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和新聞學的關系模板(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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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圖分類號】G213【文獻標識碼】A

一、不同語境中的相同話題

“傳播學”無疑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廣義的新聞教育領域最重要的話語。三十年來,傳播學在中國從無到有,逐漸發展成一門獨立的學科,與傳統的“新聞學”平起平坐,甚至對新聞學有了“僭越”之嫌,于是,圍繞傳播學和新聞學的學科之爭近三十年來一直不絕于耳。曾經作為“文學”附庸的“新聞學”成為“一級學科”時的名目已經不再是“新聞學”,而是“新聞學與傳播學”。從學科設置情況來看,由于傳播學的存在,全國有數百所高校的原新聞系更名為“新聞傳播學院”或“新聞與傳播學院”。僅此已足以表明傳播學對新聞教育領域產生的影響之大。

從傳播學引進中國之初,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學科之爭、地位之辨就已經開始。這一語境中的“新聞學”是指狹義的新聞學。而這一語境中的傳播學則是中國學界彼時從西方拿來的傳播學。

彼時的爭論是站在建設傳播學的立場來厘清學科邊界。對于一門新興學科來說,正本清源、明確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等等,無疑都是十分必要的。1983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寫的《傳播學》(簡介)一書中就在題為《西方傳播學的產生及其與新聞學的關系》的介紹性文章中開始討論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問題,并提出:“傳播學與新聞學之間既有著血緣的關系,又有不同的地方。”[1]作為傳播學引進中國的早期話題,這一討論并未形成共識,而是形成了兩種代表性的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新聞學與傳播學是各自獨立的學科。早在1988年,在國人編著的第一本國內傳播學教材中,作者認為:“傳播學既不是實踐意義上的新聞學,也不是理論意義上的新聞學。”[2] “就像美學無法替代其他具體藝術部類的研究一樣,傳播學也不能代替新聞學的研究”。[3]在我國傳播學的發展過程中,“傳播學與新聞學各自獨立,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彼此取代,新聞學的繼承與發展和傳播學引入與探討是可以并行不悖的。”[4]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新聞學與傳播學存在著血緣關系,傳播學是對新聞學的發展,是新聞學第三個發展階段(前兩個階段是報學、新聞學)[5]。張國良教授在《傳播學原理》一書中認為新聞學與傳播學“沒有直接的繼承關系,前者充其量只是后者的學科背景之一”,但由于大眾傳播學由新聞學演變而成,因此,又認為 “新聞學可視作傳播學的前身”[6]。

在這些早期論爭的焦點,即傳播學的學科邊界問題之外,爭論雙方的共同之處在于,雙方在探討的是新聞學與傳播學“應該”具有怎樣的關系。問題涉及到學科層面的傳播學會否取代新聞學,但并沒有進入到價值和內涵的層次,即傳播學究竟對新聞學和新聞教育的內涵層次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無論是新聞學還是傳播學在中國都取得了相當的進展,但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問題卻似乎成了新聞教育領域中繞不過去、至今也尚未跨越過去的話題。學界對新聞教育的反思,仍然傾向于“接著說”。近三十年來,對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討論可謂林林總總[7],當我們反思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新聞教育時,也依然傾向于從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說起。進入21世紀以來,以反思我國新聞教育的名義,“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學科關系仍一再成為引人注目的話題。

2001李希光教授題為《是新聞記者的搖籃還是傳播學者的溫室?》的文章站在新聞教育的立場,提出我國的新聞教育“正在掉進傳播學的理論陷阱中”,新聞學正在被傳播學一統天下,而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組合是“抽煙與肺病的重組”。[8]2002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教授詹姆斯•凱里的《新聞教育錯在哪里?》同樣將美國新聞教育存在的問題委過于傳播學的介入,就傳播學對于新聞教育的意義提出質疑。[9]該文在國內學術界引起了巨大反響,客觀上對新聞學與傳播學學科之爭推波助瀾,甚至使該話題的焦點演變成了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學術權力之爭。

實際上,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同一話題下,無論是提出問題的出發點還是問題討論的深層目的、各種話語的言外之意,其實大相徑庭。如果說在“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討論中,曾經的焦點是傳播學的引進將會對新聞學產生怎樣的影響,那么,經過二十多年的教育實踐之后,同一話語討論的其實已經不是曾經的話題。在論爭的出發點方面,曾經的論題出自對傳播學定位的迷茫,晚近的論爭則是站在新聞教育的立場,面對的是新聞學和新聞教育的困境;如果說早期的論爭既有助學科“跑馬圈地”之嫌,也是面對學科未來的展望,晚近的論爭則是面對現實、回顧歷史的反思;如果說早期的論爭是為了證明“拿來”“西學”的名正言順,那么,晚近的論爭則是對“拿來”后效的一次評估;在論爭的價值取向方面,早期的論爭中對傳播學的價值判斷主要是正向的,但在晚近的論爭語境中,傳播學卻成為傷害新聞學優良傳統的罪魁。

如果認同這些實質上的差異,那么,當我們在狹義的新聞教育語境中論及“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時,就不應按照二十多年前的論爭思路“接著說”,甚至對于曾經的言說方式也應作出重新審視。在反思中國新聞教育的成敗得失時,首先需要追問的是站在中國新聞教育的立場,新聞教育面臨的困境究竟是什么?造成困境的主因是什么?是傳播學的“入侵”嗎?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的傳播學具有怎樣的面貌?它又是如何“侵蝕”傳統的新聞教育的?

二、傳播學話語與誤讀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新聞教育在取得了規模、數量的繁榮的同時,面臨的主要問題究竟是什么?對這個問題,學界的認識是多元的。

就新聞教育所面臨的問題,李希光教授的觀點是新聞教育的人才培養方向的偏離:“新聞學教育是培養埃德加•斯諾還是培養施拉姆?是培養一個健全的民主法治社會所需要的思想家和輿論監督者還是培養象牙塔里的傳播理論家?”[10]詹姆斯•凱里認為,新聞教育面臨的困境是傳播學對新聞教育的控制所導致的新聞學的民主、自由等基本原則的喪失:“新興的傳播學科至少看起來具有象征意義也充滿希望地融入新聞教育中去,但是結果并不妙。科學統治和新聞自由很難結合到一起。”“傳播來源于新聞并且控制了新聞,建造了新聞和社會控制藝術間的矛盾并生存其中。”[11]顯然,中外學者對于新聞教育困境的關注焦點并不相同。前者擔憂的是新聞人才培養過程中對實踐能力的忽視,后者擔憂的是新聞的人文關懷的缺失。應該說,這些的確都是中外新聞教育面臨的困境。如果能夠深入到內涵的層面,或許對新聞教育的種種擔憂都有其內在的邏輯,都值得警惕。

李希光教授認為,“中國新聞學教育不僅正漸漸與現實脫節,更為糟糕的是,它正漸漸脫離新聞學的核心價值。盡管公眾仍然通過閱讀記者的新聞報道了解政治、經濟、社會、科學、醫學和教育的最新發展,但是新聞或傳播學院遠遠沒有使學生準備好理解世界的能力。在新聞或傳播學院,學生被教授各種吸引眼球和注意力的技巧,而沒有學會全面、真實、公正的報道、并保持其科學可信度。”[12]詹姆斯•凱里相信,“新聞學的學術來源應該根植于人文科學和人文類的社會科學中。新聞應該與政治聯系,這樣才能理解民主生活和民主機構;和文學聯系,這樣才能提高語言和表達能力,并深刻理解敘述的方式;和哲學聯系,由此確立自己的道德基準;和藝術聯系,這樣才能捕捉到完整的視覺世界;和歷史聯系,在此基礎上建立自己的意識和直覺。”[13]無論是李希光教授對新聞教育脫離現實的撻伐,還是詹姆斯•凱里對新聞教育理想的憧憬,都體現出某種深刻的片面性,其語言表層結構之下的深刻的所指均“與我心有戚戚焉”。

但他們的敘事話語卻是值得深思的。兩者均將矛頭對準了傳播學,至少是在字面上都使用了同樣的敘述策略。值得反思的問題正在于,為什么種種討論最后都指向了傳播學?造成中國新聞教育困境的主因是“傳播學”嗎?在不同的語境中,“傳播學”話語的意義究竟是什么?

透過種種對傳播學的詰難,不難發現,指說的對象并不一致。前者批判的是作為抽象理論的傳播學,后者則將傳播學視為傷害新聞自由的控制的科學。前者批判的是傳播學作為抽象理論對新聞教育實踐性的傷害,后者批判的是作為控制的科學對新聞學的民主等基本原則的傷害。作為靶子的傳播學是脫離現實的、抽象的、只關注技巧而忽略價值內涵的、非人文的、服務于利益集團的、以操控為目標的理論。正是這樣的一種傳播學統治了新聞學并給新聞教育種下惡果。對于傳播學是否統治了新聞學,黃旦教授指出,新聞學被傳播學吃掉是一個偽命題。[14]再向上回溯,對傳播學的種種詰難是真的命題嗎?

在學術論爭中,為了彰顯己方觀點而樹立一尊理論的稻草人作為對立面是常見的做法。在對新聞教育進行反思的過程中,傳播學似乎正在成為這樣一個象征化的理論稻草人。作為一個理論稻草人而存在的傳播學的面目必然要么是模糊的,要么是變形的,甚至可能會是被抽空了內涵的空殼而已。試問,在反思新聞教育的特定語境下,種種有關傳播學的話語講述的是那一個我們所熟悉的已成顯學的“傳播學”嗎?只要對中外學術思想史稍作研究便會對此作出否定的回答。一種既脫離社會現實又脫離新聞實踐的抽象的理論、一門服務于利益集團、以控制為使命、與民主理想相背離的控制科學都不是“那一個”傳播學。對傳播學的武斷顯然未能體現學術的嚴謹。準確地說,“傳播學”在反思新聞教育的語境中只是一個符號。作為新聞教育的批判話語而存在的“傳播學”已經遠離了傳播學本身,而被異化為二元思維模式下的“新聞學”的對立面。

潘忠黨教授認為詹姆斯•凱里“提出的問題,正是我們迫切需要討論的。而在中國的場景下討論這些問題,有必要了解他批評與反思美國新聞實踐和新聞教育背后的思考脈絡,否則難免取桔成枳”。[15]他認為,不能隨意地給凱里扣上反對傳播學的帽子,在凱里的視野中,存在著多個傳播學。在《新聞教育錯在哪里》一文中,凱里所特指的是“控制論及與其共享著某些概念的理論,如信息論”,凱里并沒有采用在“在中文語境中所理解的‘傳播學’”。他認為,通過對凱里思想脈絡的解讀可以發現,“如果我們從中得出凱里提倡新聞學,反對傳播學的結論,恐怕至少似是而非。首先,凱里反對的是以控制論為代表、以社會控制為根本目的、以信號傳遞為基本觀念、以實證主義自然科學為基本模式的傳播學。他推崇的是以芝加哥學派為代表、以人文價值取向為動因、以理解人及由人的活動所建構的社會關系并使之升華為目標的傳播研究。也就是說,在凱里那里,有多個不同的傳播學,他對不同的模式有偏好、有選擇。”[16]由此看來,在凱里的觀點中,此傳播非彼傳播。

但在中國的接受語境中,新聞教育反思中的傳播學話語還是導致了誤讀,不僅對傳播學造成了誤讀,也對新聞教育面臨的困境本身造成了誤讀。遺憾的是,這一問題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關于新聞教育的反思反而止步于此,奇妙地轉向了技術性的新聞學與傳播學學科關系之爭。這才是關于新聞教育的種種反思過程中真正值得反思的“真”問題。

“傳播學”成為新聞學的對立面是對傳播學的誤讀。歷史地看,傳播學最初是以拓展學術領域的姿態而不是以攻擊或取而代之的姿態進入到現實的高等學院新聞教育領域的。拓展并不必然意味著取代。從學科自身的特點來說,新聞學與傳播學是兩種不同的學科,但彼此間并沒有非此即彼的關系。更為重要的是,傳播學本身是多元的、開放的、發展的,實際上,也許還沒有一個邊界清晰的傳播學。即使勉強地稱其為傳播學,那么,也存在著多個不同的傳播學。有理論傳播學,也有應用傳播學。公關、廣告、組織傳播等不能等同于傳播學。芝加哥學派、哥倫比亞學派、伯明翰學派、政治經濟學派,等等,都是傳播學。這些傳播理論有不同的淵源、目標、方向、路徑。凱里所反對的美國主流傳播學派是不能代表傳播學的全部內涵的。按照潘忠黨教授對凱里的解讀,凱里并沒有誤讀傳播學,而是我們誤讀了凱里。因為,凱里批評“傳播學”是有特定的美式語境的。凱里的“傳播學”并不是中國語境中的“傳播學”。以中國視角看傳播學,為什么看到的只是美國主流學派的“傳播學”?什么才是中國語境中的“傳播學”的真實全貌?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就是指新聞學與公共關系學、廣告學等應用傳播學的關系嗎?

