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階段劃分標準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歷史階段劃分標準，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發展階段劃分的理論依據

林業系統是一個生態經濟復合系統, 系統由不可持續發展向可持續發展演變的過程,是一個連續的“發展”和連續的克服“不可持續”問題相結合的過程,要尋找由不可持續發展向可持續發展轉變階段劃分的理論依據,就不得不對“發展”階段劃分的理論依據作一簡要分析。發展階段劃分理論依據是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關于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劃分理論。經濟學從生產力的角度, 以社會生產的不同技術形式為依據,將社會發展劃分為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鐵器時代和機器時代,加上后來的信息時代,實際上把人類經濟社會發展劃分為五個時代。西方經濟學家從發展經濟學和信息經濟學角度,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問題進行了側重于生產力標準方面的劃分。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羅斯托從發展經濟學角度來劃分社會經濟發展階段。他吸收了各學派的理論與方法,從生產力發展史的角度把人類社會發展劃分為五個階段:傳統社會、起飛準備階段、起飛階段和成熟階段、高額群眾消費階段、追求生活質量階段。20世紀80 年代后西方經濟學家以發達國家為研究對象,從信息經濟學或知識經濟的角度,依據經濟的目標及制約因素的不同來劃分社會經濟發展階段,把人類社會劃分為農業經濟社會、工業經濟社會和知識經濟(或信息經濟)社會三個階段,以后又增加了后農業經濟和后工業經濟兩個轉變時期。我國學者根據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理論,按生產力水平劃分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為五個階段:農業經濟社會階段、向工業經濟過渡的起飛階段、工業經濟社會階段、向知識經濟過渡的起飛階段、知識經濟社會階段。

二、向可持續發展過渡的階段劃分理論構想

《中國可持續發展林業戰略研究總論》依據歷次國際林業大會主題,將世界林業發展進程分為五個階段:森林原始利用階段、木材過度利用階段、森林資源恢復發展階段、森林多功能利用階段和可持續林業發展階段。《中國現代林業》對世界林業發展依據森林資源的消長狀況,結合社會歷史的發展階段,森林經營方式,森林利用情況等六方面,將世界林業發展階段分為:森林原始利用、森林工業利用和現代林業3 個階段。根據社會歷史階段、人類需求、森林經營利用等方面,把中國林業劃分為4個發展階段,即狩獵林業、農耕林業、工業化林業、走向可持續林業。將現代林業建設劃分為過渡階段和提高階段兩個發展階段。如果把林業發展的5 個階段和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5 個階段作對應比較,森林原始利用階段較好的相對應農業經濟社會前期階段,木材過度利用階段較好的對應于農業經濟社會中后期階段和向工業經濟過渡的起飛階段,森林恢復發展階段較好的對應于工業經濟社會階段,森林多功能利用階段則較好的對應于向知識經濟過渡的起飛階段,可持續林業發展階段相對應于知識經濟社會階段。對應劃分不可能完全一致,因為發展過程是漸變的,不同階段的邊界是模糊的,里面會有交叉和重疊,但大致是吻合的。這樣把林業發展的階段與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階段相對應起來,階段的劃分有了理論依據。縱觀林業可持續發展研究文獻資料, 對可持續發展指標的綜合評價研究一般是按照綜合評價的指標值,給可持續發展劃分等級,對林業向可持續發展過渡的階段劃分研究極少。不管林業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和系統特點如何,系統由不可持續發展向可持續發展過渡的階段劃分上還是有規律可循的。借鑒我國著名學者馬傳棟對煤炭、農林及上海市區域可持續發展階段的研究,把林業由不可持續發展向可持續發展過渡劃分為四個階段:不可持續發展階段、可持續發展過渡階段、初步可持續發展階段、較高可持續發展階段。這一劃分與我國林業將可持續發展一般分為極不可持續發展、不可持續發展、弱可持續發展、中可持續發展和強可持續發展5 類狀態基本是一致的。可持續發展是一種理想境界和狀態, 是一種發展的動態過程,它隨著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而不斷向前發展,只能逐步地接近它,而不能完全達到它,因此4 個階段的劃分更具合理性。

三、發展中國有林場或國鄉(群)聯營林場遇到的問題

1.國有林場及森林苗圃或國有墾殖場改制后,用于置換職工身份而歸個人經營的山林,其林地所有權仍歸國有不變,林地的使用權和林木的所有權按合同約定處理。但屬國鄉(群)聯營的山場不得用于置換職工身份。

2.國有林場(圃)改制后,將山場劃歸所在地的鄉或村集體經營管理的,其林地所有權歸國有不變,其林地使用權和林木所有權、使用權,按縣人民政府規定的予以規定,或補充完善落實。

3.國有林場聯營山場中有農戶的自留山、責任山,在聯營合同到期之前,應保持穩定,不能單方面終止合同。林改后,如果林場與農戶分成比例中,農戶所得偏低,可以通過協商,適當提高農戶所得分成比例,補簽聯營合同。若林改前是以集體與林場簽訂的合同,參照上述辦法解決。

4.在林業“三定”時和以后的山林權屬爭議調解處理中,對于時期,贈送或劃定給國有林場或社(鄉)辦林場的山場權屬問題,本著尊重歷史和面對現實經營狀況的原則,絕大多數的山林權屬已經得到了明確定權和由縣政府發證。個別遺留的一些權屬有爭議的山場,只要國有林場或鄉辦林場能出示當時雙方簽訂的協議書或贈送書,并經政府機關簽章批準,同時自贈送或劃定以來,一直由國有林場或鄉辦林場經營管理的,其山林所有權和經營管理權歸國有林場或鄉辦林場所有不變。

參考文獻:

[1]馬傳棟.可持續發展經濟學[M].濟南:山

東人民出版社,2002:137-175.

[2]中國可持續發展林業戰略研究項目

組. 中國可持續發展林業戰略研究總

論 [M]. 北京: 中國林業出版社, 2002:

篇2

【 正 文】

詹明信的新后現論目標，如他自己所說，是想用一個有調解作用的中介性概念來準確表達和描述各種文化現象整體的構造模式，從而對晚期資本主義進行全面考察。這就表明了他的理論建構出發點仍然是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敘事框架內將經典融入到后現代的文化語境中，對后現代主義進行批評性反思。他的新實際上就是后現代主義理論與的一種綜合，是對理論進行的一種當代重構。而這一目標也決定了他的敘事視角的選擇。

在對后現代文化進行的全景式掃描之中，詹明信始終維持了的基本立場，仍然站在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關系立場上將后現代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相應的歷史階段所產生的一種文化現象來看待，并從理論上將后現代主義概括為與晚期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相聯系的一種廣義文化邏輯。他甚至從文化層面上將美國乃至全球的后現代主義視為“美國在軍事上和經濟上統治世界新勢頭的一種內在的和上層建筑領域的表達”[1](P57)。這也可以看出，他的文化理論始終筑基于政治經濟學的總體理論原則。他堅持認為，文化領域里的每一種后現代立場從里到外無一不是今天的跨國資本主義本質的政治姿態。

雖然詹明信與許多后結構主義者一樣，把后現代主義看作是一場文化災難。但他同時又運用的立場，辯證地指出這也是一種歷史的合邏輯的發展。他對后現代社會文化的基本認識和眾多的后現論家一樣，能敏銳地察覺到當代社會中社會與文化結構存在著具有斷裂性特征的根本性轉變，并將這種現象歸結為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而且指出，作為一種文化邏輯，后現代主義從文化上統治著晚期資本主義，并創造出一種超越既往的資本主義所有現代形式的全新經驗和意識形式。

正是這一經驗意識形式構成的邏輯導致了當代西方社會一系列的深刻文化轉變：高雅文化與低俗文化界線被打破；對現代主義作品的推崇和同化使其喪失批判顛覆鋒芒；文化的全面商品化所導致的社會批判性距離的消失；異化感、焦慮等現代人的困擾消失；主體性急劇解體引起的資產階級個人觀的終結；過去與未來的歷史感在現代觀念中的不斷弱化；以及后現代的虛擬性超維空間導致的方向感的喪失。從總體上看，后現代主義是一種由圖像與幻影構成的文化所投射出的巨大超現實，它具有零碎或片斷性的基本特點。

指出并承認晚期資本主義文化或后現代主義所具有的這種明顯的斷裂性特征是詹明信與多數后現論家的共同之處。但與其他許多后結構理論觀點不同的是，詹明信是從經典的認識基點出發，認可盧卡契的總體性理論角度，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文化批判。但他的批判目的不僅僅是對當代潮流的一種抗拒，更重要的是尋求歷史感的恢復或重建。因此他的理論始終保持著一種總體性的歷史敘事框架。而拒絕放棄描述資本主義發展的基本歷史敘事理論的基點，堅持歷史敘事的總體性觀念則是詹明信與許多后現論家理論分歧的一個根本出發點。

對總體性持否定態度的理論家一致認為，總體化理論意味著對多元的差異性事物進行鎮壓的圖謀，是為一種總體性的暴力提供法律上的依據。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就是在此基點上構筑其合法性。利奧塔認為，總體性觀念依據的是一種普遍性價值尺度，而現論描述正是以這樣的一般理論來解釋社會的所有方面，但卻又是不可靠的。這便導致許多后現論家對總體性話語提出質疑。在利奧塔看來，這樣的一個能夠支配我們所有領域原則的總體性敘事是不存在的，這是由不同語言游戲的不同規則，如科學與藝術之間的不可通約性決定的。語言游戲的這種不可通約性表明，語言游戲具有多元性和迥異性特點，它們不可能被統一在某一敘事之下。所有對總體化理論的質疑便指向了總體性敘事的圖謀，即力圖向人們提供一個將所有證明的規則整合成一個總體性的證明的陳述——元敘事。在利奧塔那里，對于這種元敘事的不信任便是“去合法化”，被合法化的經典敘事，如關于人類解放的元敘事話語便遭到顛覆。因為在他看來，的元敘事話語在今天已經失去對一切可能事件的合法性作出決定的能力。“宏大敘事已失去它的可信性，無論它采取什么統一方式，也無論它是思辨的，還是解放的敘事。”[2](P66)。在多數后現代主義理論家那里，在像后現代社會這樣一個分裂或斷片似的狀態中，存在著只是許多不同的，互不相容的價值觀和社會準則，差異或異質性才是其根本。

