國所選用的低壓電器,有50%來自這個濱海小鎮,僅財政收入一項,就由1990年的幾百萬元上升到2000年的3、45億元。同時,柳市已成為國內最大的低壓電器出口基地,一年出口創匯3億美元,居全國之首。今天的柳市是真正名副其實的電器之都,同時也是打假打出的電器之都論文格式范文。[3]
第三,建立和完善符合國家規范的信用體系,以制度約束失信行為
其一,建立和完善中小企業的產權制度
目前,由于我國中小企業所有權主體缺位,產權關系不明晰,沒有明確的最終責任主體。對國有中小企業經營者來說,國有中小企業經營者既缺乏產權所有者從外部進行有效約束,又缺乏一種基于自我財產利益的自我約束,在這種產權約束的條件下,國有中小企業經營者沒有必要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這就淡化中小企業經營者的責任意識,使中小企業經營者只追求權利而逃避責任,只求眼前利益而不顧長遠利益,最終導致其經營行為短期化,而不顧及誠信。私有中小企業不講誠信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們的產權缺乏有力的保護,最終導致私有中小企業經營者不可能像真正的所有者那樣能從長計議,從而使中小企業追求短期行為是必然的。一旦經營主體不注重對長期利益的關注,信用的基礎就會被摧毀,使中小企業追求短期行為是必然的,那么必須嚴加治理。為此,一方面,政府必須明晰中小企業產權,明確其責任,使中小企業經營者成為真正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政府應制定長期和穩定的保護其發展的政策。使中小企業形成穩定的長遠經營預期,做到誠信經營。
其二,不斷加強中小企業信用體系建設
信用體系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基石。廣義的信用體系包括信用記錄、信用征集、信用調查、信用評估、信用保證以及信用制度、信用管理在內的信用系統。狹義的信用體系指以獨立的中介機構為主體,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通過收集和分析個人和企業的信用資料,為客戶提供當事人信用狀況等證明資料的社會化的信用系統。中小企業的誠信建設離不開整個社會的支持現代企業管理論文,要使中小企業走上誠信發展之路,關鍵是要建立一個完整的社會信用體系,同明還需要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約束中小企業行為,做到讓守信者能夠得到應有的回報,失信者得到應有的懲罰。這就要求必須建立起一套符合國家規范的信用體系制度。當前,要重點建立企業與個人信用檔案、社會信息系統、社會保障體系、任用干部的道德機制等制度,以形成以市場規則為基礎,制度健全、手段完備、調控有力、管理有序的社會信用體系,為中小企業創造平等競爭條件,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快速發展。事實上目前社會和政府也正在做這方面的工作,如國家經貿委等十部門今年5月份聯合下發了《關于加強中小企業信用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要求推進中小企業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步驟地建立中小企業信用狀況評價體系,建立信用風險的防范、信息披露和監督管理系統。”廣東提出建立的企業“黑名單”檔案制度,江西的“經濟戶口”管理制度,以及浙江的“企業信用查詢系統”都在為這一方面而努力,但相比社會信用制度建設而言,目前的立法工作還有待加快。雖然目前我國現行維護信用有關的法律條款在多種法律中涉用到,但內容都比較零散,至今沒有一部完整的規范的信用法律對企業失信行為只能依照《合同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來處理,制裁力度明顯不夠,使違法成本遠遠低于違法收益,使得中小企業的“守信”走向“失信 ”。銀行在合法債務工作時,往往陷入“贏了官司賠了錢”的狀況之中。“執法難”已經成為治理“失信”行為的頑癥,從而加劇信用危機的程度,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還是要靠信用體系的建立。
[參考文獻]
[1]一石.關注信用:讓我們共珍重[J]. 精神文明導刊,2001,9.
一
社會學對社會轉型的界定主要包括兩個層面:一是經濟體制的轉軌,即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二是社會結構的轉變,主要是指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從鄉村社會向城鎮社會的轉變等。本文中的社會轉型是指當代中國改革開放所引導出的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它不僅意味著中國經濟體制的轉變,而且還促使我國倫理道德觀念進入了轉型發展時期。在傳統計劃經濟條件下,整個社會的運行是依靠權力來維系的,由國家通過指令與服從建立經濟秩序,統一對資源進行配置,以克服個體信息不對稱帶來的交易混亂,誠信體現著對黨和國家政治上的忠誠和倫理道德方面的正統,并被強化。這時,不存在競爭,也不能追求利潤最大化,搞假冒偽劣、損人利已,破壞信用的空間很少,甚至沒有。改革開放以后,我國正處于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急劇轉型時期,社會政治經濟體制以及法律體制仍在改革和完善之中,與此同時,社會轉型所帶來的各種影響,沖擊和瓦解著人們原有的誠信道德觀念現代企業管理論文,而新的,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誠信道德觀念仍末建立,而恰恰是這種舊破新末立的特殊社會轉型時期,構成了中小企業誠信危機產生的契機。因而中小企業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動機的驅使下,他們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出現了制假售假嚴重、債務債權糾紛多、會計信息嚴重失真等失信現象,這些行為嚴重地阻礙了我國中小企業的進一步發展壯大,需對其進行治理。
二
結合我國實際和中小企業的具體情況,一般認為,實現誠信主要是通過兩種途徑來進行約束的,即法律制裁和道德制裁。所謂的法律制裁主要是通過國家制定的一系列的政策、法律法規、制度來對人民的行為進行限制。所謂的道德制裁主要就是指通過社會的輿論和良心來對人們的行為進行限制。這兩者是通過相互作用來對誠信發揮作用的。
第一,加大教育和宣傳的力度,實施誠信的思想道德教育
其一,加強中小企業員工的誠信思想道德教育
中小企業要實現誠信經營,必須在企業內部實施誠信教育,中小企業可以通過建立自律機制來保障中小企業誠信經營教育的效果。一是,要認真制定誠信經營準則,使中小企業員工明確自己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誠信經營準則有哪些內容,什么是屬于誠信經營行為,什么是不屬于誠信經營行為,從而使中小企業員工有章可循,能夠自覺地接受中小企業誠信經營準則。二是要建立誠信經營的獎懲機制。對遵守誠信經營準則的員工給予必要的獎勵,對于違反誠信經營準則的員工要給予必要的處罰,只有這樣,才能使越來越多的員工遵守誠信經營準則。正如一石說:“一個社會的道德完善與否,僅靠每個人的內省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有完善的制度。如果有一種機制,能從惡的人的信用記錄上留下污點,并讓他為這個污點付出沉重的代價,那么整個社會的信用就一定能走上正道論文格式范文。”[1]因此,中小企業員工必須在內部實施誠信經營教育,豐富他們的誠信經營知識,提高他們的誠信經營水平,使他們樹立起敬業愛崗、公平競爭、遵紀守法的良好道德風尚。
其二,在全社會范圍內倡導誠信價值觀教育
由于中小企業目前已經成為我國市場經濟活動的主體,但中小企業的誠信缺失已經嚴重制約其參與正常的生產經營和對國民經濟各方面作用的發揮,那么,中小企業誠信道德建設顯得更是令人矚目。所以,中小企業應作為誠信道德建設的重點,應首先進行現代企業管理論文,然后以點帶面,影響和帶動全社會的誠信建設,逐步形成誠實守信的良好社會氛圍,讓他們形成互動,從而促進中小企業誠信道德建設。
在全社會范圍內倡導誠信價值觀,需要良好的社會氛圍,也需要法律的支持。《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指出:“一切思想文化陣地、一切精神文化產品,都要宣傳科學理論、傳播先進文化、塑造美好的心靈、弘揚社會正氣、倡導科學精神,大力宣揚體現時代精神的道德行為和高尚品質,激勵人們積極向上,追求真善美;堅決批評各種不道德行為和錯誤觀念,幫助人們辨別是非,抵制假惡丑,為推進公民道德建設創造良好的輿論文化氛圍”。為達到這種要求,首先,加大社會信用的宣傳力度,提高全民的信用意識。“人無信不立,國無信不治”。培養信用意識是有利于信用制度的建立,是有利于市場主體的自律和對信用資源的開發利用。當前,要廣泛深入地開展講誠信的宣傳活動,通過電視、廣播、報刊、網絡等大眾媒體的正確引導,向社會宣傳誠信是一切道德依賴的基礎,是市場經濟對中小企業的最基本的要求,要在全社會形成“守信得尊,悖信遭恥”的輿論環境,從而以誠信道德規范來規范人們的行為。如太倉市在開展誠信建設過程中注重抓好示范點,以點帶面,帶動全社會的誠信建設。一是在城區商貿最集中的人民路開展創建“誠信經營規范服務示范街”活動,確立了10家誠信服務示范窗口及20家參創單位,通過這30家單位的引導,帶動全市商貿流通行業的誠信建設。二是在太倉民營經濟最壯大的璜涇鎮召開創建誠信企業動員會,選擇了四家影響較大的企業作為示范企業,以他們的實際行動帶領全市民營企業深入開展誠信創建活動。三是在全市窗口服務單位,開展“誠信服務”示范窗口和示范崗的評選活動,引導更多崗位由“微笑服務”向“誠信服務”提升。四是抓好鄉鎮示范點,把璜涇鎮、新聯村作為全市農村創建的示范點。[2]其次,要努力為誠信建設提供法律支持。加強法制教育與宣傳,營造社會輿論環境,使人人知法、懂法、守法,使誠實守信成為每個中小企業立足于社會、立足于市場的根本,在全社會形成遵守契約、誠實守信的良好氛圍。目前,我國對違反道德特別是違反誠信道德規范的行為現代企業管理論文,一般只是立足于思想道德教育,缺乏相應的法律法規,不能給予應有的懲罰,這事實上就是縱容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不講誠信行為,應當改變這種傳統的做法,用法律手段解決不講誠信行為的問題,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制止中小企業的不講誠信行為。
第二,加大信用立法力度,嚴格依法辦事
其一,完善信用制度的相關法律建設
在現代市場經濟社會,誠信的基礎和依據首先是法律,因而完善信用的法律體系,便是營造和保護講信用的社會環境的第一要務。信用缺失是一種違約行為,經濟學分析表明,經濟活動主體是否選擇違約,主要看違約成本的高低。當違約行為的預期效用超過的時間及另外的資源用于從事其他活動所帶來的效用時,便會選擇違約。所以治理中小企業誠信缺失問題,必須立法先行,盡快建立完善的信用法律體系。我國目前有關信用的法律法規涉及《擔保法》、《個人信用實名制》、《個人消費信貸實施細則》等。就體系而言很不完整,就立法層次而言,大多屬于部門制定的管理辦法和實施細則。對中小企業的失信行為只能依照《合同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來處理,制裁的力度明顯不夠。如《合同法》中對違背“誠實信用”的原則沒有做出具體規定,只是籠統地指出“應承擔違法責任”因此,對現有法律法規不完善之處,要通過細化法律來進行調整,提出明確規定和要求,真正做到有法可依。通過立法保護經濟主體的交易自由權和財產權,這是建立社會信用體系的基礎性制度。另外還要建立有關社會信用體系的法律法規,其內容應涵蓋信用等級評定、資信評估、咨詢機構和公共信息、數據的取得與使用程序等。在立法上要充分體現保護債權人利益的原則,強化違約責任追究,不僅對逃廢債務的單位要處罰,而且對惡意逃廢債務的企業管理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構成違法追究法律責任。
其二,嚴格依法辦事,加大執法力度
由于我國目前還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期階段,更需要嚴格的法律制度來保障。從司法和執法上落實法律責任,通過加強對失信經營者的打擊力度,強化各級行政主管部門和執法部門的執法權,建立有效責任追究機制和市場退出機制,使法律制裁對實行中小企業信用行為發揮有效的作用,實現真正的法治,這也是保證中小企業信用建立的前提條件。如溫州的樂清縣柳市鎮中小企業的轉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在十多年前現代企業管理論文,“柳市黑潮”曾攪得全國不得安定,國務院曾史無前例地為了一個小鎮下發了國辦【1990】29號文件,開展了毀滅性打假行動。全鎮1267家低壓電器門市全部關閉,1544家庭生產戶全部歇業。十多年后的今天,柳市鎮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全國所選用的低壓電器,有50%來自這個濱海小鎮,僅財政收入一項,就由1990年的幾百萬元上升到2000年的3、45億元。同時,柳市已成為國內最大的低壓電器出口基地,一年出口創匯3億美元,居全國之首。今天的柳市是真正名副其實的電器之都,同時也是打假打出的電器之都論文格式范文。[3]
第三,建立和完善符合國家規范的信用體系,以制度約束失信行為
其一,建立和完善中小企業的產權制度
目前,由于我國中小企業所有權主體缺位,產權關系不明晰,沒有明確的最終責任主體。對國有中小企業經營者來說,國有中小企業經營者既缺乏產權所有者從外部進行有效約束,又缺乏一種基于自我財產利益的自我約束,在這種產權約束的條件下,國有中小企業經營者沒有必要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這就淡化中小企業經營者的責任意識,使中小企業經營者只追求權利而逃避責任,只求眼前利益而不顧長遠利益,最終導致其經營行為短期化,而不顧及誠信。私有中小企業不講誠信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們的產權缺乏有力的保護,最終導致私有中小企業經營者不可能像真正的所有者那樣能從長計議,從而使中小企業追求短期行為是必然的。一旦經營主體不注重對長期利益的關注,信用的基礎就會被摧毀,使中小企業追求短期行為是必然的,那么必須嚴加治理。為此,一方面,政府必須明晰中小企業產權,明確其責任,使中小企業經營者成為真正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政府應制定長期和穩定的保護其發展的政策。使中小企業形成穩定的長遠經營預期,做到誠信經營。
其二,不斷加強中小企業信用體系建設
信用體系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基石。廣義的信用體系包括信用記錄、信用征集、信用調查、信用評估、信用保證以及信用制度、信用管理在內的信用系統。狹義的信用體系指以獨立的中介機構為主體,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通過收集和分析個人和企業的信用資料,為客戶提供當事人信用狀況等證明資料的社會化的信用系統。中小企業的誠信建設離不開整個社會的支持現代企業管理論文,要使中小企業走上誠信發展之路,關鍵是要建立一個完整的社會信用體系,同明還需要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約束中小企業行為,做到讓守信者能夠得到應有的回報,失信者得到應有的懲罰。這就要求必須建立起一套符合國家規范的信用體系制度。當前,要重點建立企業與個人信用檔案、社會信息系統、社會保障體系、任用干部的道德機制等制度,以形成以市場規則為基礎,制度健全、手段完備、調控有力、管理有序的社會信用體系,為中小企業創造平等競爭條件,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快速發展。事實上目前社會和政府也正在做這方面的工作,如國家經貿委等十部門今年5月份聯合下發了《關于加強中小企業信用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要求推進中小企業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步驟地建立中小企業信用狀況評價體系,建立信用風險的防范、信息披露和監督管理系統。”廣東提出建立的企業“黑名單”檔案制度,江西的“經濟戶口”管理制度,以及浙江的“企業信用查詢系統”都在為這一方面而努力,但相比社會信用制度建設而言,目前的立法工作還有待加快。雖然目前我國現行維護信用有關的法律條款在多種法律中涉用到,但內容都比較零散,至今沒有一部完整的規范的信用法律對企業失信行為只能依照《合同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來處理,制裁力度明顯不夠,使違法成本遠遠低于違法收益,使得中小企業的“守信”走向“失信 ”。銀行在合法債務工作時,往往陷入“贏了官司賠了錢”的狀況之中。“執法難”已經成為治理“失信”行為的頑癥,從而加劇信用危機的程度,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還是要靠信用體系的建立。
[參考文獻]
用,電力企業售電量、電價執行、線損管理以及電費管理等
營銷業務已全面實現信息化,對大量繁雜的營銷數據進行核
查分析已成為營銷稽查工作必須面對的課題,同時SG186營
銷系統是一套以實際營銷業務應用為基礎的面向工作流的
系統,導致很多營銷稽查人員無法找到準確的工作切入點,
給數據分析和稽查管控帶來不便。電力營銷稽查監控系統在
電力營銷中的作用突顯而出。
論文關鍵詞:電力營銷;營銷稽查信息;稽查監控;
電力營銷工作具有點多面廣、業務量大、作業分散、流
程復雜、時效性高、與客戶接觸點多等特點,容易發生因人
員業務素質、政策理解、工作態度等差異,導致政策或標準
執行不到位的情況。為了保證營銷稽查工作的順利開展,電
力營銷稽查監控系統作為一種集中、統一的實時稽查監控手
段應運而生,該系統對營銷關鍵指標、工作質量、服務質量
進行集中監控與稽查,規范員工營銷服務行為,規避違規用
電情況,凈化供用電環境,塑造品牌形象,實施成效分析顯示,
稽查監控系統的應用是減少差錯、降低風險的有效手段,是
一個能有效提高營銷業務的管控力、加強日常業務的執行力,
提升客戶服務的監督力的有力武器。同時也可以促進營銷整
體工作質量和管理水平的進一步提升。
一、營銷信息稽查系統概述
營銷稽查監控系統具體業務是通過稽查主題管理,完善
稽查監控主題庫,利用稽查主題庫所提供的主題,對供電應
急處置、經營成果、營銷工作質量、營銷服務資源中不正常
現象以及應用系統產生矛盾數據進行監控與稽查,提交可疑
問題;利用發現的可疑問題,通過稽查任務管理,實現檔案
修正、營銷制度完善。最終對電力營銷工作產生的經濟效益
和管理效益進行評價。營銷稽查監控系統既實現了與SG186
營銷業務應用系統的緊合,又與用電采集系統、數據中心數
據、收費平臺進行了連接,實現了各部門、各專業營銷數據
的全面集成。從而可以對營銷經營指標、工作流程關鍵節點、
數據質量、服務資源等營銷工作內容進行全面的稽查監控。
系統可以根據管理者不同時期的管理要求靈活設置各項監
控指標閥值,還可以按照月、周、日的監控頻度對不同營銷
