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的歷史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茶文化的歷史，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中國是茶葉的故鄉，江南（尤其是江蘇）是中國茶文化發源地之一。據古籍《廣陵耆老傳》記載，晉元帝（公元317―323年）時，廣陵（今江蘇揚州）有位老婦人，每天提一壺茶去市上叫賣。茶香味濃，飲者甚多，但怪的是從早賣到晚，壺中茶始終不竭。她把茶錢全分給窮人，大家很感激，不料官府竟認為“有傷風化”，將她逮捕入獄。夜深人靜時，老婦人攜茶具飛出獄窗，杳無蹤影。揭去這個故事的神話外衣，即知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賣大碗茶”的文字記載。

唐代是飲茶、制茶大發展時期，商業空前繁榮。陸羽的《茶經》進一步推進了茶業和茶文化的發展，使茶的栽培和商品化水平逐步加快。陸羽曾走遍江、浙、贛各地產茶區，江南的南京棲霞區、句容茅山、丹陽、無錫、蘇州等地留下了他的足跡。《茶經》―――這部中國第一部茶學經典著作，就是他在浙江湖州的苕溪寫成的。至今，仍有蘇州虎丘“陸羽井”、南京棲霞山“試茶亭”等紀念“茶神”陸羽的遺跡。舊時江南開茶館的多供奉陸羽的瓷神像，當生意不旺時便向瓷像口里灌茶，祈求茶神保佑生意興隆。

江南歷代名茶輩出，至今蔚為煙酒茶糖大觀。產茶既盛，茶的買賣自然興旺。如浙江紹興、寧波、臺州一帶出產的珠茶，早在宋代就稱“江南第一名茶”，銷路頗廣。茶最初于清代外銷時叫做“貢熙”，意為專門進貢皇上康熙的。19世紀時，“貢熙”在倫敦市場上的售價不亞于珍寶。

明清徽幫茶商在江南占有相當市場，不少茶行棧、茶樓應為徽商所開（至今南京街頭上大部分茶行仍為安徽人經營）。民國后，揚州、福建商人也在江南爭市場，稱鎮揚幫、福建幫。江南茶商也遠至外地行商，至遲在清代雍正年間，蘇州花茶就大量運銷東北、華北、西北市場。遼寧錦州市“天后宮”，在1727年重建碑文中，就有蘇州“關東莊”茶商捐款的記載。抗戰時南北交通阻隔，華北茶商無法深入福建等南方茶葉產地，便云集南京，從皖南等地購入毛茶，在南京窨制成北方人愛喝的花茶運回北方，可見“北方幫”茶商在江南也很活躍。

另外，江南及長江流域一帶還盛行“茶會”，這是包括許多種商品買賣在內的交易活動。舊中國各行業、各商幫一般都有其約定的茶樓（館）作為這種活動場所。商人在“茶會”上飲茶時商談行市，其中上海的“茶會”最盛。（責編 張圣榮）

篇2

在我國的唐宋時期，佛教盛行，寺必有茶，教必有茶，禪必有茶。特別是在南方寺廟，幾乎出現了廟廟種茶、無僧不茶的嗜茶風尚。佛教認為：茶有三“德”，即“坐禪時通夜不眠，滿腹時幫助消化，茶且不發”，這些“德”有助佛門修行。這也許是佛教倡茶的原因之一。

事實上，在魏晉甚至更早的時候，茶葉就已成為我國僧道修行修煉時常用的飲品了。如唐代陸羽在《茶經》中多次引述了兩晉和南朝時僧道飲用茶水的史料。其中引錄的《釋道該說續名人傳》稱：“釋法瑤，姓楊氏，河東人，永嘉中過江，遇沈臺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懸車，飯所飲茶。”又摘引的《宋錄》稱：“新安王子鸞，豫章王子尚，詣曇濟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設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這說明在魏晉南北朝時，我國僧道已有尚茶之風。

篇3

茶興于唐，而盛于宋，在中國茶文化發展歷程中，唯有宋代茶文化堪稱精絕，達到了無所不臻的至高境界，且為當時乃至今日的優雅生活注入了情趣。飲茶文化的發展是從茶的形態變化而演進的。研究宋代的飲茶方式之點茶法，可以看到將固形茶碾成碎末煮湯點飲的背后其豐富的文化背景。它揭示出宋代茶道在歷史上輝煌燦爛的文化淵源。

一、點茶道形成與流行

點茶道形成于五代宋初，流行于兩宋時期，鼎盛于北宋徽宗時期。宋改煎茶為點茶，其獨特的點茶擊拂方式，包括斗茶的流行，都使宋朝的飲茶方式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極致。

（一）宋代用茶---蒸青茶

北宋初年，茶事與文化表現出較為繁榮的態勢。剛登基不久的宋太宗頒下詔令，派專使到建州北苑制造帝王專屬的龍鳳團茶，用刻有龍、鳳圖案的模專門制造貢茶。貢茶精益求精，又造出小龍鳳茶、密云龍、端云翔龍、三色細芽，最后鄭可簡創制銀線水芽，即茶芽蒸熟以后，將外面一層剝去，取其心部一縷細嫩茶芽制成上面有小龍蜿蜓的“龍園勝雪”茶。至此蒸青團餅茶已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1] 。

（二）點茶法之器具---建盞

宋人茶色尚白，點茶最愛黑釉盞，甚至認為非此不能表現點茶效果。這在宋人茶詩里常見吟誦，如蘇軾（1037-1101）《水調歌頭?問大冶長老乞桃花茶》中“老龍團，真鳳髓，點將來。兔毫盞里，霎時滋味舌頭回”。詩中提到的兔毫盞是福建建窯（位于福建建陽縣水吉鎮）燒造的紺黑色茶盞。蔡襄（1012-1067）在《茶錄?器論?茶盞》中謂：“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坯微厚，恢久熱難冷，最為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盞，斗試家自不用。” 除兔毫盞之外，油滴盞、變天目等也是建盞中的名品。建窯黑釉盞為點茶而設計。

（三）點茶法之流程---心靈的修行

宋代文人崇尚團茶，其獨特的點茶擊拂方式達到了喝茶前所未有的極致，宋代的點茶文化上升到了藝術體系中。宋代的飲茶方式自成系統，根據飲茶過程的記載，我們可以領略到一種風尚。宋人點茶法即將篩過的茶末放入茶盞中，注入少量開水，攪拌均勻，再注入開水，用茶筅反復擊打，使之產生湯花。范仲淹（989-1052年）的《和章岷從事斗茶歌》中“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斗茶味兮輕醍醐，斗茶香兮薄蘭芷。”就是對當時盛行的斗茶活動精彩生動的描述，讀之令人賞心悅目 。

二、宋代茶文學的繁榮

茶文學興于唐而盛于宋。在創作的大量茶詩文方面，范仲淹、歐陽修、蘇軾、蘇澈、梅堯臣、黃庭堅、秦觀、陸游、范成大、楊萬里等佳作迭起。陸游就有茶詩三百篇，范仲淹《和章岷從事斗茶歌》可以和盧仝“七碗茶歌”媲美，蘇軾茶詩更是意境深遠。茶文方面，有梅堯臣《南有佳茗賦》、吳淑《茶賦》、黃庭堅《煎茶賦》，而蘇軾《葉嘉傳》更是寫茶的奇文。茶詞是宋人的獨創，蘇軾、黃庭堅、秦觀均有傳世名篇。

（一）茶書的撰著

現存宋代茶書有陶b《F茗錄》、周絳《補茶經》、葉清臣《述煮茶小品》、蔡襄《茶錄》、宋子安《東溪試茶錄》、黃儒《品茶要錄》、沈括《本朝茶法》、趙佶《大觀茶論》、熊蕃《宣和北苑貢茶錄》、趙汝礪《北苑別錄》、桑茹芝《續茶譜》、審安老人《茶具圖贊》共十二種。其中十一種撰于北宋，唯《茶具圖贊》撰于南宋末年。周絳《補茶經》、桑茹芝《續茶譜》屬于輯佚。

此外，宋代書法四大家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均有茶事書法傳世，趙佶《文會圖》、劉松年《攆茶圖》、遼墓茶道壁畫反映點茶道的風行。都城汴梁、臨安的茶館盛極一時，建窯黑釉盞風行天下，并流傳日本。在北宋中后期，形成了中華茶文化的第二個高峰。

（二）宋代茶詩

宋代茶詩題材豐富，形式多樣，堪與唐代爭雄。宋遼金元茶詩對當時流行的點茶、斗茶、分茶作了全面的反映，但在表現茶的境界方面，除蘇軾等少數人外，其他人很難達到唐人的高度。

蘇軾（1037～1101） 字子瞻，號東坡居士。蘇軾對茶葉生產和茶事活動非常熟悉，精通茶道，具有廣博的茶葉歷史文化知識。他的茶詩不僅數量多，佳作名篇也多。

（三）宋代茶畫

茶畫是中華茶文化重要的表現形式，它反映了在一定時代社會上的人們飲茶的風尚，而且茶畫本身在中華民族瑰麗多姿的藝術寶庫中還占有著光輝的一席之地。從歷代茶畫這一歷史的長卷中，可以感受中華茶文化發展史中的許多方面。

