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和文學之間的關系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語言和文學之間的關系，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語言學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同時又顯示出它與其它社會科學和某些自然科學廣泛的接緣性,并成為一門影

響其它學科的領先學科。早在18世紀下半葉,德國經典語文學家沃爾夫和布克就將語言定義為“民族的傳

記”。19世紀初,歷史比較語言學奠基人拉斯克和格林也認為語言是了解民族起源及其遠古歷史和親緣關

系最重要的工具。格林宣言“我們的語言就是我們的歷史”,認為語言比骨骼、武器和墓穴更能證明民族的

歷史,民族歷史文化的碑銘。拉斯克、格林對于語言歷史主義的理解導致了19世紀下半葉以庫恩為代表的

語言古生物學的產生。庫恩利用語言的歷史比較重建原始印歐人的神話和宗教;皮克特則從印歐語的證據中

找到雅利安文化的基本特征;希爾特甚至通過原始印歐語中的同源詞推斷印歐人的原始故鄉及生態環境和社

會生活。以斯坦赫爾為代表的語言民族心理學派主張語言反映了一個民族的心理特征,表現出民族精神的自

我意識、世界觀和邏輯思維。接著以施萊赫爾為代表的自然生物主義學派將達爾文對于物種起源的進化論應

用于語言的發生學研究,創立了語言譜系分類理論,從而為世界民族的分類奠定了堅實基礎。在整個19世

紀,占統治地位的歷史比較語言學一直把語言當作使用它的民族及其史前史研究取之不盡的文獻資料。

自覺吸收并充分運用語言學理論、觀點、方法、材料進行民族研究,是現代民族學的重要特征。摩爾根

在其劃時代的民族學巨著《古代社會》中就運用了大量語言學資源。美國民族學之父博厄斯和他的學生薩丕

爾及同時代的馬林諾夫斯基,既是著名的人類學家,又是極有造詣的語言學家。法國的列維·斯特勞斯將語

言學家雅可布遜的音位結構理論和分析方法應用于民族學研究,從而創立了本世紀中期風靡西歐的民族學結

構主義學派。繼之而起的認識人類學仍以雅可布遜的理論為基礎,著重于對不同民族語言中色彩詞之研究,

使結構主義學派向更科學的方向邁進了一步。而人類學中的文化符號學理論,更是以索緒爾的語言符號學理

論和雅可布遜的音位結構理論為模式,把一切文化現象作為符號藍本來理解,使符號論從語言學理論擴大為

適用于一切文化領域的共同理論。至于象征人類學的建立,也主要是移植語言學中象征和隱喻語義分析理論

之結果。

我國從本世紀初引進現代民族學開始,就吸收了國外結合語言研究民族的優良傳統。程樹德的《說文稽

古篇》,徐松石的《粵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越族考》,羅常培的《語言和文化》,都論述了語言與

民族文化、歷史、心理、和婚姻制度的關系,以豐富生動的民族語言材料說明了從語言研究民族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研究的具體途徑,在語言學和民族學之間架起了橋梁。80年代以來,楊kūn@①、

馬學良、嚴學qún@②、戴慶廈、張公瑾等民族學家、語言學家更明確地提出要建立起為民族研究服務的

民族語言學,并在理論和方法上進行了重要的探討。

列維·斯特勞斯說過:“語言學家和人類學家各走各的路。但是他們無疑要暫時停下來一下,不時地相

互交流他們的某些發現。”現在,無疑是該“相互交流”的時候了。

二、學科名稱和性質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民族語言學不是一門憑空臆想出來的學科,它經歷了兩個世紀的孕育和形成過程

,具有悠久的學術淵源、厚實的學術背影、客觀的理論基礎和廣闊的發展前景,是人類語言學的延伸和發展

,是語言學與民族學有機結合而產生的語言學分支學科。正如人類語言學也稱為語言人類學一樣,民族語言

學有[！]時也稱為語言民族學。但有的學者將民族語言學與語言民族學分為兩門不同性質的學科,認為前者是研

究民族語言內部結構和演變規律的語言學分支學科,后者是通過語言研究民族特征和過程的民族學分支學科

,這是我們所不能茍同的。我們認為,任何純語言的研究都以具體的民族語言為對象,沒有必要從中再分出

一支“民族語言學”。又正如文化語言學不屬于文化學的分支、社會語言學不屬于社會學的分支一樣,我們

所說的通過語言研究民族的“民族語言學”也自然不屬于民族學的分支:它始終以語言研究為主體而以民族

研究為客體,只是對傳統內部語言學研究范圍的突破,并不能因此而改變它的語言學屬性。

三、本學科與其他相關學科的關系

本學科至少與下列學科有密切關系。

1.民族語言學與語言學。自從索緒爾區分“內部語言學”與“外部語言學”后,語言學就“把一切跟

語言的組織、語言的系統無關的東西,簡言之,一切我們用‘外部語言學’這個術語所指的東西排除出去的

。”這樣,20世紀的語言學就逐漸背離了19世紀歷史比較語言學在廣泛的社會文化背景中研究語言的傳

統,而成為單純研究語言內部結構的原子分析學科。民族語言學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傳統的回歸,屬于研究“

語言和民族的一切接觸點”,研究“語言史和種族史或文化史之間可能存在的一切關系”而被索緒爾排擠出

來的“外部語言學”。

2.民族語言學與民族學。這是兩門不同性質而又密切相關的學科。民族學一方面需要以語言為工具進

行田野調查,一方面需將語言作為民族重要的文化形態來研究。由

于語言學總居于社會人文科學的前列,因 而民族學更多的是從語言學領域去獲取民族研究的資料、理論、觀點、方法。民族語言學則充分發揮本學科

的研究特長去深化民族研究的深度,通過語言去發掘、構擬民族歷史特別是史前史,印證、補充有史以來的

民族文化形態,解釋、解決現實社會生活中與語言有關的民族現象和民族問題。

3.民族語言與人類語言學。人類學分為體質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兩大類。文化人類學又可分為考古人

類學、民族學和人類語言學三類。人類語言學又再分為描寫語言學、歷史語言學、社會語言學三類。在實際

運用上,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又是混淆不清、可相互替代的概念。民族語言學與人類語言學最接近,有

直接的淵源關系。但人類語言立足于人類學,用人類學原則研究語言的本質和結構,注重語言的描寫,如博

厄斯注重語言本身的交際功能,馬林諾夫斯基注重語言的使用場合,列維·斯特勞斯注重語言的結構。民族

語言學則注重語言的民族屬性和社會文化屬性,而且還將涉及民族語言教育、語言與民族政治生活等現代社

會中的語言問題,這是與人類語言學的顯著不同。

4.民族語言學與社會語言學。人類語言學本來包括社會語言學一科。但現行“社會語言學”主要從社

會現實環境角度考察語言,注重個人或階層、集團的言語活動,研究語言變異和言語交際的各個方面,如語

碼轉換、話語類型、行業用語、雙語現象、語言規劃等等,這已與早期的人類語言學明顯不同。民族語言學

在研究民族集團的現實社會語言現象如雙語現象、語言地域變異、語言規劃等方面與社會語言學部分重合。

但民族語言學是以民族語言為研究單位而不是以社會語言為研究單位。民族語言學更注重語言的文獻資料作

用和文化運載功能。在研究方法上,用社會學的方法研究語言與用語言學的方法研究民族也不大不相同。

由于民族語言學是社會科學中的一科,因此必然帶有社會科學一個共同的范圍特征,即在其研究對象中

都部分涉及其他學科,與鄰近學科廣泛接緣,密切相通。但民族語言學作為一個整體學科體系,是其他任何

學科所不能包容的。

四、學科體系結構

民族語言學應包括如下研究對象和內容。

1.語言與民族共同體。古今中外的民族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及政治家們對“民族”下過各種定

義,但幾乎沒有人否定共同語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在民族的各種特征中,語言具有穩定對應性、完整外露

性和綜合表征性,是民族內聚外分最直接、客觀的標志。在一定程度上,民族共同體就是語言共同體。民族

語言學必須從理論上全面、辯證地理解語言在民族共同體中的重要地位。如果僅因為某些語言與民族不對等

的偶然、例外現象,就否認語言作為民族主要特征的普遍性原則,就不可能建立任何科學概念。

2.語言與民族政策。民族語言政策是民族政策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在多民族國家,語言權利的平等與

否是具直接影響國家政局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地存在不平靜的語言沖突,以語言為導線引起的民族沖突不時

發生。民族語言學有責任關注、揭示民族語言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響,研究各國特別是多民

族國家的語言政策、規劃及語文建設、語文生活,納入政治語言學的部分內容。

3.語言與民族歷史。語言具有相對穩定性。社會發展了,過去的歷史文化仍能沉積在現時的語言中,

因此語言就成為探索民族歷史特別是民族史前史的重要資源。每個詞都有它的歷史,同時代表著相應的民族

史。正如語言學家S·H·Sagce所說:“詞好比化石。詞語中體現了首先創造和使用詞語的那個社會的思想和

意識。……一塊骨頭化石能告訴我們一個滅絕了的世界的歷史,同樣,詞語的遺跡也能向我們揭示古代社會

的斗爭和那些早已消逝了的觀念和知識。”

4.語言與民族文化。語言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表現形式,是文化的載體和容器。民族語言學研究

語言與文化。主要著眼于語言、民族、文化三者間的相互關系;語言和文化的相對價值與絕對價值;語言和

文化的單線進化與多線進化;語言和文化的播化擴散;語言和文化的分化與聚合;語言和文化的普同與差異

;語言模式與文化模式;以及著名的“薩丕爾·沃爾夫假說”等問題的分析和論證,以加深對語言、文化、

民族之間關系的了解。在研究這一系列問題時,民族語言學與人類語言學以及人類文化語言學有特別密切的

聯系。

5.語言與民族心理。語言深深植根于民族的肌體中,在長期的文化傳承中積極參與民族的一切精神活

動,是形成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重要條件。民族的社會文化、歷史傳統、生活方式、生存環境、的

特點,以及本民族的愛好、興趣、氣質、性格、情操、能力都可通過語言表現出來。語言是洞察人類心智的

窗口,通過語言可以看出民族的心理狀態、認知方式和思維軌跡。例如通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語言禁忌、崇

拜和委婉語,以及各民族對事物的隱喻方式,就可洞察民族的心理。

6.語言與民族感情。因為語言與民族的歷史和文化有血肉相連的關系,因而每一民族的成員都有一種

超越階層、階級和國家而忠于自己民族語言的始終不渝的深厚感情,這就是語言忠誠。異族的壓迫、欺凌最

能激發民族意識,體現出語言忠誠;當一民族遭受異族統治時,對民族語言的忠誠與否,常成為判別有無民

族氣節和民族感情的標準;對處于不利環境中的移民集團來說,語言忠誠成為加強內部團結、保持民族特性

、抗拒外來同化的旗幟;在現代社會,語言忠誠是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武器。民族語言學應大量揭示語言忠

誠的事實,提醒社會尊重少數民族的語言情感,幫助分析、研究、解決現代社會日益尖銳的語言沖突和民族

矛盾。

7.語言與民族教育。少數民族有使用本民族語言接受教育的權利和學習主體民族語言的義務。雙語教

育是世界各多民族國家普遍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民族語言學對于民族教育而言,主要研究少數民族的雙語

教育問題,分析母語教育的民族文化性、復雜性、重要性,研究雙語教育的特征、規律、步驟和管理方法,

介紹國外雙語教育的政策、措施、動態、經驗,為制定我國的雙語教育方針提供理論咨詢和現實服務。

8.語言與民族文學。文學是對語言的藝術加工,并通過語言形式表現出來。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語言

是文學的基礎。語言的民族特色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文學的民族特色。不同的語言結構可以制約文學的體載

和表現方式,不同語言中的典故、成語、俗語、警句等使文學作品表現出不同的情趣、韻味和風格特色。民

族語言學應通過對比揭示不同民族與其文學(特別是最能體現語言本色的民族民間文學)之間相互協調、制

約的關系和共同發展的規律。

9.

