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綜述模板(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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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替代關系理論

Mundell（1957）利用兩個國家、兩種產品和兩種要素的標準國家貿易模型，提出了“替代關系理論”，即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是互相替代的關系。該理論的前提假設是：（1）只存在兩個國家、兩種產品和兩種要素（勞動和資本）；（2）兩國的要素稟賦存在差異，一國是勞動密集型國家，另一國是資本密集型國家；（3）兩種產品中一種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另一種屬于資本密集型產品；（4）勞動和資本的邊際生產率只依賴于生產中投入的兩種要素的配置比率；（5）不變的規模報酬，即產品產量的變動比率和要素投入量的變動比率一致。在這些假設的基礎之上，Mundell認為，當兩國僅存在要素稟賦方面的差異，他們必然會展開貿易，并且這樣的貿易會使得世界各國的要素價格實現均等化。可是，現實世界很難達到前述的嚴苛的前提假設。而且現實中各國存在貿易壁壘，所以現實情況下，貿易障礙會導致資本的流動，產生對外直接投資；反過來，資本流動障礙也會產生貿易。所以Mundell認為，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是相互替代的關系。

Vernon（1966）在對美國式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進行解釋時，提出了著名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該理論將產品生產分為三個階段：（1）新產品階段，產品剛剛被發明和生產出來，屬于技術密集型，跨國公司擁有壟斷優勢，因此該階段由母國生產并以高價格出口到國外市場；（2）成熟階段，國外市場需求旺盛，技術逐漸穩定，出現模仿品和替代品生產的競爭對手，該階段跨國公司會選擇到需求量大的國外市場進行直接投資和生產，出口減少，意味著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有替代作用；（3）高度標準化階段，產品生產技術已經高度標準化，產品由技術密集型轉變為勞動密集型，該階段跨國公司會選擇生產成本最低的國家進行生產，并以此來滿足全世界的需求，原來發明創造的母國會完全成為該種產品的進口國。產品周期理論動態的描述了跨國公司的發展階段以及對外直接投資如何一步一步的替代了原有的對外貿易。

二、互補關系理論

20世紀70年代，日本學者小島清在其代表性著作《對外貿易論》中提出了邊際產業擴張的理論，指出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存在互補關系。該理論強調國際分工的重要性，將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統一在國際分工的基礎上，指出國際直接投資并非簡單的資金流動，是包括了資本、技術、經營管理和人力資本的總體轉移。該理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母國的邊際產業依次開始，即從在母國已經或即將處于劣勢地位，但是在東道國具有顯著或者潛在的相對優勢的產業開始轉移。小島清認為，這種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是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將母國比較劣勢產業輸出，擴大了比較優勢的幅度，從而增加了貿易量并促進母國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增加就業，增進社會福利，加速技術創新與擴散。

20世紀80年代，Markuson和Svensson也認為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是互補的關系。當貿易障礙產生對外直接投資時，資源一般是流入進口替代部門。如果資本的流動不是由貿易障礙引起，而且主要流入出口部門，則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就表現為互補關系。這種情況下，資本的流動會帶來進一步的國際分工和生產的專業化，從而對外貿易大規模增加。

三、不確定關系理論

Patrie（1994）研究表明，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是不確定的，二者之間的關系取決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根據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將其分為三類：（1）市場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這種投資是跨國企業為逃避東道國嚴苛的貿易保護壁壘，迅速占有東道國市場，而對東道國進行直接投資，實現當地生產和當地銷售。（2）生產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這種投資是跨國企業受到東道國廉價資源的吸引，出于降低生產成本的需要，對東道國進行直接投資，產品可能在當地銷售也可能出口到別的國家。（3）貿易促進型對外直接投資，這種投資是跨國企業為了更好的配合自身的出口貿易，為企業的出口提供必要的服務而進行的直接投資。這三種源于不同目的的對外直接投資中，市場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是相互替代的，而生產導向型和貿易促進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是互補關系。

Head和Rise（2001）認為，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直接是替代還是互補的關系，與投資是垂直方式還是水平方式有關。他們利用數據分析了日本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總體上是互補的。但是，他們還發現，以垂直方式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是互補的；以水平方式進行投資的企業，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是替代的。

四、啟示

目前，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不完全是替代或者互補，更多的表現為相互影響，相互作用。自從我國加入WTO，對外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活動越來越頻繁。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應以生產為導向，積極尋求外國廉價資源，降低生產成本，以此實現對外投資與對外貿易的共同繁榮。

參考文獻：

篇2

中圖分類號：F832.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9）01－0029－06

一、引言

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三十年來，我國的綜合國力有了顯著增強，人均GDP從1980年的272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2034美元；金融機構的存款余額增加到2006年的35萬億人民幣，人均存款近3萬元。按照鄧寧的發展水平理論，我國目前已處于經濟發展的第三階段(注：根據鄧寧的發展理論，經濟發展可分為四個階段，在其中的第三個階段，本國對外投資規模快速增加，并逐漸超過引入外資的規模。人均GDP達到2000-4750美元間是這一階段的主要特征，筆者注。)，即本國對外投資快速增加，并將最終超過引入外資額的階段。這一點已經明顯地在我國經濟中表現出來。從對外投資的情況看，在對外投資之初，我們本著“摸著石頭過河”的思路，較重視單個投資項目的操作，而缺乏整體、宏觀的策略。時至今日，具備相當實力后的我們，考慮對外貿易、投資區位選擇戰略時，應該從多重角度，通盤考慮。

理論界至今還未形成企業國際化區位選擇的一般理論，但很多主流國際直接投資理論都包含了區位選擇的思想，這些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對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簡稱FDI）區位選擇理論有較為完整的闡述。隨著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的發展，出現了很多專門研究發展中國家FDI的理論。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歷史不長，與國外豐富的理論成果相比，中國學者更多地從經驗角度對FDI區位理論進行了深化，從東道國區位因素、投資主體、投資動機等角度研究了中國企業FDI的區位選擇，雖然驗證方法不盡相同，但缺乏對諸多因素合并分析的綜合研究框架。本文在總結現有文獻研究的基礎上，對我國企業FDI情況進行了回顧分析，對我國FDI區位選擇戰略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并從理論角度上，提出結論。

二、理論研究匯總

（一）FDI區位選擇理論沿革

對FDI區位選擇最早的論述見于壟斷優勢理論，該理論由Hymer（1960）提出，后經Kindleberger 和Caves 發展形成理論體系。該理論認為，國內和國際市場的不完全性，造成了跨國公司的壟斷優勢，壟斷優勢理論主要從投資動因角度分析FDI行為。[1]從中不難推論，擁有壟斷優勢的發達國家是FDI輸出國，而不具有以上優勢的發展中國家則是FDI輸入國。R. Vernon在壟斷優勢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產品周期理論，從動態角度解釋了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時機與區位選擇。該理論認為，產品在市場上呈現周期特性，經歷了創新階段、成熟階段和標準化階段的新產品從最初生產該產品的發達國家，依次向其他發達國家、新興工業化國家、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國家轉移，在不同的階段，企業應采取不同的投資戰略。20世紀70年代，Buckley & Casson（1976）提出了內部化理論。該理論認為，現代跨國公司是市場內部化過程的產物。正是內部化的動機，促使企業進行國際直接投資。從這個意義上說，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就是在國際間實行市場內部化的過程，交易成本是影響投資區位選擇的重要變量，跨國公司投資趨向于交易成本低的地區。除此之外，信息成本也是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Caves（1971）發現外商直接投資趨向于交易成本低的地區。

Dunning（1973）在總結壟斷優勢理論、內部化理論并吸收區位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即OIL（Ownership―Internalization―Location）模型，首次將區位因素納入了FDI理論分析的范疇。他認為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而區位優勢則是其充分條件。[2]Dunning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在企業優勢的微觀基礎上，對FDI的動因及區位從宏觀角度做出了解釋。

Kojima根據日本國情，發展了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提出比較優勢論。他指出，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本國已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即從邊際產業開始，依次進行。其結果不僅可以使國內的產業結構更加合理，促進本國對外貿易的發展，而且還有利于東道國產業的調整，促進東道國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發展，對雙方都產生有利的影響。

隨著跨國公司活動的全球化，除了傳統的區位因素（自然資源、市場規模、基礎設施、貿易壁壘等），集聚經濟已成為FDI區位選擇的重要決定因素。跨國公司傾向于把其海外分支機構的區位選擇在與其具有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的上下游企業集聚區，以利用有利于自身發展的集聚效應。一個產業的空間集聚會形成產業特定的溢出效應和規模經濟。在產業集聚地區，基礎設施發達，熟練勞動力充足，產業配套條件較好，知識和信息等要素的流動性較強，便于外國企業開展專業化分工協作。Luger & Shetty（1985）通過其對產業的研究，驗證了集聚經濟對公司區位選擇的重要影響；Porter（1990）認為，產業集聚能加強該產業的競爭優勢。[3]

