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論的方法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博弈論的方法，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博弈論的原始思想萌芽于2000多年前，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典籍如《孫子兵法》、《孫臏兵法》中都充滿了博弈的案例。“田忌與齊王賽馬”就是我國耳熟能詳的博弈實例之一，但這不過是博弈思想的雛形，現代意義上的博弈論則是20世紀的貢獻了。一般認為，1944年同馮·諾伊曼(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恩(Morgenstern)合作發表的《博弈論與經濟行為》(The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提出合作博弈的基本模型，標志著現代博弈論的開始。50年代，博弈論巨匠輩出，納什(Nash)提出了非合作博弈論，塔科爾(Tucker)定義了“囚徒困境”，從而奠定了現代非合作博弈的理論基石。60后代，澤爾騰(Selten)將納什均衡引入動態分析，創立了“精煉納什均衡”的概念；海薩尼(Harsanyi)則把不完全信息引入博弈論研究，隨后出現了不完全信息博弈論。至此，博弈論的理論構架基本完成。

博弈論可以劃分為合作博弈(cooperative game)和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二者的區別主要在于參與人能否在行為時達成有約束力的協議，達成則是合作博弈；反之，不能強制他方遵守協議，各參與人只能選擇自己的最優戰略，則是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強調團體理性、效率、公平和公正；非合作博弈則強調個人理性、個人最優決策。我們談到的博弈多指非合作博弈。

博弈有兩種劃分：從參與人出場的先后順序來看，博弈分為靜態博弈(static game)和動態博弈(dynamic game)。靜態博弈指博弈參與人同時選擇行動或非同時行動但對前者行動一無所知；動態博弈指參與人行動有先后順序，且后行動者能夠觀察到先行動者的選擇。從參與人對其他參與人的知識來分析，博弈分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前者指每一個參與人對其他參與人的特征、戰略和支付函數有確切的了解；后者則恰好相反。將兩種分析結合起來，我們就有四種類型的博弈：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完全信息動態博弈，不完全信息靜態博弈，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

1.完全信息靜態博弈：納什均衡

完全信息靜態博弈講的是，假設博弈中所有參與人事先達成一項協議，規定每個人的行為規則，那么，在沒有外在強制性約束時，參與人是否會自覺遵守協議。如果參與人自覺遵守該協議，則構成一個納什均衡：給定其他參與人遵守協議的情況下，沒有人積極偏離協議規則。換言之，如果一個協議不構成納什均衡，它就不可能自動實施，因為至少有一個參與人會違背這個協議，不滿足納什均衡要求的協議是沒有意義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和“性別戰”(Battle of theSexes)是任何一本博弈論著作都會提到的納什均衡特例。

2.完全信息動態博弈：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

動態是世間萬物的基本特征。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只是一種獨特的理想狀態。在現實中，當后一個參與人行動時，自然會根據前者的選擇而調整自己的選擇，而前者也會理性地預期到這一點，所以不可能不考慮自己的選擇對他人的影響。1965年，澤爾騰通過對動態博弈的分析，提出了“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的概念，它要求任何參與人在任何時間、地點的決策都是最優的，決策者應該隨機應變，而不是固守前謀。這就推導出子博弈的概念。當參與人的戰略在每一個子博弈中都構成納什均衡時，則形成“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也就是說，組成“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的戰略必須在每一個子博弈中都是最優的。

3.不完全信息靜態博弈：貝葉斯納什均衡

不完全信息靜態博弈指的是，參與人共同行動，沒有機會觀察他人的選擇。每個參與人的最優戰略只能是在給定自己的類型和他人類型依從戰略的情況下，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在項目投標中各承包者的標價高低之爭就是一個應用例證。

4.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精煉貝葉斯納什均衡

在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中，后行動者觀察前者的選擇并獲得其偏好、戰略空間等信息，修正自己的判斷；而先行為者也知道自己行為的效用，會有意識地選擇某種行動掩蓋或揭示自己的真實目的。“黔驢技窮”就是一個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的例證。

國際機制理論的理性主義流派概述

當前，國際機制的研究在理論與實踐層面都對國際關系理論學者形成沖擊，引起他們持續的濃厚興趣，并表現出非凡的整合能力，對國際機制研究的不同思路和方法加以整理和批評已經成為學者們重視的工作。德國著名國際機制理論家沃科爾·利特伯格認為，國際機制理論有兩種理性主義流派：新現實主義國際機制理論和新自由主義國際機制理論。（注：Andreas Hasenclever，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97)，pp.1-2.）

新現實主義國際機制理論的基本出發點是行為體之間的權力資源分配極大地影響著機制的出現、某問題領域機制的存在及其性質，特別是合作中的利益分配；國家會考慮無政府狀態下的相對權力，對國際機制的效率形成制約。這些觀點都體現在霸權穩定理論中。利特伯格認為，霸權穩定理論是“基于權力的國際機制理論的經典理論模式”，（注：Andreas Hasenclever，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Theoriesof International

Regime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86.）而克勞福德認為，霸權穩定理論是新現實主義對機制產生最權威、最普遍認同的解釋。（注：Robert Crawford，Regime Theory inthe Post-Cold War World:Rethingking Neoliberal Approaches toInternational Relations(Dartmouth:Darmouth Publishing Company，1996)，p.57.）霸權穩定理論的基本機制理論主張是：霸權國家建立了自己的霸權體系，并制定該體系的基本原則、規則、規范和決策程序，霸權國的實力與威望是其他國家接受這些國際機制的重要前提；霸權國利用這些機制維持霸權體系，最大限度地獲得自己的利益；同時，為了維持該體系，它愿意向體系內的其他國家提供“公共商品”(Public Goods)，容忍“搭便車行為”(Free-rider)；霸權國的衰落或急劇變化，則該體系的國際機制發生相應變化。

新自由主義機制理論在過去10多年影響巨大，成為分析國際機制的主流理論。其基本機制理論主張是：國家是追求絕對收益的理性自我主義者，只關心自己的得失；承認權力在國際機制中的作用，但認為國際機制是國際關系中的獨立變量(independent variable)，強調國際機制在幫助國家實現共同利益中的重大作用；活躍在特定問題領域的國家擁有只能通過合作才能實現的共同利益；不確定性是國際機制形成理論的核心，世界政治存在廣泛的不確定性。國際機制幫助達成政府之間意愿的契合。行為體相信這種安排會幫助達成互利的安排。換言之，沒有國際機制，則協議無法達成。國際機制正是通過降低不確定性來促進國際合作的。新自由主義機制理論是國際機制理論的主流學派，其影響也最大。該派理論用相互依賴的概念將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結合起來，具有重要的理論整合意義。

博弈論與國際機制理論

在過去十多年里，國際機制理論在國際合作的分析中獨占翹楚，而博弈論在分析社會、經濟和政治現象中應用最為廣泛。兩種理論都以探討無政府狀態下的競爭與合作問題為核心命題。這種平行并非巧合，因為機制理論從博弈論中借取了許多知識能量。理解促進合作的戰略邏輯是解釋無政府狀態下國際機制起作用的關鍵。在討論霸權、問題聯系、相對收益和相互依賴時，博弈論的解釋力有目共睹。這些恰恰是國際機制理論討論的重心問題。（注：Andrew Kydd and Duncan Snidal，"Progress in Game-Theoritica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in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d.Volker Rittberger(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pp.112.）

篇2

中圖分類號：G2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3044（2016）29-0017-03

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信息的互聯互通成為提高信息服務能力的重要前提，任何一個圖書館都難以同時滿足不同學科專業、不同層次用戶的信息需求，也不可能實現對所有資源的收集和管理，數字信息資源共享就是為了解決個體圖書館信息資源的有限性和信息需求無限性的矛盾而采取的圖書館間合作建設與發展的策略。現階段，我國文獻信息資源共享的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獻資源的布局和配比方面，因此多將信息資源共享效率低下的癥結歸于管理體制的不完善、技術手段的落后和宏觀調控的缺乏。信息資源共享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過程，是一種分析投入成本和產出收益的博弈過程，通過借鑒博弈論的研究方法，從圖書館個體利益和共享集體利益的關系出發進行研究，可以進一步認識阻礙數字信息資源共享的因素，并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和措施。

1博弈論概述

1.1博弈論的涵義

博弈論，也稱對策論，英文為Game Theory，是根據信息分析及能力判斷，研究多個決策主體之間行為的相互影響作用，以取得收益或效用最大化的一種對策理論。其中的“博弈”是指個人、隊伍或組織，在一定的環境條件及規則下，同時或先后、一次或多次，根據環境和競爭對手的情況變化，從各自允許的行為或策略中進行選擇、加以實施，并從中取得相應結果的過程。中國早在幾千年以前就已存在博弈思想，田忌賽馬的故事就是較好的博弈論案例。自20世紀80年代，博弈論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尤其對信息經濟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1.2博弈論“囚徒困境”經典模型分析

博弈論經典模型囚徒困境建立在一個假設之上，即甲、乙兩人被懷疑是合伙的偷盜犯，警方雖逮捕了他們但沒有掌握充分證明兩人犯罪行為的證據，警方將其分開單獨審問，雙方不能進行信息的交流。警方對這兩個嫌疑犯的量刑原則是：如果一方坦白，另一方不坦白，則坦白者從寬處理，判刑1年；不坦白者從重處理，判刑7年。如果兩人都坦白，則每人判5年刑。如果兩人都不坦白，則警方由Tile據不足，只能對每個人各判刑2年。表格1中的框圖體現了這個博弈的分析過程，左方是甲的可選擇策略，上方是乙的可選擇，雙方均可做出坦白和不坦白兩種選擇。其中包含數字的格對應甲乙的一個策略組合，每格第一個數字代表甲的報酬，第二個數代表乙的報酬。比如第二個數字格是指當甲坦白，乙采取不坦白的策略時，甲的報酬為-1，乙的報酬也是-7。圖中的報酬均為負數，以表示判刑的年數。

在警方交待了量刑原則以后，會從自身利益出發進行分析，選擇坦白或不坦白的策略，此時雙方展開了博弈的過程。首先分析甲的思考過程，當甲進行決策選擇的時候一定會先考慮乙的想法。根據圖表1的矩陣圖可見，當囚犯乙選擇了坦白的策略時，囚犯甲坦白則獲刑5年，不坦白獲刑7年。由此，當乙選擇坦白時，甲必然選擇坦白（因為5

如果仔細分析囚徒困境報酬矩陣，甲乙雙方若都作出不坦白的決定，會得到更好地結果，即各判刑2年。可是因為沒辦法進行信息溝通，每一方都會擔心對方坦白但自己不坦白時會受到重判（即對方坦白獲刑1年，自己不坦白則被判7年）。因此，每個囚犯都從個人利益出發考，最終的結果都會選擇坦白坦白，（坦白，坦白）便是囚徒困境博弈模型必然的均衡結果。