實際上,對“傳播學”的誤讀也必然導致對新聞學本身的誤讀。用被窄化和扭曲了的傳播學去與新聞學的理想原則相對,新聞學能夠獲得的除了再次證明新聞學理想本來就擁有的崇高與偉大,還能有什么新的收獲嗎?“新聞學科的內涵擴容,是保障與推動新聞學科發展變化的重要因素。”[17]對傳播學的誤讀,顯然使得新聞學似乎變成了一個固定成型的、自我豐足的體系,即使對狹義的傳統的新聞學來說,理論發展也是必由之路。

“傳播學”成為新聞學的對立面,也造成了對我國新聞教育面臨的現實困境以及造成這種困境的原因的的誤讀。詹姆斯•凱里在《新聞教育錯在哪里》一文中提出的擔憂之所以引起國人的強烈反響,無疑是由于美國新聞教育中所存在的問題在中國新聞教育中也存在著。但是,國人更為關注的似乎是凱里話語中的新聞學與公共關系、廣告等應用傳播學科以及與媒體的關系,而不是新聞教育中輕視新聞理想、倫理準則的現實困境。當我們熱衷于爭論新聞學與傳播學學科關系的問題時,實際上選擇性地忽略了問題提出者對新聞教育缺失內涵和價值教育的擔憂,也就遠離了新聞教育的真正困境。問題的提出方式也能反映出對問題核心的偏離。也許,在中國語境中,當務之急要問的不是新聞教育是要培養埃德加•斯諾還是施拉姆。埃德加•斯諾或是施拉姆都是各自所屬領域的一座高峰,在廣義的新聞教育語境中,他們都應該成為人才培養的目標。而真正的問題在于,中國的新聞教育為什么培養不出埃德加•斯諾?是由于人才培養目標偏離了正確的方向,指向了威爾伯•施拉姆嗎?這樣的看法顯然是脫離中國新聞教育的實際的。將新聞教育的問題委過于傳播學,其結果只是使得對新聞教育的反思停留在外延的領域,阻礙了對更深層次的內因的追尋。

中國語境中的“傳播學”話語還可能會遮蔽新聞教育中的另一些尚未解決的重要問題。例如長期困擾新聞教育的“新聞無學”問題。傳播學確曾提升新聞學的合法性,暫時緩解了學院派對“新聞無學”的指責。然而,中外新聞教育實踐似乎已經從不同角度證明傳播學,尤其是主流傳播學并不是解決新聞學“無學”問題的靈丹妙藥。那么,新聞學究竟需要怎樣的“學”?新聞學未能從更廣泛的人文、社會科學中汲取營養是傳播學的錯嗎?其內在原因是什么?傳播學不僅不與新聞學相互對立,也不與其他的人文社會科學相對立。作為與新聞學有密切聯系又區別于新聞學的另一門學科,傳播學顯然并不能解決新聞教育存在的內生性問題。

三、需要反思的傳播學

超越話語,作為一門已成顯學的傳播學自身也需要反思。反思和批判是學術發展的重要推動力。站在傳播學的立場,無論是誤讀還是切中肯綮的批評,遭遇批判對于傳播學自身也許正是在反思中發展的機遇。

反思中國的新聞教育,傳播學的確是影響了新聞教育理念和實踐的重要因素。目前站在新聞教育的立場對傳播學提出的批評有些方面看似矛盾,例如有的將傳播學看作是抽象的理論,有的又將傳播學看作是執著于信息處理的技巧,不過,這些觀點卻都清晰地表明他們所指向的是最早引進中國的美國主流傳播學。這一點,中國學者與詹姆斯•凱里是相同的。這一點正是中國傳播學發展中最值得反思之處。為什么中國語境中的“傳播學”話語只意味著美國的主流傳播學?

傳播學作為一門年輕的學科,一直在拓展著研究的疆界,充實著自身的內涵。近幾十年來,不同學派的觀點在“傳播學”的名下不斷地碰撞和激蕩著,使得傳播學的學術園地日漸豐饒。以市場導向和行政導向為特征的美國主流傳播學與以實現人類的自由、平等、解放為終極關懷的歐洲批判學派共存于傳播學的學術園地,相互競爭,相互合作,甚至相互滲透,共同構成了多姿多彩的傳播學景觀。然而中國語境中的傳播學在理論上是多元的,但在傳播學的研究實踐中,其形象仍然是單薄的,屬于美國主流學派的。

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主流傳播學派被引進中國,其后并逐漸在中國成為傳播學的主流。對于這一點,當然有歷史的背景:美國主流傳播學派“不但有很強的科學主義色彩,而且往往在分析傳播現象與過程中忽視權力問題和淡化社會歷史背景。而這在某種程度上正好符合‘’后的中國學者希望糾正學術研究過于政治化的趨勢,迎合了他們希望建立學術獨立性的要求。”[18]因此,盡管在1983年出版的《傳播學》(簡介)中就已經介紹了歐洲批判學派,但在其后傳播學的引進實踐中,久未得到響應。這種情況直到2000年以后才有所改變。作為發展的表征,“傳播學譯著的出版持續數年高漲;經驗――功能主義傳播學的研究方法在中國新聞學和傳播學研究中普及;證實傳播學假設的研究形成規模;媒介形態研究開始受到關注;開辟了較為廣闊的傳播學批判學派的研究空間”。[19]由此可見,中國的傳播學仍然處于發展的起步階段,并且,主流傳播學的介紹和影響仍是主流。

中國傳播學發展的這一特征在我們面對詹姆斯•凱里時顯出了其后果的嚴重性。當凱里批判以科學主義為信條、技術統計為手段、服務體制為導向的主流傳播學時,我們驟然發現,中國學界二十多年來所學習的甚至亦步亦趨的不正是凱里所批判的東西嗎?盡管,我們早已知道,傳播學還有更為廣闊的天地,遺憾的是,將傳播學僅僅視為一門控制科學的美國主流傳播學卻是中國語境中對傳播學的主導性解讀。因此,當我們指出凱里理論視野上的偏頗時,也只能低聲嘀咕一句:“除了主流傳播學,還有批判學派呢!”因為,在中國的傳播學體系中,批判學派或者其他學派也都只不過是一個理論上的存在。本應對西方傳播學采取的“系統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創造”方針在實踐中并沒有得到貫徹。面對西學東漸,我們主動放棄了批判的立場,今天自然也就失去了批判的力量,人云亦云,結果就變成了邯鄲學步。而批判精神的喪失使得我們面對凱里的當頭棒喝時,也不愿直面問題的關鍵,進入到新聞教育的內涵領域,而是回避了問題的鋒芒并將其化為一個無關痛癢的的學科關系問題。批判精神的缺失是新聞學和傳播學共同的問題,因此,在新聞教育借“傳播學”話語反思自身的同時,傳播學自身也亟待反思。

注釋:

[1]周致:《西方傳播學的產生及其與新聞學的關系》,《傳播學》(簡介),人民日報出版社,1983年,第131頁。

[2]戴元光、邵培仁、龔煒:《傳播學原理與應用》,蘭州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27頁。

[3]芮必峰:《傳播學•新聞學•新聞傳播學》,《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 1期。

[41]吳文虎:《傳播學概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7頁。

[5]沙蓮香:《傳播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39頁。

[6]張國良:《傳播學原理》,復旦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18頁。

[7]董天策:《理性審視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暨南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8年第2期。

[8]李希光:《是新聞記者的搖籃還是傳播學者的溫室?》,《新聞記者》,2001年第 期,第24頁。

[9]詹姆斯•凱里:《新聞教育錯在哪里》,《國際新聞界》,2002年第3期。

[10]李希光:《是新聞記者的搖籃還是傳播學者的溫室?》,《新聞記者》,2001年第 期,第24頁。

[11]詹姆斯•凱里:《新聞教育錯在哪里》,《國際新聞界》,2002年第3期,第10頁。

[12]李希光:《新聞教育改革的希望在哪里》,《新聞與寫作》,2008年第5期,第31頁。

[13]詹姆斯•凱里:《新聞教育錯在哪里》,《國際新聞界》,2002年第3期,第11頁。

[14]李曉靜、黃旦《有真意 去粉飾 勿賣弄》,新浪傳媒:http ://cul.省略/ s/2004202222/49648. html。

[15]潘忠黨:《解讀凱里•跨文化嫁接•新聞與傳播之別》,《中國傳媒報告》,2005年第4期。轉引自《紫金網》。

[16]同上。

篇2

中圖分類號　G424　文獻標識碼　A

傳播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產生和形成于上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的美國，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入我國。90年代中期以后，我國的新聞傳播教育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根據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05年的統計數據，與傳媒行業相關的本科專業教育點從1998年的148個增長至2005年的661個，短短幾年間增長了4.47倍。特別是2000年，根據《國務院關于進一步調整國務院部門單位)所屬學校管理體制和布局結構的決定》，我國的新聞傳播教育從過去的“部門辦學”轉變為“中央與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為主”的發展模式。可以說，這一學校管理體制的調整在某種程度上有力地促進了傳媒相關專業教育新格局的形成。《傳播學》作為這些與傳媒相關專業的基礎課程相繼開設，一些工程技術類專業，同樣開設了傳播學原理方面的課程，這是與當今傳媒技術的發展，傳媒業的發達分不開的。現代社會，信息傳播的作用越來越大，現代社會成員應該掌握傳播學的基本知識，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然而，傳播學教育在中國雖然已經有近三十年的歷史，但傳播學課程理論教學依然存在一些問題，許多專家、學者都作了一些研究，如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段京肅教授發表的《傳播學教學的熱與難》，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王君超副教授發表的《新聞學：走出傳播學還是走出自己》等學術論文探討了傳播學教學存在的一些困境。傳播學作為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的基礎理論課程，同樣無法繞過這些問題。筆者下面就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的傳播學課程教學的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加強傳播學教學理念和學生對該課程教學的思想認識

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要求該專業學生主要學習基本原理和新聞學、廣播電視學、以及與廣播電視有關學科的基本理論和基礎知識，受到廣播電視新聞采訪、寫作、編導、播音、節目主持等方面的基本訓練，具有廣播電視節目策劃、編輯、采訪、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由此可見，廣播電視新聞專業教育的本質在于引導學生了解媒體傳播的現象，掌握媒體傳播規律從而能熟練地把握媒體傳播。因此，傳播學理論課程的教學需要樹立具有強烈專業關切精神的教學理念，教學理念是教學效果的前提和基礎，是教學效果的重要保證。傳播學在廣播電視新聞學本科人才培養模式下，傳播學課程教學的專業針對性，就是要在教學過程中考慮媒體傳播作為一種傳播現象的一般性特征和獨特性特征，處理好教學過程中傳播學理論的一般性和媒體傳播的專門性之間的關系。教師在傳播學過程中，需要進一步關注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的需要，依據專業的特點強化教學理念，進行教學改革，提升教學效果。

教學過程包括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兩部分，在加強教學理念的同時，學生對學習傳播學的思想認識同樣重要。許多廣播電視新聞專業的學生對于《傳播學》課程的學習認識不夠，不太重視，完全區分傳播學與新聞學，認為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本身操作性、實踐性特別強，應該加強與廣播電視切合緊密的課程如《新聞學》、《節目制作》、《電視攝像》、《電視節目策劃》等課程的學習，完全沒有必要學習《傳播學》那些既枯燥又無用的理論知識。沒有充分認識到傳播學的理論知識對新聞傳播的指導作用。所以許多同學知道媒體傳播的一些傳播現象，卻并沒有將其進行歸納總結，上升到規律和理論的層面，從傳播學的角度進行思考。寧樹藩教授早在1994年就曾談到他的一個想法：“新聞學可以分為兩類：一是以新聞傳播為研究對象而形成的，這可說是本來意義上的新聞學；一是以報紙等新聞媒介的活動為研究對象而形成起來的，無以名之。姑稱之為廣義新聞學。”而且指出：前者是核心，是基礎，失去前者就不成其為新聞學了。1998年，李良榮教授與李曉林也曾撰文呼吁：“新聞學需要轉向大眾傳播學”；“新聞學轉向大眾傳播學是必然趨勢，也是必由之路”；“新聞學轉向大眾傳播學是對傳統新聞學的一次改革”。

