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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較優勢理論的核心內容
比較優勢理論形成于18世紀中葉,完成于20世紀30年代。1776年,亞當?斯密(Adam Smith,1776)提出絕對優勢理論。在此基礎上,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1817)1提出了比較優勢決定國際貿易模式的原理。隨著實踐的發展,埃利?赫克歇爾(Eli Heckscher,1919)2和貝蒂爾?俄林(Bertil Ohlin,1924)3的研究表明,在自由貿易條件下,各國將出口生產過程中相對密集使用本國相對豐裕要素的產品,進口相對密集使用本國相對稀缺要素的產品,這樣的貿易模式將使貿易國的福利得到改善,這便是著名的H-O理論。
西方學者對服務貿易的研究主要著眼于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傳統比較優勢理論是否適用于服務貿易;二是如果適用,應該針對服務貿易不同于貨物貿易的特點將模型做哪些修正,也就是如何把傳統的貨物貿易比較優勢理論擴展到服務貿易領域,用相應的邏輯和概念來闡述服務貿易。
二、比較優勢理論在服務貿易中的適用性研究成果綜述
第一種觀點是適用論。認為比較優勢理論合乎服務貿易的理論邏輯,沒有必要把服務貿易同貨物貿易區別開來。1981年,薩皮爾(Andre Sapir,1981)和盧茨(Ernst Lutz,1981)4根據國家間要素稟賦和技術的差異,對貨運、客運和其它民間服務作了一系列的實證研究,發現傳統的貿易理論不僅適用于貨物貿易,也適用于服務貿易,要素稟賦在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模式的決定上都具有重要作用。1984年,辛德利(Brian Hindley,1984)和史密斯(Alasdair Smith,1984)5認為在理論和經驗分析中沒有必要在概念上嚴格區分商品和服務,國際競爭能有效地發揮作用,改進消費者提供服務的質量和價格。1986年,拉爾(Sanjay Lall,1986)6通過對發展中國家的實證研究,也得出相同的結論。
第二種觀點是不適用論。1979年,R?迪克(R. Dick,1979)和H?迪克(H. Dick,1979)7使用顯示比較優勢指標分析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以要素稟賦為基礎對各種顯性比較優勢指標進行回歸分析,發現沒有證據表明比較優勢決定服務貿易的模式。于是認為,如果不考慮貿易扭曲,要素稟賦理論在服務貿易中沒有解釋力。1988年,美國經濟學家菲科特克蒂(G. Feketekuty,1988)8對此問題的分析也從服務貿易的特點出發,認為服務與商品具有明顯地差別。正是國際服務貿易的這些特點決定了比較優勢理論在服務貿易中的不適用性。
第三種觀點是改進論。這是目前學術界的普遍觀點,它既認為比較優勢理論的合理內核適用于服務貿易,也承認具體理論在解釋服務貿易時的局限性,并主張對傳統比較優勢理論模型進行修正。1985年,迪爾道夫(A. Deardorf,1985)9對服務貿易比較優勢作了開創性研究。他率先利用傳統2×2×2 H-O模型從商品和服務的互補性、要素移動的服務貿易、含有稀缺要素的服務貿易三個方面對服務貿易比較優勢進行分析,對標準H-O模型中的個別要素作了修改,運用比較優勢理論成功解釋了國際服務貿易。1988年,塔克(K. Tucker)和森德伯格(M. Sundberg)10提出,國際貿易理論、廠商理論和消費者理論雖然不能圓滿地解釋服務貿易比較優勢,但是通過分析服務市場結構和需求特征,也適用于服務貿易領域。
本文認為,將服務貿易和貨物貿易的基本理論建立在共同的邏輯之上是合理的,服務本身的特殊性并不妨礙比較優勢理論在服務貿易領域的適用性,生產要素稟賦仍然是決定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根本因素。
三、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決定因素
第一,服務的生產和消費的不可分離性決定了服務業具有規模效益的可能性較小,而要求服務提供者具有一定的經營管理優勢和專業素質優勢。服務具有不可分離性,其生產和消費同時進行,生產者和消費者直接接觸并互動,因此,不可能像貨物那樣集中生產實現規模效益,有很多服務是在很大區域內為消費者設置很多進入點,實現規模效益的可能性很小。服務業只能依靠無形資產和管理資源的規模使用才能獲得規模優勢,如社會化經營和一體化經營。
第二,服務的不可觸知性要求服務提供者具有企業形象、知名度優勢和創新優勢。服務具有不可觸知性,是抽象的,服務的購買者難以事先對服務作出評估,如教育服務、餐飲服務等,購買這些服務的風險比購買貨物的風險大,這時,服務提供者的可觸知的聲譽和形象成了購買者決策的依據,企業形象和知名度在服務貿易中比在貨物貿易中更為重要。
第三,服務的不可儲存性要求管理者進行有效的服務需求管理,這是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又一個重要方面。服務沒有庫存,必須在生產中被消費掉,其有用的時間往往很短。
第四,服務的不穩定性要求服務提供者具有人員素質、管理、創新和差異化等優勢。服務貿易具有不穩定性,其質量難以標準化,又很強的潛在可變性。這就要求企業具有管理和人員培訓方面的優勢。
四、小結及啟示
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比較優勢理論的合理內核適用于服務貿易,但也存在局限性,因此需要對理論模型進行修正。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實現相對于貨物貿易來說是復雜和短暫的,它不僅來源于自然稟賦,而且取決于一國先前經濟發展的水平與類型,以及服務要素稟賦即投資于現有工業和技術方面的研究與開發、教育等資源的數量和法規狀況。如今,面對服務貿易逐步開放的國際環境,從實際出發創造新的比較優勢就顯得尤為重要。要培育新的服務貿易比較優勢,首先,大力培養服務貿易方面的人才,提高專業人員素質;其次,優化服務貿易產業結構,提升服務貿易產品的科技含量。再次,進一步開放我國服務市場,引進市場競爭機制,積極培育跨國公司。最后,鼓勵民間資金進入服務業,拓寬我國服務貿易發展的融資渠道。
參考文獻:
[1]亞當?斯密(著),唐日松(譯). 國富論[M]. 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6.
加入WTO以來,我國明確提出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大力發展服務貿易,致使我國服務貿易規模迅速擴大。2001年我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726.1億美元,其中,出口額333.4億美元,進口額392.7億美元;2010年,我國服務貿易進出口額已經達到3645億美元,其中,出口1933億美元,進口1712億美元,年均增長率分別達到18.7%、18.38%及19.0%。我國服務貿易在世界服務貿易中的排位不斷提高。2001年,我國服務出口及進口在世界的排位分別為第12位及第9位,2010年,我國服務貿易出口在世界的排位升至第四位,進口升至第三位。雖然與歐美等服務貿易大國還有一定的差距,但在國際服務貿易中的地位已不容忽視。
一、我國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分析
1、我國服務貿易競爭力的不利因素
中國加入WTO以來,宏觀經濟和對外貿易都增長迅速,整體經濟貿易形勢繼續了多年來的良好態。但是,在普遍樂觀的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隱藏在這種良好態勢后面的一些深層次的問題,比如經濟增長方式的單一,以高投入低產也為特征的經濟效益低下,貿易方面的出口產品附加值偏低,對外貿易條件惡化,以及頻頻遭受的技術性貿易壁壘等都在困擾著中國經濟和對外貿易的發展。影響我國對外貿易競爭力的不利因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貿易壁壘,包括技術性貿易壁壘和知識產權貿易壁壘,技術性貿易壁壘指一國或一個區域組織以維護國家或區域基本安全、保障人類健康和安全、保護動植物健康和安全、保護環境、防止欺詐行為而采取的一些強制性或自愿性的技術性措施;(2)貿易條件惡化;(3)高等生產要素相對貧乏,我國是一個資金相對不足、高素質人才短缺、教育發展滯后、勞動生產效率較低的國家,競爭力還較弱。
2、我國服務貿易的競爭優勢
(1)服務需求潛力巨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民生活水平穩步提高,大多數居民在已經解決了基本吃、穿、和部分用的基礎上,對生活質量的追求大大提高,消費與儲蓄偏好發生變化,消費結構逐步升級,對包括旅游在內的休閑服務,以及與信息、教育、房地產、汽車、電信、金融、保險等行業相關的服務的需求將會逐步增加,前景十分廣闊。這一服務市場優勢,是別的國家無法比擬的。
(2)人力資源優勢
中國是人口大國,有豐富的人力資源,但并未形成人為資本。中國服務業的產業內部結構是以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為主,這是中國的比較優勢所在。
二、中國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對策
中國雖處于服務貿易大國之列,但無論是從數量上還是從質量上來說,服務貿易整體的國際競爭力還處于比較劣勢。為了應對“入世”過度期后日趨激烈的競爭,提高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成為當務之急。
1.調整和優化服務業內部結構,推動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產業升級。
目前,中國服務業內部結構以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為主,這是基于比較優勢貿易理論基礎上的現實選擇。但是,中國想要使服務業有長遠的發展,必須調整和優化服務業的內部結構,既要繼續充分發揮傳統服務產業的優勢,又要大力發展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產業和新興服務業,推動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產業升級。只有這樣,才能盡快縮短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
2.實施服務品牌戰略,增強服務貿易的可持續發展競爭力。
由于服務的無形性特征,使得市場對服務的識別不得不依賴于其品牌的影響力,因此信譽和商標往往成為服務企業向消費者傳遞信息的有力手段。鑒于此,首先要注意保護和發展我國服務企業中的老字號,如同仁堂、四季美等;其次要不斷創造新的服務企業品牌,在世界范圍內創造一批有影響力的服務品牌。
3.培養和引進精通國際服務貿易領域的人才,提升服務貿易中的智力資本因素。
目前制約我國服務貿易發展的瓶頸是缺乏服務貿易方面的人才,這勢必會影響我國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要解決這個問題,可以走內部開發和外部引進相結合的道路。一方面,可加強對企業現有員工的短期培訓,以改善原有的人力資源狀況;另一方面,可通過各種途徑引進高素質人才,提升我國服務貿易中的智力資本因素。
三、我國服務貿易的未來發展
1、服務貿易發展的自由化趨勢
服務貿易自由化可以促使我國服務業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改善經營管理,加快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加強市場開拓,強化企業競爭觀念、市場觀念和人才觀念,使企業更加重視人才和為力資本投資,推動服務部門專業化程度的提高,導致服務部門技術標準化和服務綜合化程度的提高,提高廠商甚至貿易國的競爭力。服務貿易自由化對發展中國家有著重要的意義。
2、服務貿易發展的高科技化趨勢
由于世界服務貿易以高新技術為載體,服務產業與高新技術產業在當今世界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在過去十年中,許多新興服務行業從制造業分離出來,形成獨立的服務經營行業,其中技術、信息、知識密集型服務行業發展最快。其他如金融、運輸、管理咨詢等服務行業,由于運用了先進的技術手段,也很快在全世界范圍內擴大。高新科技的發展,不僅使得世界服務業的發展不斷地高科技人,而且也使很多傳統的產業和傳統的服務都被高科技手段所武裝,金融的電子化、商務活動的電子化、電信業務的數字化都體現了世界服務的高科技化趨勢。
參考文獻:
[1]文斐婧,王柏彬,逄忠臣. 我國入境旅游服務貿易研究[J].安徽農業科學,2011,(6).
