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倫理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職業倫理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工業革命使社會治理活動成為一種職業活動。歷史進入19世紀中期,由于英國政府采納了東印度公司的管理經驗,因而出現了文官制度,使得政府中的公務活動成為正式的職業活動。到了20世紀,政府中的行政管理作為職業活動被世界各國迅速地接受。目前,在全世界范圍內,人們普遍把行政管理當作專門的職業化的社會治理活動加以看待。然而,在社會治理活動職業化的過程中,馬克斯?韋伯的官僚制理論曾經影響行政管理活動主要從屬于科學化、技術化的原則,導致這一職業的倫理規定喪失了生長的空間,行政倫理學的研究也一直處于空白狀態。直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美國出現“新公共行政運動”這一要求變革社會治理方式的思想運動,行政倫理的研究才引起人們的關注。由此可見,關于社會治理的倫理思考是與人類追尋后工業社會治理方式的進程一道啟動的。現在,公共管理作為一種新型的社會治理模式已經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對象。其中,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是,公共管理者的職業活動應當是怎樣的。在一定程度上,公共管理是建立在倫理關系基礎上的社會治理模式,公共管理者的職業活動比以往任何時候的治理活動都更加依賴倫理的引導和道德的規范。

一公共管理活動的職業體系

公共管理的職業體系是職位和崗位的結構體系。與以往的管理體系一樣,職位和崗位指明了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體系中的具置,規定了公共管理的權力、職能及責任和義務。職位是就公共管理的縱向關系而言,崗位是就公共管理的橫向關系而言。無論是私人部門還是公共部門,都是由職位和崗位構成的職業體系,直接從屬于管理的原則。以往的社會治理體系在行政管理的名義下所形成的職業體系也從屬于管理的原則。但是,作為社會治理體系的公共管理卻發生了根本變化。它在管理的意義上告別了以往治理體系的權力定位或法律定位,不再是僅僅滿足于科學化、技術化原則的職業體系,而是在倫理原則的基礎上科學構造職位和崗位的職業活動體系。正是這一點,決定了同樣由職位、崗位構成的公共管理職業體系不同于以往的行政管理。對于公共管理的職業活動來說,“命令—服從”的行為模式為真正意義上的“分工—協作”的行為模式所取代。

職位和崗位都是職業體系的形式方面。公共管理與行政管理的不同不僅在形式方面,而且在內容方面。對于內容來說,公共管理的職業活動也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職業關系。雖然在一般的意義上,這些職業關系可以歸結為權力關系、法律關系和倫理關系三大類。在現實的社會治理過程中,這些關系總會以極其具體的形式存在于公共管理活動之中。公共管理的職業關系越是具體,就越是包含著道德的內容。比如,當職業關系表現為公共管理者與其職務、崗位之間的關系時,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忠于職守、忠實地履行職務以及崗位上的責任和義務;當職業關系表現為公共管理者之間的關系時,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團結協作、相互尊重、和睦共事、互相支持;當職業關系表現為公共管理者與其對象之間的關系時,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平等待人、公正處事、真誠服務,以求得廣泛的合作……這樣一來,公共管理在形式上是分工—協作的體系,在內容上則是道德行為的表現。盡管都是在管理,但傳統的行政管理是失去了實質性內容的管理,而公共管理則把形式與內容統一起來,擁有了倫理本質。

由于公共管理中依然存在著權力關系,所以,權力關系賴以生成的等級系列依然會存在。當然,管理型社會治理方式已經實現了對等級關系的根本性改造,把人與人之間的直接等級關系改造成以組織層級為前提的等級系列,從而使個人之間在人格、權利等實質性方面達致平等。盡管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中的以組織層級為前提的等級關系只是形式上的,卻反映了權力關系的本性。在一切存在著權力關系的地方,都會程度不同地存在著等級。只要公共管理還需要權力,它就不能消除這種“等級”。因此,作為個人的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這一合作體系中也會遇到處理上下級關系的問題,并且會成為他進行日常公共管理活動的基本內容。比如,政府中的公共管理主體需要執行上級命令和維護政府利益;政府外的公共管理組織需要處理與政府的關系、服務于社會和維護社會利益。無論是政府中的公共管理主體,還是社會中的公共管理組織,對于公共利益的理解都會出現偏差,特別是如何把握長期利益與短期利益,必定是一個時時都會碰到的難題。公共管理中存在著無法完全解決的利益矛盾甚至沖突。盡管如此,公共管理者卻不能無所作為。事實上,在公共管理的服務定位中所派生出來的一切主動性、積極性,都會外化為公共管理者自主地處理這些矛盾和沖突的實際行動,進而使公共管理者不同于以往各種社會治理模式中的治理者。做到這一點,從根本上說,就是充分發揮公共管理者的角色意識。只要公共管理者能夠對自己的職業表現出充分的自覺,按照自己對其職業特殊性的正確理解去處理上述各種矛盾和沖突,他就會無愧于公共管理這一職業,并且總會達致最佳的從業效果。

在統治型社會治理模式中,對于官吏的要求長期存在著爭論。“官本位”文化的思路在終極追求中是要無條件地“忠君事主”;“民本位”文化的思路則反復申述“民貴”“君輕”的主張。管理型社會治理方式以制度的形式消解了所謂“貴”與“輕”的爭論。但這種社會治理方式往往是通過間接的、迂回的途徑來認識和了解公共利益的,往往在公共利益的要求與實現之間存在著“時滯”。特別是那些已經實現了職業化的社會治理者,缺乏積極回應公共利益要求的熱情,往往表現出我們稱為“”的那種對于公共利益的冷漠。所以,在走向后工業社會的歷史轉型的過程中,在人們期求更為進步的社會治理模式的過程中,管理型的社會治理方式需要由更加靈活的、積極的和主動的公共管理取而代之。

