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齡化程度加深模板(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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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人口老齡化逐漸成為全球性的現象。二戰后，人口結構發展大致經過了以下三個階段：第一，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環境的安全，嬰兒出生率提高，死亡率降低，即所謂的“嬰兒潮”；第二，嬰兒潮一代出生20-50年內，這些人進入勞動力市場，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同時出生率和撫養率急速下降，帶動GDP的增長，被成為“第一人口紅利”；在此期間，隨著醫療水平的改善及生活水平的提高，認得壽命提高，從而為積累養老基金而增加儲蓄，為社會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資金，進一步推動經濟的增長，這被稱為“第二人口紅利”；第三個階段，隨著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長和出生率的逐漸減低，此時老年撫養比的上升速度大于少年撫養比的下降速度，總撫養比上升較快，阻礙經濟的發展，人口紅利的作用逐漸降低，甚至又轉變為人口負債。

我國逐漸進入了人口老齡化階段，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1號），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中，60歲及以上人口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個百分點。隨著人口紅利作用的逐漸減弱，人口老齡化對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影響越來越深遠，下面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探討我國人口老齡化對我國金融市場發展的影響。

一、人口老齡化對我國金融結構的影響

從供需兩個方面來探討人口老齡化對我國金融結構的影響。

（一）從供給角度分析其影響

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迫使國家對相關的一些政策作出調整，政策的調整及人口老齡化的現狀使金融機構和一些金融工具的運營成本增加，促使金融機構針對人口老齡化的現狀和政策的變革作出調整，從而影響了金融工具的工具。

隨著機構投資者的的規模優勢和專業化運作突出，使未來的家庭投資趨向于這些機構投資者，實現資產的分散化投資，降低風險，提高收益，同時還滿足了老齡化人口對資產安全性的要求。老齡化人口將部分銀行存款投向養老基金、人壽保險、共同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即將個人的之間投資轉向了間接持有證券類產品。

人口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必然引起社會保障制度的變革，如實現個人養老金賬戶和企業年金等的發展，這些都會促進我國契約式儲蓄機構的發展。制度變革等在政策上的優惠，意味著增加了投資的收益，從而增加了機構投資者的吸引力。同時由于社保基金等對安全性要求極高，所以現在對這些基金的投資限制較為嚴格，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成熟，國家在政策上逐漸放寬投資的限制，提高了社保等基金對股票個證券的需求，從而促使金融工具相對地位的變化。

（二）從需求角度分析其影響

人口老齡化將會促使我國人壽保險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人口的老齡化促使國家對社會保障制度作出了相應調整，是原來由國家承擔的部分逐漸轉移到有個人來承擔，使得個人，尤其是老齡化人口需要更多的保險。根據瑞士再保險公司人壽與健康險亞洲區總監夏德禮的估測，我國所需要的人壽保險與人們實際擁有的保障之問的保證缺口為45000億美元，超過了37萬億元人民幣，說明了我國的壽險存在巨大的發展空間（夏淼，吳義根，2011）.這也就為我國契約式機構的發展提供巨額的資金來源，將進一步促進契約式機構的發展。

從生命周期理論來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必然會引起個人金融工具需求的變化。在生命周期理論中，消費者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計劃消費和儲蓄行為，已在整個生命周期內實現消費和投資的最佳配置。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對資產的安全性需求加大，必然會引起個人對儲蓄選擇的影響；同時人口的老齡化還會引起金融工具需求的變化。

二、人口老齡化對我國銀行業的影響

（一）對我國銀行業存款業務的影響

人口的老齡化對我國銀行業影響的一個重要方面即是對存款業務的影響。老年人口比重每上升1個百分點，儲蓄率提高0.37個百分點；而勞動年齡人口每上升1個百分點，儲蓄率就會提高1.47個百分點。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程度的加深，我國的學者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從2020年前后開始，我國將由目前的高儲蓄率國家逐漸轉變為一個低儲蓄率的國家（李鴻雁，王超，2008）。隨著人口的老齡化，老年人的消費不斷增加，而消費的資金來源即是年輕時的儲蓄，從而說明目前儲蓄的增加意味著將來進入老齡化社會后儲蓄的大量流出，對未來商業銀行的儲蓄業務提出了較大的挑戰。

（二）對我國銀行業貸款業務的影響

老齡化對我國銀行業貸款業務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個人貸款業務上。個人消費貸款在給商業銀行帶來巨大利潤的同時，個人消費信貸給商業銀行也帶來了較大的風險。由于個人消費貸款的群體主要集中在要撫養父母和孩子這一部分，進入老齡化，他們應對老齡化的能力非常脆弱，在家庭收支結構發生變化時，將會給銀行的個人貸款業務的還款帶來相應的風險；同時隨著房價的不斷增加，出現不良貸款的風險也進一步加大。

三、人口老齡化對我國股市的影響

人口的老齡化與股票市場的回報低存在著尖銳沖突。目前，我國社會貧富差距大，在這一嚴重的社會問題的背景下，我國逐漸的步入了老齡化社會。未富先老與人口老齡化，將長期壓制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歷史研究表明，年輕的人口是證券市場發展的基本推動力，人口老齡化則是抑制證券市場發展的基本力量。而在步入老齡化的中國，還存在巨大的養老金缺口問題。我國股市風險高、收益低，甚至不能為嚴重短缺的養老金投資提供優質服務。據計算，我國股市的系統性風險是美國股市的2倍，平均收益率是美國的1/2（杜本峰，2007）。

老齡化還表現在對資本的影響上，如導致資本在國際上不同老齡化程度的國家之間的流動。不同國家的的老齡化程度不一樣，這樣就會使資本從老齡化程度大的國家流向老齡化程度低的國家，高效的配置資本獲得收益。

四、人口老齡化對我國保險業的影響

我國的人口老齡化對保險業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老齡化社會中人們對于商業保險產品的需求。我國保險市場主要包括社會保險和商業保險。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險制度是由政府主導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屬于低保障、廣覆蓋，主要用于滿足人們的基本保障需求，商業保險市場是對社會保障制度的有力補充，市場化的商業保險的地位和作用將會越來越突出。

我國人口老齡化對于保險機構而言機遇與挑戰并存。隨著人口老齡化，養老保險成為越來越熱門的一個險種。而人們為了使晚年生活更有保障，也為了減輕子女的經濟負擔，會主動購買商業性養老保險，這對保險機構來說是一個利好消息。但同時，由于人們的平均壽命延長，參保人數增多，保險機構需要支付的保險金總額和需要提取的準備金也會增加。隨之而來的運營資本、業務設置等如何與老齡化社會相匹配將是保險機構面臨的一大挑戰。

五、總結

在過去的幾十年人口紅利帶來的高儲蓄率，促進了金融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空前繁榮，但隨著人口紅利逐漸轉變為人口負債，有給我國的金融市場的發展提出了空前的挑戰，如何做好應對老齡化的制度的調整，如何創新針對老齡化的金融工具，如何在老齡化的社會中發展及獲利，給我國的金融機構也提出了較為嚴峻的挑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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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本峰.人口老齡化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分析[J].經濟問題，2007，334（6）.

篇2

一、人口老齡化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及其分析

人口老齡化是21世紀人類社會共同面對的重大現實問題，是一個將深刻影響人類發展的長期性問題。人口老齡化的效應是改變勞動力與非勞動力之間的數量比例關系，即作為非勞動力的老齡人口比重將不斷上升，勞動力比重將不斷下降。這是勞動力資源結構的一次重大改變，而這種改變必然對應著經濟資源配置的改變，即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改變。而正處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完善中的中國，必將面臨一次重大挑戰。人口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究竟會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哪些影響，如何引導積極影響、減緩消極影響，已經成為當前嚴峻的問題。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現狀及其特點

人口老齡化是指一定的社會中的老齡人口比重相對較高的一種人口結構狀況。目前國際社會廣泛公認的一種定量標準是，如果一個社會中，65歲及以上的人口占該社會總人口的比重超過7%，或60歲及以上的人口占該社會總人口的比重超過10%，那么該社會就可稱為是老齡化社會。按此標準，目前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均已進入老齡化社會，同時一些發展中國家也已步入這個行列。

截止2013年末全國0-14歲人口為22329萬人，占總人口的16.4%；15-64歲人口為100582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73.9%，較2012年0-14歲人口增加了42萬人，但比重減少了0.1個百分點；15-64歲人口增加179萬人，老年人口不斷攀升，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

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以來，呈現出老年人口基數大、增速快，高齡化、失能化、空巢化趨勢明顯的態勢，再加上我國未富先老的國情和家庭小型化的結構疊加在一起，養老問題異常嚴峻。少兒人口比重的下降與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同時影響總人口撫養比。2014年末，我國總人口撫養比為36.2%，比2013年增加了0.9個百分點；少兒撫養比為22.5%，比2013年增加了0.3個百分點；老年人口撫養比為13.7%，比2013年增加了0.6個百分點。