上述學者的觀點非常明確指出了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學生們在學習傳播學的過程中，首先要認清傳播學與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之間的緊密關系，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學生們的學習態度，進而才有學習的激情和動力。

二、切合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特點優化整合教學內容

傳播學教學模式既有普遍性，也有不同專業的特殊性。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的傳播學教學更要切合該專業特點進行教學內容的優化整合。不僅要用傳播學的基本理論知識分析媒體傳播現象，更要用傳播學的理論進行新聞傳播的實踐指導。依據專業特點優化整合教學內容才能真正達到學有所用，學以致用的教學目的。

據調查了解，目前，我國廣播電視新聞學的本科教學中，使用的傳播學理論教材有很大的相似性，基本上涉及到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等傳播類型研究，主要包括傳播者、傳播受眾、傳播媒介、傳播內容以及效果研究等內容，而傳播效果又著重介紹四大宏觀社會效果，即議程設置、培養理論、知識溝假說及沉默的螺旋理論。這種安排基本上將西方傳播學主要是美國的經驗學派的研究成果介紹給中國學生，它為中國新聞傳播學類本科教學普遍采用。然而。教學過程中，只向學生純粹的介紹這些源于西方的傳播學理論，肯定得不到學生的歡迎，傳播學的知識體系往往游離于專業之外，并沒有和專業緊密地結合。傳播理論教學要以一般原理介紹作為重點，再結合實踐。使學生學有所用，學以致用。教學過程中，注意將抽象的傳播學理論與具體的新聞傳播現象結合，使抽象問題具體化、感性化。比如，在講解議程設置時，在學生們了解了它的本質是占統治地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勢力對輿論進行操作和控制的過程之后，結合新聞實例進行講解。例如，美國轟炸伊拉克之前，大肆渲染后者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其本質也是利用媒體進行議程設置，擾亂視聽，推行其霸權政策。在講解人際傳播時。通過觀看記者和采訪對象的電視節目錄像進行探討分析，使同學們真正理解傳、受雙方之間的認知互動、情感互動，從而指導將來的新聞采訪工作，做出有創意和深度的新聞作品。

傳播學教學，就是要讓學生在體驗中理解、掌握，以及運用所學的知識，解釋新聞傳播現象，提高新聞傳播實踐能力。教學過程應該將新聞傳播現象與傳播理論緊密結合，從一般到特殊，從理論到實踐，充分優化整合教學內容，充分調動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從而達到最佳的教學效果。

三、豐富教學方法，調動學生學習激情

傳播學本身理論性較強，多開于專業學習的較低年級，學生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比較有限，所以，在教學過程

中，教學方法的采用對于教學效果的體現是很有益的。傳播學教學必須要跳出理論型課程單向教學的傳統模式。不僅要將傳播學理論研究成果清晰的介紹給學生，還必須充分尊重傳播學自身學科性質，靈活運用多種教學方法，充分調動學生們參與思維，進行主動學習，從而提高教學效果。

經調查，教學內容枯燥、抽象、難于理解，是學生們對傳播學學習的普遍印象，所以在教學中可運用多媒體技術。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情境，產生多樣性的外部刺激，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其中，運用多媒體技術進行教學是方法之一。運用多媒體技術將一些抽象的過程、微觀的現象進行模擬，瞬間的現象進行定格，是教學內容變得具體、直觀、生動而易于理解。另外，多媒體系統的超文本功能，可以把諸多的教學信息，由不同媒體形式進行有機組合，將與某一教學內容相關的不同層面的資訊系統集成在一起，實現課堂教學信息組織表達的最優化。對于廣播電視新聞專業的同學來說，影像資料特別豐富，可以最大程度的發揮優勢，使抽象的教學內容形象化、簡單化。如，在講授人類傳播的符號和意義的內容時，播放對話、訪談類節目，借用影視的直接誘導，調動學生的參與熱情，使他們進入教學內容情境之中。通過這類節目的主持人、嘉賓的非語言符號，如面部神態特寫鏡頭，肢體動作細節描寫來反映其心理活動，并通過討論使學生掌握基本的知識點，同時對著名主持人的采訪技巧也有了直觀的認識。例如，筆者在教學過程中播放了湖南臺魯豫主持的欄目《說出你的故事》中的《白巖松約會電視》這期節目，因為主持人和嘉賓都是明星主持人，同學們參與熱情非常高，討論非常熱烈，教學效果可想而知。

要想提高同學的參與熱情，還可以采取情境教學的方式，讓學生親身模擬，直接感受教學內容，加深體會和理解。這樣的教學方式不僅將同學從枯燥的被動接受的教學中解脫出來，同時可將理論直接付諸實踐，使同學們學得輕松，接受愉快。如講解傳播技巧和傳播效果的內容時，筆者讓同學上講臺模擬了“訴諸理性”和“訴諸感情”以及“警鐘效果”，使課堂氣氛變得輕松活潑，同學們對教學內容記憶深刻。大眾傳播的教學中，針對傳播熱點話題，組織學生跟蹤大眾傳媒的報道，要求學生對所收集到的材料進行整理、分析，再利用課堂時間進行討論。這樣的互動安排，充分考慮到教學目的和學生的興趣，鼓勵學生學習積極性，一般都能達到預期效果。如筆者組織同學們就“3?14拉薩事件”從傳播學的角度進行了討論分析，效果很好。

由此可見，只要教師將傳播學的教學進行適當的處理，使之與新聞時事緊密結合，使同學深入教學內容情境，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傳播學教學過程就會變得輕松愉快，教學效果就會明顯提升。

四、與時俱進的探討新問題，培養學生思考分析能力

篇3

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介與手機、網絡等新興媒介相互融合，新聞傳播進入了媒介融合時代；隨著個人掌握媒介技術的快捷，自媒體成為了時代的新寵；社會化網絡的迅猛發展，使其成為最具影響的新聞源。這些變革，將新聞傳播推入到大傳播時代。

1.新聞傳播進入媒介融合時代

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媒介發展就呈現出多功能一體化的“融合媒介”趨勢，這種媒介被定義為“印刷的、音頻的、視頻的、互動性數字媒體組織之間的戰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聯盟”。媒介融合是一場基于信息技術創新和社會話語重組的媒介整合，這樣一種整合帶來了新聞業的融合，給新聞傳播帶來了五類變革：一是新聞表述方式的融合，即新聞表達運用了多種媒介和互動技能來完成；二是新聞采集的融合，記者需要運用多媒體技術對新聞進行信息的采集；三是新聞制作流程的融合，主要是對新聞制作模式的改變；四是媒介間融合，指不同媒體之間的合作，包括內容和新聞資源共享；五是所有權融合，指不同類型的媒介如報紙、電臺、電視臺和網站，其所有權可以融合為一家傳媒集團，實現資源共享。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提出“整合新聞媒體資源，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媒介融合成為我國新聞媒體發展的指導方針。這些變革將新聞傳播推入了大傳播時代。

2.新聞傳播進入自媒體時代

自媒體，被稱為“WeMedia”，2003年7月由美國新聞學會提出，指“普通大眾經由數字科技強化、與全球知識體系相連之后，一種開始理解普通大眾如何提供與分享他們本身的事實和新聞的途徑。”硅谷著名的IT專欄作家，《圣何塞水星報》專欄作家丹•吉爾默2004年出版了專著《自媒體》，這本書的副標題就是“草根新聞，源于大眾，為了大眾”，這表明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個人博客、網絡聊天組、郵件和其他工具制作新聞。網絡時代自媒體使新聞傳播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2006年美國《時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就是“你”，是互聯網使用自媒體的“你”。自媒體時代，社會從機構向個人過渡，個人是數字時代民主社會的公民。大新聞媒體已經失去了它的壟斷地位，現在可以實時消息的全球觀眾就是新一代的草根記者，新聞在他們自己的手中。通過配備筆記本電腦、手機、數碼相機,這些從讀者轉變而來的報道者將來自身邊的消息轉換為新聞，這一轉變深刻揭示了我們消費新聞過程的改變。

3.新聞傳播進入社會化時代

網絡的基本特征是連接，而越來越持久和擴大的連接使網絡社會化成為必然。特別是今天的Web2.0時代，互聯網的重心正在轉向社會化媒體。社會化媒體是網絡社會覆蓋面最廣最具代表性的傳播媒介。在社交媒體的傳播平臺上，新聞傳播的主角是用戶，用戶需要是新聞傳播的起點和目標。同時，社會化媒體中的新聞內容生產與社交是相互結合的，社會關系與新聞生產兩者相互融合在一起。社會化媒體平臺上的新聞內容是連結人們關系的紐帶。因此，不難理解，在爭奪用戶的競爭中，從Facebook到Linkedln，各大社交網絡紛紛推出了新聞媒體產品。新聞服務成為保持用戶黏性的競爭焦點。同時，社交網絡也成為了最有影響的新聞源。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發表的報告顯示，美國63%的用戶通過Face-book和Twitter等社會化媒體獲取新聞，成逐年上升趨勢，社交網絡正日益成為有影響力的新聞源，新聞傳播已經進入了社會化時代。

二、新聞傳播學教學理念變革

新聞傳播從“小新聞”進入到“大傳播”時代，隨之帶來的是新聞傳播學科教學理念的變革。新聞傳播學科是一門年輕的學科，同時又是一門發展日新月異的學科，新聞傳播學的教學理念也必須與時俱進。隨著新聞傳播進入“大傳播”時代，新聞傳播學應從新興媒介技術的掌握、增加社會科學課程和新媒體媒介素養三方面變革教學理念。

1.新興媒介技術課程的拓展

媒體融合指的是不同類型的媒體的合作，包括手機和報紙、電視和網絡等各種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的融合。媒體內容的數字化，再加上無處不在的高速寬帶連接和上網設備的擴散，正在改變新聞傳播內容的和流通方式。傳統媒體平臺和產業結構，需要大幅革新才能跟上不斷變化的媒體環境。當今社會的新聞傳播人才不僅需要多種掌握新興媒介技術，還需要培養在新媒體、傳統媒體和社交媒體之間融合貫通的能力，即跨媒介思維的能力。因此，無論是媒介融合時代的新聞傳播，還是自媒體的新聞傳播，抑或通過社交媒體傳播新聞，新興的媒介技術是一道跨不過的門檻。在美國，根據對美國15家頂級新聞學院的調查，結果顯示各家新聞學院近十年來增加了大量的新媒體技術課程以適應新聞業變革，包括計算機編程、社交媒體新聞學、大數據新聞學、數字受眾分析以及新技術（如無人機、谷歌眼鏡）應用等。而我國的新聞傳播學教育中，新媒體技術的教學往往落后于業界實踐。從教學課程的設置中，我國的新聞傳播學科亟需建立較為完整和先進的新媒體技術課程，并且依據各大高校自身的特色培育優勢課程。傳統媒體具有不可替代的專業性、權威性和高質量的新聞內容，而新媒體吸引年輕受眾，有更高層次的互動。新媒體和舊媒體的融合是一種“化學反應”，因此，貫通各種媒介的思維能力非常重要。當新聞發生時，能迅速判斷，選擇多種媒體手段進行報道。并能運用多種媒介手段制作出打動受眾的新聞產品，在社交媒體上傳播并引發關注。新聞傳播學科需要建立跨媒體課程培養這種跨媒介的整合思維。