[2]鄧世榮.比較優勢理論在國際服務貿易中的應用2005,(12).
1994年4月,117個國家和地區在包括《服務貿易總協定》(簡稱GATS)在內的烏拉圭回合一攬子協議上簽字。GATS于1995年1月1日與《建立WTO的協定》同時生效。GATS是服務貿易領域中形成的第一個全球性多邊法律框架,借以在透明度和逐步自由化的條件下消除服務貿易壁壘,擴大國際服務貿易,促進貿易各方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也標志著WTO體制較以往的國際貿易體制更完善。
當今服務貿易已經成為國際貿易中最為活躍的領域,1980年到2006年,世界服務貿易總額從7674億美元擴大到53304億美元,期間增長了5.9倍。服務貿易總額占全球貿易總額的份額從1980年15.7%上升到2006年的17.9%。同時,國際服務貿易呈現出了許多新的特點和發展趨勢。
(1)新興服務業不斷涌現,服務貿易的結構進一步調整
長期以來,服務貿易領域主要集中在運輸、旅游等傳統服務業。隨著全球新科技浪潮的推動發展,高新技術廣泛應用到服務業上,計算機信息服務、咨詢、金融等服務行業不斷涌現并迅速擴張,世界服務貿易正逐漸由傳統的自然資源或勞動密集型為基礎的傳統服務貿易轉向以知識技術密集型或資本密集型為基礎的現代服務貿易。
(2)發達國家在國際服務貿易中占主導地位,發展中國家地位逐漸上升
服務貿易的發展和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國際服務貿易發展也呈現出明顯的地區性不平衡。但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服務貿易中所占的比重不斷上升。亞洲地區的服務貿易是世界上最具增長活力的地方,增長速度遠遠高于世界服務貿易的平均增長率。而中國和印度的服務貿易增長速度快于其它亞洲地區。
(3)在國際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同時,服務貿易壁壘形式更為隱蔽,手段更加多樣化
在全球貿易自由化的浪潮下,各國在經濟勢力強的部門和經濟狀況良好的時期推行自由貿易政策,而在幼稚產業或衰弱產業部門和經濟窘迫的狀況下實施保護主義政策。鑒于服務產品的非儲存性,產銷不可分離性,不容易監管等特殊性,各國都在保護著本國的安全,如限制外國服務提供者的數量,限制外商股權參與的比例,限制服務交易數量等。
1.2中國在世界服務貿易格局中的地位
國際服務貿易呈現以歐美為主的格局,發達國家在金融、電信、專業服務等現代服務貿易領域體現出更強的競爭優勢。從單個國家來看,美國在國際服務貿易中所占的比例較大,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服務出口國,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服務貿易盈余國。另外,在WTO公布的2006服務貿易出口排名數據當中,只有中國和印度是進入前十名的發展中國家。近年來,隨著中國服務貿易的不斷增長,其占世界服務貿易比重穩步上升。2006年,中國服務貿易出口達到914億美元,排名第8位,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的3.3%;在進口者排名中,中國位居第6,服務貿易進口額達到1003億美元,占世界服務貿易進口總額的3.8%。我國服務貿易進出口市場高度集中,服務貿易進出口前十位伙伴國家(地區)占有3/4的份額。其中,中國香港、美國、日本為前三大服務貿易伙伴。
2波特“鉆石模型”對中國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分析
20世紀90年代,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邁開爾.波特在《國家間的競爭優勢》一文中對國家競爭優勢進行了全面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鉆石模型”。波特指出,一國特定產業能否取得成功或者在國際競爭中獲得競爭優勢取決于四個關鍵因素:生產要素、需求條件、相關和輔助產業的表現,以及企業組織戰略和競爭程度。這四項因素正像一顆鉆石的四個基本面,通過緊密結合形成核心優勢,構出了競爭環境所需的框架前提。此外,政府行為和機遇作為另外兩個輔助因素影響著上述四個要素,也對產業國際競爭力產生著影響。
2.1生產要素
生產要素包括基本要素和高級要素。基本要素主要有自然資源、地理條件、初級勞動力等。而高級要素有人力資本、知識和科學技術、服務業經營管理等。目前,我國自然資源和初級勞動力資源豐富,因此長期以來在國際旅游業、海洋運輸業和勞務輸出等資源和勞動力密集型服務產品的提供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但各服務業都在不同程度上缺乏高級資源要素。
服務消費在生產中完成,要求服務提供者與使用者存在某種形式的接觸,這就對服務貿易的人員素質提出更高的要求。當今世界服務業的競爭受自然資源、人力資源等初級要素的影響越來越小的,反而對知識、人才、通信手段等高級要素依賴性卻越來越大。國際服務市場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人力資本的競爭。中國的人力資本狀況就不容樂觀,尤其是新興服務貿易行業和知識型服務業所需要的外向型高級人才緊缺,培養機制不夠完善,這使得我國在當今世界服務貿易量大的金融、保險、咨詢和專有技術等知識密集型的服務領域處于劣勢地位。
2.2需求條件
一國服務貿易的擴張,必須基于充足的國內需求。波特的理論進一步強調了國內需求對競爭優勢的獲取所起的推動作用。本國的需求會推動產品質量的提高和科學技術的改進,服務生產成本就會大大降低,市場國際化隨之加快,國際競爭力才會不斷提高。
在我國,以保險為例,由于保險種類有限,公民的保險意識較差,隨著金融服務市場逐步開放,外資保險公司不僅帶來了雄厚的資金、先進的技術和完善的管理制度,同時也帶來了嶄新的保險理念和眾多的保險產品,這極大地豐富了我國消費者的保險知識,刺激了他們對多功能保險產品和高層次保險服務的需求。作為世界上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有足夠大的市場容量,這是其提升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有利條件。
2.3相關和輔助產業
相關和輔助產業為主導產業提供投入的國內產業,其發達和完善程度關系著主導產業的產品成本、品質和信息交流,從而影響主導產業的競爭優勢。一國的服務業就是一個大的關聯行業群。如運輸業的發展無疑會推動旅游業的進一步發展,而電信業的發展更是金融、保險和咨詢業發展的基礎。
我國服務貿易的支柱為運輸和旅游項目,以勞動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服務行業國際競爭力較強,知識、技術密集型的金融、保險等行業與發達國家相比比較落后。服務市場結構過于單一,必然導致對某一市場的過度依賴,一旦該地區發生經濟波動就會對我國的服務貿易形成巨大沖擊。在國內地區結構觀看,沿海地區由于優越的地理條件和較發達的經濟體系,服務貿易規模較大,在運輸、保險、金融、計算機和信息服務等領域有較明顯的優勢。中西部內陸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有限,其現有資源也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服務貿易所占的份額極小。
2.4企業組織戰略和競爭程度
國內競爭程度高的國家,企業所受壓力大,技術改進與服務創新的要求迫切,有利于建立國際競爭優勢。縱觀我國國內各服務企業,意識較為封閉與落后,甚至一些大型企業眼光仍然停留在國內,尚未實施跨國經營企業。另外,我國服務業長期處于一種競爭不充分的狀態下,壟斷經營現象嚴重,缺乏合理的市場競爭。如郵電部長期以來對我國基礎電信業的壟斷;即使有外資銀行的加入,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仍對我國商業銀行服務業的壟斷等。這種壟斷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服務業以及企業的創造能力和創新能力。
由于服務領域總體對外開放程度較低,影響了國外先進管理經驗和制度的引進,阻礙中國服務貿易的發展。另外,政府擬定政策制度,并組織實施和監督執行,而往往許多自然壟斷的行業由政府壟斷經營,其管制表現在對某行業的人為進入壁壘,過多的行業準入限制,遏制了服務業的充分發展。因此,大部分主要以國有成分為主的中國服務領域,缺少必要的市場競爭,降低了服務效率和服務水平,盡管一些服務部門在發展過程中經濟效益有所提高,但要真正面對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同樣會受到較嚴重的沖擊。
2.5政府行為和機遇
當今社會,政府的作用日益重要。政府要進行管理體制改革,引入外來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完善管理制度等優點,為我國服務企業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環境,促進企業的發展進步。加入WTO是發展中國服務業,提高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機遇,中國應積極支持國內具備國際競爭力的企業提高自身素質,參與國際市場競爭,進而不斷提高中國服務貿易的競爭力。
我國服務貿易立法不完善,缺乏一些基本的行業性法規或法律,這樣會影響我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的健康發展。再有,我國服務貿易管理仍存在有關職能部門在對外貿易管理上責任不明確,交叉管理,條塊分割現象嚴重等問題。此外,服務業由于管理落后造成對服務業統計不規范,對服務業的定義、統計范疇,以及劃分標準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及國際慣例不一致,使得統計數據在全面性和準確性上尚有一定的差距,這些都是阻礙我國國際服務貿易發展的主要因素,造成服務貿易和貨物貿易的非均衡現狀。
