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學現象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現代文學現象，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出走的最好時代

“出走”現象在中國由來已久，中國古代的女子們如卓文君、紅拂女早早地踐行了“為愛走天涯”，到了《紅樓夢》中賈寶玉的“出走”，強有力地沖擊著“家”的既定格局，也預示著中國傳統的家族倫理秩序面臨潰敗。

“五四”時期普遍宣傳的個性解放，成為一種熱漲的潮流，并以空前的氣勢和沖擊力試圖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思想堡壘。許多封建家族中的年輕一代認識到了自己家庭的罪惡，他們試圖沖破家的藩籬，走向外面廣闊的天地。于是，作為一個即時性的動作，在現代文學中關于“出走”的描寫來了一個大爆發。這種現象相當大程度上要歸因于1918年《新青年》刊出的“易卜生”專號將《娜拉》一劇介紹到中國，處于社會轉型期的青年男女們從中受到啟發，將娜拉當作自己的偶像并用實際行動效仿。直接模仿《娜拉》的作品是的《終身大事》，嚴棣的《心影》、凌均逸的《生死關頭》等一批作品都是在易卜生的戲劇直接影響下出現的。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如侯曜的《棄婦》、歐陽予倩的《潑婦》、郭沫若的《卓文君》等也是娜拉式的社會問題劇。這個現象并不是一時熱潮，在以后的文學作品中也一直有佳作。二十年代魯迅《傷逝》中的子君、茅盾《虹》中的梅行素；三十年代巴金《家》中的覺慧與淑英、《日出》中的陳白露、林語堂《朱門》中的杜柔安；四十年代《北京人》中的曾文清和愫方、路翎《財主底兒女們》中的蔣少祖和蔣純祖、師陀《無望村的館主》中的陳世德、老舍《四世同堂》中的瑞全、無名氏《海艷》中的印蒂等等，他們的“出走”見證了“出走”現象在現代文學史上的歷久不衰，這與它的恒定性、包容性密切相關，“出走”也因此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經典的意象。

另一方面，作家自我的出走也是蔚為大觀的，所以有學者認為，“出走”是二十世紀先進知識分子精神歷程最恰當的概括，[1]這與一大批作家的寫作經歷十分符合。魯迅走出了“魯鎮”，于是故鄉變成了紙上殘存的童年記憶；巴金、艾青、路翎等沖出家門，脫離了封建家庭，開始用筆清算“家”罪惡的事業。鄉土作家群走出愚昧沉郁的古老農村，離開蒙昧中的老中國兒女，在文明的大都市中反思著故土。除了男性作家對家、對故土的批判、反思外，一群女作家也值得關注，如丁玲、蕭紅、白薇、蘇青、謝冰瑩等等，她們都是為了擺脫包辦婚姻，而走出家門去尋找自由、廣闊的天地。作為女性作家，她們作品中人物的出走體驗更說明了“出走”后要面對的復雜局面，這一點將在后面進行詳細論述。

總之，可以說沒有一個時代像“現代文學三十年”這個時期的兒女那樣“出走”得如此決絕，如此廣泛與普遍，這是一個“出走”的最好時代。

二、批判“家”的事業

走出了“家”的作家們是叛逆者，出走后再也不會重返舊家，“家”的記憶是如此的慘痛，如果還要提及，除了批判不會有其他。以《家》開始享譽文壇的巴金，以其洋溢的青春氣息曾經激勵了整整一代人，很多過來的人感慨道：是《家》促使他們昂然地走出家門，走向廣闊的新世界的。[2]按照巴金的說法，《激流》三部曲正是一本寫命運（舊家庭的命運以及舊家庭中的年輕的生命的命運）的大書：“舊家庭是漸漸地沉落在滅亡的命運里面了。我看見它一天一天地往崩潰的路上走。這是必然的趨勢，是被經濟關系和社會環境決定了的。這便是我的信念……，它使我更有勇氣來宣告一個不合理的制度的死刑。我要向一個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I accuse（我控訴）。”[3]作為中國社會基層細胞的家族制度的腐朽性與殘酷性在此可見一斑。正是認識到這點，巴金嚴正宣告：“我要寫一部（家）來作為我們這一代青年的呼吁。我要為那些過去無數無名的犧牲者喊一聲‘冤’！我要從惡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了青春的少年。”[4]

寫于40年代的《憩園》，雖然沒有了《激流》時代的激情，卻是“更痛切更透徹地解剖和批判了封建的大家庭模式，為中國的封建家長制譜了一曲意味深長的挽歌”[5]。對“家”的批判構成了巴金一生的小說寫作事業。

再如蕭紅，為了反抗包辦婚姻而逃離了封建地主家庭，殘暴的父親在她心中留下了陰影，所以她早年的作品中兇惡的剝削者無一不姓張，表達了她對罪惡的家長制的決絕態度。

以上述作家為例，我們看到作家雖然走出家門，但“家”的陰影在心中仍揮散不去，他們把“家”作為批判對象，并開創了自己的文學事業。這里似乎有一層吊詭的意味，他們極力批判的對象正是成全他們事業的首因。

三、身為女人，何所遁逃

正如筆者在前面提及的，女性的出走之路相比男性更為艱難。王德威在《革命加戀愛——茅盾，蔣光慈，白薇》一文中曾提出“身為女人，何所遁逃？”[6]這句話道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與男性出走者不同，女性自古受到的壓迫、束縛更甚，她們走出家后，何去何從是個新問題。

魯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樣》一文中曾預言：走出了家門的娜拉只可能有兩條出路，即要么再回來，要么就此墮落下去。[7]魯迅這一結論的取得是基于當時的娜拉沒有任何經濟的獨立地位，也沒有明確的追求目標。當“五四”初期，人們對沖出家門惟恐歡呼還來不及的時候，也許只有魯迅能用哲人的目光注視這熱鬧背后的悲劇。但這并不是說，娜拉就此應該留在家里，而是提醒人們得想一想：該走向何方？

《傷逝》中的子君曾經那么勇敢地出走——“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發出個性解放的強音。然而當她不能去開拓新的生活方式和人生道路時，生活中的瑣碎雜事便能葬送自由戀愛的成果。子君又回到了她逃離的“家”，不久之后悄悄地告別了人世，個人戀愛的悲劇使子君從家出走又回歸。

丁玲筆下的女性們也在苦苦地探索出路。莎菲走出家門，剪斷了與封建家庭的聯系，按照個性主義者的意愿獨來獨往，而事實上她未能真正走出封建煙霧籠罩的社會。心靈上烙下了塊塊傷痕，逐漸形成病態，正像她自己分析的那樣：感到一種茫然不可捉摸的難過。她只能以玩世不恭的態度玩弄別人的感情也撕裂了自己的情感，最后完全悲觀厭世。莎菲女士所經歷的沖出家門又毀滅了自我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代表了個性解放時代許多青年的苦悶，他們已經醒悟到了個性的尊嚴，不愿殉葬于過去，然而他們的身上仍然重壓著因襲的擔子，如果不能把自我消融到更有意義的事業中去，是沒有出路的。[8]就曾指出丁玲寫完《莎菲》后遇到危機，并指出三條路，其中第三條即和青年的革命力量去接近，并從而追求真正的時代前進的熱情和力量，才是真的出路，并且也和已往的戀愛、熱情的追求連接起來了，因為戀愛、熱情的追求是被“五四”所解放的青年們的時代要求，它本身就有革命的意義，而從這要求跨到革命上去是十分自然，更十分正當的事。[9]

照看來，由戀愛轉向革命是十分自然、正當的事，這也符合三十年代社會政治形勢的內在要求。革命的吸引力是巨大的，然而作為女性革命者，她們的遭遇卻并不令人愉快。

丁玲的作品在詮釋這種轉變的過程中突出暴露出作為女性的不幸，《我在霞村的時候》中的貞貞為反抗封建包辦婚姻，逃離了家門卻落入了日寇的魔爪，受盡。雖然身體受辱但她的靈魂卻沒有被壓倒，“我總得找活路，還要活得有意思”，她用自我的犧牲換得重要的情報，做著有意義的工作。然而不知情的村民都視她為“毒物”，談起她都避之不及。哪里是貞貞的光明之路？丁玲最后讓她走向了延安，給了她一個可以憧憬的未來。然而貞貞能否獲得新生，能保證人們的眼光不再帶著鄙夷，這一點是值得懷疑的。我們可以從茅盾的《幻滅》及白薇的《炸彈與征鳥》得到一些佐證。《幻滅》里的靜和慧在政治和愛情追求中遭遇挫折，委婉地道出了女性參與革命的幻滅真實。而《炸彈與征鳥》中的妹妹余彬在沉溺于愛情游戲和生活方式之前，像許多進步青年一樣，是非常渴望參加革命的，但是，她發現女性只是革命的裝飾品，女性和革命的距離其實是很遙遠的。在革命話語中，女性的位置是不確定的，女性的身體成為實現政治目的的工具，為了革命任務而獻身是身不由己的。[10]如在貞貞這邊，她本著崇高的革命目標，將自己的身體當作“武器”，而得到的卻是村人的鄙視、不理解，又一次陷入困境。

