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概念解釋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經濟學概念解釋，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文學傳播媒介在靜態呈現上包含符號和物質載體兩部分，二者相互區別又實為一體。符號媒介是內容和意義的物化載體，表現為按照一定規則和方式排列起來的語言文字序列;物質媒介是符號的物理載體，表現為書籍、紙張等物質形式。符號媒介用線性排列的方式表現為時間結構，物質媒介以一定的空間體積表現為空間結構，二者統一起來構成文學傳播媒介。在符號媒介和物質媒介的相互關系中，一方面，物質媒介之所以成為文學媒介是因為文學符號，一本書被看成是文學書籍還是科學書籍取決于書的內容，只有書中的文字被作為文學話語來解讀時，這本書才成為文學媒介。另一方面，符號無法自我肯定、自我實現，符號的實現必須依托特定的物質媒介，文學符號只有固化為一定的物質形式才能稱得上是文學作品。把文學傳播媒介看作符號媒介和物質媒介的統一符合文學傳播的現實情況，而且只有把符號和物質載體結合起來，我們才能對文學傳播整體過程中信息傳遞的規律進行連貫性考察，而不是把文學的物質載體與創作(編碼)和接受(解碼)割裂開。

從文學媒介演變進程來看，文學符號媒介和物質媒介都是人自身能力的體現和延伸。媒介的發展是基于人的需要，麥克盧漢認為媒介是人的延伸，不同的媒介可以滿足人不同的感知需要，并且這種滿足逐漸走向融合。文學傳播媒介也經歷了由簡單到復雜、由體內到體外化、由單一到融合的過程，每個時代的文學傳播媒介在符號和物質載體上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和組合。口語和文字在媒介歷史上出現的時間相隔很遠，口語傳播時期，人自身就是物質媒介，在時間流里和人捆綁在一起的聲音是得天獨厚的工具。面對面的口語傳播是一種“全媒體”的傳播，因為語言符號的抽象性需要多方面的補充，所以在口頭傳播活動中，人除了用語言之外，還通過聲調、表情、姿態、動作等來補充和加強語言信息，甚至表達語言所無法表達的內容。人將自身變成物質媒介，調動自身所有的器官和表達手段參與到傳播活動中，使自身感知能力發揮到傳播環境允許的最大可能。但是自身媒介畢竟受到生理條件的限制，所以文字和書面媒介的出現就成為一種補充，語言是聽覺的符號，使人類把某種聲音和與之相對應的東西分離，而文字是視覺的符號，使人類進一步把聲音固化，使之和發出這種聲音的人分離，不用再依附于人的身體器官而傳播，從而突破了時空局限。文字是人類發明的第一套體外化傳播系統，沃爾特•翁認為:“文字和印刷術需要各自的物質材料和工具……它們把語詞從其自然棲息地遷徙出來，使參與性的語詞退居到或明或暗的地位，使之等同于一個符號或一個平面，在文字和印刷術中，真實的口語詞是無法存在的。”［3］(P41)文字進一步發展了口語的抽象特性，突破主體的生理局限實現體外化異地、異時傳播，從而使文學文本脫離人自身成為自足的存在，標志著文學走向獨立發展的道路。書面文學并不是口語文學的記錄，而是完全不同的活動，因為它們的載體或者說媒介發生了變化。從以語音為媒介到以文字為媒介，從以自身為媒介到以各種書籍紙張為媒介，口語傳播的互動性、隨意性、生動性、明確性都喪失了，但同時文字媒介也彌補了口語媒介的不穩定性、依賴性等不足，文學獲得了自足的獨立性，脫離創作主體的文本獲得了多種闡釋可能性。“人類的傳播活動只有過渡到寫一讀階段，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活動才算開始，才有了現代意義上的作家、作品和讀者，人類才開始借助文字的魔力建構神奇的文學空間，文學交流才與人的日常活動拉開了距離，進入審美的國度”［4］。語言和文字這兩種抽象符號媒介具有極強大的生命力，盡管物質媒介在技術推動下發生了巨大變化，語言和文字卻始終存在。幾千年的歷史演變說明這兩種媒介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原因也許是因為人的抽象能力的需要和體現。保羅•萊文森認為言語和文字都是人類抽象思維能力的產物，同時也是人類抽象機制存在的理由。雖然當代媒介越來越走向視覺化、形象化，但是始終無法完全取代語言文字，因為這些媒介都無法滿足我們創新思維和抽象能力的要求。到了大眾傳播時代，各種電子媒介進入文學傳播活動，對文學的符號媒介和物質媒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時的符號媒介雖然仍以文字為主，也出現了很多不同于傳統文學文本的表達方式，物質媒介則走向多元化和交互式，傳統的紙質媒介受到沖擊，影視、網絡等大眾傳播媒介成為主流媒介，新興的以目標用戶為中心的網絡“終端”媒介終端是網絡社會的觸角和節點，如今正在走向智能化，終端本質上是人類自身的延伸，從收音機、電視、一直到ipad、筆記本電腦等，終端經歷著不斷更新、覆蓋的跨越式前進，追求人機合一的體驗目標。

二、文學傳播媒介的動態結構

當我們把文學傳播看作動態的信息傳遞過程時會發現，文學傳播媒介是貫穿始終的能動性活動因素，它在不同的信息傳遞階段作為不同形式的中介發揮作用，通過多重媒介化把創作主體、傳播主體、接受主體組織成一個交互式的媒介結構。文學傳播活動的主體是人，人在文學傳播過程中的不同位置和作用決定了不同的主體定位。從文學活動的整體來看，創作主體、傳播主體和接受主體構成人的主體性的不同形式，這三種形式并不是絕對的，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會出現不同的交叉，在不同的文學傳播過程中也會有不同的重疊。媒介進入文學傳播活動意味著創作主體和接受主體之間產生了依托媒介的結構性關系，不同時代出現并使用的媒介塑造著不同的創作與接受之間的互動關系。就像文學傳播媒介并非一個單一、固定的所指而需要從多重層次上去分析闡釋一樣，文學傳播媒介也是多重媒介化的結構過程。

篇2

關鍵詞：交易成本，多國企業理論，威廉姆森，學術脈絡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經濟學以交易作為分析單位，將制度作為考察對象，可以輕易地應用于其他能夠以制度作為解釋變量或被解釋變量的研究主題，其應用與影響范圍之廣泛，無疑是其獲得認可和殊榮的重要原因之一。整個20世紀70年代，多國企業經濟理論的發展明顯帶有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烙印，科斯與威廉姆森的概念、框架和思想的影響在多國企業理論內部的競爭中更體現出解釋力和競爭力。

多國企業理論，俗稱跨國公司理論，確立于上世紀60年代，時屬國際經濟學范疇，研究多國企業的存在并用以解釋國際投資的方向和動因。此階段的多國企業理論屬于新古典方法的產業組織理論范式時期。

一、交易成本與新古典方法的內部化理論

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交易成本概念已經明確地進入了多國企業理論的構建和發展。Buckley&Casson（1976，1998a，b）和Rugman（1981，2003）是多國企業內部化論的領軍人物，他們在其各自的內部化觀點中都承認科斯的影響。雖然，事實上，他們從科斯那里繼承的只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內涵和分析模式，并非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理論方法。

（一）交易成本概念與Buckley&Casson的內部化理論

Buckley&Casson（1976）在論述其“市場內部化經濟學”時認為，由于“在一定條件（如規模收益非遞增）下”，通過完全競爭市場配置資源最有效率，因此企業以尋求效率為動機進行市場內部化的必要條件是外部市場不完善。內部化規避了不完善的外部市場，避免了因市場不完善導致的低效率，進而產生了內部化利益，但同時也存在著一定的成本會抵消潛在的利益，因此，企業的最優規模被確定在進一步內部化的成本與利益相等的那一點。企業跨越國界進行內部化時創造了多國企業。這就是他們解釋多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基本邏輯。

學術淵源上，Buckley&Casson的內部化觀點源于科斯在《企業的性質》（1937）-文中將企業解釋為節約交易成本所產生的組織形式。他們也承認其“市場內部化的經濟學”得益于科斯等人的經典分析，同樣以“企業替代市場”的邏輯為基礎解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照此邏輯，他們的內部化理論是將跨國公司解釋為出于節約交易成本的效率動機而產生的經濟組織。

（二）交易成本概念與Rugman的內部化理論

Rugman（1981）將經濟理論應用于國際投資問題，其內部化觀點建立在極強的假設之上，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與國際貿易純理論相反，自由貿易被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不完善所破壞，并由多國企業取而代之。在Rugman看來，針對外部市場交易成本過高或外部市場的缺失，相應的解決方案是以管理指令制定內部（轉移）價格，以內部市場替代外部市場，即所謂的內部化。他指出“科斯（1937）在其原創論文中顯示國內公司可以規避常規市場并利用內部價格以克服外部市場上過度的交易成本，為避免這些成本，企業的管理團隊可以使用管理命令確定內部（轉移）價格。”

（三）內部化理論中的交易成本概念

內部化學者Buckley&Casson（1976）和Rug-man（1981）雖都認為多國企業的存在即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導致企業替代市場，但他們所說的企業在內涵上只是作為外部市場替代物的內部市場。盡管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和分析模式在他們的理論構建中都有使用，但科斯意義上的企業概念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

二、科斯思想傳統下的多國企業理論

（一）Hymer的多國企業理論介紹

Hymer作為多國企業理論的開創者，其早年博士論文（1960）的觀點早已進入教科書，并被冠以產業組織方法的標簽。然而，Hymer（1968）的交易成本思想被世人發現至今僅20年，且尚未得到充分的關注和傳播。Hymer是最早將科斯（1937）的交易成本觀點應用于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研究的。在沉寂了大約30年之后，該論文最初的法文版被Horaguchi&Toyne（1990）與Casson（1990）等人發現并刊行英文版譯文。至此確立了Hymer作為直接投資理論交易成本方法先驅的地位。例如Horaguchi＆Toyne（1990）指出，“通讀Hym-er的博士論文和其有關科斯的著作”可以發現Hymer運用“科斯的企業與市場理論”并同時考慮“管理資源”的作用以解釋多國企業。

（二）Hymer交易成本思想的學術淵源

從以上回顧可以看到，科斯思想和分析模式在Hymer的多國企業理論中體現得非常完整。也不難看出，在學術淵源上，Hymer的內部化觀點同科斯（1937）的思想聯系密切。雖然Hymer在其博士論文中并未明確提及科斯（1937），但提出的觀點“企業將市場內部化或取而代之”與之類似；而Hymer（1968）后來則明確引用了科斯（1937）的觀點，并將其文章第一部分的標題命名為“企業是節約市場成本的工具”。可見，Hymer沿襲了交易成本經濟學的“市場與企業”二分法，也基本遵循了科斯（1937）從企業“是否有利可圖”的角度選擇交易模式的思路，明確指出從企業的角度研究問題。總之，同科斯（1937）-樣，Hymer（1968）體現出原始粗糙的交易成本思想。這同Hennart的多國企業理論所體現的威廉姆森思想具有顯著的差異。

