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貸危機案例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次貸危機案例，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次貸危機中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失靈”

(一)對次貸發放機構盲目擴張次貸業務的風險監管“失靈”

1聯邦政府住房金融監管部門對次貸市場監管的失誤

次貸危機的發生，聯邦政府住房金融監管部門對房地產金融業監管不力，導致信用風險在住房信貸市場孕育和集聚是關鍵原因。美國擁有全球最完善的住房金融體系，也擁有較完備的住房監管部門和監管手段，但從次貸危機發生的現實看并非如此完備。首先，在住房貸款一級市場，聯邦住房金融委員會是政府設立的監督機構，該機構將全國劃分為12個片區，相應建立了12家聯邦住房貸款銀行(FederalHomeLoanBanks，FHLB)，12家聯邦住房貸款銀行共吸收了8104家抵押貸款發放機構作為會員機構，這樣，使聯邦住房金融委員會通過直接監管12家聯邦住房貸款銀行，間接實現了對一級市場的監管。但問題是8104家會員機構并不是美國全部的抵押貸款發放機構，2007年發放的個人住房抵押貸款占美國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總額的84％，另外尚有16％的其他住房貸款發放機構未受到監管。而且占有次貸市場59％份額的前10大抵押貸款發放機構，都不是聯邦住房貸款銀行的會員。其次，從房地產二級市場來看，大約80％的MBS(住房抵押貸款支持債券MortgageBasedSecurities，MBS)是由政府支持企業發起的，受聯邦住房企業監管辦公室的嚴格監控，但由私人機構發行的另外20％的MBS則不在其監管范疇。作為金融企業，貸款機構為了追求更高利潤大力拓展次貸市場也無可厚非，但是金融監管當局卻需要站在戰略高度，在維護金融體系穩定的宗旨下，從宏觀上把握金融創新與金融穩定的利害關系。但由于美國金融監管屬于分業監管模式，因而缺乏全局性的機構來前瞻性的監控金融創新的

2商業銀行等貸款機構次貸業務暴露了風險管理“失靈”

(1)貸款流程創新助長了次貸風險集聚。在金融自由化、市場流動性泛濫、房地產業泡沫背景下，銀行等貸款機構為了獲得更高利潤，對貸款流程進行創新，即貸款發放機構不直接對借款人的還款能力進行審查，而將該業務外包給中介機構——貸款經紀商。貸款經紀商原本是購房者的人，為購房者尋找最佳的貸款機構及爭取有利的貸款合約條件。但在競爭激烈的次貸營銷中，銀行等貸款機構把貸款審查環節外包給了貸款經紀商。據美國住房與城市發展部(HUD)的報告，60％的住房抵押貸款發起和貸款交易是由經紀人完成的。受利益的驅使，貸款經紀商從中介服務變成為金融機構“賣貸款”，有意降低貸款標準，放松對借款人的信用調查。而次貸借款人普遍文化程度低，缺乏基本金融知識，在低首付、低利率的誘惑下，實際是借了高成本、高風險的貸款。另一方面，次貸發放機構由于通過證券化過程能夠將次貸的信用風險分散和轉移，因此也放松對借款人的償債能力調查，主要依賴貸款經紀商。這樣，許多通常被認為不具備償還能力的借款人就容易地獲得了房屋抵押貸款。據2007年底的一項調查顯示，次貸中60％購房者的申報收入被至少夸大了50％。而政府金融監管部門對這些明顯違規的做法既沒有及時風險提示，也未采取有力措施糾正。

(2)次貸業務暴露了大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缺陷。次級抵押貸款大部分是存款體系外的專業抵押貸款公司發放的，商業銀行并未大量發放。但是，大型商業銀行廣泛參與了次級貸款的證券化過程，包括次級債承銷、服務、提供流動性支持和投資。正是次貸證券化過程放大了市場風險，商業銀行在參與中沒有充分重視和識別風險從而遭受了巨額的虧損。

第一，商業銀行忽視表外實體的業務風險。在次貸證券化過程中，商業銀行通過創設獨立的特殊目的機構(SPV)作為次貸證券化的表外實體，其主要形式是資產支持商業票據渠道公司(AssetBackedCommercialPaperConduits，ABCPCs)和結構性投資工具公司(StructuredInvestmentVehicles，SIVs)。這兩大表外實體持有大量的債務擔保憑證(CollateralDebtObligations，CDOs)，卻不受資本監管制度約束，也沒有資產撥備要求，加之其資產負債存在顯著的期限結構錯配。在次貸危機爆發后，這些表外實體面臨巨額虧損和流動性風險的情況下，一方面，商業銀行被迫向其提供備用信貸，從而將表外風險暴露在表內；另一方面，商業銀行作為SIVs發行的資本本票的持有者將會面臨額外的市場風險。按照美國以市價調整(MarktoMarket)的會計準則，表內資產的風險積聚和巨額投資損失必然導致商業銀行資產價值大幅縮水，出現巨額賬面虧損。

第二，商業銀行低估了結構性證券衍生品的風險危害。近年來，金融創新越來越依賴數學模型運用，特別是在風險度量和產品估值中。不可忽視的是數學模型的構建往往過度依賴歷史數據，但市場是千變萬化的。大型商業銀行憑借其人才與市場優勢，過分樂觀地運用風險價值模型或基于模型的指標計量風險，但任何模型都不能反映所有風險，尤其是市場發生重大變化的時候。許多銀行對次貸及其結構化產品的信用風險估計不足，未充分考慮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的傳染性，沒有建立有效的信用風險和交易對手風險之間的綜合監控與管理機制，導致總體風險暴露的低估。

(二)對投資銀行及其創新的次貸衍生產品的風險監管“失靈”

投資銀行作為金融中介機構在次貸危機的發生中擔當了重要角色。首先，投資銀行購買房貸機構發放的次級房貸，通過“原生一分銷”(OriginatetoDistribute，O&D)過程創新出大量復雜的次貸衍生證券；其次，投資銀行既是次貸衍生證券的發起人、設計者與承銷者，也是其重要的投資者。在證券化創新過程中，次貸衍生證券的信用鏈條被大大延長，最終投資者和初始資產所有者的信息聯系被割裂，造成了“風險轉移幻覺”，弱化了市場參與者監測風險的動力。

投資銀行通過衍生金融產品創新可以有效分散和轉移信用風險，但這種轉移過程中信用風險并沒有消失，而是轉移到了未受監管的市場，風險管理消失了。如CDOs等次貸衍生證券是一種高度個性化的產品，其交易是由各類金融機構通過OTC市場一對一進行的，OTC市場交易分散，流動性低，市場監管相對較少，風險到底轉移到了哪里并沒有公開的信息可供分析，所以透明度反而降低且易產生新的風險，如交易對手風險。

從目前危機發生的結果看，受到損失最大的并非傳統商業銀行，而是大型投資銀行和從事投資銀行業務的全能銀行。據IMF和國際金融學會(IIF)估算，銀行損失中真正的信貸市場現金流損失僅占13％～20％，其余皆為資本市場減值損失。傳統銀行受到的影響較小，主要原因是銀行業受國際統一的資本監管制度約束，有資產撥備制度的要求，并且按要求定期披露，發生風險會及時處置，但投資銀行不受資本監管制度約束，沒有不良資產撥備機制，其資本充足率遠遠低于商業銀行。因此，投資銀行形成了一種主要通過市場融資，大量采用杠桿交易，以很少的資本為股東賺取高額回報的業務模式，即所謂低成本、低資產回報率、高杠桿、高資本回報率的“兩高兩低”模式。這種模式導致投資銀行在業務經營中過度注重當期收益而淡漠風險，忽視長遠發展，如對員工起薪較低，但對業績突出的給予重獎，股東對管理層激勵也是如此。次貸危機發生后，美國最大的五家投資銀行中雷曼(LehmanBrothers)、貝爾斯登(BearStearns)和美林(MerrillLynch)率先倒下，高盛(GoldmanSachs)和摩根斯坦利(MorganStanley)被迫轉為銀行控股公司，就表明美國盛行的投資銀行業務模式面臨嚴峻的考驗，需要重新評價。

(三)對新興市場參與者的監管“失靈”

在次貸衍生品受到機構投資者追捧的市場中，對沖基金、私募股權基金、財富基金(SovereignWealthFunds，SWFs)等新興市場參與者在利益驅動下，憑借其龐大的資本規模和較高的市場信譽，大量采用“信用套利”策略，以銀行信用為支持，投資次貸衍生品，加之普遍采用高財務杠桿進行對沖交易，這使其交易頭寸對于房價和利率都極其敏感。這種交易方式，一方面放大了對沖基金的獲利能力，另一方面也擴大了其風險承擔水平，同時也放大了衍生金融市場的信用規模，加大了系統性金融風險。一旦市場條件發生變化或對沖操作失誤，風險即刻顯現。同時導致對沖基金向銀行借人的貸款無法歸還，引起了金融市場的連鎖反應。而聯邦金融監管部門對這些新興機構在衍生金融市場的作用和風險未予足夠重視，它們在市場的行為幾乎不受監管。

(四)對信用評級機構業務運作中的道德風險的監管“失靈”

信用評級機構在次貸衍生產品二級市場流通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評級機構要對各種次貸衍生證券在發行之前進行信用評級，以提高其市場風險可信度。由于次貸衍生證券經過層層分解和重新打包，變得非常復雜，不僅普通投資者即使大型機構投資者也難以準確衡量其風險，因此，各類投資者基于對評級機構的充分信賴，其投資決策主要依據評級機構的評級進行。但事實是評級機構對這些結構性衍生證券的評級并沒有充分揭示其真實風險特征。其原因主要有：一是客戶希望其評級資產獲得盡可能高的評級，而評級機構作為商業機構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在有保險公司對評級資產擔保的條件下，通常愿意給予此類資產較高的評級。二是次貸衍生證券的復雜程度大大增加了準確評估其風險的難度。三是次貸及其衍生品的發展歷史較短，沒有經歷一輪經濟周期的檢驗，在市場繁榮的大環境下，評級機構對次貸衍生品的評級也普遍樂觀。2006年第3季度，穆迪、標準普爾和惠譽三大評級機構對75％的次級債全都給予AAA評級，相當于美國聯邦政府債券評級，10％給予AA評級；8％給予A評級，只有7％給予BBB或更低的評級。次貸危機的爆發，使一向以獨立、公正而聞名于世的美國評級機構聲譽掃地，備受指責，也揭示了作為純營利性中介機構的評級公司也必須受到監管和約束的客觀現實。