在社會轉型、中國沿襲幾千年的封建制度分崩離析的大背景下，毅然從家中走出并毫不留情地批判它的罪惡，這是自“五四”以來許多中國作家的共同選擇。他們是“家”中接受西方現代知識、個性解放的實踐者。現代意識的灌輸使他們自覺反抗自己的封建家庭，此時人倫情理被暫時擱置，為實現個體價值，他們完全拋棄了家及家中人的感情，似乎家只是一個冰冷、黑暗的處所。近年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學者質疑“五四”反傳統的徹底性太絕對化。由此，筆者也開始思考，出走得那么徹底的作家及其筆下的人物形象是否有可斟酌之處，當然，這是另一個話題了。

注釋：

[1]吳彥，咸立強：《現代文學中的出走話語敘事研究》，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6期。

[2][5][8]張玲霞：《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出走”情結》，文史哲，1999年，第6期。

[3][4]巴金：《關于（十版代序）——給我的一個表哥》（巴金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442頁。

[6]王德威：《革命加戀愛—茅盾，蔣光慈，白薇》（現代中國小說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94頁。

[7]魯迅：《娜拉走后怎樣》，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

篇2

什么是“現代性”？自20世紀中后期以來，隨著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整體性變遷，人們的生活世界也發生了重大轉變。而在此日新月異的現代化轉變背景中，作為現代社會的根本精神，“現代性”便成櫓泄學界討論任何問題都無法回避的知識背景。

這一名詞在當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也頻頻出鏡，影響幾乎已經輻射到了整個學科研究領域――自90年代以來，可以說，絕大多數現當代文學研究著述中都使用到了此概念。然而進入實際運用中，這一概念卻一直沒有一個確切統一的標準，往往顯得大而無當，指代模糊不清，且常常被泛化、乃至被誤用，如溫儒敏就曾批判過當下學界對“現代性”的過度闡釋[1]。這一問題甚至體現在了海外漢學界對“現代性”概念的研究中，一如論文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2]所說，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有一種對“現代性”的“本質性的拜物癖”現象。

針對這一學界現象，美國羅福林（Charles A.Laughlin）教授以消除現代性研究中簡單的二元邊界為主旨，憑借一種廣泛比較的全球性眼光，取鑒多元，聽取各方聲音，主編了一本名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眾說紛紜的現代性》的論文集。論文集中匯聚了北美漢學界12位年輕學者的論文成果，從小說、戲劇、電影和文學史等多個視角，探討中國“現代性”的迷思，展現了中國文化生產者所開拓出的與西方經驗所不同、屬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特有的現代性。從該論文集中也可以管窺美國漢學界現代性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現代性

現代性是一個眾說紛紜的話題，也是一個內涵極其豐富的概念。關于“現代性”的概念，北京大學社會學系謝立中教授曾專門著文《“現代性”及其相關概念詞義辨析》[3]，來一一闡明“現代性”（modernity）及與其密切相關的“現代”（modern）、“現代主義”（modernism）、“現代化”（modernization）等詞的界定問題。謝立中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在西方文獻的實際運用中，這幾個詞的涵義常常是模糊不清，互相混淆的。可以說，“現代性”這一范疇在西方近兩三百年的發展積累過程中，幾乎已經可以用于包含所有的東西。對于究竟什么是“現代性”，研究者們都基于自身的立場和語言背景，而引發出了各自不同的觀點――由此可見，一個統一的定義是不可能的，而且研究者無論側重哪個方面，都會有片面化之嫌疑。

因此，當代學者紛紛開始嘗試從多元的角度解讀現代性，甚至產生了“多元現代性”（mutiplemodernities）這一新概念。“‘現代性’作為一個能包容各種異質因素的觀念，它的使用可以說打破了多年來人們所習以為常的一元論文學史完整圖景，各種差異、悖論、矛盾得以發掘呈現。”[4]正是因為現代性具有“不斷更新”（continuous renewal）的本質，才能使得“現代”這一概念能夠在歷史發展的連續性中，與“傳統”分裂開來。

然而往往在此類對于現代性的認知中，因為理論本身非一元化的特質，導致“現代性”最終被當成了一種可無限推廣的知識體系，即被稱作是“無邊的現代性”的理論隱憂。在此類研究中，甚至還產生了許多自相矛盾的悖論。例如類似于60年代興起的許多“革命樣板戲”的“現代性”意義，在今天的文學評論中，有批判和“紅色經典”美稱兩種評價并存的諷刺性對比。[5]

故而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多元的現代性”的研究到底該如何展開，是一個值得人思索的話題，這也是羅福林論文集所嘗試解決的問題。

二、論文集內容

《中國現當代文學眾說紛紜的現代性》論文集緣起于2000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召開的一次題為“有爭議的現代性：20世紀中國文學的視角”的學術會議。這次會議的不同議題和學術報告都顯示了現當代中國文學研究的一個共同發展趨勢：打破傳統的二元法研究方式，從概念和方法論上重新架構現當代中國文學研究。論文集的核心觀點認為，現當代中國文學研究不應該再被各種傳統的分野所束縛，歷史的宏大敘述和日常經驗的對立，傳統與現代的對立，中國本土與海外僑民的對立，城市和鄉村的分解，性別的區分，社會階級的差異，甚至不同文學體裁之間的區分，所有這些二元分界都是可變、可商榷的，是應該被重新審視的，并意圖探索各種傳統二元分野中的互動和流動性。論文集分為“重寫文學史”，“日常生活的末日啟示錄”和“全球資本下的道德主體”三個部分展開。

作為一本論文集，本書最重要的思想傾向表現在羅福林教授所撰寫的前言及文集選材、編撰上，雖然本書中收錄的所有論文，可能并沒有完全表現出羅福林對中國文學的整體認知和重新整合。但是此論文集的誕生，仍體現了一種具有啟發性、值得繼續的嘗試。尤其是羅福林教授所作的序言，更是對北美漢學界中國文學研究的過去、現狀和未來作出了精彩的論述。

在序言中，羅福林著重強調“現代性”這個詞在1989年之前的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中很少使用，它是個來自于西方的名詞；同時因為受到對西方的推崇，在中國，“現代化”與“西方化”的意義往往不自覺的被等同了。借用愛德華.薩義德的理論，羅福林指出因為本身可以說是一個有東方主義色彩的運動（強調西方文化霸權，認為中國傳統文化落后的慣性思維），以及五四一代相關的理論造成西方漢學界學者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時的特殊心理，形成了雙重“東方主義”[6]的認識局面。因此便產生了這樣一個問題：要如何在全球化的語境中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及其現代性，同時避免將現代性與西方化等同，避免受到西方霸權文化的影響？《中國現當代文學眾說紛紜的現代性》論文集告訴我們，或許應當拓展視角，將文學與中國文化相結合、加以全球化的眼光來進行解讀。例如本部論文集中，各位作者的研究范疇十分多元，無論是現代性理論、研究現象，還是含有現代性因素的文本以及現代性文化（城市、影像、流散文學）都是他們的研究對象。

第一部分的標題是“重寫文學史”，羅福林借用了這個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開始盛行于中國學術界的概念。無論是中國學者還是海外學者，“重寫文學史”的目的都是為了打破以五四文學傳統為正宗的“經典”書寫模式，來重新拷問、思索和發掘那些在歷史書寫過程中長期被忽視、低估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學現象，進而重建動態的文學世界。文學史需要被重新審視，但是該“如何”重寫則是本書關注的重點所在。

在這一部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借用弗洛伊德的“拜物癖”理論，提出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起，在美國漢學界所迷戀和依賴的幾個重點大詞匯中，“現代性”是最突出的一個。文學現代性常常被定義為一種始于五四時期的一場與“傳統”的裂變。這些研究往往接納歐洲的理論結構，總是事先假設中國存在一種龐大、并且堅如磐石的中國傳統，然后，再把這一傳統與現代文學相對立起來，而無視中國文學中存在的真實文本。此外，由于是以西方的文學經典為參照系，早期漢學家不得不時常為他們所研究的中國現代文學中充滿“次等作品”而發出嗟嘆，憂國憂民的感嘆中國的偉大作品少之又少。