囚徒困境的結論折射出的道理發人深省，從個體的視角思考做出的占優策略決定（-5，-5），顯然劣于做出合作策略的選擇（-2，-2）。換句話說，從單個個體的角度出發得出的占優策略，從整體而言得出的卻是最不理想的結局。囚徒困境最終達到的策略均衡，體現出了個人理性和集體理性的矛盾沖突。目前，圖書館在數字信息資源共享問題上也存在著類似的矛盾，我們將“囚徒困境”的博弈分析方法運用到資源共享問題上，也可以解釋合作的不穩定性及相關問題。

2圖書館數字信息資源共享的博弈分析

2.1數字信息資源共享的靜態博弈

數字信息資源共享一直是圖書情報界關注的重大課題，每個圖書館都有資源共享的愿望，圖書館信息資源的共享，可以實現整體效用的最大化。假定參與共享合作博弈的圖書館為A、B兩個，分析圖2矩陣可以發現，如果A、B館都選擇合作策略，每個參與者均可獲得收益為10，總報酬最大為20；如果A、B兩者中有一方選擇合作，而另一方選擇不合作，參與者報酬分另4為6、12，總報酬為18；倘若A、B兩館都做出不合作的選擇，那么各館報酬都是8，總報酬16是最小值。可見（合作，合作）策略是團體利益最大的策略選擇（20>16）。

事實上，一些圖書館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從個人理性角度出發，最終與團體利益沖突，陷入“囚徒困境”。類似于囚徒甲、乙的決策過程，A館會根據B館的決策選擇策略，當B選擇合作策略時，A若選擇合作可得10，A若選擇不合作，既省去了共享資源需付出的成本，又無償享受了B館提供的信息資源，報酬是12。因此，A必然不會合作（顯然12>10）。同理可推得，B做出了不合作的選擇時，A仍然會選擇不合作策略（因為8>6）。顯而易見，無論B做出合作或者不合作的選擇，A都會采取不合作策略。同樣的分析結果對B館也是適用的，最后的博弈結果為（不合作，不合作），這時總報酬16，小于最優策略的總報酬20。

這一博弈矩陣可以看出，大家最初都希望達到（合作，合作）總報酬為20的結果，但是通過報酬矩陣分析可見，即便已經簽訂合作協議，各自館也會抱有“搭便車”的心理，就是如果你合作我不合作，我就可以占到便宜（12>10），于是各自違背共享約定，形成了圖書館資源共享博弈的（不合作，不合作）結果。

上述兩種博弈均為一次性博弈，參與博弈者都只能進行一次選擇決定，另外博弈參加者在做出自己決定的時候并不清楚對方的決定，大家都是同時決定自己的一次性策略選擇。處在這樣的前提之下，參與者都做出了自己的策略選擇時便已完成了一個完整的博弈過程，并得出了最終結論，這種博弈稱為靜態博弈。在靜態博弈中，出于個人理性的策略選擇往往導致了從整體而言的最壞結果。一方面，在達成合作協議以后，參與者都會有投機的心理，并從自身利益出發暗地選擇了不合作的做法。另一方面，對于一次性的博弈，只要參與者做出了最終決定便完成了博弈過程，對于違反約定的行為沒有補救和懲罰的有效措施，無法通過后續的博弈進行調整和制約。

2.2數字信息資源共享的動態博弈

實際上，博弈通常為一系列重復進行的運動，即相對靜態博弈而言的動態博弈，在連續進行的動態博弈中，上面結果會有所不同。

2.2.1數字信息資源共享的無限次重復博弈

無限次重復博弈是指相同結構的博弈可以無限次地重復進行下去。如果設定在數字資源共享的無限次重復博弈中，不管哪一方圖書館在其中的一輪合作博弈中采取了不合作的行動，在以后的博弈中便會遭到其他館“不合作”的報復策略，而且這一不合作策略會在未來的所有博弈中重復下去，長此以往，首先違約的一方便永遠失去了與另一方合作的機會。因為在無限次重復博弈中，存在著對欺騙和違約行為報復的機會，因此參與合作的各方會擔心采取不合作策略給自己帶來的長期損失，不會主動選擇不合作的策略，使得數字信息資源共享合作得以維持。

繼續用圖2加以說明，對于圖書館A，各館如果一直處于合作的狀態，便可以長期獲得報酬10，累積起來10+10+10+…，但如果抱有機會主義的想法，打破約定選擇了不合作的策略，他的確獲得了一次性的利益，得到報酬為12，但在以后的無限次重復博弈中，均會受到對方不合作的報復行動，收益只能為8。為了一次性的好處，使得日后的收益從原來合作策略時的10+10+10+…下降為不合作策略時的8+8+8+…。顯然，任何一個圖書館在數字信息資源的無限重復博弈中，為防止被報復而喪失長期的經濟效益，都會遵守協議，采取合作的策略。

2.2.2數字信息資源共享的有限次重復博弈

在有限次重復博弈中，假設事先約定只合作5次，用逆推法進行分析，各方均知道第5輪博弈是最后一輪博弈，因此這一輪博弈便同靜態博弈無異。根據前面的分析，這一輪的違約不可能在以后受到懲罰和損失，那么，每個圖書館出于個人理性出發選擇的占優策略就是不合作的結果。逆推到第4輪，因為大家都可以推算出第5輪不合作的結果，因此第4輪博弈也會采取不合作的策略。由此類推直到第1輪，都可以得到同樣的結果。顯然，在有限次重復博弈中，圖書館數字信息資源的共建合作是不穩定的，博弈的最終均衡策略為（不合作，不合作）。

3用博弈論的思想解決數字信息資源共享問題

在現實生活中，參與博弈的各方合伙的機會必然是有期限的，信息組織間的合作共享是否根本無法實現呢？顯然在現實生活中是存在著長期合作的共同體。事實上，無限次重復博弈的主要界定標準在于參加者均不清楚哪一輪博弈會是最后一輪，合作各方擔心違約會遭到日后的“報復”便會把合作策略堅持下去。在有限次的重復博弈中，如果合作雙方不確定哪一輪是最后一輪，參與者會認為日后還要繼續打交道、博弈狀態會繼續維持，這便同無限次重復博弈無異。所以，在不能確定終止期的有限次重復博弈的圖書館數字信息資源共享博弈中，合作解是可以存在的。當然，為了維護合作模型的穩定性，更好的實現團體利益的最大化，必須配合以必要的措施。

3.1建立信任機制

圖書館信息資源共建共享機制的成功建立，取決于成員間的相互信任和對于聯盟內部規則的遵守程度，能夠取得收益同時實現持續的發展，其中成員館之間的信任是至關重要的。成員間除了應相互理解對方的行為和立場，尊重對方的觀點，還應加強組織內的交流，達成對某些問題的認識。另外，信任評審機制的建立也十分必要，通過建立完備的綜合性、長期性評估測試標準系統，對成員的聯盟策略及行動影響因素進行持續地跟蹤測評，通過完善細致公平的執行制度，形成穩定可靠的運行機制。

3.2建立監督機制

對于合作中的各館，都希望采取最優于自己的策略，以期得到最好的結果，因此為了達到合作團體利益的最大化，應該對各成員進行有效監督，維護合作協議的順利執行。要在建立領導協調組織和健全監督機制上下工夫，在明確各成員權利義務的基礎上，監督各成員的行為。對于損人利己的傾向和行為，及時采取措施，必要時對違反合作協議的成員進行制裁，甚至終止合作。

3.3建立保障機制

因為各圖書館之間的規模與發展水平不均等，建設規模大、信息豐富的圖書館往往很難與信息量相對較少的圖書館實現資源共建共享，另外數字信息資源共建共享經常發生“搭便車”的問題，這些都需要通過建立保障機制加以制約。在內部評估制度規范的基礎上，對貢獻大的圖書館要采用獎勵的辦法進行收益補償，同時針對慵懶的圖書館，通過采取懲罰的方式實現督促作用。

篇3

二、納什均衡在經濟生活中的具體運用――污水排放問題

博弈的分類方法是多種多樣的。根據參與人的多少，可將博弈分為二人博弈和多人博弈；根據參與人是否合作，可將博弈分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根據博弈結果的不同，又可分為零和博弈、常和博弈與變和博弈。一般地，將不允許存在有約束力協議的博弈稱為“非合作博弈”，與此相對，允許存在有約束力協議的博弈稱為“合作博弈”。“納什均衡”是非合作博弈理論中最重要的一個解概念。政府應該怎樣治理污水排放是當今一個熱點，也是本文所探討的問題。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關系可以運用經濟學上的監督博弈來處理。

這個博弈的參與人包括政府和企業，政府的戰略選擇是檢查或不檢查，企業的戰略選擇是排污或不排污。假設A1是企業治理污水（不排污）所增加的生產成本，如果排污的話，則可以將A1據為所有；A2是政府檢查所需成本；W是政府對企業排污所收取的罰款金額；G是企業排污所造成的污染而對社會利益的損害；假設W>A1，且W>A2+G，即政府對排污企業采取重罰措施。下表即為一個對應不同戰略組合的得益矩陣。

在得益矩陣中，用p代表檢查排污的概率，β代表企業排污的概率。給定p，政府檢查（p=1）和不檢查（p=0）的期望分別為：

E（1，β）=（W-A2-G）γ+（-A2）（1-β）=（W-G）β+A2

E（0，β）=-Bβ+0（1-β）=-Bβ

由E（1，β）=E（0，β），得β*=A2/W。可以采取兩種舉措：

采取重罰措施；即降低檢查成本A2。另外，給定政府檢查的概率θ，企業選擇排污（β=1）和不排污（β=0）的期望收益分別為：

E1（p，1）=（A1-W）p+C1（1-p）=A1-W?p

E1（p，0）=0

由E1（P，1）=E（P，0）得P*=A1/G，即在現實經濟中有許多企業和企業排污所取得的罰款金額W有關，對排污的懲罰越重，企業因排污所獲得的生產成本越少，企業的排污概率就越小。

實際上，政府在治理企業排污的時候，應設法考慮收益權的收益問題。由于國民待遇的要求，不可能因企業性質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罰款數量。所以解決這個問題只能采用行政手段。

同時也要注意地方政府在治理污水中的角色。首先，地方政府的行為要受制于中央政府既定的制度。其次，地方政府亦可親自組織創新或擔當起制度創新的重任。最后，地方政府是制度的推行維護者，對違法排污者實施重罰。

篇4

中圖分類號： TP391.41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2095-2163（2016）06-0141-03