二、中國金融業的風險監管與金融安全體系構建

(一)推進金融混業經營制度的同時需要構建有效的金融監管體系

金融監管要與金融混業經營相適應，特別是對混業經營后創新業務的前瞻性監管非常關鍵。我國目前實行的三大金融監管機構各自對相應行業實施監管，這種模式顯然與業務經營日益混業化的趨勢以及金融風險的復雜性不協調。另外，對于跨部門的金融創新，需要有一個統攬全局的更具權威性和協調能力的機構牽頭，采取全面的審慎監管。因此，中國金融業在邁向混業經營的過程中，基于分業監管的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三大監管機構有必要建立聯席監管機制，加強對混業經營中創新領域、創新業務的協同監管。監管中既要保持金融創新的活力，又要防范創新過度帶來的風險暴露，還要防止出現監管“失靈”的問題。

(二)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要強化金融創新的風險管理

1商業銀行要協調好信貸業務拓展中短期盈利與長期可持續發展的關系

2005年，在國內房地產價格不斷高漲的市場下，為了提高市場份額，一些股份制銀行曾推出近似于“零首付”的房貸，以及“加按揭”、“轉按揭”等等創新業務模式，后被銀監會強令取消。這些做法在危機發生前的美國次貸業務中都有，值得我們警惕和深思。

從近兩年我國的住房抵押貸款來看，截至2007年底全國金融機構個人住房貸款余額為2.7萬億，在各項貸款中占比接近10％。根據中國人民銀行2008年1月對全國20個大中城市的抽樣調查，個人借款購房者多為中高收入人群，其中82％的人預期家庭收入基本穩定或上升；40歲以下的購房者占75.5％，群體支付能力處于上升時期。全國按照購買價格計算的抵借比(貸款發生額／房屋銷售額)為55.4％，平均首付款比率為37.2％，而美國次貸的抵借比在2000年就達到了78％，到2006年更上升到86.5％。對比來看，我國銀行貸款的第二還款來源比較充足。總體分析，我國的住房抵押貸款質量較高，因借款人還款能力不足而發生被動違約的系統性風險較小。但在住房市場趨于持續升溫的狀況下，房貸機構往往具有擴張沖動，監管部門的及時預警和有效監管措施非常必要。

2商業銀行要正確把握資產證券化創新商業模式的應用

從美國次貸危機的教訓中，我們應該對國內商業銀行未來住房貸款證券化的發展有正確認識。第一，次貸危機與過度利用證券化以及“原生一分銷”的業務模式有很大關系，但并不能否定這些創新形式。證券化作為盤活信貸資產流動性，分散金融機構信用風險的創新模式，仍然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只是要把握創新與風險控制的關系。第二，金融機構不能認為只要通過資產證券化就能把風險轉移出去，而過度拓展高風險信貸業務。因為證券化只能轉移和分散風險，并不能消除風險，風險仍留在市場內。在全球金融一體化背景下，以及金融市場各子市場界限趨于模糊的條件下，局部的風險暴露會通過創新管道在市場主體間傳遞。因此，資產證券化模式的運用要注意把握量度，不可濫用。同時資產證券化的發起主體要注意基礎資產的質量，從源頭上把好信用風險防范關。第三，要充分發揮證券化模式有利的一面，防范其弊端。監管部門要制定嚴密的證券化產品信息披露要求，把結構性產品的特異性風險向投資者充分揭示，避免誤導。同時，要完善結構性產品的資本監管制度，防止機構投資者利用結構性產品從事監管資本套利(不降低風險甚至增加風險的前提下降低了監管資本要求)。第四，“原生一分銷”模式是風險轉移過程，在次貸證券化中，投資銀行、SPV等中介機構不受傳統資本監管的約束，導致風險傳遞中監管出現“失靈”。次貸危機警示監管部門，金融監管要從系統性風險的高度著眼，對風險轉移過程中的各環節的金融中介都要監管，而不僅僅是商業銀行。

(三)要以次貸危機為契機推動中國銀行業新資本協議的實質性實施

實質性實施新資本協議的監管要求，將使銀行風險管理至少在下列幾個方面得到改進。第一，有利于改變銀行單純依靠計量模型衡量風險的缺陷。新資本協議要求商業銀行采用風險計量模型的同時應輔以必要的專家判斷，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結合，以準確計量風險。第二，有利于改變衍生金融產品場外交易透明度差、交易對手風險暴露不充分的缺陷。新資本協議明確規定了在衍生金融交易中交易對手信用風險的計量方法，以估計由于交易對手信用惡化導致的信用風險。鑒于資產證券化交易結構的復雜性、風險的隱蔽性，按照新資本協議的資本監管范圍，資產證券化及特殊目的機構SPV都應當適用資本監管要求。在新資本協議下，資產證券化主要用于改善銀行資產負債表的彈性，而不再為了資本套利。第三，有利于改變銀行資本覆蓋風險范圍有限的缺陷。1988年的資本協議僅要求商業銀行對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計提資本，新資本協議要求銀行將資本覆蓋范圍擴大到面臨的所有實質性風險，如操作風險、流動性風險、銀行賬戶利率風險、聲譽風險、模型風險等。而且銀行集團內部要有統一的風險計量方法和標準。

篇2

公允價值作為一種計量屬性，因其潛在的相關性被會計界認為能夠更好地滿足信息使用者的要求，這一點在金融工具的計量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因此，fasb、iasb等機構在不斷地改進對金融工具的確認和計量規范。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一個問題是，由于投資者的恐慌和信貸的萎縮，許多金融產品已經成為不具有活躍交易市場的產品。如何對非活躍市場條件下的金融工具進行計量已經成為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

一、公允價值的界定

公允價值的概念界定主要來自于兩個機構——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和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并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得到修正和完善。

在2006年9月fasb的sfas 157號準則《公允價值計量》中，公允價值被定義為：“在報告主體交易的市場上市場參與者之間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項資產或轉移一項負債時市場參與者在計量日支付的價格”。并進一步解釋其計量目標是在“出售資產或轉移負債這種假設交易（a hypothetical transaction）中確定其脫手價格（ exit price）”，而有序交易是指信息在計量日前向市場公開，并按通常慣例允許涉及同類資產和負債的市場行為。強調了公允價值的公正性、不確定性（假定性）和時效性3個方面的特征。

（二）雷曼案例分析

次貸引發的信用危機蔓延到整個美國的債券及信用市場，而信用市場的混亂致使次級債、cdo、cds等衍生產品迅速貶值，大量持有這些金融頭寸的投資銀行、房貸公司乃至保險公司因此不斷減計資產、大幅虧損，其結果是這些公司的評級被下調，又引發其他相關資產更進一步的貶值，其最終結果是部分金融企業或者資不抵債，或者現金流困難無法對其評級下降的債券提供抵押和擔保，而不得不以破產告終。

事實上雷曼持有的直接的次貸證券并不是很多，約28億美元，現在出問題讓其倒下的并不僅僅是“次貸”類的證券。由于信用體系的崩塌和房價的下跌，使得更多信用好的人也選擇違約，更多資產將陸續出現問題，次貸的窟窿也會越來越大。雷曼倒下了，眾多持有雷曼債券的機構也不得不繼續減計資產，原來“優”的債券變“次”了，很可能有其他公司因此而倒下。

（三）由雷曼案例引發的關于公允價值的思考

在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機中，美國一些銀行家、金融業人士和國會議員認為，在這個過程中，第157號準則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市場交易極不活躍的情況下，資產抵押類證券從157號準則適用的第一層直跌到第三層，而在第三層的估值世界中，沒有什么價值能得到公認，在謹慎的會計師和審計師的堅持下，金融機構不得不對持有次貸資產的價值，計提了巨額的資產減值，這些天文數字般的“賬面損失”扭曲了投資者心理，使市場出現恐慌性拋售持有次貸產品的金融機構股票的狂潮，使市場陷入惡性循環，對加重金融危機起到推波助瀾作用。aig公司持有的信用違約互換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aig前總裁羅伯特·威勒姆斯塔德稱，根據aig內部的估值模型，這類金融衍生產品的損失約9億美元，但在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指出其對信用違約互換財務報告的內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后，aig不得不確認了110億美元的損失。

在市場交易極不活躍時，次貸資產的損失只是暫時的，因為住房價格下跌的勢頭最終將會扭轉，動蕩市場下的市價并不能反映資產的內在價值，失靈的市場也意味著沒有什么價格可以合理的衡量標準，這時，如果允許銀行根據對這些債券的長期價格的內部估計來定價，就不會產生因依照動蕩市場下的價格計價帶來的信貸緊縮。證券交易管理委員會（sec）于2008年12月30日向國會提交了報告，正式提出反對廢止公允價值會計準則，但也提出了改進現行慣例的建議。

篇3

次貸危機及應對措施

次貸是指美國次級抵押貸款，主要是抵押貸款機構對沒有達到優惠住房抵押貸款放貸條件的貸款。一般認為借款者債務與收入比超過55％，或者貸款價值比超過85％的住房抵押貸款為不符合優惠住房抵押貸款條件。因為支持抵押貸款的資產評級欠佳，貸款機構給定一個專門的級別，稱其為次級抵押貸款（Subprime Mortgage）。

