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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金融業逐漸在世界各地中站穩腳跟,其主動地位吸引著眾多金融家投身前往,而實施金融工程是參與國際金融活動的通行證。在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金融工程滲透到社會的不同領域并得到廣泛應用,尤其是在經濟領域,在公司及個人理財、風險分析與管理上有重要作用。
一、金融工程理念及特點
(一)金融工程的概念
金融工程的定義有多種,簡單來說就是金融學和信息技術及工程化方法的結合。最早定義是包括創新型金融工具與金融手段的設計、開發與實施,以及對金融問題給予創造性的解決,強調的是創新和創造兩個概念,具體可以理解為金融思想的創新,對現有知識理解的更新以及對金融產品的重新組合創造三層涵義。金融工程不僅包括金融問題的技術開發,還包括產品的設計、交換定價以及風險管理等。
(二)金融工程的基本特點
1.應用叉學科
金融工程是采用工程化的方法來解決實際性的金融問題,應用性較強。但是它是以現代金融學的理論為基礎,加上工程化的分析方法,實現了不同學科之間的綜合利用。除了傳統的統計學知識,現代金融工程還引進了先進的計算機及仿真技術,實現了金融業的科學化和科技化。
2.量化特色
金融工程是一項復雜而繁重的任務,其最大的特色是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來解決實際操作過程中遇到的問題,用數字說話,具有強烈的說服力和邏輯性。一般思路是將實際對象轉化為有數字特征的量,并進行相關的變量分析。這一過程中需要建立合理的數學模型,并對這一模型進行分析、推導和論證,從而給出一個具有規律性的模型,將不確定的實際問題轉化為可以量化的對象,從而優化對理論的學習和對實際問題的分析。
3.重視創新思維
從金融工程的定義可以看出,創新和創造一直是金融工程離不開的話題,其創造性特征除了運用各種工程化方法對實際問題進行量化處理,不斷引入新的金融工具之外,還有對各種金融要素進行分解和重新組合,以不斷滿足市場需要,優化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案,更好地服務于金融業。
二、金融工程的發展現狀和改進對策
(一)發展現狀
首次提出“金融工程”這個概念是在1988年,所以各方面發展還不完善,我國的金融工程仍處于應用的初級階段,市場的不穩定因素以及各種阻礙使得我國金融工程的進一步發展,使得資金的流動和全方位的金融服務無法進行,以金融工程來達到規避風險的目的也無法完成,所以我國必須在這方面做出努力改進。
(二)改進對策
首先要制定合理的金融政策,這樣在正確的理論指導下才有一定的標準指導和規范金融行業的行為。其次是要培養大規模的市場主體,突破理論的制約,在實踐的過程中不斷進行金融技術的組合,對于特定的對象采取不同的組合方式以規避風險,提高效益。最后還是要培養金融工程的專業人才,學得精、學得透,將知識運用到實際中,不斷積累經驗,以推動金融業及相關產業的發展。
三、金融工程的應用
(一)套期保值
一個存在風險暴露的實體想通過與原有風險頭寸相反的套期保值工具來消除風險的行為被稱作套期保值。完美的套期保值工具可以達到與最原始的風險的高度契合,這樣可以完全規避風險。但是完美主義是不存在的,一般說來,設計合理的套期保值都會起到一定的積極效果,只是程度不一樣而已,但對于十分不合理的套期保值方式來說,只會產生更高的風險。
(二)投機
投機可以說是通過對市場變化的敏感度和趨勢來預測未來的走勢,對一種不確定的因素投資,同時產生新的風險暴露。投機的模式一般都是“欲抑先揚”和“欲揚先抑”兩種,即貴買進賤賣出,或者與之相反。當然,如果在投機過程中使用衍生工具,會有很大的優勢,主要體現在以下三點:
1.衍生工具可以利用低資本來獲得高頭寸,即所謂的杠桿效應
雖然在資金上節儉了很多,但是相應的風險和收益也高出了十幾倍,對于投資者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2.金融工程可以將金融工具任意組合
形成各種負債、資產和風險結構,以滿足不同客戶的需求,但對于其他方法就沒有這種優勢。
3.對于一些特別的投機機遇來說,金融工程不可或缺
比如說,當投機者必須通過定頂定底的方法才能將市場價格的波動性范圍縮小到指定程度。
(三)保利
商品的價格遵循一定的價值規律,即價值決定價格,價格圍繞著價值上下波動,但受到市場供需變化及其他因素的影響,價格會有所變動,所以同樣的商品會以不同的價格出現在不同的市場上,當然,這些價格差是比較小的,但是為套利騰出了空間。在出現價格變動時,以低成本買入,以高價格賣出,以賺取其間的價格差,為交易者帶來機遇。
(四)構造組合
金融工程可以針對不同的交易對象和風險暴露制定不同的技術和方法,對金融工具進行重新組合。比如說,如果公司收入和支出的貨幣種類不一樣,則可以通過貨幣互換使得交易幣種匹配,從而避免了匯率變化帶來的風險。
四、總結
隨著經濟的發展,金融工程在越來越多的領域得到應用。此外金融工程在金融市場的地位舉足輕重,不僅可以提高效率,還可以進行金融宏觀調控,對我國現在以及未來的發展有重要作用,是我國經濟領域發展的必備武器。
參考文獻
[1]詹文英.淺談金融工程技術在個人理財中的應用[J].金融證券,2012(05).
一、引言
農村金融問題一直是我國金融經濟發展不可忽視的重大問題。近年來,世界經濟增速總體放緩,擴大內需從而刺激經濟增長成了各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而農村正是擴大內需的重要突破口。2012年6月銀監會對外公布了促進農村金融發展的“三大工程”指導意見,本文選取其一的“金融服務進村入社區工程”作為研究對象,從工程實施背景、提出意義、實施現狀、國內外經驗四個方面探討,探索該工程現有的不足,提出相關建議,希望為進一步促進農村金融發展提供借鑒。
二、農村金融發展情況
縱觀我國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發展的歷程,我們發現,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目標高度服務于不同時期國家經濟建設全局。改革開放以前,農村信用社是農村地區占主導地位的金融機構,但是現實情況是它并沒有成為服務“三農”,支持“三農”的金融后盾,1953~1979年,農村信用社累計存款達1941億元,發放的貸款只有530億元[1],大量地方資金從農業部門流向了工業部門。另一方面,農業銀行由于功能定位不清,在農村金融領域存在的時間非常的短暫,因此,對于促進農村金融發展方面的作用也微乎其微。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大量金融機構為了化解金融風險紛紛從農村地區撤出,農村金融領域出現了嚴重的服務真空,農村金融服務發展更加艱難。
現階段,我國農村金融迎來了發展的新時期,但依舊存在以下問題:
(一)農村基本金融服務依舊得不到滿足
小農經濟自給自足的性質決定了并不是每個農戶都有強烈的信貸需求。另一方面,隨著外出務工農民的增加,農民對儲蓄、保險等基礎金融服務的需求不斷增強。根據2008年對浙江、山西、甘肅三省987戶農戶的調查資料顯示:三年中54.3%的農戶沒有過信貸經歷。多方數據都證明,在農戶金融需求中存在著一個二八分化的現象:“真正需要信貸的人只占20%左右,而其他約占80%的人只有一些基本金融服務需求”。現實供給情況卻顯示:現有農村金融服務大多致力于信貸服務,而真正作為需求主體的基本金融服務卻供給不足。
(二)農村金融出現結構性失衡
如今我國農村金融供給趨于多元化,但是,由于金融機構的逐利性,農村信貸供求出現結構性失衡:高端客戶成為各家金融機構爭搶的主要目標,而真正急缺資金的涉農經營者卻因為其低利潤、高風險的特點被金融機構拒之門外。雖然目前國家大力鼓勵金融機構支持“三農”,但各家金融機構也退而求其次地去服務于那些規模相對較大的、貸款風險較小的涉農經營者,因而相當多的中小涉農經營者的資金少、貸款難的問題依舊嚴重。
(三)農村金融機構虧損嚴重,支持“三農”有心無力
目前我國農村金融機構主要是農業發展銀行、中國農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但是這3類機構的經營成果不容樂觀:“據估計,農村信用社的不良貸款在30%以上。農行是四家國有商業銀行中虧損嚴重、不良貸款比例最高的。”[4]長期虧損和過高的信貸風險使得其經營可持續性難以維持,支持“三農”發展也就有心無力。
(四)金融政策扭曲,阻礙農村金融合理發展
“農村的管制利率政策、郵政儲蓄政策、金融機構產權問題等政策并不能適應農村金融的發展,對于近幾年熱議的民間借貸問題,政府依舊實行打壓策略,而實際上,民間借貸客觀上起到了為遭受金融排斥的經濟主體提供部分信貸服務的作用”。[7]2008年對浙江、山西、甘肅三省987戶的調查數據顯示:農戶發生的991筆借款中,向信用社和合作銀行借款只有88筆,僅占8.9%。民間借貸發生率高達90%以上。而中西部地區的農戶從正規金融機構借款的比例更低。浙江、山西、甘肅3個省份的正規金融借貸發生率分別是13.7%、8.6%、6.6%。
(五)財政提供的基礎設施不夠,約束農村金融發展
通訊網絡的覆蓋,直接影響了金融機構通訊服務的能力。而農村法律支持不足,使得相關金融糾紛沒有依據,出現問題損害的就是農民和金融機構雙方的利益。可以看出農村金融發展不僅僅是金融的問題,更是政府合理配置資源的決策問題。[5]
三、“金融服務進村入社區工程”概述
基于上述農村金融發展現狀及存在的問題,2012年6月銀監會出臺了關于農村金融服務的“三大工程”,作為其一的“金融服務進村入社區工程”的指導意見重點從8個方面明確了實施金融服務進村入社區工程的工作方法,即:“重點加大鄉鎮及以下網點布設力度;多種形式開展定時定點流動服務方式;廣泛布設ATM機、POS機等金融電子機具;依托農戶家庭、商戶和農村社區不斷加大金融自助服務終端推廣力度;有效提升銀行卡應用水平;加大網上銀行、手機銀行、電話銀行等現代支付結算渠道的推廣應用;加強銀村(社區)合作,建立與村委會、社區服務中心的信息溝通與共享機制;進一步推進面向農村金融消費者的金融知識宣傳與教育。”
可以說,該指導意見抓住了當前我國農村金融發展的重點問題,對于加快農村金融的發展有一定的推動作用。
四、“金融服務進村入社區工程”實施現狀
自銀監會頒布“三大工程”指導意見距今已有1年多時間,各省市紛紛采取了相關具體措施響應。
以廣西欽州市區農村信用合作聯社為例,至2013年7月,該聯社已組織人員進入全轄區23個鄉鎮信用社的17個信用社進行現場宣傳服務。宣傳期間,發動轄區120多名信貸員,累計發放金融宣傳材料7500余張,宣傳畫3000余張,接待咨詢群眾960余人。在轄區營業網點新增ATM機6臺,服務終端設備4臺,實現ATM機覆蓋22個鄉鎮,POS機覆蓋行政村11個,[8]大大改善了轄區的金融服務,客戶滿意度明顯提高,推動了金融服務向鄉村和社區延伸,提高了農村金融網點覆蓋率和服務便利度。
與此同時,該合作社還加強了銀村(社區)合作,建立與村委會、社區服務中心的信息溝通與共享機制;進一步推進面向農村金融消費者的金融知識宣傳等。2013年5月末,欽州市區聯社的電話銀行、手機銀行開戶量達到9103戶,新增1523個,新發銀行卡20737張,新增網上銀行用戶919戶,新增短信通4594個。這都極大提升了在農村地區金融服務的廣度和深度。[8]
在江蘇南京浦口區,紫金農商行也積極響應號召,開設了諸如“易貸通”“快付通”等便民業務,同時在農村偏遠地區的便利店新增便民POS機。截至2013年7月,該行在浦口區設立“快付通”便民服務點70處,覆蓋了廣大村鎮地區。截至2013年7月15日,該行在農村便利店的便民POS機覆蓋商戶134戶,終端總數155個,其中有交易商戶數126戶,有交易終端數136個,交易總筆數為27761筆,總交易金額為365362244.10元。由此可見,該行措施起到了一定的成效。