3增強中國服務貿易競爭力的建議
我國應大力發展國內服務業,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健全的有利于同國際服務貿易慣例接軌的軟件和硬件環境。積極開拓國際服務市場,促進我國服務貿易優化升級。
3.1加強服務貿易的立法工作,完善服務貿易管理體系
應客觀地根據我國國情、現行的法律法規和服務貿易法律原則,構建我國服務貿易法律框架。中國作為GATS的成員國,應當以GATS為原則制度,國內有關服務方面的條文應該與國際法規相接軌,減少我國現行服務貿易法律與服務貿易總協定規范的沖突。以規范和約束國內市場的國際競爭。政府應及時對外公開立法法規、法律政策,并增加法規的可操作性,確切地落實到具體工作上。針對我國服務貿易管理仍存在的問題,應明確或建立國家統一的服務貿易綜合的管理機構,確立其管理的范疇,平衡各服務業主管部門的利益;明確服務貿易各行業主管部門應負職責,按照國際國內服務業行業的法規條文進行管理,統計和掌握本行業的情況。
3.2大力發展國內服務業,優化服務業行業內部結構,為服務貿易奠定堅實基礎
服務業的發展必然帶動勞動就業的增加,為國內創造更多就業的機會。同時,綜合國際服務貿易的趨勢、國際市場的需求和具有良好發展態勢的服務部門等因素,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改造傳統服務業。運用現代服務理念、經營方式和服務技術,著重改造勞動密集型的傳統服務業,提高我國服務企業的服務質量。應充分利用廉價勞動力優勢和專業技術優勢,對于能吸納大量勞動力的出口服務業要扶持其發展。同時,對于我國目前比較劣勢明顯,而且技術和知識含量高的服務產業,要給予財政和金融政策的大力支持,促進中國服務產業的結構調整和升級。
3.3內外并重,漸進有序地對外開放
開放國內服務業市場,推進壟斷行業管理體制改革,打破國家壟斷。通過競爭鼓勵創新,不斷提升服務企業的效率和國家競爭力。重視國內需求,積極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及管理、資金,積極引導外資投向服務領域。創造條件鼓勵國內服務型企業到境外投資,開辦市場,建立營銷網絡,提高國際服務業的市場份額。“引進來”和“走出去”相互結合,服務企業的國際化經營將會得到一個新的發展。但就服務業部門之間而言,不可能沒有一點保護的開放,要采取適度的隱性保護措施,循序漸進。服務離不開國家的管理,實現貿易自由化,服務貿易并不能完全脫離國家的管制,在公平競爭環境的前提下,中國實行貿易自由化應保持適度的原則,保護本國企業和國民的利益,有選擇,分步驟地開放我國服務市場。
3.4加大人力資本的投資,提高人力資源的服務素質
目前,我國雖然人力資源充足,但熟練掌握國際規范的人才較缺乏,這無疑是影響經濟長足發展的薄弱環節。我國應高度重視專業人才的培養,建立健全服務貿易人才信息庫和人才服務機構,加大投入各種職業技能的培訓,提高從業人員的專業素質和品格素質,增加我國服務貿易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3.5以服務外包作為擴大服務出口的突破點
①旅游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測度。國際上衡量某一國家或地區旅游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指標主要有一定時期內該國家或地區的入境旅游人數、入境旅游天數以及入境旅游外匯收入水平,其中以入境旅游外匯收入水平這個指標最具有綜合性。因此本文選取入境旅游外匯收入水平來度量旅游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
②旅游服務貿易競爭力的影響因素的選取與測度。依據波特的“鉆石模型”,一國某一產業是否具備較強的國際競爭力的決定因素主要有六點:即需求狀況條件,生產要素條件,支持性產業和相關產業,企業策略、結構和競爭,政府行為和機遇。而韓國學者喬東遜(1994)認為波特的“鉆石模型”對于發展中國家產業競爭力的解釋度不高,他提出“九要素模型”,突出了人力要素對一國產業競爭力的決定性影響。因為旅游產業涉及面較廣,旅游產業鏈由旅游交通、購物、娛樂、餐飲、住宿等眾多產業部門組成,因此影響旅游服務貿易競爭力的因素也有很多。本文根據波特的“鉆石模型”和喬東遜的“九要素模型”,將影響旅游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主要因素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
a.旅游產業組織。旅游活動的開展離不開旅游產業組織,因此一個地區旅游產業組織的國際競爭力在某種程度上能決定該地區旅游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旅行社是旅游產業組織四大核心行業之一,把游客的食、宿、行、游、娛、購這些分散的旅游服務需求有機聯系起來。入境游客來浙江旅游往往首選國際旅行社,因此本文選取國際旅行社數量作為代表因素來衡量旅游產業組織接待入境游的能力與水平。
b.旅游人力資本狀況。旅游產業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只有大力發展人力資本,確保滿足國外游客的需求和期待值,旅游服務貿易競爭力才能得到進一步提升。新的經濟形勢和產業背景下,國際旅游市場競爭日趨激烈,旅游產業的營運模式也在不斷變化,必然需要大量高素質的綜合型旅游國際化人才。因此在衡量旅游人力資本狀況這個因素中,本文采用浙江省旅游高等院校在校生數量作為代表變量。
c.旅游交通狀況。旅游交通業是旅游產業鏈中的支柱性產業之一。在長距離的國際旅游中,國際航空旅游交通直接影響著地區旅游資源吸引力的大小和客流量,也是旅游創匯的重要渠道。通常一個地區開辟了新航班與航線往往會增加外國游客入境旅游,因此本文選取民航定期國際航班航線條數作為代表性變量來衡量浙江旅游服務貿易交通條件。
d.匯率。理論上來講,人民幣升值會增加中國的入境旅游成本,降低入境旅游的價格競爭指數,從而抑制入境旅游外匯收入的增加。相反,若人民幣貶值則會降低入境旅游成本,提高中國入境旅游的價格競爭力和入境旅游量,從而提高入境旅游外匯收入。
2.數據來源與統計方法說明
本文采用Eviews8.0統計軟件,選取2005-2013年共9年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回歸分析。數據主要是根據《中國旅游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和《浙江統計年鑒》中的數據整理計算得來。為了減少時間序列中的異方差現象對模型的影響,本文對相關數據采用了取對數處理。
3.回歸結果與相關分析
①回歸結果
調整后的R2為95.72%,顯示了模型擬合度比較好。F統計量為283.43,模型通過了5%的F檢驗,說明回歸方程線性關系顯著,4個解釋變量對于被解釋變量的影響是顯著的。由回歸結果可知,自變量LnTIO,LnFR,LnER的參數估計量的P值分別為0.0385,0.0324和0.0159,均小于0.05,說明這3個變量通過了t檢驗,說明這三個變量對LnY的線性影響比較顯著。而自變量旅游LnHR(高等院校在校生數量)的參數估計量的P值為0.5728,未通過t檢驗,說起其對因變量LnY的線性作用不顯著。浙江旅游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影響因素的回歸結果
②回歸結果分析
a.國際旅行社數量。根據回歸結果可知,國際旅行社數量每增加1%,旅游外匯收入上升0.15%,可見國際旅行社數量對其旅游外匯收入有正向的促進作用,但促進作用并不明顯。主要原因在于浙江國際旅行社雖然數量上一直在增加,但是規模經濟不強,行業利潤率、接待入境游客人數及天數等硬性指標方面都較弱,行業競爭力遠不如擁有大量國際空港的北京、上海和廣東等交通樞紐地區,所以國際旅行社的發展還未充分發揮其對旅游服務貿易的帶動作用。
b.人力資本狀況。由回歸結果可知,以旅游高等院校在校生數量來衡量的人力資本狀況對于旅游外匯收入沒有顯著的影響,這點有悖于常理。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浙江省旅游高等教育人才培養模式滯后,不能適應具有國際性的現代旅游業發展對應用型國際化旅游人才的需求;二是是旅游相關專業畢業生的行業就業率偏低,行業忠誠度不高,而且浙江高等院校旅游專業學生畢業不一定都會留在浙江就業。以上原因均可能導致以浙江旅游高等院校在校生數量來衡量的人力資本狀況對于旅游外匯收入影響不顯著。
c.民航定期國際航班航線條數。回歸結果顯示:民航定期航班航線每增加1%,旅游外匯收入增加1.84%,其對浙江旅游服務貿易的促進作用遠大于國際旅行社的數量,也就表明,交通的便利性對國際游客在選擇旅游目的地上的影響遠遠大于旅行社的影響。
d.匯率。由模型的回歸結果可知:人民幣相對美元每升值1%,旅游外匯收入降低3.79%,可見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對旅游服務貿易競爭力有顯著的影響。因此當前人民幣的大幅度升值對于以價格優勢取勝的中國入境旅游有較大的負面影響。
二、提升浙江省旅游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對策建議
1.整合資源優勢
推進優質旅行社的企業集團化建設2013年浙江省國際旅行社的數量為87家,根據國家旅游局公布的《2013年度全國百強旅行社名單》,浙江僅有2家旅行社進入了全國百強旅行社行列。為逐步改變目前浙江國際旅行社市場“小、散、弱”的劣勢局面,實現旅行社行業整體競爭力提升,從而拉動旅游服務貿易發展,有必要加大對龍頭旅行社的扶持力度,通過資源整合和優化配置,進行行業企業兼并重組,形成具有規模經濟和比較優勢的規模化、集團化、特色化的國際旅行社集團公司。
2.加強旅游人力資源向人力資本轉化
培養高素質國際化旅游人才浙江旅游人力資源豐厚。2013年,浙江省開設旅游系、旅游專業的高等院校共計35所,在校生數量為28940人。要實現如此豐富的旅游人力資源向旅游人力資本轉化,要加強旅游高等院校與本省相關旅游企業的聯動,做到人才培養模式與產業發展對接、與崗位需求銜接,從而培育高素質、競爭能力強的國際化旅游專業人才。此外,政府應健全旅游市場規則,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并提高旅游從業人員的工資待遇,從而改善旅游人才的職業認可度和忠誠度偏低的現象,吸引更多人力資本加入浙江旅游行業。