詹明信對后現代社會或晚期資本主義的分析雖然主要也是依據現代語言學與敘事學理論，但他始終堅持意識形態批評理論的基本觀點，聲稱“文學文本的政治闡釋是所有解讀與闡釋的惟一視界”[1](P17)，并堅定地維護總體性理論的合法性與有效性。他用“主導敘事”(Master Narrative)來說明總體性的主導敘事的合法性。這一術語，在其他后結構理論者看來，是帶有權力話語的霸權特征的總體化敘事，是將自己定位于所有敘事之上的一種元敘事。而在詹明信看來，主導敘事或總體性敘事并非像利奧塔等人所認為的那樣，已經從人們的視界中消失。相反，它以一種寓言的形式在繼續構筑著人們的意識。更為嚴重的是，它已經進入到人的無意識深處，悄然地產生著無法抵消的作用。對后結構主義理論的非因果論，將社會歷史結局視為任意性的結局的觀點，詹明信持堅決否定的態度，他堅持社會總體性決定論模式，將歷史看作是一個階級斗爭的連貫敘事。在對利奧塔等人質疑總體性敘事理論合法性的回應中，他指出，資本主義已經將商品化的原始動因伸展到社會與個人生活的每一領域，貫穿于知識、信息以及無意識自身在內的每一領域。依據資本主義的商品化基本特征，詹明信斷定，資本主義發展的每一歷史階段都有其相應的文化類型。與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相對應的便是市場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和跨國資本主義的相應文化階段。從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考察中我們可以看出，在某種新興的文化與此前的某種主導性文化形式之間的關系上，“各時期之間的急劇變化并不普遍地涉及內容的完全改變，而更多地是一定現存因素的重構：前一階段的或制度的從屬性特征如今可成為主導性的，再往后又從主導性成為次要性的了。”[3](P123)這一分析既辯證地包含有對后現代形式的斷裂特征的強調，同時又含有對與后現代形式之前的形式在邏輯上的延續性推論。這一論述表現出詹明信的敘事理論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框架內對后現代主義進行語境化闡釋。

詹姆遜對文學文本的闡釋角度可以讓人更為深入地理解他的總體性立場。他接受了盧卡契的的批評理論，認為在文學敘事中更能使人看到總體性的方式。不可否認，在資本主義歷史階段產生的文學作品大都顯現出一致的社會批判傾向，而這種總體性傾向是在對矛盾的各個階級和對抗的生產方式的綜合連貫的敘述中表現出來的，文學文本正是以其完整的自主性和整體性對抗著資本主義的歷史總體性對它的同化，行使著社會批判的功能。詹姆遜闡釋文學文本的基本出發點是，首先應承認作品自身的整體性；其次，對一部完整的作品必須“依靠一般的背景(當然，這些背景也在每時每刻以及不同時代之間發生變化)來理解”，必須將它置入不同的閱讀語境中來理解，這實際上就是把作為完整作品的個體放到一個較大的關系范疇中去進行解釋。就文學的形式而言，他也認為，“即使是藝術作品的自足性也是有變化的，這取決于作品是否有意識地引發與業已以這種形式存在的整體進行對比，因為各種文體是先存在于相對而言是一種系統的復合體中的，而這些復合體本身又能以它們的歷史共存或連續構成為研究對象”[3](P125)。這樣，單個的文學文本就被聯系到更廣的同類文體或不同文體的共時和歷史的范圍中得到對比研究，并通過這種對比研究獲得更全面的辯證的說明。

作為學者，他在關于總體性問題上表現出的堅定性表明，這一問題恰好是他與后結構主義為代表的各種非理論之間理論分歧與論爭的焦點。他指出，后結構主義的一個根本思想是反對任何形式的總體觀，認為無論社會制度、藝術作品或哲學，只要試圖從總體上去把握它，就會帶有總體的壓制性質。詹明信在研究了流行于歐美社會中的各種闡釋的新理論后發現，對待各種非理論的修正與挑戰，能完滿地闡釋馬克思原著中根本的哲學觀念的便是盧卡契的思想理論。而盧卡契理論的最突出建樹和核心觀點就是總體化理論，它堅持了的總體觀認識論原則，并把所有對世界進行感知和認識的不同方式融會其中。他的先決觀念就是視整個社會生活為一體。更進一步地說，盡管承認，每個人的心智會受其自身和社會環境的限制，但就人類總體來看，所有的人都置身于某個讓人難以直接把握，有著它自身規律的大網之下。因此，當今某些學者指責過時的地方，恰恰能證明它的生命力優于所有現存的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和哲學流派。基于這一認識基點，詹明信大膽地聲稱，作為科學研究基礎的意義是不能低估的，尤其是它旨在聯結打通不同學科及其學術語言之間關系的觀點不容忽視。由于辯證法規則是唯一不受制于某種專業語言，而超越各專業之上的，詹姆遜稱之為“超規則”系統。有了這一認識基點，詹明信便能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進行全面的考察。

而就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狀況而言，詹明信進而指出，后現代主義的理論表述首先要求建立一個能將其置放在更廣的歷史語境范圍內，并能對其進行階段性劃分的敘事框架。后現代文化在詹明信那里便被解釋為商品化的更高級和更純粹的階段。詹明信同時堅持后現代文化的異質性不可還原，聲稱后現代主義是一種主導性文化，意味著抗爭性、抵消性的邏輯和傾向在一個復雜的力量場里的運動。建構這樣的一個描述模式就必須對資本主義文化進行整體性考察。《后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一書便體現了他的這一總體性理論構想。語境化是評估后現代文化多元性的有效途徑，“只有依據某種主導性文化邏輯觀念或霸權主義式樣，真正的差異才能得到估價”[4](P146)。

詹明信對后現論的最富挑戰性的理論便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之內將現象進行連接。他從兩個方面為其總體化理論的合法性進行辯解：首先，差異自身不可能在關聯著的系統的語境之外得到理解。也就是說，任何文化符號或代碼意義都產生于它自身所在的系統之內，都是在其具體的語境中被理解的，因此，這一文化語境就具有總體性的價值特征。其次，總體化的分析對于描繪資本主義霸權化和體制的效果圖式是必不可少的。詹明信認為，對差異性、獨特性和異質性的強調一方面會產生一種混淆視聽的虛構來將單一性、特異性實物化，又可能將人們關注資本主義的發展傾向轉移，忽略了大規模生產消費、大眾媒體宣傳、社會一致性以及全球性市場關系產生的雷同、無個性、統一制式的弊端。

毋庸諱言，詹明信對總體性敘事的合法性問題的認識基于這樣一種認識觀，即人類社會的發展筑基于其發展進程中所依循的內在的邏輯發展規律。而這一點又必然傷害到他的后現代文化批判立場，即認可西方后現代社會或晚期資本主義的合法性。這顯然與他的社會批判立場相矛盾，似乎也是其理論立場的致命傷。

從另一方面看，對于普遍標準和原則的放棄排除了常規的批評立場，對總體化思想、宏大敘事以及其他現代知識的特征的攻擊便會陷入另一困境。否定總體性理論的后現代主義理論家在批評現代性的同時肯定了總體性的存在，因為他們所謂的那個與現代性斷裂的后現代狀態的概念實際上也是一種理論預設。而且這個后現代性概念的預設實際上是設定西方社會從舊的歷史階段向新的歷史階段過渡的這樣一個總體敘事，因此他們同樣無法回避這樣一種總體化的立場。正是現代性及其急劇的歷史斷裂的理論預設導致了對一個全新狀態的描述，并以此證實后現代術語的合理性。總之，后現代的觀念必須建立在某種總的控制性敘事和總體性的概念的基點上。

從總體上看，詹明信的總體化理論比較令人信服地回應了后結構主義者對元敘事的批評和質疑。事實上，任何一位后現代主義理論家如果始終堅持對總體性理論原則或元敘事的否定認識，就無法再進行他的后現代語言游戲。因為被標上“后”這一前綴的術語終究會將人們帶入歷史的連續性的話語之中。任何承認后現代狀態存在的理論都必須面對此前的存在，而對“前”與“后”的歷史敘事本身就預設了這一話語中所暗示著的某種總敘事、總體化的歷史階段劃分以及歷史的相繼性的思想。后結構主義理論對于普遍標準和原則的放棄使他們排除了常規的批評立場，而他們對總體化思想、宏大敘事以及其他現代知識的特征的攻擊又恰恰使他們陷入另一困境。如果我們在描述中承認后現代主義文化狀態確實存在，并在這一前提下進行我們的文化批判，那么，我們對其進行批判的立場所依據的理論前提又可能將我們帶入到某種理論預設之中，從而使我們陷入現代思維模式，承認元敘事的存在。從某種意義上講，詹明信對總體化理論的堅持正好可以使我們避免這種理論的困境。

【參考文獻】

[1]F.Jameson，1981，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Press.

篇3

(一)理論貢獻一: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邏輯論

在《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的《引論:文化與文化分期》中，他這樣寫到:“我認為資本主義已經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國家資本主義階段，形成了國家的市場，這是馬克思寫《資本論》(Cap-ital)的時代。第二階段是列寧所論述的壟斷資本或帝國主義階段，……。第三階段則是二戰后的資本主義。……第三階段的主要特征可概括為晚期資本主義，或多國化的資本主義。”［1］5就其這一論斷的基礎，來自于比利時政治經濟學家厄內斯特•曼德爾(ErnestMandel)，在其著作LateCapitalism(London．1978)中有詳細的論述。但曼德爾是以經濟學家的身份和眼光作的劃分，作為文化批評大師的杰姆遜，果然沒有原分不動的照搬，而是將這一劃分巧妙地運用到了文化研究中。所以，在《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的《引論》中，他又接著說:“與這三個時代相關聯的文化也便有了其各自的特點。第一階段的藝術準則是現實主義的，……于是第二階段便出現了現代主義，而到第三階段現代主義便成為歷史陳跡，出現了后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特征是文化工業的出現。……”［1］6

對于作者在《引論》中的三階段劃分論，在本書的第五章《后現代主義文化》中，他作了進一步的解釋說明。概括起來有三點:第一，所謂的“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不僅僅是描寫文學作品的風格，而應該將它們視為特定階段的文化風格，代表某一階段的文化邏輯;第二，三階段分別代表了不同的對世界的體驗和自我體驗，它們分別反應了相應的心理結構，可以說每一階段都標志著人的性質的一次轉變或者說革命;第三，與前兩點相呼應，杰姆遜認為后現代主義并不是現代主義的繼續，而是一種“斷裂”(aradicalbreak)。對此，他舉例分析了現代派繪畫大師梵•高的《一雙鞋》(APairofBoots)和安迪•沃霍爾的《鉆石灰塵鞋》(Di-amondDustShoes)。在對后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文化作了分期和定性后，杰姆遜更進一步且較為詳細的分析總結了后現代主義文化的特征，所用術語如“深度感的消失”(depthlessness)等，深得理論同行的普遍認可，基本成了“后現代”問題討論的專業術語。