0引言

近年來，隨著人們對無線網絡連接需要的日益增加，適用于不同工作情況與使用環境的無線網絡接入技術得到了飛速的發展。這些技術的提升進步滿足了人們隨時隨地能夠接入到無線網絡中的理想訴求。人們使用的無線網絡連接設備，如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手機等，往往同時配備了多種滿足不同通信需求的無線網絡接入技術，如適用于近距離通信需要的Zigbee、Bluetooth，以及適用于中遠距離通信需要的WiFi、WiMax、2G、LTE等。而且，同一地區被多種無線網絡覆蓋的情況也大大增加了，如辦公室、商場或者是家中，這些區域往往普遍配設有無限局域網絡與蜂窩網絡，而蜂窩網絡常常也是由多家移動網絡服務商各自優化后、且分別提供的，如中國移動、中國聯通等，如此這般的多種無線網絡接入技術共存的情況被稱為混合無線網絡。綜上可知，在此背景環境中，人們所能選擇的無線網絡的數量也必然增加。根據使用環境的各異以及用戶需求的不同，人們在選擇移動設備所要連接的無線網絡時將會綜合考慮多種因素，如網絡的穩定性、網絡能提供的帶寬以及使用網絡需要付出的代價等。網絡選擇中的基本問題就是研究在多種無線網絡共存的情況下，人們（設備）如何根據自身的需要，選擇出最合適的無線網絡，以及在選擇過程中設備更換無線網絡的行為趨勢。為了分析解決混合無線網絡中不同無線接入技術的選擇問題，目前已提出了多種方法，如文獻[1-2]提出的最大化用戶效用的選擇方法，文獻[3-5]提出的基于多種屬性滿足的決策制定方法等等。博弈論作為一種數學工具，常常用于研究分析在人們根據自己的情況選擇出最有利的策略時，參與者的行為變化趨勢以及不同參與者之間相互影響的情況。在無線網絡的研究中，由于博弈論在分析無線網絡設備選擇不同通信策略時其所獲得的收益情況與各個設備行為特點上的優勢，越來越多的工作利用博弈理論來解決混合無線網絡中的網絡選擇問題[6-7]。本文總結了目前一些利用博弈理論來解決混合無線網絡中的網絡選擇問題的文章，給出了博弈理論在解決這類問題時的一般方法。

[JP3][BT4]1博弈論的基本概念以及網絡選擇問題的博弈模型[JP]

[BT5]1.1博弈論的基本元素

在博弈理論中，博弈是由博弈的參與者、參與者所能選擇的策略的集合、每個參與者選擇某種策略時所獲得的收益而構成的優選進化過程，過程中包含著3個基本元素，現對其進行如下定義描述。

1）參與者。博弈中能夠選擇自身策略的單位，可以是某一個體、也可以是某一群體，其目標是通過選擇某種策略以使自己收益最大化，當目標為削減成本時為最小化。

2）策略集。策略集中包含了參與者能夠選擇的所有策略，每輪博弈時參與者將在其中選擇一個以指導自己的行為。

3）收益。參與者選擇某個策略時所能獲得的效用，該效用由參與者選擇的策略與其他參與者選擇的策略共同決定。

[BT5]1.2博弈結果描述方法

具體地，針對存在多個參與者的博弈描述中，每個參與者將根據收益的大小采取不同的策略，同時某個參與者采取的策略也將影響到其他參與者的收益。當博弈重復進行的時候，各參與者是否可以最終達到某一平衡狀態，即參與者是否可以找到一種最合適的策略，使得博弈終止。博弈是否能夠終止，以及何時達到終止是博弈論中的重要研究部分。下面將調引最常用的描述博弈終止的狀態定義，即納什均衡狀態。

納什均衡狀態用于描述這樣一種情況，即在一個博弈中，所有的參與者都選擇好自己的策略后，如果任意一個參與者都不能在其他參與者保持所選策略也不變的前提下，通過改變自身采取的策略使得自己的收益增大。這時，就可說系統達到了納什平衡狀態。

如果博弈的參與者用集合N={1，2，…，n}來表示，參與者可以選擇的策略用集合S來表示，參與者i所選擇的策略用si來表示si∈S，那么s*={s1*，s2*，…，sn*}為納什均衡，當且僅當對任意的i∈N，存在：

[HT5SS]ui（s*i，s*-i）≥ui（s'i，s*-i）[JY]（1）

其中，s*-i表示除了參與者i以外其他參與者所選擇的策略，ui（）為參與者的收益計算函數。并不是所有的博弈均存在納什均衡；同時，有的博弈可能存在多個納什均衡。

[BT5]1.3網絡選擇問題的博弈模型

網絡選擇問題存在3種博弈情況。對于每種博弈情況，現做出分析概述如下。

1）用戶與用戶之間的博弈。這種情況下，博弈的參與者均為需要使用無線網絡的用戶，多個無線網絡用戶將分享若干個無線網絡接入服務，每個用戶所能選擇的無線網絡接入點就是用戶所能采取的策略。用戶通過選擇不同的無線網絡接入點來最大化自己的收益或者最小化自己使用無線網絡服務所需支付的代價。

2）無線網絡服務商之間的博弈。這種情況下，博弈的參與者為能夠向用戶提供無線網絡服務的各個網絡服務商。各個無線網絡服務商通過采取不同的自費策略來吸引更多的用戶選用自己的無線網絡服務，從而達成最大化自己收益的目的。

3）無線網絡服務商與用戶之間的博弈。參與者分別為無線網絡服務商與用戶。服務商通過選擇不同服務資費標準與服務對象來最大化自己的收益，而用戶則通過選擇不同的服務商來最大化自己可能獲得的網絡效用。

[BT4]2博弈論在網絡選擇問題上的主要研究情況

[BT5]2.1用戶與用戶之間的博弈

文獻[8]將網絡選擇問題描述為各個自利用戶之間的非合作博弈，并使用擁塞博弈模型來研究用戶的行為情況。在該博弈中，用戶可以在多個可用的無線網絡的不同頻段中選擇其中之一進行連接，在選擇某個網絡后，該用戶將會造成一定程度的網絡擁塞，同時用戶需要為其造成的擁塞支付費用，而費用的高低將由網絡當前的擁塞程度決定。作者形式化地給出了網絡擁塞程度的描述以及用戶所需支付的費用。實現過程是將該用戶的網絡選擇情況用一組布爾值來設定其表示，如表示用戶u是否選擇了a網絡的布爾值bua。當用戶u選擇了網絡a時，bua=1，如果沒有選擇網絡a，bua=0。此后，研究利用整數規劃的方法求解了該博弈的納什均衡策略。

文獻[9]利用演化博弈模型來研究用戶的網絡選擇問題。演化博弈在傳統的博弈理論中加入了種群的概念，種群用于表示一組相同類型的用戶，種群中的用戶可以改變自己的策略以使種群的總體收益增加，或者使種群中其他用戶改變自己的行為，以達到收益均衡的目的。項研究利用了演化博弈中的復制動態來研究一群同類用戶的行為變化情況。復制動態用來表示種群中選擇不同策略的用戶的比例的變化情況，數學上是利用常微分方程來構建表示， 其對應公式為：

[HT5SS]x?i（t）=xi[fi（t）-（t）][JY]（2）

其中，xi表示種群中采用策略i的個體占種群全體的比例，xi=ni/N，ni為選擇i策略的用戶的數量，N表示種群中用戶的總數量。fi（t）表示參與者選擇策略i所獲得的收益，（t）表示該種群中所有參與者獲得的平均收益。

文獻[10]描述了裝備有多種無線網絡通信技術的設備，在不同網絡之間切換服務，以達到自身獲得的網絡吞吐量最大的目的。文章給出了2類不同的無線網絡技術的帶寬分配模型，全面分析在了每種無線網絡技術下用戶的行為變化情況，給出了用戶最大化自身收益的算法，并證明了在同種無線通信技術內部切換無線網絡基站的情況下，系統存在納什均衡，即用戶在經歷有限的基站選擇變化后，所有用戶均將達到穩定狀態，而無需繼續改變自身的選擇。

[BT5]2.2無線網絡服務商之間的博弈

文獻[11]提出了一個由4部分組成的用于分配管理無線傳輸資源系統框架，其中包括網絡層分配、容量預留機制、用戶接入控制以及連接層分配。作者將帶寬分配問題描述為不同接入網絡之間的博弈，同時在系統達到納什均衡時，網絡總效益最大。

文獻[12]將2個獨立的無線局域網之間的接入控制問題描述為多階段的非合作博弈問題。該博弈中的參與者為2個無線局域網，而策略集則為用戶發出的網絡接入請求。博弈的結果給出了2個網絡最大化自身收益時，網絡接入請求在2個無線網絡中的分布情況，

文獻[13]描述了在多個無線網絡共存的環境中，存在一個移動著的用戶。為了保證負載平衡以及減少用戶在各個網絡的交接，作者提出了一合作博弈的方法。參與者為區域中各個可以被用戶連接的無線網絡，其策略集為用戶使用每個網絡的優先級。每個候選網絡的收益為當前網絡負載、預定負載界限與網絡懲罰權重的函數。博弈的目標是使每個候選網絡的收益值最大。

2.3無線網絡服務商與用戶之間的博弈

文獻[14]利用將無線網絡服務商與用戶之間的競爭描述為雙方博弈的方式，提出了一種防止擁塞的控制機制。作者提出框架包括2個博弈，其中一個為接入控制博弈，另一個為負載控制博弈。接入控制博弈利用了經典的囚徒困境模型，參與者為各種用戶-服務商對。每一種服務請求代表了每個參與者具有2個策略選擇的博弈。服務商可以接受或者拒絕服務請求，而用戶可以選擇繼續接受服務或者停止接受當前服務商的服務。作者討論了該博弈的純策略納什均衡的存在情況。在負載控制博弈中，用戶在不停止傳輸的情況下選擇是否離開當前服務商，而服務商也可以選擇是否終止提供服務。文章表明當服務商同時運用2種策略時，得到的收益將會達至最大。

[BT4]3結束語

本文總結了當前利用博弈理論分析解決混合無線網絡中網絡選擇問題的一些代表性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在利用博弈論解決該問題時，不能僅停留在判斷是否存在納什均衡的層面上，還需對如何達到納什均衡進行研究。博弈論分析了混合無線網絡中的參與者在為了最大化收益時的行為情況，為提出更加有效的網絡選擇方案作出了有益、且實用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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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中圖分類號】G206【文獻標識碼】A

英尼斯被稱為“第一位獲得國際聲譽的加拿大本土社會科學學者”和“加拿大經濟史之父”。他還是經濟史協會第二任主席(1942-1944)、美國經濟學協會第54任主席(1952)。在英尼斯的好友、著名歷史學家唐納德•克萊頓看來,他的學術生涯可以以10年為一階段進行劃分。1919年,當英尼斯的博士論文即將出爐時,巴黎和約簽定實施;1920年,他通過對加拿大太平洋鐵路的研究獲得芝加哥大學的博士學位,來到多倫多大學任教;20年代,英尼斯以一個獨立學者的姿態開始了加拿大經濟史研究之旅的第一站――皮貨研究,1930年,《加拿大皮毛貿易》正式出版,此前一年,全球股市狂瀉引發經濟大蕭條;30年代伊始,鱈魚業成為英尼斯的第二個研究主題,他在加拿大經濟學領域的權威地位日益確立,與此相伴,30年代那段蕭條和苦澀的時期讓他開始投身加拿大的公共事務;當1939年“二戰”爆發之際,英尼斯正全力對《鱈魚業:國際經濟史》進行最后的修訂,次年,該書問世。從1940年開始,英尼斯的生命步入了最后12年,這一階段的開始在硝煙彌漫的“二戰”,結束于鐵幕森然的冷戰,英尼斯將學術目光投向更廣泛的人類歷史長河中的政治和文明危機――一種從傳播角度剖析人類文明史的路徑悄然展開。(Donald Creighton,1957:p96)

