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經濟分析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區域經濟分析，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GIS與空間統計分析這兩種處在前沿的技術，雖已經得到了大力推廣與使用，并且在它們的結合作用下，能大幅度地加快區域經濟發展方面的研究效率。但是以現階段的情況來看，在GIS與空間統計分析進行結合之后也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讓實際發揮出來的效果打了個很大的折扣。所以說，研究如何將空間統計分析和GIS結合起來讓它們發揮更大的效用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對空間統計分析與GIS進行描述

（一）對空間統計分析的了解

空間統計分析需要建立在統計學的知識體系之上，而在地域領域之中，空間抽樣是最常被使用的一種做法。這一做法主要是要依靠大量的數據在某一區域以及鄰近區域在某些方面的表現值與現象存在很強的相似性。與以往統計分析理念不同的是，它的空間概念打破了先前相互獨立的設想，在操作應用的時候，為了簡化任務的復雜度，應該對全國各區域的散亂的數據資料進行整合，以此實現對區域經濟的分析。雖然這種新型統計方法與傳統統計方法有一定的出入，然而并不是意味著我們就得把先前的統計方法徹底棄置，反而是要對它進行不斷地加強和創新，提高它的科學性和技術性，更適合社會的發展需求。

（二）對GIS的進一步了解

GIS又叫作地理信息系統，他是以信息技術為基礎對空間信息進行整合分析的一種科學方法。它最重要的一種方法就是地理模型法，GIS技術可以為地理研究提供各種不同的信息，其中有動態或是靜態信息等。更重要的是，他可以讓空間信息形成一條完整的信息產業鏈，從信息的收集和整合到后期的分析應用，都起到重大的作用。在GIS與空間統計分析的共同作用之下，我國區域經濟的發展必然會大步向前推進。

二、空間統計分析與GIS協作運用的未來發展情況

對于特異性強的經濟區域來說，做好對它們的分析工作處在推動社會經濟發展工作的核心地位。根據每個地區的具體的經濟形勢，運用分區化的方法來細化所要研究的對象，讓研究工作可以更細致地完成。與此同時，還要堅持經濟區域的概念，抓住空間管理的特性，更加明確哪個是首要經濟區域，并且對這個重要地區以及與它有所關聯的經濟區域做更深層次的研究。在對經濟區域進行分析時，往往都是按照從低等到高等的順序來進行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在進行空間統計分析之前先加入GIS技術，就可以明顯提高分析效率。不僅如此，一方面它還減少了分析數據的工作量，另一方面讓區域經濟分析的進行得到了有力的保證。我相信在這兩個技術的不斷進步之下，它們對國家發展的促進作用也會越來越明顯。

三、如何實施空間統計分析與GIS在區域經濟分析中的應用

（一）建立完善的空間權重矩陣

在進行區域經濟分析的時候，及時對有的信息進行拓展和延伸是非常有必要的，而這些信息通常都是經由GIS來產生的。而在對所獲數據進行分析和拓展時，空間鄰近和空間鏈接都是其中的決定性因素。因此建立一個完善的空間權重矩陣式是極其有必要的，它的空間鄰近關系能夠更清楚地表達出來，就可以讓距離標準和鄰近標準更加精確，這樣就讓處在各個位置的要素得到更好地理解以及分析。

（二）精確空間自相關度的度量

在整個數據分析過程之中，空間自相關度的精確度是非常關鍵的。如果兩個鄰近地域有著極其相似的地理現象或者是有著某個相似的屬性值，這時候就應該將這個屬性值或現象的相似程度與自相關度聯系起來，并經由它進行反映。而一般的自相關度是由局部指標和全局指標來衡量的，而這兩種衡量指標各自都存在著優點以及缺點，所以想要提高空間自相關度的精確度就必須妥善用好這兩種衡量標準，以免不正確的使用造成自相關度的度量的誤差過大而影響了區域經濟的數據分析。

（三）弄清空間關聯識別

在對區域經濟分析中，空間關聯識別也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而衡量它的標準也是由兩個因素來決定，這兩者之間呈現著負相關的關系。當計算出一個值的時候，也就得到了另外一個的值。若是MC的取值處在-1之下而GR又在0之上時，各個屬性值都會呈現聚集分布的狀態，這樣就讓空間自相關變成負的了。當MC的值一直處在0的附近且小于0，這樣空間自相關也將一直是負的。這是由于正負值都有著與之對應的自相關，即正對正，負對負。

（四）空間統計分析與GIS的結合應用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區域經濟的分析工作的難度也在不斷地加大，僅僅只靠空間統計分析早已經沒法再勝任這個任務。當下的專家和相關工作者都在研究如何將空間統計分析與GIS技術更好地結合在一起來進行工作。由于GIS擁有著很強的優勢，它不但可以獲得更為精確的地理信息，而且還能夠得到有關的空間數據信息。在經過無數次的實驗研究后發現，將空間統計分析運用到GIS的結合方式能更好地達到分析作用。先是利用空間統計分析，將MC和GR的值計算出來，然后再利用GIS將這些數據在空間上的分布特征確定出來，以此來了解區域之間所存在的關聯性。

四、結論

結合上面所論述的觀點，為了我國各個區域更好更快地發展，就必須對這些區域的經濟進行更為系統而又科學的研究和分析。若想得到更為科學的數據和信息就離不開GIS的幫助，而只有GIS還無法對這些數據進行全面的分析，所以還需要運用空間統計分析進行分析。所以如何讓GIS和空間統計分析更有效率地對區域經濟進行分析研究成為發展區域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伴隨著GIS與空間統計分析結合的有效性的提高，區域經濟發展也會得到很大的提升，區域經濟發展的加快也會對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起促進作用。

（作者單位為武安市城市供水管理處）

參考文獻

[1] 龍洋洲.空間統計分析在區域社會經濟分析中的應用分析[J].科技傳播，2014 （15）.

[2] 陳燦斌.區域經濟分析中空間統計分析理論與GIS的應用探討[J].商業故事，2015 （6）.

篇2

一、前言

不同的空間方位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狀況有所不同，因此，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逐漸深化的情況下，對空間計量活動進行研究，能夠很大程度上提升我國區域經濟增長的質量。將空間計量作為基礎，對影響區域經濟增長的各類因素進行分析，是提升區域經濟增長質量的重要手段。

二、區域經濟增長分析模型的選擇方法

（一）依據數據干擾情況實施區域經濟增長分析

在進行區域經濟增長分析的過程中，數據的干擾是影響分析質量的重要因素，區域經濟增長模型的構建，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賴區域空間的實際狀態，要在實施空間計量之前，對數據收集流程進行研究，分析影像數據準確性和全面性的因素，并對空間計量模型的構建進行研究，使現有的模型能夠得到科學的完善。要在確定空間范圍之后，將相同空間內的因素進行分析研究，使相同的模型能夠對各類數據實施分析研究，并提升數據運行的質量。可以將影響區域經濟分析的因素進行參數設置，使相關因素能夠完整的在模型的分析中發揮作用，提升模型的使用價值。

（二）依據數據描述的準確性實施區域經濟增長分析

在構建空間權重矩陣模型之后，需要按照模型中所展示的一系列數據，對數據的計算方式進行研究，可以按照空間數據的具體假說情況，對影響空間數據的一系列信息實施控制。要按照經濟學分析的相關理論，對數據當中反應的一系列信息進行準確性判斷，使區域經濟增長的分析能夠更加完整。可以按照計量數據的實際情況，對模型所表達的經濟增長狀態進行研究，使模型能夠更好的按照數據信息的增長情況實施矩陣模型的構建。要根據模型描述的數據信息進行訪問機制的構建，以便后續的分析活動可以按照假說的情況進行區域經濟增長分析。如果后續的分析活動需要進行模型的控制，則要加強對權重矩陣模型的研究，通過對模型因素的分析，提升模型組成元素研究的質量，使模型能夠更加完整的呈現數據描述的精確性。要在保證數據收集完整性的基礎上實施區域經濟增長的分析工作，以便空間計量的優勢能夠得到充分的發揮。

（三）依據區域經濟增長數據的使用方法進行分析

在進行區域經濟增長分析之前，需要對相關數據實施了解，要按照經濟學模型的構建需要，對相關分析數據實施分類研究，并將研究結論作為數據分析的主要方法，使數據的管理活動能夠具備更強的處理質量。要按照區域經濟增長活動的特點，對信息數據運行的基本程序進行控制，使信息數據的管理流程可以足夠精準。要根據已經獲取的數據信息，對經濟學模型設計因素的規范性進行考核，可以采用多種模型同時使用的方式進行考核活動，使區域經濟增長的分析能夠具備足夠的正規性。可以按照線性回歸模型的特點，對模型當中包含的數據實施分析，并保證數據計算的規范性，以便數據的準確性能夠得到保證。在進行經濟增長理論使用的過程中，可以按照區域經濟增長的要求，對具備足夠優勢的經濟增長數據實施研究，以便數據可以同理論相結合，共同促進理論時間價值的提高。

三、基于空間計量的五大經濟區的空間計量

（一）基于空間計量的五大經濟區具體劃分方案

隨著我國經濟體系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不同區域之間的經濟發展逐漸趨于平衡，但是，歷史原因和先天因素造成的區域發展不協調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性的解決。根據經濟發展的具體功能，我國東部沿海地區，中原地區，西部地區和相對較為獨立的東北地區，都成為了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組成部分。近些年來，隨著我國西南地區經濟發展態勢的優化，西南地區和西北地區逐漸演變為兩大區域經濟組成部分。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五大區域的經濟增長出現不平衡狀況，政策的支持和地方人文環境等因素，都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區域經濟增長。目前，我國五大區域的經濟增長狀況依然存在一定的差異。

（二）基于空間計量的我國五大經濟區計量模型的設計

1、五大經濟區區域經濟增長數據可靠性較高

當前，五大經濟區的區域經濟調查機制相對完善，使得區域經濟的模型能夠較為全面準確的展示經濟區的實際經濟增長情況。區域經濟分析人員，可以按照模型的具體構建形態，對模型呈現出的經濟表達數據實施分析，使數據的收集質量可以將誤差控制在5%以內。要保證空間內的數據信息能夠提升模型的質量，如果模型可以根據經濟增長的需要實施調整，則要按照經濟增長的需要對不同經濟區的模型實施統計，以便通過對比了解不同經濟區的經濟增長優勢。

2、西部經濟區的經濟增長數據擬合程度較高

目前，系統經濟區的數據模型存在較高的擬合度，而東北地區和中部地區的區域經濟模型的擬合度相對較小。東北經濟區在進行經濟增長模型研究的過程中，對國有企業的依賴度較高，很多經濟模型當中的數據對國有企業的數據具備較強的掌握能力，使得經濟增長的模型擬合度較低，而西部區域由于不具備相似的特點，區域經濟增長受市場化因素的影響較大，使得經濟增長模型存在較高的擬合度。

3、資本比重在區域經濟增長模型中較為穩定

在對區域經濟增長因素進行分析的過程中，空間計量活動比較容易通過模型的狀態進行判斷，長期以來，區域經濟增長的模型構成因素較為固定，其中資本比重占據的空間較大。另外，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構建程度的影響，區域經濟增長過程比較容易實施規劃，市場因素的影響一直占據比較固定的范圍。在社會經濟體制逐漸變化的情況下，對國家的相關政策進行研究，并根據社會勞動力的變化狀況對資本比重的影響因素實施研究，能夠使我國社會的空間經濟形態具備較強的影響力。