(二)理論貢獻二:后現代主義文化特征論

1．“深度感的消失”(depthlessness)。杰姆遜最經典的例證仍然是《一雙鞋》和《鉆石灰塵鞋》，他指出，現代派藝術大師的作品，它總是被看成是一種“通向某種更廣闊現實的線索或癥候，那更廣闊的現實是一種將能取代藝術品本身的最終的真實”。對《一雙鞋》而言，他認為其再現了農民的生活，體現了歷史與物質之間的張力。而沃霍爾筆下的鞋，則給人一種“平面感”(flatness)或“無深度感”(depthlessness)，一種“表面性”(superiviality)，“死氣沉沉”(deathly)，完全沒有闡釋的必要性。作品中沒有什么物質、自然了，全是大規模生產出來的工業產品。所謂“無深度感”或“平面感”，即“闡釋必要性的喪失”，指的是迄今為止人們用于表達認識深度的模式在后現代主義藝術創作中被擯棄、被廢止了。在《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中，杰姆遜將此前慣用的認識深度模式概括為四種，分別是黑格爾或馬克思的辯證法，佛洛伊德關于“明顯”和“隱含”的區別，存在主義關于本真性與非本真性的區分，符號學關于能指與所指的區分等。杰姆遜認為，所有這些用于衡量和檢測事物的認識深度的標準，在后現代主義文化中，已經被各種新的實踐、話語和文本游戲的構想所取代。簡言之，對理想、道德、人性、真情的追求正變成對金錢、私利、享樂等的追求。

2．“拼盤雜燴”(pastiche)。這一概念的出現，是與后現代主義主體的消失，個人風格的消失緊密關聯的。在現代主義藝術品中，追求個人風格的標新立異與不可模仿性，這種千差萬別的個人風格正好成為他們力圖要擺脫的“規范”的一個反證。而到了后現代主義，語言及其他藝術的規范被解構，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拼盤雜燴”逐漸代替了前一階段的“戲擬”對個人風格的刻意模仿。杰姆遜指出了“戲擬”與“拼盤雜燴”的區別，可以說它們是形似而神不似。他說:“拼盤雜燴與戲仿相似，也是一種奇特面具的模仿或抄襲，一種用僵死的語言來編織假話，所不同的是，拼盤雜燴采取中立的態度，在戲仿原作時絕不多做價值的增刪。拼湊之作絕不會像戲仿那樣在表面抄襲的背后隱藏著別的用心;它既缺乏諷刺原作的沖動，也無取笑他人的意向。作者在進行拼湊時并不相信一旦借用了異乎尋常的說話口吻，便能找到健康的語言規范。由此看來，拼湊是一種空心的模范———一尊被挖掉眼鏡的雕像。”［2］453

3．“歷史感危機”(crisisinhistoricity)。“拼盤雜燴”文化的流行，導致的直接后果是人的歷史記憶的打亂、零散，甚至是徹底消除，取而代之的是大規模的偽歷史。杰姆遜寫道，在拼湊文化中，“‘過去’變為大堆形象的無端拼合，一個多式多樣、無機物系，以(攝影)映像為基礎的模擬體。……因為‘過去’作為‘所指’，先是逐步被冠以括弧，然后整體地被文字、映像所撤銷、抹去，留下來的，除了‘文本’以外，正是一無所有了”。［2］456過去的消失，即歷史記憶的消失，過去意識和歷史感的消失，也即在后現代社會中文化的時間之維就此中斷，對空間的關注成為后現代主義文化的中心。因此，杰姆遜說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是“以空間而非以時間為感知基礎的”。

德國哲學家、現代解釋學開創者伽達默爾在《真理與方法》中有關文本意義的發現解釋，以及文本歷史性、文學功能的敘述，認為文本意義的發現與解釋者本人的興趣是相適用的。而且“對原初條件的修復，就像對古代藝術品的修復那樣，先于我們存在的歷史性，是無法真正實現的。所重建的東西，從疏離化中換回的生命，并不是原來的東西”。但即便如此，“文學的所在并不是對某個疏離了的存在的無生氣的延續，……文學更有一種精神保存和流傳的功能，因此，它把消失的歷史帶到了每一個現實之中。”而后現代這種“歷史感危機”狀態的出現，能否承擔起“精神保存和流傳”的功能呢?

(三)杰姆遜對后現代主義文化的態度

在對后現代主義作了階段劃分和特征分析之后，杰姆遜以他的學者的身份，表明了自己對后現代主義文化的態度，即不贊成對其進行簡單的道德式的評價，而主張將其置于整個歷史中去辯證的思考，就像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階段在整個人類歷史階段中的作用和地位一樣———“既是一場災難，又是一個進步”，認為應該“辯證地”、“歷史地”看待后現代主義文化。當然，對于杰姆遜的這一觀點，學界也是見仁見智。

二、杰姆遜文化理論的理論基礎

在《后現代的諸種理論》中，杰姆遜有這樣一段很冷靜的言詞:面對后現代文化“無論這種現象被視為墮落，或者相反，將它作為一種文化的、美學的、富有創造性的健康和積極的形式而受到歡迎，實際上都是后現代主義現象中那種尋找最終判斷的道德化問題。但是，對于這一現象的真正的歷史的和辯證的分析———特別是當它作為我們自身存在和奮斗的現時和歷史的問題時———將不能提供對這類絕對的道德化判斷的廉價享樂。在某種容易多方面理解的意義上講，辯證法是‘超越好與壞’的，它處在冷冰冰的、非人的歷史視野”。的確，杰姆遜在建構自己的后現代文化理論時也實踐了這種主張。“他注重的是歷史的深層邏輯，追蹤的是社會生產方式及其文化生產的相互關系。”［3］8他將“歷史的”和“辯證的”兩種思維方式相融合，創造性地運用了發源于黑格爾的“總體性”思維方式，對后現代文化現象進行了梳理和分析，確立了其在當代眾多的后現論家中的獨特地位。簡言之，總體性思維方式即以全局的眼光，從整體的、相互作用的視角把握世界，建構宇宙觀和價值觀，不僅要求從感性上、現象上認識個別的具體的事物，而且更看重把握事物之間的系統關系，理解事物發展的前后環節的內在聯系。當然，在持有總體性觀點的諸多理論家中，他們的落腳點和側重點又各不相同。

(一)杰姆遜總體性思想的基礎

1．黑格爾、馬克思的“總體性”。在哲學史上，黑格爾是提出“總體性”(德文Totalihat，即絕對精神)范疇的第一人。解讀其思想，我們得知，他的總體性，即絕對精神統攝萬物。在黑格爾的認識中，歷史過程是意識自我發展或提高的過程，當意識獲得絕對的知識后，就達到了現象和它的本質的統一。從中，我們能明顯地看出其總體性的弊端———他的總體性是在“絕對理念”這個預先設定的東西的基礎之上存在的，與真實的社會歷史沒有聯系起來，因而它是唯心主義的。

2.馬克思的總體性思想是在黑格爾理論基礎上發展而來的。他擯棄了黑格爾思想中的“絕對理念”這個唯心主義前提，開始從“現實的、活生生的、特殊的個人”著眼，研究人類社會的總體性。可以說，馬克思是從現實的人的經濟關系中發現人類社會的總體關系，他從人的實踐中發現歷史的總體運行軌跡，將總體性從黑格爾的純思辨的抽象演繹中解放出來，回歸到真實存在的存在中，真正實現了思維與實踐的統一。

3．盧卡奇的“總體性”。由于特殊的時代背景(有關總體性被理論界突出強調的背景問題，可參考北京師范大學崔麗華的論文《論西方哲學的總體性思想》)，盧卡奇對總體性高度重視，所以在其思想中，總體性占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在《羅莎•盧森堡的》一文中，盧卡奇這樣寫到:“總體性范疇，總體之于部分的完全至高無上的地位，這是馬克思從黑格爾那里汲取的方法論的精華，并把它出色地改造成一門嶄新科學的基礎。”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他進一步指出:“歸根結底，并沒有承認法律、經濟或歷史等等科學史獨立存在的:作為一個整體，這里只有一種唯一的、統一的、辯證的和歷史的社會發展的科學。”

基于以上他對的認識，所以他在對總體性范疇論述時，有一個明確的范圍，那就是歷史。因而他所說的總體性，是人對歷史現實的總體性認識。而且他與經典的辯證唯物主義不同，他認為總體性作為辯證的認識只能來自人類社會的歷史過程，與原生態的自然界毫無關聯。

盧卡奇是杰姆遜十分推崇的一位理論家，對其名作《歷史與階級意識》更是推崇備至。在《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中，他寫到:“馬克思在完成《資本論》之前就去世了，……，如果說有一部哲學著作的話，我認為它就是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可以說盧卡奇是20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而且這本書則是最偉大的哲學著作。”但是，針對盧卡奇總體性思想的缺陷———“他在藝術批評的實踐中并沒有真正找到一種適當的方法，將藝術現象與經濟、政治、文化各個方面的互動關系有機地聯系起來———這一工作正是后來的杰姆遜所有文化與文學評論的核心目標”。［3］32

(二)杰姆遜的總體性

杰姆遜是當代西方學者中堅持“總體性”思維方式的思想家之一。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從他的研究領域而言，其研究領域極其寬廣，范圍極其廣泛，包括建筑、社會消費、文學、電影、繪畫、大眾藝術、傳媒等各個領域。可以說，他在建構自己的理論時所涉獵的范圍本身就具有全景性，反應了其總體性的研究思路。第二，從他的研究方法而言，作為一個者，他的理論中自始至終都貫穿著一條主線，那就是經濟決定論。

他在《文本的意識形態》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論述:關于后現代的理論，是建立在“一個更根本和階段化的對資本主義本身作為系統與生產方式的假設上。根據這一經濟與社會的假設，資本已經經歷了三次特定的變異，在這個過程中，經濟基礎的持續性與完整性是通過幾個擴張的階段(對資本的安排組織方面的量變)來維持的。這看起來也像是幾次斷裂，仿佛在文化與上層建筑中也出現了嶄新的現實存在的文化邏輯”。由此我們不難看出，他的資本主義的分期理論，是以有關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歷史辯證法為立足點的。其次，在馬克思的理論中，有一個很微妙也很難把握的公式:經濟是“最終的”決定因素或原因。如何正確解釋這一問題，可以說是當代者必須面對的主要問題，也是杰姆遜總體性思考中的首要問題。他首先考察了當代思想家對這一問題的最新思考，尤其關注了法國“結構主義學派”的理論。因阿爾都塞的總體化思路符合杰姆遜“從總體上把握對象”的思想方法，所以他最欣賞阿氏的“社會歷史多元決定論”。