2013年4月,銀監會印發了《關于持續深入推進支農服務“三大工程”的通知》,對“三大工程”的進一步實施提出了進一步要求,這對進一步深化農村金融發展指明了方向。
五、國外相關經驗
雖然國外許多國家與中國在國情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他們發展中的普遍規律依舊對當今中國農村金融的建設發展有著很好的借鑒作用。縱覽各國農村金融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總結出如下經驗:
(一)加強政府的支持力度
農業經營季節性波動強,經營風險大,生產周期長,贏利水平低,很難獲得商業銀行主動的資金支持,因此政府的支持非常必要。各國紛紛嘗試建立農業政策性金融機構,并給予必要的政策優惠來保證它的可持續性發展。其中減免稅收是方法之一,另外一種方式就是注入資金,如美國的聯邦土地銀行、聯邦中期信用銀行和合作社銀行等三家農村合作銀行創建之初都由政府撥付款項。其次是實行利息補貼、損失補貼和債務擔保。再者是實行有差別的存款準備金制度。美國、英國、日本、泰國等國家中央銀行都對各金融機構實行差別準備金制度,農村金融機構上繳的存款準備金比例均低于城市商業銀行的上繳比例。[9]
(二)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規制度
良好的法律規范是市場經濟得以順利發展的基礎。在這方面日本比較具有代表性:日本有比較完善的關于農業金融的法律體系,詳細規定了農村金融機構的經營范圍、權限等,使農業經營活動有了專門的法律作為規范。并且這些法律始終在不斷的完善和發展,有效地結合了新時代的背景,高效地促進了農村金融的發展。[10]
(三)嚴格資金流向,防止資金不合理流動
由于金融的逐利性,在完全自由的市場環境下,資金要素會自然地流出弱勢部門,流入到高回報率部門,可以說,農村資金的流出就是市場運動的結果。印度對信貸支農就有嚴格的規定,從而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農村資金外流,保護農村金融發展。
(四)健全多層次的農村金融組織體系
國外經驗表明,用于支持農業發展的農村金融體系至少包括三大部分:農村合作金融體系、農村政策性金融體系和農業保險體系。比如,印度既有合作機構如合作銀行、土地開發銀行為農業的發展提供短中長期貸款,又有政府的機構如地區農業銀行為農業發展提供資金,且印度的商業銀行也已涉足農業領域。[9]
六、不足及建議
如今距“三大工程”首次頒布已經一年有余,在對實踐過程的研究中,我們依舊發現了一些問題有待改善:
(一)農村營業網點覆蓋面依舊不足,服務質量不高,需要重視
目前我國主要涉農金融機構的總體數量是3274家,營業網點75896家,從業人員809733人,其中農村信用社所占比例均超過60%。[12]但是,就我國近6億的農業人口來看,這些供給數量依舊不能滿足巨大的需求缺口。另一方面,由于利益驅動,許多金融機構紛紛撤離農村,農村網點數量依舊在減少,僅存的部分村鎮網點的服務水平也大大落后于城市。
(二)加強對農村居民金融知識的宣傳教育
農村許多地區地處偏遠,交通不便,村民知識水平不高,對于現代金融服務了解甚少,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有極高的金融服務點覆蓋率,也難以真正發揮其服務作用。只有通過宣傳教育,讓村民真正了解金融服務,才能促進她們接受金融服務,提高金融設施的利用率,從而促進農村金融的長效發展。
(三)完善法律法規
目前,我國在農村金融方面尚沒有專門的法律法規,一個良好的經濟環境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做保障,本次“三大工程”的開展一地意義上有利于發展農村金融的硬件水平,但是法律法規作為軟件支持,對于農村金融的發展也必不可少,因此,亟須相關部門加快建立完善的針對農村金融的法律法規。
(四)政府支持力度不夠,應加大對農村地區支持力度
沒有經濟效益,實踐就沒有積極性。因此,中國政府借鑒日本經驗,在財力上和優惠政策等方面大力支持,比如:政府直接投入資金提高農村金融機構的存款利率促進吸收儲蓄率提高;為農村金融機構提供稅收優惠、補貼、財政支持等。
同時,政府應注重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為農村金融發展提供良好的支持。
(五)因地制宜、實事求是制定農村金融制度
目前大量的農村金融制度都不適于農村金融的實情。比如民間借貸問題,政府的政策是打壓民間借貸,但是農村大量的信貸需求者由于擔保能力的缺乏,很難從傳統的金融機構獲得資金支持,而民間借貸對于緩解這一問題有一定的積極意義。政府與其一味打壓,不如合理改革,用政策引導民間借貸向著合理正規的道路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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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石磊.國外農村金融發展的經驗及啟示[J]. 江西金融職工大學學報,2010(08).
[10]趙可利.日本農村金融發展現狀及對中國的啟示[J].世界農業,2008(07).
一、金融工程的含義
金融工程(financial engineering)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興起的金融技術和金融學科,它是現代金融學、信息技術和工程化方法相結合的交叉科學,是金融科學的產品化和工程化。“金融工程”一詞最早是由美國金融學家約翰-芬尼迪(john d.finnerty)于1988年在其發表的論文《公司理財中的金融工程縱觀》中提出的,他將金融工程的概念界定為:“金融工程就是資本市場參與者運用現代金融經濟理論和現代數學分析原理、工具和方法,在現有的金融產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方法的基礎上,不斷地創造及發展新的金融產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方法,為金融市場參與者發現金融資本價格和規避風險,發掘新的金融機會,以實現投資者預期經濟目的、增進金融市場效率和保持金融秩序穩定的一項應用性的技術工程。”約翰·芬尼迪(1998)認為,“金融工程包括創新型金融工具與金融手段的設計、開發與實施,以及對金融問題給予創造性的解決。”芬尼迪對金融工程的定義被金融業內認為是最恰當的。金融工程的另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定義是由英國金融學家洛倫茲-格利茨(lawreiicegalitz)提出的,他在其著作《金融工程學:管理金融風險的工具和技巧》一書中給出了一個定義:“金融工程是應用金融工具,將現有的金融結構進行重組以獲得人們所希望的結果。”洛倫茲·格利茨(1998)認為,金融工程的目標是重組金融結構以獲得所希望的結果。例如:對于投資者來說,金融工程能夠使其在風險一定的情況下獲得更高的投資收益;對于公司財務人員來說,金融工程可以幫助他們消除目前尚處于投標階段的項目風險;對于籌資者來說,金融工程可以幫助他們獲得更低利率的資金。
筆者認為,金融工程的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的金融工程是指一切利用工程化手段來解決金融問題的技術開發,它不僅包括金融產品設計,還包括金融產品定價、交易策略設計、金融風險管理等各個方面。而狹義上的金融工程則主要是指利用先進的數學及通訊工具,在各種現有基本金融產品的基礎上,進行不同形式的組合分解,以設計出符合客戶需要并具有特定屬性的新的金融產品。這里采用的是廣義的金融工程概念。標準的金融工程一般包括三個步驟。一是目標分析。識別客戶所要達到的特定目標,詳細分析目標實現過程中將要面臨的各種障礙。二是金融產品開發。根據現有的制度環境、市場狀況,運用現代金融理論和技術,設計相關分散或轉移風險的方案,并據此來為客戶開發新的金融產品,并用科學的方法定價。三是后續管理工作。金融產品開發成功以后,尚有大量的后續管理工作,如密切觀察金融產品的運行狀況、分析客戶所承擔的風險、根據市場整體情況對金融產品進行調整。
二、我國金融工程發展的障礙分析
(一)金融體制障礙
當前,我國的經濟體制整體還處在轉軌時期,這在金融領域也表現得非常突出。在金融工程建設方面,由于金融企業的改革還沒有突破傳統的國有企業改革模式,存在著嚴重的所有者缺位現象,企業缺乏應有的競爭壓力和創新動力,風險管理意識淡薄,缺少應有的風險防范手段,這就使金融工程的發展缺少內在的主體需求。另外,處于體制轉軌時期的整個金融業的外部環境建設方面也相對滯后,金融工程的法律制度建設方面還存在著一定的問題,這既限制了金融資本的自由流動和創新,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金融工程的正常發展。
(二)基礎設施、技術障礙
金融工程的發展離不開良好的設施和先進的技術,它要求金融業基本普及電子計算機技術和先進的通訊技術,實現信息處理和傳輸的電子化,使資金劃撥、金融產品交易等金融業務的開發能高效、快捷、安全地進行。當前,盡管我國金融領域的基礎設施建設發展較快,技術水平也有大幅度提高,金融業務電子化已經初見成效,但我國當前金融業中的信息基礎設施還不健全,金融電子化、網絡化的水平還較低,而且還未能在金融市場中的各個領域中廣泛推廣,距離一體化、快捷、高效、安全的信息傳輸網絡建設還有很大的距離。這種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我國金融工程的正常發展。
(三)從業人員的素質障礙
從理論來源上講,金融工程應屬于交叉學科,它一方面吸收了經濟學、金融學和投資學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又融人了運籌學、工程學、物理學等學科的精華。這就要求金融工程的從業人員不僅要掌握經濟學、金融學等方面的理論知識,還要懂得數學建模等方面的知識,而且還需要具備較強的實際操作能力。目前,我國的金融業從業人員存在著兩種極端的現象:大部分從業人員雖然對金融理論的基本知識掌握得較好,但缺乏金融數學等理工方面的知識;另一部分人員則與之恰好相反。因此,在金融工程建設中缺少全面發展的復合型人才。這種狀況嚴重制約著我國當前金融工程的建設。
(四)市場障礙
金融工程的發展和運用需要發達、高效的金融市場作為基礎。當前,我國的基礎金融市場體系發育還不成熟,這嚴重限制了金融工程的發展空間。其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我國金融工程在發展中缺乏真正的市場主體。當前,我國金融市場交易中的主體主要是國有商業銀行、國有企業及非國有經濟單位。由于我國改革還處在新舊體制轉軌時期,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相對滯后,其運行機制還沒有完全脫離計劃經濟的模式,金融企業名義上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法人實體,但實際上卻是只“負盈”不“負虧”,存在著風險與收益不對稱現象。當企業在高風險中運行時,國有企業的人等獲得由此可能帶來的高收益,而可能發生的損失則由國家來承擔。這會導致這些市場參與主體過度追逐風險,使每一個設計初衷良好的金融工程產品都有可能變為追逐風險的工具,從而加大金融風險。這無疑將對我國金融工程的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黃勝,2008)。其次,金融價格市場化程度不夠。金融工程是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下利用市場化的價格來實現金融風險的市場分配和動態管理。價格的市場化是大力發展金融工程的必要前提。但是,目前我國金融價格市場化程度卻不夠高,主要表現為:匯率、利率受非市場因素影響太大,市場化進程舉步維艱;證券市場雖然市場化程度較高,但證券價格、市場漲跌大都受政策影響。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金融業的正常發展,同時也會給金融工程的發展造成一定的阻力。再次,金融工具品種太少。當前,我國缺少多樣化的投資工具,投資者把存款和證券作為主要的投資工具,金融衍生工具品種太少,而且應用范圍也非常有限,這不利于金融風險的化解。