次級抵押貸款相比優惠抵押貸款而言，其違約預期率更高，所以風險較大，但是其貸款利率一般高于優惠抵押貸款2％－3％，利潤豐厚，并且大部分風險通過證券化分散給了購買證券的廣大投資者，因此吸引了大量的私營機構從事此項金融服務。

透視次貸危機成因

觀點一：樓市的下跌和利率的上揚

在關于次貸危機的各種研究討論中，大部分觀點分析認為，危機產生的原因在于2006年美國樓市的下跌和利率的上揚。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2001年美聯儲降息以來，美國房價快速上漲。房價的大幅上升導致住房次級抵押貸款需求的快速增加，而低利率政策和資產證券化市場的發展提高了次級借款的供給。

盡管次級貸款利率高于優惠貸款，但并未影響次貸的需求。一方面購房者付出的高利息被房價不斷上漲帶來的資產升值所抵消，另一方面從事次貸的機構通過復雜的次貸品種使購房者不能客觀估計自己的還款能力。如一種貸款方式允許貸款者本月未償還的利息可以積累到下月，還款額度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從而失去控制。

觀點二：不斷降低的居民儲蓄率

有學者分析認為，樓價和利率對次貸的影響只是表面現象，深層原因則在于美國國內居民儲蓄率的嚴重不足。眾所周知，在美國，高昂的違約成本會制約貸款人的隨意違約行為。如果說樓價漲幅的放緩和利率的有限上升給貸款人造成了無法承受的風險，次貸危機的根源應該在貸款人的還款能力上。

判斷貸款人的還貸能力主要是兩方面：一是貸款人當期的可支配收入，二是貸款人的儲蓄。從數據上來看，事實上美國的個人可支配收入一直在慣性增長。因此可以初步判斷次貸危機的根源不在可支配收入。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個人儲蓄率在5％左右，2000年以來則一直在逐步下降，2004年甚至出現過負儲蓄率。美國中低收入階層的個人儲蓄率預計應該比這一數字更低。因此，美國很多次貸的貸款人根本沒有抵御任何風險的能力，這是次貸危機發生的根本原因。

觀點三：次貸市場的扭曲繁榮

另有觀點認為，美國次貸危機的本質在于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市場各主體的收益激勵結構和貸款品種設計帶來的市場扭曲繁榮。

貸款機構將抵押貸款打包出售給特殊目的的機構，降低了貸款機構對貸款者信用資歷、還款能力以及對貸款進行監督的動力。同時，由于貸款機構的收益與貸款數量相關而與貸款質量無關的收益激勵結構使得貸款機構放松對貸款人的貸款標準。由于高級證券對擔保資產的現金流享有其本金和利息的優先支付權，高級證券的投資者在資產違約率較高時也不會蒙受損失，所以對資產質量的監督也缺乏動力。上述兩者對資產質量的漠不關心導致次貸市場業務的迅速擴大和資產質量的迅速下滑。

另外，美國次貸市場現有的各種貸款產品設計也是旨在通過降低貸款人初期的償付額而誘使低收入家庭借款買房。貸款者寄希望于利用由于房價上漲帶來的房產權益增值進行再融資來彌補自己未來可支配收入不足產生的償付能力缺口，因此就使得投資者對自己的未來還款能力的過度高估。而實際上確定的償還額度的上升與不確定的償付能力必然導致了風險的過度積累。因此次貸危機的爆發是市場過度扭曲繁榮的必然現象。

面對逐步蔓延的次貸危機，美國及一些國家都采取了多項措施來增強市場流動性，挽救投資者信心。具體措施見表1。

這 兩項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金融機構通過出售手中其他金融資產來獲取流動性，從而導致整個金融市場的資產平均價格大幅度下降，也就是金融危機的發生。美聯儲將注資的“小錢”進行“熱炒”，在一定程度上放緩了危機的擴大速度及影響層面。后兩項措施則更多的是在干預市場心理層面的穩定預期，很難從根本上解決次貸危機。

次貸危機對中國的啟示

縱觀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的各種分析，不難發現，我國同樣存在著房價上漲過快、央行頻繁加息、貸款機構金融風險意識不強、市場監管不到位等諸多問題。如何避免類似美國次貸危機的金融風暴在中國出現，現在應該分析總結。

糾正樓市“只漲不跌”的錯誤預期，引導購房者客觀評價自己的償付能力。中國房地產市場自2005年底開始進入了價格快速上升的時期，房價在讓普通民眾望樓興嘆的同時也對早期投資樓市的獲利者羨慕不已，很多普通人加入到樓市投資者的行列中。

篇4

1次貸危機后我國風險投資的現狀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致演變成全球范圍內的金融危機。如今次貸危機的影響非但沒有消除，反而有了愈演愈烈之勢，而且必將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全球證券市場受到重創，流動性緊縮，全球經濟出現蕭條。而中國的證券市場也于2008年初一路下挫，宏觀經濟自下半年出現緊縮征兆。這些都對我國的風險投資行業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在惡劣的經濟環境中，風險投資如何健康穩定的發展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從我國風險投資的案例數環比來看，2008年第二、第三季度都有微幅上升。但除第一季度大體與去年持平以外，第二、第三季度均遠遠低于2007年同期水平，同比分別下降32.8%和21.1%。可見在次貸危機的影響下，我國風險投資的項目數同比出現了明顯的遞減，但存有復蘇的跡象。從我國風險投資的總投資額來看，2008年第二季度環比增長15.5%，第三季度環比更是高達51.8%，這說明目前投資者投資動機在穩步增強，但與往年相比，第二、第三季度同比分別下降11.4%和6.8%。可見次貸危機與國內經濟不景氣還是對風險投資業造成很大影響。

2我國風險投資行業出現下滑的主要原因

2.1次貸危機造成全球證券市場持續低迷

該影響可以分為三個方面：(1)對于擁有已上市被投的企業的風險投資機構來說，在證券市場的泡沫逐漸散去之后，企業的估值回歸正常。但之前要求的必要回報率較高，所以會影響風險資本的安全退出。再加上前幾年是我國風險投資飛速發展的時期，各家風險投資機構都在爭搶項目，在造成要求回報率提高的同時，部分風投機構也忽視了對企業合理謹慎的估值，如果被投企業當初被過分高估的話，也增大了風險投資機構安全退出的風險。(2)對于被投資企業來說，前幾輪估值較高的時候融資比較容易，為企業的成長提供穩定的資金支持，而如今估值下降，并且面對投資者愈發謹慎保守的資本市場，該企業的再次融資將面臨較大的挑戰。次貸危機造成全球經濟不景氣，眾多企業今年的盈利狀況會不容樂觀，尤其是面向歐美市場的加工制造業、需求彈性較大的非必須消費行業、與房地產相關的建材行業、占用大量資金的工業產品行業都會面臨虧損甚至破產的風險，企業經營狀況的惡化無疑會影響企業的上市進程。(3)對于剛成立的風險投資基金，資本市場的惡化使他們無法募集到足夠的資金，那些之前募集到資金的風險投資基金也因為過早投資于那些估值還沒下降到正常水平的企業而面臨風險，即便這些風險投資機構能安全的存活下來，當危機逐漸過去，某些行業出現轉機時，他們也沒有足夠的資金來進行再投資。

2.2國家相關政策影響我國風險投資業的健康發展

我國風險投資行業的法律法規還不完善不健全，風險資本的需求與供給、風險投資機構、中介機構和退出渠道等方面都得不到相關法律的指導和規范，因此風險投資行業還沒有發展成為真正的以市場為主動的行業，所以我國政府的一些文件指示就成為了我國風險投資行業發展的風向標，政府部門相關政策的是否有利關系到了風險投資行業的興衰。國家外匯管理局關于境內居民通過境外持有特殊目的公司融資及返程投資外匯管理的106號文限制了私募股權投資對于很多高科技項目的投資，而國家六部委頒布的10號文件則規定：境外上市公司必須在設立SPV(特殊目的公司)審批核準后一年內完成資金接受和回流的全過程，這就意味著紅籌模式今后要至少多花2-3個月的時間。今年8月底證監會出臺了142號文，指出那些合伙制企業支持的公司不可以上市。這三大法令直接影響到了風險投資的退出問題。此外，次貸危機之后，國家對風險投資的監管和控制也會比以往更加嚴格。隨著金融創新的不斷出現，經濟自營商、對沖基金、私人股權集團、結構投資工具與渠道、貨幣市場基金以及非銀行抵押貸款機構等，在美國的資本市場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這次危機中也起到了推動危機不斷惡化的作用。因此，我國勢必吸取美國的教訓，對國內風險投資行業這種新型資本市場進行嚴格監控。

3我國風險投資業的應對措施

3.1與資金雄厚的風險投資機構合作

由于目前國內的金融市場相對較為安全，眾多國外的風險投資機構準備進入國內市場，這就給本土風險投資帶來了與國外先進風險投資機構合作的機會。通過與國外的風投機構進行合作，可以獲得穩定的資金支持，不會出現資金斷裂的情況。即使面臨較為低迷的證券市場和蕭條的國內經濟，不能獲取短期的財務回報，但從長遠戰略來看，這對本國風險投資有強大的促進作用。

3.2重新審視退出問題

由于全球證券市場的低迷，國內IPO審批難度的增加以及國家相關政策的頒布，使得風險投資的退出問題日趨嚴重。因此風險資本必須適當措施才對待退出問題。首先，退出機制可以從傳統的IPO改成借殼上市形式，這雖然在證券市場上沒有先例，而且程序也比較復雜，但這不失為一種方法。其次，如果該風險投資下有上市公司，可以把風險投資集團的一部分資產注入到上市公司中，然后將其持有的股權互換，將自身持有的變成上市公司的可流通股份。最后，當退出受挫時，風險投資可以選擇延期退出。面對蕭條的二級市場，即使可以IPO成功，也對企業的成長不利，所以可以將重心轉移到將企業做大做強的方向上來。