宋徽宗1101年即位，在位29年，輕政重文，一生愛茶，嗜茶成癖，常在宮廷以茶宴請群臣、文人，有時興至還親自動手烹茗、斗茶取樂。親自著茶書、作茶畫，致使宋人上下品茶盛行。喜歡收藏歷代書畫，擅長書法、人物花鳥畫。

文會圖描繪了文人會集的盛大場面。在一個豪華庭院中，設一巨榻，榻上有各種豐盛的菜肴、果品、杯盞等，九文士圍坐其旁，神志各異，瀟灑自如，或評論，或舉杯，或凝坐，侍者們有的端捧杯盤，往來其間，有的在炭火桌邊忙于溫酒、備茶，其場面氣氛之熱烈，其人物神態之逼真，不愧為中國歷史上一個“郁郁乎文哉”時代的真實寫照。

宋代，在中國茶業和書法史上，都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時代，可謂茶人迭出，書家群起。茶葉飲用由實用走向藝術化，書法從重法走向尚意。不少茶葉專家同時也是書法名家。如此都極盡的展現出宋代與飲茶文化相輔相成的歷史畫卷，為今人領略豐富的宋代茶文化打下了輝煌的印記。

篇4

(一)種植技術創新在茶葉種植方面，明代崇禎年間(1628—1644)安溪茶農發現了“茶樹整株壓條繁殖法”，這是茶葉種植技藝上一次重大創新，簡化了茶樹繁殖技術，大大提高了茶葉產量，為茶產業形成和茶文化由貴族士族推向平民提供了可能。其具體做法是:在小滿前后，選擇新梢長勢旺盛、芽葉性狀較好的茶樹，先在茶樹周圍挖一圈環狀溝，翻松其表土，去除雜草根，將母樹枝條向四周逐枝扭傷彎壓固定于溝底，再把枝條上的小分枝扭傷朝上豎直緊埋土中，讓新梢露出1～3葉。每株母樹可以壓條5～20枝，經過0.5～1年的施肥管理，每個小分枝長成茶苗后，即可移植至茶園。這種茶樹無性繁殖法的發明，雖然繁殖系數較低，但克服了先前因采用種子繁殖致使種性退化、茶葉品質易變的狀況，開創了中國茶樹科學繁殖的先河，在中國茶發展史上是一次科學創新，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科學價值。在此基礎上，民國年間安溪茶農進一步試驗出“長穗扦插繁殖法”。

(二)制作工藝創新泉州民間數百年來流傳著“蘇良與烏龍茶”的傳說。據說，明末清初有一位名叫蘇良的采茶、打獵能手，因長得健壯黝黑，鄉親們親切喚他“烏龍”(閩南方言“烏”即“黑”，“良”與“龍”諧音)。一次采茶返回途中，蘇良背著茶簍一路追趕并擊傷山獐，抓獲回家又忙于宰殺品嘗，竟把茶葉擱置一旁。翌日清早炒制茶葉時，發現茶葉已經枯萎，葉緣出現如血絲般的紅邊，聞之卻有一股奇特的香味，炒制后香氣撲鼻。沖泡品飲，全無平常的苦澀，且香氣更足，味更甘醇，眾人品后嘖嘖稱奇。蘇良細細琢磨，終于悟出了其中緣由:茶青在茶簍中經過抖動，葉緣互相碰擦，從而形成紅邊，這樣制出來的茶葉最終形成天然的花果香味。經過反復實踐，蘇良將摸索出的一整套新的制作技藝傳給了父老鄉親，大大提高了茶葉品質。蘇良死后，人們為紀念他，將依照此法制作的茶葉稱為“烏龍茶”。雖然民間傳說不能等同史料，但傳說往往來源于勞動人民的生活和勞動實踐。在勞作中逐漸產生一種特定性新技術并世代相傳，是符合人類發展規律的。“安溪在歷史上選育和繁殖了不少適制烏龍茶的優良品種，并在制造技術上精益求精，雖然缺乏較早的有關歷史文獻，但也不能就此認為安溪與烏龍茶的創制無緣。”這是茶研究泰斗張天福先生在《福建烏龍茶》中的評說。烏龍茶采制技藝是中國傳統制茶工藝的一大創新，對于提高茶葉品質，促進茶產業成長，傳播茶文化具有重大意義。

(三)新種植技術及制作工藝的傳播泉州茶農還善于吸收武夷茗茶等其他茶類的種植制作經驗，融入提升鐵觀音種、采、制水平，推動泉州茶產業與茶文化發展繁榮。清初入武夷山天心寺出家為茶僧的同安人釋超全(俗名阮旻錫)，寫了《安溪茶歌》，為后人講述了17—18世紀安溪人種茶、采茶、茶價、茶名、茶質以及外銷的情況，還反映了安溪茶農仿效武夷茶采制方法制作鐵觀音的景象。其詩云:安溪之山郁嵯峨，其陰長濕生叢茶。居人清明采嫩葉，為價甚賤供萬家。邇來武夷漳人制，紫白二毫粟粒芽。西洋番舶歲來買，王錢不論憑官牙。溪茶遂仿巖茶樣，先炒后焙不爭差。真偽混雜人瞆瞆，世道如此良可嗟。安溪茶農向武夷“漳人”茶農學習制作技藝，反過來也為武夷山茶產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據郭柏蒼《閩產錄異》載:“武夷寺僧多晉江人，以茶坪為生，每寺訂泉州人為茶師，清明后谷雨前，江右采茶者萬余人。”在這，“泉州人”主要來自安溪。

泉州特別是安溪的茶農在長期實踐中，先后發明的“茶樹整株壓條繁殖法”、“茶樹長穗扦插繁殖法”，以及烏龍茶制作工藝得到大面積普及和推廣。至明中葉，安溪茶葉生產迅速發展，已遍布西部山區的大部分區域以及東部的不少地方，茶葉步入商品化時代。明嘉靖《安溪縣志》載:“茶，龍涓、崇信出者多。”“安溪茶產常樂、崇善等里，貨賣甚多。”時人陳懋仁《泉南雜志》亦云:“茶，晉出者曰清源，南安出者曰英山，安溪出者曰清水、曰留山。”清雍乾年間，安溪西坪人發現并命名了鐵觀音茶樹，以鐵觀音作為品牌，開啟了泉州茶產業的嶄新時代。乾隆《安溪縣志》載:“耕于山者，若地瓜，若茶，若桐，若松杉，若竹，凡可供日用者，不憚陟巖，辟草莽，陂者平之，罅者塞之，歲計所居入，以助衣食之不足。”安溪烏龍茶(“鐵觀音”)傳統制作技藝，清初主要分布在西坪、虎邱、大坪、蘆田、龍涓、長坑、藍田、祥華、感德、劍斗等鄉鎮;清末已傳遍全縣各鄉鎮和閩南永春、南安、長泰、漳平、漳州等縣市，并且輻射到閩北各產茶縣及廣東茶區。清末著名茶商兼詩人林鶴年目睹了安溪山村“生意動林濟，衫茶遍戶栽”，“千里賤栽花，千村學種茶”的繁忙景象。

二、政府扶持、僧侶倡導、士人熱衷:茶產業成長和茶文化傳播的制度基礎

唐末以來，泉州種茶、制茶與飲茶發展，與朝廷官府重視扶持以及文人隱士、佛道僧侶的提倡推動有著密切的關系。

(一)政府扶持宋時，茶樹種植已經普及泉州各縣，從沿海丘陵到內陸山地，都有不少茶園，所產茶葉既多且佳。安溪是主要的產茶區，無論是寺廟或農家都已普遍產茶。宋初，黃夷簡(935—1011)在《山居》詩中盛贊安溪茶葉“宿雨一番蔬甲嫩，春山幾焙茗旗香”，說明宋代泉州安溪茶葉品質良好，制茶飲茶已有了一定水平。宋代泉州茶葉種植規模不斷擴大，政府扶持鼓勵十分重要。這體現于:一是朝廷稅收需要。當時，茶葉是重要的經濟作物，茶利是稅收的重要來源，政府從種植、加工到流通各個環節干預茶產業發展。宋代，泉州植茶面積比陸羽記載的唐代植茶面積擴大了2～3倍，政府對茶區實行民營官榷，即官府設有買茶場，負責向茶戶買茶，然后將茶運到指定的榷貨務交貨。茶戶生產的茶葉除一部分當作茶園的租稅(折稅茶)繳納朝廷外，其余部分也悉數賣給榷貨務，不得私自出售或藏匿不賣。這一度影響了茶戶生產積極性，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改行通商法，朝廷退出對茶葉經營的一切干預，規定茶戶交了“租錢”就可以自由買賣。宋徽宗年間(1101—1125)，為了擴大朝廷財政收入，又陸續變更茶法，政和二年(1112年)確定新的茶法:“茶法自政和以來，官不置場，收賣亦不定價，止許茶商赴官買引，就園戶從便交易，依引內合販之數，赴合同場秤發。至于今不易，公私便之。”其核心是在加強對茶戶產茶監督的基礎上，允許茶商與茶農直接交易，但茶商事先需到官方指定的機構出錢購買批發和零售茶葉的準許證。