2.增加社會科學課程

在我國的學科劃分中，新聞學屬于人文科學，而傳播學屬于社會科學。但歸根結底，新聞傳播學與社會學科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特別在新聞傳播與社會聯系日益緊密的今天，新聞傳播學科應該增加社會科學的課程，以應對新聞傳播學的大傳播時代。從歷史的源流來看，傳播學的產生、發展與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有密切的聯系，新聞學的采訪構思等也遵循社會學的調查研究方法。可以說，新聞傳播學發展至今，與社會科學聯系緊密，譬如新聞媒體與其賴以生存的權力和控制力之間保持相互依存的關系，同時還反過來曲解、改變，甚至挑戰這種相互依存的關系。這種新聞傳播與社會的關系在大傳播時代變得日益復雜，數字媒介重構了權力關系和社會秩序。為了厘清媒介如何推進了社會和世界，新聞傳播學科需要增加社會理論的課程與實踐，以廓清這個錯綜復雜、令人困惑的媒介化世界。數字媒介社會中的媒介實踐、網絡化社會、網絡化政治、媒介與資本、媒介與權力、媒介文化、媒介倫理與正義等方面的研究都需要社會理論的支撐。西方主流的新聞傳播學教育早在19世紀20年代就開始重視新聞傳播學科的社會學科課程。威斯康星大學新聞系的新聞本科課程設置中，新聞學的課程只占四分之一，而其余大部分是社會科學的內容，試圖用社會理論課程教學啟發學生發現與考察大眾媒介在社會中的角色和作用。40年代傳播學奠基人施拉姆在愛荷華大學任新聞學院院長時，也增設了社會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等社會科學的課程。60年代，美國主流的新聞教育已經確立了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和新聞專業技能融合的課程結構。而我國的新聞傳播學科發軔于新聞學的創立，一開始是沿襲美國早期的新聞學專業教學模式，重專業技能輕人文社科素養，導致大量的新聞專業學生走上媒體崗位，難以勝任迅速變革的媒體格局。盡管高校的新聞傳播學科已經由新聞學拓展到新聞傳播學，逐漸增加了社會學科的課程，但面對新聞傳播學與社會日益緊密的局面，學科的課程設置還應加大社會理論與新聞傳播實踐結合的課程類別。

篇4

隨著改革開放的持續進行和發展，新聞傳播界的研究人員也在斷的更替。舊的研究人員不斷退休，以前的老教師也開始逐漸離開教學崗位，新老人員的更替為新聞傳播學的發展制造了新的契機。一批新的研究人員和年輕教師開始走上工作崗位。他們陸續接替先前一批工作人員的工作，在他們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不斷進步。在新一代年輕研究人員的共同努力下，各高校的新聞傳播研究出現了一批豐碩的成果。年輕的一代作為各高校新聞院系和新聞研究的主創人員，他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視野更為開闊，知識結構較為合理，科研成果也將更為突出，為新聞學的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隨著經濟發展，新聞學專業開始在各高校普遍建立并發展，但是在發展的同時，由于基礎設施和高質量新聞傳播學教師的缺乏，其配套發展仍有很大的難度。

二、近年新聞傳播學研究的重大進展

數套傳播學的譯叢(數十本)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起的連續幾年內陸續出版了，這對這回影響和促進新聞傳播學研究和新生代的持續發展。當前來看，我國新聞處奧博教學的應用教材多為翻譯版本，而且這些翻譯教材大多來自國外教材。傳播學研究方法的研究開始受到重視。隨著學術會議和交流增多，傳播學論文數量和質量也大有改觀。在高校各新聞傳播院系中，傳播學發展成果顯著，作為新聞傳播學的學科基礎課程的地位己經得到確立。許多受到傳播學界認可的教材被積極引進，并得到廣發應用，這些教材多為國外教材，國內自己的研究性著作極為匱乏。隨著傳播學的快速發展，與傳播學相伴而生的傳播學批判學派也開始出現，批判學派的研究獲得發展，符號學、輿論學隨著批判學派的發展也有所進步。

三、發展新聞學研究的重大進展

《中國新聞事業通史》陸續出版，這是中國新聞史中提綜合研究的豐碩成果，這一成果已經得到了業內的公認，并且不斷豐富和完善。中國新聞史的個案研究在今年來也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很多高質量的研究論文不斷展示給大眾，研究發展蓬勃進行。中國新聞史的個案研究促進了新聞傳播思想的研究，各個時期的新聞傳播的研究思想都在這個時間段得到了新的重視也研究，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成果。隨著最近你年來的各項發展，成套的新聞傳播學教材在各主要高校的新聞傳播院系出版或重新出版，這些教材注人了較新的材料和思想。隨著新世紀的到來，研究人員在回顧歷史、拓展研究的基礎上出版了一些成套的歷史性研究著作，這對于總結過去，繼往開來有重要意義。

四、新聞學與傳播學的融合

篇5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之一，是現代高等教育發源地之一，新聞學起步較早，在新聞傳播學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優勢，值得我們進行學習、研究與借鑒。

一、中國新聞傳播學發展趨勢。

隨著新聞裝備、人們思想觀念、計算機網絡技術的不斷提高，新聞傳播學得以飛速發展，并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與特點。

（一）、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相互交叉融合。傳統的新聞學研究突出實用性質，淡化理論性。傳播學被引入新聞學界以后，新聞學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研究領域，它包括廣播、電視、網絡媒體等多種傳播媒體或形態，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的內容。這種融合不僅是原來兩個學科的融合，而且與傳媒活動相關的各個學科的研究成果，也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到新聞傳播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這就要求必須創新現有的課程設置以及教材內容的劃分方式，重新構建一種適合新的環境條件的新聞傳播理論。

（二）、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領域正在不斷擴張。近年來，中國的傳媒處于大整合的時期，傳播業急速膨脹，傳媒每日每時與社會發生互動，矛盾沖突的頻率上升，新聞官司增加，社會對傳媒職業道德不規范的指責增多。因此，傳媒業自身的法治建設和職業行為的規范化，越來越成為學界關注的問題。傳媒經營、新聞法治與職業道德成為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新領域。

（三）、新聞傳播學的內涵不斷拓展。20世紀90 年代以后，中國廣播電視特別是電視的發展速度和規模空前。從行政、綜合市場、專業市場三個角度看中國電視產業的市場格局，中國電視產業呈現三大發展趨勢：政府導向讓位于市場導向；民營電視業將成為市場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電視資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時進行，形成區域性傳播中心。

二、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發展歷史淵源。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發達國家之一，在近現代新聞傳媒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聞傳播學教育源遠流長。

（一）、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起步較早。

英國最早的日報《每日新聞》創辦于1702年，是世界上較早采用雙面印刷并分欄、較早形成近代日報形式的報紙；1851 年出現在倫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誕生的新聞通訊社之一；1922 年以民營形式組建的英國廣播公司于1927 年改組為公立（BBC）以來，已成為西方最大的公共廣播電視機構；1 936 英國廣播公司（BBC）建立的電視臺是世界上第一座電視臺，英國的新聞傳播教育也伴隨著新聞媒介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在英國人的觀念中，掌握實際本領的最好辦法就是實踐，從實際接觸中學習其中的技巧，新聞傳播教育也不例外。這種理念影響著早期的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奠定了英國新聞傳播學的地位。

（二）、傳播學發展先于新聞學。英國的傳播學出現在新聞學之前。早在上世紀30年代，一些社會科學家便開始對媒體效果研究產生興趣，傳播研究與傳媒研究院系應運而生。西方新聞學的研究領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傳播學，范圍更加寬泛，設計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內容，以及廣告研究，公共關系研究，媒體經營研究等。在英國傳媒教育領域頗具盛名的城市大學新聞系被規劃入該校的藝術學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維斯敏斯特大學新聞和大眾傳播卻在同一個學院，還有一些院校的傳播學被劃入英語學院和商學院。

（三）、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起始較晚。在新聞與傳播學教育方面，倫敦大學曾率先開設新聞學專業本科教育（非學位教育）；最早開設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學，于1971 年開始進行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倫敦城市大學于1976 年開始辨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學位教育是在20 世紀90 年代初開始的。英國的新聞與（大眾）傳播學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較晚，但英國以其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學教育傳統和發達的傳媒業等基礎，在新聞與傳播教育/媒介教育與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特點。 [ ]

三、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現狀。

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層面的教育，新聞學教育與傳播學教育區別較明顯，而且整個學科領域的教育總體上也形成了幾種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

新聞傳播學強調專業實踐性。從新聞學與傳播學教育的區別角度來講，英國新聞學教育領域的學位點，雖然提供寬厚的理論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強化專業新聞實踐。無論是倫敦大學戈德斯密斯學院媒介與傳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實務細分的專業方向設置，還是威斯敏斯特大學媒介、藝術與設計學院研究生教育中劃分較寬的專業方向設置，均要求學生深入某種媒介領域進行大量練習。而傳播學領域的研究生課程設置，則側重于傳播學、文化學和相關學科的理論視角、爭議點、研究方法等，以便為研究生選擇課題進行研究，奠定寬廣的理論基礎。

（二）、新聞傳播學教學要求嚴格。關于整個學科領域形成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科的研究生教育，不僅有歐美較為常見的研究型、課程（教學）型之分，而且還有研究與課程（教學）型，而且對課程學習的數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 Degrees”來說，不但該專業的博士學位點在時間分配上以研究為主，并對開題報告、研究項目和博士學位論文有嚴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論文達到8～10 萬，并強調博士論文對于專業的獨創性貢獻，而且該專業的哲學碩士點（A 型）也要求學生聚焦于選定的研究領域并撰寫4 萬詞的學位論文。而該專業屬于教學型（“TaughtProgrammes”）的碩士學位點，則要求研究生修滿4 門課，撰寫1 萬詞的學位論文。

（三）、社會科學特征明顯。英國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研究新聞和傳播活動的規律，表現出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從理論課授課內容也可以看出其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比如《新聞理論》，涉及戰爭與新聞、新聞業市場結構與新聞實踐、新聞從業者為誰而工作、新聞與政治、國際新聞流與通訊社等專題。與英國相比，中國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新聞學教育表現出較強的人文學科特點，新聞學更多地“體現出政治與文學雜揉的特點”，“更具人文學科的特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種新聞學教育視角與社會對新聞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

但是，“當新聞活動越來越表現為一種文化消費活動時，以社會科學的態度對待新聞學已是一種必然選擇。”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把握新聞傳播活動的規律，可以讓新聞學教育更貼近現實操作。

（四）、學校教育國際化特色突出。此類學校師資構成較為國際化，不少教師來自國外；其學生結構更呈現出國際化特征，約50%的研究生是外國留學生。這種師、生構成的國際化特點帶來的文化間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間了解不同文化的機會，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國際化視野，以及對于新聞與傳播學領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時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帶著其對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學習而給教學帶來一定的困難。社會傳播現象和傳播學科的跨學科性質，在當今時代傳媒的傳播活動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這種跨學科、個性特色突出的專業方向，有利于培養寬口徑、復合型的傳媒人才，也有利于對于傳媒實踐的深刻理解。

四、結束語。

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發展歷史源遠流長，新聞傳播學強調專業實踐性、新聞傳播學教學要求嚴格、社會科學特征明顯、學校教育國際化特色突出等，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特點，抓住了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精髓，對我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鑒作用。[ hi138/Com]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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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之一，是現代高等教育發源地之一，新聞學起步較早，在新聞傳播學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優勢，值得我們進行學習、研究與借鑒。

一、中國新聞傳播學發展趨勢。

隨著新聞裝備、人們思想觀念、計算機網絡技術的不斷提高，新聞傳播學得以飛速發展，并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與特點。

（一）、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相互交叉融合。傳統的新聞學研究突出實用性質，淡化理論性。傳播學被引入新聞學界以后，新聞學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研究領域，它包括廣播、電視、網絡媒體等多種傳播媒體或形態，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的內容。這種融合不僅是原來兩個學科的融合，而且與傳媒活動相關的各個學科的研究成果，也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到新聞傳播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這就要求必須創新現有的課程設置以及教材內容的劃分方式，重新構建一種適合新的環境條件的新聞傳播理論。

（二）、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領域正在不斷擴張。近年來，中國的傳媒處于大整合的時期，傳播業急速膨脹，傳媒每日每時與社會發生互動，矛盾沖突的頻率上升，新聞官司增加，社會對傳媒職業道德不規范的指責增多。因此，傳媒業自身的法治建設和職業行為的規范化，越來越成為學界關注的問題。傳媒經營、新聞法治與職業道德成為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新領域。

（三）、新聞傳播學的內涵不斷拓展。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廣播電視特別是電視的發展速度和規模空前。從行政、綜合市場、專業市場三個角度看中國電視產業的市場格局，中國電視產業呈現三大發展趨勢：政府導向讓位于市場導向；民營電視業將成為市場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電視資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時進行，形成區域性傳播中心。