業務進行監控,可滿足不同營銷業務的管理要求。通過監控
對供電質量、保障能力存在異常的供電單位、線路、臺區、
客戶,以及重大服務事件進行稽查監控,查找異常原因,采
取措施,提高保障能力和應急處置能力,包括供電質量及停
復電情況、重大事件及緊急情況處理,對新裝增容及變更用
電、供電合同管理、抄表管理、核算管理、電費收繳及賬務、
用電檢查管理、95598業務處理、資產管理、計量點管理、
計量體系管理、電能信息采集、市場管理、檔案信息管理(信
息管理論文)、報表管理監控等業務主題的工作質量進行監
控。系統包括10個業務類,抽象出7個功能域、39個功能項、
146個功能子項、5類非功能需求、5個監控主題類、27個監
控主題子類、126個監控主題、187個監控指標,。
二、部分功能在營銷體系中具體的應用
1、居民大電量:依我縣2013年統計數據為例,2013年
全縣居民生活售電量167803萬千瓦時,其中城鎮居民生活
售電量為10223萬千瓦時,農村居民生活售電量為157580
萬千瓦時,城鎮居民戶月均用電量202千瓦時,農村居民生
活戶月均用電量122千瓦時,冬夏空調及取暖用電高峰時期,
城鎮城鎮居民戶月均用電量317千瓦時,農村居民生活戶月
均用電量188千瓦時,依據我縣居民生活用電實際狀況,我
公司在營銷稽查監控系統居民大電量主題中設置監控閥值
600千瓦時,對于每月戶用電量超過600千瓦時的用戶開展
現場稽查或派發異常稽查工作單,自2013年5月份我公司
開展此項業務稽查以來,共計查處違約用電及定比定量不合
理的用戶389戶,追補違約用電費38.88萬元,更改定比定
量不合理用戶149戶,有效的堵塞了營銷中的管理漏洞,提
高了公司的經濟效益。
2、農排大電量稽查主題,我縣為農業排灌大縣,農民
自留地較為分散,排灌呈季節性較強,排灌主要集中在每年
的春冬兩季,主要為一變一井,或一變雙井,每臺機井平均
負荷為32KW,排灌高峰用電時期月均機井用電量達到8500
千瓦時以上,處于農排低谷時期,89%用戶用電量為0千瓦
時,根據我縣農排的實際狀況,我公司在營銷稽查監控系統
在農排低谷時期設置監控閥值為1000千瓦時,在農排低谷
時期閥值超過1000千瓦時的用戶開展現場稽查,自營銷稽
查監控系統上線以來,共計查處農排用戶違約用電現象37
起,共計追補電費及違約使用電費85.34萬元。
3、超容用電主題,該系統設置超容用電量閥值為用戶
的配變容量×用戶使用天數×24小時。某大工業用戶配變容
量為315+315,配變總容量為630千伏安,計量方式為高供
高計,兩臺配變合并用電,2013年1月該用戶報停一臺配變,
SG186中使用配變容量為315千伏安。2013年4月營銷監控
系統中顯示該用戶4月份用電量為315500千瓦時,該用戶4
月份理論用電量為315千伏安×24小時×30天=226800千瓦
時,,超容用電39.1%。公司稽查人員迅速對該用戶展開現場
檢查,經現場核實,該用戶擅自將報停的配變啟封用電。屬
違約用電行為,追補基本電費315千伏安×23.3元=7339.5
元,追補違約使用電費14679元,共計追補電費22018.5元。
三、結束語
通過營銷稽查監控系統的推廣應用,我縣供電公司在營
銷稽查工作建立了事前有預測、事中有監控、事后有跟蹤的
新型營銷稽查監控體系。營銷稽查監控系統全過程、實時的
在線監控和稽查各營銷系統的數據質量,實現了營銷稽查監
控的閉環管理,營銷管控工作達到了“橫向到邊,縱向到底”,
全面提高了營銷業務管控力、日常業務執行力和客戶服務監
督力。為電力企業“三集五大”改革和城鄉營銷一體化運作
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措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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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職業技術學院,2007,12(2):77-79
[2].閆劉生.電力營銷基本業務與技能[M].北京,中國
電力出版社,2002
[3].于崇偉.電力市場營銷[M].北京,中國電力出版社,
2002
[4].張戈.電網經營企業客戶盈利能力分析的必要性
的關系,同時要抓住重點,加大實施宏觀調控政策的力度。
「關鍵詞經濟形勢經濟環境實施宏觀調控改革和發展
2000年是全面完成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的最后一年,是改革、發展、
穩定的關鍵一年,是世紀交替之年。這一年經濟工作做得如何,對全局影響重大。最近
中央召開了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明確了形勢,提出了奮斗目標,部署了2000年經濟工
作的主要任務,需要我們認真把握,狠抓落實,繼續奮發努力,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
健康發展,為新世紀的經濟騰飛創造良好的開端。
一、當前經濟形勢的總體判斷
(一)當前經濟形勢總體上是好的
1999年以來,在中央采取擴大內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作用下,國民經濟繼續保持
較快增長的態勢,頭9個月國內生產總值增長7.4%.1~10月,工業增加值增長9.1%,增
長速度比較平穩;農業收成穩定,糧食總產量大體接近上年的水平;固定資產投資增長
平緩,全國國有及其他經濟類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城鄉集體和個體投資)增長7%,其
中基本建設投資增長6.6%,更新改造投資增長下降0.9%,房地產投資增長17.4%;隨著
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費領域的擴大,10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8.2%,增幅比上月提
高1.6個百分點;外貿出口出現回升態勢,9月份出口增長20.2%,10月份出口增長23.8%.
財政收入增長較快,1~10月比去年同期增長19.4%,增收1300多億元,財政收入占國
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進一步提高。金融形勢比較平穩,到10月末,M1、M2分別增長15.1%、
14.5%,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國家外匯儲備已超過1500億美元。城鄉居民收入穩步增
加,生活水平繼續提高,10月末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達59270億元,同比增長13.4%.
從前三個季度的經濟運行情況來看,經濟形勢總體上是好的,預計全年經濟增長可望達
到7%甚至略高一些。這樣的增長速度在世界上也是相當高的。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經濟形勢出現了一些好轉跡象:(1)工業經濟效益水平提高。
1~9月工業企業經濟效益綜合指數比去年同期提高7個百分點,其中成本費用利潤率
提高1個百分點,總資產社會經濟發展貢獻率提高0.2個百分點,產品銷售率提高0.8
個百分點,資產負債率下降1.7個百分點。1~9月工業企業盈虧相抵后實現利潤總額
1200多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71%,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盈虧相抵后實現利潤
480多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5倍。(2)外貿出口進一步回升。隨著亞洲周邊國家
的經濟復蘇、需求增加,我國對日本、韓國、印度尼西亞、新加坡等國的出口增長加快
;同時國家加大了出口退稅力度,有力地促進了出口的增長。從7月份開始,出口增長
開始回升。7月、8月、9月、10月出口增長分別為7.5%、17.8%、20.2%、23.8%.預
計全年出口增長可達5%左右。(3)物價下降出現減緩的跡象。8月份,受季節性因素
和肉禽價格進一步回升的影響,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上月上漲1%,比去年同月下
降1.7%;商品零售價格總水平比上月上漲0.6%,比去年同月下降2.6%.9月份,因部分地
區調整學雜費、房租、水電費價格以及部分食品價格上漲,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
上月上漲2%,比去年同月下降0.8%;商品零售價格總水平比上月上漲0.7%,比去年同月
下降2.8%.10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比去年同月下降0.6%,商品零售價格下降2.6%,降幅均
比上月縮小0.2個百分點。此外,隨著工業生產穩步增長,工業品市場回暖,工業品價
格降勢也在趨緩。7月、8月、9月,工業品出廠價格分別下降2.5%、2.3%、2.1%,工
業品原材料購進價格分別下降3.4%、3.3%、1.8%.
(二)經濟環境日趨嚴峻的一面不容忽視
以上三種跡象表明,經濟增長出現一些好轉的跡象,但還沒有形成好轉的趨勢,目
前還不能作出經濟增長出現止跌回升、走出谷底的判斷。對今后面臨的國內外經濟環境
是逐步好轉還是比較嚴峻?還有待觀察。
從國際經濟環境來看,美國經濟可望保持一定的增長,但由于美國股市出現一定的
泡沫成分,美元對歐元、日元出現一定的貶值趨勢,不排除出現股市動蕩、外資抽逃、
消費萎縮、使經濟增長發生逆轉的可能性。日本經濟開始緩慢復蘇,但由于日本內需市
場容量有限,日元升值不利于增加出口,所以日本經濟復蘇的基礎還不穩固。美、日GDP
占世界GDP的40%,美、日經濟走向如何,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比較大。歐盟經濟正在穩
步增長,但由于歐元的實施,歐元區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不斷加強。亞洲周邊國家和地
區的經濟開始復蘇,即使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出現好轉,對我外貿出口和利用外資也
將形成一種競爭關系。綜合以上一些情況,2000年世界經濟增長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
即使經濟增長快于1999年,對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有利因素也不是很多,相反,對我國
經濟形成競爭的不利因素在增加。從總體上看,2000年我國外需壓力還是很大,外貿順
差有可能進一步減少,利用外資也有可能會下降,外貿外資的減少,需要通過進一步擴
大內需來彌補。
從國內經濟環境來看,2000年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很突出。目前市場需求依然疲
軟,大多數工農業產品生產過剩,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居民消費意愿不強,民間投資不
振,銀行貸款行為趨于謹慎,資金供應趨緊,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增加,社會就業壓力加
大,等等。當前經濟問題,集中到一點,就是通貨緊縮趨勢仍在發展和蔓延。到1999年
9月份為止,全國社會商品零售價格指數連續24個月負增長,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連續18
個月負增長,生產資料價格指數連續42個月負增長。按照巴塞爾國際清算銀行的定義,
一國消費品價格連續兩年負增長,就可視為通貨緊縮。我國實際上已經達到這一標準。
造成通貨緊縮的原因,從短期因素看,是有效需求不足;從中長期因素看,多年來的重
報告總結工作計劃
工作總結個人總結述職報告實習報告
實踐報告工作匯報辭職報告調研報告黨政報告
演講致辭公眾演講競聘演講
就職演說安全生產愛國演講英語演講開幕閉幕慶典致辭
賀電慰問領導講話
黨政相關入黨申請入團申請
轉正申請思想匯報黨性分析事跡材料申報材料行風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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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宏觀調控政策的力度
實施宏觀調控政策的力度
更新時間:2007-8-1621:03:58
復建設導致經濟結構嚴重失衡。這次通貨緊縮,實際上是短期的有效需求不足與中長期
的結構不合理因素交織并發,從而使我國面臨前所未有的通貨緊縮壓力。我國這一輪經
濟增長下滑的周期最長,從1992年算起,至今已長達7年,目前下滑的趨勢仍在發展。
特別是這兩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對拉動經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仍未從根本上
遏制住經濟增長下滑的趨勢。2000年國內經濟環境依然比較嚴峻。
二、2000年經濟工作需要把握好的幾個關系
2000年經濟面臨的國內外經濟環境不容樂觀,綜合各方面的情況分析,預計這年經
濟增長的社會經濟發展貢獻率提高0.2個百分點,產品銷售率提高0.8個百分點,資產
負債率下降1.7個百分點。1~9月工業企業盈虧相抵后實現利潤總額1200多億元,比
去年同期增長71%,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盈虧相抵后實現利潤480多億元,比
去年同期增長1.5倍。(2)外貿出口進一步回升。隨著亞洲周邊國家的經濟復蘇、需
求增加,我國對日本、韓國、印度尼西亞、新加坡等國的出口增長加快;同時國家加大
了出口退稅力度,有力地促進了出口的增長。從7月份開始,出口增長開始回升。7月、
8月、9月、10月出口增長分別為7.5%、17.8%、20.2%、23.8%.預計全年出口增長可
達5%左右。(3)物價下降出現減緩的跡象。8月份,受季節性因素和肉禽價格進一步
回升的影響,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上月上漲1%,比去年同月下降1.7%;商品零售
價格總水平比上月上漲0.6%,比去年同月下降2.6%.9月份,因部分地區調整學雜費、房
租、水電費價格以及部分食品價格上漲,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上月上漲2%,比去
年同月下降0.8%;商品零售價格總水平比上月上漲0.7%,比去年同月下降2.8%.10月份
居民消費價格比去年同月下降0.6%,商品零售價格下降2.6%,降幅均比上月縮小0.2個
百分點。此外,隨著工業生產穩步增長,工業品市場回暖,工業品價格降勢也在趨緩。
7月、8月、9月,工業品出廠價格分別下降2.5%、2.3%、2.1%,工業品原材料購進價
格分別下降3.4%、3.3%、1.8%.(二)經濟環境日趨嚴峻的一面不容忽視
以上三種跡象表明,經濟增長出現一些好轉的跡象,但還沒有形成好轉的趨勢,目
前還不能作出經濟增長出現止跌回升、走出谷底的判斷。對今后面臨的國內外經濟環境
是逐步好轉還是比較嚴峻?還有待觀察。
從國際經濟環境來看,美國經濟可望保持一定的增長,但由于美國股市出現一定的
泡沫成分,美元對歐元、日元出現一定的貶值趨勢,不排除出現股市動蕩、外資抽逃、
消費萎縮、使經濟增長發生逆轉的可能性。日本經濟開始緩慢復蘇,但由于日本內需市
場容量有限,日元升值不利于增加出口,所以日本經濟復蘇的基礎還不穩固。美、日GDP
占世界GDP的40%,美、日經濟走向如何,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比較大。歐盟經濟正在穩
步增長,但由于歐元的實施,歐元區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不斷加強。亞洲周邊國家和地
區的經濟開始復蘇,即使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出現好轉,對我外貿出口和利用外資也
將形成一種競爭關系。綜合以上一些情況,2000年世界經濟增長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
即使經濟增長快于1999年,對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有利因素也不是很多,相反,對我國
經濟形成競爭的不利因素在增加。從總體上看,2000年我國外需壓力還是很大,外貿順
差有可能進一步減少,利用外資也有可能會下降,外貿外資的減少,需要通過進一步擴
大內需來彌補。
從國內經濟環境來看,2000年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很突出。目前市場需求依然疲
軟,大多數工農業產品生產過剩,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居民消費意愿不強,民間投資不
振,銀行貸款行為趨于謹慎,資金供應趨緊,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增加,社會就業壓力加
大,等等。當前經濟問題,集中到一點,就是通貨緊縮趨勢仍在發展和蔓延。到1999年
9月份為止,全國社會商品零售價格指數連續24個月負增長,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連續18
個月負增長,生產資料價格指數連續42個月負增長。按照巴塞爾國際清算銀行的定義,
一國消費品價格連續兩年負增長,就可視為通貨緊縮。我國實際上已經達到這一標準。
造成通貨緊縮的原因,從短期因素看,是有效需求不足;從中長期因素看,多年來的重
復建設導致經濟結構嚴重失衡。這次通貨緊縮,實際上是短期的有效需求不足與中長期
的結構不合理因素交織并發,從而使我國面臨前所未有的通貨緊縮壓力。我國這一輪經
濟增長下滑的周期最長,從1992年算起,至今已長達7年,目前下滑的趨勢仍在發展。
特別是這兩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對拉動經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仍未從根本上
遏制住經濟增長下滑的趨勢。2000年國內經濟環境依然比較嚴峻。
二、2000年經濟工作需要把握好的幾個關系2000年經濟面臨的國內外經濟環境不容樂觀,綜合各方面的情況分析,預計這年經
濟增長的社會經濟發展預期目標為7%左右,繼續保持較快的增長,但仍然要付出艱巨的
努力。對此,2000年經濟工作需要著重把握和處理好幾個帶有全局和戰略意義的關系。
(一)既要堅持擴大內需,又要加大結構調整和科技進步的力度
擴大內需的核心是促進經濟增長,擴大經濟總量。但是,由于目前我國的經濟增長
越來越受到結構不合理因素的制約,如果不調整結構,經濟增長就不可能上去。調整結
構,不能是短期的、局部性的調整,而必須是中長期的、戰略性的調整;不僅要調整產
業結構、產品結構和企業組織結構,而且要調整地區結構,加快西部大開發,這是關系
經濟長遠發展的重大舉措。結構調整要取得成效,必須以技術創新為動力,不能再走低
水平建設的老路。應在技術進步的基礎上,堅決淘汰落后的、重復的生產能力,發展高
