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2-16 16:22:17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經典文學作品的意義,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一、生態批評的概念
生態批評主義是一種全新審視文學的視角,它是18世紀工業革命開展以來,地球環境受到嚴重破壞后而形成的“拯救型”產物。生態批評主義是站在對自然和生命尊崇的立場上,對文學作品中作者對自然的表現進行鑒賞與批判,具體的說,生態批評主義源于人類自身對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活動的一種反思,在文學作品中是以批判的視角看待文學與自然之間的關系。
19世紀,英國浪漫主義文學崛起,達到了繁榮的時期,基于此,本文主要針對19世紀英國浪漫主義作家柯勒律治、濟慈等作家的經典作品加以研究,從生態批評主義的視角探討這一類文學中體現的意義。
二、浪漫主義經典文學中的生態批評
浪漫主義文學是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時代的產物,到19世紀快速發展,是19世紀文學代表作品中的一個重要流派。浪漫主義文學最高出現于英國,英國涌現出了大量的浪漫主義作家,他們代表了歐洲浪漫主義文學的最高成就,在這一時期,浪漫主義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流派:1.消極浪漫主義,即代表作家大多采取消極避世的態度,文學作品中較多的留戀過去,其代表人物有柯勒律治、華茲華斯等人;2.積極浪漫主義,即代表作家大多采取積極應對的態度,文學作品中較多的正視現實,并且批評現實社會中的黑暗面,其代表人物有雪萊、濟慈等人。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主要針對消極浪漫主義和積極浪漫主義中的代表各選一人,對其文學作品加以分析。
1.柯勒律治在消極浪漫文學中的生態批評
柯勒律治少年喪父,一生基本上是在貧窮病苦和鴉片的陰影中度過的。受生活經歷的影響,其對于工業革命和城市文明比較厭惡,更加向往自然與農村生活,其代表經典文學作品《古舟子詠》就體現了這一點。《古舟子詠》講述了一位老水手奇特的航行經歷,在航行過程中,他遇到了冰雪、大霧,一只信天翁飛來指引他航行到了一個安全的地帶,可是他卻無故的將信天翁射殺,此后,海上無風無浪,船只無法航行,水手無處安生。后來,老水手每天都懺悔著這一切,于是在看到海蛇后涌起了對自然萬物無盡的愛,正是他對自然的憐愛,天使出現救下了所有“死去”的水手。
在詩歌中,柯勒律治將信天翁比作自然界的保護神,如果人們不尊敬自然,那么自然與人類的和諧共處就會被打破,人們也會受到自然的懲罰。這種互相傷害似的懲罰,對于自然和人類雙方而言都是極其慘痛的。令人慶幸的是,詩歌的結尾,老水手對大自然充滿了關愛與敬畏之心,而自然也會回饋給老水手真誠的對待,幫助人們的生活環境回到一切正規之中。
這首詩歌的價值從生態批評主義的角度來說,較好的宣傳了對自然的仁愛與贖罪思想,19世紀的英國受工業革命的影響最大,極大的豐富了人類生活的同時,也對自然帶來了持續的傷害,在這種背景之下,人們必須喚起對自然的關愛才能促進人類生活的持續發展。
2.濟慈在積極浪漫主義文學中的生態批評
濟慈是浪漫主義文學中擅長描繪自然景色的代表,在其代表性文章中,對自然的描繪都非常的華美,《秋頌》是其描繪自然篇幅較多的詩歌,其創作背景是在19世紀印尼特火山爆發之后,受火山爆發的影響,英國受到非常嚴重的影響,天空幾年都是灰暗的,直到三年后的秋季,英國的自然環境才從印尼特火山爆發中緩和過來。溫潤迷人的秋季來臨,欣欣向榮的果實生長,這一切觸發了濟慈的內心情感。他在《秋頌》中描繪了一個安寧且和諧的秋景,在詩歌結尾,濟慈感嘆道:“啊,春日的歌哪里去了?但不要,你也有你的音樂――”此時,何柳、飛蟲、微風、蟋蟀、知更鳥、羊群、燕子等自然界的一切和諧共處,詩人無法不感嘆這個秋季的來臨,實在讓自己流連忘返,不再一心期盼著春天的到來。
在詩歌中,詩人都是客觀存在的自然萬物,表明了濟慈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同時,也表明了濟慈對于自然的敬畏之情,如果不熱愛自然,那么自然所帶來的災難是需要很長時間去愈合的,這也在側面反映出詩人對于工業革命對自然帶來破壞的憂思與不滿,于是只能用完美的秋季之景映襯出工業革命給自然帶來的滿目瘡痍。濟慈作為積極浪漫主義的代表,在詩歌結尾描繪的完美的秋景也極大程度上獲得了讀者內心的共鳴,使人們意識到了自然對于人類生活的重要性。
三、結語
生態批評主義涉及到很多方面,其作用是促進人類對自然的進一步關注與關愛,利用生態批評主義的視角對浪漫主義文學加以研究,能夠促使人們對自然的認識,改變工業革命下人類與自然之間的不平衡現象。無論是消極浪漫主義文學還是積極浪漫主義文學,其只是在對生活的態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在對自然的描繪中,都體現出了作者對于自然的敬畏與關愛。在研究過程中,生態批評主義更加發揮其價值,讀者進一步感知文學作品中的自然環境,文學作品也進一步煥發生機。
【參考文獻】
[1]張劍.英國浪漫主義詩歌與生態批評[J].外國文學,2012.03:123-133+160
一、以“文”為點,解讀經典
眾多的“文”形成了特定的“史”,因此,以“文”為點進入文學史,是學好文學史的關鍵,也是讓文學課堂富有生機的方法之一。中國古代的教育與外國的文學教學一直都很重視文學作品的解讀,古代文學中的“批注法”與“點評法”可以證明文本學習的重要性。20世紀20至50年代在英美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新批評”派也強調文本的重要性,認為文學作品是一個獨立的有機體。文學的感性及其人文關懷都是在具體的作品中體現的,學生的文學修養及其能力的培養也是在對文本的分析解讀中形成的。因此,解讀經典既是為了更好地掌握文學“史”的知識點,也是更好地實現中國現當代文學課程教學目標的保證。不能為了知識的積累而忽視了學生發散思維能力的培養。那么,如何做到這一點呢?首先是培養學生對文學作品的興趣。目前,由于網絡、影視等媒體的發達,紙質文本的閱讀受到很大的沖擊,學生閱讀量不足和學生不愛讀是如今文學課教學中的普遍現象。因此,選擇什么樣的文學作品,是先選擇學生愛讀的還是選擇文學“史”愛選的,是教學過程中首先要考慮的。如果學生之愛與文學“史”之愛存在著很大的跨度,該怎么辦?筆者認為,在這個過程中可以采取“過渡法”,也就是說在兩者之間建一座可以走向彼此的橋。先讓學生列出自己喜歡的作家與讀過的文學作品,以便對學生的欣賞趣味有一個大致的了解。在對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品進行解讀時,尋找兩者的相似點。比如說“十七年文學”中的《林海雪原》,現在的90后大學生很難安靜地讀完這部“紅色經典”,也不愿意讀。但他們對“英雄傳奇”類的網絡小說和網絡游戲很感興趣,因此,先從中國傳統通俗小說如《水滸傳》《三國演義》《說岳全傳》等談起,談報恩與復仇的觀念,談傳統觀念上英雄人物的形象,或是張飛、武松式的粗豪英雄,或是諸葛亮式的儒將。逐步引出《林海雪原》中的“英雄形象”———少劍波,然后再分析這部作品,論其在文學史上的意義及影響。在學習當代文學,尤其是90年代的文學時,可以將流行的作家作品選出來講一下,鼓勵學生把自己的閱讀感受寫出來。在擴展學生閱讀視野、培養審美能力的同時也練習了寫作能力。興趣是最好的老師,無論多么優秀的教育理念都敵不過學生的“興趣”二字。學生的興趣顯然不是文學課程中的“史”,而是文學作品。相比較“史”的冷靜與機械,文學作品就顯得溫情與靈動了許多,尤其是經典的作品,總是能夠引發人的共鳴,在情感的凈化作用中升華個人的認識。在強調素質教育的今天,文學課是最有可能實現這一目標的課程。其次是解讀經典,激發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創造性思維是一種具有開創性意義的思維活動,這種思維產生于學生積極自覺的主動性和強烈的興趣。既要選“好”書,又要“讀”好書。鼓勵學生就文學作品或某一“史”的文學觀點發表個人的看法,尊重學生的藝術感受,不隨便否定或指責學生的欣賞水平。教師應盡可能地從理論上加以引導,或者將學生的看法與“史”上存在的意見相比較來探討,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性,在自由的研討氛圍中激發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在分析經典作品時,不能將教師本人的觀點強加于學生,讓學生一邊讀一邊試著和作品中的人物進行對話,想象一下假如自己是作品中的那個人,或者假如自己是作者。試著在學生與教師之間、學生與作品之間建立一個對話,“對話性溝通超越了單純意義上的傳遞,具有重新建構意義、生成意義的功能。來自他人的信息為自己吸收,自己的既有知識被他人的視點喚起,這樣就有可能產生新的思想。在同他人的對話中,正是出現了同自己完全不同的見解,才會促成新的意義創造”。經典的作品超越時空,經典的文學觀點也能超越時代,這種對話的作用既有潛移默化的,又有顯而易見的,在這種平等的狀態下,學生把握了作品,也更容易接受“史”的論述。以解讀經典作品為出發點,培養學生對文學的興趣。在解讀經典作品的過程中,鞏固現當代文學課的教學效果,同時也能訓練學生分析、鑒賞現代作家作品的能力,提高學生的文學素質。
