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的階段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經濟增長的階段，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1978年～2010年三次產業分析

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來，我國經濟處于不斷的發展過程中，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3645.2億元增加到401202億元，年平均增長速度達到了115%，同時，三次產業所占比重也在不斷變化中，其具體比重情況如下圖所示：

通過上表可以看出，三十多年來第一產業在我國所占比重不斷下降，第三產業所占比重不斷上升，而第二產業所占比重則一直保持穩定，一直在我國全國總產值中達到40%～50%的水平。因此，第二產業（包括工業和建筑業）在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中一直處于重要地位，可以說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有一半是依賴于第二產業的。而在第二產業中，各細分產業的產值情況發展如何，就是本文重點分析的。

二、第二產業各產業集中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一）工業產業集中度情況

對于產業集中度，采用CR4、CR8來進行衡量，在本文中，這兩個指標分別表示第二產業中細分產業中產值所占比重前四、前八的產業在第二產業產值中所占比重情況。

通過計算2004年～2010年7年的CR4、CR8，得到如下表的結果：

分析可以發現，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在七年中所占比重一直都很高，尤其是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在所有行業中的排名一直都處于前兩名的位置，其他的包括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在CR4中都有排名，從總體的CR8來看，可以發現，除了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外，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在全國的排名也占據了前八位，而通過CR4、CR8在7年的數據來看，可以發現工業行業的集中度的走勢是比較穩定的，前八個行業的產值在第二產業的產值貢獻率在7年中均超過了一半，當然在發展的過程中也還是存在一定的變化，也在不斷的出現輕微的波動。

（二）經濟增長情況

本段分析中，為了上段與產業集中度的相關情況相對應，僅研究2004～2010年7年的增長率進行分析。

觀察可以看出2007年我國經濟增長率達到最高，之后有所減緩。這從整體經濟情況來看，與2007年所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有重大的關系，之后由于受此次危機的影響波及，我國經濟情況一度受到壓制，但是2010年我國的經濟又有所回升，增長率達到17%，盡管不能說我國已經擺脫這次危機的影響，但是我國的經濟也開始顯示出回暖的勢頭。

（三）產業集中度與經濟增長率

在本部分分析中，均采用變化率來進行研究，以使得分析結果更加符合我國目前實踐情況，其變化情況如下：

根據上述分析，可以明顯看出經濟增長率與產業集中度變化率呈現出負相關，即產業集中度越高，經濟增長速度越慢，甚至可能是負增長。從經濟學角度來講，這是因為集中度越高，那么壟斷程度就越高，這樣不利于競爭，在很大程度上是會影響總體的經濟運行。

三、對實踐的意義

本文通過對2004～2010年間數據的處理分析發現如下幾點：

第一，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在我國所占比重一直很高，其原因有多個方面，本文主要分析經濟學方面的因素，具體而言有如下：首先，該產業屬于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而我國是人口大國，勞動力成本低，因此，該產業在我國發展迅速，并且在近年來呈現出由沿海地區向內陸地區轉移的趨勢；其次，由于我國現代化趨勢加強，我們正在積極的運用先進技術來改善我國的現實情況，這就要求我們有足夠的人員、技術、資金投入這個產業，因此產業在全國所占比重高也是必然的。

第二，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這三個產業在我國排名均在前8位，對我國經濟增長具有貢獻。

第三，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在全國比重也在前8位，其原因為該產業對我們而言是生產生活所必需的，因此對其的依賴性很強，在我國的比重很高，對經濟有著重要的影響。

第四，對經濟增長率和產業集中度變化率之間的分析，可以明顯的看出，兩者之間存在負的關系，即經濟增長越快，產業集中度應下降，反之亦然，而這一點也與我們在經濟學中所學的基本觀點是一致的。這是因為，產業集中度越高，那么表明這個國家的壟斷程度越高，這樣就不利于市場競爭，會造成資源浪費、效率低下，導致消費者剩余遭受很大損失，從根本上來說是占有了消費者的權益。從理想狀態下，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是最優的，但是在現實中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制約，不可能存在完全競爭的環境我們只能希望市場環境向著完全競爭的情況發展，以使得各種資源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最大限度的引導市場向著服務于人民、服務于社會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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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過渡到中高速增長階段對城鎮化意味著什么？

國際金融危機后，國內外環境發生深刻變化，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新階段。這個新階段的最顯著特征就是開始由過去長達三十多年接近10%的經濟高速增長轉為7%以上、7.5%左右的中高速增長階段。由于發展基數越來越大，維持過去那樣的高速增長已不現實。從需求條件看，靠大規模的政府主導型投資以保持經濟增長速度的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續性，我國經濟高增長過分依賴政府高強度投資的負面效果日益明顯，投資效率下降，投資和消費比例失衡，產能過剩嚴重，長期下去不可能持續。而外需受到國際需求市場需求低迷的影響，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下降。從供給條件看，隨著以勞動力短缺和工資持續提高為特征的“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以及以人口撫養比不再降低為表現的“人口紅利”的消失，再加上技術、管理等其他要素供給不足和資源環境約束日益增強，經濟潛在增長率也不斷下降。此外，多年積累的諸多矛盾和問題，如產能過剩、環境污染嚴重等，也對經濟高速增長形成制約。特別是我國已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將面臨轉型陷阱、拉美陷阱、福利陷阱、城市化陷阱、資產泡沫陷阱、金融陷阱、捧殺陷阱等復雜問題。在中等收入階段保持中高速增長，不僅需要形成與經濟發展階段相匹配的高品質制度體系，而且需要擺脫增長機制鎖定，尋找增長與跨越的內在驅動。因此，在中高速增長階段，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相互交織，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相互影響，使經濟社會環境日趨復雜化，從而對城鎮化提出了新的要求，表現出以下特點：

一是經濟增長換擋調速，經濟下行壓力較大，需要城鎮化釋放需求和創造供給的能量。在增長速度換擋階段，由于市場需求和供給因素的變化需要一定的時間，經濟在一定時期內具有發展慣性，往往高時愈高、低時愈低，因此高速增長階段重點要防止經濟過熱、增速沖破上限，而增速放緩時重點要防止經濟失去活力、增速跌破下限，這就需要加強宏觀調控，使經濟增長保持在合理區間范圍內。而且，在增長速度換擋階段，依靠國家大規模投資的增長模式難以為繼，由投資拉動向需求拉動轉變尚需時日，對外貿易狀況短期內也難有根本好轉，因此國家宏觀調控難度增加，經濟下行壓力較大，迫切需要對經濟的需求面和供給面進行深度調整，尋找、培育新的經濟增長空間，增強宏觀調控的有效性和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城鎮化既能釋放需求，也能創造供給，如果能夠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就可能有效擔負起時代的重任。

二是經濟結構問題突出，轉型升級迫在眉睫，需要城鎮化推動重大結構性問題的解決。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以后，我國目前經濟結構性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性改善，轉型升級壓力依然較大。從內需結構看，經濟增長對政府投資、外貿出口的依賴程度依然較高，居民消費、投資所占比重嚴重偏低，通過刺激居民消費和民間投資帶動經濟增長還有較長的路要走；從三次產業比重看，二產獨大、三產比重偏低，2011年底我國三產比重約為43.3%，不僅遠低于高收入國家74.3%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中等收入國家55.6%的平均水平；從收入分配結構看，我國勞動報酬所占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不及40%，而世界通常比重是勞動報酬所占國民收入的三分之二，貧富差距依然較大。

三是資源環境壓力增大，生態保護要求強烈，需要城鎮化與生態文明耦合推進。近年來我國資源和環境約束壓力顯著增大，是資源稟賦、發展階段、發展方式以及體制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我國雖然地大物博但人口眾多，許多重要資源、礦產人均占有量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經濟發展受到的資源環境約束相對較大，三十多年比較粗放的發展方式也造成了資源的浪費和環境破壞，而體制機制的不順和制度的缺失也導致了唯GDP主義的盛行，不少地方發展經濟是以浪費資源和犧牲環境做代價的。一些城市“十面霾伏”、“水漫金山”、“垃圾圍城”，給我們敲響了警鐘。迫切要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城鎮化與生態文明深度耦合，處理好城鎮化發展和資源環境的關系。

四是“中等收入陷阱”風險尚存，保障和改善民生任務繁重，要求城鎮化發展中更加注重以人為本。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沒有變。伴隨著城鎮化的發展，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進城務工，但長期以來，不少城市更多的是購買他們的勞動力，僅僅把他們看成是勞動者，而不是城市里平等的一員。如果城鎮化不能給老百姓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創造更加公平的社會環境，甚至導致更多不公平，城鎮化就失去意義，也不可能持續。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在城鎮化的發展中，更加注重以人為本。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以后，城鄉社會矛盾、社會問題依然存在，而且在某些領域矛盾還比較尖銳、迫切需要推進社會管理創新，在城鎮化進程中推動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五是國際關系深度調整，亟需擴大迂回空間，城鎮化應當成為我們手中的大牌。國際金融危機后，國際經濟進入新一輪調整轉型期，發達國家提出了再工業化的口號，紛紛制定優惠政策將先進制造業留在國內，同時貿易保護主義也重新抬頭，并試圖通過 TTIP和TPP繞過WTO建立國際貿易新規則，國際政治經濟關系面臨深度調整。我國科技投入、創新能力不足，科技進步貢獻率40%，與發達國家 70%水平還有很大差距；產業發展水平較低，大量出口產品都處于產業鏈的低端，少數高端產品出口受到打壓，與發達國家競爭處于明顯劣勢；與此同時，我國勞動力成本提高、匯率上升，后起發展中國家以較低的成本和價格參與國際分工，我國在一些傳統領域的比較優勢逐漸喪失。這種“前堵后追”局面使我國拓展國際市場的空間縮小。為了增強我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我們要打好城鎮化這張牌，增大回旋余地。

在經濟中高速增長階段對走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內涵有什么要求？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城鎮化的發展，為經濟社會進步和人民生活明顯改善作出了重大貢獻，推動人民生活從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推動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歷史性飛躍，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發展，這一點要充分肯定。但是，以往的城鎮化為了服務于經濟快速發展，將注意力集中在土地開發利用上，在為經濟提供發展空間、為地方政府提供財政收入的同時，對普通居民的利益保障、對生態環境保護重視不夠，也存在著“見地不見人”、半城鎮化、被城鎮化、貴族化城鎮化、“式”城鎮化等諸多問題，也受到了社會輿論的不少批評。在我國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以后，增速放緩使城鎮化發展中的矛盾更加凸顯出來，特別是強制拆遷、環境污染、農民工權益、棚戶區、零就業家庭等問題飽受詬病，并成為引發社會矛盾和的重要根源，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公平意識、民主意識、權利意識不斷增強，對社會不公問題反映越來越強烈，迫切需要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

新型城鎮化道路是不同于過去的城鎮化道路，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健康城鎮化道路。這里講的中國特色，主要有三點：其一，中國是具有13億人口的大國，要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走新型城鎮化道路，應該說是世界上最難的一件事情。在我們這樣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實現城鎮化，在人類發展史上沒有先例。其二，中國是一個城鄉二元比較嚴重的國家，如何破解城鄉二元，是我們中國推進新型城鎮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我們要有耐心和定力。城鎮化目標正確、方向對頭，有利于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有利于促進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到2020年，要解決約1億進城常住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約1億人口的城鎮棚區和城中村改造，約1億人口在中西部地區的城鎮化。其三，工業化、城鎮化和生態文明建設，這三件事情一個也不能少，屬于同步進行、疊加進行，這個難度也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難度要大得多，與先行現代化國家的歷程不一樣。走出一條新路，而且世界經濟和生態環境也將從中受益。我們理解，所說的中國特色，更多的是要考慮中國這三個特殊的國情，在考慮這個國情的基礎上推進我們新型城鎮化建設。我們推測，如果到2050年，我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基本保持在平穩線上，城鎮化歷史任務能夠真正穩妥完成，就是了不起的世界級水平的成就。

那么，什么是新型城鎮化？簡言之是以人為核心、以質量為關鍵、以改革為動力。如果再具體一些怎樣講？以往我也做過歸納，曾提出過四條和六條，根據中央城鎮化會議的精神，我重新歸納為七條，就是走以人為本、四化同步、城鄉互動、科學布局、綠色低碳、傳承文化、體制創新的道路。

第一，新型城鎮化，是堅持以人為本，體現公平共享、包容發展的城鎮化。要合理引導人口流動，重點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努力提高農民工融入城鎮的素質和能力，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我們黨的根本宗旨和執政理念的集中體現，也是城鎮化科學發展的根本保證。以往的城鎮化，一些地方熱衷于“蓋高樓”、“造新城”，對農民工市民化問題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存在著見物不見人的傾向。而一些地方因城鎮建設和管理滯后，“城市病”已經顯現，影響了城鎮居民工作和生活質量。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就是要努力破解城鄉二元體制和城鎮內部的二元結構，使城鄉居民共享發展成果，過上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