而楊曉濱（Xiaobin Yang）則是從中國學界對“后現代”這一熱門概念的討論出發，揭示出這類對于中國“后現代”先進性的鼓吹，其實本質上依然是一種對于“現代性”的戲仿和解構，仍體現出一種歷史目的論的舊有觀念。因此，楊曉濱在此后提出用“后毛鄧”理論，來強調中國式的“后現代”在全球“后現代”話語中獨特性。

“重寫文學史”也體現在用顛覆性的視角和理論來挑鷸髁鞴勰睿而女性主義研究就承擔了這一作用。如杜林（Amy D.Dooling）對白薇與文學左派的研究，不僅使那些被公眾和學術遺忘的作者重回歷史的舞臺，也糾正了我們對中國現代婦女的認識。杜林認為以白薇為代表的女作家標志著婦女在20世紀中國社會變革中逐漸發揮作用的開始，因此，她更強調“創作的女性”，而不是“女性的創作”。她的研究強調的是從現代性出發，重新思考，甚至重新定義什么是女性，展示了在男權社會中”新女性”如何形成的過程。梅根?費里（Megan M.Ferry）的論文則闡釋了現代文學是如何借“女性主義”，把女性作家整合到民族、國家話語之中的。鄧津華（Emma J.Teng）則試圖在她的論文中跳出中國內地文學的范圍，在更廣闊的地理觀念上探討什么是“中國文學”，“中國文學”到底是一個政治、文化、語言概念，還是一個種族概念？有“中國性”的中國臺灣、海外華人社會、非中文的華裔文學到底算不算是“中國文學”？她的論文幾乎打破了中國現代文學和新興中國流散文學之間的界限。

所有的作者在本節抵制、解構了那種對于本質主義和專制主義的癡迷，即所謂“中國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經典”、“華人”或“新女性”。這種反本質主義的實現本身，可以說是從某種層面上實現了“重寫文學史”的目標，而不是組建成另一種擁有“另類”外表的現代性。

本書的第二部分從歷史的宏大敘述中拯救對“日常生活”的表現，同時也結合了1989年以來文學創作和日常體驗中所折射的末日感。人們對清末以降文學創作與活動的研究與書寫，常常局限在黑格爾的歷史目的論中，或者過于強調物質基礎的決定作用，重視“大歷史”的書寫，而忽視了個人的、私人的、日常的經驗。在論文集中看來，歷史一樣可以從個體的角度來理解，張恨水、張愛玲等人的創作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對20世紀末小說的研究就體現了這種在現代性中發掘世紀末情懷的意圖，他在“歷史小說”中看到的就是一種歷史的重復性或毀滅性。康開麗（Claire Conceison）的論文則研究了留學生話劇《大流放》新穎、怪異的表現形式，以及導演借助表面膚淺、戲謔的形式所表達的對個人危機和文化沖突的深刻思考。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臺灣電影和戲劇也常常表現歷史大背景下的個體經驗。柏佑銘（Yomi Braester）的論文則探討了賴聲川、蔡明亮和楊德昌電影中的臺北市――與城市一起拆毀的不僅僅是集體意識，更是對身份的毀滅。但另一方面，當公共空間和私人領域的分野消亡，當城市的公共與私人的邊界不再分明時，可滲透性提供了另一形式的重建。與這部分其他幾篇論文相呼應，吳文思（John B.Weinstein）的研究強調李國修和他的“屏風表演班”其實是在以笑和幽默來應對后“解嚴時代”臺灣那些驚人的發展和變化，并再次說明在李國修看似輕松的系列喜劇中，緩緩呈現的其實仍是不可忽略的末日景象。

本書第三部分更進一步表現了對于日常生活和個體行為的關注。這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將個體作為道德與非道德的競技場，關注對那些邊緣化的、不合常規的個體的書寫。在歷史變遷的過程中，個體的選擇可能符合歷史的走向和發展，更可能與歷史的發展相逆；個人對道德價值的認知可能與社會、國家認可的道德價值相左。王玲珍（Lingzhen Wang）的文章探討了20世紀90年代女性作家充滿自傳色彩的創作，認為這一時期的寫作以“消費性”為手段，共同表現了一種重新定義對自我身份的認知、探求自身欲望和主體性的特點。魏若冰（Robin Visser的研究關注在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中，都市小說中所展現出的私人與公共領域的倫理道德困惑、變化與暖昧性。桑稟華（Deirdre Sabina Knight）則以個案研究的方式重讀了余華的小說《許三觀賣血記》，從啟蒙和人文主義的視角來審視許三觀的道德困境。

本書的三個部分共同體現了西方漢學界中國現代性研究的多元性，歷史、虛構、民族、流散、性別、情感、日常生活、歷史……的邊界被打破。通過跨界，多重話語在這里對話、融合、共生，有著鮮明的跨文化、跨學科、跨語際交流的特征。在論文集中，為了避免跨界中“無邊的現代性”情況的出現，羅福林和論文作者們選擇使用一個與歷史無關的標題――“文化中國”去將這些離散的現象捆綁在一起。

可以說雖然學術背景、出場語境、問題意識、研究方法等仍存在著差異，但在以對話與交流為主調的當代，打破觀念性、時間性、空間性的自我設限，尋求跨地域、跨科際的學術整合，早已成為一種必須而且可行的研究路向。

《中國現當代文學眾說紛紜的現代性》這一論文集表現了一種新興的現代中國的文化研究景觀的輪廓――一種不再僅僅是補救或補漏的術語定義，而是代之以概念重構，挑戰或顛覆了傳統的假設和框架。總之，正如羅福林在前言中所說：“這個會議主要是關于用什么樣的手段來繪制和協定這些邊界，對我來說，這件事本身就是打開這一領域歷史的新一頁。” 雖然論文集中所提及的關于現代性的問題可能尚有很多仍然懸而未決，而且所談論的中國現代文化的源頭也還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但是文集總當前的討論已經為制定了進一步如何解決關于中國文學現代性復雜問題提供了一個重要試金石。

⒖嘉南祝

[1]參考溫儒敏：《談談困擾現代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文學評論》，2007年06期，第110～118頁。文中提及對現代性的“過度闡釋”會導致三個“危險”：一是現代性被當作可無限推廣的知識體系，其理論向度被無休止的夸大和擴展，成了“無邊的現代性”。再者，這類現代性探尋的出發點與歸宿都主要是意識形態批判，文學不過是這種批判的材料或通道。其三，現代性研究中被反復引證的某些基本概念會在不斷重復的論述中定型成新的簡單化的模式，進而束縛對復雜豐富的文學史現象的想象力。

[2]見羅福林《中國現當代文學眾說紛紜的現代性》論文集中第17頁，福格斯所作《現代性的修辭和戀物癖的邏輯》（The Rhetor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Logics of the Fetish）一文

[3]謝立中：《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05期

篇3

關鍵詞：中國現當代文學;疏離文本;研究

前言：

隨著現代社會的不斷進步，我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穩步向前地發展，也吸引了更多的作家、學者對現當代文學進行深入研究和探索，也創造出了更多的實意的、華麗的篇章，為現當代文學價值的提升奠定了初步基礎，開辟了新的發展道路。但是，現當代文學中越來越多的“文本疏離”問題也隨之泛濫，這就反映出作家、學者們對文學文本的研究不夠落實，甚至使其處于忽略境地。本文從對“趙樹理小說”的引述錯誤、對不同背景下的作品的偏激評價、對《紅旗譜》的文學史的偏頗定位等方面論述了當前我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疏離文本”現象嚴重，這種差錯會根本性地影響我國文學創作的發展前景。

1文本研究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

文本是文學構建的基礎，現當代文學自50年代初期至今，已有半個多世紀歷史，冰心、朱自清、魯迅等都是從這個時期陸續出現的散文大家，創作了出很多優秀、經典的作品，冰心與朱自清的散文辭藻華麗優雅，魯迅先生的語言樸實而深刻，歷來為世人所稱贊。由于現當代文學研究中心以思想內容為主，并不重視藝術的表述，對于文學作品的評價只是憑著主觀臆斷，缺乏客觀性，使許多經典文本處于埋沒狀態。例如，魯迅先生的作品對于革命的批判、對于舊社會黑暗的批判，以及在政治上也發表過比較突出的見解，因此，后人都尊崇他為文學家或經典作家，但是對于魯迅先生的文學價值沒有真正得到明確。再比如，對于張愛玲和丁玲的評價，以前評價張愛玲在政治上有所偏見，現在卻將她抬得很高，極大地貶低丁玲，這種疏離文本的研究方式，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極為不利，最明顯的現象是文學評價標準混亂，促使“疏離文本”現象越來越嚴重，這種不利現象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文學欣賞的客觀性和文學創作的主觀性。