對于公共管理來說,新型的社會治理體制和制度是其賴以展開活動的前提和基礎。但是,與管理型社會治理方式不同,治理者的職業并不只是簡單地充作體制和制度的構成因素和實現途徑,而是體制和制度的必要補充。由此看來,統治型社會治理倡導官吏忠“君”愛“民”。在君民之間出現矛盾和沖突的時候,要么要求盲目忠君,要么要求理性地貴“民”輕“君”。這兩種選擇都要求官吏在“君”與“民”之間作出選擇和取舍。在統治型社會治理模式得以發生的歷史背景中,“君”“民”的矛盾和沖突是無法調和的。所以,矛盾之中會出現上面兩種對立的主張,要求官吏在兩者之間擇其一。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中的官員和公務人員以體制和制度作為行為選擇的終極標準,被動地接受體制中的程序驅使,對人民、對公共利益表現出極度的冷漠。他們在公共部門中工作,與在工廠中工作一樣,都具有工業社會特有的色彩,屬于形式化了的職業活動。與此不同,公共管理者的職業活動發生在合作精神已經成為一種時尚文化的時代。在這種條件下,社會在整體上不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和沖突。因為,一切矛盾和沖突主要來源于不同的認識和理解。如果通過交談和討論能夠取得共識、消解矛盾和沖突,那么公共管理者的職業活動就是運用權力促進交談和討論。

二公共管理者的職業角色

人的道德生活來源于人的社會角色。只有了解和確定人在社會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才能判定他的行為在何種程度上是道德的。比如,一個公務員做出的某件事可能會被人們認為是不道德的,但是,一個普通公民做出同件事卻不被人們認為是不道德的。對一個人進行道德評判,在很多情況下,是因為我們先行對他的社會角色作出了定位。我們說一個人是不道德的,可能是指他的某一行為與他的社會角色偶爾不一致,也可能是指他的某一行為與他的社會角色經常不一致。在一般情況下,偶爾不一致能夠得到理解和原宥,而經常不一致則會招致他人的批評和鄙視,甚至遭到他所在群體的排斥。

人在社會生活中可能會同時扮演著多重角色。有些角色是與生俱來的,如血親關系中的角色;有些角色是個人成長過程中必須接受的,如做學生等;而更多的角色是個人選擇的結果。職業作為人的最基本的社會角色形式,正是人的選擇的結果。就是說,普通的社會角色是在人的成長過程中自然生成的。一個人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能夠理所當然地形成應有的角色意識,并且準確地扮演自己所承擔的社會角色。職業角色則不同。它需要人們通過自覺的選擇和主動的學習,才能夠獲得準確的定位。

人們選擇職業有著復雜的主觀原因和客觀原因。人們選擇某一職業,可能因為生活的需要,可能來自生存的壓力,可能出于興趣愛好,也可能屬于理想追求……當人們定位職業角色時,會在職業導師的引領下進入職業角色,也可能會在職業活動的實踐中逐漸找到職業感覺。但是,所有從事職業活動的人,都需要借助于自覺的職業選擇和積極的職業學習,才能夠使自己融合到職業中去,成為真正的職業活動者。這個過程,就是從業者在職業序列中準確地找到他所從事的職業位置的過程。職業活動的舞臺是職位和崗位。職位、崗位是人的社會角色的明確化、具體化和固定化,是職業化了的社會角色。同時,明確化、具體化和固定化的社會角色,在每一職位和崗位上都會有著明確的責任和義務。人類社會活動職業化程度的提高,更多地表現在越來越明確、越來越具體地規定職業活動中職位、崗位的責任和義務,即通過組織結構、制度規范和活動程序等等方式,為每一職位和崗位確立起明確的、具體的責任和義務。

在社會治理體系中,無論是公共領域還是私人領域,只要是職業活動和組織行為,都會通過職位和崗位來明確界定人的責任和義務,有效地配置權力。這也是近代社會“理主義”組織行為模式中最為典型的形式,但該行為模式沒有注意到人的職位和崗位直接地構成人的多元社會角色中的一種。就是說,任何一種職業,任何一類專業化社會活動,任何一個組織行為體系,都不僅以整體的形式構造組織化的人的社會角色中的一部分,而且在組織成員個體那里擔負著社會角色,甚至首先在個體那里成為社會角色中的一種。對于人來說,每一個職位、崗位都不僅是特定的組織行為體系中的責任和義務,而且直接地根源于整個社會的責任和義務。

職位和崗位具有二重性,與之相對應的責任和義務也是有同樣的二重性。一方面,責任和義務屬于特定的職業和組織行為體系;另一方面,責任和義務又屬于整個社會。對于每一職位和崗位上的從業者來說,他的職位、崗位及其責任和義務,在職業活動和組織行為體系內會以職務的形式出現,在面向其直接歸屬的行為體系之外時,則以職業的形式出現。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職務與職業在從業者這里只是社會角色的二重歸屬。在從業者與他人的聯系中,職務與職業都是直接的。因此,當管理主義組織行為模式成為職務—職業—社會之間的單線聯系模式的時候,責任和義務便被片面化、形式化和缺乏道德的內容。我們在近代以來的社會治理中,時時處處都可以看到社會治理者只對社會治理體系負責而不對社會治理活動的對象及后果負責的情況。比如,就政府而言,下級官員只對上級官員負責,政府所有的官員都只對政府負責。只有政府才對社會負責,政府官員喪失了直接對社會負責的責任和義務的向度。政府對社會負責,卻很少對它的官員負責。因為,政府的官員僅僅是政府的“雇員”,以至于政府的官員在政府中也時常會感到“不平”。公共管理的職業活動就是要改變這種狀況,把單線的責任、義務模式改造成雙線的甚至多線的責任、義務模式。還以政府為例,公共管理的職業活動要求政府官員一方面對政府負責,另一方面直接對社會負責;同樣,政府既對社會負責,也對其官員負責。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官員不僅僅是雇員。他們在直接對社會負責的過程中獲得了在政府體系中享有自主性的資格。如果說,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中的政府視其官員為雇員的結果就是使他們成為政府行政執行的工具,那么,公共管理條件下的政府則使政府官員成為擁有自主意識的人。這就是兩者的根本區別。若把這種區別變成革新現實社會治理模式的動力,不容置疑的起點則是在理論上把握職位、崗位及其責任和義務的雙重直接關系。