二、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發展歷史淵源。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發達國家之一，在近現代新聞傳媒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聞傳播學教育源遠流長。

（一）、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起步較早。

英國最早的日報《每日新聞》創辦于1702年，是世界上較早采用雙面印刷并分欄、較早形成近代日報形式的報紙；1851年出現在倫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誕生的新聞通訊社之一；1922年以民營形式組建的英國廣播公司于1927年改組為公立（BBC）以來，已成為西方最大的公共廣播電視機構；1936英國廣播公司（BBC）建立的電視臺是世界上第一座電視臺，英國的新聞傳播教育也伴隨著新聞媒介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在英國人的觀念中，掌握實際本領的最好辦法就是實踐，從實際接觸中學習其中的技巧，新聞傳播教育也不例外。這種理念影響著早期的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奠定了英國新聞傳播學的地位。

（二）、傳播學發展先于新聞學。英國的傳播學出現在新聞學之前。早在上世紀30年代，一些社會科學家便開始對媒體效果研究產生興趣，傳播研究與傳媒研究院系應運而生。西方新聞學的研究領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傳播學，范圍更加寬泛，設計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內容，以及廣告研究，公共關系研究，媒體經營研究等。在英國傳媒教育領域頗具盛名的城市大學新聞系被規劃入該校的藝術學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維斯敏斯特大學新聞和大眾傳播卻在同一個學院，還有一些院校的傳播學被劃入英語學院和商學院。

（三）、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起始較晚。在新聞與傳播學教育方面，倫敦大學曾率先開設新聞學專業本科教育（非學位教育）；最早開設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學，于1971年開始進行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倫敦城市大學于1976年開始辨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學位教育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英國的新聞與（大眾）傳播學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較晚，但英國以其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學教育傳統和發達的傳媒業等基礎，在新聞與傳播教育/媒介教育與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特點。

三、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現狀。

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層面的教育，新聞學教育與傳播學教育區別較明顯，而且整個學科領域的教育總體上也形成了幾種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聞傳播學強調專業實踐性。從新聞學與傳播學教育的區別角度來講，英國新聞學教育領域的學位點，雖然提供寬厚的理論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強化專業新聞實踐。無論是倫敦大學戈德斯密斯學院媒介與傳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實務細分的專業方向設置，還是威斯敏斯特大學媒介、藝術與設計學院研究生教育中劃分較寬的專業方向設置，均要求學生深入某種媒介領域進行大量練習。而傳播學領域的研究生課程設置，則側重于傳播學、文化學和相關學科的理論視角、爭議點、研究方法等，以便為研究生選擇課題進行研究，奠定寬廣的理論基礎。

（二）、新聞傳播學教學要求嚴格。關于整個學科領域形成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科的研究生教育，不僅有歐美較為常見的研究型、課程（教學）型之分，而且還有研究與課程（教學）型，而且對課程學習的數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來說，不但該專業的博士學位點在時間分配上以研究為主，并對開題報告、研究項目和博士學位論文有嚴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論文達到8～10萬，并強調博士論文對于專業的獨創性貢獻，而且該專業的哲學碩士點（A型）也要求學生聚焦于選定的研究領域并撰寫4萬詞的學位論文。而該專業屬于教學型（“TaughtProgrammes”）的碩士學位點，則要求研究生修滿4門課，撰寫1萬詞的學位論文。

（三）、社會科學特征明顯。英國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研究新聞和傳播活動的規律，表現出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從理論課授課內容也可以看出其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比如《新聞理論》，涉及戰爭與新聞、新聞業市場結構與新聞實踐、新聞從業者為誰而工作、新聞與政治、國際新聞流與通訊社等專題。與英國相比，中國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新聞學教育表現出較強的人文學科特點，新聞學更多地“體現出政治與文學雜揉的特點”，“更具人文學科的特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種新聞學教育視角與社會對新聞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超級秘書網

但是，“當新聞活動越來越表現為一種文化消費活動時，以社會科學的態度對待新聞學已是一種必然選擇。”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把握新聞傳播活動的規律，可以讓新聞學教育更貼近現實操作。

（四）、學校教育國際化特色突出。此類學校師資構成較為國際化，不少教師來自國外；其學生結構更呈現出國際化特征，約50%的研究生是外國留學生。這種師、生構成的國際化特點帶來的文化間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間了解不同文化的機會，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國際化視野，以及對于新聞與傳播學領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時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帶著其對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學習而給教學帶來一定的困難。社會傳播現象和傳播學科的跨學科性質，在當今時代傳媒的傳播活動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這種跨學科、個性特色突出的專業方向，有利于培養寬口徑、復合型的傳媒人才，也有利于對于傳媒實踐的深刻理解。

四、結束語。

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發展歷史源遠流長，新聞傳播學強調專業實踐性、新聞傳播學教學要求嚴格、社會科學特征明顯、學校教育國際化特色突出等，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特點，抓住了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精髓，對我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鑒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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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傳播研究的現實狀況

國際傳播是一個年輕的、正在發展的、充滿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現實性的新興學科。

從國際方面看：國際傳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國。60年代末，國際傳播作為一個學科在美國開始得到了承認。1971年，位于華盛頓的美利堅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率先開設了國際傳播的碩士學位課程。70年代，國際傳播研究走向國際化。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推動下，成立于1957年的聯合國下屬的教科文組織國際大眾傳播協會，于1978年設立了國際傳播分會，作為其12個分會之一。隨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先后組織出版3本報告：《多種聲音，一個世界》（1981）、《世界交流報告》（1989）和《世界傳播概覽——媒體與新技術的挑戰》（1997）。1994年，國際傳播分會開始出版自己的會刊《國際傳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開一次的國際大眾傳播協會的近幾次會議上，國際傳播成為最熱門的論題之一。

與此同時，民間的研究自80年代以來方興未艾。在我們不完全的資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國際傳播的書目就有十數種。如：《組織中的國際傳播》、《國外新聞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與世界傳播：國際關系的新領域》、《二十世紀的國際新聞播報》、《傳播的國際百科全書》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國際傳播中的現實議題》、《全球新聞業：國際傳播的歷程》、《資本主義與傳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經濟》、《超越國家主權：90年代的國際傳播》、《國際傳播與全球化：批判導論》等（以上見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館藏書目）。①筆者發現，國際傳播的研究以美國領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國。這一點顯然與美國是一個國際傳播大國，掌握了世界傳播信息量中相當大的比重有關。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體集團中，美國就占了5家。②

從國內方面看：在我國，國際傳播的研究可以說剛剛處于起步階段。1982年傳播學才通過著名傳播學者施拉姆介紹到中國。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新聞研究所召開了第1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1985年復旦大學成立了高校第1個傳播學研究機構“文化與傳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黃山召開了第2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進行了第一次社會輿論調查。經過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廈門召開的第3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確定了傳播學本土化的方針，1995年在成都召開的第4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拓開了傳播學更廣闊的研究領域，1997年中國國務院學術委員會對傳統學科體系進行調整，傳播學開始被并入原來的一級學科新聞學，稱新聞傳播學，下設新聞學和傳播學兩個二級學科。在傳播學20年的引進、介紹、研究和本土化、實用化過程中，國際傳播是發展最晚的一個分支領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個高校和研究所成立專門的教學與研究機構。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所、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傳播研究所等幾家為主的格局。在國內傳播學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關國際傳播方面的論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們查到的國內以國際傳播為題的中文書只有3本，一是北京廣播學院院長劉繼南教授主編的《國際傳播論文集》（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院長蔡幗芬教授主編的《國際傳播與對外宣傳》（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譯著，即美國羅伯特·福特納的《國際傳播：全球都市的歷史、沖突及控制》（華夏出版社2000年）。有關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經初步分析，我們發現，這其中，從大的方面講，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的研究集中在國際關系與大眾傳播、對外宣傳與國際關系及對傳播學的譯介方面，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則集中在對策論、國外輿情分析、焦點問題報道等實用化內容方面。該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輿情分析報告并成立了陽光論壇，建立了自己的網站。

筆者認為，剛剛起步的中國國際傳播學研究還存在許多弱點，大致說來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術化。所謂玄化是指在傳播學的介紹、引進過程中偏重引經據典、直譯許多國外名詞而缺乏對文本的中介轉換，造成概念混亂，這種做法顯然不利于這門學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則表現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學科邊界，不限定學科內容；而是把一切現象都往傳播學里面裝，似乎一切人類文化現象都是傳播現象，一切跨越了國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國際傳播，結果使研究目標無法鎖定和深入。空化是我們過去政治化研究傳統的延續，在缺乏實證研究、量化研究、具體研究、微觀研究的基礎上空發議論，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種哲學理論，結果背離了研究的科學精神。術化則集中于對策研究，一切以實用化為目的。當然，如果的的確確搞“術化”，那應該是先基礎（術）、再理論（學）再運用（學術），但實際上這個過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從樂觀一面看，盡管存在許多弱點并且剛剛起步，但國際傳播學仍然是一個充滿希望和前途的新興學科。恩格斯告誡我們，“歷史過程中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③一旦社會上產生了某種需要，那將會比10所大學都更能推進研究的深入。國際傳播發展的兩大背景是人類社會的全球化和民族國家化、以及大眾傳播的興起和傳播分化。這決定了國際傳播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已經而且必將繼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所以對國際傳播學進行深入研究是時代的任務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國際傳播學的學科來源

國際傳播并非無本之木。其學科來源，大約有3個方面。

國際傳播來源之一是傳播學。傳播學是一門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發展的新興學科。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館藏目錄中，有關傳播學的英文著作就達4000多種。從體系上看，傳播學研究包括傳播定義，人類傳播史，傳播符號、過程、結構，傳播方式和媒介，傳播受眾和效果，傳播制度與控制，國際傳播和全球傳播，傳播學流派等內容。傳播學本身就是來源于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新聞學等多種學科的一門新學科，在發展的過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論和信息論等新元素。從理論上看，現在形成了注重研究過程、以實證為特點的美國學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論批判為重點的歐洲學派。傳播學與國際傳播的契合點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學者鶴木真曾把國際傳播定義為“以國家社會為基本單位，以大眾傳播為支柱的國與國之間的傳播”。④另一個日本學者生田正輝更是直截了當地指出“國際傳播的首要特征，是它與政治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它是一種由政治所規定的跨國界傳播”。⑤由此而來，國際傳播研究的重點在于國際傳播內容的價值問題、信息與主權問題、文化霸權問題、信息全球化及國際信息秩序問題等方面。這些課題對國際傳播中的宏觀問題和理論問題賦予了較大的注意。

新聞學是國際傳播的來源之二。它發韌于報刊出現后的18世紀，在19世紀末新式新聞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紀上半期出現了種種有巨大影響的新聞學理論，20世紀50年代以后又開始融入了大眾傳播學，形成了新聞傳播學。新聞學包括新聞學理論、業務和新聞傳播史三部分。作為應用學科，新聞學的業務部分是一個更龐大的學科分支，大大多于、強于其理論部分。新聞學與國際傳播的結合在于新聞的業務實踐從一開始就包括國際新聞部分。

然而，筆者所見，國內學者包括新聞界對國際新聞的認識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現象。國際新聞似乎是指與國內新聞相對的那部分內容，即屬于“國際方面的消息”那一類。同時，面向國外的新聞報道及其他傳播活動則被看作是對外宣傳。其實，從國際傳播的角度來看，國際新聞應該指跨越了國界的新聞，并不僅僅是來自國外的新聞，也不僅僅是對外宣傳，而是雙向互動的新聞。

從歷史上看，在新聞報道的內容中，國際新聞從一開始就占據了較大的比重。大眾報刊興起后，國內新聞、地方新聞逐漸奪走了國際新聞的地盤。但是即使在新式新聞到達頂峰的19世紀末的美國，國際新聞仍然穩定地占據著相當大的新聞比重。隨著20世紀初世界體系的形成，國際新聞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穩定，當然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有時稍有增減。⑥按照傳播學的觀點，國際新聞，實際上屬于國際傳播范疇；而且可以說，國際新聞是國際傳播的主要組成部分。對國際新聞的認識，是國際傳播學出現的基礎。在新聞史中曾出現過政黨報刊、言論紙向大眾報刊、新聞紙轉變的過程，在國際新聞傳播的歷程中也同樣遵循這樣一條軌跡。在新聞史早期，國外新聞報道主要發生在民間（即傳播者主要為民營辦報人）。進入20世紀后，隨著國際社會的形成與競爭的激化，國家開始成為國際新聞的重要傳播者，國際新聞開始明顯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實用性。這時國際新聞的首要特征就是宣傳。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各國主動認識并開始運用國際新聞進行宣傳的重要時期。一戰以后特別是二戰之中，這種認識和運用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冷戰時期，這一傳統得到了延續。到了20世紀末，國際新聞的宣傳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減弱。