第二，新型城鎮化，是堅持四化同步，體現產業支撐、就業優先的城鎮化。城鎮化要有產業支撐，要促進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信息化和城鎮化深度融合、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有了四化并舉，產業（包括金融和技術）發展起來了，城鎮就能夠集聚人氣，有了吸納就業的能力，實現產城人三方面的融合，并能夠向智慧城市前進。沒有產業支撐的城鎮化，難以提供就業崗位，就是“唱空城計”，就會出現“空城”或“鬼城”。一些發達國家和東亞國家，較好地協調了四化同步，實現了現代化。而一些拉美國家由于四化不協調，就業問題突出，城市里出現了大量貧民窟，現代化進程嚴重受阻。在城鎮化發展中，我們要補上服務業的短板。服務業是城鎮就業最大的容納器，多為中小微企業，有的甚至是夫妻店，鋪天蓋地，潛力很大，要大力扶持，加快發展。

第三，新型城鎮化，是堅持城鄉互動，體現以城帶鄉、工農互惠的城鎮化。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的主要障礙，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推動新型城鎮化要與農業現代化相輔相成，要嚴防死守耕地紅線，確保國家糧食安全。要探索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加快構建現代農業經營體系。土地經營權流轉、集中、規模經營，要與城鎮化進程和農村勞動力轉移規模相適應，鼓勵發展、大力扶持家庭農場、專業大戶、農民合作社、產業化龍頭企業等新型主體。要探索農民變市民，進城不離鄉，“就地就近”城鎮化的路子。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健全體制機制，不斷加大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力度，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城鎮化進程、共同分享城鎮化成果。

第四，新型城鎮化，是堅持科學布局，體現因地制宜、協調有序的城鎮化。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對城鎮化總體布局做了安排，提出“兩橫三縱”的城市化戰略格局，要一張藍圖干到底。要根據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發展基礎和潛力，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東中西地區因地制宜、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優化城鎮化空間布局和城鎮規模結構。目前，我國人口過度向少數特大城市集中，城市過度向東部集中的勢頭越來越明顯，造成大城市規模過大、小城市規模太小、地區差距日益擴大，城市布局不夠合理。這不僅產生大量的經濟問題，而且帶來嚴重的社會、政治和生態問題。由于中西部地區城市發育明顯不足，這導致了人口長距離大規模流動、資源大跨度調運，極大增加了經濟社會運行和發展的成本，不僅不利于全面推進現代化建設，也不利于維護民族團結、保障國家安全。要在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基礎上，在中西部和東北有條件的地區，依靠市場力量和國家規劃引導，逐步發展形成若干城市群，成為帶動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發展的重要增長極。

第五，新型城鎮化，是堅持綠色低碳，體現承載力強、和諧宜居的城鎮化。要根據城鎮人口增長趨勢和資源環境變化態勢，著力提高城市綜合承載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將生態文明融入城鎮化全過程。當前，我國正處于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隨著城市人口的急劇增長及城市規模的迅速擴張，城市綜合承載能力倍受考驗，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的路子不能再走下去了，必須堅持綠色低碳發展。要按照促進生產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生態空間山清水秀的總體要求，形成生產、生活、生態空間的合理結構。減少工業用地，適當增加生活用地特別是居住用地，切實保護耕地、園地、菜地等農業空間，劃定生態紅線。科學設置開發強度，盡快把每個城市特別是特大城市開發邊界劃定，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綠水青山保留給城市居民。

第六，新型城鎮化，是堅持傳承文化，體現歷史文脈、民族特色的城鎮化。城市建設水平是城市生命力所在，也是城市的軟實力。城鎮建設，要實事求是確定城市定位，科學規劃和務實行動，既不能閉門造車，也不能邯鄲學步，避免走彎路；要依托現有山水脈絡等獨特風光，讓城市融入大自然，要融入讓群眾生活更舒適的理念，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要融入現代元素，更要保護和弘揚傳統優秀文化，延續城市歷史文脈，體現民族文化的自信；要加強建筑質量管理制度建設，把文化和文明體現在有生命力的建筑中。在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中，既要提升和傳播城鎮文明，也要保護和尊重鄉村文明，要注意保留村莊原始風貌，慎砍樹、不填湖、少拆房。

第七，新型城鎮化，是堅持體制創新，體現兩手結合、改革配套的城鎮化。要更加重視市場規律，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兩手結合，兩手都硬。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也是城鎮化健康發展的根本性問題。實踐證明，成功的城鎮化，既是市場調節、自然發展的過程，又是政府調控、規劃引導的結果。我國城鎮化過程中出現的許多問題都與市場和政府兩只手的作用沒有發揮好、沒有協調好密切相關。雖然市場存在著外部性等缺陷，但總體上看，我國過去曾經走過由政府包辦、排斥市場作用、忽視民間力量的城鎮化道路，政府過分干預是造成市場信號扭曲、不能正常發揮作用的主要因素。同時，政府越位與缺位并存還影響了政府作用的發揮，不該管的管了，該管的卻沒有管好。今后，一方面要堅持微觀交給市場，充分發揮市場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換成市場的手；另一方面還要充分認識到我國城鎮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具有復雜性、長期性和艱巨性，又要更好發揮政府在創造制度環境、編制發展規劃、土地用途管理、建設基礎設施、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和社會治理等方面的職能。

新型城鎮化對我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有哪些紅利釋放？

在經濟中高速增長階段，中國將面臨兩個方面的挑戰，一是如何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二是如何發掘和用好新的增長點。 2012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2.57%，距離65-70%的城鎮化率還有很大的空間。考慮到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35.29%，城鎮化的發展空間更大。而且，我國城鎮化地區差距也很大。從三大地區看，2011年東部地區城鎮化水平為61.07%，中部為46.99%，西部為42.99%，東部比中部高14.08個百分點，比西部高18.08個百分點。從各省份看，城鎮化水平最高的上海市與最低的貴州之間相差58個百分點。這說明城鎮化在增加供給、刺激需求、推動經濟社會變革等方面還有很大的作用空間，能夠在較長時期推動經濟中高速增長，保障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首先，新型城鎮化是經濟運行穩定在合理區間的重要保證。中高速增長階段，我們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克服經濟增長的下行慣性，同時避免在刺激經濟時引起物價的大幅上漲，就需要充分利用城鎮化自身具有的巨量市場需求、供給能力，使其成為經濟發展的“調控閥”，保證國民經濟維持一個合理、穩定、較快的發展速度。城鎮化將產生巨量的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需求，改變農民原有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帶來政府財政支出結構的優化和民間投資、消費的蓬勃發展；城鎮化將大量農民轉變成市民，有利于增加勞動力市場供給、促進耕地和建設用地有序流轉，對于工業化、農業現代化深入發展大有裨益。一言以蔽之，城鎮化巨大的內需空間和強大的要素供給能力增強了國家的宏觀調控能力，是經濟增長率、就業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價漲幅等不超出“上限”的重要保證。

其次，新型城鎮化是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重要推動力。在中高速增長階段，我國經濟發展的最重要任務就是，在保證經濟總量持續增加的同時，實現經濟的轉型升級。城鎮化是我國內需最大潛力之所在，搞好城鎮化有利于減輕經濟增長對出口、投資的依賴，城鎮化的聚集效應也有利于普通居民服務業及科技、金融、信息、物流、文化等新興產業的發展；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城鎮化能夠為科技創新的產生和應用提供廣闊的市場空間，為我國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中占據主動位置提供了良好條件；城鎮化通過人口非農化、社會保障體系和財政轉移支付措施，可以為城鄉差距、貧富差距、地區差距等突出問題的解決提供契機；另外城鎮化通過人口聚集實現資源能源的集約利用和生產生活廢棄物的集中處理，能夠切實減輕經濟社會發展對環境資源造成的 破壞。

第三，新型城鎮化是推動改革釋放紅利的重要突破口。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宏觀調控是必要的，但增強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最關鍵的還是要靠體制機制的完善，靠改革紅利的充分釋放。在中高速增長階段，各種深層次矛盾逐漸顯現出來，目前社會利益格局基本形成，利益主體日趨多元化，利益訴求日益多元化，要形成共識推進改革并非易事。而城鎮化過程中的農民工市民化、棚戶區改造、城市環境質量等問題，社會比較關注，認識也比較統一，可以先行一步，通過城鎮化的一系列配套措施推動改革，為收入分配、土地制度、財稅體制、投融資體制、行政體制等整體配套改革的全面推進創造有力的條件。

第四，新型城鎮化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平臺。將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是城鎮化的起點而非終點，城鎮化建設過程是解決好城鄉居民生產生活、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全過程。新型城鎮化建設要求實現城鎮化和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各地在實際推動過程中也將產城融合、耕地和建設用地有序流轉作為城鎮化發展的基本條件，這有利于保障城鄉就業這一“民生之本”；新型城鎮化將農民工市民化和棚戶區改造作為城鎮化推進的重點工作，有利于改變農民工和棚戶區居民居住條件差、家庭收入少、保障水平低的現狀，改善底層群眾的生產生活狀況；城鎮化需要加強城市交通、地下管網、廢棄物處理等基礎設施配套建設，加大對城市水源、空氣質量的檢測和保護力度，這有利于改善居民生活條件，克服城鎮化粗放式發展帶來的各種弊端。

第五，新型城鎮化為贏得國際合作主動權提供了戰略迂回空間。“入世”使中國享受了十年擴大開放帶來的紅利，但目前這種紅利正在逐漸消失，勞動力原材料成本上升、新興市場崛起、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歧視性貿易摩擦增多等諸多因素疊加給我國對外貿易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城鎮化將立足點放在內需上，可以有效減輕外貿增長乏力對中國經濟的不利影響和個別國家對我國和平發展的遏制；城鎮化的集聚效應和綠色低碳發展方向能夠有效減少經濟發展對資源環境的消耗，降低我國對外資源能源依賴程度，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我國城鎮化搞得好，能夠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之一，為國外的產品、資金、技術等提供廣闊的市場空間，這為我國贏得國際交往的主動權和國際話語權提供廣闊的戰略迂回空間。

推進新型城鎮化需要正確處理的重大關系有 哪些？

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一個自然歷史和經濟社會發展過程，推進城鎮化要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出發，遵循規律，因勢利導，使城鎮化成為一個順勢而為、水到渠成的發展過程。推進新型城鎮化，需要正確處理若干重大關系，這里重點討論三個問題：

（一）正確處理速度與質量的關系。

按照美國城市地理學家諾瑟姆揭示的城市化發展三發展階段論，我國在30%～70%之間都將處于城鎮化加速階段，這是城鎮化發展的規律。根據城市病發展的四階段論，城市化率在50%～70%是城市病的發作階段，城鎮化是不健康的。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達到了51.27%，應該說進入了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和城市病發作階段的疊加期。從中國城鎮化過程的特征看，在中國城鎮化剛剛進入快速發展和城市病發作階段的疊加期，雖然還沒有出現諸如拉美和印度那樣嚴重的“城市病”，但也存在諸如“半城鎮化”、“隱性城鎮化”、“被城鎮化”、“過度城鎮化”和一定程度上的“病態城鎮化”等現象和問題，而且各種問題和矛盾日漸積聚、突出。此外，由于缺乏有效措施和調控機制，在城鎮化宏觀整體布局上，還存在著大城市過度集聚、小城鎮發展無序，地區發展失衡、城市之間的關系不協調等問題。這些問題如果不未雨綢繆、及早診治，勢必演化為日益嚴重和難以治療的“城市病”，甚至陷于“拉美陷阱”，嚴重影響中國城鎮化的健康發展。因此，在城鎮化進入快速發展周期和城市病顯性化和發作階段的疊加期，城鎮化面臨的主要問題已經不是速度太慢的問題，而是城鎮化質量方面存在缺陷，我們必須以提高城鎮化質量為關鍵，推進城鎮化健康發展。否則，城鎮化就走不下去。從當前的情況看，需要處理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要積極促進農民工市民化，逐步解決半城鎮化問題。要按照因地制宜，分步推進，存量優先，帶動增量的原則，堅持兩手抓，一手推動戶籍制度改革，一手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有序推進農民工市民化。二是要以人為本，妥善解決城市病問題。要提供與城鎮經濟發展水平相適宜的的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優先解決城鎮人口的就業、安居、教育、醫療、交通等問題，提高城鎮居民生活質量。三是要轉變城鎮發展模式，提升城鎮的可持續發展能力。要加強城鄉不同類別的空間管制，大力推進低碳生態城市建設，促進城鎮集約緊湊發展；圍繞提升城鎮發展軟實力，加快城鎮服務功能建設和綜合管理，提高城鎮管理服務水平。四是要建立城鎮化發展評價體系，確保城鎮化健康發展。科學制定城鎮化質量評價指標體系，將城鎮化質量納入政績考核、重大事項督查范圍。