語言與民族地理。民族的語言分布與其地理分布、民族分化與語言分化、民族遷徒與底層地名、異 民族的地緣關系對語言的影響都有密切關系。民族語言學必須與地名學、語言地理類型學和區域語言學結合

起來,研究語言的發展和民族的發展,研究語言和民族的分化和聚合過程,研究語言、方言的劃分與民族的

地理劃分等問題。利用語言中的地名透視民族的歷史文化景觀、移民史、經濟史、交通史以及民族的歷史分

布和文化層次等。

10.語言與民族接觸。不同民族間的互相交流接觸,必定在彼此的語言中留下痕跡,甚至對語言產生

重大影響。從正面的影響來看,語言中的借詞是民族文化接觸和交流的證據。正如語言學家帕默爾所說:“

如同考古學家根據陶器、裝飾品和武器等文物的分布情況作出推論一樣,對于語言借貸情況的分析也會給文

化接觸以及民族關系的研究提供線索。”從負面的影響看,異民族因頻繁、長期的密切接觸而形成的洋涇浜

語、克里奧爾語等混合語言,也是語言學研究的既定內容。

11.語言與文化生態。這是站在文化生態學的角度進一步研究語言與民族文化的關系,研究民族的語

言和文化對于人類文化的凈化、調節、補償、代謝功能。文化生態學認為,人類各族文化構成一個復雜的生

態系統,每一具體的民族文化都在這一經緯相間的生態網絡中占有一席之地,抽掉其中任何一根線股,人類

文化都將出現無法彌補的破綻。語言既是文化的載體,拯救少數民族語言特別是瀕危語種,就成為延續民族

文化和保持人類文化生態平衡的重大工程。民族語言學有責任喚起社會的良知,像保護自然物種一樣保護少

數民族的語言文化。

12.非言語交際的民族特色。非言語交際包括使用體態語、實物語言(如烽火、狼煙、火把、樹枝等

)、鼓角、哨語以及結繩、契刻、圖畫等類似于語言的信號進行交際。民族語言學和人類學除研究人類語言

及其文字的起源發展外,還十分注重對非言語形式的研究。象征人類學就把體態語作為一種重要的象征手段

。我國人類學家林惠祥先生將上述非言語形式“總括于最廣義的‘語言’之下。”研究這些語言的輔助形式

,可加深對民族早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更深入了解。

以上12個研究專題,只是筆者初步設想的研究框架中的一部分,并不能概括民族語言學的全部內容。

篇2

一、文化傳承與英語教學的關系

文化傳承是有效開展英語教學的主要功能之一，其在英語教學中的作用應該說是不言而喻的。隨著經濟全球化浪潮的向前推進， 越來越要求外語人才既要有嫻熟的語言能力又要有得心應手的社會文化能力，因此，外語教學就既要注重語言知識的傳授和語言能力的培養，又要注重源語文化的傳遞和交流，注重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與提高，在當下尤其應將文化傳承及其文化認知能力的培養放在更為重要的位置。其原因主要表現為：

1.長期以來，文化傳承和文化認知能力的培養在外語教學中一直受到輕視和忽視，在我國外語教學工作者和學習者中還遠未形成對語言文化信息的重視，更不用說敏感，因此可以說，要想達到新時期外語人才的要求，即既有過硬的語言運用能力，又有較強的文化傳承和認知能力。

2.文化與語言的關系決定了外語教學中文化傳承的重要性。文化與語言相輔相成，學習語言的過程同時也是學習其語言文化的過程；只注意語法和發音規則， 只注重詞匯的積累而不注重文化因素，不可能真正掌握該門外語。語言是文化的一面鏡子， 是文化的載體， 它豐富的文化內涵和文化負荷傳遞著無窮的文化信息，重視這些文化信息才有可能學好語言。因此，學習外語要同時了解和認識制約、影響此門語言的文化，了解該語言傳播和運用的文化氛圍，了解該民族文化的特異性；不了解這種民族特異性， 就不能正確地理解語言。

3.學習外語的目的決定了文化傳承的重要，因為語言學習是為了交際。文化制約著人類的一切行為，任何一個行為都是在一定的社會文化中進行的，語言運用也不例外，它必定要受到文化的影響和制約。在外語教學中，如若僅傳授外語基礎知識，訓練學生的基本語言技能，忽視文化的傳遞，就會產生許多問題，影響教學質量，充其量也只能培養出一些語言知識嫻熟、語言能力全面，卻不能完成跨文化交際任務的單一型外語人才。可以毫不夸張地說： 不了解所學語言的文化，即使學好了這門語言，也無法正確理解和運用它。[1]

二、文化傳承及其研究與英國文學教學的關系

文化傳承及其研究是英國文學教學的重中之重。要使文化傳承真正成為文學課教學中的重點之一，充分地發揮其文化解碼與交流的作用，除了文學課教師在思想和觀念上做出必要調整并在實踐中加以重視以外，加強文化研究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有效途徑。文化研究與英國文學研究的結合和相互借鑒使后者把英語文學作品的分析同社會、歷史、文化制度、政治背景相結合，獲得與以往截然不同的研究結果。同時，多角度、多層面和注重政治批判的文化研究使傳統的英國文學研究獲得了新的生機和開放的視野，擴大了文學研究的領域， 使其更具深度和廣度。[2]在文學課教學中加強文化研究的意義主要表現在：

1.文化研究能夠將文學研究引向深入。傳統的外國文學研究通常著眼于作品的歷史背景， 或作家的生活經歷，或作品的主題、結構、情節、人物、敘事視角、風格、意象、韻律、沖突等要素，或作品的語言技巧與風格，或作品的美學蘊涵，或以上這些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或讀者對這些要素的解讀與反應。這樣的研究從文學要素的本身出發，立足于作家、作品、讀者以及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和他們與其所處背景之間的關系，可以發現文學的規律及其本質，但卻難以為文學提供宏觀的文化圖譜， 難以將文學實踐納入人類的大文化背景加以考察，難以從本體和發生的角度厘清文學思潮和流派產生的因緣與發展的脈絡，作家創作變化的成因，以及作品的豐富內涵。文化研究卻能從這些方面來推進外國文學的研究。

2.從文化視角研究英國文學，還因為英語文學如同其他文類一樣，文化是其賴以生長發育的最接近的生態環境。探討文學在特定時代、特定的民族和特定社會環境下的生發和創新更能呈現文學的本質特征，有利于表現文學主題、意象、語言和風格的文化內涵。文化研究與英國文學研究的結合可以為文學文本的文化透視和文化提升創造條件。以開放的視野考察英國民族間乃至廣大英語世界不同民族間文學的接觸和影響，就不難看到其相互沖突、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各種情形，領悟出更多更豐富的文化意義。

3.文化研究能拓寬施教者和學習者的視野，將他們的興趣和關注點從文學的內在要素延伸到文學的外部因素，諸如歷史沿革、社會運動、政治體制、文化制度、思想潮流等等方面，并通過對文學內在要素與外部因素的影響研究，通過對文學內驅力及外驅力的比較研究，通過對作品的細讀以及對其背景的審讀， 提高他們對文學現象和文學作品的文化感知力與審悟力，提高對英國文學與文化乃至整個西方文學和文化的透視力與把捉力，從而提高其人文素質。

三、在英國文學課程教學如何加強文化傳承的可能性策略

1.注重文化傳承信息的涉入。要編撰出以文化信息傳遞與解碼為主要教學目標之一的英國文學教材，在教學內容上有所變化更新。這套教材與傳統模式之下的教材應有所不同。文學史的選材要以文化信息的含量、在文化傳承中的地位和作用、對主要文化觀念以及價值形成的影響等因素為考量依據。

2.改變傳統教學目標與模式。在教學內容有所改變的同時，教學目標與方式也應有所改變。既要將文化研究的內容貫穿于文學課的教學， 將文化傳承作為教學的目標之一，大文化背景和歷史背景就不再只是可有可無或無足輕重的輔助內容，文學史的介紹與學習應由輔助地位上升到與文本閱讀同等重要的地位。應該從發生學的角度去解釋文學史，從文化學、歷史學、政治學、哲學、心理學等多學科的角度去解讀作品，不再只是局限于語言、風格、主題、情節、結構、人物、意象、韻律等這些文學的內在要素，不再局限于文學文本本身，尤其是要將文學作品文化信息的解碼作為一項重要的內容。[3]

3.使用與教學內容相配套的試題庫與課外輔助手段。一方面要堅持內、外并重，即上文所說的文學內在要素和外在要素并重， 將教、學雙方的關注點引導到文學的整體。另一方面堅持評價標準的盡可能細化，要將文化傳承與解讀落實到作家創作實踐研究和文本閱讀之中，以避免大而化之的毛病。此外，利用校園網絡建立課外討論網頁， 為教與學、學與學之間的溝通，為課堂內外的信息交流，為圍繞教學內容的思想磨礪和觀點交鋒提供平臺， 以鞏固課內教學效果。

總之，在英國文學教學中貫穿文化信息輸入、文化傳承是全面把握英國文學及其文化內涵的需要，是提高學習者文化認知能力和人文素質的需要，是培養新時期外語人才的需要。因此，要使文化能夠貫穿于英國文學課堂，無論是教材內容、教學方式，還是教學觀念與教學目標，還是從教者自身的文化審讀力，都需要教育教學實踐者和文學界研究者深入進行思考與研究。

參考文獻：

篇3

(一)文章統系的建立“道統說”占有統治地位時期，史學空間要遠遠超過文學空間。道統占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文學要改變學術地位，就要以史學作為載體。明朝初期，朱右將文章統緒建立起來，認為經是“千萬世之常經”，文章則有志于斯文，直到韓愈實現“本經參史”。明朝時期對于文學的看法，受到元朝重視史學研究的影響，將開放的文章統系建立起來，其中的史學則為文章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二)史學和文學附屬于道學而存在道統至高無上的地位，決定了史學研究和文學研究都沒有突破道統而存在，而是在道統的影響下，使文章融入到道統研究體系中，導致文章作為道學研究的附庸而失去了獨立性，史學研究則是作為補充的形式而存在。比如，《左傳》《戰國策》等等著作在學術研究領域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六經才是根本，對于所有文學著作和史學著作的研究，都要以六經為參考展開。

(三)史學地位削弱，文學獨立性增強明朝初期，史學研究理學化方向發展，以朱熹《通鑒綱目》為代表，將史學的地位確立下來。明朝初期對于史書的編纂存在著政治性傾向，其所存在的價值僅僅局限于借鑒。但是，史學的研究處于政治干涉下，其所存在的價值以社會價值為主，體現為訓誡，發揮教化的作用。這就意味著史學研究在政治因素的影響下而逐漸走向衰落。史學的理學化研究隨著道學的衰落而逐漸地失去了社會文化的引領作用，文學的獨立性增強。

二、反對理學而建立復古文學理論

(一)文學復古形式的存在樹立了文學的獨特地位進入到明朝時期，史學和文學逐漸衰落，但是隨著文學復古形式的出現，使得人們對于史學研究的態度發上了轉變，隨之出現了史傳文現象，推動史學研究基礎上的文學復興。以《左傳》的研究為例，王黎提出學習《左傳》是在于“其詞婉而暢，直而不肆，深而不晦”。史學家司馬遷、文學家、思想家韓愈和歐陽修，在文學創作中，都從《左傳》中獲得了啟發。另外，《左傳》具有獨特的取向，其內容的描述上，不但重視“文辭”，而且并不流俗于對道統的尊崇，而是樹立了自己獨特的學術地位。

(二)文學復古思想促進了文學發展之所以出現史傳文的復古運動，是因為其可以借鑒的資源都趨于枯竭，只有從史學的角度發起，才能夠將文學延續下去。晚明時期，復古運動是建立在文藝新思潮的基礎之上的，其在復古運動中表達了追求真情的文學思想，修正了理學中所存在的不足，由此而使得程朱理學的統治地位發生了動搖。晚明時期文學復古運動的代表包括李贄、湯顯祖等等，他們建立了新文藝思潮的開端。但是，針對復古思想，相互之間依然存在著差別。以儒學態度為例。李贄是明代文學復古運動中的“異端”思想家，他在抨擊宋明理學的同時，還要將儒家傳統摒棄，要求在文學創作中，要擺脫儒學的束縛，“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以使文學獲得絕對的自由。李贄的文學思想對于后續的中國文學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力。但是，儒學的神圣地位并沒有因為復古運動而動搖，以教化為本的儒學所具有的功利性文學觀念依然是文學發展中主導。

(三)史傳文學建立起史學與文學的溝通文學復古派對理學的反對成為復古運動的核心內容，經過考察就會發現，復古派對于理學的反對是建立在史學研究的基礎上的。通過對史學資源的合理利用，已獲得論證效果。對于此，李夢陽認為運用史學開展論證可以發揮其“忠焉質焉”的特點。李夢陽提出，儒家所言雖然令人耳目一新，但是重視說理而不切合實際。由此而將理學之害解釋出來，即理與實相背離，無法訴諸于行動。由此，理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史傳文學逐漸被重視起來。史能夠成為給人們以教會，還提供可借鑒內容。史傳的敘事性，使得其內容展開而將文學與史學建立起溝通。