3.3積極尋找反周期行業、獲取投資機會

我國宏觀經濟已經開始進入一個緊縮周期，但市場上仍然存在一些反周期行業。這些行業在惡劣的宏觀經濟環境中依然保持良好穩定的增長。風險投資應放棄傳統的熱門行業，積極準確的評估新項目，尋找適合的投資機會。

由于傳統的風險投資熱門行業TMT受外部金融環境、經濟周期的影響較大，因此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風險投資開始傾向投資于非TMT行業。例如對經濟周期變化不敏感的新能源行業、醫療健康行業、教育培訓行業。2008年第三季度，當傳統行業投資額一直下降，而北美、歐洲、中國和印度以風能和太陽能為代表的清潔技術領域總獲投資26億美元，環比增長17%，同比增長37%。而我國的醫療健康業也開始得到風險投資的重視。2008年第三季度投資在醫療健康業中的案例數大幅度增加，在總案例數中占的比例也同樣增加。而僅在十月份，投資在醫療健康業的案例數達到了4例，接近整個第二季度的總水平，并且占到了總投資案例數的16%，屬于歷史最高。越來越多的風險投資轉向了此類行業。在此類行業中，風險投資如果能做到準確估值，選擇科技含量高、有核心競爭力的企業，還是可以在將來獲得較高收益的。

3.4與政府的創業引導基金進行合作

2008年10月，國務院頒布《關于創業投資引導基金規范設立與運作指導意見》，創業引導基金是由政府設立并按市場化方式運作的政策性基金，主要通過扶持創業投資企業發展，引導社會資金進入創業投資領域。該引導基金本身不直接從事創業投資業務，政府可以看成是一個特殊的LP(有限投資人)，因此風險投資基金可以通過與當地政府創業引導基金的合作，在獲得一定資金支持的情況下，還能發掘出當地具有投資價值的項目。但這對于風險投資對來，也存在一定的挑戰。風險投資與當地政府合作時存在雙方的博弈。首先是雙方主要目的區別，政府引導基金的首要目的是合理引導資金流向，促進當地產業進步，獲取最大的社會效益，而風險投資首要目的則是獲得最大財務收益。無論企業出于哪個階段，只要符合政策要求，政府引導基金便會參與進來。而風險投資則不傾向于投資過分早期的項目。有的時候風險投資會為了戰略上的安排，將15%-20%投資于早期，60%投資于中期，20%投資于Pre-IPO項目，雙方可能在投資階段選擇上會存在矛盾。政府引導基金旨在促進當地產業發展，一般都會規定資金必須投資于當地產業，而風險投資則沒有地域的界限，在全國范圍內尋找收益最大的項目，這也是相互沖突的一方面。最后，政府引導基金納入公共財政考核評價體系，考慮的是政府的績效以及社會效應，同時為了擴大影響力，政府往往希望跟盡可能多的風險投資進行合作，而風險投資則適合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鑒于風險投資與政府引導基金的眾多不同，風險投資在選擇合作方不能為了短期利益忽視評估與審查，必須做到合作關系有利于自身的長遠發展。

參考文獻

[1]劉志陽.創業資本的金融政治經濟學[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5，(4).

[2]高成亮.風險投資運作[M].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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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股市是國民經濟的晴雨表”，經濟不好，股市自然好不到哪里去。因此，這次“救市”，美國政府首當其沖是先從經濟救起。在簽署完1680億美元的刺激經濟方案后，美國總統布什表示，這是對低迷的美國經濟的“助推器”，他同時表示美國“完備的經濟體系甚至可以抵御比目前更為嚴重的沖擊”。美國政府的政策救市自然給金融市場帶來了樂觀情緒，也增強了股市投資者的信心，美股在強勁買盤推動下連續第三天高收。從美國一連串的救市動作中，人們可以發現，在所有救市之舉中，政策救市是排在首位，也是最先啟動的。早在次貸危機爆發后不久，美國政府就開始評估危機對美國經濟可能造成的傷害和影響，并針對評估結果及時了將采取刺激經濟成長方案的利好消息。此次大力度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不僅有助于美國經濟應對短期面臨的不確定性，也在緩解次貸危機給經濟帶來沖擊的同時，使信心瀕臨崩潰的金融市場獲得了喘息的機會。盡管次貸危機的影響短期內難以消除，未來的影響尚待繼續觀察，但美國政府的政策救市，無疑會幫助美國經濟盡早走出次貸危機泥潭。

反觀我國，雖然席卷全球的次貸危機，對中國經濟影響不大，而且如果美國經濟在政策救市下能盡快恢復增長，那么中國經濟仍可以繼續行走在快速增長的道路上。然而，不管未來怎樣，次貸危機畢竟使美國及全球經濟面臨一定的衰退壓力，美國金融危機也可能通過貿易渠道導致我國增長趨緩，因此，置身于全球的中國經濟已無法獨善其身，中國金融市場也不再是世外桃源。為了維護金融市場穩定，當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發生變化后，中國也應當根據經濟大環境的變化，不斷調整調控力度和節奏，確保金融和經濟的平穩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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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集中爆發了被稱為“華爾街風暴”的金融危機，其影響之大、范圍之廣，使得人們將之與1929-1933年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相提并論。

9月7日，曾占據美國房貸市場半壁江山的房利美和房地美被美國政府接管;9月15日，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第三大投行美林被美國銀行收購;9月21日，美國第一大投行高盛和第二大投行摩根士丹利轉型為銀行控股公司，加上今年3月第五大投行貝爾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購，至此，美國前五大投行已“全軍覆沒”。其它的金融巨頭也未能幸免：9月16日，世界最大保險公司--美國國際集團(AIG)告急;9月25日，美國最大儲蓄銀行華盛頓互惠銀行被美國聯邦監管機構接管;9月29日，美聯銀行被花旗銀行收購……金融機構紛紛倒閉不僅意味著“華爾街模式”的覆滅，而且引發了人們對于金融市場的深刻反思。

美聯儲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10月23日表示，信貸危機“與我所能想象的任何情形相比，涉及面都要大得多”。在回答美國眾議院監督委員會主席沃克斯曼(HenryWaxman)的問題時，美聯儲前主席表示，他從自己的思路中“發現了一個缺陷”。格林斯潘說：“當時我犯了一個錯誤，就是假定各機構(具體來講就是銀行和其它企業)的自我利益決定了，它們是保護自己股東利益的最佳方面。”[1]

格林斯潘曾經是神話般的人物，他1987年8月開始擔任美聯儲主席，并且史無前例的四次連任，歷經四位總統。他導引下的美國經濟經歷過兩次衰退、一次股市泡沫和一次歷史(教學案例，試卷，課件，教案)上最長的增長期，在克林頓時代創造出了“零通貨膨脹”的經濟增長奇跡。美國媒體曾經毫不掩飾的宣稱：“誰當總統都無所謂，只要讓艾倫當聯儲主席就行。”

由于格林斯潘對美國經濟政策的影響力，人們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后“清算”到他頭上也不奇怪，那么格林斯潘錯在何處?他的錯誤對今天的危機應當負多大的責任?要討論這個問題，首先要理解這次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

一、投機與擴張--華爾街模式的本質

長久以來，以大摩和高盛為代表的一批從事證券買賣、為客戶提供咨詢服務、同時比從事儲蓄和貸款業務的傳統銀行受到更少監管的獨立投行，一直是華爾街的“形象代言人”。他們以少量資金投入，通過杠桿作用，對各種衍生證券進行炒作，以小博大，極短時間內實現牟取暴利。在這樣的模式下，風險也隨著一次次交易進行而累計、擴大，最終爆發出來。

金融衍生產品主要的積極作用是“對沖”投資損失，或者說規避風險，但并不是消除風險，只不過把一部分人的風險轉移到另一部分人頭上。比如商業銀行為居民提供住房貸款，就面臨著居民違約的風險;為了轉移風險，商業銀行將這些貸款合同賣給房地美、房利美和投資銀行等機構;投資銀行當然不能成為最終的風險承擔者，它一方面將貸款處理成債務抵押債券CDO(CollateralizedDebtObligation)，賣給包括商業銀行、保險公司、養老金、對沖基金等在內的全球投資者，讓債券持有者來分擔房貸的風險;另一方面，投行創造出“信用違約保險”CDS(CreditDefaultSwap)，讓保險公司如AIG等為這種次債提供擔保。

金融衍生產品的另一個作用是投機和套利，炒家除了會投機升跌，還會投機波幅。在1995年時，衍生金融工具投機得到臭名遠播。尼克·李森，巴林銀行的一名交易員，造成13億美元的損失，導致這家有數百年歷史(教學案例，試卷，課件，教案)的金融機構破產。

“次級抵押貸款”是指一些貸款機構向信用程度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貸款，無法還貸的風險很高。隨著美聯儲連續17次加息，次貸購房者的還貸負擔不斷加重，同時美國房價下跌，使次貸購房者難以通過出售或抵押住房來獲得融資，這樣，越來越多的次貸購房者無力還貸。于是，房貸機構(商業銀行)形成了大量的次貸壞賬;“兩房”、投資銀行、全球各類投資者手中的大批次債由于失去償付來源而大幅貶值，金融危機從此洶涌襲來。

“把錢借給能還錢的人。”是人類第一間銀行大門柱上刻的唯一一句話。可是今天這些世界頂尖的銀行家們竟集體把錢借給低收入者，投資銀行給把貸款做成債券并且給予很高的等級，保險公司甚至為這種債券擔保，為什么?