2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的疏離文本現象

文本是文學構建的基礎，所以文學的研究中心應該是文本研究，但現當代作家學者們卻忽略了這一點，使這種“疏離文本”現象越來越嚴重，本文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論述了“疏離文本”現象：

2.1文學引述混亂：

文學引述的混亂，會直接影響到文學作品的評價，是“疏離文本”現象的原因之一。由于研究學者的粗心，和不大勤懇的工作態度，使一些文學引述混亂，甚至出現張冠李戴的現象。例如，唐弢先生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講郭沫若先生對趙樹理先生作品《李家莊的變遷》的評論：“我完全被那新穎、簡樸的內容和手法所陶醉了，那兒有新的人物、新的意義、新的作風、新的天地、新的文化，誰讀了我相信都會感興趣的。”但這實際上不是郭沫若先生對于趙樹理先生這部《李家莊的變遷》中的評語，而是對趙樹理先生另一部作品《李有才板話》的評語，這是一種嚴重的引述錯誤。其次，是錯詞引述，例如將“樸素的內容和手法”錯引成“簡樸的內容和手法”，將“新的感情”錯引成“新的意義”，雖然沒有較大程度的改變，但是，文學的語言是嚴謹的，尤其是對于像郭沫若先生這樣的文學大家來說，更是一種唐突的行為表現。再從文學價值層面和學術意義來講，這是一種失誤，更是“疏離文本”現象的集中表現。

2.2文學作品評價定位錯誤：

經典的文學作品是需要時間來印證的，然而，在現當代文學研究中，常常對一些作品的評價脫離了實際，例如，將40世紀的作品拿來在50世紀的背景下評論，這遠遠偏離了實際背景的需要，是一種不客觀的評價。再比如《紅旗譜》，《紅旗譜》是我國現代文學史的必選之本，在21世紀初期的文學地位尤為重要，受到了許多作家、業內人士的好評和稱贊，但是，后來經事實印證，《紅旗譜》確實存在一些問題，如其作品中有一段描述一個人背對著朱老忠，但是朱老忠卻看見了那人的““長腦瓜門兒”，而且描述說“好面熟”，這完全不合邏輯。目前，這樣的例子還在《紅旗譜》存在尚多，但文學界卻對其有頗高的定位，將其稱作“經典”，這是一種較為嚴重的“脫離文本”現象。

3結語

總之，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中存在著嚴重的“疏離文本”現象，主要體現在文學引述混亂、錯誤，文學作品的評價偏離實際創作背景，文學作品定位嚴重偏頗等。為了消除我國現當代文學中“疏離文本”現象，就需要文學研究工作保持嚴謹的工作態度，積極探索，創新研究方法，建立文學的獨立標準，從而進一步推動我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

參考文獻

篇4

中圖分類號：I206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6）03-0145-02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傳統語言學認為語言是一種交際工具或是一種思維工具，而現代語言學將語言由傳統的從屬論上升到本體論的角度，認為語言是思想本體，構成了人的行為本身。[1]深入探究語言的變革與現代文學形式發展的具體影響，對于豐富語言學的內涵，幫助我們理解語言變革與文學形式發展的內在聯系具有重要意義。

一、中國現代的語言變革

中國現代的語言變革，概括起來就是“白話代文言”。之初，以“明白”和“精確”為指向的白話文運動蓬勃興起。白話文倡導者主張語言擺脫以往形式的束縛，在精確表達思維的同時能夠更加直白，為大多數人所能聽懂。

相比于文言文，白話文具有口語化和精確性的特點。一方面，它不像文言文那樣晦澀難懂，從而有助于文化和科學的普及和推廣；另一方面，它不像文言文那樣含糊不清，從而有助于提升嚴謹的科學思維。因此，白話文強調了文學語言的實用功能，強化了文學語言的敘述、說理、藝術再現等功能。但是這種語言轉換也會不可避免地帶來消極的后果，那就是傳統語言所具有的多義性、象征性、層次性和聲韻特性等語言功能均有所弱化，從而造成藝術表現力的缺失。而不同的文學題材或著眼自由的思想表達、或著眼嚴格的韻律規范，或強調豐富的說理性、或強調精簡扼要的藝術表現力，對語言的訴求大不相同。因此，語言變革對各種文學題材的積極與消極作用也各不相同，從而造成了對現代文學形式發展的深遠影響。

二、語言變革對中國現代文學形式發展的不同影響

（一）對小說的影響

白話文相比于文言文在敘述方面具有更高的清晰度，因此在“五四”之后的新文學的發展中，白話文替代文言文的語言變革促進了小說的繁榮，從客觀上將小說的創作從邊緣推向了中心。

小說是文學體裁中最貼近日常生活的、最具通俗性的文體。而白話文由于具有大眾化、通俗化、口語化的特點，與小說文體的要求達到了高度的一致。在內容上，由于小說是一種敘事的文學，主要語言特征是敘述，對文學語言有著明晰、傳神、生動、精確的要求，而白話文作為一種更貼近現代人日常生活中白話的文學語言，相比于文言文來說更能做到“言文合一”。語言變革增強了小說這類現代文學形式的敘事清晰度，促進形成了其敘事形象傳神、描述逼真的內在品格。

（二）對散文的影響

白話文相比于文言文在形式上更加自由，在內容上更長于說理。因此，白話文促進了雜文文體發展的一枝獨秀。雜文通過描繪具體事實或客觀現象，達到陳述觀點、發表議論的目的。雜文以“議論”為主要特征，要求有清楚的條理性、分明的層次性、嚴密的邏輯性，注重的是思維的理性化。而白話文相比于文言文來說，一方面通俗易懂，長于說理，另一方面語意精確，長于界定。因此，語言變革促進了雜文文體形式的長足發展。

之后，新文學者便開始思考如何通過對文學語言的加工，來達到散文文體審美的獨特性，并由此創作出可與傳統散文相媲美的“美文”。與議論為主的雜文不同，“美文”主張抒情言志。由于白話文這種語言方式過于直白，在美文這種藝術性散文的創作方面有較大的不便。為此，新文學者進行了“用美術以鍛煉”白話的努力。“用美術以鍛煉”白話，是指借鑒傳統文學中的文言文語言方式和外來翻譯的語言方式，從而形成一種更具表現力的白話文。通過“用美術以鍛煉”白話，增強了散文的藝術性，成就了“美文”這一新的文學形式。

（三）對話劇的影響

白話文相比于文言文在表情達意方面更善于鋪陳和直敘，更加利于話劇人物的直抒胸臆。因此，催生了以話劇為主要形態的中國現代戲劇。

文言作為一種詩性語言，具有含混、凝練的特點，注重表現而不注重交流，適宜敘述而不適宜對話，利于增加文本的抒情性而不利于其動作性。因此，以文言文為主要文學語言的中國傳統戲劇大部分為歌劇，與詩詞、曲具有相似的特點。而現代話劇以對話為主體，強調對白的作用，因此，白話文取代文言文，話劇取代歌劇，就成就了現代文學形式的一次轉型。

五四時期，白話文學語言的倡導，使得喜劇語言在語言環境和資源等方面產生了巨大的變革，促進了寫實戲劇語言方式的確立；由于白話文在表情達意方面的直白性，促使了寫意抒情性話劇語言方式的產生；又由于白話文善于狀物，對人物的語音、腔調都能達到精確細致的陳述，催生了戲劇性話劇語言方式的出現。因此白話文使得中國現代話劇的內容和形式得到了極大的豐富，促進了現代話劇文體形式的多樣化。

語言變革創造了白話語言的語言環境，促進了中國現代話劇文體形式的誕生、發展和成熟。

（四）對兒童文學的影響

五四語言變革中，白話文學語言的廣泛使用，為兒童文學的文體形式的誕生和發展提供了必備的條件。

時期，人們逐漸發現了兒童世界的“獨特性”，對兒童發展的考量也逐漸增加到“美育”“人性的啟蒙”“現代化”等諸多方面。人們對于兒童文學和兒童讀物也越來越重視。然而，“兒童文學”這種文學體裁能在中國立足與否，取決于有沒有與之相適應的文學語言條件。在五四之前，中國人教導兒童用的都是一些經書典籍，而并沒有以兒童的口吻口語為角度的兒童讀物。這可以歸結為人們平常所說的語言（白話）與文字存在不一致。兒童文學最基本的要求是“小兒說話”，這就要求兒童文學所采用的語言應該具有“口語化”的特點。因此，白話代文言，是中國現代兒童文學誕生的標識。