這些數據體現出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現象十分嚴重，勞動力與非勞動力之間的結構比例失調，對勞動力的供給、投資、分配、生產、經濟發展的速度、消費結構等方面產生影響。因此，如何科學的估計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對經濟、科技、文化的發展的影響，如何制定科學的社會發展戰略對策，使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相協調的可持續發展，目前已成為最嚴峻的問題。

（二）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分析

目前我國人口發展的特點呈現為總人口繼續增長，自然增長率繼續下降；少兒人口比例繼續下降，老年人口比例繼續上升；勞動年齡人口持續增長，人口撫養比呈下降趨勢；人口老齡化速度快，地區間發展不均衡。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4年末，全國總人口136782萬人，出生率為12.37‰，死亡率7.16‰，自然增長率為5.21‰。2014年與2005年相比，9年中出生率降低了0.03個人千分點，但近兩年有所反彈；死亡率由下降轉為增加趨勢，5年共增長了0.65個千分點；自然增長率降低了0.68個千分點。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中國人口已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轉變為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長率，中國人口已進入平穩低水平發展階段。

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中國的人口老齡化速度僅次于日本的老齡化速度。自改革開放以來，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有效實施，我國人口的增長速度得到有效控制，但進入21世紀以來，出生率的降低明顯慢于死亡率的增長，同時60歲及其以上人口逐年增加，可以說計劃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我國將來人口老齡化的趨勢發展。其次，人口老齡化的不斷加深影響了勞動力市場的供給，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生產要素低成本目前是我國對外經濟發展的一大優勢，如果人口老齡化問題得不到有效的解決勢必會對我國的經濟造成很大的損失。而日本通過修訂老年人就業法案和改革養老金制度，不斷調整與退休年齡有關的退休金支付年齡和水平，穩步地實現了延遲退休制度，對于我國延遲退休政策的推行具有一定的啟示。

二、延遲退休政策對我國經濟影響的方面

（一）延遲退休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

延遲退休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本質上是對勞動力供給的沖擊。從短期來看，延遲退休年齡會擠占待業者的就業崗位，尤其是造成對年輕勞動力的“擠占效應”。但有的研究認為延遲退休不會擠占年輕人的工作崗位，是因為老年人騰出的崗位未必適合年輕勞動力，即使延遲退休對待業者不會有直接的擠占作用，然而會產生間接擠占待業者的崗位，比如當達到法定退休年齡的老年工作者退出工作崗位后，雖然沒有合適的年輕勞動力來接替，但可以由一定工作經驗的人來彌補，而有一定工作經驗的人空出的崗位可以由年輕勞動力來替補；延遲退休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使老年勞動這處于不利位置，因為老年勞動者較青年人而言在技能、教育、健康等方面處于劣勢地位，一旦延遲退休年齡，可能會使老年勞動者處于弱勢地位，陷入更加不利的競爭地位。從長期來來看，由于我國老齡化程度不對加深，人口紅利不斷消失，加之實行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新生人口數量減少，勞動力得不到補充，延遲退休可以增加勞動力供給，緩解勞動力不足的狀況，并且促進人力資本的積累和充分利用，延遲退休可以使更多的老年勞動力繼續發揮余熱，節省對新員工的培訓成本。

（二）延遲退休對儲蓄消費的影響

中國近年來的儲蓄率是不斷增加的，這與中西方對于儲蓄方面的觀念不同有很大的關系，但同時與老齡化程度的加深是分不開的。我國的養老保障體制的不成熟也是導致高儲蓄的一個原因，老年人的保障金太低，無法在這個物價持續上升的社會中得到應有的最低生活保障，那么他們寧愿將錢存起來獲得保障，也不愿拿來消費，從而導致我國經濟增長緩慢進行。在高儲蓄的中國，人均GDP卻遠低于那些發達國家。因此，從理論上我們看可以分析出，在未來中國老年人口急劇攀升的情況以及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緩慢的情況下，老年人更傾向于將錢存起來，這必將導致市場中的消費情況日益減少，國民需求量降低，經濟發展低迷。因此，在一個人口老齡化加深，老齡人口較多的社會里，其總人口的購買力以及儲蓄額都會下降，對貿易、投資均會產生相應的影響。如果采取延遲退休年齡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老年人的收入，從而刺激消費，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質量。

（三）延遲退休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根據宏觀經濟中對于有關經濟增長的理論，勞動力是經濟增長的一個必不可少的因素。例如：美國經濟學家丹尼森（E.F.Denison）把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歸結為勞動、資本存量的規模、資源配置狀況、規模經濟、知識進展、其他影響單位投入產量。丹尼森根據美國國民收入的歷史統計數字，對上述各個增長因素進行了考察和分析，得出美國在1929-1982中綜國民收入增長率為1.90%，而其中勞動對于國民收入增長的影響為1.34%。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勞動是經濟增長的一個推動因素，人口老齡化必然會對經濟增長產生很大的影響程度。延遲退休年齡可以緩解老年人口對經濟增長的沖擊，老年人繼續在原有崗位發揮余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補充勞動力，形成有效的人力資本，促進經濟增長。

三、我國實施延遲退休政策的優勢

（一）合理配置和規劃勞動力資源

由于我國地區間的老齡化程度的不同，因盡快建立合適的勞動力市場體系，老年型地區可以為年輕型和成年型地區提供老年智力人才和解決老齡問題的經驗，年輕型和成年型地區可以為老年型地區輸送勞動力以填補其“年輕人赤字”，實現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重視勞動力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趨勢，為不同年齡層次的人口提供針對性的教育機會，特別是加強對年長勞動力的培訓，加快其知識更新，提高就業競爭力，充分開發老年勞動力資源，為老年人口提供公平的就業機會和就業環境。同時，老年人所擁有的嫻熟技術以及豐富的閱歷和經驗，是不可多得的社會財富，盡管精力上可能不如年輕人，但相對年輕人來講，老年人才工作經驗豐富，工作時可以立馬解決實際問題，而且穩定性更高。讓一部分力所能及的老人重返職場，不僅有利于緩解我國社會保障體系所面臨的壓力，還有利于解決老年人“空巢綜合癥”等心理問題。

（二）建立和完善我國養老保障體系

在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建設步伐晚于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建設。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到來，農村老年人人口的養老問題正在迅速地由傳統的家庭問題演變成社會問題，農村老年人口對社會化養老保險的需求日益迫切，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農業大國，如何保障農村老年人的養老問題是政府應該重視的一個大問題。其次，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有效化解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風險，也是一個國家不可忽視的社會問題，因此，采取逐步延長職工退休年齡可以增強基本養老保險的基金積累，有助于構建一個多元化、多層次的綜合型養老保障體系。

（三）加快發展第三產業

隨著人口老齡化問題的逐年加深，需要調整產業結構來應對未來老年人口逐年增加的態勢。老齡化產業收益低、與政府在老齡化產業發展的缺位是我國第三產業發展滯后的主要原因。為此，延遲退休政策的實施在促進老齡產業發展方面，可以促進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政府通過專項撥款、補貼等財政優惠，激發企業涉足老齡產業的積極性，通過稅收優惠或減免，減少老齡產業的成本支出，提高市場競爭力。通過做實養老金帳戶以保障養老金的可持續供給，努力使老年人的“腰包’’也鼓起來，進而切實將老年人的各類潛在需求轉化為針對老齡產業的有效需求，進而形成養老需求有效拉動老齡產業發展的局面。中國作為發展大國更要努力做好產業結構的完善與發展，通過投資、補貼和稅收等方面的安排，加快第三產業的興起與轉換，保證國民經濟穩定與高速的最優結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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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

按國際標準，少年兒童人口比例、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老少比、年齡中位數四個指標是衡量一個地區是否進入老齡化的標準。2010年，朝陽區少年兒童人口比例由“五普”的10.9%下降到7.6%；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由8%提高到8.6%；老少比由73.1提高到114.1；年齡中位數由34.6歲提高到35.1歲。四項老齡化衡量指標較“五普”均有所加深，說明朝陽區人口老齡化程度正在不斷深化（見下表）。

人口結構更趨高齡化

如果將老年人口細分為60~69歲、70~79歲、80歲以上三個階段，與“五普”對比發現，朝陽區老年人口結構更加趨向高齡化。數據顯示，“五普”時全區60~69歲老人所占老年人口比例為66.2%，居主導地位，老年人口結構尚屬年輕型。“六普”時，全區60~69歲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已經下降為50.6%，70~79歲和80歲以上人口比例已經上升到37.9%和11.5%，較“五普”時分別提高了10.7和4.9個百分點（見下圖）。