三、從經史關系探討史學復興

(一)經學與史學之間的關系關于經學與史學之間的關系，王陽明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即“以事言之謂之史，以道言之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其道同，安有所謂異乎?”當史學與文學建立關系，并以此為切入點，則是陽明心學產生后，明代七子派借鑒史學對文學發展進行深入研究，對于經學與史學之間的關系重新定位。王陽明所建立的經史關系與力學有所不同，其主張萬物皆為“道”，強調日常化，與“理”的抽象化相對立。同時，王陽明還主張，經學與史學之間雖然存在著不同，但是兩者之間并無差距，而是在史學的基礎上道學得以延續，因此而提出了“史不傳則道沒，史既傳而道亦系之以傳”。朱熹從理學的角度，講究先經學后行事，道學高于經學。

(二)道系于史王陽明則將尊重經學而輕視史學的理論打破，注重經學與史學并重。在王陽明的理論基礎上，王世貞提出了“道系于史”的觀點。王世貞身為文學家和史學家，其對于經學與史學的研究是建立在理與辭的關系基礎上的。理學家認為，將理與辭的關系建立起來，就會順其自然地發展為理、氣、辭三層關系，而王世貞對于這個論點予以顛覆，將“事”加入到理與辭之間，構成了理、事、辭，其中的“事”獨立存在，將經、史、文融入到理、事、辭當中，并對于“事”與辭之間的關系足夠重視，不免存在“辭而不能勝則歸理，理窮而無所得則復趣辭”的失衡狀態。

(三)史學復興文學復古運動的最終用以在于史學復興，在復古運動過程中，明代七子派文人給予了熱忱，特別強調儒學復興。七子派開展文學復興運動，而強調具有較強功利性的儒學浮想，事實上是對程朱理學的不滿，試圖采取這種方式對于理學的統治地位以松動。文學復古運動對于理學的抗衡，是打破理學的文統論，即將文學研究和史學研究截然對立起來。主張先秦兩漢文學，可以促進文學與史學之間的結合，很顯然是對文統合法性的對立。借鑒史學資源開展文學復古運動，是從文學研究范疇中，將史學剝離，實現史學復興。

四、明代文學復古所存在的缺陷

(一)明代文學復古旨在對抗理學明代文學復古旨在對抗理學，而并不是訴諸于對史學的深入研究，因此明代文學發展中對于史學的借鑒僅僅局限于語言層面，并沒有對于史學精神深入思考，也沒有深層次研究史傳的敘事特征。關于明代史傳文學，錢鐘書認為，明代的文學復古與陽明心學之間所存在的關系是值得思考的，文學復古陽明之心學之間存在著“齊驅不倍”的現象［7］。也就是說，兩者之間并不是截然分開的，對于古代的文學創作者而言，文學與儒學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依然沒有完全擺脫儒學的束縛。

(二)明代文學復古是旨在借鑒史學而興起王世貞提出明朝時期文學對史學的借鑒，更多的是對于章法句式的模擬，正如其在《史記評林序》中所言:“姑傅會以文之，不得于旨則姑穿鑿以逆之，瞇法于篇則姑摸其句，瞇法于句則姑剿其字。”可見，文學復古借鑒了史學而興起，卻不能獲得《史記》之軌轍。王陽明認為:“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關于經學與史學之間的關系，又重新回到了“心即理”，由此而使得史學研究進入到晚明時期，使得史學心學化方向發展。關于史學的研究，龔一柱在《敘讀史四集》中將研究方向推向了極端，在他看來，古今的記載都是歷史，出于歷史。古人先懂得其中的本性，后人對古人的思想予以借鑒，而文學對于史學的運用，則是更為關注詞藻之美，而沒有對于史學深入研究，文學創作者要獲得史證心的效果，則從主觀角度出發，以個人興趣對于史學內容進行選擇。

(三)明代文學復古弱化從反理學化的角度而言，明代文學復古與史學復興一致反抗理學的權威，將文學和史學之間的關系重新建立起來。文學的發展途徑則是選擇了史學資源的借鑒，展開了文學復古運動。由于文學復古對于史學的借鑒，僅僅局限于史學的語言和結構，而沒有深入地對史學思想進行研究，使得史學的發展呈現出心學化，逐漸向文學方向發展。文學復古由此而逐漸弱化。

篇4

關鍵詞:

文學語言;現代文學;文學形式;影響

文學是人類精神生活發展的精華和有機組成部分，不僅影響著人們的精神世界，還提高了人們對生產、生活的感知和改造能力，對人類社會的發展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文學是語言藝術的集中體現，文學語言的變化和改革會對文學形式產生直接、重要的影響。尤其是在現代文學作品中，文學語言的變遷帶來的影響更加突出。隨著當前社會、經濟、科學等因素的不斷發展，文學語言作為時展的產物也產生了相應的變革，探究這種變革下的現代文學作品形式，對提高文學作品的品質、豐富語言和創新文學等都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一、白話文運動與現代文學形式

縱觀中國文學的發展歷程，現代文學的出現和興起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與白話文運動是密不可分的。1919年的被看作是中國文學史上白話文運動的開端，當時白話文運動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廢除文言文在人們生產生活以及文學創作過程中的運用，用白話文替代文言文，作為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文學創作過程中運用的語言形式。經過時間的磨礪，白話文運動對中國社會發展以及中國文學作品的發展產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1］。與艱澀、束縛的文言文相比，白話文顯得更加通俗易懂，能夠促使語言在廣大群眾中得到廣泛運用，促進交流和溝通，同時也能夠拉近文學作品與群眾之間的距離，除了文學與人們之間的障礙，對文學作品的發展起到十分積極的作用。首先，白話文使得文學作品能夠以更加清晰、明確和易懂的形式展現在人們面前，普通的讀者亦能夠感受到文學作品傳遞的情感，能夠在范圍更廣的群眾當中普及。其次，白話文使得現代文學作品的表達更加精確、準確，與文言文精練縮短文字產生意義模糊的情形不同，白話文下的現代文學作品能夠將作品傳遞的情感、作品承擔的精神更加豐富、具體、形象地展現在人們面前，使得現代文學作品變得更加準確和美妙［2］。從我國整個語言變革的發展歷程來看，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歷史，是從鬼話到白話，從白話到民眾口語化的發展歷程，當前不論是普通話推廣還是大眾語的興起，甚至是當前網絡語言的發展，都是在白話文運動的基礎上發展和興起的。可以說，普通話和大眾語都是白話文運動的持續和擴大。從這個發展歷程來看，中國語言的變遷主要呈現出兩個方面的特征:“白話”和“口語化”。這種語言變遷的形式能夠在“詩歌”這種文學形式上得到充分的體現，詩歌文學的發展歷程也是從不斷變化的語言中產生的，而這些語言變化的歷程中呈現出來的社會現實也在詩歌中被深刻地反映出來。實際上，不僅詩歌是在這種互相影響下獲得不斷發展的，其他文學作品形式也同樣是在語言變遷的歷史下獲得不斷發展的。因此，文學語言與我國現代文學形式之間的互相構建和演進歷程能夠很容易地被人們識別出來，從而對文學語言的變遷和現代文學形式的變化之間進行深刻的研究。

二、文學語言變遷對現代文學作品形式的具體影響和表現

文學語言的變遷對現代文學作品形式產生的影響是十分復雜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文學語言會對現代文學形式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也同時影響著現代文學作品的發展前景。當然，文學語言對現代文學形式產生的影響也有兩面性，如果文學語言變遷與文學形式發展是一致的，語言就會在作品中發揮積極的效用，但是如果語言的發展和變遷會對文學形式的內在產生沖突，語言就會成為作品發展的障礙。從中國文學作品發展歷程的整體上看，文學語言的變遷對現代文學作品的形式豐富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并且對這些現代文學形式的格局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文學語言變遷對現代詩歌的影響

文言文被白話文替代之后，對文學形式產生影響最明顯的就是現代詩歌的發展，在白話文的影響下，現代詩歌呈現出鮮明的散文化特征，這是文學語言變遷對現代詩歌形式的文學作品產生的最重要的影響。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由于受到文言文體制下詩歌特點和創作原則的影響，文學界甚至是普通群眾對現代詩的形式和內容產生了很多質疑，傳統的古詩的押韻、對仗等創作形式沒有在現代詩歌形式上得到充分的體現，這是人們對現代詩歌產生質疑的主要原因，很長一段時間內，很多的文人和讀者無法承認現代詩的“詩”體特性［3］。但是隨著白話文的不斷普及以及現代詩歌自身創作特色的進一步革新和凸顯，尤其是大眾語的不斷發展以及人們對新事物的接受度在不斷提高，現代詩歌中的韻腳與作者情感之間的共鳴得到讀者的感知和認同，現代詩歌逐漸被人們所接受，并且成為人們喜愛的現代文學作品形式之一。實際上，現代詩歌的發展也是現代社會發展的產物，現代社會的發展講究明快、直接和效率，這種要求體現在文學語言上面就是能夠通過簡單的詞句將相關的意思簡單、直接地表達出來，文言文體制下的詩歌需要內化和提升，隱喻是其主要的特點，這種語言表達形式不能夠很好地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現代詩歌雖然沒有押韻、對仗和過多的隱喻，但是通過看似“白話”、直接的表達，能夠快速地讓人們接受到信息，了解作者表達的意思和創作意圖，這同時也是現代文學語言的主要特征之一。

2.文學語言變遷對雜文的影響

雜文是當前現代文學作品形式的主要代表之一，從某種角度上來說，雜文可以被稱為是現代文學的典型代表。白話文運動的發展對雜文的出現和發展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過去的文言文對文字、語言的運用有著很多的束縛和要求，但是白話文卻將語言本身的自由特性充分地體現出來，這樣不僅打破了文言文固有的創作格式需求，而且還不要聲韻，這種文學作品表達方式更加符合現代社會、經濟甚至是科學等領域事件的表達，也就是所謂的雜文。文學語言變遷對雜文的影響可以從雜文的內容上明顯看到，雜文的內容大多都是基于作者對某一事件、某一現象或者是某一領域的理性思考產生的，“說理”是雜文最主要的特性。高度的語言精確性運用促使雜文成為現代文學作品形式最主要的代表。雜文體現出來的“真、善、美”特性成為現代文學的新標準［4］。另外，與傳統的文言文相比，雜文在論證觀點和看法的時候，語言的形式更加多樣、表達更加準確，與現代詩歌相比有著不同的理性優勢。雜文的出現是現代文學語言變遷下文學作品創新和改革的集中點，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雜文的出現是劃分中國古代語言和現代語言的重要標志，這種在白話文運動基礎上興起的文學作品形式能夠更加符合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現代中國社會的發展涉及的內容和方面是十分多元化的，過去的詩歌形式和小說形式都不能完全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雜文應運而生，并且成為影響中國文學發展的重要文學形式之一。在雜文的創作過程中，語言的運用也發生了極大的變革，詞匯之間的自由組合、句式的多樣變化等等都是雜文創作的主要特點，在文學語言應用方面，雜文文體比詩歌文體要更加自由、靈活，這同時也是雜文文體的主要特征之一。

3.文學語言變遷對小說的影響

當前小說已經成為現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隨著白話文的不斷推廣和發展，小說的創作數量、發表的質量以及讀者數量都在呈階段跳躍式的形式不斷發展。白話文的發展和運用為小說文體的創作、情感的表達和精神的傳遞提供了十分優越的條件，可以說，白話文最能夠符合小說創作對語言自由運動的要求。我國著名的文學家先生認為，如果《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小說沒有適當地運用白話文，不可能會成為我國文學史上的名著。白話文將小說從文學的邊緣境地推向了現代文學的中心，這種影響主要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產生的。首先，與文言文相比，白話文是普通百姓所能認知和感受的語言，通過白話文創作出來的作品能夠很快地融入到廣大人民群眾當中，符合時展對現代文學提出的“啟迪民智”的要求［5］。其次，當前很多小說創作者在白話文的運用方面達到了一定的高度，能夠自主、創新地將白話文運用到小說創作當中，創作出不同類型、內容豐富、數量繁多的小說作品，推動小說文體的發展。從某個角度來說，白話文的普及極大地推動了小說的發展，否則小說這種文學形式只能存在于某個文學圈內，而無法成為被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到的文學作品。總之，小說作為一種反映社會現實、豐富人們情感的一種體量相對較大的文學形式，同樣受到現代文學語言變遷的影響，現代文學語言的發展促使小說成為大眾化、群眾性的文學形式，尤其是隨著網絡的發展，小說的創作和分享更加自由、便利，從某種角度上來說，當今社會中，小說是群眾基礎最為深厚的一種文學形式，小說能夠快速地融入到人們的生活、思想當中，將語言的變遷和文學的特征直接傳遞到人們面前，如果說文學家是從語言結構、文學構造等方面看待現代文學語言變遷對文學發展的影響，那么小說則是大眾了解這一變遷和影響的最直接途徑。

