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2-18 11:3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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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是支撐國民經濟建設與發展的基礎性產業,是國家自立自強、社會和諧穩定的根本前提。農村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勢必對農業生產造成阻礙,從而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深刻影響。
1農村人口老齡化現狀
依據國際通行標準,當社會人口年齡結構中,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0%以上,或者65歲及以上的人口大于7%時,就可以被認定進入了老齡化。我國從1999年就開始進入老齡化階段。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農村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為9930萬人,占全國老年人口總數的55.92%,農村老齡化進程明顯比城鎮要快。另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14—2019年,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以1000萬人/年的速度遞增,據預測2020—2040年,老年人口平均每年要增加1200萬人。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嚴重,其與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降低、預期壽命延長有關。另外,由于農村的生產率低下,農村的遷出人口遠遠超過遷入人口,年輕勞動力流失直接加劇了農村老齡化的問題[1-2]。我國人口老齡化格局大致呈現出漢族地區快于少數民族地區、東部發達地區快于中西部地區、農村地區快于城鎮地區等特點。農村人口老齡化呈現出速度加快、分布不均、老齡化提前及人口收入低等特征。
2農村人口老齡化對農業經濟的影響
發展生產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中心環節,生活富裕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目標,農村人口老齡化對農村的生產發展及經濟建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了解農村人口老齡化對農業經濟的影響,對我國新農村建設及國民經濟發展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2.1對農業經濟的短期影響
農村人口老齡化對農業經濟最直接的影響就是農村勞動力的供給數量嚴重不足。近年來,人們為獲取更好的生活條件,為子女爭取更好的教育環境與資源,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紛紛向城鎮遷移,其結果就是農業生產勞動力銳減。青壯年勞動力遷出,而留守的人口年齡偏大,一般在50歲以上,他們的體力、身體素質與年輕人差距較大,反應速度、敏捷程度、對機械作業的熟練程度都遠遠低于年輕人,這直接導致農業耕種質量降低。有個別地方因留守人口年齡較大,無法從事農業耕種等重體力勞動,甚至出現了拋荒現象。受我國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農村教育的師資配備、教學設備、教育基礎設施等方面投入嚴重不足,使得留守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文化素質與勞動技能都處于較低水平。綜合素質的低水平發展,進一步導致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員思想比較保守,對新事物的接受程度與理解能力差,農業機械運用方面也出現諸多不足,這使得新科技在農業生產中的應用受到制約。農業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勞動力的大量投入為主導,農村人口老齡化使得農村勞動力數量減少、質量下降,勢必會導致農業勞動生產率降低,影響農業生產總值。以山東省為例,2013—2016年農業勞動人口總數下降了5%,農業生產總值整體下降了1.4%。人口的老齡化也導致被撫養人口比重加大,青壯年勞動力的經濟負擔加重。2018年,我國的總撫養比超過了40%,而許多省區總撫養比甚至超過50%。山東省是我國的農業大省,在所有省(市)中,山東的老齡人口排名占首位,總撫養比高達49.64%,其中老年撫養比達到22.69%。
2.2對農業經濟的長期影響
從農業經濟的長期發展來看,農村人口老齡化加速了現代化農業快速成長。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性產業,為維持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實現農業生產總值的穩步提升,促進農業規模化生產是農業發展的必然道路。據調研資料顯示,在江西、湖南、四川等農業大省,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紛紛外出務工,致使很多地區農田荒置,老年人無力經營農業生產。為保障生活,很多人選擇將土地承包流轉出去,這些土地最后會匯總到有能力從事農業生產的青壯年承包戶或者企業手中集中經營,這一現象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農業生產規模化。與傳統家庭化耕種不同,規模化的農村土地種植可以采用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方式。現代化機械的應用,大大提升了農業生產率。老年留守人口為解決無法從事重體力勞動與不能機械生產的問題,大多會選擇將這兩類生產活動外包,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農業機械化的速度[3]。同時,為適應部分老年人耕種的需要,專門適用于老年人耕種作業的農業機械與工具紛紛出現,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業機械制造業的發展與創新。大規模使用現代化機械進行農業生產,可以用更加先進的管理方法,使傳統農業生產方式轉變為現代社會化生產。為提升農業生產的經濟效益,無論是承包大戶還是農業企業,都會主動應用先進的農業科技彌補農業勞動力的不足[4]。新科技的應用解放了農業勞動力、降低了生產成本,使勞動生產效率大大提高。以黑龍江省為例,改革開放以來,黑龍江省農業現代化發展腳步加快,在2019年,黑龍江成為全國產糧第一大省,糧食的播種面積、總產量、農業機械化等排在國家前列,全省地區生產總值增長了122倍。
由于少兒人口減少、老年人口增多和人口流出的多重影響,湖北省人口紅利日漸減少并最終消失,勞動力工資上漲、社會養老壓力增大等問題將凸顯。人口紅利的變化會對湖北省的經濟、社會、人口等領域帶來不同程度挑戰,正確認識這些挑戰是制定應對之策,促進湖北經濟社會穩步發展的第一步。
一、人口領域的挑戰
1、勞動力市場將從“無限供給”轉向“供不應求”
人口紅利消失意味著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原先無限供給的勞動力市場將會發生根本性的轉變,逐步過渡到供不應求的狀態,這也昭示了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從湖北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趨勢看,2010年之后的勞動力市場開始出現了局部性的勞動力供給緊張,說明湖北勞動力市場開始邁上轉型之路。其中的原因在于湖北省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基本完成,勞動力市場供給逐年減少。根據預測,湖北省的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在2011年達到峰值4408.22萬人,以后會逐年減少;到2020年減少到4194.47萬人,到2040年再減少至3870.91萬人。
2、人口政策面臨著“由緊轉松”的社會訴求和壓力
上個世紀80年代,湖北省人口出生率一直維持在20‰左右;進入90年代,人口出生率開始較快下降,從1990年的21.6‰下降至1999年的11.57‰,整個90年代湖北省人口出生率仍高于10‰;進入2000年之后,人口出生率開始個位數增長,平均維持在9‰左右。從婦女總和生育率指標看,建國初湖北省婦女總和生育率為6.23,70年代初下降到3.24,到1980年又降至2.12,基本達到國際低生育水平標準,2010年達到1.35,已然是超低生育水平標準。
