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齡化治理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人口老齡化治理，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社會的經濟水平和醫療水平的提升雖然有效的改善了人們的生活環境，提升了人們的生活質量，但是伴隨而來的人口老齡化問題的嚴峻性也不容忽視。我國的人口老齡化的問題的日益加劇，在降低了我國的社會生產力的同時，加大了政府的養老保險資金支付壓力，如果這一問題處理不當，就會引起嚴重的政府財務虧損現象。開展基于人口老齡化背景下中國城鎮養老金支付能力的分析，提升人口老齡化背景下中國城鎮養老金支付問題的處理方式的完善性和科學性。可以在有效確保我國公民的基本權益和基本利益的同時，為我國社會和經濟的和諧的、可持續的發展奠定穩定的基礎和提供強大的市場推動力。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發展現狀

開展基于人口老齡化背景下中國城鎮養老金支付能力的分析探究，首先應當明確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發展現狀。根據我國的基本國情，可以將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發展現狀總結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我國老齡人口數目十分巨大，并且隨著實踐的推移其增長速度也越來越快

眾所周知，我國的人口正逐步的呈現出“快速老齡化”趨勢。根據我國人口調查局的第五次人口調查數據報告顯示，我國六十歲以上的人口的數目在大幅度的增長，并且其增長速度也在逐年遞增。根據我國現階段的老齡人口增長趨勢進行預測，截止到2051年，我國的人口老齡化現象將呈現出最為嚴重的形式――每平均十個人就會有三個六十歲以上的老年人[1]。

（二）我國的老齡人口呈現出城鄉二次元化的特點

我國城市和鄉鎮的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差距相對較大。我國的經濟發展較為快速的城市地區，相比較于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城鄉地區，其所存在的人口老齡化問題更為嚴峻[2]。

（三）人口老齡化的速度高于城鎮建設現代化的速度，出現了“未富先老”問題

很多發達國家也存在著人口老齡化的問題，但是這些國家的經濟水平相對較高，工業發展水平也十分的完善，因而能夠良好的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生產力降低的問題。由于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因此人口老齡化的速度高于城鎮建設現代化的速度，因此“未富先老”問題也就分外具有嚴峻性。

開展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發展現狀探究，主要可以將當下我國所存在的人口老齡化問題總結為以下幾點：我國老齡人口數目十分巨大，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增長速度也越來越快；我國的老齡人口呈現出城鄉二次元化的特點；人口老齡化的速度高于城鎮建設現代化的速度，出現了“未富先老”問題。通過探究可知，我國當下所呈現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已經十分嚴峻，其問題的解決的重要性不容忽視[3]。

二、基于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中國城鎮養老金支付能力問題探究

在明確了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發展現狀后，開展基于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中國城鎮養老金支付能力問題探究，主要可以將當下基于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中國城鎮養老金支付能力問題總結歸納為以下兩點：

（一）人口老齡化的問題的加劇，使得社會保障工作的順利開展迎來了更加嚴峻的挑戰

人口老齡化的問題的加劇，使得我國的政府財政支出中的養老保險金額在逐年的遞增，為政府財政部門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經濟壓力的同時，也使得我國的社會保障工作的開展的難度也在逐步的加劇[4]。

（二）人口老齡化的速度的提升，使得我國的養老資金缺口問題也逐步的顯現出來

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現象的不斷加劇，我國的養老資金缺口也開始呈現出猛烈的擴張趨勢，如果不能夠及時的采取相應的有效措施，“社會統籌養老金赤字”問題將嚴重的阻礙我國社會的和諧發展。

開展當下基于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中國城鎮養老金支付能力問題探究可知，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問題的加劇，使得社會保障工作的順利開展迎來了更加嚴峻的挑戰，與此同時人口老齡化的速度的提升，使得我國的養老資金缺口問題也逐步的顯現出來。基于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中國城鎮養老金支付能力問題，在我國社會和經濟發展進程中的逐步的凸顯，為我國的經濟的高速的、持久性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威脅，是我國開展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工作所面臨的主要難題之一[5]。

三、基于人口老齡化背景下中國城鎮養老金支付能力的提升方式分析

針對于中國城鎮養老金支付能力問題，開展基于人口老齡化背景下中國城鎮養老金支付能力的提升方式分析。根據我國的基本國情，主要可以將基于人口老齡化背景下中國城鎮養老金支付能力的提升方式總結歸納為以下幾點：

第一，完善公共財政治理模式，加強對于公共財政投入工作的開展的重視程度。提升對于“民生狀況”的關注程度，開展公共財政建設工作，可以有效的緩解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發展問題。

第二，創建全面的、多元化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逐步的建立和完善，也可以有效的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

第三，提升養老保險金所具備的保值性和增值性。降低養老保險金所存在的風險性，有效的實現公民利益的穩定性的保障。

第四，逐步提高退休年齡，嚴把提前退休關。

第五，提升《養老保險法》這一法律規章的建設工作的開展的時效性和實效性。《養老保險法》的頒布和有效實施，可以為基于人口老齡化背景下中國城鎮養老金支付能力的問題的解決，提供更加明確的方向。

實施基于人口老齡化背景下中國城鎮養老金支付能力的提升方式，主要的方式實施環節可分為：加強對于公共財政投入工作的開展的重視程度；創建全面的、多元化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提升養老保險金所具備的保值性和增值性和逐步提高退休年齡，嚴把提前退休關以及提升《養老保險法》這一法律規章的建設工作的開展的時效性和實效性五點。通過基于人口老齡化背景下中國城鎮養老金支付能力的提升方式的有效實施，可以真正的實現中國城鎮養老金支付能力問題的全面的、有效的解決，促使我國的經濟和社會獲得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和更加優良的發展前景。

開展基于人口老齡化背景下中國城鎮養老金支付能力的分析探究，首先應當明確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發展現狀，進而開展基于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中國城鎮養老金支付能力問題探究。最后針對于中國城鎮養老金支付能力問題，開展基于人口老齡化背景下中國城鎮養老金支付能力的提升方式分析。開展基于人口老齡化背景下中國城鎮養老金支付能力的分析，完善中國城鎮養老金支付機制，提升人口老齡化背景下中國城鎮養老金支付問題的處理方式的完善性和科學性，是我國進行長期的、可持續性的、高效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所必須具備的基本發展理念。

參考文獻

[1]宋鳳軒，趙艷秋.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缺口淺析[J].山東紡織經濟，2010，10：29-30+78.

[2]胡宏偉，肖伊雪，郭牧琦.中國養老財政支出與負擔研究述評[J].廣西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1，04：7-14.

篇2

 

一．問題的提出

人口轉變是指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由高位靜止狀態（高、高、低）轉向低位靜止狀態（低、低、低）的過程。在其早期階段，生育率降低將導致需要撫養的少年兒童數量下降，勞動人口的增長率會暫時高于撫養人口的增長率，從而保證勞動力的充足供給和儲蓄率的提高，為經濟增長提供一個額外的源泉，即“第一次人口紅利”。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口老齡化將成為必然的結果。而理性經濟人會重新安排生命周期內的消費和儲蓄，形成一個新的儲蓄來源，而這些資本積累無論是投資國內還是國外都可以增加國民收入，即“第二次人口紅利”（ Masonand Lee,2006）。

然而，按照索洛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勞動力、資本和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三大主要決定因素。在解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創造的“東亞奇跡”時，人口年齡結構的改善從而引致人口撫養比的下降為經濟增長做出了很多貢獻，可以解釋超出穩態增長率部分的25%~100%不等（Bloom and Willianson,1998）。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的研究也表明，中國撫養比每降低1個百分點，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提高0.115個百分點,即人口紅利對人均GDP的貢獻率至少為26.8%（蔡昉本科畢業論文格式，2008）。但在計劃生育政策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雙重作用下,中國用30年左右的時間完成了發達國家經歷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轉變過程,進入低出生、低死亡和低自然增長的人口再生產階段，處于人口紅利和人口老齡化并存時期。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人口紅利的喪失將嚴重影響經濟增長速度。

當然，人口紅利并不等于經濟的高速增長，只是提供了一種可能性。要保持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必須充分利用當前的勞動力資源，延長第一次人口紅利，同時為迎接第二次人口紅利創造條件。而養老保障制度作為一項重要的制度安排，如何在促進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過程中發揮生產性要素的作用也就備受關注。

二．中國人口轉變的特征

在宏觀經濟高速增長階段，我國未來的人口變化趨勢將直接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目標的實現。本文根據2008年聯合國人口開發署關于中國未來人口中方案的預測結果，分析得出未來50年我國的人口轉變特征：（1）從人口總量和年齡結構看，中國不僅是人口大國，也是老年人口第一大國論文提綱怎么寫。中國人口總量將在2030左右達到峰值，約14.62億，之后開始下降并出現負增長。在2000~2050年間，0-14歲人口占比一直呈下降趨勢，15-60歲人口占比在2010年達到峰值67.8%后也將呈逐漸下降趨勢。相反，60歲以上人口占比卻按年均2%的速度增加，在2050年將達到總人口的31.1%，約4.41億。（2）從人口撫養比看，少兒撫養比的低速下降和老年撫養比的快速增加導致我國總撫養比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并在2010年達到最低為39%，到2050年將增加至63%，年均增加0.6%。按1957年瑞典生命表人口作為評判人口紅利的標準，即總撫養比小于50%為人口紅利，小于44%為人口暴利，大于62%為人口負債。那么，在2030年以前，中國仍將處于人口紅利期，甚至在未來10年內還屬于人口暴利期，直到2045年后才會進入人口負債期。（3）從老齡化進程看，我國老年人口的增長將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是2000~2020年的平穩增長階段，60歲以上人口占比在20年間僅上升了6.7%。第二是2020~2040年的快速增長階段，60歲以上人口占比從16.7%迅速攀升至27.5%本科畢業論文格式，20年間上升了10.8%。第三是2040~2050年的基本平穩階段，也是中國人口老化最嚴重的階段，但人口老化速度開始下降。

表1.聯合國關于中國人口中方案的預測

 

年份

總人口（億人）

各年齡組人口占比(%)

年齡中

位數

人口撫養比(%)

0-14歲

15-60歲

60歲+

總撫

養比

少兒

老年

2000

12.67

25.7

64.3

10.0

29.6

48

38

10

2005

13.12

22.0

67.2

10.8

32.1

42

31

11

2010

13.54

19.9

67.8

12.3

34.2

39

28

11

2015

13.95

19.0

66.2

14.8

35.6

40

27

13

2020

14.31

18.7

64.5

16.7

37.1

44

27

17

2025

14.53

18.1

62.3

19.6

38.9

46

26

19

2030

14.62

16.9

59.7

23.4

41.1

49

25

24

2035

14.62

15.8

57.8

26.4

42.8

54

24

30

2040

14.55

15.3

57.2

27.5

44.1

59

24

35

2045

14.40

15.3

56.0

28.7

44.9

61

24

36

2050

14.17

15.3

53.7

31.1

45.2

篇3

（二）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模式筆者通過對部分發達國家建立的長期護理制度進行分析，認為根據實施主體的不同，長期護理保險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由商業保險公司作為經營主體，采取自愿保險的方式，屬于商業保險的范疇，以美國為代表；二是由政府作為管理主體，采用強制保險的方式，屬于社會保險范疇，以日本、德國為代表。以下筆者分別對這兩種制度模式進行分析。

1.美國的長期護理制度模式。美國是長期護理保險出現較早的國家，始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屬于商業性健康險，采用自愿保險的方式，承保內容是被保險人在醫院或在家中因接受各種個人護理服務而發生的相關管理費用。其長期護理服務主要包括護理院、輔助護理設施和家庭健康護理三種方式。這種長期護理保險是在美國發達的商業健康保險市場和較高的人均收入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美國最為重要的健康保險產品之一，能夠充分滿足美國社會各階層的保障需要。

2.日本、德國的長期護理制度模式。日本于1997年12月制定《護理保險法》，決定建立護理保險制度，并于2000年4月1日正式開始實施全民長期護理保險計劃。這樣，日本長期護理保險正式加入社會保險體系，由日本3300多個地方政府進行管理。它強制性地要求40歲以上的日本人必須參加這種保險，當被保險人發生護理費用支出時，通過申請和認定，將會得到護理保險制度所提供的各種護理服務，包括居家服務和設施服務兩種。德國于1995年將長期護理保險引入社會保險，與日本不同的是，它是一種在強制的基礎上自愿參保的保險，法律規定每個參加法定醫療保險的人，在他的法定醫療保險機構參加護理保險或參加商業保險的人必須參加一項商業護理保險，這就是“護理保險跟隨醫療保險原則”。這些發達國家發展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的經驗對我國建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有很大的指導意義。