4.文學語言變遷對敘事文學的影響

敘事文學在我國傳統文學發展過程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文言文的特點對敘事文學的發展產生了嚴重的影響，不論是在敘事文學的數量還是在文學創作的廣度方面都受到一定的限制。例如作為敘事文學的典型代表，戲劇在之前都只在一定的小眾范圍內流通，從戲劇的創作到戲劇的出版和發展都受到資源、語言環境和其他相關因素的影響。但是之后，戲劇開始逐步擺脫文言文對其的束縛，開始朝著大眾能夠理解、學習和掌握的方向發展，并且隨著相關創作作品的不斷發展和白話文運用的不斷熟練，戲劇逐漸形成了新的語言范式，更加符合時展需求，也豐富了我國戲劇的內涵。白話文語言帶有的“想象、感情、體性”特點能夠更加符合現代敘事文學在情感表達、動作創作方面的要求，通過白話文的運用，作者可以在敘事文學中為讀者營造和創作出一個逼真的、立體的文學環境和氛圍，讀者能夠更加容易地在敘事文學作品中得到相應的情感共鳴［6］。另外，白話文還能夠將人們生活中的情感、聲音、腔調和身體形態等進行文字模仿，提升了敘事文學作品的張力和感染力，彌補了文言文的缺陷。通過對現代敘事文學的分析可以看出，白話文在敘事文學中的應用將諷刺、幽默、寫意和寫實等多種表達方式都充分地體現出來，豐富了敘事文學的用途和內容，并且能夠被廣大群眾直接接受，普通的大眾也能夠通過白話文進行敘事文學的創作，提高了大眾對于文學創作和社會活動的參與度。

三、文學語言變遷與現代文學形式之間的關系

文學語言的變遷與現代文學形式之間的相互關系構建是一個相互影響、共同發展變革的過程。國外的文學家索緒爾認為，文學語言不僅僅是文學作品創作和傳播過程中應用到的語言形式，更加普通或者是更加大眾的意義是，文學語言是被整個社會體系所能夠接受的，同時為整個社會體系所能使用的那些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語言體系。這種對文學語言的認知也被我國很多的文學研究者和語言研究者所認同。語言作為一種社會成員之間溝通交流的重要工具，在文學作品中的體現是一種被加工了的書面形式的民族共同語言，從這個角度上來看，現代文學作品形式的發展與現代語言的變遷之間的密切聯系點，實際上是現代民族發展、國家發展的過程中所構建的民族共同語言的過程。現代民族的發展和國家社會的發展不僅僅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實體的構建，更加深層次的含義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文學和語言學的構建，通過文學和語言學延伸出來的美學和相關精神等共同構建成了促進國家和民族發展的精神文化內涵體系和重要基礎。因此，現代文學形式的發展和語言變遷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一種民族共同語與文學書寫之間的相互構建過程，在“文學”與“語言”的相互發展過程中，結合中國社會發展的實際和歷程，共同在新的中華民族構建同一性和文學書寫語言一體化的雙重構建過程。這是現代文學語言變遷對文學作品形式產生影響的本質和實質，同時也是現代語言發展變遷的重要基礎和依據。但是在文學領域和語言領域，現代文學語言的發展與文學作品形式和文學作品創作之間的關系可以總結如下。通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文學語言的變遷對現代文學形式產生了意義深遠的影響，不論是在現代文學創作的形式，還是在現代文學的內容豐富方面都起到了極大的作用。但是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文學語言變遷與現代文學之間的是互相影響、互相促進的關系，這種影響是雙向的，文學形式也會對文學語言變遷產生影響。從發展歷程上來看，文學作品形式的豐富和發展會推動文學語言在某一個文學領域中的運用形式和方法的變化［7］。例如在初期，基于對國家存亡的擔憂，改革者們極力地推動白話文代替文言文，這一時期在功利主義思想的影響下，現代文學作品的形式和語言發展都帶有一定的跳躍性，這一時期的語言既無法向傳統古典文學那樣按照語言與文學之間的一貫方式進行演變，也無法向西方文學那樣通過成熟語言的運用能力提升作品的品質。但是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和現代形式文學作品的不斷優化，文學語言的特性和使用方式也在不斷發展，這樣就帶來了現代文學作品的發展以及白話文的普及和成熟。另外，從某一個發展方面來說，最明顯的現代文學形式對文學語言變遷的影響發生在現代，尤其是網絡技術和信息技術的普及，對文學語言和現代文學創作形式產生了越來越明顯的變化，很多新型的網絡文學語言被廣泛地運用到現代文學作品的創作當中，而網絡小說、網絡雜文的出現也同時推動了文學語言朝著信息化、網絡化的方向不斷發展［8］，并且在這個過程中，廣大人民群眾成為語言變遷和作品形式豐富的主要推動者，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當前文學已經成為普通大眾的共同精神財富。

四、結束語

語言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表達工具，是會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而發展的。語言變遷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規律，是無時無刻都在發生的。本文以白話文運用的興起為切入點，對白話文對現代詩歌、雜文、小說和敘事文學等現代文學形式產生的影響進行了分析，探究了文學語言變遷與現代文學形式之間的相互關系，即語言能夠推動和豐富文學的創作形式和發展變化，同樣，文學形式的變化也會對文學語言的發展變遷產生影響，認為不論是語言的變遷，還是文學形式的變革，都是基于中華民族的發展和我國國家社會發展的實際所產生的。通過探究希望能夠為人們更好地認識、研究文學語言和現代文學作品提供一定的幫助。

作者：陳海疆 單位：福建水利電力職業技術學院公共基礎部

參考文獻:

［1］卜祥坤，周寧．文學語言的變遷對現代文學形式的影響研究［J］．芒種，2015，(22):17—18．

［2］朱曉進，李瑋．語言變革對中國現代文學形式發展的深度影響［J］．中國社會科學，2015，(1):138—160+205．

［3］朱曉進，何平．論文學語言的變遷與中國現代文學形式的發展［J］．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5):120—129．

［4］欒梅健．試論中國現代文學形式和語言轉變的動因［J］．南京社會科學，2009，(2):82—86．

［5］張向東，景芳洲．語言變革與中國現代文學格局的形成［J］．社會科學論壇，2010，(20):17—26．

篇5

跨文化交際，是指本族語者與非本族語者之間的交際，也指任何在語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異的人們之間的交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在進行跨語言交際時，由于文化差異往往容易違反說話規則，影響交流與溝通。由于文化差異造成的障礙，使交際無效果或產生相反的效果。英語教學不僅僅是語言教學，而且應該包括文化教學， 所以教師應將語言教學與文化教學有機地結合起來，培養學生跨文化交際的能力和意識。

1文化教學的內容

文化教學的內容主要是與各種交際環境有關的文化。現將常見的有關跨文化交際教學的主要內容列舉如下：

1.1 稱呼

稱呼習慣方面中西習慣也不大一樣。英語國家常把男士稱Mr.，女士稱為 Miss（未婚）或 Mrs.（已婚）。如果在不明對方是否已婚的情況下， 可用 Ms，這是英國女權運動的產物。需要注意的是：Miss可單獨用以稱呼女性， Mr. 或 Ms 通常是與自己的姓名或姓連用，而不能單獨與名連有； Mrs. 只能與夫姓或自己的姓加夫姓連用。Sir 和 Madam 一般既不與姓， 也不與名連用， 而是單獨使用。 在英美國家除了某些特定工作頭銜， 如法官、醫生、博士、教授等外，一般是直呼其名倒覺得親切、自然。如： Good morning， doctor。但如果搬用來稱呼教師則不符合英美人士的習慣：Good morning， teacher（Teacher Lin）。

1.2 介紹

學習介紹自己和他人， 有正式場合與非正式場合之分 。在會場上介紹一位來訪嘉賓或重要人物時主持人說“：It is with great pleasure that I introduce to you Professor Wang， president of Beijing University.”這樣的介紹既鄭重又得體。在非正式場合介紹方式則隨便多了。帶朋友到家里可這樣介紹―“Mum， this is Joan， myclassmate，”“Joan， I'd like you to meet my family. This is my father…”等。在介紹兩人相識時， 一般要注意以下順序：先男后女；先少后老；先低后高；先客后主；先小姐后太太；先近后遠等。

1.3 關心

例如： （一個小女孩問一個老太太）Girl： How old are you？ Woman： Ah， it's a secret. 漢語里可以對任何人發問“：你幾歲了？”以表示關心和親切；而在英語國家， 除了對小孩， 人們不輕易問一個成年人特別是女士或老人的年齡， 以免冒犯他人隱私權。所以在跨文化交際中要避免問以下這些問題： How old are you？ Are you married？ How much do you make every month？ What's your religion？ What have you been busy doing？ So you’re divorced， what was the rea-son？ 對些“關心”式的問題對中國人并沒什么不妥， 但是對英美國家人士來說這些是屬“個人隱私”問題， 他們很重視 privacy， 不愿別人過問個人之事。因此， 根據他們的習慣， 這樣的問題不宜過問， 否則就是失禮。

2 進行文化教學應遵循的原則和途徑

在英語教學中文化教學必須遵循以下幾個原則：實用性原則要求所導入的文化內容與學生所學的語言內容密切相關，與日常交際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密切相關。文化教學結合語言交際實踐，使學生不至于認為語言和文化的關系過于抽象、空洞和捉摸不定，還可以激發學生學習語言和文化的興趣。階段性原則要求文化內容的導入應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根據學生的語言水平、接受能力和領悟能力，確定文化教學的內容，由淺入深，由簡單到復雜，由現象到本質。適合性原則主要是指在教學內容和方法上的適度。教師對文化內容的講解要有選擇。對于主流文化的內容，或有廣泛性的內容，應該詳細講解，反復操練，舉一反三。另外，由于文化內容本身就廣而雜，因此教師要鼓勵學生自己進行大量的課外閱讀和實踐，增加文化的積累。

加強對話教學，使學生了解話語受文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①話題的選擇：天氣、問候健康、年齡、收入、個人隱私等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社會含義；②語碼的選擇；③語言的組織等。

進行語法教學時，把英美國家的文化對英語語法的影響融入教學之中，提醒學生注意具有文化特點的語法現象，語法教學往往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教師可以向學生提示，這種句式表示客觀性，還充分表現了英美人注重形式思維的特征。課文教學中可用以下方法導入相關文化內容：①用“文化旁白”的方法，給學生加入文化知識的介紹和討論。例如，在講到有關Christmas 的時候，可以順便介紹圣誕節的來歷、慶祝方法和習俗；在講到有關中國英文報紙 China Daily 時候，可以介紹當今世界的幾種大報以及它們的政治傾向和讀者群. ②文化教學要幫助學生把握學科內以及跨學科之間的聯系，培養跨文化意識。例如，課文中涉及到美國黑人問題。教師可以把隱含在課文背后的西方價值觀念作為串珠子的紅線，將散落的文化知識點貫通起來。③不少課文是文學名篇，教師以此幫助學生領略文章的美，培養學生對文學藝術的鑒賞力。文學作品是了解一個民族文化的鏡子，能生動具體地反映該民族的習性、心理狀態、文化特點、風俗習慣、社會關系等。

3 結束語

文化教學是英語教學的重要內容。培養交際能力，離不開了解必要的文化背景知識，這是培養語言得體性的重要前提。傳授文化背景知識應盡可能具體化、形象化。在教學中應重視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意識，重視中外文化的差異。讓學生進行生動活潑的語言實踐，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教師還要不斷提高自身的業務水平，擴大知識面，盡力攝取英美國家社會文化生活各方面的最新信息，并把這些信息融入自己的教學實踐中。

參考文獻：

篇6

語言是文化的基石，文化通過語言的各種形式被傳承、記載、表達出來。語言與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沒有語言，文化就失去了載體；沒有文化，語言就成了無源之水。要想真正學會一種語言，就必須懂得該語言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知識。如果只懂語言而不懂文化，就好像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語言與文化的這種密切關系要求我們在英語教學中必須重視文化教學。

一、文化差異與中學英語教學之間的關系

語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不同的文化有著種種深刻而廣泛的差異。中西方文化差異所帶來的英語學習的障礙是多方面的，并且滲透到新教材和英語學習的其他領域。因此，在教學中教師對中西方文化差異的介紹，能夠使學生對文化的內涵有著更加深刻的理解，這不但可以激發學生對英語學習的興趣，提高英語教學效率，培養學生的交際能力，也是正確理解、把握和運用英語的關鍵所在。