湖北省人口出生率短期內的急劇下降,一個關鍵原因就是我國所實施的以“獨生子女”為特色的嚴格計劃生育政策。計劃生育政策的效果是顯而易見的,但是30后的今天我們面臨著與30年前完全不同的人口形勢,少子化和老齡化成為兩大人口特征,并衍生出諸如人口紅利快速流失、勞動力短缺、未富先老、獨生子女病等很多社會問題。當前,有必要對既有計劃生育政策進行反思,從政策角度提出應對人口紅利流失和人口老齡化的對策,促使湖北省人口健康持續發展,更好的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求。
二、經濟領域的挑戰
1、人口老齡化會導致湖北消費市場低迷、內需不振
對于人口年齡結構與消費之間的關系,主流觀點認為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會對消費結構、消費水平產生影響,王金營等(2006)人的研究表明,人口撫養系數的提高特別是老齡化程度提高的影響,使得人均收入提高所帶來的的消費水平提高的速度將會減小,老齡化將會降低未來的消費水平和消費比率。勞動年齡人口是人口紅利的主要創造者,隨著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逐步減少和勞動年齡人口占比的降低,往往容易帶來消費市場低迷。
一方面,勞動年齡人口既有較強烈的消費意愿,更有足夠的消費能力支撐;而老年人口靠退休金生活,本身用于醫療和看護的開支占很大比重,能用于市場消費的資金非常有限,學者們一般認為老年人的消費水平相當于老齡年齡人口的70%-80%(李建民,2001)。人口老齡化程度日益加深,勢必會造成社會上整體消費意愿、消費能力和消費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對未來養老問題的擔憂會影響人們的消費-儲蓄傾向,尤其是在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保障水平低的時代背景下,隨著“四二一”家庭①數量的增多,更引發了人們普遍的養老焦慮,增加儲蓄“以防后患”成為人們理性選擇,進一步增強了人們的儲蓄意愿。儲蓄增多勢必會壓縮人們日常的消費開支,導致消費市場逐步走向低迷。未來湖北省人口紅利會漸漸消失,這意味著整個湖北省的消費市場會不斷低迷,這對實施“擴大內需”戰略、促進中部崛起是個巨大挑戰。
2、勞動力成本上升不利于湖北承接外部產業轉移
湖北省地處我國最中央地帶,經濟發展水平落后于東部沿海地區、勞動力成本也低于東部沿海地區,有條件成為國內外產業轉移的主要承接地,湖北省也為承接產業轉移做了大量工作,吸引外部資金取得了不俗成績。僅從引進外國資本來看,2012年外商直接投資達到56.66億美元,是2008年的1.75倍。湖北省人口年齡結構快速走向老齡化,勞動年齡人口減少,這帶來了勞動力成本上升,對承接國內外產業轉移是個不利的影響,并且這種影響已經開始顯現。國內東部沿海的勞動密集性產業,尤其是服裝、玩具、制鞋等行業已經開始從當地轉移,但是這些行業并沒有轉移到湖北省,有些是跳過湖北直接進入西部地區,有的甚至直接轉戰東南亞。湖北省人口紅利流失帶來的勞動力成本上升,會讓湖北在承接產業轉移的競爭中失分,而現代和新興產業的培育又面臨著競爭力不足的困境,這會讓湖北陷入“傳統的未引進來,現代的未長起來”的尷尬境地,對保持經濟持續較快發展相當不利。
3、人口紅利趨減會制約湖北經濟可持續增長能力
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已經被眾多國家和地區的發展事實所證實,最為人所知的是日本、韓國、中國及亞洲四小龍所創造的“東亞奇跡”。改革開放以來,湖北省的經濟發展也較多的得益于逐步釋放出來的人口紅利。湖北省于1992年進入人口紅利期,在1992年之前,GDP年均增速低于10%;但是1992年之后,GDP增速超過了10%,其中1990年代年均增速達到10.55%,進入新世紀第一個10年,湖北省GDP年均增速達到12.92%。可見,人口紅利期的GDP年均增速要遠遠的高于人口負債期的GDP年均增速,并且隨著人口紅利的不斷擴大,GDP增速也逐步加快,這充分證明了人口紅利與GDP增速兩者間的正相關關系。
既然人口紅利是經濟增長的一個推動力量,那么“人口紅利的消失必然會影響到經濟增長”的結論就成了不證自明的真理。2015年,湖北省人口紅利會達到峰值,之后人口紅利會慢慢消失,到2037年轉變成人口負債。在人口紅利逐步消失這段時間,也是湖北省產業結構調整、經濟發展轉型的時期,其經濟發展速度會適當回落,這也是經濟發展規律使然,但是人口紅利消失與經濟轉型發展相疊加,有可能讓經濟發展速度大幅下滑,從而引發更多經濟社會問題。如何減少人口紅利消失對經濟發展的沖擊,保持合適的經濟增速,是湖北省面對未來30年經濟發展必須解答的問題。
三、社會領域的挑戰
1、人口紅利趨減增大了湖北社會養老難度
湖北省人口紅利消失的過程,也是人口老齡化不斷加劇的過程。2010-2036年,65歲以上人口占比將從8.9%上升至20.18%,提高了11.28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提高0.45個百分點;其中到2020年65歲以上人口占比超過14%,標志著湖北省開始由老齡化社會進入老齡社會。人口老齡化過程有兩個問題值得引起重視,一是人口老齡化進程中城鄉之間差異明顯,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快于、重于城鎮。根據湖北省老齡辦聯合武漢大學所做的研究報告《湖北人口老齡化現狀、趨勢與對策》顯示,2010―2035年之間,農村老齡化比重始終高于城鎮3―6個百分點。農村人口老齡化將于2016年超過20%,2028年超過30%,達到中、重度老齡化狀態,而城鎮則分別延遲到2022年和2032年,延遲4―6年②。二是高齡老人數量急劇增加。2010年,湖北省80歲以上高齡老人76.49萬人,占65歲以上老人的15.04%;到2020年,高齡老人數量將達到142.01萬人,占65歲以上老人的16.87%;2020年之后,隨著預期壽命的增長和老年人群體的擴大,高齡老人的數量和占比還將繼續提高。老年人的高齡化,將對社會養老、特別是護理問題帶來更大的挑戰和考驗。
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快速提高,整個社會面臨的養老壓力日益加大。一方面,政府的養老開支會大幅增加,政府養老金賬戶可持續性存在較大風險。另一方面,家庭的養老開支會大幅增加。計劃生育帶來了較為嚴重的“少子化”現象,湖北省的0-14歲少兒人口占比從1982年(三普)時的32.17%下降至2010年的13.19%,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少子化導致了大量“四二一”家庭,未來的大部分家庭將不得不獨自贍養四個老人,家庭的養老開支將大幅上升,這必然會抑制家庭用于其它方面的消費,不利于擴大消費市場,這也是老齡社會削弱社會活力的邏輯所在。
2、人口紅利趨減致使湖北出現大量農村空心化③現象
湖北省是人口凈流出省份,2012年,凈流出人口581.11萬人④,且凈流出規模逐年增加。湖北省流出人口中,絕大部分是農村人口,“農民工”是流出人口的主力軍。農村人口大量外流,不可避免的帶來了部分農村的空心化,農村空巢家庭大量出現,農田荒蕪,農宅空置,農村凋蔽,部分農村因此而走向消亡(陳池波等,2013)。從統計數據看,1990年,湖北省共有村民委員會32765個,到2000年減少至32400個,2010年再減少至26018個,20年的時間累積減少6747個村民委員會,平均每年減少300多個村民委員會。這其中有村合并的因素,但主因還是農村人口大量外出導致農村空心化,并最終讓這些村落消亡。
2012年,湖北省城鎮化率達到53.5%,未來城鎮化率提升的空間還很大,假設城鎮化率提高10個百分點,則意味著還要有超過500萬的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中來,這必然會進一步加劇農村空心化和農村消亡。農村地區人口紅利流失地,因人口紅利流失而呈現的農村空心化現象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個巨大的挑戰,加快促進農業規模化經營、農村人口集中化居住將成為必然的發展方向。
貴州大學研究生創新基金項目“人口紅利概念界定及其測算方法”(基金編號:研人文2013041)。
參考文獻:
[1]王金營、付秀彬:考慮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中國消費函數計量分析――兼論中國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的影響[J],人口研究,2006年第1期。
[2]李建民:老年人消費需求影響因素分析及我國老年人消費需求增長預測[J],人口與經濟,2001年第5期。
[3]馮飛等:中國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發展階段與基本特征,中國經濟時報,2006年10月17日。
注解:
①“四二一”家庭指的是夫妻兩人,上面有四個老人,下面有一個孩子的家庭,2個人供養5個人的家庭。