二、我國旅游服務貿易的影響因素
(一)國民經濟高速發展帶動出境游消費持續增長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居民收入持續增加,使居民出境旅游消費需求日益旺盛。我國出境人數增長與GDP、人均GDP增長保持同步,出境人數與GDP、人均GDP的相關系數高達0.98;而出境旅游支出的增長雖然落后于出境人數、GDP和人均GDP的增長速度,但增長趨勢仍保持一致,出境旅游支出和GDP、人均GDP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80和0.88。可見,我國出境旅游的發展與經濟發展高度正相關,出境旅游支出與人均GDP的相關度要高于出境旅游支出與GDP的相關度,說明隨著居民個人收入的增長,出境旅游消費的欲望明顯加強。近些年,我國旅游服務貿易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歐、美、日等國家和地區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較大,經濟下滑明顯,失業率劇增,居民可支配收入明顯下降,入境游客消費意愿降低,這些因素使得我國旅游服務貿易出口轉為負增長。
(二)國外對我國出境游限制減少,出境游手續辦理愈加簡便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深入,居民出境游范圍不斷擴大,并得到多國和地區的政策扶持,出境游限制越來越少,程序愈加簡便。在出境旅游方面,我國境內居民可以通過“自由行”等方式赴香港、澳門、臺灣以及歐洲、美國等地旅游,滿足了居民旅游多樣化需求。同時,部分周邊國家為吸引我國游客,也紛紛推出免簽或落地簽政策,簡化了出境游簽證辦理手續[1]。
(三)人民幣持續走強和銀聯卡結算便利化根據中國旅游研究院公布的對我國出境旅游市場消費特征的調查發現,從2004年開始,境外購物一直是我國出境旅游者花費最高的項目,而匯率的變動直接影響到旅游者在境外的購買力,因而人民幣匯率成為我國游客在境外消費的重要影響因素[2]。2005年我國實行人民幣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對主要出境目的地的貨幣(例如美元、港元)升值幅度較大,如2001年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為1美元=8.2770元人民幣,而到了2013年該匯率為1美元=6.1932元人民幣,升值幅度約為33.6%;2001年人民幣兌港元的匯率為1港幣=1.0608元人民幣,而到了2013年該匯率為1港幣=0.7988元人民幣,升值幅度約為32.8%。人民幣的大幅升值導致旅游服務貿易進口(出境游)價格降低,對整個出境旅游形成較有力的推動作用。此外,人民幣實現跨境結算,在境外使用和接受的范圍越來越廣,接受銀聯卡的商家越來越多,便利了我國游客的境外購物消費。我國公民出境主要集中在港澳臺地區、東南亞國家、韓國、澳大利亞等,這些國家和地區均開通了ATM(自動取款機)/POS(銷售終端),接受中國所有的銀聯卡。隨著中國游客購買能力的提升,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開始推出諸多針對中國游客的服務,包括提供中文導購員、中文購物標識等[3]。
三、對策建議
(一)高度重視旅游購物,增加入境旅游消費與發達國家相比,旅游購物占我國旅游總體消費的比重偏低,僅為28%~30%,而發達國家此比重高達50%~60%。其原因在于,我國旅游業仍處于大眾化旅游發展的初期階段,發展方式較為單一,對于門票經濟的依賴性較強,而旅游購物仍是旅游產業鏈中比較薄弱的環節。[3]因此,首先要重視和發展旅游購物,促進入境旅游消費。將地域文化與時尚元素相結合,將地方特色與現代文化、現代工藝相結合,創新研發旅游產品和紀念品,提升產品的質量和檔次,從而不斷提高旅游購物占旅游消費的比重。其次,可借鑒韓國樂天、新羅免稅店以及臺灣升恒昌免稅店的營銷方式,在有條件的城市打造國際購物天堂,注重購物場所的人性化設計、經營服務水平、營銷網絡構建、品牌效應和規模效應,為境外游客購物提供免稅或退稅便利,并提供信用卡支付、網絡支付等便捷服務。
(二)大力發展旅游業,夯實旅游服務貿易基礎我國旅游服務貿易逆差的出現以及不斷擴大,從根本上反映出我國旅游業基礎薄弱,發展滯后。因此,促進我國旅游服務貿易的發展,提高其國際競爭力,首先應大力發展我國的旅游業。一是大力完善連鎖酒店體系、餐飲、交通等旅游基礎設施和配套設施,增加有效供給,提高旅游產品和服務的質量;二是整合旅游資源,優化旅游產品結構和旅游線路,在保持傳統觀光旅游優勢的基礎上,加快開發休閑度假旅游、商務旅游、歷史文化旅游、地域文化體驗、民俗旅游、主題公園等旅游產品和旅游路線,以適應多樣化、多層次的市場需求;三是構建與國際接軌的旅游服務標準體系,強化旅游企業的服務意識,提高服務質量和水平;四是加大對旅游宣傳和旅游營銷的投入,建立多語種的國家旅游宣傳推廣網站,加強對國家旅游形象和優秀旅游品牌的宣傳推介。
“動物福利”(AnimalWelfare)正漸漸成為國際貿易中一條新的“流行語”。在國際上,動物福利已經成為一項重要的貿易議題。動物福利的出現,一方面可以說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表現;另一方面,由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國家間的經濟水平、教育文化和道德標準等方面也存在著不同的差異,因此,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動物福利的出現無疑就構成了一道新的貿易壁壘——動物福利壁壘。動物福利潛在的貿易壁壘作用不可忽視,如果不給予足夠重視,我國相關產品在進入國際市場時將會遭遇巨大障礙。
一、動物福利的起源與發展
動物福利活動最初是由一些關心動物福利的民間人士和動物保護團體倡導并發展起來的。在18世紀末,英國功利主義哲學JeremyBentham首先提到動物的福利問題,認為動物福利是真實存在的,因為動物也能感受到痛苦。1822年,理查德·馬丁(Martin)提出“反對虐待以及不恰當地對待牛的行為”的法案(即《馬丁法案》)在英國國會獲得通過。這是世界上第一個關于動物福利的法律。法國也在1850年通過了反對虐待動物的相關法案。1866年由美國外交官亨利·伯格(HenryBergh)建立的世界上第一個動物福利組織——美國防止虐待動物協(ASP—CA),并推動紐約州通過了美國的第一個動物福利法:《反虐待法》。其后的一段時間里,世界各國紛紛建立自己的動物福利保護法規。這些法規都是在道德倫理方面強調我們應該對動物權利的保護。
20世紀60年代后,因為西方國家農業的發展已經滿足了消費者的基本需求,公眾開始轉而關注生產活動中對動物福利的影響。1965年的英國政府發表的“BrambellRepo~”報告就是公眾對動物福利關注的集中反映。其后,各國學者紛紛研究動物福利間題:Moberg(1987)和Barnett(1987)認為生理指標應該在評估動物福利上起主要作用;Mcglone(1993)同樣認為生理指標優于行為指標,因為它們更客觀而且更少一些人為傾向性;Duncan(1993,1996)建議動物福利應該和動物感受而不是它們的生理或別的指標相聯系。
目前在國際上普遍認可的動物有“五項基本福利”:(1)為動物提供適當的清潔飲水和保持健康與精力所需要的食物,使動物不受饑渴之苦;(2)為動物提供適當的房舍或棲息場所,能夠舒適地休息和睡眠,使動物不受困頓不適之苦;(3)為動物做好防疫,預防疾病和給患病動物及時診治,使動物不受疼痛、傷病之苦;(4)保證動物擁有良好的條件和處置(包括宰殺過程),使動物不受恐懼和精神上的痛苦;(5)為動物提供足夠的空間、適當的設施以及與同類動物伙伴在一起,使動物能夠自由表達正常的習性。比如,對豬的動物福利國際法規規定:豬在運輸途中必須保持運輸車的清潔,要按時喂食和供水,運輸時間超過8小時就要休息;在宰殺時,應當使用高壓電快速擊中致命部位,使其在很短時間內失去知覺,以減少宰殺的痛苦,并且必須隔離屠宰,以防被其他豬看到而產生恐懼感。不少歐美國家要求供貨方必須能提供畜、禽或水產品在飼養、運輸、宰殺過程中沒有受到虐待的證明才準許進口。
二、動物福利壁壘的實施特點
(一)合理合法性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人們對待動物的態度也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從把動物僅僅當作人生存的資源發展到保護動物最后提升到了福利保護的地位,不能不說是社會的進步、觀念的進步。于是一些國家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紛紛制訂動物福利法規。另外,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發達國家對食品的安全與衛生要求也越來越嚴格,而世貿組織又規定允許成員方采用“為保障人民、動物、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的措施”。因此,利用動物福利名義設置貿易壁壘,不僅穿上了符合進口國法律的外衣,而且還能獲取社會公眾的同情和支持。
(二)歧視性和隱蔽性
動物福利條款在不違背WTO基本原則的前提下,與其它貿易壁壘相比,更具隱蔽性和歧視性。動物福利標準都是發達國家根據其經濟發展水平和技術水平制定的,強者制定標準,對弱者顯然是不公平的。由于各國的國情和經濟技術發展水平的差異,發展中國家的畜禽產品在短時間內很難達到發達國家的標準。動物福利標準的實施即使是非歧視的,對來自不同國家的進體動物及動物制品一視同仁,也可能對發展中國家的產品出口構成障礙。經濟實力是基礎,發展中國家如果溫飽問題都還沒解決,如何講“動物福利支出”,此外,以自己國家的動物法案為屏障,利用動物福利名義設置貿易壁壘,還涉及社會道德問題,不僅穿上了符合進口國法律的合法外衣,而且極易博取公眾的同情和社會輿論支持,具有很強的隱蔽性。
(三)實施領域的廣泛性