二、“史”“文”相應,回歸審美
一系列的現當代文學作品構成了文學史,文學史是文學作品的歷史。先有作品的存在,才有文學史的形成,“史”是構架,“文”是構成要素。教好文學課離不開宏觀的“史”的講解,也離不開微觀的作品解讀與文獻分析。畢竟,“文藝作品往往不是傾筐倒篋地說的,說出來的只是一部分罷了,還有一部分所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沒有說出來,必須驅遣我們的想象,才能夠領會它”。如何找到“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呢?這一點必須通過閱讀獲得。語言形式的美可以直接感知,內在情感的意蘊則要靠反復品味才能知曉。賀拉斯提出的“寓教于樂”原則同樣適用于文學教學,在一種愉快的形式中學習,獲得知識。如果“史”是要學習掌握的知識,那么文學作品就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方式。在具體的教學中,可以選出兩篇兩個時期的文學作品,讓學生自己分析文本,找出兩者的異同,再與文學史上的觀點相對比。這樣,既有助于學生鞏固教材中的知識點,也能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文學作品是審美的,以情感人的,讓人愉悅的,這也決定了文學課程的教學不能只注重相關“史”的積累,在課堂教學時間允許的情況下,還要更多的關注“文”,審美感受的獲得與文學素養的形成最終還要靠文學作品的學習來實現。現當代文學,尤其是當代文學,還是一門不斷發展的學科,新的作家作品不斷出現,新的研究視點也不斷出現,“史”在“文”的豐富中形成。因此在學習現有教材的基礎上,還要關注新的文學作品與文學現象。讓學生把文本閱讀與欣賞能力的培養與現實生活聯系起來。尤其是90年代以來的文學,與日常生活很近。在“新寫實小說”中我們所見的是以凡人瑣事為中心的故事,敘述語言也很樸實,所反映的生活也是我們日常所見的。因此,在對這樣的文本進行分析時,可以讓學生試著把對生活的評價和對作品的理解相對比。吳曉東指出:我們今天所需要的文學教育是那種回歸文學本體的教育,是充分張揚文學性的教育。“本體”原本是哲學概念,提出“文學本體”也就意味著文學是區別于其他學科,有著自身的性質,“張揚文學性”不是說忽視對“史”的學習,而是指在這一課程的學習中應該注重“文學”的一面。現當代文學課不是文學理論課,也不是關于思維規律的學說,它是以感性體驗為基礎的理論升華。它的學習與教學也應該從感性的作品入手,這樣才不至于忽略這門課讓人愉悅的一面。從時代的發展來看,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還要注重這一課程的“實用”性,盡可能將課堂教學與時代的要求相結合,培養學生的職業綜合能力,這也是現當代文學課程與時俱進的一個方面。綜合來看,教師在教學中既要讓學生在整體上把握現當代文學史,掌握重要的知識點,又要注重分析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爭取做到“史”“文”相應,回歸審美。
作者:李賢單位:蚌埠學院
一 文學經典與文化研究
20世紀60年代由于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語言學理論的巨大影響,一些法國學者將結構語言學的理論方法運用到對社會和文化的現象研究上,盡管沒有形成一個學派,但都貼上了結構主義的標簽,并由此產生了現代文化研究。
美國當代文藝理論家布魯姆在其《西方正典――偉大作家與不朽作品》一書中明確表達了他對當代流行的批評理論持反對態度,并且將女性主義批評、新批評、拉康心理分析、新歷史主義批評、符號學等視為“憎恨學派”,在布魯姆看來這些流派特別重視文學作品中的社會文化問題,對文學作品的研究中加入了文化研究的成分,這些顛覆了以往的文學經典,同時他還反對大眾文化對文學經典的侵蝕,強調關注文學作品本身,重申文學的審美功能,尤其是對作品本身語言風格的闡釋。他將文化研究與文學經典對立起來,不免有些過激。
《文學理論入門》一書中將文化研究界定為“理論的范式作為理論指導所進行的實踐活動’”并指出文化研究內在受著兩種力量的驅使,即復蘇通俗文化的欲望和對大眾文化的研究。他認為文學與文化研究不一定要存在矛盾,反過來將文學作為某種文化實踐加以研究,把文學作品與其他論述聯系起來,文學研究會更有所收獲。在他看來文化研究不是摧毀了文學經典,而在某種意義上說造就了文學經典,新的閱讀方法和研究角度給文學經典增加了活力。在書中的第三章作者針對文學和文化研究分兩點進行了闡述。
第一要明確的是什么是文學經典。誠然隨著文化研究的興起,越來越多的被歷來學者“冷落”的作品被挑選出來,作為某個分析流派認為的經典,和莎士比亞同時代的劇作家本?瓊森,作品以諷刺見長,戲劇《福爾蓬奈》就被作為研究詹姆士一世統治的經典文本。那么傳統的文學標準是不是不再適用?重新映入人們視野的作品是不是具有同《哈姆雷特》、《浮士德》這樣的“杰出文學價值”?還是因為具有某種文化研究領域的表征呢?我們知道作家創作出來一部作品,對于他來說僅僅是一個文本,并不是文學藝術品,只有經過印刷傳播、傳遞給讀者、經過鑒賞分析才能具有藝術價值,整個過程才算作是文學活動,這樣才使得一部作品具有成為經典的可能性。這就是說文學作品是意向性客體,既包括了作者創作時的文本,又包括了讀者對它的再創造、研究者對它深刻的挖掘,它本身具有豐富性和不定性,這也就難以框定出一個標準來評判什么是經典,什么不是經典。只能說哪些作品具有“與眾不同的錯綜性”使作品獲得獨立的生命價值,永遠擁有讀者。
第二個爭論在于分析文化對象的適當方法。以布魯姆為代表的一派學者執著審美理想及其批評實踐,重申文學的審美功能,關注作品的文學性,以“對抗性批評”來貶低大眾文化和文學研究。盡管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他忽視了文學的社會性和其本身蘊含的巨大闡釋空間。在卡勒看來,文化研究對文學所做的解讀實踐,提供了新的解讀方法,闡釋了文學作品本身所具有的道德和美學價值,尤其是對于社會約定俗成的被列為“經典”的作品的重新解讀,使其獲得了更多的意義闡釋空間,更加經久不衰。
二、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
文學是人類的一種特殊精神文化現象,它的存在必然具有價值,所謂的價值就是對人類所具有的意義,文學對人類顯然具有重要意義。文學的功能或者價值在中國古代就有“興、觀、群、怨”,在西方賀拉斯提出文學寓教于樂,都注意到了文學的社會文化功能。如果僅僅從審美功能上認定一個作品之所以成為經典在于它的文學性,把作品當作作家一個人的成就,而不去考察它所具有的社會文化功能,不去深刻考察作品之所以“經典”、“偉大”產生的社會根源,便抹殺了文學作品多元性和厚重感。而考察這些必須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比如按照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論和福柯的"瘋癲"哲學觀,哈姆雷特的心理世界完全印證了三重人格結構理論;從社會學的角度探析,又能夠讓我們有所借鑒,能夠更深刻地認識實際生活中的自我,才能超越自我,并在生活的困頓和迷惑中找到前行的方向。在《文學研究與文化參與》一書中就指出“經典在宗教、倫理、審美、社會生活的眾多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它們是提供指導的思想寶庫,一直是解決問題的一門工具,也提供了一個引發可能的問題和可能答案的發源地”。