如前所述,每十年,英尼斯的學術興趣和研究主題都出現轉變,《加拿大皮毛貿易》著眼的是加拿大經濟史,《鱈魚業》研究北大西洋沿岸的國際經濟競爭;《帝國與傳播》、《傳播的偏向》則在時間和空間上涉足更廣大的領域,通過傳播更替的歷史來探究不同社會文明形態。在生命的最后十年,英尼斯的傳播研究似乎越來越遠離加拿大,但在他自己看來,卻是逼近了現代西方社會問題的核心。

英尼斯在經濟史的研究中建立起一套以技術為線索、對社會演化歷史進行政治經濟分析的路子,作為一個制度主義經濟學家,英尼斯從來把歷史看作是一個復雜系統,把社會的演進視作多因素復合而成的制度的演進,他的抱負就是如同自己的楷模――經濟學家凡勃倫那樣真實而系統地描述不斷演化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程。在這個過程中,他發現了媒介的重大作用,認為信息、知識、思想的傳播對社會組織關系、制度習慣、文化變遷的影響更甚于經濟。與其說英尼斯從經濟研究轉向了傳播研究,不如說傳播研究是他經濟研究的一個延續,延續著對制度演進和社會價值的探索,延續著對權力關系、技術文化的歷史分析,也延續著對壟斷、集中化控制和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批判。

從英尼斯逝世前所撰寫的回憶錄來看,在芝加哥大學期間,他所受到的學術影響和思想沖擊主要來自于經濟系學者的言傳身教和研究著作,特別是在20世紀初期的美國經濟學界盛極一時的大師、舊制度主義經濟學的創始人――索爾斯坦•凡勃倫。當英尼斯1918年來到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時,凡勃倫雖然已經離開,經濟系仍舊浸染在他的影響力之下。因此,英尼斯一邊遙想緬懷當年凡勃倫曾開設的“社會理論史”、“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文明中的經濟因素”等課程,一邊通過全面地閱讀凡勃倫的著作吸取他的思想精髓。1929年,英尼斯在《西南政治與社會科學季刊》上撰《凡勃倫的著作》(《The Work of Thorstein Veblen》)一文捍衛凡勃倫的價值,甚至盛贊凡勃倫為“工業革命之后的亞當•斯密”(Harold Innis,1956:p23)。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之前,美國經濟學最主流的理論是以凡勃倫為代表的“制度主義”經濟思想。作為美國最著名的反正統經濟學家和社會批評家,當其他經濟學家在象牙塔內研究真空條件假設下的人類行為時,擁有哲學博士學位的凡勃倫顛覆了之前正統經濟學僅僅著眼于微觀人和企業的理論范式,引入人類學、心理學及其他社會科學的知識來拓展經濟學。正如英尼斯1929年對他的高度評價,“如果現代經濟學者是分類學家,那么凡勃倫則力圖進行經濟學的胚胎學、形態學、生理學、生態學和病源學的研究。”(Harold Innis,1956:p24)。英尼斯的傳播研究在如下方面受到以凡勃倫為代表的舊制度主義經濟學決定性影響。

一、文化和整體觀

以19世紀70年代馬歇爾《經濟學原理》為標志的新古典經濟學一直在西方經濟學界占統治地位,但到了20世紀一二十年代,新古典經濟學在理論上陷入持久的危機。造成這種危機的主要原因來自于它的兩個基本假設:一是孤立的個人主義假設,二是完美的市場假設。在這樣的假設之下,新古典經濟學發展為一門類似于數學、物理學的科學,這種以自發平衡的市場理論為核心的思想與經濟現實嚴重脫節,對現狀的解釋力也日益喪失。以凡勃倫為首的一些經濟學家開始對之進行批判,并逐步形成自己的制度主義理論,這一事件在經濟思想史上稱為“制度主義運動”。凡勃倫綜合了德國歷史學派、達爾文進化論、美國早期實用主義的研究方法,從經濟學、人類學、文化學、生物學等多學科的視角來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問題,將經濟學研究對象轉向制度,開創了制度經濟學。他認為,“在正統經濟學內部,社會規范和制度的約束作用普遍被遠遠地推入背景之中以致完全得不到考察,從此也就有了作為顆粒脫離社會的單一經濟人概念。然而,如果承認‘文化適應規定個人的約束和偏好’,那么經濟學家就回避不了有關社會規范的作用以及他們如何跟理性、評判過程的運作相關聯等嚴肅問題。”(馬爾科姆•盧瑟福,1999:p63)。基于這一弊端,凡勃倫提出,社會經濟活動總是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展開,經濟學應該將經濟視為文化整體中的一部分,從整體上考察經濟的進化,其研究對象應該是經濟活動借以開展的制度及其變遷,因此,制度經濟學從整體的、演進的角度著重考察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家庭、國家、法律、文化、政治、規則、慣例、習俗等各種制度安排,將制度作為一個變量理解和把握人類行為并據此提出對策。

英尼斯給予凡勃倫“工業革命之后的亞當•斯密”的崇高贊譽,說明他同時從凡勃倫和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那里繼承了社會整體論的研究理念。其實,斯密創立的經濟學最開始是一種政治經濟學理論,在《國富論》中斯密注重制度和人的作用,運用系統的方法,來剖析各組成部分之間的關系,乃至整個經濟系統總體的發展,第一次為我們展現了一個完整的經濟和社會系統。然而經濟學在馬歇爾那里引入脫胎于牛頓力學的“均衡”概念后,越來越數學化和抽象化,越來越脫離現實,這恰恰是英尼斯在其研究中所反對的,他認為應當復興斯密和凡勃倫所開創的分析復雜系統關系的路數。在英尼斯的傳播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所體現的這種整體的、聯系的視野,他將社會看作一個整體的偉大概念,“就像解剖學那樣,一個整體遠遠不止是各個部分的總和。當各個部分相輔相成,或相互抵觸,或者是由于彼此共同存在而形象有所改變時,情況就肯定是這樣。”(加爾布雷斯,1999:p63)技術通過與法律、政治、經濟、宗教、結構、思維等各個系統之間的互動推動了社會內部循環交流,各種社會結構和組織關系是在眾多社會行動者的互動中產生的副產品,整個文化的前進必須以盡可能綜合的方式來進行評價和調整,因此,英尼斯更多地從制度方面或結構方面來分析社會與技術。

社會整體制度得以形成的基礎是什么?凡勃倫強調要對社會文化心理和思維習慣作分析,這一解答具有強烈的社會心理學具理論色彩。他把制度歸結為人們主觀心理的基礎上累積的思想和習慣,制度本身“是個人或社會對有關的某些關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維習慣……是人所共有的現存的思維習慣”。(凡勃倫,2004:p149)如果記起凡勃倫曾經在霍普金斯大學與杜威一起追隨皮爾斯攻讀哲學,對他的這種實用主義心理學傾向將不會感到意外。這也同樣說明了為何英尼斯在傳播研究中想要考察“傳播媒介的效用……如何創造出有利于創造性思維的條件”(英尼斯,2003:p7),看它如何改變了人們的思維結構和組織方式。在英尼斯看來,社會系統中的個人和行動者是文化的產物,個人行為由社會環境和自我動機共同支配,應當從人的主觀動機以及所存在的環境去尋找決定行為的因素。不同的傳播模式和傳播環境造就了人們不同的環境內容,也決定了行動者與他人所形成的關系模式。時間和空間就是基本的社會關系,它們只有在集體行動中才能共存。正是復雜的傳播過程和傳播系統決定了行動者的行為方式,道德規范、價值觀、信仰、態度和習俗、法律規章、官僚體制、政治政策、社會階層等制度形式都是人類本能與外界環境、其他行動者的互相制約所形成的,是廣泛存在的既定習慣和關系契約。因此傳播就是社會內所有行動者的思想關系和組織活動,傳播研究的內容則如英尼斯所說,“生活永不停息的外在形態展現出各種特性和偏向,從而為我們深入研究生活可能的方向及局限提供可能。個體的習慣與偏向在制度層面進一步累積并得到增強,這種習慣與偏向形成了社會科學學者研究的主要興趣點。”(Donald Creighton,1957:p91)這使得英尼斯的傳播研究展現出濃厚的社會學風貌。

二、演化的觀念

受達爾文進化論、歷史學派的影響,制度經濟學從進化、演變的角度看待制度整體,因而制度學派被某些人看作是德國歷史學派在美國的一個變種。凡勃倫認為,在人的本能所支配的社會行動中思想和習慣逐漸形成,因而制度也是一個歷史進化的過程,“當環境發生了變化,人們通過技術革新的成果克服過去環境下產生的思想和行為習慣,以延續和改善生命過程……制度變遷過程就是工業的和商業的兩個職業各自構成的集團的對抗過程。但這種對抗不會表現為激烈的形式,因為思想和行為習慣的改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可能通過革命式的變革迅速轉變。”(張林,2004:p3)制度的演進過程是人類思想和習慣的自然淘汰過程,是人類應付外界環境的心理變化過程,制度又對人類進一步的行動產生約束力。所以經濟研究應該抓住制度的演化這個核心主題,把演化看作是理解經濟、技術和制度變化的基本方法,而不是遵循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靜態和均衡的思想。

那么,是什么引起制度環境的變革呢?凡勃倫認為,科技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技術發展將引發制度變遷。凡勃倫理論體系的哲學來源十分復雜,但實用主義哲學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塊。在杜威手里定型的實用主義哲學明確地提出了制度與技術之間的關系,將“制度特征”與“技術特征”視為人類生命過程中的兩個主要方面,前者關注如何保留歷史遺傳下來的信仰、階級差別、身份認同、文化儀式;而后者與技術、科學、工具相關,是改變世界的動因,并解構著制度特征的內容。制度特征的視角是向后看的,而技術特征則是向前看,正是二者的不斷沖突形成了社會有機體的演變過程。深受這一項影響的凡勃倫提出,社會由兩個體系構成,“一個是由金錢部門及其維護者構成的儀式體系,一個是由工業部門及其維護者構成的技術體系。”(張林,2004:p2)這兩個體系長期持續的沖突、互動形成了制度的演變和社會的進化,而“制度調整的主力就是勞作本能表現得最明顯、受現存制度的約束最大的那個從事工業的、工具性的職業的集團。”(張林,2004:p3)也就是技術集團。在他看來,“物質和技術環境塑造生活模式,后者又轉而變成了常規。生活習慣同樣包括某些成為常規的思維方式。這些思維方式包括共同體的技術知識及普遍持有的價值和信念。”(馬爾科姆•盧瑟福,1999:p112)長期來看,技術的后果難以控制,也許會有違初衷,“這種后果可能牽涉到甚至是最根本的制度原則的改變。凡勃倫認為,這種根本性改變可能發生在新技術改變某個重要人群的基本生活模式、生活及思維習慣的地方。舊的行為和思維方式失去作用并被其他更符合新的生活環境的方式所取代。” (馬爾科姆•盧瑟福,1999:p117)總之,制度演化思想的要義在于外界環境(包括技術)的改變賦予人們心理、思維、習慣等改變的要求。