關鍵詞:
養老保險;影響與對策;影響與對策
1背景以及現狀概述
1.1農村養老保險的歷史發展
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農村養老保險的試點工作已經在上海、浙江、江蘇展開,考慮到當時農村的養老保險體系的構建沒有可供參照的先例,因此仿照城鎮職工的養老保險體系也成了唯一選擇。1992年和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是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兩個關鍵的時間節點,在1992年之前,鼓勵農民對自身的投保和農民之間的互助是農村養老保險的主要體現。在后期推行的過程中,受限于當時的社會環境、社會結構以及農民傳統的意識等因素,最終無法繼續推行下去。另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是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社會結構的變遷和三農問題的逐步加深,農村社會的主要問題指向了農村的養老保險,成了近十幾年來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1.2人口老齡化的現狀及特點
人口老齡化是指人口生育率降低和人均壽命延長導致的總人口中因年輕人口數量減少、年長人口數量增加,而導致的老年人口比重持續上升的動態過程,伴隨著全球化的進程,人口老齡化逐步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問題,“銀色危機”的發生已經引起了全球專家、學者的廣泛且持續關注。表1說明了我國正面臨著嚴重的老齡化問題。2013-2015年農村人口數所占比重從46.3%降低至43.9%,數據的變化是在越來越多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務工這一大背景下發生的,農村的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呈現持續不斷的上升趨勢,未來我國的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還將進一步加劇。農村養老問題日益突出,相比于城市的退休職工,農村老年群體生活缺乏基本的社會保障,而且農村地區也沒有建立起較為完善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在我國農村,面對廣大農民,如何建立一套符合我國國情以及農村實際的、穩定農村社會的、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社會養老保險體系,已經成了我們的當務之急。
2我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存在的問題與分析
我國農村社會保險事業在十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已經取得一些成績,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停滯不前與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格格不入,仍然存在許多缺陷是個不爭事實。從我國老齡化地區比較來看,種種跡象表明農村老齡化比城市更為嚴重,且有愈演愈烈之勢,究其原因是隨著大量青壯年勞動力轉移到城鎮中務工,農村中的老齡人口占較大的比例,長此以往,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還會進一步加劇。從其帶來的直接影響來看,導致農村養老保障需求加大,這讓原本脆弱的農村養老保障體制不堪重負,致使無法發揮養老保障的實際功能。為此,健全和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刻不容緩,這已經關系到農村的穩定,也關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
2.1傳統的家庭養老方式受到嚴重挑戰
不論社會制度、結構如何變遷,家庭關系始終都圍繞著父母養育子女、子女贍養父母。但是隨著農村市場化改革以來,傳統的家庭養老方式已經喪失了它的優勢,變得捉襟見肘。
2.2社會養老在農村實施難度加大
現狀是,我國農村的社會養老體制還不成熟,仍舊處于起步階段,尤其在欠發達地區,農村的社會養老更是難以持續。農村的養老保險經費的投入,國家和地方財政投放低,幾乎全部由農村各人承擔,對于普通的農民來說,是筆不小的開支。此外,考慮到農村經濟水平較低和農民自身的保守思想,投保大多會選擇低檔,每月幾元的投保對于以后的養老保障來說并沒有實際意義。
2.3我國農村社保體系建構失衡
土地是農民中大多數人的保障,農民利用土地進行農業生產,是他們創造收入來源的主要方式。這也僅僅局限在他們還有勞動能力的情況下,當農民在年老逐步喪失勞動能力,農業生產毫無保障。再加上沒有養老金,患病后不能及時得到救治,最終影響到農民的生存狀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構建的三根支柱:養老保險、醫療保險、農業保險同時發揮著重要作用。
3構建新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對策
傳統的家庭為主的養老方式在目前的大背景下,已經無法適應我國人口急劇老齡化的趨勢。因此需要構建一種新型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顯得尤為重要。過去幾十年的實踐告訴我們,可以采取試點,考慮以發展較快的農村為突破口,由經濟發達地區逐步推向經濟欠發達地區,以點及面、穩步推進,做到全方位覆蓋,積極開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
3.1立足農村實際情況,根據需要設立不同的險種和保險層次
由于目前全國區域經濟發展依舊不平衡,農村的發展速度也各有不同,便產生了對社會保險的不同要求,因此符合當地的實際情況顯得尤為重要。此外,制定切實可行的職工養老保險辦法也是推進農村社會保險工作的堅實基礎。
3.2進一步規范和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
通過法律的方式明確國家、集體在社會養老方面的責任,從而使得國家、集體在這方面的責任逐步強化。同時,逐步實現農民的個人賬戶不再受地域的限制,可隨人轉移、繳費方式靈活的養老保險制度。
3.3我國現階段構建農村社會保險制度應著力于利于城鄉銜接
建立既相對獨立又注重城鄉銜接的農村社會保險體系是在條件成熟時建立統一的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制度,將農村居民適時的納入進城鎮的社會保險體系之中,逐步實現城鄉社會保障制度對接,真正享受到社會保障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實惠。在實踐中,對于能夠銜接的部分盡量銜接上,對于不能馬上銜接的部分,在制度設計時,應統籌考慮留下接口。
3.4政府引導與農民自愿相結合的原則
要知道農村社會保險體系的主體就是廣大農民群眾,沒有參與的自主性再好的制度也是白搭。因此,需要各級政府主動加大宣傳力度,給予大家積極地引導,讓廣大農民群眾自住自發的參與進構建新型農村社會保險體系的工作中來。
4總結
其實,造成目前這種現狀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如果任由制度的非均衡長期發展下去,將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后果。因此,為了避免產生不良的后果,我們必須在制度上不斷地進行創新,并結合農村的實際情況制定與相對應的政策,在制度的執行過程中不斷反饋,不斷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最終建立起完整的可操作性強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有利條件。
關鍵詞:農村 養老保障 南通
莫尼漢(Moynihan)指出:“一個民族的文明質量可以從這個民族照顧其老人的態度和方法中得到反映。”可見,養老保障問題有著重要的意義。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間題日益突出。南通市地處長江三角洲,瀕江臨海,自古為“崇川福地”,今有“長壽之鄉”的美稱。作為中國沿海的一個經濟比較發達的地級市,在農村養老保障問題上同樣也面臨著挑戰。
1農村養老保障的性質