三公共管理者的職業行為

職業活動規定著人的行為。一個人從事的職業和開展的職業活動,決定了他會有某種定型化的、重復的和連續的行為。他的行為總和構成了他的職業活動的基本內容,進而證明著他的職業角色。從表面上看,人的行為與職業的關系是被決定或被規定的關系,即職業決定和規定著人的行為。但是,這種決定與被決定、規定與被規定的關系,僅僅具有行為形式方面的特征。從實質上看,它是反向決定和反向規定的關系,即人的行為決定職業。特別是在充分自由地選擇職業的情況下,人與職業之間的聯系就是人的行為選擇的結果。考察人的職業角色可以發現,有的人選擇了某一職業后能夠迅速地進入角色,而有的人雖然從事某種職業活動相當長時間,卻始終游離于這個職業角色之外,并不是合格的從業者。這種與職業角色的“和合”與否體現在人的行為中。所以,正是人的行為決定了他是否是合格的從業者。對此,筆者認為是“行為決定職業”。

在職業活動中,人的行為形式可以同一,但人的行為實質卻會各異。對于那些行為規范和評價標準無法量化的職業活動來說,在同樣的職業行為之間會存在著天壤之別。這種情況在社會治理的職業活動中表現得尤為典型。因此,當人們選擇了社會治理這種職業的時候,還只是獲得了形式上的職業規定,實質上的職業規定則涵育于他在社會治理活動中的行為表現。就是說,社會治理者的職業角色主要由他自己的職業行為所決定。人的行為對于人的存在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正是通過人自己的行為選擇了自己的存在形式和存在內容。人愿意做什么樣的人,不只是由自己的愿望決定。只有當自己的愿望轉化為行為,他才能成為自己愿望中的人。相對于做人來說,既然人能夠通過自己的行為選擇做什么樣的人,那么人就更能夠用自己的行為來證明自己能否成為某個職業的合格從業者。

自從有了職業活動,人的職業角色就開始由人的職業行為來決定。然而,在近代以來的整個工業社會中,職業活動的形式方面總是受到制度性的強化,使人的行為更多地表現出被決定的特征。同樣,在與工業社會相適應的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中,社會治理職業活動由于治理者自主性的喪失,也使治理者的行為主要顯示出受決定的一面。這種現象并不能否證人的行為對于人的存在、人的社會角色和人的職業角色的決定意義。相反,它證明了人的行為的受動性、被決定性和被規定性是由于歷史造成的,是工業社會的歷史條件限制了人的行為對于人的存在、人的社會角色和人的職業角色的決定性作用。隨著工業社會的結束和后工業社會的到來,人的職業活動在形式方面的規定開始弱化,在實質方面的規定受到強化。人在職業活動中的行為選擇日益顯示出決定性的作用。與后工業社會相適應的公共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突出地反映社會治理職業活動的主體—公共管理者的行為選擇的意義。

公共管理職業的一切實質性的內容,都是由公共管理者的行為直接決定的。如果說選擇公共管理職業的行為決定了從事公共管理活動的形式的話,那么當一個人成為公共管理者的時候,怎樣扮演自己的職業角色,怎樣證明自己是合格的公共管理者,則取決于他的職業行為。公共管理者在職業活動中的某一行為或許多行為,都不能決定其職業角色。決定其職業角色的,只能是貫穿著服務精神和體現著服務原則的、穩定和持續的公共管理職業行為。公共管理者的職業行為是公共管理的服務本質得以實現的途徑。公共管理體系的結構和制度安排無論怎樣貫穿著服務精神和體現著服務原則,都不是服務的現實。只有通過公共管理者的具體行為,服務精神和服務原則才能夠轉化為現實。對于公共管理者來說,他的職業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律的規范,他的崗位服務和任職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由權力結構決定。當然,一些特殊崗位和特定職務也會由法律作出規定,但對于公共管理體系而言,卻不是基本現象。職業和崗位、職務方面的法律規定與權力規定,在公共管理者的行為中將以綜合統一的形式出現。這一點也是公共管理行為區別于以往社會治理行為的基本特征。

在統治型社會治理模式中,社會治理行為主要體現著權力意志;在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中,理想的社會治理行為應當主要反映出法律精神。公共管理行為既不是權力意志的作用,也不是法律精神的顯現。公共管理者把他在職業和崗位、職務上的權力規定和法律規定統一起來,作為公共管理的服務精神和服務原則的支持力量灌注到自己的行為中去。所以,在公共管理的具體實踐中,權力和法律都是公共管理行為的前提和依據。權力和法律所支持的和試圖達到的是實現服務的精神和服務的原則。這樣一來,我們在公共管理者的行為中所看到的,就是以服務精神和服務原則為旨歸的、權力和法律的綜合統一。它在根本上結束了“權力歸結為法律”或“法律受權力統馭”的爭論。