外來老人加速涌入

從戶籍地址來看，2010年朝陽區30.6萬65歲及以上老年常住人口當中，京籍老人為28萬人，占老年人口的91.5%；外來人口為2.6萬人，占8.5%。與“五普”相比，京籍老人增加10.4萬人，增長51.9%；外來老人增加2.0萬人，增長3.3倍。從來京原因來看，外來老年人口來京主要以“投親靠友”、“隨遷家屬”為主。由此可以看出，外來老年人口將逐漸成為朝陽區老年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

篇4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也是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自2000年步入人口老齡化社會以來，老齡化水平不斷提高，并逐漸進入老齡化迅速發展階段。遼寧省作為全國的工業基地，人口老齡化趨勢同樣日益明顯。據遼寧省統計年鑒（2009）顯示，遼寧省1995年就進入了老齡化社會（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7.02%），提前全國5年，成為全國人口老齡化來得最早、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從宏觀層面看，遼寧省人口老齡化超前發展態勢所產生的影響已滲透到勞動力市場、產業結構、居民儲蓄（消費）水平、社會保障體系、社會文化、公共安全等諸多方面。

一、人口老齡化與勞動力市場良性運行

發達國家和地區人口老齡化經驗表明，有效勞動力供給不足是人口老齡化的最直接后果，也是影響勞動力市場是否能夠良性運行的關鍵性因素。有效勞動力供給不足主要通過勞動力資源的減少、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老化和勞動力參與率的降低體現出來。已有研究大多顯示，遼寧省從1982年開啟“人口機會窗口”到2020年之前均為“人口暴利期”，勞動力資源充裕且會為經濟社會發展作出重大貢獻。但是，僅從勞動力資源的整體規模來分析老齡化對勞動力供給的影響存在較大的片面性，勞動力市場的良性運行最終取決于適齡人口的“有效” 勞動供給。首先，從勞動力年齡結構上看，目前遼寧省勞動力人口中年輕人的比重逐年下降，而年長者的比重在不斷上升。2010年，全省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的年齡中位數是41歲，比2000年、1990年、1982年分別提高4歲、8.1歲和11歲，勞動力結構老化趨勢明顯，限制了人力資本活力的發揮和有效勞動供給。其次，在勞動力參與率方面，隨著少兒人口持續減少、低年齡組人口與女性人口受教育機會的增加，遼寧省勞動參與率也在不斷下降，數字為證，2000年，全省15歲及以上人口的勞動參與率71.67%，到2010年，全省16歲及以上人口的勞動參與率僅為57.33%，比2000年下降了14.34個百分點。誠然，人口老齡化會帶來專門服務于老人的勞動力增加，但從事生產性活動的勞動供給減少了。一部分勞動力可能是在老年產業中就業，另一部分則是在家里和醫院里照顧老人，尤其是那些失能老人更需要年輕人的特別照料和護理。

二、人口老齡化與產業結構調整

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快，特別是勞動力老化程度的不斷加深，這一人口現象對處在產業結構轉型時期的遼寧省的沖擊和影響不容小覷。

經過多年努力，遼寧省的產業結構調整已經從協整比例關系為主轉向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為主。一方面，人口老齡化可以促進遼寧省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因為短期內遼寧省勞動力資源數量與青壯年勞動力都相對充足，勞動力老化程度和總撫養比也在經濟社會承載范圍之內，能夠保持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加之青壯年勞動力素質的不斷提高，有利于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協調發展與合理布局；同時，因人口老齡化而興起的以老年人服務為目標的老齡產業也將有效地推動第三產業的發展，從而具備吸納從一、二產業中釋放出來的大量勞動力，順應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需要。另一方面，人口老齡化又阻滯著遼寧省產業結構的高級化進程。劉柏霞（2009）通過選取1978—2005年的相關數據驗證了遼寧省勞動力人口的變動與產業結構變動系數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人口老齡化因削減了勞動力人口而影響到產業結構的高級化進程。同時，人口老齡化也會導致投資資金供給的相對減少，不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下，各行各業都處于經濟結構不斷調整的發展階段，新興產業不斷涌現，傳統產業逐漸衰退消失，勞動者的職業變換日益頻繁，而老齡勞動者無論在身體素質、接受新知識和新技術的能力上，還是在拼搏精神和創新意愿上，都要比青年勞動者低得多，對新產業、新崗位的適應能力也要低得多[1]。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經濟變遷迫切需要的風險投資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是一種嚴酷的挑戰。

三、人口老齡化與儲蓄水平變化

人口老齡化與儲蓄之間的關系是人口與經濟發展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經典的生命周期理論（Modigliani & Brumberg，1954）認為個體的儲蓄傾向在一生中隨著年齡的增長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而加總的國民儲蓄率取決于人口年齡結構及其變化，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國民儲蓄率會隨之降低。經驗也似乎告訴我們，一個社會老年人口比例的提高是不利于儲蓄的。但是中國在進入老齡化社會后，國民儲蓄率卻增勢不減，使得老齡化與儲蓄率之間的關系變得撲朔迷離。

通過對歷年統計數據的整理分析，我們發現，改革開放后遼寧省的總儲蓄金額和儲蓄增長率也都是在上升的，但期間儲蓄增長率的波動趨向值得注意。若以1995年遼寧省進入老齡化社會為界分成兩段分析，不難看出，隨著遼寧省人口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在總儲蓄金額增加的同時儲蓄增長率卻在下降。1995—2011年間，遼寧省經濟增長率在波動中增長，少兒撫養比下降較快，老年撫養比緩慢上升，儲蓄率升中有降，近年不斷趨緩（見圖1）。可能的原因在于，遼寧省目前的勞動力人口還比較充裕，老齡人口的消耗應該趕不上儲蓄的增長，未來一段時期遼寧省儲蓄額肯定還會增加，但增長趨勢會隨著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越來越緩。

四、人口老齡化與消費需求波動

理論上講，人口消費水平與消費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收入水平，但在收入水平一定的情況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消費需求。一般認為，人口老齡化使作為純消費者的老年人口數量增加，老年人規模的擴大客觀上能夠推動社會消費需求總量的上升。不過，在消費總量一定的情況下，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又會導致人均消費水平的降低。從家庭微觀角度分析，家庭人口老化會使家庭的從業人口數變少，收入水平降低，老年撫養比增大，進而導致家庭人均消費水平降低。從老年人口個體來說，其往往更加節儉，用于食品等生活用品的消費支出將會低于年輕人口。有關研究也表明，兒童與老年人的消費需求均低于成年人。但是，就長遠看，老年人口的增加會使未來的消費結構和消費偏好發生重大變化。老年人用于社會交往方面的消費需求可能少了，可用于健康保健、醫療和護理方面的消費需求會大幅度上升，同時，旅游、老年服務、休閑等相應服務業的消費需求將加大，大量資金轉向老年人消費，將直接導致從事生產方面的投資相對下降，經濟增長的速度放慢。當然，老齡人口的增多同樣預示著老年人需求市場將在社會總需求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老年人群體正在迅速崛起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市場消費勢力，從而帶動和形成一門新興的、綜合性的產業——老齡產業，為老年市場提供無限商機。因此，人口老齡化的消費效應是多面向的，最終取決于一時一地的老齡化程度及其發展速度。

縱觀遼寧省1980—2011年的消費變化情況，居民最終消費額每年都在增加且總量增幅明顯，消費增長率1994年曾達到最高峰28.79%，這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但是，自1995年進入老齡化社會后，消費增長率呈現周期性下降，2005年前后又現逐漸回升（見圖2）。可見，遼寧省人口老齡化進程對最終消費的影響表現出某些特殊性：在老齡化初期，老年人口的增加并未對消費需求帶來明顯的正效應，反而是計劃生育政策有效執行下少兒撫養比的不斷下降對最終消費的影響較大。經驗研究表明，少兒撫養比每下降1%，消費將隨之下降0.417%（陳晶、朱天星，2011）；當前，隨著老齡化速度的加快和程度的不斷加深，老年撫養負擔的增加也并未強烈地改變消費增長的趨勢，但對農村居民消費結構帶來了顯著影響，抑制了衣著、家庭設備與用品、交通通訊、文教娛樂的消費支出，增加了醫療保健的消費支出[2]。