四、結論

空間計量是保證提升我國經濟體制科學性的重要因素，在我國經濟體系改革快速推進的背景下，對提升經濟增長質量的因素進行研究，是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工作，加強對我國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條件的研究，能夠很大程度上提升區域經濟增長分析工作的質量。（作者單位：西安培華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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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區域經濟；因子分析；回歸分析；多元統計

0引言

近十年隨著中國的經濟快速的增長，對于協調區域經濟發展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陳斐等人[1]將空間統計分析嵌入到GIS系統中進行可行性分析。李雪梅等人[2]將主成分分析應用于區域經濟分析中，吳濤等人[3]基于粗糙集理論對區域經濟進行了分析。S.Luo[4]通過聚類分析研究中國區域經濟。但是區域不平衡的現象并沒有真正地解決，為了對每一類地區制定合適的經濟發展的方案，本文對近幾年中國的各類經濟指標運用因子分析和回歸分析方法進行了研究，確定了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并找到加快發展的動力。

1分析方法的理論

本文在對區域經濟的數據分析過程中采用了兩種數據多元統計的方法，分別是因子分析法和回歸分析法。因子分析（factoranalysis）模型由主成分分析發展而來。在降低維度思想的基礎上，將多個變量之間的復雜關系轉變為少數因子的一種多變量統計分析的方法。與主成分分析方法相比，因子分析的特點是更注重于描述原始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近年來隨著數據挖掘技術的提高，人們將因子分析的理論成功地應用于經濟學、心理學、醫學等各個領域，不斷豐富了因子分析的理論和方法。回歸分析屬于統計學中的基本分析方法，一般用來確定因變量與若干個因素變量之間的關系表達式，通常稱為回歸方程或數學模型；此外，還可以通過控制可控變量的數值，通過建立的數學模型對因變量進行預測；回歸分析還可進行因素分析，尋找出影響顯著的變量，從而可以區別重要因素和次要因素。

2經濟指標的選擇

區域經濟指的是在一定區域內經濟發展的內部因素與外部條件相互作用而產生的生產綜合體區域經濟反應不同地區內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以及內涵和外延的相互關系。每一個區域經濟的發展都受到自然條件、社會經濟條件和技術經濟政策等因素的制約。

3區域經濟的數據分析

3.1因子分析本節主要應用因子分析的方法

根據相關性大小對原始變量進行分組，從而提高同組內的變量之間相關性，通過該方法提取影響經濟發展的主因子。將收集的資料導入數據分析軟件SPSS19.0。

3.2多元回歸分析

通過對以上各省份的區域經濟的劃分，可以得出屬于第三類地區的省份最多，為了實現我國經濟的均衡發展必須大力促進第三類地區的省份的經濟的發展，從因子分析的結果分析選取了三個因子得分較高的指標X1（工業增加值）、X2（城鎮居民人口數）、X3（房地產開發企業個數），為了便于分析第三類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這里以云南省為例，選取2005-2015近十年的數據，采用回歸分析的方法建立回歸模型，以便于對未來的生產總值做出預測。

4結果分析

通過以上的數據分析，可以得到區域經濟的劃分，無論是通過聚類分析得出的區域劃分還是通過因子分析得出的區域劃分都能夠得出屬于第三類地區的省份占到絕大多數，所以在進行經濟戰略部署的時候，應該以第一類地區的發展帶動第三類地區的發展為重點才能夠達到縮小經濟區域發展差異的目標。通過區域的劃分我們可以看到以下區域經濟問題：①以廣東、山東、江蘇為首的發展迅速的三大省份，都是位于東部沿海地區，這說明中國沿海地區的省份擁有經濟發展的資源更加的豐富，也可能在地區經濟制度方面更加的完善，從而有利于該地區經濟的發展。②從第二類地區中我們可以看到幾乎包括了所有的直轄市，這說明該類地區的發展影響因素最大的應該是社會因素，人類的活動在促進經濟發展方面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③第三類地區的占到全國省份的2/3，這些地區的地理條件有很大的差異，說明影響這些地區發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僅應該從自然條件方面找到制約經濟發展的因素，還應該從社會資源等方面尋找該地區經濟發展的瓶頸。

5結語

我國的區域經濟差異的因素雖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也是有規律可循的，經過上述的數據分析在眾多的指標中確定了影響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是工業生產增加值，所以應該從行業發展的狀況中找到適合各類地區的有針對性的經濟發展策略。以第一類地區作為全國經濟發展的先鋒，繼續保持該地區省份的經濟發展勢頭，整合該地區的各種發展資源，能夠為第二、三類地區提供有效的經濟發展資源，能夠起到各地區相互幫扶的作用。為了加快第三類地區的經濟發展，應該以第二類地區為聯系的紐帶，通過第一類地區對第二類地區的經濟帶動，進一步的使得第二類地區幫助第三類地區的發展，形成一個經濟發展的鏈條。通過建立的回歸分析模型可以得出城鎮人口在促進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這也是國家要推進城市化建設的重要的原因，所以在今后的經濟戰略部署中應該加快各地區的城鎮化建設，不斷的增加城鎮人口的數量。

參考文獻：

[1]陳斐，杜道勝.空間統計分析與GIS在區域經濟分析中的應用[J].武漢大學學報，2002，27（4）：391-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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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省經濟呈現良好的增長趨勢，GDP由1985年的577.38億元增長到2011年的53210.28億元，增長了92.15倍。特別是中國加入WTO后，廣東省加大了開放力度和積極參與了國際分工，經濟取得了持續的良好增長。值得注意的是，廣東省物流業同時也取得了很好的發展，如反應廣東省物流需要的貨物周轉量1985年只有1767.86 億噸公里，2011年增長到了7113.29億噸公里。同時，代表廣東省物流供給能力的物流基礎設施也取得了長足的增長，2011年末廣東省擁有載貨汽車159.92萬輛，公路通車里程190724公里，其中高速公路5049公里，碼頭泊位 3120個，港口貨物吞吐量達 133704 萬噸。因此，本文將借助計量經濟學相關理論探究區域經濟增長引發的相應物流需求，以及現代物流各環節的高效運作又是如何保證區域經濟順利發展的內生機制。

模型變量選取及數據處理

（一）模型變量的選取

區域經濟是一個復雜的系統，目前衡量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較多，既體現在經濟水平“量”的方面，也體現在“質”的方面，本文考慮到數據的可計算性及可得性，僅從量的角度選取區域生產總值（GDP）作為廣東省經濟發展水平的衡量指標。

區域物流是區域經濟有效運行的基礎和保障，物流活動同樣是一個復雜的系統運營過程，學術界在選取什么指標能反映某一區域物流水平，目前還沒有達成共識，本文在考慮計量數據的可得性和有效性的基礎上選取貨物周轉量（HZ）代表區域經濟發展對區域物流的需求量，選取物流業產值（CZ）代表區域物流發展的規模，這兩個指標共同衡量區域物流業發展水平。

（二）數據的來源及處理

文中1990-2011年的相關數據來源于《廣東省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及廣東省統計局網站，GDP統一核算為億元，貨物周轉量為億噸公里。由于物流業產值的數據不容易得到，文中使用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總值代替物流業產值，統一核算為億元。為了使數據具有可比性，使用CPI指數（1978=100）對歷年GDP和物流業產值進行平減。由于本文選取的樣本時間跨度比較大，時間序列中可能存在異方差問題，故此，文中對時間序列CZ（物流業產值）、HZ（貨物周轉量）及GDP（區域生產總是）取自然對數處理，得到時間序列lnCZ、lnHZ及lnGDP。

變量的描述統計

由序列lnGDP、lnCZ及lnHZ 的變動趨勢圖（見圖1）知，1985-2011年間變量lnGDP、lnCZ及lnHZ基本上具有相同的變化趨勢，說明變量間可能存在較強的相關性。由lnGDP、lnCZ及lnHZ變量間的相關系數矩陣表知（見表1），文中所選取的變量間彼此的相關系數很高，最低也達到0.981037，表明廣東省經濟增長與物流發展水平之間相關性顯著，這就保證了后面計量分析模型擬合的可靠性。

模型估計與參數分析

（一）變量的平穩性檢驗

本文采用ADF檢驗法對序列lnGDP、lnCZ及lnHZ進行平穩性檢驗。通過AIC準則確定時間序列lnGDP、lnCZ及lnHZ的最大滯后階數，使用eviews6.0進行檢驗，由表2可知在10%的顯著水平下，序列lnGDP、lnCZ及lnHZ的ADF統計值分別大于各自的臨界值，所以接受lnGDP、lnEX及lnIM是非平穩序列的原假設。由于原序列是不平穩的，所以需要對其差分進行檢驗。

通過AIC準則確定差分序列lnGDP、lnCZ以及lnHZ 的最大滯后階數，之后使用eviews6.0進行檢驗，由表2可知lnGDP、lnCZ及lnHZ的ADF統計值分別小于各自在1%的臨界值，lnGDP、lnCZ及lnHZ一階差分后不含單位根，拒絕lnGDP、lnCZ及lnHZ是非平穩的原假設。故此，時間序列lnGDP、lnCZ及lnHZ都是一階單整的，即lnGDPt～I（1），lnCZt～I（1），lnHZt～I（1）。

（二）協整分析

根據1987年Engle和Granger提出協整理論及其方法，如果k維時間序列yt～ CI（d，b）是同階單整的，且存在非零向量β使得的 yt～I（d-b），則yt是協整的，向量β是協整向量。由變量的平穩檢驗知lnGDP、lnCZ及lnHZ是非平穩序列，且都是1階單整的，建立lnGDP、lnCZ及lnHZ間的回歸方程如下：

本文選取Johansen協整檢驗方法，對lnGDP、lnCZ及lnHZ之間進行檢驗，利用Eviews6.0軟件檢驗結果表明lnGDP、lnEX及lnIM在95%的置信水平下，變量線性組合存在一個協整向量（見表3），運用OLS法回歸得估計方程如下：

回歸結果分析：

估計方中的LnCZ和lnHZ的回歸系數都是正的，符合西澤修在“第三利潤源泉”學說中指出的物流是未來經濟發展 “加速器”的理論預期；由R2=0.982 和 Adj.R2=0.978可以判斷估計方程擬合的比較好；回歸系數的t值分別為3.564和3.1320，表明lnCZ和lnHZ對lnGDP有顯著影響；而DW=

1.907說明擾動項不存在自相關。因此，在95%置信水平下，估計方程可以反映lnCZ、lnHZ與lnGDP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即反應了廣東省物流發展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長期穩定關系，且GDP的物流規模和物流需求彈性分別為0.483和0.512，即廣東省物流業規模和物流需求每增加1%將促進GDP 增長0.483%和0.512%。

（三）Granger因果性檢驗

協整分析結果表明廣東省物流發展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但這種協整關系的背后是否存在因果關系，還需進一步分析辨別。根據Granger 提出的因果關系檢驗方法思路，由AIC準則選擇滯后期為3，利用eviews6.0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

在1%的顯著水平下，拒絕 lnCZ不是引起lnGDP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設，接受 lnCZ是引起lnGDP的Granger原因，即廣東省物流規模增加是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而在10%的顯著水平下，不能拒絕 lnGDP不是引起lnCZ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設，即廣東省經濟增長推動了物流產業發展并沒有得到相關經驗證據的有力支持。同理，在1%的顯著水平下，拒絕 lnHZ不是引起lnGDP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設，接受 lnHZ是引起lnGDP的Granger原因， 即廣東省物流需求是引起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而在10%的顯著水平下，不能拒絕lnGDP不是引起lnHZ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設，即廣東省經濟增長引起物流需求增加并沒有得到相關經驗證明。