動物福利壁壘的實施客體目前主要針對活體動物的進口。但有向其它與動物和動物制品有關的領域和上下游產業施加影響的趨勢,與動物制品有關的行業,如:餐飲業、化妝品業、醫藥業、服裝業等都有可能受到沖擊和波及。由于目前有關動物福利的呼聲和抗議活動越來越多。一些國際著名的跨國公司,如:肯德基、麥當勞等快餐公司迫于國際供貨的養殖場采取措施,改善動物的養殖環境,不得采用強迫進食等虐待動物的措施,否則將停止進貨。
(四)復雜性和爭議性
動物福利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它既涉及到動物保護,又涉及到國際貿易,還與社會自身的發展、道德、倫理有關。動物福利問題有它合理生的一面,但如果以“動物福利”名義來設置貿易壁壘并用在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上面,那么將有可能使出口國人民本來就很低下的生活條件日益惡化,這種在人類的基本需求沒有得到滿足之前,優先考慮滿足動物的基本需求乃至“精神需求”的做法,對發展中國家而言不僅不公正,而且這種變相的貿易保護,可能會造成人道主義的災難。因此,動物福利問題是一個復雜的、具有很大爭議性的問題,如果僅僅從其中一個方面孤立地看待這個問題,則不僅不會解決問題,反而會引起諸多負面影響。
三、動物福利壁壘的利用方式
(一)利用WTO有關動物福利的條款限制進口
WTO的《服務貿易總協定》、《技術性貿易壁壘協議》、《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和《反傾銷措施協議》關于動物福利以一般例外等形式出現。發達國家利用這些規定以一般例外措施、衛生檢疫、技術性與非技術性壁壘、補貼與反補貼、傾銷與反傾銷的形式,限制進口。歐盟和美國目前正在考慮用不可訴的動物福利保護補貼。
(二)用國際獸醫局OIE標準限制進口
國際獸醫局的OIE標準有關于動物福利的基本要求。發達國家利用這些標準來限制我國產品進入本國市場。發達國家要求供貨方必須達~gJlOIE所規定的標準,否則無法進入發達國家市場,也無法向WTO提出貿易糾紛仲裁。
(三)用國內動物福利法限制進口
發達國家對于動物福利一般都有國內立法。這些動物福利法成為限制對外國產品進口的借口。要進口的產品必須符合國內動物福利標準,如果外國產品在生產、加工或者屠宰過程中受到虐待,低于國內的動物福利法所規定的標準,就不準進口。
四、我國動物福利現狀
(一)公眾意識有待提高
目前我國公眾的動物福利意識仍普遍淡薄,對動物福利保護的意義及如何實現動物福利保護的知識了解甚少。人們通常以動物主宰者的身份肆意對待動物,例如“活豬注水”等殘忍對待動物的事情時有發生。這種虐待殘害動物的行為不僅沒有受到法律的制裁,甚至還被人們認為是不足為奇的,最近幾年動物福利已逐漸引起各行各業人們的關注,很多民間動物保護組織自發而生,動物福利意識有所提高。12004年在武漢大學實驗動物中心建成的一座38只恒河猴慰靈碑。旨在紀念在抗非典疫苗和藥物實驗中為人類健康獻身的動物。由此可見,我國的動物福利意識水平在提高,但總體上仍遠滯后于發達國家。
(二)動物福利立法進程需繼續推進
我國除香港和臺灣地區有完善的動物福利立法外,其他地區針對動物福利立法還相當滯后,除《野生動物保護法》外,我國尚無一部比較完整統一的動物福利保護方面的法律。然而在中國加人世界貿易組織的新形勢下,立法部門應制定相關法律,更好地保護和利用動物,不但對列人國家一級、二級保護的珍稀動物要依法保護。對于一般動物,特別是那些人工飼養的禽畜,也要給予“動物福利”。最近幾年,在有關法律法規中已開始出現針對動物福利的條款,~N2004年12月北京市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17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北京市實驗動物管理條例》。《條例》明確規定了“實驗動物管理機構負責實驗動物工作中涉及的實驗動物項目的管理并對實驗動物進行倫理審查”。正在修訂和準備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畜牧法》、《野生動物保護法》都將有關動物福利方面的內容寫入法案中,但和國際動物福利立法還有很大的差距。國家的動物福利保護法律體系急需完善。
(三)禽畜產業動物福利實施細則不完善
由于動物福利公眾意識淡薄及沒有相關法律保護,使得我國禽畜產業的動物福利在飼養、運輸、宰殺方面的實施細則令人堪憂,達不到國際動物福利標準。我國目前畜禽產業飼養密度大動物生活條件差,運輸條件選不到要求。粗暴屠宰等現象普通存在。作為食品被批量生產出來的各類動物的生存狀態急劇惡化。同時動物異地運輸特別是長途運輸量越來越大,這樣生產出來的畜禽產品不僅直接對人類的健康構成威脅,而且很難經得起國際市場越來越嚴格的檢驗。在當前的國際競爭中經不起風浪的沖擊,嚴重影響了我國畜禽產品在國外市場占有率,而且對其他動物相關產品方面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五、動物福利壁壘對我國出口的影響
(一)對我國養殖業出口的影響
歐美等發達國家制定的動物福利標準,要求保證動物享有不受饑渴、生活舒適、避免肉體疼痛和精神恐懼以及享有表達天性等方面的自由,即使在貿易運輸的過程當中,也要求每只動物與同類伙伴在一起,能夠舒適地休息和睡眠,籠舍清潔,飲食和空氣充足、新鮮,屠宰這些動物時要單獨進行,以免影響其他動物受到刺激和驚嚇。目前,已有不少地方將動物福利作為進口農產品的一個重要標準。2002年,歐盟國家的一個畜牧產品進口商曾經造訪黑龍江省正大實業有限公司,準備大量購買一批活體肉雞,但是,這筆生意最終因該公司“不夠寬敞、舒適的雞舍”而流產。
(二)對我國中藥出口的影響
我國是中藥的生產大國,傳統的中醫藥學有著五千多年的歷史,其獨特的原理和神奇的療效世人皆知。但是,現在許多中藥的制藥方法卻遭到批評和抵制,如活熊取膽。由于是活熊取膽汁,這個過程勢必給熊造成極大的痛苦和恐懼,往往會使熊慘叫不已。雖然熊膽汁在中藥用藥里療效顯著,但是,這種令熊痛苦不堪的取汁方法卻遭遇了不少的批評。又如,我國某著名品牌的龜鱉丸在國外銷售時也曾遭遇國外消費者的抵制。原因是該廠在介紹其采用的生產技術時,提到要將野生龜鱉冷凍到零下192℃,這樣制成的藥品更容易為人體所吸收,比直接食用龜鱉的效果要好很多,但這種制藥方法在國外卻遭到了強烈抗議和抵制,影響其制品在海外的銷售。我國中藥的療效世人皆知,但中藥的出口卻屢屢碰壁。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人藥動物的福利沒有得到保障。
(三)對我國水產業出口的影響
我國是世界第一位的水產養殖大國。據中國海關統計,2004~水產品產量為4855萬噸。盡管我國水產品具有比較大的出口潛力,但我們不得不面對美國、歐盟等國家的諸多有關規定和法令。歐盟多個國家,如德國、英國等就對屠宰動物有嚴格要求,其中包括賣魚者不能將活魚直接賣給顧客,由商家把魚放進電箱里快速殺死后才能出售。美國的“瀕危物種法案”將龜列為保護對象之一,禁止所有不符合TED(海龜隔離器,裝于海蝦拖網頸部,便于誤人拖網的海龜逃生)裝備要求的國家或地區捕獲的野生蝦及蝦類進入美國市場。美國從1995年至今仍禁止進口我國的蝦類產品,原因是美國認為我國的一些漁船上沒有海龜逃生裝置。2002年的“食人鯧”事件同樣引起人們的關注,盡管“食人鯧”是屬于“黑名單”物種,但國際動物保護組織要求我國有關方面必須對“食人鯧”實施安樂死,否則將利用自己的影響呼吁世界各國抵制中國的水產品。
六、應對動物福利壁壘的對策和建議
(一)加緊推進動物福利立法
應緊跟國際形勢,認真學習和研究國外動物福利的相關法規。目前世界上已經有許多國家制定了比較完善的動物福利法規。如美國就有“動物福利法案”;英國有“豬福利法案”;歐盟制定了宰殺動物的法規;除歐美之外,亞洲的新、馬、泰和日本。以及我國的香港和臺灣地區都在上世紀完成了動物福利立法。我國政府可以借鑒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驗,結合我國國情研究和制定出一套適合我國的動物福利法規。
(二)積極椎廣和宣傳動物福利標準
國際動物福利標準是世界各國協調的產物,它反映了國際上普遍達到的動物福利要求,代表著一定的質量水平,并得到各國政府和人民的認可,成為國際級別上的協調標準和處理貿易糾紛的重要基礎。政府應加大對動物福利標準的宣傳力度,讓更多的中國人了解國際貿易壁壘動態,提供動物出口改進的方向和目標,推動相關養殖技術的進步。
(三)改變傳統生產作業方式。提倡健康養殖
動物福利壁壘會給出口企業短期內帶來成本增加甚至是禁止陛壁壘等負面影響。但從長期來看,有利于企業生產資源進行重新配置,產品結構和產業結構進行相應的調整,從而贏得長久的競爭優勢。動物是為人服務的,但關鍵是怎么服務。善待動物就是善待人類。企業應改變傳統對待動物的觀念和作業方式,從自身條件出發,進行人道的畜養和屠宰,在兼顧對動物利用的同時,考慮動物的福利狀況。
(四)從國情出發。加強制度建設
一直以來,《國際貿易》課程一般是以“國際貨物貿易”為主線,這部分教學內容已相對成熟,國際貨物貿易理論、政策與措施、改革與實踐等內容較為充實豐富。相對而言,“國際服務貿易”部分的內容則顯得較為單薄。后危機時代各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發展方式的轉變而導致的貿易摩擦逐漸增加,世界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服務作為一種無形商品,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不斷提高,服務貿易以高于貨物貿易的速度增長,服務貿易已經成為衡量一國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標志。因此,隨著國際貿易環境的變化和國際服務貿易實踐的發展,國際服務貿易相關理論和實務知識應在教學中進一步得到重視并予以突出,專業教師應不斷進行《國際貿易》課程教學內容調整與改革的探索來符合國際貿易格局對經貿人才的要求。這表現為不僅要求學生掌握傳統的國際貿易貨物理論與政策,同時要求學生了解各國服務貿易現狀,不斷豐富服務貿易相關理論知識,掌握相關法律法規,以期在實踐中進行合理應用。
二、《國際貿易》課程中“國際服務貿易”部分教學內容存在的問題
(一)“國際服務貿易”理論教學內容體系不夠完整和清晰