（二）發展中國家FDI區位選擇理論

隨著發展中國家FDI活動的急劇增加，對其區位選擇的理論研究也是FDI理論的重要方面。前蘇聯學者阿勃利茲若伊利的觀點很具有代表性。他提出，發展中國家往往存在傳統落后的農業部門與采用較新技術的現代工業部門，同時存在的“二元經濟結構”使產業在技術水平、勞動生產率、經濟組織形式上產生差距，使產業間的聯系減弱。同時，由于傳統農業部門在供給和需求上的低彈性，無法對現代工業部門提供的經濟發展機會做出及時有效的反應，使產業間的差距進一步擴大。這樣，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工業部門在遠遠未到規模效益要求的情況下，出現了結構性供給過剩乃至個別行業或企業的相對過度資本積累或相對資金富余，于是對外投資就成為可能。

Louis T. Wells（1983）提出小規模技術理論。該理論的最大特點就是摒棄了那種只能依賴壟斷的技術優勢打入國際市場的傳統觀點，將發展中國家FDI競爭優勢的產生與這些國家自身的市場特征結合起來，為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理論依據。他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的比較優勢在于：（1）擁有為小市場需求提供服務的小規模生產技術。（2）發展中國家在民族產品的海外生產上具有優勢。（3）低價產品營銷戰略。該理論指出世界市場是多元化、多層次的，即使對于那些技術不夠先進、經營范圍和生產規模不夠龐大的企業來說，參與對外直接投資仍有很強的經濟動力和較大的市場空間。[4]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往往利用東道國的種族紐帶和人文共性來對其投資，因此，擁有小規模生產技術的發展中國家的跨國企業適宜對收入水平較低、市場容量不大的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

Lall（1983）通過分析印度的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提出了技術地方化理論。該理論認為，盡管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使用標準技術和勞動密集型技術，但并不是被動地模仿和復制引進的技術，而是對其進行了改造、消化和創新。技術地方化理論更強調發展中國家對引進技術的再生過程，按照該理論，發展中國家側重于對相鄰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投資區位上有很大的局限性。

針對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逆向投資”的現象，Cantwell & Tolentino（1990）拓展了小規模技術理論和技術地方化理論，提出了技術創新升級理論。[5]依據該理論，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受“心理距離（Physical Distance）”的影響，其FDI遵循“周邊國家――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漸進發展軌跡，即首先在周邊國家投資，然后向其他發展中國家逐步擴展；隨著工業化程度的提高和產業結構的升級，開始生產高科技產品。同時，向發達國家投資以獲取更先進的制造業技術。Dunning（1998）指出，無形資產在FDI區位選擇中的影響越來越大，FDI區位的決定因素日益綜合化。

小澤輝智（1992）提出動態比較優勢理論，認為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具有階梯形的等級結構，跨國投資的模式選擇應能激發國家現有和潛在的比較優勢，并使其最大化。因此，發展中國家的跨國投資模式必須結合工業化戰略，將經濟發展、比較優勢和跨國直接投資作為互相作用的三種因素結合起來分析。他認為提高經濟競爭力的動機是發展中國家從純吸引外資轉變成向海外投資，并把這種轉換過程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第二階段是外資流入并向海外投資轉型；第三階段是從勞動力導向的對外投資貿易支持型向技術支持型的對外投資過渡；第四階段是資本密集型的資金流入和資本導向型對外投資交叉發展階段。

（三）其他文獻研究

很多學者應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對FDI的區位選擇進行了實證研究。Root & Ahmed（1978）利用公司稅率這一變量，研究了財政政策對投資者的影響。Nigh（1985）證明了穩定的政局對投資的正面影響。Contractor（1991）證明了政府政策對FDI投向的影響。Loree & Guisinger（1995）研究了政策變量和非政策變量對FDI區位選擇的影響。他們發現東道國實際稅率對FDI顯著正相關，準入門檻對FDI進入有顯著負相關效應。[6]一些非政策性變量，如政局穩定、自然距離、人均GDP和基礎設施對FDI流向也有顯著正效應。

通過分析美國對OPEC國家的FDI數據，Olibe & Crumbley（1997）發現，政府資本性支出為顯著正影響因素，而人口規模的影響并不顯著。[7]Mudambi（1999）運用理論，分析了政府投資機構在吸引投資方面的作用。Reuber等（1973）對不同國家FDI流量及特點進行了綜合分析，發現FDI更多地流向發達國家。另外，也有研究關注FDI初次進入市場的情況，而不是對FDI進行動態監測。但從FDI投資路徑上分析，的確存在地域性因素。這種觀點認為隨著東道國社會環境的變化，FDI類型也在發生變化。欠發達國家吸收的FDI大多集中于資源開采和勞動力密集型行業。隨著這些國家經濟、科技水平的不斷進步，勞動者勞動技能水平的不斷提高，他們會吸引更多附加值高的投資。當然，公司戰略和其他宏觀經濟因素也會對FDI產生影響。

三、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實踐回顧

（一）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回顧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始于改革開放初期。最初幾年規模很小，年均投資流量不足4000萬美元。然而，隨著改革的進行，對外投資量迅速擴大。至2006年底，我國5000多家境內投資主體在海外設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近萬家，共分布在全球172個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達906.3億美元（見圖1、圖2、圖3）。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大致經歷了產生（1979―1984）、早期繁榮（1985―1991）、穩定發展（1992―1998）、貿易跟隨（1999―2002）、“走出去”（2003至今）等幾個階段。

2002年十六大的召開，明確了鼓勵企業“走出去”的產業政策。“走出去”不僅指企業增加出口，也包含企業增加對外投資。這一政策轉變也是我國深化改革的重要一步。由于受制于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我國雖然成為全球“制造中心”，但還是缺乏核心競爭力，通過“走出去”的政策，也有利于我國培育更多的優秀企業和優秀品牌，真正參與全球化競爭。

（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目標國區位分析

統計數據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雖然遍及世界172個國家或地區，但其區位分布并不平衡。從2006年的投資流量來看，拉丁美洲地區和亞洲是我國的兩大投資地點，分別占非金融類對外投資總量的48%和43.4%。投資流出地區分布具體情況見表1。

表1 2006年中國對外FDI流量區位分布

數據來源：商務部，《2006年中國對外投資公報》（M），北京。

從國家（地區）來看，2006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向靠前的國家、地區分別為開曼群島、中國香港、英屬維京群島、俄羅斯、美國、新加坡等。從我國對外投資存量來分析，截至2006年底的統計數據，亞洲和拉丁美洲是我國對外投資的主要目標區域，分別吸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63.9%和26.3%。接下來依次是非洲（3.4%）、歐洲（3%）、北美洲（2.1%）和大洋洲（1.3%）。我國對外投資的區位分布隨時間而變化，北美在早期吸引了更多的中國投資。至1990年，33%的投資投到了北美。此數字在1991年跳升到86%，但在隨后的大多數年份，至2001年回落到21%。與此同時，對拉丁美洲的投資則持續上升。相比之下，中國對亞洲的投資則比較穩定，在90年代的多數年份，有30%以上的投資都投向了亞洲。

表2 2006年中國對外FDI流量前十位國家（地區）

數據來源：商務部，《2006年中國對外投資公報》（M），北京。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在不同組別國家之間的分布也十分不均衡。在1979―2001年間，我國對中東歐國家總共才投資了355個項目，涉及投資額1.78億美元，只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4%。同一期間，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分別吸收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35%和60%。我國對兩類國家的投資有三個特點。一是對發達國家的投資項目平均規模大于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項目平均規模。二是在1991年之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高度集中于發達國家。具體講來，在1979―1991年間，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72%以上進入了發達國家，而發展中國家只獲得了24%。這一特點與一般公認的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應主要投向發展中國家的觀點大相徑庭。三是1992年以后，我國對發展中國家投資持續增長，對發展中國家投資比例從1991年的6%飚升到1992年的42%，在隨后的三年分別達到59%，76%和68%，在1996―2000年更是達到83%。[8]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在不同國家之間分布的差異要比在不同地區或不同組別國家之間的差異大得多。總體而言，我國的海外投資流量高度集中于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三個發達國家。至2001年，約30%的海外投資投到了這三個國家，各分別占中國對外投資的13%、9%和8%。這三國，加上香港、秘魯、泰國、墨西哥、津巴布韋、俄羅斯、柬埔寨、南非和巴西，共占去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67%。

四、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影響因素分析

（一）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影響因素

根據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Dunning，1993a），只有當三類影響條件同時具備時，FDI才可能發生。這三類影響條件分別是：跨國企業內部的所有權優勢、東道國的區位優勢和企業的內部化優勢。

企業的所有權優勢可以抵補企業在別國投資的額外成本，東道國本土企業的優勢也會被削弱。所有權優勢應與東道國的某些區位優勢（如市場容量、資源成本、基礎設施等）配合作用。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取決于跨國企業本身，而區位優勢則是來自東道國的影響因素。只具備所有權優勢的企業可通過出口、特許銷售、專利轉讓等方式進入該市場。同時具備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后，企業就會考慮通過FDI的形式進入該市場，條件就是東道國區位優勢的存在。如此便知，東道國可通過區位影響因素影響FDI。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在其的《World Investment Report》中對FDI東道國的區位因素有著較為深刻的闡述，其將東道國區位因素分為政策性因素、經濟性因素和其他商業性因素三類，并對不同動機的FDI影響因素進行了分門別類的分析（見表3和表4）。