這一購買費用稱作“茶引”，它是國家以壟斷者的身份對于茶葉批發經營征收的、介于壟斷利潤和手續費之間的一種費用。政府對茶利的高度重視，客觀上促進了泉州地區茶葉生產和貿易的發展，同時也是促使海上茶瓷之路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元清以后，茶葉生產和茶法均承襲南宋格局并有所發展，泉州對外貿易步入巔峰時期，茶葉生產和出口增加。二是嗜茶成為統治階層的一種時尚。從宋代開始風行的斗茶將一種近乎游戲的飲茶方式推升至全民性的飲茶習慣，上行下效，愈演愈烈。徽宗皇帝為此還撰寫了一本極具專業水準的茶書《大觀茶論》，可見宋代茶文化的興盛。趙宋南外宗子的遷入泉州，大批皇親國戚定居于此，帶來了包括斗茶消遣在內的奢侈娛樂方式。為適應當時人們的飲茶風氣，安溪桂瑤鄉的桂窯以及鄰近各縣的窯場生產了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供斗茶或日常品飲使用的青釉瓷、青白瓷茶盞和茶壺，它們與閩北建陽斗茶用的黑釉瓷茶盞形成鮮明對比，一起成為宋代福建南北兩地斗茶的典型代表。據歷次考古調查，從安溪縣境內50多處宋元時期的古遺址、古窯址和古墓葬中，出土了一批與茶有關的器物造型，其中有泡茶、飲茶用的茶壺、茶盞等，反映出當時當地飲茶的流行。宋代蔚然成風的飲茶，極大地促進了安溪茶產業的初步形成。

(二)僧侶倡導寺僧學禪打坐，晚間不食不睡，茶既能解渴又能破睡，因此特別受到僧人的歡迎。中國自古就有“名山有名寺，名寺駐名僧，名僧植名茶”，“寺僧人人善品茶”之說，古時寺廟都有一定數量的地產，僧人種植、生產、研制、品飲茶葉，其行為對民間影響深遠。例如安溪清水巖和圣泉巖所產的茶葉品質優良，成為不可多得的名茶。據《清水巖志》載，該巖“鬼崆口有宋植二三株，其味尤香，其功益大，飲之，不覺兩腋風生。倘遇陸羽，將以補《茶經》焉”。《清水巖志》載:“清水峰高，出云吐霧，寺僧植茶，飽山嵐之氣，沐日月之精，得煙霧之靄，食之能療百病。老寮等屬人家，清香之味不及也。”又載:“杏仁茶產巖前及林中，嫩葉赤碧色，形比黃梔較大，若似山茶葉，其質脆。采而揉之，汁沾手掌，絕似杏仁氣味，蟻喜食之。巖僧嘗采制為茶，泡時一杯止用一葉，或一葉雜他茶泡之亦可。多則味太濃。”除了巖茶、杏仁茶外，清水巖還產有一種“甜茶”，是由灌木似荊得嫩芽制成的茶，其味甘甜，有止渴消暑之功效，相傳為清水祖師親手培植。而位于安溪駟馬山的圣泉巖，當時有一俗姓裴的高僧廣為植茶，并向鄉人傳授植茶技藝，因此史志有“茶名于清水，又名于圣泉”之記載。

(三)士人熱衷同樣，由于茶有提神助思的功效，唐代科舉制度的施行也對飲茶風尚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一些隱士也熱衷以茶會友、吟詩作對，安溪開先縣令詹敦仁在一次接受龍安巖長老惠茶時留下一首詩:“潑乳浮華滿盞傾，余香繞齒襲人清。宿醒未解驚窗午，戰退降魔不用兵。”他還與名僧釋宏道(號介庵)共同賞月品茶。相傳宋末元初，江西弋陽謝枋得為避出仕，隱姓埋名，潛居安溪感德佐槐教書，竭力倡導墾荒植茶。種茶使村民改善了生活，民眾感恩戴德，尊其為“茶神”、“茶王公”，作為本地境主崇祀，這一民間信仰延續至今。煎茶是古代烏龍團茶的泡飲做法，在泉州官宦詩人的筆下已描述了烏龍茶的身影。特別是宋代貢茶制度和種茶技術、制茶工藝的不斷發展以及帝王和上流階層的投入，漸漸取代了唐代由文士茶人與僧人主導茶文化的局面，民間茶風更加普及，茶坊、茶肆的大量出現使茶開始走向世俗，形成了有關茶的禮儀。宋末元初，阿拉伯后裔蒲壽宬《心泉學詩稿》中有多首詠茶贊泉詩，如有《登北山真武觀試泉》、《西巖》、《約趙委順北山試泉》以及《贈老溪孚上人》，其中不乏佳句，如“蹇驢破帽出近郭，裹茶汲井手自煎。泉鮮水活別無法，甌中沸出酥雪妍”，“野茗春深苦，山泉雨后甘”，“煮茶與客早歸去，落日前山路更多”等等，可見元代泉州地區種茶、煎茶、飲茶之流行。這種具有精神上象征意義的禮儀，隨后在上層人家的婚嫁中也引入茶儀，且流入民間婚俗，也說明了泉州茶文化已經相當普及。

三、專業化、集貿市場、行商坐商:茶產業成長和茶文化傳播的組織基礎

唐宋以來特別是兩宋時期，泉州社會經濟發展迅速，各種手工業蓬勃發展，造船技術日益進步，泉州港是國內外進出口商品最大的集散中心和中國對外貿易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泉州對外貿易步入繁榮發展時期。最遲在北宋，泉州茶葉便開始外銷，如皇祐時(1049—1054)晉江縣南部的大宅諸村廣植茶圃，產品曾運銷兩粵及交趾(即廣東、越南一帶)。《宋會要輯稿》記載:“國家置市舶司于泉、廣，招徠島夷，阜通貨賄，彼之所闕者，絲、瓷、茗、醴之屬，皆所愿得。”至南宋，泉州茶葉與瓷器、絲綢、酒等，同為海外各國渴望獲得的重要出口商品，其中以茶瓷最為大宗。元代茶葉生產和茶法均承襲南宋格局并有所發展。清代，由于茶葉外銷市場的大量需求，泉州制茶業的發展進入繁盛期，康熙初年，中國茶葉外銷迅速增加，“以此(茶)與番夷互市，由是商賈云集，窮崖僻徑，人跡絡繹，哄然成市矣”，并一直延續到同治、光緒年間。此外，泉州茶文化還隨著泉州人入墾臺灣而傳入寶島，隨泉州人移民海外而傳播到東南亞以及世界各地。

(一)專業化專業化種植、制作，專注于茶葉生產和制作，有助于提高茶品質量和市場化水平。17世紀始，中國茶葉大量外銷，直到19世紀末，中國的茶葉一直獨占國際市場，各個階層的人紛紛加入茶葉的營銷隊伍，其中有商人、權貴、文人、茶農、寺僧等。在諸如安溪這樣的茶葉主產區，一些富裕的茶農擁有較大的茶園，每年管理茶園、制作茶葉占用較多時間和人力，遂采取季節性雇工經營，這一部分人已經漸漸擺脫副業性質，主要轉向以制茶業為生。據記載，清時安溪烏龍茶價廉質優，“茶亦曰茗，及荈也。龍涓、崇信出者多，惟鳳山、清水巖得名，然少鬻于市。”也就是說鳳山、清水巖所產的茶葉品質好，是不可多得的，而龍涓、崇信的茶葉產量大，占有市場優勢。同時，清代的寺院、地主、商人參與制茶業頗深，比如寺院，自古以來寺僧除參禪念經外，從事植茶、制茶的很多，前述《閩產錄異》“武夷寺僧多晉江人，以茶坪為生”即為一例，而安溪清水巖的寺僧也不例外。

(二)集貿市場集鎮集市是茶產業形成和茶文化傳播的樞扭和集散地。為適應茶葉生產與外銷的發展，許多茶農和茶商自發在一些水陸交通便利的地方匯集交易，逐漸形成了一些以茶葉加工和茶葉轉運貿易為中心的城鎮。這些城鎮中商賈云集，茶行、茶棧眾多，大量人口從事茶葉種植、加工或與之相關的行業，如包裝箱制作、竹編生產，以及挑夫、搬運工、船工等等，茶葉的產業鏈已初具規模，它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使成千上萬人得以維生。