二、中西方文化差異對英語學習的影響

（一）中西方文化差異對英語聽力理解的影響

聽力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學習、工作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我們了解信息和獲取知識的重要渠道；是我們日常交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或通過媒體或通過面對面的方式進行交流。與母語一樣，聽力也能使我們擴展知識和信息，愉悅身心和陶冶情操。而由于中西方在文化方面的諸多差異，使其成為影響學生英語聽力理解的一個重要因素。聽力材料的文化色彩越濃，理解起來難度越大。很多學生由于不了解西方文化背景知識，尤其是不了解中西方文化之間存在的巨大差異，在聽力過程中，雖能聽到每個詞句，但對整個聽力信息的理解仍然有困難。如下列一段對話：A： Can you speak German？ B： Oh， no. It’s all Greek to me. “It’s Greek to me”出自莎士比亞。據說他只懂一點拉丁文，而對希臘文全然不懂。在口語中，用來表示“我全然不懂；我全然不知”。由于不了解這個文化背景知識，在聽的過程中僅從字面上去理解是會有困難的。

因此，學習英語必須了解英語國家的文化背景，學習他們的風俗習慣、價值信仰。在聽力教學過程中，教師也有必要介紹相關文化背景知識，有意識地引導學生在注重語言形式的同時關注文化知識，培養學生的文化意識，提高文化素養，以更好地促進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二）中西方文化差異對英語口語的影響

口語能正確表達一個人的思想、 情感 ，這種表達能夠促進交流 ，幫助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能夠體現一個人的形象、學識、氣質和修養，得體的口語會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由于中西方國家的歷史、風土人情、傳統習俗、文學藝術和價值觀念的不同 ，兩種文化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相應地在語言的表達內容和表示形式上有著跨文化的差異。這些差異表現在各個方面 ，如打招呼、 委婉語、感謝與贊美等。因此英語教學既是一門包括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的語言教學，同時也是一種文化的接觸與傳播。所以 ，我們平時的英語口語教學中應注意跨文化因素 ，即通過課文學習使學生在掌握基本知識的同時，讓學生了解所學內容的文化內涵 ，了解英語國家的政治、經濟、史地、文學及當代社會概況 ，體會中西方價值觀念。

（三）中西方文化差異對閱讀理解的影響

許多英語學習者都有過這樣的經歷：在英語閱讀過程中即使掌握了足夠多的詞匯、相當多的語法知識和閱讀技巧，對所閱讀的材料仍然難以理解。這種理解上的障礙大多源于跨文化因素。一個語言學習者，如果對使用該語言的民族的文化不夠了解，那么在閱讀該語言文章的過程中就會遇到很大的障礙。學生的文化知識越豐富，理解文章內容的能力也就越強，只有這樣才能在閱讀理解中真正地領悟作者的意圖。

（四）中西方文化差異對學生寫作的影響

中西方在語言應用方面的文化差異對英語學習者的英語寫作具有很大的影響。語言是文化的重要載體，是文化的具體表現。隨著英語綜合運用水平的提高，由非語言因素，即文化差異所導致的語篇結構、語言風格、篇章主題等問題則突顯出來，成為影響英語寫作能力提高的潛在因素。因此，在英語寫作的教學過程中，要使學生寫出地道的英語，就應從文化的角度培養學生掌握漢英在詞法、句法、語篇結構等方面的差異，增加西方文化知識教學內容，將文化教學融入語言教學，提高學生文化意識，增加寫作實踐，從而有效地提高其英語寫作能力。

總之，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語言和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響，語言不能離開文化而存在。每一種語言都反映了使用該語言國家所特有的文化現象，只有對中西方文化背景知識有一定的了解，學生才能把握英語的語言本質和思想內涵，才能更準確地運用英語進行跨文化交際。英語教學也不能只是單純的“語言教學”，還應融入“文化教學”，把語言知識和文化知識有機地結合地起來，幫助學生較好地了解英美國家的歷史、傳統、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等，掌握漢語和英語之間的文化差異。這樣不但能激發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縮短學習周期，提高學習效率，而且能夠培養學生的英語文化意識，消除文化障礙，提高學生綜合運用英語進行跨文化交際的能力，使英語教學真正成為“在學中用，在用中學”，以交流為目的的教學。

【參考文獻】

篇7

“法律與文學”的淵源可追溯到懷特（J.B.White）1973年出版的《法律想象：法律思想和表述的屬性研究》一書，其關注的主要問題包括：文學作品（包括詩、戲劇、小說、散文、童話、新聞報道等）中的法律問題；法律、文學與解釋學、語言學、修辭學等的交叉研究，這主要是將文學批評與解釋學適用于法律領域；法律、文學與正義、倫理、懲誡、壓迫等的關系，這側重于對法律、文學的背景分析；法律對民間文學等作品的保護和管制等。因之，“法律與文學”運動主要有如下觀點：法律與文學緊密聯系，二者都涉及解釋、敘事、閱讀、書寫、表達，都是語言、故事、人類經驗的交匯之所，作為特定文化世界的話語共同體的語言可以將二者統一起來；可以將文學帶入到對法律和秩序的屬性、正義與非正義、法律的人文背景等問題的研究，文學研究有助于法律倫理屬性的研究，文學思想與實踐為法律中的人文主題提供了洞見；運用文學手法，法律和判決可以得到更加充分的分析等。

人們一般習慣于將“法律與文學”分為兩支：“文學中的法律”和“作為文學的法律”，前者著重于對小說和戲劇中的法律秩序描寫的研究；后者則運用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來幫助閱讀和解釋法律文本（法律文本主要包括憲法、制定法、審判和行政規則、判決意見等），這有時也被人稱為“法律中的文學”。

“文學中的法律”將文學名著看作是發現法律價值、意義和修辭的媒介，其倡導者認為，文學名著有助于理解一般性的法律問題，如復仇、罪、罰等；莎士比亞、狄更斯、卡夫卡、加繆等人的法律小說也是律師和法官們良好的讀本，它們有助于增強法律家的“法律文學感”。有人說，“在一名律師或者一名法律系學生閱讀了狄更斯的《荒涼山莊》之后，他就不再會對在桌間穿梭的當事人完全冷漠或‘客觀’了”。威斯伯格（R.H.Weisberg）也說，“關于法律的小說……特別是‘法律程序小說’，是通往人類理解的道路。”威斯伯格尤其善于通過加繆、卡夫卡、陀斯妥夫斯基等人的現代小說來分析法律，他的《語詞的失敗》（1984）是運用文學名著方法的范本，在他看來，文學名著為法律的各種人文價值提供了最好的倫理描述，也向我們提供了政府專制的重要教訓。他還提出了“詩倫理學”（poethics）概念，他說，“文學是我們以一種倫理的方式了解法律的一種活生生的、可以接受的媒介”，借助文學來理解法律向人們提供了一種“法律的詩學方法和閱讀的詩倫理學”，“詩倫理學，在其關注法律交流，關注那些被視為‘他者’的人群方面，試圖重新激活法律的倫理要素。”魏斯特（R.West）也曾經利用卡夫卡的作品來批評對法律的經濟分析，她借卡夫卡的《審判》指出，卡夫卡描繪了現代社會中權威與服從之間的矛盾沖突、個體的異化等倫理問題，這些是遠遠不能用純粹科學分析來說明的，法律的經濟分析者在這一點上無疑太過“樂觀”，太過理性了。

篇8

關鍵詞：美國印第安文學 主流文學 弱勢文學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美國文學的起始在學術界有一個共同的觀點，即印第安人作為北美大陸最早的居民，是美國民族的組成成分之一，因此，早期印第安文學應該被認為是美國文學的起點。《哥倫比亞美國文學史》（1988）指出：“印第安文學是美國文學的開始……，印第安文學是美國文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沒有它就沒有真正的美國文學史。”回顧印第安英語文學的發展過程，分析印第安英語文學在不同階段的不同特點，對于研究美國文學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 印第安文學在美國文學的起源和發展中占重要地位

到目前為止，世界各國的人類學家都一致認為，美洲大陸自遠古以來就是一個移民的大陸。美洲大陸最早的主人便是被歐洲人稱為印第安人或美洲印第安人的原住民。而最普遍、最廣泛地被大家接受的說法是：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原來是生活在亞洲大陸北部的游牧民。當最后一個冰川期還未結束時，現在的白令海峽是一個寬達900英里的陸上通道。生活在亞洲的游牧民跨過這一陸上通道來這里定居。后來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白令海峽的波濤切斷了兩大陸之間的聯系，印第安人才成為獨立的美洲大陸上的居民。散居在美洲大陸的印第安人在與自然界長期相處的生產勞動中，創造了印第安人文明，而在六、七千年前又逐漸形成了具有印第安人文明重要內涵的印第安人語言文字。此外，印第安人早期文學的形式雖然是口頭傳誦的民間故事和神話故事，但是這些口頭文字世代相傳、反復吟誦，不僅內容獨特豐富，而且歷史悠久。“在沒有‘文字’的口語社會中，文學是指任何值得反復吟唱，最終能夠被廣泛記憶和流傳的語言”。神話傳說構成了印第安口頭文學的重要內容。

關于宇宙起源和人類起源及發展的傳說故事是印第安傳統口頭文學中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包括神的傳說和人的傳說。此外，印第安傳統口頭文學還有很多關于部落文化英雄以及平常人生活的傳說。神話傳說的形成與當時印第安人生活的時代和地域有著最直接的聯系，是印第安人在與自然萬物的接觸中尋求自我生存和斗爭的文學反映。既然印第安人文學傳統遠在美利堅合眾國成立以前就在北美大陸存在，那么就沒有理由把印第安人文學的傳統從美國文學的發展史中摒棄掉。美國文學的起始期毫無疑問應該從印第安人的文學傳統算起。

美國國務院編寫的《美國文學概況》認為，歐洲人到達北美之前，已有500多種不同的印第安語言和部落文化在此落地生根，只是沒有文字表現出來的文學形式而已，所以，“美國文學起源于口頭傳誦的印第安人文化中的神話、傳奇、傳說和抒情詩（通常是歌曲）”。這一具有官方性質的文件明確表明：印第安人文學是美國文學的起源。

二 印第安文學由“主流文學”到“弱勢文學’的轉化過渡

我國學者劉海平和王守仁等人把美國文學分為四個發展階段：印第安人傳統文學時期至1860年，1860年至1914年，1914年至1945年，1945年至20世紀末。這種分法，從美國的民族發展史與文學發展史予以對應，突出體現了美國文學發展史每個階段的基本特征；美國文學的起始與發展，美國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文學的繁榮，美國現代文學的誕生與發展，美國文學的多元化格局。這種分類法把印第安人文學算作美國文學的起點，其重要意義在于充分肯定了美國文學的起始期是美國印第安人文學。這些學者認為，印第安人的傳統文學“是當今美國文學中‘弱勢文學’的重要一支”，它不僅內容獨特豐富，而且歷史悠久，在歐洲殖民者于1607年在北美第一個建立定居點之前，一直是這片大陸上的主流文學。這一論點不僅確定了印第安人文學在美國文學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并提出了北美印第安人文學在美國文學發展中的“主流文學”和“弱勢文學”的轉化問題。

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后，白人源源不斷地踏上這片土地。1607年英國建立的弗吉尼亞永久性殖民地定居點標志著北美殖民時期的開始，也是北美文學史上殖民文學的開始。隨著移民人數不斷增加，殖民范圍不斷拓展，美國印第安人在外來文明的沖擊下，抵御不住殖民者的堅船利炮，他們在自己土地上的生存權與發展權遭到逐漸削減，寧靜甜美的田園牧歌式的生活被徹底摧毀了，印第安人所創造的燦爛的口頭文學也受到殖民過程的不斷破壞，漸漸失去了“主流”文學的地位。不過，15世紀末到18世紀上半葉期間，印第安人口頭文學仍然處于北美文學的主流地位，因為英語文學的發展和壯大需要時間。到了19世紀90年代，印第安人口銳減至25萬。印第安文化在美國政府的種族歧視和強制同化政策下，也處于一種岌岌可危的境地，印第安文學傳統由“主流文學”演變為“弱勢文學”。