（五）對詩歌的影響

相比于對其他文學形式的影響，白話文與詩歌的審美要求不相適應，因此制約了新詩的發展，甚至使得新詩形式美的建設陷入困境。

詩體的“新舊之爭”本該是文學語言的產物，但在五四時期，白話文倡導者否定“舊詩”在一部分程度上是代表著一種詩學立場。他們認為舊詩比較難做，而且不能自由地表述自己的思想，難以創新。也認為，應該打破傳統詩學所立下的規則，發展更為自由的詩體。然而，詩歌作為一種文學體裁，是有自身的特點和規則的。如果強行打破這種規則，超出了詩歌的邊緣，有可能會產生一些新的文學樣式（新詩），但由此丟棄的可能就是這種文學體裁所獨有的韻味和審美價值。

詩歌所特有的本體訴求為含蓄性、情緒性、暗示性和感受性，而五四語言變革所倡導的科學性和精確性的白話文則與之相去甚遠。并且，白話文精確性的表達在很大程度上會使文言才能勾勒出的“詩美”蕩然無存。卞之琳在將新詩與舊詩做對比時就說，古典詩歌以精煉、少用連接詞、意境豐滿為特點，“重暗示而忌說明，言有盡而意無窮”。[2]這是詩歌作為一種文學體裁所具有的特點。然而，白話文作出的新詩卻“枝蔓而懶散，冗長而無意”。因此，白話可以精確的傳達思想，可以“有理趣”地分析、論證問題，但卻不能寫出像文言文那樣蘊藉深刻的句子。

梅光迪認為，文章體裁不同，小說、詞和曲固用白話，詩、文則不可。[3]在傳統的文學體系中，詩歌的文體有著嚴格的規范，都以語言的“聲韻特性”“喻意象征性”“去口語化”等為前提。因此，對于詩文來說，“實用性”“精確性”“口語化”的語言變革與詩歌的文體規范要求不相適應，嚴重影響了詩歌文體獨特審美價值的實現。

三、小結

中國現代語言變革對文學形式發展的影響過程，其實就是“白話代文言”對文學形式演進的作用過程。從語言變革的角度探討至建國這段時期文學形式的變化，不僅可以準確評價語言變革在中國現代文學形式發展過程中的得與失，還能使我們更加清醒的理解中國現代文學之于傳統文學的審美轉型，加深我們對語言變遷與中國現代文學形式發展關系的重新認識，對于我們當今文學形式的發展具有啟示意義。

參考文獻：

篇5

1.自給自足經濟下

回顧歷史，當城市僅作為政治中心的存在，城鄉在經濟上差異很小時，我們國家處在小農經濟體制中。自給自足的經濟現狀，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幾乎每家每戶都以田地為謀生手段，也沒有將農民獨立成特殊群體的說法。那么，不難想象當時的文學作品中的“農民”形象如何了。封建社會地主階層猖獗，變換手段壓榨百姓。加之國家征收賦稅嚴重，自然民不聊生。詩人通過寫詩表達對農民的同情，對統治者的憤怒，對社會問題的思考之類的這些在當時很常見，詩歌體裁也多種多樣。

2.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下

為開端，外國侵略者用武力敲開了中國的國門，從此中國社會格局演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殖民地大多在城市，而鄉村還保留封建社會的剩余勢力，兩者分化已經很明顯了。外國人將商品經濟引入中國，中國被迫放棄原先的自然經濟。加之中國的一些實業家創辦的民用企業，都在加速著中國社會性質的深刻變革。此時，城鄉出現二元化經濟，這是直接導致了農民大軍向城市轉移的原因，很多進城農民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了，他們在城里以其他方式謀生。從此，城鄉的單向流動的狀況鮮有變過。

3.建國后

在“五四新文學”誕生后，文學作品量日益豐富。許多文人開始關注農民工進城這一社會現象，并創作出許多思想深邃的文學作品，引起社會的巨大反響。文人對于這類“從鄉村走向城市”的人群，似乎有著強烈而執著的興趣，幾乎成為了現當代文學中孜孜不倦探討的主題。分析下不難看出關注“農民工進城”的意義：1.他們是社會的弱者，關注他們的生活有社會意義。2.他們是傳統的剩余，大多文化素質不高，研究他們在社會巨變下，思想軌跡的轉變很有價值。3.他們中的大多人的結局都以失敗而終，究其原因將引發社會深思。20世紀20年代，開始出現較早的描寫“農民工進城”的小說。有如潘訓的《鄉心》，小說講述了在農村衰敗后，主人公阿貴成為較早一批由農村來到城市的代表。原本以為從此幸福生活降臨，沒料到來到城市后，人生地不熟，勉強維持生計都還算困難，阿貴最后灰心意冷。還有王任叔的《阿貴流浪記》也有類似的描寫。處于由殖民經濟和市場經濟占主導的社會形勢下，農村的自然經濟必然破產。而多年處于傳統安逸下的這些農民們，面對突如其來的變化，在身心上都難以接受。即使他們許多渴望著“城里人的生活”，但沒有意識到在“城里生活”所需的轉變，這必然導致失敗。20世紀30年代，作家吳組緗、王統照、老舍等人，對這種社會現象有更深入的描寫。在長篇小說《山雨》里，主人公奚大也是被逼進城。老舍的《駱駝祥子》很有名，祥子也是從農村走出來的，他的身上擁有著中國人提倡的傳統美德，但最終還是以幻滅結尾。這種結局的實質原因，首先是社會環境不好。而來到城市打工的人，全部都因家鄉經濟破產來到城市尋求謀生。但城市的環境又不能適應，個人本身素質就有限，解決不了實際問題，只能讓生活牽著走，失敗是必然的。看著文學作品里的主人公，發現他們身上都有可愛之處，十分同情他們的遭際卻也無可奈何。近代中國的社會改造，由于沒有過渡和引導，對鄉村和農民來說，被迫轉變沒有準備，無法消化，只能不斷造成身體和心靈上的困苦。

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農村向城市轉移的人流趨于穩定甚至停滯。其原因很復雜，大致有：城市的戶籍制度的建立，阻擋了農民從鄉村涌入城市。這時期的文學作品中以農村為題材的描寫不再像原先那樣對農村的破敗突出描寫。此時，“農民工”在文學視野中的形象是欠缺的。

21世紀初到現在，城市化進程加快，城鄉差距更大。農村的建設走入瓶頸。戶籍制的略有松動，造成大批人口從鄉村向城市流動。社會現狀的變化，給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這時期作品有如高曉聲《陳奐生上城》，以寫農民陳奐生的視角，來看城市生活的變化。小說《哦，香雪》寫了現代都市文明的文明成果對一位鄉村少女的吸引程度，借鄉村少女形象，來寫出無數的鄉村人對城市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之后，社會由于過多的農民工進城引發了諸多問題，使得一部分不得不棄城返鄉。這時的文學作品描寫的重點仍是以農民工對城市生活的渴望和想方設法進城的故事。如中篇小說《到城里去》，還有小說《城市里的一顆莊稼》講述的是名叫崔喜的農村姑娘，為了進城，不惜嫁給死了老婆的30多歲的城里人寶東。小說《富萍》講了農村姑娘富萍來到城市后，對城市生活產生了留戀，為了留在城市，她婚變后選擇了嫁給城里的一個殘疾人。有些小說從另外的角度來寫農村人進城，它們以進城后的農村人對城市生活的不適應展開描寫。農村人來到城市生活，需要適應城市的環境，從生活方式到價值取向都要有所改變。這種改變卻不容易，小說《北京候鳥》講述的是來北京謀生的外地人就像候鳥遷徙一樣，雖然來到了北京，卻不能及時適應都市環境、文化。還有的一直無法適應城市生活的這些農民工重返家鄉，城市生活的歲月成為了一段記憶。文學作品中有較多的返鄉者形象，如小說《歸去》、《蒙娜麗莎的微笑》、《上海一夜》、《異鄉》、《紫薔薇影樓》等等。看似他們的重返是原地踏步，其實不然。在城市生活的經歷對他們將造成一生的影響，城市的生活資料豐富，生活水平很高，生活節奏很快。這些有可能給他們帶來正面的影響，亦有可能影響是負面的。