總之，國際新聞是新聞學與國際傳播的結合點，其重要特征表現為政治性和實用性。英國新聞界泰斗北巖勛爵曾任英國一戰時期對德宣傳總監。傳播學的創始人拉斯韋爾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一書。早在1931年出版的關于國際傳播的兩本書《國際傳播：美國的態度（Calrk， Ke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Attitude， NY1931）、《國際傳播：語言問題論文集》（Herbert NShelt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ymposiumon the Language Problem， London 1931），也都涉及對外宣傳問題。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國際傳播》專著的臺灣學者李瞻本人也是一個新聞史學家。由于國際新聞只是新聞中的一個現象，對外宣傳是一個實際操作問題，加之新聞學本身又是一個實用性的學科，所以在新聞學的論著中，鮮有詳論國際傳播者，有的也只是強調其宣傳功能。所以從新聞學演化而來的國際傳播研究，其側重點主要在“術”的研究，即宣傳技巧、效果以及對策研究。但是按現在我國的學科分類，國際傳播要在新聞學和大眾文化事業中去查找，這雖能表明國際傳播與新聞學的淵源關系，但嚴格說來這種學科界定并不科學，也不太符合現實需要。

國際傳播的來源之三是國際關系學。國際關系學最早就是國際政治學。一戰以后政治學由傳統的歷史比較分析轉向現實主義政治，于是國際政治學逐步轉化為國際關系學。20年代后，現實主義政治學占據了主流。二戰后，行為主義政治學開始濫觴，國際關系學也在這個過程中發展起來了。國際關系學包括國際關系史、國際關系現狀及控制、國際關系理論等幾個方面。國際關系學是一門“能夠幫助人們理解、預見、評價乃至控制國家間關系和國際現狀”的學科。⑦它包含兩個研究層面，一是雙邊和多邊層面的國際關系，二是宏觀國際關系體系。國際關系學關注的主要內容包括：國家作為國際基本行為體的利益、力量、外交戰略，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國際關系的體系與結構、動力與控制及演變和預測等。國際傳播在國際關系的微觀和宏觀層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國際關系學者是在60、70年代開始從國際關系角度進入國際傳播領域的。這一時期行為主義在國際關系學中占據了主流地位。行為主義試圖從可觀測、可控制的國家行為出發，建立一種“精確”和“科學”的國際關系學。創造了國際關系學分析模型的美國學者卡爾·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國家外交決策系統和國際一體化的控制系統，其中大眾傳媒和民間輿論傳播的通訊交換和控制在這一模型中占據重要地位。羅伯特·諾斯則在國家間信息傳遞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內容分析和決策心理分析理論（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alysis， 1967）。所謂內容分析是總體分析，就是通過對大量的國際信息進行數據化處理和分析，直觀地把握國際體系；所謂決策心理分析則是個體分析。理查德·梅里特著重在國際傳播的過程和內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為體、非政府行為體和文化交流在內的國際傳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2）。⑧后來，一些學者進行了不少媒體與外交、輿論與對外關系的專題研究，創立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研究領域。當然還有一些學者試圖從大眾傳播和國際關系這兩個不同的學科角度來搭建相互關系（如臺灣學者周莉音《國際關系中國際傳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總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論貫通性的感覺。在近年來從國際關系學角度進行的國際傳播的研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在國家行為個體、國家力量及力量顯示方面，有人認為傳統的國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僅僅集中在基本實體、經濟能力、軍事實力和貫徹目標的意志力幾個方面是不夠的；應該而且必須加上國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擴散及控制，因為信息能力也是一種重要的國家力量。二是在國際關系整體及全球化問題方面，有人認為必須加入國際傳播因素。在當代的國際關系體系中，如果缺乏國際傳播體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為國際傳播體系也是國際關系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從國際關系角度出發研究國際傳播，能為我們從理論和實際、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理解國際傳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幫助。

從以上國際傳播的3個學科來源看，國際傳播是一個交叉性的學科，它與上述3個學科都有淵源關系，又不完全直屬于其中任何一個。其多學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當代社會科學綜合化與學科分化的一般趨勢。

三、深化國際傳播研究的思考

對于深入推進國際傳播學的研究，我們認為至少有4個方面的工作要做：國際傳播的本體論研究、國際傳播史的研究、國際傳播“術”（技巧）的研究及國際傳播學科體系的理論研究。

國際傳播本體論要解決國際傳播是什么的問題，也就是國際傳播的定義問題。我們可以說傳播學研究“社會信息的傳遞和信息系統的運行”，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研究“國際間社會信息的傳遞和系統運行”?我們可以說新聞學研究“對新近變動事實的傳播”，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是“對新近變動的國際事實的傳播”，或者說是“對新近變動的事實的跨國傳播”?我們可以說國際關系學是研究“國際關系體系的運行和演變規律”，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是研究“國際傳播體系的運行和演變規律”?應該說上述說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準確地反映了現實。

在傳播學的體系建立過程中，美國學者拉斯韋爾提出的5個W的體系模式很有創建性，為傳播學界所廣泛接受。但實際上國際傳播在每個W的具體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傳播者方面，有人認為應該主要是指國家或國家的組織，有人認為還應包括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和有影響力的個人，還有像梅里特，則提出了三元模式。在傳播內容方面，有人認為主要是指國際新聞的傳播，有人提出政治、經濟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還有人則認為應該包括一切信息。在傳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認為主要是指大眾媒介，而且重點是電子媒介；有人則認為應包括人際交流的一切方式。在傳播受眾方面與在傳播者方面存在的問題一樣，有人認為應該有特定的傳播對象；有人則認為凡是面向國際社會的傳播都是國際傳播；而所謂國際社會，就是沒有國界的社會。與上述諸方面相比，可以說國際傳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樣在這一方面，“公共領域”理論、制碼解碼理論、“議程”設置理論、“文化霸權”理論都在大行其道。很明顯，只有對上述的分歧和爭論進行梳理和明確化，才能建立對國際傳播的本體論認識。

國際傳播史是對國際傳播進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礎。史學的最大特點就是其綜合性。恩格斯說過，我們只知道一門科學，這就是歷史學。一切現代社會科學都是從歷史學中分離出來的，一切現代學科的建立都離不開對該學科所探討的社會現象的歷史考察。對國際傳播的歷史考察也是我們必須做的工作。而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顯的缺陷。例如關于國際傳播的起源，有人從國際關系學角度出發，認為國際傳播始于16、17世紀近代國家的出現和國際關系的起源，這種說法忽略了傳播業的內在發展。有人從媒介發展的角度看，認為國際傳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訊社的成立和電報的出現（李瞻《國際傳播》1984，福特納《國際傳播：全球都市的歷史、沖突與控制》2000），這種說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報刊的作用。還有人則從國際政治角度考察，認為國際傳播發軔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各國的戰時宣傳，這種看法顯然比較狹窄。在眾多新聞史著作中，有關國際新聞史和國際傳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視，往往被擠在對外宣傳的角落。實際上，考查國際傳播史的起源與發展應考慮其本身內在的規律，并應綜合社會相關因素進行綜合研究。

國際傳播技巧主要研究國際傳播現狀和對策論方面的問題，也是國際傳播學深入研究的重要內容，應該包括世界傳播體系的框架及運行機制、國外重要媒體介紹、媒體信息的分類及量化、輿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與報道技巧、傳播者形象與傳播效果、國際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內容。需要說明的是，在這一方面更需要重視的是觀念的變化，應從政治宣傳的角度轉換到報道和經營的角度，注重對象研究，收聽率、收視率的研究。再好的宣傳沒有聽眾和觀眾只能是空談。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除了經濟技術原因外，經營方式和觀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國際傳播學的理論框架是一項不斷帶有總結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國際傳播能否作為一個綜合性的分支學科或問題研究而生存發展的關鍵。它所包括的內容至少有對國際傳播的本體認識、研究對象和目的、帶有理論抽象性的國際傳播史和現狀分析、國際傳播各種理論介紹、國際傳播體系的運行及控制、國際傳播技巧概述以及國際傳播的未來發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學的理論框架，國際傳播學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臺，從而在眾多的分支學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釋：

① 80年代涉及國際傳播的書目原文：

1）Baskin， Otis W，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in Organizations， Calif1980

2）Stevenson， Robert， Foreign News and 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 lowa State Univ Pr1984

3）（Mowlana， Hamid， Global information and World Communication: New Fronti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Y1986）

4）Fenby， Tonathan， The Intermational News Services: a Twentieth Century， NY1986

5）Bamouw， Erik，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s 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 Lesie John， Current Lssu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0

2）Merrill， John Calhoun， Global Joumalism: Journe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1

3）Garnham Nicholas，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London 1990

4）Herbert I Schiller， 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1990s NJ1993

5）Ali Mohammadi，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1997

② 洛特非·馬赫茲：《世界傳播概覽—媒體與新技術的挑戰》，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9年，第97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頁。

④⑤ 轉引自郭慶光：《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37頁，第238頁。

⑥ 國際新聞在新聞中的比重問題，是一個需要進行實證性研究的問題。在早期的報刊中，其比例無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國第一份日報《每日新聞》，其創刊號的聲明就明確指出該報是以翻譯荷文、法文消息為主，“迅速、正確而公正地報道國外新聞”（見鄭超然等《外國新聞傳播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63頁）。中國最早的報刊也是以國際新聞為主，有的就以《各國消息》為報名（見白潤生《中國新聞通史綱要》，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26-30頁）。

篇8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中國傳播學作為一支晚生的學科，它來自于域外，速成于中國，其發展速度令人振奮，但是其內虛的體質卻讓我們擔心它發展的持續性和未來成長空間。好在，中國傳播學始終沒有盲目樂觀到失去起碼的自省，這種可貴的自省一直伴隨著中國傳播學短暫的成長歷史。這從今年來的關于傳播學學科的一系列反思性文章以及討論中都可以看出。由于中國傳播學的特殊成長經歷，對中國傳播學進行反思，需要上溯到它的上游部位，即從其知識源頭出發，對傳播學的知識譜系進行整體性的觀照。我認為，中國傳播學存在的問題，除了受其自身主、客觀條件的約束之外，也與傳播學的域外處境有很大關系。與那些資深學科比起來，傳播學在西方知識界先天不足，后天虛弱，其學科身份一直遭到質疑，其合法性基礎比較脆弱。

一、傳播學的合法性危機

傳播學從其出生那天開始，就一直被身份危機的問題糾纏著。傳播學的誕生，從社會需求來說，可謂是生逢其時。但從傳播學學科權力的境遇來看，傳播學又生不逢時，它出生于現代知識生產特別成熟的西方現代社會。傳播學作為后來者，它在日益細化的學科家族中，在一個個歷史悠久、知識積累異常豐富、學科規則業已成熟、知識權力鞏固、具有相當話語權的強勢學科面前，在知識權力競爭越來越激烈的知識場域中，青澀的傳播學面臨著立足的困難。作為一門邊緣和交叉學科，傳播學是其他眾學科的“余數”，是一個“剩余”的學科。在知識產生和傳播過程中，充滿著話語權力的爭斗，知識權力的爭奪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知識場域中的話語權力的博弈異常復雜，十分隱蔽。在西方知識場域中，傳播學是一個后來者，它比新聞學還要晚。更何況，新聞學在血統分明，學術政治壁壘森嚴的西方知識場域中，根本就沒有什么話語權可言。在一個個強大的競爭對手面前，傳播學沒有顯赫的血統，又沒有足夠強大的知識突破力量，它的學科合法性如何建立起來？傳播學要躋身于學科叢林，會面臨合法性危機，所遭遇的困難是可想而知的。傳播學想要進入其中，并獲得一席之地，取得起碼的知識權力，首先必須拿出有說服力的知識話語，以贏得先入者的認同。但是，傳播學作為其他學科的“余數”，很難在一個個知識理論巨無霸面前拿出足以墊起一個學科的理論。傳播學的早期理論多是其他學科的衍生成果。比如，很多的傳播學理論是出自于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等，甚至數理學科。既然，傳播學的主要家底是人家的，是靠其他學科援助支撐起來的，那么，傳播學學科的合法性從何而來？