篇4

中圖分類號：F59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6-0-02

一、相關概念的界定

（一）區域旅游景區空間結構

區域旅游景區空間結構是指旅游景區在一定地域范圍內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空間集聚程度與聚集狀態，它體現了旅游景區及旅游活動的空間屬性和相互關系，是旅游景區在地理空間上的投影，反映了旅游景區的區位特點、地域空間中的相互關系及質量、數量組合關系。

（二）區域旅游景區競爭

區域旅游景區空間競爭即某一區域內或區域間（主要以行政區劃為主）旅游景區在對空間市場、空間資源競爭的行為。

（三）區域旅游景區空間結構與競爭耦合

區域旅游開發具有時間階段性特點，旅游景區空間結構演變規律與競爭內容沿時空兩軸分別聯系，探討二者之間的內在對應性即兩者的耦合。

二、區域旅游景區空間結構演變與競爭的耦合

（一）區域旅游景區空間結構演變與競爭縱向（時間）耦合分析

從各地的發展過程和情況來看，旅游景區發展階段與之對應三個旅游持續發展過程：最初階段、發展階段、成熟階段。本文以這三個階段為時間軸，分別研究每個階段區域景區空間結構的特征和競爭內容的不同及耦合關系。

（1）點狀結構與資源競爭階段。這一階段的旅游活動主要凝聚在一些先天資源優勢突出、交通條件相對便利的零散景區，旅游景區開發處于R-P共生階段，因此，與旅游景區相關聯的資源稟賦在這一區域的空間分布情況，就決定了旅游景區的競爭力的大小。因而在這一依托資源現狀階段，區域旅游競爭力不強。

（2）點軸式結構與產銷競爭階段。這一階段處于極核地位的旅游景區對周邊旅游流的擴散作用開始顯現，節點相互聯系在一起，區域綜合吸引力增強，依托級別較高的旅游景區，特色次級旅游景區規模擴大。各個區域及區域內的旅游景區在旅游市場的促銷方面形成了，最突出的現象是各個城市和各個省促銷團到周邊城市、臨近地區進行大規模的促銷活動。

（3）網絡式結構與創新能力競爭階段。這一階段形成了網絡式空間結構，各區域之間旅游流的集聚和擴散效應得到最大程度發揮。這一階段區域旅游業發展相對成熟，只有通過區域景區營銷、旅游服務、信息傳遞、景區產品開發不斷創新，才能最終促進區域旅游景區競爭力的提升。

（二）區域旅游景區空間結構與競爭橫向耦合分析

本文對于旅游景區空間結構與競爭的研究均是在一定區域內進行的，對兩者進行橫向耦合分析，即以一定的區域為單位，在區域間展開橫向空間分析。這一分析分別從數量、等級、旅游業發展水平、客源市場與交通條件四個方面對區域旅游景區空間結構與競爭展開耦合分析，結果如下：

（1）一區域與其他區域相比同級別旅游景區的數量的數量越多，區域旅游景區空間結構的層次越豐富，與同級旅游景區較少的區域相比，區域競爭力越強；（2）區域內旅游景區的等級越高，代表景區的壟斷性越強，競爭地位也就越高；（3）一區域離客源市場越近，交通越便利，旅游節點之間的通達性越強，產生客源的能力越強，區域的整體旅游競爭能力越強；（4）旅游業的發展水平越高，與旅游景區相關聯的旅行社、酒店、交通等基礎設施發展越完善，區域旅游整體競爭力越強；

三、陜西省A級景區空間結構與競爭耦合分析

（一）縱向（時間）耦合分析

區域旅游景區空間結構在不同發展階段表現為不同的特征，根據陜西旅游業發展歷史階段，將陜西省A級景區整體空間結構的演進分為三個階段：

1.80年代——點狀模式——對抗性競爭階段

陜西省旅游業的發展初期，隨著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的建立，西安市旅游業的發展開始出現端倪。初期陜西旅游業的發展是以西安地區為極核發展為其主要特征，旅游線路利用以西安—兵馬俑的利用率最高，旅游業發展比較分散。區域旅游景區之間表現出很強的對抗性，很多策略針鋒相對，都將鄰域視為對手，互不相容。在做大做強的思路下展開了各地對旅游景區稀缺要素的爭奪，空間越接近，爭奪越激烈。

2.90年代——點軸擴展階段——寬容性競爭階段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陜西省旅游業發展范圍得到擴大，旅游業的開展范圍涉及到咸陽、寶雞、銅川、渭南、延安，其中西安作為全省旅游主集散中心的作用更加明顯，然后向咸陽、寶雞、銅川、延安、渭南分散，此階段陜西旅游景區空間結構模式為沿不同的路徑放射狀發展。這個階段，區域之間開始產生聯系，在旅游資源開發、旅游產品生產、客源市場開拓等方面區域間的聯系越來越密切，但同時旅游產業、交通、環保、生態等問題相繼出現，單個區域難以有效解決，迫切需要區域之間展開對話、協商合作。區域城市間競爭思路開始由全方位轉向差異化，競爭態度趨于緩和、寬容。

3.2000年至今——點軸擴展向網絡化發展階段——競合階段

這一階段關中旅游圈己經形成，旅游圈包括西安、咸陽、寶雞、楊凌、渭南和銅川6市區，旅游圈內基礎設施完善、產品類型互補、資源級別較高，已成陜西省對外的“主導”旅游產品。這一階段的旅游線路體系正日益完備，環形線路也日趨成熟，線路的空間利用率向平衡中發展，整個區域旅游景區空間結構由點軸發射向網絡化邁進。區域間在保持適當競爭關系的前提下，旅游業合作不斷提升，包括合作內容、合作領域、合作范圍、合作形式等方面的互利互惠、共生共贏，由此而提高各區域的旅游業實力，形成更大范圍的旅游區域。2008年起陜西省開始致力于打造陜北—關中—陜南旅游無縫對接市場，尤其是西康高速通車之后，區域合作對于軟環境的投入和整合，讓陜北和陜南旅游資源融入關中，實現互利合作共同雙贏。

（二）橫向耦合分析

按照“資源—市場”組合矩陣（BCG）的分析原理，將陜西省按照行政區劃劃分為11個市場，選取景區品牌度、通達度來作為市場吸引力評價指標，市場份額和市場增長率為市場競爭地位評價指標，利用分層賦值法，將不同指標劃分為5個等級，由高到底分別賦值5、4、3、2、1。競爭狀態區劃分的標準是11個市、區的市場吸引力和市場競爭地位評價值的均值，即P（2.73，3.14）。據此將陜西省A級景區空間競爭狀況劃分為4種類型。

其中呈現明星狀態的有西安、寶雞和渭南，這3個地區同時也是構成關中旅游圈的主力，內部A級旅游景區資源豐富、類型多樣、品牌度較高。落入金牛狀態的有延安、漢中和商洛。咸陽與楊凌落入幼童市場，榆林、銅川和安康3個地區處于瘦狗的競爭態類型。其中西安、寶雞和渭南處于關中旅游圈的核心軸線上，區位條件優越，市場吸引力強，這使得區域客流表現出明顯的“關中熱，南北涼”現象，評價結構與陜西旅游的實際狀況是吻合的。

四、結論

篇5

作為正在崛起的貿易大國，我國正面臨著國際經濟與貿易摩擦的高發期。雖然在后WTO時代，貿易摩擦的頻繁發生成為我國對外開放的重大問題，但是，貿易摩擦是我國和平崛起道路上的伴生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們應該科學理性地看待這一問題，沉著應對，以科學和符合國際規范的手段來維護自身的經貿權益，弱化貿易摩擦對我國經濟發展帶來的種種消極影響，并更多地發揮其積極作用。

一、簡析中國對外貿易摩擦狀況

(一)從全球貿易摩擦角度分析

金融危機爆發后，在各國都致力于保護本國經濟的情況下，中國遭受貿易摩擦的情況與往年相比有所增加。根據世貿組織秘書處最新的統計，2009年截至11月30日，共有19個國家(地區)對我國發起102起貿易救濟調查，涉案總額約有116.8億美元，涉案金額1億美元以上的貿易救濟調查有17起。這是中國從2002年以來，首次遭受貿易救濟調查超過100起，而且在8月涉案金額就已經超過了100億美元。從1995年以來，中國一直都是遭受反傾銷調查數量最多的國家，其中已連續3年(2007-2009年)成為全球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對中國實施的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數量也是出現增長的狀態。由此可見，隨著中國對外貿易的不斷發展，中國將成為全球國際貿易摩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國家。

(二)中國貿易摩擦的時間縱向發展

因為中國一直是遭到反傾銷調查最頻繁的國家，同時反傾銷調查也是我國遭受貿易摩擦最主要的方式，所以就以反傾銷為例來分析我國貿易摩擦的歷史發展狀況。

2008年，國外對我國啟動了73起反傾銷調查，2009年1月到9月，反傾銷調查已多達64起，見圖1。

總體發展趨勢由圖1可以看出，對我國反傾銷的立案數量呈穩步上升趨勢。隨著中國越來越多地參加世界貿易分工，將面臨更多的貿易沖突和矛盾，可以說，中國進人了一個“國際經濟貿易摩擦的時代”。但是我們沒有必要將過多的筆墨放在強調中國貿易摩擦的嚴峻形勢上，而主要是將重點放在如何去理解和運用這種歷史的必然性;如何看到貿易摩擦所帶來的積極的一面;如何推動中國外貿的加速改革，同時融入中國的特色來制定更加符合中國國情的戰略方針和政策。筆者主要將重點放在了如何理解貿易摩擦的周期性上，以解釋中國貿易摩擦現狀的合理性和歷史必然性。

二、中國貿易摩擦現狀的理論依據與例證分析

眾多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一國的發展對他國的影響進行了研究，這些研究可以用于理解為什么中國的發展伴隨著貿易摩擦形勢日益嚴重的歷史必然性。以下對當前相關研究作了簡要綜述，同時以理論為依據，分析了中國、美國、歐盟和日本的相對優勢變化。