隨著數字化時代的到來,各種通俗文化形式對文學作品不同形式的解讀,比如各種改編經典的電影或者電視劇,使得我們發現在文本確定意義之外,所展現出來的文本以外的東西,而這也正是吸引受眾眼球之所在。傳統的文學經典面對新一輪的解讀,其本身所具有的意義和價值受到挑戰。一方面我們所謂的文學經典,是與在與各種通俗文化形式對比之下,顯示其特殊性的一類文學藝術,比如在敘事技巧,主題價值,材料選取等方面具有承上啟下的歷史作用,或者說更具有宏大敘事、人文關照,是放在整個文學史和人類歷史的長河上來選取比較突出的作品,不可避免的同時期、同類作家會受到忽視。但另外一方面隨著各種新潮理論的出現和解構思潮的影響下,涌現出大量新材料,這就使得各種被排除在經典之外的“邊緣文學”和其他相關的文化產品獲得高度的關切,可能從它們中挖掘到某一領域的典范,這就使得它們躋身于“經典”之列。按照布魯姆一派人的說法,不能用文化理論來闡釋和挖掘他所謂的“經典”,這是對經典的褻瀆和破壞,也就等同于這些經典凌駕于社會文化和理論之上,孤立起來,那這些經典又有什么意義呢?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沒有價值的作品,必將被人們所遺棄,取而代之的將是那些所謂的“邊緣文化”。
參考文獻:
中圖分類號:I06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10)06-0003-02
提及經典,人們很自然地會想到“歷史”。特雷西在《詮釋學、宗教、希望》中說:任何闡釋活動,至少涉及到三種現實:某種有待解釋的現象,某個對那一現象進行解釋的人,以及上述兩者之間的某種相互作用。的確,這三種元素是相互關聯的。從文學經典而言,我們承認它的經典性很大程度上就是肯定其以藝術形式對歷史事實進行敘述的權威性。也就是說我們的研究并非針對凝固不變的史實材料,而只是研究對這些史實的講述與闡釋。那么,什么樣的“講述”可以成為經典?我們何以認定?這不僅涉及文本本身,還必然要遭遇的是對這些“講述”進行評定的掌握話語權的文學史家們。從某種程度而言,一個作家,一部文學作品,能否成為經典,很重要的就是看它在文學史中的被敘述。正如洪子誠在考察中國當代文學經典時所說:“某個時期確立那一種文學‘經典’,實際上是提出了思想秩序和藝術秩序確立的范本,從‘范例’的角度來參與左右一個時期的文學走向。”的確,對文學經典的評審與認定不單是對“經典”本身作出判定,界定經典的定義,更為重要的是“經典化”過程中本文與本文所處文學環境及那些“隱蔽的成規”,時而親密時而緊張的沖突關系給予我們的思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想起了近年來備受關注的“紅色經典”的“再解讀”問題。。筆者認為,“紅色經典”作為一種文學現象更為復雜地呈現了這種“本文”與“秩序”在相互規約中推進的合力過程,而“再解讀”作為一種研究思路對這一現象的重新編碼同樣值得我們考察。
“紅色經典”作為一個概念被提出是20世紀90年代末。而作為一種獨特文學現象卻早已預設在人們的心里,它所指涉的范圍主要是40到70年代的一些優秀長篇小說。從題材來看有兩類,一類是對革命的“敘述”;一類是對農村現實的“敘述”。前者如《紅日》、《紅巖》、《紅旗譜》、《保衛延安》,后者如趙樹理、柳青等人的作品。此外,時期的“樣板戲”也屬此范疇。
關于“紅色經典”這一概念能否成立,研究者其實是有岐見的。持批評觀點的研究者多從其作品所內含的文學性與人性的不足加以批判,也就是說,他們認為這些作品是高壓政治之下的一種宣傳,而非藝術。的確,如果僅就文學藝術性而言,與那些所謂的純文學相比,“紅色經典”應當說是缺少詩性內涵的。然而,這種先在意識里預置一種所謂的文學標“紅色經典”應當說是缺少詩性內涵的。然而,這種先在意識里預置一種所謂的文學標準,然后再用這種單一標準(審美)去框定與其所定文學標準相異的文學作品,這本身就是一種二元對立的劃分方式。毋庸置疑,《詩經》、《楚辭》、唐詩、宋詞、《紅樓夢》以及魯迅的《吶喊》、《彷徨》、《野草》都是藝術性極高的文學經典,但它們又無不是在與當時文學秩序的時而疏離時而緊張的復雜關系中突圍出來的具有藝術原創性的文學作品。這給我們兩點啟示:第一,一部文學經典,它必然具有審美的功用;其次,它“本身又承擔了將剛剛過去的‘革命歷史’經典化的功能。”筆者認為,任何文學經典都是“詩”與“史”的艱難融合,正是這種融合過程中所折射出來的豐富性與復雜性、沖突與碰撞才構成了文學經典的特質。從這個意義上說,“紅色經典”的被建構過程更值得我們認真審視,因為它在糾結包括政治意識、文學生產、閱讀群體等在內的一系列元素的基礎上找到了它進入當代文學經典的途徑。我們知道,在50到70年代,“文學經典對文化秩序與政治秩序的建立是至關重要的,它直接參與到對社會政治和文學秩序的建構中。”通過對這一時期的一些優秀文學作品的解讀不僅具有單純的文本審美功用,更為重要的是可以幫助我們揭示出文本背后不同文化歷史形態在文本內的沖突與磨合。
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海外中國學者掀起并在中國當代大陸產生較大影響的“再解讀”所解讀的一批文本就主要是40到70年代期間從左翼文學傳統里走出來的 “紅色經典”。當然,“再解讀”的研究對象并非局限于40到70年代,例如孟悅的《歷史與敘述》就對劉心武、王蒙、莫言、張潔、林斤瀾這五位新時期作家的作品進行了分析,只不過收入《再解讀》與《革命?歷史?小說》中的一批研究文章的主要是這一階段的的文學經典,并以此為發端拓寬了我們研究中國左翼文學的視野。因此,通過對“再解讀”作一番梳理有助于我們理解對文學作品(尤其是“紅色經典)在經典化過程中的遭際有更為豐富的認識。
90年代以來,一種以經典重讀為主要切入點的解構式研究思路引起現當代文學研究者的廣泛關注。這種研究側重探討文本深層結構、修辭形態的運作、文本沖突,對以往那種“新批評”式的就文本分析文本及局限于詩學、美學的價值觀念里的批評是一個有力的沖擊,在某種程度上把文學研究推向了一個更深的層面。這種研究思路的代表作包括:唐小兵主編的《再解讀――大作文藝與意識形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黃子平的《革命?歷史?小說》(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年)。此外,王曉明主編的《批評空間的開創: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李揚的《50―70年代中國文學經典再解讀》(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2年)、賀桂梅的《轉折的時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3年)等論著也體現了相關的思路。納入再解讀研究范圍的文學作品都被視為一個開放的、具有極大想象性與虛構性的文化場域。正如唐小兵談到的那樣:“一旦閱讀不再是單純地解釋現象或是滿足于發生學似的敘述,也不再歸納意義或總結特征,而是要揭示處歷史文本后面的運作機制和意義結構,我們便可以把這一重新編碼的過程稱作‘解讀’。”確實,我們不能把文學作品看作是一個封閉的空間,而應該把文本打開,讓其它話語走進文本,與文本對話,挖掘文本在空間意義上拓展與闡釋的可能性和文本與文本環境的沖突。黃子平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解讀意味著不再把這些文本視為單純信奉的‘經典’,而是回到歷史深處去揭示它們的生產機制和意義架構,去暴露現存文本中被遺忘、被遮掩、被涂飾的歷史多元復雜性。”從他們這種具有批判與顛覆的話語中我們可以知道,在他們那里,盡管鎖定的研究對象依舊是具體文本,但已經與新批評意義上的“細讀’有了很了不同。他們的研究不僅包含了“細致的內層精讀”還注意到了“廣泛的外層重構”的重要性,且對“外層”作了豐富的理解,正如唐小兵所強調的那樣:“這里的語境并不是實物性的具體存在,而是更多層次、多形態的意義網絡。”這實際上就是吧“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相結合,讓具體的文學作品與其所處的語境發生關系,從而探討它在這樣的一種語境規約下所處的位置及它如何想象性地呈現當時特定的歷史文化語境并從中突圍出來形成對歷史經典化的敘述。