表3 FDI東道國區位因素

數據來源：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World Investment Report》(M)，1998。

表4 不同類型FDI，經濟性因素的不同影響

數據來源：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World Investment Report》(M)，1998。

（二）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影響因素分析

從我國企業對外投資情況來看，市場導向型投資與資源導向型投資是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兩個最為重要的誘因。而對這兩類投資而言，東道國市場規模、市場結構、資源稟賦、消費偏好等因素都會對我國企業FDI產生重要影響。

毋庸諱言，在我國企業對外投資之初，仍見“貪大求全”、“趕英超美”的觀念(注：如1979―1991年間，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72%以上進入了發達國家，而發展中國家只占24%。)，但客觀衡量企業在“大國”的投資前景后不難想見，發達國家本就是資本輸出大國，其市場已接近飽和，競爭激烈幾近殘酷，平均盈利水平甚至不及國內，而且其經營管理、技術進步、成本控制、產品創新方面已經達到了較高的水平，我國企業進入后市場拓展空間有限，進入的障礙和進入后的管制成本高昂，較高的人力成本、高房租和低市場空間，會使得我國企業難以發揮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

中國被稱為“中央大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鄰國眾多，這一點不同于美英日。與美國接壤的國家，北面是加拿大，南面是墨西哥；英國和日本都是島國，沒有哪個國家與其陸地接壤。而中國則不同，與中國陸地接壤的國家有十四個之多，其中不乏如“金磚四國”中的俄羅斯和印度那樣的大國，也不乏經濟發展勢頭很猛的小國，如越南。如果再向南延伸，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具有潛力的國家，那是一片被稱為“新興市場”的地區，經濟發展潛力以及與之相伴的金融業發展潛力巨大。循著影響因素的思路，與我國貿易聯系緊密、GDP總量達到一定規模、政治經濟穩定、“心理距離”短的周邊國家，才應是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首選。

五、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理論探討

針對我國FDI區位選擇的命題，我國學者也進行了不少研究。徐滇慶和耿健（2000）[9]指出我國的資本輸出應遵循“快半拍”準則，林毅夫和湯敏（2002）提出了我國對外投資應遵循“早半拍”的原則，同時他們分別進一步指出，符合其原則的有東歐、中亞等地區。趙春明和何艷（2002）從國際經驗出發，指出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應首先考慮東盟國家，其次是前蘇聯的一些國家和地區。[10]楊大楷等（2003）基于對國際直接投資區位理論的回顧和對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分析，指出現階段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應以東南亞發展中國家為重。江心英（2004）認為國際投資區位選擇是跨國公司與東道國之間的正和博弈，利益原則是雙方經濟交往和合作的基礎，FDI區位選擇最終取決于東道國引資目標與投資主體投資目標相吻合的程度。

馬先仙（2006）運用28個國家和地區的數據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分析了影響我國企業FDI區位選擇的因素，回歸結果顯示，我國從東道國的進口、建交時間、人均GDP和距離等因素對直接投資沒有顯著影響。[11]程惠芳、阮翔（2004）應用引力模型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問題進行了分析，認為對中國企業來說，“引力巨大型”的國家和地區有美國、日本、韓國、中國香港和澳門。[12]“引力型”的國家和地區包括菲律賓、泰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越南、德國和馬來西亞，主要是東盟和中亞轉型國家，位于中國的周邊位置。“引力一般型”的國家包括新加坡、印度尼西亞、俄羅斯、英國、法國和意大利，處在這一檔次的國家也主要集中在東盟和歐盟國家。“引力不足型”的國家包括加拿大、埃及、澳大利亞、新西蘭、贊比亞、馬里、南非和巴西。這些研究都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但沒有涵蓋影響FDI區位選擇的所有影響因素，也未構建一個完整的中國對外FDI區位選擇研究框架。

結合上一部分中對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分析，并套用技術創新升級理論（Cantwell & Tolentino, 1990），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我們在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進行戰略考量時，也應遵循“周邊國家――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漸進軌跡，充分利用我國與睦鄰國家經貿往來密切、心理距離短、華人華僑分布廣泛、漢文化影響深遠等獨特優勢，實現企業對外FDI效益的最大化。

六、結論

第一，我國目前已處于經濟發展的第三階段，在我國企業對外投資之初，我們本著“摸著石頭過河”的思路，注重單個投資項目的操作，而缺乏整體、宏觀的策略。時至今日，具備相當實力后的我們，考慮對外貿易、投資伙伴國時，應該從多重角度，慎重考慮。

第二，理論界對FDI區位選擇的研究早已有之，從Hymer的壟斷優勢理論到Kojima的比較優勢理論，從針對發展中國家的“小規模技術模型”到對“逆向投資”現象的研究等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技術創新升級理論，對發展中國家對外FDI區位選擇非常具有參考意義。

第三，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在不同組別國家之間的分布也十分不均衡，1991年之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高度集中于發達國家，至2001年，約30%的海外投資投到了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三個發達國家。

第四，FDI區位選擇受到跨國企業內部的所有權優勢，東道國的區位優勢和企業的內部化優勢等三類因素的制約。從我國情況看，與我國貿易聯系緊密、GDP總量達到一定規模、政治經濟穩定、“心理距離”短的周邊國家，才應是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首選。■

參考文獻：

[1]Hymer, S. H.,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M]. The MIT Press, 1976. Cambridge, Mass.

[2]Dunning, J., 1977. Trad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the MNE: A search for an eclectic approach. In: Ohlin, B., Hesselborn, P., Wijkman, P. (Eds.), The International Al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MacMillan Press, London.

[3]M .E. Porter.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 NY: Free Press, 1990.

[4]Louis T.Well.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 the Rise of Foreign Investment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M]. The MIT Press.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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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oree, D.W., Guisinger, S.E. Policy and non-policy determinants of US equity foreign invest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 1995.

[7]Olibe, K.O. and Crumbley, C. Determinants of US privat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in OPEC nations: from public and non-public policy perspectives[J]. Journal of Public Budgeting,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 1997.

[8]楊德新.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踐與理論[J].山東財政學院學報，2005，(4).

[9]徐滇慶，耿健.中國資本輸出[J].中國投資,2000，(11).

篇3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6-0-02

一、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理論

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產生于20世界60年代，在所有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中都或多或少地討論到區位選擇的問題，但迄今為止，還并未形成統一的外商直接投資區位理論。

1.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的理論

1960年美國學者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1960）在麻省理工學院完成的博士論文《國內企業的國際化經營：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中，率先對傳統理論提出了挑戰，首次提出了壟斷優勢理論。壟斷優勢理論是由麻省理工學院C?P?金德貝格在70年代對海默提出的壟斷優勢進行的補充和發展。它是一種闡明當代跨國公司在海外投資具有壟斷優勢的理論。此理論認為，考察對外直接投資應從“壟斷優勢”著眼。巴克利、卡森（Buckley，Carson，1976）、拉格曼（Rugman，1976）的內部化理論，內部化理論強調企業通過內部組織體系以較低成本，在內部轉移該優勢的能力，并把這種能力當作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真正動因。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雷蒙德?弗農（Raymond Vernon，1966）在其《產品周期中的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一文中首次提出的。產品生命周期（product life cycle）理論認為：產品生命是指市上的營銷生命，也就是要經歷一個開發、引進、成長、成熟、衰退的階段。而這個周期在不同的技術水平的國家里，發生的時間和過程是不一樣的，期間存在一個較大的差距和時差，正是這一時差，表現為不同國家在技術上的差距，它反映了同一產品在不同國家市場上的競爭地位的差異，從而決定了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變化。在國際直接投資區位理論中占主流的仍是國際生產折衷理論（The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1977年，英國瑞丁大學教授鄧寧（J?H?Dunning）在《貿易，經濟活動的區位和跨國企業：折衷理論方法探索》中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1981年，他在《國際生產和跨國企業》一書中對折衷理論又進行進一步闡述。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認為，企業要進行國際投資必須具備三個基本要素，即所有權優勢 、 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對跨國公司的運作有其指導作用，它促使企業領導層形成更全面的決策思想，用整體觀念去考察與所有權、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相聯系的各種因素，以及其他諸多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從而可以減少企業決策上的失誤。