追逐利益固然是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則可以用心理學的一個規律解釋：群體在做同一件事情時，個體容易喪失自我。于是人們相信：只要美國地位不變，全世界的人就都想去美國定居，美國的土地有限，那么房子價格總是要上升的，只要住房還在，我的貸款就不會收不回來。

次貸危機之所以演變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則是金融衍生市場的高杠桿性。衍生產品的交易采用保證金制度(margin)，即交易所需的最低資金只需滿足基礎資產價值的某個百分比。以雷曼兄弟為例，從2004年到2007年，雷曼炒作的資產負債表高達3000億美元，主要是通過購買住宅和商業房地產貸款證券作支撐的后盾。而同一期間，雷曼只增加了60億美元的股本--相對3000億，可說微乎其微。所以，雷曼的資產從極高位的24倍資本，增加到了更高位的31倍。反過來，如果投資總價值下降3%，那股東的權益便完全被銷除一空。[2]

二、新自由主義--格林斯潘拒絕監管衍生金融市場

既然認識到了衍生金融市場本身的高風險，以及銀行家及投資精英可能利用專業知識和影響對其他投資者作出不當引導，那么首先想到遏制危機的重要辦法就是加強市場監管。然而美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就奉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強調減少政府對金融、勞動力市場的干預，從而埋下了危機的禍根。

20世紀90年代，有些人聲稱，衍生品市場已變得如此龐大，并且難以理解。為了金融系統的整體安全，他們要求聯邦政府介入，加強衍生品監管。無論是會見政府官員、出席國會聽證會，還是在聽眾云集的場合發表演講，格林斯潘一直堅決反對限制衍生品交易。他希望這一問題由華爾街自行解決。[3]格林斯潘一方面信奉市場的力量，相信華爾街金融市場的參與者行為是可靠的，因為他們都應該是自己機構利益的最佳代表;另一方面，他認為與個人私利相比，政府的干預會是“邪惡的”。1998年，對沖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因衍生品投資而陷入破產境地，引起一場金融風暴。但在格林斯潘施壓下，美國國會仍然宣布凍結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6個月監管權力。

格林斯潘對華爾街的信任并非毫無理由--經濟學基本假設之一就是“理性人”：參與市場活動的主體知道什么是有利的，什么是不利的，并且總是趨利避害。所以華爾街精英們應該珍惜自己的聲譽，把握好風險與收益之間的關系。然而，他低估了市場擴張的力量，一個人冒險固然不是明智之舉，拉上其他人一起“攤薄”風險之后，人們的行為就要大膽得多。正是有投行的分析、金融創新作為支撐，商業銀行才一再擴大次貸業務;而投行有了保險公司、商業銀行以及其他投資者作為客戶，金融創新之舉也越來越多。當經濟不再增長，資金鏈斷裂，自然是一損俱損。

在反對一切政府干預和宏觀調控的政策下，政府放棄了對市場的有效監管，金融市場的高風險性也無法得到有效控制。高度自由最終導致金融風險爆發，對金融系統和實體經濟造成嚴重沖擊。

三、政策導向的變化--金融危機的影響

金融危機的影響不僅僅是大量金融機構的倒閉、危及實體經濟，還將改變經濟政策導向。從格林斯潘“認錯”來看，金融危機將促使人們重視金融監管，背離自由導向的市場原則。

自現代經濟學產生的三百年間，西方國家一直強調自由市場的力量，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曾頻頻指責其他國家比如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市場的優點非常明顯，能夠促進效率，而它的缺點也非常明顯，以自我為中心的盲目擴張容易導致危機。1929-1933年的經濟大蕭條是一例，這次金融危機也是。

理論在現實面前總是虛弱的，盡管美國一再推銷“讓金融體系自己尋找平衡點”的自由主義金融政策，但是自由給我們帶來了什么?拉美債務危機;美國儲蓄和貸款危機;斯堪的納維亞銀行業危機;美國房地產危機;日本房地產泡沫和隨后的金融危機;墨西哥龍舌蘭危機;亞洲和俄羅斯金融危機;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ong-TermCapitalManagement)破產;“網絡泡沫”;以及現在的“次貸危機”。金融自由化的好處明顯：讓很多人變得格外富有，但壞處也是明顯的：危機頻繁并且代價高昂。

于是在金融危機面前，白宮毫不猶豫的舉起了干預大旗：10月14日，美國政府宣布向銀行注資2500億美元，同時為銀行新債提供擔保;10月21日，美聯儲表示，將動用多至5400億美元，用于向貨幣市場共同基金購買短期債務，以扶持美國金融體系的一大關鍵支柱;推行從陷于困境的金融企業買入問題資產的7000億美元計劃;[4]等等。

美國政府這次市場干預的政策力度堪稱歷史(教學案例，試卷，課件，教案)之最，對我們也有重要啟示。首先，市場自由是相對的，比信奉自由主義更重要的是把握好國家在經濟中的職責，那就是維持經濟穩定，尤其注重行業監管的力度，預防危機的發生--多數人相信，如果美國政府重視金融市場的風險，對金融衍生品加以管制，那么次貸危機不會擴展到今天這個地步;第二，金融危機的關鍵是如何恢復信用，政府注資私人銀行最主要的作用不在于提供資金，而在于給出一個信號：政府將對銀行貸款提供擔保。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美元本位制給中國資本市場帶來的困擾乃至災難的風險急劇增加，如何應對國際金融市場動蕩的傳遞效應，這已是關系到我國金融戰略和中國整體發展戰略的問題。尤其是我國正處于金融市場改革的重要時期，以一種什么樣的態度制訂政策、如何對待衍生金融市場，都需要更加謹慎的考慮。

參考文獻

[1]引自《格林斯潘“認錯”》，FT中文網，2008-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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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309（2012）05-0091-2

一、次級貸款和次貸泡沫的形成和傳導路徑

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信息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美國經濟在克林頓總統執政期內（自1992年11月至2000年1月）經歷了飛速發展，資本市場空前繁榮，房地產市場異常活躍，人民消費支出大幅增長。布什總統任職八年中（自2001年1月至2009年1月），美國參與了為了維護國家安全的阿富汗戰爭。2001年，美國經濟出現衰退。“911”之后，美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四次調低聯邦基金利率共1．75個百分點，提出了750至100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方案，停發30年期國家債券，協調西方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促成世界貿易組織啟動新的多邊貿易談判，促使微軟公司的壟斷案庭外和解等。布什總統提出“消費即是愛國”的主張，鼓勵通過消費拉動經濟這輛“馬車”。

美國的住房抵押貸款市場提供的貸款按客戶質量分為三大類：優質貸款（Prime）、中級貸款（Alter2A）和次級貸款（Subprime）。次級貸款人是貸款違約風險的高危客戶群，他們也被稱為三無客戶群，無固定的工作、無固定的收入、無財產的人。

格林斯潘掌管的美聯儲在2001年至2003年連續十三次降息，創造并施行了積極寬松的貨幣政策。到2003年6月25日，美聯儲將聯邦基金利率下調至1%，創下45年來最低水平，為次級貸款提供了溫床。由于缺乏有限的監管與風險防范，住房抵押貸款申請人，尤其是大批中級和次級貸款人可以很容易向銀行申請貸款。借助美聯儲的低息政策，導致美國住房價格急劇上升。長此以往，大批的美國居民利用房地產價格上漲所帶來的隱性資產價值升值向銀行申請更多的貸款來維持美國人靠借債為生的日常開銷。但是，“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隨著美聯儲的升息和房屋價格的下降，大批貸款者尤其是“無工作無收入”的次級貸款者無力償還高額的利息，貸款合同違約率大幅上升，泡沫逐漸積聚。

在此過程中，大批的貸款銀行為了轉嫁風險和其他不確定因素將貸款捆綁組成貸款池，發放如CDO–債務抵押債券等其他債券，并將其打包出售給投資銀行，AIG等保險公司也被卷入其中未能幸免。證券化和高杠桿率將次貸泡沫越吹越大，在泡沫破裂的瞬間，這些債券價格大幅縮水，投資人紛紛出售債券引起“債券擠兌”，最終導致了貸款銀行、投資銀行的資不抵債，最終遭清算甚至破產。此時，危機中的美國政府會支持美元的國際地位還是力挽狂瀾挽救美國的證券業及投資銀行呢？今天我們回顧那段歷史，不難發現，雖然美國國會出臺了一系列的救市計劃，有些銀行的命運仍然不可逆轉。美元---這一曾經與黃金掛鉤的世界貨幣堅持不貶值。然而，始作俑者的美國卻將這場危機進一步蔓延。

二、次貸危機的升級及影響

次貸危機此時擴展到金融領域，并分散至美國本土以外。冰島政府面臨國家破產；希臘的債務危機引起了世界銀行、IMF及歐盟的關注。歐洲央行和世行集體出資救助希臘，希臘政府不得不“勒緊褲腰帶”過起了為削減赤字而舉債為生的日子。歐洲其他國家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甚至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也向歐盟申請了救助。亞洲的中國、日本和大洋洲的澳大利亞也經歷了經濟下滑和貿易減少的重創。由此，次貸危機殃及全球并升級為金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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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業成長中的歧途

從眾多企業慘談經營、最終導致壽命終結的案例中可以發現，主要原因來自兩個方面：一是主營業務導向不明。跟風投資和盲目轉型可謂是企業的致命傷，蜂擁而上的投資潮必然形成該行業產能嚴重過剩的局面。此類案例比比皆是，大到全國性的鋼鐵、光伏等行業的危機，小到我們身邊的小飯店，例如曾經一夜之間遍地開花的燒雞公餐館，一陣熱潮過去卻沒有幾家能夠依然存在。一些企業追求高利潤，盲目投資房地產等行業，卻因沒有相關投資管理經驗，沒有應對資金危機的預案和能力，導致房地產開發失敗，往往還會牽扯到母公司和下游企業，這也是形成行業危機的重要因素。二是企業內部管理混亂。尤其在小微企業中表現較為明顯，如股東與企業財產分割不明確；家族成員大量在企業中擔任要職并對企業經營過度干涉；包括財務管理等規章制度不健全；企業管理者素質和能力有限，對形勢把握不準確，經營決策不科學；企業延續性不足，企業平均壽命偏短。