印第安人文學傳統在美國文學發展中由“主流文學”演變為“弱勢文學”的原因是很多的，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在于印第安人民族自身的內部因素。可以說：民族內部性原因是美國印第安民族文學由“主流文學”向“弱勢文學”演變的最主要根源，即印第安民族的歷史發展階段制約了印第安人文傳統的發展。散居在美洲大陸上的印第安人，處于原始的生產和生活狀態。他們沒有強大的政治主權實體來統一整個民族，只能各自為政。盡管印第安人當時是北美大陸的主人。但由于無法在社會交往中實現相互之間的交流和溝通，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印第安人思維的發展和印第安人文明與世界文明的接軌。處于弱勢文明時期的印第安文學只能形成與他們的思維發展呈同一水平的文學傳統。當強大的歐洲文明到來時，這種弱勢文明根本無法抵御強大的歐洲文明的入侵，因此，由這種弱勢文明形成的文學傳統，在印第安人內部來說，是強勢的；而面對經歷了幾千年發展的歐洲文學傳統來說，則是弱勢的，當然也就經受不起歐洲文學傳統的沖擊。印第安人語言的發展水平是印第安人文學傳統演變的另一個主要因素。由于印第安人各個部落之間缺少聯系，使其語言無法形成統一的整體。支離破碎且又零散地分布于整個北美大陸上的印第安人語言顯得非常脆弱，加之印第安人對語言的運用又顯得過分拘謹，只有在重大禮儀上才能得以運用，而平時，印第安人狩獵也好，開荒種地也好，都是個體單人經營式的生活方式，語言運用的機會很少，無形中影響了印第安人語言的發展。對于文學語言來講，印第安語言發展的困難就更大了。“事實上，每一種語言，一旦成功地形成，就會借助依賴于某種條件保存下來（借助書面語言通過文字固定下來）”。印第安人語言正是缺少這種發展的條件，其文學語言也正是由于缺少文字形式而停留在口頭傳統上，隨著社會的巨大變革的到來，其語言發展速度漸緩；而外來的歐洲語言和具有文字傳統的文學形式一旦進入這塊土地，那么，印第安人的語言和文學傳統也必然因經受不起這場新的挑戰而被歐洲語言和文學傳統替代。

三 印第安現代文學的產生

隨著白人對印第安人土地的侵占和隨后印第安子女在白人開辦的學校里接受教育，印第安土著作家也隨之產生。印第安人學會了用外來文字來傳承他們的傳統口頭文學，并創造了許多英語文學作品，美國印第安文學進入了現代文學階段，這也是轉型與再生產階段的開始。

自19世紀起，便有印第安英語文學作品問世，小說作為一種表達生活存在、經歷與歷史的文學創作模式開始為印第安作家采用。然而，直到20世紀中葉，美國印第安英語文學依然停滯在發展的初期階段。在此轉型與再生階段，印第安英語文學作品的明顯特征是隱匿印第安身份、拋棄印第安意識、認同白人社會的價值觀念、同時表現出具有印第安血統的人在白人主流社會中所面臨的問題以及他們的苦楚和迷茫。小說《喬基姆?謬里塔生活歷險記》（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Joaquim Murieta）被認為是印第安人創作的最早一部小說。另一部早期印第安文學的代表作品之一《日落》（Sundown,1934），其作者出生并成長于印第安部落，但卻署上一個典型的白人姓名“約翰?約瑟夫?馬修斯（John Joseph Mathews）”；此外，許多作品是由印第安人與白人合作完成的，表現出白人社會主流文化的特征，缺乏印第安文化特色。例如，出身印第安蘇族的伊斯特曼（Charles Alexander Eastan）曾被譽為印第安人在美國社會中奮斗成功的范例，然而其代表作品如《印第安童年》（Indian Boyhood,1902）、《印第安人之魂》（The Soul of the Indians,1911）等，雖然描述的是伊斯特曼的個人經歷和蘇族部落的歷史與傳說，但它們卻是在伊斯特曼之妻白人詩人伊萊恩?古戴爾（Elaine Goodale）的協助下寫成的，而且書中塑造的所謂成功的印第安人形象全都皈依了基督教，接受了白人文明的傳統。

1927年，莫寧?達夫（Morning Dove）出版了小說《科金維，一個混血兒》（Cogewea,the Half Blood），表現了“印第安混血兒”尋求自我位置的主題。而這一主題在20世紀30年代和70年代美國印第安小說占主導地位，莫寧?達夫也被稱為“美國印第安文藝復興的文學之母”。此時期另一部重要的作品的小說《被包圍者》（The Surrounded），采用了大量的印第安部落神話傳說、故事和斷斷續續的論述形式探討了印第安與白人之間的關系，以及由此引發的兩種文化傳統之間的沖突。轉型與再生時期的印第安文學作品為美國印第安文學復興的到來鋪平了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印第安文學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1968年，斯科特?摩莫曼迪（Scott Momaday）發表的小說《晨曦之屋》（House Made of Dawn），在美國文學界也產生了很大的轟動。該書于翌年獲得普利策文學獎，并被譯成多國語言，成為世界文學中的一個重要部分。這部作品的成功是美國印第安文學的轉折點，由此全面掀起了美國印第安文學新的復興運動。

美國印第安文學從挽救印第安文化，到掙扎在兩種文化的矛盾狀態，深刻地反映出印第安人的歷史傳統與當代美國社會和文化沖突與融合的現狀，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美國多元文化和多元文學的特征。在傳統口頭文學與“西方”話語敘述形式進行結合的發展過程中，傳統口頭文學正逐步從社會批評和神話再現的角度向讀者展現其獨特的文學創作方式，體現的是美國印第安人所經歷的殖民化進程，以及受語言和文化統治的生活體驗。正是由于美國印第安作家不再像早期發展階段的印第安英語文學那樣僅僅講述引人入勝的印第安故事，而是通過創作尋求印第安人在當代社會的出路，因此他們才能夠在美國主流文學中占有一席之地。當代印第安作家已經意識到話語的力量并將其運用于寫作之中，他們開始用英語書寫印第安文化以及顛覆白人文化，重新建構印第安文化的獨特性，成為印第安人及其文化的代言人。美國印第安作家具有表達印第安民族意識的強烈欲望，他們把創作根植于印第安民族文化，遵循印第安傳統與價值取向，表現出印第安人在當代美國社會中的身份危機，深入探索如何依托印第安傳統文化，把握印第安意識，回歸印第安人的自我，并且以獨特的方式在作品中添加現代小說的元素，如碎片化、意識流等；而且印第安人在時間上的循環理解也為主流文學創作帶來了新的觀念。總之，美國印第安文學是美國文學中的一朵奇葩，是美國多維文學中重要的一維。

參考文獻：

[1] Andew Wiget Diltionany of Native AmericanLiterature[M].New york:carland,1944.3;145.

[2] 朱振武：《美國小說本土化的多元因素》，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3] 美國國務院編：《美國文學概況》，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篇9

中圖分類號：H01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9－4474(2012)04－0038－05

Space Structure and Literaty Functions of Images

GAN L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China)

Key words: images; space structure; materiality; experience space; literary function; literary space

Abstract: Images are an important factor of literature with complicated causes,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 They have many characteristics related to subjects like etymology, psychology and literature, and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s space characteristic manifested by intense materiality and production function. The space structure of images is caused by the overlapping of multiple experience spaces. Literary texts are changed to visualized texts with multiple structures through the images production function of culture in the overlapping process.

空間觀念在文學中的引入促生了“文學空間”的概念，但是文學空間并不是物質世界在文學文本中的簡單投射，也不是寫作者幻覺中的影子。文學是由語言構建的空間，物質性與觀念被文學空間緊密結合在一起。文學之所以又具有與其他文字作品不同的區別特征，是在于文學文本中包含著“意象”，因為意象的存在而擁有了巨大的空間容納性，可以容納歷史的經驗空間、現實世界的投射、詞語的內涵物、作者個人知覺、意圖以及觀念等等。

文學空間是建立在語言的序列性上的空間。對于文學文本的組織原則來說，語言的序列性是最重要的。文本意義以序列性的形式表達出來，因為句子的結構就是線性的。文本只能服從于語言的局限，因此全方位、立體型的結構在以語言為建筑材料的藝術門類中是不存在的。文學作品就是語言按照時間的節奏流動留下的痕跡。語言的序列性與時間的線性結構契合，所以語言和篇章總是首先作為時間性的結構體被認識和被分析。同時，語言和篇章也是空間性的，它們是文字組合賴以進行的場所，所以時間—空間的共同作用模式貫徹在文本之中。“語言肯定是一種順序性的連接，句子陳述的線性流動，由最具空間性的有限約束加以銜接。兩個客體（或兩個詞）根本不可能完全占據同一個位置（譬如在一個頁面上）。對于詞語，我們所能做的，無非就是作重新的收集和創造性地加以并置的工作，嘗試性地對空間進行諸種肯定和插入。”〔1〕詞語的重置是文本中對語言的重新安排，只能在篇章提供的空間之中進行。這里所說的空間是在時間中的空間，是序列性排列中的流動空間。但是，如果我們擱置起線性流動的時間過程，只是采用靜止與擴張的空間特征標準來觀察文學文本，只觀察其中的容納度和空間獨立性，“序列性的流動常常被撇在一邊，以便對諸種同時發生的事件和側面圖繪作偶然性的描述，這樣，才有可能幾乎在任何時候都有可能敘事而又不失卻總體目標這一主線：建立更具批判性的能說明問題的方式，觀察時間與空間、歷史與地理、時段與區域、序列與同存性等的結合體”〔1〕，那么，文學的空間觀念也許會產生巨大的變化。

以空間化的視角來看，文學文本空間中容納著諸多文學因素，但是“意象”是其中最具空間特征的，它是觀念與物質的結合體。意象在文學文本當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標志性的，可以看作是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重大特征。作為相對靜止的空間結構體，意象的內涵物豐富，功能完備，而且具有超文本的諸多空間特征與性質，也就是所謂強烈的“空間性”。

意象擁有與普通詞語不同的物質性而存在于文本之中。空間性有幾個特征，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物質性。意象是世界物體與現象的語言投射物。從語言的角度來說，意象首先以“詞語”的形式存在，它表達一個事物、事件或是一種情境。詞語的文字和語音符號是意象作為語言的物質特征。處在語言狀態的意象表現出來就是詞語的形式，意象被詞語的物化符號所標示、分析、解釋。意象詞語概念的所指必然是具體的物質，因為所指是現實的事物、事件或者是情境。盡管詞語形式與它的所指不在同一層次上：一個處于文本而另外一個在物質世界平面之上，但是意象的二元語言結構緊密結合起二者的物質性；意象當中具體可感的形象性是物質性的另一體現。所有的意象都有物質形象的外殼，即生動的視覺形象外殼。意象在形象中的觀念和經驗內在物越豐富，便會使文本中意象的外殼形象變得越豐滿。意象在文本當中的首要功能就是提供生動的形象，其他功能只為了更加突出形象功能的作用，這極大區別于文學文本中其他語言因素。物質性是意象所具有的最為獨特的特征，是復雜而且多面的。

作為一種觀念形態，意象的文本功能不僅作用于語言層面，還體現在文化意義的傳輸功能及文化生產性上，意象可以把文化意義和觀念重置在特定的文學文本空間之中。本論文擬在靜止的意象空間的截面上來看它對文化意義的輸送與扭曲。

一、意象是經驗的空間

之前，詩學研究都把意象看成是“意”與“象”形成緊密聯系后的形象。《周易?系辭上》解釋意象為“圣人立象以盡意”，把“盡意”看成是目的，“立象”視為過程抑或手段，這是重視形而上的傳統所決定的，“立象”與“盡意”之間是時間的先后或者是因果的邏輯關系。這種理論將意象簡單化為“象”之“意”，而“象”因為形而下的物質性反而遭到古代唯心論的長期排斥和忽略。由于前文指出的意象空間性對于物質性的容納度，筆者更傾向于把意象看成是一個共同的二元綜合結構體，是修辭學所謂的“隱喻”喻體與本體的雙重結合，也是心理學上認為的形象在記憶痕跡中的定位，擔負著記憶喚起的功能。

如果從意象空間的物質性和觀念承載作用來說，它應該是復雜的、以形象為物質外殼的經驗空間。意象首先賦予文本的是物質形象。這種物質形象以詞語的形式出現，用詞語的語言符號來代表一個事件或者一個事物，它們之間產生物質世界與語言之間的轉換與連接。這個過程必須要依靠人這個媒介來實現。“詞語在成為概念符號之前，首先是作用我身體的一個事件，詞語對我身體的作用劃定了與詞語有關的意義區域的界限。”〔2〕作為意象的詞語同樣也是曾經作用于寫作者的事件，那么這個詞語就包含了創作者的個人經驗。經驗中的事件作為物質形象被他的身體感官所感知，其實他僅僅感知到形象作為語言形式的空間存在，但是在身體的綜合作用中，這種空間存在伴有了其他諸多感覺。比如說，人在“黃昏”之時很容易產生疲乏與惆悵的感覺，多伴著愁怨，這些感覺成為個人的體驗，如“已是黃昏獨自愁”（陸游《卜算子?詠梅》），又如“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李清照《聲聲慢》）。在中國傳統詩文中，“黃昏”意象常常伴隨愁怨的感覺一起儲存在人的知覺中。如果說意象并沒有成為個人經驗，那么就不太可能出現在文本之中，即使出現了，也只是對他人經驗的借用，這對于感覺在文中的營造會有所妨礙。