三、威廉姆森思想傳統下的多國企業理論

（一）Hennart的多國企業理論介紹

Hennart是跨國公司理論內部化／交易成本方法論的主要倡導者之一。他在早期的時候使用“內部化”一詞（1982），后期則改作“交易成本理論／方法”的提法（2000）。其觀點以交易作為分析單位，對給定的交易進行分析。Hennart認為，對于給定的交易，不同制度（市場或企業）以不同的方式（價格或等級結構）組織交易會經受不同的成本，內部化理論應當解釋為何企業在組織交換上是更有效率的制度。Hennart指出，價格制度可以無成本地完成任何組織制度都必須完成的三個任務，即告知每個人以他人的需要、補償其生產性質的行為和抑制議價。

為減少上述成本，尤其是減少機會主義導致的“欺詐”動機，需要以等級結構的指令替代有瑕疵的市場價格，切斷產量與業績之間的聯系，即市場不完善的解決方案是以等級結構作為組織方式，這是因為內部化轉移了動機并提供了“正確的”信息。

當然，等級結構作為一種與價格不同的激勵結構會引發“偷懶”，這就成為利用企業制度的成本。而可能的企業失靈與等級結構失靈同時存在意味著顯著的交易成本本身并不是內部化的充分條件。由于使用單一的組織方式（價格或等級結構）受到收益遞減規律的制約，二者兼用是最為現實的組織方式。在Hennart看來，多國企業的邊界最終由此決定。

（二）Hennart多國企業理論的學理特征

Hennart對多國企業的解釋是強調基于“自然的”市場不完善所導致的交易成本。具體地講，是指信息成本、執行成本、議價成本等形式的交易成本。從學理上看，雖然Hennart同樣注意到確立、執行與轉移產權的成本，但根據其理論對產權的確定與執行成本的重視，可以判斷Hennart的理論體系中所講的主要的交易成本屬于產權學派的交易成本概念，即確定與維持產權的成本。雖然Hennart在其理論中運用威廉姆森類型的交易成本概念，同屬產權學派的交易成本觀點，而且對交易成本的解釋同威廉姆森（1975，1985）-樣基于“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概念，分析模式如出一轍，但是Hennart（2000）強調其理論并不完全依賴，只是時而取用“資產專用性”這一標志威廉姆森版本的交易成本經濟學特征的概念。因此可以認為，Hennart的理論雖是威廉姆森的思想傳統，但也有明顯的區別。

四、交易成本理論對多國企業理論的影響

（一）交易成本理論對多國企業理論發展的貢獻

Hymer（1968）吸收并明確運用了科斯（1937）的思想，即所謂企業理論，也將企業視作協調生產活動的組織，企業家的“管理”與“市場”是相互替代的協調方式。Hymer指出“只有當市場不完善且企業規模大到足以意識到諸（市場）不完善時，才需以多國企業的管理結構替代市場聯系。”簡言之，Hymer以企業作為解決方案是基于企業的管理結構能夠更好地協調生產活動這一認識。

總之，科斯與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經濟學思想進入多國企業理論后，Hymer與Hennart輕松地回應了內部化論中瑕疵明顯的觀點，有力地推動了多國企業理論的發展和進步，從協調和激勵兩個方面，清晰地解釋了多國企業的存在。

（二）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出現的挑戰與理論的發展

篇3

網貨是阿里巴巴提出的新商業文明中的一個主要的基本概念。網貨按目前已有的解釋，還算不上一個嚴格經濟學概念。我們希望從經濟學的角度，探討它可能的內涵和外延，并通過這種探討，看看可不可以完善網貨這個概念，使其發揮應有的作用。《零售與分銷經濟學》應該說就是一把權威的尺子，一個科學的坐標系。我認為它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并豐富“網貨”這一概念。

網貨實指網絡組合商品

把網貨目前的外部特征界定為“貨真價實，海量個性”，是一種以直覺洞察、經驗形式為特點的定義方法。《零售與分銷經濟學》貫穿始終的核心概念“組合商品”值得高度重視。我們這里先大膽假設，把網貨視為“網絡組合商品”(或網上組合商品、互聯網組合商品)的口語指代。

先來看這個概念的可靠性。首先，組合商品是理論經濟學中的正式概念。沃爾特?尼科爾森(2005)《微觀經濟理論：基本原理與擴展》定義為：“組合商品是所有的商品價格同步變動的一組商品。”并且明確提出“組合商品定理”及其嚴格數學表達式(第154頁)。它是經濟學“商品”這一概念的擴展，與商品概念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次，商業經濟學作為理論經濟學的具體應用，賦予組合商品更具體的含義。羅格?R?貝當古定義為“有形的零售產出(商品)與無形的分銷服務構成了一個‘結合體’(bundling)，這種結合體可稱為組合商品”(《零售與分銷經濟學》第9頁)。

比理論經濟學的發展在于，商業經濟學將不同子類商品組成一組大類商品，修正為一組子類性質構成一類整體(“結合體”)商品。在這里，組合是指性質組合，而非商品本身的組合。一次銷售的是一個商品，而非一組商品。只不過這個商品具有一組性質(即有形產出、無形服務)。羅格?R?貝當古指出關鍵特征在于：“零售分銷服務隱含在零售部門所提供的具體商品或服務當中”(第9頁)。對照網貨概念，非常切合。網貨一方面是經銷的商品(如有形商品)，一方面是提供的分銷服務(西方沒有蘇式體系中零售、批發概念，統稱distribution)。網貨相對于組合商品，增加的只是網絡，即通過互聯網分銷的組合商品，也可以通俗解釋為網絡服務加商品。

網絡組合商品與傳統組合商品的區別

羅格?R?貝當古雖然沒有直接說出網貨這個詞，但他實際已涉及這個問題。他分析“互聯網零售商和傳統零售商”的各種區別(第111頁、第113頁)時，涉及網貨之處包括：第一，關于價實。“互聯網零售商消除了或者大大降低了一般零售商在銷售點提供普通分銷服務環境時應有的成本”。這對應了網貨“貨真價實”中價實的說法。馬云認為，網絡渠道的優越性讓網貨把暴利還給消費者，還給制造業，“網貨的核心就是反對暴利。”這點不僅是經驗，也是有學術根據的說法。第二，關于個性。“互聯網降低了零售商加深和拓寬其商品品類的成本”，“互聯網零售商的商品品類服務的成本降低會帶來商品品類……的擴展，最終使價格自然下降”，并且為“互聯網的價格差異提供了解釋”。這些都印證了“海量個性”中個性的說法。第三，關于海量。網貨“海量”指無限貨架，實際有數量和時空兩義。關于時空特征，羅格?R?貝當古指出，“互聯網零售商的商品品類服務的成本降低會帶來……其他普通分銷服務(地點可接近性)的擴展，最終使價格自然下降”。至于網貨(上架能力)的多少，羅格?R?貝當古完全沒有涉及，不過關于這一點的爭論幾乎沒有。因此“海量”在學術上也是可以成立的。第四，關于貨真。網貨是不是內在具有“貨真”的特點，羅格?R?貝當古沒有明確分析，只是說：“互聯網降低了提供某些商品特定信息的成本，例如，商品價格和某些物理屬性。”但也可能在另外情況下提高信息成本。如果貨真是針對更豐富的信用記錄，在經驗上無疑是成立的。總的來說，“貨真價實、海量個性”在商業經濟學上是成立的，要注意的是對信息成本提高(交付成本、選擇成本和甄別成本)及相關特征的概括和解釋，使之更加全面。

《零售與分銷經濟學》還涉及了許多“網貨”概念中目前沒有，但與之非常相關的內在性質。其中有兩點：一是成本轉移(cost shifting)。它被認為是“零售市場的根本特征”，涉及的關鍵問題是把消費者當生產者看待，產銷一體；二是定價模型。主要是發現組合商品會更多導向壟斷競爭定價(即產品差別化)模型，而不是趨向同質化完全競爭的全價模型。網貨只會加強，不會削弱這兩個基本點，即產銷一體和多樣差異。

商品與服務的分別探討

既然網貨可以被定義為由商品和服務構成的組合商品，我們就可以分別從商品與服務兩個角度進一步認識它。

1　網貨是否改變了商品的基本屬性?

商品是組合商品的構成之一，羅格?R?貝當古沒有討論商品屬性問題。我們對網貨可以有兩種理解。一種理解是其商品與網下商品是一樣的，不同僅在于網絡服務。這樣的理解不需要對經濟學現成結論做大的改動，容易為大家所接受。難的是另一種理解：網貨中的商品本身，具有新的商品屬性。我個人傾向后一種理解，網貨這種商品(或商品組合)正生出與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并列的第三種價值。在《后現代經濟》一書中，我把這種新商品屬性，稱為意義價值(指多元化異質性價值，對應海量個性中的“個性”)。當然，不承認商品有第三種屬性也沒有關系，只說網貨具有異質性、個性化、體驗化現象，也是可以的。

2、網貨中服務的屬性有什么?