由此可見，在1985-2011年間廣東省物流業發展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只是存在一種單向的因果關系，即區域物流業拉動了經濟增長， 而經濟增長帶動區域物流發展效果不顯著，這一檢驗結果支持了物流促進經濟增長的相關理論，也符合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多年來，重視生產、輕視流通的經濟政策。

結論及啟示

（一）結論

本文通過對廣東省1985-2011年間物流發展水平與經濟增長的有效統計數據進行實證研究，得出：物流業發展水平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的確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物流業發展水平的變化會引起區域經濟同向變化；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表明廣東省的物流業有利于促進區域經濟增長，但是經濟增長未能有效的促進物流業的發展，改革開放這么多年物流業和經濟發展未能呈現互動趨勢。雖然廣東省的物流業已經是走在其他地區的前列，但是物流業對經濟促進作用的指標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說明物流業已是發展區域經濟的一塊短板。

（二）啟示

總之，在我國經濟轉型的背景下，廣東省物流企業一方面要增強服務理念，提供差異化服務以滿足不同需求；另一方面要加快物流企業的兼并重組，組建更多的龍頭物流企業。同時，地方政府需要發揮主導作用，從宏觀層面積極利用廣東省的區位優勢，為物流產業的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市場環境，避免未來經濟增長失去動力。

參考文獻：

1.Engle， Robert F. and C.W.J. Ganger. Co-integration and Error Correction： Representation， Estimantion， and Testing， Econimetrica， 1987，55

2.Julia Devlin， Peter Yee. Trade logist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case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M].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5

3.Marc Goetschalckx，Carlos J ， Vidal， Koray Dogan. Modeling and Design of Global Logistics Systems： A Review of Integrated Strategic and Tactical Models and Design Algorithms[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02，143

4.高鐵梅.計量經濟分析方法與建模[M].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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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區域旅游經濟 資源配置 合作 競爭

隨著旅游經濟發展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拓展，區域旅游經濟合作與發展在實踐和理論上都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實踐中，區域旅游經濟合作的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理論上，一些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研究。田里提出區域性旅游是當今世界國際旅游業的主流；李志飛、牛海衛分析了旅游開發對區域環境、區域經貿合作、區域民族文化、區域勞動力就業的聯動效應；溫艷玲認為旅游合作為區域經濟帶來了新的增長點，創造了許多間接效益，促進了區域經濟的發展；王發坤強調旅游資源區域內所屬行政區域不同，在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上缺乏長遠的規劃性整合，影響了旅游業的全面整體開發；石正方針對交界地帶提出旅游開發必須打破省區界線，消除行政壁壘，創新合作機制，走一體化協作開發的道路；王凱提出了旅游地域系統的概念，研究了旅游經濟空間整合的基礎及途徑。以上學者的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區域旅游經濟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上。

任何一種經濟模式的產生和發展都有其內在和外在的因素影響。我們認為對于區域旅游經濟合作而言，除了探討這種經濟模式發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之外，還應該關注這種經濟模式產生的內在動力，即區域旅游經濟合作的充分性規律。解決了上述問題，我們對區域旅游經濟合作的把握除了回答“是否需要發展及怎樣發展”外，或許也可以進一步回答“為什么會出現區域旅游經濟合作這種經濟模式”的命題。這種分析對更好地主動把握旅游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利用它為旅游經濟發展服務，進而推動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本文試圖從區域旅游經濟合作推動力在實踐中的不同表現形式出發，利用資源運用有效性和資源配置有效性的相互關系來揭示區域旅游經濟合作的經濟實質，即資源配置有效性是區域旅游經濟合作這一經濟模式的內在推動力。

區域旅游經濟合作推動力形式研究

實踐中的區域旅游經濟合作在形式上呈現出多樣性的特征，要探討其經濟實質離不開對形式的把握。我們認為，總的看來，推動區域旅游經濟合作的因素在形式上主要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自然、人文旅游資源屬性整合推動型

這里的屬性整合指的是從自然、人文旅游資源本身具有的同一性、相關性、延續性出發而產生的資源整合。2004年5月，四川、云南和就聯手打造“中國香格里拉生態旅游區”項目達成重要共識，并建立了一整套合作運行機制，這是自然資源整合的典型實例。以上三省區共建“香格里拉生態旅游區”的基礎在于自然資源的同一性，而非行政區域的隸屬關系。南京、杭州、寧波、湖州四地聯手推廣精品“民國旅游線”得以在2004年10月的長三角旅游城市黃山峰會上簽訂合作意向書則更多地得益于人文旅游資源相關性、延續性整合的考慮。

區位、經濟優勢互補推動型

以區位優勢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是一個經濟區域中后發展地區借助發達地區資源、力量獲得跨越式發展、發達地區以后發展地區為對象拓展其經濟實力的慣常動因，而區域旅游經濟合作往往成為先導。在西安―咸陽（西咸）經濟一體化構想中，咸陽以旅游資源為依托的旅游產品線延長和深化不僅借力于西安的旅游品牌優勢還擴大了這一優勢，西咸共同受益，以此為紐帶兩地形成了雙向交流、咸陽和西安共同發展的良好局面。在“長三角一體化”模式中，上海作為經濟優勢明顯的著名旅游城市，通過交通、餐飲、商務、文化等服務功能，發揮其國際旅游集散地的作用，推動華東地區區域旅游經濟的合作與發展，效果顯著。

旅游產品創新推動型

區域旅游合作的順利實施，能夠有效地消除旅游產品設計中的空間、時間、體制、政策障礙，擴大了旅游產品創新的思路和效果。山東半島城市群旅游聯合體提出要打造半島城市群無障礙旅游區，實現聯合體城市青島、濟南、煙臺、威海、日照、濰坊、淄博、東營8城市旅游“一票通”，即推行齊魯金穗旅游卡，統一銷售，分頭結算，真正實現8個城市一張票，方便旅游。這種旅游產品的創新著眼于游客享受旅游產品的便利性，可視為區域旅游經濟合作的在產品創新方面的新舉措。與此同時，通過區域旅游經濟合作延長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停留時間，“創造”高支付能力的高品質游客的旅游產品創新也值得關注。

政府行為推進型

在對區域旅游經濟合作的考察中，我們注意到了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作用究竟什么是其“本位”仍然存在爭議，但就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看，區域旅游經濟合作首先是對以行政區域劃分經濟區域思維或體制的一種突破。要實現這種突破并從中受益，各級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協調與組織作用尤為明顯。在政府推進型旅游發展戰略的影響下，政府在政策層面的強勢地位決定了其要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對推進區域旅游經濟合作與發展起重要作用。實踐中，自發的區域旅游合作在得到政府的支持后往往加快了發展的規模和速度，提升了合作的層次。例如，四川省政府通過推動、參與西南六省區市七方經濟協調會、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發展論壇、川滇藏“中國香格里拉生態旅游區”協調會、中國西部國際旅游發展論壇等活動，加大對外宣傳力度，對加強區域旅游經濟合作的良性發展，保障區域旅游經濟合作各項措施的順利實施，發揮了重要作用。

區域旅游經濟合作推動力實質的經濟分析

以上是對區域旅游經濟合作推動力在形式上的考察，但對經濟事物的考察不應以形式的了解為滿足。在這里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區域旅游經濟合作這種經濟模式為什么能夠出現。這涉及到對區域旅游經濟合作推動力實質的考察。

區域旅游經濟合作推動力形式與其資源配置有效性的經濟實質

對旅游資源的界定 旅游資源是一開放系統，以旅游產品為核心，只要是具有開發為旅游產品的潛力的事項，無論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都可以被視為旅游資源。旅游業競爭其實質是對旅游客源的競爭，要在競爭中獲得成功，旅游產品是否具有吸引力是關鍵因素。在此概念下，旅游產品是相關資源的集合，無論游客是否通過旅行社購買，其最終消費的都是該相關資源的集合，對該集合的評價形成了對旅游產品的評價。區域旅游經濟合作的經濟體，是這個集合中某一因素或某些因素的提供者，由于產品整體競爭力的關系和產品評價的連帶效應，使得該集合中的各個相關因素都成為影響旅游產品成敗的關鍵。

區域旅游經濟合作推動力不同的表現形式都源于資源配置的內在驅動 在自然、人文旅游資源屬性推動力中，資源的同一性、相關性、延續性是本質屬性，旅游經濟的發展要求打破人為的分割和阻斷；在區位、經濟優勢互補推動力中，經濟體發展邊界交叉、融合使得產生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在產品創新推動力中，基于對抗激烈市場競爭的自然選擇就是按照市場的要求組合各種旅游資源；在政府行為推動力中，怎樣讓各種資源為旅游經濟發展服務以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是政府行為的出發點。綜上，資源的配置有效性是區域旅游經濟合作的直接誘因。

區域旅游經濟合作中的資源配置有效性與資源運用有效性 在區域旅游經濟合作中，強調資源配置的有效性是為了提高資源的運用效率。資源運用效率是指一個經濟體如何組織并運用稀缺的資源，使之發揮出最大的作用，用既定的生產要素生產出最大量的產品，實現經濟效率；資源配置有效性是指如何在不同區域與不同行業之間分配有限的稀缺資源，即如何使每一種資源的配置達到在使用方面和方向上的最佳。區域旅游經濟合作的發展，是該區域內經濟體為了實現資源運用的經濟效率而在市場機制的引導下產生的經濟行為。資源的供給總是存在稀缺性的，當一個經濟體內部的資源不足以支撐其發展時，借助外部資源就成為必然的選擇。這種選擇的成功與否從根本上說就是資源配置有效性的問題。所以我們認為，區域旅游經濟合作是以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必然結果。

區域旅游經濟合作中對競爭與合作的再認識

區域旅游經濟合作是以競爭為導向的合作 簡單地說，就是區域旅游經濟中的合作是為了更加有效地參與激烈的市場競爭。人們同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競爭是各個經濟體間關系的常態的觀點，但也不應忽略了合作同樣是配置資源的手段。競爭與合作的良好互動是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前提。競爭與合作都源于資源的稀缺性，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體對資源的控制是獲得競爭力的天然屬性，而經濟體自身控制資源能力的大小往往與其發展的需要不同步。在此情形下，要在旅游業的國內、國際競爭中獲得成功，以區域整體參與競爭的選擇，在擴大資源控制力方面顯然具有優勢。

區域旅游資源配置觀有助于消除旅游業非理性競爭 從我國旅游經濟發展的現狀來看，旅游業在發展中暴露出了一些由于非理性競爭引致的問題。旅游產品的重復建設已經成為北京旅游業,乃至中國旅游業的一個焦點問題，而作為旅游業中介作用的旅行社也存在著較嚴重的惡性競爭。區域旅游經濟合作作為解決以上問題的一種有效途徑，其出發點值得重視。如前所述，區域旅游合作是為了區內各經濟體更好地參與市場競爭，那么，從經濟區域的角度來解決資源、產品同質性引起的旅游經濟非理性競爭就成為一種可能。在整個經濟區域中，以整體發展的觀念以市場為導向配置旅游資源，以區域而非單個經濟體為單位的資源配置觀，無疑是提高區域整體旅游競爭力的強大動力。