第一,缺乏我國服務貿易統計體系探討。長期以來,我國服務貿易統計工作落后于發達國家和地區,服務貿易統計制度的欠缺阻礙了服務貿易的健康發展。相應地,在課程教學體系中,缺少對服務貿易統計制度、統計方法和統計指標的說明。而近年來,我國服務貿易統計制度不斷規范,統計相關概念和指標不斷明確,統計方法趨于合理,統計數據界定逐漸清晰,基本滿足了政府管理和決策的需要。作為教師,應在教學中系統介紹有關服務貿易統計制度和統計結果,以便于學生了解近年來我國國際服務貿易的發展情況和特點,認知其依存度和貢獻度。
第二,基于新形勢下的服務貿易理論、政策和措施體現不充分。當前《國際貿易》教材中,有關國際服務貿易的教學內容主要為:國際服務貿易的含義、分類及特點;國際服務貿易發展的現狀、原因及趨勢等。然而,在教學中,教師一般沒有專門、系統地對有關服務貿易的理論加以總結,也缺少對金融、保險、電信等主要服務類型的貿易壁壘的介紹,因此,學生無法體會到傳統理論對服務貿易適用性、無法探討應對服務貿易壁壘的措施,也就不能有效地將有形、無形商品貿易結合起來對國際貿易進行全面的、綜合的認知。
(二)“國際服務貿易”內容不夠深入
隨著信息、通訊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服務業市場的不斷細分,服務業全球化的趨勢日趨增強,基于信息網絡技術的服務外包發展迅速,離岸外包已經成為推動全球服務貿易發展的主要動力。而我國人力資源豐富、基礎設施完善,國際服務外包市場發展潛力巨大,顯然,“服務外包”等新興課題應成為教學中需要探討的重要問題之一。然而,部分國際貿易教材內容相對滯后,很多已與現實不符或根本沒有涉及,“服務外包”的形式和特點、發展趨勢等熱點問題在教學中則涉及較少且不夠深入,“國際服務貿易”部分的教學內容跟不上社會發展形勢的需要,學生對服務貿易相關行業認知寥寥。
(三)國際服務貿易實踐教學幾乎空白
然而,隨著我國服務外包產業規模的高速增長,專業人才短缺日漸明顯,已成為制約該產業發展的主要矛盾。與之相對應的,是實踐教學的缺乏。可以看到,目前在實驗室中開展的專業課程教學,多數是圍繞有形商品貿易流程展開教學的,服務貿易的法律規范、操作模式和相關流程往往被忽視。此外,基于服務外包行業人才培養的實訓也應著實體現在教學中。
三、《國際貿易》課程中“國際服務貿易”部分教學
轉貼于
內容改革建議
(一)拓寬教學重點,形成服務貿易內容體系
編寫并選用適合新形勢的國際貿易教材,建立完整的理論體系。應捋順服務貿易教學內容,突出內容層次。可從統計體系、理論、政策和措施等方面并行研究國際貨物貿易和國際服務貿易,進而探討其發展現狀和趨勢,令學生了解貨物貿易傳統地位的基礎上,明確服務貿易發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統計體系方面,我國商務部、統計局已于2007年11月聯合《國際服務貿易統計制度》,并于2010年、2012年兩次進行修訂,該制度的建立和不斷完善符合國際規范的服務貿易統計體系,科學、有效地開展服務貿易統計工作,促進服務貿易的健康發展。
20世紀70年代以來,服務貿易研究逐漸引起經濟學家們的重視。但直到20世紀80年代,服務貿易才正式被納入到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中。國際服務貿易理論研究雖然仍未能建立起像貨物貿易理論那樣完整統一的理論體系,但也已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學者們不斷嘗試著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和不同的研究角度對服務貿易理論進行研究。到目前為止,業已形成對現實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研究成果。
一、傳統貿易理論分析框架內的服務貿易理論研究
傳統貿易理論分析框架內的服務貿易理論研究,是對比較優勢理論是否適用于服務貿易所展開的研究。國際學術界對此有三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是比較優勢理論完全適用于服務貿易;一種觀點是比較優勢理論完全不適用于服務貿易;第三種觀點是比較優勢理論不完全適用于服務貿易,即:承認比較優勢理論基本適用于服務貿易,同時也承認由于服務貿易獨有的特性,比較優勢理論在解釋服務貿易時存有缺陷,主張對比較優勢理論進行修正,在此基礎上再用于解釋服務貿易,以便使其更加貼近現實,更具有說服力。總的來說,第三種觀點得到國際學術界較多的認同。其代表性觀點有:Deardorf(1985) 率先對標準的H-O模型中個別要素作了改變,成功解釋了服務貿易是如何遵循比較優勢原則的。Sampson & Snape(1985)在放松標準的H-O模型中兩國生產要素不能移動的假設的前提下,得出傳統貿易理論是適用于解釋服務貿易的。Tucher & Sundberg(1988)主張在運用傳統貿易理論分析服務貿易時,要更多關注相關市場結構和需求特征,這樣就可以圓滿地解釋服務貿易,并可以獲得拓展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空間。Burgess(1990)在對標準的H-O-S模型進行簡單修正的基礎上,也得到了解釋服務貿易的一般模型。
二、新貿易理論分析框架內的服務貿易理論研究
Deardorf等人在傳統貿易理論分析框架內對服務貿易理論的研究,在解釋服務貿易時會遇到困難,因為服務貿易比貨物貿易更具有不完全競爭的特點,服務部門的產業內貿易水平很高。為克服傳統貿易理論分析框架內的服務貿易理論出現的各種問題,經濟學家開始在新貿易理論分析框架內即產業內貿易理論分析框架內對服務貿易理論展開研究,其代表性觀點有:Markusen(1989)從服務部門內部專業化角度,討論生產具有規模報酬遞增特征的差異性或專業化中間產品的貿易,指出,在生產者服務貿易中,對于初始的固定成本,實際提供的服務成本比較低,導致專業化程度的提高和國際分工的發展,并得出生產者服務貿易優于單純的最終產品貿易。Francois(1990)則從服務部門外部專業化角度,討論服務在協調和聯結專業化中間生產者過程中的作用,指出,生產者服務貿易對于國家間相互依存的重要性,積極參與生產者服務貿易,有助于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提高專業化水平。
三、“新新貿易理論”分析框架內的服務貿易理論研究
無論是在傳統服務貿易理論分析框架內還是在新貿易理論分析框架內對服務貿易理論所進行的研究,其所關注的都是服務業整個產業的貿易發展,并未涉及其微觀主體的服務貿易。因此,“新新貿易理論”以微觀主體――企業的服務貿易為研究對象,研究企業對出口和FDI的選擇、固定成本和企業異質性、不完全合約以及全球組織生產及其經濟效應等問題。Jones & Kierzkowski(1988)運用“生產區段和生產鏈”理論對服務貿易進行解釋,認為,由于比較優勢的存在,服務鏈可以促進生產國際化,從而服務貿易可以大大促進貨物貿易。Dunning & McKaig-Berliner(2002)基于對96家專業商務服務企業的問卷調查發現,在所有競爭優勢中,對勞動力的獲得、對當地市場容量和顧客需求的了解等是最有可能從國外獲取的,與其他產業的跨國公司一樣,服務業FDI的目的也是為保護或增強已有的競爭優勢。Grunfeld & Moxnes(2003)對OECD的雙邊服務出口和FDI流動進行研究,指出,兩個國家之間的服務貿易與它們的規模成正相關,與它們的距離和進口國的服務貿易壁壘成負相關。
四、服務貿易理論發展研究述評
關于傳統貿易理論分析框架內的比較優勢理論是否適用于服務貿易的問題,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比較優勢理論基本適用于服務貿易,沒有必要再另行建立專門的適用于服務貿易的理論體系。服務貿易具有不同于貨物貿易的特點,但兩者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因此,本文同意大多數經濟學家的觀點,即:比較優勢理論基本適用于解釋服務貿易,但為了更加充分地解釋具體的服務貿易現象,應在對比較優勢理論進行修正的基礎上用于服務貿易的解釋。
關于在新貿易理論和“新新貿易理論”分析框架內對服務貿易理論的研究,雖然兩者是從不同的角度對服務貿易理論進行解釋,但由于兩者均考慮到了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其所建立的服務貿易理論模型更加地貼近現實,對于服務貿易的發展具有更加現實的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隨著開放型經濟的深入發展以及國際產業結構的迅速調整,國際服務貿易異軍突起,在國際經濟往來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強。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國際服務貿易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2015年2月14日,國務院了《關于加快發展服務貿易的若干意見》,指出大力發展服務貿易,是擴大開放、拓展發展空間的重要著力點。雖然國際服務貿易的快速發展對其專業人才有著強烈的需求,但本專業的大學生卻面臨就業困難的窘狀,這與高校人才培養模式不合理有關。為培養熟悉國際服務貿易的應用型、外向型、復合型人才,服務貿易課程的教學應與社會實際需求相結合,更新教與學的觀念,轉變教與學的方式。
一、國際服務貿易人才應具有的基本能力
(一)具有國際化的語言能力
中國加入WTO后,經貿發展逐步融入全球一體化格局。作為企業間開展國際交流的工具,國際通用語言在國際市場上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尤其在國際服務貿易中,掌握國際化語言是國際服務貿易人才必須具備的技能之一。以語言為載體不僅能增強國內外企業的聯系,而且有利于提高交流的質量。當前,英語已經成為全球使用最廣泛的語言之一,作為國際服務貿易信息傳達的主要媒介,其越來越受到國內外服務貿易企業的重視。除此之外,隨著中國對外交流活動的增加,小語種在國際服務貿易中的應用越來越頻繁,小語種人才對服務貿易企業的重要性日趨凸顯。因此,國際服務貿易人才應具備良好的國際化語言表達能力,不僅能進行國際商務的聽說,而且能直接與外商進行服務貿易磋商及合同簽訂。