二、我國人口老齡化現狀對建立

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的影響分析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顯著，這對在我國建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有巨大的影響。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迅速、對長期護理服務需求大1.2006年，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了《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預測研究報告》，認為21世紀的中國將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老齡社會，預測到2050年，我國老年人口總量將超過4億，老齡化水平推進到30%以上。經過相關預測分析，我國將在2028年進入到老齡社會（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4%以上），從2001年進入老齡化社會，到2028年進入老齡社會，僅用時27年，對于其他發達國家，德國用時40年，美國用時71年，法國用時115年，相比之下，我國老齡化的發展速度是相當快的。2.由于人口老齡化發展迅速，老齡人口激增，老年人口的健康問題也日趨嚴重。因疾病、傷殘、衰老而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口數量增加，需要長期護理的老年人口增多，據資料顯示，城鄉日常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老年人1208萬，占老年人口比重的6.8%，有部分自理困難2824萬，占老年人口比重的15.9%。老年人中，認為自己日常生活需要照料的比例為13.7%，其中79周歲及以下10.2%，80周歲及以上39.9%。以上數據說明，未來幾十年內，我國老年人口的生活照料問題將顯得尤為突出，社會對養老護理服務的需求會非常大。

（二）“未富先老”和地區差異

1.我國老齡化存在“未富先老”的現象。我國于2001年就進入了老齡化社會，老齡化發展速度快，但由于人口眾多，雖然經濟總體發展水平良好，人均GDP低，這種老齡化發展速度與經濟發展水平不匹配的現象就是“未富先老”。目前我國還不具備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經濟實力，這種老齡化發展速度與經濟水平不同步的矛盾背景下，我國在解決老年人醫療、護理等方面的需求問題上就顯得困難重重。

2.我國老齡化現象還存在著地區差異的問題。其一，地區發展不平衡。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具有明顯的由東向西的區域梯次特征，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明顯快于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以最早進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上海（1979年）和最遲進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寧夏（2012年）比較，時間跨度長達33年。其二，城鄉倒置嚴重。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城市化進程逐漸加快，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往往造成老年人和少年人口留守農村，這會大大促進農村的老齡化進程。

（三）家庭結構逐漸縮小我國自推行計劃生育政策后，人口出生率顯著下降，家庭結構逐漸縮小，出現大量的“四二一”、“四二二”的家庭模式，未來獨生子女照料一個或多個老人的現象將會普遍存在。目前社會競爭壓力巨大，如果僅僅依靠家庭養老，讓子女承擔老年人的護理工作，會讓子女背上沉重的包袱，工作和家庭很難兩全。總之，我國老齡化發展迅速，老齡化進程與經濟發展水平不相適應，加上我國家庭規模逐漸縮小等問題，老年人對醫療護理、日常照料的需求越來越大。如果這些需求得不到滿足，不僅無法保證老年人的權益，并且會影響到家庭和諧和社會安定，引發社會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在我國建立起長期護理保險制度非常有必要。

三、我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模式的選擇

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不發達且人口眾多，對于發達國家的長期護理保險模式需要借鑒但不能照搬，應當結合中國的世紀制定出符合中國國情的長期護理保險模式。上文所述的兩種長期護理保險模式單獨在我國實行是行不通的。

1.美國的商業長期護理保險模式。美國的商業保險模式是建立在美國較高的人均GDP和相對成熟的商業保險市場的基礎之上的。若我國采取完全的商業保險模式，會有許多老年人無力支付高昂的保險金，放棄參加長期護理保險，無法解決整個社會老年群體面臨的養老護理需求的問題。目前我國商業健康險在醫療保障事業中所能發揮的作用太小，在這樣不成熟的保險市場中建立商業長期護理保險可能會面臨許多問題，例如風險控制機制不完全、道德風險高等。因此，在我國建立完全的商業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是不可行的。

2.日本、德國的強制性長期護理保險模式。日本、德國的長期護理保險是社會保險，納入到社會保障體系之內，有極高的覆蓋率，這是建立在兩國成熟的社會保障體系和雄厚的經濟實力的基礎之上的。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經濟不夠發達，若建立社會保險模式的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會出現很大的困難。其一，國家和地方財政無法支巨額的護理保障費用；其二，我國人口老齡化呈現出地區差異和城鄉倒置的特點，在經濟發達的地區，長期護理保險僅能保證老年人的基本護理問題，無法滿足老年人高質量的要求，在經濟落后的地區尤其是農村，由于長期護理保險是強制性參加的，部分低收入人群可能無法負擔保險費用。因此，在我國建立統一的強制性長期護理保險制度也是不可行的。由于上述理由，我國的長期護理保險事業的發展不能完全按照美國商業性長期護理保險制度來進行，也不能完全按照日本、德國的強制性長期護理保險制度來進行。

筆者認為，應當在我國建立起以強制性護理保險為主，商業性護理保險為輔的長期護理保險模式。

1.強制性長期護理保險為主。強制性長期護理保險屬于社會保險范疇，前文提到，由于老齡化趨勢顯著，城鄉及各地區老齡化水平有差異等一系列原因，建立起覆蓋全國的長期護理保險十分有必要，筆者認為，必須將長期護理保險納入到社會保險中來，才能保證所有老年人享有養老護理的待遇。但是，我國建立的強制性長期護理保險應當屬于基本長期護理保險，有自己的特點：（1）范圍廣：長期護理保險應當覆蓋城鄉所有人口，滿足其基本的養老護理需求；（2）水平低：我國經濟實力不足，長期護理保險所提供的保障應當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水平相適應，為廣大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服務；（3）三方負擔：長期護理保險費用應當由個人、社會、政府三方共同負擔。由于我國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老齡化程度不同，在承擔比例方面應當結合各地的具體情況進行調整。例如，在極度貧困地區，社會和政府承擔大部分費用，個人承擔較少費用；中等收入地區，單方承擔比例大致相等。分別采取不同的繳費比例，可以滿足各類人群的需要。

2.商業性長期護理保險為輔。我國人口老齡化嚴重、發展迅速，家庭養老功能不斷減弱，都導致老年人對于養老護理的需求增多，商業性長期護理保險在我國具有極大的發展空間。強制性長期護理保險保障的是最基本的養老護理需求，對于經濟發達地區及收入水平高的行業來說，這種護理保險完全無法滿足自身的需求。商業健康保險公司推出的商業性長期護理保險可以給這部分老人提供更多地選擇機會。作為強制性長期護理保險的補充，商業性長期護理保險的推出可以提高養老護理的水平，滿足更多人的需求。以強制性長期護理保險為主，商業性長期護理保險為輔的長期護理保險模式既可以保證長期護理保險的覆蓋范圍和程度，又可以提高養老護理的水平。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的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模式也要作出相應的調整，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應當建立起高層次的政府強制執行的全民長期護理保險模式，公民只承擔少部分的保險費用，享受更高層次的養老護理服務。

四、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長期護理保險制度

（一）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日本的《護理保險法》為護理保險制度提供了法律規范和保護。青島市在2012年出臺了《關于建立長期醫療護理制度的意見（試行）》，規定了長期醫療護理覆蓋人群、辦理方式、護理保險資金來源、資格準入等內容，對于在青島建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有積極的意義。我國應當盡快出臺《長期護理保險法》等，明確長期護理的內容、運作方式、投資方式等，規范長期護理保險市場，推動長期護理保險的發展。同時，還要制定長期護理保險的行業法規，建立監督機制，明確管理部門，確保護理制度的實施效果。

（二）明確護理服務的等級劃分上由于護理服務的內容非常廣泛，而被保險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因此劃分護理等級，對確定護理服務保險金支付額、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至關重要。我國尚未建立統一的護理等級評定標準，無法滿足老年人多層次、多元化、多選擇的現代醫護服務需求。我國應當建立適宜的護理等級政策，將護理等級科學細化。建立起專業的審查機構，對老年人的健康狀況、自理能力來評判老年人是否應當接受長期護理，接受什么程度的長期護理，應當繳納的費用等等。在接受護理服務時，專業的護理人員應當及時記錄老人的身體狀況，定時測評，決定是否更改服務等級，以便達到更好的服務效果。

（三）加快培育我國護理產業市場醫療護理的專業水平和服務質量是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生存發展的根本，我國護理機構和護理人員嚴重缺乏，無法保證護理服務的質量，這會導致長期護理服務無法滿足廣大老年人群體的需求，不利于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的發展。我國應當加快配套服務設施的建立，提高護理機構數量和護理人員專業水平，滿足老年人群體的需求。

1.健全護理機構，建立護理公司。我國長期護理市場有極大的發展空間，需要發展更多地護理機構，提供醫療護理、生活照料等各項服務。一方面，應當加強護理機構的設施建設。政府應當發揮作用，通過財政籌資完善醫療護理機構的硬件措施，給老人提供功能齊全、安全舒適的環境。同時加強護理機構的規范管理，根據各地區不同的護理需求，制定規章制度、服務標準，力求護理機構的規范化管理。另一方面，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需要依靠市場之手，促進養老護理走向職業化道路，成立專業的護理公司。護理公司之間的競爭也可以促進護理機構不斷提高自己的護理水平，最終使老年人享受到更好地護理服務。

2.培訓專業護理人員，發揮志愿者力量。其一，要強化醫護人員的專業培養，建立起專業的服務隊伍。例如在衛生院校開設長期護理服務課程或建立專門的護理培訓學校，培養更多專業人才；對醫護人員進行細致劃分，明確醫療、康復、護理等各個階段的服務標準，提高護理的效率質量；拓寬護理培訓內容，加入心理培訓課程，在護理服務中給予老年人更多的心理慰藉。其二，建立長期護理志愿者制度，充分發揮志愿者力量。尊老愛幼是我國的傳統美德，在長期護理保險制度中納入志愿者制度，一方面可以解決老年人精神養老的問題，年輕的志愿者可以極大的安撫老年人寂寞的情緒，充實老年人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充實年輕人的生活，還能促進敬老愛老的社會風尚進步。建立志愿者制度還要注意一些問題，一是對志愿者進行專業的護理服務與技巧培訓，使他們能較為專業地處理老年人的基本護理問題，二是建立志愿者服務“儲蓄”制度，對于參加長期護理服務的志愿者，把他們的服務次數和質量以一定形式記錄下來，在他們年老后可以依據這些記錄有限享有護理服務。這種制度會激發志愿者的工作熱情，更好地為老年人服務。

篇4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的語境特征

新世紀后，人口老齡化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語境。因此，研究人口老齡化趨勢及其特點，對旅游開發具有重要意義。我國人口老齡化特征表現如下：

（1）、人口規模大，增長速度快 ； 據統計數據，2004年底，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為1.43億，2014年將達到2億，2026年將達到3億，2037年超過4億，2051年達到最大值，之后一直維持在3億-4億的規模。我國60歲老年人口以每年3%以上的速度遞增，遠高于總人口6.6‰的自然增長速度，相比其他國家我國屬于老齡化速度最快國家之列。

（2）空巢比例高，保障較滯后 ；據中國老年科研中心調查，當前我國城市空巢家庭達49.7%，農村空巢及類空巢家庭達48.9%。針對人口老齡化趨勢，我國傳統家庭養老功能日漸趨微，而社會化養老服務供給極為不足。

（3）地區不平衡，城鄉倒置；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具有明顯的自東向西的階梯特點，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老齡化程度明顯快于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當前，中國農村的老齡化水平高于城鎮1.42個百分點，這種城鄉倒置的態勢將會持續到2040年。

二、老年旅游市場開發的可行性分析

基于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基本特征，老年人的旅游消費行為盡管受到自身的心理、身體狀況、經濟條件等眾多因素的影響，但老年旅游市場的開發仍具有較強的可行性。

（1）有充足的閑暇時間

與適齡工作成年人相比，擺脫了工作束縛、盡享天倫之樂的老年人擁有自由支配的時間充裕，年輕人由于受工作所限，用于旅游的時間一般不會太多。現代人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優生，老年人不必整日操持家務。家庭結構逐漸轉變，于是出現了很多的"空巢家庭"。因此，老年人的空閑時間非常充裕。