服務作為組合商品中的另一構成要素，羅格?R?貝當古對它進行了“四特征”概括：一是無形，“通常不形成生產中的任何要素的所有權”；二是聯合消費和生產；三是“非儲性”；四是異質性。這里的異質性，與商品的異質性，是相互決定的。

關于異質性的解釋，羅格?R?貝當古采用的是zeithaml和Bitner的說法，一是“相同的服務，不同的人將以不同的方式體驗它們”，二是“服務的提供者是人，同樣可能不會一直傳送同樣的表現行為”。這種解釋帶有較強應用色彩，不如張伯侖在理論經濟學上說的異質性，在價值論上來得痛快。但畢竟把異質性提到基本特征層面上了。

篇4

[中圖分類號]F01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3115(2010)08-0105-02

中國對西方經濟學的學習已經進行了許多年,如今也有經濟學者提出要創建中國的經濟學口號,并且許多經濟學人為之不懈奮斗。但是,中國學派的經濟學到底是什么,論者對此意見不一。與此同時,中國似乎還有另一種潮流,那就是將西方經濟學(或者說英美經濟學)奉為至高的科學原理。而當前中國經濟學界對方法論的研究似乎不多,大多經濟學者干脆忽略掉經濟學方法論,將方法論的研究認為是做無用功,這些都妨礙了經濟學的發展,禁錮了研究者的思想,從而很難做出突破性的成果。

著名演化經濟學家杰弗里•M•霍奇遜教授2001年的著作《經濟學是如何忘記歷史的:社會科學中的歷史特性問題》或許可以幫助我們對這些根本問題有更好的理解。本書主要通過作者對歷史學派的回顧而致力于“將歷史特性問題的研究恢復到它的正確位置上去,從歷史的成就和錯誤中學習,并且對于重建社會科學的研究日程提出一些建議”。貫穿此書討論的中心是經濟學乃至社會科學理論中的一般化傾向和歷史敏感性傾向的爭論。在德國歷史學派到美國的制度學派那里,歷史特性問題受到了重視,并且一直在與奧地利學派和新古典學派等一般性理論家的爭論中取得進步,然而歷史中斷了這一進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隨著凱恩斯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大行其道,歷史學派的創見逐漸被抹煞了。

一、經濟學的定義及目的

經濟學究竟在人類社會科學中扮演什么角色,是大搖大擺地侵入其他學科的領地,將經濟學帝國主義行為進行到底,還是循規蹈矩的堅守經濟學的傳統領域進行發展,其實可以從各位經濟學家對經濟學的定義中反映出來。薩繆爾森繼承了這個定義,他的經濟學教科書是這樣定義的:“經濟學研究的是社會如何利用稀缺的資源以生產有價值的商品,并將它們分配給不同的個人。”并將“稀缺”和“效率”作為經濟學的主題。這種定義將“稀缺性”當作是永恒、普遍的,而在作者看來,它是有局限性的。作者區分了“絕對稀缺”和“相對稀缺”兩個概念。更具有啟發意義的是,作者認識到,關鍵問題是進行選擇的行為者,在獲取手段來滿足給定目標時,所面臨的問題并不是經濟學必須面對的惟一問題。如果我們要理解任何社會――經濟系統的功能,那么,經濟學也就必須考慮資源在整體上是如何從系統中產生的,也就必須考慮人類的目標和需求如何改變。顯然,稀缺性在不同的社會經濟系統中具有不同的意義,不對這些區別進行考察,經濟學對每個特殊的社會經濟系統的意義是極其有限的。

二、一般性理論與歷史特性

所謂“一般性理論”是指關于人類經濟的或社會的基本特征和行為的實質性解釋或模型,這些基本特征和行為被假定對于絕大多數可能的社會或經濟體系都是共有的。作者并不反對一般性理論,但是也看到了它的局限性,因此把它放在應有的并且可以恰當發揮作用的位置上,“對統一性解釋的追求不能被推進到這樣一點上,即對特定解釋的本質和價值不加重視”,并引用一位物理學家的非常形象地評論說,“一個包羅萬象的理論將整個宇宙都包括進去,也正是這一點使它毫無用處”。統一性的解釋的局限性大致有兩種來源:一種是前提假設的衍生性統一,它缺乏本體論的基礎;另一種存在于本體高度統一理論中,任何反復發生的元素或者相似性的缺失都會對本體的統一施加限制。許多經濟學中宣稱的解釋性統一都屬于衍生類型,因此這些理論的局限與統一的邊界無關,與可以被統一的項目數量也無關,而與解釋的充足性有關。我們可以得到衍生性的統一,但是它自身是不可能形成對于真實現象的因果解釋的。一個例子是效用理論,經濟學假設每個人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然而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這一理論是不可證偽的,任何被觀察到的行為都可以在經過調整以后與這個理論相符,那么這就將真實的經濟和社會制度排除在外。

三、德國歷史學派和美國的制度主義

(一)德國歷史學派

德國歷史學派的創立一般以1843年羅雪爾的《歷史方法的國民經濟學講義大綱》為標志,但更確切的說法或許是以1841年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為標志。雖然,當時人們并不認為李斯特是歷史學派的成員,但作者認為,他應該屬于這一派別,因為他把注意力也放在了國民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特定的特征之上。歷史學派的價值就是抓住了一個永恒的主題――歷史特性問題。但是舊歷史學派對于單純描述的可行性普遍抱有經驗主義的信任,仿佛事實能夠自我解釋一般,他們并沒有意識到經濟理論的重要性,因為對事實的描述,一定是在已經存在的概念基礎上的。這場關于方法論的大爭論改變了經濟理論發展的路徑,“對于門格爾來說,經濟學不再是對經濟系統和過程的研究,而是一個研究人類行為中經濟方面的科學,它開始了一個進程,在這個進程中,經濟學最終由經濟的科學轉變成了選擇的科學”。但是作者認為,門格爾只是取得了表面上的勝利,事實上,當時的著名經濟學家都采取了折衷的態度,例如馬歇爾。對于歷史學派的發展來說,雖然韋伯和桑巴特在進行社會分析時注重個人動機的影響,但是同時也注意到了社會以及文化(或精神)因素對個人的影響。同時,在韋伯的“理想型”概念和桑巴特對經濟概念的“三分法”里都包含有創造理論和元理論框架的愿望。在經過了薩林和斯皮索夫的最后一搏后,終于,歷史學派隨著納粹的興起和二戰的爆發而銷聲匿跡了,用1941年桑巴特的去世來標志德國歷史學派的終結是恰當的。

(二)美國制度主義與歷史研究的終結

凡勃倫作為美國制度主義的先驅,對作者的影響是巨大的,這可以從第四部分中,作者試圖建立自己的一個分析框架的努力中看出來。在這樣一個框架中,作者以與維持性制度相關的法律基礎和文化因素對社會形式進行了區分。在對每一種社會形式進行分析時,作者使用了優勢原則和突現概念來對社會結構進行近似于生物演化論的解讀,在其中的關于制度和行為的因果關系的論點中,作者明顯受到了凡勃倫關于經濟演化觀點的影響。凡勃倫認為無論是社會還是個人都必須從演化的視角來進行理解,他既反對個人主義的方法論,也反對集體主義的方法論,而是主張要探求社會與個人之間相互影響的因果關系。

篇5

中圖分類號：F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4）01-0152-02

20世紀30-5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邏輯實證主義流派一直影響著西方經濟學的方法論，直到卡爾·波普爾的證偽主義科學哲學的出現，對西方經濟學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證偽主義是波普爾在經濟學中的遺產，具有合理性和進步意義，它強調“不斷證偽”和“逼真度”，與經典經濟學理論契合頗深。

是一種歷史決定論，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同自然界的運動都有一定的規律，并預言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必然會滅亡。波普爾卻認為自然界的運動有規律可尋，而人類社會的變化卻是無規律的。從批判理性主義的角度，波普爾對的理論和實踐作出了分析性的批判，但是他批判的對象不是馬克思本人，而是一些所謂的“庸俗的者”，這種庸俗的不具有科學性。同時，他又是對馬克思的經典經濟學的更新者。在他看來，科學的理論不適用于普世，“真偽不對稱性”是波普爾哲學思想的核心。

喬治·索羅斯是一位運用哲學的思維來判斷經濟形勢的金融家，在倫敦經濟學院受其導師卡爾·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哲學的影響下，提出了反射性理論。他將這一理論運用到金融證券實踐中，并獲得巨大成功。他認為參與者對事實的認識是有限的，不像經濟學上經常假定的理性人以及對市場擁有完整信息，同時他認為事實有其內在的規律性，其內在的客觀性最終決定走向。盡管剛開始，卡爾·波普爾對于索羅斯的經濟能力并不看好，但他從推銷手袋做起，二十多年后，無疑已成為現代經濟世界中的一股強勢力量。

他的“徹底可錯性”觀點認為，人類的思維和客觀之間存在扭曲，不完全了解這個世界，也絕不可能有人掌握絕對的真理。在較深的層次上，他與波普爾的科學觀產生根本性的分歧，明確表示完全不贊成波普爾關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方法論統一的思想。在他看來，相對于自然現象，社會現象的非客觀性顯而易見，社會科學完全模仿自然科學是不正確的，還可能有不好的結果產生。

就知識層面來說，索羅斯對于西方當代經濟學并沒有深入的研究和掌握。他只是就西方經濟學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論有初步的認識和批判。他認為經濟學最核心的思想應把經濟學當作自然科學來研究，達到觀念和概念的“均衡”。其次，索羅斯還批判了經濟學的方法論。經濟學在經濟學研究中占據了主流地位，對人類有著巨大的影響，以概念、數據及輸血模型為基礎，是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索羅斯強調了經濟研究方法的實證性、均衡性等。他對于經濟學的科學性也給予了批判，要改變信念，用“可錯性”替代“科學性”，徹底否定自然科學方法在經濟學中的適用性和確定性。然而，他完全贊同波普爾的反對歸納法推崇演繹法。

從上述簡要介紹中，我們可以看出索羅斯的經濟思想與西方經濟學的本質差別。

從研究對象角度來看，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是對立關系。西方經濟學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歐美經濟思想理論上來說是否定和批判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有著“西方經濟學是庸俗經濟學”的論斷傳統，強調當代西方經濟學脫離了對經濟本質的分析，只描述了經濟現象的表面聯系，不能觸及到經濟問題的本質。他們的基本立場是堅持對馬克思經濟思想的總體分析。①肯定了馬克思經濟思想的偉大成就，同時也認為馬克思經濟思想應與傳統經濟學思想相互學習。

在經濟學的認識中，人的行為是受外在刺激的一個良性反應，與受到的內在心理刺激并無大的關系。反觀心理學，則認為人類的行為是以一種自覺的、理性的方式來進行。心理學與經濟學不同，不推崇“理性”，他們認為理性并不完全影響人的行為決策。總而言之，經濟學重視外在刺激，而心理學則重視內在刺激。不僅如此，經濟學趨向正規化、邏輯化，而后者更強調問題的本質特征。盡管兩者在這方面存有差異，但在某種程度上同樣會出現一定的融合和交叉影響。

心理學在經濟學領域中一般有兩類：一是運用心理學能夠解釋經濟學中的一些現象；二是心理學同樣也能解釋經濟學不能解釋或者解釋不全的現象。例如在金融領域中有很多現象是以往的經濟學難以解釋清楚的。

現今的市場經濟是自由的，價格決定了生產的方向，而消費者是有權利和有能力去決定他們是否要在商品上消費。理性思維是認識的高級階段，包括概念、判斷、推理、假說何理論等形式。在《實踐論》中指出，理性的東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來源于感性。②就房地產行業來分析，房價的持續抬高離不開人們的從眾心理在作祟。從心理學角度看，從眾心理是現今社會的一個普遍的心理現象，是一種非理性思維，在經濟學上稱這種現象為“羊群效應”，原先是指在一群羊中有一只羊突然跑起來，其他的羊也會跟著一擁而上。因而，在市場上，一小部分有影響力的人做出某個決定，往往就會引起大眾跟隨。房價的逐年增漲，這本是正常的現象，但漲的太快就不免是由于一部分人的從眾心理“炒”出來的。這種非理性思維是盲目的，往往會使人失去客觀的判斷能力。這就是從心理學角度來解釋的結果。

所以，實踐證明，心理學的發現和運用大大的擴展了經濟學的研究視野，為經濟學能夠更加完善地解釋人類的行為提供了創新的見解。近年來，心理學對人類行為的新發現和實驗成果使得傳統經濟學的很多理論遭遇被改寫的命運，當代經濟學不得不朝更加堅實的新方向發展。

注釋：

①霍華德·金.經濟學史[M].顧海良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64-70.