(三)行商坐商商人是茶產業形成和茶文化傳播的主要推動者。明末清初，泉州茶產業界開始出現一些行商，類似現代的風險投資者，他們不僅從事商業活動，還直接投資茶園、加工，進入生產領域，或者放貸給茶農，采取預買制，坐收茶利，商業資本在茶葉經營中已經相當活躍，并且通過這種途徑控制了一部分小生產者。更多的坐商開始出現，泉州一些茶農特別是安溪的茶農開始從生產領域進入銷售領域，創辦茶號(亦稱茶行、茶莊)，專門從事茶葉營銷，并逐步積累資本，擴大經營規模，在閩南的廈門、泉州、漳州，以及廣東的潮州、汕頭、廣州等城市，都有安溪人在銷售安溪茶。據估計，清末民初，安溪人在本地和外地設立的茶號已達120多家，部分以外銷為主。據廈門口岸海關資料記載:咸豐八年至同治三年間(1858—1864)，英國每年從廈門口岸輸入的烏龍茶達1800～3000噸，由于當時閩北、閩東的茶葉大多從福州出口，故一般認為，廈門輸出的茶葉主要產自安溪。僅光緒三年(1877年)一年，英國從廈門口岸輸入的烏龍茶就高達4500噸，其中安溪烏龍茶約占40%～60%。英商胡夏米在前曾對福建貿易貨物進行調查，并采購了兩種安溪茶，在他的記錄中寫道:“安溪茶，廣州售價是十八兩或二十兩”，“合豐牌，一大箱安溪茶，廣州市價約十六兩。”據英商記錄:1838—1939年，在廣州采購安溪茶為10.6萬磅，約合9萬多斤。從1865—1881年廈門海關逐年編制的《海關十年報告》及1882—1941年編制的《海關十年報告》(共60年)的資料分析可以得出，廈門口岸以出口烏龍茶為主，其中安溪茶占據主要部分，常駐廈門的茶商根據市場行情頻繁往來于口岸和茶產區之間。

隨著泉州人移民海外特別是東南亞的人數不斷增加，除了在國內設立茶號營銷外，泉州茶商也遠涉重洋開辟茶葉市場。如乾隆年間(1736—1795)，安溪西坪堯陽茶商王冬在越南創設“冬記茶行”，咸豐年間(1851—1862)新康里羅巖鄉(今虎邱鎮羅巖村)林宏德制作“金泰茶”交新加坡“榮泰號”經銷，光緒年間(1875—1908)西坪堯陽茶農王量、王稱兄弟等6人將茶葉運往印度尼西亞雅加達、泗水、井里汶等地開設“珍春茶行”。此外，茶商王定安、張占魁在臺灣合辦“建成號”茶廠，經營烏龍茶，盛極一時。五口通商后，葡萄牙商人開始插手歐洲茶葉貿易，推動澳門茶葉市場發展，安溪茶商直接從安溪販運茶葉到澳門出售。據安溪縣崇信里峣陽鄉(今西坪鎮南巖村)王氏族譜記載:王三言，字永信，生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早年植茶制茶，至不惑之年棄農習商，最初在漳州、潮州兩地販運茶葉行銷，風霜雨雪，益增淬勵。后來創辦“梅記茶行”，梅記茶行之斗茶，競訂若鶩。并由此拓展海外業務，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遣季子金玉在臺北創辦“泰山茶行”;遣孫炳炎增設“梅記茶行”于吧城(印尼)。行商坐商在海外拓展，推動泉州茶文化在海外廣泛流行。

篇5

溫子是廣東客家人,所謂客家,就是客地而居,有太陽的地方就有客家人,他們靠自身的勤奮和族群的團結來開創事業。

溫子說自己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喝茶。大人也沒有刻意去教,是如吃飯、睡覺般很自然的一件事,仿佛已經融入到血液中。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水燒上,以前用燒炭的爐子,還有一把羽毛扇子,雖然沒有現在的電磁爐那么先進,卻覺得還是那時候的茶好喝,特別是那時候的水,沒有被污染,很甜。

溫子在日本留學的時候就想著要去學習茶道,當時覺得不好意思,因為茶道最早是起源于中國,后來才傳到日本。日本對傳統文化的重視和傳承都做得很好。學習茶道的地方進門就是一個小小的門框,不管來者身份高低,都要脫去鞋子,彎著身子進入,這里人人平等。茶道教會溫子的不僅是怎樣泡好一杯茶,更重要的是學會如何做人。

日本何以能夠一如既往地將傳統的茶道保持到現在,除了他們對茶的尊重,還有做茶人一代一代的堅持。

談到“仙茶美”三個字的由來,溫子笑說是因夢而得。人快樂得像仙人一樣,一個人到了很高的境界,極致就是“仙”。“茶”則是一種緣分,以茶緣去結物識人,就會有收獲;茶既生活化,又很藝術化,以茶這種大眾都能接受的媒介去實現自己的事業。公司員工95%都是青春年少的女孩子,但美不僅是外在的,美是善,以一種善良的心態去做事情,自然而然地就會有好的結果,這才是“美”。

篇6

文化是一個民族發展過程中逐漸凝結而出的精華，文化的沉淀的而促使為地方形成一定的文化精神。中國與日本之間一衣帶水，近距離地域也使得兩國之間相交甚為頻繁，這也是兩國經濟、貿易、文化發展得天獨厚的優勢。追溯兩國文化交往歷史，從中不難發現中國與日本交往已有兩千的歷史，中國文化對于日本的影響也是極為深遠的，以日本的茶道精神與文字等為例，從中皆可看到中國文化的身影。但畢竟中國與日本之間為兩個國家，不同國家與民族之間的發展方向以及歷史不同，因此也導致兩者之間的文化具有異性的差異。實際上，文化是一個民族發展的縮影，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不斷創新、艱苦探索之手所創造出的，因此中國特色主義文化發展歷史下，中國更應堅持傳統文化的指導下，堅定奮斗信念，自強不息，并將中華文化不斷地推向世界，在繼承中華文化精髓的基礎上弘揚優秀文化。

一、歷史文化視域下兩國文化

（一）歷史文化視域下的中國文化

歷史是當今社會發展的見證，談及歷史發展人們將會想到日期以及相關發生的事件，事件的發生對于當時社會以及當今都將造成重大的影響，1972年中日建交公報的簽訂就是其中一重大事件。這一歷史事件的發生受到眾多關注其重要原因在于首先，兩國之間的交往中滲透出了一種文化的特性，另外，兩國交往通過文化相互滲透來將這種精神傳遞給后代，這也是歷史視域下文化交流多特有的特性。人類歷史發展不能忘卻歷史，在歷史長河發展下也使得民族文化形成以多元文化為代表的藝術形式[1]。實際上在社會變遷中，文化也將會隨之所變遷，并吸收各自獨特性格的精神內涵，這一變化過程也是導致地域文明出現的重要原因，文化意識形態記錄著社會歷史的變遷，更展示出民族發展的特殊性。中華歷史的上下五千年造就了今天中國人自求不息，艱苦奮斗的精神，這也是中華文化下形成的、實踐下形成的發展觀念。中國的獨特的發展觀念則來源于中國地理環境的重大影響，東鄰海洋，四處環山，西北邊陲臨近沙漠，這種環境也是養成了中華民族發展下的堅韌性格[2-3]。追溯中國的文化發展歷史，不論良好的影響方面還是壞的影響方面，這些促使中國文化更加絢麗多彩。

（二）歷史文化視域下的日本文化

獨特的地理環境也造就了日本富有特色的文化，日本從地理上進行劃分為島國，因此歷史文化也具有強大的鼓勵性。古代中國歷代朝代變遷，日本也曾見證了的中國各朝代的繁華，因此日本也在一段時間內以中國為中心。日本深受地質環境的影響，因此在文化交往中也多呈現出不安等現狀，時刻擔心自身與他國之間的差異[4-6]。在日本發展上，“明治維新”事件影響深遠，削番置縣集中重要的權利，并以引進西方發展技術，這一歷史事件則直接推動了日本進入近代工業文明社會之中，也正是這一變革，使得日本未能卷入半殖民地的發展之中。探究日本的歷史文化，不難發現其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正如日本的茶道精神，日本的茶道源于中國，并頗具東方韻味，最早曾被稱之為“茶湯”是一種以茶為飲品的待客方式。茶道多有講究，如主人的穿著，動作，茶具等這些都有著一定的講究，而這種文化藝術形式逐漸形成一種文化方式流傳至今。

二、歷史差異化發展下中日兩國文化的差異

（一）社會交際中的中日文化差異分析

當前社會發展中任何個體不可能脫離整體社會環境而獨活，因此日常的社會交際不可避免，個體如此那么國家也亦是如此。社會交際也是一種文化的體現方式。日本的社會交際中多重視禮儀，因此也導致其語言中出現了眾多的問候語，部分地區人們也將這種問候語語法形式稱之為公式化的問候。例如，雙方在交流中，必須進行正式的應答，如回到家中需講到“我回來了”，而對讓也需說“你回來了”，在吃飯之前需說“承蒙招待，我開動了”等，各種問候語也是日本人際交往中所不能或缺的方式[7]。