五、人口老齡化與養老保障負擔

養老保障負擔的日益加重是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又一直接后果。因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使社會保障基金在來源逐漸減少的情況下還得應對支付額不斷增加的現實需求，兩方面的擠壓必然帶來巨大的財政壓力和沉重的社會負擔。遼寧是東北三省的龍頭，也是受深層次體制因素和結構性矛盾影響較嚴重的省份之一，正處于老工業基地改造之中，屬于典型的“未富先老”。老齡化的提前到來，不僅增加了政府養老保障金、醫療保障金等方面的開支，加重了為老設施的社會管理成本，而且使其面臨改善規模龐大的老年人口，特別是農村老年人口生活與福利水平、避免老年貧困的艱巨任務。養老保障支出方面，老年人口及離休、退休和退職人員加快了養老金支出的增長速度。2010年，全省參保離退休人數472.7萬人，比2000年增加191.7萬人，10年增加了1.68倍，年均增長速度5.34%；同期，養老金支出由2000年的169.5億元增加到2010年的754.8億元，增加585.3億元，10年增加了4.45倍，年均增長速度16.11%。養老金支出年平均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參保離退休人數年平均增長速度。醫療保障支出方面，2010年，全省城鎮退休人員參加基本醫療保險464.1萬人，是2000年的12.7倍；2010年，退休人員醫療費用支出139.3億元，是2000年的69.65倍。2000—2010年，人均退休人員醫療費用由2000年的546元/人提高到3002元/人。可以預計，今后及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內，數量不斷增大且比重不斷提高的老年人口已經并將繼續對遼寧省社會保障體系構成沉重負擔和壓力。

六、人口老齡化與社會文化變遷

自古以來，親子關系都是中國家庭關系的核心，贍養父母是子女天經地義的職責和對父母養育之恩的延期回報，由此孕育出來的“孝文化”或“崇老文化”綿延千載。然而，隨著中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家庭規模“小型化”、家庭結構“核心化”以及家庭內部代際關系“社會化”特征明顯，傳統的“養老文化”和“孝文化”在不同層面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沖擊，而人口老齡化的出現則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3]。人口老齡化促使中國的家庭養老由文化模式走向行為模式，具有越來越大的隨意性[4]。老年父母與其成年子女之間存在著廣泛的資源交換，父母對子女的投資及幫助（如早年的教育投資、經濟援助，以及近期的照看孩子、做家務等家庭服務）同子女為父母提供養老幫助之間存在因果關系[5]。而且，不同社會群體對老年人的主觀評價以及他們對老年人生存現狀的客觀評價，都存在一定的老年歧視（ageism）傾向[6]。2005年10月，黑龍江省人大代表翟玉和對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120余個村子的老年人生活狀況調查顯示：隨著農村建設速度的加快，中青年農民中“重小輕老”現象非常嚴重。在城市，快速的生活節奏使退休居家的老人無法得到忙碌子女們的生活照顧，老年人因單身或家庭“空巢”而引發的孤獨、抑郁、焦慮、煩躁等心理不適現象也已成為比較突出的老年問題。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老年人對多姿多彩的社區文藝、“夕陽紅”般的大眾傳媒節目、老年教育等精神文化需求會要求原有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進行調整，社會老年文化的氛圍會逐漸加重。因此，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和比重的提高影響到人們的家庭結構、代際關系、住房與遷徙，改變了他們的傳統觀念和生活方式，預示著新一輪社會文化的變遷。

七、人口老齡化與公共安全隱患

中國社會仍處于轉型期，受到不同程度現代風險和傳統風險的影響，其公共安全問題不斷顯現，并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速而由“初顯”逐漸發展為“凸顯”，快速的老齡化在無形中加劇了高速現代化所產生的社會與經濟壓力[7]。隨著遼寧省人口老齡化的不斷加劇，老齡人口逐漸由個體形成群體，老年人口對經濟社會的影響將由零散的碰撞逐漸演變為集中的社會沖突。上述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發展的挑戰（包括勞動力供給格局、消費需求結構、經濟運行成本等方面的變化）、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包括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代際協調發展的矛盾、老年群體的利益訴求等）很可能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的因素，其所積蓄的問題一旦爆發將會對社會安定產生極大的打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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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舒，李旻.農村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結構的影響——以遼寧省為例[J].中國集體經濟，2011（33）：17—18

[3]彭希哲，胡湛.公共政策視角下的中國人口老齡化[J].中國社會科學，2011（3）：12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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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陳皆明.投資與贍養——關于城市居民代際交換的因果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1998（6）：131—149

[6]吳帆.認知、態度和社會環境：老年歧視的多維解構[J].人口研究，2008（4）：5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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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與指標選擇

本文采用時間序列數據，數據來源于《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由于城鎮居民醫療保險以及養老保險實施較晚，因此本文選取了1993年到2011年這19年的數據作為樣本范圍。國際上通常把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10%，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作為國家或地區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標準。根據數據的收集的難易程度，本文將65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作為衡量老齡化程度的標準。因此，選取1993年到2011年65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為解釋變量。由于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與醫療保險仍然是社會保障制度中最重要的部分，[6]因而對養老保險基金支出與醫療保險支出的研究則從城鎮企業職工入手，選取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與醫療保險分別為被解釋變量，主要研究的是人口老齡化對城鎮職工的影響。

計量模型與分析

根據以上數據的來源與指標的選取，建立老年人口的比重與養老保險基金支出以及老年人口與醫療保險支出的計量模型。具體如下:第一步，由于老年人口的比重、養老保險基金支出與醫療保險基金支出的指標口徑不一致，因此需要對養老保險基金支出與醫療保險基金支出取對數，而三者大體呈現為線性關系，因此建立半對數的線性回歸模型。第二步，用最小二乘法(OLS)對樣本期間的老年人口的比重、養老保險基金支出與醫療保險基金支出時間序列進行回歸，估計出養老保險基金支出與醫療保險基金支出相對于老年人口比重的影響系數。

結論分析

通過對計量經濟的模型估計結果分析，從（7）、（10）式可以看出，65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每增長1%，平均來說可導致城鎮職工的養老保險基金支出增加0.87%，導致城鎮職工醫療保險支出增加3.06%。由此可知，老齡化對養老保險基金支出與醫療保險支出影響均較顯著，尤其對醫療保險基金支出而言，老齡化的貢獻率很大。當今世界，隨著老齡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我國城鎮職工的醫療保險支出與養老保險支出必然增加，這勢必然會對我國的養老以及醫療造成嚴重的負擔，可能面臨一系列的支付問題，甚至是支付危機問題。這是未來控制醫療費用增長與養老的重點與難點之所在，也是政策制定者所需考慮的一大因素。但是本文只是研究了老齡化對城鎮職工養老保險支出與醫療保險基金支出的影響，并沒有研究老齡化對新型農村以及城鎮居民的養老保險與醫療保險的影響，這是本文的一個較大的缺點。

政策建議

由于老齡化程度的加深，依據計量經濟學的分析，為完善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可以提出以下對策和建議：

第一，面對老齡化的日趨嚴重，政府應承擔起自己身上的責任，建立多支柱養老保障計劃，把社會養老保險、企業年金、個人儲蓄三種制度相結合，即所謂的“三支柱”制度[6]。適當增加對老年人口的養老支出，加大政府對養老保險基金入不敷出的地區進行財政補貼。同時不斷完善我國的養老設施建設，比如建設社區醫療保健站為慢性病高發的老年人提供日常的檢查服務；加強社區養老的方式，改變傳統的家庭養老方式，真正貫徹“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教、老有所學、老有所為、老有所樂”的政策。

第二，通過資本市場來緩解我國的社會保障支付危機[7]。我國目前養老保險基金實行的是個人賬戶和社會統籌相結合的半基金積累制，個人賬戶中積累了大量的資金，因此必然面臨著養老保險資金的保值增值問題，為了降低個人賬戶基金貶值的風險,應該制定專門的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投資辦法,擴大基金投資渠道,不斷提高基金收益率。而資本市場則是資金保值增值的主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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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C9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1）27-0098-03

1 引 言

由于中國幅員遼闊,東、中、西部經濟發展水平各不相同,各地區相繼由成年型邁入老年型社會,人口年齡結構的地區差異在逐漸擴大。張曉青(2009)測算得出1990年全國15~64歲勞動適齡人口所占比重的變異系數為0.17,而在2000年及2007年已經分別擴大到了0.20和0.22。據甘肅省統計資料,甘肅省在1982年的人口結構屬于典型的年輕型結構,到1987年,人口結構就進入了成年型,2000年就進入了老年型結構。甘肅省人口老齡化是在經濟實力不足,社會保障相對滯后,社會承受力還很弱的條件下出現的,人口老齡化超前于本地區經濟的發展水平。2009年的甘肅省人均生產總值為14451.4元,而全國人均生產總值為25575.5元,低于全國水平,但65歲及以上人口已占總人口的8.34%,人口老齡化物質基礎相當薄弱。所以,甘肅省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與人口老齡化的進程水平極不適應。同時人口年齡結構的城鄉差異明顯,省內各市州之間的人口年齡結構差異顯著,老齡化程度最高的是嘉峪關市,65歲及以上人口達9.25%,而最低的張掖市也有4.05%。