一些學者認為,農村養老保障是一種公共物品,其實并不全然如此。經濟學家對公共物品的定義比較多,其中經濟學大師薩繆爾森對公共物品的理論界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954年,薩繆爾森在《公共支出的純粹理論》一文中提出“公共物品”這一概念,他認為公共物品是這樣一種物品:即每一個人對該物品的消費不會造成其他個人消費的減少。通常而言,公共物品在消費上具有兩個基本特征:(1)非排他性。這是指在技術上沒有辦法或者很難將不付費的消費者排除在公共物品的收益范圍之內。一般而言,公共物品一旦提供給社會中的某一個人,社會中的其他人也都可以從該物品中受益。(2)非競爭性。即公共物品既定的情況下,消費者數量的增加不需要追加任何生產成本,“某個人或廠商對公共物品或勞務的享用不排斥也不妨礙其他人或廠商享用該物品.也就是說.增加一個消費量的邊際成本等于零。”此后,布坎南在《俱樂部的經濟理論》中指出,薩繆爾森所定義的公共物品只是少數的純公共物品,他認為公共物品是“出于某種原因,有集團或社會團體決定并通過集體組織提供的物品或服務”。現實世界中絕大多數的物品介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間,被稱之為“準公共物品”。
考察我國農村養老保障,其實現方式有三種:自我養老、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由于實現方式的不同,農村養老保障的性質存在很大的差異,而并非就是單純的公共物品。自我養老和家庭養老,由于其提供主體是私人,并且具有排他性,所以屬于私人產品。社會養老是指由社會提供經濟供養、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的職責,社會養老保障的提供主體可以是集體,可以是商業組織,也可以是政府。其特點也是不同的:集體提供的養老保障其范圍比較小,對象比較集中,且每增加一個人會使整體成本增加,或是降低原有成員的福利,可以看出是具有半排他性的,是準公共物品。商業組織提供的養老保障是以盈利為目的的,但是具有非排他性,所以是公共物品;而政府提供的養老保障范圍比較廣,同樣具有非排他性,也是公共物品。
2南通市農村養老保障現狀
2.1人口老齡化加速與農村老年人口激增
作者簡介:孔孟儒,安徽工業大學公共管理與法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會管理。
一、 我國人口老齡化現狀簡要分析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歷程
(二)“未富先老”的老齡化,導致經濟發展壓力增強
(三)我國農村老齡化形勢更加嚴峻
二、我國現階段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存在的問題
在我國現階段的廣大農村地區,家庭養老、土地養老、社會保險養老是基本的養老保障方式,但其養老保障制度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
(一)養老保障的法律制度不健全
我國現行的養老保障法律制度還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現在:
第一,目前我國有關養老的制度和政策,大部分分散在其他的社會保障法律制度中,還沒有制定出一部針對養老的專業性的法律。相關制度設計較籠統,沒有制定具體的原則、標準,也沒有對政府和個人責任做詳細的解釋。
第二,缺乏農村養老方面的法律保障。目前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還處于初步發展階段,有些地方還不夠規范化和系統化。
(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參保率低,保障水平較低,而且保障金額長期不增加
由于農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社會保險意識不高,且受“養兒防老”、“土地養老”等傳統觀念影響較深;而且農村養老保險的補貼額絕對數缺乏激勵作用,不利于提高農村居民的參保積極性,養老保險參保率低。在保障水平方面,雖然全國各地的農村養老金發放標準各異,但其養老金的發放金額普遍較低,寥寥幾十元的“新農保”,或兩、三百元的最低生活保障,并不能滿足其基本生活需求。此外,經濟在不斷發展,GDP在不斷增加,CPI和物價在不斷上漲,退休工人的工資也在以每年百分之十速度連續增長數十年,而農民的“新農保”和最低生活保障卻屢不增加。
(三)家庭養老和土地養老方式面臨嚴峻考驗
家庭養老和土地養老是中國農村傳統的養老方式,已經維續了幾千年。但隨著時代的變遷和社會的發展,家庭養老和土地養老受到了制約。
首先,土地承包制度的實行使得農村產生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城市化也加快農村人口的流動速度,大量農村勞動人口涌入城市,家庭養老面臨困難。
其次,隨著我國工業化的快速發展,每年都要開發大量的耕地,農村的土地不斷消減。農村小規模生產,投入和產出比極低,收人較不穩定,難以滿足農民的養老保障的需要。
最后,農村土地只有使用權。國家法律規定,土地歸國家所有,農民只有使用的權利,沒有擁有權,更不能通過出賣土地的方式來換取養老保障金。
三、加強我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建設的對策設想
當我們看到農村里空巢老人那落寞守望的眼神,當我們看到城市中乞討老人伸出的破舊的空碗,當我們讀到社會上冷漠子女不孝敬老人的一些報道,我們還能冷眼旁觀、默然置之嗎?基于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大背景,尤其面對農村老年人口占全國老年人口比例較大的現實,筆者提出加強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建設的以下幾點設想:
(一)堅持城鄉統籌發展,提高農村養老保障水平
農村對社會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他們應該享有與城市職工大致相當的保障水平。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給中國農村發展注入了新機――全會決定提出了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的改革舉措。
一是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 二是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主要是依法維護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保障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等。
三是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保障農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四是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推進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統籌發展。
堅持城鄉統籌發展,國家給予農村養老保障政策上的優惠和經濟上的扶持,提高農村養老保障水平,為將來最終建立城鄉一體化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做好制度準備。
(二)逐步建立家庭、社區、非營利組織“三位一體”的養老模式
現階段,家庭養老仍然擔起向老年人提供經濟上的供給、生活上的照顧和精神上的慰藉等責任。但隨著農村人口老齡化和勞動人口大量輸出,家庭已經沒有能力獨自完成養老任務。因此,需要社區和非營利組織的大力支持與積極參與,建立起農村“三位一體”的養老保障體系。家庭、社區、非營利組織在統一的養老體制中既可以發揮各自作用,既互相聯系,又互相補充,發揮優良的養老功能。必須指出的是,農村“三位一體”的養老保障體系需要得到經濟上的有力保證――創新形式發展經濟,提高整個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增加農村家庭收入,加大國家對社區和非營利組織的財政支持和政策優惠。此外,要加強輿論宣傳,弘揚中華民族尊敬老人、愛護老人、贍養老人的傳統美德。
(三)建立健全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明確政府對農村養老保障的責任
目前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日趨嚴重,城鎮化建設的不斷推進,家庭養老面臨嚴峻考驗,政府和社會分擔農村養老責任是必然趨勢。政府要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
首先,完善制度,優化設計。堅持“低水平、廣覆蓋、再提高”的運行原則,本著“因地制宜、循序漸進、突出重點”的方針,先試點,再吸取經驗,補缺補差,有計劃的完成工作。
其次,政府要加大財政扶持力度,增加對農村養老保障資金的投入數額和比例。