相比于日本的人際交往問候方式，中國就顯得較為隨和。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客套話語通常運用與陌生人打交道之中，而關系較近人之間則不需要過多的客套，但這并不意味著親近之人之間不需要禮貌，而是講關系親近的人之間不必過多的客氣。此種方式尤其體現在家人之間，家人之間若過于客氣，則將會容易引發誤會，誤認為雙方關系出現了裂痕。公式化的問候方式中國人際交往中也有，如“打擾一下”，這一詞匯多用于兩個雙方生疏的人之間，在麻煩對方或者打斷對方時經常會用到的一個詞匯[8]。

總之，中國的問候語多用于交際會話之中，且多數是沒有格式要求的，并且中國的交際問候可進行隨意的調節，結合不同人群，以及不同交際地點都可進行調節，而相對于日本的交際用語多是較為正式性的。但實際上不論是交際用語其都是一種民族文化形式的表達，更是一種文化的展示形式。

（二）民風民俗之間的中日文化差異

兩個之間的地域不同因此造就出的文化傳承方式也將有著一定的差異，與日本文化相比中國文化較為保守，而日本文化相應與較為開放，中國文化博大精深，中國的保守思想與歷史上實行的“閉關鎖國”政策之間息息相關，受到多年文化思想的禁錮，雖然國家倡導打開思維，著眼于世界，但此種保守的心態仍然深深的根植于人們的思想之中[9]。

歷史背景下中日文化發展也造就了兩國民風民俗之間的眾多差異，以婚慶習俗為例，婚禮習俗是一個民族文化的集中體現，婚禮中各種風俗習慣也皆滲透出當地傳承的各種文化藝術風格[10]。在舉行婚禮中不論各種布置，還是婚禮服等都有著一定的差異。中式會場布置中有著一套系統的流程，首先新郎與親友去新娘家接親，到新娘家后，新郎與朋友需繳納紅包方可進入新房之中，而后為了多留新人相處時間，多采用藏鞋等方式，最終新郎懷抱新娘步入婚車。會場布置，通常為新娘家為結婚當日的前一天，主會場為新郎家，新郎家結合參加婚禮人數，擺放桌椅食物，并在會場中擺放氣球，燃放禮炮等。待到吉時在司儀的見證下，雙方完成婚禮。

日式婚禮會場具有眾多的禮節，例如婚禮中男女雙方需要通過多次的交杯來完成意識，此數量多為339次，在客場上，客人給新郎倒酒，新郎必須分為三次喝下，這代表著對客人祝福的答謝，而后客人之間相互的敬酒。而在婚禮會場中還有一點重要體現那就是，在佛前宣誓，這與西方教堂式婚禮有著一定的相似之處。日式婚禮中最大的亮點還在于家人把“紙垂”剪成紙條，而后將紙條綁在樹枝上，此種寓意著要將親人的魂魄召回來，以此保證此對新人的平安幸福[11]。

（三）交往方式中的中日文化差異

中國歷史中形成了眾多派別的思想，而儒家思想則中國具有代表特色的思想觀念。儒家思想是貫穿中華數千年文化發展的核心思想，從春秋時期開始，儒家思想便影響著我國社會文化的構建與發展。因此，在交往方式中，儒家思想的滲透與融合亦十分明顯。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概括為“仁、義、禮、智、信、恕、忠、孝、涕”。而“仁是儒家思想理論的核心，是儒家學派對于社會的發展和人們的行為準則及倫理道德的最高標準和要求[12-13]。可以說儒家思想的所有思想著作、理論都是以“仁”為前提和基礎，“仁”所體現的“愛人”、“仁以處人，有序和諧”等思想。除了儒教思想的滲透，也有其他各派別，如道家“無為而治”，墨家“兼愛非攻”，以及后來演變而生的“天人合一”思想等，這些都是中華民族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觀念，更是幾千年民族文化中的精髓，這些一度成為指導中華民族前進的重要思想，并深深地印刻在中華民族文化之中。我國具有56個民族，各民族之間團結共處，和諧共進，這種地理發展特征也要求著中華兒女應融合相處，堅持“仁愛”，廣交天下，一同建設多彩的民族文化。因此在交往方式中，中國人也更加喜歡交朋友、在漢語語言中常見的詞語如“老朋友”一詞，朋友之間相互交往，進而使得朋友逐漸成為一種家人，對待朋友坦誠如賓，當朋友遇到困難更會積極的深處援助之手，中國古典成語中更有“為朋友兩肋插刀”等詞匯來表達朋友之間的交往深情。中國人可以在任何場所中廣交朋友，如飯桌之上，列車之上等。

日本交往文化中則和中國有著很大的差異，日本文化產業異常發達，有資料顯示，其文化產業占CDP總值的20%左右，而其綜合競爭力位居世界前十位。實際上，中國文化對于日本文化影響深遠，日本在借鑒中華文化的基礎上，也推動了本土文化的良好發展，在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相互交融下也形成了當前日本的多元文化[14]。而這一經濟與文化領域中的快速發展的島國，其多元文化主義中也具有主要的發展脈絡如日本武士道精神等，這些文化也隨著日本經濟的快速發展，而逐漸向多元文化發展。多元文化是多種文化的稱呼，在社會發展與歷史變遷中，多種文化相互交織與融合統稱多元文化。多元文化的形成與構成難以脫離人類社會發展，在社會變遷中，文化也將會隨之所變遷，并吸收各自獨特性格的精神內涵，這一變化過程也是導致地域文明出現的重要原因。文化意識形態記錄著社會歷史的變遷，更展示出民族發展的特殊性。日本在交往中認為與不熟悉的人說話是一種不禮貌的行為，會給他人帶來麻煩，更不會因為習慣而養成的一點小事兒成為朋友，相對于社會交往則并不會積極主動，而對于請求別人的幫忙，日本人則是很少會強求他人。

由此可見，中日文化中國交往也有著極大的差異。中國號稱禮儀之邦，注重情感，看重朋友這些被譽為中華美德。因此，中國人在廣交天下的同時，也應注重與朋友之間相處的度。而日本交往中的淡薄的觀念，人與人之間相處冷漠，與此同時，獨立性和自主性得到發展。各個國家相互借鑒吸取，方能更好地推動世界之間的交往[15]。

三、結語

綜上所述，歷史是社會發展的見證，從歷史視覺下探究中日之間的交往，可以得出兩國文化有著眾多的差異，而部分差異也是由歷史差異演變而來的。基于此，本文從歷史文化差異視角下探究了中日之間社會交際差異、民風民俗的差異、交往方式的差異，而除了這些差異之外，還包括眾多差異，本文在此就不一一贅述。總之，中國與日本之間具有較大的文化差異，但在經濟全球化下這些文化發展也逐漸趨同，并共同推進地球文明的前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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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史思雯.中日顏色詞的文化含義對比――以“紅、白”為例[J].赤子（上中旬），2015（23）：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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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Yan Ni. Analysis of Sino Japanese cultural differences on the impact of Sino Japanese trade [J].Intelligence，2014（06）：282+284.

篇7

文化是人類社會實踐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一個民族有自己固有的語言和文化。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但語言像一面鏡子反映著一個民族的全部文化，而文化又是語言賴以生存的基礎，是語言新陳代謝的生命源泉。人們在交際時，語言中的文化因素與頭腦中的文化意識相互作用，由此完成交流的任務。一旦改變或者失去了原有的文化環境，或者文化因素得以寄托的語言系統發生變化，這種聯系就要中斷。單靠語言本身的概念意義，交流的任務可能難以完成，甚至完全失敗。

英語影視片中有許多含有特定文化意義的語言，它們為漢語文化所不知，不熟悉，甚至難于接受和理解，這就出現了文化因素的處理問題。影視翻譯是翻譯領域中獨具特色的一部分。影視翻譯有其獨特的語言特點。如錢紹昌教授提出的聆聽性、綜合性、瞬時性、通俗性和無注性。一般說來，與其他文學翻譯形式一樣，影視翻譯中的文化因素也是較難把握的。譯者對某段文字理解的正確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對相關文化因素的理解。譯者若缺乏兩種文化的對比知識，就無從談起對語言文字的正確理解與表達。