(二)具備扎實的專業知識
從專業知識背景來看,國際服務貿易人才不一定是具體服務行業的專業人才,但必須具有較強的國際服務貿易專業知識。熟悉國際服務貿易的基本理論、國際服務貿易政策;掌握國際服務貿易法律、國際服務貿易規則和慣例、國際承包與勞務合作;了解當前國際服務貿易現狀及未來發展前景等。運用這些專業知識幫助企業應對服務貿易糾紛,維護企業權益。
(三)具有良好的業務水平
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國際服務貿易企業在招聘時往往傾向業務水平突出的專業人才。一方面能較快地融入工作環境,為企業更快的創造經濟效益,另一方面能節約業務培訓時間,為企業節省成本。鑒于此,國際服務貿易專業的學生應將所學的專業知識和基礎知識融會貫通,加強實踐訓練,提高獨立分析和解決國際服務貿易領域實際問題的能力。
(四)具有較強的綜合素質
當前國際市場呈現信息化、技術化、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國際服務貿易人才除了具備扎實的專業知識之外,還應具有良好的職業道德、身心素質、創新能力等。根據近百家服務貿易企業的調查可知,將近80%的企業非常重視就職者的職業道德,員工較好的職業道德是企業做大做強的基礎。另外,身心健康、較強的人際交往能力和適應能力也是服務貿易人才需具備的素質。當然,國際服務貿易人才還應具有一定的創新能力,根據國際形勢,探索新路子、開拓新市場。
二、國際服務貿易課程人才培養中教學模式存在的問題
(一)教學理念陳舊
隨著國際服務貿易規模穩步增長,國際服務貿易學科發展越發重要,但國際服務貿易課程的教學理念依然比較落后,主要表現為無法主動服務于國家戰略的調整、不能體現學校辦學的優勢特色、缺乏人才培養的頂層設計等。這不僅導致學生無法把握國際服務貿易的熱點問題、難以及時了解專業的前沿知識,而且使得人才培養缺少特色性和高端性。
(二)教學模式單一
盡管我國正在全面推進素質教育,強調教育的有效性,但是大部分地區的高校仍然采用單一的講授型教學模式,以老師講解為主,學生被動地聽。對于即將面臨工作的大學生來說,采用傳統的灌輸式課堂教學模式是不可行的。國際服務貿易課程有較多的概念、理論、政策等抽象知識,一味地灌輸知識既不利于學生理解,也不利于學生將課本知識有效地運用于適當情境,無法調動學生的積極性,難以達到教學的預期效果。
(三)教學內容重理論、輕實踐
國際服務貿易專業許多課程都強調國際化,但是,專業人才真正走進國際市場并獲得競爭力的關鍵是將相關理論知識運用于實際,實踐才是真正的落腳點。然而,在教學內容上,重理論、輕實踐是國際服務貿易專業相關課程的共同問題。很多高校的服務貿易課程教學中理論知識比重大,實踐知識比重小甚至幾乎沒有,缺乏相對應的實務實訓。
(四)師資隊伍不完善
從我國高校的現狀來看,中青年教師已成為教師隊伍的主要力量,40歲以下專任教師已經成為教師隊伍的主體。盡管國際貿易服務課程的教師結構隊伍年輕化有助于高校人才梯隊的建設,但是大多青年教師是畢業后直接進入高校工作的,實踐經驗有限,加之具有外語能力和國際服務貿易專業知識的“雙優”教師短缺,難以對學生進行國際化培養。
三、構建以就業為導向的國際服務貿易課程的教學新模式
(一)更新教學理念
教學理念更新對人才培養具有指導作用,為此,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根據國際形勢和國家發展戰略,及時更新國際服務貿易的教學內容;利用學校人才培養優勢,激發學生的學習主動性,增強學科專業的特色性;參照教育部卓越人才培養計劃,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國際服務貿易課程,以此培養社會所需要的國際服務貿易人才。
(二)采用“雙向”教育模式
在就業競爭激烈的大背景下,許多學生會愿意自主的去吸收對自己就業有用的知識。因此,老師應從知識灌輸者轉為知識引導者。增強與學生互動,提出具有現實意義的經濟實例與學生探討,啟發學生的創造力,發散學生的思考力,鍛煉學生解決問題和應用知識的能力。
(三)注重理論與實踐的結合
國際服務貿易課程的教學應該本著“為企業服務,適應市場需求”的原則展開,加強與企業合作,安排學生到服務貿易行業實習,模擬真實的就業環境。此外,為了更好的培養適應市場需求的人才,學校應成立專門的服務貿易課程實驗基地,以便為學生提供真實性的專業操作平臺,做到理論與實踐的平衡,做好就業前的實際操作準備,以此提高學生在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力。
關鍵詞:
細分行業服務貿易;出口競爭力;先驗性
一、相關研究綜述
傳統經濟學理論通常解釋了國際貿易的產生和發展,然而隨著國際服務貿易的不斷發展,其指導理論與傳統商品貿易的適用性理論產生了分歧。兩派經濟學家對于比較優勢學說的適用性產生迥異的觀點,根據赫爾曼(Herman)、郝斯特(VanHolst)、山普森(G.Sampaon)、穆勒(HenricSchaumburg-Muller)等經濟學家的觀點,傳統商品的比較優勢理論對國際服務貿易并不適用;而麥爾文(JamesR.Melvin)在1989年發表的《生產服務貿易:赫克歇爾-俄林方法》中運用H-O理論模型成功說明了要素貿易也能夠達到商品貿易相同的結果,并推導出服務貿易必然服從比較優勢理論的結論,但是要素貿易一般指提供資本、土地、人力等要素的貿易,僅占服務貿易概念中的一部分因此不具有整體的適用性(閆奕榮,2004)。因此,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世界服務貿易自由化加劇,對于服務貿易的研究重心從比較優勢理論逐漸轉變成了對服務貿易競爭力的研究,而競爭力范疇又包含了一系列成分指標,采用較多的有國際市場占有率、進出口行業結構、比較優勢指數和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等(康承東,2001;王紹媛,2005;Balassa,1965),大量研究表明具備一定發展潛力,且對國家GDP貢獻較大的服務業具備更高的比較優勢指數。由此可見,服務業細分行業在構成服務貿易出口競爭力時存在著異質性。
中國服務貿易起步于20世紀80年代,雖然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中,逐漸擴大了其在經濟增長中的比重,但以中國服務貿易的現狀來看,細分行業的出口競爭力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國內學者大多從波特國際競爭優勢理論的角度,引入不同的因素和變量來研究服務貿易出口競爭力的具體影響(張如慶,2007)。以波特競爭優勢理論為基礎的研究主要涉及了多個可供觀察的因素,主要文獻的研究成果如表1所示。綜合對以上研究成果的梳理,可見大多文獻基于宏觀層面進行研究,而鮮有中觀的分析。因此本文主要通過服務貿易出口競爭力的整體視角,分析構成我國服務貿易出口競爭力的主要影響因素,并著重考察細分行業出口競爭力的差異化情況,總結出口競爭力發展與各行業的關系,發掘出可能存在的、可供今后研究和拓展的創新點。本文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對服務貿易研究領域內的理論文獻進行整理,為我國的研究提供階段性的參考,隨著國際分工的變化和經濟一體化的加深,新的影響因素可能產生,而原先的因素影響程度可能下降;二是幫助形成對我國現階段細分行業服務貿易競爭力提升的政策建議。本文其余部分將如下的安排:第二部分將回顧服務貿易細分行業的發展現狀和出口競爭力的影響因素,整理影響各個細分行業競爭力發展的主要因子,找出共性因子和非共性因子,并總結我國目前服務貿易細分行業的差異化現狀,提出可能存在創新性研究視角;第三部分將集中對服務貿易出口競爭力的主要研究方法進行梳理,總結宏觀層面的多個公共影響因子,探索不同研究方法對于測量細分行業和服務貿易總體出口競爭力的準確性;最后將進行總結性的評述和建議的提出。
二、細分行業出口競爭力研究發展概述
陳虹(2010)認為對服務業細分行業的研究始于國外學者在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對具有巨大成長潛力的服務部門的研究,如金融、通信和旅游等。金融業作為知識密集型產業,其成長潛力帶來的貿易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得到了大量研究的作證,主要集中于國外學者對歐美國家的金融部門,特別是保險業(Philip,Wen,1998;Mattoo,Rathindran,Subramanian,2001;Hichens,2004;Wilmott1999)。此后,國內學者針對我國服務貿易發展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其細分行業大致從金融服務、旅游服務開始,過渡到文化服務等。其中,朱盛萍等(2012)和黃滿盈等(2010)均使用了TC(貿易競爭優勢指數)來衡量各國金融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且中國的TC指數為負,較之國際水平較弱。且黃滿盈等(2011)采用了波特“鉆石模型”對金融服務貿易進行了要素分析,主要集中于資本要素、人力資本和技術要素層面。而鄭展鵬(2009)則引入了Michaely指數結合TC共同分析金融服務貿易出口競爭力,并得出了中國金融服務發展很不平穩的結論。可見,國內學者對于金融服務貿易領域的研究多數采用貿易競爭優勢指數(TC)和波特競爭優勢模型進行分析,且得到的結果較為一致。