②.實踐論[M].人民出版社，1952.

參考文獻：

篇6

經濟分析方法是指主要采用經濟學理論與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會的法律制度和運行情況，描述各類法律問題。其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使法律制度原則更清楚地顯現出來，而不是改變法律制度”[1]。與傳統法律方法相比，經濟分析方法具有明顯的技術性和具體性，能夠將具體的法律問題數量化，使法律的經濟分析更加精確，比規范分析具有更強的實用價值和操作性[2]。對于經濟分析方法在經濟法教學中的應用，經濟法學者們持積極肯定態度，但實際教學中仍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

一、經濟分析方法在經濟法教學與人才培養中應用的必要性分析

經濟法的典型特征之一是經濟性，經濟法把經濟制度、經濟活動的內容和要求直接規定為法律。第一，從價值追求上看，經濟學以資源的有效性為前提假設，尋求資源有限條件下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利益最大化。在經濟法律制度中，無論是宏觀調控法還是市場規制法，立法目的條款中重要的法律價值理念之一就是效率。第二，從經濟法的內容構成來看，經濟法是順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產生的，對經濟生活準則的表述通常甚至不加轉換，直接由立法機關和其他有權機關將經濟制度、經濟技術性規范通過變為法，使之具有法律效力。第三，從經濟法的調整手段和功能上看，經濟法調整的是宏觀調控關系和市場規制關系，反映基本經濟規律，包括價值規律、競爭規律、投入產出規律。經濟法主要運用經濟手段，如財政、金融、稅收作用于市場經濟，發揮著節約交易成本、節約資源消耗、節約權利配置的費用等功能。第四，經濟法律行為接受經濟評價。宏觀調控行為和市場規制行為要接受經濟評價，市場秩序是否更加穩定，市場競爭是否更加公平自由，是評價宏觀條款行為和市場規制行為的根本標準[3]。因此，從經濟法的價值追求、內容構成、手段功能以及評價標準，與經濟學都具有相通性，在經濟法教學中貫徹經濟分析方法具有客觀必要性。

二、經濟分析方法在經濟法教學與人才培養中應用的難點分析

由于涉及大量的經濟學基礎知識和分析工具，因此，如何在經濟法教學與人才培養中協調經濟分析和傳統法學的規范分析是經常遇到的難點問題。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法科學生缺乏系統的經濟學知識基礎

經濟法教學中由于內容經常涉及一些經濟學（廣義上）基本概念，例如預算法中涉及財政收入計算方法的權責發生制和收付實現制的區別，稅法教學中涉及稅率、稅基、直接稅和間接稅的區分，反壟斷法教學中涉及相關市場認定中交叉需求彈性等原理，這些都需要具備一定的經濟學基礎知識。而我國現行的法學專業課程體系設置中，很少有高校會將經濟學作為經濟法學學習的前置課程，這給經濟法教學帶來了挑戰。

（二）套用西方經濟學原理難以解釋中國經濟法的產生基礎

西方經濟學，尤其是規制經濟學認為存在市場失靈，所以需要用國家有形的手替代市場無形的手發揮作用，即先有市場經濟后有經濟法。而我國經濟法是從一個非市場社會中產生的，不存在市場經濟這一前提基礎，中國經濟法從一開始就不是為了彌補市場缺陷而出現。當前，主流的經濟法學教材中仍普遍采用西方經濟法學的理論分析框架，在教學中引用西方經濟學原理敘述中國經濟法的歷史和特征時，難以自圓其說。

（三）經濟分析方法與傳統法律分析方法結合難

經濟分析方法有自身的一套邏輯體系和分析框架，并且不同經濟學派各自的觀點并不相同。傳統法律分析方法注重法律的教義學分析，強調概念的準確性、一致性和規范性，評判經濟行為的標準是合法/不合法模式。法律概念的經濟分析在概念的規范性上有欠缺，且對行為的評價標準主要是成本/效益模式。因此，在經濟法教學上存在經濟分析方法與傳統法律分析方法的協調問題。

三、經濟法教學與人才培養中合理應用

經濟分析方法的思考針對以上問題，提出以下完善建議。

（一）在法學本科教學與人才培養中增設經濟學基礎課程

在目前的非專業基礎課程中，很少有學校設置經濟學原理課程，這不利于經濟法律相關課程的學習。對于法科學生而言，掌握必要的經濟學知識對于法律課程的學習乃至今后的工作都有幫助。將經濟學課程作為經濟法學習的前置課程，可以大大節約經濟法授課教師對于基礎經濟學知識的講解，將主要精力放在法律知識的講解方面，提高教學效率。

（二）調整教材中有關經濟法產生的經濟學原理

現行主流教材中，甚至許多經濟法學者的研究中，以西方經濟學原理闡述中國經濟法的產生，存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偏差，給經濟法教學帶來難以自圓其說的困境。建議分頭闡述，經濟法在西方的產生過程，可以西方經濟學原理闡釋。對于中國的經濟法，主要應以1978年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經濟政策和主流經濟學原理加以解釋。

（三）在教學和人才培養中以法律分析主、經濟分析為輔

由于經濟學原理的變動性強，不同學派觀點存在沖突，對經濟法的教學應當以法律分析為主線，注重相關法律概念、規則和制度的規范性分析，梳理其中的權力（權利）義務關系。經濟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在于無法用某一個經濟學原理一以貫之地解釋或闡述所有的經濟法問題。經濟分析方法的作用應當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注重對法律概念的經濟學背景知識的分析；二是運用經濟學理論對法律制度的合理性進行分析，例如，反壟斷執法中的寬恕制度，可以借鑒經濟學上的囚徒困境理論進行解釋；三是對立法和司法制度的演變進行解釋，通過經濟分析方法的解釋，能夠讓學生對經濟法中的法律概念、制度原理和立法思路有比較深刻和具體的理解。

結語

綜上，在經濟法教學中，不能過分迷信經濟分析方法的作用，經濟法教學畢竟主要是法學課程，應當以傳統的法律分析方法為主導，借助經濟分析方法在概念、制度和立法思路上的解釋力優勢為法律分析提供幫助。

參考文獻：

[1]馮玉軍，柯華慶.法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篇7

新興古典經濟學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楊小凱等人創立的新的經濟學流派。新興古典經濟學放棄了新古典經濟學中生產者和消費者兩分的假設，引入了專業化經濟和交易費用作為核心概念，運用超邊際分析的方法，將古典經濟學中最有價值的分工思想形式化，并在新的框架中，將現代經濟理論進行重新組織，對各種微觀和宏觀經濟現象做出解釋。該學派認為，各種經濟現象都是勞動分工的內生演進引起的，貿易作為勞動分工的一個側面，也可以從分工角度進行解釋。新興古典經濟學在新的框架下，對傳統的貿易理論進行重新思考，并以新框架為依托，對貿易理論的基本問題給出新的解釋，創立了新興古典貿易理論。

一、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對貿易理論的歷史考察

新興古典經濟學派對貿易理論的創新正是始于對貿易理論發展主流評價的重新思考，其中包括對貿易理論的源頭和發展線路的考察。

1.重新定位絕對優勢和比較優勢原理的相互關系

傳統觀點認為，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說明，只有當兩國之間在同種商品生產上存在生產率的絕對差異從而僅當絕對優勢存在時，兩國才有貿易的可能。而李嘉圖的理論則將這種條件放寬，認為不必有絕對優勢，而只要兩國在兩種商品的生產上具有相對生產率的差異，即只要存在比較優勢時就有貿易的基礎。也就是說，在斯密認為沒有貿易可能的條件下，李嘉圖證明了存在貿易的基礎，因此認定是后者包含了前者，前者是后者的特殊情況。

新興古典經濟學不同意這種主流觀點，認為二者不只是比較方法的差別及由此導致的適用范圍大小的不同，而是具有本質上的區別。按照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觀點，斯密的理論認為，是分工帶來的生產率差異內生出的絕對優勢形成了貿易的基礎，而李嘉圖則認為是先天存在的差異即外生比較優勢導致了貿易的產生。絕對優勢是一種后天創造的內生優勢而比較優勢是天然存在的外生優勢。這種本質的差別使得貿易理論應該重新思考二者的關系，以確定哪個是特例，哪個是更為一般的情況。一方面，即使按照傳統的對“一般情況”和“特例”的評價標準，從適用范圍上進行對比，李嘉圖理論中貿易的產生要求兩國之間天然地存在著差別，即一國在某種商品上存在比較優勢，而斯密的理論中則不要求這一條件，即使兩國沒有事前天然的差別，只要存在專業化報酬遞增，通過分工和專業化仍然可以創造出優勢，即創造出貿易的基礎。這樣看來，在李嘉圖認為沒有貿易可能的情況下，斯密認為可以有。因此也可以說，斯密理論比李嘉圖理論的適用范圍更廣；另一方面，斯密認為，“人們天賦才能的差異，實際上并不像我們所感覺的那么大”[1]，新興古典經濟學也認為，即使個人之間天生存在著生產率的差異，這種差異也遠不如個人之間由于后天的分工演進而產生的生產率的差異來的重要。因此內生比較優勢應是較李嘉圖理論中的外生比較優勢更為重要的貿易產生的原因，斯密的絕對優勢是較李嘉圖的比較優勢更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

2.重新歸納貿易理論的發展線路

基于對斯密絕對優勢理論和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的重新定位，新興古典經濟學認為貿易理論的發展分為內生優勢和外生優勢兩條線路，其源頭一是起源于斯密，一是起源于李嘉圖。

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奠定了外生比較優勢的基礎及其在貿易理論中的核心地位。此后的貿易理論中，新古典貿易理論沿襲了李嘉圖外生差別的思路，將李嘉圖理論中的比較成本的差異引入到生產要素層面，把貿易的成因歸結為先天存在的自然稟賦的差異。無論是李嘉圖的技術比較優勢還是以后的赫克歇爾-俄林模型中的自然稟賦比較優勢，都是以兩國之間有先天存在的生產條件的差別為基礎的。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產生并占據貿易理論的核心地位之后，斯密的內生優勢理論一直被主流的貿易理論所忽視。在新古典貿易理論創立的過程中，俄林曾經注意到了促成內生優勢的規模經濟對國際貿易產生的重要意義但也只是將規模經濟所導致的貿易作為要素稟賦差異貿易的一種補充而未作重點考察。20世紀70年代，林德貿易模式[2]和產業內貿易現象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和對貿易理論的新思考，發展出了新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修正了傳統理論關于市場結構的假定，考察了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提出了獨立于先天因素的規模經濟思想，將貿易的原因歸為后天分工和專業化的結果。貿易擴大了市場規模，規模經濟成為貿易利益的來源。這種貿易動因和利益來源內生化的思想是對斯密內生優勢理論的繼承和回歸，因此可以列在內生優勢的發展線路之內。