（2）有較強的購買能力

隨著居民收入的整體增加與養老保險制度等的健全，為老年人外出旅游奠定了越來越好的物質基礎。除了老年人自身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外，做兒女的為了孝敬父母，也不惜支出讓父母外出旅游；一些單位還專門組織老年職工旅游。

（3）有強烈的旅游欲望

現在的老年人多數是在物質和文化相對匱乏的年代度過的自己青春，一直缺乏機會滿足自己高層次的生活追求。另外與中青年相比，多數老年人已上無贍養責任，下無撫養義務。因此，當他們從繁重的工作壓力和家庭負擔中解脫出來時，便會爆發出極強的補償愿望，希望自己的晚年生活能過得充實幸福。

三.當前我國老年旅游產品存在的問題

旅游產品是由多種因素組合起來的特殊產品，由交通、住宿、飲食、游覽、購物、娛樂六大要素構成，它們是旅游業競爭的核心。隨著老齡化社會的來臨，我國老年旅游市場的規模巨大，但針對老年人的旅游產品目前發展還不完善，具體來說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針對老年人的旅游項目缺乏專業性

當前我國專門設置部門針對老年游客服務的旅行社不多，不能適應"以人為本"的專業化需求；飯店與賓館住宿業缺乏適合老年人的軟硬件設施，不能為老年旅游者提供相對舒適的休息環境及貼心照顧。在飲食方面缺乏針對老年人的餐飲菜單及菜品設計；針對老年人旅游專門提供的交通工具對安全、舒適等問題稍欠考慮，不能適應老年人的需求。

（二）旅游景點的老年旅游產品設計針對性不強

我國很多旅行社設計的老年旅游產品沒有針對老年人的身心特征與行為特征。而旅行社為了經濟效益會安排過多的景點和購物點，以致行程緊迫，從而對老年游客的身心健康產生影響；旅游景區在規劃時較少考慮到老年旅游群體對旅游景區游覽的特殊要求，這使得老年人在旅游目的地的選擇上無形中多了很多限制。

（三）老年旅游產品市場較為混亂

同其他群體類似，老年游客對旅游產品六大要素的各個方面都存在著需求，其消費行為也值得關注。當前，還很少有專門針對老年游客的旅游產品店。大多是與其他旅游群體共用一個旅游產品店，這給老年旅游者購物帶來了不便。并且由于旅游市場的不規范，以次充好，強買強賣來欺騙老年游客的事件時有發生。由此可見，老年游客的弱勢群體權益的維護和保障也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四.老年旅游市場的突破路徑：旅游產品創意人力資源開發

旅游業作為文化創意產業的核心支柱，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文化創意產業最核心最本質的就是創意，而創意的產生離不開創意的主體--創意人才。因此，在當前人口老齡化語境之下，老年旅游產品存在的問題歸根到底是旅游產品創意人力資源開發不足的問題。本文按照人力資源開發的途徑構建了系統的旅游產品創意人力資源開發機制。

（一）自我開發

自我開發主要是通過本人主動去參加相關培訓；到高校進修；閱讀相關資料等途徑來知識儲備，提升人文藝術素養。另外注重體驗生活，生活是旅游創意和產品內容的源泉，體驗越深刻，創作質量才會越高。

（二）職業開發

首先，旅游企業應該為旅游創意人才提供系統性、實戰性培訓機會。通過培訓，可以增強員工的專業技能，也可塑造創造性的思維心智。其次，旅游業工作內容豐富，可以通過崗位輪換，拓寬工作領域，實現人力資源的最優配置，釋放人才的創新能量。

（三） 管理開發

1. 外部招聘

對于旅游企業來說，內部培養固然重要，但利用外部渠道進行尋聘，則可能更快地激發企業的活力，達到最佳的企業人力資源開發效果。

2. 維持與挽留

每一個員工的需求不盡相同，開發者要結合每個人的特點進行針對性激勵。例如鼓勵擁有特殊才能創意人才，以知識產權、技術要素等作為股份入股；在日常工作中，企業對創意人員應持寬容的態度，允許犯錯，讓他們始終保持強烈的創意動機和激情。

3. 企業文化

在人力資源開發過程中，通過企業文化的塑造、會增強員工的認同感，為員工提供發揮創造力的更大平臺。企業文化不僅能使人才留住，它終極的目的還是營造一個良好的創造氛圍，讓員工與它一起發展。

（四）社會開發

1. 高等教育培養

高等教育是文化產業人才開發的基礎環節，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不僅要增強當前從業人員的培訓力度，更要注重高校對旅游文化產業人才的系統培養。在人才培養模式方面進行大膽突破，扭轉傳統應試教育對學生創新思維的扼殺；打破學科壁壘，注重學科交叉，將文學藝術學科與經濟管理類學科有機融合。

2. 理論研究支持

將人力資源開發理論與旅游理論結合，運用人力資源開發理論來分析旅游人才問題，有利于文化產業人才的培養。當前，文化創意產業理論體系還不成熟，文化產業人力資源開發理論尚處于起步階段，這嚴重滯后于文化創意產業的實踐。因此，文化創意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必須以完備而成熟的文化創意產業理論體系為支撐。

3. 國家政策傾斜

旅游人力資源開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國家相關政策的影響，相關政府部門要依照當地地方特點，對旅游創意人才施與合理的優惠政策。另外，一些旅游企業自身缺乏創新能力，經常抄襲、模仿某種在市場上受歡迎的一些獨特、新穎的旅游產品，最終導致新品不"新"，獨特不"獨"的現象，極大的打擊了產品創意者的積極性。政府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相關的法律法規的建設，使旅游創意人員有充分發揮其才能的法制環境，保護其合法權益。

參考文獻：

[1]張建宏，創意型旅游人才培育的探索與思考：中國旅游報 2012，12版

[2]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預測研究報告》2006

年2月23日發行

篇5

“這說明中國人口老齡化形勢更加嚴峻，發展‘銀發經濟’的戰略準備仍然不足。”清華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楊燕綏對記者表示，理想的老齡社會應當是老齡人口占比較大，經濟相對發達，養老服務的消費、供給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占重要地位的銀發經濟社會，而中國“未富先老”既成事實，“未備先老”的局面應當及時糾正。

楊燕綏表示，根據目前總和生育率和實際贍養能力的數據預測，2020年，中國可能提前進入超級老齡社會，希望國家“十三五”規劃能制定銀發經濟發展戰略，為老齡社會健康發展奠定基礎。

人口老齡化形勢更加嚴峻

部分人或將面臨“銀發貧困”狀態

三個指數中唯一得分下降的是“老齡社會與銀發經濟發展指數”，從去年的52.6分，進一步降低至52.2分，離及格線更差了一步。

該指數從人口老齡化、老年贍養比、養老保障、老齡產業、老齡人口紅利等5方面來評價中國的老齡社會狀況和發展戰略。

2013年，中國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從上一年的9.4%升到9.7%;老年人口贍養比（老齡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為13.1%。而如果按實際贍養比測算，中國老齡化形勢更為嚴峻。

楊燕綏向記者表示，如果從勞動年齡人口中減去在校生、失業、低收入和提前退休的人數，老齡化情況則更加嚴重，中國在2010年之前即進入了深度老齡社會（贍養比約為5：1），即5個納稅（費）的勞動人口供養1個老年人;可能在2020年提前進入超級老齡社會（贍養比約為2.5：1），即2.5個納稅（費）的勞動人口供養1個老年人。

事實上，“老齡社會與銀發經濟發展指數”分值下降，拖后腿的正是“老年贍養比”這個項目。按照國家統計數據測算，該項目從去年的39.1分，進一步降低至32.3分。

楊燕綏強調，人口老齡化不等于社會老化。如果出現公共政策失靈，缺乏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戰略;同時，社會對此認識不足，缺乏相應的準備，一個國家會提前老化。反之，在有備而老的情況下，如：老年人有錢（消費拉動經濟）、沒病（有生活質量）、會講故事（與青年一代溝通），老齡社會仍然充滿生機。

目前，中國存在“未富先老”“未備先老”的雙重難題：老齡人口的養老資產不足、消費和購買能力不足;養老服務體系和老齡產業發展滯后。因此，部分早退休領取最低養老金的老年人群進入高齡失能階段后，很多人將因無力購買護理服務而陷入“銀發貧困”狀態。

楊燕綏認為，應對人口老齡化，未來需提高勞動人口的人力資本和贍養能力，促進大齡人口（50歲～64歲）就業和積累養老資產，提高老齡人口消費和購買力。

現行養老保險制度難養老

投資市場化進程緩慢，養老基金在貶值

“養老金發展指數”得分為58.5分，該指數從政策公平性、制度效率性和基金持續性三個方面評價中國養老金狀況和發展趨勢。

在養老金政策公平性方面，2013年，城鎮職工和城鄉居民的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率比2012年分別提高了2.24%和2.03%，但與此同時，由于退保、斷保、漏保以及異地遷徙攜帶難、身份轉換續保難等原因，養老金支付率（領取養老金人數÷養老制度應保人數）有所下降。“前面參保，后面斷保，退休老人領不到養老金，說明用工管理欠規范、社會保險服務有漏洞。”楊燕綏說。

在養老金制度有效性方面，養老金難以養老的問題仍然存在。2013年，機關及事業單位退休金替代率（養老金領取水平與退休前工資收入水平之間的比率）為57.6%，企業職工養老金替代率為42.52%，均未達到2005年國務院的《關于完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設計的59.2%養老金替代率目標。

按照國際經驗，綜合養老金替代率如果大于70%，即可維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如果達到60%～70%，即可維持基本生活水平;如果低于50%，則生活水平較退休前會有大幅下降。

楊燕綏介紹，提高養老金制度效率，一要調整結構，建立國民基本養老金和個人儲蓄養老金（含職業養老金）兩個計劃，提高綜合養老金替代率;二要提高制度效用，以較低的費率提供較高的養老金水平，這需要增加繳費年限和延遲領取養老金，做好養老基金投資保值增值績效。2013年的數據顯示，養老金投資管理市場化進程緩慢，主要投資渠道仍為銀行協議存款和購買國債，養老保險基金仍在貶值。

在養老基金持續性方面，2013年數據顯示，不足3個繳費人就要供養1個養老金領取人。1963年出生高峰的女職工年滿50歲大量退休后，領取人增速為8%，遠遠超過參保人5.2%的增速。

人均醫療費用增速偏快，個人支出比重高

醫療保障的理想狀態是，人人享有“可及的、買得起、合理的”基本醫療服務，居民走出家門在合理的半徑內（社區內）就能找到值得信任的醫生。

“醫療保障發展指數”從醫療保障財務合理性、醫療保險政策科學性和醫療服務治理有效性三個方面來評價。需要指出的是，該指數是唯一及格且不斷改善的，分值從2012年的62.7分升至2013年的63.5分。

2013年，醫療保障的財政支出和社會支出有所增加，個人支出比重略有下降。其中，財政支出占30.14%（達到世界衛生組織30%的標準），社會支出占35.98%（低于世界衛生組織50%的標準），個人現金直接支付占比33.88%（高于世界衛生組織20%以下的標準）。可見，提高社會醫療保險和商業保險在醫療總費中的支出占比，降低個人支出占比，是我國醫療保障健康發展的治理目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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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426 文獻標識碼：A

從世界經濟發展歷程來看，亞洲曾經歷了巨大變遷。19世紀之前，亞洲曾經是世界上最為富庶的區域，19世紀開始出現了100 多年的衰敗。亞洲在此之后直到20世紀50年代才開始走上復興之路，成為了最近幾十年世界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地區，并創造了“亞洲奇跡”。 但是，需要關注的是亞洲在經濟迅速發展的過程中正面臨著人口結構轉型，這種人口結構轉型是由亞洲人口結構的重大變化主導的。

亞洲人口日益老齡化，人口結構的轉變是亞洲進入21世紀以來面臨的最為重大的轉變，而且其速度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據亞洲開發銀行（ADB）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未來幾十年內亞洲將超過歐洲成為世界上人口老齡化最為嚴重的地區[1]。眾所周知，在養老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的情況下，西方國家已經在處理人口老齡化問題上面臨了很大的困境。亞洲國家的養老保障體系發展情況如何，是否能夠有效應對即將到來的挑戰，未來應該采取什么措施積極應對，這些問題都將對亞洲未來的經濟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