2.以區位經濟學為基礎的理論

以克拉維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 et al.）、及部分北歐學者為代表提出了市場學派理論。據克拉維斯（Kravis，1982）的研究，東道國勞動力成本對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出口有著負的影響，從而也影響其空間分布。凱夫斯（Caves）等人把試圖把交易成本引入FDI的區位分析中，但由于概念過于抽象沒有得到太有價值的東西。而北歐學者認為與實體距離對應的為心理距離（Psychic Distance），所謂心理距離是指“妨礙或干擾企業與市場之間信息流動的因素，包括語言、文化、政治體系、教育水平、經濟發展階段等”。心理距離的遠近意味著企業克服障礙成本的高低，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區位選擇一般遵循心理距離由近到遠的原則。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等則認為隨著科技的發展，運輸成本的影響作用下降，產品的銷售才是關鍵的問題。

3.以制度經濟學為基礎的理論

安哥多（Agodo，1978）發現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與地方政府發展規劃出來的有組織的經濟環境密切相關；貝爾德伯斯（Belderbos，2003）研究了東道國反傾銷政策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影響，認為通過反傾銷可以吸引更多的直接投資，但如果東道國取消了反傾銷措施，直接投資中的成本因素又將上升。奧克荷姆等（Oxelheil，2001）強調了金融制度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影響，認為股票、債券的發行上市制度將影響到跨國公司在國外進行直接投資的公司的相關成本、資本收益等。魯明泓（1999）則以114個國家和地區為樣本，探討了影響直接投資的四大類制度因素，即國際經濟安排、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和政府廉潔程度，認為經濟的開放度及對外資的歡迎態度最為重要。

篇4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2）10—004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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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外直接投資逐步取代國際貿易成為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主要力量。處于經濟轉型期的中國，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和“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增長強勁。然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與發達國家相比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仍有較大差距。截止2011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存量）達4 247.8億美元，僅相當于美國對外投資存量的9.4%。除此之外，對外直接投資流出規模也遠遠小于吸引外資的規模。2011年中國利用外資量為1 240億美元，截至2011年末，利用外資存量約為7 120億美元[1]。對外直接投資流出與流入的巨大差額是導致當前中國國際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國際收支失衡帶來的巨額外匯儲備增強了中國的國際支付能力和抗風險能力，但其持有成本巨大，且外部失衡給國內經濟造成巨大沖擊，扭曲了國內經濟結構。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有助于充分利用外匯資源，提高對外資產回報，避免巨額外匯儲備對國內經濟的沖擊。推動企業“走出去”開展對外直接投資，不僅是中國當前實現國際收支平衡的現實選擇，而且是全球化與經濟危機背景下統籌國內外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因而也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一、文獻綜述

篇5

中圖分類號：F12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3）16-0001-02

0 引言

中國作為一個處于轉型時期的經濟體，產業結構處于轉型升級的攻堅階段，通過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 FDI，簡稱OFDI），投資國可以利用“國內”和“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來發展本國經濟，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本文對研究對外直接投資與母國產業結構關系的文獻做一個梳理，以期為后續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線索。

1 典型性國際直接投資理論

1.1 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弗農（1965）提出。弗農主要對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市場進行了研究，將產品的生命周期大致分成三個階段：創新期、成熟期和標準化期。

產品處在創新階段時，受美國消費市場需求的影響，所開發創新的產品多為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這一階段企業較為注重本國市場，因此較少出現對外直接投資。產品處在成熟階段時，產品的質量和樣式趨于穩定，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上升，企業必須考慮降低成本來降低產品價格，增強其市場競爭力。因此，擴大生產規模、獲取規模經濟成為企業提高市場競爭力的重要途徑。在這一階段，由于原來的進口國市場勞動力成本較低、仿制品和貿易壁壘相應增加，最終促使美國企業開始關注并向其他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產品處在標準化階段時，產品的生產技術已經標準化，技術優勢已經不存在，競爭更趨激烈，成本和價格已成為競爭的焦點，而母國的生產規模的進一步擴大會導致規模非經濟，同時進口國會進一步加強貿易壁壘，為進口國客戶提供快捷的服務也要求在東道國建立生產設施，因此企業必將在世界范圍內尋找適當的東道國進行投資。

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從跨國公司經營的產品出發，認為高收入國家引領新產品的開發，產品的生命周期大致分為創新期、成熟期和標準化期三個階段，美國等發達國家為了使本國長期保持資本與技術密集導向型產品的優勢，將處于標準化期的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轉移至次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

1.2 邊際產業擴張論 日本一橋大學教授小島清（Kojim，1978）以日本廠商對外直接投資情況為背景提出邊際產業擴張論。小島清理論的基本觀點是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本國（投資國）已經處于或趨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又稱邊際產業）依次進行，而這些邊際產業是東道國具有比較優勢或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投資國的邊際產業由于在生產經營過程中遭遇原材料缺乏、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市場日益狹小的瓶頸，從而在投資國內變成了劣勢產業。邊際產業的轉移可使投資國將資源集中于本國處于優勢的產業，而東道國則可以因為相關適用技術的輸入與其具有的豐裕要素相結合，使原處于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顯現其優勢。邊際產業的轉移有利于日本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調整，可充分發揮出投資和東道國的比較優勢和潛在比較優勢。

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論從產業層次出發，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應按照比較優勢及其變動依次進行，從技術差距小，技術易于轉移的產業開始，按次序進行，由此騰出國內稀缺的資源，以利于別的產業的發展，這也含有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外移有利于提升母國產業的意向。

1.3 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理論 早期理論的研究多是立足于發達國家跨國企業的效益最大化理論，隨著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逆向投資的興起，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母國產業效應也引起相關研究的關注。

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理論由英國里丁大學的坎特威爾教授和其學生托蘭惕諾于1990年共同提出。該理論通過分析日益興起的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得出發展中國家的的產業結構升級是發展中國家企業技術能力不斷積累提高的結果，而發展中國家技術能力的提高是與他們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直接相關的。發展中國家利用其特有的“學習經驗”和組織能力，進行技術創新。這從發展中國家以開展的對外直接投資的路徑可見一斑：由以自然資源開發為主的縱向一體化生產，逐步向以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的橫向一體化生產轉移；投資方向遵循由周邊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再向發達國家的漸進發展軌道。而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甚至開始從事高科技領域的生產和研發活動。

該理論著重強調了發展中國家中技術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認為技術是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決定因素，并且對外直接投資能促進技術的創新，因此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通過對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利用當地的技術資源優勢獲得逆向技術轉移，從而促進母國的產業升級，這對發展中國家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和政策意義。

2 國內實證研究綜述

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國內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在以往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進行實證研究。

燕敏（2007）選取1978-2006年的相關數據研究中國OFDI與產業結構的關系。以三次產業所占比重衡量產業結構變化，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代表對外直接投資變化，進行Engle-Granger協整檢驗與Granger因果檢驗，并建立回歸方程來分析對外直接投資的變化對三次產業所占比重的具體影響程度。得出對OFDI促進了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馮春曉（2009）通過構建測度制造業產業結構合理化與高度化的指標，采取皮爾遜（Pearson）相關分析、穩健性檢驗以及建立計量回歸模型分析制造業OFDI對其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得出我國制造業對OFDI與其產業結構優化存在正相關關系，其中與高度化相關性較強，制造業OFDI與其產業結構合理化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且前者是后者的格蘭杰原因。但OFDI對產業結構的優化作用非常微弱。王英（2009）認為OFDI可以通過一定的渠道促進母國產業結構優化。通過選取合適的傳導變量、構建計量模型，應用1985-2007年的時間序列數據為樣本，實證分析了OFDI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結果顯示，通過OFDI獲取國外先進技術能顯著促進本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通過燃料和礦產品等自然資源的進口和固定資本的形成能對較小地促進本國產業結構的升級，但就業機會的轉移不利于本國產業結構的調整。潘穎，劉輝煌（2010）根據1990-2007年的數據，運用協整理論、Granger因果關系對我國OFDI與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表明，OFDI短期內不能促進產業結構升級，而從長期來看可以促進產業結構升級。譚延明，陳麗珍（2011）應用產值結構高度化、資產結構高度化、技術結構高度化和就業結構高度化四個方面代表中國產業結構，根據1996-2009年的數據，運用協整和Granger因果檢驗方法，對我國OFDI與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顯示兩者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并且具有雙向的因果關系。也即我國OFDI與產業結構升級具有雙向推動作用。李逢春（2012）通過修改經典的錢納里“結構增長”模型，利用2003-2010年中國OFDI和產業升級的相關省際數據，加入對外直接投資的節奏和不規則度作為調節變量，用面板回歸的方法實證分析了中國OFDI的產業升級效應，得出較高的對外直接投資水平可以較快地促進投資企業所在國家或地區的產業升級，但OFDI的節奏和不規則會對產業升級的效果起反向作用；而OFDI的市場化程度可以正向調節節奏和不規則度對于產業升級的影響程度，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地區，OFDI的節奏和不規則度對產業升級的負向影響要小于市場化程度較低的地區。

除此之外，一些學者對各省市對外直接投資對地區產業結構的關系也進行了實證研究。如衣長軍（2010）、盧慧芳（2011）等分別對福建省和廣東省進行了研究。

縱觀以上國內學者有關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結構調整的實證研究，主要區別在于計量方法、模型中變量的選取以及代表產業結構的指標選取，同時這也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選擇提供了指導。雖然不同的實證研究方法得出的結論不盡相同，但總的來說都支持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3 結論

無論是以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為研究對象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和邊際產業擴張論，還是以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為研究對象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理論，都表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會通過獲取國外先進技術或是騰出資源來進一步進行本國技術創新，從而促進母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國內學者的實證研究表明，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促進中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并且隨著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的持續增長，促進國內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效應也越來越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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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潘穎，劉輝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結構升級關系的實證研究[J].統計與決策，2010（2）.