新技術產業和有發展前景的行業和企業,對傳統產業進行較大規模的技術改造和固定資
產更新,不斷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處理好擴大內需和結構調整的關系,實際上
是處理好經濟總量與結構的關系,二者是不矛盾的。擴大內需的一個重要拉動力,就是
擴大投資需求。這兩年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以國債投資為主導,重
點投向基礎設施等國民經濟的薄弱環節和領域,不斷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擴大內需是
為了促進發展,增加經濟總量,但同時也是調整結構的過程,是科技進步的過程。我們
要以技術創新為動力,在擴大內需、促進發展的同時不斷調整結構,在結構調整的基礎
上求得更好的發展。
(二)既要堅持政府投入,又要努力擴大社會投資和居民消費
堅持政府投入,是在當前經濟不太景氣、社會投資和居民消費未完全啟動以前的必
然選擇。但是,政府投入數量是有限的,要受制于國家財力的制約,而近幾年國家財政
狀況總體上比較困難,這兩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國家增加發行2100億元國債,專項
用于基礎設施等項建設。政府的這筆投入,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相比,數量要少
得多。啟動經濟增長的真正動力,要靠社會投資和居民消費的正常回升,不能只靠政府
投入來支撐經濟增長,否則國家財政難以承受,經濟增長也不能持久。所以,政府投入
的著力點,是要努力引導和擴大社會投資和居民消費,使政府投入起到“四兩撥千斤”
的作用。具體來說,就是要充分發揮財政資金的貼息、參股、合資、補貼、擔保等方式,
帶動更多的社會投資。例如:1999年下半年國家增發600億元國債,其中150億元用于
企業技改項目的貼息和補充相應的資本金,以此帶動銀行貸款1500多億元,使社會投資
規模迅速擴大。與此同時,2000年要繼續落實已經出臺的增加城鎮中低收入居民收入的
政策,要通過實施農村稅費制度改革、完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等措施,努力增加農民收
入,并結合出臺一系列鼓勵消費的政策,努力擴大城鄉居民消費。
(3)既要積極推進改革和發展,又要高度重視保持社會穩定
2000年要擴大內需、調整結構和實現科技進步,立足點是要保持經濟又快又好的發
展。解決當前中國經濟所有問題的關鍵,是要堅持發展。發展是硬道理,這一點是不能
動搖的。但是,要取得又快又好的發展,必須以改革為動力。2000年各項改革已處于攻
堅階段。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將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企業實現三
年改革脫困和基本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目標。只有國有企業搞好了,效益上來了,才能
為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加快改革和發展,使社會穩定問題顯得更加重要。改革和發展,
最終是為廣大人民群眾謀取利益的,因而是有利于社會穩定的。但在改革和發展的進程
中,因結構調整、企業改革、機構改革的深化,使下崗、失業現象增加;因社會環境的
不斷變化,競爭加劇,一些人的習俗、觀念適應不了環境變化的需要;等等,如果處理
不慎,極易引發社會不安定因素。社會不穩定,改革和發展將一事無成。一個穩定的社
會環境,是順利推進改革和發展的基本保障。因此,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
系,使三者相互協調和統一。
三、抓住重點,加大實施宏觀調控政策的力度
2000年經濟工作任務涉及方方面面,非常艱巨而又重要。但基本著眼點是擴大內需、
促進經濟增長,并在貫徹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精神的基礎社會經濟發展上,以國有企業
改革為中心全面推進各項改革,同時注意保持社會穩定。從這個基點出發,2000年經濟
工作要重點抓好以下幾個方面:
(一)繼續加大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
連續兩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其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果是顯著的。由于2000年有效
需求不足和通貨緊縮趨勢尚未有效遏制的矛盾仍很突出,在社會投資和居民消費未完全
啟動以前,為了保持經濟的較快增長,必須堅持實施行之有效的積極財政政策,并加大
其力度。現在銀行資金充裕、存貸差達1.2萬億元,生產能力充足、近1/3的生產潛力
未能發揮出來,勞動力豐富,面對錢多、物多、人多的因素,應是加快發展的好時機。
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這些資源就會白白浪費掉。實踐證明,財政政策對資源利
用具有見效快、導向作用大、宏觀配置合理的特點,通過財政向商業銀行發行長期國債,
動用部分社會儲蓄資金,將相對過剩的人、財、物資源利用起來,有利于促進社會生產
力的發展。
2000年繼續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仍以擴大財政支出為主要形式,雙管齊下,
通過發行長期國債進一步擴大投資和繼續落實增加居民收入的政策來擴大消費支出;同
時要運用好稅收政策,包括實行必要的減免稅政策,通過適當減少財政收入的形式,進
一步刺激投資、消費和出口。這樣,中央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將進一步擴大。有人擔心,
會不會引發財政風險?據初步測算,1998年,我國中央財政赤字(按國際通行口徑,包
括為彌補債務利息支出而形成的赤字,下同)和債務余額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分
別為2.15%和9.9%;1999年約為2.80%和12.0%;預計2000年中央財政赤字占GDP的比
重與上年大體持平,仍控制在3%的警戒線以內,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約為14.0%,仍
明顯低于60%的警戒線。我國發行國債尚有一定的空間。積極財政政策是否有風險,關
鍵在于能否管好用好國債資金。只要國債資金能夠發揮好的效益,促進經濟較快的發展,
就能夠為償還債務創造有利條件,不會引發財政風險,也不會給后人留下債務包袱。近
一兩年,財政稅收每年增收超過1000億元,其中就包含了積極財政政策帶來的增收效應,
國債投入已經出現良性循環的效果。
(二)進一步發揮貨幣政策的作用
在當前經濟偏冷的情況下,要采取相應擴張的宏觀調控政策,使社會資金得以充分
利用。如果僅僅財政政策是擴張的,而沒有貨幣政策的相應配合,就難以充分調動社會
資金來支持經濟發展,進而會減弱整個宏觀調控的效果。例如:將國債資金投入具有一
定經濟效益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采取貼息方式投入企業的技術改造等,都需要大量的
銀行貸款與之相配套,如果銀行配套貸款跟不上,就會影響整個國債投入的效果。因此,
必須進一步發揮貨幣政策的作用。一是要保證國債資金配套貸款的及時投入;二是要滿
足企業流動資金貸款的需要;三是要支持廣大中小企業的發展;四是要適當降低存款準
備金率,促進商業銀行擴大貸款,同時對有困難但需要扶持的中小金融機構,給予再貸
款支持;五是要大力開展住房、教育、汽車以及大件耐用消費品等方面的消費信貸業務
;六是要發展資本市場,積極開拓直接融資渠道。總之,要保持貨幣供應量的必要增長。
只要積極財政政策不出現風險,實行相應的貨幣政策也不會有風險。金融業要正確處理
支持經濟增長與防范金融風險的關系,在改善金融服務的同時,要繼續深化金融改革,
健全銀行內控機制和銀行監管機制,完善金融法制。
(三)大力推進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
黨的十五大和十五屆一中全會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時間,通過改革、改組、改造和
加強管理,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初步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2000年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最后一年,是搞好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
關鍵。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首先要盡最大努力
實現這一目標。要從不同行業和地區的實際情況出發,根據不平衡發展的客觀進程,著
力抓好重點行業、重點企業和老工業基地,把解決當前的突出問題與長遠發展結合起來,
為國有企業跨世紀發展創造條件。”
2000年要重點做好以下一些工作:(1)推進社會經濟發展工業結構調整。繼續壓
縮紡織、煤炭、冶金、石化、建材、機電、輕工等行業的過剩生產能力,堅決淘汰那些
技術落后、資源浪費、產品質量低劣和污染嚴重的企業。不斷優化工業結構,緩解重復
建設壓力,增強企業活力。(2)加大技術改造力度。繼續撥出一部分國債資金用于企
業技術改造的貼息貸款。對于技術改造所需先進設備的進口,國家可適當提供外匯、免
稅等優惠政策。對國家鼓勵的高新技術產業、新興行業等項目的國產設備投資,實行按
40%的比例抵免企業所得稅。(3)實行債權轉股權。對一些有特別困難、但有一定發
展前景的國有企業,實行債權轉股權。逐步解決企業資本金不足、資產負債率高的問題,
同時盤活銀行的不良資產。(4)拓寬直接融資渠道。完善股票發行、上市制度,使更
多的經濟效益較好、符合條件的國有企業上市,增加企業的資本金。選擇一批信譽好、
發展潛力大的國有控股上市公司,配售部分國有股來籌集資金。一些資信好、實力雄厚
的特大型企業或企業集團,可在境內外發行企業債券,進行滾動發展。(5)實施規范
化的公司制改革。除少數關系國計民生的企業實行國有獨資有限公司外,積極發展具有
多元投資主體的股份有限責任公司,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處理好“老三會”(黨委
會、工會、職代會)和“新三會”(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的關系,加強企業領導
班子建設,強化內部管理,實行企業會計外派制度,完善企業在經營、用人、分配等方
面的約束機制和激勵機制。(四)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
這是加快國有企業改革、保持社會穩定的重要條件。要繼續做好國有企業下崗職工
再就業和基本生活保障工作。但是,成立再就業服務中心,按“三家抬”(財政、企業、
社會負擔)的辦法來保障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只是一種過渡性措施。要從根本上解決
國有企業人員多等方面的問題,最終要靠建立健全全國統一的、覆蓋所有企事業及行政
機關單位職工的、由政府承擔并強制執行的社會保障制度。我國原有的社會保障制度,
是實行由政府通過企事業單位從當期收入中償付各項社會保障費用的現收現付制,近期
社會保障改革的方向是由現收現付制轉向通過個人帳戶實現的基金積累制,即職工在領
取工資后向社會保障基金繳付社會保障繳款,這筆繳款連同企業繳付的部分社會保障繳
款都進入職工的個人帳戶,以后就從職工的個人帳戶中支付他們的社會保障開支。實行
基金積累制,對新參加工作的職工來說是沒有問題的,他們有足夠的工作時間在個人帳
戶中積累足夠的養老金。成問題的是,已退休的職工和在實施個人帳戶制度以前較早參
加工作的在職職工(統稱老職工),由于在過去的工作年限里沒有直接為自己積累養老
金、醫療保障基金、住房基金等,而是通過預先扣除把保障費用轉化為政府收入并凝固
在國有資產中。轉入基金積累制以后,老職工新建的個人帳戶中的資金很少,已退休職
工的個人帳戶則完全是空的。因此,在實施從現收現付制向基金積累制轉軌時,政府應
對老職工過去對養老金基金的貢獻作出補償,這就需要由政府出面來籌集和建立社會保
障基金,這是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條件。要擴大社會保障覆蓋范圍,對所有不
同經濟成分的企業和職工依法收繳社會保險費,提高收繳率,籌集社會保障基金;同時
也要考慮,在推進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和國有企業戰略性改組過程中,對國有股權變現
所得,中小企業的拍賣、租賃所得,國有房地產的出售、租賃所得,以及財政預算支出
的安排,要按照一定比例劃入社會保障基金。條件成熟時要著手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制
度。
(五)加強科技與經濟的結合
科技進步是加快結構調整和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要加強科技與經濟的結合,
使企業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充分發揮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國
最薄弱的環節,不是科技水平低,而是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環節滯后,這與現行科
技體制和生產體制密切相關。現行科技力量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與生產相脫節。企業
的科技力量非常薄弱,許多優秀科技人才都集中在科研院所。這種體制,大大阻礙了將
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進程,使先進的科學技術無法得到及時的應用和推廣。為此,
要深入進行科技體制和生產體制的改革,將應用科技的基本力量從原來的科研院所下放
到企業中去,使企業成為應用科技研究的載體和主要力量。這也是當今發達國家的通行
做法。科技力量與企業合二為一,既可以使科研經費得到保障,使科技人員有了用武之
地,又可以使企業生產有技術創新力量的支撐,增強企業的競爭力。2000年要基本完成
科研機構管理體制的改革工作,使應用科研機構轉制為企業,或納入企業的科研體系中
去。對于高校中的應用科技力量,也要逐步分離出來,按照科研機構改革的方向進行運
作。
此外,要加強知識產權的立法和執法力度,保護技術創新者的利益。盡快制定反壟
斷法和嚴格執行反不正當競爭法,規范技術市場及其他市場,維護多種所有制經濟平等
競爭的市場秩序。建立鼓勵技術投入的稅收制度。政府除了加大基礎研究投入和對市場
前景好的共用性產業技術的研究開發提供資助外,應制定鼓勵企業進行技術投入的政策。
如:對技術轉讓收入、設備投資等扣減所得稅;改進現行的增值稅制度,明確企業研究
1.1問題提出
中國在由二元經濟社會跨入現代經濟社會的過程中,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和城市化發展是一個長期的必然的趨勢。改革開放20多年來,已有大量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成為城市中“事實上的遷移人口”,在中國城市中已出現諸如“浙江村”之類的移民自發安置形式[1,2],無論是數量巨大的流動人口還是采取自發安置的“移民”,都已經給中國社會和城市發展帶來嚴重的影響。進入90年代,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已從“離土不離鄉”[3]的就地轉移進入全分離的異地轉移階段,并主要以流入城市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城鎮為主流[4-8]。目前和今后,在中國城市中將面臨嚴重的移民安置問題。
數量巨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去何處?在城市中如何吸收安置移民并讓他們能夠融入城市社會?其次還有文化的適應和社會的穩定發展問題。但目前國內的研究集中于勞動力轉移的原因機制和影響分析,對城市外來移民的吸收安置研究薄弱。
1.2城市外來低收入移民
本文界定研究對象為城市外來低收入移民,主要是指從農村來的、在城市中生活了較長時間、戶籍沒有遷移的、素質和收入水平較低但存在預期收益的、待遷移和有長期定居意向的“準移民”。“城市外來低收入移民安置”是從“人類安置”的主要含義出發,主要是期望從解決移民最基本的住房問題角度,來達到在城市安置移民的目的。
1.3城市外來低收入移民的調查特征
本文采取觀察訪談和問卷調查的方式,通過對廣州市和東莞市的一般抽樣調查和50個鎮村的重點調查,獲得合格問卷459份,(占95.8%)。調查發現:近10~20年來,城市外來人口增長速度很快,已接近并超出當地常住人口。在被調查的外來人口當中,男性多于女性,71.1%的人在30歲以下、年齡結構(特別是女性)偏向年輕,70.4%的外來人口接受初中或高中教育,56.8%的外來人口來自農村地區,66.1%的外來人口在城市滯留超過1年以上并且有延長的趨勢,主要就業于第三和第二產業的非正式部門,目前仍屬城市中收入不穩定的中低收入階層。
2城市外來人口現狀居住特征分析
2.1外來人口現狀居住類型
調查表明,目前外來人口在城市中居住類型主要有如下8種(表1),其中住出租屋、住單位集體宿舍、擅自占住和寄(借)住4種主要類型分別占49.45%、25.27%、15.60%和4.84%,合計占95.16%。
表1外來人口的現狀居住類型
Table1Actualoccupancytypeofnon-nativebornlow-incomemigrants
居住類型人數(人)比例(%)
A寄(借)住224.84
B擅自占住7115.60
b1露宿34.23
b2廢棄房屋57.04
Bb3水上船只11.41
b4建筑工棚4563.38
b5自建窩棚1115.49
b6其它68.45
C住旅館招待所20.44
D住出租屋22549.45
d1租公房94.00
d2租私房15167.11
Dd3經營用房125.33
d4租臨時房屋10.44
d5集體出租屋167.11
d6其它3616.00
E住單位集體宿舍11525.27
F住自己購買房屋91.98
G住自建房屋71.54
H其它40.88
*24人沒有回答。
A、寄(借)住。外來人口寄(借)住在親戚、朋友、熟人和主人家,其居住條件相對較好,但易激發寄住家庭的矛盾,居住既不長久也不安穩。
B、擅自占住。外來人口在城市中露宿、占住廢棄的房屋、居住水上船只、在建筑工地搭建工棚、自建窩棚等。擅自占住實質是對土地的“非法入侵”,易受到政府的整治,是一種臨時暫時的居住方式。
C住旅館招待所。在被調查的人中所占比例最小。
D住出租屋。外來人口在城市中租住單位公房、城鎮和農民私房、臨時房屋以及集體出租屋,這已成為外來人口的主要居住方式。由于外來人口的急劇增加,在需求刺激下城市中非正式的租賃市場已經形成。住出租屋已經使外來人口的居住條件略有改善,但常常是盡可能多的人擠住在一間房子里,居住條件仍非常艱苦。