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區域旅游經濟合作這種經濟模式的出現具有客觀性，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有效性的直接要求，要在激烈的旅游市場競爭中獲得生存并發展，區域旅游經濟合作是必然的選擇。需要指出的是，在區域旅游經濟合作中怎樣解決區內競爭、怎樣解決培育區內核心競爭力與區內經濟中心的關系，是關乎區域旅游經濟長遠發展的緊迫性問題。區域旅游經濟合作要獲得持續健康地發展，就需要明確重視合作就是重視競爭，只有有效的合作才能促進有效的競爭。

參考文獻：

篇6

區位選擇與區域經濟發展是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兩大主題，微觀經濟活動主體理性的區位選擇導致經濟活動在某一優勢區位的聚集和擴散，在中觀和宏觀上表現為區域經濟增長。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形成和演進始終沿著區位論和區域經濟發展兩條線索進行，其間對區域經濟理論的研究日益深化。

西方區域經濟理論在淵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初創立的區位理論。德國經濟學家杜能(Tunen，1826)從區域地租出發探索因地價不同而引起的農業分帶現象，創立了農業區位論，奠定了區域經濟理論的學科基礎。20世紀初，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德國經濟學家韋伯(Weber，1909)提出了工業區位論。30年代初，德國地理學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根據村落和市場區位，提出中心地理論。

稍后，另一德國經濟學家勒什(Losch，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論框架，把中心地理論發展成為產業的市場區位論。總的看來，農業區位論和工業區位論立足于單個廠商的區位選擇，著眼于成本和運費的最低。中心地理論和市場區位論立足于一定的區域或市場，著眼于市場的擴大和優化。這些區位論都采用新古典經濟學的靜態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下的價格理論為基礎來研究單個廠商的最優區位決策，因而又叫古典區位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空間相互作用模式、各種規劃模式、網絡和擴散理論、系統論及運籌學思想與方法的應用使區位論獲得迅速發展，對區域經濟運行的動態性、總體性研究促使地域空間結構理論、現代區位論逐漸形成。地域空間結構理論主要有地域空間結構階段論、城市空間結構理論、地域空間相互作用引力理論。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域空間相互作用與市場均衡的區域經濟運行研究中，薩繆爾森(Samuelson，1952)的市場在空間上呈離散分布的空間市場均衡模式與柏克曼(Beckman，1968)的連續流模式從處于一定地域空間中的生產和消費活動出發，為空間經濟理論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而現代區位論一方面使區位研究從單個廠商的區位決策發展到區域總體經濟結構及其模型的研究，從抽象的純理論模型推導，發展為建立接近區域實際的、具有應用性的區域模型。另一方面，使區位決策客體擴大到第三產業。

現代區位論的區位決策目標不僅包括生產者利潤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戰后區位理論的發展主要是由美國學者推動的，其中，艾薩爾德(1sard，1956，1975)把古典區位論動態化、綜合化，根據區域經濟和社會綜合發展要求，把研究重點由部門的區位決策轉向區域綜合分析，建立區域的總體空間模型，研究了區域總體均衡及各種要素對區域總體均衡的影響。

現代區位論開始立足于整個國民經濟，著眼于地域空間經濟活動的最優組織，但其整個理論框架仍然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假設，這極大地影響了現代區位論對現實區域經濟問題和區域運行的解釋力。

傳統的區域經濟增長理論分為區域經濟平衡增長理論和區域經濟不平衡增長理論。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定下對區域經濟增長問題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索羅一斯旺增長模型。索羅和斯旺(SolowandSwan)在生產要素自由流動與開放區域經濟的假設下，認為隨著區域經濟增長，各國或一國內不同區域之間的差距會縮小，區域經濟增長在地域空間上趨同，呈收斂之勢。

不平衡增長是短期的，平衡增長是長期的。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56)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動性的假設下，提出區域收入水平隨著經濟的增長最終可以趨同的假說。這兩種理論實際上就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空間均衡論，即市場價格機制能夠使區域間的收入均等化。

20世紀5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的同時，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日益拉大。而發達國家以追求經濟高速增長為目標，把大量資源和要素集中投入到經濟發展條件較好的區域，經濟高速增長的結果，不僅沒有緩解反而加劇了發達區域與欠發達區域之間的兩極分化。

這種差距拉大和兩極分化表明僅僅依靠市場的力量已經很難解決所有的區域發展問題，區域經濟增長并不像新古典經濟學家設想的那樣收斂，即發達區域與欠發達區域的經濟增長情況并不一致，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區域差距沒有縮小反而拉大。

為了對這一現實經濟問題進行解釋并為促進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區域經濟增長提供理論和政策依據，部分經濟學家提出了一些很有見地的區域經濟不平衡增長理論。主要有繆爾達爾(Myrdal，1957)的“循環積累因果理論”、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核心-邊緣理論”等。繆爾達爾指出，市場力作用傾向于擴大區域差距而不是縮小區域差距，一旦差距出現，則發達區域會獲得累積的競爭優勢，從而遏制欠發達區域的經濟發展，使欠發達區域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因素越積越多。

赫希曼的觀點與此類似。他認為，增長在區際間不均衡現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區的發展會通過涓滴效應在某種程度上帶動區發展，但同時，勞動力和資本從區流入核心區，加強核心區的發展，又起著擴大區域差距的作用，極化效應起支配作用。要縮小區域差距，必須加強政府干預，加強對欠發達區域的援助和扶持。20世紀60年代，美國發展經濟學家P·弗里德曼從國家角度提出“中心邊緣理論”對赫希曼的“核心-邊緣區理論”進行補充。

與此同時，西方區域經濟理論對區域貿易的理論研究也取得進展。瑞典經濟學家俄林(Olin)把區際貿易引入新古典經濟學，使其成為一般均衡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俄林從貿易角度研究了要素流動、要素價格與商品價格之間的關系。認為，區際貿易、國際貿易與要素自由流動會帶來區域之間生產要素價格與商品價格的平均化。

總之，為了解決區域問題，西方經濟學家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下，根據凱恩斯的理論，利用宏觀經濟分析方法，對區域內部資本積累、勞動力就業、技術創新與國民收入增長的關系，區內產業結構演進與升級，區際分工與區際貿易，中心城市及鄉村的可持續發展等問題進行了研究，現代意義上的區域經濟理論框架已經成形。

二、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新發展

在新古典經濟理論框架下的西方區域經濟理論，主要從規模報酬不變和不完全競爭出發來研究現實的區域經濟問題，把由于規模經濟和聚集經濟帶來的規模報酬遞增看成是一個外生變量。新古典經濟理論模型中，要素流動是瞬間、無成本的，生產要素、商品和勞務不完全流動性、經濟活動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規模經濟和完全競爭假設的矛盾無法解決。

隨著建模技術的升級，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納入到自由的框架中，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西方區域經濟理論在不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遞增的框架下獲得新發展。

目前，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研究最活躍的領域是新經濟地理學。迪克斯特與斯蒂格利茨(DixitandStiglitz，1977)建立的壟斷競爭模型為空間因素納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礎，新經濟地理學由此產生。

廣義地講，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有兩個發展方向：一是用新方法對區位選擇進行再研究，二是以新方法為基礎，用“空間”觀點分析區際貿易。新經濟地理學的主要代表是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P．Krugman)、藤田(Fujia)、莫瑞(Mori)、瓦爾茲(Walz)、馬丁(Martin)、沃納伯爾斯(A．Venables)等。

克魯格曼試圖通過建立一個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下的規模報酬遞增模型，把區域經濟理論研究納入主流經濟學。

1991年，他在總結哈里斯(Harris，1954)的“市場潛力”理論與普里德(Bred，1966)的以市場規模與區域產業范圍間循環關系為基礎的進口替代區域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采用迪克斯特與斯蒂格利茨的壟斷競爭假設，把一個經濟分為生產同質產品的農業和生產不同的可以替代產品的制造業，農民不能流動而工人可以流動，農業沒有運輸成本，制造業的運輸成本與薩繆爾森的“冰山”形式存在(及任何之成品在運輸過程中都有一部分丟失)建立了。

一個兩區域兩部門模型。他認為，收益遞增的作用就是使每一種產品只有在一個地方生產才有利可圖，其結果是不同地方就生產不同的產品，生產差別產品。當一個地區有勞動力流入時，它不是生產更多的現有產品組合，而是生產新產品。

模型分析的結果表明，一個經濟規模較大的區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聯系，會出現一種自我持續的制造業集中現象，經濟規模越大，集中越明顯。運輸成本越低，制造業在經濟中所占的份額越大，在廠商水平上的規模經濟越明顯，越有利于聚集，“中心—邊緣”結構的形成取決于規模經濟、運輸成本和區域國民收入中的制造業份額。

克魯格曼還建立了一個動態的多區域模型來解釋當空間結構均衡時，動態的力量確實趨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離分布的聚集點(城市)。他通過區域跑道模型演繹了區域運行的幾何結構。區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區域經濟體系中各個構成部分呈環狀分布，認為運輸費用僅僅受環形周長的影響，制造業的同一布局總是處于均衡分布狀態。地平面并不是穩定不變的，集中的區域環形分布會產生輕微紊亂的地平面，自發演化出一個或多個制造業集中。這樣，制造業區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發展到兩區域集中布局，而這兩個最終集中布局區域特征正好相反。

瓦爾茲(Waltz，1996)則認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會導致規模收益遞增的生產和創新產品的區域性集中，區域經濟增長源于產業部門的地理集中及由此產生的持續的生產率提高。

馬丁(Martine，1999)研究了聚集經濟條件下的區位競爭問題。他通過模型分析得出結論，在最初的區位競爭中獲勝的區域對其他企業具有較大的吸引力，參與最初區位競爭的第一個企業雖然可以獲得較大的財政激勵，但隨后的其他企業卻能夠從該區域的產業聚集形成的外部經濟中獲益。對在區位競爭中獲勝的區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為隨后進入的廠商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在同一區位的廠商數目會隨著外生的相對成本優勢和內生的聚集優勢的增加而增加。

藤田和莫瑞(Fujitaand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業經濟體系中的運費與規模經濟差異，認為經濟體系會自動發展為一個中心地體系，他們(1996)對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級體系模型進行了修正，通過構建基礎模型進行預測分析后，發現人口增加會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時期內在一個長而狹窄的經濟體系產生，并沿著一條線逐漸向外擴展，形成多城市空間。與古典區位論一樣，這些研究都強調經濟活動聚集帶來的外部經濟對區位選擇的重要影響。所不同的是，克魯格曼更強調由經濟活動聚集帶來的、與市場供求相連的金融外部性的作用。

在區際貿易方面，沃納斯伯爾(Venables，1996，1999)把新經濟地理學模型作為區際貿易新類型的基礎。認為，假定生產要素不能自由流動，如果中間性商品受到規模經濟和運費的影響，生產過程中所引起的區際經濟分化必然出現。在這種情況下，擁有大量制造業門類的區域能為中間性商品提供比較廣闊的市場，使這些國家和地區趨向于區域一體化集中，從而使下游生產具有成本優勢，并強化這種優勢，循環往復。

他通過研究發現，在高收入的工業“核心”區與農業“邊緣區”的分化過程中，市場規模擴大的驅動遠遠超過區域一體化增長的驅動力。此外，沃納斯伯爾還把運輸成本納入赫克歇爾-俄林(Heckscher—Ohlinmodel)的區際貿易模型，發現貿易方式和生產方式不僅取決于資源稟賦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賴于運輸成本，后者與國家或區域的地理位置有關。新貿易活動的區位選擇相對于已有的貿易活動密度而言，依賴于要素密集和運輸密集度。