新興古典經濟學認為，李嘉圖的比較優勢與斯密的絕對優勢之間的區別比我們一直認為的那樣大得多。內生比較優勢的概念與經濟組織問題聯系緊密，而外生比較優勢概念只與資源配置問題相關。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和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本質上代表著經濟學的不同發展思路。在貿易理論研究中，忽略斯密的分工和內生優勢思想，將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原理置于貿易理論的核心是經濟研究的重心從經濟組織問題轉向資源配置問題的一個重要表現。新興古典經濟學正是以新框架為依托，在對貿易理論的發展歷史重新考察和深入研究之后，將斯密的分工和內生優勢的思想形式化并且放在核心位置，對貿易問題給出新的解釋，將經濟研究的重心重新從資源配置問題轉向經濟組織問題。

二、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的基本內容

新興古典經濟學彌補了新古典經濟學框架的重要缺陷，從每個個體既是消費者同時又是生產者的現實出發分析個體的決策過程及其結果。基于個體是消費---生產者的新框架更適合國家層次上對單個國家的分析，新興古典經濟學把對個體之間分工和貿易的分析用于分析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用分工經濟和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及其折衷解決的個體專業化決策思路重新考察了國際貿易理論，用分工演進模型對貿易理論的基本問題給出了新的解釋，構成了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的主要內容。

1.貿易的原因。在新興古典經濟學中，貿易是個體專業化決策和社會分工所帶來的直接結果，貿易的原因是分工和專業化引發和強化的內生優勢。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模型假定每個人的人生相同，不存在先天差別，在社會分工中各人后天選擇了不同的專業才產生了同種產品的生產率的差別和某一方面的優勢，從而形成了貿易的基礎。而且，這種優勢與社會分工水平互相促進。分工和專業化帶來了各人之間在某種產品上的生產率的差別，形成生產成本的優勢，而這種差別和優勢又會進一步促進和強化分工，從而進一步強化差別和優勢。可見，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中的貿易優勢是后天獲得并且具有自我強化的性質，是一種內生優勢。但僅有生產方面的內生優勢并不是開展貿易的充分條件，還要同時考慮其相對面——交易效率的高低。新興古典貿易理論認為，貿易的開展取決于一種綜合優勢，既要考慮生產上的內生優勢或劣勢，也要考慮交易效率優勢或劣勢，要取決于二者的相對關系，即內生的生產率和交易效率的綜合比較優勢。

2.貿易的結果。在新興古典經濟學框架中，分工和貿易同時產生，貿易是專業化生產和多樣化消費這一矛盾的解決方式，貿易的結果本質上是分工的結果。分工使個體的自給率降低，每個人生產的產品種類數更少而相互交換的產品種類更多，產品生產的集中程度和個體的貿易依存度提高。貿易品種類的增加意味著市場種類的增加和社會商業化程度的提高，每個人對他人的依賴程度加強。隨著分工的深化，個體的生產結構差別越來越大，經濟結構則由自給自足時的單一結構趨于多樣化。經濟由自給自足時的互不往來到局部分工時的市場分割最后發展到完全分工時的市場一體化，市場從無到有，一體化程度逐步提高。所以，分工和貿易的直接結果是提高了個體的貿易依存度、產品生產的集中程度、社會的商業化程度、經濟結構的多樣化程度和市場的一體化程度。而且，分工減少了每個人必須的學習時間和費用，提高了專業化水平，促進了生產率的提高，使得人力可以用于新的專業產品的生產。在高水平的分工模式中，不同的人可以通過專業化生產不同的產品而增加不同的專業種類數，因此分工和貿易還促進了產品種類的增加。

3.國內貿易向國際貿易的發展。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最重要的特點在于該理論能夠揭示國內貿易為何和如何發展到國際貿易。新興古典貿易理論這一解釋力源于該理論依托的經濟學框架。新興古典經濟學與主流經濟學的不同就在于其前提中摒棄了新古典經濟學生產者和消費者兩分的假設，從消費-生產者個體開始分析，認為一切經濟現象都可以用個體權衡專業化經濟和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決策進行統一的解釋。國內貿易的產生是二者作用的結果，而同樣的原因也可以解釋國內貿易向國際貿易的延伸。每個消費者同時是生產者，當交易效率很低時，人們自給自足，沒有交換和貿易產生。隨著交易效率的提高，首先出現一些地方性市場，但尚不需要統一的國內市場。隨著交易效率的進一步提高，各分割的地方性市場逐漸形成統一的國內市場。同樣的理由，當交易效率提高，分工進一步深化到可以突破國內市場規模的限制時，國際貿易就產生了。對于一個國家而言，消費---生產者的假設非常貼切，因此將個體決策過程應用到分析國家的經濟行為也同樣有解釋力。只要國家之間分工的好處超過了國際貿易帶來的交易費用，各國就會選擇專業化生產并與他國交換，貿易也就由國內貿易發展到了國際貿易階段。國際貿易之所以在國內貿易之后產生，原因就在于國際貿易較國內貿易有額外的交易費用。

4.貿易政策內生化。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不但解決了傳統貿易理論的基本問題，同時將貿易政策的選擇在模型中內生化。新興古典經濟學把交易成本和內生比較優勢概念引入李嘉圖模型[3]，證明政府的貿易政策體制、分工的均衡網絡規模與整個經濟的生產力是相互依賴的，均衡的貿易政策和國際分工水平密切相關。分工演進模型表明，隨著交易效率的改進，經濟結構的一般均衡會不連續地從自給自足跳到部分勞動分工繼而跳到完全分工。在部分勞動分工的情形下，交易效率較低的國家分工水平比交易效率高的國家要低，在參與國際分工后，國際貿易中的貿易條件更有利于分工水平更高的國家，這些國家更傾向于采取單邊自由貿易政策。而分工水平落后國從貿易中獲利甚微，因此，落后國試圖通過關稅手段來改變貿易品的相對價格以獲得較多的貿易好處。隨著交易效率的進一步改進，一般均衡會從低水平的分工狀態非連續地跳到高水平的分工狀態。這時貿易品的相對價格不再由任一國的國內生產條件決定，而由兩國的生產條件和消費偏好共同決定。每個國家都可以通過關稅手段來爭取更多的分工利益，由此可能引發關稅戰從而使分工的好處全部消耗。在這種情況下，兩國都有意愿參加納什關稅談判，談判的結果是雙邊自由貿易。這一分析一方面解釋了單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貿易政策的選擇問題（即從單方保護轉向雙邊關稅談判到最終參與雙邊或多邊自由貿易的轉變），而且能夠解釋世界范圍內在經濟發展過渡期貿易政策的二元結構問題（即發達國家追求單方自由貿易，而發展中國家追求單方貿易保護），也揭示了在經濟發展的成熟期通過多邊關稅談判形成多邊自由貿易的局面。基于上面的分析，在政策主張上，新興古典經濟學派認為，一國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應該通過分工的自發演進來確定貿易模式。政府應該致力于通過談判實現多邊自由貿易，削減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降低交易費用，以促進勞動分工的擴張和深化，帶來更大的生產率收益。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看，“新興古典超邊際分析甚至比邊際分析更支持自由貿易政策。”[4]

5.貿易與經濟發展問題。貿易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也是傳統貿易理論中經常涉獵的問題。與傳統結論不同的是，在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中，貿易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不是遵循互為條件、相互作用的機制，而是作為分工的不同側面相伴而生，二者都是分工產生和深化的結果。分工引起了貿易，同時也是分工帶來的生產率的增加促進了經濟發展。內生比較優勢隨著分工的演進會帶來一國貿易結構和格局的動態變化，并且帶來經濟持續增長的可能性。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新的研究成果還考察了一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開展國際貿易對一國國內和國家之間二元經濟結構和收入分配的影響。[5]

三、新興古典貿易理論與傳統貿易理論的比較

1.與斯密絕對優勢理論的比較。新興古典經濟學是對斯密分工思想的形式化，斯密的思想是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淵源。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對斯密理論的繼承體現在：第一，貿易理論是分工理論的一個側面。斯密在《國富論》中的核心思想是分工，以分工來解釋國民財富的源泉。交換和貿易是分工的共生物，交換和貿易促進分工，而分工的利益是交換和貿易利益的源泉。斯密并沒有專門獨立的貿易理論，他的絕對成本理論是建立在他的分工和國際分工學說基礎之上的。[6]新興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同樣是分工和專業化，貿易作為分工的一個側面來體現，貿易理論是分工理論的一個方面。斯密的分工理論認為，分工受制于市場范圍，運輸費用是交易費用的一種具體形式。斯密強調決定市場范圍的自然地理條件和政府政策兩個因素。新興古典經濟學遵循了這個傳統，使用了交易費用這一現代概念，揭示了市場的范圍怎樣被經濟人之間的交易成本所影響，交易費用的存在限制了分工和專業化的程度，并用交易費用和專業化經濟的兩難沖突解釋貿易的產生和發展。同時，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分工理論發揚了楊格的思想，用嚴密的數學模型闡述了分工和市場范圍的相互依賴關系，并用知識的積累解釋了分工的自發演進。第二，國內交換與國際貿易具有統一基礎。在斯密的理論中，無論是國內交換還是國際貿易，直接動因都是交換比自己生產成本更低，也就是為了獲得分工和專業化的好處。同樣的，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用個人對專業化經濟和交易費用的權衡決策解釋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的產生，并且揭示了國內貿易發展到國際貿易的動態過程。第三，內生優勢理論。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和斯密絕對優勢理論都描述了生而相同的個人之間通過選擇專業化而形成生產率的差別，內生出了個體的優勢，并且專業化不斷強化這種優勢。這兩種理論都認為，不是生產力的差別導致分工，而是分工帶來了生產力的差別，因此二者都是內生優勢理論。