（二）正確處理人口城鎮化與土地城鎮化的 關系。

篇3

一、現階段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分析

一個國家的總需求由國內需求和國外需求構成，其中國內需求由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政府購買需求構成，國外需求即出口額減去進口額。長期以來投資、消費、進出口被稱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投資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大，消費的貢獻作用小，它們分別可以通過投資貢獻率和消費貢獻率來反映，其中投資貢獻率等于資本形成總額增量與GDP增量的比例，消費貢獻率等于最終消費增量與GDP增量的比例（見表1）。

表1　投資、消費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情況

注：數據根據《2011年中國統計年鑒》整理計算而得

從表1中可以看出，無論是從投資和消費絕對額的增加還是它們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比例來說，投資對GDP的貢獻從總體上超過了消費對GDP的貢獻，在2009年，投資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甚至超過了80﹪，同期消費貢獻率竟然還不到50﹪，投資對GDP的貢獻率超過消費對GDP的貢獻率接近40個百分點，國民經濟增長過于依賴投資拉動，造成經濟增長方式畸形。

二、現階段經濟增長方式下消費需求不足的原因分析

1．農村居民消費不足

居民消費支出從消費主體上來劃分，可以分為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和城鎮居民消費支出。2001年至2010年，農村居民消費支出額和城鎮居民消費支出額分別從15791.0億元增加到30897.0億元，33644.9億元增加到102393.9億元，農村居民消費支出額雖然逐年遞增，但增加的幅度比不上城鎮居民消費支出額增加的幅度。與此同時，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占居民消費支出總額的比例由2001年的31.9﹪下降到2010年的23.2﹪，不足三成，與此同時，城鎮居民消費支出額占居民消費支出額的比例由2001年的68.1﹪增加到2010年的76.8﹪。綜上所述，農村居民消費嚴重不足是我國消費需求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

2．居民消費能力不足，阻礙需求增長

2001年到2010年，城鎮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分別由6859.6元增加到19109.4元，2366.4元增加到5919.0元，雖然城鄉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純收入不斷的增長，但收入的大部分花費在食品支出當中，這可以從恩格爾系數看出，這十年間，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和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分別保持在35﹪和45﹪左右，這意味著城鄉居民的生活還不是很富裕，即使有消費的欲望，但缺乏購買能力，潛在的消費需求不能轉化為實際的消費需求。

3．未來預期不確定，儲蓄動機強烈

無論是弗朗科·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消費理論還是米爾頓·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消費理論，他們的理論都有一個共同點即當期消費不只同現期收入相關，而是以一生或永久的收入作為消費決策的一個依據。隨著教育、醫療、住房等各項改革的逐步展開，居民對未來的支出預期明顯增強，表現為城鄉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不斷降低和儲蓄動機不斷加強，從2001年到2010年這十年間，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年均增長15.4﹪。由凱恩斯的消費理論可知，邊際消費傾向和邊際儲蓄傾向的和等于1　，平均消費傾向和平均儲蓄傾向是此消彼長的關系，人們傾向儲蓄，用于消費的收入自然就會減少，從而造成社會的消費需求不足。

4．收入差距不斷拉大

收入分配的差距可以用基尼系數來表示，它是測定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指標，其經濟含義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吉尼系數最小等于0，表示收入分配絕對平均，最大等于1，表示收入分配絕對不平均；實際的吉尼系數介于0和1之間。吉尼系數越大，則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吉尼系數越小，則收入分配越接均。根據聯合國有關組織的規定，基尼系數低于0.2表示收入絕對平均，0.2-0.3表示比較平均，0.3-0.4表示相對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據聯合國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突破0.52；2011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將突破0.55，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①。中國百萬美元富翁家庭達111萬戶，世界第三超過1億美元的家庭達393戶，世界第八。但按世界銀行每天2美元的標準，中國貧困人口依然有1億多。再加之目前物價水平偏高、高房價，我國的兩極分化現象比較嚴重。根據凱恩斯的理論，富人的邊際消費傾向較低，窮人的邊際傾向較高，但社會中富裕階層的普通消費已經飽和，而下層人們雖然有消費的欲望，卻沒有消費的能力，從而難以轉化為有效需求。

三、拉動國內消費需求的對策建議

針對以上存在的問題，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擴大消費需求。確保"三農"政策的持續性和穩定性；確保農副產品最低收購價格不折不扣的實施，切實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發展優質、高效的新型農業，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實施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完善土地征用方法和補償標準，保障農民的收入水平不低于征地之前；進一步完善農村新型醫療合作保險制度，進一步擴大和增加醫療保險制度的覆蓋范圍和報銷；積極探索農村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引導社會資金進入農村養老保險市場。

2．進一步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減少城鄉居民對未來收入和支出的不確定性。從而減少預防性儲蓄動機，從而提高城鄉居民的消費傾向，使潛在的消費需求轉變為實際有效的社會消費需求。

3．進一步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調節社會成員間的收入分配，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城鄉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水平；進一步完善政府的轉移支付制度，在當前財政狀況允許的前提下，提高對城鄉低保家庭的補助水平，從而提高全社會的平均消費傾向，變潛在的消費需求為有效的社會消費需求。

注釋：

①資料來源：

參考文獻：

[1]白暴力．總消費需求不足的核心機制與解決對策[J]．華南師范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08，（1）：17-20．

[2]劉兵．影響內需的原因及對策分析[J]．特區經濟，2008，（3）：213-215．

[3]盧有紅．中國內需拉動的關鍵點與破解新思路[J]．現代經濟探討，2009，（7）：34-38．

[4]魏鳳娟．我國居民消費增長緩慢的原因分析及對策研究[J]．經濟師，2007，（9）：51-52．

篇4

(二)高消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消耗大量物質資源實現的。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我國單位產出的能耗和資源消耗水平明顯偏高。從主要產品的單位能耗來看，火電供電煤耗比國際先進水平高22．5％，大中型鋼鐵企業噸鋼可比能耗高2l％，水泥綜合能耗高45％，乙烯綜合能耗高31％。從主要耗能設備的能源效率來看，機動車百公里油耗比歐洲高*％，比日本高20％，比美國高10％；載貨汽車百噸公里油耗比國際先進水平高l倍以上。單位建筑面積采暖能耗相當于氣候條件相近的發達國家的2～3倍。

從水資源利用來看，我國人均水資源擁有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且時空分布不均，但水資源浪費嚴重，利用效率低下。農業灌溉用水利用系數為0．4，是國外先進水平的一半左右；工業萬元產值用水量為100立方米，是國外先進水平的10倍；多數城市供水管網跑冒滴漏損失率超過20％。從礦產資源的消耗強度看，在現行匯率下，我國每萬美元GDP消耗的鋼材、銅、鋁、鉛、鋅分別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6、4．8、4．9、4．9和4．4倍，即使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也高出許多。

(三)高排放。高消耗換來的高增長，必然是高排放和高污染。小機組發電比例高，耗煤就多，粉煤灰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就多；立窯水泥比重高，礦山利用率就低，廢石和粉塵排放量就多；草漿造紙比例高，耗水量就大，廢水排放量就多；低效磷肥比例大，磷礦利用率就低，廢渣和廢石就多。我國廢棄物排放水平大大高于發達國家，每增加單位GDP的廢水排放量比發達國家高4倍，單位工業產值產生的固體廢棄物比發達國家高10多倍。*年我國工業和生活廢水排放總量453億噸，其中化學需氧量排放1348萬噸，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2120萬噸，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目前，我國每年工業固體廢棄物產生量近10億噸。

(四)不協調。經濟學有一個著名的“木桶定律”，是說木桶的實際容量，不是取決于桶壁上最長的那條板，而是取決于最短的那條板，那些高出最短木條的部分是無效部分。同樣的道理，經濟結構不協調狀態下的增長，會有相當一部分是無效增長。目前，我國經濟發展中，無論是三次產業結構、產業內部結構、企業組織結構、產品結構、技術結構，還是城鄉結構、地區結構、重大生產力布局等都存在不合理的問題，有些方面還比較突出，嚴重制約著經濟的整體增長和總體效益的提高。

從農業來看，我國農業基礎依然薄弱，“三農”問題長期沒有得到有效解決。農業的“短板”，直接影響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進而影響農民的消費水平和農村市場的開拓，并進一步制約其他產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

從服務業來看，目前我國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32．3％，不僅低于全世界平均64％的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國家平均45％的水平。服務業不發達，就不能為其他產業提供便捷、高效的物流服務，質優、價廉的信息服務，以及高效的融資、市場中介等服務，就難以促進其他產業的專業化分工和技術創新，降低運營成本，提高經濟效益。服務業的“短板”，影響其他產業的競爭力和發展水平，并最終降低經濟增長的效益。據估算，我國社會物流總成本占GDP的比重高達20％，比發達國家高出近1倍。

從工業來看，雖然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我國工業的整體水平已有了很大提高，但傳統產業、低技術含量和低附加值的產業仍占主導地位，高技術產業發展相對滯后，裝備制造業的水平不高。許多關鍵設備都要依賴進口。據統計，我國光纖制造設備和60萬千瓦發電站控制設備的幾乎100％，集成電路芯片制造裝備的85％，石油化工制造裝備的80％，轎車工業裝備和數控機床等的70％都被進口產品占據。裝備制造業基礎性強、關聯度高，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社會生產消耗水平和國民經濟的整體效益。技術裝備水平落后，能源、原材料消耗就高，產品的層次和附加值就低，產業的競爭力就差，增長的代價就大。這些行業的“短板”，特別是關鍵技術設備受制于人，必然會減緩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進度，增加結構升級的成本，削弱在國際競爭中的主動權，從而制約增長質量和競爭力的提高。

從企業組織結構看，我國企業組織結構相對落后，“大而全”、“小而全”在某些行業依然突出，專業化分工不夠發達，行業集中度不高。不合理的企業組織結構，影響勞動力、技術、資金等資源的優化組合，會造成人力與物力資源的浪費，影響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增加企業的成本，削弱整個產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競爭力。

(五)難循環。從資源流程和對環境影響的角度考察，增長方式存在著兩種模式：一種是傳統模式，即“資源一產品_廢棄物”的單向線性過程，創造的財富越多，消耗的資源就越多，產生的廢棄物也就越多，對資源環境的負面影響就越大；另一種是循環經濟模式，即“資源_產品_廢棄物_再生資源”的閉環反饋式循環過程，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資源和保護環境，以盡可能小的成本，獲得盡可能大的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

循環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經濟模式，在一些發達國家取得了明顯成效。目前，全世界鋼產量的1／3、銅產量的1／2、紙制品的1／3來自于循環使用。水的循環利用更為普遍，一些發達國家在17個產業部類的生產中，水資源的消耗速率已達到“零”增長，有的已實現負增長。國外鋼鐵企業采用高爐噴廢塑料、余熱余壓發電等資源綜合利用技術，不僅減少了污染，還提高了企業的經濟效益。美國用鋁廢料生產的再生鋁占其鋁產量的50％以上。巴西鋁飲料罐的回收率高達85％，日本為82．5％，美國為55．4％。

目前，我國資源回收率還比較低，綜合利用率不高，許多可以利用或再利用的資源卻成了廢棄物。我國能源利用效率為33％，工業用水重復利用率為55％，礦產資源總回收率為30％，分別比國外先進水平低10個、*個和20個百分點。煤炭資源綜合回收率為30％左右，其中大中型煤礦為40％～50％，小型煤礦只有10％一15％。我國每年產生上億噸的粉煤灰，歷年積存量已有30多億噸，目前的綜合利用僅限于生產水泥、墻體材料或者鋪路、建壩等，大量高附加值的物質沒有開發利用。我國每年約有500萬噸廢鋼鐵、20多萬噸廢有色金屬、1400萬噸的廢紙及大量的廢塑料、廢玻璃等沒有回收利用。

(六)低效率。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協調、難循環的增長，必然是低效率。我國全社會從業人員的勞動生產率只相當于美國的1／46、日本的1／41、法國的1／34、德國的l／32。剔除農業人口多的因素，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也只相當于美國的1／30、日本的1／18、法國的1／