最后,政府應加快立法進程,使得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有法可依。
一、家庭養老的重要性
(一)應對人口老齡化
人口老齡化戰略研究表明,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已達15.4%,高于城市老齡化程度。預計到2030年,中國農村老年人贍養比會達到34.4%,而城鎮則僅為21.1%。因此,在經濟不發達的情況下,完全由國家承擔老年人晚年的生活是不現實的。在較長時期內,農村的養老問題更需要充分發揮家庭的作用,與國家一起共同分擔養老壓力。
(二)彌補社會養老的不足
盡管我國正在試點“新農保”、“高齡津貼”等社會養老政策,但這些政策只能為農村老人提供少量的經濟支持,無法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更不能滿足老人的精神慰藉需要。我國農村地區的各種養老設施和老年服務還很落后,這就使得廣大農村老人只能依靠家庭來為其提供生活照料服務。
(三)為老人提供精神慰藉
家庭養老是建立在血緣和親情的基礎上,主要由配偶、子女、孫子女以及其他親屬等為老人提供養老,體現出了較強的以家庭為紐帶的社會成員之間的互助共濟。精神慰藉是老年人身體健康的重要因素。喪偶、家庭矛盾和子女遠離等因素是老年人產生抑郁、孤獨和傷感等不良心理狀況的直接原因。子女給予老年人關愛、溫暖和親情,使老年人心靈得到安撫,精神得到慰藉,可以促進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二、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影響
在六普數據中,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數量為11826668人,其中分布于鄉鎮的農村老人為8808086人,占比為74.48%。可見,65歲及以上的老人年口主要分布于鄉鎮地區。同時與城市相比,我國農村的老齡化程度更為嚴重,老年撫養比更高。
(一)增大老年撫養比,加重家庭的養老負擔
根據五普、六普數據可知,無論是我國城市還是鄉村,總撫養比和少兒撫養比都在下降,而老年撫養比都呈上升趨勢,這意味著老年人口將越來越多,而照顧老年人的人口將會越來越少。尤其是獨生子女群體和少子女家庭,隨著他們的父母步入老年,一對獨生子女夫婦要贍養四位老人,這將是一個非常沉重、幾乎無法承受的重擔。
(二)使得家庭潛在照顧資源減少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醫療條件的改善,農村人口高齡化趨勢較為明顯。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表明,2010年農村80歲以上高齡人口占60歲及以上老人的比重為12.06%。一方面,這使得贍養時間延長,贍養數量增多。另一方面,高齡化的趨勢也增大了老年人的照料需求。
(三)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下降
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國平均每個家庭戶的人口為3.10人,比2000年減少0.34人。農村家庭結構的變化,使一些青年夫婦產生了“重幼輕老”現象,家庭關注的重心下移,從而看望老人、照顧老人的時間和精力必然會相應的減少。另外,居住方式的代際分離也使得彼此間心理上顯得越來越疏遠,從而會對老年人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
三、發揮家庭養老保障的建議
(一)建立利益誘導和激勵機制,調動家庭養老的積極性
不少國家通過利益誘導和激勵機制,來充分調動家庭養老的積極性。如日本對與老年人同住的納稅人進行稅收減免,新加坡政府對與父母同住的年輕人給予購房補貼。我國政府也可以制定一些激勵性政策,給有老人的家庭適當增加護理假期、減免稅收,為那些照顧無自理能力老年人的家庭提供必要的經濟補助和物資支持。在住房或工作安排等方面給予政策傾斜,鼓勵那些不愿跟自己父母同住的子女搬回家與父母一起生活或就近居住。
(二)進一步推動農村其他養老保障形式,支撐家庭養老
1.加大對“新農保”投入
在繼續提高“新農保”參保率的同時,要加大政府對“新農保”的財政投入,強化“新農保”的保障度。根據《中國財政統計年鑒》,2010年中央財政對新農保的補助為53億元,而對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財政補貼為1819.9億元,是新農保的34倍。由此可見,中央財政對“新農保”的支持力度有待提高。
2.發展農村社區老齡服務產業
對農村居民而言,獲得社區養老支持相對更容易,應充分動員社區中的各種資源,大力發展農村社區老齡服務產業,為老年人的安老、養老提供支持,針對不同的年齡群體采用不同的服務方式。
(三)重視“孝”文化的建設
文化依托是保持中國家庭養老功能的重要因素。離開了文化的向導、監控和強化,家庭養老也就很難維系。因此,應加強傳統道德文化建設,大力表彰孝敬父母的典型,營造尊老、敬老、養老和助老的社會氛圍,對遺棄老人、虐待老人的行為要予以曝光和嚴厲譴責,在全社會形成敬老、尊老、養老的理念與風氣。
(四)年輕一代主動擔當養老義務
指出,中國的養老模式是一種“反饋模式”,它要求每一代在撫育下一代的同時,還要承擔贍養上一代的義務。農村的年輕夫婦應盡可能的避免夫妻雙方都外出務工,這樣容易使家中的老人倍感孤獨,也無法為老人提供生活照料服務。或者農村年輕人可以選擇到就近的縣城或市區務工,這保證了年輕農民的經濟收入的同時,也便于其常回家探望和照料家中的老人。
(五)老年人要強化自我養老意識
農村老年人要合理使用和規劃自己的財產,應當將部分積累用于參加社會養老保險或進行儲蓄,強化自我養老的經濟支持,緩解子女的經濟壓力。有條件的農村老年人,還可以通過購買商業人壽保險來為自身提供一個較好的養老保障水平。
參考文獻
人口老齡化是指一定社會中老齡人口比重相對較高的一種人口結構狀況。目前,國際社會廣泛公認的一種定量標準是:如果一個社會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該社會總人口的比重超過7%,或者60歲及以上人口占該社會總人口的比重超過10%,那么該社會就可稱為老齡化社會。2009年河南省老年人口所占比例為8.8%,說明河南省目前存在人口老齡化問題。本文試圖根據河南農村養老的普遍現狀和存在的問題,探索出一條適合農村實際情況的養老模式,為完善河南農村養老體系尋找路徑,為研究農村養老制度提供參考。
一、河南省農村人口老齡化現狀
2009年河南省65歲及以上人口為882萬人。老齡人口不僅數量多,而且增長速度快。1982~1990年間,河南省老年人口年均增長13.7萬人;1990~2000年間,年均增長14.9萬人;2000~2009年間,年均增長39.9萬人。1982年河南農村老齡人口所占比例為5.36%,1990年為6.10%,2000年已達到7.49%,2009年達到8.84%。可以看出,河南省農村老齡化速度很快。隨著農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醫療條件的改善,老年人的壽命也在不斷提高,同時隨著年齡的增長,老年人多數自理能力下降。這使得老人需要更多的生活照料和社會服務。
二、河南省農村養老方式的演變歷程
(1)傳統的農村家庭養老形式。長期以來我省農村的老年人口的生活起居主要由家庭負擔,“養兒防老”是農村養老主要模式。(2)集體支持與家庭養老相結合。50年代中期起,中央政府針對農村“三無”老人實行“五保”政策這種集體化的養老方式。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開始建立。這種以家庭養老為主、集體支持為輔的養老方式,使農村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了保障。(3)養老方式多元化。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農村經濟改革的深入,河南省農村也開始探索農村養老保險路徑。此時河南省農村養老方式呈現出多元化的特征,表現為一種家庭養老、自我養老和社會養老相結合的混合型養老形式。
三、新形勢下河南省農村養老出現的新問題
(1)農村家庭規模縮小,傳統的農村家庭養老功能弱化。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于我國一直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使得農村人口出生率下降,家庭規模不斷縮小,使得養兒防老的傳統模式受到沖擊。家庭規模的縮小使勞動年齡人口的負擔日益加重,增加了農村養老問題解決的難度。(2)農村勞動力轉移對家庭養老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政策逐漸放松對城鄉壁壘的控制。大量農村勞動力,特別是農村青壯年,外出打工。大量空巢老人家庭在農村出現,即使子女能夠為父母提供一定的物質資助,但無法實現對老年人的適時照料,也無法滿足老年人的情感需要。(3)農村社會保險實施不力。由于目前我省農村經濟發展還沒有達到應有的水平,再加上農民的保險意識不強,大部分農民也沒有買養老保險的意愿和實力,導致農村社會保險無法實施。