具體到對經典文本的操作上,“再解讀”主要進行了以下幾個方面的探討:一種是以時間為軸,探討同一文本在不同歷史階段和文化語境中的變遷情況。比如孟悅的《演變的啟示――兼論延安文藝的歷史多質性》就并通過比較歌劇《白毛女》、電影《白毛女》、舞劇《白毛女》探討了所謂新文化、通俗文化,以及新的政治權威這三種不同文化力量在在這個文本中的糾集與易變情況。另一種則是從文本中的修辭運作著眼,研究“作品與多重歷史語境之間的關系”,強調“作品與其他話語的互文性”及“作品進入本世紀的‘話語――權力’網絡之后的一系列再生產過程。”比如黃子平對丁玲《在醫院中》的論述就探討了革命社會實踐與“病理”之間的隱喻關系。總之,“再解讀”這種研究思路給我們重新審視已成定論的經典作品,從多層次來揭示文本的豐富復雜性注入了新鮮血液。
但“再解讀”所存在的問題也需引起我們的警惕。首先,文學批評與文學研究的問題。稍加翻閱,不難發現“再解讀”并為真正形成一種解構思潮,更未像有的論者指出的那樣,“再解讀”已經參與并對文學史的寫作與研究產生了巨大沖擊。筆者認為,“再解讀”只是提供了一種分析文本的方法,它給我們的啟示更多的是方法論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只是文學批評,是對單一文本的分析,而非文學研究,也沒有形成完整的歷史敘述。其次,“特殊”與“一般”的問題。我們知道,“再解讀”主要是著眼于從宏觀上對“體制化”敘述的解構,在具體的操作上,正像劉禾在《文本、批評與民族國家文學》里所說的,他們采取的是“小題大做,舉例說明”的策略。這里邊有個“怎么做”的問題。雖然“再解讀”的一批學者一再聲稱他們是在嚴讀文本的基礎上去揭示文本背后各種文化力量的糾葛關系,是通過立體化、多角度的研究去達成所謂的“意義網絡”,但問題是在這種建構的過程中如何保證文本不會又一次淪為自己苦心經營起來想象性敘述的注腳材料。究竟是在“特殊中顯出一般”還是重蹈“為一般尋找特殊”的老路?這是堅持“再解讀”的研究者所必須正視和思考的,同時也是筆者對這種重讀經典的擔憂。此外,“再解讀”并未形成自己的理論架構體系,他們所進行的只是把西方的諸多理論運用到自己的所謂的解構性工作中來,已達成自己的既定意義――顛覆傳統敘述。
我們知道,并沒有一個頒布文學經典的權威機構,也沒有一個相對量化的指標去衡量達到怎樣的高度即可成為經典。那么,圍繞什么樣的作品可以成為經典這個問題所進行的研究便成不可避免的形成了一個極具想象與虛構的經典空間。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肯定了“再解讀”這一研究思路對文學作品所做出的拓展與發掘。但我們必須對這樣一種研究思路保持謹慎的樂觀,防止“過度闡釋”的再次襲來。
參考文獻:
[1]洪子誠.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M].北京: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
唐詩、宋詞、元曲、名小說在中國悠久的歷史中,大量的文學大家創作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古人和今人共同搭建了一座巨型的“文化大廈”。通過對各個文學大家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他們之間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他們都重視經典文學。網絡時代的來臨對這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沖擊,經典文學的傳播方式也逃不過網絡時代帶來的沖擊。網絡時代改變了經典文學的傳播方式。在沒有網絡的時代,作家的每一部文學作品通常都會和作家的生活地點、生活狀態、人生經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例如文學家魯迅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孔乙己》、《吶喊》等作品都同它的生活有著密切聯系。每部經典作品的背后都是一個時代先驅者的結合,經過漫長的時間而形成的一代人的精神的合集。經典文學使人文價值能夠永恒的存在于這個世界之中,但對這種價值的挖掘和發現往往都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然而網絡時代的來臨使經典文學的生產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它雖然剝奪了文化精英對文化的掌控權,但是卻沒能獲取到經典文學的正真價值,造成了在網絡時代下,文學作品發展出現了空心化。
1.2閱讀方式的變化
網絡的快速發展,使傳統的數據逐漸走向了邊緣化,并且在逐漸走向消失的途中。電子書的出現逐漸代替了傳統書籍,人們的閱讀方式和習慣都在逐漸的發生著變化。閱讀方式的變化使閱讀變得更加便捷的同時也使文學經典的形成發生變化。在網絡時代,作家創作的作品可以在第一時間內在網絡上和讀者見面,同時和讀者就作品問題進行更深一步的探討。通過網絡,作品將成為作家、讀者、批判家的探討對象。網絡的出現不僅提高了文學作品的發展速度,也使人們的思考形式發生了變化,文學作品的欣賞逐漸變成了快餐文化,許多的文學作品都成為了僅僅是追求感官刺激,不在是為了心靈沖擊和精神上的愉悅追求,這種變化使文學經典閱讀逐漸缺失。
2解析經典閱讀方式
對于文學的學習不能僅去聽,要去讀去想。只有通過讀和想才能真正的體會到文學作品的內涵。在閱讀中,我們往往擺脫不了政治因素對心理造成的影響。錢理群教授曾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由于長時間受政治元素的影響,我們在閱讀魯迅先生的文章時,都會帶有嚴重的政治色彩,而帶著政治色彩去閱讀就很難走進讀者的內心。雖然經典的文學作品不僅具有文學價值,同時也承載著歷史價值和革命價值,如果帶著歷史情結去閱讀,那么文學作品的獨立性和藝術性將會消失在閱讀之中,這種情況不僅僅會在魯迅先生的文學作品中有所體現,在其它文學家的作品中也有所體現,濃厚的政治因素將會使部分讀者(年輕的讀者)失去對文學作品的興趣。久而久者人們對經典文學作品的閱讀將會消失在變化之中。經典的文學作品重要的不是其政治性的體現,而是其文學價值的體現。一部具有文學價值作品可以起到凈化人心靈,使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同作者在心靈上產生共鳴,然而受多種因素的影響,讀者在經典閱讀中,往往因時代的獨立性而帶有嚴重的政治色彩,從而心靈同經典閱讀之間將會形成隔膜,使讀者的心靈和文學作品之間產生距離,缺少了讀者的支持,作家寫作的動力也會逐漸消失,長時間的發展下去,經典閱讀將會消失在文化的海洋之中。網絡文學的出現使閱讀受到了一種新的解析方式,自從20世紀90年代網絡文字興起后,經典的閱讀方式受到了強力的沖擊。城市快節奏生活,巨大的生活壓力使深度閱讀已經成為了歷史,反觀輕松的現代網絡文學更加符合現在人們的生活狀態和閱讀形式。網絡文學的特性、讀者在網上交流不會受到年齡、性別等因素的限制,促成了所有以讀者身份上網人員在網上進行交流的局面,而且所有網民在交流中相互都是獨立的,不受到任何人的約束,這種“絕對自由”導致了戲弄經典、嘲諷經典、改造經典情況的發生。
3解析傳統文學價值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文人都有著一顆具有歷史責任感的心,因此他們在創作之中都帶有著濃厚的時代使命感,這種使命感雖然隨著時間的推移有著改變,但其根本性質并沒有消失。從古人的憂國憂民,“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到魯迅先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真實情感寫照,對讀者的心理都會產生的巨大的沖擊,這種文學價值只有通過讀者的深度閱讀才能夠體會到。網絡文學作品的興起同傳統的文學創作之間存在著巨大差異,網絡文學作品更多體現的是娛樂性質,而不在是歷史使命感,正所謂“茶余飯后”當不得真,僅僅是消遣而已。娛樂形式的小說在我國的文學道路上曾經遭受過道嚴重的批判,將文學當作失意或者得意時的一種消遣游戲應該在歷史的長河中被掩埋,然而在網絡時代,這種創作呈現了一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景象。從當代的一些作品的文學作品中我們不難看出,那種使命感已經不再存在,多數文學作品都是娛樂性質,供人消遣,調侃經典之作。可以說文學經典閱讀的消失很大原因是因為經典文學作品的缺失。例如我國當代的代表作家郭敬明,從其作品中我們不難看出,其作品中體現的是深厚的物質文化,這種體現并不是由于作家本身的思想造成的,而是作家受到了生活環境的影響。名車、名包、名表、在小說中層出不窮,這對讀者的思想將會造成極大的沖擊,而現在的80后,90后對這樣類型的小說卻是獨鐘,久而久之,造成了傳統價值觀的喪失。