(一)理論依據

1.比較優勢理論

國際貿易理論是理論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成為當今進行自由貿易的理論依據，在此基礎上發展的要素察賦理論更進一步支持了每個國家都應集中生產并出口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其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的觀點。以此觀點為依據，中國在進出口貿易的過程中，將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重點，以出口導向型戰略為指導，進行充分的自由貿易。幾十年的改革開放實踐證明，雖然中國的外匯儲備在不斷擴大，貿易順差也在不斷增加，但是伴隨著同步增加的還有中國和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特別是與美國、歐盟等大國和地區之間的爭端。因為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大量的涌向他國，使其他國家相關產業受到一定的沖擊，從而引發他國內的失業、產業結構不平衡等社會經濟問題。為了轉嫁社會矛盾，他國會對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貿易提出抗議和制裁，同時還會從其他產業的貿易層面制造爭端。總之，由比較優勢理論支撐的自由貿易的發展會伴隨著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從而形成貿易摩擦的局面。

2.國家生命周期論

國家生命周期理論是胡鞍鋼教授借鑒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提出的，他認為中國經歷并將經歷的不同四大發展時期:從1400-1800年，經濟強國和世界經濟的中心期。1820-195。年，現代化落伍者與經濟大國的衰落期。1951-2020年，經濟追趕期。2020-2050年，經濟強國期。特別強調的是1980-2020年為中國迅速發展的時期，由于一個國家的興起，意味著該國的國際社會地位的上升，將要分享原有國際體系中強勢國的主導權，必然會產生各種各樣的沖突，其中貿易摩擦的發生也是在所難免的。

3.霸權周期論

這一理論有助于充分理解中美貿易摩擦頻繁發生的原因所在。任何霸權國家都不可避免地會走向霸權的衰退和瓦解，但是古往今來，卻沒有一個國家愿意主動放棄它在霸權體系中所占據的優勢和特權。卡贊斯坦(Katzenstein)的研究表明，在國際政治經濟霸權的周期變化中，往往會帶來頻繁的經濟摩擦。之所以中美貿易是中國對外貿易摩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因為美國作為霸權國家期間構筑起自由貿易體制并竭力維持，導致貿易爭端不斷。但要說明的是，運用該理論并不是說中國追尋世界的霸權，而是中國的發展不斷沖擊著美國霸權的地位，頻繁的中美貿易摩擦也是中國和平崛起的歷史產物。

4.從國家福利看

眾多學者從理論分析及實證檢驗得出了一個普遍認同的基本觀點:較發達國家與較落后國家進行貿易，較落后國家的實力增強將有助于本國福利水平的提高，但是當其增強集中到某一方面，或到達一定水平后，其繼續的發展會減少較發達國家的福利水平。較發達國家為了保持本國的福利水平會采取一定的貿易保護措施，由此貿易摩擦將會增加。隨著中國不斷地改革開放，不斷地學習吸引國外的先進技術和雄厚資金，貿易順差的不斷擴大，國際地位越來越高等種種因素綜合起來，不難看出，中國與他國頻繁的貿易是肯定會有摩擦的。

5.國際摩擦“倒U”曲線

中國人民大學周立教授提出了國際摩擦“倒U"曲線的概念困。即崛起之前，國際交往較少，利益沖突不多。崛起時期，由于要打破以往的國家政治經濟格局，國際摩擦大幅度上升。待崛起成為既成事實，被世界廣泛認可后，摩擦就會減少，見圖2。

由國家生命周期理論可知中國正處于快速發展崛起的時期，國際摩擦包括經濟摩擦和政治摩擦以及文化上的沖擊都應處于并且將長期處于倒U曲線的上升或波峰階段。

綜上所述，說明面臨嚴峻的貿易摩擦，并不是中國發展過程中獨有的特點，而是每個國家由落后到先進、由發展向發達國家轉換過程中都會經歷的困難階段。因此，我們應該更加冷靜、客觀、積極地去接受這一歷史發展的結果，借鑒他國發展經驗，為我國對外經濟的發展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建議和對策。

(二)借鑒美國、日本、歐盟與中國之間的貿易爭端歷程診釋理論的現實意義

1.各國經濟發展特點及比較

因為本文的重點不在于討論各國經濟實力的對比，所以就簡單應用各國GDP的增速來大體上對四個國家的經濟實力發展趨勢對比做一個表述，以便為后文各國爭端歷程的演變作鋪墊。搜尋了一些權威的官方網站，摘錄出了中國、歐盟、日本和美國四個國家或區域的實際GDP(RealGDP)從1995-.2008年的年平均增長率，見圖3。在進行具體的分析之前，有幾點要說明:(1)之所以選擇從1995開始，是考慮到WTO的建立，正式的國際爭端記錄更加準確可靠，便于分析;(2)由于數據資料的可提供性有限，沒有完全繪制出美國的GDP增長曲線，但對整個分析沒有太大的影響(見第三點);(3)在這四個國家或地區中，將重點放在分析日本和歐盟的經濟變化態勢上。因為整個的國際大背景很明確，美國從二戰至今，無論從經濟上看還是從政治上看，一直是世界的超級大國。因此不管美國哪一年經濟形勢是好或是差，為了維護自身的霸權地位，必定與各個興起的國家產生眾多的經濟摩擦爭端。中國在人世之后，作為“過渡之中的市場經濟”國家，經濟的發展和開放與社會體制的問題，必然會給中國帶來眾多的貿易摩擦和爭端。簡而言之，美國與各國的貿易爭端嚴峻的形勢和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的增多這兩個現象是歷史的必然，在以下分析中不用著重強調;(4)對圖3的分析應該以相對變化趨勢為基礎，而不能以絕對值的對比為基礎。因為國家的具體國情和發展階段不同，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增長速度必然慢于一些興起的發展中國家的增長速度，所以絕對值的比較是沒有實質的意義的。

2/(1>中國與美國。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其發展的速度是由慢逐步加快，在圖3中形成一個波谷到波峰的形狀，由2003年開始增速呈上升趨勢。美國的數據不完整，在圖3中沒有完全表現其趨勢，不過可以確定一點是美國的GDP增長速度至今是比較平穩地維持在2%~4%之間。

(2)日本。由圖3中看出，日本的經濟增長非常緩慢，甚至長期出現負增長。顯而易見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經濟出現了衰退現象。

究其原因有多重因素:(1)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帶領著發達國家開始了新一輪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向自由主義體制方向轉變。這一輪改革促進了歐美國家的產業結構升級，投資環境優化等;(2)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以高新技術產業為核心內容的所謂“新經濟”的成型，使得美國這樣一些西方發達國家通過技術創新方面的優勢重新獲得了國際市場當中的競爭力，而同時日本在傳統制造業方面所獲得的競爭優勢被逐漸抵消;(3)歐美制造業向落后國家和地區的轉移以及西方發達國家內部進行的以“新自由主義”為方向的體制改革，則從降低政府規制等方面提升了包括傳統制造業部門在內.的各種企業的活力，在傳統制造業內部逐步抵消了日本在傳統制造業方面曾經具有的競爭優勢;<4)美國在日本等國的挑戰面前逐步放棄曾經給予日本的不對稱貿易政策，并要求日元逐步升值以減少日本對美國的巨額貿易順差。日本一方面在傳統制造業領域的競爭優勢逐漸喪失;另一方面在高新技術產業領域又落在了美國的后面，所以最終引發了自20世紀90年代起延續至今的經濟衰退。可以看到在2005-2008年，日本隨著全球經濟形勢的好轉，又有加速發展趨勢，但是明顯不及歐盟在這一歷史階段的發展態勢。

<3)歐盟。由圖3可以看到，歐盟在20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的確具有優越的發展趨勢，其GDP增速保持在3%左右。并且歐盟乘著國際經濟的大好形勢，由封閉逐漸走向開放，以貿易帶動經濟的發展。據統計，目前即使是包括反傾銷稅在內，歐盟按貿易額加權平均的關稅也只有300，遠低于大多數的發達國家，同時，歐元區的對外開放程度是要大于美國與日本的，見表1;其次，歐盟也日趨重視多邊性的國際經濟合作，也加強了與歐盟以外的國家與地區的聯系，尤其還把發展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雙邊貿易網絡作為其對外經濟關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此可見，歐盟的經濟發展已經對世界經濟產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無論是從現存狀態還是從發展趨勢上，歐盟都是和美國對抗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2.一國或地區經濟發展與貿易摩擦狀況的關系研究

為了研究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狀況，此處采用了貿易爭端(Disputes)作為貿易摩擦的代表，原因是數據容易從WTO官方網站上獲得，并且統計標準統一準確。數據采用的是從1995---2009年9月截止的發生在中國、美國、日本和歐盟之間的貿易爭端數量，其中分為原告國(Compliant)和被告國(Re-spondent)。

研究目的:

(1)驗證四國之一作為原告國與他國或地區產生的貿易爭端數量隨時間的變化是否存在一定的規律性。

(2)在上一部分分析的時間段(1995-2009年)各國或地區經濟發展的特點和趨勢的基礎上，是否能夠證明貿易爭端數量與經濟發展的階段是有相關聯性的。

<3)最終目的是要證明:若前面兩點都成立，則充分說明中國現在的貿易摩擦的嚴峻形勢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以美國作為原告國，與其他三個國家和地區之間的貿易爭端發展趨勢見圖4。

由圖4的不同國家的線條可以清晰看到，的確存在與美國的主要貿易爭端國時間替代的態勢。圖4可以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從1995--1997年，貿易爭端國主要是日本和歐盟;從1997-2005年，貿易爭端國主要是歐盟，美國與日本之間的貿易爭端已經逐漸的減少，有幾年持續為零爭端。從2005年起，中國接住了這一接力棒，成為了與美國主要的貿易爭端國。

這種替換變化的態勢也是和經濟發展狀況密切相關的。這里要補充的是在20世紀90年代前期，日本利用了相對西方國家而言更為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更高的勞動強度或勞動參與度、技術改進方面的某些優勢等不斷地發展自己，同時美國出于冷戰的需要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對日本采取不對稱貿易政策。由于各種各樣的政治經濟原因，日本制造業蒸蒸日上，國際競爭力越來越強，對外貿易(尤其是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越來越大，以美元計算的貨幣儲備額也越來越多。這就嚴重威脅了美國的經濟利益和霸權地位，那時美、日貿易摩擦是非常頻繁的。雖然在90年代日本經濟逐漸在衰退，但其國際影響力并不會馬上消失，所以產生了圖4中的第一階段的情況。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日本的勢力會逐漸的削弱，同時，歐盟的成立并且更加開放型的發展，其經濟的勢力逐漸又觸及到了美國的敏感點，貿易爭端逐漸又增多，到達了第二階段。最后，中國經濟的崛起，又使美國感到新的威脅的存在，第三個階段隨之產生。