一、亞洲人口老齡化發展過程與特點

（一）亞洲人口結構轉變的過程與原因

亞洲人口結構的重要轉變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大體上是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當時亞洲人口一半以上在25歲以下，其他人口主要集中在29至59工作年齡，亞洲各國人口中60歲以上人口的比例在3%至15%。在隨后的半個多世紀，亞洲人口開始發生了轉變，這種轉變大體上可分為三個階段[2]。

第一階段，年輕人口數量增加，這個時期出現在20世紀50、6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得亞洲許多國家的人口受到慘重打擊，二戰結束后亞洲各國普遍采取了鼓勵生育的政策，并且出現了“戰后嬰兒潮”。“此后嬰兒潮”出生的這群人大都出生在20世紀的50、60年代，使得亞洲人口表現出進一步的年輕化（圖1）。在這一時期，除了日本之外，大多數亞洲國家人口都變得更加年輕了。

第二階段，工作人口比重增加。第二個階段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之后，相對于戰后初期，亞洲在這一時期的出生率開始下降。眾所周知，出生率的快速下降是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原因。但是在出生率下降的最初階段，由于新生人口的減少，人口結構會出現平滑的“過渡期”。在這個“過渡期”，工作人口比重開始增加[3]。因此，越來越多的亞洲國家，工作人口的數量的增加都超過了年輕人口數量的增加（圖2）。到了1985年，大多數亞洲國家都處在人口轉變的第二個階段，而且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這些國家工作人口的增長占據主導地位。所以，這個時期對亞洲發展社會經濟十分有利，被稱為“黃金時代” 。亞洲第二階段的人口結構在2004年達到了頂點，42個亞洲國家中有36個國家在勞動人口增長方面超過了年輕人和老年人的增長[4]。

第三階段就是目前的老齡化階段。亞洲現在正在進入老齡化時期，人口老齡化的原因在于亞洲人口壽命的增長和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亞洲人均壽命就在不斷地增加。隨著經濟的增長，亞洲地區醫療投入、衛生條件得到改善，使得亞洲人均壽命從1970年至2008年間增長了14歲，達到716歲[5]，而且還在繼續地穩步增長（圖3）。

然而，與亞洲老年人壽命的增加相比，導致亞洲老年人口比重增加更加重要的因素是亞洲出生率的下降[6]，低生育率是亞洲人口迅速老齡化的決定性因素。隨著亞洲國家工業化的演進，亞洲各國人民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出現了很大的變化，人們的結婚和生育年齡不斷推遲，人口出生率出現了急劇的下降（圖4）。特別是從1950年到2000年間東亞國家尤其嚴重，總的人口出生率在不到2000年的時候就已經降低到人口更替水平以下。預計到了2025年，整個亞洲總的生育率均降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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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C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10-000-01

一、人口年齡結構轉變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1. 人口年齡結構和經濟增長的定義。人口年齡結構是指在一個固定的時期內各個年齡組的人口數量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它既是上一時期人口出生率、死亡率、遷移率等變量綜合作用的結果，又決定了下一階段人口總量、結構的演變方向。人口的分配按勞動能力可分為少兒人口、勞動年齡人口、老齡人口三類，在一些文獻中是以65歲作為分界線，65歲以上的為老齡人口。因此，人口年齡結構的最基本指標包括少兒人口比例——少兒人口占人口總量的比例；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勞動年齡人口占人口總量的比例；老年人口比例——老年人口占人口總量的比例。

經濟增長的定義有兩種，一種認為經濟增長是國家或者地區生產的物質產品和勞務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的持續增長，另一種認為是人均實際產出的實際增加，經濟增長理論就是研究經濟增長規律和制約因素的理論，其特征是運用均衡分析方法，通過建立各種經濟模型，觀察經濟長期增長的動態均衡條件。

2.人口年齡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少兒撫養率由于出生率的下降而逐步下降，老年人口比重逐年上升，由于少兒撫養率的下降和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總撫養呈下降趨勢。從長時間看，我國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導致老齡人口的撫養上升幅度快于少兒撫養的下降幅度，使總撫養比重增加，對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造成不利的影響。

二、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1.新時期人口結構的變化。在人口自然增長率的下降和人均預期壽命延長的共同作用下，人口轉變的過程自然而然引起了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我國目前人口年齡結構狀況，老年人口比重相對于勞動年齡人口和少兒人口較小，但由于出生率持續下降和人均期望壽命的不斷延長，導致勞動年齡人口持續減少。老齡化趨勢正在加快，人口年齡結構正逐步邁向老齡化階段發展。在人口轉變的不同過程中，人口撫養比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呈現出階段性的變化。

2.人口老齡化及人口負債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國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將在近年內逐步顯現，受生育率降低并可能維持低生育水平以及預期壽命增加等因素的綜合影響，老齡化、人口負債將會成為一種社會常態，對社會產生持久的影響。我國是在未富先老的情況下進入老齡社會的，并且我國社會養老保障體系還不健全，所能提供的保障能力還十分有限，社會養老能力亦十分欠缺。多方面因素共同對養老保障體系形成綜合沖擊，社會對養老保障體系的潛在問題存在極大的憂慮。老齡人口是疾病的高發人群，因此老齡化社會對我國的醫療衛生設施及服務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口老齡化可能導致我國產業結構出現較大轉變。老齡人口的增多會使更多人從勞動狀態變成退休狀態，使我國的勞動人口比重下降，就會造成稅基縮小，稅收減少，儲蓄率下降，投資率降低等現象。在老齡化成為常態的情況下，必須轉變老齡化觀念，避免將老齡化視為一種不正常的社會態勢，回避現實，一味尋找避免老齡化的對策，而應正視問題，在既有條件的約束下積極解決問題。

三、未來人口年齡結構隱患的治理策略及建議

1.積極老齡化策略的實施。“積極老齡化策略”強調人應在一生中始終能發揮身體、社會、精神等方面的潛能，按自己的權利、需求、愛好、能力參與社會活動，并得到充分的保護與照料。鑒于老年人豐富的經歷和經驗是一筆寶貴的財富，這方面是初入職場的年輕勞動力難以比擬的，因此我們要

樹立老年資源觀，公共政策應靈活定位老年人的社會角色，而不是把他們一律視為需要被供養、被照顧、被救助的對象。為充分發揮老年人這一資源財富，在產業結構轉型過程中，應注重發展適合老年人就業的產業。此舉還有利于避免老年人卷入同年輕勞動就業者競爭的局面。當然，老年人再次就業還可能需要進行必要的少量教育投資。

2.對人口進行優化的政策。為了解決老齡化這個問題，不少研究建議提高生育率，關鍵的解決措施是何時、以何種方式提升總和生育率。在時機選擇上，為避免少兒撫養負擔和老年撫養負擔的疊加，應盡可能避免在旺盛期育齡婦女（20至29歲）人數高峰期改變生育率政策。在提升生育的方式選擇上，可先“雙獨生二”，然后“單獨生二”，最后過渡至一個家庭生育兩個孩子左右，使總和生育率穩定在更替水平。

3.實施生產效率的提高政策。全要素生產率單位變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最為顯著。因此，為應對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挑戰，采取提高生產效率方面的各種公共政策就顯得尤為重要。

提高勞動者素質是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最重要政策安排之一。人口素質已成為影響我國競爭力和創新型發展道路的主要因素，在提高勞動者素質方面，關鍵依賴于教育投入和健康投入兩個方面。在加強和改善教育方面，要繼續增加教育公共投入，并提高教育投入效率，提高人口受教育水平。

由于科學技術水平的直接提升是促使全要素生產率上升的一個關鍵影響因素，因此在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核心戰略政策方面，就要采取一系列鼓勵創新的財政政策、補貼政策、金融政策等公共政策。另一方面，政府還應通過利用基金、貼息、擔保等方式，引導各類商業金融機構支持自主創新以及科研成果的產業轉化。

四、總結

人口年齡結構的轉變導致人口紅利逐漸消失，這在學術界已經形成基本共識， 隨著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人口老齡化問題不斷加重的情況下，必然會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較為突出的負面影響。因此充分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際意義。

參考文獻：

[1]袁志剛.關于中國“劉易斯拐點”的三個疑問[J].當代經濟，2010（19）.

[2]蔡.人口轉變、人口紅利與劉易斯轉折點[J].經濟研究，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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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K901.2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3.01.017

1 引言

人口老齡化是一個日益受到全球各國普遍關注的重大問題。國際上公認，當一個國家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10%時，即進入老齡化社會。一些發達國家早在上世紀中葉就跨入了老齡化社會，如世界第一個老齡化國家法國、“老人王國”瑞典、“長壽王國”日本以及西班牙、德國等。David預測到2050年不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將同樣面臨嚴峻的人口老齡化壓力，人口老齡化將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問題[1]。目前國內外關于老齡化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1）不同國家或地區老齡化的時空演變特征及發展趨勢分析和預測。如Karl分析了近50年來奧地利人口的時空演變規律及特征[2]，Joshua對2050年美國老齡人口規模和老齡化程度進行了預測和分析[3]；李日邦等對我國人口老齡化發展的時空間分布特點及區域差異等進行了研究[10-12]。（2）老年人群相關社會問題研究。主要包括老年人貧困問題[13]，老年人日常生活行為時空分異[14-16]，老年產業發展和社會養老設施建設[17]等。（3）人口老齡化的社會經濟影響研究。Sumiko等對老年人口及年輕人口遷移對日本傳統社會養老模式的影響進行了研究[4]；David、Frank等利用OECD國家相關數據，對各國人口老齡化與勞動力供應、居民儲蓄以及居民消費水平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1，5]；張桂蓮等認為中國人口老齡化將通過勞動力供給、勞動生產率、消費、儲蓄、人力資本投資和社會養老保障等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18-20]；魏立華等對老年人口對旅游業發展的影響進行了研究[21-22]。（4）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對策研究。如Maliki、Linda等對人口老齡化背景下進行醫療保險制度改革提出了建議[6-7]；紹國棟等對我國退休制度改革問題進行了研究[23-24]；李春玲等對國內外企業年金制度的實施和現狀進行了比較研究[25]；姚靜等就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我國養老模式的選擇和轉型進行了探討[26-27]。已有研究對人口老齡化及相關問題進行了較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但尚缺乏全面和系統的總結。本文在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日趨嚴峻、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凸顯的背景下，以已有研究為基礎，選擇瑞典、日本、美國、法國等幾個較早進入老齡化的國家，系統總結它們在應對人口老齡化方面的典型對策及特點；并結合我國國情，提出我國解決老齡化問題的對策和措施。對于有效解決我國老齡化問題，推進和諧社會建設，促進社會和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2 發達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對策

2.1 鼓勵生育，應對少子化，促進女性投入勞動力市場，保證勞動力持續供應

老齡化和少子化同時存在于老齡化社會，兩者緊密相關且影響勞動力的供應。因此應對少子化是解決老齡化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國外進入老齡化較早的國家從完善刺激生育的福利待遇和保障因生育而暫時離職的女性職工重返勞動力市場兩個方面解決少子化和勞動力短缺問題。一方面，政府采取育兒津貼和帶薪假期，向離職生育期間的女性提供一定的醫療、營養和薪資等補助和津貼，刺激女性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政府加大公共福利在兒童教育、看護和醫療等方面的投入，推行并延長“爸爸月”，縮短低齡兒童父母的工時，實行父母保險（即企業給父母雙方帶薪假期以照顧幼兒；保證因生育而暫時離職的女性能重回原工作崗位或者提供類似的工作等）等，以緩解家庭看護幼兒的壓力，使父母雙方兼顧工作和育兒的雙重責任，保證女性職工能重回勞動力市場（表1）。

2.2 延長退休年齡，保證老年勞動力來源，緩解政府養老金支付壓力

國外主要老齡化國家普遍通過延長退休年齡的方法對退休年齡制度進行了改革。延長退休年齡，一般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提高領取退休金的最低年齡，將現行領取退休金的年齡向后延遲，相應延長工作年限；另一種是設立彈性退休年齡制度，即對不同退休年齡的老人給予不同數額的退休金，退休年齡越大，退休金數額也越大。日本、德國和法國等主要采用第一種方式延長退休年齡，如日本政府在2006年把領取養老金的最低年齡從60歲提高到65歲，法國在2011年將最低退休年齡從60歲提高到62歲，德國政府計劃在2011和2018年期間逐步將退休年齡從65歲提高到67歲[28～29]。瑞典和美國等主要采取彈性退休年齡制度，如瑞典法定退休年齡為65歲，對于提前退休的60-64歲的職工，每提前一年退休減發退休金的5%；65-70歲的推遲退休的人員，每延遲退休1個月增發退休金的0.6%；對于有經驗且有能力繼續工作的退休老人，政府為其提供做義工的機會并根據他們提供服務的多少增發一定比例的退休金（表2）。