網絡時代的來臨讓信息的獲取變得更加容易,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在網絡上得到數不清的經典著作,但是與此同時,人們似乎因為獲取信息的方便反而忽視了這些信息的價值。越來越多的快餐小說充斥著文化市場,而經典著作的閱讀卻越來越不受重視。如何能夠讓網絡時代的信息便利與漢語言文學經典閱讀結合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一、網絡時代與漢語言文學經典閱讀的沖突
(一)表現形式上的沖突
網絡時代的信息傳達方式與傳統的信息傳達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在過去,由于獲取信息的成本高昂,所以信息的載體———書籍往往傾向于集中記錄大量信息,這讓書籍的內容“干貨”較多。而網絡時代的信息獲取是碎片化的,人們沒有時間、經歷、興趣在網絡上閱讀大量的高信息量文字,而是傾向于簡潔明了的標題化語言和圖片視頻等易于理解的信息。注意力經濟讓信息的者也傾向于使用讀者更容易接受的方式來編輯信息。網絡時代的信息表現形式與傳統的信息表小形式存在著尖銳的矛盾。
(二)時代背景上的沖突
網絡的存在大大提高了信息流通的速度,以往一個新聞要經過很長的時間才能傳遍全國各地,而現在新聞剛發生已經舉世皆知。獲取新聞比過去更加方便快捷,所以,網絡上的信息也多半是正在發生的新鮮事。上網時間被大量意義不大的所謂“新聞”占據,讓人們切身體會到了與時代的聯系。而經典的文學作品是在過去的語境之下完成的,講述的也是過去的事情,現代人在閱讀這些作品的時候由于時代的隔閡并沒有切身的體會。時代背景上的沖突也讓經典文學作品不可能在網絡上占據主流。
二、網絡與漢語言文學經典作品的和諧關系
(一)網絡豐富了漢語言文學的閱讀內容
網絡上信息的獲取更加方便和廉價了,大量的信息被上傳到網絡上,人們只要愿意就可能在網絡上獲取各種經典文學作品。過去,閱讀經典文學作品只有買書和借書兩種方式。買書需要付出更多的金錢成本,許多書也未必買得到,借書則要去圖書館。而網絡通過電子書和電子商務網站實現了書籍的更好流通。書籍不在需要以實物為載體,任何一個多媒體終端都可以用于讀書。甚至紙質書的減少還降低了對木材的需求。
(二)漢語言經典閱讀可以凈化網絡環境
能夠成為經典的必然是在過去的歷史中被人們所認可的具有重要價值的書籍,這些書籍都在某方面獨特的價值,或者是歷史價值、或者是文學價值。而如今橫行網絡的書籍和文學作品中,最后真正能夠大量淘沙成為當代經典的少之又少,絕大多數都無法在歷史上留下痕跡,這是因為書籍的信息量和價值不足以經受住歷史的考驗。所以,閱讀經典是一種回報率更高的閱讀方式。人們在經典作品之中可以凈化心靈、增長知識、陶冶情操,凈化網絡上的低價值信息。
三、網絡時代與漢語言文學經典閱讀的結合點
(一)將經典閱讀轉化為網絡視頻資源讓經典閱讀充分的利用
網絡時代的傳播方式來獲得更廣泛的影響力,可以考慮利用更受歡迎的信息表現形式。傳統的經典以文字為主要的信息載體,讀者看來略顯枯燥,如果能夠改變成影視作品,將文學經典的故事框架與圖形聲音相結合,再借助網絡的力量傳播開來,必然會讓經典故事煥發新的活力。甚至是說書藝人的表演錄像,也比純粹的文字更能吸引人。所以,將經典閱讀的古城轉化為觀看視頻的過程,更能適應網絡時代的傳播需求。
(二)將課堂變成舞臺,提高學生參與興致
如果學生能夠親身參與到經典文學作品的故事表達中,將會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文學作品本身就有精彩的戲劇沖突和情節矛盾,把文學作品改編成舞臺劇能夠把文學描寫轉變為舞臺效應,無論是舞臺劇的表演者還是觀看者都能夠有新的感悟。比如,學生在學習茶館的時候,就可以組織一場課本改編的舞臺劇,讓每個學生都能親身扮演其中一個角色,以那個角色的視角來觀察劇情的走向。學生在編寫劇本、排練舞臺劇的時候也需要反復對原文進行推敲,從而對原文更加熟悉。許多在語言中無法準確描述的場面,也可以通過現代多媒體技術來呈現,給觀看者更加直觀的效果。
四、結語
綜上所述,網絡時代的到來對于漢語言文學經典閱讀既有有利的影響也有不利的影響。首先,由于在表現形式和時代背景上有比較大的沖突,大多數人在網絡時代不愿意閱讀經典漢語言文學作品。同時,網絡技術又豐富了漢語言文學經典的內容,漢語言文學經典作品同時也能凈化網絡環境。讓網絡時代與經典閱讀結合,可以將經典閱讀轉化為網絡視頻資源,將課堂變為舞臺,提高學生參與興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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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1671- 5918( 2015) 08- 0143 - 02
doi:10. 3969/j.issn.1671- 5918. 2015. 08- 068
[本刊網址]http://hbxb.net
外國文學教學在改革開放后獲得了再次的蘇醒,英國文學等外國文學研究更是蓬勃發展。我們看到新一代的英國文學研究領域的人才隊伍正不斷壯大,但在發展過程中依然存在一些問題。
一、英國文學教學的成就
首先是大學英語語言文學的本科和碩士專業增多,這些學科擁有自己的專業課程,很多的師范學校以及綜合型大學也將英語語言文學作為重點學科和必選選修學科;其次國家的自考規模不斷壯大,這也為英語文學專業的人才提供了學習的機會。如果刨除引進的英文教材,英文原版的教材有《英國文學史》、《英國文學簡史》等,作品選讀部分主要有《英國文學作品選讀》、《英國文學選讀》等,而詩歌方面的教材則選用了《英國詩選》、顧子欣的對照版本《英文詩三百首》以及《英詩教程》等優秀教材。在小說方面有上海外國語學院編輯的《英國短篇小說集》、《英國短篇小說選》等,散文方面涉及到吳井榮先生的《當代英文散文選讀》、《現代英文散文讀寫教程》,此外在戲劇方面還有《英國戲劇選讀》,何其莘和程雪猛兩個版本的都值得學習
英國文學作品的翻譯和發行都出現了欣欣向榮的局面。不僅有國內著名的學者進行翻譯還有外研社和譯林出版社等知名出版社進行引進古典英國文學作品。與此同時,我國對英國文學的研究也十分積極,主要著作有《中國比較文學》、《外國文學研究》、《當代外國文學》、《外國文學》、《世界文學》等,值得關注的是曾經只刊登語言研究類的《外語研究》、《外語教學》、《外語學刊》以及《山東外語教學》、《西安外國語學院學報》等報刊也逐步出現外文作品和相關研究方向的文章。
二、英國文學教學的不足
(一)方法論――兩層皮
首先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并不完全匹配。中文專業的學者通常單一通過翻譯來解讀英國文學的神韻和風采,因而造成了一個現象就是不精通英文乃至不懂英文的人群很難理解英國文學經典名著的內涵。
而對于外語專業的學生,眾多的分支將文學方向的研究擠壓的可憐。學生更多的被分配去進行翻譯研究、語言學等領域,這就造成文學研究不斷被縮小范疇。同時結合當今的時代背景,過度的消費主義和金錢觀念讓很多人不再愿意花費時間和精力去讀書,若是讀也是挑選一些簡單的作品,不需要進行較多的思考和品讀,因而現在讀經典作品的人群正逐漸萎縮。
外國文學以及比較文學,兩者誰更具有研究的實際價值是學術領域一直爭執的問題之一,一直以來也沒有確定的答案。基于文學本質,研究的學者必需要對原著進行閱讀分析。作為外文學者,有一個短時間內無法提升的不足,即對國學的粗淺認知。而我們的中文學者,只能讀譯作、隔靴搔癢的現象,其實也是相當尷尬的。在解放之前沒有外語專業,統稱為外文專業,當時而言,文學史所有教學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以及中西連貫成一家的觀念也促使了一大批大師人才。放眼現在,英國文學被劃分為三大陣營,外國文學抑或世界文學抑或比較文學。中外學者互相看輕,甚至沒有任何交集和接觸,這就造成了一種我國研究外國文學很怪異的局面。其實研究領域的多元化并沒有任何的錯誤,如果說有問題,那問題一定是“失去了本心”。如果最根本的東西偏離了軌道,那如何形成正確的結果。