如同凡勃倫,英尼斯的傳播研究中也強調動態演化和技術的作用,提出了相似的演進結構。英尼斯“堅持認為制度的興衰存在規律,他畢生致力于這種興衰過程的探索與研究。” (Harold Innis,1956:p24)他對人類文明歷史興衰起伏規律的探索訴諸于考察由傳播媒介所引發的社會文化形態(制度)的整體性變革。英尼斯從文化整體的角度看待傳播與社會,認為傳播是一個文化過程,而文化是一個整體范疇,表現為兩個方面,即制度的方面與媒介技術的方面,反映在哲學意義上就是儀式方面與工具方面。任何社會活動都是由兩類行為構成,一方面是技術特征的行為,即傳播技術的更新,人類的本能是推動技術進步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是儀式特征的行為,即制度。技術的特征是發展的,而制度總是過去經驗的產物,其特征是穩定的,并且對變革產生抵觸或者約束變革。一方面,技術起源于文化,羊皮紙、紙張、印刷術、廣播等媒介本身是制度文明的產物,它們體現了某一制度類型下社會的關系原型和思維模式;另一方面,媒介對制度產生影響,它是理解某種文明如何演化的關鍵;同時,制度影響技術變化的發展方向,促進某些技術的發展,阻礙另一些技術的發展。二者之間構成了相抗衡的矛盾并彼此競爭和決定,社會文化過程始終處于兩者的沖突之中,在平衡和失衡的交替中循環演進,歷史也就是傳播技術所引發的新制度對舊制度的修改和替代。

同樣,英尼斯所謂“媒介的偏向”就是媒介同行動者之間互動關系的類型及其演化。媒介帶來了新的信息,改變了知識傳播方式和過程,人們必須在思想和行為上適應變化了的環境,一些與舊環境難以相容的思維習慣和組織行為被改造或淘汰,去釀造新的制度。傳播決定了行動者的思想習慣和所形成的社會關系總是不斷變化,因此社會制度總是處于無止境的演進之中,它形成的終點也就是調整的起點,“媒介―行動者―社會制度”模式所組成的體系在英尼斯那里分為時間偏向和空間偏向兩類,一旦這個系統完全穩定下來,此時社會或者說文明就被鎖定于某種偏向,英尼斯認為它達到了一個知識壟斷的終點。

可見,在英尼斯那里,文化的變遷“來自于技術的變遷……技術變遷的速度和方向受到現存制度框架的影響,而制度框架是在思維的習慣方式及決策者的利益中表現出來的。技術通過改變物質條件,通過改變個人生活和思想的方法、模式和習慣而產生制度后果。” (馬爾科姆•盧瑟福,1999:p47)占支配地位的媒介“是整個文化結構的動因和塑造力量”,“他把注意力指向……技術的偏向和扭曲力,借以顯示如何去理解文化。”把“歷史環境當作一個試驗場,去檢驗技術在塑造文化中的作用。” (麥克盧漢,2003:p5)早期的學者認為英尼斯把媒介技術作為歷史文化發展的引擎,強調技術的內部特性塑造了使用者的世界觀,人的作用被擱置,于是給他戴上“技術決定論者”的帽子;這種觀點不僅忽視了英尼斯思想的復雜性,也違背了他一再堅持的行動者的作用在文明和帝國發展歷史中的重要地位。英尼斯的傳播學不是單因單果式的,也不是以受限的人類命運為基礎,他用演化的視角來看待技術與文化的歷史變遷,文化的變化依賴于行動者與制度環境的交流互動,這種互動涵蓋了媒介的技術特性、社會結構、地理分布、經濟方式、思想生活等一切事物,并賦予了整個傳播研究動態的歷史發展觀。

三、集體主義視角

凡勃倫和與他同時代的芝加哥社會學派學者一樣,并非采用微觀的個體行為作為考察主體,他不否認個人的選擇,但認為這種選擇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文化框架內進行的選擇。他認為,處于孤立狀態的個人根本不存在,人是一種社會存在,惟有“社會”才使個人行為得以形成,人們的思想和行動選擇來源于下列因素的影響:社會經驗、人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學習和競爭過程等,要承認文化對個人的影響以及個人作為文化整體的一部分。并且,個人行為之和不等于集體行為。社會不是、也不應理解成為個人行為的簡單之和,制度和社會作為一個文化整體有自身的運動特點,不能分解為個人行為之和。

因此,制度主義始終秉持著凸顯社會因素的集體主義方法論,強調在周圍的制度環境中處理人類行為的重要性,通過對群體現象或過程的研究來認識世界,認為“個人的‘氣質狀況是在給定的一組傳統、慣例以及物質環境下累積而成的。’”在凡勃倫的著作中,集體單位中的各種社會階層、利益團體和權力組織成為技術演化和制度變遷的參與者和承受人。

英尼斯繼承這一視角,我們在他的指引下看到各種帝國中政治、經濟、宗教、知識的階層和利益組織如何馳騁于歷史的征戰場角力爭斗。在演化過程中,英尼斯突出了行動者對制度環境的主動適應和創造性,強調團體理性向社會整體理性轉化以及在社會競爭、制度擴散中的作用。通過多個文明帝國的歷史進程,英尼斯剖析,任何制度都會產生一個在該制度下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由于制度的保守和它造成的知識壟斷,總有相對抗的新的媒介出來不斷克服制度阻力,社會就是在這兩股力量的沖突中向前發展。

四、對權力、所有權的關注

凡勃倫在《有閑階級論》中得出結論,人類社會中有閑階級及有閑階級制度的形成,與所有權私有制的產生相聯系。制度主義的另一位大師康芒斯同樣指出,財產真正的本來的意義不是指物質的東西,而是指擁有、使用和處理某物的絕對權力,財產總是與占有、保留、讓與、取得和不受干涉的權力相聯系。因此,與古典經濟學不同,制度主義者更多地偏向了權力在社會中的作用而不是市場價格;由制度所決定的權力結構才是決定資源配置的最基礎因素,在現實世界,應當關注的是機會集合如何形成。

在英尼斯對媒介的歷史分析中,權力階級的涌現與知識的私有制同時發生。英尼斯并不是割裂的看待傳播技術,而是把技術本身當作一個復合體,或者更明確地說,他眼中的技術是深度資本化的技術,新技術興起的同時掌握此種新技術的組織權力增強、地位上升,舊的團體力量衰退,于是原有的社會結構和關系形態必須做出變革,形成新的權力模式和制度體系。例如,在《美國的技術與公共輿論》一文中,他分析了美聯社憑借電報技術獲得壟斷地位,并如何與報業爭斗、政黨角逐相互咬合;向廣播的轉軌也不會例外,廣播這個作為空間偏向的印刷業對立物而出現的媒介,原本是倚重連續性和時間,結果卻“訴求于有組織的力量,將有組織力量作為確保連續性的工具。” (英尼斯,2003:p156)為歐美政治、商業權力所操縱,淪為輿論轟炸的機器。他看到政治力量對新聞、出版的操縱,而且,隨著新的的可視性媒介――照相機、攝像機、相片、電影等等的誕生,這種操縱和破壞上升到了更高的水平。攝像機誕生于一個崇拜視覺的印刷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人們很容易接受下列觀念――新的視覺資源是真實性的客觀替代。于是現代思想中所謂的“照相真實主義”(Judith Stamps ,1995:)信念隨之形成――照相機和攝像機不會說謊。這種信念的嚴重后果從電影媒介的操縱性中可見一斑。英尼斯注意到,在“二戰”中電影被作為一種宣傳工具運用,被用來說服民眾關于本國軍隊的節節勝利。概言之,著眼于權力,英尼斯在傳播研究中發展出了一系列的矛盾與張力:平衡與失衡,時間與空間,帝國與風俗(帝國可以沒有邊界,而風俗卻是本地化的),集中化與非集中化,依附與自治,世俗與宗教……英尼斯通過尋求這些問題答案,建立起了現在稱為媒介帝國主義的傳播研究。對于英尼斯來說,對媒介的興趣更多的在于了解政治經濟歷史中的傳播技術扮演了怎樣的重要角色,他關心媒介生產背后的權力運動,以及特定媒介在管理社會勞動分工、權力分配中所起的作用。他借助媒介“引導我們去考慮結構成分的相互作用所產生的權力形態和程序。他的研究思路是,弄清每一種權力機構的形態對其他形態起了什么作用。” (麥克盧漢,2003:p6)在他的研究中,無處不體現著他作為一個政治經濟學家在權力與壟斷問題上的警覺和深度。

學界一般認為,凡勃倫理論“體系的主要缺陷在于沒有很好的界定技術變化,技術變化所產生的生活模式的變化以及被凡勃倫看作結果的目標、意識形態及有效性標準的變化這三者之間的聯系。”(馬爾科姆•盧瑟福,1999:p119)與其方法論上的累積因果分析一致的是,他常常寬泛的斷言技術對制度的決定力,卻對于“到底制度變遷如何改變個人的處境和目標,或者改變之后的個人理想實際上到底如何引發社會慣例和法則變遷的” (馬爾科姆•盧瑟福,1999:p37),鮮有辨析,這當然和他將組織、團體作為分析主體直接相關。比凡勃倫成熟的是,英尼斯辨析了傳播技術變革與社會組織結構、文化形態整體模式上的調整甚至重組;然而,他依然沒有解釋技術變化和傳播行為本身是如何發生和展開的,沒有明晰的描繪觀念如何在社會內部進行傳播和共享,未能體察個體與社會如何通過媒介共生互動,無法對作為人類行為的傳播活動過程作出更多的分析,他關注的是傳播技術的偏向如何被塑造、利用以建立起相應的社會類型。