近現代文學史上，作家通過創造典型人物形象，一方面激起讀者的同情心，另一方面引發讀者思考。其中更有作者自己對社會的思考。農民工作為百年歷史的主角，他們的人生遭際受到普遍關注，探索他們人生的軌跡，對社會思想的進化很有益處。從他們短暫的人生中，看到了社會的縮影，看到了社會變化的過程。文學上對“農民工”的描寫構成了一個系列，這個系列是最具有研究價值的。

參考文獻：

[1]逢增玉，蘇奎.現當代文學視野中的“農民工”形象及敘事.蘭州大學學報.2008.1

樊星.當代文學中的“農民性”問題.文史哲.2009

篇6

關鍵詞：文學視野 農民工形象 敘事分析 變化

Key word:The literature field of vision peasant laborer image narrates the analysis change

作者簡介：司娟（1975--），女，河南夏邑人，本科，商丘職業技術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現當代文學研究。

本文從社會形態的不同，來說明文學作品反照的“農民工”形象的不同。

1.自給自足經濟下

回顧歷史，當城市僅作為政治中心的存在，城鄉在經濟上差異很小時，我們國家處在小農經濟體制中。自給自足的經濟現狀，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幾乎每家每戶都以田地為謀生手段，也沒有將農民獨立成特殊群體的說法。那么，不難想象當時的文學作品中的“農民”形象如何了。封建社會地主階層猖獗，變換手段壓榨百姓。加之國家征收賦稅嚴重，自然民不聊生。詩人通過寫詩表達對農民的同情，對統治者的憤怒，對社會問題的思考之類的這些在當時很常見，詩歌體裁也多種多樣。

2.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下

為開端，外國侵略者用武力敲開了中國的國門，從此中國社會格局演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殖民地大多在城市，而鄉村還保留封建社會的剩余勢力，兩者分化已經很明顯了。外國人將商品經濟引入中國，中國被迫放棄原先的自然經濟。加之中國的一些實業家創辦的民用企業，都在加速著中國社會性質的深刻變革。此時，城鄉出現二元化經濟，這是直接導致了農民大軍向城市轉移的原因，很多進城農民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了，他們在城里以其他方式謀生。從此，城鄉的單向流動的狀況鮮有變過。

3.建國后

在“五四新文學”誕生后，文學作品量日益豐富。許多文人開始關注農民工進城這一社會現象，并創作出許多思想深邃的文學作品，引起社會的巨大反響。文人對于這類“從鄉村走向城市”的人群，似乎有著強烈而執著的興趣，幾乎成為了現當代文學中孜孜不倦探討的主題。分析下不難看出關注“農民工進城”的意義：1.他們是社會的弱者，關注他們的生活有社會意義。2.他們是傳統的剩余，大多文化素質不高，研究他們在社會巨變下，思想軌跡的轉變很有價值。3.他們中的大多人的結局都以失敗而終，究其原因將引發社會深思。20世紀20年代，開始出現較早的描寫“農民工進城”的小說。有如潘訓的《鄉心》，小說講述了在農村衰敗后，主人公阿貴成為較早一批由農村來到城市的代表。原本以為從此幸福生活降臨，沒料到來到城市后，人生地不熟，勉強維持生計都還算困難，阿貴最后灰心意冷。還有王任叔的《阿貴流浪記》也有類似的描寫。處于由殖民經濟和市場經濟占主導的社會形勢下，農村的自然經濟必然破產。而多年處于傳統安逸下的這些農民們，面對突如其來的變化，在身心上都難以接受。即使他們許多渴望著“城里人的生活”，但沒有意識到在“城里生活”所需的轉變，這必然導致失敗。20世紀30年代，作家吳組緗、王統照、老舍等人，對這種社會現象有更深入的描寫。在長篇小說《山雨》里，主人公奚大也是被逼進城。老舍的《駱駝祥子》很有名，祥子也是從農村走出來的，他的身上擁有著中國人提倡的傳統美德，但最終還是以幻滅結尾。這種結局的實質原因，首先是社會環境不好。而來到城市打工的人，全部都因家鄉經濟破產來到城市尋求謀生。但城市的環境又不能適應，個人本身素質就有限，解決不了實際問題，只能讓生活牽著走，失敗是必然的。看著文學作品里的主人公，發現他們身上都有可愛之處，十分同情他們的遭際卻也無可奈何。近代中國的社會改造，由于沒有過渡和引導，對鄉村和農民來說，被迫轉變沒有準備，無法消化，只能不斷造成身體和心靈上的困苦。

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農村向城市轉移的人流趨于穩定甚至停滯。其原因很復雜，大致有：城市的戶籍制度的建立，阻擋了農民從鄉村涌入城市。這時期的文學作品中以農村為題材的描寫不再像原先那樣對農村的破敗突出描寫。此時，“農民工”在文學視野中的形象是欠缺的。

21世紀初到現在，城市化進程加快，城鄉差距更大。農村的建設走入瓶頸。戶籍制的略有松動，造成大批人口從鄉村向城市流動。社會現狀的變化，給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這時期作品有如高曉聲《陳奐生上城》，以寫農民陳奐生的視角，來看城市生活的變化。小說《哦，香雪》寫了現代都市文明的文明成果對一位鄉村少女的吸引程度，借鄉村少女形象，來寫出無數的鄉村人對城市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之后，社會由于過多的農民工進城引發了諸多問題，使得一部分不得不棄城返鄉。這時的文學作品描寫的重點仍是以農民工對城市生活的渴望和想方設法進城的故事。如中篇小說《到城里去》，還有小說《城市里的一顆莊稼》講述的是名叫崔喜的農村姑娘，為了進城，不惜嫁給死了老婆的30多歲的城里人寶東。小說《富萍》講了農村姑娘富萍來到城市后，對城市生活產生了留戀，為了留在城市，她婚變后選擇了嫁給城里的一個殘疾人。有些小說從另外的角度來寫農村人進城，它們以進城后的農村人對城市生活的不適應展開描寫。農村人來到城市生活，需要適應城市的環境，從生活方式到價值取向都要有所改變。這種改變卻不容易，小說《北京候鳥》講述的是來北京謀生的外地人就像候鳥遷徙一樣，雖然來到了北京，卻不能及時適應都市環境、文化。還有的一直無法適應城市生活的這些農民工重返家鄉，城市生活的歲月成為了一段記憶。文學作品中有較多的返鄉者形象，如小說《歸去》、《蒙娜麗莎的微笑》、《上海一夜》、《異鄉》、《紫薔薇影樓》等等。看似他們的重返是原地踏步，其實不然。在城市生活的經歷對他們將造成一生的影響，城市的生活資料豐富，生活水平很高，生活節奏很快。這些有可能給他們帶來正面的影響，亦有可能影響是負面的。

近現代文學史上，作家通過創造典型人物形象，一方面激起讀者的同情心，另一方面引發讀者思考。其中更有作者自己對社會的思考。農民工作為百年歷史的主角，他們的人生遭際受到普遍關注，探索他們人生的軌跡，對社會思想的進化很有益處。從他們短暫的人生中，看到了社會的縮影，看到了社會變化的過程。文學上對“農民工”的描寫構成了一個系列，這個系列是最具有研究價值的。

參考文獻：

[1]逢增玉,蘇奎.現當代文學視野中的“農民工”形象及敘事.蘭州大學學報.2008.1

[2]樊星.當代文學中的“農民性”問題.文史哲.2009

篇7

在明代文學史上，特別受人注目的是“主張型”的文學團體所引起的文學爭論。這些文人集團和不同流派之間的爭論有其鮮明的特點：

（1）各有一套較為明確的文學主張，其結合不是停留在創作實踐上的趣味相投，而是趨向理論觀點上的人以群分，完成了文學實踐的流派向文學理論的流派的過渡。

（2）不論高喊“復古”的口號，還是打著“反復古”的旗幟，主觀上都有比較強烈的革新意識，希望能革除前弊，使文學創作符合各自心目中的規范。

（來源：文章屋網 ）

篇8

1.自給自足經濟下

回顧歷史，當城市僅作為政治中心的存在，城鄉在經濟上差異很小時，我們國家處在小農經濟體制中。自給自足的經濟現狀，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幾乎每家每戶都以田地為謀生手段，也沒有將農民獨立成特殊群體的說法。那么，不難想象當時的文學作品中的“農民”形象如何了。封建社會地主階層猖獗，變換手段壓榨百姓。加之國家征收賦稅嚴重，自然民不聊生。詩人通過寫詩表達對農民的同情，對統治者的憤怒，對社會問題的思考之類的這些在當時很常見，詩歌體裁也多種多樣。