老齡化問題既是一個社會問題,也是一個嚴重的經濟問題,如果處理不當,將會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極大的負面效應。相比眾多分析關于老齡化對整個國家經濟增長、消費水平影響變動的研究,考慮地域差異性的研究也非常有意義。本文試圖從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的辯證關系入手,通過計量分析方法來研究甘肅省人口老齡化問題。

2 文獻綜述

凱恩斯(1936)提出了絕對收入假說,杜森貝利(1949)提出了相對收入假說,莫迪利安尼(1954)提出來生命周期假說,貨幣學派代表人弗里德曼(1957)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說,霍爾(1978)提出了理想預期生命周期假說。這些學說奠定了經濟學中有關消費函數理論的基礎,使得消費領域成為了經濟學家們長期以來關注研究的熱點領域。

在國內,學者們自1990年起就開始研究揭示人口老齡化對消費需求影響。李子奈(1992)、厲以寧(1992)、臧旭恒(1994)等國內學者用最小二乘回歸、序列相關分析、自回歸移動平均誤差處理和多項式分布滯后模型等方法來研究消費與收入之間的關系。李建民(2001)認為目前我國已經進入老年人口快速增長期,并由此推動了老年人消費需求的迅速增長。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和收入來源穩定性、消費傾向、消費行為等方面都具有與其他年齡人口不同的特點,并直接影響著老年人的消費需求。王金營(2006)通過引入標準消費人概念和變量,在消費函數中增加了人口年齡結構影響因素,可以分析預測未來的總體消費規律。

3 構建模型

3.1 模型建立及相關指標解釋

本文在絕對收入假說的基礎上構造消費函數模型。若已給定消費水平,那么消費函數可表示為：

AC=ct×P(1)

其中,ct表示人均消費額,P表示人口總數,AC表示消費總額。但在現實生活中,平均每人享受的物質生活資料和服務的數量ct并不是個常量,它受到人均收入水平、人均GDP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年齡結構等因素的影響。

一般而言,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消費水平較低于中年人。老年人更傾向于醫療保健產品服務的消費。隨著年齡構成的變化,人們對一定種類或服務的需求會發生變化。在一定的收入及價格水平下,人口年齡組成結構的變化必然會影響到總需求及總消費水平的變動。因此,在研究消費及消費結構變動時,人口年齡結構可以作為一個影響因素加以分析。同時,在凱恩斯絕對收入假設作為理論基礎前提下,本文以描述消費性指標作為因變量,描述收入以及人口老齡化結構指標作為自變量構建模型,相關指標解釋如下：

（1）使用人均消費(Cons)作為因變量。在前人的相關研究中,通常會使用總消費額或消費所占GDP比重作為因變量。本文考慮到甘肅省地域狹長、區域之間經濟發展不平衡、城鄉收入差距和地區收入差距較大,故選取人均消費額作為變量以期消除收入差距帶來的模型偏誤。

（2）使用人均GDP(agdp)作為收入的描述變量。這里沒有選取GDP總量,是考慮到GDP總量取決于人口總量與人均GDP,而人均GDP更能較好的反映個體的絕對收入水平。

（3）使用老齡人口撫養比(R＝老齡人口數/勞動力人口數)作為人口老齡化結構描述變量,采用這一比值可以更加客觀的體現社會上所需負擔老齡人口消費的比例。

（4）從經濟理論上講,影響人均消費的因素很多,為簡單并且使模型又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本文只將選取以上3個主要指標作為研究對象,而摒棄人口總量、城鄉收入結構等顯著性不高的指標。

基于以上分析,構造人均消費函數為：

Const=β0+β1×agdpt+β2Rt+εt(2)

3.2 數據來源與選取

（1）年齡結構數據。聯合國進行人口統計時,常以65歲為老年的起點。R表示甘肅省老年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即65歲及以上人口數除以15~65歲人口數量,以此作為反映人口老齡化的指標（見表1）。

（2）人均消費(Cons)和人均GDP(agdp)均采用1978年的不變價格來計算,這樣就剔除了物價因素對人均消費和人均收入的影響,能比較準確地衡量人們實際的消費和收入水平（見表2）。

4 計量分析

“在宏觀經濟中一個有趣的發現是包括總消費和可支配收入……在內的許多變量都遵循隨機游走……突發性的振蕩是……永久性的”(平狄克,1999)。因此,對于本文變量的設定,如果在模型中直接做回歸很可能出現“虛假回歸”結果,導致模型分析的無效,所以對于序列的平穩性檢驗是必要的。本文通過Eview5.0軟件進行計量分析。

4.1 序列平穩性檢驗 ――ADF單位根檢驗

本文使用擴充的Dickey-Fuller單位根檢驗法,基本回歸形式如下：

從表3中可以看出,變量cons、agdp和R都是非平穩時間序列,而三個變量經過一階差分以后都是平穩時間序列。即三個變量都是一階單整即I(1)。

4.2 模型的協整分析

由以上平穩性檢驗結果可知,三個變量都是一階單整的,在此基礎上我們對其協整性進行檢驗,其Johansen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其中,人均GDP和老齡人口撫養比對人均消費的影響顯著性較高,其t檢驗值分別為17.94和9.75。從協整回歸結果可以看到,人均GDP的增長對人均消費的貢獻顯著為正,其系數與其他研究所測算的消費傾向數值接近；同時,老齡化人口撫養比對人均消費的貢獻顯著為負,但需要關注的是這一結論只是表明三者之間長期穩定的關系,在短期波動中互相擾動的關系是復雜的。為進一步揭示人均消費、人均GDP和老齡人口撫養比之間的短期擾動關系,VAR的脈沖響應分析是必要的。

4.3 VAR模型及脈沖響應函數分析

脈沖響應函數描述一個內生變量對誤差的反應。具體地說,它刻畫的是在擾動項加上一個標準差大小的沖擊對內生變量的當期值和未來值產生的影響。由于Cholesky分解帶來的方程順序改變會劇烈的影響到脈沖響應,參考協整檢驗帶來的靈敏性信息,本文選取的變量順序是人均消費、人均GDP、老齡化人口撫養比，如下圖所示。

老齡化人口撫養比與人均消費間擾動響應關系圖

可見,當第一期和第二期老齡撫養比產生連續兩期正的沖擊后,人均消費呈上升趨勢并逐漸成為正的響應,但是這些正的響應的邊際趨勢是減少的,并于第三期達到響應的最大正值。從第三期后,老齡人口撫養比對人均消費持續呈現負的響應趨勢,并逐步趨于收斂。

4.4 計量結果的對比分析

（1）從短期來看,甘肅省人均消費水平至少在5年內將會持續增長。根據申社芳(2010)研究認為,甘肅省人口老齡化速度慢于全國近5年,預計2016年,甘肅省老年人口比重將達到20.12%,成為典型的老年型社會。因此筆者認為,甘肅省在未來的這5年中,老齡人口比重會持續增長。通過老齡撫養比對人均消費的沖擊可以看出,甘肅省至少在這5年中人均消費會隨著老齡化程度的加深而增加。究其消費水平增長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收入水平在不斷上升。隨著“十二五”規劃明確居民收入增幅將會超過GDP,那么人均收入水平必然會持續上漲,人均消費水平也會隨之增加。二是,短期內甘肅省仍處在人口紅利的末期,勞動力資源依然充分,可以通過充分打開“人口機會視窗”來增加物質生產,刺激人們消費。三是,人口老齡化能夠帶來老年人口這么一個龐大的消費群體,老年人消費需求的擴大會極大地促使老齡產業的興起。預期壽命的延長以及老齡人口數量的增多,會使得市場機制引導社會資源轉向老年人需求的產業,比如服務業、醫藥業、保健業等,因此我們應抓住這一機遇加大對第三產業資金和人員的投入,積極開發老年市場,大力發展銀色產業。

（2）隨著老齡化程度的加深,甘肅省消費水平的變動不同于全國的情況。筆者對甘肅省的研究結論是,老齡化對人均消費的影響先是邊際趨勢遞減的正影響效應,三期之后老齡人口撫養比對人均消費持續呈現負的響應趨勢,并逐步趨于收斂。而王森(2010)對全國的研究得出,我國老齡化因素對人均消費的影響不是固定不變的正效應或者負效應,而是正負效應的交錯影響。