同樣，人類對詞語的習得也伴隨有對詞語的感覺，語言學稱為詞語的感覺色彩。感覺色彩的成形依靠大量類似的語境賦予。詞語的習得是反復進行的，“只有當詞語持續呈現時，它才成為外部表象，其意義才成為思想”〔2〕。在持續呈現的過程當中，詞語還總是伴隨著色彩、溫度、情緒等等感覺。在不同卻又類似的語境當中，詞語的感覺色彩不斷累積和強化，因為語境的強制性規定詞語一定是以協調的色彩出現的。之所以詞語能賦予習得者的感覺色彩就是憑借習得者語境體驗的經驗累積。此時，“經驗”應該是兩種經驗的組合：一是以文字為載體的集體歷史意識，包含了一個文化團體在自己的文化語境中對于詞語所代表的事物的共同體驗和認識，它們經過群體的認同之后凝固在歷史的記憶當中，并且將之附加在詞語為形體的語言符號之中，成為延續性很強的文化象征符號——意象。比如“楊柳”之于愛情的纏綿悱惻，“長亭”之于離別的不舍。意象之中的集體經驗還會通過詞語對語境作出選擇。語境作為大的語言環境，其感覺色彩比起一個詞語來更加明確和突出，但是意象仍然會反作用于語境，會進一步加強感覺色彩的作用。詞語與語境之間的相互作用讓集體經驗更為明晰，它們除了表明意義還傳遞經驗。二是意象接受者的個人經驗。個人經驗除了個人對事件或者事物本身的真實體驗之外，還有很大一部分來自集體的意識。由于個人是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中成長的，處在相同文化背景下的個人經驗必然經過集體意識的過濾，與集體意識應該是基本一致的，具體表現為對某種事物特征的共同認同、對事物的價值取舍與感情傾向，比如說：“大雁”總是作為夫婦愛情的象征，而“孤雁”則為失偶和離群者，歷代文本總是保持著對該意象感覺的高度一致，意象作為集體意識會滲透到相同文化接受者的個人經驗之中，“雁”意象一旦作用于接受者，其深層的文化意義和象征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意象作為特殊的被空間化了的詞語，表達詞語的概念意義只是它的基本功能之一。除此之外，意象還應該是一種圖解式的心象，是集體意識在心靈空間中的凝固。意象圖解首先表現在它的文字形體的視覺性上，以漢字為代表的象形文字尤其如此。象形文字讓意象的文字形體承擔了視覺經驗的喚起功能，比如：基本象形字“火”可以讓人知覺到火的形象以及這個形象帶來的灼熱的溫度。形聲字“熱”、“灼”因為帶有“火”旁，同樣也能產生類似的感覺。“琵琶”兩個漢字使用了四個“王”字作為形旁，讓人想起琵琶面板上二十四個品的排列形象。當然，并不是所有意象都必須依靠文字象形圖解，而是在習得了該意象詞語承載的文化意義之后才產生了圖像聯想。比如“梅子黃時雨”（賀鑄《青玉案》），梅子與雨的搭配一定能讓人想起江南綿綿不盡的梅雨季節。另外，意象還帶有語音上的感覺經驗，比如說“玻璃”的發音因為長元音/i/而伴隨著脆弱和尖銳的印象，而且玻璃本身就具有這樣的性質，所以在選擇“玻璃”的語音形式的時候，尖利的高元音/i/起到了突出感覺的作用。在中國詩文傳統中更傾向于使用有相同音素的雙聲、疊韻連綿詞，如果“出現幾個相同的音節時，它們便會形成一個向心力場”〔3〕，如“琵琶”兩個爆破音連續使用形成勾連，讓人聯想起琵琶聲“大珠小珠落玉盤”的清脆與連貫。語音通常能賦予聽覺知覺上的感覺，還伴隨著其他各種復雜的感覺特征，一起形成全方位的語音形象。總之，意象空間不只是單純的視覺空間，它攜帶的感覺是非常復雜的。

詞語的語言形式帶來的感覺與事物本身的感覺特征之間能產生通感，這是意象空間化和傳輸功能形成的重要原因，是空間溝通的重要手段。意象采用語言物質空間化方法突破了文本與感覺之間的障礙，將感覺附著在意象的空間之中。復雜意象，比如反映一個事件的意象，它內部空間的組織方式會受到事件現象投射在感覺器官上的先后次序的影響，反映在詞語的語言形式上是語序的顛倒。

二、意象空間的文化意義生產功能

意象的文化意義生產功能也是構成其空間性的重要特征。文化意義通常以歷史集體經驗的形式貫穿在語言之中，但僅僅從存在論的角度來看待意象的功能又是不夠的。意象除了是容納文化意義、個人知覺的場所之外，還帶有很強的能動性，它對文化意義具備生產和選擇的功能。作為一種觀念形態，意象的功能不僅限于語言與文本的層面，還具有超文本的價值。

文化意義和意象發生關聯之后，包含其中的集體經驗或者集體意識將成為語言的所指和語言的色彩，并附著在意象當中。這是一個長期的形成過程，必須要在大量的相同語境之中用相類似的語言色彩反復地強加于某個詞語之上，意象才能真正產生，否則如果意象帶有的某種色彩或意義褪色了，或者色彩與意義與意象之間失去了聯系，那么意象將被還原為普通詞語。意象產生之后，首先體現出來的就是對文化意義的傳輸功能。傳輸并不只是管道式的連接，而是建立在異位空間上的重合。所謂異位空間，是因為時空關系的發展而造成的文化斷裂層。越到現代，異位性越明顯，現代性催生出錯位空間。異位空間喪失時間持續性，意象二元空間在重疊之時必然會出現文化意義的扭曲和沖突。由于現實認識與歷史集體意識這雙重空間具有極大差異，因此在創作過程中以及閱讀者的接受過程中，現實的認識空間對于文本所能起到的作用更為重要。因為個人經驗的局限，創作者只能從現實空間來選用意象。但是意象成形之后，“個人記憶與纏入了歷史的集體記憶不能互相區分”〔4〕。在意象中現實與歷史接界，空間的物質性變成了一種“模糊的幻想”，去除了純粹的思維過程及其表征。意象成為空間的實踐場來實現現實與歷史的整合，這個過程主要依靠創作者的認知和知覺來完成。隨著文學文本形式的不斷發展，新的主題、表達方法與新思想的涌現對意象的影響非常大，意象內部的知覺與經驗的分布也將產生不同的變化。歷史經驗在重置過程中，由于現實世界對于歷史經驗的屏蔽和過濾作用，使意象包含的圖像與知覺的信息并不能完全地輸送到創作者的內在世界中。

空間的轉移和歷史的異位意味著信息量的錯失，意象把異位的空間重疊起來的過程意味著相對遺忘和相互妥協。在文學文本當中，意象的使命是營造感覺，所以相同的感覺特征和情感特征是歷史與現實之間產生聯系的重要標準。意象是“感覺的復制品”，是對“進入感覺的簡單性質的‘復制’，盡管并不總是對這些東西由之結合在一起的方式的‘復制’”〔5〕。只要有相同或者類似的感覺與感情，歷史與現實兩重空間就有重新整合的可能。至于歷史集體經驗中與此類感覺無關的其他部分都會被淡化甚至于被忽略，其他細節都不再重要，只剩下攜帶感覺的心象在文學文本之中以形象的方式出現。普通詞匯對于文化意義的傳承是通過概念意義的延續來進行的，而意象體現歷史的文化意義最終一定要落實到感覺與情感上，必須通過文本的感覺特征來選擇歷史的集體意識，也可以說集體意識在作者“模糊的幻想”中只剩下了一個帶有強烈感情特征的形象外殼。意象文化意義的生成依賴于感覺的承認，在意象構成的文化氛圍中，文化意義實際上只是以強烈的感彩這種現象存在；或者說，在文學文本之中，意象把文化意義變成了一種從歷史中抽取出來的感覺，再附著于創作者知覺中產生的現實世界圖像之上。這就形成了一種結構復雜、意義深邃的空間形象和特殊的空間文化意義。

從意象生成文化意義的過程來看，這一切是在文本之外進行的，發生在創作者預設的知覺世界當中，有他個人的知識經驗在參與。個人經驗具有不可復制性，這對于集體經驗會有一定程度上的扭曲，但這種作用是比較微小的。如果扭曲過度，意象內部發生空間的斷層，意象將喪失其歷史證據，成為作者個人意識中漂浮的晦澀難懂的詞語。之所以意象使用可以歷久彌新，也是因為個人心靈的不可復制性賦予意象某種程度上的新鮮感，而且個人經驗對于歷史經驗的審視常常可以從一種全新的角度來進行，所以意象在不同的個人語境當中會煥發出不同的光彩。

三、意象空間化的文學意義

在文學文本當中，作為觀念性的經驗空間與物化的知覺空間相結合的雙重結合體，意象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文本是用語言以線性的原則構筑出來的，尤其是在說明和議論類的文本當中，語言線性的特點正好與作者的線性的思想發展過程吻合。但是，文學文本的基本構造和創作目的不同，文學的目的在于用語言建筑起空間感，以便容納諸多的事物與事件。從存在論的觀點來看，文學空間是“把上手事物在空間上各屬其所得狀態開放出來”〔6〕。開放狀態的空間感營造主要依賴于詞語的“復現”，即具有相同要素的詞語重復地出現。情感和感覺需要累積才能具有渲染力，詞語“復現”就是很有效的感覺累積途徑。在文學空間內，意象與意象之間也存在著復現的關系，復現包括了重復、相似、對立和不同意象之間邏輯的演進、推導。意象群之間通過復現形成牢固的空間鏈。意象空間鏈在文學文本的大空間中可以無限延伸，一旦有對立的復現出現，還可以形成文學空間的扭轉，構成轉折和對立的沖擊力，從而大大豐富文學空間的層次。

每個意象本身的空間特征是固定的，“意”是意象空間附屬的感覺特征和文化意義，物化的知覺空間只是載體和媒介。意象都帶有比普通詞語更為豐富的感覺。文本內的意象群中，各個意象的物化空間可以是多種多樣的，但是它們的總體感覺特征必須是一致的、相互映襯和烘托的關系。意象空間一旦存在，其感覺特征就會約束和限制文本。感覺的豐滿、溢出與彌漫是文學空間的一大特點，意象可以憑借“復現”這種方式來構成意象群，讓感覺不斷累積乃至溢出空間。意象內部憑借通感而形成，意象與意象之間也應具有通感功能。意象在物化知覺空間的具體可感的形象之上牢固地粘附上各種知覺，如觸覺、聽覺、視覺等感覺特征。盡管意象與意象之間表現的具體可感的形象不同，但是只要有一種知覺相同，就可以輕易地聯系起來形成“復現”，聯想規律的形成也基于此原因。因此，意象鏈成為文學文本感覺與感情形成的重要原因。

作為圖解式的心象，意象的視覺化趨勢使得文學文本產生詩畫傾向。詩畫傾向也是文學文本區別于其他文本的重大特征。意象的參與使得文學文本產生視覺化的空間藝術效果，形成“一幅幅以文字構成的圖像的有意味的綴合”〔7〕。這一點突出地體現在古代詩詞歌賦之中。如馬致遠的名句“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就將類似感覺色彩的意象密集并置，以營造出意象空間，使每一位讀者如同身處一幅與旅途相關的圖畫中。隨著意象群在圖畫中的共現，文學文本的空間伸展能力加強，詩畫傾向更明顯，感染力也隨之加強。在文本的空間視覺化過程當中，解決文字線性對于空間感的破壞是一個很大的難題。文學空間必須利用文字的線性而成為流動的空間，成為呈現完整事件的容納場所。文學空間的線性流動構成方式區別于圖畫的共時視覺空間，它努力把歷時的一切都壓縮在一層空間之內。從這種意義來說，意象具有反時間的特征，是經驗與記憶的現象在文字學意義上的集合體，相對其他意象和文學因素而言是獨立的單元，甚至對于文學空間本身來說也是獨立的。如果從傳承的歷史經驗來說，意象是在文學文本之外形成的，可以在任意的文本當中嵌入，它的存在標示著文本之外的意義在此間展開。盡管意象的空間性有反時間的特點，但它對于文學空間的延展卻是非常有利的。歷史的意義從不可見變為可見，文本以一種反時間的方式來反映時間。

意象的文化意義生產功能把民族共同經驗還原為空間物質形象與感覺特征，經過選擇再傳輸到文本中的意象空間進行兩重空間的壓縮與融合，這個過程是文化意義在現實文本中的重置和安放，而且可進一步理解為是歷史與現實混合后產生的新意義和新精神。意象帶有能動性，是文本中最具生產力的文學因素之一。意象的能動性把感覺特征和知覺形象分布于文學文本之中，而且因為意象對于意義的生產力是超越文本的，所以文學空間能夠成為一個開放狀態的空間。意象利用了文字符號形體的空間形象而延伸到知覺空間，所以它的空間本質屬于語言，但是它又交叉存在于語言和知覺兩個層面中，而且作為“模糊的幻想”可以滲透進人的感知，常常使人忘卻其語言空間的本質。因為意象不同尋常的空間性，它在文學文本、意義與經驗之間構筑了特別的聯系，因此構筑起了文學空間的深層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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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馬里奧?J?瓦爾德斯.詩意的詮釋學〔M〕.史惠風，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68.