[8]王英.對外直接投資影響產業結構調整的實證分析[J].審計與經濟研究，2009（4）.

篇6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4）8-0037-05

1 引 言

關于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研究在20世紀中期后得到了快速發展，研究表明中國的兩者不僅存在替代關系，還存在互補和促進關系。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水平都迅猛發展，中國目前已成為世界進口第二大國、出口第一大國，對外直接投資30多年來增長近1500倍。基于國際貿易對國際直接投資促進的理論發展和中國對外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水平，本文擬研究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

2 文獻綜述

傳統研究將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置于不同分析框架下，使兩者研究長期處于隔離狀態。自20世紀50年代起，學者開始將二者置于同一研究框架下并尋求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

傳統研究如古典理論和新古典理論都認為自由國際貿易排斥國際直接投資。在嚴格的前提假設下，貿易是一國最明智的選擇，不考慮對外直接投資。蒙代爾最先提出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的替代關系，即資本流動障礙會產生貿易，貿易障礙會產生資本流動。約翰生進一步分析了禁止貿易引致投資時社會福利的變化情況。Beldelbos（1998）的研究支持了蒙代爾的結論，即在東道國存在貿易保護的情況下，對外直接投資會替代東道國進口貿易。

然而由于貿易壁壘的存在，貿易和投資都是商品和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動的結果，同時，隨著跨國公司的發展，更多人開始研究投資促進貿易的理論。小島清（1973）提出貿易與投資相互促進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論證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存在促進關系。馬庫森（1983）和斯文森（1984）也證明商品貿易與生產要素的流動將相互促進，在一定條件下互補。

中國自改革開放之后，內地企業對外投資的規模迅速擴大。項本武（2005）基于2000—2001年中國對49個東道國的直接投資和進出口數據研究，表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是出口創造性和進口替代性的，即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了向東道國的出口，而抑制了從東道國的進口。黨遠鴻（2009）選取了聯合國經貿會議和中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分別研究，發現數據選取會影響對外貿易和對外投資的關系。卓鳳莉（2012）通過建立耦合性關系模型研究，表明發達國家的兩者關系為相互補充，而發展中國家的兩者關系常表現為相互替代。

到目前為止，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無論從規模還是效益仍處于初級階段，且不同數據庫得到的統計數據不盡相同，對實證分析結果產生了影響。本文將從數據跨度和數據來源等方面進行改進，以期挖掘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并提出建議。

3 中國外貿與對外直接投資概況

3.1 進出口貿易發展情況

從圖1、圖2中可以看出，中國的進口和出口在1982—2011年都得到迅猛發展。在進口量方面，中國平均每年保持17.78%的增長，除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進口量明顯下滑外，其余各年基本保持了較高的增長率。在出口量方面，中國平均每年保持17.2%的增長，同樣除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出口量明顯下滑外，其余各年基本保持了較高的增長率。

在出口目的地區方面，本文選取了美國、歐盟、日本、中國臺灣和中國香港五個地區進行分析，其中歐盟和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兩個貿易合作伙伴。如圖4所示，自2007年中國對歐盟出口額超過對美國出口額之后，歐盟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最大合作伙伴，2011年，中國對歐盟出口額達到了3560億美元。而中國香港作為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中轉站，在中國對外貿易中也重要突出，2011年也達到了2680.25億美元。

以上分析表明，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進出口迅猛發展，凸顯出貿易大國的地位。這既與經濟的高速增長有關，也與中國政府的政策導向有關。另外，需要指出中國出口商品結構與進口商品結構相比偏低，出口仍以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為主，而進口則以高科技產品為主。而且，在近年來人民幣不斷升值的壓力下，中國出口產業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對我國大量以價格優勢進軍國際市場的加工型產品造成了一定的傷害，導致出口減少。

3.2 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情況

在改革開放后中國大力引進外資的同時，國內企業也不斷走出國門，進行對外投資。圖5中，1982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額（當年流量）為0.44億美元，到2010年達到了688.11億美元，2011年稍有下降，為651.17億美元，較1982年增長了將近1500倍。21世紀以前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處于初步發展階段，增幅緩慢，21世紀以來，隨著國力提升，外匯儲備規模擴大，中國的對外投資額顯著上升。

而從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重點地區分析，2011年中國對外投資較大的幾個地區分別為歐盟、東盟、澳大利亞、美國和俄羅斯，其中中國在歐盟直接投資額達到75.61億美元，在東盟直接投資達到59.05億美元。可見，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并未體現向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聚集的現象，而是根據中國跨國公司的實際發展需要，選擇適宜的地區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總體而言，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經過30多年的發展，從無到有，并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但我們也應意識到，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波動性大，缺乏持續性；投資方式屬于典型的國家推動式。在中國宏觀經濟不斷發展、企業實力不斷增強的背景下，相信中國在未來數年的對外直接投資將會取得更大的成就，實現投資領域進一步擴大、投資東道國的選擇面臨進一步擴大和在國際直接投資各國的比較中地位進一步上升等目標。

4 實證檢驗

為了分析中國1982—2011年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互動關系，本文將采用格蘭杰因果檢驗的方法，對中國年度進口量、年度出口量、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和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進行因果檢驗。

4.1 變量選擇與數據說明

本文對外貿易數據選取1982—2011年的出口額（Export）和進口額（Import）年度數據，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對外直接投資流量（fFDI）和對外直接投資存量（sFDI）數據選取1982—2011年聯合國貿易與發展組織（UNCTAD）公布的數據。利用STATA 12.0處理數據。

從表6可以得出，在滯后1、2、3期，都接受“出口額不是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增長原因”的原假設，說明出口額的增加不會促進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增加。而在滯后1、2、3期，都接受“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不是進口增長原因”的原假設，說明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增加不會促進進口額的增加。結果表明，進口額增加與對外投存量之間沒有因果關系。

綜上所述，中國出口貿易額的增加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格蘭杰原因，說明中國出口貿易額的增加將會促進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而中國進口貿易額的增加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

5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本文基于1982—2011年中國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狀況以及實證分析，得出結論如下：

（1）自1982年以來，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已成為世界進出口貿易的核心大國。但中國的對外貿易，特別是進口貿易，受國際經濟環境的沖擊非常大，為保證中國對外貿易的穩健發展，穩定的國際貿易環境的構建將顯得非常重要。另外，歐盟和美國目前已成為中國最大的進出口貿易合作國家和地區，中國進出口貿易的發展水平受此兩個國家（地區）的影響較大，特別是在中美匯率戰和西班牙抵制中國制造的產品等事件頻繁發生的國際關系中，中國應對國際貿易摩擦的貿易政策將對保護本國企業的發展發揮重要的作用。

（2）自1982年以來，中國的直接對外投資發展迅猛，2011年對外投資流量達到了651.17億美元，存量達到了2984.11億美元，較1982年的水平增長將近1500倍，但與世界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相比，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還處于相對落后的水平。

（3）根據實證檢驗結果，中國出口貿易的發展將會促進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而中國進口貿易的發展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之間沒有存在明顯的因果關系。中國在進行出口貿易賺取外匯，擴大外匯儲備的同時，也將外匯儲備用于對外直接投資之中，促進了“走出去”戰略的實施，也促進了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發展。

5.2 建議

基于以上結論，筆者認為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迅猛發展且國際貿易地位不斷突顯的背景下，可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結合中國加入WTO的相關規定，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總的方向是要貿易自由化。在人民幣升值的大背景下，中國出口貿易將會受到負面的影響，而進口貿易將得到正面影響，中國政府應維持人民幣的合理升值，同時應讓升值幅度在中國出口貿易企業可承受的范圍內。另外，中國目前的出口貿易主要依靠價格優勢進軍國際市場，受市場需求影響相對較大，中國政府應致力營造良好的雙邊與多邊貿易環境，保障中國企業在海外的經濟利益。

（2）在“走出去”戰略的指導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得到不斷地發展。中國政府一方面應該通過與東道國簽訂雙邊貿易投資保護協議和其他相關的保護協議，保障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資本安全；另一方面應該引導相關產業的“走出去”，進行鼓勵和扶持政策，培育在國際范圍內有競爭力的跨國公司。

（3）中國出口貿易的發展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具有正面的促進作用，在進一步保護和促進中國出口貿易健康發展的同時，也應該激發中國出口貿易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正面促進作用，在出口賺取外匯后，可將外匯轉換為信貸資金等形式促進中國企業的“走出去”，為中國企業的國際化提供資金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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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一、文獻綜述