第二，以歐盟作為原告國，與其他三個國家之間的貿易爭端發展趨勢見圖5。

如同美國作為原告國的分析一樣，當歐盟作為原告國時，將這一時期也大體上分為三個階段:從1995--1999年為第一階段，存在著日本與歐盟的貿易爭端;從1999—2005年，只有美國與歐盟之間的爭端;從2005--2009年，中國與歐盟國家也開始出現了貿易爭端。其階段劃分也與經濟發展趨勢相一致，具體如同美國作為原告國，在這就不贅述。

但要提出一個特別之點，美國作為超級大國.與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的貿易爭端摩擦的頻繁性應該作為一個背景來考慮，而不是作為一個分析要素納人研究的因素中。從圖5看，在這一階段，雖然有日本和中國與歐盟的貿易爭端的出現，但是美國與歐盟的貿易爭端肯定是具有顛覆性和決定性的，也是最為頻繁的。所以著重從圖5中得出貿易摩擦歷史發展的趨勢與各國經濟發展是具有一致性的結果。

第三，以日本和中國作為原告國，與其他三個國家或地區之間的貿易爭端發展趨勢見圖6和圖7。

這里只簡要強調貿易爭端國之間的一種替代和周期性的現象。有趣的是在日本和中國分別與他國出現貿易爭端的發展過程中，其貿易爭端國家之間可能的替代時間和對象都一致的，即都是從2007年開始與歐盟的貿易爭端開始顯著地出現。周期性在圖6中體現得非常的明顯，主要貿易爭端國由美國開始轉向歐盟，這與歐盟的不斷壯大和成熟、美國的“老年化”密切相關。

由這一小部分圖表的分析可以得出結論，從歷史的角度看，國家一定是在不斷地發展壯大的，其發展壯大的過程也就必然伴隨著持續不斷地摩擦，這里主要強調的是貿易摩擦。但同時特定兩國之間的摩擦又是具有周期性的，隨著國家發展的階段不同，將與不同的新的國家產生新的摩擦曲線，也是圖4~7中所描繪的曲線。縱觀國家貿易摩擦的歷程，就是貿易摩擦曲線組，此起彼伏。這一結論，可以與文章中所引用的理論相結合起來，對如國家的周期發展產生摩擦，國家維護霸權產生摩擦，維護更發達國家利益產生摩擦等等進行充分說明。

三、政策建議

篇6

作為正在崛起的貿易大國,我國正面臨著國際經濟與貿易摩擦的高發期。雖然在后WTO時代,貿易摩擦的頻繁發生成為我國對外開放的重大問題,但是,貿易摩擦是我國和平崛起道路上的伴生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們應該科學理性地看待這一問題,沉著應對,以科學和符合國際規范的手段來維護自身的經貿權益,弱化貿易摩擦對我國經濟發展帶來的種種消極影響,并更多地發揮其積極作用。

一、簡析中國對外貿易摩擦狀況

(一)從全球貿易摩擦角度分析

金融危機爆發后,在各國都致力于保護本國經濟的情況下,中國遭受貿易摩擦的情況與往年相比有所增加。根據世貿組織秘書處最新的統計,2009年截至11月30日,共有19個國家(地區)對我國發起102起貿易救濟調查,涉案總額約有116. 8億美元,涉案金額1億美元以上的貿易救濟調查有17起。這是中國從2002年以來,首次遭受貿易救濟調查超過100起,而且在8月涉案金額就已經超過了100億美元。從1995年以來,中國一直都是遭受反傾銷調查數量最多的國家,其中已連續3年(2007-2009年)成為全球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對中國實施的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數量也是出現增長的狀態。由此可見,隨著中國對外貿易的不斷發展,中國將成為全球國際貿易摩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國家。

(二)中國貿易摩擦的時間縱向發展

因為中國一直是遭到反傾銷調查最頻繁的國家,同時反傾銷調查也是我國遭受貿易摩擦最主要的方式,所以就以反傾銷為例來分析我國貿易摩擦的歷史發展狀況。

2008年,國外對我國啟動了73起反傾銷調查,2009年1月到9月,反傾銷調查已多達64起,見圖1。

總體發展趨勢由圖1可以看出,對我國反傾銷的立案數量呈穩步上升趨勢。隨著中國越來越多地參加世界貿易分工,將面臨更多的貿易沖突和矛盾,可以說,中國進人了一個“國際經濟貿易摩擦的時代”。但是我們沒有必要將過多的筆墨放在強調中國貿易摩擦的嚴峻形勢上,而主要是將重點放在如何去理解和運用這種歷史的必然性;如何看到貿易摩擦所帶來的積極的一面;如何推動中國外貿的加速改革,同時融入中國的特色來制定更加符合中國國情的戰略方針和政策。筆者主要將重點放在了如何理解貿易摩擦的周期性上,以解釋中國貿易摩擦現狀的合理性和歷史必然性。

二、中國貿易摩擦現狀的理論依據與例證分析

眾多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一國的發展對他國的影響進行了研究,這些研究可以用于理解為什么中國的發展伴隨著貿易摩擦形勢日益嚴重的歷史必然性。以下對當前相關研究作了簡要綜述,同時以理論為依據,分析了中國、美國、歐盟和日本的相對優勢變化。

(一)理論依據

1.比較優勢理論

國際貿易理論是理論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成為當今進行自由貿易的理論依據,在此基礎上發展的要素察賦理論更進一步支持了每個國家都應集中生產并出口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其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的觀點。以此觀點為依據,中國在進出口貿易的過程中,將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重點,以出口導向型戰略為指導,進行充分的自由貿易。幾十年的改革開放實踐證明,雖然中國的外匯儲備在不斷擴大,貿易順差也在不斷增加,但是伴隨著同步增加的還有中國和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特別是與美國、歐盟等大國和地區之間的爭端。因為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大量的涌向他國,使其他國家相關產業受到一定的沖擊,從而引發他國內的失業、產業結構不平衡等社會經濟問題。為了轉嫁社會矛盾,他國會對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貿易提出抗議和制裁,同時還會從其他產業的貿易層面制造爭端。總之,由比較優勢理論支撐的自由貿易的發展會伴隨著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從而形成貿易摩擦的局面。

2.國家生命周期論

國家生命周期理論是胡鞍鋼教授借鑒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提出的,他認為中國經歷并將經歷的不同四大發展時期:從1400-1800年,經濟強國和世界經濟的中心期。1820-195。年,現代化落伍者與經濟大國的衰落期。1951-2020年,經濟追趕期。2020-2050年,經濟強國期。特別強調的是1980-2020年為中國迅速發展的時期,由于一個國家的興起,意味著該國的國際社會地位的上升,將要分享原有國際體系中強勢國的主導權,必然會產生各種各樣的沖突,其中貿易摩擦的發生也是在所難免的。

3.霸權周期論

這一理論有助于充分理解中美貿易摩擦頻繁發生的原因所在。任何霸權國家都不可避免地會走向霸權的衰退和瓦解,但是古往今來,卻沒有一個國家愿意主動放棄它在霸權體系中所占據的優勢和特權。卡贊斯坦(Katzenstein)的研究表明,在國際政治經濟霸權的周期變化中,往往會帶來頻繁的經濟摩擦。之所以中美貿易是中國對外貿易摩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因為美國作為霸權國家期間構筑起自由貿易體制并竭力維持,導致貿易爭端不斷。但要說明的是,運用該理論并不是說中國追尋世界的霸權,而是中國的發展不斷沖擊著美國霸權的地位,頻繁的中美貿易摩擦也是中國和平崛起的歷史產物。

4.從國家福利看

眾多學者從理論分析及實證檢驗得出了一個普遍認同的基本觀點:較發達國家與較落后國家進行貿易,較落后國家的實力增強將有助于本國福利水平的提高,但是當其增強集中到某一方面,或到達一定水平后,其繼續的發展會減少較發達國家的福利水平。較發達國家為了保持本國的福利水平會采取一定的貿易保護措施,由此貿易摩擦將會增加。隨著中國不斷地改革開放,不斷地學習吸引國外的先進技術和雄厚資金,貿易順差的不斷擴大,國際地位越來越高等種種因素綜合起來,不難看出,中國與他國頻繁的貿

易是肯定會有摩擦的。

5.國際摩擦“倒U”曲線

中國人民大學周立教授提出了國際摩擦“倒U"曲線的概念困。即崛起之前,國際交往較少,利益沖突不多。崛起時期,由于要打破以往的國家政治經濟格局,國際摩擦大幅度上升。待崛起成為既成事實,被世界廣泛認可后,摩擦就會減少,見圖2。

由國家生命周期理論可知中國正處于快速發展崛起的時期,國際摩擦包括經濟摩擦和政治摩擦以及文化上的沖擊都應處于并且將長期處于倒U曲線的上升或波峰階段。

綜上所述,說明面臨嚴峻的貿易摩擦,并不是中國發展過程中獨有的特點,而是每個國家由落后到先進、由發展向發達國家轉換過程中都會經歷的困難階段。因此,我們應該更加冷靜、客觀、積極地去接受這一歷史發展的結果,借鑒他國發展經驗,為我國對外經濟的發展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建議和對策。

(二)借鑒美國、日本、歐盟與中國之間的貿易爭端歷程診釋理論的現實意義

1.各國經濟發展特點及比較

因為本文的重點不在于討論各國經濟實力的對比,所以就簡單應用各國GDP的增速來大體上對四個國家的經濟實力發展趨勢對比做一個表述,以便為后文各國爭端歷程的演變作鋪墊。搜尋了一些權威的官方網站,摘錄出了中國、歐盟、日本和美國四個國家或區域的實際GDP ( Real GDP)從1995-.2008年的年平均增長率,見圖3。在進行具體的分析之前,有幾點要說明:(1)之所以選擇從1995開始,是考慮到WTO的建立,正式的國際爭端記錄更加準確可靠,便于分析;(2)由于數據資料的可提供性有限,沒有完全繪制出美國的GDP增長曲線,但對整個分析沒有太大的影響(見第三點);(3)在這四個國家或地區中,將重點放在分析日本和歐盟的經濟變化態勢上。因為整個的國際大背景很明確,美國從二戰至今,無論從經濟上看還是從政治上看,一直是世界的超級大國。因此不管美國哪一年經濟形勢是好或是差,為了維護自身的霸權地位,必定與各個興起的國家產生眾多的經濟摩擦爭端。中國在人世之后,作為“過渡之中的市場經濟”國家,經濟的發展和開放與社會體制的問題,必然會給中國帶來眾多的貿易摩擦和爭端。簡而言之,美國與各國的貿易爭端嚴峻的形勢和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的增多這兩個現象是歷史的必然,在以下分析中不用著重強調;(4)對圖3的分析應該以相對變化趨勢為基礎,而不能以絕對值的對比為基礎。因為國家的具體國情和發展階段不同,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增長速度必然慢于一些興起的發展中國家的增長速度,所以絕對值的比較是沒有實質的意義的。