2.3 完善社會服務支撐體系，推行“以居家式社區養老為主，社會養老為輔”的養老模式

根據養老場所和居住方式的不同，養老方式可分為居家養老和機構養老。受老齡人口增加、女性就業率提高和年輕勞動力遷移影響，空巢老人數量不斷增加，傳統居家養老模式難以滿足老年人的需求，而機構養老又受到老年人經濟狀況和傳統養老觀念的影響而在現實中難被老年人接受[27]。目前國外老齡化國家的養老模式主要以居家式社區養老服務模式為主，社會養老為輔。在以“家庭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支撐”的居家式社區養老的服務體系中家庭養老發揮著基礎作用，但在個人和家庭無能為力的情況下引入社會化服務；政府負責采取相關激勵政策引入市場機制實現項目建設及服務活動的社會化和產業化經營并協調參與建設和服務的各主體的利益關系；社區負責培育在宅服務人員并不斷拓展服務業務范圍為老年人上門提供幫助，服務內容主要有住房維修、日常照護、醫療保健和精神慰藉等[30]。養老服務所需的資金來源在不同國家會有所不同：如瑞典的養老服務帶有很大的福利性質，服務費用主要由政府承擔，但老年人如果想獲得更好的服務就必須自己支付一定比例的費用，屬于“國家負擔型”；美國老年人養老服務所需的資金主要由個人承擔，屬于“個人負擔型”即“投資人同時也是受益人”，這種“個人負擔型”的資金來源方式也使得美國“以房養老”的發展在世界上最具代表性（表3）。

2.4 建立多樣化的養老金保障體系，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經過不斷改革和調整，世界主要老齡化國家的養老保障體系逐步實現了從單一養老保障制度向多支柱體系的轉變[31]。目前這些老齡化國家的養老保障體系主要包括三種基本的保障制度：基本養老金制度、企業年金制度和個人儲蓄養老保險金制度。其中，基本養老金制度是養老保障體系的重要基礎，一般由國家按照統一政策規定向符合條件的人員支付；企業年金制度是養老保障體系的第二大支柱；個人儲蓄養老保險是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重要補充。后兩種制度對緩解國家養老金支付壓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老齡化國家的基本養老金的資金都來源于政府，用于保障職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要。各國也十分重視企業年金保障制度的建設和完善，如美國政府推出“整合企業年金計劃”， 把企業年金計劃提供的養老金與公共養老金制度所提供的基本養老金進行協調。目前，美國企業年金的規模已經超過了國家管理的社會養老金規模[25]。另外，美國不同運營規模的企業間養老金的資金來源不同；日本則依據國內勞動力結構，在不同的行業實行不同的養老金支付方式和資金分配比例，從而使得養老保障體系不僅具有“多支柱”的特點，還具有“多層次性”（表4）。

2.5 開發老年人市場，發展老年產業，滿足老年人的物質和精神文化需求

除應對人口老齡化對人口可持續發展、勞動力供應和社會保障體制帶來的一系列挑戰外，開發老年市場，發展“老年產業”是解決老齡化問題、促進經濟發展的另一有效途徑。國外發達國家的老年產業一般遵循“政府引導，市場化運作”的發展模式，即政府建立市場規范和行業標準，并采取相關的優惠和扶持措施，按老年人的消費需求引導企業向老年產業領域投資推動老年產業的社會化和產業化經營。目前，國外的老年產業主要包括以下幾類：第一類是圍繞老年人日常生活需求發展的產業，如老年餐飲、老年人用品生產（保健品、化妝品、服裝、交通輔助用品、體育健身用品、生活輔助用品等）、老年房地產開發等；第二類是圍繞老年養護形成的產業，包括老年公寓、養老院、老年保險、老年醫療康復用品生產、長期照護產業、醫護人員培訓等；第三類是滿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發展起來的產業包括老年大學、老年旅游、心理咨詢、老年圖書館、老年電視廣播節目等。另外，由異地養老和跨國養老而帶動的養老產業在一些自然環境良好、適宜老年人居住的地區逐漸興起（表5）。

2.6 注重法制建設，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權益

為維護老年人的合法權益，保障與老年人有關的福利保障、產業發展政策等的有效實施和運行，國外主要老齡化國家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法律體系及相關的管理機構。目前日本與老年人有關的法律體系由《國民年金法》、《老人福利法》、《老人保健法》等三大支柱及《介護保險法》組成[32]；美國政府先后頒布《社會保障法案》（自1935年實施后經過多次修改與完善，目前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養老保障制度，主要包括養老保險制度、醫療保險與救助制度等），《美國老年人法》和《禁止歧視老年人就業法》等[33]。管理機構的主要職能在于利用國家權力對法律的運行和實施進行監督和管理。如美國政府設立的專門管理老齡問題的機構包括老人問題管理署、政府老齡問題顧問委員會和社會保障總署[33]；瑞典政府設有三個“地方公共保險法院”和一個“高級公共保險法院”，當公民應該享受的社會福利待遇的權利不能實現或受到侵犯時，可以向地方公共保險法院；公民對地方法院判決不服時，還可以繼續向高級法院申訴。

3 國外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對策的主要特點

3.1 “開源節流”的人口政策、退休年齡和養老金制度

主要老齡化國家從人口和勞動力的出、入端來應對老齡化及由老齡化帶來的少子化、勞動力短缺和養老金支付壓力等問題。如鼓勵生育、吸引海外移民的政策，拓寬了勞動力的來源；推行“爸爸月”和父母保險等為因生育而暫時離職的女性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提供了保障；提高法定退休年齡或施行彈性退休年齡制度則延長了老年勞動力的工作年限，減少了老年勞動力的流出。這些措施共同減少了老年人口的比重、保證了勞動力的持續供應。在養老金保障體系方面，主要老齡化國家通過引入市場機制、廣泛動員社會力量建立的多支柱、多層次的養老金保障體系拓寬了養老資金的來源、緩解了國家支付巨額養老金的壓力，也使得現有的養老金保障制度更具生命力（圖1）。

3.2 “無差別”的全民養老保障制度

主要老齡化國家在廣泛動員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建立多支柱、多層次的養老保障體系時堅持以“平等、共享，自助、互助”為原則，注重對老年人的人性關懷，尊重老年人的生存尊嚴、為每位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重視由國家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基本養老金在養老體系中的基礎作用，保障全民基本生活需要；同時明確規定了包括政府在內的非政府組織、企業和個人在繳納養老金和社會保險時所必須承擔的比例，所有公民“要想獲得更多的福利、享受更好的養老服務和設施，就得付出更多”，由此建立起了“無差別”的全民養老保障制度。

3.3 廣泛動員社會力量，政企合力，多方應對

主要老齡化國家意識到單純依靠政府養老的壓力和不足，采取了“政企合力，多方參與” 的策略來實現“積極老齡化”和“健康老齡化”；不管在發展老齡產業，建立社會服務網絡、推行居家服務的養老模式，還是在建立多元化的養老保障制度等方面，政府在積極發揮行政管理和宏觀調控作用的同時引入非政府組織、企業和個人的力量，構建起多元化的資金來源渠道和投入模式，從而保證了人口老齡化背景下各項制度和社會經濟等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4 解決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經驗借鑒

國外主要老齡化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所采取的措施不單涉及人口生育政策，還與社會保障水平、經濟發展以及人們的生育意愿等密切相關，涵蓋社會物質、文化和制度生活各個層面。在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我國尚缺乏應對老齡化問題的完善的法律保障和養老服務體系；在以老齡化為契機、開發老年市場形成全社會力量“積極老齡化”和“健康老齡化”的局面等方面，與國外發達發達國家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原因和特點不僅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在國內各地區之間也存在很大的差異，這些差異性有其形成的內外因條件且有長期存在的可能。所以，我們應該從我國的實際國情出發，一方面要肯定我國實行計劃生育所取得的重大成效，繼續把“實行計劃生育，穩定低生育水平”作為我國的基本國策，另一方面也要重視人口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新變化和新問題，在“堅持以人為本，堅持統籌協調，堅持科學指導，堅持創新發展”的基礎上，尊重客觀差異性并考慮制度的公平性和彈性，從完善各項保障制度和服務體系、以老齡化為契機促進老年產業發展經濟入手，“因地制宜”地采取應對措施統籌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

4.1 “分區域、分行業”，建立適合不同區情和行情的退休年齡制度

我國自1950年頒布退休人員管理辦法以來，現行的退休年齡制度僅有過兩次（分別在1983年和1990年）關于延長退休年齡的規定[54]。考慮到目前社會、經濟發展形勢和人口結構等各方面都已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國的退休年齡制度確實有再次進行改革的必要。我國是在“未富先老”和“城鄉二元結構”二者并存的國情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發展水平、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不相適應，同區域差異、城鄉差異、貧富差異等問題相互重疊[10，13]；從目前我國人口老齡化對就業的影響來看，由人口老齡化造成的勞動力短缺問題并不十分突出[24]。這些特點使得我國退休年齡制度的改革極具特殊性和復雜性且不能在短時期內一蹴而就。大部分學者認為，目前我國的退休年齡制度沒有進行改革的必要；但從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來看，未來二三十年，我國退休年齡制度的改革勢在必行。我國各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以及不同行業對勞動力的需求特點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為實行地區間和行業間有差別的退休年齡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客觀條件[34]。因此，我國可以根據不同地區和行業的具體情況，將改革退休年齡制度與完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相結合，積極探索漸進式的改革退休年齡制度的方式。針對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人口老齡化程度和勞動力結構性短缺較嚴重的地區以及對技術和經驗水平有要求較高的科、教、文和政、企高管類等行業，可以采取梯度式的退休年齡制度并適當提高退休的最低和最高年齡，鼓勵老齡人口延遲退休或退休后再就業；針對處于底層、體力勞動強度較大的行業，可以采取按工齡計算的彈性退休制度，在退休年齡上給予照顧。

4.2 改革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完善并普及企業年金制度，優化養老保障體系

就目前來看，我國的基本養老保險存在兩個主要的問題：一是保障水平偏低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老人的養老問題，尤其是農村老人；二是全國實行的“統一標準”與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存在很大差距，所以對這些地區來說“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在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方面并不能發揮多大作用。針對上述兩個問題，我們可以借鑒國外建立“無差別”的全民養老保障體系的做法采取改進措施：以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為基礎，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重視農村基本養老保障制度的構建和完善，構建更加公平的社會養老保障體系；各省市、地區可以根據自身的經濟實力和居民的經濟承受能力，設立不同的繳費和待遇標準，完善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刺激居民參保的積極性和有關措施實施的有效性。

我國養老保障體系中的第二大支柱—企業年金制度，在我國仍處于起步階段并存在相關法律法規缺失、規模小、覆蓋面低和基金收益率低等問題[35]。所以，現階段我國最重要的是制定相關法律框架給予企業年金明確的法律地位和實施辦法，以法律的形式嚴格界定企業年金同基本養老保障的關系，企業年金的保障范圍、水平、權利和義務以及企業年金的組織和監管體系等；同時注重有關企業年金投資管理的配套立法，發揮政府的引導和管理作用，拓寬企業年金的投資渠道、減少收益風險、提高企業年金基金的收益率[35]，以刺激具有一定經濟實力的企業管理層的參與意愿，逐步提高企業年金制度的參與率和覆蓋面。