E住單位集體宿舍。比例上僅次于住出租屋的方式。一般工廠均為工人提供集體宿舍,特別是在珠江三角洲的三資企業,在一些私人企業則可能是在工場旁邊隨意搭建一些臨時窩棚供工人居住。集體宿舍一般只允許個人居住,當家屬隨來時只好外出尋找出租屋居住。
F自己購買住房和G自建住房。這兩種方式目前所占比例較小。
2.2外來人口現狀居住特征
2.2.1居住行為特征
目前外來人口短期安置行為趨向明顯。雖居住條件較差,但都表現出極強的忍耐性。實質上多數外來人口在對待住房上只是無可奈何的采取一種暫時的、對付式的辦法來解決。
2.2.2居住狀況
①74.4%的人采取同住方式以分擔租金。②69.7%的外來人口人均實際居住面積低于8m[,2]/人。③多數缺乏基本的設施條件。79.5%的人住房缺乏成套設施,40.4%的人其住房有最基本的獨立廚廁,其他為根本沒有任何設施的工棚、窩棚和水上船只。
2.2.3居住空間分布與景觀特征
外來人口在城市中可分為聚居式和散居式兩種類型,具體又可分為“村莊”聚居型、單位聚居型和遍在散居型。在珠江三角洲的三資和外資企業,單位宿舍的提供只是保證再生產連續進行的一個中間管理環節,居住行為被作為生產行為的一個部分得到集中管理,就象一只只“口袋”將外來人口裝了起來;而在外來人口聚居的“都市村莊”,建筑密度一般在70%以上,“接吻樓”、“握手樓”隨處可見、布局雜亂;村莊基礎設施不完善,通風不暢、采光不足,而由擅自占住和租住形成的窩棚區,垃圾遍地,污水橫流。
外來人口不僅本身居住條件惡化,而且刺激城市非正式的住房租賃市場形成,促使“都市村莊”滿目擴建;而暫時性短期安置則使城市出現二元結構、形成社區分割,已給社會和城市發展帶來嚴重的影響。外來人口在城市中的短期安置行為,應源于中國傳統戶籍管理制度所帶來的移民在身份認同上的障礙;安置問題所以產生在于現有住房制度中,面向中低收入階層的社會住房資源配置不足,或根本沒有意識到外來人口巨大的住房需求。
3自下而上的外來移民自助安置
3.1自助安置的內涵與理論應用
自助(Self-help)安置起源于20世紀初,作為一種理論形式則起源于60年代,后由于世界銀行的肯定和參與,使其成為一種解決低收入階層住房問題的世界性計劃[9,10]。
自助是一種與其它建設系統不同的建設方式。住在這種自助式住房中的個人和家庭必須通過自財政、自勞動和自管理等等參與住房建設過程,這可能是完全自發的、也可以由機構組織發起的。自助安置理論其核心是期望通過解決城市低收入移民階層最基本住房問題來達到在城市安置他們的目的[11~19]。在發展中的拉丁美洲等地區城市化過程中,農村人口盲目流向城市,移民首先面對的是最基本的居住問題;其次由于受教育程度低、難于就業而普遍收入低,更進一步加重了移民安置問題。完全自發的城市“擅自占住”因而成為必然,并嚴重影響城市發展。有組織的自助安置期望通過移民和機構的努力,在解決最基本的住房問題同時,通過提高文化和社會意識,最終在城市安置[10]。
在中國,目前對城市化過程中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和流動人口安置,理論上主要有兩種解決問題的方式:一是“自上而下”的方式。通過建立國家和地方的宏觀調控體系,使流動人口“合理有序”的流動[20,21]。這是一個調控過程沒有到達安置的層次;一是“自下而上”的方式。80年代以后,中小城鎮的發展作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蓄水池”發揮了重要的“截流”作用[22],改革開放15年以來小城鎮累計吸收了3000多萬的勞動力就業[23]。這是宏觀層面上自下而上的問題解決方式;McGee的Desakota模式描述了在較發達的核心區域以自下而上為主的城市化過程[24]。由于非農經濟的迅速發展,這些區域不僅吸收了本地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而且吸引了數以百萬計的內地民工[25~28]。這是中觀層面上自下而上的問題解決方式;在這里,試圖構建一種微觀層面上自下而上的方式,主要以外來低收入移民自我依賴為主的安置方式。
3.2交叉分析
對城市外來人口基本特征與現狀居住類型作交叉分析,結果表明:
(1)在現狀三種主要的居住類型中,住出租屋的和住單位集體宿舍的文化程度略高、滯留時間略長,一般主要從事第三產業但住集體宿舍的有更多從事第二產業;擅自占住者以來自湖南和四川的為多,住出租屋的主要來自湖南、廣東、江西和四川,其他來源分散;雖然多數來源于農村地區,但住出租屋和住集體宿舍的有更多來自城鎮甚至城市地區。
(2)在外來人口中,文化程度越低的現狀主要采取方式B和A,初高中及大專以上主要采取E、F和G;滯留時間越短的(1年以下)主要采取B和A,滯留時間較長的(1~3年)主要采取F,滯留時間更長的主要采取E和G;從事第一產業的主要采取G,從事第二產業的以E比例最高,而從事第三產業的則以F和G比例較高;目前儲蓄水平越低的(1萬元以下)主要只能A寄(借)住,儲蓄水平相對較高的主要采取G、F和E;來自湖南、廣西和貴州等省的以B和A比例最高,來自距離較遠的四川、湖北、江西和河南等省的則以E、F和G比例最高,而來自距離更近的廣東其他地區的主要是F和G、或者可能是依靠近親采取A寄(借)住。
顯然,A寄(借)住、B擅自占住和C住旅館招待所更接近暫時性短期安置行為,而D住出租屋和E住單位集體宿舍屬過渡性安置行為,F自己購買房屋和G自建房屋則表達較長期的遷移安置傾向。
3.3解決移民安置問題的一個基本框架
目前采取D住出租屋、E住單位集體宿舍、F住自己購買的房屋和G住自建房屋等居住類型的外來人口可能導向自助安置,以下是一個解決問題的基本框架:
(1)首先要開展自助安置試驗。有兩種結果:其一是導向移民永久城市安置,其二可能因為移民收入積累、家庭牽制和城市適應等問題失敗返回來源地城鎮安置或農村;(2)自助試驗主要有個人和機構兩種啟動方式。由于外來移民收入兩極分化,一些可在一定政策條件下購房安置,一些開展個人自助建房安置;機構自助的發動者可以是企業、地方和社會組織,國內的或國外的;機構自助是解決問題的主體。(3)在空間層面上,合適的自助安置試驗應從發達地區的城市(鎮)和大城市的中間及圈層開始。在試驗過程中,無論是儲蓄收入、文化素質還是城市適應性,移民通過自身積累都會得到提高,其結果:一部分外來移民融入當地城市(鎮),一部分可能由于收入提高以購房安置形式進入大城市,一部分可能由于適應問題回返來源地城鎮安置,當然仍有部分返回農村。
適合自助安置的城市外來人口基本特征如下:年齡在19~29歲或以上,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至少具有初高中或大專以上),目前在該地區已滯留一個較長的時間如1~3年或以上,有一定的儲蓄水平(或者接受家庭援助的可能性)如有1~3萬元以上,來自距離最近的地區和反而來自距離相對較遠的省份的外來人口。
3.4住房發展與自助教育
在中國社會經濟條件下,如果政府給予政策上的支持,自助住房生產計劃將是可行的。但同時要使自助超出單純的自助住房生產,關鍵是在自助住房發展計劃中開展自助教育。
通過教育和培訓,不僅希望為成員提供住房和服務設施,而且在于促進一個民主的自管理的整合的城市社會的形成。一般自助教育和自助住房建設如影相隨同時進行(表2):
表2一般的自助教育-住房發展時間表
附圖
a-A介紹自助合作的規則、組織和功能,介紹機構和自助組織法,討論成員地位和職責;b-B了解住房規劃設計、財政和資助、建設和建筑、組織和管理,討論并參與規劃設計;c-C小規模住房建設的方法、設備和工具使用、建筑技術和合作技巧的理論與實踐培訓;d-D住房擴張、環境和住房維護、住房資源利用的技術培訓,參與成員管理會議;e-貸款償還、會計知識培訓,溝通技巧和職業培訓,社會責任教育等等。
通過自助和自助教育,首先可以解決最基本的住房問題,其次學習與建筑相關的技術知識,提高資金運用和相關的組織管理能力;表達自己的動機期望,認識個人
權利和社會責任,形成一定的社會意識并激發個人潛能;增加與社會的聯系,提高移民對城市生活的適應能力。自助住房建設的過程因此成為自下而上的開發性移民安置過程,自助住房生產模式是自下而上的外來移民安置模式。
4外來移民安置與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發展
4.1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內涵
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是指發生在農村地域,由基層社區政府發動和農民自主推動的、以農村人口在農村內就地轉移,建立小城鎮為中心的城市化過程[6]。
如果在自下而上的開發性移民安置模式作用下,另一種形式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將會出現,與以上對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的理解不同的是:在地域上,城市化發生發展的地域在城市而非農村;城市化人口來源非來自農村的就地轉移而是異地轉移。但理解大致相同的是:城市化發動的主體來自“下”,即城市化發展投資主體主要來自地方社區和農民群體及個人,以自有和自籌資金為主。
4.2外來移民安置對農村和城市發展的影響
4.2.1外來移民安置與城鄉經濟發展
在開發性移民安置模式作用下,試圖建立一種促進農村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機制:在國家鼓勵自助安置的政策和減少農村土地對外來人口的牽制作用下,通過自助提高外來人口的城市適應能力,實現勞動力的空間異地轉化,農村規模經營和規模經濟發展。外來人口在城市就業將大大促進城市非正式經濟發展。由于開發性移民安置中自助教育的作用,外來移民的文化和社會意識及移民素質等都會得到提高,移民在就業中逐步從就業于非正式經濟部門轉向就業于正式經濟部門的可能性,顯然要大于沒有實施開發性移民安置模式以前,從這個角度看則長期有利于城市正式經濟的發展。
4.2.2外來移民安置與城市空間的有序評價
在開發性移民自助安置中,人口集中和產業集聚是在同一地點同時發生的,這將意味著實質性的城市空間擴張。如果空間位置選擇得當、組織合理、整個開發過程在非完全商業化的前提下來進行,將實現城市空間的有序發展。由于在自助過程中鼓勵自助組內密切的家庭聯系和住房合作建設的開展,通過自助教育提高移民的質素加強移民與社會的聯系,等等,將使所形成的安置“空間連接度”[29]提高,如果通過諸如自助教育、自助規劃和計劃、政府和操作者的作用等組織過程,對內部連接度已較高的住房活動[D=D(資金、土地、設施等)]、產業活動[I=I(非正式的、正式的)]和衍生活動[S=S(教育文化、社會意識等)等按不同的功能屬性和類型結構進行組織,將實現空間的有序發展,形成等級的移民安置空間(圖1)。
附圖
圖1對自助安置模式空間有序發展的認識
Fig.1Knowledgefororderlyspacedevelopmentofself-helpsettlement
4.2.3移民安置與城市社會空間整合
由于在開發性移民自助安置中,鼓勵團結的自助來進行住房建設和相應的活動,可以預見地緣、血緣、人緣和業緣關系將再次成為移民在自助中的聯系紐帶,移民文化將在異地得到發展。自助安置必須充分考慮與移民文化相關的問題,另一方面如果引導不當,在自助中發展的移民文化現象將對城市社會發展帶來不利的影響。
在自助教育下發展的移民文化與在自發的地緣、血緣、人緣和業緣關系基礎上發展的移民文化相比,將可能發生一些質的變化:自助教育使移民無論在與職業、收入相關的經濟層面上,還是在觀念、城市文化認同和心理的歸屬感等文化層面上,其城市適應性將得到大大增強。結果將首先使外來移民在“精神”上實現城市化,其次,移民在文化和社會意識上的質的變化,將最終促進移民與城市的整合,由社會隔膜和社會分割所引起的社會沖突和相應的社會問題將大大緩和。
4.3移民安置與城市化發展
在國家相關政策作用下,經過內外力的交互作用,城市外來移民為發動的主體。資金來源于國際援助、國家長期貸款,并以自助機構獲得的信用貸款和自財政為主要的資金來源。在自助住房建設中同時必須開展自助教育和培訓,從而使自助模式超出一般的住房建設成為一種自下而上的開發性移民安置。三種有利于城市化發展的結果出現(圖2):
附圖
圖2自下而上的開發性移民安置與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發展
Fig.2Below-updevelopingmigrantssettlementandbelow-upurbanization
其一,在相應的戶籍制度和農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配合下,農村剩余勞動力將通過自助住房建設脫離農村、居住城市,在發達地區的村鎮、城鎮和城市三個層面實現勞動力空間轉化;其二,城鄉社會經濟發展互動反饋。城市非正式經濟的發展,一方面在城市地域通過人口集中和產業集聚使城市空間擴張,另一方面城市正式和非正式經濟的發展將改變城市的經濟結構;其三,在自助教育過程中,移民城市適應性增強、觀眾轉變、文化和社會意識提高,在“精神”上成為城市化的人。城市空間擴張、經濟結構轉化和移民精神城市化構成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發展。
收稿日期:2001-04-28;修訂日期:2001-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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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30.5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0017-2016(9)-0026-06
一、選題背景及研究意義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顯示,20世紀70年代至今我國國民儲蓄率一直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居民儲蓄率仍處于上升趨勢。2005年全球平均儲蓄率為19.7%,我國儲蓄率則高達51%。2014年12月,我國居民儲蓄達到了49.9萬億元,人均儲蓄超過3.5萬元,為全球儲蓄金額最多的國家。
同時,我國在2000年老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和勞動人口與老齡人口的贍養比分別達到7%和10:1,已進入老齡社會;2013年底我國老年人口已達到2.02億,老齡化水平達到14.8%,據預測,約在2025年老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和勞動人口與老齡人口的贍養比將分別達到14%和5:1,進入深度老齡社會;約在2040年將分別達到21%和2:1,進入超級老齡社會。
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優勢,源于中國改革開放的制度紅利和人口結構變化特有的人口紅利帶來的高儲蓄,以及高儲蓄支撐下的高投資造就的經濟高增長奇跡,形成了中國特有的“三高優勢”。中國經濟增長的優勢并未消失,中國經濟仍有較快增長的潛力。一是體制紅利仍有潛力可挖掘,二是人口紅利仍有從總量轉向結構和質量的空間,三是中國經濟的市場潛力巨大,四是目前還有相當部分的儲蓄資源在閑置或低效使用的狀態。
因此,我國的人口數量紅利可能已經結束,已經出了“劉易斯拐點”。人口結構的變化將通過勞動力供應、儲蓄和技術進步三條渠道對經濟增長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研究人口結構變化對居民儲蓄的影響,可以盡早掌握儲蓄變化趨勢及可能的影響,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依據。
本文在對劉易斯拐點和影響居民儲蓄率的因素分析基礎上,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因素進行綜述,在經濟增長速度、人口年齡結構、宏觀經濟制度(養老保險制度)等影響因素基礎上,結合劉易斯拐點理論,加入人口紅利(農業從業人員數量大)因素,進行定量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及理論依據
(一)關于劉易斯拐點與人口紅利
1.劉易斯拐點概念的提出
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w.Arthur Lewis)于1954年在題為《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中提出了“二元經濟發展”模式。這個模式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此時勞動力過剩,工資取決于維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二是勞動力短缺階段,此時傳統農業部門中的剩余勞動力被現代工業部門吸收完畢,工資取決于勞動的邊際生產力。由第一階段轉變到第二階段,勞動力由剩余變槎倘保相應的勞動力供給曲線開始向上傾斜,勞動力工資水平也開始不斷提高。經濟學把聯接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交點稱為“劉易斯轉折點”。
1972年,劉易斯又發表了題為《對無限勞動力的反思》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劉易斯提出了兩個轉折點的論述。當二元經濟發展由第一階段轉變到第二階段,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變為短缺,此時由于傳統農業部門的壓力,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開始上升,第一個轉折點,即“劉易斯第一拐點”開始到來;在“劉易斯第一拐點”開始到來,二元經濟發展到勞動力開始出現短缺的第二階段后,隨著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農業剩余進一步增加,農村剩余勞動力得到進一步釋放,現代工業部門的迅速發展足以超過人口的增長,該部門的工資最終將會上升。
當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邊際產品相等時,也就是說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大體相當時,意味著一個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已經形成,整個經濟――包括勞動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經濟發展將結束二元經濟的勞動力剩余狀態,開始轉化為新古典學派所說的一元經濟狀態,此時,第二個轉折點,即“劉易斯第二拐點”開始到來。關于我國劉易斯拐點的界定,據蔡P(2007)估計,我國大約在2009年達到“第一個劉易斯拐點”,在2015年達到“第二個劉易斯拐點”,日本學者田島俊雄(2008)同意蔡P的“第一拐點”的判斷,但其估計2013年左右達到“第二個劉易斯拐點”。
2.人口紅利
與“劉易斯拐點”相對應的是“人口紅利”,由于年輕人口數量增多形成的廉價勞動力,提供給經濟發展相對便宜的要素價格。對于很多發展中國家而言,廉價勞動力是發展的一個重要要素,這一點,在我國的經濟增長模式中也表現得較為明顯。而“劉易斯拐點”與“人口紅利”之間似乎有一種正相關的關系,前者的顯現,往往是“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一個前兆。
3.人口紅利與儲蓄