究其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有兩點。一是,盡管短期的老齡化會給甘肅省的消費水平帶來增長,但是長期來看,甘肅省的物質基礎薄弱,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全國排名靠后,屬于欠發達地區。而人口老齡化必然會使得勞動適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下降,勞動力供給不足。同時,因為高齡勞動力的體力、智力衰退,會削弱開拓創新精神,進而也使得勞動力生產率下降。因此物質資料的生產也會隨之減少,從而影響消費水平。而對于全國來說,人口年齡結構的地區差異在逐漸擴大,既有高老齡化水平且經濟發達的地區,也有低老齡化程度的地區。所以不同地區老齡化程度對消費的影響將會相互作用,呈現出正負交錯的狀況。二是,本文選用的老年人口撫養比作為老齡化的指標,王森(2010)選用的則是老少比。測算指標的不同也會帶來以上結果的差異。

（3）鑒于甘肅省存在“未富先老”及各市州老齡化水平有差異化的特點,結合在未來發展中人均消費水平會先出現增長后降低的趨勢,為了減小消費能力的降低對甘肅省的生產能力的影響,我們應在未來發展中充分打開甘肅省的“人口機會視窗”,盡可能的采取擴大內需、刺激消費、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政策,以延長老齡化對人均消費的正效應時期。

5 結 論

本文通過ADF單位根檢驗、協整分析得出人均消費、人均GDP與老齡人口撫養比例之間存在一個協整關系,三個變量間具有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通過VAR模型的結果可看出,老齡人口撫養比對人均消費的影響先是邊際趨勢遞減的正影響效應,之后出現負影響效應并趨于收斂。研究表明,伴隨著甘肅省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即老齡人口撫養比例的提高,老齡化程度加深,使得消費水平提高的速度逐漸減小,最終會降低未來的消費水平。希望本文能為我們正確認識甘肅省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找到積極的應對措施提供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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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上，老齡人口的增多通過影響儲蓄和消費基金進而影響積累基金，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經濟的發展速度。同時，老齡人口增多致使社會對老年人的養老和醫療費用投入不斷加大，社會養老、醫療衛生事業承受過重的負擔。微觀上，家庭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多使得年青人用于養老所付出的時間和金錢都大大增加，加大了家庭的養老開支。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還表現在對家庭其他成員時間分配方面的影響。在時間和空間上，山東省人口老齡化表現出不平穩的特征，研究其變動特征的形成機制對解決老齡化中的實際問題具有重要的決策意義。

二、山東省人口老齡化的時間變動特征及形成原因

(一)山東省人口老齡化的時間變動特征

通過比較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和2007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發現山東省人口老齡化在時間上表現出多樣化的特征。

1、山東省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進程在不斷加快

根據國際通用年齡結構類型標準，標準的老年型社會0-14歲少兒的比重應小于30％，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重應大于7％，老少比應大于30％。2000年，山東省0-14歲少兒比例為20.85％，低于標準9.15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為8.03％，高于標準1.03個百分點，老少比為38.4％，高于標準8.4個百分點，完全進入了老齡化社會。根據山東省2007年1％人口和勞動力抽樣調查數據，2007年山東省人口老齡化的程度進一步加深，少兒比例低于標準14.93個百分點，老年比例高于標準2.61個百分點，老少比高于標準33.75個百分點，因此老齡化的程度已經大大深化。

山東省老年人口的增長速度加快。2007年山東省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重達9.61％，而2000年時山東省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為8.03％，老年人口比重年平均增長2.60％，遠大于總人口的增長速度。在老年人口總量增長速度加快的同時，老年人口比重的年平均增長速度也在升高，所以山東省老齡化進程不斷加快。

2、高齡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快，老年撫養系數高

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口內部的年齡結構也在發生改變。根據劃分老年人口的標準，將65～69歲者稱為“低齡老年人口”、70～79歲者稱為“中齡老年人口”、80歲及以上者稱為“高齡老年人口”。山東省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多，必然伴隨人口高齡化現象。2000年山東省老年人口中低齡者占38.0％，中齡者占47.4％，高齡者占14.6％，而且各市80歲及以上老人所占比重均超出全國平均水平，反映出全省高齡化態勢明顯。與2000年相比，2007年，中齡和高齡人口所占老齡人口的比重都在進一步增大，中齡人口比重增加4.73％，高齡人口比重增加11：10％，高齡人口的增幅遠遠高于中齡人口的增幅，中齡人口增幅微小，保持平穩。而低齡老年人口所占比重在縮小，比重減少了10.16％，降幅較大。上述說明山東省老齡化過程走向高齡老齡化。

在高齡老齡化過程中，山東省老年人口撫養系數也在增大，這加重了對經濟發展的壓力。2000年山東省老年撫養比為11.43％，而2007年老年撫養比增加到12.76％。如果我們只考察理論老年撫養比，實際上是將不同年齡的老年人口視為具有相同經濟、社會特征的“同質”(homo-geneous)人，這樣的考察方法會抹煞不同年齡老年人口不同的社會經濟含義。而事實上，不同年齡的老年人口具有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是“異質”(het-ero-geneous)人。由于以“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樂”為主要要求的中齡老年人口和高齡老年人口的比重上升，2007年的實際老年撫養系數升高將更明顯。

3、老齡人口性別比偏低，但有升高趨勢

在所有年齡組中，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年齡組性別比最低，在山東省的人口發展過程中也同樣存在這種特點，2000年和2007年山東省老齡人口性別比急劇下降，與其他年齡組人口性別比相比表現出明顯的偏低態勢。在不同年齡老年人口中，低齡人口性別比最高，高齡人口性別比最低，即年齡越大，女性老人數量比男性老人數量高出越多。

低齡、中齡、高齡老年人口性別比的增長速度各異，其中，中齡增長最快，年平均增長速度為9.86％；中齡次之，年平均增長速度為8.68％；低齡最小，年平均增長速度為4.35％。

(二)形成山東省人口老齡化時間變動特征的原因分析

1、底部老齡化和頂部老齡化共同作用于老齡化的程度和進度

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上升，可以是由年齡金字塔底部少兒人口增長減慢所導致，也可以是頂部的老年人口增加加速所導致，人口學中稱之為底部老齡化和頂部老齡化。

人口年齡結構從“年輕型”轉變為“老年型”是人口發展過程的必然結果。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下降都促使人口的年齡結構趨向于老齡化，前者使少兒人口比重下降，相對增加老年人口比重，而后者使人口的整體壽命延長，絕對增加老年人口比重。由于計劃生育政策和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出現了底部老齡化和頂部老齡化的同時“夾擊”。山東省現在面臨的是低生育率下的人口老齡化。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山東省的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已從實行計劃生育前1973年的35.38‰下降到2007年10.30‰，28年來共下降了25.08千分點；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山東省人口死亡率已從1973年的8.12‰下降到2007年的5.52‰，共下降了2.60千分點。由此可見，生育率的快速下降是山東省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因素，即底部老齡化的作用占主導地位。人口控制政策是山東省人口老齡化的強有力杠桿。同時，由于山東省生育率繼續下降的空間已經越來越狹小，其結果，生育率對老齡化的影響作用也將變得微不足道，取而代之的將會是老年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和平均預期壽命的繼續提高，表現在人口年齡金字塔上也就是頂端在變寬，于是以死亡率為主導的“頂端老齡化”開始顯現。

2、隊列效應與死亡率影響高齡化水平

老年人口高齡化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出生率，它通過人口慣性以人口隊列的形式影響人口年齡結構。二是人口死亡率，特別是老年

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在人口出生率一定的情況下，隨著老年人口死亡率的下降，進入老年及高齡的人口數增加，人口年齡金字塔頂部收縮放慢，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延長，必將帶來人口高齡化的出現。山東省在本世紀20年代中期以后人口高齡化的加速主要受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兩次生育高峰及80年代生育波動的影響。生育率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人口老齡化，但也正是生育水平的及時控制決定了中國老年人口高齡化時期不會很長，水平不會很高，具有明顯的階段性。隊列效應在人口老齡化及高齡化過程中的作用顯著。進入本世紀后，在生育率相對穩定，隨著社會經濟發展、醫療衛生、營養水平不斷提高，老年人口死亡率呈下降趨勢，并且年齡越高，死亡率下降幅度越大。老年人口健康狀況進一步提高的背景下，生育率下降對老齡化的影響作用漸漸淡出，死亡率的作用則在日益加大。

3、人口遷移與經濟發展水平影響老年人口性別比趨勢

老年人口性別比偏低的態勢是人口發展的規律，而山東省老年人口性別比出現上升趨勢，主要是由于作為沿海相對發達的省份，每年都吸引大量男性勞動力遷入，當他們陸續進入老齡，必然影響老年人口性別比的變化。同時，由于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醫療水平的提高、服務設施進一步完善，男性老人存活率也升高。不過，另一方面，由于男性的生理條件以及工作環境等方面的原因，男性老人平均預期壽命小于女性老人，因而總體上導致男性老人數量少于女性老人數量。