個人認為應該加強中外學者的交流與聯系。中文學者多讀英文原著、外文學者對國學進行學習。只有通過這種途徑,長期學習互通有無,才能讓中外學者的言論和著作更具現實意義和邏輯參考價值。
(二)經典名著閱讀現狀較差
學生湊者群體是閱讀的主體也是出現問題最多、最鮮明的群體。一些學生進行外文經典名著的閱讀,只是為了應付四級、六級還有種種紛繁復雜的英文考試;一部分學生是出于對外文的好奇,想要演唱英文歌曲、想要獲取最新的國際新聞,但是往往新聞的性質都屬娛樂居多;還有一部分學生只能閱讀翻譯的版本,如果翻譯較精準有深意就能獲取一些營養,如果翻譯得比較低端,那么自己的閱讀水平無形中被拉低了也是渾然不知的。最后還有一小部分癡迷于英文原著的閱讀,關注于文本的真實含義,但是畢竟只有極少數。
再來說一下閱讀英文名著的數量和質量,經過統計,很多本科學生的外文閱讀量不足十本,閱讀的質量也是參差不齊,很少有學生能夠靜下心來通讀一部名著,更多的是進行選讀。同時我們發現,學校在課程的設置上也沒有將英美文學放在相對重視的層面,課時不足、教材質量一般都是實際教學中容易出現的問題。
三、經典文學作品在英國文學教學中的重要作用
經典文學作品是優質文學作品的融合。可以說其代表著一個民族智慧的潔凈、精神依賴發展的方向。通過閱讀經典作品可以近距離感受那個民族的血液、脈搏,可以了解那個民族的精神本質。譬如若想了解我國盛世風采就不得不讀李白杜甫、柳宗元;若想一探先秦文學,就不能不讀《詩三百》。提及英國文學,英國文學中的莎士比亞足以讓英國文壇散發熠熠光芒,如果沒有閱讀過莎士比亞的著作就無法了解英國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積淀。文學語言是語言中的精華,經典文學作品是文學中的佼佼者,所以想要得到優質的語言理解力和語言能力一定不能脫離經典名著的閱讀。如果長期對經典文學作品進行仔細地閱讀和研究,在語言、哲學、美學等多方面都會有提升,整個人的素質和修養都會升華。經典作品是集智慧之大成,可以向本民族和非本民族的人通過對其的閱讀更加了解這個國度、這個民族獨有的精神內涵。
可能會有一些學者質疑,如果大力推薦英國經典名著的閱讀是否會沖擊我國的文學構架,讓新一代接觸英國文學作品乃至世界文學作品是否會讓我國的古典文學、傳統作品受到擠壓。針對這個問題我是這樣理解的,對于文化我們要秉著“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態度,同樣對待經典文學作品,我們也要這樣取舍。我們可以將對其的閱讀和理解作為提升個人修養和審美意識的有效途徑,同時能夠感知不同優秀作品的魅力也是一種精神的享受;再擴寬到民族的層面,通過閱讀一個國家的文學作品可以更好地了解這個國度,無論是優越性還是不足,都會讓我們辯證的對待。發現優秀的部分,譬如莎士比亞作品中常常滲透出的人文情懷讓我們感知英國也是一個文化與人文并重的國度,而面對文學作品中一些負面情緒的蔓延,我們發現可以進行自身的預防,所以學習他國文學作品不會讓我們遺失本民族的優秀文化精華、不會擱淺自己的名著經典,而會更加理性的去理解、去接納,學習和深化。
教和學彼此支撐、相輔相成。指引學生對英國經典文學作品進行閱讀,感受文學的經典文學的魅力,我們的教師也需要對相關作品有一定的了解。大學的教師肩負很重的教學擔子,既要能很好地傳遞知識,又要將一些有營養的新知識推薦給學生,那么新的學習內容怎樣獲得呢?對于這個問題,我的答案是通過不間斷的閱讀和研究,不斷提升、不斷更新。不管是教師還是學生要想獲得能力的提升,想要在教學的高度之上獲得更多的進步、發現一定要閱讀名著,閱讀經典名著。
四、對策
從教學的角度出發,可以從兩方面著手,首先是努力提升閱讀群體的整體英文能力。可以聯系一些媒體進行視頻教學提升閱讀群體的英文理解能力,還可以定期進行專家賞析,引領大眾解讀;二是多引導學生進行經典名著的閱讀。可以在教育課程中將閱讀名著作為一個量化定性的指標,輔之閱讀經典外文作品的課程。
針對學者和英國文學研究組織,應該對一些經典名著進行重新閱讀和精讀細讀。對于一些刊物進行發表和議題的時候,可以鼓勵學者對一些經典名著進行深入的探討和研究。定期舉辦專欄邀請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對閱讀經典英國文學名著的重要性和現實教育意義進行探索。
我國文學作品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歷程,在發展期間出現了許多經典的文學作品,而國內電影制片人在創作電影過程中通常會結合已有的文學作品或者是以文學作品作為素材展開創作,這是影視作品創作的一種全新形式。當前來說,國內許多經典的影視作品都是由優秀文學作品改編而來的,同時,國外許多經典電影也多是以文學作品作為創作源泉。[1]對國內影視作品市場和影視作品創作模式進行分析得知,國內許多制片人在創作影視作品時通常會在文學作品中選取創作主題和素材,尤其是當代小說更是引發狂熱的影視改編熱潮,相對于現代文學和古代文學來說,電影制片人更加熱衷于當代文學作品。此外,在電影市場中,大部分經典的影視作品都是改編自當代影響力甚小的以小說為體裁的文學作品,這種現象在國內影視作品中也非常普遍。譬如國內知名導演陳凱歌的經典電影《霸王別姬》,該部影片在語言應用和人物塑造以及時代背景刻畫等方面上都可以稱得上是大師之作,上映多年后仍然是觀眾心目中的經典電影。《霸王別姬》在創作過程中亦是改編自文學作品,該部文學作品的作者是李碧華,實際上該部文學作品在影視創作前并沒有受到大量讀者的熱愛,而在電影上映后該部小說便受到了大陸讀者的熱切追捧。[2]此外國內許多經典的影視作品在創作過程中都是改編自較為普通的文學作品,甚至部分原著作品并沒有廣為人知,而少部分文學作品更是依托于影視作品才受到觀眾的重視。也就是說許多較為普通的文學作品都是借助于影視作品不斷拓寬傳播范圍和受眾群體,許多觀眾還沒有觀看電影之前對于原著作品的作者和小說內容并不是特別了解,在觀看影視作品后才會有興趣去閱讀原著作品,部分小說作品是在影視作品的推動下才不斷拓寬傳播范圍和受眾群體。
就我國電影創作來說,大部分是改編自非經典的文學作品,并在電影上映后獲得了巨大成就,同時還促進了文學作品的迅速發展,文學作品和影視作品兩者之間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系。
二、 改編經典文學作品應注重保留原著藝術價值
(一)影視作品可以在經典文學作品中汲取創作題材
相對于非經典文學作品來說,經典文學作品更能促進影視作品和影視市場的發展,能夠給予影視作品創作更多的創作素材。我國獲得成功的影視作品大多數是以非經典文學作品作為創作題材,但是在對經典文學作品進行改編成影視作品時,極大促進著影視作品和影視市場甚至是經典文學的發展,在長期發展過程中經典文學的影響勢必會長久永存,而影視創作在改編經典文學作品過程中不但能夠傳揚經典文學作品,而且經典文學作品還能夠推進影視作品的迅速發展,并能招徠更多的觀眾。在電影發展中經典文學作品也占據著較為重要的地位,在對文學作品進行改編時不僅要對非經典文學作品進行改造,還可以對經典文學作品進行改編,以促進文學作品和影視作品雙贏。
(二)應充分遵循原著思想內涵以及藝術價值
我國影視作品改編自經典文學作品的相對較少,并且改編的經典文學作品思想內涵和質量都相對較低,這不僅是因為改編者在改編過程中沒有給予“經典”足夠的重視,導致改編游離于原著的“經典”之外,從而導致改編自經典文學作品的影視作品普遍質量較低。[3]部分改編者認為只有以原著作品作家的視覺上來看待作品,完全照搬著原著作品的內容才是尊重原著和原著作者,其實不然,尊重原著作品和原著作者指的是在改編過程中保留著原著的精神內涵以及藝術價值,始終保留著原著作品中的精華內容,摒棄原著作品中的糟粕內容,從而對原著作品進行視覺化改造。文學作品體裁和影視作品體裁有著較大差異,如果完全照搬著原著作品的內容和模式,不僅會損害原著作品,而且還會使得影視作品喪失獨特的藝術特色。正如語言翻譯,直譯是無法表現出原著的價值和精髓,而意譯則更能表現出原著思想內涵。
三、 分析文學改編成電影對當代文學產生的各種影響
影視作品和文學作品兩者有著極為密切的關聯,文學作品是影視作品創作的母體,而文學精神與品格則是衡量影視作品的主要標準。影視作品在創作過程中可以充分汲取文學作品中的精髓部分和思想內涵,影視作品則能夠大力傳播原著作品中的文學精神。