2.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下

為開端，外國侵略者用武力敲開了中國的國門，從此中國社會格局演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殖民地大多在城市，而鄉村還保留封建社會的剩余勢力，兩者分化已經很明顯了。外國人將商品經濟引入中國，中國被迫放棄原先的自然經濟。加之中國的一些實業家創辦的民用企業，都在加速著中國社會性質的深刻變革。此時，城鄉出現二元化經濟，這是直接導致了農民大軍向城市轉移的原因，很多進城農民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了，他們在城里以其他方式謀生。從此，城鄉的單向流動的狀況鮮有變過。

3.建國后

在“五四新文學”誕生后，文學作品量日益豐富。許多文人開始關注農民工進城這一社會現象，并創作出許多思想深邃的文學作品，引起社會的巨大反響。文人對于這類“從鄉村走向城市”的人群，似乎有著強烈而執著的興趣，幾乎成為了現當代文學中孜孜不倦探討的主題。分析下不難看出關注“農民工進城”的意義：1.他們是社會的弱者，關注他們的生活有社會意義。2.他們是傳統的剩余，大多文化素質不高，研究他們在社會巨變下，思想軌跡的轉變很有價值。3.他們中的大多人的結局都以失敗而終，究其原因將引發社會深思。20世紀20年代，開始出現較早的描寫“農民工進城”的小說。有如潘訓的《鄉心》，小說講述了在農村衰敗后，主人公阿貴成為較早一批由農村來到城市的代表。原本以為從此幸福生活降臨，沒料到來到城市后，人生地不熟，勉強維持生計都還算困難，阿貴最后灰心意冷。還有王任叔的《阿貴流浪記》也有類似的描寫。處于由殖民經濟和市場經濟占主導的社會形勢下，農村的自然經濟必然破產。而多年處于傳統安逸下的這些農民們，面對突如其來的變化，在身心上都難以接受。即使他們許多渴望著“城里人的生活”，但沒有意識到在“城里生活”所需的轉變，這必然導致失敗。20世紀30年代，作家吳組緗、王統照、老舍等人，對這種社會現象有更深入的描寫。在長篇小說《山雨》里，主人公奚大也是被逼進城。老舍的《駱駝祥子》很有名，祥子也是從農村走出來的，他的身上擁有著中國人提倡的傳統美德，但最終還是以幻滅結尾。這種結局的實質原因，首先是社會環境不好。而來到城市打工的人，全部都因家鄉經濟破產來到城市尋求謀生。但城市的環境又不能適應，個人本身素質就有限，解決不了實際問題，只能讓生活牽著走，失敗是必然的。看著文學作品里的主人公，發現他們身上都有可愛之處，十分同情他們的遭際卻也無可奈何。近代中國的社會改造，由于沒有過渡和引導，對鄉村和農民來說，被迫轉變沒有準備，無法消化，只能不斷造成身體和心靈上的困苦。

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農村向城市轉移的人流趨于穩定甚至停滯。其原因很復雜，大致有：城市的戶籍制度的建立，阻擋了農民從鄉村涌入城市。這時期的文學作品中以農村為題材的描寫不再像原先那樣對農村的破敗突出描寫。此時，“農民工”在文學視野中的形象是欠缺的。

21世紀初到現在，城市化進程加快，城鄉差距更大。農村的建設走入瓶頸。戶籍制的略有松動，造成大批人口從鄉村向城市流動。社會現狀的變化，給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這時期作品有如高曉聲《陳奐生上城》，以寫農民陳奐生的視角，來看城市生活的變化。小說《哦，香雪》寫了現代都市文明的文明成果對一位鄉村少女的吸引程度，借鄉村少女形象，來寫出無數的鄉村人對城市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之后，社會由于過多的農民工進城引發了諸多問題，使得一部分不得不棄城返鄉。這時的文學作品描寫的重點仍是以農民工對城市生活的渴望和想方設法進城的故事。如中篇小說《到城里去》，還有小說《城市里的一顆莊稼》講述的是名叫崔喜的農村姑娘，為了進城，不惜嫁給死了老婆的30多歲的城里人寶東。小說《富萍》講了農村姑娘富萍來到城市后，對城市生活產生了留戀，為了留在城市，她婚變后選擇了嫁給城里的一個殘疾人。有些小說從另外的角度來寫農村人進城，它們以進城后的農村人對城市生活的不適應展開描寫。農村人來到城市生活，需要適應城市的環境，從生活方式到價值取向都要有所改變。這種改變卻不容易，小說《北京候鳥》講述的是來北京謀生的外地人就像候鳥遷徙一樣，雖然來到了北京，卻不能及時適應都市環境、文化。還有的一直無法適應城市生活的這些農民工重返家鄉，城市生活的歲月成為了一段記憶。文學作品中有較多的返鄉者形象，如小說《歸去》、《蒙娜麗莎的微笑》、《上海一夜》、《異鄉》、《紫薔薇影樓》等等。看似他們的重返是原地踏步，其實不然。在城市生活的經歷對他們將造成一生的影響，城市的生活資料豐富，生活水平很高，生活節奏很快。這些有可能給他們帶來正面的影響，亦有可能影響是負面的。

近現代文學史上，作家通過創造典型人物形象，一方面激起讀者的同情心，另一方面引發讀者思考。其中更有作者自己對社會的思考。農民工作為百年歷史的主角，他們的人生遭際受到普遍關注，探索他們人生的軌跡，對社會思想的進化很有益處。從他們短暫的人生中，看到了社會的縮影，看到了社會變化的過程。文學上對“農民工”的描寫構成了一個系列，這個系列是最具有研究價值的。

參考文獻：

[1]逢增玉,蘇奎.現當代文學視野中的“農民工”形象及敘事.蘭州大學學報.2008.1

[2]樊星.當代文學中的“農民性”問題.文史哲.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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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男性在思想上處于主控地位，但又是行動上的逃避者立場

男性潛意識里男主內女主外的思想，使得男性對女性始終帶著征服和控制的欲望，一旦男性對周圍環境無法掌控，必然會選擇行動上的逃避。如《搜神記———成公知瓊》中：玄超夢到天上的仙女成公知瓊，心生愛慕，由于她早失去父母，天帝哀其孤苦，就遣令知瓊下嫁玄超。知瓊姿容性情美好，像是人間多情而有才華的女子。知瓊能詩善文，與弦超相處如人間夫婦一般。知瓊這類仙女有著似人的方面，也有與人不同的特征，她們因仙人身份表現出特異性。成公知瓊“夜來晨去，倏忽若飛，唯超見之，他人不見。雖居闇室，輒聞人聲，常見蹤跡，然不睹其形。”可以飛來飛去，可以隱形。這體現了男性作家對女性神秘感的要求，他們希望遇到的是特別的美女，比他們的妻子美麗而又多才氣，同時又能夠挑起他們的征服欲與幻想。同時，知瓊說“納我榮五族，逆我致禍患”，表明神仙與凡人之間不平等的關系。而有的書上說這是“神性壓迫感”，凡間男子必須接受她們這些仙女，但這卻是男性的一個狡猾之處，把所有出軌的理由都歸于所迫，把一切責任撇得一干二凈，明明心中期盼不已，卻構造的都是女性的主動和強加性的愛情。我認為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男性對于他們心中的女神的一種期待，無法褻瀆，就以被迫接受的方式建構事件，把自己演繹為被迫接受愛情的弱者，實則享受著天仙帶來的好處。又如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中的主婦吳月娘，除了幫助西門慶勤懇持家，協調家庭內部姬妾關系，還要在外面給西門慶充面子。但是吳月娘沒有生孩子，即使是妻，也不得不小心伺候，容忍西門慶一次次的娶妾。即便這樣，而吳月娘也依然百依百順，她縱為妻，也只是西門慶的一個奴隸，被西門慶所控制著。這些美麗的女子，都是男性塑造得一批精神奴隸，為男性提供他們想要的生活，同時還要承擔被譴責的責任。而男性，享受完美女帶來的歡快之后，面對社會和輿論責任，總是選擇妥協或者放棄。