篇10

    “語言學轉向”強調的是世界是由語言建構的,語言符號之間的不斷轉換產生了世界的意義,換句話說:意義的產生不過是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轉換過程,這種轉換完成了語言對世界的編碼。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生活的世界不是一個經驗和實體的世界,而是一個語言符號的世界,我們的知識和認識是由語言來塑造的,在語言的主宰下,語法、句法、語用、詞匯、話語、語境、意義、文本、敘事、修辭等跟語言學相關知識被廣泛運用到其它學科領域中,以至于語言學的模式和方法成為人文科學普遍的思維模式和方法,因此,“語言與存在”取代了傳統的“思維與存在”的命題成為整個知識范式轉換的重要表征,這也從根本上揭示了語言的本體含義,它遠非工具,而被看作存在本身,正如維特根斯坦所宣稱:全部哲學就是語言批判,想象一種語言就意味著想象一種生活方式。從歷史實踐上看,作為人類交往活動中最常見的兩種媒介形式,圖像與語言文字相比所處的地位不一樣。在文字發明之前,圖像是先民表達和記錄的方式;當文字出現之后,文字以語法和修辭結構來表達具有豐富的聯想性和多義性的意義,而圖像被降低為識字的輔助手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圖像被認為是感性的、直觀的、平面的、零碎的,人們重視語言的理性邏輯,強調語言與圖像的異質性,而忽視圖像與語言之間的辯證關系,以及圖像的獨立性和意義的建構性。米歇爾發起了對語言主導文化的解構性批判,他認為:“文化的歷史部分就是圖像符號與語言符號之間爭取支配地位的漫長斗爭的歷程,任何一方都是為自身而要求一個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權。在某些時刻,這種斗爭似乎進入了沿著開放邊界展開的自然交流;而另一些時刻(恰如萊辛的《拉奧孔》)這些邊界關閉了,彼此相安無事。所謂的顛覆關系就存在于這一斗爭最有趣和最復雜的種種形態中”[2](P187)。在這里,米歇爾強調了語言與圖像之間漫長的斗爭過程,認為兩者之間辯證復雜的張力關系構成了文化的發展。如果說傳統文化是語言實施著對圖像的壓制和控制,那么,進入當代的視覺文化時代,圖像應該站在與語言構成對立面的基礎上,消解語言中心主義的局面,通過制造圖像和觀看圖像承擔世界意義的建構。但是,圖像的興起以及形成的對語言的挑戰,并不意味著圖像取代語言成為知識體系和文化秩序的主宰,而是將圖像在語言中心論的框架中解放出來,擺脫語言論的控制,在關注語言與圖像之間的“互文”性闡發中重新挖掘和創造圖像,讓圖像再度被發現,讓圖像徹底釋放出自己的知識能量。

    圖文之爭與當代文學理論研究的新思路

    圖文之爭的介入給當代文學理論注入了新鮮血液。隨著圖像意識的增強,文學與傳媒、文學與圖像、文本形式、文學的存在方式、圖像敘事與文本敘事等諸多問題越來越多地進入到文學理論研究的視野,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問題。如米歇爾在《圖像理論?序》所說的那樣:我們生活在一個視覺文化時代,所有的媒體都是混合媒體,所有的再現都是異質的,文學與視覺藝術之間的互動關系構成了再現,它們與權力、價值和人類的利益糾纏在一起,影響到文化模式的變化。一種閱讀文化與一種觀看文化之間的差異不僅是一個形式問題;它含蓄地指出社會性和主體性所采取的形式,一種文化所構成的各種個體和制度。在這里,我們可以發現:文學與圖像的關系問題可以在媒體再現中找到交匯點。換句話說,圖像與語言之間的關系并不是一種單純的異質關系,兩者之間的研究也不是一種簡單的、毫無價值的平行對照,相反,兩者之間內在的互動關系以及構成的外部關聯使得不同藝術之間的關系研究成為可能。從這個意義上說,圖像與語言的關系為文藝理論和美學研究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因為兩者之間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傳統文藝理論觀念。從歷史上看,在語言學研究范式的框架中,文學理論研究的中心和旨歸是文學語言本身,認為語言是一種線性的、穩定和邏輯的符號,先行地設定文化、文學發展變遷的規律。在這種觀念中,語言占據主導優勢,而圖像只是語言之外與人的感性層面相關聯的不可靠的形式,圖像與語言根本無法聯袂,亦無法在一種張力的結構中生發出更高意義上的思維模式。20世紀后期以來,隨著視覺文化和讀圖時代的來臨,單純的語言學思維方法已經不能完整有效地對當今文學圖像化和傳媒化趨勢作出有力的闡發,同時它也無法表征當前層出不窮的文學審美現象。因此,當前文藝理論研究必須擺脫傳統文藝理論研究中的不合理方式,關切當代傳媒視野中的文學現實問題,在正視語言學等研究方法的同時,側重考慮在圖像與文字之間尋找文藝理論研究的生長點。本雅明是建構此種研究范式的積極實踐者和探索者,他在研究攝影與電影的過程中預言電影將成為未來語言的者,認為以文字和書籍為代表的傳統印刷文化必將受到以圖像為主的機械復制文化的沖擊,這昭示著圖文之爭在現代文學藝術發展過程中將成為一個待解的問題。與本雅明不同,利奧塔從解構理論的角度對西方傳統文藝理論中存在的理性與感性、理智與欲望、話語與圖像、推論和感知等二元對立模式進行批判性考察,為感性、欲望、圖像和想象力的存在尋找依據,解構西方傳統的元敘事話語和思維模式,達到攻擊現代性的目的。鮑德里亞比本雅明和利奧塔走得更遠,他在由電腦所創造的虛擬圖像世界中,反思和批判傳統的文學生成和存在方式,認為虛擬圖像比真實存在更完美真實。在此觀念下,文學藝術與現實之間的關系應該重新設置和厘定,也就是說:圖像與現實的脫節、虛擬與真實界限的消解,使得傳統的“文學藝術模仿生活”的觀念出現問題,這無疑對當代文藝理論研究產生重要影響。本雅明、鮑德里亞在文化和藝術層面上對圖文關系的探索,深刻地表明文藝理論對圖文關系的重視源于當代文化給作者和讀者帶來的新的創作和閱讀感覺經驗,它是對當下文學藝術發展的理論總結和建構。顯然,西方文化領域對圖文關系的研究已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水平,其方法和思路不同于傳統的美學與文藝理論研究,已進入到圖像文化分析、社會歷史分析、符號政治經濟學分析的綜合、交叉的層面,其研究主旨是在揭示圖像與文學差異、互動和互通的特征,進而進入圖文生產、消費與社會權力表達、文化模式變遷之間的復雜關系的探究上。當前國內文學理論研究領域,圖文關系的研究也逐漸深入展開,這主要沿著兩種思路進行:一是在文化研究的語境中,探討圖像與語言文字的關系,強調圖像的強勢原因、表現方式和審美效果等。這是當前文學遭遇圖像時代問題的一種“宏大理論”式的闡發,這種研究并沒有在圖像與語言之間折疊、纏繞的復雜關系中解決文學變化的具體問題;二是沿著“文學是語言的藝術”的歷史命題,在文學與傳媒的關系日益緊張的今天,根據文學和視覺藝術兩者的交叉滲透,從文學語言的角度來關注視覺藝術,同時強化從圖像的角度來審視文學,試圖在文學與圖像之間建構一種互文性的文學理論。具體而言:從文學語言的角度研究視覺圖像,就是理解圖像如何借助物理時空的張力結構,來接近文學并通過語言立“象”達到充滿想象力的審美至境。反之,從圖像的角度來分析文學語言,就是理解圖像如何賦予文學語言新的意義,探索圖像在文學語言塑造過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比如研究表明兩者之間的關系可以歸納為三種歷史形態:以圖言說、語圖互仿和語圖互文[3],以此揭示語圖關系發展的規律。顯然,以上所說兩種研究的價值取向不同:前者側重語言與圖像的對立,以此勾畫出當代文化模式的變遷,以及帶來的審美方式的變化;后者則側重語言與圖像兩種媒介所具有的思維方式交融凝聚到文學本身,回答文學在傳播過程中因媒介不同而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如果說前者側重外部研究,那么后者則是從內部探討文學的根本性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在敘事學中,傳統的文字敘事所固化的領域開始成為語圖關系研究的重要目標,從而形成一種嶄新的敘事文本研究,此研究圍繞圖像與文字兩種不同的敘事特點,主要從敘事學的角度來考察圖像與文字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突出圖像對敘事文本的模仿和再現問題,旨在解構文字敘事在敘事傳統中的絕對主流,擺脫與語詞共存和競爭中圖像的壓抑性地位[4]。通過圖像與文字之間復雜關系的梳理,讓兩者在交互敘事中建構不同的價值維度,以此彰顯不同的審美意義。諸如此類的研究對于我們今天重新理解文學有太多的啟示,這昭示著當前文藝理論研究觀念的重要轉變,這些探索對于建構文學理論研究范式具有啟發性和創新意義。

    圖文之爭與當前文學理論研究的幾點反思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文藝理論界關于本質主義與反本質主義一直存在論爭,不同觀點的研究者在本質建構和拆解的論爭中宣揚自己的文學理論觀念。圖像與文學的關系問題作為文藝理論研究的現實問題,在為文藝理論營建新的研究思路的同時,跳出本質主義、歷史主義和解構主義等思維模式,力求返回文學活動本身,沿著亞里士多德所設定的文學媒介理論的路線尋求“拯救文學現象”,這無疑將為我們重新反思文學理論研究提供了契機。首先,文藝理論研究應從文學現實出發,避免抽象化。何謂文學現實?在我看來,其實質就是被文學本質思維模式所遮蔽的文學發展過程中文學與其他文化形式交織、文學本身新變的現實問題。在本質主義與反本質主義理論觀念指引下,文學理論研究大都圍繞原典或抽象概念的演繹展開討論,試圖勾畫出一幅以理念存有為深層基礎的文學圖景。這是一種本質先行的理論模式,此種模式直接規定文學之為文學的本質,達到一種理論自身的自洽性和完美性,最終,文學現象被置換成一個抽象化、一元化的世界,文學活動的樸素性和現實性逐漸消失。圖像與文學的關系問題不同,它是當代傳媒文化現實中文學發展出現的真問題,它帶動文學活動各要素在傳媒世界中發生了新變。比如依照新媒體觀念,圖像、語言和其他文本都混雜其中構成超文本文類,讀者面對如此復雜而豐富的文本世界目不暇接,此種變化打亂了以往文學理論設定和裁量文學的標準。因此,文學理論必須真正面對這些問題,從學理層面加以闡發,進而把當代文學理論研究向前推進。其次,回歸文學本身的問題也是一個值得反思的文學理論問題。傳統的語言學研究范式注重文學的文學性研究,認為語言是文學的內在規定性和永恒性。這是它的功績,也是它的偏頗。因為,它在把文學的文學性研究推上高峰的同時忽視了語言以外、或者與語言相關的知識場域(比如,文學與其他藝術語言之間的關系)。當前盛行的文化研究,打破了文學理論學科的界限,以超越文學社會學的姿態,把觸角滲透到生活的各個方面,使得文學研究的邊界變得模糊,文學本身的問題幾乎成了一個被遺忘的話題。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也深切地感受到文學基礎理論知識體系的松散和脆弱。在兩種研究方式面前,我以為,圖像與文學的關系是文學理論重新思考文學自身問題反彈的重要表現,它介乎語言和文化之間,尋找理解和闡發文學的新維度,同時這也是對強調文學性研究的形式主義文論和強調文化權力的文化研究的一種反駁和超越。從這個意義上說,語圖關系研究意味著在經典意義上的理論研究之外拓展出新的文藝理論研究思路。最后,應該提倡文學理論研究的多元主義理念。文學是復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