如何處理文化差異問題?翻譯界一直有“歸化”和“異化”之爭。持前一種觀點者主張在翻譯時將源語文化有的文化形象換成目的語文化中含有同樣或相似聯想意義的不同文化形象。比如古希臘的海倫與吉中國的西施，盡管兩者在文化形象上相差甚遠。但兩者所代表的都是絕代佳人。其聯想意義相同，所以在翻譯中完全可以將“美若海倫”換成“貌比西子”。而持“異化”觀點者則堅持保留源語文化中的形象，認為海倫是海倫，西施是西施，高鼻子，藍眼睛的古希臘美人與淡掃蛾眉，朱唇半啟的古代中國美人決不能混為一談。其實，歸化與異化，各有利弊。歸化的長處在于，經歸化處理過的譯文，其文化形象都是譯文讀者所耳熟能詳的，讀來地道，生動，不會給讀者帶來任何理解上的困難：然而歸化也有其弊病。“它是以把文化中的異質成分轉化為另一種文化中人們所熟知的內容，并犧牲了大量附載信息為代價的。人們閱讀完全采用歸化法翻譯的作品，嚴格說來只是對本國本民族文化的一種溫習。而已失去了了解和欣賞其他國家和民族文化的意義。異化的缺點在于異質文化的介入使譯文晦澀難懂，加重了讀者的負擔：但也有好處，那就是將新鮮的文化因素引入了目的語文化。”擴大了目的語文化的含量。給讀者以原汁原味的感受，增長了讀者的知識。比如英語中有一句俗語“throw straws against the wind”，如果采用歸化的譯法，則可以譯為“螳臂擋車”，讀者一下子就明白這是比喻不量力的舉動，很容易理解：如果采用異化的譯法。就是“扔草抵風”，乍一看，讀者肯定茫然不知所云，但多讀幾遍。想象一幅在狂風中拾起一捆稻草以抵擋風勢的畫面。再結合上下文，讀者就會恍然大悟，原來是指“自不量力”啊!讀者在閱讀中所費的時間和精力多了，但從此學到了“自不量力”的另一種表達方式。因此。在處理文化差異上，歸化和異化。并無孰優孰劣之分，采用哪一種方法，應根據具體情況而定。但主要應取決于兩個因素：1、譯文的讀者。譯文的讀者如是具有較高文化水平的學者，則可以考慮采用異化；如讀者是一般大眾，則最好采用歸化。2、譯文的目的和用途，譯文主要是用來娛樂，宣傳，鼓勵呢，還是學習新的表達方式，了解和欣賞其他國家和民族文化的意義。前者宜采用歸化。后者不妨用異化。所謂“翻譯無定論”也就是這個意思。

在小說等文學翻譯中，譯者還可能利用注解來說明譯文中不容易理解的地方，而影視翻譯中是不可能的。必須讓觀眾一聽就懂。這種特殊性決定了影視譯者必須充分發揮其二度創造功能，創造性地將原作品的文化信息，藝術意境傳達出來，使譯語觀眾與源語觀眾在接受性上和諧統一，又要考慮本國觀眾的接受力。下面我們就一些具體的例子來說明。

一、片名的翻譯

一部影視作品能否吸引觀眾，好的譯名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包惠南指出，影視片名的翻譯“既要符合語言規范，又要富有藝術魅力，既要忠實于原片名的內容，又要體現原片名的語言特色，力求達到藝術的再創造”。要講求“大眾化、通俗化、口語化和藝術性”，要能起到很好的導視和促銷作用。比如，外國的影視片喜歡用人名和地名或事件發生的地點作片名，借以突出主人公的形象。而中國觀眾對外國人名和地名感到陌生、拗口。如果直譯，勢必會降低觀眾的興趣。使導視及促銷作用大打折扣。因此，經驗豐富的譯者往往從觀眾接受性角度出發，緊扣原片的主題和內容，譯出了既有藝術性又有實用性的片名。如好萊塢影片Julia Roberts 2000年主演的影片Edn Brockvich譯作《永不妥協》就是耐人尋味的佳譯。影片主人公Erin的執著性格和永不妥協的精神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果譯者按字面把片名直譯成《艾琳?布洛克維奇》就不符合我國觀眾的欣賞習慣，不但難以記憶也缺乏藝術感染力。再比如電影Thelma&Louise《末路狂花》、Dolores Claiborne《熱淚傷痕》、Driving Miss Daisy《溫馨接送情》、Few Good Men《義海雄風》等都是中文片名取的不錯的例子，真要照原名翻的話，你會想看一部《賽爾瑪與路易斯》，《桃樂絲?克萊彭》，《接送黛絲小姐》或者《難得的好人》的電影嗎?的確，成功的片名是招牌。往往對整個電影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由于文化背景差異以及審美觀念的不同，有些英美觀眾可以心領神會的片名直譯過來會令中國觀眾十分費解。如影片They，原片名對中國觀眾來說毫無吸引力可言，甚至莫名其妙。而譯名《惡夢纏身》無論從藝術性還是市場效應顯然比譯成《他們》更勝一籌。美國電影Marvin's room如果按字面翻譯成《馬文的房間》則顯得很平常。譯者獨具匠心把片名譯成《一切從心開始》，與影片內容十分貼切，令人回味無窮。

二、對白的翻譯

在《阿甘正傳》中，小阿甘和珍妮在校車上認識。珍妮邀阿甘坐在她旁邊，從此兩人成為好朋友。阿甘獨白了這樣一句話：

From that day On.we were always together,Jenny and me like peas and carrots.She taught me how to climb.

如果采用直譯的譯法。則譯文為：

從那天起，我們總是在一起。珍妮和我 就像豌豆和胡蘿卜一樣。她教我爬樹。

在歐美國家中，豌豆和胡蘿卜常用在一起做菜，比如色拉和蔬菜湯中總會有這兩樣東西，因此作者用此比喻兩個人關系親密。對于西方觀眾來說，這個比喻很恰當也很形象。觀眾由此得到了語言上的審美享受。然后翻譯后的語言不僅不能使中國觀眾得到一定的審美享受，而且還造成了觀眾理解上的困難，這種困難正式兩國文化差異所帶來的。在此，我們不妨采用歸化法，將“象豌豆和胡蘿卜一樣”改譯成“形影不離”這樣譯，既使觀眾易于理解，又保留了語言的生動性。

我們再來看影片《聞香識女人》中的一段對白：

Slide:so,what are you doing here,in this sparrow-fart town?

Charlie:I.I attend Bird.

施雷德中校：那麼，你到這個狗屁小鎮來干什麼?

查理：我。我來博德學院讀書。

Sparrow-fart如果直譯，就是“雀屁”。漢語中沒有這樣的表達方式。事實上，表示對某事物的不屑，漢語中常用的粗話是“狗屁”，因此在翻譯時我們進行了形象的更換。雖然語言不雅，但卻保留了原文的風格，對表現片中上校故作粗魯無理的態度是很有必要的。

再看英國電影It Happened One Night《一夜風流》里的一段臺詞：

Peter:Oh?This?Well,I like privacy when I retire.Yes,I'm very delicate in that respect.Prying eyes annoy me.Behold the walls of Jerichho!Err.maybe not as thick as the ones that Joshua blew down with his trumpet.

彼得：這個嗎?我休息的時候不想被別人干擾。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別人偷看。你看這耶利戈城墻，比不上約書亞用號角吹倒的墻厚，卻比它安全多了。

“耶利亞城墻”“約書亞”這兩個詞語均與《圣經》故事有關，而大多數中國觀眾對西方宗教文化是比較陌生的。為使中國觀眾理解這些詞語在語境中的具體含義。使原文涉及的文化因素盡可能清晰的傳達給觀眾。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可對這段文字采取詮釋法翻譯。做如下調整：

彼得：這個嗎?我休息的時候不想被別人干擾，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別人偷看。你看這像《圣經》中的耶利戈城墻，雖比不上以色列的軍長約書亞用號角吹倒的墻厚，卻比它安全多了。

經過這樣的潤色，觀眾不禁了解了這些“典故”的出處。增強了文化內涵在觀眾認識理解中的清晰度。

《傲慢與偏見》中有這樣一句對白：

Mr.Darcy:lf the dragon returns,then,George will know how to deal with him.達西先生：那惡龍要再來，降龍將軍自有辦法。

這里的“dragon”指的是剛剛追著莉齊跑的在片中被班奈特先生譏諷地稱為“一個非常罕見的寶貝”的令人討厭的柯林斯先生，而“George”是達西先生風趣地用來指代自己的，來表達自己愿意而且有能力幫助莉齊擺脫和對付難纏的柯林斯先生。這兩個詞分別譯為“惡龍”和“降龍將軍”是歸化翻譯。“dragon”在西方文化中是傳說中邪惡的怪物，而不是幾千年中國龍文化中的龍。但兩者也有相通之處，如形象怪異，本領很大等。“George”在這里并不是一普通男子名“喬治”，而是西方文化傳說中的那個圣人。曾英勇地殺死“dragon”從而救出利比亞國王的女兒。

因此，把“dragon”就譯成“龍”會使中國觀眾錯誤地有各種聯想，不明其意：而“惡龍”則點明了該名詞貶義的指稱。同時。“George”譯成“降龍將軍”也明確了“dragon”和“George”之間的對立關系，讓中國觀眾能即刻領悟達西先生英雄救美的殷勤意思。當然，英語文化中關于“dragon”和“George”的經典傳說則無法傳遞給中國觀眾了，因為影視翻譯沒有注解。