巴德溫和弗斯開爾德(BaldwinandForskild，1997)則提出了區域與貿易分析的另一種觀點，認為現有的區域分析方法應主要用于區域經濟增長內部。因為在各種區域模型分析中，循環過程不僅涉及到生產要素的流動，而且涉及到生產要素的積累，市場規模大的區域，投資額越大，又會進一步增大市場規模。

新經濟地理學力圖把“空間”因素引入對區際貿易的分析，通過把運輸成本作為“空間”因素納入區際貿易模型來解釋貿易量隨距離的增加而迅速減少，價格、要素報酬和行業生產率在不同區域間差異等與區際貿易問題。

此外，隨著發達國家從工業化社會向后工業化知識社會的轉變，經濟中更多的有形投資流向高技術商品和服務，在研究與開發、教育與培訓等方面的無形投資也越來越重要。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一方面將技術進步當作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術進步是外生變量而把它排除在模型之外。為了更好地解釋經濟現實，一些經濟學家直接把知識納入生產函數之中，用于說明知識對經濟長期增長的作用，建立了新經濟增長理論。

阿羅(Arrow，1962)最早用內生技術進步來解釋經濟增長，他假定整個經濟體系內存在著技術溢出，在不存在政府干預時的競爭性均衡是一種社會次優，均衡增長率低于社會最優增長率，政府可以采取適當政策提高經濟增長率，使經濟實現帕累托改進。此后，羅默(Romer，1986)在其知識溢出形模型中，用知識的溢出效應說明內生的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唯一源泉，強調知識的外部性對經濟的影響。盧卡斯(Lucas，1988)的人力資本溢出模型則認為整個經濟體系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資本的溢出造成的。

新經濟增長理論通過技術進步內生化為區域經濟增長和發展理論奠定了微觀經濟學基礎。實際上，內生技術進步的經濟增長在地域空間上表現為區域經濟增長的不平衡，聚集經濟、規模經濟產生的技術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術外部性即技術溢出效應，金融外部性則是與市場擴大相聯系的外部經濟)使要素邊際收益遞增，從而引起經濟活動的地域空間聚集和擴散，這樣，規模經濟就不再是一個外生的經濟變量，而作為內生經濟變量進入到區域經濟增長模型中。

規模經濟內生化的結果是區域經濟增長差距越來越大。巴羅與薩拉-艾-馬丁(BarroandSala—I—Martin，1991)認為，雖然國家收入水平與長期趨勢之間的差距越大，其增長也越快，但由于缺乏長期增長的潛能，遞增收益阻礙著各國經濟增長差距的縮小，各國經濟增長最終趨向發散。鮑莫爾(W．J．Baumol)從生產性角度研究了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趨勢，發現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之間不存在收斂趨勢。

隨著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歐盟的形成，新區域主義開始取代傳統的舊區域主義。新區域主義以新經濟地理學為理論基礎，埃斯爾(Ethier，1998)總結其特征如下：鼓勵世界區域貿易和多邊貿易的自由發展，發展中國家放棄閉關自守、反對市場經濟的政策，而代之以融入多邊貿易體系的政策；區域協定往往涉及到深層次的一體化問題；區際貿易自由化是適度的；企業的區位、發展極、區域增長方式和發展模式的選擇也隨之發生變化。漢森(Hanson，1998)通過實證分析發現經濟一體化對各國生產的空間組織有重要影響，其中對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區位選擇影響大于發達國家。

三、評析

新古典經濟理論在完全競爭市場結構和生產函數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下研究微觀經濟活動和宏觀經濟增長，把要素流動看成是瞬間的、無成本的，認為市場力量會使經濟趨于均衡，當經濟運行偏離了原有的均衡狀態，市場經濟體系具有一種自我恢復均衡的力量。其理論中不包含空間因素。

一些經濟學家根據區域經濟增長的實際，對這一觀點提出了挑戰，建立在新古典經濟理論基礎上的傳統區域經濟理論認為，微觀經濟活動主體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促使生產要素流向區位條件優越的地方，經濟活動聚集在某一區位會產生外部性，多個廠商相互作用的結果會獲得規模經濟效益。

規模經濟效益的產生，一方面源于由于廠商規模擴大所帶來的利益增長，另一方面源于由于廠商外部性增長所帶來的利益增長。后者是由那些在生產或分配上存在密切聯系或在布局上指向性相同的產業按一定比例與規模集中布局在擁有特定優勢的區位所產生的增加收益。

他們認為，單個廠商內部的規模經濟通過外部性可以匯總為總量生產函數的規模報酬遞增，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價格機制的作用使經濟活動和產業趨向于集中在市場潛力大的區位，而市場潛力大的區位往往又是經濟活動和產業集中的地方，區位決策是內生的，區域經濟增長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強性。生產要素不斷向優勢區位和區域聚集，引致區域經濟不平衡增長。從地域空間來看，權衡規模經濟和運輸成本后，廠商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種城市架構，為相互交錯的六邊形市場區提品。

傳統的區域經濟理論研究者假設某個區位或區域的要素供給具有高彈性，都意識到高彈性的要素供給對發展過程中的外部性形成十分重要。實際上，無論是微觀的區位決策，還是宏觀的區域總體空間均衡及區域經濟發展，外部性與規模報酬遞增都起著關鍵作用。

與新古典經濟學家不同，當代區域經濟理論研究者更強調金融外部性對規模經濟形成的意義。在他們看來，單個廠商生產能力的規模報酬遞增，運輸成本和要素流動性等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導致了聚集現象的出現。但他們在新古典經濟理論假設下提出的挑戰，卻因規模經濟與完全競爭理論上的不相容而缺乏微觀經濟理論基礎。

從理論上講，完全競爭假設與內生的規模報酬遞增是矛盾的，為解決這一新古典假設帶來的難題，傳統區域經濟理論在堅持完全競爭的條件下，把規模報酬遞增當作外生經濟變量，這樣就可以在個體最優化和一般均衡的模型下研究區位選擇。

然而，這種假設處理的一個必然結果是無法從理論上解釋生產活動地域空間聚集與擴散的循環累積性，使區域經濟增長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強性思想停留在粗略的描述性階段，使其難以融入主流經濟學。而且受當時已有的建模技術限制，區域經濟學家和發展經濟學家們在研究區域經濟發展問題時，無法把他們的思想用形式化的嚴謹的模型表達出來。

他們在研究經濟發展問題時，大多采用一種非數學的風格，沒有意識到對形式的追求正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經濟學朝著建立明確模型的方向發展。

此外，他們的研究沒有明確說明市場結構，即他們在描述的假想經濟中的競爭狀況時，往往想當然地認為規模經濟是欠發達區域工業化的一個制約因素，而未對這種規模經濟的形成機制和結果進行深入的分析。除了劉易斯的過剩勞動理論比較容易被模型化外，許多其他的經濟發展理論則很難被模型化，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其思想的傳播和交流。

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發展與主流經濟學的發展密切相關。隨著主流經濟學的發展，不完全競爭模型的建立為傳統區域經濟理論的兩難困境提供了工具。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經濟地理學的經濟學家們通過建立不完全競爭與規模報酬遞增相容的模型，把區域經濟活動聚集和擴散的內在機制用嚴密的數學模型表示出來，努力把空間因素納入到主流經濟學的理論體系。

篇7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紛紛涌現，對整個世界產生了深刻影響。許多學者也用理論或實證的方法，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經濟效應進行了廣泛研究，但是總體而言，前人在研究經濟一體化對成員國帶來的經濟效應的差異上著墨甚少，沒有很好地回答類似“一國獲益是否是建立在另一國受損的基礎上”等問題。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中的成本約束

西方學者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歷史追溯到世界殖民體系的建立及早期歐洲國家間的經濟安排，但是對這一現象的經濟分析卻始于二戰后Viner（1950）和Meade（1955）的開創性研究。Viner在其局部均衡框架中提出了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兩種效應，依此確定一國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安排中的利益得失。由于某些產品可能發生貿易創造效應，而另一些產品又可能帶來貿易轉移效應，因此一國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安排的經濟效應是不確定的。

針對Viner理論的不足，許多經濟學家從不同側面給出了有益補充。Arvind Panagariya（1995）認為，如果FTA對成員國的福利效應可以檢驗，那么取消內部關稅帶來的收入轉移將表現為成員國之間關稅收入的重新分配。此時，一國福利呈下降態勢。特別是類似墨西哥這樣的高關稅國家與類似美國這樣的低關稅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區，墨西哥的關稅損失會大于貿易創造帶來的福利改善，整體福利下降。

Meade（1955）理論克服了Viner局部均衡分析固有的缺陷，在一般均衡框架中考察區域經濟一體化安排對成員國、非成員國以及世界經濟體系的影響。在其理論中更明顯的呈現出這樣一種格局，即區域經濟一體化安排在為一國帶來福利改善的同時，為他國帶來的卻是福利損失。具體哪一國受損，哪一國獲益取決于兩國的貿易結構、生產水平及資源稟賦狀況。

隨著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的引入，M.Corden（1972）等經濟學家開始從新的角度分析區域經濟一體化安排的各種效應，包括成本削減和貿易壓制兩個補充效應。此理論為分析不同利益格局的產生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模式選擇，是指一國決定與怎樣的國家或集團實施經濟一體化安排，才最有可能為該國帶來確定的或更大的收益。基于以上的理論分析，以及各國本身經濟約束條件的差異，便產生了南南模式和南北模式的基本劃分。

二、南南模式

南南模式，是指發展中國家之間達成協議建立自由貿易區。20世紀60、70年代后，世界上涌現出了許多南南型的經濟一體化集團，影響較大的有亞洲的東盟、美洲的加勒比共同體、南方共同市場和非洲的東非共同市場等等。有些在一體化的道路上走得比較穩健，存續到今天；有些則早早解體。這些均為經濟研究提供了大量實例，促進了理論發展。

假設兩個發展中國家A和B建立自由貿易區。初始條件下，兩國在初級產品的生產上具有比較優勢，在工業品的生產上具有比較劣勢，但A國相對于B國和區外國家的劣勢要小一些；同時由于高關稅的保護，兩國沒有按比較優勢進行分工，在工業產品上既有國內生產也從區外國家進口。自由貿易區建立后，對內關稅的取消和對外高關稅的存在，部分從區外國家的進口會轉移到區內國家。這時，由于A國在工業品的生產上相對于B國有優勢，A國的產品更有價格競爭力。從靜態看，A國將獲得貿易轉移和貿易創造的好處；從動態看，兩國將在自由貿易區的范圍內，按照比較優勢的原則重新進行分工，A國成為工業產品的唯一的提供者，其福利大為改善，而B國卻承擔了一體化的所有損失。以上結論得到了東非共同市場和中美洲共同市場的印證。

東非共同市場的發展表明，上文分析中所描述的利益分配格局很有可能發生。在這個經濟一體化組織中，肯尼亞相對于其他區內國家如烏干達等在工業品的生產上具有比較優勢。這種優勢的獲得可能是源于肯尼亞有較完善的基礎設施、較先進的技術,也可能是恰巧擁有更多的技術工人。共同市場建立后，肯尼亞接受了區內其他國家的貿易轉移，并且在對外高關稅的保護下供給區內市場。數據表明，20世紀60年代，肯尼亞生產了共同市場內超過70％的工業品，其中70％以上出口到區內其他國家。這種對一國有利而對其他國家有害的利益格局引起了其他國家的廣泛不滿，并最終成為導致東非共同市場解體的原因之一。