1.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替代關系理論

在1960年海默首次突破自然稟賦理論解釋了美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后，FDI理論進入國際生產分工的理論階段，經眾多學者發展成為壟斷優勢理論。在市場不完全的基礎上，企業特定優勢成為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之一。

弗農將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行為解釋為對出口貿易的替代。該理論分析了跨國公司在創新期、成熟期和標準化時期的對外投資的行為。但該理論局限于跨國公司制造業產品，并且不適用于解釋發達國家直接互相投資的行為。

蒙代爾（1957）利用標準國際貿易模型研究證實投資與貿易的替代關系，即當OFDI不能發生時對貿易的影響。證明了對國際貿易的阻礙會促進資本的流動，而對資本流動的限制則會促進國際貿易。

2.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互補關系理論

小島清的理論基于日本對美投資，強調國際生產分工，并指出國際資本流動還包括技術、人力資本、管理經驗等。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都支持貿易創造理論，認為在規模報酬遞增的條件下，跨國公司在專利技術、管理方式上具有專有優勢，會與其海外子公司產生大量的公司內貿易。Lipsey等在80年代的研究證實了海外生產和母國出口具有互補關系，在2000年對日本、瑞典、美國的跨國公司的研究證明了OFDI與貿易互相補充的觀點。

3.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權變關系理論

權變關系理論綜合了以上兩種觀點，認為貿易與投資的關系存在“門檻”，而不具有統一解釋。陳立敏（2010）匯總了一些國外學者的觀點，例如Bergsten（1980）認為，投資與貿易替代或互補是由國際化投資程度決定的，而Markuson和Svenson（1985）的觀點是二者關系取決于貿易與非貿易要素之間是否合作。Gray（1998）指出，對外投資的動機和類型直接影響了它與貿易的關系，Head與Ries（2001）指出對外投資的水平或垂直決定了它與貿易的關系。Blonigen（2001）的研究認為，投資與貿易的關系與投資的短期和長期效應有關。Svenson（2004）指出，這與其涉及的產業分類精細化程度有關。

二、實證分析

1.變量選取

本文研究內容是中國對外貿易與國際投資行為的關系，因變量為中國對外貿易金額，自變量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DFI）和外商對中國直接投資（FDI）。與貿易有關因素還有很多，如一國GDP和人均GDP，鑒于以往學者的研究，可以很清晰地認識到這些變量與OFDI和FDI有著顯著的回歸關系，因而本文只選取OFDI和FDI為自變量。

本文選取我國2004年～2012年對北美洲、拉丁美洲、歐洲、非洲、亞洲、大洋洲的貿易及投資數據。其中貿易指標為中國對各地區海關貨物進出口總額（萬美元），投資數據來源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2.實證檢驗

（1）模型建立

由于本研究使用面板數據，本文采用ADF檢驗法對進行單位根檢驗，最優滯后期由SIC原則自動判斷。得出結論：序列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均為一階單整。

其中i代表地區，j代表時間。TRADEij表示j年中國對i地區的海關貨物進出口總額，OFDIij為j年中國對i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FDIij表示j年i地區對中國的實際投資額。

此時R2為0.84，表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商對華實際投資對貿易額具有較好的解釋作用。模型可表示為：

經檢驗，模型不存在異方差，具有一階序列相關性。修正后不再具有序列相關。此時模型應為：

（2）模型分析

FDI每增長一萬美元，雙邊貿易額就會增加十萬美元，而OFDI每增長一萬美元，會使貿易額增加二萬八千美元。可以看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對于國際貿易具有正向的影響，且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對于貿易的促進作用更大。

根據新新貿易理論，投資與貿易一體化的原因在于公司內貿易和產業內貿易。產業內貿易通過企業專業化和規模化促進增長。公司內貿易則說明，先有對外投資才有貿易產生，因此投資是貿易的先導。但一般理論認為，在中國是貿易先行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基本遵循貿易在前為投資積累經驗、熟悉市場，再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根據實際情況和理論分析可以看出，外商對于中國的投資目的在于產業轉移，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尚不具有這樣的性質。并且，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增加了跨國公司位于中國的子公司對機械設備和技術等方面的需求，從而拉動了中國與投資母國之間的貿易。

三、結論與建議

篇8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 動因 區位選擇 投資績效

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中國企業“走出去”獲得越來越多的歷史機遇。根據商務部數據，2016年中國對全球164個國家和地區的7961家境外企業累計投資11299億元人民幣，約合1701億美元，比上一年增長44.1%，是2015年15%增長率的兩倍多。 外管局最新數據顯示，2016年前三季度對外直接股權投資總量就達到1191億美元。中國OFDI的發展也越發受到國際輿論的關注，表現也越發的引人矚目。本文分別從OFDI動因、區位和投資績效對相關文獻進行了綜述，在全面梳理各相關文獻的基礎上，結合中國這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OFDI實踐，指出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一般規律和獨特性，這既豐富國際商務理論、也進一步為拓展未來研究指明方向。

一、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動因

關于企業OFDI動因的相關研究主要從資源和制度兩個方面進行綜述。首先，基于資源基礎。魏東等（2005）基于鄧寧的投資發展軌跡理論認為中國OFDI動因可分為自然資源、市場、效率、戰略資產和政治五種導向類型。且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在面臨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技術、管理方面的競爭優勢的壓力時，會主動或被動地適應變化中的國際經濟環境的反應，故此會表現出對技術的需求。饒華（2015）就認為中國有獲取高技術水平的動機。李金珊等（2011）基于對Berhmann分類法以及Dunning折衷范式的補充，分析中國企業對發達國家直接投資微觀動因是尋求外部市場和戰略資產。張斌等（2014）指出中國OFDI是為了保障能源和礦產資源類的穩定供給，獲取戰略性資產，從而鞏固和確立競爭優勢。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現有的關于中國企業OFDI動因的研究所得出的模糊甚至相互矛盾的結論，主要是因為未將中國的OFDI區分為逆向和順向投資。焦曉松等 （2016）從比較逆順投資的視角出發，發現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順梯度 OFDI是為了獲取資源和市場，而對發達國家的逆梯度 OFDI 呈現為顯著的技術獲取投資動因。

基于制度基礎。中國政府會通過各種政策制定來對OFDI行為施加影響。因此在考察企業的戰略選擇時，要同時考慮其所處的制度環境。一方面，中國企業要善于利用母國各方面的優勢，葛順奇等（2013）就發現新產品占比、人均管理成本和產出、 資本密集度等母公司競爭優勢的因素對OFDI具有促進作用，然而體現競爭劣勢的債務利息率卻阻礙了企業OFDI。我們要利用優勢克服劣勢，林治洪等（2012）就認為中國企業需要利用母國制度優勢來克服競爭性資源占有方面的劣勢，進而實現國際化戰略目標。事物都有矛盾雙方兩方面，所以母國存在的諸如法律保護薄弱、要素市場失靈等這些因素都將制約中國企業的國際化進程。因此，新創企業為了避免受到母國制度空缺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境外投資于利己的環境，以便于企業能更好的融資與發展前景（朱吉慶，2011）。因為通過實施 OFDI 戰略，投資于制度更完善，透明和友好的東道國環境，中國企業不僅可以規避各種制度約束，還能夠積極發展其知識和能力，同時升級其競爭優勢。因此，中國企業若是在國內發展受制于各種消極的制度因素或者在國內發展其獨特競爭力存在困難時，就會通過境外投資來規模自身的劣勢。

綜上所述，OFDI動因研究主要從是從兩方面入手的，一是從母國的推動力，包括有企業優勢和制度優勢。二是東道國的引力，具體包括東道國的市場規模、自然資源、技術資源和戰略資產等。雖然關注新興市場國家與發達經濟體OFDI動機差異的越來越多，但仍存有不足之處，比如部分學者所探討的企業對母國制度空缺會產生規避行為，盡管能解釋部分中國OFDI的動機，但無疑忽視了企業自身對環境動態適應的競爭能力的逐步提升ζ涔際化行為的支撐。

二、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影響因素的研究

關于國內的OFDI區位選擇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學者們主要是從企業層面、企業投資動機、所有權以及制度因素分別進行了探討。

基于企業層面因素。陶攀等（2013）利用企業層面數據進行實證探討，認為企業進行 OFDI 對企業生產率提高具有促進作用，且這種促進作用存在區位差異，在亞洲地區促進作用最為明顯。余官勝（2016）也從微觀層面發現融資約束越大的OFDI企業傾向于選擇GDP規模較小、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以及技術相對落后的東道國。此外還發現在較大的融資約束條件下，企業生產率的高低差異也會影響對東道國的選擇 。

基于企業投資動機。張吉鵬等（2012）研究認為我國技術尋求型企業更青睞于東道國技術裝備、 創新能力水平高的。王恕立等（2015）利用Heckman 兩階段選擇模型和擴展投資引力模型研究發現，我國市場和資源導向型OFDI傾向政治風險高、制度環境較差的發展中國家，而技術和戰略資源導向的則傾向政治風險低、制度環境較好的發達國家。而對于戰略資產獲取型企業來說，戰略資產豐裕的東道國，其具備國際化經驗與否，是OFDI區位選擇的關鍵因素（肖文等，2014）。