三、時下企業發展的新趨勢

前車之覆，后車之鑒。新形勢下企業發展和管理方式也呈現出新趨勢：一是客戶平臺的價值顯現。客戶是企業生存之本、財富之源，誰擁有客戶，誰就擁有未來。現在很多企業為了維護和拓展客戶，高度重視客戶平臺的建設，甚至不惜砸重金聚集客戶群，新興電商企業如騰訊和阿里巴巴都是眾所周知的成功案例，打造客戶平臺的意義和價值創造逐步被重視并日益凸顯。二是職業經理人應運而生。目前，越來越多的企業已引入職業經理人制度，通過聘用專業的管理人才或管理團隊來實現對企業的有效管理。可以預見，具備集體智慧的職業經理團隊將是引領企業未來的大趨勢，并將以團隊派駐、企業托管以及資本租賃等形式呈現。

四、貸后管理新思維的探討

為順應企業發展的新趨勢，商業銀行的貸后管理必須與客戶維護融為一體，銀行不再是貸后管理中的監督者、旁觀者，而是通過顧問或者直接參與者等多種形式，全面準確掌握企業信息，利用銀行客戶平臺優勢、資源優勢和智力優勢，全過程地參與企業經營管理，促進企業成長壯大，實現與企業共同發展。按照這一管理思維，銀行客戶管理參與到企業經營管理中應從三個層次加以推進。

（一）管理顧問。

充分利用銀行的管理經驗、智力資源以及專業的經濟行業等分析數據，為企業客戶提供戰略咨詢、管理咨詢和財務顧問等服務，幫助解決企業內部管理問題，明確經營導向，防范經營決策、財務管理等風險。同時，銀行在協助企業經營管理的過程中，取得準確的企業經營管理數據，又使信貸投放與管理方案更具合理性。這樣不僅有利于提高企業經營管理水平、培養客戶的忠誠度，也有利于銀行降低信貸風險、增加經營效益，形成銀行與企業雙贏局面。

（二）銀行客戶平臺。

較之新興電商等企業，很多大型商業銀行已經形成了更悠久、更廣泛、更穩固、更具實力的客戶群體和客戶平臺，但目前商業銀行對客戶平臺的利用還遠遠不夠。商業銀行通過客戶平臺，可以批量開展融入貸后管理的客戶管理工作，形成產業鏈管理、產品鏈管理以及資金流全面管理，推進金融創新，為客戶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務。可以將法人信貸客戶由銀行或與銀行合作的管理咨詢機構牽頭，形成信息共享機制、發展合作聯盟、風險互助基金聯合體等多種信貸客戶群組形式，又可成為商業銀行吸引更多優質客戶、做大客戶群、做強客戶平臺的優勢因素，促進銀行與客戶群的共同發展。

（三）融合管理顧問與客戶平臺并融入其他創新思維。

在商業銀行具備一定條件后，可與管理經理機構合作，在客戶平臺中做管理顧問服務，作為資本托管、資本租賃的發起人或中介人參與客戶的經營。在平臺客戶群中融入商業銀行所期望的經營思維，以求降低信用投放的風險，保持信貸投放收益的穩步增長。例如，在一個商業銀行信貸客戶平臺中，建立起風險基金互助合作，廣泛的客戶行業來源，使其具備較強的抗行業風險的能力，客戶群在商業銀行或其合作機構的管理咨詢服務下，各客戶的管理基本規范、經營決策基本合理，廣泛合作的客戶平臺也必將在市場中具備更強的競爭力，每個客戶、整個客戶平臺都可能保持更快速穩定的發展。特殊情況下，個別客戶出現風險，由于有風險基金互助的機制及上下游優勢行業，客戶平臺可立即對該客戶的股份進行收購，并承擔債務，化解原本需銀行承擔的信用風險，或者由風險基金代償風險客戶信用、收購相關資產，由客戶平臺組成新的管理團隊或委托職業經營團隊接手或托管風險客戶的資產，從而保持整個平臺的平穩，保障商業銀行信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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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2265（2013）05-0053-05

一、引言

信用擔保作為一種可以繞開抵押物缺乏障礙、通過提升企業信用等級獲得銀行信貸支持的融資方式，近年來在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滿足企業日益旺盛的信貸需求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與此同時，由擔保規模不斷擴大而形成的擔保鏈風險也逐步顯現，部分區域由擔保鏈風險引發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已經波及區域經濟，甚至影響社會穩定。如何有效防范和化解擔保鏈風險已經成為當前維護區域金融穩定的重要問題，特別是在經濟危機后，全國擔保鏈風險案例頻況下，及時尋求化解擔保鏈風險的行之有效的辦法顯得十分迫切。威海市在政府信用深度介入后，采取風險資產分離、擔保鏈切割、分類救助等方式，將涉及多家優質企業和多家金融機構的XR集團擔保鏈風險成功化解，為防范和化解擔保鏈風險提供了新思路。

二、威海擔保鏈風險個案描述

XR集團是一家集水產加工、船舶修造、港口服務于一體的民營企業，是“全國大型農產品加工流通企業”、“山東省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和威海市“出口創匯十佳企業”之一。截至2012年6月末，企業有資產總額26億元，負債總額11億元，近幾年主營業務收入和凈利潤分別在1.2億元和5000萬元以上。

（一）擔保鏈風險形成過程

1. 項目投資遭遇政策障礙。2009年，國際海運業務全面萎縮，由此導致的大量船舶閑置使船舶保養和維修需求增加。據調查，威海市每年約有1000多條不同船舶需要保養和維修，而全部相關企業只具備500多條船舶保養和維修的能力，僅占需求的50%左右。因此，作為船舶保養和維修的投資項目，干船塢項目具有較好的投資前景，在此情況下，XR集團決定先后投資興建20萬噸和30萬噸的2個干船塢項目，計劃投資5億元，2012年底完工，預期年利潤為2億元左右。另外，根據自身業務發展需求，企業還同時啟動了5萬載重噸和7萬載重噸的2個通用泊位投資項目，計劃總投資6億元，2013年底完工，預期年利潤可達2.5億元以上。

由于上述投資項目屬于資金密集型項目，需要大量信貸資金予以支持，但經濟危機爆發后，各金融機構普遍把船舶相關行業列入風險行業，干船塢和泊位項目在申請中長期貸款時遭遇信貸政策障礙，加上2009年初銀監會在《固定資產貸款管理暫行辦法》、《項目融資業務指引》出臺后，對金融機構發放固定資產貸款的管理更加謹慎和嚴格，XR集團的上述兩個投資項目要想申請中長期貸款已無可能。

2. 試圖通過信用捆綁弱化違規操作風險。由于投資項目前景誘人，而且已經投入大量自有資金，企業必須不惜一切代價籌措資金完成項目投資。在申請中長期貸款無望情況下，企業嘗試通過申請流動資金貸款后挪用作項目投資，再通過自身利潤或從小額貸款公司臨時借款對到期貸款“先還后貸”，以此達到“短貸長用”的目的。而涉貸的8家轄內銀行和4家域外銀行雖然明知企業貸款用途有悖于政策限制，考慮到XR集團經營現狀較好、凈資產達15億元、抵押充分的實際情況，仍決定予以信貸支持。但為弱化違規操作風險，涉貸銀行要求XR集團與轄內的JH集團、XK集團、YD集團、GD公司、SF公司等7家優質企業的貸款提供互相擔保，形成擔保鏈，試圖通過捆綁式信用擔保減少信貸風險。

3. 虛構交易圈實現資金“空轉”的過程中風險因素增加。2010年2月，銀監會《流動資金貸款管理暫行辦法》后，山東省銀監局對轄內金融機構流動資金貸款的用途和流向作出了更為具體的規定：企業申請的流動資金貸款，80%以上必須采用“受托支付”，即直接支付給原材料和設備供給企業（上游企業）。在此規定下，XR集團繼續維持貸款“短貸長用”遇到操作障礙。為繞開這一障礙，企業于2010年與濰坊某水泥廠和威海某漁業公司協商，通過虛構三方互相交易方式構建資金回流渠道，最終實現“短貸長用”目的。即虛構濰坊某水泥企業向XR集團供給水泥等原材料的情況，使企業申請的流動資金貸款流向該水泥企業，再次虛構該水泥企業向威海某漁業公司購買產品的情況，使資金流向威海某漁業公司，最后虛構該漁業公司向XR集團購買漁類產品的情況，使資金最終流回XR集團賬戶，繼續挪用作項目投資。這一虛構的交易圈雖然變相實現了流動資金貸款的“短貸長用”，但在防止資金被截留甚至損失過程中，XR集團支付了較高的協調成本，僅2011年9月份，XR集團為繼續使用9筆到期的13070萬元流動資金貸款，在“空轉”過程中支付差旅費、資金匯劃手續費等10萬多元，風險因素進一步增加。

4. 企業資金鏈趨緊使信貸風險初步暴露。2012年，隨著投資項目進展加快，企業向銀行借款的規模繼續擴大，截至2012年6月末，XR集團從12家金融機構辦理貸款、保理、承兌匯票的余額分別達81000萬元、7668萬元、8045萬元（其中，擔保合同金額79400萬元、抵押合同金額74055萬元、質押合同金額10552萬元）。借款規模的擴大使企業財務費用明顯增加，當年僅利息支出就接近7000萬元，已經超過企業年均5000萬元的盈利能力，加上企業虛構交易圈實現“短貸長用”過程中支付較高成本，XR集團的資金鏈明顯趨緊。2012年6月，因資金周轉困難，XR集團開始拖欠銀行利息，截至2012年末，已拖欠5家金融機構正常利息349.5萬元，同時，多筆銀行承兌匯票到期后無法及時支付，形成銀行墊款1000多萬元。