現階段,國內影視領域中的影視作品多以文學作品作為創作題材而改造的,結合我國電影改編文學作品熱潮的發展歷程可以得知,1956年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結合我國著名作家魯迅先生所著作的同名小說《祝福》進行改編的,此后影作品在創作過程中逐漸以文學作品作為創作素材和創作源泉,并推進著影視作品的迅猛發展。美國著名理論家普洛斯東論證由文學作品改編成的影視作品大多數都能夠獲得很大成就,在獲得金像獎十部影片中便已經有五部是直接改編自文學作品。同時那些影響力深遠的經典文學巨作也相繼被影視創作者加以改造。知名文學家列夫?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廣泛被影視作品用作改編素材,改編次數高達13次,而著名文學家普希金和莎士比亞等所創作的作品更是被不少影視制作者搬上熒幕。現階段來說國內稍有影響力的文學作品都相繼被改編成為電影,制片人也充分結合文學作品的精髓展開全新創作。文學作品和影視作品是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因此在改編的過程中應當要發揮出影視作品的舞臺藝術特色對文學作品進行改造。
四、 文學作品改編為影視作品的意義
伴隨著消費語境逐漸形成和消費時代的到來,影視作品在對文學作品進行改編過程中,要充分結合影視市場發展需求和社會大眾的娛樂需求。在創作電影時可以采用娛樂化敘事方式來展開創作并滿足快節奏時代的基本需求,娛樂主要是指對于現實生活中不會產生影響并且能夠釋放自身情感的方式。當今忙碌而快節奏的時代,人們渴望通過娛樂來釋放出自身的壓力和情感,并能夠在這種娛樂消遣中獲得享受的。[4]消費語境的形成和消費時代的到來促使著影視作品在創作過程中更傾向于娛樂性,而電影創作也逐漸由原來的政治意識形態敘事轉變為娛樂性敘事。
(一)娛樂化
在消費語境逐漸形成和消費時代里,我國電影在發展過程中逐漸顯現出娛樂性的特色。而部分敘事文藝的文學作品在改編成影視作品時情感基調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譬如《梁山伯與祝英臺》《唐伯虎點秋香》,這兩部本來是屬于戲曲作品,但是電影在改編文學作品過程中變換了作品中的基調,并將其主題換為愛情主題,而原著中原本儒雅的人物形象也被改編成為武林高手,影視作品改編得荒誕。影視作品《三毛從軍記》是改編自漫畫電影《三毛流浪記》,并充分體現出“三毛”的人物形象特征。影視作品是站在孩子角度上來對戰爭進行刻畫,而電影中沖鋒殺敵與戰場陣亡等都是由三毛演化而形成的,從娛樂中獲得戰爭的另外一種感受。
(二)流行化和感性化
在對文學作品改編成影視作品過程中,應當要充分結合消費時代大眾市場的普遍需求,應要使得改編后的影視作品充滿著娛樂化的特點,將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或者故事內容創作得更加詼諧和娛樂,從而創作出創新且符合大眾要求的影視作品。當前社會正處于消費社會,其中消費社會具有娛樂化、流行化以及感性化等特征,能夠促使影視作品生產出更多符合現展要求的作品。通過喜劇化的方式來闡述歷史,從而滿足著現代社會發展的需求。例如,周曉文所創作的《秦頌》,向世人呈現了娛樂化的歷史,極大滿足著時展的基本要求。該部作品在創作的過程中主要是以我國經典文學巨作《史記》作為題材,而實際上該部作品在創作的過程中重新構造了歷史人物形象和故事內容,并增添了許多描寫,比如高漸離和棟陽公主在影視作品中奇妙的生死關系并不是原著作品中所有的。影視作品營造著離奇事件和古樸氛圍都是對歷史進行娛樂化與傳奇化的處理。同時還有陳凱歌所創作的《荊軻刺秦王》和張藝謀所創作的《英雄》都改編自文學巨作《史記》,對歷史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進行了娛樂化處理,使得影視作品更具備觀賞性。陳凱歌和張藝謀兩人在制作影視作品過程中都是以電影導演視覺來看待文學作品,并在不違背原著思想主題和精神內涵的基礎上來進行虛構性的創作,并想通過虛構的影視作品來表達自身對于歷史發展的觀點,不僅讓影視作品保留了文學作品的思想內涵和藝術價值,還對文學作品進行了全新創新,這不得不說在電影領域中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當前來說以歷史主題為創作思路而展開的虛構故事不僅為社會觀眾提供了娛樂看點,戲說歷史已經逐漸成為當前是時代社會人們的娛樂品。
(三)平民化
國內知名導演馮小剛所制作的賀歲大片非常貼近社會民眾生活,具有平民化的特點,成為當前社會普通大眾所熱衷的消遣娛樂產品。而他所制作的影視作品中也大部分都是對文學作品的改編,譬如《夜宴》則是對莎士比亞名劇《哈姆雷特》的改編。導演馮小剛所制作的賀歲大片都是使用喜劇方式和策略展開電影創作,并始終將電影類型定位于喜劇作品。在1997馮小剛制作的賀歲電影《甲方乙方》,該部作品是其在大陸地區所創作的第一部賀歲電影,該部賀歲電影在上映后票房便一直高居影院榜首,在1999年他所創作的《不見不散》和2000年所創作的《沒完沒了》都受到觀眾的喜愛。其中,導演馮小剛在創造賀歲電影的過程中受到王朔的小說《你不是一個俗人》影響相對較大。日常生活中普通的語言和行為在王朔的描述下顯得尤其生動和和迷人。王朔在細致觀察生活上對馮小剛的影響較為深遠,因此也促使著他所創作的賀歲片都具有平民化的特點。馮小剛在創作作品過程中通常在夸張故事中添加包袱,這使得電影故事情節更具有游戲性和娛樂性。在其創作的賀歲影片中普通人通過不懈努力最終也能獲得成就,這滿足著當前社會普通民眾的心理,普通民眾也渴望獲得成功,導演馮小剛所制作的電影在一定程度上讓社會普通民眾找到了情感寄托,因此其所制作的電影受到了廣泛民眾的大力支持。
結語
影視作品和文學作品兩者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系,影視作品在創作的過程中,可以以文學作品作為創作題材和創作思路,但是因櫚纈昂臀難Я秸咴諞帳跣問膠鴕帳醣局噬嫌兇藕艽蟮牟煌,因此想要使影視作品更富有感染力,就需要改變文學作品創作形式,并以影視作品舞臺藝術特點來對文學作品進行改編,這樣才能夠保持著影視作品和文學作品各自的藝術魅力。同時在對文學作品進行改編的過程中應當要充分保留著文學作品內在思想精髓和藝術價值,并對其故事內容進行全新創作,從而制作出獨具特色的影視作品,不僅能推動著影視行業的迅速發展,還能夠大力宣傳文學作品,兩者相輔相成,實現雙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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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以書本為主體的紙質傳播當中,人們需要花時間和心思去揣摩文學經典里蘊涵的深刻內涵,方式比較單一、缺少趣味性等,于是,在科技條件的支持下,有越來越多的古代文學經典被改編翻拍成影視劇。與傳統的書本相比,影視劇的翻拍和改編能夠改變過去單一、枯燥的閱讀方式,影視翻拍和改編除了融入文學內容之外,更多的以視頻、圖片、聲音等吸引大眾的眼球[1]。
一、古代文學經典的形成與傳播
我國的古代文學作品種類繁多,歷史悠久,源遠流長,這些古代文學經典是我國歷史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在特定的時間和特定的社會背景下,這些經典一直處在起伏和動蕩當中,同時,不同的社會背景下又能夠產生不同的文學經典。與浩如煙海的古代文學經典相比,這些經典文化中所蘊含的深意和內涵遠非是一部影視劇所能夠闡述的,尤其是文學經典中所蘊含的價值。對于古代文學經典的形成,基本上可以說是眾所周知了,每一部古代文學經典,其中都包含了特定時期的社會環境、政治情況、經濟條件和文化背景,一旦有名人作家創作了一部經典的文學作品之后,就會深受后輩的尊崇和模仿,同時也引來批評家的推出或者批判,有人對文學作品大加贊揚,就會有人對其大肆貶低,一部經典的文學作品向來都是褒貶共有的。而一部文學作品能否成為經典,還與該作品創作之時及其往后的社會風氣、人們的審美心理、價值追求等具有密切的關系,當然,不可否認的是,這其中還夾雜著些許的運氣與機緣[2]。文學經典具有顯著的相對恒定性的特點,正因為是經典,所以才能夠喚起讀者反復的閱讀和揣摩,文學經典必然是能夠引起人們反復閱讀,并能夠給我們帶來深刻影響的作品。俗話說“各花入各眼”,對于一部古代文學經典,通常情況下都不太可能對其品質進行一個較為完整的總結和解讀,所以,對于一部古代文學作品是否能夠成為經典,向來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對于一部文學作品能夠被奉為經典,至少應該具備以下條件:其內容具有流傳性、且傳承下來的內容、精神和價值與大部分人的需要保持一致,只有能夠滿足絕大多數人需求的作品、符合絕大多數人審美和價值追求的作品,才有可能成為經典[3]。
二、古代文學經典的影視改編