基于企業所有權。邱立成（2015）采用logit模型實證研究發現，國有企業OFDI傾向于進入自然資源豐富、政治風險較高的國家。而民營企業OFDI區位選擇則主要受東道國市場規模和戰略資產影響，且更傾向于進入政治穩定的國家。單娟（2016）也認為中國OFDI的區位選擇受企業所有制的影響，私有企業傾向于被東道國廣大的市場規模與技術資源所吸引，而國有企業容易受政府政策所影響，更多地投資在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

基于制度基礎。有學者探討了雙邊投資協定對中國 OFDI 區位選擇的影響，楊宏恩（2016）研究發現BIT對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有著顯著的積極影響，而發達國家卻不顯著，且BIT與發展中國家的制度環境是顯著替代關系。另有學者從東道國制度視角來考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因素。蔣冠宏等（2012）發現中國OFDI偏向法制和腐敗控制優于本國的東道國，且東道國政府效率越高或越低、監管質量越好或與本國接近都正向的影響中國OFDI。所以說中國OFDI 更關心的是政府效率、監管質量和腐敗控制，并傾向于避開法律體系嚴格的國家（王永欽，2014）。

通過對文獻的梳理可以發現，不同模型的設定，時間序列選取的差異等都會導致研究結果產生分歧。另外，國內的研究往往側重于某個角度或行業的分析，且對我國企業 OFDI 區位選擇決策依據的研究也較為片面和分散。應該綜合考慮投資主體、投資動因、東道國的客體的情況，將三者關系進行更深入的探討，形成統一的理論體系，使得研究結論具有一般性。

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績效研究

目前國內考察企業OFDI的績效主要是采用事件研究法和會計研究法。采用事件研究法估算企業實施OFDI所產生的收益的部分學者認為OFDI給企業帶來了負的財富效應，吳松等（2010）就通過研究得出這樣的結論，跨國并購公告期前后長期內并沒有給股東帶來財富。陳珍波（2012）也發現跨國并購可能導致主并購方的各方面績效負面影響，不能使企業的績效得到明顯的提升。然而，顧露露（2011）等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對于企業來說，不管是短期、中期還是長期，跨國并購能夠對其產生較為明顯的正向作用。田海峰等（2015）以事件研究法對樣本企業的短期績效進行研究發現：通過跨國并購大多數企業總體呈現出良好的并購績效，一定程度上獲得了超常收益。

以上是采用基于股價的事件研究法進行的跨國并購市場績效的研究。另有相關學者對跨國并購經營績效的研究是采用基于財務數據上的會計指標法。國內學者大多采用的方法有因子分析、數據包絡分析法等，其中因子分析法已成為研究跨國并購經營績效主要方法，如：黎平海等（2010）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對并購前后幾年的績效進行分析，發現跨國并購會導致企業經營業績的下降。學者王海（2007）也是這么認為的，并以聯想跨國并購IBM的PC業務為對象，研究得出了并購后企業的盈利能力和償債能力都是一直下滑的結論。但是也有不少學者持相反結論。郭研（2010）等人研究認為海外并購會使企業經營績效有所提高。左曉慧（2016）等利用DEA 對海外并購績效進行分析，認為跨國并購雖然不能保證公司的財務狀況一定得到改善，但是就總體的變化趨勢而言，對企業的經營績效的影響是積極的。

通過梳理以上文獻發現用事件研究法來研究OFDI績效，具有完善理論和較低操作成本等優點，研究短期績效可首選此法。另外，雖然已有研究強調了新興市場國家企業通過OFDI來實現快速擴張，及其對于企業績效的影響，但對于企業的戰略資產尋求意圖、行為與績效之間的關系的討論仍然不足，戰略資產尋求意圖和OFDI行為的匹配程度對績效的影響依然是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

四、結語

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境外投資還處于發展階段。通過跟蹤研究OFDI的動因、區位和投資績效三方面發現，中國經濟發展水平、跨國企業的競爭能力、國際化運營經驗與制度環境等和發達經濟體都存在著差距。但是中國OFDI是在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的雙重身份下進行的，沒有先例可循，是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因此，我們可以對以下的領域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一方面， OFDI的決定因素（企業和政府）有很多，那么決定因素是“為什么”以及“如何”對OFDI產生影響的呢？即決定因素對OFDI產生影響的機制值得我們進行深入的探討。另一方面，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不同，中國企業進行OFDI的主要目的是獲取所需經驗，但經驗的不足又抑制了境外投資。因此將來我們可以關注下什么因素可以彌補中國企業境外投資經驗的不足，什么因素會促進中國企業積極獲取國際化經驗。總之對于企業OFDI問題的研究，既要關注作為投資主體的微觀企業，也不能忽視企業所處的行業環境和制度環境等因素。

參考文獻：

[1]魏東，王Z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動因分析[J].東岳論叢，2005，（5）：88-92.

[2]饒華.技術動因、制度調節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基于引力模型的實證分析[J].云南財經大學學報，2015，（1）66-73.

[3]李金珊，張默含.中國對發達國家直接投資動因與障礙分析――以比利時為例[J].財貿經濟.2011，（2）.

[4]張斌，楊亞，何艷.全球化視角下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研究[J].財政研究，2014（6）.

[5]焦曉松，劉新宇.基于OFDI差異性投資動因的出口貿易結構效應[J].廣東財經大學學報，2016，（6）.

[6]葛順奇，羅偉. 中國制造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和母公司競爭優勢[J].管理世界，2013（6）.

篇9

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度的逐步實現，各國之間的經濟往來越來越密切，國際投資和貿易規模不斷擴大。FDI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以及進出口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成為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內外學者研究的熱點問題。湖北省作為國家“中部崛起”戰略重鎮，有著獨特的歷史傳統、地理位置和自然資源。改革開放，特別是近年來，湖北省積極引進外資、大力發展對外貿易。然而，雖然其近幾年的貿易額一直居于中部六省的前列，與東部沿海省市相比，仍存在著較大的差距。本文擬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運用OLS法和協整檢驗得到FDI與進出口貿易之間的關系，以期得出正確結論，為湖北對外貿易的增長獻計獻策。

一、國內外文獻綜述

迄今為止，各國對外貿易與FDI關系的研究為數眾多。理論分析所得出的代表性結論有二個:一是以Mundell為代表的相互替代關系理論;二是以小島清為代表的相互補充關系理論。在實證研究方面則主要有:Nakamura和MaryAmiti的研究表明兩者呈互補關系;Eaton和Tamura、Goldberg和Klein對日本的檢驗證明FDI對進出口貿易有促進作用。

二、實證分析

由于湖北省對外貿易起步較晚，加之統計數據并不完整，樣本設定在1986年～2006年之間。本文選取湖北省統計年鑒中的外商直接投資(FDI)衡量外商對湖北省直接投資，以出口額(EX）、進口額(IM)來衡量對外貿易。由于FDI在中國發揮作用時，中國吸收能力存在時滯問題，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到上一年為止累積的湖北省內外商直接投資總和（AFDI）。同時經濟增長迅速對其影響也不容忽視。于是引入變量“湖北省生產總值指數（GDP）”來衡量湖北省經濟規模和經濟增長。

1.數據處理。單位根檢驗模型建立在正態分布假設上的，但檢驗卻發現變量不顯著具有正態性，所以取各數據的自然對數，得lnGDP、lnFDI、ln EX、ln IM、Ln AFDI。可以證明變換后的數據均滿足正態分布。

2.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檢驗。在回歸分析之前,首先要對每組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別序列的平穩性。因為當數據非平穩時，有可能存在偽回歸,需要進行協整檢驗。對序列lnGDP、lnFDI、ln EX、ln IM、Ln AFD進行ADF檢驗，發現以在95%的顯著性水平上，ln EX、ln IM都為一階單整的時間序列,而lnFDI則為二階單整。可見,序列lnGDP、lnFDI、ln EX、ln IM、ln AFDI并不都是平穩的。

3.協整檢驗。對湖北省外商直接投資及其滯后因素與進口、出口額運用OLS法，同時考慮考察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根據DW值與t值，用后向回歸法進一步篩選變量，刪除t值不顯著的變量，得出估計模型如下：

(1)

t:(15.35790) (4.452752) (3.204279) (-5.100194) (7.572159)

Adjust R2=0.968223 F-statistic=130.4936 D.W.=2.351472

(2)

t:(23.66483) (4.368699) (-5.775317) (8.443606)

Adjust R2=0.93778 F-statistic=86.4066 D.W.=1.72673

此時，對兩個殘差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發現它們是平穩的置信度為95%，可以認為模型變量間有協整關系。湖北省外商直接投資額對出口額、進總額的作用顯著，模型擬合優度較高，兩個回歸方程的殘差序列都是平穩的，由協整定理可知數據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湖北省外商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