三、山東省人口老齡化的地域變動特征及形成的原因

(一)山東省人口老齡化的地域變動特征

1、山東省老齡化的東西部差距

改革開放以來，山東省東西部之間經濟社會發展差距越拉越大，由此導致老齡化程度及速度、老年人口特征等均存在明顯的地域差別。以山東省經濟發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為標準，把山東分為東西兩個部分。東部包括濟南、青島、淄博、東營、煙臺、濰坊、威海、日照等8個地市，西部包括棗莊、濟寧、泰安、萊蕪、臨沂、德州、聊城、濱州、菏澤等9個地市。

在老年人口比重上，東部地區幾乎所有地市都高于山東省老年人口的平均比重(9.61％)，只有東營(8.93％)例外。在東部地區中，沿海的地區的威海(11.78％)、煙臺(11.53％)、青島(10.19％)等有明顯高于該區中的其他5個地市。西部地區的所有地市的老年人口比重無一例外的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更明顯低于東部地區。

東部地區的老少比大于西部地區，而0-14歲少兒人口比重東部地區明顯小于西部地區。東西部地區老年人口年齡結構存在較大的差別。總體上看，西部地區老年人口的年齡結構比東部地區年輕，高齡老年人口比重較低；分地區來看，青島、威海、日照等經濟較發達地區高齡人口占老年的比重都在18％以上，高齡化趨勢較為嚴重；而德州、濱州等后進地區老年人口的年齡結構相對較輕。

2、山東省城市、鎮、鄉村之間老齡化的差異

山東省城市、鎮和鄉村人口年齡結構存在明顯的差異。2000年，山東省老年人口比重城鄉差異顯著，即大多數市地老齡化程度呈現出鄉村>城市>鎮的特點。而2007年鄉村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10.31％，鎮為9.07％，城市為8.65％。鄉村比城市高出1.66個百分點，比鎮高出0.24個百分點。且大多數市地老齡化程度呈現出鄉村＞鎮＞城市的特點。

(二)形成山東省人口老齡化地域變動特征的原因分析

1、經濟發展水平的參差不齊決定了東西部老齡化的差異

經濟發展水平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生育率、出生率的下降，二是死亡率的下降。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是導致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因素：人口發展與社會經濟的發展緊密聯系，社會經濟發展對人口發展最直接的影響是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生育率、出生率的下降。一般認為，人口轉變大致經歷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長，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再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幾個發展階段，并同經濟技術進步發展階段相適應，同社會經濟的發展階段相適應。在長期的社會經濟發展進程中，山東省已經實現了現代人口轉變，人口發展進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現代人口再生產階段，2007年山東省出生率為10.3‰，自然增長率僅為4.78‰。在低生育水平下，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出生率仍表現出顯著的地區差異，2000年山東省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各市地出生率普遍較低，威海市的出生率降到了7.08‰，煙臺市的出生率為8.01‰；而西部經濟落后地區各市地都有較高的出生率，大多數都在10.0‰以上，聊城市的出生率高達13.08‰。與此相對應的是東部地區人口老齡化的程度比西部地區高，即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是導致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因素，使0-14歲人口在總人口中比例大幅度下降。山東省東部地區各市地，除濰坊、日照外這一比例都已低于20％，生育率的下降抑制了年輕人口的增長，使人口年齡金字塔底部萎縮，導致老年人口比例的相對增加。死亡率下降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作用不斷上升。因為山東省已經實現了現代人口轉變，總和生育率已遠遠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已無太大余地。在這種情況下，死亡率的下降，壽命的延長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作用將會不斷上升。山東省東部地區經濟比較發達，醫療衛生設施比較健全，老年人口死亡率比西部地區偏低。總體上看，東部地區65歲以上老年人口死亡率比西部地區低5個千分點。分地區看，東部地區各市地老年人口死亡率比西部地區各市地偏低。青島65歲以上老年人口死亡率為46.04‰，而德州為59.83‰，死亡率的下降使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延長，人口年齡金字塔頂部老化，加速人口老齡化。由以上分析可知，經濟發展迅速，計劃生育開展較早的東部沿海開放地區人口老齡化的程度較高。相反，經濟基礎較差，計生工作起步較晚的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老年人口比重較低，老齡化達到的程度也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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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老齡化；居家養老；合肥市

Key words： aging；family endowment；Hefei

中圖分類號：F840.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3）06-0327-03

0 引言

全球人口快速老齡化是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目前世界上所有發達國家都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許多發展中國家正在或即將進入老齡化社會。根據《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預測研究報告》[1]中指出，中國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占全球老年人口總量的五分之一，中國的人口老齡化不僅是中國自身的問題，而且關系到全球人口老齡化的進程，備受世界關注。隨著老齡化的不斷加深，如何使老年人“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學、老有所樂”已經成為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問題。

1 我國老齡化進程及居家養老模式現狀

1.1 我國老齡化進程 國際上通用的老齡化，是以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的7%或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的10%作為進入老齡社會的標準。[2]

通過查閱2011年《中國統計年鑒》中根據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匯總的《1982-2010年人口年齡結構和老齡撫養比表》，結果表明，1999年中國進入了老齡化社會，是較早進入老齡化社會的發展中國家之一。2010年中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達已到8.9%，老年撫養比更是達到11.9%，老齡化程度嚴重加深。從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初步匯總的《各地區年齡結構表》的結果來看，65歲以上人口比例，發達地區只有廣東省略低于7%，其他地區只有、青海、新疆、寧夏等四個偏遠地區低于7%。因此，我國的養老問題迫在眉睫。

1.2 我國居家養老模式現狀 按照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養老模式大多數是以家庭養老為主，即是由家庭成員提供養老所需的物質條件和生活照料。然而當前及未來中國都會普遍出現“421”甚至是“4421”家庭結構，出現了高齡化、小型化趨勢，逐漸削弱了家庭養老功能，“空巢老人”的家庭問題普遍出現。居家養老服務是加快建立養老服務體系的基礎性工程，是政府和社會力量依托于社區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務、康復護理、精神慰籍、文化娛樂等方面服務的一種服務形式，它是對傳統家庭養老模式的補充和更新，是我國發展社區服務、建立養老服務體系的一項重要內容。國內學者對居家養老的概念給出各種觀點，其中，趙曉征認為居家養老是指老人在自己或子女的住宅中居住，但并不意味著由家庭成員來全部或主要承擔養老責任，“家庭養老”必然對應著“居家養老”，但是“居家養老”則不一定是“家庭養老”。[3]

自從我國開始提出居家養老模式后，很多地區都開始探索和建立居家養老服務體系，但是都處于起步階段，并沒有形成一個可推廣的示范模式。下面就介紹幾種典型的國外居家養老模式。

2 國外居家養老模式介紹

早在20世紀，歐洲國家最先進入老齡化社會，但是進展速度平穩而緩慢，是社會、經濟、文化等發展到一定階段所產生的一種社會問題。

2.1 西方國家居家養老模式 在西方價值觀的背景下，大部分父母在子女成年后都是與子女分居，在這種觀念下，大部分養老問題都是要靠社會保障以及老年社區服務等來進行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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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齡化問題綜述

人口老齡化是指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上升到一定比例的一種人口構成，國際上通常把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10%，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作為國家或地區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標準。兩個含義：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對增多，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斷上升的過程；二是指社會人口結構呈現老年狀態，進入老齡化社會。在我國，從2000年開始，我國老齡化的程度已經超過國際標準，并且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還在逐年遞增，其發展速度令人之驚訝，2011年人口普查時，60歲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個百分點，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個百分點，預計到2020年我國的老齡化人口將達到世界老齡化人口比例的四分之一。人口老齡化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我們不能否認人口老齡化是社會進步的標志，是經濟快速發展的成果，是人民生活水平和醫療衛生保健事業的巨大改善，但是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必然帶來一系列需要妥善解決的社會問題，其解決的好壞會影響到一個國家的穩定和發展。

二、我國壽險的新發展

基于我國老齡化進程，以及中國人的財富積累習慣，我國壽險還將有很大發展空間。人們對壽險的較大市場需求將會為我國正處于初步發展階段的壽險市場帶來有利發展機遇。作為新興保險市場的代表國家之一，中國的壽險市場發展很快。自1980年恢復國內保險業務，特別是九十年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建立以來，我國的保險總資產和年度總保費收入一直保持較大幅度的增長。但是，進入2004年后年度總保費收入增長相對較小，主要原因是因為壽險保費收入增長趨緩，為了保持我國壽險市場的持續發展，在現在的社會趨勢下，即人口老齡化的市場發展趨勢下，對壽險需求的影響研究必不可少。

以遼寧省壽險為例：從2006年到2011年期間，遼寧省壽險保費收入及增長率和2011年的保費排名對比遼寧省壽險在全國的銷售排名及遼寧省GDP排名情況，我們發現遼寧省壽險業暫時是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的。所以說對壽險市場的發展還有很大空間。