四、對河南省農村養老問題的幾點思考
(1)繼續大力發揚愛老、敬老的傳統美德。親子關系作為家庭關系的核心,其撫養與贍養關系構成了傳統中國倫理天經地義的事情,也為法律所首肯。要在全社會繼續大力倡導敬老養老之風,弘揚傳統美德,表彰敬老養老先進,在中小學開展孝敬主題教育活動等方式,從小培養孝敬父母以及尊老、敬老傳統美德。(2)加強自我養老意識。倡導那些仍具有社會勞動能力的老年人,積極參與社會生活,既實現自身的社會價值,又豐富了老年人自己的晚年生活。(3)提高農民收入。養老問題從某種程度上說是經濟的支付能力問題。只有農民收入增加了,農村老人的狀況才能得到真正的改善。同時,農村社會保障基金中來自農民個人的部分才能有望持續穩定地增加。(4)政府應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廣大農民對于國家的原始積累做出了大的貢獻。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富裕了之后,有義務反哺農民,包括為農村養老投資,使農村老人也嘗到改革帶來的實惠。(5)完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完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包括降低醫療費中自付比例,提高鄉鎮衛生院醫生的醫療水平,對農村老人建立醫療救助制度,使農村老人都能看得起病,真正做到“老有所醫”。(6)進一步完善農村敬老院建設。加強敬老院建設既能更好地解決農村養老的問題,又可以創設一些農民就業的機會,使老人能進得來、留得住,使敬老院真正發揮尊老、敬老、養老的功能和作用。
綜上所述,目前河南省農村宜采用家庭養老、自我養老和社會養老相結合的養老模式。政府應采取措施,在農村建立以家庭養老為基礎,社會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為主體,社會救助、社會照料和社會福利服務為補充的社會保障體系。
(一)吉林省面臨著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巨大壓力
2003年末,吉林省農村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為134.8萬人,占農村總人口的10.34%,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相關數據用年齡移算法預測,吉林省未來人口老齡化速度有明顯加快發展趨勢:60歲及以上農村老年人口占農村總人口的比重,2010年將提高到13.13%,2020年將提高到21.35%。農村人口的養老保障面l臨很大的壓力。
(二)農村老年人口的社會保障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壓力
回顧西方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的歷程,他們的人口老齡化是在經濟較為發達,人們的生育觀念和價值觀念發生變化,從而使人口生育率自然下降,人口再生產類型發生轉變的情況下發生的,同時又有較為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和社會福利事業作后盾。如日本197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后,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超過2000美元。而吉林省是在經濟欠發達的情況下迎來了人口老齡化的,目前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僅為1000多美元,對于吉林省來說,人口老齡化的物質基礎相當脆弱,人口老齡化超前于本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
(三)寐庭養老面臨極大的難題
吉林省老年人口半數以上在農村,老年人問題的難點和重點也在農村。由于農村大批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造成農村實際上的人口老齡化速度提前。吉林省目前許多較偏遠的農村已經出現只有年幼和年老兩個年齡結構的趨勢,很多老年人得不到及時的養老保障,吉林省農村的養老形勢實際上比城市還要嚴峻。
(四)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城鄉收入差距擴大使得農村老年人養老保障問題愈加突出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幾年,吉林省農村經濟發展遠遠落后于城市,城鄉收入差距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且越是相對落后的地區,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就越加明顯。遇到天災人禍,農民的基本生活將無法得到保障。農民收入水平低,且大部分用于自己及子女的基本生活、住房、教育和結婚等方面,直接用于贍養老年人的極少。子女在父母贍養問題上的沖突時有發生,甚至因子女在贍養父母時相互攀比而導致老人無人贍養的事件也不鮮見。家庭不再是老年人尋求養老保障的唯一依靠所在了。
(五)農村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匱乏
農村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參保農戶自己集資,另外則是政府的財政撥款。由于農民生活水平普遍較低,因此參保的集資數目就十分有限了,主要還是要靠政府財政支持。但由于吉林省農村人口眾多,基數過大,政府財力有限,僅僅靠財政撥款來解決農村社會保障問題是不可能的。這就需要一部分社會投資,主要是來自企業單位投資。但經濟欠發達的農村,鄉鎮企業的發展本身就很困難,再鼓勵他們進行當地農村社會保障的投資,這種可能性也很小。資金的嚴重缺乏阻礙了農村社會保障的推進。
二、吉林省農村老年人的養老現狀
(一)農村養老保險仍待逐步完善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不同于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主要的特點是個人繳費為主,集體經濟有能力的情況下給農民一些補助,國家給予政策扶持,實行個人帳戶儲蓄積累模式。而目前農民人均收入水平仍然比較低,加上集體經濟大部分比較薄弱甚至有些地方沒有,造成農民參保意愿不高或實際無力參保。正是由于現行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方案本身存在的制度缺陷和實際執行過程中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大部分地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已經出現了參保人數下降、基金運行難度加大等困難,一些地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甚至陷入停頓狀態。
(二)家庭養老仍是農村養老的主要方式
農村居民的養老問題依然靠傳統的養老模式,即家庭養老,由子女為老人提供經濟保障、生活照顧和精神撫慰。農村的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也為農村家庭養老提供了很好的支持,而家庭養老不但可以提供老年人養老的經濟支持,更能滿足老年人倫理情感需求。正是由于家庭養老的優越所在,并受當前農村養老保險缺位的影響,傳統的家庭養老服務模式仍然被農村老人廣泛認同和接受,目前家庭養老仍為農村的主要養老方式,并且可以預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將是吉林省農村重要的保障方式之一。根據2006年吉林省5‰人口變動抽樣調查數據顯示,65歲及以上未工作的農村老年人口中,高達89%是由家庭其他成員供養的,只有6%是靠離退休金、養老金生活的,5%依靠最低生活保障金生活。
(三)初步建立起了基本覆蓋全省農村居民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
吉林省是全國第一批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省份之一,到2005年底,全省已有24個縣(市)被確定為試點縣。2007年在尚未開展試點的縣(市、區)全部啟動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工作,同時加大各級政府的財政支持力度。目前農村合作醫療總的籌資標準是每人不低于50元,農民個人繳費標準仍然為10元。
(四)農村“五保”老人的生活保障得到了基本解決