(五)金融監管障礙
金融監管是金融機構正常運轉的必要條件,但是,我國當前金融機構卻存在著嚴重的監管不力現象。首先,存在監管目標模糊、監管責任不清現象,使金融監管部門對自己的職責、業務范圍不夠明確。其次,存在監管手段單一、監管技術落后問題。監管部門主要運用行政手段直接監管金融機構,而其它手段(如法律手段、經濟手段等)則運用較少,在監管技術上還主要局限于運用傳統的監管方式,缺乏對新技術的利用和創新。第三,注重事后處罰,缺少過程監督。當前,我國的監管大多是金融損失已經產生后才去介入,雖然這樣能給后來者起到警示作用,但造成的許多損失是已無法彌補的。第四,缺乏對監管部門本身的監督。目前,除了黨的監督和上級監督之外,很少有其他機構可以對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三個專職監管機構開展工作的合規性和效率性進行監督和制約。這種金融監管體系將嚴重阻礙我國金融工程的健康發展。
(六)金融理論障礙
金融工程的發展離不開金融理論的支持。當前,我國金融理論的發展存在滯后現象。一方面,在金融學的學科教學上,課程設置不盡合理,對現代金融理論特別是金融工程的學習不夠。這就造成了我國的金融理論主要停留在理論描述、定性分析及經驗判斷的階段上,而缺少運用工程化手段來解決金融問題的定量分析。另一方面,在金融實踐中,存在金融理論與實際聯系不緊密的現象,金融從業人員由于缺乏應有的數理分析能力,不能利用金融工程來規避利率風險,更不能利用金融工程來設計新的金融產品。這種理論學習和理論應用的滯后性不利于我國金融工程的正常發展。
三、我國金融工程發展的對策
(一)加快金融體制改革,穩步推進金融市場化體系建設
作為一項系統性工程,金融工程的發展既要以“一定宏觀經濟制度為基礎,又要以一定微觀金融市場發展為條件”(孫銳,2004)。為此,我國要進一步加快金融體制改革的步伐,在健全金融宏觀調控體系的同時,進一步理順銀行與企業的關系,使兩者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法人實體和風險管理的市場需求主體。同時,要按照國際慣例和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進一步加強金融法制建設,使金融工程的建設既有法可依,又具有相應的法律保障,走一條“先嚴格規范,后持續發展”的道路。在金融市場建設方面,我國金融工程的建設也必須與國際金融業的發展接軌,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資本市場的自由兌換進程,理順政府調控與資本市場的關系,重點發展金融衍生工具市場,逐步建立全面的金融資產價格市場化形成機制,為金融工程的快速、有序、健康發展營造一個優質的環境。
(二)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增強金融行業抵御風險的能力
金融監管是金融機構正常運轉的必要條件,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國必須樹立“風險為本的監管理念”(楊風華,2008),建立健全的金融監管體系。在當前的金融工程建設中,首先,要制定監管目標,明確監管責任,使金融監管部門對自己的職責、業務范圍有一個清楚的認識。其次,要提高監管技術水平,多管齊下。監管部門不但要運用行政手段直接監管金融機構,而且同時要輔之以法律、經濟等手段對金融機構進行監管;在監管技術上不但要運用傳統的監管方式,而且還要重視新技術的利用和創新。再次,要加強監管部門之間的合作,實施混業監管。目前,我國不但要重視黨的監督和政府的監督,更要加強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三個專職監管機構相互的合作,在必要時實現金融的混業監管,及時地防范和化解金融衍生工具產生的風險,為金融工程的建設提供可靠的保障。
(三)加強金融信息系統建設,提高金融部門的運營水平 金融信息化是我國金融平穩、安全運營最基本的生存支撐環境,沒有金融信息化就沒有現代金融服務。改革開放以來,信息科技與金融業務高度融合,已成為金融業打造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手段。ft已經與金融業務完全融合到一起,它不僅僅是金融的支撐平臺和基本工具,而且已經深入到業務本身,成為當代金融決策、管理和實施的基本手段。因此,在當前金融工程建設中,一方面,要進一步加大對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逐步完善金融業的綜合業務系統;另一方面,還要充分利用這些綜合系統中所積累的信息,進一步強化金融信息系統建設,優化業務流程、減少金融交易的時滯、增強市場流動性、提升業務創新水平、增強防范金融風險的能力,為社會大眾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務。
(四)建立金融風險防范系統,努力規避和化解金融風險
當前,由于我國金融市場發展還不夠完善,金融監管難度較大,金融業中的風險隨時存在。為此,我國必須建立科學、有效的金融風險防范系統。首先,要建立金融風險預警系統。通過設定一系列風險預警指數,并根據對這些指數的計算及時向社會發出預警信號,使人們對金融風險有充分的準備,有效地應對金融風險。其次,要建立金融風險分析系統。通過對金融風險預警系統得來的相關指數進行綜合分析,為金融風險控制系統提供科學的依據。再次,要建立金融風險控制系統。由國家和其它社會組織通過多種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場、民間機構、家庭及個人的風險管理責任,對金融風險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最后,要建立社會風險補償系統。要構建有較強的適應性、系統的、動態調整和迅速反饋的金融風險補償機制,有效地處置金融風險,及時補償金融風險損失,維護經濟穩定,進一步推動社會發展(馮志宏,2008)。
(五)加大金融工程的創新力度,不斷增強金融行業抵御風險的能力
金融創新是指金融內部通過各種要素的重新組合和創造性變革所創造或引進的新事物,它是一個以盈利為動機推動、緩慢進行、持續不斷的發展過程。當前,在我國的金融工程建設中,要在加大金融制度和金融組織創新的同時,特別加大金融業務的創新。目前,在發展金融工程時,要根據我國金融市場的發育情況、監管情況以及客戶的需求情況,權衡收益與風險,有步驟、分階段地不斷設計、開發和利用我國的金融工程產品。對于一些風險較小、簡單易行的金融新業務要及時推行;而對于國際上先進的金融衍生工具,要根據實際情況有選擇地引進和推廣,以不斷化解風險,推動我國金融工程的有序發展。
一、金融危機下石化工程公司面臨的主要問題
(一)國有石化工程公司改制之初,恰逢國內大建設時期,市場形勢普遍較好。加之改制母體企業的政策扶持,大多數石化工程公司還沒有真正感受過市場的壓力和競爭的殘酷。而目前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石化產業受到較大沖擊,石化建設市場急劇萎縮,部分計劃在建項目受到調整。
(二)普遍存在業務領域狹窄的缺陷,只能為石化工程領域提供單純的工程咨詢、設計、監理等服務,在特大型、技術復雜的項目實施過程中,缺乏整合全球性資源的能力,無法占領工程總承包這一高端市場。
(三)經營管理層大多為原國有母體企業行政任命。企業經營管理層的“領導力”還沒有有效培養、凝聚力差、部門之間缺乏良性互動,企業執行力不足等種種內部問題往往都被忽視了。
二、金融危機下石化工程公司可持續發展的途徑
(一)市場開發戰略
面對震蕩起伏的經濟環境和瞬息變化的市場環境,石化工程公司的當務之急就是通過有效的市場拓展戰略,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占據一席之地,尋求生存空間。首先,要牢固占領原母體企業市場。目前,石化工程公司與母體企業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家門口”的市場也是成本最低、效益最好的市場。因此,一定要用優質的產品和滿意的服務,與母體企業形成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友好合作關系。其次,要與優質客戶形成戰略聯盟。石化工程建設領域不乏中石化、中海油、中石油、中化等一批優質客戶,每年可以提供數以千億的石化工程建設項目。因此,要想方設法與他們結成緊密型的戰略聯盟,加快推進和不斷擴大雙方在工程建設領域的合作,并在相互協作和持續創新中實現共同發展。再次,要與國際國內一流的石化工程公司形成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爭取成為他們的分包商。此外,要嘗試進入國際市場。在國內石化工程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將目光投向廣闊的海外市場,也不失為明智之舉。
(二)業務拓展戰略
近年來,國內外工程總承包業務發展迅速,已成為石化工程建設領域的主要實施模式。工程總承包的工程建設方式具有有利于投資控制,降低項目工程投資,轉移項目業主風險,有利于施工企業降低成本,提高工程質量等多項優點。為了使石化工程公司盡快具備工程總承包能力,較為便捷的途徑就是與施工承包商、材料設備供應商、設備制造廠聯合投標,充分吸收它們在信息、融資、施工管理等方面的經驗和特長,根據業主不同需要,采取多種方式開展工程總承包和服務,共同完成項目建設的全部任務。主要形式有:工程設計+(采購、施工、開車)管理總承包;工程設計+采購+施工+開車即EPC總承包;工程設計+主要設備采購+開車總承包;工程設計+主要設備采購承包。石化工程公司要充分發揮自身的“龍頭”作用,千方百計優化設計方案,做到投資少、見效快。要通過這種聯合總承包的方式實現由單一業務功能向設計、采購、施工、試運行等多業務功能的綜合性工程公司轉變。
(三)管理提升戰略
應對危機的挑戰,最根本的措施是要“強身健體”,練好“內功”。如今,當外部形勢嚴峻,真正需要依靠內部能力參與市場競爭的時候,企業內部問題變得日益突出,并成為阻礙企業發展的最大問題,因此盡快提升管理水平顯得尤為迫切。一要提高領導力。經營管理層的領導力是企業發展最重要的因素。但遭遇金融危機時,“領導力”就顯得尤為重要,寶劍鋒自磨礪出,危機需要領導力,領導力也產生于危機中。經營管理者要注重個人修煉,培養自己的人格魅力,帶領全體員工看清變局、把握機遇,形成公司內部的領導力。二要提高凝聚力。“人心齊、泰山移”,在經濟危機面前,凝聚人心、穩定隊伍尤顯重要。要堅持以人為本,追求企業與員工的和諧發展、共同成長;用共同的事業凝聚員工,用切實可行的目標鼓舞員工。實現部門之間的良性互動、協調發展;實現員工的互相尊重,真誠相處。三要提高執行力。執行力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領導在工作中必須要“言必行,行必果”,抓住關鍵時機,解決關鍵問題,提高執行力、響應速度、戰斗力。面對危機,經營管理層必須站在公司的角度思考問題,要認清形勢、正視困難,又要樹立必勝信心,積極應對市場挑戰,化危機為機遇。
(四)技術研發戰略