16、德國的1／12和韓國的1／7。我國水泥企業的人均年產量不到500噸，世界先進水平一般在8000噸以上。我國重點煤礦原煤生產效率是每人每天3．4噸，而美國為44噸，德國為11噸，俄羅斯為9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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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擴展經濟增長理論,更好地解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過程,筆者曾構造了一個新古典與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綜合體(《資本積累、技術進步與中國積極增長路徑轉換》,刊載于《中國軟科學》2009第3期)。其中,市場的活動主體為逐利的廠商,可以選擇模仿或者自主創新來推動技術進步,同時也考慮了資本投入的異質性,以中間產品種類的差別體現資本異質性,其中的擴展模型是基于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展開分析,當條件滿足時,發展中國家能夠實現趕超;當條件不具備時,這些國家就只能陷于模仿陷阱,增長停滯。在發展中國家應以模仿為主的發展階段,創新型企業無法在競爭中戰勝直接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的模仿型企業,因而研發投入并不會對經濟增長表現出更多的促進作用。而且,由于研發活動還要占用一定的生產資源,可能反而會表現出與經濟增長負相關性。所以,在發展中國家技術水平處于較低階段時,技術進步主要靠模仿來實現是有效率的,此時研發活動對于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較小,甚至會阻礙增長,投資特別是物化了更先進技術的設備投資,對于經濟增長應有顯著的推進作用;當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水平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后,發達國家出于保護本國技術領先及國家安全等方面的考慮,會停止向發展中國家轉讓技術,繼續模仿的成本上升至自主創新開始有利可圖時,發展中國家的自主研發才會表現出對經濟增長的正向影響。此時,設備投資不再成為推動技術進步的主要形式,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讓位于研發活動了。在由以模仿主導的技術進步向以獨立自主創新為主導的技術進步轉變的過渡階段中,逐利企業也會發揮主體作用,同時政府干預,向下扭曲要素價格,高估企業價值對于經濟快速實現趕超也發揮著重要作用。與新古典增長模型相比,不同之處在于,筆者的“模仿通向創新之路”的模型之中,融合進了內生的技術進步;而與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相比,最為顯著的不同之處在于推動技術進步的主導形式具有階段性。

這樣,我們得出如下基于理論分析對于中國及發展中國家未來發展的幾點判斷:

1.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技術進步路徑具有內生的演化機制。逐利的微觀主體為引導全社會推進技術進步的主要形式發生變化,由以模仿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為主要形式推動技術進步的階段,過渡到以自主研發為主要形式實現技術進步的階段。所以,后發國家要建立起市場環境,特別是培育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這種創新精神有助于推動全社會的技術進步。

2.模仿的先進技術多數物化在機器設備當中,因而對于處在模仿階段的國家,高投資率是更多引入先進設備,推動技術進步,從而實現經濟更快增長的保障。如果國內的儲蓄率過低,不足以支撐高投資率,可以借助外國直接投資的方式彌補國內投資不足。國際經驗表明,相對于向國外借款,外國直接投資因無需還本付息,對于經濟剛剛起步的發展中國家可能更為穩妥。但是,當一國技術水平發展到以自主創新為主要形式推動技術進步的階段以后,外國直接投資對于本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就會下降,所以不能盲目迷信引進外資來促進增長的作用,FDI加速經濟增長具有階段性。

3.由于受到一些因素的影響,并非所有國家都能夠順利實現由模仿到創新的轉換,有的國家陷于模仿陷阱,經濟停滯。陷于模仿陷阱的因素有很多,相應地也為政策選擇留有很大余地。依靠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能夠得到較快的增長速度,但并不能使得陷入模仿陷阱的國家避免經濟最終停滯在較低水平的均衡處。此時,需要選取的政策措施包括提高模仿效率和降低資本使用成本,增強企業的獲利能力,提高企業價值,借此擺脫模仿陷阱。

4.對于能夠自發實現技術進步形式提升的國家,在本國技術進步處于模仿階段時,可以通過高估企業價值的政策手段加速經濟增長過程,縮短該國經濟處于模仿階段的時間。高估企業價值可以通過向下扭曲要素價格和本幣貶值得以實現。這樣的政策手段在依次創造了經濟增長奇跡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和中國的增長路徑中,都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

5.中國30年經濟快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處在模仿階段中,低價工業化的加速效應,這在改革初期的制度變化帶來的效率提升消耗殆盡后更為明顯。所以,截至本世紀初,中國的經濟增長都在最優增長路徑上或在其附近運行。伴隨著經濟增長,中國實現了大幅度的技術進步,而非毫無意義的粗放式增長。

6.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長路徑,基本處于由模仿向創新的過渡階段,對外模仿、吸引外資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將會出現下降,而自主研發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會顯著上升。要保持經濟長期穩定地增長,必須處理好模仿階段和自主創新階段的銜接,不同階段支持經濟增長的政策極為不同。模仿階段政府可以有較大的活動空間,甚至可以主導經濟的發展,通過向下扭曲要素價格和超貶本國匯率等手段,直接干預經濟,提高企業的獲利能力來加快經濟增長的速度。在自主創新階段,政府的活動空間相對減小,因為任何違背市場的定價機制從長期來看都是難以為繼的,如果廠商和消費者具有完全理性,那么政府對于經濟的干預在短期內也是無效的。在由模仿階段向創新階段的過渡期間,最優狀態應該是政府逐漸減少對經濟的扭曲,將生產資源的定價權逐步交還給市場。

7.由模仿階段向創新階段的過渡絕不是瞬間能夠實現的跳躍式過渡,而是漸進式的過渡。起先是整個國家處于模仿階段,生產中間產品的所有廠商完全向發達國家模仿;隨著本國技術水平的提升,小部分能力最強的廠商開始創新,而大部分廠商仍然處于模仿階段,此時模仿企業可能會將模仿對象轉移為國內的技術領先者,特別是在國內市場需求超過領先廠商生產能力時,更為顯著;當國內技術水平進一步提升,大部分廠商開始轉向研發活動,只有小部分能力極差的廠商模仿,直至最后所有技術領先者均自主研發來推動技術進步。在過渡階段中,國家支持經濟增長的政策也要相應地作出調整與變動,以適應經濟增長路徑的順利過渡。這就包括在模仿階段被扭曲的要素價格和被貶低的本國幣值的調整。理論與實踐都告訴我們,這種調整應該謹慎對待,否則極易引起整個經濟的大幅度震蕩。如日元升值過于激烈,相應配套政策推出不利,致使日本的整體經濟陷于停滯達十年之久。

向下扭曲要素價格,高估企業的獲利能力,確實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但是,這種增長只限于模仿階段,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當企業進入創新階段以后,被扭曲的要素價格也包括被低估的匯率都要回升至正常值。如果中國真的已經進入了創新階段,或者是進入由模仿到創新的過渡階段,那么這種價格重估就是常態,而非短期沖擊。要做到兩個接受:一是接受模仿企業獲利能力逐漸下降的事實,二是接受經濟增長率開始放緩的事實。

勞動力的價格增添了社會保障性的支出;資金價格的重新估值是恢復了資本的市場價格,或者,至少是資本價格向其自身的市場價格回歸;資源價格和土地出讓也不再為招商引資服務,開始體現它們應有的價值;這一切都在壓縮企業的獲利能力,進而降低了企業的價值。企業價值的降低宏觀上相應表現在經濟增長率上,就是經濟增速的減緩。

當然,生產要素價格的回歸幅度與速度要有優化選擇,與所處的技術進步路徑的狀態(即模仿實現技術進步與創新推動技術進步的相對比重)相適應。特別是對勞動力的價格回歸更要平穩,如果分配給消費的資源過多,就極易形成未富先老的社會狀態,追求過多的社會福利將使得經濟增長的速度放緩。

篇6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6260（2009）02-0010-06

當經濟增長接近“自然增長率”水平時，經濟運行并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和持續性。因此，宏觀經濟學理論中存在大量“自然率”命題，例如“自然增長率”、“自然失業率”和“自然利率”等 (Blanchard,et al，1989)。同時，當經濟運行與“自然率”水平出現顯著偏離時，不僅產生經濟周期波動，造成社會資源配置的變形，還會導致宏觀經濟調控的經濟干預 (Ginsburgh,et al，1998)。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在快速增長的同時也出現了顯著的周期性波動，例如出現了1990年至1992年的經濟低谷、1996年實現的經濟“軟著陸”、2003年開始的經濟“軟擴張”(劉金全，2003年)。步入2008年后，中國經濟又開始出現了名義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雙重膨脹，在通貨膨脹加劇的同時經濟再次進入快速增長階段。這段已經30年的快速增長和迄今仍然存在的持續增長預期，不僅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進入了一輪增長型長波的主體區域，也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過程的“自然率水平”形成并穩固起來。為此，我們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自然率”屬性和經濟長波特征進行描述和檢驗，并對相應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給出重要的對策建議。

一、接近和保持“自然增長率”是實現增長型長波的基礎條件

“自然增長率”水平一定對應著經濟增長的某種“自然”狀態。在此“自然狀態”下，經濟增長過程的某些動態屬性具有和諧與穩定的特征 (Apel，et al，1999)。中國經濟從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資源配置方式開始向市場經濟轉變，由此進入了經濟轉軌時期的快速發展軌道。在大量投資和無彈性勞動供給條件下，中國經濟開始了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快速形成和經濟總量的快速擴張過程。顯然，無論是總需求還是總供給的膨脹，都將帶來產出和價格水平的波動。但是，中國之所以能夠實現長達30年之久的快速和持續增長，其間至少經歷了六個增長型經濟周期的轉換，這必然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機制具備了形成經濟長波的內在機制和經濟基礎，這也預示著中國經濟正在接近或達到“自然增長率”的增長途經。

顯然，在不同的參照標準下，經濟系統存在多種“自然率”狀態，這些經濟狀態都與“自然增長率”有關。在物質資源得到有效使用的“自然”狀態下，經濟中的某些資源應該能夠得到充分和可持續的利用，社會福利水平也應該得到最大的改進，經濟效率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等；在勞動力資源得到有效使用的“自然”狀態下，勞動力市場應該在沒有“非自愿失業”下達到“出清”，勞動力市場所存在的“摩擦”或者“障礙”被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以內；金融資本以合理的利率水平進行租賃和出租，資本市場供需處于基本平衡狀態，此時名義利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協調一致，呈現出“自然利率”特征。顯然，經濟系統中的一些“自然”狀態是彼此相容或者不相容的，相容時可以同時出現或者彼此促進，不相容時則彼此沖突或者制約。因此，當穩定性的經濟增長長波出現時，這些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自然屬性基本上達到整體上的協同和匹配，這樣經濟系統才會在接近均衡狀態下具有長期穩定性和持續性。

經濟長波與“自然增長率”的內在關聯主要出自于“自然增長率”的屬性。新古典宏觀模型中總供給曲線中出現的“自然率”是指實際產出的“自然率”水平或者“自然增長率水平”。新古典宏觀經濟模型的供給函數經常采用下述菲利普斯曲線方程或者Lucas供給函數形式 (Phelps，1967)：

πt=α(yt-y)+πet(1)

這里πt和πet分別是實際和預期通貨膨脹率，yt是實際經濟增長率，y是“自然率水平”。菲利普斯曲線具有多種表現形式。假設短期內無法及時調整資本要素，則勞動力投入是實際產出的主要要素，此時的“自然率”水平也對應著勞動力充分就業的“自然率”水平；當經濟個體能夠形成通貨膨脹率的理性預期，并且該預期在短期內是完全可預見的，即πt=πet，則此時經濟能夠達到“自然率”水平。“自然率”假說與理性預期假說的結合是必然的，因為經濟接近“自然率”水平被認為是理性預期的一種必然結果。

如果理性預期條件滿足，則上述菲利普斯曲線方程可以表示為：

yt=β0+β1yt+εt(2)

其中εt=πt-πet是通貨膨脹率預期中的“驚異成分”，yt是某個時期內的增長率“均值”，表示一個階段內的“自然增長率”水平。上述菲利普斯曲線機制表明，在經濟長波軌跡上，經濟增長將圍繞著“自然增長率”進行，此時非預期通貨膨脹率，即通貨膨脹率“驚異成分”對經濟增長產生妨礙作用，如果一旦出現通貨膨脹率預期高于真實通貨膨脹率，則提前采取的緊縮性政策將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從而導致宏觀調控的社會福利損失。這意味著政府在對通貨膨脹進行預期誘導時，絕不能夸大通貨膨脹預期，應該盡量降低通貨膨脹“驚異”的作用。

顯然，上述菲利普斯曲線機制所蘊涵的“自然增長率”水平與經濟穩態路徑要求的“自然增長率”水平密切相關。正是由于圍繞“自然增長率”水平，宏觀經濟總量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關系，這才形成了宏觀經濟調控的有效性基礎，也為經濟政策干預提供了工具選擇依據。

如果經濟沒有接近或者達到“自然增長率”水平，那么在長時間內將會出現經濟增長的收斂或者趨同現象，即初始人均產出較低的國家將出現快速經濟增長，并最終向人均資本―產出水平收斂，這種經濟增長規律被稱為經濟增長的“收斂性假說”(Barro，et al，1995)。雖然大量的實證研究發現“收斂性假說”的成立需要滿足一定的經濟制度和資源初始條件，但是一旦經濟增長的收斂性成立，那么經濟增長的收斂過程將是一個比較緩慢的過程，因而這種收斂軌跡也將形成追趕型的經濟長波軌跡。因此，經濟增長的“收斂性假說”也揭示了收斂過程中“自然增長率”與經濟長波之間的內在關系。經濟增長的收斂性保證了經濟增長速度向“自然率”水平接近，而向“自然率”水平的接近則必然導致經濟長波的出現。