5. 擔保企業撤保意愿增強使信貸風險升級。2012年9月，XR集團原副經理在該公司網站上了JH集團的負面消息，隨后JH集團以公司準備上市為由，向各金融機構發函，停止為XR水產集團提供擔保，致使隨后到期的17500萬元貸款面臨脫保。XK集團因擔保風險過大，于2012年9月和10月兩次提出不再為XR集團提供擔保，盡管隨后在地方政府的協調下，企業同意暫不撤保，但XK集團提出，如果政府不出臺相關的政策支持措施，并盡快消除XR集團的風險因素，企業在擔保貸款到期前必然撤保，則2012年底到期的22800萬元貸款也面臨脫保問題。SF公司、YD集團在經濟危機影響逐步加深情況下，自身經營壓力較大，資金鏈日趨緊張，無力支付XR集團可能出現的承兌墊款和違約利息，加上XR集團自身信用受損，不能繼續為上述2家企業貸款提供擔保，互保關系演變為單方擔保，導致SF公司、YD集團數次提出撤保請求。GD公司受上級部門的政策限制，無法繼續為XR集團的1億元貸款提供擔保。截至2012年底，XR集團有近8億元的貸款面臨脫保問題，信貸風險升級。

6. 金融機構集中維權使信貸風險瀕臨爆發。隨著企業欠息和銀行墊款增加，涉貸金融機構更加關注信貸資產安全，均已制訂資產保全策略，兩家銀行因墊款問題開啟了司法程序，查封了該企業及擔保單位的賬戶，在擔保企業支付銀行墊款后最終退出了XR集團信貸市場。其他涉貸的10家金融機構，除幾家區域性金融機構外，對XR集團的信貸審批權均上收至上級行，并將XR集團的貸款等級調為關注類。盡管當地政府、人民銀行全力協調，但涉貸的金融機構均表示，如果企業繼續拖欠銀行利息和墊款，將隨時中止與XR集團的信貸關系，并通過向擔保企業追索債務等手段進行資產維權，而大部分擔保企業在經濟危機的影響下經營形勢已大不如前，難以承受資金被凍結、扣劃甚至損失的風險，由XR集團的信貸風險引發的擔保鏈風險瀕臨爆發。

（二）通過資產分離和擔保鏈切割方式有效化解擔保鏈風險

XR集團所投資的兩個項目中，干船塢項目由于現有存量船舶對維修和保養需求較大，屬市場短缺項目，預期前景較好，如果能通過救助順利渡過風險期，使干船塢項目投資如期完成，投產后將可實現年利潤2億元左右，足以緩解企業流動資金緊張問題，并對該區域的相關行業產生積極影響。通用泊位項目雖然因國際國內海運業務持續萎縮，投資前景難料，政府救助的意義不大，但由于該項目風險通過擔保鏈與其他7家優質企業捆綁，風險一旦爆發和蔓延，不僅會損害包括XR集團在內的8家優質大中型企業和涉貸的12家金融機構，危及社會穩定，導致銀行信貸資產的損失，還會破壞區域金融生態形象，引發信貸資金外流，削弱區域經濟發展后勁。基于此，地方政府、人民銀行等部門對XR集團的信貸風險高度重視，并通過以下手段開始風險救助：

1. 資產分離。市政府在財政出資擔保情況下，協調3家企業組建A公司，將XR集團20萬噸、30萬噸兩個干船塢投資項目以贈與方式轉讓給A公司。而前景難料的通用泊位投資項目仍由XR集團所有和掌控。

2. 擔保鏈切割。干船塢項目和通用泊位項目分離后，當地政府協調涉貸銀行和相關部門徹底解除了干船塢項目貸款中原有的擔保關系，用A公司的13億資產抵押、協調某國有企業出面擔保、地方財政提供再擔保等方式替代原有的擔保關系。干船塢項目從XR集團分割后，由于XR集團剩余的通用泊位項目年融資成本僅3000余萬元，企業主營業務的年利潤5000多萬元，足以正常支付相關利息和費用，而且XR集團約15億元的凈資產可以充分覆蓋該項目6億元的信貸風險，因此，當地政府協調涉貸銀行和相關機構，用XR集團的凈資產作抵押，替代原有的擔保關系，切斷風險傳播和蔓延途徑，使信貸風險由“面”變“點”。

3. 分類扶持。由于干船塢項目的預期收益較高，屬于優質資產，威海市政府采取全力扶持策略：一是協調相關機構將干船塢項目的承貸主體由XR集團變更為A公司，通過A公司資產抵押、某國有企業擔保、財政再擔保方式向農商行申請貸款9000萬元，解決拖欠的承兌墊款和利息問題。二是協調涉貸銀行做好存量貸款的到期“過橋”工作，確保投資順利進行。三是針對該項目投資尚存1.5億元資金缺口的實際，協調涉貸銀行組成銀團，按各涉貸銀行在原存量貸款余額中的比例，新增項目貸款1.5億元，通過專款專用、封閉運作的方式合理運用貸款，確保干船塢項目順利竣工。四是協調涉貸銀行將存量貸款和增量貸款利率全部調整為基準利率，減輕融資壓力。對于通用泊位項目，由于市場前景難料，地方政府采取了有限扶持策略：在協調涉貸銀行做好存量貸款“過橋”工作的同時，將存量貸款利率調整為基準利率，盡可能幫助XR集團減輕融資壓力，順利完成項目投資。至于項目投資完成后可能出現的風險問題，政府不再介入，由XR集團自行承擔。

在上述一系列措施下，干船塢項目和通用泊位項目的資金需求基本得到滿足。2012年8月至2013年1月，各金融機構為上述兩個項目融資累計續貸、續簽52筆，金額67982萬元，其中，貸款20筆，金額34392萬元；國內保理5筆，金額8760萬元；承兌匯票27筆，金額24830萬元。金融機構將項目貸款利率調整為基準利率后，為A公司和XR集團節約融資成本約700萬元。目前，兩個投資項目進展順利，干船塢項目已接近尾聲，市場前景較好；通用泊位項目2013年上半年即可竣工，雖然在海運業務持續萎靡的情況下前景難料，信貸風險尚存，但信用擔保鏈被切斷后，該風險已由“面”變為“點”。由XR集團超負荷投資引發的擔保鏈風險得以順利化解。

三、擔保鏈風險成因分析

（一）博弈信貸政策是擔保鏈風險形成的根源

從博弈視角看，理性市場主體的任何經濟行為都是基于自身利益的一種博弈策略。上述案例中，金融機構、XR集團作為信貸市場主體與信貸政策展開博弈。金融機構面對信貸政策限制下的優質信貸主體，同時面臨三種選擇：一是對企業不予信貸支持；二是對企業發放固定資產貸款；三是為企業發放流動資金貸款。這三種策略中，第一種收益為0；第二種策略會受到監管部門懲罰而使收益為負的概率較大；第三種策略既不違背信貸政策，又能以較大概率獲得收益。顯然，作為理性金融機構而言，對XR集團予以流動資金貸款支持的策略是最優策略。但該策略對XR集團而言，并不能同時滿足企業項目投資的中長期貸款需求，因此，金融機構和XR集團要想同時實現各自的收益，還必須在策略上再次展開博弈。本案例中，金融機構的博弈策略是：只能發放流動資金貸款，且要求企業貸款用途的80%必須采用“受托支付”。XR集團作為博弈的另一方，所采取的博弈策略是：一方面采取流動資金貸款多次“過橋”，通過“短貸長用”滿足項目資金需求，另一方面，通過虛構三方交易構建流動資金貸款回流渠道，滿足貸款用途“受托支付”的政策要求。XR集團的上述博弈策略雖然同時滿足了金融機構的信貸條件和企業自身的中長期貸款需求，使雙方趨于合作，但該策略也給金融機構的信貸資產帶來了安全隱患。作為理性金融機構，要維持預期收益，只能從防范風險角度再次提出博弈條件，即要求XR集團與另外7家企業形成互保關系，以此分散信貸風險，而7家擔保企業同樣為獲得自身的信貸資金，也只能與銀行和XR集團進行合作，并通過互保關系最終形成擔保鏈。由于該擔保鏈是金融機構、企業與信貸政策博弈的結果，且XR集團作為擔保鏈企業的“短貸長用”策略隨時面臨信貸中斷問題，企業虛構的三方交易策略還面臨資金被截留以及高成本風險，因此，該擔保鏈自形成之初就存在巨大的風險。

（二）超負荷投資導致的信貸風險在簡單的捆綁式信用擔保下升級

企業擴大負債投資是經濟景氣時期的普遍現象，但負債投資規模必須依賴于企業本身的實力和抗風險的能力。案例中，XR集團作為擔保鏈企業之一，在項目投資過程中向銀行借款規模高達9億多元，僅利息支出年均近7000萬元。雖然XR集團約15億元的凈資產表面上足以覆蓋9億多元的信貸風險，但從資產結構看，企業流動資金余額僅保持在5000萬元左右，利息支付尚存在缺口，加上企業在虛構交易實現資金“空轉”的過程中還要支付較高的協調成本，企業流動資金已不能維持正常周轉的需要，負債規模已經超過自身實力和抗風險能力，以致2012年拖欠利息349.5萬元，并導致2家銀行的承兌匯票到期后無法及時給付，形成銀行墊款1000多萬元。而欠息和欠款的出現，使XR集團本身的信用受損，不僅導致擔保企業萌生撤保意愿，也導致企業項目貸款“短貸長用”過程中，貸款到期后從銀行、小額貸款公司或其他企業進一步籌集資金進行貸款“過橋”的難度加大，信貸風險增加。而該風險在簡單的捆綁式信用擔保下，很可能通過擔保鏈波及其他優質企業，使信貸風險進一步升級。