目前中國的社會經濟一直保持穩定高速的增長,但金融市場的發展嚴重落后于社會經濟的發展,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如何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健康、快速、安全的發展我國的金融工程,是我國經濟發展中亟待解決的大問題。
一、目前我國發展金融工程的瓶頸因素
1.信息基礎設計尚不完備
金融工程的發展要求國民經濟的諸多行業,尤其是金融業基本普及電子計算機技術和先進的通訊技術,實現信息處理和信息傳輸的電子化,使資金調撥、金融產品交易等金融業務的開發能高效、快捷進行。盡管我國證券市場電子化程度較高,銀行業務處理也普遍推行了電腦化,通信設施和技術水平都有了一定的基礎,但我國國民經濟的信息基礎設施還遠未建立和健全,快捷、高效的信息傳輸網絡建設進展依然緩慢。這種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后的局面將使金融工程在我國的建立和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約。
2.發展金融工程的市場化條件缺乏
(1)遠未形成市場化的金融價格。由于歷史和體制的原因,形成我國金融資產價格的市場機制仍然很不健全,市場化程度較低,主要表現在:①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行政色彩濃厚。雖然匯率已經并軌,但目前的匯率水平并不能真實反映外匯市場的資金供求狀況。②利率市場化進程舉步維艱。銀行存貸款利率、國債發行利率仍然由國家控制,銀行同業拆借市場利率因參與對象少、交易量不大而基本上體現不出資金市場的供求情況,更無法成為資金市場的基準利率。③市場化程度較高的證券市場,其投機成分很濃,市場操縱行為比較普遍,證券價格也為政府“看不見的手”所左右,市場漲跌的時間、空間都深受政府強力調控。④金融衍生工具太少,而非法的境外金融衍生產品炒賣盛行,規模很小的國內期貨市場的價格波動缺乏理性,基本上還發揮不了轉移現貨市場價格風險的作用。
(2)缺乏真正的市場參與主體。金融工程的發展必須有相應的市場需求主體作支撐,但由于我國的企業改革特別是國企改革滯后,企業的經營管理體制不健全,企業管理者素質普遍不高,導致企業的風險管理意識薄弱;另一方面,金融改革也還沒有使多數的金融機構徹底轉變經營管理體制,主動提高風險管理意識;此外,我國投資者的整體素質較低,其投機意識濃厚,風險管理意識淡薄。因此,風險管理市場需求主體尚未真正到位,這無疑將對加快我國金融工程的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
(3)缺乏在金融市場實務操作的人才。金融工程學屬于應用經濟學,其應用涉及現代金融理論、金融衍生工具、相關的自然科學前沿理論和工程技術、信息技術等,我國熟悉這些理論知識和技術的人才相當缺乏,應通過普及相關教育研究而大力培養。
二、利率市場化對金融工程發展的重要意義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價格隨供求變動,并通過后者調節資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到目前為止,我國的產品價格基本上市場化了,要素價格有的也已放開,如勞動工資也主要由供求雙方議定;但是,作為資金價格的利率,除拆借市場利率和回購市場利率以外,仍由中央銀行集中管制。利率和商品一樣,若“價格”不是由市場來決定的,那么整個金融市場也就不能稱之為“市場化”。
1.利率管制的負作用和損失
從中國的經濟實踐來看,由于利率是最重要的宏觀政策變量之一,利率由政府控制,不能隨著市場供求形勢的變化而及時調整,不僅會給出扭曲的信號,而且會延誤時機,造成難以挽回的局面。例如,1996年~1997年,經濟緊縮的不利后果開始顯現,我們依然堅持適度從緊的方針,利率的調整不僅滯后,而且調整幅度很小,到1998年迅速進行調整時,顯然為時已晚。而且,利率是經濟決策最重要的信息,直接影響到人們對未來收益的預期。而且由于利率的政府控制,不僅扭曲了一般企業的行為,也首先扭曲了銀行的行為。商業銀行不僅僅是激勵不足,而且約束失靈。由此而導致的尋租行為和無效交易,使得資本的實際成本大大提高,阻礙了經濟的有效運行和健康發展。
2.如何“漸進”地實現利率市場化
從國際上來看,利率市場化主要有三種途徑:(1)規定最高存款利率和最低貸款利率,并不斷調整利率的上下限;(2)分別規定存款利率和貸款利率的浮動范圍,并不斷擴大范圍;(3)規定金融中介機構平均資金成本與貸款利率之間的最大利差。現在看來,我國傾向于從擴大浮動范圍著手。整體上是“先貸后存,先大后小,先外后內,先農村后城市,先市場后信貸”。這樣,在漸進地實現利率市場化的過程中,我國的利率體系將是統一利率、有限浮動利率和自由浮動利率三個層次并存,使不同的金融工具適用不同層次的利率。
3.利率市場化是中國金融工程發展重要而關鍵的措施
其意義如下:(1)有利于推進銀行商業化的改革,因為,利率放開以后,商業銀行的激勵和約束、利益和責任都會增強,既可以進行不同的貸款組合,也可以按客戶的風險等級實施不同的利率,進而加強資產負債管理,形成較為合理和規范的市場行為和資產結構。(2)有利于提高中央銀行的政策操作水平。如果利率市場化,央行必須隨時關注和認真研究金融市場的運行和變化,并通過調節再貸款利率和公開市場業務等方式,借以影響基礎貨幣和市場利率,調節信用規模和貨幣供應,實現金融宏觀調控。只有利率市場化了,央行的政策操作才能顯示出效果,才能為金融工程的發展打好宏觀基礎。(3)有利于各類金融市場的發育及其功能的發揮。一旦放開利率,拆借市場和回購市場的限制就只剩下準入資格的限制,其交易規模就會進一步放大,市場機制就會進一步完善并發揮作用,其他市場的利率也會跟著市場化。總之,放開利率對中國金融工程發展有著重要影響。
三、對策和建議
1.大力加強信息基礎設施建設
目前,我國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仍顯薄弱,特別是金融信息網絡建設的覆蓋率、安全性等等方面急需大力加強。為此,有必要利用當前國家加大投資以啟動國內需求,并把信息業作為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來培育的大好時機,進一步加大對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的投人力度,確保信息基礎設施不會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制約“瓶頸”。
2.建立、健全金融資產價格形成的市場新機制
(1)進一步加強金融法制建設,完善金融監管制度,為金融市場運行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2)加速建立、健全金融宏觀調控體系,完善金融調控手段和調控政策工具,改進政策傳導機制,提高政策執行效率。
(3)繼續加快國有銀行的商業化改革步伐,加快外資金融機構的引進,促進金融同業競爭,提高金融服務水平。
(4)穩步推進利率的市場化改革進程和人民幣自由兌換進程。
(5)抓住政府機構改革的有利時機,加速政府職能轉變,逐步淡化行政干預金融市場的力量。
3.完善配套改革,創造金融工程實施的有效主體
(1)進一步深化經濟改革,加快企業改革,尤其是國有企業改革步伐,積極培育風險管理的市場需求主體。
(2)推進資本市場向多樣化發展。投資者和籌資者的要求是多樣化的,要使資本市場具有吸引力,就要求風險、期限、收益和權利各異的金融工具的出現,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應該是全方位多層次的發展。
(3)努力加快金融體制改革,逐步推進金融體系的市場化步伐.要繼續加快國有銀行的改革,促進金融行業的競爭。
(4)健全法規,保證金融市場有序運行。按照國際慣例和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加快立法進程,由此來規范金融市場。
4.加快實現利率市場化的步伐
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的金融體制改革走過了一段漫長的路程,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與我國整個國民經濟的快速和諧發展要求還存在相當的距離,甚至成為了制約的因素。可以說,利率市場化的真正實現是其中最為迫切和關鍵的問題。
參考文獻:
一、金融改革對城市建設投資的影響
金融改革對城市建設投資的影響主要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積極影響,比如能夠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提高融資效率、提高資本的市場選擇權和城市建設投資獲利方式的多樣化;另一方面是消極影響,這主要是表現在隨意融資造成的投資風險和融資監管難度提升。
(一)積極影響
1.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提高融資效率
城市建設投資的金額相對于其他行業具有投入規模大和收益回收周期長等特點,這就造成了城市建設投資企業的成本構成中,融資形成的財務成本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隨著工程建設的已經后續商業綜合體的運行,其風險也會隨著變化,這種風險不確定性要高出其他行業很多倍。這也就造成了在過去的發展過程中,很多的企業不是倒在最初的投資決策上,而是倒在在風險投資利益回報前與風險對抗的路上。金融改革使得金融融資方式更加的靈活,金融行業的融資贏利模式也從以往的坐等利息到分享被融資企業的未來收益的轉變,降低融資風險的同時,降低了融資成本和提高了融資效率,使得企業的成長顯得更加有生命力。
2.提高資本的市場選擇權
資本的高效利用方式是按照市場的選擇去流動,這也符合經濟市場上的供求原理,將資本按照市場的需求流動到最需要,或者說是最有獲利能力的行業或者企業是允許市場對資本進行選擇的支撐原理所在。在金融改革之前,獲取資金比較偏向于計劃,獲取資金的多少是考人來決定的,這就造成往往獲得資金的企業并不是最需要的企業,形成了一邊因為缺少資金錯過了市場發展的機遇,一邊因為沒有好的投資項目造成資金浪費,同時還要支付不少的利息費用。
3.城市建設投資獲利方式的多樣化
金融改革序幕的拉開給城市建設投資企業通過多樣化的方式獲利帶來了可能。對于城市建設投資企業來說,除了要對投資標的有充分的研究和創新外,其獲利方式的創新也是不容忽略的。如商業綜合體商鋪的代租業務,既開發商通過與客戶簽訂合同,代客戶對商鋪進行租賃,同時以租賃的收益來抵扣客戶的銀行按揭。對于做為城市建設投資的開發商來說,其本身的獲利方式就分為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一次性銷售,另一個部分是后續長期的尋租業務。
(二)消極影響
1.隨意融資風險
金融改革的方向是市場化決策代替人為主管決策,經濟的發展帶來市場的多樣性和復雜性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融資成本降低和融資效率提高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就是程序上簡化了和進入門檻的降低,在這個背景下,勢必會形成眾多在原本條件下無法審核通過的企業獲得資金,并不排除有部分企業存在渾水摸魚隨意融資的可能。
2.融資監管難度提升
從金融改革的思路出發,市場規模的擴大,融資業務的幾何級數的增加,必然對金融監管產生壓力。金融監管的目的是保證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而當金融監管出現一定程度的失靈或者說效果不夠好的時候,這個市場的風險就轉嫁到了融資的企業自身,城市建設投資企業做為融資的大戶,必須要在這樣的形勢下提高自身的自我監管能力,降低轉嫁過來的金融風險。