三、男性作家把自己當作一位紳士

處于紳士地位，自主的為女性履行紳士義務，為女性建構了一座名為“”的圍城。男性以保護女性為由，為女性建構了一道道堅固的道德圍墻，如“男女授受不親”，這在《禮記•曲禮》中即有記載，這很明晰的說明了古代的男女禮節，而且女子必須要遵守三從四德。如《秦樓月》中被原文引用的《真娘墓》，描述的是一位名叫真娘的青樓美女，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以生命為代價，與老鴇相抗爭，最終香消玉殞。這究竟值不值得呢？為什么美女真娘把自己的貞潔看得比生命還重呢？為什么《秦樓月》中的女子要以真娘為榜樣，如此羨慕和哀痛真娘呢？“貞潔”是男性作家強加給女性的，并不是女性一開始就對自己進行性德束縛。男性在著力于打造自己這個美好紳士形象的同時，把保持的女性作為了身份的一種象征，一種榮譽。婚姻與情愛，二者本該統一，但在呂貫的心中卻不乏矛盾之處：情愛可以任性，婚姻卻難違理。因此跨越了樊籠禮教的女性，可能會獲得男人的一段愛情，卻常常失去與此男人一生的婚姻，如《鶯鶯傳》和《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男性到愛情的最后，不僅是無力，也根本就是不想為女人而爭取什么。因此古代美女中才會出現那么多的思婦、棄婦、怨婦，從“氓之蚩蚩”到幾百上千年后的作品中，女性無不是附擁品。高貴如李清照，美艷如李清照，才氣如李清照，依然落得孤苦無依。她的一次改嫁，竟成為人生的一大污點。難道女性就沒有權力選擇婚姻嗎？不是女性無法選擇，而是她們已經失去了選擇的能力了。無論她們做什么，她們的心理都用貞潔二字在衡量著自己的行為。這也可以說明男性很成功，他們把這種貞潔觀塑造成了一種社會習俗，進而成為一種道德標準，最后成為女性自主的選擇。男性紳士性的貞潔維護，讓女性從此失去了心靈的自由。

四、男性把自己放在愛情的被動者地位

男性為了隱藏自己懦弱的一面，構筑一批大膽艷麗的女子。男性作家為了把自己的懦弱面隱藏起來，于是把自己置身于一個被動的地位，把求愛的主動權交給女性。如陳玄祐的《離魂記》：小說敘述王宙與美女張倩娘“常私感想于寤寐”，倩娘的父親卻將她許配他人。倩娘的靈魂于是離開軀體私下前往與王宙相會，并生兩子。張倩娘的“私奔”是為社會輿論所不容的，而男性作家把女子置身于這樣尷尬的地位，讓女子獨自去承受這種社會的道德的譴責，展現女子大膽反抗婚姻壓迫追求自身幸福的同時，讓我看到的是男子的更尷尬。如《柳毅傳》中的龍女，連叔父錢塘君做主把她嫁給柳毅的時候，柳毅不娶，最終龍女化身為盧氏女嫁給他，他才娶，這個故事相對于別的男子期盼娶到仙女是有區別的，但是柳毅辭別龍宮的時候“不諾錢塘之請而后悔”，“殊有嘆恨之心”表明柳毅的后悔，但是他仍然沒有主動的去追求龍女，一直等到龍女主動的變換身份嫁給他，他才心安理得的接受而已。我認為這在顯示男性既期盼多情美麗的女子，但是又不敢追求，對美好的女子產生一種無法褻瀆感，只有把自己從主動者降低到被動者，男性才安心。還有如詩歌當中的文君當壚，卓文君美麗又多金，又多情肯私奔，難怪文人都愛引用卓文君和司馬相如的故事了。同時男性為了獲得政治與經濟上的利益，往往會選擇在關鍵的時候讓女性出現，如貂蟬，作為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卻跟楊玉環，王昭君，西施一樣的，紅顏薄命，她作為王充的棋子，在呂布和董卓只見周旋，最終使董卓和呂布二人關系破裂，完成了任務。但是，作為一個女人，一個美麗的女人，貂蟬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究竟值不值得，這也許沒有人能夠說得清楚。但是從這個女子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男性在自身無法完成艱巨任務的時候，往往選擇把女性當做棋子進行擺，做先頭兵，如貂蟬為王充，西施為楚國，王昭君為大漢。都是一批為他人而犧牲自己的女子。這不能不反映出女子的艷麗大膽和男子的萎靡懦弱。

五、在人生目標的前面，女性是被男性犧牲的，男性是勝利的一方

郭立誠說：“男人最不講理的，他們一方面喜歡漂亮的女人，一方面又把亡國敗家的罪過推到女人身上，罵她們是禍水是敗家精”。的確女性一直都處在被犧牲的地位。如四大美女之一的楊玉環，馬嵬坡前的賜死，真實的對她的命運做了總結。又如《霍小玉傳》，李生與美女霍小玉情深意濃的時候，“自以為巫山洛浦不過也”。但是，在當時的社會，讀書仕進才是李生這樣的公子最重要的人生目標，小玉給她的戀愛只是他么臨時的消遣而已。霍小玉這樣的女子對李生這樣的以仕途為重的公子的前途是沒有任何作用的，因此當功名前途與“愛情”發生矛盾時，李生這樣的公子最先放棄的就是“愛情”。男性總是幻想三妻四妾，第一個妻子往往選擇門當戶對的，與自身利益掛鉤的，而第二三四個才是他們對女人的期盼。男人是滿足了發展需求才開始尋求愛情。同時，男性作家以旁觀審視者的態度看待愛情，在古代的愛情故事中，往往女性的形象塑造得非常豐滿，男性在故事中起的是陪襯的作用，而不是主角作用。同時，當愛情與現實發生沖突的時候，男性自動的退下，置身為一個不受社會道德和輿論譴責的地位，而把一切的罪責劃歸女性的不守婦道。這樣的不公正的立場，一直的延續，以致讓女性越來越被束縛在這種文化環境中，沉淪在貞潔的圍墻里。男性，總是把自己置于一個第三者的位置，一個不受指責與責任的人，似乎夫妻如有過錯都是女方的問題，比如年長色衰，如白居易“素口蠻腰”，到老都在不停的換姬妾。這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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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學熱現象對我國現當代文學的沖擊

近年來，我國現當代文學在文化界、思想界的影響力逐步降低，隨著經濟社會文化的不斷發展，人們對文化的要求越來越高，并開始追求感官刺激與娛樂，現當代文學包含的部分革命精神與熱情，已經無法激發人們的興趣，且從學術層面而言，我國傳統的古代文學也更具優勢。從娛樂元素方面來看，古代文學的豐富內涵更能夠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國學經過長期的積累和發展，其內涵極為豐富，不管是在審美體驗方面，還是在數量和質量方面，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此外，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我國的傳統文化都更具有民族代表性，可以極大地增強人們的民族自豪感，幫助相關的文化產品樹立品牌形象。可見，在當前的社會形勢下，國學熱現象的產生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我國現當代文學。

（二）國學熱現象對我國現當代文學的促進

國學熱現象的出現雖然對現當代文學產生了一定的沖擊，但這并不意味著現當代文學的消亡，與之相反，在當前的時代背景下，現當代文學應當被賦予新的意義。現當代文學是五四文學革命的產物，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合法性，因此，不能因為國學熱現象就一味的否定現當代文學的價值和魅力。現當代文學與國學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同時它也具有一定的差異性與特殊性，國學熱潮流的發展，可以促使人們逐漸研究和思考現當代文學的發展歷程與存在價值，進而促進現當代文學的發展。

二、國學熱現象下我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和研究

傳統文化是我國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是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也是我國文化前進的基礎和動力。國學熱潮流一方面為現當代文學的發展帶來了機遇，另一方面也為其帶來了一系列挑戰，促使現當代文學研究者不得不正視時展的現實需求，并及時革新現當代文學的表現方式和傳播方式，賦予其新的生命力。筆者認為，若要在國學熱潮流下促進現當代文學的發展，就必須深入研究兩者之間的內在關系，促使現當代文學充分吸收我國國學的內在精髓，除此之外，還應當借鑒國內外先進的研究方法，并結合當前現當代文學的特點，靈活運用，提升現當代文學的研究效率。文學的發展需要不斷地嘗試和大膽的改革，若要積極應對國學熱現象，增強現當代文學的發展活力，就必須及時革新現當代文學。當然，這種變革應當具有一定的針對性和科學性，關鍵之處在于和國學的結合，只有這樣，才能夠推動現當代文學實現跨越式發展。一方面，相較于國學，我國現當代文學具有更強的開放性特點，更容易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只有堅持中國傳統文化的引導，才能夠增強現當代文學的方向性，避免其出現僵化模仿的現象，堅持與國學相結合，才能夠增強現當代文學的民族色彩和個性價值。另一方面，我國現當代文學還處于發展時期，只有將其與傳統文化有機結合在一起，才能夠增強其發展動力，促使現當代文學更好更快地發展。總之，應當明確國學熱潮流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方向，積極應對國學熱現象帶來的挑戰，并學習借鑒國學的內涵和形式，及時革新現當代文學的發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