（三）維權行為加速擔保鏈風險爆發

在信貸市場中，面對市場前景好、預期收入可觀的承貸項目或企業，如果出現臨時性風險因素，涉貸金融機構不是集中收貸，而是進一步輸入資金，貸款擔保企業不是集中撤保，而是繼續予以擔保支持，這樣企業完全可能走出困境，實現各自收益的最大化。理論上，如果項目投資中涉貸的金融機構只是一家，擔保企業也只有一家（即不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這種理想結果完全有可能發生。但目前的情況是，案例中涉貸的金融機構多達12家，互保企業多達7家，不同金融機構和擔保企業之間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很容易導致各金融機構和各擔保企業的短期利益博弈行為，難免會有部分金融機構只為當前利益而采取一次性博弈策略，從而使其他金融機構明知壓縮企業信貸規模會加速企業破產，危及信貸安全，卻仍然爭先恐后地收貸收息。同樣，擔保企業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也會出現競相撤保行為。而競相收貸和撤保都會加速擔保鏈風險的形成和爆發。

四、擔保鏈風險化解的有效性分析

（一）政府信用深度介入后，信用等級提升使信用擔保更加有效

本質上，案例中的擔保鏈風險是由XR集團的有效信用資源不能覆蓋銀行信貸風險，簡單的捆綁式信用擔保無效而引發的。因此，如果引入外部信用為企業增信并升級，使總體有效信用資源足以覆蓋項目貸款風險，擔保鏈風險的誘發因素就會因此消除。政府信用具有主體的權威性和強大的財政背景，比較優勢明顯，在優質企業出現臨時性信貸風險，并已經波及區域經濟時，政府信用的介入會大幅提高企業的整體信用水平，從而有效降低和消除信貸風險。案例中，當XR集團投資項目出現風險、市場力量無法解決時，地方政府采取財政扶持政策，利用政府掌控的其他資源優勢和權威協調作用，通過財政再擔保和A公司資產作抵押的方式，對存量貸款及時“過橋”，并按存量貸款份額對優質項目新增貸款1.5億元，對存量和增量貸款實行基準利率。上述措施從本質而言，是一種更深層次的政府介入，不僅能有效發揮財政擔保作用，還能充分利用政府掌控的其他資源變相為項目融資提供增級服務，使信用擔保更加有效。

（二）政府理性救助使社會整體利益最大化

作為理性的地方政府，其行為目的都是社會整體利益的最大化，政府救助行為也不例外。面對企業項目投資中出現的風險，如果項目本身存在決策失誤或沒有市場前景，政府救助行為即使能幫助企業如期完成項目投資，也只能暫時延緩風險爆發，不可能從本質上消除風險隱患。但如果企業投資項目屬于優質項目，市場前景廣闊，當出現臨時性風險，而市場力量無法解決時，政府及時有效的救助行為，不僅會使企業順利完成項目投資，實現預期效益，還會因有效化解信貸風險，使區域金融生態環境得以維護，增強區域經濟對信貸資源的吸納能力。

案例中，XR集團投資的干船塢項目是當前船舶行業的短缺項目，市場需求大，投資前景好，即使船舶需求和國際海運業務持續萎靡，大量閑置的存量船舶對保養和維修的巨大需求，也足以使該項目產生不少于2億元的年利潤，是典型的優質項目。正因為如此，當該項目出現臨時性風險時，地方政府采取了全力救助的策略，通過資產分離、承貸主體變更、國有企業擔保、財政再擔保、協調涉貸銀行降低利率等手段，使項目投資按期完成。而對于國際海運業務持續萎靡情況下投資前景難料的通用泊位項目，地方政府雖然也采取將干船塢項目分離的方式為XR集團減輕融資壓力，并通過協調貸款銀行降低利率等方式予以扶持，但考慮到風險隱患難以從根本上消除，地方政府協調相關部門將項目貸款的原有擔保關系徹底解除，用XR集團15億凈資產抵押對原有擔保關系予以替代，切斷風險蔓延途徑，使信貸風險由“面”變“點”，即使日后因項目投資失誤導致XR集團倒閉，風險主體也僅涉及XR集團本身和相關金融機構，而金融機構的損失完全可以通過處置充足的抵貸資產得以彌補。可見，在地方政府的上述理性救助行為下，金融機構、投資項目、擔保企業等相關主體不僅風險降到最低，也實現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

五、結論與啟示

本質上，案例中由企業互保關系形成的擔保鏈，是金融機構、企業基于自身短期利益與信貸政策博弈的結果，由于企業為達到項目融資目的，在博弈中選擇了“短貸長用”以及通過虛構交易實現托收支付等策略，雖然暫時滿足了博弈各方的利益條件，但出現信貸中點以及資金被截留的風險明顯增加，也加大了擔保鏈風險發生的概率。

XR集團項目投資風險瀕臨發生時，如果涉貸的金融機構不集中撤貸，擔保企業不集中撤保，擔保鏈風險完全可能延緩甚至不發生，但理性的金融機構和擔保企業往往會選擇競相退出XR集團信貸市場的博弈策略，從而加速了擔保鏈風險的爆發。

地方政府利用政府掌控的資源優勢和權威協調作用，對項目投資風險予以救助，從本質而言，是一種政府信用介入，只不過這種信用介入與一般的財政扶持方式比較，層次更深，可以明顯提升項目融資的擔保層次，使信用擔保更加有效。

地方政府應根據投資項目的市場前景選擇不同的救助策略，對于優質項目，通過資產分離、承貸主體變更、國有企業擔保、財政再擔保、協調涉貸銀行降低利率等手段予以全力救助，而對于存在風險隱患的項目，采取適當救助的同時，通過協調相關機構解除原有擔保關系，將風險由“面”變“點”，在使金融機構、投資項目、擔保企業等相關主體風險降到最低的同時，實現各自利益最大化。

參考文獻：

[1]楊毓.企業資金鏈斷裂成因分析及對策建議[J].河北金融，2009，（1）.

篇10

次貸危機使世界各國開始重新審視資產證券化這種創新的金融工具，有的國家甚至對其有效性產生了強烈懷疑，認為資產證券化是導致這次次貸危機的罪魁禍首。誠然，資產證券化存在著它內在的弊端。

一、中集集團背景資料

2000年3月，中集集團與荷蘭銀行在深圳簽署了總金額為8 000萬美元的應收賬款證券化項目協議。此次協議有效期限為3年。在3年內，凡中集集團發生的應收賬款，都可以出售給由荷蘭銀行管理的資產購買公司，由該公司在國際商業票據市場上多次公開發行商業票據，總發行金額不超過8 000萬美元。在此期間，荷蘭銀行將發行票據所得資金支付給中集集團，中集集團的債務人則將應付款項交給約定的信托人，由該信托人履行收款人職責。而商業票據的投資者可以獲得高出倫敦同業拆借市場利息率1%的利息。

中集集團資產證券化項目的基本流程：

1.中集集團首先要把上億美元的應收賬款進行設計安排，結合荷蘭銀行提出的標準，挑選優良的應收賬款組合成一個資金池，然后交給信用評級公司評級。

2.中集集團向所有客戶說明ABCP融資方式的付款要求，令其應付款項在某一日付至海外SPV（特別目的公司）賬戶。

3.中集集團仍然履行所有針對客戶的義務和責任。

4.SPV再將全部應收賬款出售給TAPCO公司（TAPCO公司是國際票據市場上享有良好聲譽的資產購買公司）。

5.由TAPCO公司在商業票據（CP）市場上向投資者發行CP。

6.TAPCO從CP市場上獲得資金并付給SPV，SPV又將資金付至中集集團設于經國家外管局批準的專用賬戶。

項目完成后，中集集團只需花兩周時間，就可獲得本應138天才能收回的現金。作為服務方的荷蘭銀行可收取200多萬美元的費用。

二、中集集團資產證券化相關方財務風險分析

（一）可能導致財務風險的主要交易環節分析

1.設立特設信托機構環節

特設信托機構是專門為完成資產證券化交易而設立的一個特殊機構，它是資產證券化運作的名義主體。在本案例中，荷蘭銀行就是為了完成中集集團本次資產證券化的特殊信托機構。該信托機構必須和中集集團（證券化資產銷售方）沒有關聯關系，這是為了使證券化資產和中集集團的其他資產達到風險隔離的目的。該信托機構購買資產證券化權益受益人銷售給它的資產組合，并負責對該資產組合進行管理，以確保到期本金及利息按時支付。然而中集集團仍然承擔著對客戶的支付責任，因此它與信托機構仍然有利益上的關聯，沒能保持應有的獨立性。這是導致證券化相關方財務風險的原因之一。

2.金融資產出售環節

金融資產的出售必須是“真實銷售”，以保證買方在特殊情況下擁有強制性處置資產的權利。通過“真實銷售”以實現“風險隔離”，即特設機構對委托管理資產的權益將不會因發起人的破產而喪失。中集集團某子公司將未來幾年向客戶的未來運輸收入以協議形式出售給特設信托機構，中集集團對該資產不再擁有所有權。但是中集集團仍然需要對客戶承擔責任，當資產池中資產產生的現金流量不足以支付到期債券的本金和利息時中集集團負有法律上的補足責任。因此該證券化資產沒有實現真實出售，相關風險沒有實現轉移。

3.信用增級環節

信用增級也稱信用的提高，是指特設機構為了確保發行人按時支付投資者本息而采用的各種有效手段，是資產證券化交易結構成功的關鍵所在。信用增級不但保證投資者免受資產質量風險損失，還可以大大降低證券化結構風險，是提升資產證券投資級別的重要手段，也是資產證券能夠交易成功、降低融資成本的重要保證。

在本案例中中集集團采用的內部信用增級方式，即當資產池產生的現金流量不足以支付到期本息時中集集團負有補足清償的責任。這就增加了中集集團未來的財務風險，使中集集團未來的現金流量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