人口結構影響儲蓄率是人口轉變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渠道,撫養負擔低的人口結構通過提高儲蓄率來促進經濟增長。高路易(2005)用固定資產形成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計算得出,改革開放24年,我國人口紅利期的儲蓄率始終在30%以上。王德文等(2004)采用列夫模型進行研究,得出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上升將減少儲蓄率,且結果均較顯著。
(二)我國高儲蓄率成因
目前對我國高儲蓄率成因分析,除了從高經濟增長率、高人口增長率外,學者們也從人均收入因素、收入分配因素、人口年齡結構、預防性儲蓄動機和宏觀經濟政策等因素進行了分析。
經濟增長速度。汪偉(2008)考慮到我國特殊的二元經濟環境,利用1952-2006年省級動態面板樣本數據,通過向量自回歸模型,分析了經濟增長率、投資率和儲蓄率之間的動態相關性。結果顯示:經濟增長率對儲蓄率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反向因果關系不成立。
目前對我國高儲蓄率成因分析,除了從高經濟增長率、高人口增長率外,學者們也從人均收入因素、收入分配因素、人口年齡結構、預防性儲蓄動機和宏觀經濟政策等因素進行了分析。
人均收入因素。殷興由、孫景德和張超群(2007)對1978年以來我國居民高儲蓄率成因進行研究時,采用了寧波市400戶家庭數據,在分析出居民不斷上升主要原因的基礎上,給出了量化比例。結果顯示:不確定因子、制度因子與收入因子中,收入因子是影響居民總儲蓄率上升的主要推動力。杭斌、郭香俊(2009)認為,收入不確定性是我國城鎮居民高儲蓄率現象的主要推動力。
收入分配因素。有些學者從我國總儲蓄結構特征出發,運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中國資金流量表進行分析。李揚、殷劍峰(2007),翁媛媛、饒文軍、高汝熹(2010),徐忠、張雪春、丁志杰、唐天(2010)等通過建立計量模型對儲蓄率變化的原因分部門做了實證檢驗。一致認為,造成我國高儲蓄率的兩個重要原因是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儲蓄的不斷增加。汪偉、郭興強(2011)認為,目標性儲蓄可能是連接儲蓄率與收入不平等之間的一個重要理論渠道,收入不平等和居民的目標性儲蓄可能是造成我國居民高儲蓄率的重要原因。
人口年齡結構。袁志剛、宋錚(2000)分析表明,人口老齡化會激勵居民增加儲蓄,我國居民高儲蓄率的一個主要推動力可能是人口老齡化。鄭長德(2007),鐘水映、李魁(2009)基于生命周期理論,運用我國省級動態面板數據,對各地區人口轉變及撫養負擔變化對儲蓄率的影響進行了估計,結果均認為少兒撫養比下降會導致居民儲蓄率的上升。
宏觀經濟政策。何立進、封進、佐藤宏(2008)采用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城鎮住戶調查數據,基于生命周期模型分析了中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對居民對家庭儲蓄率的影響。養老金財富變化的外生性,可以作為財政因素來分析其對家庭儲蓄率的影響。研究認為,養老金財富對于家庭儲蓄率存在不同的替代性,但不同的家庭替代效應有明顯差異。
以上研究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因素,大部分都是從單方面進行分析的,很少考慮綜合因素,本文將在綜合以上影響因素的基礎上,結合劉易斯拐點理論,加入勞動力變化因素,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一:人口撫養比上升會導致居民儲蓄率上升。
假設二:農村勞動力比重減少將導致儲蓄率上升。
三、人口結構效應的實證分析
(一)變量定義及來源
對于影響居民儲蓄率的因素,本文結合以前研究以及數據的可得性,考慮了經濟增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人口撫養比、農業就業人口比重、養老保險人口比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視為宏觀經濟因素,用GDP表示;養老保險人口比重視為宏觀經濟政策因素,用EI表示;撫養比視為人口年齡結構因素,用TR表示;農業就業人口比重視為勞動力結構變化(人口紅利)因素,用RP表示;儲蓄率用RS表示。數據均為年度數據,考慮到養老保險制度從1989年才開始,故樣本數據區間為1989年到2014年共26個樣本。居民儲蓄率、撫養比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網站、農業就業人口比重、養老保險人口比重來源于“中國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網站。
(二)模型的構建
理論和學者的研究均表明,人口結構變化會對居民儲蓄率產生影響。這可以初步判斷人口結構與居民儲蓄率之間可能存在相關關系,但不能確定兩者是否存在明確的關系,以及人口結構變化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程度如何。因此,建立以下計量模型進一步研究:
RS=C0+C1*GDP+C2*EI+C3*TR+C4*RP+et
其中,C0為常數項,et為隨機誤差項。
在建立上述模型的基礎上,采用向量自回歸模型(VAR模型,是由Smis在1980年提出來的,目前各內部變量的沖擊主要是采用VAR模型)分析人口結構變化對居民儲蓄率的沖擊影響,模型具體方法不再贅述。
(三)數據的檢驗及模型的建立
1.數據平穩性檢驗
本文以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在時間序列關系檢驗前,先要確定時序是否平穩。首先對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來判斷序列的平穩性,本文采用ADF檢驗方法檢驗時間序列是否平穩,檢驗過程中采用SIC準則確定滯后項,結果見表1。其中,D表示變量的差分,ADF檢測類別為(c,t,f),依次表示截距項、趨勢項和滯后項。通過SCI準則為序列選取合理的滯后階數進行單位根檢驗,可選用不帶任何項、截距項和趨勢項的方式進行選擇。
ADF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在5%的顯著水平下,RS、GDP、RP、TR和EI都是不平穩的,RS、和GDP經過一階差分后是平穩的,RP、TR和EI經過二階差分后是平穩的。根據檢驗結果,數據不是同階單整的,需要進行協整檢驗,檢驗顯示可以建立RS、GDP、D(RP)、D(TR)、D(EI)的VAR模型。
2.VAR模型的建立及檢驗
通過平穩性檢驗,滿足建VAR模型的必要條件。首先,需要確定滯后階數,考慮到模型的解釋能力和保證模型的解釋能力,根據SIC準則,將VAR模型的滯后階數選擇為2階。參數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
從表2的結果看,RS方程擬合優度較好,R-squared達到了0.933651,說明VAR模型估計效果較好。
為了更好的分析人口結構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以及影響的貢獻度,需采用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進行分析,這需要檢驗VAR模型的穩定性,圖1表明VAR(2)模型的所有逆根都在單位內,說明VAR(2)模型是穩定的。
(四)脈沖響應函數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和檢驗可以得出本文構建的VAR模型是一個穩定的向量自回歸模型,在此基礎上可以使用脈沖響應函數分析模型中的變量居民儲蓄率在受到其他變量殘差沖擊時的短期反應。脈沖響應結果見圖2。
通過圖2,我們可以看出經濟增長、宏觀經濟制度、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勞動力結構對居民儲蓄率的沖擊效果。從圖2的脈沖響應函數的分析結果看,當經濟增長率GDP產生一個正向沖擊時,短期內會產生一個負向的反應,然后在第3期產生正向反應并在第4期達到最大后一直波動,到第12期基本產生負向影響并在第19期趨于穩定,說明經濟增長率在中長期的影響還存在。當養老保險人口比重波動EI產生一個正向沖擊時,短期內會產生一個正向沖擊,到第10期轉向負向影響并趨于平衡,說明養老保險人口比重波動DEI產生的影響主要是短期的。撫養比TR產生一個正向沖擊后,在前8期為正向沖擊,轉為負向并在20期趨近于0,說明撫養比TR對儲蓄率的沖擊是短期的。農業從業人口比重波動DRP產生一個正向沖擊時,短期內由負向到正向沖擊波動,并在負向沖擊逐漸平穩,但中長期影響較小。
(五)方差分解
榱爍好的分析經濟增長、宏觀經濟制度、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勞動力結構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程度,并區分影響居民儲蓄率的短期、長期決定因素,本文在VAR(2)模型的基礎上,利用方差分解方法分解出經濟增長、宏觀經濟制度、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勞動力結構的波動對居民儲蓄率變化的貢獻度,方差分析結果見圖3。
從表3可以看出,居民儲蓄率的變化主要受自身、宏觀經濟和人口結構變化的影響。自身影響在前3期仍然比較大,為58.1%,這說明居民儲蓄率有慣性特征。同時,經濟增長率對居儲蓄率的影響一直很明顯,并隨著時間逐步增加,這說明居民儲蓄率受經濟增長率明顯,并且隨著時間推移會增加。養老保險人口比重雖然對儲蓄率也有影響,但比重一直很小。撫養比對儲蓄率的影響在第7期增大到最大后,貢獻度在下降,這也說明了撫養比的影響是短期的。農村人口比重在初期對儲蓄率的影響貢獻度很小,但也有逐步增加的趨勢,這說明勞動力結構的變化將長期影響儲蓄率。
四、結果及建議
(一)經濟增長對儲蓄率的影響是明顯的
從理論分析看,經濟增長會增加財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儲蓄,這與我們在VAR模型基礎上的脈沖響應分析一致。實證分析表明,在短期內,人均GDP增長率與居民儲蓄率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但長期的關系是負相關,而且影響關系是長期的。這與以前研究結果有所不同,這可能與我國經濟增長長期以來是投資帶動,但部分投資是無效的,在一定程度上消耗儲蓄資源。
(二)宏觀經濟因素和人口年齡結構因素的影響是短期的
從分析結果看,養老保險的人口比重和撫養比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在短期都是正向的,但有所不同。撫養比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明顯要比養老保險的人口比重的影響大,這也是符合我國社會現實的,我國傳統文化的“養兒防老”的觀念根深蒂固,反而對社會養老不是很重視。而撫養比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是正向的,也與以前研究成果不一致,主要是因為居民在少兒撫養的觀念改變,更注重教育投資,這需要進行儲蓄,少兒撫養比在總撫養比例較大,從而出現在短期內對儲蓄率的影響是正向的。
(三)農業勞動人口比重變化對儲蓄率變動的沖擊不容忽視
根據劉易斯拐點理論,勞動力剩余到勞動力短缺會導致工資上升。而我國農業從業人口比重一直在下降,隨著我國勞動人口結構的變化,已經出現了部分地區和部門勞動力短缺,工資出現上漲。這與我們研究的農業人口比重對儲蓄率變動的影響是負向的沖擊基本一致,說明我國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導致工資上漲,從而引起儲蓄率上升。
鑒于此,提出以下建議。一是要保持經濟的合理增長速度。經濟增長與儲蓄率的關系是相互的。高儲蓄率伴隨著高投資率,對我國的經濟增長貢獻巨大,而經濟的快速增長也推動了儲蓄率的上升。在短期內,我國經濟的增長動力很難改變,于此同時儲蓄率上升也是必然的,要形成兩者的良性互動,經濟增長需要保持一個合理的速度,新常態下7%的增長率是合理的。二是通過新型城鎮化促進農業人口的轉移。我國新增就業人口減少的大趨勢不可避免,于此同時,農業從業人口比重過高還將存在,這將對我國經濟的發展產生較大影響,需要通過產業升級、加快第三產業特別是服務業等行業來吸納大量農業就業人口的轉移。新型城鎮化將是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重要途徑,應加快新型城鎮發展,促進產業升級和人口市民化。三是拓展投資渠道,促進儲蓄分流。較高的儲蓄率導致高投資率,影響消費;同時也導致我國銀行等間接融資比例過高,金融風險集中到銀行體系。因此,應通過金融市場、貨幣市場等多渠道創新,分流高儲蓄,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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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Change of Demographic Structure on the
Residents Savings Rate in Chin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ewis Turning Point
要了解小城鎮對周圍農村發展的作用,了解小城鎮的人口容量,就必須研究小城鎮的人口問題。也只有對小城鎮的人口問題有比較深入的了解,才可能對小城鎮的戶籍制度改革有清楚的認識。
一、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進程回顧
農村改革后大量的農民進城謀生。因此1984年國務院發出《國務院關于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允許農民自理口糧到縣城以下的集鎮入戶居住,發給《自理口糧戶口簿》。這是對50年代以來戶口管理體制的一個重大突破。自理口糧對農民的吸引力不大,1990年全國自理口糧人口428萬人,1993年只上升到470萬人[1],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是小城鎮的經濟缺乏活力。以1993年為例,在自理口糧就業人口中,從事工業的占26.7%、商業的占23.2%、服務業的占17.7%、建筑業的占10.7%、交通運輸業的占6.1%、其他的占15.6%,從這個結構可以看出為小城鎮自身經濟服務的就業人口占半數以上。讓農民自理口糧到城鎮,而小城鎮給農民的機會有限,因此吸引力也有限。
1992年公安部出臺的《關于實行當地有效城鎮居民戶口制度的通知》,決定實行當地有效城鎮戶口制度,范圍是小城鎮、經濟特區、經濟開發區等,對象是外商親屬、投資者、被征地的農民。在這一基礎上,1992年山東省政府出臺了“山東省地方城鎮戶口”政策,其他大部分地方采取的是“藍印戶口”這種更加機動的戶籍政策。藍印戶口是一種介于正式戶口與暫住戶口之間的戶籍,因使用的印章為藍色而得名。擁有藍印戶口的人基本上可以享受正式戶口的利益,但是要經過若干年后才能夠轉變為正式戶口。最早采用藍印戶口的以中小城市居多,在一些地方的小城鎮也實行藍印戶口。藍印戶口的條件和價值與城鎮的地位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城鎮地位越高,得到藍印戶口的條件也越高。
1997年在全國近400個小城鎮進行戶籍改革試點。從1998年開始,各地逐步開放小城鎮戶籍。在這方面,中西部地區開放的步伐邁得比較大。例如1998年貴州省在10個小城鎮進行試點,在貴州省公安廳的《小城鎮戶籍改革試點方案》中規定,在小城鎮中有合法穩定的非農職業或者穩定的生活來源,有合法的固定居所后居住滿兩年,就可以辦理小城鎮的常住戶口,并且不允許收取城鎮增容費。
2000年中央和國務院出臺了《關于促進小城鎮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規定對縣級市市區及以下的城鎮,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穩定職業或生活來源的農民,均可根據本人意愿轉為城鎮戶口。在這一政策的推動下,各地對小城鎮戶籍的開放速度也相應加速。2001年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于推進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對小城鎮的戶籍改革進一步放寬,至此絕大多數小城鎮的戶籍基本上對農民開放了。
在開放小城鎮戶籍這場改革中,對開放戶籍促進城鎮化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其實從1997年開始小城鎮的戶籍試點改革到現在,小城鎮對農民的吸引力并沒有明顯的增強,沒有出現大量農民遷入小城鎮的情況。例如1999年在安徽渦陽縣竟然要把城鎮戶籍以每個600元的價格攤派出售[2]。河南省小城鎮的戶籍開放后,對農民的吸引力不大,在一些改革試點小城鎮竟然沒有一個人申報[3]。為什么小城鎮的戶籍改革沒有引起大的反響,這從小城鎮人口狀況可以得到有益的啟示。
二、小城鎮人口狀況
關于小城鎮的人口統計比較混亂,不同的資料來源有出入。資料不一致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統計口徑問題,按照中國的戶籍管理制度,一個鎮人口的身份至少有兩種類型,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在一些鎮中則可能還有“自理口糧人口”、“藍印戶口”、“地方城鎮戶口”等等。按照戶口所在地又可以劃分成本地人和外來人口,而外來人口中又可以劃分為辦理了暫住手續與沒有辦理的兩類。按行政區劃來劃分鎮人口,時常會產生誤導。因為大多數小城鎮的管轄范圍都比較大,包含了大量的農村,容易夸大小城鎮的人口規模。目前小城鎮的范圍界定也有待完善,因為在一些地方,隨著小城鎮的發展、城鎮人口規模的擴大、農村工業的發展,鎮與周邊農村在地理上已經連成一片,如果用原來的行政區域來計算小城鎮的人口規模則容易縮小其實際的人口數量。鑒于上述情況,在本文中對小城鎮人口的描述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只能是一種概況性的介紹。
表1與表2是來自不同資料的全國性小城鎮人口資料,表1是歷史性的回顧,表2是時間剖面的狀況。表2的資料并不完整,缺了接近2000個鎮的數據,占當年全部城鎮數量的10%。如果比較兩張表的數據,可以看出兩者之間在平均人口規模上有比較大的差異,而在平均非農業人口規模上的差異比較小,導致這種差異的原因是統計范圍的不同,前者是用鎮行政區劃統計,因此規模偏大,后者用建成區,因此規模偏小。由于農業人口大部分居住在鎮的建成區外,用行政區與建成區不同口徑統計導致的差距比較大。又因為非農業人口主要集中在鎮的建成區內,所以用行政區與建成區不同口徑統計導致的差距相對比較小。上述的兩個資料都有缺陷,但是相比之下用建成區統計的資料更加符合實際情況。
表1部分年份小城鎮基本情況
附圖
資料來源:[1]《中國統計年鑒》(相關年份),中國統計出版社.