對于旅游服務貿易的研究則在一段時期內趨于差異化,國外學者對于國際旅游服務貿易的研究從供給和需求的角度進行探索,其中以目的地國家資源、環境基礎設施等客觀因素和游客對目的地國家滿意程度和忠誠度構成供給因素(Gonzalez,Falcon,2003;Zhang,Jensen,2007);以動態演化視角的旅游國家不同階段發展比較優勢因素進行考慮的完善化的需求模型(Enright,Newton,2004;Ritchie,Crouch,2003)。熊元斌等(2013)以要素稟賦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探究了我國旅游服務貿易的比較優勢所在。周經等(2008)則以宏觀的層面提出了旅游產業組織、人力資源狀況和旅游交通因素對旅游貿易服務存在著影響作用,并在做數據統計時處理了外匯帶來的收入影響。同樣的,大量文獻都基于貿易競爭理論中的幾項常用指標,如競爭優勢指數(TC)、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產業內貿易指數(G-L)和出口市場占有率等對我國旅游服務貿易競爭力進行研究(徐文海、曹亮,2012;葉莉,2012)。其中,張百珍(2012)在運用指標結果分析的基礎上,還與東南亞等地的發展中旅游強國進行指標的數據對比,從而得到了與國內研究大體相同的結論,即我國旅游服務貿易處在世界旅游服務貿易輸出國的中等之列,但較之于發展中旅游強國仍顯示出一定的不足。國內學者對于我國旅游服務貿易研究仍處在以一般性方法研究的情況下,針對出口競爭力各要素的實證研究仍然不足。
文化服務貿易作為一種特殊的需要明確界定的服務貿易行為,其同時具備了商品貿易的屬性與精神和意識形態的屬性(張騫,2011)。隨著我國與世界文化的相互交流的促進和相容,文化服務貿易發展水平迅速提高,但在其研究中需要明確劃分文化產品貿易與文化服務貿易(Grasstek,2005),并在對文化服務貿易競爭力分析時將統計數據中的文化產品相關因素剔除后,結果更為準確(羅立彬,2013)。且現有的研究大多采用了出口市場占有率和競爭優勢指數兩項主要指標對文化服務貿易競爭力進行度量(王菲菲、趙書華,2012;劉蓉,2014),且結果頗為一致,中國較之于日本、英國和美國等文化輸出強國處于較弱勢的文化服務貿易地位。在研究的數據選用上,多篇文獻都趨于同質化,且采用了不同年限間的文化服務進出口數據,因此結果趨于一致性就十分顯著。
綜上,通過對大量文獻的整理和總結,筆者認為我國細分行業服務貿易的競爭力因素分析存在著普遍一致性化的傾向,其主要體現在研究目的,指標選取和數據來源方面,多數研究對不同服務行業選取的指標都集中在出口市場占有率,競爭優勢指標和顯示性競爭優勢指標等;且樣本數據僅在選取年限上存在差異,數據本身高度一致,這一統一化現象使得不同研究得出的結論也大體雷同,不能很好地從各個方面說明細分行業服務貿易的競爭力因素構成的差異。這一缺失,或許能夠成為今后研究克服的主要癥結所在,鄭吉昌等(2004)通過對服務業行業發展本身及國際直接投資對產業的影響進行研究發現,以上兩個因素都對服務貿易的要素存在影響,而細分行業的本質是異質化的,則不論行業發展水平或行業政策環境及國際直接投資水平和規模都迥異,因此可以考慮從微觀的企業層面或中觀的行業水平來考察細分行業服務貿易的競爭力水平;同時研究也表明了服務業的國際化過程必須依靠跨國投資來實現推進,而國外直接投資規模成為了必不可少的影響因素。
三、主要研究方法
通過整理我國國內多數文獻研究細分行業服務貿易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筆者將其大致分為以下兩類:一類是理論分析型指標分析,大多基于要素分解視角的波特競爭優勢模型各要素指標分析;另一類是可視化分析型指標分析,大多采用普遍的RCA(顯示性競爭比較優勢指數)、TC(貿易競爭優勢指數)和CA(顯示性競爭優勢指數),以及出口市場占有率和等指標,構造獨立或綜合的評估體系,對競爭力構成和因素影響進行測量。針對第一類的理論型指標分析,具體可以分為直接理論分析和模型應用分析。直接理論分析通過分解影響細分行業服務貿易的相關要素(即可能涉及的生產要素,資本要素和服務業開放度等),研究對細分行業服務業是否存在競爭力促進作用。如周經等(2008)采用了旅游產業組織、人力資源狀況和旅游交通三大因素對旅游貿易服務的競爭力進行研究,實證分析的結果表明旅游產業組織數量(即旅行社數量)和旅游交通(即航班路線數等)對旅游服務貿易競爭力存在顯著的作用;而人力資源狀況對旅游服務貿易競爭力的作用不顯著;再如蔡茂森等(2005)認為服務業自身發展水平制約了我國服務貿易整體競爭力。模型應用分析則主要包含了使用波特“鉆石模型”作為理論依據,進行多個維度的因素分析,如黃滿盈等(2011)采用了波特“鉆石模型”對金融服務貿易進行資本要素、人力資本和技術要素三方面的競爭力分析;以及莊惠明等(2009)以“鉆石模型”為基礎,對主要構成中國服務貿易競爭力的9個要素進行了分析。
針對第二類的可視型指標分析,普遍形成了兩種體系,即獨立評價體系和綜合評價體系。獨立的評價體系并非特指采用特定的一項指標進行衡量,而是采用RCA、TC、CA和出口市場占有率等指標一同衡量或確切地某一指標進行橫向的服務貿易競爭力對比(張百珍,2012),形成一張可視化的表格或數據結果;而綜合評價體系的相關文獻則相對較少,針對特定細分行業的不同情況將涉及不同的要素,以鄭吉昌等(2004)所采用的研究為例,其著重發掘了服務貿易與貨物貿易的關系,得出了對服務貿易所在貿易部門的政策性建議,且對服務業自身發展和國際直接投資與服務貿易的關系進行列舉分析,綜合各個要素的影響成分對波特“波特鉆石模型”進行了修正,構造了新的服務貿易競爭力模型。具體而言,針對細分行業服務貿易的競爭力分析一般適應上文所總結的兩類主要研究方法,僅有少數研究在兩類方法之外引入了不同的考察指數對競爭力進行衡量,并有少量研究也對特定細分行業的主要可觀要素進行分解后探究其與服務貿易競爭力的相關關系(鄭展鵬,2010;周經、呂計躍,2008)。因此綜上所述,對細分行業服務貿易競爭力構成影響的主要影響因子是多項單一指標及波特“鉆石模型”中主要考察的六項維度,還有經過國內學者進行修正后的服務貿易競爭力模型。而非共性的影響因素則主要包含在各個特定行業的宏觀各要素中,如旅游服務行業涉及的旅游產業數量和交通便利因素;文化服務行業涉及的特定行業開放程度等,這些因素可以進行修正后納入至“鉆石模型”的特定要素中,但某些獨立性較強的要素不僅在衡量體系中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并且經常被忽略,則應該引起相應的重視。針對大量國內研究的成果,筆者將歸納和整理主要研究產生的結果間的一致性,來探索普遍采用近似研究方法和同一數據來源取得的研究結論是否在結論上保持較高的相似度,且使得研究成果具備了一定“先驗性”的性質。
根據對2004年后的文獻整理結果可以發現,針對服務貿易整體進行的分析存在著趨同性的指標選取和數據選取,數據大多來源于《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和WTO國際貿易數據,且得到的定性結論也基本相同(事實上中國服務貿易較之全球貿易強國而言是處于弱勢的)。多項研究均使用了TC指數進行衡量,且結果趨于高度一致,均小于0.08,且一定年份的指數值小于0,顯示出結果上的趨同。同時,對比分析細分服務行業的各項指標,普遍采用的指標仍然是TC和RCA指數,且各行業內的指數不存在明顯的差異,區別僅僅體現在了數據樣本的年限差異和數據庫不同上,且造成的誤差并非很大。除了在文化服務貿易領域的少數研究中出現了TC指數的背離,分析三篇主要文獻的研究方法后發現,其應用TC指數的計算方法是一致的,但筆者推測由于在數據錄入或處理時存在偏差,導致了對某段特殊年限的TC指數產生誤差。通過對其他細分行業研究成果的整理,發現對于細分行業服務貿易的競爭力衡量在研究方法上突破性不強,隨著國際貿易的不斷深入和發展,逐漸有學者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加入新的變量來考察特定指標,較好地實踐有劉蓉(2014)采用的CSI綜合指標法,該方法能夠較好地確定各要素在構成文化服務貿易競爭力時所占權重,且通過結論更好地提出具體的政策性建議。通過對研究成果的總體對比分析,發現指數指標測量的結果存在著一定的波動幅度,并且雖然其顯示出一定的趨同性,但還未形成明顯的“先驗性”結論,國內學者的研究方法也處在不斷的改進和提升中。因此,今后對于該領域的研究可以在指標分析的基礎上,更多地引入要素分解研究方法,更明確、細分地針對某一要素提出關鍵性檢驗假設并進行驗證。
四、結論
綜上所述,自對中國服務貿易研究從單一的比較優勢理論演進為整體國際競爭力的衡量之后,對于細分服務業競爭力的研究也在同步演進。現有的服務貿易領域對于研究中國服務貿易出口國際競爭力的主要方法為波特“鉆石模型”的各要素實證分析或理論分析以及對TC指數、RCA指數及CA指數等的對比分析;但隨著中國加入WTO和中國同世界各國的貿易程度加深,以及中國加進推進“十二五”對服務業發展的規劃,使得服務貿易相關支持產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發展,其產業內決定國際競爭力的因素也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因此根據前沿的研究和理論的演進,可以通過對行業內發展情況的具體實踐分析,發掘影響細分行業服務貿易競爭力的新因素和重要因素,驗證其對于服務貿易出口作用的顯著性,完善理論研究的框架。經過豐富的經驗研究,國內學者已經證實了中國目前雖然第三產業發展加速,但仍然落后于世界其他貿易強國,其細分行業的發展也呈現出落后于其他各國的情況,但根據各項數據表明,提高相關要素的發展水平,并建立有利于細分行業服務貿易發展的規劃體制和制度,都能夠對中國服務貿易出口帶來促進作用。毫無疑問,這是值得肯定的。
但同樣需要認識到的是,國內目前的大量研究都采用了具有趨同性的研究方法和指標體系(徐文海、曹亮,2012),在根本上,所得的結論存在著一致性,使得論文形成的政策性建議和分析缺乏創新性。并且文獻研究多數采用國際統計數據,其中包含了外匯匯率等(吳飛霞,2015)可變影響因素,其分解和測量不可避免地存在誤差,因而建議后續研究可以基于發展動態的視角,以實踐產生的細分行業的統計來進行衡量,而避免整體數據進行處理時需要剔除與細分行業無關的影響變量。現有研究開始嘗試構建新的服務貿易競爭力模型和競爭力構成指標來進行研究,這是提高后續研究結論可靠性的重要嘗試,應注重豐富其理論在實踐中的有效性,以此視角來分析中國細分行業服務貿易的競爭力發展演進,這是一個可以拓展的重要話題。這些嘗試不僅可以豐富我國細分行業服務貿易出口競爭力的研究領域成果,還可以為其他行業深入研究新發展時期不同行業貿易出口競爭力的構成因素提供借鑒,這些都將成為我國下一個五年發展提供理論基礎的重要研究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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