篇2

(二)出口固定成本與出口行為在異質性企業模型中，開始考慮固定成本的異質性無疑是一個巨大的突破，這將使異質性企業理論更加貼近現實，并具有更高的解釋能力。RobertsandTybout(1997)提到了出口固定成本對企業出口行為的影響。他們認為出口固定成本主要包括企業對國外市場的探索成本、對外國消費者需求信息的搜集成本、與國外消費者建立聯系渠道的成本以及本國商品為適應國際標準而做出的調整和修正成本。這些出口固定成本的存在對企業進入國際市場設置了一定的障礙，因為企業要有能力在出口前克服一次性的固定成本。這種固定成本通常與企業本身的規模有關，即不同規模的企業具有不同的出口固定成本，另外，具有較多出口經驗的企業相比于新出口企業面臨較小的出口固定成本。在此基礎上，SuzanneThorns-bury(2012)提出，企業的出口成本還包括合規成本，即企業為符合市場準入規制所要花費的成本。他認為企業在出口之前，需要支付必要的信息成本來減少或消除合規成本的不確定性。研究發現當存在不確定的合規成本和非零的信息成本時，出口企業與非出口企業在平均利潤和生產率方面的差異會縮小。HegeMedin(2003)構建了一個壟斷競爭的國際貿易模型，考察存在固定貿易成本的情況下，一個大國和一個小國的企業出口行為。他指出，在一個規模報酬遞增的部門，由于出口固定成本的存在，出口企業與非出口企業并存，而且較大的出口市場可以使出口商獲得更多的利益，所以一個小國相比于一個大國出口比例更高，而且小國的規模經濟部門比大國更開放，盡管它們面臨著不利的國內市場。HegeMedin指出小國出口企業獲利多，出口動機強烈，容易實現信息外溢，使其整體的出口固定成本變小。JanG.Jorgensen(2008)在異質性出口固定成本的建模方面有了突破性發展。他展示了一個簡化的異質性企業模型，并假設對稱的兩個國家之間發生產業內貿易，產業內各個企業面臨不同的出口固定成本。研究發現:在異質性固定成本的假設下，存在正的雙邊關稅可以使福利最大化，即較小的雙邊關稅可以提高兩國福利水平。JanG.Jorgensen的突破性貢獻在于對冰山成本的假設提出了質疑。他認為，冰山成本的假設意味著單個企業內部的邊際生產成本不變，在企業之間則是生產率越高的企業，單位商品的出口運輸成本越低，這一結論并沒有事實依據。如果說貿易自由化可以視為運輸技術提高的結果，那么運輸技術的改善會對福利產生正的影響，JanG.Jorgensen引入了關稅模型，旨在區分關稅自由化效應和運輸技術效應對福利的影響。另外，他還將企業異質性出口固定成本與異質性邊際成本相結合，并指出企業的出口決策依賴于沉沒成本和預期的利潤流。ShonM.Ferguson(2012)側重于考察通過改變產品研發的固定投入成本來相互競爭的企業的出口行為。研究發現，由于研發密集度較大而產生的規模經濟從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際貿易的模式;企業的研發投入占總成本的比重越大，越容易成為出口商;研發密集型的產業對貿易成本的敏感度較低。GaoB，TvedeM.(2013)則真正將出口固定成本異質化并構建了一個完整的理論模型來解釋只出口企業(export－onlyfirms)存在的合理性。他們認為只出口企業在國際貿易中是存在的，這類企業往往面臨較低的生產率和較低的出口固定成本。當一國從封閉轉向開放時，面臨高出口固定成本的低生產率企業被迫退出市場，而面臨低出口固定成本的低生產率企業則有機會在國外市場存活。這一觀點與LuisCastro(2012)相似。因此，在GaoB，TvedeM.(2013)中，當生產率和出口固定成本同時異質化后，國際貿易使得三種類型企業同時存在:只出口企業、只內銷企業和同時服務于國內國外市場的企業。顯然，這種假設可以為現實的經濟活動提供更好的解釋，同時也更具有說服力。他們還進一步深入地分析了貿易自由化對企業出口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在異質性出口固定成本的假設下，貿易所引致的產業內資源重新配置的情況更為復雜，對產業總體生產率的上升或下降的影響并不確定，具體情況需要視出口固定成本的分布而定。

二、生產率、出口固定成本與企業出口行為的實證研究

在一系列的理論拓展模型誕生之后，學界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接下來就針對生產率、出口固定成本對企業出口決策的影響方面進行文獻的梳理和主要結論的陳述。

(一)生產率與企業出口學術界存在兩種假說，解釋了為什么出口企業比非出口企業更有效率。第一種假說認為，由于存在額外的出口成本，更有效率的企業會產生出口自選擇效應，因為出口固定成本為生產率較低的企業設置了貿易障礙，使其無法出口。第二種假說是“出口中學”效應，即參與國際貿易可以使出口商擁有更多的信息來源。例如，來自國際買家和競爭者的知識信息外溢有助于提高出口企業的績效;出口市場的激烈競爭會促使出口企業更快地進步和創新，以求在國際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這兩種假說闡釋了生產率和企業出口之間的內在因果關系以及相互影響機制。JoachimWagner(2007)用10年的微觀企業數據來檢驗出口和生產率之間的相互關系，實證結果表明:總體來說，出口企業確實比非出口企業擁有更高的生產率，盡管出口行為未必可以提高企業的生產率。同時，JoachimWagner還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疑問:如果高生產率企業通過自選擇進入國際市場，那么這種高生產率是由外生的隨機因素決定的，還是企業有意識的進行出口戰略計劃的結果。AndrewB.Bernard(2007)采納美國進出口企業的交易數據闡述了一種典型化事實，即在多種產業內部，相比于非出口企業，出口企業擁有更大的生產規模，更高的生產效率，更密集的資本和技術，以及支付更高的工資。同時，他還指出進出口雖然是少數企業的行為，但這些少數企業在國際貿易中卻起到了舉足輕重的地位。RonnyThomas(2012)利用1990－2009年間印度CMIE制造業企業數據對“自選擇”與“出口中學”兩種假說進行實證檢驗。文章報告了1990－1999年期間通過自選擇進入出口市場的企業行為，研究發現隨著生產率的提高，企業將繼續參與出動且出口密度會進一步加強，2000－2009年期間，這些企業出現了明顯的出口中學效應。JoachimWagner(2013)選擇德國四位數產業的企業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在生產率分布中處于平均水平以上的企業里，出口商比非出口商有更高的生產率，但很多在生產率分布中處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企業也都是出口商，但這些低生產率的出口商并不是所謂的邊際出口商。