繁人都重評價道,“凡勃倫是世上少有的有所謂超前意識的人……因為他所思考和陳訴的觀點往往都是被后來的成功人士所接受、認可,但卻遭到與他同時代的人的反對。所以,他像個外星人一樣孤單,與這個世界格格不入。” (繁人都重,2004:p54)對照凡勃倫,英尼斯所開創的傳播技術研究模式在當時無人理解并長期受到冷遇也就不足為奇――這對精神上的師徒堪稱同病相憐。除了研究領域上的超前,二者另一個備受冷落的原因在于他們較早采取的跨學科的研究方式,而這種方法基本與數字和量化技術無關。熊彼特曾評價凡勃倫是社會學家,我們在英尼斯的研究中也看到濃郁的社會學風貌。但新任美國經濟學會主席查爾斯•舒爾茨(Charles Schultze)說:“如果你仔細研究,你會發現經濟學家最怕變成社會學家。” (繁人都重,2004:)他這話反映了西方特別是美國主流經濟學依循的實證研究和定量分析模式強大的輻射力。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北美社會科學界普遍轉向,努力成為像數學和物理學那樣精確的科學,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倡導引入歷史學、人類學和其他定性研究理論與方法的凡勃倫會在數理經濟學家占優勢的美國日益邊緣化。英尼斯深深地為凡勃倫所開創的學術傳統遭到冷遇而鳴不平,他反對單純和機械的量化研究和數學模型,批評實證主義者把研究工具當做研究內容,這種極度抽象的研究放棄在整個外部社會的現實生活中發現問題,所進行的不過是檢測“沒有軀體的血液循環”。他強調我們所處的現實環境糾結著錯綜復雜的權力活動,面臨重重危機,學術研究需要建立在這些現實之上,全面診斷西方社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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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尋找無雙》說的是唐朝建元年間，一個叫王仙客的年輕人去長安市宣陽坊尋找表妹無雙要娶她做老婆的故事。無雙的模樣他記不清了，王仙客和無雙曾在宣陽坊一座用作道觀的空房子住過，宣陽坊官吏王安、孫老板、侯老板、羅老板這些當年的鄰居忘記了他也忘記了無雙。羅老板等人說到二十年前魚玄機在這里住過，不過魚玄機早已死了。王仙客住在宣陽坊一家客棧里，弄個望遠鏡觀察那個空院子。他對魚玄機入了迷，找劊子手打聽魚玄機死時為啥罵，還到監獄廚房買了一份囚糧，忽又想起無雙，做夢卻夢見魚玄機。他想起來魚的使女叫彩萍，而無雙的使女也叫彩萍，便找彩萍。長安市有六千個彩萍，找了一百多個都不是。人們的傳言讓王仙客懷疑是自己在牢里了魚玄機過后又忘了。王仙客被攆走，去了宣陽坊，以拉皮條為生，遇一，擺好姿勢他卻無動于衷，忽然想她就是彩萍。回憶當年無雙聽說他家伙太大，逼使女彩萍先與他試水。便與彩萍回宣陽坊尋找無雙。彩萍似乎就是無雙，比較，宣陽坊的人既喜歡又反感。羅老板等人想揭發這個假無雙。羅老板回想三年前政府車裂附逆分子，無雙被捆在木樁上拍賣。又說無雙病死了。王仙客請客討無雙消息，拿出大刀要割羅老板小腦袋，羅老板這才想起無雙“去了掖庭宮”，是個宮女習禮的地方。他從身上扯出當年無雙托他贈送給王仙客的汗巾。王仙客繼續尋找無雙。這已成為他的終身事業。小說最后一句話是：“我估計王仙客找不到無雙。”

李銀河認為《尋找無雙》寫的是人們選擇性記憶病，人們只愿意記住他們愿意記住的，遺忘了不愿意記住的。王小波說他寫這篇小說是懷疑每個人都熱愛智慧。其實王小波的小說較為混沌，非單一主題，《尋找無雙》就寫了人們骯臟的心理、卑下的人格、豬狗般的生活，寫了人與人之間的無情和敵意，寫了人們非同黨即奸黨的思維方式，也寫到了皇權的專制、殘酷和腐敗。如果說王小波小說有中心意圖的話，他的小說是對權力和欲望的嘲弄，嘲弄中還有點兒自得其樂。

王小波的人物皆取俯視角度。作者俯視筆下所有人物包括小說敘述者“我”。他的人物是所謂的愚偶，一個個愣愣怔怔二二乎乎，似乎是精神癡呆癥患者，有的簡直是瘋子。王小波更在意人物卑劣的一面，動物性的一面，吃喝拉撒性這些東西?這些人物渾渾噩噩，荒唐，窩囊，卑俗，丑陋，令人惡心。王仙客尋找無雙要與之結婚，這種行為無可厚非，但他的所作所為一點兒也不令人感動和尊重。《紅拂夜奔》中李靖設計長安城，求證畢達哥拉斯定理和費馬大定理，將費馬大定理寫進春宮畫小人書里，發明開平方機器，做出了很多轟轟烈烈的事，但他似乎是個無情的人，他與皇帝是利用與被利用的關系，談不上忠與奸，對紅拂和情人李二娘也是一種利用與被利用關系，談不上愛。魚玄機殺死使女主動投案自首，坐牢里長了陰虱，受刑時計較于自己的美麗與舒適，最后罵了一句操，也不會讓讀者同情。讀者的感情立場既不會站在劊子手一邊，也不會站在魚玄機一邊。作者一點兒也不煽情。李靖而死，紅拂說她也不想活了，便辦理殉夫手續。申請非正常死亡指標，需刑部衙門批準，刑部權衡之后給了一個上吊指標。然后是禮部手續，禮部認為這季度殉夫的不少，社會風氣趨于悲觀，讓紅拂起碼要等到下一季度。在禮部填表時，紅拂在殉節動機一欄填上“覺得活著太麻煩”，顯然不夠進步，在人們的一再啟發下改為“思念衛公”。其實紅拂要求自殺的真正原因是李靖死后皇帝即任命她為貴婦聯主任委員，她要主持會議，還要做大報告，覺得煩不勝煩，因此馬上提出殉節申請。按照規矩，紅拂上吊前還要注銷各種注冊、戶籍、會員等等，還需絕食，凈身，搭臺子，受賜御宴等等，一系列程式之后，紅拂登上絞刑架，儀態萬方，看客如云。但宮中監督她_的魏老婆子讓其命懸一線，一直在死，但老死不了。最后還沒斷氣魏老婆子就剝下她的褻衣賣錢去了，紅拂的尸體也不見了。

王小波的人物在人格傾向上與王朔、塞利納、熱內筆下的人物有些近似，在精神結梅上與堂吉訶德、阿Q、卡爾唯諾的樹上的男爵柯西莫有些相近，在生存狀態上與卡夫卡、貝克特筆下的人物相近，但又不是他們。王朔的人物還是正常的，無非有點冷嘲熱諷罷了，堂吉訶德是一個理想主義者，阿Q、樹上的子爵還是有感情的，還是想干些有意義的事情來，卡夫卡的人物比較干凈，而且理性，貝克特的小說人物與王小波同樣粘稠、滯重，但沒有王小波人物的癡呆和癲狂。

其故事沒有中心矛盾沖突，且有意截斷時間流向，將故事肢解成碎片，像是中國畫的散點透視，寫哪在哪。次要人物也可以濃墨重彩，如魚玄機之死耗費了大量筆墨。其敘述推進十分緩慢，幾乎原地踏步，或者說是不斷回到原點，重新出發。一個細節可以多次提及，反復描摹，可稱之為細節化碎片化敘述。如第一段第一句：“建元年間，王仙客到長安城里找無雙。”第二段第一句：“王仙客到宣陽坊找無雙。”后來又有好多此類的開頭：“王仙客到長安城去找無雙那一年”，“王仙客找無雙”，“王仙客去找無雙時”，“王仙客到長安城里找無雙”。“王仙客初來長安時”。“王仙客到長安城宣陽坊里 找無雙”，“王仙客到宣陽坊里來時”，“王仙客到長安城里是要找無雙的”，“我們知道，王仙客第一次到宣陽坊來找無雙是一無所獲”，“我們現在知道，王仙客在宣陽坊里找無雙時，那里有各種各樣的傳聞”，等等。每一次重述都有所變化，上一次簡單提及的，這一次有可能詳細描摹，這樣的敘述形成了變奏和回旋效果。這種方法顯然是受到了杜拉斯《情人》的影響，也可以看出貝克特、格里葉、馬爾克斯的影響，但比他們更極端了。

小說的敘述方向，可以是單向的，也可以是雙向的多向的分岔的，幾個方向在中間或最后交織起來，也可以是循環的，最后返回到原點。小說的敘述速度可以是快板，沖突激烈，懸念重重，故事向著最后的目標快速推進，也可以是慢板，故事緩慢推進，錄像帶慢放般的，甚至原地踏步。《尋找無雙》屬于后者。它似乎有一個最終目的，那就是找到無雙，但這個目標總是被擱置起來，不能說它有明確的敘述方向，那就是找到無雙，也不能說他的敘述方向是找不到無雙。因為尋找無雙只是一個幌子，一個虛假的敘述目的。卡夫卡的K進不了城堡，格非的《青黃》里青黃空缺，余華的《鮮血梅花》里找不到仇人，都暗含著一個存在主義式的哲學性命題，王小波似乎沒有這樣的追求。

大量的閑話也延宕著小說的敘述速度。與作品主線、作品主要人物有關或者無關的甚至與作品毫不相干的閑言碎語是作者敘述自由的表現。如王仙客列問題表，王仙客為解決困惑，“打算開一個平方根證明一下，偏巧選擇了二來開平方，結果發現開起來無窮無盡，不但把手頭的紙全做了算草，還把地板墻壁天花板全寫滿了。”“王仙客被攆出客棧之前，正手持一根竹竿，竹竿頭上拴了一只毛筆，在天花板上寫算式呢。據我所知，他是用麥克勞林級數開平方，已經算到了五千項。這一點現在看起來沒有什么，用一臺PC機就能做到，但是在當時可是一項了不得的科學成就。但是開客棧的孫老板不懂這些，只是破口大罵，說王仙客這瘋子，把他的房子寫臟了。其實王仙客并沒金瘋，思想還有邏輯：他想開盡了這個平方，驗證了自己有運算能力，然后再演算先天妙數，算出自己是誰。這兩件事做好之后，再決定是去找無雙，還是找別的人，或者誰也不找了。”“據我所知，人在執筆演算時，可能有兩種不同的目的。其一是想要解決某個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有結果，就是沒算出來，害處也不大，因為可以下回再算，另一種是要證明自己聰明，這樣演算永無結果，故而害處非常之大，在這種情況下，你不如找人來拍你馬屁，說你很聰明，是個天才。人執筆寫作也有兩種目的，一種是告訴別人一些事，另一種讓別人以為你非常甜蜜，非常乖。我個人寫作總是前一種情形。假如遇到后一種情況，我絕不會浪費紙筆，而是找到那些需要馬屁的人，當面去拍，這樣效率比較高。王仙客就是因為犯了演算不當的錯誤，故而總算不出個頭緒。因為本書在談智慧的遭遇，所以提到這些不算題外之語。”這就是昆德拉所說的小說的智慧。昆德拉寫接吻大大議論了一番，甲與乙接吻，乙與丙丙與丁丁再與甲接吻，甲嘴里的唾液和氣味最后又回到了自己嘴里。《巨人傳》中巴奴日到處向人討教該不該結婚，大家講了大段大段結婚與不結婚的道理，閑話的瘋狂增殖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敘述的本來面目，使文本變質。這種議論不同于日常的那些乏味的理論、教條，是一種與小說或生活有緊密聯系的想象性或反諷性的智慧的揭示和演繹。王小波在后記里說自己的小說是嚴肅文學，而嚴肅文學必須公平，作品可以艱澀，可以荒誕古怪，但在這些毛病背后必須隱藏了什么，以保證有誠意的讀者最終會有所得。重要的是作者不能太笨，讀者也不能太笨。中國的作者偏笨了些，我絕不至于太笨。”小說里這些怪異的閑話當然也證明著作者的智慧。