(1>中國與美國。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其發展的速度是由慢逐步加快,在圖3中形成一個波谷到波峰的形狀,由2003年開始增速呈上升趨勢。美國的數據不完整,在圖3中沒有完全表現其趨勢,不過可以確定一點是美國的GDP增長速度至今是比較平穩地維持在2%~4%之間。

(2)日本。由圖3中看出,日本的經濟增長非常緩慢,甚至長期出現負增長。顯而易見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經濟出現了衰退現象。

究其原因有多重因素:(1)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帶領著發達國家開始了新一輪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向自由主義體制方向轉變。這一輪改革促進了歐美國家的產業結構升級,投資環境優化等;(2)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以高新技術產業為核心內容的所謂“新經濟”的成型,使得美國這樣一些西方發達國家通過技術創新方面的優勢重新獲得了國際市場當中的競爭力,而同時日本在傳統制造業方面所獲得的競爭優勢被逐漸抵消;(3)歐美制造業向落后國家和地區的轉移以及西方發達國家內部進行的以“新自由主義”為方向的體制改革,則從降低政府規制等方面提升了包括傳統制造業部門在內.的各種企業的活力,在傳統制造業內部逐步抵消了日本在傳統制造業方面曾經具有的競爭優勢;<4)美國在日本等國的挑戰面前逐步放棄曾經給予日本的不對稱貿易政策,并要求日元逐步升值以減少日本對美國的巨額貿易順差。日本一方面在傳統制造業領域的競爭優勢逐漸喪失;另一方面在高新技術產業領域又落在了美國的后面,所以最終引發了自20世紀90年代起延續至今的經濟衰退。可以看到在2005-2008年,日本隨著全球經濟形勢的好轉,又有加速發展趨勢,但是明顯不及歐盟在這一歷史階段的發展態勢。

<3)歐盟。由圖3可以看到,歐盟在20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的確具有優越的發展趨勢,其GDP增速保持在3%左右。并且歐盟乘著國際經濟的大好形勢,由封閉逐漸走向開放,以貿易帶動經濟的發展。據統計,目前即使是包括反傾銷稅在內,歐盟按貿易額加權平均的關稅也只有300,遠低于大多數的發達國家,同時,歐元區的對外開放程度是要大于美國與日本的,見表1;其次,歐盟也日趨重視多邊性的國際經濟合作,也加強了與歐盟以外的國家與地區的聯系,尤其還把發展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雙邊貿易網絡作為其對外經濟關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此可見,歐盟的經濟發展已經對世界經濟產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無論是從現存狀態還是從發展趨勢上,歐盟都是和美國對抗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2.一國或地區經濟發展與貿易摩擦狀況的關系研究

為了研究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狀況,此處采用了貿易爭端(Disputes)作為貿易摩擦的代表,原因是數據容易從WTO官方網站上獲得,并且統計標準統一準確。數據采用的是從1995---2009年9月截止的發生在中國、美國、日本和歐盟之間的貿易爭端數量,其中分為原告國(Compliant)和被告國(Re-spondent)。

研究目的:

(1)驗證四國之一作為原告國與他國或地區產生的貿易爭端數量隨時間的變化是否存在一定的規律性。

(2)在上一部分分析的時間段(1995-2009年)各國或地區經濟發展的特點和趨勢的基礎上,是否能夠證明貿易爭端數量與經濟發展的階段是有相關聯性的。

<3)最終目的是要證明:若前面兩點都成立,則充分說明中國現在的貿易摩擦的嚴峻形勢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以美國作為原告國,與其他三個國家和地區之間的貿易爭端發展趨勢見圖4。

由圖4的不同國家的線條可以清晰看到,的確存在與美國的主要貿易爭端國時間替代的態勢。圖4可以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從1995--1997年,貿易爭端國主要是日本和歐盟;從1997-2005年,貿易爭端國主要是歐盟,美國與日本之間的貿易爭端已經逐漸的減少,有幾年持續為零爭端。從2005年起,中國接住了這一接力棒,成為了與美國主要的貿易爭端國。

這種替換變化的態勢也是和經濟發展狀況密切相關的。這里要補充的是在20世紀90年代前期,日本利用了相對西方國家而言更為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更高的勞動強度或勞動參與度、技術改進方面的某些優勢等不斷地發展自己,同時美國出于冷戰的需要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對日本采取不對稱貿易政策。由于各種各樣的政治經濟原因,日本制造業蒸蒸日上,國際競爭力越來越強,對外貿易(尤其是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越來越大,以美元計算的貨幣儲備額也越來越多。這就嚴重威脅了美國的經濟利益和霸權地位,那時美、日貿易摩擦是非常頻繁的。雖然在90年代日本經濟逐漸在衰退,但其國際影響力并不會馬上消失,所以產生了圖4中的第一階段的情況。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日本的勢力會逐漸的削弱,同時,歐盟的成立并且更加開放型的發展,其經濟的勢力逐漸又觸及到了美國的敏感點,貿易爭端逐漸又增多,到達了第二階段。最后,中國經濟的崛起,又使美國感到新的威脅的存在,第三個階段隨之產生。

第二,以歐盟作為原告國,與其他三個國家之間的貿易爭端發展趨勢見圖5。

如同美國作為原告國的分析一樣,當歐盟作為原告國時,將這一 時期也大體上分為三個階段:從1995--1999年為第一階段,存在著日本與歐盟的貿易爭端;從1999—2005年,只有美國與歐盟之間的爭端;從2005 --2009年,中國與歐盟國家也開始出現了貿易爭端。其階段劃分也與經濟發展趨勢相一致,具體如同美國作為原告國,在這就不贅述。

但要提出一個特別之點,美國作為超級大國.與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的貿易爭端摩擦的頻繁性應該作為一個背景來考慮,而不是作為一個分析要素納人研究的因素中。從圖5看,在這一階段,雖然有日本和中國與歐盟的貿易爭端的出現,但是美國與歐盟的貿易爭端肯定是具有顛覆性和決定性的,也是最為頻繁的。所以著重從圖5中得出貿易摩擦歷史發展的趨勢與各國經濟發展是具有一致性的結果。

第三,以日本和中國作為原告國,與其他三個國家或地區之間的貿易爭端發展趨勢見圖6和圖7。

這里只簡要強調貿易爭端國之間的一種替代和周期性的現象。有趣的是在日本和中國分別與他國出現貿易爭端的發展過程中,其貿易爭端國家之間可能的替代時間和對象都一致的,即都是從2007年開始與歐盟的貿易爭端開始顯著地出現。周期性在圖6中體現得非常的明顯,主要貿易爭端國由美國開始轉向歐盟,這與歐盟的不斷壯大和成熟、美國的“老年化”密切相關。

由這一小部分圖表的分析可以得出結論,從歷史的角度看,國家一定是在不斷地發展壯大的,其發展壯大的過程也就必然伴隨著持續不斷地摩擦,這里主要強調的是貿易摩擦。但同時特定兩國之間的摩擦又是具有周期性的,隨著國家發展的階段不同,將與不同的新的國家產生新的摩擦曲線,也是圖4~7中所描繪的曲線。縱觀國家貿易摩擦的歷程,就是貿易摩擦曲線組,此起彼伏。這一結論,可以與文章中所引用的理論相結合起來,對如國家的周期發展產生摩擦,國家維護霸權產生摩擦,維護更發達國家利益產生摩擦等等進行充分說明。

三、政策建議

篇7

中圖分類號：F290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截至2012年底，中國城鎮人口達到7.12億，人口城鎮化率提高到52.57%，然而中國的城鎮化在快速推進的過程中也出現了很多問題，使得城鎮化質量越來越被重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21世紀頭20年的“中國夢”，促進惠及億萬農民群眾的新型城鎮化的建設是擴大內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必由之路。在這個過程中，公共財政是必不可少的支持后盾。新型城鎮化是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城鎮化的核心是農民的發展問題，讓農民真正變成市民，不僅是物質生活而且是精神生活。這就要求財政在支出的過程中要注重公共財政支出結構的優化，使得這種支出更多的向提高農民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方面傾斜，而不是一味的擴大城市規模。本文將就與促進農民發展息息相關的科技、教育、文化、醫療衛生四個方面的財政支出對城鎮化質量的影響利用面板數據作相關實證分析，并豐富了城鎮化質量的內涵，針對現有的城鎮化質量評價體系提出改進建議。

二、文獻綜述

（一）城鎮化質量內涵。

中國社會科學院在2013年3月的《中國城鎮化質量報告》中指出，所謂城鎮化，是指人口向城鎮聚集、城鎮規模擴大以及由此引起一系列經濟社會變化的過程，其實質是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空間結構的變遷。城鎮化質量是指在城鎮化進程中與城鎮化數量相對的反映城鎮化優劣程度的一個綜合概念，從本質內涵上講，城鎮化質量包括城鎮自身的發展質量、城鎮化推進的效率和城鄉協調發展程度三個方面。中國社科院對城鎮化質量內涵的闡釋已經涵蓋了大多數學者的觀點，下面介紹一下其他學者更為廣闊的視角。

朱洪祥（2007）認為城鎮化質量的內涵包括動力表征即城市發展能力、公平表征即城鄉差異程度、質量表征即物質精神方面的發展水平和集約表征即發展資源利用集約化程度。陳明（2012）認為城鎮化質量的內涵包括四個方面，分別是城鄉統籌協調發展、城鎮綜合承載能力不斷提高、城鎮化推進效率持續改善和城鎮化推進機制不斷完善，并特別指出城鎮化在推進過程中的財稅體制、土地管理、社會管理等機制要與快速推進城鎮化的現實需要相適應，以避免城鎮化過程中出現環境污染、“城中村”、城市“大拆大建”等問題。張春梅（2012）等認為城鎮化質量的內涵具體包括城鎮的經濟發展質量、城鎮居民的生活質量、城鄉一體化發展程度和城鎮發展的可持續性，并指出生態文明的建設是城鎮持續發展的保障，也是城鎮化質量的重要體現。