(二)貿易成本與企業出口關于出口固定成本和企業出口行為方面的研究主要從三個方面著手:出口固定成本的構成及其對企業出口的影響或其靜態比較分析、出口固定成本隨時間的動態變化而引起的企業出口決策的變化、企業之間的異質性出口固定成本與出口行為的交互變化。AndrewB.Bernard(2006)研究了美國制造企業的出口行為是如何隨著貿易成本的變化而變化的，展示了貿易成本和出口行為的動態演變過程。Bernard收集了美國1977到2001年間的企業數據，采納行業層面的關稅和運輸費率作為貿易成本的指標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從行業層面來看，當貿易成本的降低幅度較大時，該行業會呈現出明顯的生產率增長;從企業層面看，貿易成本下降時，低生產率企業更容易退出市場，高生產率的非出口企業可能開始出口，而在位出口企業則會擴大生產規模;從企業內部來看，貿易成本的下降有助于提高單個出口企業的生產率。Arkolakis(2010)發展了一種新的出口成本理論，將營銷成本引入了產品差異的模型中。該模型指出，當企業可以贏得國外消費者并獲利時就會選擇進入出口市場，但同時需要支付遞增的邊際營銷成本，即每多增加一個消費者的邊際成本是遞增的，這被稱之為市場滲透成本。CostasArkolakis將模型中的關鍵變量與eaton，kortum，kramarz在法國的企業數據進行校對，并成功預測出:由于市場滲透成本的存在，大部分企業不會選擇出口，即使是選擇在特定市場出口的企業，也只會出口其生產總量的一小部分。顯然，這一結論與Melitz模型相悖。GeorgeAlessandria(2012)首次應用GE動態異質性企業模型對美國1987－2007年間的出口增長進行實證數量分析，在冰山成本下降的前提下，該模型能夠很好的擬合出口增長的實際情況。因此，作者指出，1987年以來美國的出口增長并沒有什么令人費解的地方，與Yi(2003)的觀點正好相反。另外，文章還比較分析了兩種模型(僅有出口固定成本的模型和引入出口沉沒成本的模型)的解釋力度，結果表明后者能夠更好地擬合現實中貿易增長的非線性動態變化。MarcJ.Melitz，StephenJ.Redding(2013)考察了異質性企業如何通過出口選擇行為影響貿易福利。文章引入了一個同質性企業模型和一個異質性企業模型，并給定了除生產率之外其他相同的結構變量，分析結果表明，相比于同質性企業模型，異質性企業模型中貿易成本減少所帶來的貿易福利更大。這說明同質性企業模型缺乏一種額外的調整邊際，即異質性企業進入國內市場和出口市場的內生選擇。

(三)異質性出口固定成本、生產率與企業出口關注異質性出口固定成本和生產率共同對企業出口行為的影響的相關文獻比較少，最新的研究主要是LuisCastro，BenLi，KeithE.MaskusandYiqingXie(2012)對智利的企業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LuisCastro(2012)指出企業異質性體現在諸多方面，生產率的差異只是其中一方面，其他方面還包括企業的設計能力、營銷分配能力和創新能力等等，而這些非生產率的異質性往往會影響到企業所面臨的出口固定成本。如果將生產率看作是企業出口的變動成本，那么企業的出口決策將依賴于兩個因素:出口固定成本和可變成本。由于行業和地區的差異，不同企業所面臨的出口固定成本不盡相同，從直覺上來講，出口固定成本與生產率之間也會存在一些相關關系。因此，研究生產率和出口固定成本聯合對企業出口行為的影響是很有現實意義的。這一研究結果可以從一定程度上解釋“生產率悖論”，根據Melitz的結論，高生產率企業才能克服出口固定成本而進入國際市場，低生產率企業被迫退出市場，實證結果卻發現，有些低生產率企業也會出口，較高生產率的企業反而不出口。針對這一悖論，LuisCastro(2012)的研究可以消除一部分困惑，即高生產率企業往往會面臨高出口固定成本，那么生產率不夠高的一些企業很可能難以克服較高的出口成本而未能成功出口，生產率低的一些企業可能會克服較低的出口固定成本而成功進入國際市場。用LuisCastro的研究成果來講，就是異質性出口固定成本的存在會使出口企業與非出口企業的生產率分布存在重疊區域。Davies，RonaldB(2012)應用105個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的企業數據檢驗了直接出口商、間接出口商和非出口商的生產率梯度，采用回歸分析和傾向得分匹配方法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直接出口商比間接出口商和非出口商的生產率更高，然而只有回歸分析支持間接出口商和非出口商的生產率排名相近。另外，研究還發現與來源國相關的固定貿易成本是導致這三種類型的企業生產率差異的潛在原因之一，而且該類貿易成本只與直接出口商的生產率溢價產生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與目的國相關的貿易成本則不適用于這一結論。