上文的分析還隱含了一個條件，即工業化要比專注于初級產品的生產對發展中國家更有利。實際上P國從初級產品生產的分工和專業化中能獲得部分好處，但是這顯然無法彌補由于工業部門的崩潰而帶來的損失。另外，這種利益格局的顯著性還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約。第一，成員國之間在比較優勢上的差異越大（當然相對于區外世界是同方向的），比較優勢進行的產業結構調整的幅度可能就越大；第二，成員國之間潛在的經濟規模的差異越大，產業轉移的幅度也就可能越大。對肯尼亞來說，假若其潛在的生產能力不夠大，該國資源的重新配置就不足以滿足區內其他國家對工業品的需求，貿易轉移的比例就越小，工業部門向肯尼亞轉移的份額就越小，福利的改善就越不顯著。假若相對經濟規模較大的國家恰好是在工業產品的生產上具有相對比較優勢的國家，那么區域經濟一體化會為該國帶來明顯的福利改善，而使其他國家蒙受一體化的損失。

ASEAN屬于南南模式，其中雖然有所謂的新興工業化國家，但仍屬于發展中國家。20世紀60、70年代開始的經濟起飛使這些國家不再是僅具有初級產品比較優勢的發展中國家。憑借廉價的勞動力，各國在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勞動力密集工序上發揮了比較優勢，工業取得了較快發展。同時，各國經濟起飛時期接近，經濟發展水平比較接近。這些因素都使上文對南南模式的分析不能完全適用。

三、南北模式

南北模式，即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實施經濟一體化。通常認為，南北模式對所有成員國都具有正的經濟效應，而且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福利改善極其顯著。

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本來就處于分工的兩端，在工業-農業或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勞動密集型產品上分別具有比較優勢。自由貿易區建立前，雙方向對方或世界提供的產品本身就較有競爭力，自由貿易區建立后又繼續在各自擅長的領域進行專業分工，提供更有效率的生產和更多廉價產品的消費。貿易轉移基本不發生或貿易轉移極為有限，而貿易創造卻顯著地發生。因此，各成員國都得到了福利的改善。

然而，實際情況并非如理論分析的那樣樂觀。表1顯示，對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出口在美國對外出口中所占的比重20年來僅上升了2個百分點，從這兩國的進口所占比重也變化細微，分別為上升2個和3個百分點。NAFTA建立后的5個年份，即1996~2001年，出口比重基本不變而進口比重略有上升。表2表明，加拿大對美出口比重顯著上升，對墨出口比重有所下降，特別是NAFTA建立之后，且對墨出口份額持續很小，1996~2001年度僅占其總出口的0.5%；而加拿大來自美國和墨西哥進口比重均略有增加。表3數據顯示，墨西哥與美國的貿易關系持續加強，對美進出口占其對外進出口的比例均達到70%-80%以上。但與另一伙伴國加拿大的貿易聯系則非常薄弱，NAFTA建立后的年份中對加進出口僅占其進出口總值的2%。

綜合以上三國數據，NAFTA建立后，三國確實發生了一定的貿易融合，貿易關系更為密切，但這種融合并沒有呈現加速趨勢。美加自上世紀60年代就已經開始實施經濟一體化措施，如美加汽車協定和美加自由貿易協定簽訂生效；墨西哥也從20世紀80年代始采取了諸多促進與美貿易自由化的政策。這些可以部分解釋為何NAFTA的建立沒有顯著促進三國貿易聯系，而只是“鎖定了”早先存在的經濟一體化安排的成果。

應該說這種格局的形成是符合比較優勢原則的，根據該原則各國都應該在各自具有比較優勢的領域進行生產，而自由貿易區的安排正是為這種分工創造了更大的空間。但這種靜態的比較優勢很有可能將發展中國家鎖定在現有的經濟水平上，福利不能持續提高。

四、小結

區域經濟一體化本質上講是各國按其現有的比較優勢在區域集團內部進行的再分工、專業化及資源的重新配置。不同國家受其自身和面對的經濟約束條件的影響，會得到不同的經濟結果。可能損失也可能獲益。各國都是從本國利益出發，在博弈中求得穩定的解。

我國目前正在大力倡導與周邊國家建立形式多樣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進展較快的有中國－東盟10＋1自由貿易區。作為大的發展中國家，從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與東盟這樣在產業結構、經濟發展水平差距不大的區域集團建立自由貿易區調整成本是比較小的。雖然不能確保未來的自由貿易區能為各國帶來較大的福利改善，但是由于利益分配相對公平，卻能使此組織較為穩定得以發展。另外，我國還有意在“上海合作組織的框架下發展同中亞和俄國的經濟合作，但由于我國具有的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的國際競爭力，普遍引起中亞國家和俄國的擔憂，很有可能產生上文南南模式中的第一種利益格局，顯然將面臨較大阻力。正如某些經濟學家所建議的，合理的補償機制對建立這樣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至關重要。

參考文獻：

1、Dean A. DeRosa.Regional Integration Arrangements: Static Economic Theory, Quantitative Findings and Policy Guidelines，Background paper for a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Report entitled Regionalism and Development,1998.

2、Anthony J. Venables，Regional Integration Agreements: a force for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1999.

篇8

一、引言

十六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這既是新世紀新階段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現實課題,也是貫穿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過程的長期任務,對此國家提出了發展中部的計劃。安徽作為中部的中心省份,首先要從自身做起從而做好帶頭工作,對此安徽省提出了基于“合蕪蚌”區域的區域經濟以發展安徽總體的經濟綜合實力。因此我們有必要對經濟的構成子體進行客觀有效的分析。

二、DEA方法及其模型介紹

(一)DEA方法概述

DEA(date envelopmentan alysis)方法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于1978年由美國運籌學家A.Charnes和W.W.Cooper等人創建。DEA作為在“相對效率評價”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系統分析方法,能夠直接估算多個決策單元效率之間的相對關系,即相對有效性。其主要思想來源于Farrell(1957)的前沿面效率測量,作為運籌學領域的一個新方法,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理論方法體系,其理論和應用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已經成為運籌學、管理科學和數理經濟學交叉研究的一個新領域。依據DEA方法、模型和理論,可以直接利用輸入和輸出數據建立非參數的DEA模型,進行經濟分析;同時,使用DEA對DMU進行效率評價時,可得到很多管理信息,與傳統的C-D生產函數相比具有明顯的優勢。

作為一種非參數方法,DEA無需進行參數估計,不需要預先知道投入產出指標之間的顯性函數關系。因此,DEA在避免主觀因素和簡化算法、減少誤差等方面有著不可低估的優越性。而且各地區經濟具有典型的多輸入、多產出特點,故將兩者結合在一起,運用DEA方法對“合蕪蚌”三市的經濟情況進行分析,并提出相關改進措施,相比其他方法有更顯著的優勢和實用性,本文運用基本模型對“合蕪蚌實驗區”的生產效率進行評價。

(二)DEA模型及其重要結論

原始C2R的模型是一個分式規劃,利用Chames-Cooper變換將分式規劃化為一個等價的線性規劃,再利用線性規劃的對偶理論,得到對偶規劃,得到的對偶規劃可用來判斷評價對象的活動是否位于其活動可能的前沿面上。

我們定義xij為第j個決策單元對第i種類型輸入的投入總量,且x0>0;yrj為第j個決策單元對第r種類型輸出的產出總量,且yrj>0;vi為對第i種類型輸入的一種度量(或稱權);ur為第r種類型輸出的一種度量(或稱權);且i=1,2,…,m,r=1,2,…,s,j=1,2,…,n。xij及yrj為已知的數據,它可以根據歷史的資料或預測的數據得到;vi和ur為變量。對應于權系數:v=(v1,v2,…,vm)T,u=(u1,u2,…,us)T。為方便起見,將yr0記做y0,同理記x0。由最初的分式C2R模型變化來的一般形式為:

maxμy=Vps.t.ωx-μy≥0ωx=1ω≥0,μ≥0,j=1,2,…,n

對其對偶問題引入非阿基米德無窮小(通常為106),模型變為:

min[θ-ε(e^T•s-+eT•s+)]=VD(ε)

s.t.

xjλj+s-=θx0

yjλj-s+=y0

λj≥0,s-≥0,s+≥0

j=1,2,…,n

其中:e^T=(1,1,...1)∈Em,eT=(1,1,...,1)∈ES。

C2R模型有以下重要結論:

若VD(ε)的最優解θ*=1,s-*=s+*=0時,決策單元為DEA有效,即在這n個決策單元組成的經濟系統中,在原投入為x0的基礎上所后的的產出y0已達到最優;若VD(ε)的最優解θ*=1,但s-*不s+*不全為0,則決策單元為DEA弱有效,記載這n個決策單元組成的經濟系統中,對于投入x0可減少s-*而保持原產出y0不變,或在投入x0不變的情況下可將產出y0提高s+*;若VD(ε)的最優解0

1、規模效益分析

對于C2R若存在λ*,使得λ*j=1,則j0期為規模效益不變,即相對規模有效,此時決策單元達到最大產出點;若∑nj=1λj1的值越大遞減趨勢越大,表明決策單元在投入x0的基礎上,增加投入量,產出量將不會有更高比例的增加,即沒有必要增加決策單元的投入量,該適當減少投入量。

2、投影分析

在評價對象為DEA無效時,其在有效前沿面上的投影,即進行調整的方法為:

x^0=θ*•x-sy^=y+s

則(x^0,y^0)為(x0,y0)在有效前沿面上的投影,相對于原來DMU是有效地。也就是說,可以通過調整非DEA有效地DMU輸入輸出值來使該DMU達到DEA有效。

三、實證分析

(一)實證分析指標體系的確定

為了更好地分析“合蕪蚌實驗區”經濟發展的具體實際情況,對這三個行政區域進行比較。在遵循全面比較的前提下,選取城市建筑面積、常住人口數、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以及地方財政支出作為投入指標;而將生產總值、就業人口總數和平均工資作為產出指標。

(二)DEA模型計算結果及其分析

結合表1以及C2R模型,利用數據包絡分析專用軟件DEA計算出三個市的總體效率及格對應松弛、剩余變量的數值(見表2)。

1、經濟效益分析

由表2中可以看出只有合肥市達到了資源效率的充分利用,蚌埠市、蕪湖市都存在資源使用率不高的現象。但這三個城市的資源利用總體效率還是很高的,同時我們發現蕪湖、蚌埠這兩個地方還存在資源投入不足的問題,我們按其值的大小對其排序得到,這兩個城市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因為它們的效率都近似于1。這樣的現狀也符合當前幾年安徽省經濟發展迅速的總體狀況,現在正是中部崛起的時刻,而安徽又是中部的中心,合肥市是安徽的中心,蚌埠是安徽的北部重鎮,蕪湖又是安徽南部的重鎮,所以三者的情況大體就代表了安徽發展的總體狀況。

2、規模效應分析

從表2中我們知道只有合肥市的規模效益是1,說明它的總體發展規模比較合適,處于一種相對理想的狀態,蚌埠市與蕪湖市的發展都存在規模效應遞增的狀況,這不僅說明這兩個城市的發展沒有達到最優化,也說明了這兩個城市的發展速度很快,各種原有的資源配置已不適應當前的發展,所以有必要適當的改變當前的資源配置狀況,以促進經濟的發展。