4.3 “因地制宜”，發揮家庭、社區、機構等多方作用，引導多種養老模式的構建和完善

人口老齡化趨勢的日益加劇、家庭結構的變化以及人口的遷移和流動使得家庭養老的功能日益弱化，養老模式的選擇和轉變逐漸正在成為解決我國龐大數量的老年人口的養老問題探討的焦點。目前我國正處于養老模式的轉型階段，無論在農村還是城市家庭的養老功能都在逐步弱化，居家式的社區養老模式正在興起[27，30，47，57]。考慮到居民傳統的養老觀念以及現階段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我國應堅持以“充分發揮家庭、社區、機構等各方面在養老中的作用，引導多種養老模式的構建和完善”[30]為要旨，在弘揚“孝道”思想、充分發揮家庭養老的基礎作用的同時，鼓勵并扶持社區老年服務組織的發展，明確將社區老年服務體系納入公共服務體系建設之中并作為政府支持和發展的重點，使社區養老與家庭養老相結合構建居家式社區養老的服務模式[27]。針對不同的地區和家庭類型有重點地采取養老撫助政策：在農村地區，加大政府財政支持和社會化養老的宣傳力度，發揮社會和集體養老的補充作用[57]；在城市地區，以市場為導向并采取激勵政策推動城市養老向居家式社區養老模式的轉變；另外在有條件的城市地區可以借鑒國外“以房養老”的模式，加大“以房養老”的宣傳力度和業務試點并對其進行適合中國國情的改造[55～56]。最近幾年來，我國“失獨家庭”和“421家庭”的數目越來越多，這兩類家庭的養老壓力也日益明顯。政府可以在社區養老服務組織和體系構建的過程中實施一定的優惠和扶助政策鼓勵慈善團體、非營利機構大力興辦公益性老年服務機構，給予上述兩類家庭物質和精神照護。

4.4 做到“兩個結合”，針對主要領域發展老年產業

目前我國老年產業發展的理論研究還相對比較薄弱[36]。因此，未來要加強老年產業發展的理論研究，做到“理論研究與政府決策、企業產品開發和市場培育相結合”，重點對老年人的需求及消費心理和消費行為，老年產業特征、市場規模、基本規律及老齡化過程對市場體系的影響等進行研究，從而為政府科學決策和企業老年產品開發提供理論咨詢和支持。另外，國外有相當數量老年產業是圍繞居家式社區養老而發展起來的。我們可以借鑒日本在這方面的做法，與推行社區型居家養老模式相結合，以滿足老年人的物質和精神文化需求、使老年人“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和“老有頤養”為主線，充分發揮政府和企業在養老產業發展中的作用，重點在養老機構和設施建設、養老入戶服務、護理、老年用產品等具有較大市場潛力的領域，開發一批滿足老年人需求、適合老年人特點的產品。具體措施為：政府制定相關的行業標準，推進公辦示范性養老機構建設，同時提高對養老機構建設和運營的補助標準，建立健全養老機構用地、用水、用電、用氣等優惠政策，大力支持社會力量興辦養老機構，尤其是鼓勵發展醫養結合型護理機構以及養老護理人員培訓機構和專業服務隊伍的建設，以不斷提升養老服務水平，使老年人“老有所養”、“病有所醫”、“老有頤養”；政府或企業在以城市社區為依托建設綜合性居家養老服務中心、居家養老服務站，為居家老人提供家政服務、生活照料、康復護理、文體娛樂和精神慰藉等社會化服務的同時積極向農村社區推進，形成以點帶面的聯動的效應，不斷拓展養老入戶服務的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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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中圖分類號：C9242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

10085831（2014）02014008

中國自1999年步入老齡化社會之后，目前老齡人口已占總人口的14.3%，且老齡化步伐正在不斷加快。在這樣的大趨勢下，為了解重慶市老齡化現狀，把脈重慶市老齡化發展趨勢，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社會帶來的影響，推動重慶朝“積極老齡化”、“健康老齡化”方向發展，我們成立了課題組，并于2012年3-8月期間，對重慶市各地老齡化狀況進行了深入調研，走訪了大渡口區、渝北區、涪陵區、綦江區及市老年大學，召開了5次座談會。同時，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課題組制作了封閉式問卷，根據重慶市的現狀，隨機抽取了5個區縣，每個區縣發放100～200份問卷，并在選擇被調查者時盡量平衡城鄉分布。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823份，回收有效問卷701份，有效回收率85.2%。樣本構成情況如表1。

一、重慶人口老齡化現狀、特點及趨勢分析

（一）人口老齡化定義

人口老齡化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圍內，總人口中年長人口數量增加而導致的老年人口比例增長的動態過程。人口老齡化有兩個含義：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對增多，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斷上升的過程；二是指社會人口結構呈現老年狀態，進入老齡化社會。國際上通常把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10%，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作為一個國家或地區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標準。

（二）重慶人口老齡化現狀分析

1.老齡人口絕對數量大，且發展迅速

截至2011年，重慶市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560.13萬，老年人口占全市戶籍人口的17.25%，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約3.5%，人口老齡化程度居全國第6位，居西部第1，直轄市之首。據預測，2015年全市老年人口將達637萬人，問題尤其突出。

表1 重慶老齡化調查樣本構成情況

從2008年到2011年，短短三年的時間，重慶市的老年人口從465萬增加到560.13萬，足足增加了95.13萬，這樣的老年化發展速度在全國也排在前面。市老齡委介紹，重慶市進入老齡門檻的人，每年至少凈增10萬左右。到2036年，重慶市將出現900萬老人，屆時4個重慶人中就有1個是老人。2036年，將是重慶人口老齡化的最高峰值年，全市老年人口將突破900萬，占總人口的25%以上。

2.老齡化超前于現代化，“未富先老，邊備邊老”形勢嚴峻

西方發達國家在進入老齡化時（約在1990年左右），人均GDP超過10 000美元。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約在2000年，當年人均GDP為860美元。而重慶市1994年進入老齡化社會時，當年全市人均GDP僅為471美元，工業化水平非常低，屬于典型的“未富先老”。時至今日，盡管重慶市人均GDP已經在2011年突破5 000美元大關，但重慶市在中國仍然屬于初等發達地區，現代化水平還相當低。

3.老年人口結構性問題突出

人口結構主要包括年齡結構、性別結構、教育結構、收入結構、家庭結構、城鄉分布等幾個方面。重慶市老年人口的結構性問題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其一，高齡化程度明顯。如圖1所示，在重慶市老年人口中，70～79歲年齡段人數占29.4%，而8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約占23.0%。表明重慶市的老齡化將會持續增長，且高齡老人的比重逐步升高。

其二，性別比例嚴重失衡。由于女性壽命普遍高于男性，重慶市老齡人口呈現出嚴重的性別比失衡，本次調查數據如圖2所示，重慶市老年人口中男性占45.2%，而女性比例為54.8%，女性人口比例明顯高出男性比例。

其三，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如圖3所示，老年人口中文盲占16.8%，小學文憑占35.2%，初中文憑人數比例為22.0%，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共約占74.0%；而中專和高中分別只占8.0%和6.4%，受過高等教育的僅占11.6%。可以看出，老年人口文化水平普遍偏低。

其四，老年人口城鄉分布失衡，農村空巢群體龐大。相關數據顯示，重慶市農村老年人口317.13萬，比城鎮多74.94萬。這是由于人口大規模流向城市，導致了農村的空巢化、常住人口的高齡化，空巢老人已成為農村常住居民的主體。而相關研究指出，城鄉倒置狀況將持續到2040年，未來農村老年人口生活保障、醫療衛生、生產建設、精神撫慰等各方面需求將暴增。加大農村老年協會建設，豐富老年人文化生活，探索新型農村社區養老模式，增強老年人抗風險能力，將是未來中國應對老齡化的重要措施之一。

4.老年人收入來源單一，基本能滿足日常生活所需，但呈現出明顯的城鄉差異

調查中，57.3%的老人表示自己有固定收入，79.9%的老人表示收入能夠滿足日常生活所需。但深入分析發現，老年人的收入來源結構較為單一，如圖4所示。

半數以上的老年人依靠離退休金生活，20.7%的老年人靠家庭養老，13.4%的老年人靠國家最低生活保障或優撫金生活，這三種收入來源是老年人收入來源的主要渠道。

老年人收入來源的城鄉分布分析顯示，城市老人中有固定來源收入者

占88.2%，而農村的比例僅為19.2%。收入來源結構的城鄉分析顯示，城市老年人收入來源主要是離退休金，約占83.5%，而農村老年人的收入來源主要是子女給予、最低生活保障或優撫金以及勞動收入三項，約占農村老人總收入的83.3%。農村老人對子女的依賴程度、參與勞動的程度以及對最低生活保障的依賴程度高于城市老人，說明重慶市老年人存在較為嚴重的分配不公和城鄉收入差距，老年人的兩級分化非常明顯。如表2所示。

表2 主要經濟來源的城鄉對比

（三）重慶市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

重慶市人口老齡化水平目前為17.25%，比全國高出3.5個百分點；根據有關部門專家預測，重慶市人口老齡化2015年將超過20%，2031年達到30%以上并趨于基本穩定，21世紀中葉將成為重度的人口老齡化區域。

重慶市人口老齡化將與高齡化并駕齊驅。至2050年期間，當60歲以上老年人口從現在的560.13萬人增加到1 084萬人，8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從128萬人增加到271萬人。重慶市被撫養（贍養）對象的主體將由以少年兒童為主轉變為以老年人為主，2009年后老年人逐步多于少年兒童。2005年勞動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比例為6.2∶1，2020年降為4.0∶1，2050年只有2.0∶1。

二、重慶市人口老齡化的因素分析

（一）物質基礎逐步增強

重慶直轄以后，迎來了加速發展期。2012年，全市生產總值11 459億元，人均生產總值達到6 191美元，趕上全國平均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年均分別增長12.8%和16%。

伴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社會養老水平也不斷提升。城鄉養老、醫療保險提前實現全覆蓋，五大保險全部實現市級統籌。2012年中國企業退休人員人均月養老金約為1 650元，同期重慶市企業退休人員月人均養老金為1 796元，排全國第14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新型城鄉社會救助體系基本建立，保障了130萬困難群眾基本生活。不斷擴大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覆蓋范圍及新型城鄉社會救助體系的基本建立，都是重慶應對人口快速老齡化的的重要物質基礎。

（二）醫療保健水平提高

近年來，中國逐步建成世界最大醫保體系。重慶市作為西部唯一的直轄市，醫保體系也逐步得以完善。2000年到2008年，全市共投入13.5億元對市級醫院進行擴建；投資30億元對急救中心等十大公共醫療衛生項目進行擴建，新增病床3 000張。除此之外，還對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投入21億元，逐步建立了較為健全的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方便了居民就近就醫，基本藥物制度全覆蓋，群眾治病更便宜。

2012年，重慶市出臺了“十二五”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規劃，提出加快健全全民基本醫保體系的目標。在中國社科院2011年的《公共服務藍皮書》中，重慶醫療衛生滿意度總分為68.36分，居全國第一，說明重慶市的醫療條件、醫護水平大大改善。1999年重慶市人均預期壽命71.7歲，2010年男性提升到78.97歲，增加了7歲多。

（三）政策措施扎實有效

“老有所養”是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一個重要內容，需要政府和社會齊抓共管。 為更好地應對老齡化社會壓力，鼓勵社會養老機構興建養老設施，重慶市于2012年出臺財政激勵措施，社會養老機構新增床位最高可獲20萬元財政補貼。同時，自2012年起，新建和擴建社會辦養老機構增加床位100張以上、符合建設項目管理規定和養老機構建設標準的，重慶市財政對其新增床位給予每張4 000元的建設補貼，每個機構最高補貼不超過500張床位。同時，對租用房屋興辦的社會辦養老機構，增加床位50張以上、房屋租期5年以上（含5年），重慶市財政對其新增床位給予每張1 000元的建設補貼，每個機構最高補貼不超過200張床位。此項財政補貼資金在養老機構建成投入使用且入住率達到50%后，經核準一次性撥付。

2012年通過的《重慶市老齡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中，提出了重慶市將來一段時間老齡事業的主要任務，包括完善老年社會保障、加強老年醫療衛生保健、建立基本養老服務體系、強化敬老優待和權益保障、豐富老年精神文化生活、創新老年社會管理、建設老年家庭和宜居環境、培育發展老齡產業等。

這些政策措施，有力地促進了重慶老齡事業的健康發展。2009年以來，全市新建、改建了一批敬老院，五保供養床位達到6.4萬張，集中供養能力達到40%。部分地區的“銀發經濟”初現雛形，比如歌樂山鎮的生態養老產業，50多家農家樂轉型為老年公寓，接納3 000多名老年人在此養老。

（四）生態環境明顯改善

近10年來，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重慶市逐年加大投入，10年累計投入超過1 500億元，用于推進企業環保搬遷、關閉采石場、實施清潔能源改造、加強垃圾和污水設施建設、整治水環境等關鍵工程。重慶環境整治取得的成效，得到國家環保部和社會各界的肯定。目前，重慶已成功通過了國家環保部創模專家組驗收，成為首個省級單位的國家環境保護模范城市。市民對城市環境的滿意率超過了95%，環保投訴處置滿意率達到96%。