篇3

上海在吸引人才方面的許多制度敢為全國先，最近又出臺了《職業經理人職業標準》的文件，職業經理人這個并沒有組織形態的職業群體又被凸現出來。上海的職業經理人定義是：運用全面的經營管理知識和豐富的管理經驗，獨立對一個經濟組織或部門開展經營或進行管理的個人。《標準》將職業經理人分成兩個等級，職業經理人和高級職業經理人。并進一步提出了職業經理人資格認證制度，通過考試來認證經理人是否夠職業水準。《規定》中提出職業經理人參加的培訓輔導不低于250學時，高級職業經理人不低于300學時。在《職業經理人職業標準》中對職業經理人提出了兩方面的要求，一是“基本要求”，一是“工作要求”。基本要求主要包括“職業道德”和“作為職業經理人所必須具備的知識”。職業經理人要了解行政管理、財務管理、生產管理、營銷管理、信息管理這五大管理系統的基本原理與專業知識。“工作要求”包括21項技能要求，并作出了考試命題分配：行政事務（5分）、人力資源管理（10分）、領導科學（5分）、公關（5分）、財務報表分析（5分）、成本管理（4分）、經營決策（8分）、掌握法規（3分）、制定計劃（5分）、現場管理（3分）、安全管理（2分）、質量管理（5分）、營銷計劃制定與管理（5分）、市場策略選擇（5分）、市場調研（5分）、銷售管理（5分）、國際貿易（5分）、分析信息流（4分）、選用信息技術和信息系統（3分）、開發、管理和控制信息系統（5分）、管理和控制信息資源（3分）。

“職業經理人”這個詞不能因為一個《標準》的制定和證書的頒發，就讓其變了味兒，讓這個詞的嚴肅性降低了。至少在許多人眼中，“職業經理人”是非常慎重的一個詞，不是所有的經理都能夠稱得上職業經理人。 “職業經理人”的英文解釋是Professional，職業經理人貴就貴在“職業”二字上，這個詞帶來的含義是工作能力上乘，職業操守良好。一個經理人能力不行當然談不上職業，所以職業一詞的重心偏向了經理人的職業操守——經理人應該具備的那個身份、那個領域的做事規范。例如對競業避止的遵守、對原來雇主的尊重、對下屬的責任等等。“職業經理人”這個詞，有點像人民教師，一提起來，我們會馬上想到“傳道、授業、解惑”，而授業在第一位；“職業經理人”這個詞一提起來，給我們最先的反映是這個人做事是否職業。如果一個公司的總經理做事違犯公司規定，沒有操守，他再能干，我們也不能說他是個職業的經理人，盡管可以給他發MBA證書和職業經理人證書。

作者：不詳

篇4

多元智能理論在職業教育中的應用

篇5

二、學習型組織理論的主要特征

1.強調正確的價值觀

圣吉在其著作中強調了持續正確的價值觀，真誠務實的生活意義，學習型組織理論倡導在關注個體的同時，更要關注組織，在關注支出的同時，更要關注投入。在關注未來生態的同時，更要關注現在的行為習慣。圣吉強調的是一種崇高奮斗的價值觀與人生觀，倡導生態的文明持續發展。

2.強調學習的本性論

彼得•圣吉強調每個人的天性都是愛于學習的，學習型理論強調的是學習的人性論。該理論強調學習是人的本性使然，學習型理論只不過是幫助人們提升自己對學習本性的認識，起到幫助人們喚醒學習意識的作用。

3.強調學習形式的豐富性

學習形式不是單一的，在圣吉的學習型組織理論中，我們可以將其學習形式分為五個部分：一是實踐性學習，學習不僅是接受知識的過程，更重要的是在行動中獲取知識、檢驗知識；二是學習不是個人的學習過程，而是合作學習、組織學習的過程；三是學習不僅是獲取知識，更重要的是建構知識的框架；四是學習是解決問題的過程；五是學習的目標是為了達到個體的愿景。學習型知識理論豐富了學習的形式與內涵。

4.強調學習的自愿性

學習型理論是特別強調真實性的理論，強調了在學習的交流過程中要用真誠的態度，強調了在解決問題的時候，要注重解決實質性、真實性的問題，強調了學習的目標是為了真實的愿景去學習。

5.強調學習的跨界合作

學習型理論強調的是團隊的學習與合作，學習不能夠局限在個人的范圍內，要將學習的范圍建構成真誠學習的平臺，在平臺上進行組織學習、合作學習、跨界學習。

三、學習型組織理論在《企業戰略管理》課程教學過程中應用的具體途徑

1.改善學生的心智模式

心智模式指的是個人固有的思維方式及行為習慣，心智模式是通過個體的人生經驗、生活閱歷、文化素養等多方面形成的。對心智模式的改善著重于在個體的思維方式與行為習慣兩個方面。在《企業戰略管理》課程教學過程中的應用中表現為對課程教學內容、體系設置、實施方式等方面。這就要求教師團隊要不斷的進行學習型組織理論的學習，從而將工作模式、思維方式進行改革與創新。

2.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

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即培養學生超越自我。意指突破自己的錯誤或陳腐的觀念，將科學先進的知識理念貫徹到自己的思維體系中，實現個體的真實愿望。在《企業戰略管理》課程教學過程中的應用中表現為：將課程的專業知識理論與社會應用型人才的需要結合，能夠將所學的知識與行為實踐緊密的結合起來，使得學生能夠突破自我，勇于突破創新，著重培養學生的實踐創新能力與綜合素質能力。

3.建立共同愿景

在集體中建立共同的愿景有助于增強團隊的戰斗力與凝聚力，在《企業戰略管理》課程教學過程中應用的實踐中，教改團隊應該根據社會、學校的具體情況，確定人才培養的方向，將教學目標、學生的學習目標相統一，共同朝向著實現共同目標而努力。

4.提倡課程系統性

學習型組織理論中所提倡的系統，是貫徹在其所有特征與內容中的，系統性是學習型組織理論的核心內容。在將系統性運用在《企業戰略管理》課程教學過程中時，具體表現為：長遠規劃的系統性、教學課程組織的系統性。在教改人員對《企業戰略管理》課程建設時應該努力做到系統的清晰性，包括重點突出、方法得當、思路明確等。在規定的時間內使得學生能夠掌握知識，在課后復習的過程中系統性的原則也會幫助學生清晰的梳理知識條理。