目前吉林省針對“五保”老人的供養主要有三種方式:自養、分散供養、集中供養,其中,將五保老人在敬老院等集中場地養老的集中供養應是最適合“五保”老人的養老方式,也是政府幫困救助的重要體現。至2007年底,全省農村五保對象集中供養率達到96%,農村敬老院成為集中供養的主要場所。
(五)初步建立了農村計劃生育家庭獎勵扶助制度
計劃生育家庭由于子女少,養老的壓力更大。為了體現“計劃生育光榮,響應黨的號召不吃虧”這個國策,吉林省從2006年起實行了農村的一部分計劃生育家庭獎勵扶助制度,對符合條件的農村計劃生育老年夫婦,按每人每年不低于600元的標準發放獎勵扶助金。
三、完善吉林省農村社會保障的對策及建議
(一)加強農村社會保障法制建設,使農村社會保障有法可依
吉林國至今還沒有出臺專門的社會保障基本法,那些作為目前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主要法律依據的行政規章之間缺少必要協調,不能形成配套的法律體系,導致實踐中有許多問題無法可依。與此同時,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的法律監督和實施機制也是推進農村社會法制建設的必然要求。吉林國現行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中法律監督機制薄弱,主要體現在缺乏對農村社會保障基金籌集和運營的監督,導致保障基金的管理混亂,違規投資和違規使用基金現象在一些地區大量存在。
(二)推廣以互助合作形式為主的農村經漭合作組織
1.1新時期人口形勢
我國自七十年代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生育水平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即平均每對夫妻生育不到兩個孩子。推行計劃生育三十多年以來,我國一共減少了約四億人口。當前,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口發展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人口形勢更加復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任務更加艱巨;隨著城鄉一體化進程的加快推進,流動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現有的人口與計劃生育管理服務與人口流動狀況和流動人口需求尚不協調;隨著人口變化與社會的轉型,傳統的家庭功能大大弱化,抵御風險的能力大大減弱。另外,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提出,啟動實施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夫婦可以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
1.2新時期人口與計劃生育的問題分析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正處于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新的發展時期。但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途徑與發達國家的轉變途徑有很大的不同,我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已出現新的問題:首先,人口素質偏低。隨著國際化進程的加快和西方思想的潛入,生活水平越高的人群特別是新一代年輕人的思想已發生了巨變,“丁克族”在城市穿梭屢見不鮮,然而與之相對的部分農村青年卻還持有“延續香火”傳統老舊思想,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現象就可能使城市的孩子越來越少,而農村戶口的孩子比例漸增,從而拉低了未來我國整體人口素質水平;其次,人口老齡化現象嚴重。目前國際上人口老齡化現象普遍存在,其中以日本和中國最為突出;最后,人口分布不均衡,資源分配不均。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人口分布隨著經濟政策和體制改革而發生變化,如人口從農村流向城市,從西部地區流向沿海經濟帶,又從沿海向中西部流動。城市化的發展、戶籍制的改革、區域經濟發展引起的人口流動和集居,無不加劇了我國原本就不均衡的人口分布現狀。
2.新時期計劃生育問題的對策
2.1提高人口素質
在國家政策方面,政府應建立健全相關政策法規,為提高我國未來人口素質量身定制更為全面、人性化的法律法規;在家庭生殖健康方面,普及生殖健康知識是衛生與計生部門的長期工作之一。生殖健康教育包括:嬰幼兒早期教育、青少年性健康教育、男性生殖健康、女性生殖健康、更年期的預防、避孕節育等。成年人的素質如何,取決于他們0-3歲人口潛能的開發,因此普及生殖健康應該從小抓起。根據不同年齡段和子女的性格特點對子女進行循序漸進地培養,使他們成為建設國家的棟梁之材。
2.2改善人口結構
隨著人口老齡化現象的加重,孟令國等人采用人口――發展――環境(PDE)模型預測了我國2015-2050年的人口變化趨勢,結果顯示,若繼續實行七十年代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政策,人口老齡化現象勢必加重,因此,實施中等生育率方案,即實施二代計劃生育政策將從一定程度上緩和人口老齡化,改善我國的人口結構。
2.3調節人口分布
一、引言
20世紀下半葉,人類社會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為迅速的人口老齡化進程,尤其是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是世界人口發展的普遍趨勢,是科學與經濟不斷發展進步的標志。中國人口老齡化對其人口、社會、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影響不僅將是持續的,同時也將是全方位的,其中既包括人口老齡化對國家社會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持續壓力和挑戰,也在一定程度上暗含著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發展、制度變革等方面帶來的良好歷史機遇。事實上,我國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各種老齡問題也是重大的社會民生問題之一,是涉及國家國計民生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戰略性社會問題。因此,正確處理好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社會發展間的關系,趨利避害,實現我國人口老齡化與社會各方面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二、人口老齡化及可持續發展的涵義
聯合國認為,如果一個國家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達到總人口數的10%或者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教的7%以上,那么這個國家就已經屬于人口老齡化國家。人口老齡化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所產生的,而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取決于出生、死亡和遷移三個因素。決定人口老齡化最主要的因素是生育率下降。中國的人口老齡化也不例外,它也是在社會經濟發展、科技進步和生育率下降的情況下出現的。到1999年,我國已經進入人口老齡化的行列。可持續發展是指在人口、社會、經濟、資源、環境相互協調和共同發展的基礎上,整個人類社會能在資源保證、環境良性狀態下持續、健康發展,而人口老齡化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會對我國人口、社會、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帶來不可回避且深層次的突出矛盾。使人口老齡化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就顯得尤為重要,人口老齡化與可持續發展就緊密地結合起來了。
三、中國人口老齡化現狀與趨勢
總體來看,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最新數據顯示,我國65歲以上人口達到10055萬人,占總人口數的7.7%。2006年統計數據表明,中國60歲以上的人口是14901萬人,占人口總數的11.3%,65歲以上的人口是10419萬人,占全國人口的比例為7.9%。同時我國人口老齡化有如下特點。