隨著近幾年的快速發展，重慶市整體生態環境森林覆蓋率達到41%，建成區綠地率達到37.6%，主城創建成為國家園林城市、森林城市和環境保護模范城市。強力推進節能減排，單位生產總值能耗累計下降23%。2012年空氣質量優良天數達到340天。

生態環境的改善，為老年人創建了良好的養老條件，改善了老年人的生存空間，提升了他們的生活品質。

（五）社會關愛不斷加大

關心關懷老年人，是全社會的事情。重慶市在關懷老年人方面工作扎實，除了覆蓋城鄉的養老保障體制外，對年滿70歲的老人，每月有10元的額外補貼，對年滿80歲以上的高齡老人，各地都有相應的高齡補貼，補貼標準從300元到3 600元不等。

城市生活中，處處為老年人提供方便和優待。截至2012年，全市為170萬名老年人辦理了敬老優待證，老年人乘坐免費公交路線457條，免費公園396個，免普通掛號費醫療機構540個，為老年人的生活、出行和就醫提供了方便。

三、應對重慶市人口老齡化的對策和建議

綜上所述，人口老齡化是社會發展進步的結果和標致，也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重慶已進入老齡化社會，并將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保持人口老齡化狀態。我們應充分認識人口老齡化的嚴峻性、緊迫性，樹立老齡意識，增強老齡觀念，以積極的態度，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制定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應對措施不僅要著眼于現狀，更需要放眼于未來，因為解決好人口老齡化問題事關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更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

（一）遠景規劃

以“健康老齡化”、“積極老齡化”為指導思想，在重慶試點構建一個和諧的、可持續發展的老齡化社會的公共管理平臺。通過公共管理平臺的構建，希望能夠從頂層制度設計上改變涉老政策碎片化管理的現狀，優化社會資源配置，建立綜合性為老服務網絡。

各種數據表明，中國社會即使不會永遠處于老齡化社會，也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期處于老齡化社會，很難再回到以前的年輕化社會。而我們以前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社會制度都是按照過去年輕化社會狀態

進行安排的，其中很大一部分一直沿襲。老齡化并不是一個短期的挑戰，而是我們必須長期生活在其中的社會形態，所以需要重組公共政策體系，改變既有的社會觀念，理清社會的管理體制，構建一個和諧的、可持續發展的老齡化社會的公共管理平臺。而這個公共管理平臺包括制度、經濟、服務、文化等各個方面的的統籌綜合管理。

管理平臺應包括三大組成部分：一個管理中心，即老齡化社會中政策的制訂者；一套管理機制，即管理的運行機制；一系列管理的事務，即在老齡化社會中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具體結構如圖5所示。

圖5 老齡化社會公共管理平臺

1.管理中心

管理中心首先要對政府、市場、第三部門的責權進行界限劃分，明確政府在社會管理中的責任，有所為有所不為。并要進一步對政府的管理職能進行整合，因為目前政府對老年工作管理涉及多個職能部門，

需要把多個職能部門的工作整合到一個管理平臺，建立統一的管理中心，通過政策的制訂及法律法規的完善，依法管理，并兼顧效率與公平。

2.管理機制

管理機制主要指管理系統的結構及其運行機理。老齡化是一種生命現象，它并不是問題，我們應該以積極的態度面對，不需要過于強調其負面影響。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只要建立一個良好的管理機制，任何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

3.管理事務

老齡化社會公共管理平臺涉及的管理事務包括：經濟發展的引導、產業結構的調整、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社會文化的弘揚等。在各個方面產生的社會問題通過管理平臺反饋到管理中心，由管理中心通過一定的機制作出反應，并綜合協調，合理配置資源，提出應對措施，頒布相關的政策及法律法規，從而解決相關的社會問題。

（二）近期目標

上述綜合性的公共管理平臺是應對老齡化社會所作出的一個遠景規劃，平臺的建設需要在不斷的社會實踐中逐步建立和完善。但從現階段對重慶市人口老齡化調研數據的分析發現，重慶市人口老齡化主要存在以下問題：（1）老齡化程度高，人口老齡化程度居全國第6位，居西部第1。（2）經濟發展的速度落后于老齡化的速度。（3）高齡化程度明顯，70～79歲年齡段人數占29.4%，而80歲以上老年人口約為23.0%。（4）老年女性比例為54.8%，比例明顯高于男性比例。（5）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6）老年人口城鄉分布失衡，農村空巢群體龐大。（7）老年人收入來源單一。

面對這些問題，筆者通過專家訪談等各種方式，并借鑒發達地區及國外先進經驗，提出以下應對措施。

1.大力推進城鎮化建設，吸引“人口回流”，稀釋人口老齡化

重慶市人口老齡化程度高，居西部第1，全國第6。除了人口因素外，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在于受國家經濟政策的影響而發生的人口由“西”向“東”的大遷徙，即由經濟不發達地區向經濟發達地區的流動。而重慶屬于西部重鎮，在過去的20年間為珠三角及長三角地區提供了大量的青壯年勞動力，這也是造成重慶人口老齡化程度高的重要原因。

因此在應對人口老齡化程度高的問題上，可探索運用人口遷徙的機制，通過市場經濟的手段，吸引人口向西部流動。在國家新型城鎮化建設思想的指導下，大力發展西部中小城鎮，統籌規劃新城鎮的產業發展、公共服務、環境治理等，并大力發展現代農業，從而吸引“人口回流”[1]，通過“人口回流”來“稀釋”人口老齡化。

2.優化產業結構，發展經濟，提供養老資金保障

第一，大力發展生產服務性產業。重慶市的服務業發展明顯滯后于其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生產業是與制造業直接相關的配套服務業，是從制造業內部生產服務部門獨立發展出來的新興產業，在企業生產的上中下游諸環節中發揮輔助作用。環境和資源的外在約束、制造業和傳統服務業升級的內在需求，使得現代服務業成為各地區實現經濟結構優化、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必然選擇。如運輸、倉儲、信息咨詢、會計事務服務、管理咨詢、通信服務、技術鑒定服務等都屬于生產業。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的發展，現代服務業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其發展程度已成為衡量經濟和社會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標志。發展現代服務業是發展先進制造業的重要保障，是搶占產業競爭制高點的關鍵選擇。目前中國正處于中、東部地區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制造業逐步向西部轉移的歷史時期，借此契機，大力發展生產業，承接服務業外包產業，加速引進新技術和投資資金進入廣大內陸地區，既能逐步改善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也有利于本地的經濟結構和增長方式轉變，有助于在重慶市集聚起新的生產力。更重要的一點，借助于生產服務性產業的發展，優化產業結構，提升產業競爭力，建立長效的、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發展模式，提高經濟發展水平，從而為人口老齡化提供有效的資金保障。而服務性產業也提供大量就業崗位，特別是其中有很多崗位對于具有一定知識技術背景的老年人來說能夠繼續發揮余熱，如信息咨詢、會計事務、技術鑒定等，能夠讓老年人實現“老有所為”，更可以緩解勞動力資源不足、養老資金緊張等問題[2]。

第二，調整第二產業內部結構，著力開發老年用品產品。第二次產業的發展方向是第一次產業的再加工。針對老年人的消費特點，可生產具有高營養、易消化和補充人體正常需要的特殊食品；興建適合老年需要的公寓式住宅，特別是醫療、衛生、保健相配套的住宅小區；老年出行需要的拐杖、輪椅，老花鏡、助聽器等特殊需要產品的生產；滿足老年健身、體育及文化、娛樂等產品的生產；輕便、耐用、質高價廉的老年旅游用品的生產等。

第三，加大老年服務性產業的市場化運作。重慶肩負振興老工業基地的歷史重任，處于工業化中前期，碳減排壓力巨大，因此在產業結構調整策略上應提高第三產業的比重，特別是加快低碳服務業的發展。老年服務性產業多屬第三產業中的低碳服務業[3]。從消費的角度看，老齡化對第三產業的發展將產生超強需求：金融保險、醫療衛生服務、心理咨詢等必須加強；文化性、娛樂性消費行業要盡快發展，為老年人提供健康向上的、豐富多彩的文化、體育、娛樂活動場所（商業性的），而不僅僅是建立一些行政性的老干部（或老年人）活動中心；擴大老年照料、護理業等勞務消費的比重，加強社會服務行業使家務勞動尤其是老年家庭的家務勞動社會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讓第三產業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真正成為產業，而不是事業單位。通過加大市場化運作的力度，也才能讓老年服務性產業提高服務水平，提高市場競爭力，不僅為老年人解決確實之需，也成為促進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動因之一[4]。

3.建立長效的志愿者服務體系

重慶市老年人口中高齡化程度明顯，高齡老人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需要在生活上給予更多的照顧和照料，由此對照護體系提出更高的要求。而老齡化社會中本身勞動力資源不足，特別是對于養老服務體系的中的服務人員更是缺乏。解決這一供需矛盾，主要可以從兩個方面入手。

第一，建立“一幫一”老年志愿服務隊伍。老年志愿服務隊伍的建立，在中國很多地方都已開始嘗試。通過各地的實踐經驗表明，這種“一幫一”的形式，即低齡老人幫助高齡老人，即解決了勞動力資源不足問題，也讓老年人充分感受到老有所為，更重要的是在全社會弘揚了尊老愛老的優良傳統。老年志愿服務隊伍的建立，在操作層面需要注意兩點：一是完善老年志愿服務的管理模式；二是加強老年志愿服務隊伍的技能培訓。

第二，建立大學生為老志愿服務隊伍。作為社會志愿服務的主力軍，大學生在志愿服務的隊伍中擔當著十分重要的角色，發揮大學生在為老志愿服務中的作用，充分利用大學生服務提供的可持續特點，建立長效的大學生為老志愿服務，能夠有效解決養老服務體系中服務人員短缺問題。在操作過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幾點：一是志愿活動效益評價機制。為了能夠客觀地評估社區服務的性質和效率，有必要進行服務項目的成本核算；二是志愿者利益保障機制。如可探索實行志愿服務時間儲蓄制度，創新對為老志愿服務的激勵機制。也更能夠保證大學生為老志愿服務的長效性和可持續性；三是加強為老服務的技能培訓，提高為老服務的效率和效果。探索在高校素質教育中導入家庭生活技能的基本培訓，提高大學生的自我生活能力及幫助他人的能力。

4.探索建立針對女性老年群體的社會保障制度

女性老年群體的平均壽命高于男性，由此造成老年人口中男女比例失調，這種現象在重慶較為突出。重慶市老年人口男性占45.2%，而女性比例為54.8%，女性人口比例明顯高出男性比例。而女性老年群體在社會保障體系中長期處于弱勢，一方面由于女性在家庭和職業的選擇上對家庭投入更大的精力，另一方面由于在職業待遇上受到不同程度性別歧視，導致女性群體的工資收入水平低于男性群體，由此影響其養老金收入水平。壽命長，但養老金收入水平卻偏低，會降低女性老年群體的養老生活質量，因此需要探索建立針對女性老年群體的養老保障制度。

在很多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中都有遺屬津貼這一項目，以保障一個家庭中主要勞動力（主要指男性）去世后，其他成員（主要指女性及其子女）的日常生活需求。而中國遺屬基本生活保障始終停留在社會救助和社會優撫層面，從目前人口老齡化特點看已無法滿足日益增多的女性老年群體的需求，因此在制度建設上可探討建立一種符合中國國情的女性保障制度，體現社會的公平與公正，確保性別平等，保障家庭穩定。

5.慎提延長退休年齡

針對老齡化社會中勞動力資源不足問題，很多專家學者都提出延長退休年齡的建議。但是，延長退休年齡的基礎是建立在延長仍具有勞動能力（其中包括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老年群體的退休年齡。如果所延長的那部分老年群體到了退休年齡已基本不具備勞動能力了，那么延長退休年齡對于增加勞動力資源將是個偽命題[5]。

從重慶市人口老齡化情況調查中可以看到，重慶市老年人口特點是普遍受教育程度低，老年人口中文盲占16.8%，小學文憑占35.2%，初中文憑人數比例為22.0%，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