[2]《中國人口統計年鑒》(2000年),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
[3]《中國人口年鑒》(198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根據表2中的數據,從60年代初期開始到改革開放前的20年間,全國小城鎮在數量和人口規模上長期處于停滯狀態。改革開放以后,小城鎮的數量從1980年不足3000增長到1999年接近2萬個,平均每年增長率為10.5%;人口規模從5693萬增加到37637萬,平均每年增長率也為10.5%。雖然近年來小城鎮有較大的發展,但是分析一下卻可以看出小城鎮發展有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作為小城鎮主體的非農業人口,從1980年到1999年的平均年增長率只有2.8%,扣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長因素,小城鎮的非農業人口遷移增長率實際上是很低的。第二個是在1980年平均每個小城鎮有1.5萬的非農業人口,到1999年平均每個小城鎮的非農業人口不到4000人。小城鎮非農業人口規模的縮小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部分人口規模大的小城鎮發展為小城市,二是新增加的小城鎮的人口規模小,三是因為戶籍制度的限制,大量在小城鎮從事非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農業人口”沒有被承認是非農業人口。
表21999年各地帶小城鎮人口情況人/個
地帶平均人口平均非農業人口平均勞動力人數平均企業人員數
東部5842241531551516
中部511923782489857
西部331214601676505
全國5009216926121077
說明:①共17260個鎮資料,根據這些鎮的資料計算,下同。
②此表的人口指的是鎮區的人口。
資料來源:《中國農村鄉鎮統計概要2000》,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
前幾年大量的縣城轉變為城市,導致剩下的小城鎮人口規模普遍不大,全國大約70%的小城鎮的人口規模不到5000人,非農業人口規模不到2000人。小城鎮人口規模超過2萬,或非農業人口規模超過1萬的小城鎮,占全部城鎮的比重在3%左右。從空間的角度看,小城鎮的人口規模以東部地帶為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例如東部地帶小城鎮平均人口規模比西部高76.4%,東部地帶小城鎮平均非農業人口規模比西部高65.4%。根據17260個鎮的資料,在人口規模最小的2000個鎮中,約50%在西部地區。
表31999年各地帶小城鎮人口規模分布%
附圖
資料來源:《中國農村鄉鎮統計概要2000》,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
表41999年各地帶小城鎮非農業人口規模分布%
附圖
資料來源:《中國農村鄉鎮統計概要2000》,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
由于大部分小城鎮人口規模小,只要增加幾千人就可以讓不少城鎮人口倍增,由此帶來生活環境惡化,就業機會減少等問題,因此短期內大多數小城鎮人口增長的空間不大。
三、小城鎮人口中實際非農業人口估算
在前面談到小城鎮發展過程中,大量從事非農業生產經營的“農業人口”得不到承認為合法的非農業身份,這部分人在目前的城鎮人口中占相當大的一部分。同時在部分小城鎮中存在大量的外來勞動力,在有資料的城鎮中,有1226個鎮的企業中的就業人數超過有當地戶籍的勞動力人數,表明大量外來人口存在。這種情況以東部居多,數量最多的分別是廣東、江蘇和重慶。如果大量實際從事非農業工作者的身份得到確認,對城鎮戶籍管理有益,這些城鎮將是戶籍制度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表5企業人數超過鎮勞動力總數的城鎮分布
地區數量(個)比重(%)
東部65053.0
其中:江蘇14311.7
廣東14812.1
中部27022.0
西部30625.0
其中:重慶13511.0
全國1226100.0
資料來源:《中國農村鄉鎮統計概要2000》,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
到底小城鎮中有多少人口應該屬于非農業人口,這是無法準確回答的問題,因為在小城鎮中,有些家庭內部的成員可以分別從事農業與非農業工作,也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同時兼職農業與非農業。不過還是可以對目前小城鎮中實際非農業人口規模作一大略估計,下面是估計的公式:
期望城鎮非農業人口=1.8×(企業人員數+勞動力人數×0.1)
這一公式的基本思路是:第一,按目前中國城鎮的實際情況,每個非農業勞動力供養1.8人(包括勞動力本人在內);第二,在一個鎮內部的勞動力中至少有10%的人是從事行政管理、文教衛生、商業和服務業,應該說10%這一比重可能偏低。用這一公式計算出的城鎮非農業人口規模,本文稱為期望城鎮非農業人口。表6是根據公式計算的結果,從中可知全國小城鎮中,實際屬于非農業的人口要比統計數多50%左右,其中東部地區大約多70%,中西部則在30%左右。要強調的是這些期望可在小城鎮增加的非農業人口中,70%以上在東部地區。
從期望可增加的小城鎮非農業人口數量上看,除了局部地區之外,小城鎮非農業人口的增長并非是無限的,它受到小城鎮就業條件的限制。除了少數以交通、旅游、集市貿易為主要產業的小城鎮之外,大部分小城鎮人口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企業發展的制約,只要沒有一定數量和規模的企業存在,讓小城鎮人口大發展是空中樓閣。根據表2中的數據,全國平均每個小城鎮只有大約1000人的企業員工。東部地區多些,平均有1500人左右,西部平均只有500人上下。而從表7的數據中可知,全國接近40%的小城鎮中,企業員工數量不足250人,在西部地區這一比重是接近60%。從企業情況看,目前大部分小城鎮容納大量人口就業的前景并不樂觀。
表61999年各地帶小城鎮非農業人口增長潛力萬人,%
地帶實際非農業人口期望可增加期望可增加非
非農業人口①農業人口比重②
東部1935130967.6
中部118933428.9
西部62017728.5
全國3744182048.6
注:①期望可增加非農業人口=A類城鎮的期望非農業人口-A類城鎮的實際非農業人口
A類城鎮指的是:期望非農業人口>實際非農業人口的小城鎮
B類城鎮指的是:期望非農業人口<實際非農業人口的小城鎮
②期望可增加非農業人口比重=期望可增加非農業人口/實際非農業人口
資料來源:《中國農村鄉鎮統計概要2000》,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
表71999年各地帶小城鎮企業員工人數規模分布%
附圖
資料來源:《中國農村鄉鎮統計概要2000》,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
從期望城鎮非農業人口和小城鎮企業規模的分析中可以得知,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可以讓一些實際上已經在小城鎮工作的人得到戶籍,但是靠這類人口來增加小城鎮人口的作法在東部地區可以比較有效,在中西部地區的效果不大
四、關于小城鎮人口與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的幾點討論
在對小城鎮人口狀況有一定了解的基礎上,可以從人口的角度對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作一點討論。
首先,小城鎮的人口規模普遍太小,對大多數服務行業來說,根本達不到許多服務業所能生存的“門檻人口”。在這些城鎮中,要依靠企業中就業人口的大量增加,拉動服務業人口的增加才可能發展。其實從“自理口糧”人口對小城鎮發展起的作用有限這一事實,也可以看到開放小城鎮戶籍對大部分小城鎮的發展幫助有限。
其次,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人口的流動主要是受到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從目前小城鎮的人口狀況看,大多數小城鎮的勞動力市場潛力有限。大部分企業規模小,容納勞動力的能力極有限。根據《中國農村鄉鎮統計概要2000》中數據計算,在小城鎮中平均每個企業的規模12人,其中東部地區平均16人,中部地區平均9人,西部地區平均7人,可以說相當部分企業是處于小作坊的水平。沒有就業機會,白給農民一個小城鎮戶籍對農民沒有實質意義。
第三,目前戶籍制度改革并不限于小城鎮,大多數小城市的戶籍已經相當開放,甚至于石家莊這樣大城市的戶籍也基本上開放,與小城鎮相比,城市的吸引力遠大得多,而且對石家莊這樣的城市來說,戶籍開放后也沒有出現大量人口涌入的局面。因此只要小城鎮的就業機會無法超過城市,那么小城鎮的戶籍吸引力就有限。
第四,小城鎮戶籍改革的實質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根據目前小城鎮人口現狀,小城鎮戶籍改革的實質是承認大批在小城鎮工作、生活的人口,他們的身份已經不是農民,其目的應該是方便人口管理。如果把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的目的定位在促進農村城鎮化上,從前面的分析看,很可能要失望的。
第五,小城鎮戶籍改革的效果存在地區差距。在東部地區小城鎮的發展水平比較高,在珠江三角洲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特大城市的郊區,戶籍改革對小城鎮規模的發展會有相當大的促進作用。相反在廣大的中西部地區,簡單通過開放小城鎮戶籍,甚至是開放城市戶籍,對城鎮化的促進作用依然有限。
收稿日期:2002-1-21;修訂日期:2002-4-3
【參考文獻】
摘 要:作為全民醫保的率先試點地區,天津市在近幾年內努力建立健全城鄉統籌和全市統籌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克服了其他試點地區在城鎮職工與城鎮居民、農民之間繳費、補貼、個人賬戶和管理上的巨大差別,提高了醫療衛生事業的公平性和可及性。本文旨在調查天津市民對醫療保障制度的感受和滿意程度,研究滿意度背后所隱藏的基本醫療保險的優劣之處,同時找出天津市全民醫保的經驗及尚需改進的地方,以期實現更加便民利民、順應社會的醫改之路。
關鍵詞 :全民醫保;城鎮職工;城鄉居民;老年群體;滿意度
中圖分類號:R1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0-8772(2014)25-0205-04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和選題依據
在社會保障逐步發展的今天,看病難看病貴已然成為中國百姓所關注的焦點問題,說明我國醫保制度尚不完備,難以實現全面統籌調控。當前,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以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三大醫保制度正在逐步向全民覆蓋推進整合,全民醫保是一個國家醫療保障的目的和歸宿。
目前已有近30個國家實現了全民醫保,而各國實現全民醫保所經歷的年數從20年至127年不等,由此可見實現全民醫保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中國是一個人口基數龐大的國家,想要實現醫保的全覆蓋,不可急功近利。天津作為全民醫保在中國的試點地區,自2008年起逐步實施完善全民醫保,并始終堅持著廣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的方針,最終實現了城鄉統籌、全市統籌,積累了相當多的經驗,也更能夠反映出全民醫保在實施過程中存在的缺陷,因此對全民醫保滿意度研究具有深厚的研究價值。
(二)研究目的及意義
理論意義:更加深入的了解天津這一全民醫保試點地區的基本醫療保障制度。與其他醫改試點地區進行路徑比照分析,吸取經驗不斷調整,努力提高天津人民對醫保的滿意程度。對社會保障制度研究的補充,擴充了醫療保障的研究范圍。天津全民醫保改革的路徑分析、經驗分析以及存在的問題分析對其他地區政府進行醫保改革具有可參照性的范本研究價值。
現實意義:反映出試點地區人民對全民醫保的態度和觀點,體現人民的訴求,有助于促進天津全民醫保更好地改進和實施,同時也有利于全國其他尚未實行全民醫保的地區進行學習。而且當前正值天津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新方案出臺的關鍵時刻,希望能從實際操作角度出發提出對醫改有幫助的對策和建議。
二、文獻回顧
(一)國內外全民醫保現狀
1.全民醫保國家的改革歷程
(1)德國:世界上第一個實行現代意義上社會醫療保險制度的國家,各種醫療保險覆蓋人口已經達到99%,這與其多年來不斷推進的醫療衛生制度改革創新分不開。在學習借鑒德國醫改的過程中,中國需要考慮到如何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平衡社會利益關系,嚴格控制醫療費用的增長,以及醫藥行業的適度自由競爭。[1]
(2)英國: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福利國家,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至今已運行半個多世紀。英國醫療保險體制改革非常注重拓寬醫療保險的資金來源,積極鼓勵私人資本和私營醫療機構進入大眾醫療服務領域;注重將利用外資和引進國外的先進醫療技術和護理技術有機地結合起來;英國醫療保險行業在對外開放市場的同時,積極引進、利用國外先進的醫療技術,護理技術和管理技術來彌補英國整體醫療資源的不足,實現了英國醫療資源總量的集約型增長;英國醫療保險體制改革還盡力通過體制創新來實現整體醫療能力的集約型擴張。[2]
(3)韓國:作為東亞社會政策的代表,韓國的現代化是一種后發的、壓縮性的,其經驗與歐美、日本明顯不同,因而韓國的經驗教訓對中國具有更直接的借鑒和警示意義。[3]
韓國醫保改革的巨變發生在政治民主化之后,此前包括醫療保險在內的社會政策向來都是官僚和專家的排他性領域,社會勢力根本沒有介入政策制定過程的渠道。因此中國醫改需要注意政府對醫保的財政支出和政府責任的加強,同時也要考慮醫保制度的整合以及醫保民主化的方向。
M.R.Gupta研究全球醫療保障體制改革與發展的趨勢,指出各國醫療保險與醫療保障制度創新改革基本趨勢有四個方面:一是非洲國家法定保險計劃的出臺和進一步發展,以此來加強社會保障,并且努力將醫療保障的范圍擴大到覆蓋正規和非正規經濟部門的所有職工;二是美洲大陸致力于擴大社會醫療保障的范圍和提高制度的效率,其改革的主要方面是更好地利用有效的資源來使醫療服務覆蓋更大的范圍;三是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改革主要側重于擴大醫療服務對低收入人群的覆蓋面,擴展資金籌集的渠道和福利內容;四是歐洲國家積極地應對人口的老齡化問題,控制由此引起的醫療服務成本不斷上漲。[4]
2.國內全民醫保實施的現狀
在近三十年的整改過程中我國形成了規模效應,促進了醫療資源的豐富和醫療水平的提高。但是也要看到在不斷地調整中公平的原則并沒有很好地實現,醫療衛生事業缺乏有效配置,同時醫保基金難以平衡、補充醫療保險發展緩慢,加上人口老齡化的壓力,中國醫改的方向最終朝向全民醫保。[3]
例如在江蘇、上海、福建、山東等部分省市均普遍存在著對制度認知度較低,居民分類復雜,參保積極性不高,保障水平偏低,逆向選擇、醫療費用難以控制,醫療保險用藥目錄范圍不同,醫療保險制度缺乏有效銜接、統籌層次差異大,預防機制不健全等問題。
珠海的醫改歷程如下:1998年起實行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2002年實行外來工大病醫療保險,到2006年實行未成年人和在校大學生醫療保險,而后實行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實現了覆蓋全民的基本醫療保險。珠海的醫改與其他試點地區有所不同:首先,它將外來務工人員和全部未成年人及在校大學生獨立出來,自成保險;其次,珠海建立了城鄉統籌的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克服了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保障不平等的問題;此外,在實現全民醫保后珠海地區仍積極調整,不斷優化醫保政策。最新數據顯示,珠海出臺新規定,增加了醫保門診特定病種,并提高了住院支付限額,珠海市參保人將享受到更多的醫療保障。[5]
3.綜述
從各個國家來看,在醫保建立的初期,國家普遍從促進經濟發展的角度出發,制定在不同職業下的不同水平的醫療保險,目的是為了維護國家穩定、經濟發展,對真正的弱勢群體和底層人民并沒有多少益處。
隨著社會的進步,對醫保的呼聲越來越高,政府開始加大支持力度,可以說醫保的完善與民主化進程亦步亦趨。因此中國的全民醫療保險要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逐步推進。鑒于中國國內龐大的人口壓力和多數免費醫療國家財政危機的現狀下,中國應該堅持走社會醫療保險的模式。