筆者認為，除上述學者對城鎮化質量內涵的解釋之外，其內涵還應包括農民在變成市民后的市民意識的強弱，這里指的市民意識不僅是對城市競爭、壓力、風險這種狀態的適應，而且是對自己成為一個城市市民的一種自我素質的要求，這是對城鎮自身發展質量的一種精神文明層面上的衡量。較高的城鎮化質量要求市民有著政治上的積極參與意識和日益強化的公共意識，他們愿意并且有渠道充分表達自己的意愿，并且對自己不直接占有的生產資料具有自覺的關心愛護行為。當今社會人們市民意識的缺失并不是個例，一部分人仍有一種“只掃自家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和缺乏自律的小農意識，既然是以人為本的城鎮化就要使精神文明的發展與物質文明的發展同步，重視市民意識的培育，但這并不是要把農民和市民割裂開來認為農民不需要提高精神文明素養，而是不同的環境對人們的要求不同，不同行為產生的影響也不同。

（二）城鎮化質量評價體系。

中國社科院《中國城鎮化質量報告》中采用的評價體系較全面且系統、具有代表性，從城鎮發展質量指數（包括經濟發展質量、社會發展質量、空間發展質量）、城鎮化效率指數（包括經濟社會效率和生態環境效率）和城鄉協調指數（包括收入協調和公共服務協調）三個方面來評價。

另外，比較有代表性的，陳鴻彬（2003）在評價體系中引入了人民生活（人口平均預期壽命、信息化綜合指數），朱洪祥（2007）在城鎮化質量指標評價體系中引入人口就業（暫住人口占城鎮人口比重）、生態環境（空氣質量良好率），朱洪祥等（2011）在城鎮化質量指數別引入了開放程度（外貿依存度）、社會安全（萬人刑事案件立案數）、保障水平（城鎮職工社會保障覆蓋率和住房保障覆蓋率），楊梅（2012）在評價體系中加入居民生活指標（人均儲蓄額）、空間集約指標（人口密度），郭葉波（2013）在評價體系中加入GDP含金量（全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人口城鎮化適度性（城鎮人口增長率與建設用地增長率的比重、非農就業比重與城鎮人口比重的比值）、人口城鎮化穩定性（農村外出勞動力回流率）、人口城鎮化完整性（舉家城鎮化遷移率、農村留守兒童比例）、人口城鎮化包容性（外來人口與本地人口的收入差異、外來人口社會保障差異率、農民工子女與本地學生受教育權利差異），等等。以上學者對城鎮化質量評價體系的建設都做了很大的貢獻，盡量用經濟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來衡量城鎮化質量的內涵，對城鎮化內涵闡釋的側重使得評價指標均側重對城鎮化過程中居民的物質生活的衡量，而缺少反映其精神文明程度的指標，因此筆者建議，隨著城鎮化發展的不斷深化，發展階段的不斷前進，市民意識這一反映城鎮自身社會發展質量的更高層面的指標應該被納入進來。根據指標選取的可操作性、代表性原則，聯系現實社會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對市民意識進行解釋的三級指標，比如平均每天監測到的違反交通規則的次數（逆向型）等，雖然意識的形成和改變受經濟發展程度、受教育程度、文化習俗、個人習慣等因素的影響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是嚴格的規則的設定和執行對意識的改變產生的外部推動作用不可忽視。

（三）城鎮財政與城鎮化質量。

公共經濟與民間經濟在社會經濟體系中的辯證統一是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轉型時期提高城鎮化質量的必然要求，城鎮公共財政作為公共經濟體制的主要組成部分，要求財政對推進城鎮化進程進行適當的干預和支持，城鎮財政對城鎮化的支持主要體現在財政支出規模、財政支出結構兩個方面，財政支出效率是關鍵。

根據國際經驗，城鎮化水平在30%-60%之間是城鎮化加速發展階段，在城鎮化的初期和快速發展階段，城市的設定、分區的設置、制度權限的規定、人口的管理等都需要依靠政府，目前，我國城鎮化正處于高速發展時期，并且這種態勢還將保持較長一段時間，基本設施的建設、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環境保護和治理等都需要政府資金的投入，而且資金缺口一直存在，無論與民間資本如何分配，財政支出的規模都需要繼續擴大，以保證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順利開展。

財政支出結構與城鎮化質量的保證提高密切相關，能否改變以往城鎮化發展過程中的人口城鎮化率虛高、生態環境破壞嚴重、就業問題難以解決等問題，離不開城鎮財政在社會保障及保障房建設、污染治理城鎮綠化、職業教育等方面的大力支持。 山東省數據顯示，在科、教、文、衛四個科目中教育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最大，其次是醫療衛生支出，科技支出與文體支出占比重很小且每年增長速度低于教育支出和醫療衛生支出所占比重。

財政支出效率力求在相同的財政支出水平和結構下對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產生最大的促進作用，影響財政支出效率的因素有很多，蔡衛紅和王燕武（2009）以福建省為例利用數據包絡分析法和面板數據得出教育水平對財政效率的影響顯著為正的結論，政府規模對財政支出效率有顯著負影響；陳仲常和張崢（2011）得出GDP增長率和市場化程度對財政支出效率有顯著正影響；另外，唐齊鳴和王彪（2012）通過對我國26個省級地方政府30年的財政支出效率的實證研究得出的結論是人口密度越大、地方財政自主性越低地方政府財政支出效率越高。因此，在城鎮化的過程中，為了使財政支持產生的效率最高，應著重增加教育支出以提高教育水平，控制政府規模在適度范圍內，保證經濟的平穩快速發展，并培育開放、融合的市場環境。

三、實證分析

（一）數據收集與處理。

本文采用山東省十七個地市2003-2011年的統計數據，各地市城鎮化質量的數據來源分別是：2003-2007年的數據來自山東省建設發展研究院王志燕的《山東省城鎮化質量區域比較研究》，2008-2011年的數據來自各年的《山東省城鎮化發展報告》，對城鎮化質量的評分采用百分制的形式，樣本總數為153個。

我們將山東省十七地市的科、教、文、衛支出占當年本市財政支出的比例分別作為分析城鎮化質量影響因素影響程度大小的解釋變量，分別記為K，J，W，WEI，將十七地市九年間的城鎮化質量作為被解釋變量，記為Y，并用自然對數進行轉換，記為LY，LK，LJ，LW，LWEI，分別以其系數（分別是a1，a2，a3，a4）來進行相應經濟含義的解釋。對數函數的系數能夠表示一種特殊的經濟含義：當自變量變化1%時，因變量的反映程度即為經濟學上的彈性，本文重點解釋各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經濟關系。

（二）實證分析結果。

由于對城鎮化質量的關注以及內涵的提出在國內較晚，因此與城鎮化質量有關的數據有限，九年的數據經平穩性檢驗具有平穩性。

首先，由于選擇了山東省所有十七個地市，反映的是總體的效應，應該選擇固定效應模型，同時通過Hausman檢驗也得出P值通過了5%的顯著性水平，即應選擇固定效應模型。

然后，對四個解釋變量分別與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得出結果如下：

a1： 0.114*；a2： 0.083***；a3： ―0.191***；a4： 0.334*** （其中，* 、* * 和* * *分別表示10%、5%和1%的顯著性水平）。

最后，從以上統計結果中我們可以分析得出：

1、醫療衛生支出與城鎮化質量成正相關關系，且在科、教、文、衛中貢獻率最大，醫療衛生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城鎮化質量則增加0.334個百分點，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效果樂觀。這個結果與實際的情況相符合，醫療衛生水平是衡量城市自身發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也是居民迫切需要滿足的基本因素，不僅要關注提高醫療衛生服務的質量而且要關注更加公平有效率的分配醫療資源。金榮學和宋弦（2012）通過對我國30個省、市、自治區公共醫療衛生支出的效率進行實證分析得出，2009年我國省級公共醫療衛生支出技術效率水平較高，其中山東省等九個省份的支出技術效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2、科技支出與城鎮化質量成正相關關系，科技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城鎮化質量則增加0.114個百分點，但只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對城鎮化質量的影響程度僅次于醫療衛生支出。城鎮化的發展需要產業的支撐，新型城鎮化要求產業發展是集約的低碳的綠色的智能的，科技要發揮引導作用，政府在進行科技財政支持時應加強對經費使用的監管和績效的評價，提高財政支出效率。

3、教育支出對城鎮化質量的影響為正效應，但影響程度較小，因此對城鎮化質量的影響程度并不與所占財政支出比重呈正相關。同時文化支出對城鎮化質量的影響為負效應，即文化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增加，城鎮化質量反而下降。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是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在經濟文化落后的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城鎮化要立足這一實際，且盡管我國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0%以上，但若以是否獲得養老、醫療等方面的待遇為標準，根據相關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的實質城鎮化為35%左右，而專家的統計數據則更低，在26%左右，因此在城鎮化質量的發展方面我國尚未處于較高水平。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當人們低層次的需要未得到滿足時，低層次的需要是激勵人行動的主要原因和動力，人們此時可能同樣追求高層次的需要，但在既定的經濟發展、文化和教育水平下，滿足低層次需要的動機性更強。另一方面，現階段城鎮化質量指標更多的還是衡量農民身份變成市民后物質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而對精神生活水平的衡量除“市轄區百人公共圖書館藏書”與此有關外，并沒有其他指標能測度出城鎮化發展過程中人們對物質和精神追求的脫節程度。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醫療衛生支出對城鎮化質量的影響程度大于教育和科技支出。

四、結語

對城鎮化質量內涵的解釋決定了城鎮化質量評價指標體系的建立，當我們看到社會中的種種違反秩序、對自身權利和義務認識不清、不符合和諧社會發展要求的現象時，不能忽視了對精神文明的考量，不足的是目前對于解釋市民意識的三級指標如違反交通規則的次數等在技術上雖易于統計，但并未統一納入規劃中。

通過對面板數據的分析發現，占財政支出比重的高低與對城鎮化質量影響程度的大小并不一致，且文化支出為負效應，除了發展階段的制約和評價體系的不完善外，還應結合現階段教育、科技、文化支出存在的問題進行積極的反思和改進，為城鎮化質量的提高做出更大貢獻。

（作者：吉林大學經濟學院財政系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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