占74.0%；而中專和高中分別只占8.0%和6.4%，受過高等教育的僅占11.6%。如果從現在開始就在重慶實行延長退休年齡的政策，那么這部分老年人將無法從事技術含量較高的腦力勞動，若從事體力勞動也無法和青壯勞動力競爭，因此，在現階段提出延長退休年齡需謹慎。

當然，國際上面對勞動資源不足及養老金壓力問題，通常通過延長退休年齡予以解決，而且國外退休年齡通常也比中國大，大部分發達國際都達到65歲，但這都是建立在已普及了高等教育的基礎之上，且身體素質狀況比中國人強。因此現階段在重慶到底應不應該延長退休年齡？在什么時候才適合實行？或者怎么實行？這些問題還都有待于進一步論證，在政策的制訂上需謹慎。

6.加大老年繼續教育力度

不管是從解決勞動力資源不足的角度還是從老有所為的角度，加大老年繼續教育的力度都顯得尤為重要。可以探索將老年大學改為老年人再教育、再培訓、終生教育機構。目前的老年大學主要是讓老年人老有所樂、老有所養，讓他們快快樂樂琴棋書畫，如果讓老年人繼續發揮他的作用，經過幾年再教育、再培訓，學電腦、學IT技術和其他技能，通過這種辦法使之能夠再就業，能夠繼續

發揮其人力資本的作用。通過加強老年繼續教育的力度，提高老年勞動力資源的價值，這應該是延長退休年齡的前提。

同時，也應該大力發展社區繼續教育，開辦社區大學，提供多層次的職業教育和培訓，不僅為老年人，也為更多的居家婦女及社會青年提供繼續學習的機會，提高人力資源的利用率，應對人口老齡化導致

勞動資源不足問題。

7.發展現代家庭農業

老年人口城鄉分布失衡，農村空巢群體龐大，這不僅是重慶市老齡化社會的現狀，也是全國的現狀。如何解決龐大的農村老年人養老問題，其中涉及經濟問題及社會服務等各種問題。

在鄉務農的中老年人在城市就業沒有優勢，但是從事小規模的農業經營，比如種植業和養殖業等，卻能夠發揮自身優勢。有專家做過相關調研，資本農場在種植糧食方面敵不過家庭農場，因此制訂發展現代農業相關政策時，需鼓勵發展現代家庭農業，而不能鼓勵更不能支持資本下鄉。通過發展現代家庭農業，讓“回流”農民工能夠以小農經營獲取經濟收入，完成養老生活。這種回鄉生活對他們來說不僅生活成本低，而且更具有安全感和歸屬感，也有利他們的身心健康。而且發展現代家庭農業，提高農民收入，也能夠吸引第一代農民工“回流”，這批農民工的平均年齡在四五十歲，回鄉后除了可以帶動農村經濟發展，也能夠解決農村空巢老人無人照料的問題，再通過進一步加強農村老年人的繼續教育培訓，包括農業知識技能、現代家庭生活知識技能、科技信息化知識技能等，讓他們掌握更多現代化知識，將可以從很大程度上緩解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6]。參考文獻：

[1]劉云剛.中國地方城市的人口回流與振興戰略[C]//地理學核心問題與主線――中國地理學會2011年學術年會暨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建所五十年慶典論文摘要集，2011.

[2]彭湘君，孫志軍，王玲.產業轉移背景下重慶市生產業發展策略選擇[J].技術經濟，2012，31（11）：1-2.

[3]陳英.重慶發展低碳經濟的戰略思考[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17（4）：33-40.

[4]王立勛.北京市人口老齡化與產業結構調整研究[D].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2011.

[5]王純.延長退休年齡 應對人口老齡化[J].科技咨詢導報，2010（17）：227-229.

[6]宋金文.日本農村社會保障：養老的社會學研究[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geing of

the Population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LU Xia，ZHANG Heng，CHENG Xingyuan

（School of Social Affairs， Chongqing City Management College， Chongqing 400030， P. R. China）

篇10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菲利普?泰特羅克，曾在其著作《專業政治判斷：我們如何知道有多準確》中，諷刺專家們在預測未來趨勢時，準確性并不比“猜”高多少。但人口問題是個例外。從羅馬帝國的衰亡、瑪雅文明的終結到西方殖民擴張，以及20世紀的動蕩乃至21世紀初的阿拉伯變奏，都可以從人口變遷角度找到合理的解釋。

撇開人口變遷趨勢，去預測大國崛起或談論權力轉移，不會有太強的說服力。美國企業研究所學者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有這樣一個觀點：規劃未來數十年的國家戰略，如果不考慮人口趨勢問題，就像不帶地圖或指南針航行在大海上一樣，那可能是命運多舛的航海。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口因素就是21世紀的地緣政治“地圖”。 不均衡的“衰老” 規劃未來數十年的國家戰略，如果不考慮人口趨勢問題，就像不帶地圖或指南針航行在大海上一樣。

上述報告指明了這樣一個事實：世界正在“衰老”。但世界“老”得并不均衡，有的國家幾乎是“一夜蒼老”，有的則“衰老”得相對緩慢。20世紀初，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的人口年齡中位數超過30歲。1950年，也沒有一個國家的人口年齡中位數超過36歲。2015年，人口年齡中位數世界排名前十的國家，都超過了43歲。2050年，這一數值將超過51歲。

這波世界人口老齡化浪潮，首先發端于西方工業發達國家，尤其是西歐和日本。1980年，西歐、日本的人口年齡中位數分別是34歲和33歲。到2030年，這個數據將增至47歲和52歲，遠超那時的世界人口年齡中位數33歲。

從另一個角度說，老齡化浪潮也由世界大國“引領”。如今稱得上世界大國的8個國家（中國、美國、俄羅斯、德國、法國、英國、日本、印度），人口都在迅速老齡化。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5》的數據，2015年60歲以上老年人在世界人口中占比是14%，上述8個國家除了印度，全部在這個比例以上。而且，這些國家“衰老”的步調也不一致（見圖1）。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目前處于不太穩定或動蕩區域的國家，老齡化程度普遍都較低（見圖2）。60歲以上老年人占比低的另一面是年輕人占比高。在人口學中有個叫“青年膨脹”的術語，指的就是年輕人口在總人口中比例高的現象。根據美國威爾遜中心學者伊麗薩白?麥德森的研究，30歲以下人口在總人口中比例超過60%的國家，出現內亂的可能性比人口年齡較為成熟的國家，會高出4倍。阿拉伯世界發生“造反”的，幾乎都是較為“年輕”的國家。

影響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生育率，生育率較高的國家老齡化相對較慢。從數據來看，一個比較有意思的現象是，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等所謂盎格魯-撒克遜文明圈國家，生育率都相對較高。比如2010年至2015年，上述國家的生育率分別是1.89、1.92、1.92、2.05、1.61。美國的其他傳統盟國，除了法國（2.00），德國（1.39）、日本（1.40）、意大利（1.43）、韓國（1.26），人口生育率都要低得多。從趨勢上看，這些國家的總人口規模基本都處于萎縮狀態。但有數據顯示，2010年至2025年，上述盎格魯-撒克遜文明圈國家，人口總數將增長10%。

世界大國中，在人口問題上最具優勢的是美國。還以上述8個世界大國為例，根據聯合國預測的數據，2000年至2050年，美國的勞動人口（15歲至64歲）將增長31%，增幅僅次于印度（71%）。其他國家中除了英國（6%）是正增長，中國（-3%）、法國（-6%）、德國（-20%）、日本（-34%）和俄羅斯（-34%），均是負增長。但印度的劣勢在于“衰老”得太快。這一時段，印度人口年齡中位數將從23.4歲增至38.7歲，增長15.3歲，是上述八國中增幅最大的國家，而美國是從35.3歲增至41.1歲，僅增長5.8歲，增幅僅高于英國（5.2歲）。 如何影響權力版圖

無論西方還是東方歷史，人口的變化往往與帝國的興衰有著直接的關系。孔子的“近者悅，遠者來”，點出了人口增長對增強國家實力的重要性。17世紀法國軍事學家塞巴斯蒂安?沃邦，甚至提出把臣民的數量作為衡量國王是否偉大的標準。如果簡單地將這些視為農耕文明時代的過時理念，未免有失輕率。

從1700年到1900年，歐洲列強的人口及其所控制的殖民地人口，占世界人口總比例從20%猛增至40%。那個歷史時段，也是歐洲的帝國巔峰時期。如今的西方工業發達國家，人口數量從工業革命時開始快速增長。1820年，這些國家人口占世界總人口比例17%，1930年達到歷史最高點25%。此后這一比例長期保持相對穩定;1980年小幅降為24%，2010年降至18%。至少在趨勢上，發達國家人口變化曲線與其在世界經濟、政治中的分量變遷基本吻合。

在后工業時代，人口因素對國際權力格局的影響絲毫未減弱。美國喬治梅森大學政治學者杰克?戈爾斯通認為，無論我們看待美國或歐盟的治理問題，還是金磚國家在全球經濟和政治事務上的影響，或者非洲、中東、拉美以及亞洲的治理和穩定問題，弄清人口因素帶來的政治影響，都是不容回避的挑戰。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學者理查德?杰克森，把人口變遷對經濟和地緣政治權力的影響，比作流水擊石，看似力量微不足道，但假以時日卻能開山劈石。

經濟和軍事實力，被視為國家權力的雙引擎，而人口則是這兩個引擎的動力來源。人口的老齡化，將直接影響勞動人口的規模，從而影響經濟的增長。從這個角度看，未來數十年勞動人口規模呈增長趨勢的美國和印度，毫無疑問占有明顯的優勢。人口紅利正在消失的中國，前景則不那么樂觀。

不僅如此，老齡化還會增加政府的財政負擔，從而對政府在發展經濟和軍事方面造成擠出效應。財政上養老支出增加，政府在如何分配預算上的騰挪空間就會縮小。美國杜肯大學政治學教授馬克?哈斯認為，人口老齡化對國際安全的主要影響，在于國家將面臨巨大的壓力，會盡可能放棄與養老項目無關的大額支出，包括在科技和軍事方面的投入。

根據人口老齡化趨勢，有學者對部分發達國家的養老金支出做過預測。如果要維持現有養老體系，2040年，日本、德國、法國、美國和英國的養老金支出，在GDP中的占比將會分別增長到27.0%、25.5%、29.3%、20.3%、17.6%。由此可見，在軍費增長方面，日本、德國和法國，回旋余地比美國和英國明顯要小。

人口老齡化對軍費的構成也會產生直接影響。盡管1998年以來俄羅斯的軍費都保持增長態勢，但俄軍費支出的很大比例用在了軍隊養老金上。目前俄軍養老金在軍費中占比高達12%，而美軍這一比例僅為8%。從軍隊人員支出成本與武器采購和研發經費的比例來看，現階段人口老齡化較為嚴重的德國、法國、俄羅斯、日本分別是3.9：1、2.7：1、2.7：1、2.4：1。

中國2015年養老金支出約占GDP的7%，2050年這一比例將上升至15%。不容忽視的是，中國養老體系的涵蓋范圍和完善程度，還遠不及發達國家。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軍費未來的增長，自由度不會比美國大。如果考慮到軍費基數與美國的巨大差異，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幾個大國，在可預見的未來實質性縮小與美國軍事實力的差距，可能性并不高。加拿大皇家戰爭學院學者克里斯蒂安?勒普萊希特認為，中國和俄羅斯面臨的嚴峻的人口挑戰，使它們與美國發生軍事沖突越來越不太可能。 美國世紀第二春？

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萊特，1993年在談及“美國例外主義”時曾說，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們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如果說當初她這句話是攜冷戰勝利余威表現出的傲慢的話，那么在人口問題上，美國的“例外主義”卻是真實存在的。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在1950至2050年這一百年里，美國人口規模一直保持世界第三。中國人口將在2025年減少，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位置也將讓給印度。但無論中國還是印度，在人口結構、老齡化趨勢上，都沒有美國那樣的優勢。

近兩百年來，美國人口在發達國家人口中的占比，從1820年的6%，增長到2005年的34%，2050年將進一步升至54%。這一人口變化曲線，與美國經濟總量在發達國家經濟中的占比可謂完美契合。1980年代初，美國與西歐經濟總量基本相當，在發達國家經濟中占比均為約37%。2050年，美國占比將上升到54%，人口萎縮的西歐與日本，將分別降至23%和8%。有美國學者注意到，21世紀中葉美國經濟將重新在發達國家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這正好是二戰結束之初1950年的歷史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