顯然，即使經濟增長速度在某個時間區域內接近或者達到“自然增長率”，但這并不意味著經濟必然出現穩定趨勢，也隨著形成增長型長波軌跡。這是因為經濟周期是在不斷變化的，同時“自然增長率”也具有時變性。不同的制度條件、資源條件和技術條件下，經濟系統能夠達到的“自然增長率”水平是不同的。因此，只要較長時間地保持在“自然增長率”附近，這樣的經濟增長才能有助于形成穩定的經濟長波軌跡。在經濟周期波動中不斷地向“自然增長率”靠攏，并且不斷地增強“自然增長”的慣性，這樣才能為經濟長波主體區位的形成打下堅實的基礎。于是，當經濟處于穩定性增長階段時，該階段的經濟增長速度能夠更清楚地揭示“自然增長率”的屬性。

二、中國經濟持續和穩定增長的“自然增長率”水平

由于經濟周期波動的存在，經濟增長在收縮期和擴張期之間進行轉換，這種經濟增長率的周期性變化，為判斷和估計“自然率”水平帶來了一定的困難。但是，由于在長期持續快速增長階段，“自然率”的出現也意味著均衡經濟增長的實現，此時的經濟增長也對應著經濟的均衡增長路徑 (劉金全 等，2005)。因此，我們可以利用具有馬爾可夫區制轉移的均值―方差模型 (Krolzig，1997)，描述出經濟波動性較低的區制狀態，然后計算這些區制中的平均經濟增長率，并將其當作“自然率”水平。

此時，我們假設經濟增長率滿足下述回歸方程：

yt-μ(Ct)=∑pi=1i［yt-i-μ(Ct-i)］+εt(3)

其中，Ct=1表示經濟處于“快速增長階段”，Ct=2表示經濟處于“適速增長階段”，參數約束為：μ(1)＞μ(2)。假設隨機誤差εt的方差也具有區制狀態，即εt~N（0，σ2(Vt))，Vt=1表示經濟處于“較高波動性階段”，Vt=2表示經濟處于“較低波動性階段”，參數約束條件為：σ2(1)＞σ2(2)。可以計算上述增長率過程相應的均值與波動性之間的取值概率和轉移概率，并且據此判斷和劃分經濟周期波動的基本態勢。

圖1 1992年第1季度至2008年第2季度

實際增長率軌跡

圖1給出了中國1992年第1季度至2008年第2季度的實際GDP增長率軌跡，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并進行了整理，其中光滑曲線是利用H-P濾波獲得的趨勢曲線，而柱形圖表示對應的波動成分。從增長率軌跡來看，整體上呈現一種“U型”特征，既有1992年至1996年的顯著波動和快速增長，也有1997年至2002年的緩慢增長的“蟄伏”階段，還有2003年至今開始的“軟擴張”。雖然這三個周期中的平均增長率水平存在顯著差異，但是平均增長速度仍然達到了10.55%，改革開放30年來的后半程構成了中國建國以來第一輪增長型經濟長波的主體區位。

利用上述實際產出的季度增長率數據，我們可以估計上述具有均值和波動性雙區制轉移的回歸模型，得到“低波動率”區制對應的估計結果（見表1）。從估計結果中可知，在經濟周期“低波動率階段”，經濟出現快速增長的可能性(72.4%)大于經濟出現適速增長的可能性(27.6%)。在保持穩定性的前提下，快速經濟增長的平均速度為11.2%，而適速增長的平均速度為7.7%。

這意味著即使在經濟波動性比較穩定的時候，經濟增長速度也會出現比較大的落差，這種落差主要是因為中國經濟“軟著陸”后出現了兩個波動性平穩的經濟周期，一個是1997年至2002年的經濟“蟄伏”周期，

此間平均經濟增長率

表1 經濟穩定和可持續增長的“自然率”水平估計

波動性增長速度估計值出現概率“自然率”水平低波動階段適速增長快速增長

0.0770.1120.2760.7240.083

為8.6%，波動率為0.8%；而進入2003年至2007年的經濟“軟擴張”周期后，平均增長率提高到11%，而波動率仍然保持為0.8%。同樣是波動率穩定的兩個經濟周期，平均增長率上卻存有2.4個百分點的差距。

我們計算所有屬于“低波動性”階段內的經濟增長速度的平均值，則可以得到經濟穩態路徑所要求的“自然率”估計，該估計數值為8.3%，這是中國經濟保持持續穩定增長，并能夠形成經濟長波軌跡的“自然增長率”水平。

圖2 1993年第1季度至2008年第2季度

的波動率軌跡

為了進一步說明“自然增長率”、經濟波動的穩定性與經濟長波主體之間的內在關聯機制，我們利用時間序列的滾動標準差來獲得中國實際產出序列中的條件波動率。選取滾動時窗為12個季度，即三年的時間間隔。我們可以得到圖2給出的波動率軌跡。

從圖2給出的波動率軌跡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隨著中國經濟在“自然增長率”附近徘徊和經濟長波主置的延伸，中國經濟波動率呈現出明顯的平穩跡象，已經由1991年的2.5%逐漸降低到2008年的0.3%，這是經濟增長穩定性最為明確的體現。

三、中國第一輪增長型經濟長波的期限結構和可持續性

經濟增長和經濟周期波動的“自然”狀態和“自然率”水平，是一個國家穩定快速增長時期必然出現或者接近的“理想”狀態。接近并保持經濟增長的“自然率”水平，不僅是宏觀經濟調控的基本目標，也是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資源配置功能的基礎。在經濟增長穩定性和持續性要求下，我們初步估計出中國經濟長波主體區域的“自然增長率”為8.3%，我們暫且假設這個自然率水平在短期內是不變的。為了描述中國建國以來第一輪增長型長波的期限結構和持續性，圖3給出了1978―2007年的年度增長率軌跡，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

在圖3中，我們利用水平線標示出“自然增長率”水平，于是柱形圖表示經濟增長率與“自然增長率”之間的偏離。為了劃分經濟長波軌跡中不同區位的特征，我們利用陰影將30年的期限結構劃分為四個部分，每個部分對應著具體的經濟周期和經濟增長階段。

圖3 中國第一輪增長型長波的初始和主置

第一，從圖3中可以看出，改革開放開始的前13年，即1978年至1991年，構成了這輪增長型長波的初始階段。這期間中國經濟周期波動十分明顯，經濟增長速度數次穿過“自然率增長率”直線，并且曾經在1989年和1990年分別降低到4.1%和3.8%的最低水平。由于這個階段中國經濟增長主要面對總供給的“瓶頸”制約，經濟總量的形成主要來自總供給的拉動，因此我們稱這個階段為經濟增長的“總供給單因素驅動”階段。該階段的主要特點是市場處于供給短邊狀態，宏觀調控以總供給管理為主。由于該階段也處于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初期，供求關系的市場調節機能尚不完善，因此宏觀經濟波動比較明顯，經濟周期分界清晰。但是，正是在經濟長波初始階段總供給能力的提高和改善，徹底解脫了社會總供給瓶頸的桎梏，為后來經濟長波的延伸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第二，從1992年開始，中國經濟長波開始進入快速增長的主體區位。從圖3中可以看出，1992年到1996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遠遠高于“自然增長率”水平，并且一直處于“自然增長率”之上。這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以來第二個快速增長的經濟周期，而第一個快速增長周期則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該經濟周期的結束便是中國宏觀經濟調控導致的經濟“軟著陸”。在此期間，無論是總供給還是總需求都十分活躍，為此我們稱這個階段為“總供給和總需求雙因素驅動”的經濟增長階段。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雙重擴張，不僅促使經濟實現了快速增長，同時也導致了顯著的通貨膨脹。正是巨大的通貨膨脹壓力，導致政府采取緊縮性宏觀調控，致使經濟實現了“軟著陸”(劉國光 等，1997)。這個階段應該是中國經濟長波過程中的一個“黃金周期”，此后中國經濟開始步入賣方市場為主的總需求管理時代。

第三，從1997年開始，中國經濟中開始陸續出現總需求不足的現象，從而經濟長波開始進入“總需求單因素驅動”階段。經濟增長在此階段持續的能力是經濟長波延續的重要基礎。從已經完成的經濟增長過程來看，中國經濟增長在此階段具有相當強的持續能力，這主要得益于中國眾多的人口、后工業化進程和深廣的市場等重要特征。目前中國經濟增長已經在這個區位完成了兩個特點迥異的經濟周期：第一個周期是從1997年至2002年的經濟“蟄伏”周期。從圖3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這個經濟周期內，經濟增長率幾乎貼近或者穩定在“自然增長率”水平上。雖然這個階段經濟增長的惰性十足，但是這個階段卻開始凝聚了經濟增長在自然率水平上的穩定性，由于總需求管理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體現出政策效應，因此這個階段采取了短期期限結構的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而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則來自于“自然增長率”所具有的抗跌性和慣性。第二個周期則是從2003年開始至今的經濟“軟擴張”周期。從圖3中可以看出，2003年起，中國經濟開始持續加速，經濟增長率一直保持輕微上揚，再次穩定在兩位數水平上，形成了改革開放以來第三個快速增長周期，并形成了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端倪 (劉樹成，2007年)。這個經濟周期與前面的快速增長周期相比，最大的特點就是穩定性顯著提高。任何快速經濟增長都是由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雙重作用實現，因此伴隨著實際產出的快速增長，在這輪經濟周期內又出現了顯著的通貨膨脹，同時受到了石油價格急劇動蕩、美國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的外部經濟沖擊的影響，這很有可能導致中國經濟在2008年結束這輪具有“軟擴張”特點的經濟周期。

綜合上述經濟增長過程的描述和分析，我們基本勾畫出了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增長型經濟長波的期限結構和相應的持續能力。中國經濟長波的初始階段大約持續了13年，經濟長波的主體區間已經持續了17年，按照經濟周期波動的基本規律、長期趨勢和長波對稱性等標準來觀測，經濟長波的尾部階段至少還有13年至15年的過程。這意味著在2020年之前，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仍然處于經濟長波的期限之內，這也意味著這個期限內的經濟增長速度仍然會維持在“自然增長率”上，這樣的預期增長軌跡完全能夠符合中國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 (劉金全 等，2003)。因此，2008年和2009年都將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年份，只有盡量延伸經濟長波的主體區位，才能夠為經濟長波尾部的拖長和穩定提供支持，才能夠為宏觀經濟調控尋求更為寬松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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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herent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Natural Rates of Growth

and the Main Period of Long Growth Waves

LIU Jin quan1 ZHANG Ying1,2

篇7

中圖分類號：F12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9-0-02

一、引言

產業結構轉變是理解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區別的一種核心變量，也是一國加快經濟發展的本質要求。國內外許多學者對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的關系給予了廣泛關注。Fabricant（1942）曾用偏離-份額法將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變遷從要素生產率中分解出來從而研究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Chenery et al.（1986）利用多國模型研究了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但模型對控制變量的選擇標準比較模糊，容易產生變量遺失，其產業結構的衡量方式也較為復雜。Peneder（2002）分別以產業進口和出口份額比重代表產業結構，并引入投資額和經濟景氣指標等控制變量研究了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呂鐵（2002）指出偏離-份額法由于沒有考慮規模遞增對全要素生產率的作用將最終造成產業結構效應的低估，并且他認為有必要針對不同發展階段制造業結構變化的宏觀效應進行差別研究。孫廣生（2006）研究發現第二產業與經濟波動的相關性最強，其次依次是第三和第一產業，但他對產業結構的度量同樣過于簡單，對金融時間序列的處理也不夠精確。劉偉、張輝（2008）利用偏離-份額法研究發現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正不斷減弱，但文中對產業結構變化的分析并不夠細致。干春暉等（2011）研究發現經濟增長率相對較低時，一定程度的產業結構不合理能夠維持經濟的增長，但當經濟增長較快時，產業結構不合理則明顯地抑制了經濟增長，產業結構高級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為力求彌補現有研究中的上述不足，本文對時間序列和模型的處理更加謹慎，運用協整和誤差修正使模型結論更加精確，并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度量指標進行了合理補充，引入虛擬變量對產業結構高級化對經濟增長在不同階段的影響效應進行了具體量化和對比，以期重點從產業結構高級化的視角探討產業結構的宏觀效應影響。

二、模型構建

（一）指標

1.產業結構合理化

該指標反映了產業間的聚合質量，刻畫了產業間的協調程度，體現了資源的有效利用程度，是要素投入結構和產出結構耦合程度的一種衡量。干春暉等（2011）建議用泰爾指數TL測度產業結構的合理化程度。