二、城市建設投資公司的應對發展策略
對于建設投資公司來說,金融改革和城鎮化的發展背景是一次發展機遇,如何在當前的形勢下制定正確的發展戰略控制風險抓住機遇是其面臨的重要課題,筆者認為其可以從優化融資管理、加大投資論證力度和創新城建投資的金融獲利模式等方面入手。
(一)優化融資管理
對于傳統的企業來說,八成的精力都花在業務的拓展上,還有兩成的精英用來進行生產工藝與產品的研發上,關于對融資管理這塊幾乎是零。對于過去的數十年,不對融資進行管理,其風險并不是很大,但是對于未來,沒有優秀的融資管理模式,其產生的風險必然會達到企業無法承受的程度。優化融資管理分為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融資獲取模式管理;第二方面是融資獲利管理;第三個方面是融資風險管理。
(二)加大投資論證力度
投資獲利的能力是依附于項目的成功程度之上的,因此對將要投資的項目進行深入多層次的論證,確保其投資風險在可以控制的范圍內。從這個角度來說,利用金融融資來支撐投資建設是一個把雙刃劍,投資論證工作做的充足,金融融資就是幫助其起飛的鑰匙,若是項目本身的失敗,金融融資則會成為壓垮企業的沉重負擔。
(三)創新城建投資的金融獲利模式
一、引言
城鎮化是指隨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伴隨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勞動力就業結構的變遷,農村人口不斷向城鎮轉移,生活方式逐漸向城市靠攏,第二、三產業不斷向城鎮聚集,從而使城鎮數量增加、規模擴大的一種歷史過程。城鎮化過程是各個國家在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過程中社會變遷的一種反映。同時城鎮化也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飛速發展來源于兩大引擎:工業化和城鎮化。在我國,城鎮化是由工業化引致的,屬于引致性城鎮化。但是隨著我國工業化戰略的實施完成,城鎮化的源動力越來越弱,于是理論界、實務界將城鎮化單獨作為一命題進行設計考慮,其中完善農村金融體系,發揮金融在城鎮化中的資源配置功能是當前主流思想之一。
本文摒棄單獨研究金融與工業化或工業化與城鎮化關系的傳統做法,從金融發展、工業化與城鎮化的動態均衡角度出發,將三者同時納入模型,對其因果關系進行研究。本文選取山東省廣饒縣為案例,建立向量自回歸模型(VAR),對其1999年以來的工業化、城鎮化、金融發展進行實證分析,同時結合廣饒縣工業化、城鎮化和金融發展的經驗歷程,從中找出有效促進三者結合的經驗規律,最后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二、廣饒縣工業化、城鎮化和金融發展的演進過程
廣饒縣位于東營市南部,全縣轄9個鄉鎮,人口50萬,面積1138平方公里。2011年,全縣實現生產總值538.72億元,地方財政收入38.95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10517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425元。目前居全國綜合實力百強縣第65位、全國最具投資潛力百強縣第11位,連續多年入圍全國最具區域帶動力百強縣。改革開放以來,廣饒縣依托本地資源稟賦條件,開創了一條以優化金融生態環境為基礎,以工業化為主導,農業現代化、農村城鎮化的發展道路。其中廣饒縣城鎮化道路中的“城鎮輻射-農村突圍”模式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該模式否定了傳統觀念中以犧牲農業、農村、農民發展為代價的必然性,走出了一條金融助力工業化、工業化助推城鎮化、城鎮化誘致金融體系變遷的廣饒模式。
(一)金融生態環境優化,助力工業化戰略實施
上個世紀90年代廣饒縣大王鎮部分中小企業因市場波動及經營原因紛紛倒閉,銀行信貸資產質量明顯惡化,為維護企業信用,新成立的大王集團挺身而出,宣布倒閉企業的銀行貸款全部由集團代償。偶然性的危機造就了廣饒人的信用意識,也使當地政府意識到了金融生態環境優化的重要性。90年代,廣饒縣仍以農業為主,于是當地政府決定從農村開始建設金融生態環境,1999年下半年,在廣饒縣人行引導下,農村貸款證被推廣,當年共發放農戶貸款證30394本,以貸款證形式發放農貸37907萬元,貸款收回率100%。2000年,廣饒縣率先在全省開展了以爭創“信用戶、信用村、信用鄉鎮”為內容的“金融信用縣”創建活動。截止2011年底,全縣評定文明信用村426個、信用戶93286戶、信用企業96個、信用工商戶706個,文明信用鄉鎮9個。為維護持續優化的金融生態環境,廣饒縣先后制定了《中小企業信用評級辦法》、《不良金融信用信息披露制度》,開通了金融公共網絡信息平臺,同時嚴厲打擊金融違規、信貸違約等現象,實現了廣饒縣金融生態環境的制度化、持續化。隨著金融生態環境的不斷優化,使廣饒縣競爭力和資金“洼地效應”不斷增強。自2001年開始,各項貸款余額一直大于存款余額。
隨著金融生態環境的持續優化,廣饒縣工業化戰略迅速實施,三次產業結構由1999年的26.8:41.1:32.2調整為2011年的6.6:71.6:21.8。截至目前,廣饒縣造紙、橡膠輪胎、機電及汽車配件、化工、紡織、農產品加工等6大特色主導產業體系逐步完善,具備年加工機制紙270萬噸、油品1470萬噸、子午胎5800萬套、制動配件5800萬套、紡織180萬紗錠的能力。成為全國重要的橡膠子午胎生產基地、全國橡膠輪胎出口基地,全國最大的摩擦材料研發制造基地、世界單廠規模最大的新聞紙生產基地。其中:工業集群效應凸顯,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由2005年的94家發展到256家,主營業務收入過億元的企業由29家發展到155家,4家企業入闈中國企業500強、9家企業進入中國制造業500強,農業產業化進程加快,市級以上重點龍頭企業達到43家,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到217家,帶動建設優質標準化生產基地70萬畝、漁業養殖面積20萬畝、規模化畜牧養殖場區295處,農業綜合效益進一步提高。
一、我國微型金融發展現狀
我國的微型金融市場隨著金融體制的深化改革逐漸發展壯大。20世紀90年代,國有銀行啟動市場化改革后,中國開始進行微型金融的探索和嘗試,主要開展小額信貸業務,2000年以后,發展到儲蓄、匯款和小額保險等區域,眾多的微型金融機構和組織也大量出現。截至2012年6月末,全國共有小貸公司5267家,組建村鎮銀行、貸款公司和農村資金互助社等三類新型農村金融機構858家,呈現出蓬勃發展的良好勢頭。
但是,中國微型金融市場的發展仍然處于起步階段,還存在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如缺乏明確的針對微型金融發展的財政支持、稅收優惠、業務管理支持政策等;對于微型金融機構的監管缺乏系統完善的設計、目標和統一的操作;微型金融機構普遍存在資金來源渠道狹窄的問題,組織存款困難,缺乏品牌認知度和市場吸引力;從業人員素質不高,知識和經驗缺乏,對市場變化反應不夠迅捷,難以為客戶提供最優質的服務;業務開展的風險較高,微型機構對于風險的防范和抵御能力偏弱,容易形成信用風險;國內不同地區之間微型金融的發展存在明顯不平衡等等。
國際市場微型金融的起步較早,發展較國內更完備,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接下來本文將探討國外部分成功的發展案例,希望能夠從中為我國微型金融市場的發展尋找積極的經驗借鑒。
二、國外微型金融發展的成功案例
(一)孟加拉鄉村銀行
孟加拉鄉村銀行是世界上最早的微型金融機構,從最初主要依靠捐款及專項撥款獲得啟動資金,到1993年轉化成為了一家獨立的銀行,至1996年完全依靠市場化運作獲得資金,自負盈虧。目前,該銀行已擁有600多萬借款者,2185個分行,遍及69140個村莊,發展成了國際上最具影響力的金融扶貧機構之一。
其微型金融服務呈現出以下特點:一是以扶貧助困為根本原則。始終堅持為孟加拉貧困人群提供貸款資金,主要用于支持小手工業等能夠快速見效的生產活動。二是設有明確的層級組織結構,并以借款小組和鄉村中心作為運行的基礎。其組織結構嚴謹完整,分為貸款體系和借款體系兩部分。貸款體系形成總行――分行――支行――營業部四級結構,各級分工;借款體系則分為鄉村中心――借款小組――組員三級,借款人自愿組成借款小組,組內成員承擔連帶擔保責任。三是嚴格的風險控制和成本控制,靈活的業務模式。針對不容客戶需求和還款能力,推出了靈活多樣的貸款產品。
(二)玻利維亞團結互助銀行
其是世界上第一家專門為微型企業服務的商業銀行,是非政府組織微型金融商業化運作的典型代表。其前身是非營利性組織――促進和發展微型企業,旨在為微型企業提供貸款,緩解玻利維亞微型企業融資困難的問題。
團結互助銀行小額貸款業務的主要特點有:一是實行靈活的團體貸款和個人貸款制度。貸款期限一般在4至12個月,平均貸款額度為800美元左右。二是商業化經營,以盈利和可持續發展為首要目標。客戶群體主要是城市地區的微型企業和小企業主。三是具有相對完善的現代公司治理機制。貸款手續的審批十分簡單,且貸款保證制度較為寬松。
三、我國微型金融深化發展可吸收的經驗借鑒
結合目前國內微型金融發展現狀以及國外成功經驗,我們還應在以下幾個方面努力改進,爭取我國微型金融市場的繁榮發展。
(一)差異化發展,構建多層次、全方位的微型金融服務體系
由于我國地區經濟發展存在較大的不平衡性,在發展微型金融的過程中也要因地制宜,構建多層次的服務體系。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區域,可以鼓勵設立村鎮銀行、貸款公司、小額貸款公司等機構致力于為三農及小微、中小企業服務,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而對于經濟較為落后偏遠的地區,可以考慮由監管機構和政府組織出面協調組建或者出資組建農村資金互助社,以及由政府資助非政府組織提供相關的金融服務,強化政府的帶頭支持作用。
(二)鼓勵微型金融機構專業化、規模化發展
從國際成功經驗來看,微型金融機構的專業化和規模化發展是必然之路。目前可以鼓勵有意愿建立規模化微型金融機構的銀行或其他機構及個人,規模化開展微型金融服務。尤其鼓勵有較好群眾市場基礎的地方信用合作社及有明確戰略規劃和經驗、有志于此的商業銀行進入該領域。
(三)努力拓寬微型金融機構的融資渠道
一是政府應當加強對微型金融機構拓寬融資渠道的支持。可適時合理放寬對小額貸款公司改制升級為村鎮銀行的嚴格限制標準,為其拓展融資渠道開辟新出路。二是微型金融機構自身也應當借鑒國外先進經驗,拓寬融資渠道。
(四)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加強微型金融風險管理
人民銀行和銀監會應盡快建立起適合我國微型金融發展的法律框架和監管體系。監管當局應加快改革創新步伐,根據微型金融機構的性質、業務范圍等開展差別化分類監管。
對于微型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一是發展評級和信息中介服務;二是加快征信系統的建設;三是提高監管覆蓋面,確保資本充足;四是微型金融機構要加強與保險公司、擔保合作公司、政府等的合作,有效分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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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32.4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862X(2013)03-0021-007