在傳播學面前，聳立著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三大知識共同體。三大知識王國各有各的話語權力，各有自己一套成熟的話語體系，各有自己的知識生產邏輯和表達語法，也有它們自己的問題域和解釋范式，具有相對成熟的知識傳統。特別是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這兩大知識共同體，具有悠久的知識譜系以及成熟的知識生產規范。在它們悠久的知識傳統中，已經打下了堅固的話語權力基礎。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在知識生產上各有倚重，有各自不同的定義域和解釋邏輯。自然科學有其自身的邏輯和話語體系。對于自然科學而言，“按科學的方法”被看作是指“超然的、客觀的、事實主導、方法論嚴密、文本限定”。在科學的語言游戲中，真正的知識是客觀、外在的知識。真正的知識與所研究現象的主觀的、變化的、內在不可靠的內心感受涇渭分明。科學作為知識的一種，掩蓋和否認其創作者的社會以及其內心體驗。[1]科學的積累結構是一個充滿了像扭結那樣短小連接點的組織結構；而人文學科的學術領域的組織結構卻更多地是一種任意的網絡，其上的任何一點都好像能與任何其他點連接起來。[2]由于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知識生產邏輯的深刻差異，他們之間的戰爭也一直沒有消停過。西方文藝復興運動以后，自然科學迅速發展，強烈沖擊過去以人文傳統為主的知識權力格局。人文科學不得不調整知識解釋系統，比如實證主義思潮的興起，與自然科學的強勁沖擊有很大關系。不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在知識權力上基本上處于均勢狀態。

后來，社會科學的迅速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之間的知識權力平衡。相對于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而言，社會科學是一個遲到的第三者。社會科學的迅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得自然科學之賜。早期社會學有一種“科學”沖動，希望像自然科學那些來研究社會。社會科學有一股模擬自然科學解釋邏輯的沖動。受“科學”主義的蠱惑，社會科學試圖要尋找諸如自然界規律的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但是，社會科學對自然科學知識生產邏輯的偏愛打破了西方知識場域的權力平衡，引發社會科學自身的身份及合法性危機。本來，社會科學在其知識積累上應居于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3]但社會科學對自然科學解釋邏輯的倚重，引發人文科學的強烈質疑，同樣也引起了社會科學內部有識之士的批評。

考量傳播學的知識家底，不難發現，傳播學的知識理論體系對社會科學的倚重是有目共睹的。傳播學起家，多靠社會科學的支援。在很多傳播學的理論家中，他們原初身份并不是傳播學家，他們多出身于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人類學等社會學科。不同學科的介入帶來了傳播學知識資源的多元雜陳。這種多元雜陳給傳播學帶來了諸多活力，同時也給傳播學帶來了麻煩：傳播學學科的內在邏輯和核心語法無法建立起來。在傳播學短暫的知識生產歷史中，我們很難看到傳播學的核心解釋邏輯，看不到它的軸心范式。我們多看到一個個理論據點，卻看不到各點連線后形成的穩定邏輯。缺乏這些，傳播學的學科合法性如何建立？

傳播學倚重社會科學，卻并不能從社會科學那里獲得多少合法性支持，更何況社會科學本身都存在合法性危機問題。處身于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夾縫之中，社會科學的合法性根基是比較脆弱的。傳播學知識資源和解釋邏輯主要取自于社會科學，社會科學本身的合法性都遭到質疑，那么傳播學作為社會科學的支流，其合法性危機也就不難理解了。

二、對社會學及社會科學的合法性反思

如果沒有外援，傳播學的知識和理論根基就被掏空。因此，傳播學的學科身份以及學科合法性是建立在其他學科之上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從西方傳播學演化歷史來看，傳播學知識體系主要來自于社會科學，其中主要包括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等學科領域。而在社會科學中，社會學對傳播學的援助尤多。可見，傳播學與社會學的親緣關系更密切一些。我們今天反思傳播學，不能不對社會學以及社會科學進行整體性反思。既然社會學是傳播學的支柱性理論外援，傳播學學科身份以及合法性基礎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社會學。社會學的問題，特別是社會學的身份危機和合法性問題必然會影響傳播學。下面我們就著重就社會科學中的重鎮社會學談談社會學及社會科學所面臨的危機。

社會學從其鼻祖孔德開始，就有一個“科學”迷思誘惑著這門學科。在社會學內部，長時間盤踞著一個十分執拗的意愿：社會學要像自然科學研究自然世界那樣來研究人類社會。“科學”的迷思把社會學引向了一個很尷尬的境地。社會學的身份危機也多是因其“科學”迷思引起的。自然科學不僅僅是一種知識模式和認知方式，同時還是一種社會進程。從歷史上看，自然科學的成功是由眾多因素引起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它所推崇的實證精神極大地滿足了資本主義發展對于程序、效率的追求。在這種追求過程中，韋伯所說的工具理性得到極大張揚，使科學得以戰勝文化中的其它力量而上升到主流地位。科學事業與資本主義邏輯相互推波助瀾，科學所獲得的權力最后歸由方法來代言。[4]正因科學在西方現代語境下漸漸演變成日益強勢的“主義”，科學就漸漸演變成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成為一條捆綁科學精神的繩索。致使社會學深陷在科學主義的牢籠之中本能自拔。畢竟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不同，它們的解釋邏輯應該是不同的。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的社會，是充滿了主體張力的社會網絡。對社會系統的解釋，單靠冷冰冰的科學邏輯是難以周恰的。社會學作為準科學整個傳統目標，是要達到對社會世界的最終的、共同的解釋。社會學家當然不僅是局外觀察者，他們也是自己文本創造出的真實中的參與者。整個社會建構起來的真實必然會與其他參與者的真實發生沖突，而且經常是根本性的沖突。[5]社會學家犯了采用科學的統一文本形式的錯誤。而他們本應該采用文本形式，展示文本的多樣性。社會學家應該使用能反映社會生活文本多樣性的文本形式。[6]社會學家對科學邏輯的偏愛造成了社會學理論的偏狹。本來，社會學試圖把社會學變成一門“社會算術”，借助科學來墊高其合法性根基，通過科學的知識話語權來增強其學科話語權。但是，社會學的這種知識權力擴張策略，遭到了人文科學的質疑，同樣也遭到了自然科學界的質疑。

在社會學內部，反對自然科學式方法論的聲音也時有發生。 著名社會學家吉登斯就反對以自然科學的方式來理解社會學。其理由是：一是我們無法像了解自然世界中的客體或者事物那樣了解社會或者“社會事實。”因為社會僅僅存在于人類自身的創造和再創造行為中。在社會理論中，我們不能把人類活動看作由因果關系所決定的事物，就像自然事物那樣。只有從我所說的個體與制度逐漸的雙重介入（doubleinvolvement）的角度，我們才能把握它們，也就是說，我們在創造社會的同時，社會也創造了我們。社會系統像一座建筑物，但時時刻刻被用來建筑它的每一塊墻磚所重構。二是社會學的實踐意涵也不能直接等同于科學的技術用途。原子不可能懂得科學家對它所做的解釋，也不會根據科學家的知識改變自身行為。但是，人類卻會這樣。社會學與其研究對象之間的關系必然不同于自然科學與其對象的關系。[7]因此，有人認為,社會學追求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科學是徒勞的，甚至這么警告說：“社會學家稱之為科學性的東西也是值得質疑的”。那種以科學標榜或者以科學為目標的科學社會學研究模式基本上借用上個實際物理學的研究模式。這種模式是機械論式的，同時也是決定論式的。因為它是按照一種直線性的因果關系，研究對孤立的對象產生影響的規律和規劃。這樣的審視排除了對象所處的環境，而且對象的環境被認為完全獨立于其觀察的條件。這樣的審視從社會學的領域內排除了一切設想事件參與者、主體、責任、自由的可能性。科學社會學的悲劇在于它無法以實驗的方式單獨提取研究對象。我們是無法在社會結構中進行實驗的。更何況組成社會結構的交互作用和反作用是如此復雜，很難將某個現象作為對象孤立起來。社會科學中的觀察者既是個受到干擾的觀察者，也是個起著干擾作用的觀察者。[8]因此，從自然科學而來的外在的科學方法不足以使社會學成為科學。社會科學實際上是“非決定性科學”，其理論不能成功地預測獨一無二的確定性結果。社會科學中正確的解釋形式既非化約論的(non－reductionist),同時也非決定論的；這種解釋形式所處理的現象不僅是多樣性的和不規則的，而且也是有意向的和復雜的。[9]社會學中充滿了意識形態的東西。[10]這些觀點都在強調社會科學研究的特殊性。社會是人的社會，而人是社會系統中最活躍的因素。形形的人組合成為內社會人，就很難用自然科學那種研究邏輯來解釋，這就造成社會本身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社會學用化約論和決定論的邏輯來解釋人的社會和社會的人，其說服力是值得懷疑的。

三、傳播學建構學科合法性的其他途徑

社會學是傳播學知識理論的柱石。傳播學學科合法性在相當程度上得助于社會學。但是，社會學及其社會科學的合法性危機都沒有解決，那傳播學合法性問題就值得存疑了。這里我們質疑傳播學的學科合法性問題，并不是質疑那些具體的傳播學理論的理論說服力。學科合法性除了依靠一系列具體的理論支撐之外，還需要有學科理論之間結構性邏輯的支撐，這種結構性邏輯將不同的知識點和理論節連接起來，形成學科話語的語法和范式。對于一個學科而言，這一點是相當重要的。

傳播學除了從社會學乃至社會科學那里獲得合法性支持之外，它還會開掘其他合法性資源。主要通過以下三個渠道：

一是從社會的實際應用中獲得合法性支持。傳播學后來在西方社會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傳播學研究在社會上的實際需求。特別是戰后西方社會對傳播學研究的需求大增，大大刺激了傳播學研究。傳播學研究獲得了大量的政府政策和財力支持，還有很多財團提供充沛的資金支持。大量的傳播學研究成果及時轉化到政府決策以及社會管理實踐，取得了良好的現實效用。傳播學研究在政府管理和社會控制中的廣泛應用，為傳播學贏得了空前的合法性支持。存在即是合理的。傳播學既然在現實社會中很有用，這樣的研究就應該有大力發展的理由。當然，這種實用主義的合法性解釋遭到不少學者的尖銳批評。比如，凱利反對的是以控制論為代表、以社會控制為根本目的、以信息傳遞為基本觀念、以實證主義自然科學為基本模式的傳播學。他推崇的是以人文價值為動因、以理解人及由人的活動所建構的社會關系并使之升華為目標的傳播研究。他反對以社會控制為目的的傳播學研究，推崇以人本主義的傳播學研究。在美國，他推崇具有濃厚人文傳統的芝加哥學派的傳播學研究。[11]

二是與新聞學結盟，借助新聞學的合法性打造傳播學學科的合法性基礎。新聞學進入西方知識界也很晚。新聞業是一門實踐性的行業，他是一門與社會打成一片的技藝。它對理論的興趣比較淡薄。新聞學進入知識共同體，是以大學開設新聞專業為標志。新聞學渾身上下冒著熱氣，闖入知識殿堂，就遭到其他學科的歧視。新聞無學，不僅是中國知識界對新聞學的偏見。在西方，新聞學同樣遭到“無學”論的鄙視。后來，新聞學憑借其社會聲譽以及可貴的理論努力，獲得了知識界的認可，其學科合法性性也有了初步基礎。但總體而言，學科合法性還是不足的。傳播學從社會科學中起身，獲得“科學”合法性之后，即與新聞學聯姻，成為一門新的學科。對于理論基礎相對薄弱的新聞學而言，傳播學的加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其學理不足的欠缺。傳播學從社會科學中搬運了很多理論資源，進入理論基礎薄弱的新聞學，就給新聞學輸出了很多理論血液。不過，傳播學進入新聞學又產生了意料不到的后果。凱利對傳播學進入新聞學引起的嚴重后果表示擔憂。他尖銳地批判道：新興的傳播科學，為新聞教育帶來了非常不幸的結果：一門控制的學科和以自由為精髓的新聞應當說水火不相容，但實際上它們卻成了合作伙伴。殊不知，這門控制的學科并非關于啟蒙和公民性的科學，并非是生長于社會之中的科學，并非為清晰我們的視野、擴大我們的選擇、模擬我們實際面對的進退維谷、提高我們理解自己的細密而發展的科學，而是一個關于社會的科學，是為控制公民――哪怕是仁慈控制――而設立的科學。新聞已經失去了它作為一項民主的藝術所應有的獨立，成為傳播的一部分。[12]新聞業本來應該成為自由和民主的守護者，但是傳播學進來以后，卻讓新聞傳播學成為研究社會控制的學科。其結果是：傳播學不但沒有給自己的合法性加分，還給新聞學的合法性增加了麻煩。