1、純老年人家庭迅速增加。“三代同堂”式的傳統家庭越來越少,一對夫婦同時瞻養四個老人和一個小孩的家庭逐漸增多。有關調查顯示,目前我國純老年人家庭占老年人家庭比例,城市約為40.3%,農村約為37.8%,并在繼續增加。
2、高齡老年人口急劇增長。我國人均預期壽命已達71.4歲,80歲以上高齡老人高達1520萬,高齡老人是老年人口中增長最快的群體。本世紀前半葉,我國高齡老年人平均增長率超過4%,是老年人口平均增長率的1.7倍。
3、城鄉人口老齡化程度倒置。發達國家城市人口老齡化水平一般高于農村,我國的情況則相反。2000年我國農村老齡化水平為10.9%,比城鎮高1.24個百分點,我國農村2006年老年人口為8557萬人,占全國老年人口總數的65.82%。可見,中國未來老齡化對中國的挑戰重點在農村。
4、老齡化超前于現代化。我國是在尚未實現現代化,經濟尚不發達的情況下提前進入老齡社會的,屬于未富先老,而發達國家的情況則相反。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DP剛剛超過1000美元,屬于中等偏低收入國家行列,而發達國家進入老齡社會時人均GDP一般都在5000―100013美元以上。
以現在這種發展趨勢,中國老齡人口到了2010年將增加到1.12億,2020年將達到2.48億,2051―2100年將穩定在3―4億。人口老齡化的迅速發展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十分廣泛而深遠。
四、中國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社會的影響
1、我國人口老齡化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根據人口學的基本規律,老齡化使進入勞動年齡的人口比重下降和勞動力年齡老化,導致勞動力供給的縮減以及勞動生產率的下降。2045年勞動力老化程度可能升至32.14%。近年我國依靠供應充足的廉價勞動力進行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然而老齡化將會弱化這種優勢。一方面,老齡化導致了勞動力供給的下降,從勞動力價格上升,產品的成本增加,導致商品價格優勢喪失。另一方面,人口老齡化,勞動者年齡的增長使得身體機能也會隨著退化,體力和腦力都處于衰退狀態,降低了勞動生產率。
2、人口老齡化使企業和政府的養老支出受到影響。對政府來說,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對養老金、退休金,醫療保障的需求自然會擴大,引起老年退休金、養老金、醫療衛生支出、老年福利設施和老年服務等國家支出上升,也就意味著政府消費基金的增加。對企業來說,企業也要負擔一部分離退休金、醫療費用和社會養老基金。另一方面,國家為了緩解養老支出的財政壓力,會加大稅收,這就加大了企業的生產成本,打擊了企業的生產積極性,不利于企業的投資。
3、我國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結構的影響。老年人是特殊生活用品、住房、醫療保健以及護理服務等產品的主要消費者。特別是在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現代社會,老年人在滿足了物質消費的前提下,也會追求家庭服務、心理咨詢、休閑旅游等非物質消費,老年人由于心理、生理上的差異,衍生出了特殊的市場需求。隨著老年人占的比例不斷上升,社會對老年消費品的需求越來越大,這些物質的和非物質的消費正作用于現存的消費結構,促使其發生改變。
4、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的壓力增大。中國老年人口的近60%分布在農村。同時,農村絕大部分地區尚未建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還處在試點階段,農民的養老、醫療社會保障有待加強。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農村的養老、醫療等方面的壓力相對城鎮將更加突出,西部和貧困地區尤為嚴峻。
5、人口老齡化對醫療保障資金需求影響。人口老齡化對醫療保障資金需求壓力急速膨脹。老年人是醫療衛生資料的主要消費群體,是醫療保障制度的重點對象。國際資料表明,老年人的人均醫療費用支出是在職人員的3―5倍。2000年我國老年人口醫療費用占GDP的0.48%。預計到2010年將占到1.11%,2020年將達到3.06%。同期的老年人口將增加1倍,醫療費用將增長5倍。2030年老年人口醫療費用將占GDP的8%~9%。老年人口醫療費用的增長速度明顯快于GDP的增長速度。老年人口數量的急速增長加劇社會醫療保障費用支出規模的壓力。
6、人口老齡化對長期照料服務需求的壓力增加。長期照料服務是指面向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復護理、精神慰藉和臨終關懷等綜合服務。老年人長期照料服務是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解決起來難度最大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據推算,全國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口數量在2020年將超過2000萬人,2050年達到3800萬人。目前,我國各類為老服務的機構能夠提供的床位卻很少,其中的長期照料服務床位更是少的可憐。此外,長期照料服務專業性較強,涉及到醫療、康復、護理、心理、臨終關懷以及管理等多學科內容,僅靠家庭和政府是解決不了的,因此要大力發展長期照料服務機構。
五、促進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對策
1、高度重視社區老年服務體系建設,強化社區社會福利和社會服務功能。面對日益龐大的老年人口規模,各級政府應該整合社區為老年人服務的各種資源,構建以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社區服務籌資體系,并從政策優惠、服務機構設置、人員職業化建設等方面給予必要的支持,以便滿足老年人日益增長的物質和精神需求。
2、大力發展銀色產業。老齡產業還遠遠不能滿足老年人口的需求,全國老齡消費者中每年有100億的購買力得不到實現。換句話說,隨著經濟的發展,老年人口的養老金、退休金提高了,他們的收入也呈不斷上升的趨勢,老年市場商機無限,購買力非常可觀。特別是中國作為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擁有巨大的消費潛力,如果能充分利用現有的前景廣闊的市場,將給我國人們創造許多新的工作機會,緩解社會就業壓力,給經濟發展帶來強大的動力。因此,企業開發產品時要針對老年人的需要為,根據老年人衣食住行的喜好,研制適合他們的產品。還要重點發展老年服務業,興建養老機構,包括醫療服務機構、保健機構、增加老年服務項目等。
3、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資源。雖然人口老齡化,使得青年勞動力數量下降,老年人體力上的衰退,但他們積累了豐富的知識和經驗。開發老年人力資源,在實現了老年人的價值,增加了他們收入的同時,也有效地彌補了勞動力供給不足的缺口,促進了經濟的增長。可以返聘老齡高級人才,如高校和研究所中許多老齡人,仍然能繼續在自己的崗位上游刃有余。另一方面可發展老年教育,出于經濟的困難或排除空虛的需要,一些低齡老年人就業的愿望非常激烈,發展老年教育可以為社會提供更多的勞動力資源。
4、建立農村養老保障體系。大量的農村青壯年剩余勞動力紛紛涌入城鎮就業,大量老年人依然留守在農村,造成了農村老年人比例的上升,導致農村養老問題突出逐步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養老保障制度。因此,加快健全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和醫療救助制度,并且根據農村老年人的需要,大力發展農村社區服務,興建老年人服務設施。
5、增強老年保健知識宣傳,提高老年人的獨立性。這就是要幫助老年人提高自立、自理、自助的能力。老年人從保持身心健康做起,提高實現健康老齡化的自覺性,減少病理性衰老,使各種器官及功能盡可能地延長,使生活自理時間延長,盡可能減少對社會和別人生活上的依賴程度。
總之,人口老齡化是世界人口發展的普遍趨勢,是科學與經濟不斷發展進步的標志。中國作為一個未富先老的發展中國家,必須正確對待老齡化現象,必須集中力量,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從根本上解決老齡化給社會帶來的壓力;與此同時,要轉變觀念,建立、健全養老機制,充分開發、利用老年人力資源,解決養老問題的同時發揮老年人的作用,使得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社會相協調,做到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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