但是我國的壽險業經營還面臨著一系列的挑戰，它直接影響到壽險公司能否把握住這一有利機遇。對此我國壽險公司決不可掉以輕心。

三、人口老齡化對壽險影響

隨著老年人口規模增大，人口老齡化的增長程度也在顯著增強，用社會經濟影響指標反映了人口老齡化的經濟社會影響情況，最直接的影響是給社會養老帶來的壓力，而壓力的緩解方式之一就是購買壽險。

首先，社會保障與醫療服務壓力增大，家庭的養老能力弱化，進而社會養老壓力增大。當然，人口老齡化除了對經濟有壓力，同時也刺激了經濟的增長。以2012年1-9月遼寧省保險保費收入數據為例，看一下壽險的比重。

其次，近半個世紀以來，人們在壽險需求的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對壽險需求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實證研究主要針對影響壽險需求的因素進行定量分析。概括起來可以分成兩大類：　一是人口因素；二是經濟及金融因素。人口因素主要指年齡、期望壽命、教育程度和撫養率等與人口結構相關的因素。　在保險業發展過程中，人口因素直接影響保險產品的開發和保險政策的制定，尤其在當前中國已出現老齡化趨勢，同時人口的收入結構、地區結構、城鄉結構、受教育結構等也出現明顯變化，人口因素的這些變化及其對我國保險業的影響已越來越受到保險政策部門和機構的關注，分析和研究人口因素的變化與保險業發展的關系，有助于正確制定保險業發展政策，充分發揮保險業的各種功能，促進國民經濟協調快速發展。經濟及金融因素主要包括收入、財富和價格水平、預期消費等與經濟有關的因素。居民當前的收入、預期消費、流動性需求和消費期望程度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保險的投入，而人口老齡化的提高會導致與居民養老相關的壽險產品的消費需求也會增加。另外，人壽保險除了給投保人提供保障外，還能給被撫養人提供保障，因而撫養系數對壽險需求也在某種程度存在影響。

最后，國外對壽險需求進行了大量的理論及實證研究，我們應該把優秀的理論依據與我國自身的實際情況加以結合，進而形成符合我國國情的實證研究。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　使用計量經濟模型進行比較分析的方法，　借鑒計量經濟學的發展應用，對人口老齡化對壽險業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對某些變量如LPI、PAR、DPI和IR采用多種數據和多個衡量指標，　在數據平穩性檢驗的基礎上建立回歸模型進行比較研究，既而得出了人口老齡化指標、收入水平指標和壽險保費收入正相關的結論。那么，就是說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增加，人們對壽險的需求程度增強；在一定程度上，利率與人們對壽險的需求負相關。

四、總結

自從2003　年中國人均GDP突破1　000　美元，　標志著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一階段是社會經濟發生重大結構性變化的時期，　居民的消費行為、社會結構、金融結構等都會出現明顯的變化。同時，　在這一階段，　保險業也處于高速發展時期。隨著保險業規模的擴張，　人口老齡化趨勢下，壽險業在國民經濟、居民生活以及金融體系中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與責任。人口老齡化對整個社會經濟發展與保障體系來說，是一個嚴峻的考驗，但對正處于上升階段中的壽險業也可轉化為機遇。

參考文獻

[1]　廉晶.　人口老齡化與保險產品創新[J].　合作經濟與科技.　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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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車（2004），通過對統計數據的收集與分析，研究了近年來日本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并預測得出日本老齡化率在2015年將超過25%，到2050年達到32.3%[1]。張曉青等（2005），從時空角度，構造回歸分析模型，通過兩種分布比較方法定量研究了山東省的人口老齡化進程中的制約因素，從而揭示了老齡化程度區域差異擴大的動力機制[2]。袁俊等（2007）運用主成分分析法探討了中國農村人口老齡化區域分異的影響因素，得到影響人口老齡化區域差異的主要因素為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和勞動力文化教育程度差異，指出解決農村人口的老齡化問題不僅局限于政策調整，更應從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等角度出發[3]。何朗等（2008）通過引入人口預測指標，建立了預測人口所需的各項參數(出生率、死亡率、遷移率等)的預測模型，采用曲線擬合得到相關預測函數的參數，再對參數進行灰色預測的方法。通過建立人口發展方程的模型，實現對于人口總量和相關人口指標的預測。預測結果表明，到2041年，我國人口的峰值為14. 9億左右，同時我國的老齡化率和城鎮化率將不斷上升[4]，同時指出人口預測常用方法有一元線性回歸法、多元線性回歸法、灰色預測法、時間序列法和神經網絡法等[5-7]。

二、遼寧省老齡化率預測模型的構建與檢驗

1．老齡化率影響因素分析

影響當年老齡化率的主要因素可以歸納為上年老齡化率、平均預期壽命以及農民人均收入與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值。其中，平均預期壽命是常用的預期壽命指標之一，該指標既是對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與衛生醫療水平的綜合反映，又是對新出生人口平均預期可存活的年數的預期。通常，預期壽命對老齡化有一定影響。城鄉人均收入差異是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直觀與分層次反映，通常經濟發達的地區，老齡人口數量也較大。老齡化是一個漫長積累的過程，因此，上年的老齡化率對下年的情況有一定影響。

2．遼寧省老齡化率預測模型的構建

通過相關數據，建立的遼寧省老齡化率計量學模型如下：

其中，為當年老齡化率；為平均預期壽命；為上年老齡化率；為農民人均收入與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值。

3．遼寧省老齡化率預測模型的檢驗

由表1可以得到以下分析結果。的系數為正值，這說明與呈正相關關系，即遼寧省當年老齡化率的變化趨勢與平均預期壽命和上年老齡化率呈正相關關系。模型結果表明上年老齡化率對當年老齡化率有較大影響，上年老齡化率高，當年的老齡化率也隨之增高。此外，人口平均預期壽命高，老齡化水平也相對較高，二者呈現同步增長態勢。主要原因可以歸納為老齡化水平存在“路徑依賴”和“存量積累”效應。即，老齡化水平的高低是先前老齡化發展水平和老年人口數量與普遍年齡大小常年積累的結果。模型結果基本符合現實經濟學意義，即遼寧省的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每增加1歲，當年老齡化率上升2.02個百分點，上年老齡化率每升高1個百分點，當年老齡化率相應上升0.15個百分點。

綜上所述，影響遼寧省老齡化率變化的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上年老齡化率的存量效應，二是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二者都對老齡化率有正向影響。

三、2011年至2050年遼寧省老齡化率預測

通過上述模型與分析，2011年到2050年遼寧省人口老齡化趨勢預測如圖1所示。由圖1可知，2011年到2050年遼寧省人口老齡化率呈現逐步上升的趨勢，將從2011年的13 %，上升到22%，遼寧省社會的老齡化程度加深。

四、結論與建議

通過預測結果可知，遼寧省65歲及以上的老齡化率在2050年將達22%以上。

老齡化問題的出現將導致勞動力人口負擔加重等經濟社會問題。這就亟待建立組合養老模式與發展現代老年產業。一方面，人口的老齡化需要發展新的養老模式，遼寧省應通過不斷探索居家養老模式，嘗試以居家養老為基礎、社區服務為依托、養老中介組織為紐帶、國有養老機構為示范、興辦民辦養老機構為導向、農村區域性中心敬老院為延伸“六位一體、城鄉統籌”的服務體系。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增多也為老年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機遇，應該把老年產業作為福利性產業，對發展老年產業的企業給予政府政策和資金支持。采取政府主導的市場化、社會化、多層次的產業模式，對社會參與老年產業投資進行科學引導，引入市場機制，促進老年產業與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 車.日本的老齡社會：現狀、影響、對策[J].日本問題研究.2004，4:1-4.

[2] 張曉青，李玉江. 山東省人口老齡化空間分異及其形成機制研究[J].西北人口.2005，6:30-33.

[3] 袁俊，吳殿廷，吳錚爭. 中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的空間差異及其影響因素分析[J].中國人口科學.2007，1(3):41-47.

[4] 何朗，趙韞，管坤等. 人口發展的參數預測模型[J]. 武漢理工大學學報?信息與管理工程版.2008,6(3):494-497.

[5] 祁建廣.人口經濟學預測問題研究[D].大連:大連理工大學圖書館, 2006.

[6] 門可佩,官琳琳,尹遜震.中國人口發展預測研究[J].統計與決策, 2007(22): 6-9.

[7] 王瑞娜,唐德善.基于改進的灰色GM(1, 1)模型的人口預測[J].統計與決策, 2007(20): 93-95.

作者簡介: 姜照華（1964-），男，黑龍江哈爾濱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創新與經濟增長；

叢婉（1987-），女，遼寧大連人，研究生，主要研究領域為創新與經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