對于古代文學經典的影視改編,由于多媒體技術的飛速發展,使得影視改編的可實踐性變得愈加廣泛起來,影視的改編除了廣泛性之外,同樣還具有多樣性、多渠道等特點,由不同的編劇、導演等去改編,文學經典的改編方式和改編觀念各不相同,因此,也沒有辦法去精確的界定“改編”這一概念和定義。每個人對“改編”這一詞的認識和理解不同,所以理論界至今也沒辦法給“改編”冠以一個清晰明確的定義。對于電影改編,美國一位著名的電影理論學家認為小說和文學作品只是影視作品眾多素材中的一個,而非有機體,經過電影的改編豐富以后,會出現一個與小說不一樣的、全新的一個完整藝作品[4]。這是美國一位電影理論學家的觀點,或許另外一位理論學家,就不是這么認為了。在當前的社會條件下,有了互聯網、多媒體等高科技的支持,能夠顯著縮短古代文學經典被影視改編后的傳播時間,使得古代文學經典的傳播渠道更加豐富多樣,影視改編后的傳播速度也由此加快,影視改編后傳播時間的縮短、速度的加快和傳播方式的豐富多樣促使更多人對古代文學經典進行影視改編,也因此激發了更多影視改編古代文學經典的熱情和創作欲望。在如今快餐時代中,以年輕人為主的大眾普遍選擇通過網絡搜尋和觀看影視劇,這樣觀看影視劇的方式省時省力,還能不用出門,簡直就是懶癌癥患者的福音。經過影視改編后,這些古代文學經典不用再和以往一樣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埋頭苦讀,反而能夠通過影視改編獲得視覺和聽覺上的雙重享受。同時,網絡平臺的快速發展也為古代文學經典題材的發揮提供了巨大的拓展空間,網絡平臺的開放性很好的迎合了當今青年向往沖破束縛和自由的心理。總結雖然影視改編能夠視為是古代文學經典的一種傳播方式,且這種傳播方式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具有一定的可取之處,同時必然也有很多不足和缺陷,這意味著文學經典的影視改編這條路上存在巨大的風險。我們知道任何一部文學作品一旦進入另一種藝術形式,以另一個方式呈現在大家面前,同時也為受眾提供了一次全新的審美體驗。自古以來,只要是成為經典的文學作品,每一部都被烙印上當時的社會背景,也帶有非常強烈的作家個人的鮮明特點,與這些文學經典一樣,經過影視改編后,這些文學經典自然也被烙印上了這個時代的特定因素,也帶有創作者、導演、編劇等創作主體的觀點和見解,所以,如果單純從影視作品對原著的還原度來對影視作品進行片面評論的話,也毫無意義。
參考文獻
[1]張娟:古代文學經典與影視改編[D].山東師范大學,2011.
[2]曹文慧:論中國當代新生代小說的影視改編[D].山東師范大學,2013.
中圖分類號:G63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2-7661(2016)10-361-01
一、文學在英語教學中的作用
外國文學作品在高中英語教學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已經得到了國內外一些學者的關注和認可。Collie &Slater(1987) 在《文學在語言課堂》( Literature in theLanguage Classroom)一書中指出:文學提供真實的材料、文化和語言營養,使人卷入。在國內,一些外語教育名家回憶自己的外語學習經歷時都肯定了文學對于他們的重大影響。學生只有多讀文學作品,說話或作文,才能有文采,有自己的風格,語言也就不會索然無味。
二、結合文化,研讀文本,感受語言和人物魅力
經典文學的魅力就在于文本上,通過文本表現出的深厚主題思想,才是文學的立足之本,價值所在,是其永具魅力的關鍵。文字的魅力是電影作品所不能取代的。
1、研讀經典作品的詞匯
詞匯作為語言構成的基本單位,是反映語言和文化密切關系最明顯的語言層次之一。也是塑造文學經典中一個個鮮活的人物的載體。由于中西文化差異,有些英語詞匯包涵了豐富的聯想意義、文化意義和社會意義。不仔細指導學生細讀好詞美句,就不能真正意義上讀懂這些文學作品,走進文學人物的精神世界。
以《百萬英鎊》為例。《百萬英鎊》 劇本中兩位英國老紳士Oliver 和Roderick 的語言十分具有英國上層社會特有的“風味”,并頗具紳士風度。如他們用了很多委婉曲折的表達 “Iwonder if you’d mind us asking a few questions?” “Ifyou don’t mind, may I ask you how much money you have?”。有些詞匯短語由于中西文化的差異容易被誤讀。 如《百萬英鎊》中有一個表達 “He eats like a wolf”和中文里的“狼吞虎咽”正好意思吻合。
2、分析人物性格,升華文章主題
經典文學作品之所以經久不衰,是因為它們成功塑造了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形象,或是一個時代的縮影,或其因其人性和思想的高度影響一代又一代人。所以在閱讀經典文學作品時,教師應該將重點放在分析人物性格上。如向往自由熱愛生命的Anne;正直勤勞誠實的Henry 等。在分析人物性格的過程中,學生的閱讀方法和微技能都得到了完善。在對文本的仔細研讀和對人物性格分析之后,教師有必要幫助學生升華文章主題,對學生的情感價值觀進行有效滲透。如在閱讀完《百萬英鎊》中“在餐館”那一幕后,學生很自然的得出“Money is everything(金錢至上)的結論。教師通過播放同名電影的結局或閱讀劇本的最后一幕,引導學生明白金錢不是萬能的,世上有很多東西是金錢買不到的,如愛情,親情和友情等。
三、高中學生學習英美文學作品的可行性
英美文學作品閱讀,咋一聽,對高中學生是可望而不可及,近乎不可能的。因為人們通常認為英文小說也好,詩歌也好,劇本也好,科幻小說也好都非常高深,而且很多作品都很長。單詞多而難,句子長而復雜,思想內容深刻而微妙。這些都是阻礙學生進行閱讀的主導因素,使他們啟動閱讀時,困難重重,從而失去閱讀意志力,不能持久,終難以修成正果。然而,我校是一所重點高中,學生普遍基礎好,好學勤奮,很多學生英語學習熱情高, 他們當中有相當一部分學生已經具有一定量的詞匯,以及句法和詞法知識。在進行文學教學過程中,教師完全可以挑選一些經過適當改編的作品供學生閱讀,由淺入深、逐步深入。另外,在不同年級,學校可以開設英語文學選修課,選擇英語基礎較好且對英語學習有較濃厚興趣的學生參與學習。
四、指導高中學生閱讀英美文學作品的策略與方法:閱讀,欣賞,分析
英語文學作品教學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呈五彩繽紛的態勢,可謂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個人認為在閱讀中欣賞不失為一種好辦法。在閱讀中欣賞包含以下幾個重要環節:
1、文學作品的閱讀包括課前閱讀和課后閱讀
課前閱讀要求學生對所討論的文本有一基本印象,了解作品的背景知識、主題思想、基本情節等基本內容。課后閱讀則要求學生進一步閱讀某一特定作家的其他作品或所討論作品的其他章節或其他相關信息與資料,加深對所討論作品的理解和欣賞能力。
2、指導和鼓勵學生讀完整的作品
作品選讀雖說是精選經典作品的華章彩段,但由于是只選片斷,破壞了作品固有的整一性,難免有支離破碎的感覺。閱讀文學作品,從整體上去感受體驗,學生才會有所震動,有所啟迪。比如我曾經指導過學生讀長篇小說《Pride and Prejudice 》,讀過中篇小說《Falling Leaves》 ,也安排過學生讀過短篇小說 《TheNecklace》。
3、引導學生掌握文學鑒賞的方法。
4、文學鑒賞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心理活動過程。它不僅包括感受與重建,讀者從頭至尾把握作品的語言符號的過程,同時也是重建藝術形象的過程。
總之,文學課的教學目的是培養和提高學生的文學修養 ,提高對文學作品的欣賞、 分析、 鑒評能力, 同時, 也幫助學生提高語言能力。文學課既為全面學好英語這門學科所必需 ,又是培養學生全面發展的多種知識營養元素。學生通過對文學作品的閱讀 ,不僅獲得了對文學的感受、 體驗和理解 ,同時也從作品中了解到英美的地理歷史、 政治制度、 文化傳統、 社會風俗。因此筆者認為:文學對于提高文化理解度 ,使學生受到文學語言的熏陶, 擴大學生總的知識面都是很重要的。
參考文獻:
[1] 陳福生.高中英語閱讀教學中的文化導入與習得[D].上海師范大學,2007
[2] 董燕萍. 心理語言學與外語教學[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