5.提高團隊意識

組織學習的首要問題是全體成員出于自愿性的，有序的形成共同愿景，在學習過程中系統性、開發性的對知識理解與掌握，全體成員建立共同的愿景，合作學習，這給予了《企業戰略管理》課程教學很大的啟發作用，在教學過程中，要強化學生的主觀能動性、挖掘集體的共同愿景、促進集體的團結協作。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教師要開展多形式的教學模式，促進學生的交流，提高學習的有效性。

篇6

二、價值工程理論在人才隊伍建設中的應用實例

1.固定價值成本，明晰錄用制度。

根據價值工程分析，在一定的人才招錄成本基礎上，力圖錄用素質適合人才，以實現其應該具備的人才功能。我廠嚴格執行公司員工錄用的相關規定，明晰錄用條件，切實做好員工錄用管理工作，以價值為目的，規范員工錄用的條件和程序。2014年分三批次對競聘人員進行篩選，提前簽定知名高校優秀畢業生，構建優秀員工錄用價值體系。

2.提高人才功能，合理優化配置。

員工的價值功能，是實現全廠整體價值的一個關鍵因素。根據華能公司關于燃煤電廠機構設置和定員標準的要求，我廠通過與公司定員標準對標，與兄弟電廠對標，整合我廠人員配置現狀，定量分析各部門的人員配置結構，摸清了具體底數，找出實際問題，提出了優化措施。合理分配新錄用員工，保證管理、技術和經驗的良好傳承。同時按照價值管理進一步加強崗位調整，嚴格控制管理崗位職數定員，在優先保證生產技術主線人員力量的基礎上，逐步充實服務、實業崗位功能，完善、優化全廠崗位配置。

3.廣開管理思路，加強干部交流。

價值重管理，管理重思路。干部是一個企業的核心力量，拓寬干部管理思路，不斷優化“老、中、青”干部梯隊，加快培養年輕干部，探索中層、主管和專工多層次后備人才儲備，加大后備人才培訓力度。不斷向公司、分公司輸送干部進行掛職鍛煉，形成干部掛職流動鏈，充實干部知識層面、拓寬企業管理思路，提升中層及后備干部的綜合素質，推進干部不斷成長，豐富干部價值管理理念。

4.完善環境機制，加快人才成長。

為了提高生產力中人的價值，我廠以生產技能崗位的競聘上崗模式為試點，根據業務部門、班組的實際情況及人員素質要求，確定科學的崗位競聘條件，做到筆試和面試相結合，不斷在實際工作中摸索，調整筆試、面試分值至最佳比重。近期將試行以日常考試成績為選人用人重要依據的新模式，激勵員工日常穩步學習意識，從而提高選人用人透明度和滿意度。為了進一步鼓勵員工立足崗位、脫穎而出，積極貫徹落實華能集團高級技術技能人才的選拔管理辦法。經過層層篩選，我廠推薦8名優秀員工參加公司首席專家、首席技師的評選。結全我廠的實際，做好技術、技能帶頭人的選拔工作，推動技術、技能人才雙渠道成長，形成正向的價值導向和激勵。

篇7

職業班學生在走向成功的過程中，他們最需調整的是心態。常常聽到一些教師在抱怨這批孩子真難教育，你對他們一般說服教育吧不管用，你對他們嚴厲訓斥吧結果卻換來學生的沉默寡言和強烈對抗。要知道這些學生原來由于學習成績差或行為規范差等原因而經常成為受評的對象，所以他們的心理狀態常常既壓抑又敏感。對此類陶行知在1932年《齋夫自由談》中提出了中肯的建議：訓育上的第二個不幸的事體就是擔任訓育人員的消極作用。他們慣用種種去找學生錯處。學生是犯過的，他們是記過的，他們和學生是兩個階級，在兩個世界里活著，他們對于學生的問題困難漠不關心。我們希望今后辦訓育的人要打破偵探的技術，丟開判官的面具。他們應該與學生共生活，共甘苦，做他們的朋友，幫助學生在積極活動上行走。對此我深有感觸，我班學生張某在原來的學校號稱“小霸王”，剛進我校時依然我行我素，不時有欺負同學的事情發生，我對他教育了幾次效果不明顯。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發現他特別喜歡足球，于是有空經常和他聊一聊球賽、球隊和球星，慢慢地他對我產生了信任感，不知不覺中我把話題轉向他的行為習慣上，出奇順利地讓他認識了錯誤。臨近畢業時很多老教師感慨地說：“這些淘氣的學生比剛入校時懂事多了，也愿意接受老師的教育了，關鍵是他們在這里感受到了教師朋友般的關心和平等的對待，這在以前的學校里是無法想象的啊！”是的，這種友情方式的教育對心靈脆弱的職業學生來說真可謂雪中送炭。

篇8

首先，要具備出色的決策能力。職業經理人常常被大公司和新興高技術公司所聘用，這些公司面對復雜的市場環境和紛繁復雜的問題，因此，職業經理人只有具備出色的決策能力，才能做出正確的決策，領導企業走向成功。導致企業毀滅性的失誤，不是某一項經營上的失誤或管理上的不足，而是決策上的失誤。決策能力要通過綜合素質的提高來培養，決策不是簡單的事，要能做到傾聽大多數人的意見，特別是來自反面的意見，這是防止決策失誤的最有效方法。