《尋找無雙》不是純正的第三人稱也不是純正的第一人稱，是第三人稱和第一人稱混合起來的混合型人稱敘述。小說的主體用第三人稱，但敘述人“我”時不時出場，他似乎一直在場，即使不在場讀者也能強烈地感覺到他。這個我是一個強勢的我，他總要順便抖摟出一點私貨，甚至一堆私貨。作者點明他叫王二，四十五歲，是一個醫院的電氣工程師，年輕時在山西插過隊，現與一位姓孫的婦科大夫結了婚，結婚之初患過陽萎引起的精神病。上四中時單戀一個女教師，每晚將其作為對象。有時候他在小說里還直接拿人稱說事。如《革命時期的愛情》第七節：“在這部小說開始的時候，我把自己稱為王二，不動聲色地開始講述，講到一個地方，不免就要改變口吻，用第一人稱來講述。”后面又說，“講到了這里，我就不能把自己稱做王二，這是因為當時有一種感覺，不用第一人稱就不足以表述。”小說里這個王二時不時站出來說事。導引出許多現代觀念和詞語穿梭其中，如“上級讓你被勒了幾道以后死掉，你就得做那種打算，自己有別的打算都不對頭。”如宣陽坊居委會主任王安問王仙客有證明文件嗎，“王仙客就拿出山東博山府開的路引雙手呈上，據說當年日本皇軍檢查中國人的良民證時，中國人就這樣。”王仙客攔一個陌生人打聽無雙，“那人一言不發，臉上露出僨怒不滿的神色，就像我前幾天乘四十四路公共汽車到雅寶路碰到的一樣。”還有魚玄機每天晚上要開PARTY，皇帝派空降兵鎮壓群眾等等。再如：“有個善良的人發明了用上等小牛皮制的，但是誰也不肯戴。因為當時熟皮子工藝不過關，所以那東西干癟癟像個風干了的小絲瓜。用時還要用帶子拴在身上，不然就會掉下來。……但是要等到發明硫化橡膠，制出柔軟的，起碼要一千年，實在等不及。”有趣的是，這些無厘頭語言行為破壞著作者建立起來的古代場景，但這古代場景仍覺可信。這樣做的好處是打通了古代與現代的歷史時空，歷史與現實互相說明互相闡釋，小說的空間更為宏闊，作者的表達可以天馬行空，似乎有無限的自由。

篇7

中圖分類號：TU973.1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4764（2013）04-0068-11

不銹鋼材料具有華麗的外觀、優異的抗腐蝕性能、良好的力學和工藝性能、較高的比強度與比剛度、較低的維護費用等諸多優點，在建筑結構領域已獲得較廣泛的應用，如廣州國際會展中心不銹鋼屋面板、天津港四號卡子門不銹鋼空間網架結構等，結構新穎，造型美觀，具有顯著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1]。受材料造價或建筑造型需要等因素影響，不銹鋼通常被加工成薄壁構件并冷彎至各種形狀，此類冷彎薄壁構件的穩定問題較突出，在結構設計時必須謹慎考慮。

與普通碳素結構鋼相比，不銹鋼在化學成分上增加鉻（Cr）和鎳（Ni）等合金元素使其耐腐蝕性能得到極大改善[2]，在材料受力性能方面亦表現出顯著不同：不銹鋼材料沒有類似普通碳素鋼的屈服平臺，其應力應變曲線表現為典型的非線性特征，并具有低比例極限和良好的應變硬化性能[3]。這也就意味著即使不銹鋼薄壁構件失穩時應力（應變）水平較低，材料也極可能處于非線性階段，其屈曲性能將受瞬時彈性模量控制并表現出相應非線性特征。處理此類問題需構建三維本構關系，運用荷載增量法確定平衡路徑，最終得到構件臨界屈曲應力[4-5]，與彈性穩定分析相比有較大區別且更加復雜。目前中國關于不銹鋼薄壁構件穩定性能研究較少，缺乏科學的理論分析和設計指導，極大阻礙了不銹鋼結構的應用與發展。

本文基于廣義梁理論（Generalised Beam Theory，以下簡稱GBT）基本原理針對不銹鋼材料進行修正，根據流動法則、變形法則定義其瞬時彈性模量，利用Quach模型定義其非線性應力應變關系，并以荷載增量形式給出修正GBT平衡方程、邊界條件及特征值計算公式，最后將提出的修正GBT法計算結果與試驗結果進行對比驗證。需要說明的是，受瞬時彈性模量影響，計算包含迭代過程，需借助軟件（Maple、C++或Matlab）完成，因此提出公式嚴格來講屬于準解析的計算公式。

1非線性材料GBT計算公式

1.1傳統GBT的基本原理

傳統GBT理論主要用于線彈性薄壁構件穩定性能分析，按以下步驟進行[6-9] ：

1）截面分析。構件截面劃分為連續折板，屈曲模態分解為一系列截面基本變形模態的線性組合，根據弗拉索夫假設和各基本模態單位翹曲、橫向位移構造位移函數，計算截面剛度系數矩陣。

2）構件彈性穩定分析。考慮構件的長度和邊界約束情況，建立GBT平衡微分方程和邊界條件，利用有限差分法、有限元法或伽遼金法求解此特征值問題，最終通過線性組合求得此構件屈曲應力及相應屈曲模態[10-11]。

目前已有依據GBT理論編寫的穩定分析程序GBTUL[12]，計算精確迅速，成為繼有限條法、有限元法后研究人員處理薄壁構件彈性穩定問題的主要計算方法，被科學研究和工程設計領域廣泛采用。然而，傳統GBT理論只能用于構件彈性穩定分析，對于非線性材料的穩定問題尚不能予以有效解決。Goncalves和Camotim利用GBT法對不銹鋼薄壁構件屈曲性能展開研究[13]，得到矩形薄板、C形卷邊截面和矩形閉口截面構件在均勻受壓時的屈曲模態和穩定曲線，但其本構方程采用Rasmussen模型，此模型經證實不能準確反映不銹鋼材料應力應變關系[3]，且文獻[13]中的GBT公式缺少必要推導過程，不同模態下構件屈曲應力計算過程不明確，結果缺乏試驗數據驗證。本文基于傳統GBT理論及Goncalves和Camotim初步研究成果對GBT方法進行修正，使其適用于非線性材料構件的屈曲性能分析。

1.2應力應變關系模型

不銹鋼是典型的非線性材料，應力應變關系模型精確與否對確定本構關系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這方面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其中Quach等人提出的三段式模型[14]能夠準確反映不銹鋼材料的應力應變關系，是目前可供選用的最佳應力應變關系模型[3]。本文選用該模型描述不銹鋼材料的應力應變關系，即：

1.3瞬時彈性模量

傳統GBT理論采用彈性模量矩陣描述材料各方向本構關系，彈性模量矩陣在計算過程中保持不變。然而，非線性材料的應力應變呈非線性關系，隨著應變的發展，彈性模量不斷折減，構件剛度不斷退化，固定的彈性模量矩陣不能反映材料真實本構關系。因此，需將彈性模量表達為應力（應變）的函數，以反映非線性材料在特定應力（應變）狀態下的本構關系，即“瞬時彈性模量”。通過定義瞬時彈性模量矩陣對GBT法截面分析、構件穩定分析進行修正，使其能夠正確描述構件屈曲狀態，并最終根據平衡方程求得屈曲應力。本文基于小應變彈塑性理論確定材料瞬時彈性模量ij，假設材料屈服面服從Mises屈服條件，采用J2流動法則[15]和J2變形法則[16]2種理論的瞬時彈性模量ij中各分量表達式為：

3結論

提出適用于非線性材料的廣義梁理論屈曲荷載計算方法，并對不銹鋼薄壁受壓構件局部屈曲、畸變屈曲和整體屈曲3種失穩模態的屈曲荷載進行計算。經驗證，本文提出的修正GBT法具有較高精度，可用于確定非線性材料屈曲荷載，同時應注意以下2點：

1）傳統彈性計算方法不適用于不銹鋼等非線性材料。由于未考慮瞬時彈性模量變化，忽略了非線性材料的剛度折減，傳統彈性計算方法的計算結果明顯高于試驗值，不能用于實際工程設計。

2）與流動法則相比，按變形法則理論確定材料瞬時模量，所得計算結果精確又偏于安全，且公式形式簡潔、程序編寫容易，可為研究人員、設計人員參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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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一、導論

博弈論理論的發展為很多問題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效的研究思路。但是博弈論的發展歷程是怎樣的、它是如何受到大家重視的、它的未來發展前景又是如何？本文通過對相關文獻的搜集和整理，對上述問題進行梳理，有助于對博弈論有個更為清晰的認識。對博弈論發展的歷史、現狀和趨勢有所了解，對我們更好的掌握這門學科有很大的好處。

二、博弈論的早期研究

很多學者想追溯博弈論的起源，但是針對這個問題并沒有一個公認的答案。如果按照把博弈問題應用到決策問題和對決策問題的研究標準，那么可以說博弈論的歷史非常悠久。因為在人們的日常生活和生產中常常都會進行博弈分析。有文獻記載的最早具有博弈思想的事例可追溯到兩千多年前我國的“齊威王田忌賽馬”、一千五百年前巴比倫猶太教法典中的“婚姻合同問題”等。如果按照現代經濟學和博弈論中經常引述的最早包含博弈思想的文獻標準，古諾1838年關于寡頭之間通過產量決策進行競爭的模型可以看做博弈論早期研究的起點。1883年伯特蘭德的通過價格進行博弈的寡頭競爭模型也是包含博弈思想的經典文獻。對博弈論問題比較系統密集的研究開始于二十世紀初期。齊默羅和波雷爾對象棋博弈等的系統研究可以代表系統研究博弈理論的開端。諾依曼和摩根斯坦一九二八年給出了擴展形博弈定義。但是，這些研究都沒有完成博弈論的理論體系。盡管如此，這些早期的研究還是對博弈論理論的產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博弈論的形成

對于一個理論的真正發展來說，僅有一些零星的研究還是不足以發展出博弈論的理論體系的，更重要的不是誰曾經有過零星的研究，而是誰的工作或者文章發表以后，它的思想或方法就引起了人們的興趣和重視，并開始有越來越多的追隨者。就像哥倫布并不是到達美洲的第一人，但卻因為他的發現新大陸沒有“失落”過，所以哥倫布享有發現新大陸發現者的榮譽。同樣的道理，馮?諾依曼和摩根斯坦1944年出版的《博弈論和經濟行為》，應該被看做博弈論歷史的真正起點。在《博弈論和經濟行為》中引入了博弈論的擴展表示和正規形表示，并定義了極小化極大解，指出這種解在所有兩人零和博弈中都存在。該書在總結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給出了博弈論研究的一般框架，概念術語和表述方法，提出了相對系統的博弈理論。盡管現在看來該書某些地方還不全面，但是，其對博弈理論發展所起的巨大作用是不可否認的。

四、博弈論的成長和發展

博弈論第一個研究出現在20世紀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博弈論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在軍事領域的應用推動作用下，這時博弈論的研究隊伍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納什加入到博弈論的隊伍是這個時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納什在1950年將博弈論擴展到非零和博弈，并提出納什均衡概念和證明了納什均衡存在性的納什定理，發展了非合作博弈的理論基礎。除了納什的研究成果以外，這個時期還出現了很多博弈理論家和博弈論研究成果。例如，囚徒困境博弈的實驗。五十年代中后期一直到七十年代也是博弈論發展歷史中產生重要理論成果的階段。例如：“微分博弈”的概念、“強均衡”的概念、關于重復博弈的“民間定理”。這個期間最重要的成果有賽爾騰1965年提出的在博弈方選擇“相機計劃”的博弈中不是所有的納什均衡都是合理的，因為可能存在空頭威脅的問題。1975年又提出了“顫抖手均衡”的概念。70年代博弈論發展中最重要的事件還包括“進化博弈論”的發展。此外“共同知識”在博弈論中的重要性也受到重視。