（1）

其中，Y表示產值，L表示就業，i表示產業，n表示產業部門數，Y/L即表示生產率。TL為各產業加權產值占社會總產值的比重，權數為各產業勞動生產率的自然對數，經濟處于均衡狀態時各產業部門的生產率水平相同，，TL=0，TL越大，表示經濟越偏離均衡狀態，產業結構越不合理。

2.產業結構高級化

鑒于產業結構形式由低到高的演變路徑為勞動密集產業—資本密集產業—技術密集產業—知識密集產業，本文從兩方面入手衡量了產業高級化，一是采用傳統的高級化比率即非農產值與農業產值之比TN，集中反映前三種產業形式的發展程度；二是考慮到信息化推動下的經濟結構的服務化已成為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特征，采用第三產業第二產業產值之比TS指標用來集中反映知識密集產業的發展程度。TN與TS上升時，產業結構即在升級。

（二）模型

1.為研究產業結構高級化對經濟增長和經濟波動的影響，我們建立如下模型（2），因變量分別為以GDP增長率表示的經濟增長和以增長率的滾動標準差表示的經濟波動。

（2）

2.汪海波（2008）將中國經濟發展分為市場取向改革起步階段和全面展開階段、市場取向改革制度初步確立階段和完善階段。鑒于數據的可得性，本文具體研究后兩個階段（1992-2000與2000-2012）產業結構的宏觀效應差異，并引入虛擬變量D1建立模型（3），經計算，2000Q4lnTN和lnTS值分別為1.6742和0.3339，由式（3）各系數的顯著性便可判斷截距和斜率效應的結構差異。

（3）

其中， 。

三、實證分析

（一）整體階段

1.協整檢驗

對模型（2）中的季度時間序列數據進行ADF平穩性檢驗的結果表明原時間序列均為一階單整。E-G法和Johansen法檢驗均表明該模型變量間存在協整關系。因此，1992-2012年間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和經濟波動之間均存在長期均衡。

2.經濟增長

式（2）中經濟增長模型結果如式（4），誤差修正模型結果如式（5）：

T （-9.4194） （7.5206）

R2=0.6330 （4）

T （-20.6292） （14.3331） （-19.1144） （5）

式（5）中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短期內系統存在誤差調節機制防止長期關系的偏差在規模和數量上的擴大，式（4）中非農產值與農業產值之比對經濟增長率的彈性為-0.4235，第三產值與第二產值之比對經濟增長率的彈性為0.6092，二者均通過顯著性檢驗，模型的擬合優度為0.6330。這表明第一，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標可以在63%的程度上對我國經濟增長率的提高做出解釋，其他控制變量有37%的解釋力，促進經濟增長最根本的動力歸根結底還是實體產業經濟的發展，其中產業結構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標中，非農產值比重對經濟增長的彈性為負，而服務信息業等知識密集產業的升級則對經濟增長產生了高速的促進作用。在產業結構的路徑發展中，前三階段的發展對經濟貢獻不大，知識密集產業已經成為促進我國經濟的主導產業，我國必須加快經濟發展轉變方式，促進產業結構在最后一個階段的升級，才能真正有效的提高經濟發展。

3.經濟波動

式（2）中經濟波動模型結果如式（6），誤差修正模型結果如式（7）：

T （5.9215） （-3.8930）

R2=0.3776 （6）

T （12.4428） （-2.0618） （-3.0356） （7）

式（7）中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短期誤差調整機制存在，長期存在均衡關系。由式（6）可知，第一，產業波動只能在38%的程度上對經濟波動作出解釋，經濟波動不僅受到產業經濟波動的影響，還更多受到如宏觀政策、國際形勢、消費信心等其他經濟變量的影響。第二，TN的提高會增加經濟的波動性，TS的提高會減少經濟的波動性，也就是說，第二產業在歷史發展時期已經積累了較多的問題，存聚了較大風險，但第三產業的發展有益于防止經濟波動的產生，它對經濟波動的緩釋程度甚至高于TN的引發作用。綜上所述，勞動、資本和技術密集產業已經不適宜作為社會主導產業來促進經濟增長，1992年起我國就應該把知識密集產業作為大力發展的產業。

（二）分階段模型

1.經濟增長

T （-5.5945） （7.7564） （-0.7700） （-2.4779）

R2=0.66 （8）

由（8）可知，不顯著，均顯著，因此，TN的提升在第一階段對經濟增長有抑制作用，第二階段不顯著。TN截距效應差異不顯著；兩個階段TS對經濟增長均有顯著促進作用，在第一階段市場機制初步確立階段， TS對經濟增長的彈性達0.6747，在第二階段中TS的彈性下降到0.4919，TS斜率差異顯著。我國的第三產業發展過了起初高速發展階段，效率有所下降，知識性密集產業作為社會應大力發展的產業其對經濟增長的促進程度卻變得緩慢，這對我國目前產業結構服務化和信息化的升級提出了迫切要求。

2.經濟波動

（5.9953） （-4.2923） （-1.3612） （3.7610）

R2=0.51 （9）

式（9）中不顯著，均顯著，因此，TN的提升在第一階段加劇了經濟波動，第二階段影響不顯著。TN截距差異不顯著；兩個階段TS的提升均有助于緩解經濟波動，但在第二階段TS對經濟波動的緩釋作用較第一階段呈現下降趨勢，緩釋彈性從0.3527下降到0.0897，TS截距差異顯著。我國第三產業的波動性風險提升。綜上所述，可以看出，2000-2012第二階段我國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和經濟波動的影響較1992-2000第一階段存在著結構突變，尤其是截距差異效應顯著。其中，TS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彈性降低，對經濟波動的緩釋彈性也下降，TN則不顯著。

四、結論

本文對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經濟增長與波動的影響研究發現：第一，促進經濟增長最根本的動力歸根結底還是實體產業經濟的發展，其中產業結構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影響經濟波動的因素則比較復雜，經濟波動更多的受到了其他經濟變量和宏觀形勢的影響。第二，產業結構高級化與經濟增長和波動間存在長期均衡，非農產值與農業產值比對經濟增長的彈性為負，勞動、資本和技術密集產業的投入產出效率低下，并能引發經濟波動，而第三產業產值與第二產業產值之比則對經濟增長有高速促進作用，并能明顯緩釋經濟波動。第三，勞動、資本和技術密集產業已經不宜作為社會主導產業來促進經濟增長，我國已經到了把知識密集產業作為主導產業經濟部門的時代。我們應理性看待產業結構高級化，不同社會需不同的產業形式去促進經濟發展。第四，市場取向改革制度以來我國第三產業的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和對經濟風險的緩釋作用明顯降低，這也是產業周期效應的必然體現，我國應繼續加大發展第三產業的力度，改善風險管理，促進效率提升，促進知識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和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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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一、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選擇

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貫穿于經濟運行的全過程，但由于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及經濟運行的周期性特征，在經濟發展的工業化初中期階段，資本積累必須達到較大的規模和較高的增長速度，從而依靠投資啟動經濟快速增長，提高經濟發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在經濟發展的工業化后期階段，資本積累的規模和增長速度應適度降低以避免生產能力過剩，必須進行投資結構的調整提高投資效率以促進技術進步，增強投資啟動經濟增長的有效性。在經濟發展的工業化中后期階段，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時機選擇應特別注重經濟周期性影響。

投資啟動擴大的是生產性需求，而消費啟動擴大的是消費性需求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但我們必須注意的是，消費成為啟動經濟增長的主導機制應當在工業化后期階段，而在工業化的初期階段，由于資本相對匱乏，可以考慮選擇消費或同時選擇消費和投資作為啟動經濟增長的主導機制，但如果過分強調消費的啟動作用可能會導致經濟處于低收入水平的惡性循環。

主流國際貿易理論和多個國家經濟發展實踐表明，凈出口需求是經濟增長的引擎，對擴大總需求或彌補國內需求不足起到重要作用，對于小國而言，凈出口需求可以是啟動經濟增長的主導性機制，但對于經濟大國而言，凈出口需求只能是一種輔機制。

二、中國經濟增長的現狀

中國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從1979至2014年，中國CDP年平均增長率接近10%，人均CDP由改革開放前不到300美元增加到當前的7485美元左右，一躍成為當今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3年中國人均GDP為7485美元，第三產業從2004年以來快速發展，到2013年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達到了46.8%，與第二產業基本持平，第一產業比重由2004年的7.8%下降了2.9個百分點。我國第一產業的就業人數不斷下降，至2013年占就業總人數比重的31.4%，與此同時，我國城鎮化率達到了53.73%。因此中國經濟處于工業化中期向后期過渡階段。工業化發展階段的變化，意味著經濟發展的驅動因素將發生改變，工業化中期階段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資本投入，而后期階段就轉變到主要依靠技術進步上來。換句話說，源自經濟系統的、依靠技術進步驅動經濟發展的內生倒逼機制正在形成過程中。

三、經濟增長的動力

投資、消費和出口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由于經濟發展的階段特征和宏觀調控的目標差異而表現出不同的作用。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整理得出2001年-2013年三大需求對GDP的貢獻率和拉動百分點。（1）2001年的時候消費對于我國GDP的貢獻更大一些，之后呈現出先降后升的趨勢，在2011年和2012年再度超過投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而2013年又有所下降，投資的動力作用增強。（2）到了2002年之后，投資拉動GDP的百分點呈現出先升后降的趨勢，在2009年達到了最高值為8.06個百分點，貢獻率為87.6%，這主要來自于2008年金融危機后政府出臺的四萬萬億投資計劃。（3）凈投資的波動幅度很大，2008年之前，我國經濟發展一度依賴出口和投資，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出口嚴重受阻，凈出口對經濟的貢獻率出現了負值。在大部分年份投資拉動GDP百分點比消費拉動百分比高。綜上所述，我們得到一個基本結論，2000年以后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以投資和消費為主，投資的動力作用更強。

四、投資依然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

自2008年全球危機爆發以來發達國家雖然己經有所復蘇，但是，歐洲、美國、日本都尚未進行必要的結構性改革以恢復經濟正常增長的活力，所以，很可能陷入長時間的低增長、高失業、高赤字的新常態，對發達國家的出口增長不容樂觀。筆者不認為中國應該從投資拉動型的增長轉向消費拉動型的增長。消費固然重要，但以消費來推動增長，就意味著每一年都必須要增加消費。唯一能夠保證每年增加消費的只有增加收入，也就是說每年都要提高勞動生產率。而提高勞動生產效率的手段如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以及改善基礎設施等都離不開投資。

經過35年的高速增長之后，中國仍然存在很多經濟和社會回報高的投資機會。第一是產業升級，第二是基礎設施。這些投資都會給經濟和社會帶來高回報。要依賴投資拉動經濟，除了要擁有良好的投資機會外，還需要有投資資源。第一，中國政府積累的債務只占GDP的40 %，第二，中國的儲蓄率將近50%，政府的投資可以撬動私營領域的投資。第三，投資需要進口技術、設備及原材料，中國的外匯儲備有4萬億關元，居世界首位。

綜上所述，中國經濟總量實現了可喜的發展，但是由于人均GDP、城市化率、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保障制度等水平較低，中國正在向工業化中期向后期過渡，由于中國國情的特殊性，中國現在不僅擁有難得的投資機會，還擁有豐富的投資資源，所以中國應該繼續主導依靠投資的增長的模式，但是要注意投資結構的調整，同時兼顧消費的動力作用。

參考文獻：

[1]2013中國統計年鑒[M].中國統計出版社，2005～2013.

篇9

中圖分類號：F06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10)08-0014-06

一、引言

有學者研究發現，自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由于固定資產投資高速增長，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以及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率都下降了。很多人據此認為，2002年以來中國新一輪高速經濟增長的質量低下，是資本積累型經濟增長，是粗放型增長，不可持續。這種觀點在2006年以前相當盛行。之后，很多學者根據中國2004年經濟普查的數據發現，新一輪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我國企業的資本回報率很高，企業盈利水平超過日本企業，逼近美國企業。換句話說，新一輪高速經濟增長的質量其實很高，有其微觀基礎。

那么，新一輪經濟高速增長的質量到底是高還是低呢?較低的全要素生產率與良好的企業資本回報率是否可以共存?中國最近一些年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貢獻比率的相對下降，是有其歷史階段必然性，還是表明經濟增長質量的下降?經濟增長質量的判斷標準，是全要素生產率，還是企業資本回報率呢?