在中國多個醫改試點地區的比照分析中不難看出,每個試點在實現全民醫保的過程中都是憂喜參半的,難免會遇到問題,而這些問題反映出醫保還存在著不健全之處,這也正是天津醫改過程中要注意和盡量避免的地方。在這些試點地區中,我認為珠海地區的醫改路徑是非常具有借鑒意義的。首先,全面推進醫療保險覆蓋面;其次改變路徑依賴,消除城鄉不平等問題;隨后不斷壯大社保基金,逐漸提高險種和支付限額;加強預防,關注外來工、未成年人、困難家庭等弱勢群體對門診保障的巨大需求,推行小病門診統籌、中病醫療保險、大病統籌救助三個層次;最后,打破醫療市場原有利益格局,努力改善醫患關系,尊重保障民眾的利益。
(二)評價研究不足及本次研究的獨特性
在查閱文獻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多數有關全民醫保的研究都是與國際間不同體制下的國家相比較,抑或是對全民醫保背景下公共服務體系、效益、改進、重構的研究,對于特定試點地區全民醫保的滿意度調查卻寥寥無幾。而相關文獻多為中國醫改試點地區的經驗和啟示類文章,主要集中在社會保障政策設計和政府管制方面。在醫保滿意度問題上,目光總是鎖定在大學生群體,而忽視了兒童和老年人這些醫保主要對象的感受,使得研究受到了一定的局限,缺少真正從最普通的人民群眾角度進行調查、追求醫保更貼近老百姓生活的研究。
本文的研究是通過將醫保滿意度在不同的人群中進行調查,來獲得不同年齡、不同階層、不同狀況下人們對當前醫保的態度、感受和建議,從而更好地幫助醫保深入群眾、便民利民。同時在天津市人口年齡結構比重的客觀條件下,充分考慮全民醫保中不同需求量人群之間的差別,分年齡進行分析研究,重點向接觸醫保最為頻繁的老年群體傾斜,從而能夠得出更加準確的描述和結論。
三、研究思路與研究方法
本文的資料收集與分析方法主要采用定量研究。研究總體為全體天津市居民,包括天津城鎮職工、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樣本規模約為84。為了突顯全民醫保的實質性作用,本次調查向易患病的老人群體傾斜。
研究的內容為天津市民對全民醫保的滿意程度,即兩種不同醫療保險下人民的滿意程度。滿意程度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考察:醫療保險的實用性、簡化性,醫療費用支出在人們收入中所占比重大小,看病次數多寡,醫保報銷范圍、比例,醫療費用、門檻費對滿意度造成的影響,以及社保卡、轉院等方面的專項調查。
四、天津市市民對全民醫保實行的滿意度分析
(一)人民對全民醫保的總體評價
通過對74份有效問卷進行統計和分析,得出了以下結論:
接受調查的人群普遍認為個人每年在看病買藥治療上的花銷只占個人年收入的一小部分,而醫保門診報銷范圍的800-5500元確實也是綽綽有余的,可以說天津市的醫療保障著實為人民減輕了部分經濟負擔,繳費少、受益大;人們也表示醫保卡可以使手續相對簡化,同時在醫療機構交費時并不用提前墊付需報銷的部分;此外,天津市的急診正在逐步實現當場報銷,無需個人全額墊付,更省去了事后報銷的復雜環節。由此可以看出人們對當前基本醫療保險費的個人繳費比例相對滿意,也說明醫保確實起到了繳費少、受益多的作用。
同時,與北京地區醫保不同的是,在天津地區人們無論參加城鄉居民醫療保險還是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其規定的3個定點醫院僅僅是在特殊病登記時需要的,也就是說,只有在患有特殊病的情況下才需要到這3家定點醫院進行治療,而日常生活中全市所有醫保定點醫院均可參與報銷。這樣極大地方便了人們平時的看病治療,給人們帶來了便利的條件。
由此可見,天津醫保的改革與發展著實達到了惠民的要求。但是相比之下,在很多方面人們也提出了當前醫保的不足之處。首先,在醫保方面有著人們普遍重視的四大天王:門檻費、報銷比例、醫療費用和藥品范圍。通過排序我們發現,絕大多數人認為醫保門檻費是首當其沖的,門檻費越低,人們越能夠享受到更多醫療費用的報銷。當前800元的門檻費在人們看來過高,想要享受報銷就要先花光800元,這對于一些貧困家庭或者是生病次數較少的家庭來說確實是個大數目。因此,就會有一些貪圖利益的藥店、藥房,用部分生活用品或家用電器代替藥品賣給持卡者,通過多劃取醫保卡上的金額,來幫助參保人員更快的跨過醫保的門檻,同時藥房也達到賺取差價的目的。此外,人們比較看重的是醫保可以報銷的比例、醫療費用的高低以及購買的藥品是否在可報銷藥品范圍內。這些是人們關注的焦點,相對應的,驗證了當前“降低醫保門檻、提高報銷比例、控制醫療費用、擴大可報銷藥品范圍”呼聲四起的現狀,更加體現出人們最希望醫保改進的方向。
其次,根據對“城鎮居民對基本醫療保障制度不滿意的地方”的統計,可以看出有近70%的人認為醫保可報銷病種過少,報賬、轉院、報銷手續太過繁瑣,對老人、兒童及特殊病種病人的處理缺乏靈活性,負擔重。有超過50%的人認為不同等級的定點醫院報銷比例不應相差太大,醫保制度的普及程度有待提高,以及醫療機構服務質量差、態度差等問題。
而在去醫療機構看病的問題上,多數老年人基于身體狀況所限,多會選擇去離家近的醫院或社區門診;多數患有專科疾病的人群則會選擇去專科醫院、三甲醫院進行治療;而在所調查群體中,多為年齡集中在26-40歲之間的青壯年,因免疫力強,他們更愿意根據自身病情,自行在藥房取藥。而如果要去醫院的話,他們也會選擇去三甲醫院,而非社區門診。部分原因是因為他們更相信三甲醫院的醫療服務水平,而對低于社區門診的報銷比例并不是很在意。
本次調查中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占14.86%,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占85.14%。然而,在這74位被調查者中居然仍有單位職工參加的是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其單位并沒有為其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但是按照天津市基本醫療保障制度的規定,凡有單位者,單位需為其員工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不看其戶口是農業還是非農業。因此在戶口問題上反映出天津市仍需加強各大企業、單位的督察力度,確保每一位職工都能享有醫保帶來的實惠。
(二)影響醫保滿意度的針對性分析
在天津醫保滿意度調查中,我們不僅要看到天津醫保受到了多數人的認可,更要看到弱勢群體對醫保的呼聲。而其中最有發言權的是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因為相比于青壯年,這兩類人群都屬于體質較差、與醫院有著更為密切聯系的群體。而通過對居民每年看病次數的統計可以看出,看病次數高達每年11次以上的人群中,66.7%為65歲以上的老年人。因此我們把研究的重點放在了老年群體上,通過與這一類經常接觸醫保的人群的溝通來了解當前人們對天津市全民醫保存在的不滿意之處。為此,筆者分別咨詢了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退休老人以及參加城鄉居民醫療保險的社區老人。
1.天津市老年群體的特惠政策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天津的社區門診,不僅可以通過醫保報銷藥費,而且還為特殊病人及老年人提供上門診療服務對于退休老人而言,天津市的醫保確實為他們減輕了很多負擔。一位曾做過心臟搭橋手術的退休老人說雖然退休后每個月都有退休金,但僅靠這些根本無法支撐近5萬元的心臟搭橋手術費用以及術后的護理康復費用。而通過醫保報銷之后,老人個人實際僅擔負了2萬多元。
2.社區老人的醫保報銷問題
同樣是身為老年人群的社區老人,很多退休老人享受到的福利和報銷比例卻沒能覆蓋到他們。他們屬于居民,自身并沒有任何收入,更沒有養老金。而城鄉居民醫療保險門診和住院報銷額度非常低,一些老人一旦患大病,很容易因負擔不起而放棄治療。在10年前有一位突發腦栓塞、腦溢血的老人因為沒有參加醫保,住院35天竟花費8萬的費用。雖然后來參加了醫保,但報銷比例卻過少(除去自付段,在醫保可以報銷的范圍內可報銷50%),每次住院仍需負擔5-6萬的費用。加上患有半身不遂,幾乎需要藥物維持生命,龐大的醫藥費全部需要子女來提供。
3.涉及藥品方面的問題
其實對于老人而言,醫保在改進的時候更需要注重細節。例如在購藥方面,由于醫保開藥有定量定額的限制,人們在醫院或藥房只能取得約1周的藥物,等到快吃完的時候就又要去買藥,如此反復。
其次,一些慢性病患者,如心腦血管疾病、特殊病、糖尿病等,病程長,需經常與藥房接觸。例如糖尿病所需的胰島素注射劑,只有部分國產的可以通過醫保報銷,如果想要使用更好的注射劑就需要個人全額付費。除此之外,很多注射劑、口服常釋劑型、軟膏劑、凝膠劑以及保健品也是不在醫保報銷范疇的。可以說,患者在醫保上的自付費用有相當部分是花費在了無法報銷的藥品上。想用的藥不在醫保報銷范疇,這種情況的出現使得一些人開始投機取巧,通過變換處方花取高于這種藥的費用,并通過醫保報銷來取得該藥品。
此外,對不可報銷的藥物,一些醫生會在開藥之前先詢問一下老人的意見,使人擔心可報銷藥品的療效。因為部分醫生在開藥的時候會引導患者說:這種藥雖然不能報銷,但藥效非常好,建議使用。在這種建議下,患者或其家屬往往會同意買該種藥品。
最后,也有很多被調查者建議提高藥品質量、提高醫護人員道德水平,要根據病人實際情況開藥,避免開與病癥無關的藥物,賺取利潤,欺騙患者。
4.社保卡
社保卡在給人們帶來交費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隱患,補辦社保卡首當其沖。因為社保卡制卡速度慢,補辦和領取在不同的地方,人們大多不懂辦卡流程,也不清楚所要準備的材料,常常東奔西跑很久才能拿到卡。
而住院期間所需藥物如果本醫院沒有,需要患者去別的藥房或醫院購買時,社保卡已鎖定該醫院使用,不能再同時使用社保卡進行報銷。因此如果要購買非本院藥物不僅需要本醫院住院醫生出具證明,還要個人全額墊付。而且醫生為避免利潤外流往往不愿出具證明,而是會使用療效較差的同類藥物頂替。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患者都是受害者。因此,社保卡的使用和管理仍需要進一步的改進和完善。
5.轉院
轉院,是一個讓患者勞心費力的大工程,不但要把前一個醫院的費用限時結清,還要及時與下一個醫院銜接、辦理手續,其過程十分繁瑣,往往需要患者或其家屬往返兩個醫院多次才能全部結清。而且通常在病人轉院后,新入住的醫院往往會要求病人重新進行相關的身體檢查,而不愿意使用前一家醫院的檢查結果和報告。不僅患者多花了錢,還占用了有限的報銷額度。
五、總結及對策
公平是社會保障的根本價值和核心理念,天津市努力實現全市范圍內的醫保全覆蓋也正是體現了公平的原則。同時,在本次調查中天津的基本醫療保障也受到了市民的廣泛稱贊,例如醫保能夠覆蓋越來越多的人群,實現了個人繳費少、受益大的惠民目標,大大減少了人們在看病方面的花費;同時在醫療機構交費時使用醫保卡直接報銷、無需墊付,只交納個人應付的部分即可,使手續得到了簡化;而一些醫療網點對65歲以上的老年人更是推出了看病免掛號費、社區門診上門服務等一系列特惠政策。
但由于全民醫保尚未全面推廣,作為試點地區,天津市在醫療保障制度、規定上也是一邊實施、一邊總結、一邊整改,本次對醫保滿意度的調查也是希望能夠從人民大眾的角度為醫保今后的發展提供一些實質性的意見和建議。
例如對于參加城鄉居民醫療保險的零收入老人而言,如何才能減輕他們看病的負擔?我認為國家應當給予這些老人以特惠政策,加大政府在弱勢老人方面的財政補貼。或者可以考慮在醫療機構開通老人看病綠色通道,提高零收入多疾病老人的醫保報銷比例,在重大疾病問題上啟動費用減免政策等等。此外,凡是居零老人均應享有醫院上門診療待遇。而如果是慢性病且需要長期服用同種藥物的話,醫院和藥房可以考慮放寬取藥的數量限制。
當前,社保卡在天津市已經普及并且全市通用,人們只要進入醫保聯網的各個醫療機構,使用社保卡定是不可或缺的一道流程。因此需要在社保卡投入使用方面,真正做到辦理、補辦手續簡化,提高審核、制卡速度,避免因社保卡沒有審批下來而造成患者無法正常看病和報銷等問題。
此外,醫院的急診和轉院始終是醫保報銷上的一大難題,不僅辦理手續麻煩,審批過程漫長,還要牽扯到社保卡暫時停用、個人全額墊付等問題,極大地浪費人力物力財力。因此希望醫療機構能做到聯網操作、全市統一,做到報銷手續一站式服務。實現由院方直接進行的轉院交接,使轉院等手續的辦理更加便捷簡化,讓人們辦理大量手續、東奔西跑、重復審核的現象不再發生。同時加強院方的監管,減少不必要的檢查,更體現出便民、利民、惠民的宗旨。
而針對目前天津市較為嚴重的“藥房賺取門檻費差價”現象,社保中心稽核人員應重點監控、約談、依法糾正這些違規騙保行為,確保醫患能夠嚴格遵守醫保規定,誠信就醫;同時加強對各個醫療機構的監管力度,保證其服務質量和服務態度;打擊醫保的灰色地帶,避免醫院、藥房、病患三方的違法違規行為;實行醫藥分業,避免以藥補醫,以此促進醫保的健康發展和完善。
此外,在醫保變得與大眾生活密不可分的當前,加大醫保知識的教育宣傳,開設醫保小課堂、醫保日,利用好每個社區的宣傳欄,不斷更新醫保常識和新出臺的規定等普及醫保知識、使醫保辦理流程透明化的做法必將成為大勢所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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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經濟改革以來的一、二十年間,數以千萬計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鄉鎮企業就業,并因此帶動了鄉鎮企業高速度增長,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城市化的發展,但這種替代終究是有限度的。農村人口城市化規律是不可阻擋的,限制城市化是積累矛盾,加劇矛盾,而不是解決矛盾。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把轉移剩余農業勞動力與城市化有機地結合起來。國內外的實踐經驗表明,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是現代化進程中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兩個方面。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我國剩余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取得史無前例的進展,但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進程仍然十分緩慢,這兩者之間表現出極其明顯的不協調。這種不協調的后果,集中反映在最近幾年前者速度大幅度回落,以及與此相聯系的農村經濟增長速度及農民收入增長幅度明顯趨緩。這就要求必須因勢利導地解決這種不協調問題,并使之相互促進,以開創中國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新階段。
要有效地解決我國剩余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就必須遵循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正確認識和處理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關系。市場化、工業化和城市化是推動現代化進程不可缺少的原動力,也是推動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不可缺少的原動力。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是,伴隨著工業化的推進,城市化水平也不斷提高,這是產業結構變遷引起就業區域結構變遷的結果,也是市場機制在勞動力資源配置過程中發揮作用的結果。我國的工農業產值結構已由建國初期的3:7轉移為7.5:2.5,而城鄉人口結構乃為3.6:6.4,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中國的工業化是在城鄉隔離的環境下并且獨立于城市化進行的,使得迅速增長著的剩余農業勞動力無法被城市二、三產業所吸收。1952年至1978年,我國城市工業所能提供的新的就業崗位只有3723萬個,而同一時期由于人口政策的失誤,全國城鄉勞動力共增加19127萬人,大部分新增勞動力不得不被安置于農村,這就必然嚴重地制約著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農村經濟的增長。市場取向改革以來,我國市場化程度有了顯著的進展,并且與工業(尤其農村工業)協調發展的道路基本上打通。這些年來,我國農村工業化和剩余農業勞動力的轉移所取得的巨大進步,也正是市場化因素不斷強化的結果。然而,在依靠市場機制和農村工業化力量來推動經濟高速增長與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同時,城市化滯后的矛盾又日益突出出來。
二、是進小城鎮抑是進大中城市
關于我國城市化與城鎮化問題,國內外學術界都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并取得一系列階段性成果。但是,對城鎮化與城市化的關系問題,至今還沒有取得一致的看法。這就很難對我國農民進城的方式和條件作出正確的回答。我們認為,城鎮化不等于城市化,甚至不是城市化的主流。發展小城鎮是我國特定條件下城市化戰略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發展小城鎮是城鄉二元體制下被迫作出的選擇,而不是最佳的選擇。確立這樣的一種觀點,才能正確認識我國農民進城的方式和條件。換句話說,我國農民進城的方式和條件的特殊性,在相當程度上是和我國城鄉二元結構以及與此相聯系發展小城鎮戰略聯系在一起。在城鄉二元結構還沒有被破除的背景下,大中城市的發展從一開始就同農村問題的解決無關。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提出發展小城鎮戰略時,又總是同解決農村問題聯系在一起。我國現階段農民進城方式和條件,都是由此派生出來的。在城鄉分離或城鄉分割體制尚未消除的背景下,人們往往把大中城市和小城鎮區分為兩個不同類型的社區。與此相適應,在農民進城上,也可以劃分為進大中城市和進小城鎮這兩種方式。當城市化還沒有基本實現的情況下,必然是進大中城市和進小城鎮并重(目前兩者人口各占一半),而且在一定時期內,進小城鎮的人數還會比進大中城市的人數多得多。當城市化演變到一個相當高的程度,城鎮化就會逐漸被城市化所代替。屆時,農民進城的方式,主要表現為進入大中城市,或進入大中城市的人數遠遠超過小城鎮。