2.與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的比較。在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模型中，只有一種生產要素---勞動，其邊際生產率和平均生產率都是不變常數，既沒有新古典邊際分析中假定的單一要素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也沒有新興古典經濟學中考察的分工導致的規模報酬遞增。新興古典經濟學認為，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是新古典貿易理論和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之間的分水嶺。新興古典貿易理論與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存在著本質的區別，李嘉圖的比較優勢是一種外生靜態優勢，而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的核心是內生動態優勢。李嘉圖理論中貿易的基礎是國家間天然存在的生產率或技術差異，這種差別不依賴于個體配置勞動資源的決策。存在這種外生優勢就存在獲利的條件。在沒有交易費用的前提下，貿易的展開是必然的。李嘉圖模型將天然的生產率的差異作為分工的前提條件，重點在于揭示貿易的結構和貿易的結果，而沒有分析也無需分析一國是否開展貿易的決策。這種外生靜態優勢的缺陷在于容易導致貿易結構的靜態化，形成比較利益陷阱，而且理論認為各國會根據各自的比較優勢原則進行完全的專業化生產，這與現實狀況也有較大的出入。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中貿易的基礎是一種內生的動態優勢，理論不但分析了生產率的差異是貿易的基礎，而且用分工和專業化解釋了生產率差異產生的原因，分工的演進能夠不斷創造和增進生產率差異，形成動態優勢，克服了李嘉圖理論的缺陷。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用自己的思路和方法對李嘉圖模型進行了重新分析。對于李嘉圖模型而言，當存在外生技術差異時，外生技術比較優勢可以帶來分工經濟，是否利用比較優勢所帶來的分工的好處，要同時考慮交易效率的高低，這種分工經濟與貿易帶來的交易費用是一對兩難沖突，二者折衷的一般均衡結果決定一國是否開展貿易。由此可見，相比較而言，新興古典貿易理論較李嘉圖的貿易理論具有更強的解釋力。但在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史上，李嘉圖比較優勢原理的價值和意義不容低估。李嘉圖理論中最具啟發意義的是比較的方法。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沿用了比較優勢的概念。在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中，貿易的基礎即分工帶來的內生優勢未必一定是絕對優勢，也可以是內生比較優勢。而且，新興古典貿易理論還借此創造了交易效率比較優勢的概念。

3.與新古典貿易理論的比較。新古典貿易理論是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內建立的標準的貿易理論形式。新古典經濟學和新興古典經濟學兩種框架的不同特點決定了貿易理論在經濟學中的不同地位。新古典貿易理論是從新古典經濟學的概念和前提出發，利用新古典的邊際分析、均衡分析方法考察國際貿易問題，是新古典經濟學基本框架外的一個理論分支。而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則是該學派理論框架中的基本問題，即分工問題的一個側面。就貿易理論的內容而言，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和新古典貿易理論的思想淵源不同，二者分別沿襲兩條不同的貿易理論的發展線路，兩種理論對貿易基礎的認識不同，前面關于斯密理論和李嘉圖理論的區別也適用于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和新古典貿易理論。2001年，楊小凱、張永生曾撰文批評新古典貿易理論的邏輯矛盾和缺陷，并指出，新古典貿易理論中產品要素密集度在兩國相同并且保持不變的假定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現實中都是容易被的。[7]“用傳統的資本密集或勞動密集這類概念來解釋貿易的原因和結構等問題就缺乏實用性，這種概念也變得沒有意義了。”而這些問題完全可以用新興古典經濟學框架中的專業化經濟和交易費用的對比來解釋。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可以將新古典貿易理論含于解釋框架之內。

4.與新貿易理論的比較。新興古典貿易理論與新貿易理論相比，二者既有相同之處又存在區別。相同之處在于兩種貿易理論模型都是內生優勢模型。這兩種貿易理論的前提都是個體或國家的先天條件完全相同。二者都假定不存在先天優勢而專于分析后天優勢。而且，在創造內生比較優勢的同時伴隨著生產率的提高、貿易依存度的增加和經濟增長。盡管都是斯密內生理論的繼承，但兩種理論依托于不同框架，這就決定了二者仍然存在區別。第一，雖然都是后天獲得的比較優勢，但是這兩種內生優勢產生的基礎不同。新貿易理論中內生優勢的基礎是規模經濟，而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中是專業化經濟。規模經濟和專業化經濟是互不相同的兩個概念。在新古典框架中兩分的假定之下，專業化經濟變得沒有意義，而只用規模經濟反映分工經濟的量的方面。而新興古典經濟學框架用專業化經濟代替規模經濟概念，認為只有專業化經濟才是遞增報酬的真正原因，經濟增長的促進因素是分工和專業化而不是規模經濟。而且，在新興古典框架中，專業化經濟和消費多樣性是可以相容的。第二，新貿易理論不能解釋國內貿易向國際貿易的演進。新貿易理論基于新古典框架，國內貿易是消費者和生產者兩分假定的自然結論。貿易理論只用于解釋國際貿易，與國內貿易二者間沒有聯系，也就沒有國內貿易向國際貿易的演進。而新興古典經濟學框架修訂了基本的前提假定，從而將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聯系起來，給出了統一的解釋，同時，用解釋貿易產生的原理解釋了國內貿易向國際貿易的演進。

總體看來，與傳統的貿易理論相比，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的創新優勢體現在：

第一，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是內生動態比較優勢模型。新興古典貿易模型不僅將貿易原因內生化，還同時考察了分工演變的不同側面，將產品種類、商業化程度、市場一體化程度、一國卷入貿易的程度、經濟結構、收入分配、貿易政策等問題同時在模型中給出解釋，把內生性貫徹到底。同時，模型中的內生比較利益會隨分工的發展而不斷被創造和增進，因此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模型是動態優勢模型。

第二，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是理論和政策統一的模型。傳統的貿易理論分為純理論和政策理論。國際貿易純理論論證貿易利益的存在，之后再結合政策制定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對各國貿易政策選擇做出說明。而新興古典貿易模型則既解釋了貿易理論的基本問題，也說明了一國貿易政策的選擇和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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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091.354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30-00000-01

一、“熊彼特創新理論”思想之源的傳統路線

在新古典經濟學方興未艾的年代，熊彼特提出的“經濟發展理論”強調了資本主義本質上是創新推動的具有“創造性的毀滅”特征的內生演化過程。資本主義的核心不在于其均衡的力量，而在于使經濟系統不可避免的脫離均衡的系統內生力量，這種內生力量就是創新。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后，創新經濟學興起，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就被普遍視為創新理論的發端，熊彼特則被中外學者廣泛譽為創新經濟學之父。由此也產生了一個重要的經濟思想史問題―熊彼特創新理論的根源何處，由何而來？傳統上，研究者主要由兩條基本路線對這個基本問題進行研究。

第一條是追溯熊彼特創新理論中的某個關鍵概念或某個重要思想的起源，其中最常見的探索是對“企業家”和“創造性的毀滅”這兩個基本概念的追溯。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中就沿著這個路線對“企業家”概念在經濟學中的發展做過梳理。當代研究則通常將熊彼特的這兩個基本概念最終追溯到尼采。這位德國哲學家強調“超人”，強調“任何創造者必然永遠是一位毀滅者”，創造和毀滅與停滯不前對立。

第二條是從熊彼特的求學和學術經歷入手，考察個別經濟學家或學派對熊彼特的創新理論的影響。目前諸多學者認為，熊彼特創新理論深受馬克思和歷史學派創新和演化思想的影響。費格伯格就認為馬克思內生演化和技術競爭思想對熊彼特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他還概括出一種關于持續的內生經濟演化（變遷）的“馬克思―熊彼特模型”。在熊彼特本人的評價中也能得到這種強烈的暗示，他曾經說過：’馬克思所分析的是經濟結構中不斷變化的過程，這一過程永遠不會達到均衡。有關內生動力的演化過程思想是馬克思的獨特貢獻，這種思想在理論目標上與熊彼特自己是相同的。德國歷史學派對創新理論為核心的熊彼特理論的影響則是在相當晚的時期才被關注。熊彼特的理論的在社會整體觀、經濟發展觀、方法論諸方面深受施穆勒及其以后德國歷史學派影響。在中國，圍繞“施穆勒綱領”，賈根良和黃陽黃的研究闡述了“施穆勒綱領”所包含歷史學派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經過新歷史學派經濟學家桑巴特、韋伯、斯皮索夫等人發展后，對熊彼特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他們還指出，德國歷史學派在“企業家精神、創造性的毀滅”等關鍵概念上影響了熊彼特創新理論。

二、熊彼特創新經濟思想主要內容

熊彼特創新理論通過三本歷史性的著作《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周期》《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解釋了經濟周期的輪轉，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和特征，創新的含義、作用和運作，大公司的創新以及資本主義的毀滅等內容，對經濟現象和本質有這些深刻的洞察力和預見能力。這三部作品均以“創新理論”為核心，樹立了熊彼特傳新理論的崇高學術地位。《經濟發展理論》借助“企業家”的概念首次提出和系統論述了“創新理論”，用以解釋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和特征。熊彼特明確的提出靜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經濟循環流轉，動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經濟發展，經濟進化理論既要研究本質問題，也要從實證分析入手，用歷史的統計資料來描述經濟發展的變動規律或模式。在書中，熊彼特論述了創新的含義與作用，實現創新的條件，創新的結果和運作等問題，開創性的論述了“企業家”的特點和功能，“生產要素的新組合”等。在《經濟周期》一書中，熊彼特充分運用“創新理論”解釋了資本主義的運行，并根據工業革命以來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統計資料，以創新概念為基礎，形成熊彼特的“多層次”的經濟周期論。熊彼特首次提出了經濟周期的長、中、短三周期論，并認為周期的交織并存解釋了創新的正確性，而且個別企業家的行為是具備宏觀經濟學基礎的。經濟周期理論表示資本主義的發展離不開競爭的創新，再一次挑戰了新古典主義的完全競爭理論，企業家創新的“模仿穩定”是熊彼特傳新理論撥打、深刻的體現。《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中運用“創新理論”，推斷出資本主義終將走向滅亡，社會主義才是未來的必然趨勢，從而形成了熊彼特式的“自動與和平過渡”的理論。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并不是通過資本家來獲取他的全部前進動力的，而是通過領頭的創新家獲得的，他認為資本主義的衰敗和崩潰并不是應為工人階級的崛起，而是由于環境發生了變化：個性的作用下降，官僚管理的作用加強，創新活動本身變成了制度化得例行公事，企業家的創新職能日漸衰落，利潤將收斂到趨于零。