篇8

造成這種文化時差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社會體制。香港已經建成相對成熟的公民社會，中國大陸總體上還走在建設公民社會的途中；在公民社會中，個體是普遍的權利主體，習慣于理直氣壯地向政府問責；前公民社會的成員則習慣于服從強權，壓制他們眼中的弱小者；正是由于這種文化時差，我們的學者批評港人，港人則批評自己的政府；前者將沖突歸結為人性的弱點，后者則追查政府運作機制的欠缺。顯然，這是兩種精神高度不同的批評方式。

篇9

茶道是日本獨具特色的傳統文化之一，是一種表現日本人審美意識的藝術形式。茶道，即品茶之道，是人們追求精神境界與思想道德的過程。日本茶道雖然起源于中國，但在其近千年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獨具特色的文化藝術魅力。日本茶道對日本人而言是一種儀式，也是一種精神熏陶，它在飲茶過程中使人建立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并在這種關系的基礎上形成一種倫理思想，同時通過飲茶品味人生哲學。

1 文化的形成及發展

中國是茶文化的發源地，早在公元八世紀，茶及茶文化就隨游歷中國的日本僧人傳入日本。因此，中國的茶文化對日本茶道文化有著深刻的影響。但在近千年的發展歷程中，經過對中國茶文化的研究、承襲，并結合日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及日本人的獨特個性，形成具有日本獨特民族特色的日本茶道。據日本《茶經詳說》中敘述：“本朝圣武皇帝，天平元年召百人僧侶入內講般若，次日行茶禮。”由此可以看出，茶被當時的日本人視為來自天朝上國的珍貴藥物，極為珍貴。由鐮倉時代開始，由曾留學中國的榮西禪師將品茶文化帶入日本，榮西禪師通過對中國《茶經》的研究，寫出了《吃茶養生記》，該書是日本第一部關于飲茶的專著，這也為日本的茶道文化形成奠定了基礎。但在當時，茶葉與飲茶只為上層社會所專屬。在日本茶道中的抹茶也是在這個時代出現的。直至正慶時代，在日本民間便興起并流行“斗茶”。茶文化真正開始形成是在日本室町時代，此時茶樹被普遍種植。隨后，大應國師和一休和尚將飲茶儀式傳入日本，在繼承和發揚飲茶文化的過程中，村田珠光將禪道融入飲茶活動中，形成了典雅的品茗形式，開創了“茶禪一味”的草庵茶文化，成為日本茶道的創始人。到安土桃山時代，在以村田珠光和武野紹鷗為核心的日本茶道及其文化在千利秋時代大道繁榮階段，并在此基礎上最終發展成為如今聞名遐邇的日本茶道文化。即便茶文化并非起源于日本，但是經過日本上層社會的引進和在普通民眾之間流傳發展的基礎上，使茶道成為了一門具有深刻思想文化內涵的綜合藝術。真正流行于當今日本的茶道則是在16世紀由茶道大師千利休所創立，千利休繼承了前人在茶道文化中的修養，創立了強調環境幽雅、追求器具之美獨具日本風格的正宗茶道流派――千家流。千利休去世后，由其后代繼承其茶道技藝，分別形成了“里千家”、“表千家”“武者小路千家”三個流派。傳至江戶時代，建立了“傳宗接代，不出祖流”的“家元制度”，“家元制度”為茶道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做出了極為重大的貢獻。在當今的日本茶道流派中，最著名、人數最多則是“里千家”流派。如今，日本茶道流派眾多，其中的三千家最為出名，除此之外，在日本仍存在著很多非主流的茶道流派。雖然每個流派之間的形式、手法不一，但總體來說，在思想精神追求方面仍存在著許多共同之處。雖然茶文化并非起源于日本，但是經過近千年的發展以及茶道中眾多名家的發揚光大，形成了獨具日本特色的茶道文化，在當今的日本，作為傳統的文化藝術使越來越多的日本民眾競相追逐。

2 茶道的文化內涵

十九世紀，日本的茶道及其文化進入了快速的發展階段，并廣泛的進入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對現代生活的日本人來說，茶道是集精神文化、道德修養、審美與社交相結合的行為活動，如今的茶道文化體系已涉及藝術、宗教、哲學、經濟甚至是政治等廣泛的領域，茶道文化體系已成為體現日本綜合文化特色的主要途徑之一。禪宗思想對日本的茶道文化影響深遠，但在實際的發展過程中，在禪宗的思想基礎上還包含了儒家、道家和神道等其它門派的不同思想。雖然這些思想相互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日本的茶道文化，但最終還是以千利休的禪宗思想為核心而建立起來的。日本的茶道文化追求清、敬、和、寂的精神境界，也是日本茶道文化的真諦之所在。首先，清所體現的是日本的民族習性人們試圖通過對茶室、茶具的清潔要求來達到對自身心靈的凈化。這正是千利休在其《南方錄》中提出的：茶道的目的就是要在茅舍茶室中實現無垢的凈土，創造一個理想的社會。這一表述充分體現了茶道文化追求清雅的環境要求。其次，敬是茶道文化中最能體現禪宗精神的部分，指參與到茶事中的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物之間都是互相平等的，即所謂禪宗佛教“心佛平等的精神”的體現。在等級區分嚴重的封建時代，這種追求平等的精神文化是極其難能可貴的，同時這種追求平等的品質在日本神道精神中也有體現。在日本的道德禮儀中，“敬”不僅表達了對長輩的尊敬和對同輩的敬愛，同時，“敬”在日本人眼里也是“禮”的同義。在現代日本社會生活中，“敬”、“禮”無處不在，它是人們普遍認同的行為規范，人本從小便接受嚴格的行為規范教育，既遵守做人的道德規范，也注重社會的行為規范，因此形成了日本人獨有的“言行謹慎”的民族個性特征。第三，和即和諧，是茶事過程中行為與內心的和諧與和悅，是人與人之間追求心靈和諧默契的表現。使人們希望通過品茶進行思想交流，并增強彼此之間的感情。正所謂以和為貴，茶禮、茶樂乃至茶藝，無不廣助人道之和，此乃人生哲學之真諦。有學者認為，和乃是貫穿日本精神文化的核心基礎，是日本價值觀的體現。最后，寂即放下心中雜念、思慮，達到心無所念想的心靈境界。寂與清合為清寂，是指人的內心從心有雜念至內心無慮的清凈心靈的過程，茶道則是達到該境界的有效之手段。茶道之“寂”便是不與俗世同流之意，也是茶道所追求的最終之境界，即是茶道存在的意義。飲茶之人在茶道過程中獨享寂靜的個人世界，與世無爭，真正感受到心靈的歸屬，是人們新的價值追求的起點。

3 日本茶道文化對日本的影響

3.1 對日本民族精神的影響

日本是一個講求“大和”精神的民族，其精神文化來源于其島國特征、中國儒家思想及現代西方文化。從日本的茶道文化中可以看出，日本這樣的一個由他國文化發展而來的民族，如今形成了具備自己民族特色的精神文化體系。正如日本的茶道文化追求純凈思想境界，以達到磨練意志、提升品性的目的。日本的茶道已成為提高本民族精神追求、完善民族意識形態和提高民族文化水平的工具，茶道的境界也是日本民眾渴望達到的一種精神境界，潛移默化的影響著日本民族精神的形成。

3.2 對日本傳統文化藝術的影響

日本茶道內容豐富多彩，融合了日本音樂、文學、舞蹈等各種文化藝術的精髓，是了解日本傳統文化藝術的有效渠道之一。在日本許多中小學以及高等教育中都有專門的教學課程，這在世界上是較為少見的，正因為如此，日本茶道被作為日本傳統文化藝術在青少年教育中占有極為重要的作用，這也就形成了日本人不斷發展期傳統文化藝術的途徑。青年一代繼承了前人的傳統文化藝術，繼而融入現代文化藝術因素，形成獨具日本特色的文化技術特性。此外，隨著日本文化在世界上發展，越來越多的人和國家通過日本的茶道了解、認識日本民族，也為日本文化的發揚光大鋪平了道路。

3.3 對日本經濟發展的影響

日本的茶道文化也對日本經濟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首先，日本茶道文化是日本民族精神、傳統文化藝術的代表，獨具日本特色，為此也吸引了世界眾多游人對日本及其文化的目光，極大的發展了日本的文化旅游市場，提高了日本旅游及外匯收入。其次，隨著日本茶道文化的發展及傳播，日本茶道及相關產品成為世界了解日本的途徑之一，也使得日本的茶經濟迅速發展。最后，日本的茶文化不H推動了日本經濟的發展，同時也帶動了日本文化產業的發展，推動了人們對于茶、茶道及文化的學習和研究，也有利于日本茶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篇10