4.誤差修正模型。上述模型描述了變量間的長期穩定關系，是在短期動態過程的不斷調整下得以維持的。因此可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將長期和短期結合起來：

(3)

t:(-2.99871) (3.90033) (-5.49269) (5.18711) (-7.48029)(-4.15686)

Adjust R2=0.865637 F-statistic=21.61615 D.W.=1.846710

(4)

t:(-2.96907) (3.99931) (-2.60799) (-4.46029)

Adjust R2=0.55277 F-statistic=7.59195 D.W.=1.97099

由參數的t檢驗可知，滯后殘差項的系數都顯著不為0，說明模型的動態調整具有穩定性。協整關系對EX和IM的增長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彈性系數為-1.3559和-1.42937。

三、結論

FDI、GDP與進出口貿易額IM，EX之間存在穩定顯著的均衡關系,外商直接投資額的增長能夠促進本國進、出口貿易額的增長。然而AFD的反向作用提示我們,在長期過程中,若保持現有的貿易模式和結構不變,當外資積累達到一定水平時,國際貿易額將不再增加,甚至有可能減少。因為隨著外商從跨國公司賺取壟斷利潤的動機越來越明顯,外商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替代作用將逐步顯現。同時,由于生產和銷售本地化的實現，進口額將大大減少。

“中部崛起”，最關鍵的是實現經濟的崛起，因此發展外貿易事業的重要性不容忽視。在追求FDI額增加的同時，不能忽視了我們在外貿易模式和結構上存在的問題；要積極制定各種相關政策，提高政府部門辦事效率，完善服務體系吸引外資；同時大力推動本土企業的技術化，創新化進程，提高企業的綜合競爭能力，實現湖北省在經濟上的騰飛。

參考文獻:

[1]高 峰 高 越:外國直接投資與我國進出口貿易的關系――基于不同貿易方式的實證分析國際貿易問題[J].2006

篇10

方建裕在《FDI理論的比較研究：文獻綜述》中分別從美國學者斯蒂芬?海默和金德爾伯格的壟斷優勢理論、美國學者尼克?博克的競爭跟進理論、英國學者巴克利和卡森的內部化理論以及日本學者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等不同角度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進行了闡述，解釋了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依據。

2.風險管理理論

法國學者亨瑞?法約爾在《工業管理和一般管理》中最早將風險管理引入了經營管理領域。美國學者威雷特在其博士論文《風險與保險的經濟理論》中首次對保險給出了定義。之后，奈特、格拉爾和莫布雷等其他學者又對風險管理論進行了補充。

李峰在《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風險防范》中對我國企業海外投資風險的成因分別從不可抗力、經濟發展走勢、經濟政策政治化、發達國家“安全借口”等外力方面做出了分析。李峰的分析忽略了企業自身經營管理方面可能存在的風險，稍顯片面。

3.投融資理論

Cumming&MacIntosh（2002）研究指出風險資本應該在其給風險資本帶來的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時退出。在對國外的進行投融資的過程中，由于信息不對稱，投資方不僅會面對更多的風險，而且在選擇退出時機是也很難抓住利益最大化的那一個點。

賈新在《外國直接投資基金在華投資的退出模式分析》中從宏觀的角度上對外國直接投資基金在中國的退出方式和退出時機方面做出了比較詳盡的分析。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性

1.國內外經濟形勢的需要

隨著中國國際化程度的提高，中國的企業越來越多的參與到國際分工當中來。過去一些年，中國勞動力成本比較低，在國際分工中出口的產品多為勞動密集型產品。最近幾年，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中國與東南亞、南亞和非洲等地區的發展中國家相比已經失去了優勢。紡織、服裝和電子配件制造等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從中國轉出，逐步在這些發展中國家布局。

有權威人士在人民日報中表示，中國經濟將長期處于“L型”走勢，表明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態勢仍將持續相當長的時間。國內需求下降、勞動力價格上漲導致生產成本上升以及國內供給側改革的推進等多方面不利因素的影響，中國原有的一些優勢產業在國際競爭中已經喪失了優勢，急需將國內的過剩產能轉移到生產力相對比較落后的發展中國家。

2.回避貿易壁壘和非貿易壁壘

中國已連續多年成為全球范圍內受到反傾銷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在國際貿易中，西方發達國家多以原產地原則對進口商品征收關稅，設置貿易壁壘。在對中國企業進行反傾銷反補貼調查時，多以印度為代表的其他國家商品的價格進行計算。

2016年5月，歐盟議會通過非立法議案的方式，拒絕履行中國加入WTO時的承諾，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在WTO現行規則下，在東南亞、南亞和非洲等發展中國家投資設廠生產產品會大大降低其受影響程度。在發達國家或其自由貿易區內投資設廠，生產出來的產品則可以完全忽略掉這方面的問題。

3.引進優勢資源

發達國家一般對高新技術的轉讓有極其嚴格的限制，以保障其技術上的壟斷優勢，向外輸出的技術多為其即將淘汰的標準化技術。通過直接投資的方式收購、并購或者合作的方式與擁有先進技術的企業進行合作，獲取國際上第一流的技術。

2010年，吉利控股集團花費了15億美元的代價完成了沃爾沃轎車公司的全部股權收購。通過收購，吉利控股集團不僅獲得了“沃爾沃”這個轎車品牌，還獲得了該品牌旗下的生產渠道、銷售渠道、技術專利以及先進的管理經驗等。吉利控股集團本身旗下的吉利汽車也因這次收購在技術和管理方面取得了不小的進步。

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風險

1.政治風險

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體制一般實施普選，執政黨為了獲得更多的選票往往會做出為背景及規律的決策。發達國家出于安全的考慮，對于中國國企在發達國家的投資往往要進行特別審查，有更多的限制。投資標的地所在國家或地區無論是由于選舉還是其他原因發生政黨更迭，其執政方針一旦會發生改變，由于政策不連續性，就會給投資帶來潛在的風險。

2014年，萬達集團收購了位于西班牙馬德里的一處物業進行改造，由于部分市民的反對，項目遲遲無法進行。馬德里政府方面一方面想要推動項目進展，促進就業；另一方面又迫于選舉的壓力，無法履行對萬達集團的承諾。

2.法律風險

中國企業在制定投資策略時往往對投資所在國家或地區的法律法規缺乏了解，面對與國內完全不同的環境，一旦發生糾紛，便會遇到相應的法律風險。由于財務制度、登記制度以及稅收制度的不同，中國企業在外投資面臨著極高的違法風險。一些發展中國家，其執政者甚至可以任意變更國內的法律法規，沒收外國投資者的資產。

3.經營管理風險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會面臨與國內完全不同的社會環境，在進行經營時如果照搬國內的管理模式，很容易發生“水土不服”的情況。中國企業特別是國企都有其自身的企業文化，在國外如果不能與社會文化不能發生良好的化學反應，便會影響到企業的正常運營。許多國家的工會對勞動者有極其嚴格的保護，一旦其要求無法得到滿足，很容易出現集體罷工的現象。

與在國內投資相比，國內的商業銀行難以對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的項目和資產進行評估，中國企業想要在國內進行融資難度非常大。同時，進行海外融資的難度絲毫不亞于在國內融資，這樣對企業的經營財務風險管理增加了很多難度。

四、對外投資退出時機的選擇

“企業要當兒子養，當豬賣”是華爾街投資界的至理名言。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相較于在國內投資而言會有更高的風險，因此會有更高的預期收益。

假設市場參與者對所有的信息都是已知的，企業的初始投資為I，在國內投資的各預期收益的現值之和為R1，風險系數為β1，對外直接投資的各預期收益的現值之和為R2，風險系數β2，其中，β1

I=R1（1-β1）=R2（1-β2）

I

眾多的中國企業對于風險有著不同的偏好，而對外直接的風險顯然更高，中國企業應根據其行業特點、生命周期和經營業績等方面的因素，選擇合適的時機退出以獲取更高的投資收益。

1.在行業成熟期擇機退出。在企業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時企業能獲得最高收益，此時企業所處的行業已經處于相對比較成熟的時期，繼續經營下能夠獲得的剩余預期收益的現值之和出售公司所得收益的現值相差不多。在某些情況下，投資項目殘值的現值甚至會大于其初始投資。投資者如果風險偏好較低，可以選擇此時退出，將投資項目出售。

2.股權價值最高時退出。國家商務部統計數據顯示，2006年-2014年，股權投資約占對外投資流量的40%左右。股權投資退出一般有四種方式：股份上市、股份轉讓、股份回購和公司清理。無論以何種方式退出，投資方都是為了獲取最高的投資收益，在投資項目股權價值最高時退出無疑是最為理想的時點。

3.損失最小時退出。為了降低對外直接投資的風險，企業對外投資一般會分階段進行。投資目標地如果出現政治動蕩、社會動亂和自然災害等不可控的風險，中國企業應立即進行風險評估，如不能繼續，應立即處置剩余資產，終止投資。

五、政策及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