3、技術效率分析

技術效率衡量DMU以既定投入資源提供相應產出的能力,其大小與決策單元的管理水平直接相關,只有合肥市的DEA技術效率達到了最優,蕪湖市、蚌埠市的資源利用技術效率都未達到最優。對于合肥市,它是安徽的省會,又是中國少數幾個教育基地,所以它的科技軟件與硬件都很發達,所以它的資源利用率就相對較高;蕪湖市位于長江沿岸,工業相對發達,但其科教水平不存在明顯的優勢,所以總體上落后于合肥市;至于蚌埠市,它是安徽北部重鎮,工業相對與強兩個城市較弱,但其科教水平比蕪湖強,所以三者出現了“合肥一枝獨秀,蕪湖蚌埠并駕”的現象,而蕪湖市、蚌埠市的θ值很接近,也證明了這一點。

4、投影分析

由于x^0=θ*•x0-s-*,y^0=y0+s+*,我們可以知道,相對無效的決策單元化為有效時的調整量分別為:Δx0=x^0-x0=(θ*-1)x0-s-*;Δy0=y^0-y0=s+*,對DEA效率較低的蚌埠,蕪湖進行投影分析。

對于蕪湖我們可以得出下列數據:

Δx1=(0.9851-1)×126.31-0.1834=

-2.0402

Δx2=(0.9853-1)×228-0.2858=-3.63734

Δx3=(0.9853-1)×4447168-0=-65373.37

Δx4=(0.9853-1)×843060-0.1735=

-12393.15

Δy1=0,Δy2=0.1023,Δy3=0.1563

其結果說明,蕪湖市要想達到DEA有效,則城市面積應該在原有的基礎上減少2.0402KM2,常住人口數目應該減少3.63734萬人,固定資產應該減少65373.37萬元,對于地方財政上可以減少12393萬元,同時就業人數應該增加0.1023人,平均工資應該增加0.1563元。

對于蚌埠市我們可以得出下列數據:

Δx1=(0.9490-1)×102.74-0.1723=

-5.41204

Δx2=(0.9490-1)×321-0.3684=-16.7383

Δx3=(0.9490-1)×1766479-0=-90090.4

Δx4=(0.9490-1)×735994-0.1163=

-37535.82

Δy1=0,Δy2=0.1676,Δy3=0.1244

其結果說明,蚌埠市要想達到DEA有效,則城市面積應該在原有的基礎上減少5.41294KM2,常住人口數目應該減少16.7383萬人,固定資產應該減少90090.4萬元,以及地方財政上可以減少37535.82萬元,同時就業人數應該增加0.1676人,平均工資應該增加0.1244元。

四、結論

通過實證分析可以看出,DEA方法是評價分析地方區域經濟效率的有效手段。可以通過該方法評估安徽省各市相對有效狀況,并指出經濟有效前沿面即生產的有效面,以及在非有效單元在其上的大小。并且可以確定規模效益,為管理層的決策提供科學上的參考信息。從表2中的結果我們也可以知道,這三個城市的經濟發展都處在有效率的狀態中,這也與安徽省近幾年的整體發展狀況相符合。但同時也存在各種相應的問題,只有我們意識到這些問題我們才能揚長避短,提高各自經濟的效益。但DEA方法在實踐中還得與實際相結合,不能用純理論的方法去指導實踐,要用使用的態度對待我們所遇到的狀況和分析結果。

參考文獻:

1、Cooper W.W.Seiford L M,Thanassoulis E,Zanakis S H.DEA and its Us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2004(2).

2、余景亮,劉存麗.基于DEA方法的城市經濟發展效率評價[J].統計與決策,2008(20).

3、魏權齡.數據包絡分析[M].科學出版社,2006.

篇9

(一)人力資本基本理論

通常認為區域人力資本是人力資本在區域上的體現，即該區域內的人所擁有的體力、健康、資歷、經驗、知識、技能及其他精神存量的總稱。從理論淵源上說，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奠基人威廉?佩蒂第一個明確地將人視為資產，并試圖估算其經濟價值。隨后，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首次明確提出人力資本的概念。近代馬歇爾也指出：“一切資本中最有價值的莫過于投在人身上面的資本”。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人力資本理論作為現代經濟學的一個獨立分支，系統地產生和發展起來。西奧多?W?舒爾茨在其論文《人力資本：一位經濟學家的觀點》中結合經濟增長問題的分析首次明確提出人力資本的概念，闡述了人力資本投資的內容以及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美國當代著名經濟學家明塞爾，從個人收入分配和勞動經濟問題的研究中進入人力資本領域，開創了人力資本的方法；加里?貝克爾更是將微觀經濟分析的領域擴大到非市場行為的人類行為及其相互作用的廣闊領域，將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工具應用于人力資本投資分析，提出了一套較為系統的人力資本理論框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此后人力資本理論開始在理論和實踐上有了長足的發展。

(二)人力資本與區域經濟增長理論

一般認為決定經濟增長的要素主要有四個方面，即：地區經濟結構、區域性稟賦、人力資本和制度環境。而美國等國家經濟增長核算結果表明，按照傳統的計量方法，人均收入的增長率大大高于人均資本的增長率，即總收入的增長率高于資本與勞動等要素投入的增長率之和，于是形成了所謂的增長“余差”。但是目前許多學者主要將目光停留在區域產業、制度環境、區域政策以及政府行為上。而未對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給予應有的重視。于是就引發了一系列的問題。在經濟增長中，人力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有著怎樣的支撐作用，如何發揮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等。

人力資本和經濟增長有著密切的關系，它已經成為知識經濟時代經濟增長的真正源泉，在傳統的農業社會，土地、勞動力等自然資源是經濟活動的要素；工業經濟時代，自然資源、物質資本和勞動力是經濟成長的動力源泉；知識經濟時代，人力資本地位凸顯，人力資本的積累，技術的進步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在某些情況下，即使不增加外生變量，也能實現經濟增長，這一驅動力就是人力資本的不斷積累。

首先，人力資本投資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助推器。一方面，人力資本投資可以極大地提高人的生產力和創造力。為經濟增長帶來強勁的原動力；另一方面，較高的人力資本存量又是人類文明自身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投資越多。社會經濟發展越快。

其次，人力資本投資收益大于物質資本投資收益，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支撐。人力資本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與物質資本相比，更能推動和促進經濟增長。美國國民收入新增加的財富中有80%是由人力資本投資所提供的。只有20%左右來自物質形態。

第三，人力資本投資有助于提高勞動者素質，是經濟增長的可靠保證。它可以明顯改善勞動者素質，與物質資本結合起來創造財富，實現經濟增長：經濟的快速增長又可以提供更多的資金。正確處理人力資本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就可以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加快經濟增長。

二、我國區域人力資本投資的聚類分析

(一)我國區域人力資本投資現狀

目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人力資本已成為有價值，最富有潛力的核心、關鍵資源，并成為最富增值效益的資本。然而，我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極不平衡，區域人力資本投資也呈現出東高西低的顯著非均衡性。

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區域則人力本聚集程度高，反之則低。這種非均衡性是在長期發展的歷史中形成的，并對未來人力資本的區域分布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由于人力資本開發過程需要的時間長。見效慢，而且開發的經濟效益難以直接量化，因此當決策者出于政績考慮的時候，往往在見效快、容易度量的物質資本投資上下功夫，造成了投資決策的短期行為，而這種短期行為的危害性往往在經歷了很長時間之后才會顯現出來，于是又進一步增加了克服這種短期行為的難度。

(二)我國區域人力資本投資的聚類分析

根據人力資本投資的凝聚結果，可以把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分為4類，第一類為北京、上海、天津、廣東、浙江、遼寧，說明這些地方人力資本投資水平都非常高；第二類為重慶、山東、福建、江蘇、黑龍江、吉林、內蒙古、陜西、安徽、廣西、江西、山西、湖北、湖南、海南、河南、河北，這些地區的相似性很大，人力資本投資處于中等水平；第三類為云南、甘肅、青海、新疆、貴州、寧夏．第四類只有一個就是。人力資本投資水平比較落后。

根據經濟增長水平凝聚結果，同樣把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分為4類：第一類為北京、上海、天津，這三個直轄市的經濟最為發達；第二類為江蘇、山東、浙江、廣東，屬于經濟較發達地區；第三類為福建、遼寧、河北、河南、內蒙古、重慶、吉林、黑龍江、湖北、四川、陜西、甘肅、安徽、湖南、山西、廣西、江西，主要是中西部的經濟欠發達地區：第四類經濟落后地區包括貴州、云南、寧夏、新疆、青海、海南、。

結合以上兩個聚類分析的結果可以看出，區域經濟增長和區域人力資本投資具有很強的正相關性。經濟最發達的北京、上海、天津全部位于人力資本投資水平最高的第一類，廣大中西部地區人力資本投資水平相當，經濟實力相對于第一類而言也較為落后，但廣東、浙江、遼寧等省在人力資本投資方面力度較大。因而從經濟增長方面可以看出他們已脫離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圈子，但人力資本投資水平較低的云南、甘肅、青海、新疆、貴州、寧夏、等西部省區經濟還比較落后。

三、對策及建議

據世界銀行測算，在依靠教育普及知識擴展、技術等帶來勞動者素質提高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中，發達國家為49％，發展中國家為31％。人力資本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已被許多國家的經濟騰飛歷程所驗證。因此，要增加人力資本量，就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優化區域人力資本配置，暢通培養、引進和使用人才的機制

要考慮區域人力資本的現狀(包括區域人力資本的數量、質量、結構以及人力資本的流動等方面)，將人力資本的結構調整與產業結構調整相結合確定區域主導產業人力資本需求結構，優化未來行業或部門人力資本配置，決定近期和今后較長時間內區域各類職業人力資本需求數量和質量。

(二)加大區域人力資本開發力度，提高人口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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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55 文獻標識碼：A

0 引言

美國是世界上海洋大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經濟大國之一[1]。1974年，在為美國商務部確定海洋對國民生產總值（GNP）的貢獻中，負責國民收入和產品賬戶管理的經濟分析局，提出了“海洋GDP”的概念，并將其定義為“在生產過程中利用海洋資源”和“某些源于海洋的特性生產所需要的產品或服務活動”。利用1972年的經濟和人口普查數據對海洋總產值進行了估算，發表了《涉海活動的總產值》的研究報告。其建立了海洋和經濟的關系，為海洋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2000年，美國啟動了國家海洋經濟計劃NOEP（National Ocean Economics Program）。根據該計劃，海洋經濟是指來自海洋（或五大湖）及其資源為某種經濟直接或間接地提品和（或）服務[2-3]。

網絡文獻搜索顯示，對美國的海洋經濟進行研究的代表主要有：Kildow和Colgan S[4]評估了加利福尼亞州海洋經濟的6個海洋產業在1990年～2000年間的經濟影響；Mark S.Henry[5]研究了20世紀90年代南卡羅萊納州8個沿海縣的經濟活動增長情況進行評估，同時對經濟和人口的趨海性進行了研究；NOEP研究了佛羅里達的海洋經濟發展與海洋經濟構成[6]；由于缺少對美國全國海洋經濟的學術研究內容，從而使本文在研究美國海洋經濟時缺少佐證材料。為此，本文把滯后發表的有關內容作為了解美國海洋經濟的概況，其中由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局（NOAA）在2009年的《美國國家海洋和海岸帶經濟報告2009》[7]，報道了2004年美國的海洋經濟總產值和海洋產業構成以及有關海洋產業的情況，2014年的《美國國家海洋和海岸帶經濟報告2014》[8]中，報道了2010年美國的海洋經濟總產值和海洋產業構成及有關海洋產業情況；2015年，由Booz Allen Hamilton完成NOAA有關美國海洋與五大湖經濟的報告[9]，主要是涉及2012年美國海洋經濟的總體狀況。這些美國海洋經濟的報告，提出的時間比報告期均滯后3-5年，通過它們可以了解美國海洋經濟的發展一般概況。