三、熊彼特創新經濟思想的評價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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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目前法學界的普遍見解，解釋的標準主要有以下兩種：1.文理解釋。按照法律條文用語的字義、文義及語言的通常使用方式和邏輯規律所做的解釋。包括文字解釋、語法解釋、邏輯解釋；2.論理解釋。斟酌法律理由，依一定的標準進行推理論證來確定和闡明法律本義的解釋。它可分為：當然解釋、歷史解釋、目的解釋、體系解釋、效力解釋、法例解釋。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傳統方法，例如，價值分析方法、階級分析方法、實證分析方法等等。在經濟法學教學中，傳統法律解釋的教學方法是最常見的。授課者只要抓住現有經濟法律、法規的立法體系進行展開，先做文義解釋，然后慢慢展開再進行論理解釋，由淺至深，使講授既有層次性和條理性，又能體現出法律的嚴肅性。這也是整個法學體系之教學方法的共同點。目前經濟法教科書內容編排的理念，通常不會跳出經濟法總論和具體的經濟法律、法規兩個大范圍的配置，除了總論部分在法學基礎理論上對經濟法學的基本概念著墨較多之外，第二個范圍基本上還是屬于條文的法律教義學（Rechtsdogmatik）演示，這些都屬于法學教育的傳統基本方法。所以，講授者往往只需講清楚兩個問題：第一，基本法律概念；第二，基本法律規定。但是經濟法是一個實踐性很強的法律學科，對經濟法知識性的了解和掌握與經濟法的實際運用有著一定的差距。這既是很多學習者在學習經濟法過程中經常遇到的難題，也暴露出我們在經濟法學課程中傳統教學方法的局限性

一）理論抽象性強，欠缺實踐操作性法律具有相對穩定性和抽象性，而現實卻具有運動性和具體性，如何處理兩者的關系顯得十分重要。傳統法律解釋的教學方法注重概念的解釋，考慮法律以外的社會、經濟、政治、道德等因素不全面，它不能緩解法律的抽象與社會生活的具體之間的矛盾，從而使學習者在學習經濟法過程中對經濟法知識性的了解和掌握與經濟法的實際運用存在著一定差距，理論聯系實踐不夠，法律的適用性、操作性不強，導致課堂講授缺乏說服力。

二）教師講授的多，學生練習的少由于采取傳統的法學教學方法講解的多，教師無法有效地在短期間內使學習者進人經濟法學的學習情境，往往導致他們學習興趣低落，處于被動學習的心理狀態。尤其是對非法學專業的學習者來說，要求對一門從未學過，且處處遇到法學專有術語之障蔽的學科產生十足興趣，則更加困難。況且非法學專業的學習者缺乏法學基礎課程的訓練，不具備或較少具備一般性的法學基礎知識，例如經濟法法學中關于經濟法的淵源、經濟法主體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等，這些基礎的法學底蘊往往形成了茂密的法學叢林，會使原先就屬法律門外漢的非法學專業學習者更加迷惘。另外，經濟法學屬于法學體系中的交叉學科，其內容涉獵很廣，講授者既需要掌握法學專業知識，又需要熟悉經濟學的知識。

經濟法教學如果由欠缺法學背景的授課者來擔當，由于授課者本身欠缺實際的經濟法規訓練，往往把經濟法學教授成單純的法律條文解釋學也就不足為奇，更談不上指導學習者結合實際融會貫通了。

三）降低了立法意圖與司法目的的協調性如果說立法意圖是一種理想狀態，那么司法目的則為一種現實狀態。一般來說，二者是統一的，但如果講授者不能很好地做出符合實際的法律解釋，就不能排除二者相互不協調的情況。從而出現原本經濟法學知識的人門成本過重，學習者心理主動性欠高，久而久之，經濟法的學習往往成為法學專業者心目中的“學了不能用”、“學了不會用”、“學了用不好”的老大難學科和非法學專業學習者心目中一件僅屬于“不得不修”、“不修則不能畢業”的例行公事。結果就出現要培養他們在經濟法方面的法律感情就更加困難的現象。學習者會覺得經濟法不過是經濟運行過程中某些方面的技術規則，無法體會法律學的精神與精髓所在，對于學習者學習后走向社會正確適用法律的實際能力的培養幾無裨益。

二、科際整合教學方法在經濟法學教學中的運用科際整合（InterdisciplinaryIntegration）或稱交叉學科或稱邊緣學科。

皮亞杰（JeanPiaget）曾于年提出這一說法。科際整合式的雜交確實培養了不少種類的學問新品種，從而形成了一種孕育新學問的方程式。在法學教育教學領域，科際整合的呼聲與趨勢并非近日之事，然而目前所謂法律與其他學科的科際整合要求法學工作者，必須以更開闊的視野去關注其他社會科學的議題和成果，其他社會科學也不得不祛除對法學只是法條、判決的整理、記誦）的刻板印象。這樣，所謂科際整合，才會產生值得令人期待的可能。

科際整合不窗是一種重要且富有創新性的研究理念。所謂科際整合的教學方法，主要是采取兩種或以上的途徑并軌或復軌教學模式，即教學方法多方引進來自原屬其他學科范疇的知識。科際整合教學方法是一種新穎的、重要的、多元的、開放的經濟法學教學方法。在法律學的研究途徑之下，科際整合研究方法能夠多功能地解決經濟法學函需解決與分析的各項問題。

科際整合強調學科之間的整合研究，故其教學研究方法的類型應該是開放的。在法律學的研究途徑下，結合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對經濟法的研究有一定的貢獻，對經濟法的教育教學法更有一定的創新。

例如，以經濟法學中的稅法教學為例，將國民經濟宏觀調控的研究方法運用在經濟法學的研究上，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國民經濟運行與社會間各種利益和矛盾的調和或沖突，從而更深刻地理解立法者的原意與司法現實的差距以及有待完善之處。一般來說，在進行以法律解釋方法為核心的傳統教學方法，包括文義解析與論理解析等方法之后，如果尚無法得出對于稅法的具體解釋與理解，則應考慮運用來自社會學方面的資源，此舉亦可以輔助非法學專業本科學生在稅法方面的理解，尤其是在法律釋義方面的功效理解。常見的傳統法律社會學教科書里面，往往比較偏重由各個層面做分析，以領域解說的類別作為章節的分野。近年，出現較多的新著以西方社會學理論為分野，進行法律社會學的論述，提供一種比較全面性的法律社會學視野，也促進了稅法學與社會學科際整合的融合。

此外，法律經濟分析計算方法也是科際整合研究方法的常見形式。經濟學是一門強調選擇的社會科學，而經濟分析就是對所選擇的社會科學進行分析。計算分析有助于在精確的數據前提下做出正確的經濟選擇，以利于經濟效益的提高。經濟分析方法是在交易成本概念的基礎上，主要進行成本一效益分析等分析的程序。可見經濟法教學中涉及到的經濟學基礎，對經濟法學中稅法的研究非常重要，不但經濟學教材常有關于稅收經濟學的介紹，而且目前著名的法律經濟學著作對稅法亦從經濟學的成本一效益分析等程序方面多有探討，這對于以主修經管類專業為主的非法學專業的學習者來說，透過其熟悉的既有知識體系來輔助稅法學的學習，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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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以來，以澳大利亞華人經濟學家楊小凱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用非線性規劃（即所謂的超邊際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數學規劃方法將被新古典經濟學遺棄的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和專業化的高深經濟思想形式化，發展出新興古典經濟學，使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由給定經濟組織結構下的最優資源配置問題轉向技術與經濟組織的互動關系及其演進過程的研究。新興古典經濟學在分析工具上比新古典經濟學更新，而在思想淵源上則比新古典經濟學更古。其中，斯密用分工來解釋國際貿易的論述被楊小凱等人以個人專業化水平的決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進為基礎發展成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又稱內生貿易理論。本文旨在將新興古典貿易理論與傳統貿易理論進行比較，并作出一些簡單的評價。

二、與傳統貿易理論的比較及其發展

可以說，楊小凱是第一個脫離新古典經濟學框架，用分工和專業化來解釋貿易現象及其本質的經濟學家。他的理論能夠解釋一些傳統貿易理論無法解釋的現象，同時澄清了傳統貿易理論帶給我們的一些錯誤觀念。新興古典貿易理論與傳統貿易理論的不同點就在于其所依托的經濟學框架存在很大的不同，具體來說體現在如下幾點：

1.理論的思想淵源不同

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的思想精華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1）市場競爭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能使社會福利最大化；（2）勞動分工能使生產率提高并受到市場范圍的限制。

應該說，新古典經濟學成功地描述了古典經濟學的第一個思想，卻與第二個思想相沖突。新古典經濟學在將市場競爭的作用形式化時，最初采用了無規模報酬的生產函數這種最簡單的數學工具，它使古典經濟學的分工思想變成了與市場競爭不相容的東西。因為按照斯密的分工理論，分工能夠提高勞動生產率是基于專業化能夠提高生產率的原理，而這一原理與遞增規模報酬有關。新古典貿易理論也采用無規模報酬的假設，從而先天不足，以致于企業的組織結構、規模大小、市場競爭地位及其相應的市場結構都對貿易的模式、成因、結構、得益等沒有影響。造成這種問題的原因就在于新古典的生產函數只表明一種投入產出的純技術關系，不允許遞增報酬的存在，并且忽視了社會經濟組織的演進與生產率的互動關系。

事實上，古典經濟學家的研究重點是專業化、勞動分工和交換的關系。在斯密和馬克思看來，勞動分工是經濟生活的核心現象，社會經濟組織結構是經濟學研究的中心，馬克思更將其歸結為生產關系的研究。楊格（AllynYoung，1928）的經典論文指出：“在全部經濟學文獻中，最富有啟發、富有成果的一般法則就是斯密定理（勞動分工受到市場范圍的限制）。”（注：YoungA.（1928）,IncreasingReturnaandEconomicProgress,TheEconomicJournal,38:P527—42。）然而，由于后來德布魯把新古典經濟學變成公理化體系，用斯密的分工思想來解釋國際貿易的理論逐漸地為人們所拋棄。70年代以來，依托于新古典框架的新貿易理論逐步產生和發展，盡管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其不足，但始終難逃“舊瓶裝新酒”之嫌。楊小凱用現代數學分析工具將古典經濟學的思想精華充分發揮并加以形式化，創立了以古典經濟學的分工思想為基礎的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堪稱是貿易理論領域的一次革命。

2.前提假設、分析方法不同

就前提假設和分析方法來看，新古典經濟學存在三個致命缺陷：第一是采用消費者——生產者的兩分法。消費者不生產，必須從廠商處購買所有消費品，因此國內貿易必然存在，消費者不能選擇自給自足，也不能選擇專業化的水平和方向；而廠商的存在是給定的，所以導致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重點是給定經濟組織結構下的最優資源配置問題。這種兩分法使得新古典貿易理論無法解釋經濟組織如何從自給自足變得越來越專業化，也無法解釋國際貿易如何從國內貿易中產生等現象。第二，新古典經濟學用規模經濟概念替代專業化經濟概念，而規模經濟概念只能表明投入產出間的純技術關系，卻不能反映專業化水平、經濟組織結構的演進對生產率的影響。第三，新古典經濟學采用馬歇爾開創的邊際分析方法。邊際分析主要用于處理內點解問題，而現實生活中的經濟決策往往是角點解問題。（注：角點解意味著某些決策變量的最優值是零。一般講，買汽車的人不會自己生產汽車，即其購買量為正數，而其生產量為零；在自給自足的情況下，產品的生產量為正數，而其購買量則為零。相反，內點解則意味著決策變量的最優值不是零。）