一、引 言
自計劃經濟時期以來,國家對農村金融體系的安排顯著地受到經濟發展戰略的影響,農村金融機構基本上扮演了動員農村儲蓄并為城市工業戰略輸送資金的角色。改革以后,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并未完全脫離早期經濟發展戰略的固有邏輯。同時,在分權框架下,經濟增長的壓力被分解到各級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為了提高經濟增長績效,不約而同地采取加快發展工業化和城市化(城鎮化)的方法。在資金短缺時期,這依舊需要借助于金融體系。然而與改革前由中央政府控制金融體系的情況不同,由于1984年的投融資體制改革,地方政府開始積極干預地方金融。金融機構原先秉承的主要追求社會收益的經營方式,也迅速且明顯地商業化了。中央、地方和金融機構三種利益也在改革過程中相互沖突、相互協調(張杰,1996)。激勵的改變對農村金融深化產生了諸多方面的不利影響。[1]
首先,政府積極推動工業化和城市化需要大量投資,這在短期內僅憑工業部門和城市內部的資金積累無法滿足。為了彌補資金缺口,一是以吸引外商投資的方式擴大投資渠道,二是從農村汲取資金。章奇和黃季焜(2004)指出,按照可比價格計算,1978—2000年,經各種渠道流出農村的資金達2.84萬億元,其中通過金融體系流出的資金占農村外流資金總額的40.4%,是農村資金外流的最主要渠道。從90年代中期到2000年,農村資金外流速度加快,1994—2000年,通過金融體系流出的農村資金占同期農村外流資金總額的49%,占到1978—2000年間通過金融體系農村外流資金總額的79%。蔡昉等(2008)估算,從90年代中期開始,通過價格機制轉移的農村資金量大幅縮減。但是從1994至2006年,通過金融體系(農信社、農業銀行、農村郵政儲蓄)外流的農村資金從2910.8億元上升到31483.9億元。而從90年代開始到2006年,累計資金凈流出量超過15萬億元。[2]
其次,日益商業化的經營目標驅使農村金融機構主動地將資金配置到收益更高的城市部門。城市工業和商業的資金收益率相對于農業部門較高,帶動了農村金融機構的非農化經營傾向。周立、周向陽(2009)認為,從1996年開始,我國出現總體上的資金過剩局面,人民幣存款開始大于貸款,金融體系內部的流動性不斷積累,但是城市的流動性過剩和農村的流動性嚴重不足共存,流動性過剩局面極不平衡。
我國農村資金的外流現象具有深刻的經濟發展階段特征。但是,過去30多年間,通過金融體系的、持續且有不斷加大趨勢的農村資金外流卻也是非正常的。尤其是,自1996年大力開展農村金融體制改革以來,為什么農村資金外流依舊嚴重,農村金融抑制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本文擬從改革以來城市-工業體系的非協調發展中尋找解答。
二、城市-工業體系非協調發展的成因與
農村金融抑制
學術界對工業化、城市化的非效率進行了比較系統的研究,而對城市-工業體系的非協調發展及其影響論及不深。通過觀察工業化和城市化非效率性的聯系,本文指出工業化和城市化協調發展的重要性,并解釋城市-工業體系非協調發展阻礙農村金融深化的傳導機制。[3]
對工業效率的討論主要圍繞所有制類型展開。林毅夫和劉明興(2004)指出改革以來中國的工業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農村工業化是一個公認的事實。他們認為中國農村工業化的成功源自鄉鎮企業在發展中遵循了農村勞動力豐富的比較優勢,城市(國有)工業由于承擔了政府的趕超戰略目標和社會政策負擔,效率提升空間受到限制。利用1995年工業普查數據,劉小玄(2000)發現,在所有制變量上,國有企業效率最低;在隸屬等級變量上,隸屬等級較低的非國有企業效率超過等級較高的國有企業,并導致后者喪失規模優勢(效率)。姚洋和章奇(2001)發現在技術效率上,非國有企業也比國有企業更高。[4]
盡管從90年代后期開始的對城市國有企業的大舉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扭轉國有企業低效率的難度相當大。利用1998—2003年全國工業企業的大樣本面板數據,白重恩等(2006)認為,改制后的國有企業在提高生產效率、節約生產成本方面仍需要努力。劉瑞明和石磊(2010)利用1985—2004年的省級面板數據提供了以下證據:國有企業具有雙重效率損失,不僅城市(國有)工業本身效率較低,還拖累了整體工業效率。進一步,國有企業的軟預算約束問題尤其值得關注,軟約束既是國有企業資金使用效率低的原因,又是銀行體系巨額不良資產積累的原因。除了從所有制角度分析,對工業企業高投入高消耗的研究也成為熱點。唐玲和楊正林(2009)以工業行業作為觀測單位,利用1998—2007年的數據實證發現,我國的工業能源效率總體水平偏低,那些開放程度低、壟斷程度高的行業能源效率水平相對更低。[5]
以上討論均表明,我國工業化效率在提升,但仍未進入高效率區段,這在城市(國有)工業部門中尤為顯著。那么工業化過程的非效率是否影響到城市化過程?如果城市化本身也是非效率的,則這兩個過程必然是非協調的。依據發達國家經驗,城市化進程與一國的產業結構變遷密切相關。在工業化起步和發展階段,城市化和工業化亦步亦趨、相互促進。由于工業生產過程與資本使用方式密切相關,當工業化進入成熟期后,工業部門提供就業崗位,特別是低技能崗位的能力逐漸飽和,城市化進程此時轉而與第三產業的發展同步起來。于是,在工業化開始后的較長時期里,城市化應與工業化同步協調發展,伴隨工業化過程,工業人口逐步增加,農業人口逐漸減少。
然而,我國的情況卻非如此。從時間緯度來觀察,伍曉鷹(1986)認為從建國以后到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只有“城市發展”意義上的、沒有“人口城市化”意義上的城市化,主要表現為這一階段的城市化是在城鄉二元分割條件下進行的,以人為地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自由流動為前提;城市發展以擴大市鎮建制、有計劃的農轉非和依托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長率來實現。為了工業發展而犧牲農業利益的特殊工業積累模式以及相應的經濟體制人為地切斷了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協同性。[6]
80年代中期以后,城鄉勞動力流動限制不斷松弛,城市化進入加速發展時期。圖1顯示,1949年我國城市化率為10.64%,1981年首次超過20%,隨后在1996年和2003年分別跨過30%和40%的整數門檻,到2010年末,幾乎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從1981—2010的30年間,城市化率上升了30個百分點。
鑒于我國在改革初期就已經達到了較高的工業比重(1980年為43.92%),對于我國城市化的實際發展程度,有低度城市化、淺度城市化等說法。低度城市化認為我國的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同等人均收入國家,或落后于我國的工業化。淺度城市化關心的則是離開土地的準城市人口如何實現市民化的問題(左學金,2010)。2003年之前,工業比重確實高于城市化比率,但這是否就能支持低度城市化一說?郭克莎(2002)給出了否定的答案,判斷依據是我國的工業化比重出現了偏差,屬于偏離了經濟發展階段的過度工業化,是實施趕超戰略的必然結果。因此,我國的城市化主要不是跟工業的就業比重或工業的產值比重相聯系,而是與非農產業的就業比重相聯系,由于非效率的工業化過程中服務業發展嚴重滯后,所以不能帶動整個非農產業的就業比重較快增長。由此,即使從改革算起,我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雖然聯系緊密,卻并非協調。[7]
城市-工業體系的非協調性主要與勞動力市場和就業機制有關聯。從非農就業比重角度出發,還能解釋2003年以后數據上顯示的城市化率高于工業比重的特征。由于城市(國有)工業企業的非效率,過早地使得城市工業吸納勞動力的機能減退。國有企業對于勞動力戶籍資格的嚴格要求,使得外來勞動力根本無法進入體制內企業。即使許多年輕的外來勞動力進入了制造業部門,也大多從事一些低端工作,容易受到各種沖擊引起的工業生產波動影響。農村勞動力轉而更多地選擇了建筑行業。由于工業化過程中的服務業發展滯后,所以服務業勞動市場最早向城市或城郊居民開放,最后向外來勞動力開放,并且在工作內容、等級、收入及福利等方面向城市居民傾斜。最終,雖然城市化率高過了工業比重,但卻落入了淺度城市化陷阱。淺度城市化和工業非效率無法有效地創造價值和收入來支持它們本身。[8]
城市-工業體系的非協調對于農村金融體系的直接影響便是農村金融抑制。從一般邏輯看,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往往只看到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性,卻忽視了技術約束,進而不僅兩者效率改進有限,同時也彼此不協調。從具體機制上看,在技術進步有限的情況下,資本的邊際報酬會趨于遞減。起初,工業化和城市化需要大量資金,由于工業和城市的資金收益率相對農業較高,資金通過農村金融體系流入城市。如果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資金利用是集約的,即相同數量的資金能夠生產出更多的工業產品和公共服務,則在資金不斷涌入的情況下,資金價格從而收益率會降低。這樣,部分資金會流向其他地方,或者流回農村。但是,如果工業和城市的資金使用是非效率的,則工業化和城市化對資金的需求就會不斷增加,資金價格從而收益率就會提高。高收益率吸引的大量資金會首先留在城市金融體系,資金出借者既要花費更多的成本來識別風險,又要為這些資金尋找回報率更高的機會,如資本市場、房地產市場和其他重要的商品市場。如此,城市的流動性出現了過剩,而農村在面對流動性缺失的困難時,卻總是處于資金回流的最后一站。因此,要緩解農村的金融抑制問題,不僅要提高工業化和城市化效率,而且必須提高兩者的協調性。[9]
三、數據指標、計量模型和實證結果
本文首次嘗試用工業化水平與城市化水平之差來度量兩者之間的非協調性,稱其為工業化偏差值(GAP=GDP中的工業比重-非農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從我國的實際經濟發展內力看,本文認為如果工業化偏差值是正的,表明過度工業化造成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非協調性;如果工業化偏差值是負的,則體現的是淺度城市化背后工業的非效率,是工業化帶動城市服務業的發展存在困難,城市化缺乏技術效率。限于數據的可得性,本文整理了我國大陸地區29個省份(不含自治區)的工業化偏差值自改革以來的變化趨勢,基本情況是:
第一,絕大部分省份的工業化偏差值自改革以來都出現了下降。改革之初所有省份的工業化偏差值都為正數。目前一些省份的工業化偏差值出現了負值,但工業化偏差值自改革以來一直為正值的省份在29個樣本中占到了55%,其中不少省份是農業大省。在出現過負值的省份中,負值也比較接近于零。除了京津滬三個直轄市和海南之外,工業化偏差值為正或接近于零的省份共有25個。[10]