國內學者對美國海洋經濟的研究主要是在上述美國海洋經濟報告的基礎上進行，如宋炳林研究美國海洋經濟發展經驗[10]；董偉分析了美國海洋經濟相關理論與方法[11]；韓立民分析了金融危機后美國海洋經濟概況及發展趨勢[12]；趙銳在美國海洋經濟研究中，主要分析了海洋經濟概況及發展過程[13]。

本文通過美國2014年由官方的最新海洋經濟數據庫中的有關海洋GDP（2005-2012）與海洋產業增加值等的數據進行分析。并在分析時應用變差系數、基尼系數、錫爾系數等方法，定量分析了美國海洋經濟的現狀特征與區域海洋經濟的差異特征。并根據經濟區劃的原理，將美國8個海洋地區，劃分為三大海洋經濟區并對美國區域海洋經濟差異特征進行了重點分析。

1 數據來源與方法

1.1 數據來源

本文的數據主要取自2014年由美國官方的最新海洋經濟數據庫（NOEP）數據庫中的ENOW（Economics National Ocean Watch）數據（2005～20l2）[14]，該數據庫由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啟動的全國海洋經濟計劃（NOEP）提供，從2000年起，NOAA的沿海服務中心又依托“數字海岸”項目成立了“國家海洋經濟監測”系統（ENOW），逐步建立起了官方的全國海洋經濟統計體系。近年來，美國海洋經濟統計體系不斷完善，該數據庫主要包括6個依托于海洋和五大湖的海洋產業，主要包括海洋生物資源業、海洋建筑業、海洋交通運輸業、海洋礦業、船舶和舟艇建造及修理業、海洋旅游和休閑業。

1.2 研究方法

隨著區域經濟理論的發展，研究區域差異的統計方法也越來越多，目前常用于測度區域海洋經濟差異的統計方法主要有洛倫茲曲線和集中化指數（基尼系數）[15]、變差系數[16]、錫爾系數[17]等，本文主要研究方法如下：

（2）洛倫茲曲線和集中化指數（基尼系數）用于刻畫空間差異狀況，并可進行空間差異的對比，是研究離散區域分布的方法之一。根據各地海洋產業的分布繪制反映各海洋產業偏離對角線遠近的洛倫茲曲線圖，并計算其集中化指數：

式中，I為集中化指數，A為實際數據的累計百分比總和，M為集中分布時的累計百分比總和，R為均勻分布時的累計百分比總和。集中化指數取值范圍為0-1（集中化指數I的取值范圍在0-1之間，I1，產業集聚，I0，產業分布趨于均勻）。

（3）a爾（Theil）系數。錫爾系數的意義在于把整體差異劃分為組內和組間差異的特性，以此來比較不同分類地區對區域總差異的貢獻和影響。計算公式為：

式中n為區域（部門）個數，yi為i地區（部門）經濟總值占全區（各部門總計）的份額，pi為i地區（部門）占全區（各部門總計）的份額。錫爾系數越大，就表示海洋經濟的地區差異越大，反之，錫爾系數越小，就表示海洋經濟地區差異趨向于均衡。

2 美國海洋經濟發展特征

2.1 海洋經濟持續增長

美國海洋經濟增加值在近40年中持續增長。1972年為306億美元，1987年即首次超過1000億美元，達到1090億美元；2012年增長到3068.98億美元。海洋經濟年均增長率為3.85%，歷年海洋經濟增加值占GDP比重在1.8%～2.0%之間變動（表1）。

2.2 海洋產業構成

（1）海洋產業部門構成

海洋產業部門結構有了明顯的變化，6個海洋產業部門中，2012年排在前三位的產業依次是旅游與休閑、運輸、礦產（主要為油氣業）。2004年旅游業比重從50%下降為2012年的30%，下降了20個百分點。而礦產（主要是油氣業）在2012年占40.1%，比2004年的14.2%，增長了約26個百分點（表2）。

（2）海洋三次產業部門構成

2012年，美國海洋經濟三次產業構成為2.1∶47.2∶50.7。到2014年，第三產業大幅增加，比重達到70.3%，短短兩年間就提高了約20個百分點；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均出現明顯下降，美國海洋產業出現第三產業化趨勢（表3）。

2.3 海洋經濟差異特征

根據公式（1）、（2）、（3）計算美國海洋經濟的區域差異可得表4。美國海洋經濟增加值的變差系數年際之間的變化，由2005年的0.8431，逐漸下降到2008年的0.8164，到2012年又上升到0.9109，其原因主要是受金融危機的影響[12]。從美國海洋產業分布的集聚狀況來看，海洋產業集中化指數多數在0.40～0.60，但海洋礦業集中化指數達0.9以上，高度集聚；海洋旅游集中化指數僅0.3左右。從繪制的海洋產業洛倫茲曲線圖中可以看出各海洋產業集聚的程度（圖1）。從錫爾系數來看，美國洋經濟的地區總差異在0.4～0.5之間，沿海區域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

3 美國區域海洋經濟特征

3.1 經濟區劃分的依據

美國現代地理學家愛得華?塔弗（Edward J. Taaffe）所強調的空間組織（spatial organization），已經為觀察社會不同層次的地理區劃分問題提供了有用觀點。地理區劃（或類型區劃）是以內在的一致性作為劃分基礎[18]。地理區劃是地理學對區域分異規律理論認識的反映，在考慮海洋經濟類型（區）劃分時，要考慮地理區劃中“類型區劃與區域區劃的區別”。地理區劃分為類型區劃和區域區劃，類型區劃和區域區劃的結果都體現為地理空間單元系統，通過地理空間信息單元理論則可以將類型單元和區劃單元聯系起來。關于區域區劃每一單位在地域上是相鄰的，具有空間不可重復性。類型區劃的每一單位允許相互隔離，空間上可以重復。海洋區域同陸域同樣為空間單元，同樣可劃分出區域海洋經濟類型。為此在劃分美國海洋經濟類型區時，需要考慮上述思想[19]。

3.2 海洋經濟區的劃分

根據杜德斌主編的《世界經濟地理》著作中，將美國全國劃分為西部經濟區、東部經濟區和南部經濟區三大經濟區[20]。根據海洋經濟區的分區理論，把美國沿海8個海洋經濟地區歸并到三大經濟區中，形成美國東、南、西三大海洋經濟區（圖2）。在西部海洋經濟區中，包括西部沿海地區、東北太平洋、太平洋3個地區；東部海洋經濟區中，包括五大湖、東北太平洋、大西洋中部3個地區；南部海洋經濟區中，包括大西洋東南地區、墨西哥灣2個地區。美國的海洋經濟區在一定程度上有行政區海洋經濟區的性質。

3.3 美國各海洋經濟區之間差異分析

美國三大海洋經濟區區際之間海洋經濟產值和海洋產業存在一定差異，南部海洋經濟區的海洋經濟總值達1500億美元，占全國海洋經濟總值49.2%。而西部和東部經濟區的海洋經濟總值各占25%左右。南部海洋經濟區的產值為北部和西部2個經濟區之和（表5）。

在美國海洋經濟區中，有7個州的海洋經濟增加值共計超過2300億美元，占全國海洋經濟增加值的75.0%。其中南部海洋經濟區中的德克薩斯、佛羅里達、路易斯安那3州，海洋經濟增加值占全國海洋經濟增加值的比重高達45.8%，西部海洋經濟區內的加利福尼亞州、華盛頓州和阿拉斯加州3個州的海洋經濟增加值占全國海洋經濟增加值的比重為22.2%，東部海洋經濟區內紐約州的海洋經濟增加值占全國海洋經濟增加值的比重為7.0%。

4 Y論與討論

美國是世界經濟大國，盡管按海洋GDP計算，美國從2011年起已成為低于中國的海洋經濟體，海洋經濟增加值占美GDP不到2%，但其海洋GDP仍居世界前位。尤其美國西部廣闊太平洋的專屬經濟區，有豐富的海洋資源有待進一步開發。近40年中，美國海洋經濟持續增長，2012年達到3068.98億美元，年均增長率為3.85%。其中，旅游與休閑、運輸、礦產三大產業部門占主要部分。2014年，美國海洋經濟第三產業化，服務業占比達到70.3%。

根據海洋經濟區的分區，將美國沿海經濟區劃分為東、南、西三大海洋經濟區，其中南部海洋經濟區占全國海洋GDP比重最大，達49.2%。東部經濟區對經濟區內部差距的貢獻率則次于西部經濟區，東部經濟區包括五大湖地區、東北地區和大西洋中部地區。

我國已成為世界頭號海洋經濟體，但海洋產業的實力與美國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美國發展海洋經濟的經驗提示我們，應當充分重視海洋服務業，包括海洋旅游、海洋運輸等產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張耀光，劉|，王圣云，等. 中國和美國海洋經濟和海洋產業結構特征對比一一基于海洋GDP中國超過美國的實證分析[J]. 地理科學，2016，36（11）：1615-1621.

[2] NathanAssociates. Gross Product Originating from 0cean-Related tivities.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R]. Washington D C，1974.

[3] Charles S. Colgan. Measurement of the Ocean and Coastal Economy： Theory and Methods[R]. U.S.： National Ocean Economics Program， 2003.http：//.

[4] Kildow J T， Colgan C S. The California Ocean Economy 1990-2000[R]. Agency for Natural Resources， Sacramento，C A.，2004.

[5] Henry Mark S， Barkley David L.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Coastal to the South Carolina Economy： Agriculture[R]. Clemson University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aboratory， Clemson，SC.2002.

[6] NOEP.Florida’s oceans and coasts： An economic and cluster analysis[EB/OL]. Florida oceans Alliance. http//Ocean ，2013.

[7] Judith T Kildow， Charles S Colgan， Jason Scorse. State of the U. S. Ocean and Coastal Economies 2009[R]. U.S. National Ocean Economics Program，2010.

[8] Judith T Kildow， Charles S Colgan， Jason Scorse. State of the U. S. Ocean and Coastal Economies 2014[R]. U.S. National Ocean Economics Program，2014.

[9] Booz Allen Hamilton. NOAA Report on the Ocean and Creat Lakes Economy of the United States[R]. ENOW Final Economic Report.2012. http：///Market/ocean/aboutDataPop.aspx

[10] 宋炳林. 美海洋經濟發展的經驗及對我國的啟示[J]. 港口經濟，2012（1）：50-52.

[11] 董偉. 美國海洋經濟相關理論和方法[J]. 海洋信息，2005（4）：11-13.

[12] 韓立民，李大海. 美國海洋經濟概況及發展趨勢一分析金融危機對美國海洋經濟的影響[J]. 經濟研究參考，2013（51）：59-64

[13] 趟銳. 美國海洋經濟研究[J]. 海洋經濟， 2014（2）：53-62

[14] NOAA.ENOW_Sectors_Multi_Region_States_2005_2012_.csv / XLS[EB/OL]. http：///Market/ocean/aboutDataPop.aspx

[15] 梁進社，孔健. 基尼系數和變差系數對區域不平衡性度量的差異[J]. 北京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98，34（3）：409-413.

[16] 陳紅霞，李國平. 中國生產業集聚的空間特征及經濟影[J]. 經濟地理，2016，36（8）：113-119.

[17] 張紅霞，王學真. 山東省地區經濟差距的地帶與產業來源分解[J]. 地理科學，2014，34（8）：955-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