二、無形資本投入與全要素生產率

克魯格曼在1994年發表的《亞洲奇跡的神話》中，以當代東亞四小龍經濟發展中全要素生產率貢獻比率低下而斷定這些經濟體經濟增長質量低下，不可持續。隨后的亞洲金融危機似乎驗證了克魯格曼的說法。對此，鄭玉歆(1999，2007)以及易綱、樊綱、李巖(2003)和林毅夫、任若恩(2006)等國內著名學者，對于用全要素生產率來衡量經濟增長的質量的不合理性作出了深入的探討。他們明確指出，不考慮各國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使用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率來衡量經濟增長的質量，本身就是不合適的。

通常而言，全要素生產率是通過計算索洛剩余的方法求出來的。在最簡單的經濟增長核算中，全要素生產率=經濟增長率-資本產出彈性×資本增長率-勞動產出彈性×勞動增長率。從表面上看來，索洛剩余似乎是產出減去所有要素投入后的剩余。

但實際上，正如很多學者所指出的，索洛剩余本質上是那些無形投入生產要素的貢獻，需要企業、個人與全社會付出成本。當索洛等人在計算全要素生產率的時候，他們往往只是計算了有形生產要素的投入，也即有形的勞動投入與有形資本的投入，其索洛剩余中包含了大量無形資本投入的貢獻，例如研發投入、教育投入(人力資本)、工人在崗培訓投入、廣告投入等。對整個經濟體來說，全要素生產率貢獻比率的提高，主要是表明教育、研發、衛生、制度變革等方面無形投入對經濟增長貢獻比率的上升。約根森和格里利歇(1967)指出，作為索洛剩余的全要素生產率實際上只是一種計算上的誤差，這個誤差來自于對投入要素衡量的不準確，或者是因為某些對生產有貢獻的要素沒有被包括在生產函數中，如果把各種投入要素都包括在內并準確衡量，全要素生產率就會變為零。

根據劉遵義等(2004)的一項研究，由于1980年代以來研發支出占GDP的比例迅速增加，全要素生產率在韓國、中國臺灣地區與新加坡三個經濟體增長中的貢獻比率大為上升，但是如果在增長核算中考慮研發投入的貢獻，1995年之前的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比率就會接近于零。而西方發達國家在扣除研發投入的貢獻后還有剩余，存在全要素生產率所表示的“技術進步”，是因為這些國家的無形投入除了研發支出外，還包括品牌建設、商業方法研究、軟件研究、管理研究等方面的無形資本投資。正是這些研發投入之外的無形資本投資產生了西方發達國家全要素生產率所表示的“技術進步”。

三、經濟增長的階段性與全要素生產率

由于索洛剩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無形資本投入生產要素的貢獻，因此并不能夠主要根據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來衡量經濟增長的質量。無形的投入仍然是投入，仍然需要付出成本。對于企業來說，衡量投資效率的指標是資金回報率，而不是全要素生產率。尤其是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而言，衡量一個經濟體的總體運行，從宏觀上來說主要就是經濟平穩、快速地增長，從微觀上來說主要就是企業盈利狀況良好。一個國家在其經濟增長的較早階段，把有限的資金大量投入到研發當中，無疑會提高該國無形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但是這種違背比較優勢的趕超型發展戰略，必然會降低該國的資金使用效率，降低經濟增長率，降低企業的盈利水平，最終反而會降低整個國家的經濟運行質量。

根據著名發展經濟學家阿布拉莫維茨(1993)和速水佑次郎等人(1999)對美國和日本經濟史的研究，兩國在其現代經濟增長的早期階段都經歷了一個主要依靠資本積累的經濟增長，有形資本的積累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全要素生產率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比率不大。只有等到經濟進入了成熟階段，教育、研發等無形資本投入取代有形資本積累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全要素生產率成為經濟增長的首要因素。在實現這種轉變之前，在資本一勞動比率急劇上升的快速工業化時期，由于資本收入份額的增加，兩國甚至都還經歷過一個全要素生產率對勞均產出增長貢獻比率下降的快速經濟增長階段。

一般而言，一國快速工業化時期，往往也是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建設占GDP比例相當高的時期，這些建設需要大量的有形資本積累。由于這一部分有形資本積累對于產出增加的影響是長期的，其短期產出增長效應不大，造成產出一資本比例的下降，這必然也會導致短期內全要素生產率貢獻比率的下降。美國在19世紀后半葉全要素生產率對人均產出增長貢獻比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與當時美國大量投資于鐵路等資本密集型基礎設施的建設緊密相關。這一階段基礎設施的大量投資，為下一個階段的經濟增長奠定了基礎。在以后的時期，美國就可以把更多的資金投入到教育、研發、衛生等無形資本的積累方面，從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比率。從1890年以后，學校教育、研發等無形投入就取代了有形資本積累成為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全要素生產率對于人均產出增長的貢獻比率超過了三分之二。

四、借用技術與全要素生產率

類似的歷史經歷在作為工業化后來者的日本表現得更加明顯。當日本開始工業化的時候，人均資本非常低，有形資本積累對于日本的經濟增長顯得更為重要。勞均資本占有的快速增長對勞均產出增長的貢獻比率超過了80％。在工業化快速進行、勞均資本快速增長的20世紀最初的20年，日本同樣也經歷了全要素生產率對勞均產出增長貢獻比率相對下降的時期。

當美國在19世紀進行工業化的時候，美國與歐洲最發達的工業國家差距不大，有很多技術是美國自己研發出來的，因而全要素生產率在美國早期工業化時期勞均產出增加中的貢獻比率仍然較高。而當日本快速進行工業化的時候，日本與歐美工業化國家的技術差距相當大，日本的技術進步主要依靠體現技術的機器設備的進口，其技術進步主要依靠有形資本的積累來獲得，自主創新的成分相當稀少。盡管日本的技術水平在快速進步，但是全要素生產率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比率十分低下。

從1920年到1937年，日本快速的工業化漸進尾聲，日本與歐美工業化國家的技術差距大為縮短，本國技術創新能力逐步培養起來，依靠體現技術進步的機器設備的進口來獲得技術進步的重要性降低。到了這個階段，全要素生產率對于勞均產出增長的貢獻就達到了一半左右。

在自主創新獲得技術進步的情況下，研發活動的無形資本投入的貢獻不被計算到資本的貢獻當中，而是被劃歸到全要素生產率所代表的技術進步當中，表現為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而在依靠進口技術獲得技術進步的情況下，尤其是在通過進口體現技術的機器設備的條件下，為獲得技術進步的設備購買投入被劃歸到資本生產要素的貢獻，導致了追趕型工業化國家實際的快速技術進步與衡量技術進步的全要素生產率份額低下并存的情形。正因為這樣，當代東亞四小龍在其快速經濟追趕的時候，全要素生產率對人均產出增長的貢獻比率大大低于西方發達國家，從而被克魯格曼看作是依靠要素積累的經濟增長和沒有技術進步的經濟增長。

對于那些依靠引進技術來獲得技術進步的追趕型經濟體來說，他們從發達國家所引進的機器設備往往是根據發達國家的要素稟賦所創造設計的，往往是高度資本密集型而勞動節約型的，并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難以完全發揮這些機器設備的效能，并且造成勞均資本占有的過快增長，快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這就必然會降低全要素生產率對勞均產出增長的貢獻。㈣

對于曾經的日本、東亞四小龍與當前中國這樣的追趕型高速發展經濟體來說，快速的資本設備更新也是全要素生產率貢獻低下的另一個重要原因。由于這些東亞經濟體追求快速的技術進步，很多機器設備在尚未完全發揮其經濟作用的情況下就被淘汰了，通過邊干邊學熟悉機器設備運行導致生產效率提高的作用遠未得到有效利用，資本設備的利用不足，必然會造成全要素生產率貢獻的下降。這種情況在新加坡與中國香港地區這兩個城市經濟體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根據艾爾文?揚(1992)的一項研究，由于新加坡政府追求技術的快速升級，很多先進設備尚未完全發揮作用就被淘汰，結果導致技術升級更為迅速的新加坡的全要素生產率水平十分低下，接近于零。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遠不如中國香港地區。

根據林毅夫和蘇劍的研究，一個國家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與考察該國經濟增長的期初階段的人均GDP成正比。按照購買力平價換算成1990年美元，人均GDP每增加1000美元，平均而言，TFP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率就增加2個百分點。

不過這個回歸主要是考慮了橫向對比。事實上，對于那些追趕型現代化國家來說，即便他們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經達到較高水平，由于存在更加富有的技術領先國家，他們仍然是技術進口國家，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仍然比較低下。例如，日本在1958-1970年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按收入水平來說已經進入到成熟經濟的階段，但由于日本與美國之間存在很大技術差距，日本需要大量進口外國先進技術，因而全要素生產率對日本經濟的貢獻仍然不是很高，TFP對于勞均產出增長的貢獻比率為54％，遠低于1855―1915年英國的73％。

綜上所述，速水佑次郎認為，對于那些主要依靠借用技術獲得快速技術進步的追趕型后進國家來說，資本積累型的經濟增長表現得更加典型，也更加持久。只有等到這些國家的技術水平逐漸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依靠借用技術獲得技術進步的收益下降，這些國家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自己研發來獲得技術進步，TFP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才會成為最主要的部分。

五、當前關于我國全要素生產率變化的爭論

如前所述，很多研究認為，自1990年代后期以來，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率相對下降了，低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盡管最近幾年有所回升。因而很多人據此認為2002年以來新一輪快速經濟增長質量不高，是粗放型增長。隨著2004年中國經濟普查數據的公布，微觀上發現我國企業盈利狀況大幅度改善，宏觀上GDP總量不僅沒有如外界所猜測的被高估，反而是被低估，學術界的導向開始改變。王小魯等人最近根據調整以后的數據重新進行了研究，認為1989-2007年扣除了人力資本改善后的我國全要素生產率，不僅沒有低于1978-1988年水平(平均為2.66％)，反而更高。即便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資本積累的貢獻比率有不小的上升，導致1999-2007年全要素生產率有所下降(平均為3.63％)，也仍然與1989-1998年水平(平均為3.74％)相差無幾。

這些研究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陷，就是假定資本的收入份額不變。這與我國的現實情況有很大差距。根據我們現在的研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勞動者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例發生了較大的改變。在改革開放初期，勞動者收入的份額有所上升，進入1990年代以后，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后，勞動者收入的份額不斷下降，資本的份額不斷上升，表現為企業留存利潤的比例不斷上升。改革開放初期資本實際收入份額相對較低，采用統一的資本收入份額，例如說50％，就會導致資本增長貢獻比率的高估，全要素生產率的低估。而進入1990年代后期以來，資本收入份額大幅度上升，仍然采用原來的資本收入份額，就會造成資本增長貢獻比率的低估及全要素生產率的高估。

這一點很容易根據最簡單的全要素生產率的計算公式推導出來。TFP=產出增長比率一資本收入份額×資本增長比率-人力資本收入份額×人力資本增長率，由于資本增長率在我國總是大幅度地高于人力資本增長率，資本收入份額的上升，造成“資本收入份額×資本增長比率”這一項的擴大幅度，超過“人力資本收入份額×人力資本增長率”這一部分的下降幅度，從而造成TFP的下降。

事實上，在美國19世紀后期、日本20世紀早期快速資本積累加速工業化的時期，兩國資本收入份額都上升了，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率上升，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下降了。考慮到我國轉軌經濟的特殊情形，這一點就會更加明顯。在改革開放的早期階段，制度變革帶來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會造成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隨著制度改革紅利的逐步降低，資源配置效率會逐步降低，對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不斷下降。加上前述資本收入份額上升、資本積累速度加快的影響，當前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相對下降，是完全有可能的，也是屬于正常的，完全可以和同一時期企業微觀經營效率上升并存。

六、對下一階段我國TFP發展變化的展望

很多人認為，當前資本積累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是我國壓低資本價格實施低利率政策的結果，造

成企業大量使用資本，而不是追求由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所代表的技術進步。正如林毅夫和蘇劍所指出的，資金價格的下降，造成的主要是勞動與資金相對價格的改變，導致企業使用資本替代勞動。其后果主要是導致勞動使用型經濟增長被資本使用型經濟增長所取代，而不是全要素生產率驅動型增長被資本積累型經濟增長所取代。

當前中國依靠有形資本積累來獲得經濟增長，主要是由當前中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所決定的。當前中國正處于工業化加速階段，基礎設施建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很高，并且由于這些基礎設施的效益是長期的，短期內產出效益相對于資本投入的比率較低，必然會導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

當然，導致中國全要素生產率貢獻偏低的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因為中國主要通過引進技術而不是通過自主研發來獲得技術進步。這就導致我國快速技術進步的同時，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率卻較低，被人們認為是缺少技術進步的粗放型經濟增長。

篇10

作為比較制度理論的大家，青木昌彥對中國經濟學家有深刻的影響。他在公司治理理論方面也貢獻卓越，全球所熟知的“內部人控制”概念就是由他發明的。近日，青木昌彥在北京參加學術會議期間，接受了《財經》記者近兩個小時的專訪。76歲的老人侃侃而談，思維縝密。