第二,在京津滬,工業化偏差在改革后出現快速下降,并且工業產值比重大大小于城市化率,除了海南(2009年為-0.21)之外,三個直轄市目前的工業化偏差值為全國最低,主要原因是京津滬的農業比重較小,第三產業發展迅速,第三產業的GDP占比在2010年分別為北京75.1%、天津46.0%、上海57.3%。海南的特點是改革以來第一和第三產業比重始終較第二產業高,2010年第三產業比重也達到了46.2%。這說明,初始的產業結構會影響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
第三,改革初期工業化偏差值較大的(超過中值0.22)省份中,包含了較多有較好工業基礎的東部沿海地區。到2009年,工業化偏差值較大省份(超過中值0.10)中,除了浙江、山東和河北之外,其余全部為中西部地區省份。相對于中西部地區,東部地區的工業化偏差調整速度較快。當前,東、中部地區的工業化偏差值處在全國中值水平之下,西部地區仍然高于全國水平。
為了更準確地反映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非協調性發展對農村金融體系的影響,我們使用中國1988—2009年的省級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用所有貸款中農業貸款的比重作為農村金融發展的度量指標。這個指標在其他的相關研究中被廣泛采用。圖2顯示了農業貸款比重(RLOAN)和工業化偏差值(GAP)之間的散點圖,剔除了京津滬的數據,可以看到農業貸款比重和工業化偏差值之間并不存在簡單的線性關系,但似乎存在二次項關系。[11]
本文采用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固定或隨機效應方法來估計工業化和城市化非協調發展對農村金融深化的影響,將回歸模型設定為:
下標i和t(i=1,……,29,t=1988,……,2009)代表省份和年,在中國內地的31個省(市、自治區)中,由于自治區的數據相對不全,未將其納入樣本,對重慶市的數據與四川省的數據做了合并,樣本最終涵蓋29個截面。除了農業貸款比重(RLOAN)之外,還使用農村存貸比(DIFF=農戶存款/農業貸款)作為被解釋變量,一般認為農村存貸比越高,農村金融抑制問題就越嚴重;工業化偏差值(GAP)與其二次項是關鍵解釋變量,是擾動項;CONTROL是一系列控制變量,包括了:
(1)經濟增長(GRTH=實際人均GDP增長率)。對金融服務的需求會隨收入水平上升而增加,這會推動金融體系的運轉效率,從而收入增長對農村金融體系具有正面影響。不過,農村金融深化對于提高經濟效率,從而增加收入也會起到作用。為了控制變量的內生性,在估計過程中對收入增長指標取一階滯后值。此外,收入增長對金融體系的效率推動可能并不那樣直接,或者即使存在,其影響也是比較小的,這種情形在低收入國家或地區尤為明顯。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就表明,只有經濟發展水平躍過一定門檻之后,更多的人口才能獲取金融服務。[12]
(2)政府干預能力(GOVN=財政支出/GDP),越高的指標值代表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能力越大。在當前農村金融體制下,政府干預金融流量至少包括兩種可能的效應:第一,市場失靈,政策有效。政府對金融體系的干預能力越大,就越容易調配信貸資金,不過由于農業的重要性,以及政府在處理市場失靈問題上具有一定能力,政府總是會保證一部分信貸資金流向農業,促進農業生產。第二,市場失靈,政策無效。指導性信貸配置方式可能是低效率的,它忽視了金融交易中信息不對稱的負面影響,因而對金融體系具有破壞性。因此,政府干預具有雙重影響,它對維持農業信貸量具有正面影響,但對農村金融機構的經營效率產生了不利影響。
(3)財政支農(AGRI=財政支出中用于農業的比重)。財政支出對農業的資金支持往往投向扶貧、醫療衛生、教育、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因此,財政對于農業的支持對于農村金融來說是一種補充。它可能會對農村金融深化起作用,如改善農村金融機構的經營環境,不過由于財政支農偏向的是公共服務,其收益難以在短期內體現。
(4)民營化(RPV=全部職工人數中不在國有部門工作的人數占全部職工人數的比率)。在改革過程中民營企業數量不斷增加,它們更加遵循市場法則,對改善市場環境具有重要作用。這對于政府干預力量來講是一種制約因素。民營經濟也是工業化過程中最為重要的一支力量,它對于資金的需求十分旺盛。由于回歸方程的被解釋變量是農業貸款在所有貸款中的比重,沒有包含鄉鎮企業獲得的貸款,所以,民營經濟的發展會對農業貸款產生擠出效應。總體上,民營化指標的最終影響也是不定的。[13]
(5)對外開放(OPEN=進出口總額/GDP)。對外開放引入了外部資金來補充國內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的資金不足問題。一些研究認為引入外資可以對金融抑制下的國內市場起到補充作用,甚至成為眾多企業的主要資金來源。但是,我國的對外開放具有顯著的發展戰略特性,具有明顯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傾向,政府通過各種優惠措施吸引外部資金,也對地方財政支出形成壓力。此外,一些研究還把對外開放指標作為市場環境改善的一種度量,市場環境的改善對農村金融發展有促進效應。由于對外開放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傾向效應比較顯著,改善市場環境的效應難以在短期中顯現,所以該指標可能對農村金融深化不利。
(6)產業結構(TER=第三產業在GDP中的比重)。產業結構指標控制了農業在經濟發展中的變化趨勢。如果農業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在逐漸減少,并且農業經營具有效率,那么農業對貨幣資金的相對需求就會降低,配置到農業上的相對信貸資源就會減少。
(7)通貨膨脹率(INFL=以CPI指數計算的通脹率)。通貨膨脹對金融體系的深化有害無益。
首先對解釋變量為農業貸款比重的模型進行估計。由于京津滬具有異常值的特征,樣本截面縮減到26個,面板數據的特征為26省份22年。除工業化偏差值(GAP)及其二次項之外,其他解釋變量都采用一階滯后值。
結果(1)顯示,工業化偏差值對農業貸款比重的影響呈現倒“U”型。鑒于絕大多數省份的工業化偏差值自改革以來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降,因此,工業化偏差值的下降對農村金融深化具有正面影響。但同時也看到,當前城市化超過工業化的發展趨勢對農村金融深化具有負面影響。在其他的解釋變量中,收入增長指標、財政支農指標、民營化指標、開放度指標都沒有顯著的影響;政府干預能力表現出顯著的正面影響、第三產業比重指標和通貨膨脹指標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與預期一致。
由于在具有較長時間序列的宏觀面板數據中橫截面相關可能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需要進行橫截面相關檢驗。根據Pesaran(2004),對個體間的殘差進行檢驗,原假設是殘差之間不存在相關性,但結果拒絕了原假設,因此存在橫截面相關。按照Driscoll和Kraay(1998)的建議,使用Driscoll-Kraay穩健標準差。結果(2)與結果(1)基本沒有差異。需要注意的是,開放度指標可能對農村金融深化產生負面影響,因為對外開放也主要地為城市-工業體系服務。
結果(1)與(2)僅控制了隨省份變動但不隨時間變動的不可觀察因素,但是,從我國農村金融體制的改革過程看,自90年代中期以來,政府出臺了大量針對農村金融體制的改革政策,在較大程度上,這些政策主導了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方向,對農村金融深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忽略這些因素會對導致估計結果出現偏差。為此,就有必要在基本模型的基礎上加入隨時間變動但不隨省份變動的不可觀察因素,從而使模型成為雙向誤差因子模型。對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的選擇,依然根據Hausman檢驗結果而定。
根據F檢驗的結果,引入隨時間變動但不隨省份變動的不可觀察因素是必要的。Hausman檢驗結果建議采用雙向隨機效應。進一步檢驗不支持橫截面相關性。結果(3)顯示,工業化偏差值對農業貸款比重影響的倒“U”型特征依舊顯著。一些差異體現在,政府干預能力指標不顯著,而民營化指標具有較為顯著的負面影響。由于本文用以度量農村金融深化的指標是農業貸款在總貸款中的比重,未包括發放給鄉鎮企業的貸款,而鄉鎮企業是民營化過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對信貸資金有較高的需求。因此,民營化指標的負面影響可以解釋為鄉鎮企業對信貸資金的需求排擠了對農業信貸的發放。[14]
結果⑷中,被解釋變量為農村存貸比,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此時工業化偏差值對農村存貸比的影響是正“U”型的,鑒于絕大多數省份的工業化偏差值自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不同程度下降,因此,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協調發展對降低農村存貸比有顯著的作用,但是當前階段城市化超過工業化比重的趨勢可能對農村金融深化有負面效應。綜合結果⑴和⑷的結果,兩者提供了一致的分析結果,即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協調發展對促進農村金融深化有積極作用。最后,為了控制內生性問題,模型⑸中使用了所有解釋變量的滯后值來進行估計,結果與前面一致,工業化偏差值對農業貸款比重的影響呈現倒“U”型特征。
四、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對改革以來城市-工業體系的非協調發展與農村金融深化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理論上的討論,認為城市-工業體系的非協調發展對農村金融產生了抑制效應,進而借助1988—2009年29個省份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結果表明,工業化和城市化相互協調發展對農村金融深化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
在城市-工業體系相互磨合的過程中,當前部分地區存在著過度城市化的傾向。一個例子是,許多長期生活在農村的農民,在戶籍上卻擁有城鎮戶口。這種統計意義上的城市化既偏離工業化發展要求,也偏離產業結構高級化要求的城市化過程,導致了過度城市化和淺度城市化并存的現象。本文的實證結果同時說明,過度城市化對農村金融深化具有負面影響。這一結論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在逐漸去除過度工業化發展戰略的過程中,城市-工業體系的發展逐漸契合,但是,如何避免過度城市化帶來的潛在風險是今后較長一段時間里完善城市治理、協調城市-農村-工業體系、促進農村金融深化改革的難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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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27-000-02