新興古典經濟學克服了上述缺陷。首先，在該體系中每個決策者既是消費者又是生產者，這意味著每個決策者可以選擇專業化方向和水平。廠商的出現也不是外生給定的，而是從模型中內生而來。其次，用專業化經濟來替代規模經濟那種純技術概念，并且引入交易費用的概念，從而產生專業化經濟與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即專業化一方面提高生產率，使決策者擁有更高的生產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多樣化消費的偏好，專業化必然意味著要從其他專業的決策者手中購買更多的商品，這就需要支付更大的交易費用。最后，新興古典經濟學采用超邊際分析方法（Inframarginalanalysis），即對每一角點進行邊際分析，然后在角點之間用總效益費用分析，這是處理最優決策的角點解所必須的。

3.對貿易基礎的認識不同

當代貿易理論公認的一個事實是：李嘉圖的比較優勢是對斯密的絕對優勢的一個發展。當然，如果靜態地看，情況確實如此。但是，如果允許比較優勢在模型中內生，并且隨著分工的發展而不斷演進，那么斯密基于分工和專業化的絕對優勢概念比李嘉圖的比較優勢概念更為寬泛和重要。許多經濟學家曾指出，個人之間生產各種物品的生產率的先天性差異遠不如個人之間由于分工和專業化而產生的生產率差異來得重要。正如斯密所說：“人們天賦才能的差異，實際上并不象我們所感覺的那么大。人們壯年時在不同職業上表現出來的極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數場合，與其說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說是分工的結果”（注：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97年上卷，第15頁。）。如果我們接受先天的生產率差異（即外生比較優勢）作為分工的條件，那么就會導致貿易產品、方向和格局的靜態化，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較利益陷阱的根本原因。而作為分工的結果出現的內生比較優勢的演進，則預示著一國貿易動態發展和經濟持續增長的可能性。

基于分工造成生產率差異的內生比較優勢能夠隨著分工的逐步發展而不斷演進，而且內生比較優勢的演進是加速知識積累和生產率內生進展的動力并且楊格定理告訴我們，分工存在自我繁殖的機制，因此基于分工和專業化的內生比較優勢的演進就成為一國貿易發展和經濟增長的持續不斷的源泉。而外生比較優勢不能內生地演進，對于分工、生產率進步和加速知識積累沒有什么影響，因而一國的貿易發展和經濟增長就只能歸功于新古典經濟學無法解釋的外生技術進步。這是新古典貿易理論無法解釋很多現象的根本原因。

根據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如果事前相同的個人選擇不同的專業化水平生產不同的產品，只要專業化報酬遞增，就可能存在比較優勢。這就是說，按照斯密的定義，比較優勢可能存在于所有個人事前相同的場合。而根據李嘉圖的定義，在這種場合比較利益不可能存在。換句話說，這種比較優勢的存在與否，取決于人們對于專業化程度的決策。我們將這種由于選擇不同專業方向的決策造成的事后生產率差別稱做內生比較優勢，而將以外生給定的個人之間的技術和稟賦差異為基礎的比較優勢概念稱為外生比較優勢。

新貿易理論也對此作出了相似的研究。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1989）把以規模報酬遞增為基礎的比較優勢稱為后天獲得的比較優勢，而把李嘉圖的比較優勢概念稱為先天自然的比較優勢。

4.對貿易利益的主張不同

按照新古典貿易理論，如果國與國之間存在外生比較優勢，則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國際貿易必定會產生，而且實行自由貿易能夠提高一國的福利水平。新貿易理論中的規模報酬遞增的貿易模型預言，國際貿易總是優于自給自足，因為世界市場上一個經濟聯合體的規模總比一個國家的經濟規模要大得多。因此，沒有政府干預時不可能出現自給自足。那么，國際貿易的存在一定會帶來貿易利益嗎？它一定優于自給自足的封閉經濟狀態下的福利水平嗎？

新興古典貿易理論通過引入交易效率的概念，能夠解釋國際貿易之所以從國內貿易中產生是因為一國的交易效率的改進。交易效率與交易費用負相關，各種交易費用（內生或外生）越高則交易效率越低。如果交易效率極低，則自給自足是均衡，因而無需國際貿易和國內貿易。如果交易效率得到改進，則國內貿易將因一國之內的分工水平提高而產生。但如果交易效率改進的幅度不是很大，則在沒有形成全國統一市場時，貿易可能在各個地方性市場內進行。隨著交易效率的進一步改進，全國性市場便因分工水平的提高而產生。如果交易效率繼續提高的話，則高效率的分工水平便會要求更大的市場規模與其相適應，此時局限于一國市場之內的貿易和產品交換無法充分利用高水平的分工經濟，因此國際貿易便會從國內貿易中產生。總之，國際貿易給一國帶來貿易利益的先決條件是該國的交易效率應當足夠高，以便適應分工水平的提高，而分工水平的提高需要更大規模的市場與之相適應，由此國際貿易才成為必要。

三、評價與借鑒

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對貿易理論的研究作了突出的貢獻，其影響是巨大的。它使我們重新思考傳統貿易理論中一些已有定論的命題，同時也提供給我們許多新的視角和觀點。我們認為，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可能正代表未來貿易理論發展的主流方向。以下簡要地對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作幾點評價。

1.重新闡釋了絕對優勢、比較優勢等貿易理論中的核心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將貿易理論整合到統一框架下。

如果以事前和事后的生產率差別來區分不同的比較優勢，那么不同貿易模型中的比較優勢就可以劃分為內生比較優勢和外生比較優勢。其中，李嘉圖模型的比較優勢稱為外生的技術比較優勢，H—O模型的比較優勢稱為外生的資源比較優勢，新貿易理論中的比較優勢稱為內生的規模經濟比較優勢，而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中的比較優勢稱為內生的專業化經濟比較優勢。

從勞動分工的角度來看，國際貿易賴以產生的分工基礎有兩種：一種是基于技術和資源不同的外生比較利益的勞動分工，一種是基于規模經濟和專業化經濟的內生比較利益的勞動分工。也就是說，從貿易產生的原因看，傳統貿易理論的核心是比較利益，而新貿易理論和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的核心則是遞增規模報酬。當然，實際經濟是兩者的混合體，既有比較利益，又有遞增規模報酬。如果能夠將傳統貿易理論與新興古典貿易理論進行有機的整合，則存在著將現有貿易理論納入到統一框架之下的可能性。很顯然，傳統貿易理論不可能包含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因為按照新古典理論，普遍的遞增規模報酬會使一般均衡不存在或不是帕累托最優。相反，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卻能夠包含傳統貿易理論。楊小凱（1997）將外生比較利益因素引入基于遞增規模報酬的新興古典貿易模型，從而將傳統貿易理論的基本思想納入到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的框架之下，這在一定程度上將現有的貿易理論整合到統一框架下。

2.糾正了新貿易理論的錯誤結論，為其完善和發展指出了一條可行之路。

新貿易理論假定存在規模經濟與多樣化消費的兩難沖突，也就是說，規模經濟的充分利用要求與更大規模的市場相適應。如果一國的人口或經濟規模很大，則能夠更充分地利用規模經濟的好處，因此人口的增加會帶來生產率的上升。這與日本、香港的經驗是一致的，但是卻與印度和改革前的中國的經驗相悖，因為對于后者而言，人口增長率高對經濟增長并無積極作用。按照新興古典貿易理論，貿易發展和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是交易效率，人口增長率對于一國貿易發展和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中性的。在印度和改革前的中國，由于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各種紛繁復雜的行業進入壁壘、國內市場諸侯割據、法律法規不健全等等因素，導致交易效率低下，均衡的分工水平很低，因此出現高人口增長率與低生產率并存的現象。而在香港等地，由于高效率的政府、健全的法制等因素保證了高交易效率，所以高人口增長率與高經濟增長率并存。

其次，新貿易理論的最大弱點在于根本不存在一個為經濟學界廣泛認可的不完全競爭模型，所以必須按照不同的市場結構、不同的產品差異性來構造相應的貿易模型，導致新貿易理論的各種模型紛繁復雜，難于統一，無法形成對傳統貿易理論的替代。

然而，正如我們下面將要指出的，在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中，以專業化為基礎的遞增規模報酬與競爭性市場是相容的。因此，如果新貿易理論能夠正確地解釋其遞增規模報酬的微觀基礎，不再基于規模經濟而是基于分工和專業化來建立相應的新貿易理論模型，那么就完全可以避開對于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的處理問題，從而為其蓬勃發展提供一種新的發展思路。

3.采用每個人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的框架，能夠說明國際貿易如何從國內貿易中產生，從而將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的原理統一起來。

按照現有的貿易理論，如果沒有政府干預，則當國與國之間存在外生比較優勢或內生的規模經濟比較優勢時，國際貿易一定會產生。但是，它卻無法解釋同樣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為什么古時候只有國內貿易就足夠了，而現在卻需要國際貿易，而且國際貿易量越來越大。這是由于現有的貿易理論假定純消費者——純生產者的絕對分離，所以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的原理不同。國內貿易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消費者不貿易便不能生存，所以即使沒有比較利益和規模經濟，國內貿易也會存在；而沒有這兩個條件，國際貿易便不會產生。

在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中，存在著專業化經濟與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由于這個沖突，當交易效率低下時，分工的好處被交易費用造成的福利損失所抵消，人們選擇低分工水平即自給自足，不需要國內和國際貿易。當交易效率的提高使得分工的好處大于交易費用所造成的福利損失時，貿易開始在很多地方性市場中出現，但國內統一市場是不需要的。隨著交易效率的進一步提高，國內統一市場出現。如果交易效率再進一步提高，則國內市場規模限制了分工的發展，所以國際貿易成為必要。可見，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是第一個能解釋國際貿易如何從國內貿易發展而來，并將國內貿易與國際貿易的原理統一起來的理論。

4.解決了遞增規模報酬與競爭市場的相容性問題，存在競爭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的一致性。

新古典貿易理論中，多樣化消費偏好意味著，一種產品的消費者數目必定很大；規模報酬遞增則使得在均衡狀態時，該種產品的生產者數目必定很小。一種產品的消費者從而生產者寡，即消費者與生產者地位上的不對稱，使得廠商有能力根據向下傾斜的需求曲線操縱價格，而消費者卻無法影響價格。當規模經濟普遍存在時，由此所產生的遞增規模報酬與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即競爭性市場）難以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