五、博弈論的成熟與主流經濟學的融合

80、90年代是博弈論走向成熟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博弈論在經濟學中的應用領域越來越廣泛，在經濟學中的地位達到了最高峰。這個時期的重要理論進展包括“順退歸納法”、“序列均衡”的概念、《進化和博弈論》的出版、“完美貝葉斯均衡”的概念。正是這個時期，博弈論受到經濟學家真正的廣泛的重視，并被看做經濟學核心的分析方法。也正是這個階段開始，博弈論的思想、詞匯開始在經濟學雜志上大量出現。博弈論之所以會在經濟學中的地位上升的這么快答案首先是現代經濟活動的規模越來越大，對抗性競爭性越來越強，因此，經濟活動的博弈性越來越強。其次，信息技術和社會經濟信息化的發展使得人們認識信息的作用和規律的要求不斷提高。從而促進了信息經濟學的發展要求。因此信息經濟學的發展也對博弈論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六、博弈論的發展前景

由于博弈論本身優美深刻的本質魅力，新的博弈分析工具和應用領域的不斷發現，一定會吸引大量學者加入。而且隨著博弈理論的發展和博弈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認識到這種理論還存在不少問題，特別是它的理論基礎方面還存在一些沒有很好解決的根本問題，這充分保證了博弈論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的發展潛力。在金融、貿易、法律、政治等領域不斷提出新的博弈論應用課題這也是今后博弈論進一步發展的巨大動力。而且，在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兩大博弈中，非合作博弈是博弈的主流，但是，合作博弈也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而且要比非合作博弈理論更加復雜。正是由于這些原因，博弈論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必然會有更進一步的發展，也會對經濟學和其他學科的發展做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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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弈論的概述

1.1概念

博弈論（game theory）是研究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候的決策以及這種決策的均衡問題的理論[20]。也就是說，博弈論研究當一個主體，譬如說一個人或一個企業的選擇受到其他人（其他企業）的選擇的影響，而且反過來影響到其他人（其他企業）選擇時的決策問題和均衡問題。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博弈論又稱為“對策論”。博弈論是一種使用嚴謹數學模型來解決現實中利害沖突的理論，由于沖突、合作、競爭等行為是現實中常見的現象，因此很多領域都能應用博弈論，如軍事領域、經濟領域、政治外交等。

1.2博弈論模型簡介

博弈論自產生到發展至今已形成了較成熟的理論體系，它并不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它是一種方法，應用范圍不僅包括經濟學，政治學、軍事、外交、國際關系、公共選擇，還有犯罪學等都涉及到博弈論。不過博弈論也具有自身的基本模型，可以對一個博弈過程用5個方面來描述，G={P，A，O，I，U}

① P（player）：博弈的參與方。

② A（action）：博弈方可選擇的全部行為或策略的集合

③ O（orders）：博弈的次序。

④ I（information）：博弈的信息。

⑤ U（utility）：博弈方的收益。

以上五個方面是定義一個博弈時必須首先設定的，確定了上述五個方面就是確定了一個博弈。博弈論就是系統研究用上述方法定義的各種各樣的博弈問題，尋求各博弈方合理選擇策略的情況下博弈的解，也既是均衡。

1.3博弈論的分類

現實中各種博弈可以按照不同的辦法進行分類。根據參與人的多少，可以將博弈分為兩人博弈和多人博弈；根據參與人是否合作，可以將博弈分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根據博弈結果的不同，又可以將博弈分為零和博弈、常和博弈和變和博弈。

1.4納什均衡

1.4.1納什均衡的定義

納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20]是一種策略組合，它能夠使得每個參與者的策略都是對其他參與者策略的最優反應。“最優反應”指的是該策略帶給采用它的博弈方的利益或期望利益，大于或至少不小于其它任何策略能帶來的利益。博弈的目的，就是為了尋求這樣的一個最佳的策略組合。

1.5 一些特殊的博弈模型

1.5.1重復博弈模型

重復博弈是目前人們了解的最為透徹的一類動態博弈，參與人每一期都面對同樣的“階段博弈”或“選民博弈”，而且參與人的全部收益是每階段所得收益的加權平均。參與者基于對博弈過程的認知，例如對過去行為的了解，對未來的預期和對當前情況的觀察，在每一個階段的博弈中選擇自身的策略。這些策略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隨其它參與者行動的改變而變化，甚至可以是自適應的。

1.5.2潛在博弈模型

潛在博弈是一般形式博弈中的一種特殊類型，存在函數u：SR當單方面的背離發生時，u的變化Δu將被反映到單方面背離博弈者的效用上。

二、在無線通信系統資源分配問題中應用博弈論的可行性分析

隨著無線通信系統的飛速發展，許多概念和技術與現有系統相比都有很大的變化。通信系統將具有智能的資源管理，采用大量動態的、分布式的、自適應式的資源管理方式。

三、基于博弈論的動態頻譜接入方法

如何利用博弈論方法對認知無線電技術的研究進行分析，其中的關鍵是如何將博弈論引入到相應算法的設計和分析中，找到算法的納什均衡點。在開始具體的算法研究之前，需要將所研究的問題抽象成博弈論問題模型。

3.1 分布式自適應頻譜接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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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論是研究在利益相互影響的局勢中，參與人如何選擇自己的策略才能使自身的收益最大化的均衡問題，是研究聰明而又理智的決策者在沖突或合作中的策略選擇理論。無論是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革，還是人們的日常生活，我們都會經常碰到利益相互影響的博弈問題，也會經常使用博弈去選擇策略，不管是自覺的還是無意識的。博弈論的思想極為深刻，內容十分豐富，引起了眾多經濟學家的極大興趣，贏得了經濟理論界的廣泛關注。

一、博弈論發展脈絡

博弈思想在人們日常生活中早就存在，但這只是停留在經驗上，沒有形成理論。在我國，有文獻記載的最早博弈思想，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著名的田忌賽馬的事例。在國外，1500年前巴比倫猶太教法典中的婚姻合同問題，也包含著明顯的博弈思想。博弈論應用到經濟分析中，是在19世紀中期，博弈論體系的產生、發展、繁榮，則是近幾十年的事。

現代博弈論思想在經濟上的應用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萌芽階段

最早的包含博弈思想的經濟學文獻，是1838年法國經濟學家古諾（Cournot）提出的寡頭市場產量競爭模型。而1883年法國經濟學家伯特蘭德（Bertrand）提出的寡頭市場價格競爭模型，把古諾模型里寡頭廠商的產量競爭變成了價格競爭。1913年策梅羅（Zermelo）提出的關于象棋博弈的定理是博弈論的第一個定理，提出的逆向歸納法是博弈論的第一種有一般意義的分析方法。這一階段，還有很多學者涉及了博弈論的研究，但都是零散的研究，沒有形成體系。

2、產生階段

一般認為，博弈論作為一種系統的理論產生的標志，是1944年馮?諾伊曼（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Morgenstern）合著的《博弈論和經濟行為》一書的出版。該書在總結以往博弈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給出了博弈論研究的一般框架、概念術語和表述方法，提出了較系統的博弈理論。在此階段，還涌現出許多著名的博弈理論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概念和理論。例如，1950年納什（Nash）提出了均衡點的概念，1950年塔克（Tucker）介紹了“囚徒困境”博弈，1953年夏普里（Shapley）提出了合作博弈里著名的“夏普里值”，這些概念和理論共同構成了現代博弈論體系的核心。

3、發展階段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博弈論進入一個發展和完善的階段。1965年澤爾騰（Selten）提出了子博弈完美納什均衡的概念，1967-1968年海薩尼（Harsanyi）建立了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論，1974年奧曼（Aumann）提出了相關均衡的概念，1975年澤爾騰又提出了顫抖的手均衡的概念，1982年克里普斯（Kreps）和威爾遜（Wilson）提出了序貫均衡的概念，1991年弗登博格（Fudenberg）和梯若爾（Tirole）提出了完美貝葉斯均衡的概念，這些都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了博弈的理論。

4、繁榮階段

20世紀90年代以來，博弈論開始受到經濟學家真正廣泛的重視，并被看作重要的經濟理論和經濟學的核心分析方法，開始貫穿幾乎整個微觀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在宏觀、金融、環境、勞動、福利、國際經濟學等學科中也開始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大有以博弈論為基礎重構經濟學大廈的趨勢。尤其是1994年納什、海薩尼、澤爾騰這三位博弈論學者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使博弈論作為重要經濟學分支學科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權威性的肯定，也表明了博弈論已在主流經濟學中占據重要地位。

二、博弈論理論體系

博弈論涵蓋的內容很多，從總體上可以分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兩大類。如果博弈中存在有約束力的協議，就是合作博弈；相反，如果博弈中不存在有約束力的協議，就是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主要研究的是在有約束力的協議作用下，參與人采取符合集體理性的行動達到博弈均衡后，各參與人的收益分配問題。而經濟問題中遇到的多是在個體理性基礎上的決策，這使得基于個體理性的非合作博弈在經濟研究中廣泛應用。對非合作博弈的分類，主要涉及博弈的過程和博弈的信息結構兩個方面：

1、博弈的過程

從博弈的過程來分，博弈論可以分為靜態博弈和動態博弈兩類。如果所有參與人同時選擇策略，或者決策雖有先有后，但后行動者并不知道先行動者的選擇，這樣的博弈稱為靜態博弈；如果參與人的行動有先后順序，而且行動在后者可以觀察到行動在先者的選擇，并據此做出相應的選擇，這樣的博弈稱為動態博弈。

2、博弈的信息結構

博弈的信息結構又分為關于收益的信息和關于博弈過程的信息兩方面。在關于收益的信息方面，如果各參與人完全了解所有參與人各種情況下的收益，稱為完全信息；而至少部分參與人不完全了解其他參與人的收益，稱為不完全信息。在關于博弈過程的信息方面，如果輪到行動的參與人全部能夠看到在他行動之前行動的所有參與人的行動，就是完美信息；而至少部分輪到行動的參與人不能全部看到在他行動之前行動的某些參與人的行動，就是不完美信息。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完美信息和不完美信息實際上是只針對動態博弈的，而靜態博弈中所有參與人可看作同時選擇策略，所以不存在完美信息和不完美信息的問題。

這樣，根據上述博弈的過程和博弈的信息結構兩個方面，我們可以將非合作博弈分為完全信息靜態博弈、不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完全且完美信息動態博弈、完全不完美信息動態博弈、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等類型。掌握了博弈的分類情況，針對每一個具體的博弈問題，我們就可以將其歸于某一特定類型，根據這一類型的分析思路來解決這個博弈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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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弗登博格，梯若爾.博弈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3]王文舉.經濟博弈論基礎[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4]謝識予.經濟博弈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