三是從人文學科中汲取資源。傳播學的知識理論主體來自于社會科學，但它也從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中借取理論資源。其中，對人文科學的吸納也不少。比如，傳播學中的批判學派理論，就具有很濃厚的人文色彩，吸收了很多人文學科的理論觀點和解釋框架。這就突破了傳播學作為社會控制的學科限制，賦予傳播學以啟蒙的意義。傳播學吸收人文學科理論資源，為其學科拓寬了合法性基礎。但是，傳播學中的人文資源與社會科學資源畢竟是兩套截然不同的話語體系，二者的語法結構懸殊甚大。兩股繩子搓在一起，就會經常打架，從而削弱了一個學科話語體系的統一性。

注釋：

[1]邁克爾•馬爾凱：《科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45、46頁。

[2]羅伯特•K•默頓:《社會理論和社會結構》，譯林出版社，2006年，第43頁。

[3]羅伯特•K•默頓:《社會理論和社會結構》，譯林出版社，2006年，第45、46頁。

[4]吳小英：《社會學危機的涵義》，《社會學研究》，1999年第1期。

[5]邁克爾•馬爾凱：《科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53頁

[6]邁克爾•馬爾凱：《科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54頁

[7]安東尼•吉登斯著， 郭忠華譯：《批判的社會學導論》，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2007年， 第8-9頁。

[8]艾德加•莫蘭 閻素偉譯：《社會學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10頁 。

[9][美]詹姆斯•博曼著 李霞等譯：《社會科學的新哲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頁。

篇9

[關鍵詞]高校新聞傳播學教育研究

新聞傳播教育在我國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突出和重要，高校新聞傳播教育為新聞傳媒業的健康發展所做出的貢獻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巨大、直接與明顯。新聞傳播事業在中國，已成為聯接新聞信息產業和以高科技為特征的傳播技術產業的橋梁，不僅有其經濟效益，而且有著重要的社會效益。我國新聞傳播事業的迅猛發展，給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研究帶來了重大的契機。

一、新聞傳播學的發展特點

1．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相互融合。傳統的新聞學研究有較強的實用性質，但理論色彩較弱。傳播學被引入新聞學界以后，許多傳播學的理論假設和研究方法已成為新聞理論研究的一部分。新聞學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學報，它包括廣播電視、網絡傳播等各種傳播媒體或形態，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的內容，以及廣告、公共關系、媒體經營的研究等等。

這種融合不僅是原來兩個學科的融合，而且與傳媒活動相關的各個學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人類學、法學、經濟學等等，也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到新聞傳播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相互融合，新傳媒的研究發展迅速。

2.傳媒經營、新聞法治與職業道德成為新聞傳播學的研究熱點。近年來，中國的傳媒處于大整合的時期，各媒體不再僅僅是黨的機關報或國家的廣播電視臺，也是經濟實體和利益單元，報業和廣電業的集團化，傳媒之間的競爭內地傳媒與境外傳媒的競爭，都要求各媒體的負責人懂得傳媒經營。把受眾接受傳媒作為消費行為的研究，將傳媒娛樂視為經營策略考察也納入了傳播經營的理念之中。

隨著中國傳播業近幾年的急速膨脹，傳媒每日每時與社會發生互動，矛盾沖突的頻率上升，新聞官司增加，社會對傳媒職業道德不規范的指責增多。因此，傳媒業自身的法治建設和職業行為的規范化，越來越成為學界關注的問題。近幾年，該研究扎實而有成效，涉及新聞官司的各個方面，從各種新聞侵權現象到著作權問題，從隱性采訪到隱匿權、更正與答辯，就論證的范圍而言已經相當全面而完善。

3．輿論監督的內涵發生變遷。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廣播電視，特別是電視包括衛星電視的發展速度和規模空前。有的學者從行政、綜合市場、專業市場三個角度看中國電視產業的市場格局，指出中國電視產業的三人發展趨勢：政府導向讓位于市場導向；民營電視業將成為市場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電視資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時進行，形成區域性傳播中心。

目前，輿論監督成為與新聞理論、新聞法治和職業道德相關的一個重要學術課題，并涉及到了社會學、政治學和公民權利的研究等等。中國的新聞學從傳統的黨報理論轉向一般新聞學理論，其背景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環境變化，“輿論監督”的內涵發生了變遷。

二、現階段高校新聞傳播專業教育特色的研究

中國的新聞傳播教育已具備相當的規模與條件，也積累了豐富的辦學經驗。只要我們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看問題，堅持以開拓創新的精神辦實事，中國新聞傳播教育的新局面一定能夠開創。

現階段高校新聞傳播專業教育的研究當中，關于教育特色的研究最為重要。怎樣形成高校新聞傳播專業的特色呢？首先，要充分依托自己學校的特色，根據自己學校的性質地位和特點來辦專業。這樣才能把專業和學校緊緊融合在一起，充分集中和整合學校的所有學科的優勢，揚長避短，突出自己專業的特色。比如一所體育學院的新聞傳播專業，就正好從體育上做文章，努力探索體育新聞辦學的途徑，著重在培養優秀的體育新聞從業人員上突出特色。其次，要充分考慮自己學校所處地區、城市的特點，發揮地區優勢，突出地區特點，在區域文化、社會、經濟發展上做文章，緊密與當地黨政部門和新聞傳媒單位結合，辦出自己的專業特色。如一些地方民族大學的新聞傳播類專業，就可以充分發揮少數民族地區的特有優勢，在民族新聞的教學與研究中獨樹一幟，為我國少數民族地區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做出有特色的突出貢獻。第三，要充分調動本專業教師的積極性，發現與培育教師們有特點的教學與科研新經驗、新成果，不斷努力在新聞傳播領域的某一方面、某一項目、某一課題上，做出新的突出的研究成果，并以此為契機，不斷培育出特色。第四，突出特色，還要善于和勤于在辦學中不斷總結與積累經驗，每學期、每學年都要認真回顧一下在辦學中哪些事情是做得好的，哪些地方還有不足，師生們的反映如何，新聞傳媒界和社會的反響如何，從而去發揚和推廣好的辦學方法、模式與經驗，克服與改進不足之處。

綜上所述，我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是一項正在蓬勃發展的事業，其前景十分廣闊、光明。但同時，也面臨著十分激烈的挑戰與競爭。常有一句話叫“不進則退”，實際上現在的情況是，進步慢了，也是后退。因此，我們一定要以只爭朝夕、爭分奪秒的精神，努力發展新聞傳播教育。我們一定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不斷推進教學科研改革，為培養更多優秀的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新聞傳媒人才，不斷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篇10

新媒體作為一種新的信息傳播手段，在信息傳播中具有快速性、多媒體性、交互性等特點。新媒體的快速發展為地方院校課程教學提供了便利，其在地方院校課程教學中的充分運用，對于促進高校功能發揮，促進高校教學改革，促進師生能力培養具有十分重要的積極作用。

一、有利于促進高校“服務地方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功能的發揮

伴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人類傳播的足跡由最初的線性推進，到現在各類媒體在數字技術平臺上的相互交叉與結合，逐步形成空間系統，媒體的功能越來越強大，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也越來越高。數字新媒體的崛起與發展正在改變著人們工作與生活的方式，與信息多元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社會發展趨勢的關系越來越緊密，成為一種新的媒體服務形式。新的整合傳播特點、新的媒體經濟熱點、新的媒體文化趨勢，為社會發展構建了更有效、更快捷、多樣性、人性化的信息與交流的服務平臺，進一步推動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同步增長，推進科學技術與文化藝術的相互促進與共同發展。

高校作為新知識、新技術傳播和新技能培養的重要場所，對于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有利于促進學校學科發展，提升辦學水平

學科建設是提升辦學水平、促進大學發展的重中之重，利用新媒體促進學校學科建設是當前學校發展的重要途徑。新聞傳播學是湖南科技學院重點建設學科之一，新聞傳播學十分注重理論基礎和實際應用的綜合性學科。新媒體時代，新聞傳播學學科建設除了傳統新聞傳播學專業課程以外，更需要緊跟時展潮流，緊跟科技發展新動向，開設新媒體相關課程。新媒體與社會發展研究是當前新媒體研究的重要內容，是為適應這種發展方向，為新媒體時代新聞傳播學發展進行積極探索的重要方式。新媒體與社會發展研究有利于促進新聞傳播學學科建設，提升辦學水平。

三、有利于提高學生的學習和科研能力

新聞傳播學是一門十分注重實踐和動手能力的課程。新媒體時代的新聞傳播學教育，將由傳授知識為主轉換為引導學生學會學習，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為主，讓學生在網絡中利用搜索引擎自行查詢有關資料，通過豐富的網絡資源，以及老師自己制作的一些教輔課件學習知識，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操作能力、動手能力。利用在網頁中填寫實驗報告單等形式，及時地了解學生的學習進

度，接受學生反饋的信息，有的放矢地進行教學調控。

基于網絡環境下的研究性學習，就是在運用網絡優勢的前提下，在教學過程中創設一種類似科學研究的情境和途徑，學生在教師的指導與支持下，以科學研究的方法探索問題的學習過程。研究性學習是比較適合在網絡環境中進行的，網絡能解決研究所需的大量資源，能幫助學生進行小組協作學習，能使教師實現個別化異步指導，能使學生與校外專家、研究者建立有效、快速的聯系，能使學生學習的主體性在網絡環境下得以實現。

四、有利于提升教師的教學能力與科研水平

西方新聞界的專家認為，在網絡時代，新聞傳播院系需要擔憂的不應該是學生會不會使用新媒體或網絡媒體，最應該擔憂的是：今天的新聞院系培養的學生還會不會發掘和講述新聞故事。熟悉和掌握越來越傻瓜化的新媒體應用技術是簡單易學的小手藝，而掌握古老的講故事的能力卻是需要高智慧和系統的知識訓練以及長期積累才能學會的。人們擔心，由于新聞傳播院系在教學和科研中對新媒體技術的過分追求，將會削弱新聞學的核心價值，培養的學生很可能只會成為別人原創性的新聞和影視作品的剪貼員或包裝工。新聞學的核心是傳授新聞價值和寫作技能。亞利桑那大學克朗凱特新聞與傳播學院的道格拉斯·安德森教授是國際上研究新媒體與新聞學關系的權威學者，他指出：“技術是影響新聞傳

播學教育的最重要的變量。由此誕生了一代新記者和新編輯，這些新記者能夠嫻熟地從電子信息源中發掘出有價值的信息。我們必須培養我們的學生能夠充分運用技術給他們帶來的便利，但是，新聞傳播學院課程要強調的不是硬件，相反，我們應該教會學生學會如何利用新技術使自己盡快成為一個優秀記者和優秀編輯。”

現在，我國高校的新聞學科教師基本源于新聞相關的本專業

系列，大多“術業有專攻”，教紙質平面新聞的專心研究紙質平面，平時也只注意同報業界聯系；教廣播電視的只圍繞廣播電視的發展變化層面看傳媒，通常也只將注意力放在廣播電視行業；教傳媒的往往把視角投放在網絡傳媒系統。這種術業只專攻的研究現象在融媒體時代已經呈現出新聞教學相對滯后與傳媒人才需求的

窘態。

高校新聞學教師的知識重構、能力再造已經迫在眉睫，應著力重視新聞學科教師的跨媒體、跨學科、跨文化的思維觀的建構。首先，新聞學科專業教師要走出潛心理論教學的模式，參加“融媒體時代”的新聞“采”“寫”“編”“投”的社會實踐，多與媒體接觸，在媒體中做兼職工作，體會最切實的新聞實踐，了解各種傳播作品的信息分流和傳播風格，掌握技術性、實用性、變動性很強的新聞學科的媒介技術，而后將媒體的發展變化貫穿到理論教學中，使課堂成為融理論和媒體實踐的教學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