前言
世界經濟的高速發展,使全球經濟運行環境日新月異,只有不斷快速發展的金融工程及創新的金融工具,才能適應經濟環境變化的速度,因此金融參與者對金融工程及金融創新的關注度越來越高。對比與傳統金融學科,金融工程尚屬新興學科。但其在運籌學理論、數據分析技術的基礎上,結合了現代化信息技術,能夠比傳統金融學科更有效地推動金融技術的發展與創新,不斷涌現的新型金融產品能更好地適應當今的金融環境。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加快金融工程建設應作為金融市場發展有序發展的重要手段,運用現代化的信息數據分析手段推動金融創新,以此來規避金融市場中的風險、跟上經濟環境變化的步伐、提升金融產品的收益率,最終實現我國金融市場快速、穩定的發展。
一、金融工程概述
(一)金融工程概念
金融工程興起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與傳統的金融學不同,該項新興學科結合了工程學、信息技術分析等相關理論,更加注重于對于金融手段的創新、設計與開發,提高金融市場的效率。金融工程的概念也存在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金融工程是指在金融技術開發過程中,結合各種工程化手段,并以此解決一些傳統金融工具無法解決的問題,主要包括新型金融產品設計、金融交易風險規避、金融產品定價策略等[1]。狹義的金融工程則是利用先進的數學和現代化的信息技術手段,對現有的金融產品進行拆分重組,開發出新的金融產品用以滿足不同客戶的個性化需求。
(二)金融工程的功能
1.推動金融市場的完善
全球金融市場參與者數量相當龐大,不同的金融參與者對金融工具總有著各式各樣的個性化需求。然而傳統的金融工具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因素,無法有效地滿足參與者不斷變化的需求,因此限制了部分金融參與者無法完全融入到金融市場中來。這一情況將不斷加深金融工具的壟斷效應,使整體金融市場的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最終將導致金融市場的無序化發展。而金融工程的發展,能夠不斷產生創新型的金融產品,以此來滿足不同金融參與者的需求,進一步擴大金融市場的規模、降低金融市場整體的系統性風險。如此金融市場就能在不斷完善中平穩、快速地發展[2]。
2.降低金融成本
金融成本一直是金融市場發展中不可忽視的一個關鍵性因素,只有有效地降低金融成本,才能使更多參與者加入金融市場,并提升整體金融市場的收益率。金融工程以其對先進通訊技術的應用,有效地節省了交易的時間和費用成本,如采用遠程互聯網交易代替傳統的金融交易手段,大大加快了資金的流通速率,使投資融資速度不斷加快,金融市場效率不斷提高;同時,金融工程所應用的現代化數據分析手段,能夠根據瞬息萬變的金融市場進行自我調節。其自身的調節機制能夠有效地降低金融市場交易中的信息不對稱,減少因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金融成本的增加,使金融產品收益率進一步地提高。同時,也為中小投資者提供了更加公平的投資環境,提升了金融市場活躍度。
3.促進金融產品的流動性
金融參與者在選擇金融產品的過程中,往往不僅關注金融產品的收益率,同時也十分在意金融產品的流動性。不同金融參與者根據自身不同的資產配置,對金融產品的流動性也有各式各樣的需求,但是總體而言,在相同收益率的基礎上,參與者總是喜歡流動性較高的金融產品。然而,傳統的金融產品往往無法兼顧金融產品的收益率和流動性。因此,只有通過對金融工程的不斷發展,才能不斷開發出新型的金融產品,滿足不同參與者對金融產品流動性需求。同時,此舉也能吸引更多閑置資金流入金融市場,提升金融市場整體流動性[3]。此外,金融工程的發展對于標準化金融產品的不斷涌現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而標準化即意味著交易效率的不斷提高,產品、資金的流動性增強。以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為例,金融工程利用證券化將流動性較差的住房抵押貸款轉換成市場上流動的證券,這一金融創新極大地提升了金融市場整體流動性,促進了金融市場的活躍程度。
二、金融工程在金融創新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金融市場中無序競爭現象明顯
受到我國傳統市場發展的影響,在我國金融市場發展過程中還存在著政府的過分干預以及相關的監督管理體系不完善等現象。上述原因導致我國的金融市場在運行過程中存在著顯著的無序競爭問題,因而在金融市場的發展中難以形成真正的均衡價格。同時由于我國金融市場中的現貨市場發展比較滯后,金融市場還未能對其提供比較完備的市場支持,因此就嚴重的阻礙了相關金融工具的衍生品的有效開發。在金融市場發展不完備和缺乏有效支持的條件下,金融衍生品缺乏良好的發展和創新空間,所以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過程中應該著力加強法制化建設,完善我國金融市場中的監管制度等。同時金融市場管理部門應鼓勵和支持相關金融活動的創新,促進我國金融資產的運作與我國市場經濟發展有機整合[4]。
(二)金融市場中存在理性套期保值者缺乏的問題
由于我國企業制度改革的實施,我國許多的企業中均存在著公司內部法人的相關治理結構不完善以及市場參與者的行為不規范等問題,這些問題導致了我國的金融市場中比較缺乏具有理性套期保值感念的參與者。上述原因導致金融工程的運行與發展的市場基礎還比較薄弱,為此我國必須深入實施企業制度改革,在企業發展與改革中遵循企業制度的相關發展規律,結合企業實際發展需求,將傳統企業中的生產經營模式轉變成為企業自主經營和自負盈虧的發展模式,讓企業真正的參與到市場競爭當中,面對市場的挑戰,進而給予金融市場中套期保值與風險控制等相關的金融活動更為充分的發展環境,促進金融工程作用的充分發揮。
(三)金融市場中高級金融管理人才缺乏
金融工程中對于參與人員的金融素質以及金融實踐操作能力都有比較高的要求,而由于我國的金融市場發展比較晚,在金融人才的培養與儲備方面還比較滯后,極大的阻礙了我國金融工程的發展與創新。為了促進我國金融工程的發展,應該更加重視金融人才的培養,在培養過程中將傳統封閉的教學模式轉變為開放式教學,培養學生的分析能力,提升學生的創新意識。通過高素質金融人才的培養與儲備為我國金融工程的創新和發展營造良好的環境。
三、金融工程在金融創新中的應用
(一)金融工程中分解與重組的應用
金融工程可以利用現有的金融產品,在其基礎上通過分解、重組,進而創造出新的風險及收益關系。例如將國債當中的息票從原本的本金當中進行剝離,進而進行單獨的銷售,創造出了新的SRITPs,而又將SRITPs同掉期實施有機的融合,又能創造出新的SRITPSWAP[5]。又比如美林公司推出的“TIGR”的零息債券,有效地降低了投資者在投資中長期付息債權時,及時取得每期利息并再次進行投資時所產生的高昂交易成本。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鎖定了投資利率,減少市場利率波動對投資者投資收益帶來的風險。由此可見,金融市場通過金融工程中分解與重組的應用進行金融創新,創造出新的金融產品,降低金融產品風險,保證金融產品收益率。
(二)金融工程中指數化與證券化的應用
金融市場中的利率波動對金融產品的收益率往往會造成極大的影響,而傳統的金融產品對這種波動往往缺乏相應的抵御能力。金融工程則可以將傳統的金融產品與股票指數相結合,創造出新的金融產品。在金融市場利率變動時,通過指數化對沖抵御市場利率波動對金融產品的影響,保證金融產品的穩定性,減低其風險。另外,金融工程的證券化應用,能將部分流動性較差的金融資產通過證券化進行流通,上文所提到的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即為最有代表性的金融創新產品。金融資產證券化極大地提升了金融市場整體流動性,促進了金融市場的活躍程度[6]。
(三)金融工程中保證金制度的應用
傳統的金融產品缺乏杠桿作用,無法有效擴充金融市場規模,而金融工程中的保證金制度卻恰恰彌補了這一點。合理的保證金制度充分第發揮了杠桿作用,極大程度上降低金融機構實際的資金儲備率,促使更多資金能夠自由地在金融市場中流動,保證了金融市場的活躍性,有“四兩撥千斤”之效。同時,保證金的存在也對市場投機者的行為做出了相應約束,降低了整體金融市場交易中所存在的交易風險。保證金制度即體現了金融工程在金融創新中所發揮的杠桿效應,同時也體現了其對降低交易風險所產生的作用 [7]。
(四)金融工程中業務表外化的應用
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往往會帶來各級監管力度的不斷加強,金融機構如何在保證自身盈利的基礎上,滿足監管方的需求成為了急需解決的問題。然而,傳統的金融產品不能很好滿足金融機構調節自身資產負債結構,達到監管要求的需求,此時就需要金融工程來開發新型的金融產品來滿足這一需求。例如期貨、互換、期權、遠期合約等金融工程創新出來的金融產品,不僅使得金融機構的盈利性進一步增強,同時由于其作為表外業務的特殊性,有效地調節和改善了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結構,很好地滿足了金融監管機構的監管指標要求。
四、我國金融工程的優化發展策略
完善、成熟的金融市場環境是我國金融工程發展的先決條件,只有金融市場制度的完善,金融工程才能更加迅速地發展起來。由于歷史原因,我國金融市場發展起步較國際金融市場晚,但是也正因為如此,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過程中,可以不斷吸取國際金融市場發展經驗,結合自身實際情況,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符合國情的金融市場發展之路。同時,應深化金融市場改革,改變政府金融監管部門在整體金融市場中的角色,從控制者向監管者轉變,降低控制職能的作用,轉而充分發揮監管者的職能。建立健全金融監管制度為基礎,創建一個良好、自由開放度較高的金融發展環境,鼓勵金融創新。再者,應該加快現代企業改革,強化金融市場參與者理性化思維,創造出良好、有序的競爭環境,保持企業活力。另外,借鑒國際金融機構的發展模式,促進有中國特色的投資銀行的發展,充分發揮其在金融產品開發、創新過程中的主體作用,不斷加快金融工具的創新步伐,為金融市場提供更多元化的產品,滿足不同金融參與者的需求。最后,還要注重金融工程高端人才的培養,改變傳統教育模式,提升金融從業者的創新能力,通過高素質金融人才的培養與儲備為我國金融工程的創新和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五、結論
金融創新和金融工程存在密不可分的聯系,想要保證我國金融市場不斷快速穩定發展,金融工程發展和金融創新的腳步一刻也不能停。為此,首先要營造一個良好、穩定、自由開放的金融市場環境。對于當下金融市場中存在的諸多限制、缺陷,應該加快金融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努力完善。在此過程中,可以借鑒國際金融市場發展的經驗,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走出中國化的金融市場發展之路。另外,還應從轉變政府監管職能、深化企業改革及注重人才培養等方面,推動金融工程建設和金融創新的發展,以保證我國金融市場平穩、快速、有效地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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