一、引　言

自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以來，國外影片陸續進入中國，譯制片的觀眾不斷增加。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好萊塢大片的涌入，譯制片不再是高不可攀的“陽春白雪”，而成了雅俗共賞的大眾娛樂品，觀眾如雨后春筍般陡然劇增。涵蓋了不同的年齡層次和文化層次。從七八歲的小朋友到七八十歲的老人，從文化程度極低的文盲、半文盲到學富五車的大學教授，都能在觀眾中找到。觀眾的大眾化分布首先必然要求影視語言的大眾化，也就是淺顯通俗。其次，影視節目的目的是什么呢?電影電視節目已經成為了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可以提供資訊、傳授知識，開拓眼界，促進了解，是多功能的現代化媒體。那么如果問及影視節目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答案應是“娛樂”。當人們經過一天的辛苦勞作之后，回到家打開電視機，或坐進電影院舒適的坐椅中，目的就是“娛樂”。通過娛樂放松身心，消除疲勞。

二、影視翻譯的原則

1　譯文語言通俗易懂

譯文語言若是晦澀難懂、矯揉造作，肯定會導致觀眾失去興趣。所以翻譯時要通俗一些，讓觀眾看起來明白易懂。當然，易懂并不等于粗糙，并不等于平淡無力。要采取觀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即適合觀眾的欣賞習慣。如電影片名Hamlet譯為《王子復仇記》就比《哈姆雷特》好，因為前者更適應廣大的觀眾，照顧到了沒有接觸過英國文學的觀眾；Gone with the Wind譯為《亂世佳人》也頗為傳神。“亂世”交代故事發生的背景，“佳人”又點明了影片的女主角，形象地展示出女主人公的坎坷的經歷。1995年榮獲奧斯卡6項大獎的經典影片Forrest Gump被傳神地譯為《阿甘正傳》，而不是音譯為《福雷斯特?甘普》，就是一個很好的中西文化合璧的范例。譯名借用魯迅的《阿Q正傳》點出這部電影是人物傳記題材，“甘”出主人公的姓氏。更為巧妙的是，“阿甘”這個中國式的親切稱呼極易上口，深人人心，以至于影片獲獎已過去10余載了，無數觀眾仍記憶猶新，為之津津樂道。再如2002年上映的Spider―Man，在臺灣翻譯為《蜘蛛人》，筆者認為就沒有大陸的《蜘蛛俠》來得傳神。這個“俠”字為西洋漫畫增添了一分中國的俠士義氣。而2003年全球火爆一時的美國好萊塢大片Catch me if you Can在中國卻遭遇了令人大跌眼鏡的票房慘敗。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片名的翻譯卻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之一。這部影片在國內的譯名是《我知道你是誰》，不但讀起來拗口，而且作為一部主要講述FBI捉拿通緝犯的懸念迭出的偵探片的片名，卻顯得語氣平淡，氣勢薄弱，根本無法先聲奪人，引人入勝。大部分觀眾一看片名并不知道“你是誰”，故而理所當然地影響了票房收人。有人評價說，其片名的直譯《有本事來抓我》或許都要略勝一籌。而比較一下這部電影在港臺地區和海外的其他譯名，如《逍遙法外》《智抓雙雄》《神鬼交鋒》《貓捉老鼠》等等，就不難體會到電影片名的翻譯在技巧和原則上都是個耐人尋味的話題了。

因此影視劇的語言要盡可能地通俗一些，當然，“現代漢語里通俗化的語言有著極其豐富的表現力，它能反映簡樸的思想，也能表達復雜的情感，關鍵在于能否使之生動活潑、準確自然。”

2　情節銜接順利通暢

電影是一種視、聽綜合藝術，畫面對語言可以起一種補充作用，因此譯者在翻譯時并不需要十分忠實于源語語言，缺失的信息部分可以由畫面所負載的內容進行補充。有時候由于畫面的制約，譯者也不得不采取一些變通的手法，使得對話與畫面吻合。

比如在《角斗士》一片中，一開始，Maximus正率領他的部下準備與蠻族一戰。他的部將Quintus正在部署戰斗前的準備工作。

Quintus: Load the catapults, infantry form up for advance,archers ready.

Chief archer: Archers?

Centurion : Nook !

Archer: Nook.

昆塔斯：投石器上好彈藥!步兵排好前進隊形，弓箭手準備。

總弓箭長：弓箭手?

百夫長：搭箭!

弓箭手：就緒!

對話中的兩個nock有不同的隱含意義：前者是百夫長在傳達上級的命令，指揮士兵把箭搭上弦，后者是弓箭手的回答，意思是已經按照命令把箭搭上弦了。如果直譯為“箭已上弦”，則從聽覺效果上來說，不如nook一詞來得干脆。其時畫面上閃過一排排弓箭手箭已上弦、蓄勢待發的畫面，因此譯者把“箭已上弦”這個具體的回答改成“就緒”，只有一個詞，和戰爭爆發前的緊張氣氛相吻合，同時也體現了軍人的一種干脆利落的作風。至于“就緒”的具體內容，觀眾一看畫面便知道了。

3　文化差異的處理

但是，我們使用歸化的方法翻譯時要掌握好尺度，因文化差異所造成理解問題的部分，我們應采取歸化的方法。在《阿甘正傳》中，小阿甘和珍妮在校車上相識，珍妮邀阿甘坐在她旁邊，從此兩人成為好朋友。阿甘獨白了這樣一句話：From that day on，we were always together，Jennyand me like peas and carrots，She tatught me how to climb，如果采用直譯的譯法，則譯文為：從那天起，我們總是在一起。珍妮和我就像豌豆和胡蘿卜一樣。她教我爬樹。

在歐美國家中，豌豆和胡蘿卜常用在一起做菜，比如色拉和蔬菜湯中總會有這兩樣東西，因此作者用此比喻形容兩個人關系親密。對于西方觀眾來說，這個比喻很恰當也很形象，觀眾由此得到了語言上的審美享受。然而翻譯后的語言不僅沒能使中國觀眾得到一定的審美享受，而且還造成了觀眾理解上的困難，這種困難正是兩國物質文化上的差異所帶來的。這種情況下直譯顯然是不可取的，如果改譯為“形影不離”。中國觀眾對“形”和“影”的關系非常熟悉，因為在漢語中有很多相關的成語，如形影相吊、形單影只、形影相隨。這樣譯，既使中國觀眾易于理解，又保留了語言的生動性。再如英國電影《魂斷藍橋》一開始，有這樣一段畫外音：

Announcer’sVoiee：Atll：15 this morning，the PrimeMinister，speaking t0 the nation from Number Ten DowningStreet announced that Great Britain is at war with Germany，

廣播員的聲音：今天上午11點15分，首相在唐寧街10號向全國發表了講話，宣布英國與德國處于交戰狀態。

此例忠實地譯出了原文的字面層意義。但對“唐寧街10號”這一隱含文化意象地名不作些補充說明的話，相信絕大多數中國普通觀眾會茫然不知所云。大多數中國人知道白宮是美國總統的辦公地方，但知道唐寧街是英國首相辦公的地方的人并不多，因此如果加上幾個字變成“今天上午11點15分，首相在唐寧街lO號――英國首相府邸向全國發表了講話……”中國觀眾就比較容易接受了。

Kitty：Oh，take no notice，The old dragson make her writethat，

凱蒂：你別在意，是母大蟲讓她這么寫的。

以上例子中，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造成了翻譯中的困難。因為。在中國文化中，“龍”是皇帝的代表，是尊貴的象征，整個中華民族都是龍的傳人。而在西方文化中，“dragon'’是一種會噴火的兇猛的野獸，是“邪惡”的象征，它在原句中指代“夫人”，把它翻譯成“母大蟲”顯示說話人對她的厭惡。所以這時我們只能選擇中國觀眾所能接受的文化意象來進行影片翻譯。

而對于觀眾比較熟悉的文化知識，翻譯時應盡量保留原文的語言及文化特色，適當納入西方文化。因為影視片是文化交流的渠道，通過影視片的欣賞，觀眾可以感受到異國風情和他們所特有的習俗，從而促進中外文化的交流。如：在美國電影JFK《刺殺肯尼迪》中檢察官Jim Carrisan有旬臺詞“We’ve au become Hamlets in onr country…”其中的Hamlets是中國觀眾都熟知的莎士比亞戲劇中的人物，其文化內涵觀眾也不陌生，所以翻譯時不必進行變動，可將其直譯，不會影響到觀眾的理解。

又如在《聞香識女人》一片中，史雷德中校和查理在談話，弗蘭斯在外偷聽，被上校發現，他說了這樣一段話：

Who’s there?That little piece 0f tail!Get out 0f here[Yeah…can’t believe they’re my blood，IQ of slogs，and themanner of bansees，

誰在那兒?那個小尾巴!滾出去!不能相信這是我的骨肉。又蠢又囂張。

Bansee是愛爾蘭民間傳說中的報喪女妖，女妖的出現或是夜間聽見其哀號慟哭者表明親屬中有人要死去。Thenlanner 0f bansees意指舉止囂張、粗魯。像這樣一種民間傳說中所特有的形象是不太可能找到相似的替代形象的，如果勉強用中國民間傳說中的牛頭馬面、閻王之類的形象來歸化，不僅令觀眾產生滑稽可笑的感覺，而且也沒能傳達出原有的聯想意義。這時我們將源語的聯想含義直接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