我國小城鎮的戰略地位,是源于農村工業化是在城市化嚴重滯后的背景下運行的。農業勞動力向鄉鎮企業轉移,是采取“離土不離鄉”的就地轉移方式。剩余農業勞動力就地向鄉鎮企業轉移,比起舊體制下農民沒有選擇職業的自由、缺乏必要的勞動力流動機制,無疑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是,這種初級形態的勞動力市場,畢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突出表現在剩余農業勞動力轉移在就業空間上的封閉性和分散性。封閉性指的是面向農村,就地轉移。分散性指的是92%的剩余勞動力轉移是分布在村落,向小城鎮集中的不及8%。應當這樣看,即小城鎮建設對帶動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還將繼續發揮一定的作用。我國目前仍然有大量分布過散、缺乏規模效益的鄉鎮企業,迫切需要改善布局和基礎設施條件。但由于企業自身和外界條件的限制,它們大多數還很難向大中城市集中,而小城鎮的進入門坎則要低得多。但是,和大中城市相比,小城鎮的集聚效益差,二、三產業發展規模小、檔次低,對投資的吸引力和對勞動力的容納能力很有限,不應對它在城市化中的作用寄予過高的期望。我國小城鎮的發展速度很快,目前總數已突破60000個,但每個城鎮平均人口(指非農業人口)只有2000人左右,作為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主要載體的初衷始終未能達到。大中城市可以吸收大量的鄉村勞動力和其他資源,可以創造出更高的經濟效益。為了擴大小城鎮的規模,提升小城鎮的檔次,客觀上要求小城鎮建設必須同大中城市的布局和結構調整有機結合起來,例如在與大中城市一定距離內和交通干線附近形成小城鎮群帶,可以有效利用大中城市對周圍地區的擴散和帶動效益,并減輕其膨脹壓力。事實上,目前有些小城鎮所表現出來的規模和效益,有相當部分來自鄰近大中城市發展的可能性。應當認識到,農民進入小城鎮,是在傳統的城鄉分割制度安排下的一種迫不得已的選擇。今后我國新增就業崗位,將有很大一部分集中于第三產業,如果絕大部分人口集中于小城鎮,第三產業的發展將嚴重受阻。我國城市化已經演變到一個新的階段,即小城鎮數量擴張已經基本完成,今后發展的重點應放在提高建設質量上。還應當指出的是,我國經濟增長正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以往在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下發展起來的低技術含量的產品市場已經相對飽和,在鄉鎮企業中有相當一部分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需要進行技術改造、產品升級、資產重組和產業轉移,小城鎮是無法滿足這一結構重組要求的。大中城市不但比較容易提供鄉鎮企業進行調整所需要的資金、技術、信息、人力資源、市場條件等,而且還將為第三產業發展提供廣闊的市場。統計資料表明,我國100萬-200萬人口的城市,勞動力在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高達45%,而20萬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其比重僅占23%。這就要求我們必須采取更加積極的城市化發展戰略,在繼續為小城鎮發展(擴大規模、提高檔次)提供必要條件的同時,把城市化政策的重心,從消極限制向積極鼓勵發展大中城市。與此相聯系,農民進城的方式將越來越由集中小城鎮轉向集中大中城市。
與農民進城方式相聯系,在大中城市勞動力市場上,還存在著事實上的二元市場,即進城農民的就業市場與城市居民的就業市場同時存在。從相對意義上,這兩類市場是相互分割,相互獨立的。由于戶籍制度、就業制度、醫療制度、教育制度、養老制度等方面的差別,轉移到城市的農民還不可能享有城市居民同等的就業權利和就業條件,還無法同城市居民一樣進入同等待遇的職業領域并獲得制度性工資。在城市二元勞動力市場上,進城農民所從事的多為城市勞動者不去競爭的崗位,并領取比城市居民相對低得多的勞動報酬,相對少得多的社會福利。這種對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的就業限制和歧視,在短時間內還難以完全消除。至于城市中的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知識密集的產業領域,農民進入的機會也很少。這種制度上的市場結構差異,目前起著緩解進城農民工對城市居民就業的沖擊力的作用。與此相聯系,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其就業性質一般是屬于非正規就業。所謂非正規就業,指的是廣泛存在于非正規部門和正規部門有別于傳統典型的就業形式。它包括非公有部門里的各種就業門類,和正規部門里的短期臨時性就業、非全日制就業、勞務派遣就業、包生產或服務項目的外部工人等。相對于傳統的國有、集體單位的正規就業,非正規就業穩定性較弱,流動性較強,加上非正規部門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嚴重滯后,要被城市居民所普遍接受,還需要經歷一個很長的適應性過程,使得這種就業崗位大都留給進城的農民。
三、制約農民進城的制度性與結構
農民進城的條件,首先取決于城市門檻的高低。要形成有利于農民進城的條件,就必須降低農民進城的門檻。1980年國務院作出“嚴格控制大城市,合理發展中小城市,積極發展小城鎮”的方針,其中的一個考慮,就是農民進入小城鎮的門檻相對比較低。從理論上說,要把一個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到城鎮,大約需要三種基本投入:(1)生產資本投入,為創造一個就業崗位所需要的資本投入;(2)生活資本投入,農村勞動力及其家屬在城市安家和生活所需要的資本投入;(3)基礎設施投入,就是生產與生活所必需的水、電、路、汽等基礎設施。這三種基本投入大中小城市的差別不是很大。但是,根據我國的國情,越是中心城市,政府的補貼越高,大中城市建設的制度性成本所占比重很大,而小城鎮則近乎等于零。在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下,城市居民所享受的而農民又享受不到的社會福利(或國家財政補貼),大城市最多,中等城市次之,小城鎮最少。從這個意義上說,要創造有利于農民進城的條件,尤其是進大中城市的條件,就必須消除附著在城鄉戶籍上的各種待遇差別(包括就業制度、教育制度、醫療制度、住房制度、養老制度等),實現城鄉一體化。由此可見,為了加快我國農村城市化進程,就必須從根本上突破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城市建設是由政府負擔的,城市居民的高福利、高保障是由政府負擔的。受政府財政資金的限制,政府很難把對城鎮居民的義務擴大到農民身上。因為農民的大規模進城,意味著政府財政支出的擴大。為了緩解這種矛盾,政府所作出的反應,自然是限制農民進城,即阻礙農村人口城市化進程。為了改變這種情況,就必須因勢利導地促進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逐步實現城鎮建設市場化,使城鎮化建設從以往政府主導型轉變為市場誘導型,即不依賴于國家投資,引入市場競爭機制,誘導先富起來的農民進城務工經商,依靠農民自身力量,多渠道籌措城鎮建設資金,解決城鎮發展中的人口集聚、經濟發展和建設資金三大問題,使城鎮化步入快車道。
當前我國農村城市化所面臨的一個主要難點,就是傳統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嚴重地滯后于農村城市化的發展。這就必須逐步改革傳統的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變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為統一的居民身份證一元戶籍制度。其具體內容是:逐步建立以居住地劃分城鎮人口和農村人口,以職業劃分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的戶籍登記制度,如實地反映公民的職業和身份狀況的本來面目,實現城鄉戶口一體化管理。只有改革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才有可能為勞動力在產業之間、城鄉之間的自由流動和形成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創造條件。以往那種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不能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它從制度上堵塞了農村人口城市化途徑,抑制了勞動力在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的自由流動。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社會問題。要使這種轉移能夠比較順利地進行,政府一方面要為增強這部分勞動者的就業技能和提高他們的就業競爭力創造條件,另一方面還要為這部分勞動者的生存提供必要的保障和服務機制。這一機制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包括養老、失業保險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二是包括就業培訓和職業介紹在內的就業服務體系。目前我國農村社會保障機制和就業服務體系嚴重滯后的現象,已經直接影響和制約著勞動力市場功能的發揮,以及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這是我國實現農村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我國目前現實的情況是,絕大部分農民尚未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已經進城的農民享受不到城市居民一樣的待遇。在住房、醫療、教育、勞動就業、養老等方面,身份沒有變化的農民只能自己承擔高額費用,導致在許多已經發展起來的小城鎮,出現進城農民又回到農村“人口回流”現象。
我國農民進城的條件,除了要受一系列制度性因素的制約,同時還要受其他非制度性因素的制約,即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的約束。世界上那些已經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其剩余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基本上都是發生在經濟粗放型增長向集約型增長轉變之前。也就是說,在粗放型經濟增長階段,工業規模急劇擴大,需要勞動力大量增加,為大量剩余農業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提供良好機遇。當經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之前,社會上大部分農村人口已經進入城市,大部分勞動力已經在工業中就業。此后,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主要不再依靠絕對規模的擴大,而是依靠效率或效益的提高。但是,與世界上那些已經實現工業化的國家不同,我國實行的是趕超型的工業化發展戰略,即不是發揮勞動力資源充裕的優勢,反而選擇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化為發展重點。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這一典型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和外延型工業化階段中,剩余農業勞動力向工業轉移,是與工業中技術、資本和對勞動力排擠同時發生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遇到很大的障礙。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國經濟成功實現“軟著陸”以來,宏觀經濟運行發生很大的變化,經濟增長速度趨向回落。這固然和改革進程的深化以及世界經濟增長放慢有很大的關系,但就國內因素而言,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滯后和經濟結構不合理,也是很重要的原因。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把國民經濟增長建立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的基礎上。但是,與我國經濟轉型相聯系,或由我國經濟轉型派生出來的,則是就業問題的尖銳性,以及為解決就業問題所必須應對的就業模式的轉變。計劃經濟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短缺經濟”。當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必定要經歷一個長期被壓抑的需要迅猛釋放的階段。但是,伴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轉變,市場結構也隨之由以往的供給主導型轉變為需求主導型。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長期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運行的國有企業,由于產品結構不合理,加上經營機制轉換滯后,大量產品積壓,生產能力嚴重閑置,致使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職工下崗。伴隨著市場競爭力度的加大,這種結構性矛盾必將進一步加劇,進而由工業制造業本身結構調整所形成的結構性失業壓力,將會越來越大。市場取向改革的深化,使以往傳統體制下,以低效率為代價的大量隱蔽性失業顯性化,即轉化為公開性失業。從提高經濟運行效率,適應市場競爭要求的角度,這種變化是積極的、必要的、進步的,從緩解由此帶來的公開失業壓力的角度,這又是改革所必須付出的機會成本。根據最新統計,目前我國到各地城市打工的農民約有8800萬人,而城市勞動力市場總體上是供大于求,不少城市下崗失業人數越來越多,不得不采取本地市民就業優先的原則,并采取各種強制性手段限制外來農民工就業。現在全國不少城市在招工程序、招工比例、務工的領域、行業工種等方面,采取各種行政、法律手段予以限制。從嚴格意義上說,作為我國產業工人的重要部分(目前全國城市約有8800萬農民工)、我國城市發展的重要力量,農民工實際上是屬于城市邊緣群體。從行政管理上講,他們被看作沒有獲得城市戶口的農民;從政治上講,他們不被承認為工人;從經濟上講,他們沒有城市起碼的勞動福利保障。這種產業工人隊伍隱性化,是不利于國家穩定的。應當認識到,盡管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上受到歧視性待遇和不公平待遇,但他們具有較強的競爭力,其實際失業率遠遠低于城市實際失業率,他們已成為全國各省區城鎮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是沒有被確認為城市的正式戶口,也沒有得到基本公共服務,但其生產與生活方式和城鎮勞動力大體相同。為了促進我國結構變革、城市化進程,政府應當制定公平的民工就業政策,保證農民工的勞動權益、勞動安全和享受與當地城市居民相等的基本公共服務。為此必須改革現行的戶籍制度,實行常住人口申報制和登記制,只要具有勞動崗位(正規就業或靈活就業)、合法收入和居住地就可以視為當地注冊人口,并有獲得公共服務的選擇權和公共事務參與權。目前進城農民工的真正后顧之憂是社會保障制度。由于農民工沒有享受到城市的各種保障制度,農民工一旦成為城里人,其原來擁有的土地如何處理,是今后制定農民工政策的一個難點。對此,胡鞍鋼教授曾經提出“給戶口置換土地”的設想。即如果農民工愿意選擇留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那么,就應該給其城鎮戶口,讓其享受與城里人同等的權益。即應該根據《勞動法》給其各種社會保障權力,包括失業、養老、醫療等各項保障都應該擁有。與此同時,由于居住地點的改變,農民工就會自動放棄其原來所擁有的土地。但是,受國家財力的限制,已有城市人口的社會保障遠未到位,又要解決近億個進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在實踐操作中仍有許多待解決的難題。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