目前中國經濟面臨轉折期：一方面經濟增速不斷下降，持續多年的高增長成為過去;另一方面中國試圖通過新一輪市場化改革，使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獲得一個穩定的基礎。由于國內外的不確定因素很多，人們對于經濟改革有各種不同的看法。在青木昌彥看來，“中國政府完全有能力完成增長階段的轉型，中國能夠避免經濟硬著陸。”

青木昌彥用國際經濟學界的新理論――“統一增長理論”分析中國的經濟問題，指出中國經濟正在從一個經濟增長階段向另一個經濟增長階段轉型。“我不同意靠刺激政策來拉升經濟增長速度，因為它是不可持續的。”他說。

青木昌彥提醒道：“中國不可能再維持像以前那樣的高速增長了。中國正在進入新階段，中國應該直面新挑戰。”

“我更傾向于‘新階段’這一術語”

《財經》：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連年下滑，引起許多人士的焦慮。2008年為了應對經濟增長速度下滑，中國政府進行海量投資，成功拉升了經濟增長速度。現在一些中國經濟學家認為，中國需要再次使用這種刺激辦法。你是否同意這種觀點，為什么？

青木昌彥：我不同意靠刺激政策拉升經濟增長速度，因為它是不可持續的。要看到，中國經濟正在轉向一個完全不同的新階段，經濟增速不可避免地會放緩，我認為可能至少下降2%。

《財經》：你所說的“完全不同的新階段”，就是“新常態”吧？

青木昌彥：中國學者和政府都在談論“新常態”，但是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我更傾向于“新階段”這一術語，因為中國正在從一個經濟增長階段向另一個經濟增長階段轉型。在討論中國經濟問題時，許多人仍然習慣于用所謂的“三駕馬車”理論框架來分析。其實，中國經濟是一個長期的問題，不是“三駕馬車”理論框架能夠解釋的。在我看來，特別適用的一個分析框架是“統一增長理論”。根據“統一增長理論”，經濟增長會從一個階段進入到另一個階段。一個經濟體的現代化過程分為三個階段：從農業為主的增長階段，發展到以現代制造業、服務業為主的增長階段，再過渡到基于人力資本的增長階段。

《財經》：那么，從統一增長理論來看，影響經濟增長的變量是什么？

青木昌彥：影響經濟增長的，不是人們經常說的“三駕馬車”，而是五個重要變量。首先是勞動力從低生產率行業流動到高生產率行業，特別是從傳統農業經濟過渡到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由于勞動生產率提高，直接提升了經濟增長速度，我們可稱之為“庫茲涅茨過程”。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庫茲涅茨通過研究經濟發展歷史發現，一個國家從事農業的人口數量的增長和經濟發展速度呈反比。你看戰后東亞經濟的高速增長：日本從50年代到70年代，韓國從70年代到80年代，中國從80年代一直到現在，都是大量就業人口從農業進入工業和服務業。不過，當農業就業人口占總勞動人口的比例降到20%時，經濟增長速度就開始下降了。日本在70年代，韓國在80年代中期，都達到了20%的轉折點，經濟增長速度下降。

《財經》：中國是否達到了這個拐點呢？似乎很難確定，因為流動人口的大量存在，所以中國的農業就業人口數據很不統一。

青木昌彥：我研究了中國的一些數據，發現農業就業人口已經低于總勞動人口的20%。這意味著，中國的上一個經濟增長階段結束了，開始了另一個增長階段。影響經濟增長的第二個因素是“人口紅利”。日本在“二戰”以后，韓國在朝鮮戰爭以后，中國在“”之后，動蕩結束，這些國家相繼進入了人口生育的高峰。當高峰出生的人口成為勞動力的時候，就成為經濟增長的第二動力。當人口紅利減少的時候，經濟增長減速也就不可避免。

《財經》：研究表明，從2013年開始，中國勞動力供給開始絕對地減少，而勞動力新增需求依然穩定在每年1000萬以上，中國未來的就業問題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給不足。

青木昌彥：當人口紅利減少的時候，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就來自人均生產率。而人均生產率由兩個因素構成：一個是對機器、工廠等的資本投資，另外一個是對人力資本投資。

資本投資和人力資本投資是影響經濟增長的第三個、第四個因素。中國過去30多年有大量的資本投資，大量資金流入提高了工人生產率，中國資本回報率一度很高，但是近年來資本回報率大幅下降。如果人力資本沒有相應提高，會導致資本回報率進一步降低。

人力資本的增長對經濟增長有益，但也有成本，如教育、時間以及父母對孩子的照顧。人力資本越寶貴，成本越高，所以現在人們要孩子的數量少了。

《財經》：中國生育率長期偏低，這和長期實施計劃生育政策有直接關系。

青木昌彥：當人力資本重要性增加，女性的生育率就會下降。這是統一增長理論強調的一個普遍規律。即使現在開放計劃生育政策，我預測中國人口也不會有太大的增長。

勞動人口在整個人口中的比例是影響經濟增長的第五大因素。過去十年中國的實際勞動參與率在降低。一方面勞動人口減少，另一方面由于醫療、營養水平等提高，人民的平均壽命不斷提高，老齡化社會給經濟增長帶來非常大的挑戰。

《財經》：中國已經“未富先老”，步入了“老齡化社會”。研究表明，到2030年中國將成為全球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

青木昌彥：隨著人口老齡化和孩子數量的減少，勞動人口在整個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任何經濟體遲早都會面臨老齡化社會的嚴峻挑戰。由于獨特的計劃生育政策，中國的老齡化問題加速到來，給中國帶來的挑戰似乎更為嚴峻。

總之，按照“統一增長理論”，影響經濟增長的五個因素，中國已經發了巨大變化，因此中國經濟正在經歷重要轉折期。中國經濟不是進入“新常態”，而是進入一個“新階段”。“新常態”并不包含變化的因素，特別是數量的變化。

“中國能夠避免經濟硬著陸”

《財經》：“新階段”經濟增長速度會下滑。日本經歷了“失去的十年”，人們擔心中國也存在類似的風險。自2012年以來，安倍政府推出“安倍經濟學”，實施一系列刺激經濟政策，效果如何，你怎么評價“安倍經濟學”？

青木昌彥：我認為，“失去的十年”實際上更多是心理層面的。考慮到老齡化和日本經濟發展的新階段，GDP增長放緩是不可避免的。心理因素是“失去的十年”的重要因素，因為人們對未來感到不確定，對于過去的輝煌和高速增長的消失感到失落。

安倍經濟學也許不是非常有效的經濟政策，但它在某種程度上成功地解決了人們的心理問題，人們會說“情況也許沒那么糟”。人們的心理也很重要。

《財經》：現在世界經濟正在復蘇，有些中國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出口會逐漸好轉，如果政府繼續進行海量投資，還能夠維持經濟高速增長10年或者20年，你怎么評論這種觀點？

青木昌彥：中國不可能再維持像以前那樣的高速增長了。中國正在進入新階段，中國應該直面新挑戰，而不是維持現狀，回避挑戰。那些發達經濟體，如美國、日本、西歐各國，都在致力于應對一些巨大挑戰，比如財政預算、社保體系、人口老齡化問題等等。這些問題也是中國不得不面對的。

《財經》：在你看來，為了順利轉入經濟增長新階段，中國應該做什么？

青木昌彥：為了完成經濟階段的轉型，中國應增強教育。教育對人力資本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將來隨著孩子越來越少，必須要加強人口的質量，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只有這樣，中國經濟才能實現從數量增長到質量增長的轉換。此外，要增加社會投資，比如說城鎮化過程中要提高交通、自然環境、垃圾處理等這樣的一些社會基礎設施投資，使城市更適合人們來居住，更利于吸引人才流入。

《財經》：中國確實要轉向人力投資，但中國經濟正處于下降過程，而人力投資代價大、時間長，人們擔心的是，在階段轉變的過程中，經濟會不會突然出現崩潰式下降？尤其中國現在地方政府債務龐大，當人力資本還沒發揮作用的時候，會不會從“斷崖”上摔下去？

青木昌彥：我相信，中國政府完全有能力完成增長階段的轉型，中國能夠避免經濟硬著陸。

新階段的最大特點，就是以人力資本投資為主。人力資本投資的領域，首先應該是學校教育，包括職業教育也非常重要，它有利于中國的產業升級，政府應該加大投資。我注意到，中國學校的招生數量在增長了，盡管它在短期減少了勞動者數量，但是長期來看，隨著人力資本的積累，未來的生產率會提高，這樣才能實現“第二次人口轉型”。

另外，現在很多40多歲的農民工回到戶口所在地，原因是他們對于未來缺乏安全感和對孩子教育的考慮，這會造成人力資本的流失。從某種角度說，這是“逆庫茲涅茨過程”，因為他們從生產率較高的崗位又回到鄉下。盡管這可能平衡一下城市和農村的生產率水平，但是無論如何，應該取消戶口制度等限制人口流動的措施，提高農民工待遇，妥善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等問題。總之，要拆除壁壘，讓農民工不用擔心未來或者孩子教育等問題，允許勞動力自由流動，這將有助于增加勞動力供給。

《財經》：中國在2012年達到了勞動力的高峰，日本早在90年達到了勞動力數量的峰值。據我所知，日本的社會保障體系是上世紀70年代設計的，它是如何應對老齡化問題的呢？

青木昌彥：如何用過去的社保體系來應對一個老齡化的社會？日本現在站在挑戰的最前沿。日本已經有很大的制度變革。20年前日本人的退休年齡是60歲，現在有很多公司延長退休年齡，或者給老人提供第二次工作機會。所以，日本現在有10%的就業人口年齡在65歲以上，而美國是5%，歐洲僅有1.02%。

我提出，為了提高勞動參與率在整個人口中的比例，日本應該推遲退休年齡，提倡男女就業機會平等，提高女性在高生產率崗位上的參與度。日本還有一個選擇，就是要開放移民，吸引有更高勞動技能的人力資本，辦法之一是日本的大學吸引外國留學生，特別是亞洲留學生。所以，將來日本和中國有可能爭奪人力資本階段，我們稱其為“第二庫茲涅茨過程”或“全球化的庫茲涅茨過程”。

《財經》：中國老齡化人口的勞動技能不高，所以老齡人口勞動參與率的提高不一定會提高經濟增長。

青木昌彥：但是我認為，隨著退休人口越來越多，他們的勞動技能越來越高。中國退休年齡提高是一種趨勢。

《財經》：法國經濟學家皮克迪在新書《21世紀資本論》里提出，如果退休率的增長超過了經濟增長，那么收入差距將會增大。

青木昌彥：這個觀點也得到了經濟數據的支持，但這些數據只研究了最富有的1%人口。皮克迪的理論區分了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但如果勞動者能夠通過政府或雇主投資養老或社保基金，他們就能從將來的資本回報中受益。這種情況下，不應該區分資本家和勞動者。

為了防止出現不斷加大的收入差距，中國應該是對養老退休體系進行改革，覆蓋所有的人口。 “讓制度與社會現實進行互動”

《財經》：經濟增長階段的變化是世界經濟體發展過程中的共同現象，政府政策應該作出相應的改變，但是中國作為轉型經濟體，和這些國家還是有一些明顯不同。

青木昌彥：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中國經濟增長正在從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新階段，這符合世界各國的普遍規律。但是出于各種歷史原因，各個經濟體轉型的時間、長度都不一樣，也有可能是一個階段和另一個階段相重合，這就需要制度的介入，讓制度與社會現實進行互動。

對于統一增長理論而言，除了經濟變量和人口變量這兩個因素之外，還有制度變量，這三個因素共同作用才可能更好地解決問題。

《財經》：中國轉型需要制度建設，你一直研究比較制度，從制度角度看，你對中國現在進行的改革如何評價？

青木昌彥：改革是非常重要的。現在中國是“一個國家，兩種經濟”，農村和城市二元經濟結構。只有打破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中國才能進入到經濟增長的新階段。所以，戶口制度要取消，因為它只會成為經濟增長的障礙。另外，社會保障制度要覆蓋所有人口，而不是區分農村和城市戶口。

《財經》中國除了城鄉二元經濟之外，還有一個國有經濟和私營經濟的二元存在。

青木昌彥：中國的國有經濟早在上世紀50年代-70年代，也就是在的時代就開始發展，主要是把農村的農業產出剩余轉移到工業領域，而沒有經歷人口流動的“庫茲涅茨過程”。沒有人口流動，所有的農業剩余被投入工業中去。

中國應該推進國有企業的改革。可以把國有資本變為社保基金，更多地回饋全體人民。其實，這是90年代國企改革時就應該進行的。現在看來，國企改革的難度很大。

《財經》：你對中國經濟問題了解非常深刻，多年來一直追蹤研究中國改革的進程。2013年底中國制定了一個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一年以來，你對中國改革的進展有何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