其次，要有識別、選拔、任用、考核評價和激勵人才的能力。無論職業經理人多么出色，都不是全才，需要有一批杰出的人才在其周圍擔任高級經營和管理職位，這些人才是否具有與其配合做好工作的能力，則取決于職業經理人的識別和選拔能力。如果人才選，不能知人善任，人盡其才，讓其在能力最大化發揮的位置上，既浪費人才，又會造成工作的失誤。能夠識別、選拔、任用人才，而不會評價和激勵，也會造成人才流失，或使人才的積極性受到壓抑。人是有感情的，情緒高漲，有利于超水平發揮創造力；情緒低落，易造成工作的失誤，而人的情緒調動是通過科學準確地評價和適度激勵實現的。知人善任，心胸開闊，親和力強，能發現和挖掘人的潛質并加以培養和使用，是提高這方面能力的主要途徑。

第三，要有戰略規劃設計和組織實施能力。企業戰略就是圍繞企業發展方向和所要實現的目標，進行優化配置資源，以及與此相適應的經營管理體制的設計。企業的戰略要通過戰略規劃設計來體現，職業經理人要有戰略規劃設計和組織實施的能力，這是確保企業長期發展的必備素質之一。

篇9

1.1建立全員參與的質量管理意識學校管理涵蓋了方方面面的內容，包括行政部門、學生管理部門、后勤管理部門等等，其中的任何一個環節都如同多米諾牌的每一張，任何一個環節的坍塌都將危機全局，所以職業學校的領導者要充分調動全體員工的積極性，使每一位員工都有主人翁意識，積極參與學校的管理。

1.2建立全方位的質量管理理念中等職業學校管理的重點問題是過程管理，包括教育教學的每一個環節，每一個層面的內容。這就要求學校的領導者要按照PDCA循環的原則，對于學校管理過程中的每一個層面的工作任務都要有規范科學的計劃性，有扎實肯干的執行任務牽頭人，有嚴謹務實的檢查任務管理者，有嚴肅認真處理問題的執行者，才能使每一個工作任務都是有目標、有質量、能落實。同時還要認真處理好各個部門之間的銜接問題，否則將出現各自清掃門前雪，久而久之會出現互相推諉的現象。

1.3建立全程性管理的方法對于目前的中等職業學校而言，大都采取第三年安排學生到企業頂崗實習，很多學校疏忽了這一年的管理問題，使得學生既不是企業的真正員工，也沒有得到學校的直接管理，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又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因此學生很容易隨心所欲，使得學校教育因為這個環節的疏忽而功虧一簣。

2將現代企業管理元素引入學校，實施企業化管理

學校管理者要實施適度的吸收企業內有特色的制度和企業文化，使學生在學校不僅能學到理論知識和專業技能，提升職業道德，同時也能夠感受企業氛圍，感知企業文化，感悟企業精神。

2.1感受企業環境職業學校要從現代企業管理的源頭引進企業文化，創建企業化、職場化的教學環境，把企業管理的有效元素恰當地運用到學校教育管理中。把企業的核心價值、安全生產禁令、HSE(安全、健康、環境)理念張貼在學校的各個樓道、墻壁等醒目位置，在實訓室內建設技能教室，其內部設施安裝以及管理，都要遵循企業的HSE理念，使學生在校內就能感受到企業的氛圍，在課堂能體驗到職場化的環境。

篇10

在當今世界經濟的全球化和一體化進一步向縱深發展的情況之下，國內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和國際經濟環境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如何進行國際化發展，在全球市場范圍內競爭將成為我國企業今后將面臨的主要問題。

一、國際化進程階段論

階段理論是企業國際化進程的主要理論。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一批北歐學者在對瑞典4家制造企業進行深入案例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企業國際化階段理論。他們將企業的海外經營活動分成4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即不規則的出動、通過商進行出口、建立海外銷售子公司和直接在海外進行生產制造。這種發展是連續和漸進的，企業在這一過程中由淺入深地涉足國際市場。

北歐學派用“市場知識”的學習道路來解釋企業國際化的漸進式階段發展。市場知識可以分為企業經營的一般性知識和具體市場運作知識，后者只能通過實際經營活動獲得和積累，是決定企業在本國之外經營是否成功的關鍵因素，也正是這種市場知識的積累導致了企業國際化階段發展的漸進性。同時，這些北歐學者用“心理距離”或“文化距離”的概念來解釋企業在國際化過程中的發展道路，他們認為企業的海外市場拓展次序是依據心理距離或文化距離的遠近進行選擇的。選擇的原因在于，相同的文化使企業的市場知識更易獲得，企業的經營活動更易獲得成功。

筆者認為，將階段理論作為對現今企業國際化的一般性解釋是缺乏完整性和客觀性的。這種理論成功地解釋了一部分企業國際化經營活動的規律，但是它的局限性也同樣明顯：第一，這種理論是在20世紀70年展起來的，當時的世界經濟處于相對封閉的狀態，相對落后的信息環境使企業獲取和積累海外運作的知識有很大困難。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和人們學習能力的提升，這種漸進的階段形式可以回避的；第二，國際化進程的階段理論是基于對中小型企業的國際化發展的調查和研究，以中小企業相對有限的市場知識水平和信息處理能力為前提，它在解釋其他類型企業的國際化活動時，其適用性會明顯下降；第三，這種理論的解釋能力和解釋范圍有限，雖然能夠很好地分析制造型企業的國際化進程，但對于服務業如金融、保險等類型企業的國際化進程，就無法用出口和生產活動的逐步演替進行解釋。因此，需要有一種理論對于企業的國際化過程進行更加全面合理的解釋。

二、企業國際化發展的層次

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企業依舊用傳統的階段理論指導國際化運作已難以適應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激烈競爭。企業能力的競爭正成為國際企業間競爭的下一個主要戰場，這種競爭不再是運用何種戰略來提高國際競爭力，而是如何發展出相應的能力來達成這一目標的競爭，也正是企業的組織能力決定了企業國際化發展的狀態和道路。

國際企業是通過向國外轉移競爭優勢來產生新的價值的，根據國際化水平的高低，可以將企業的國際化發展分為5個不同的層次，每一個層次的國際化程度不一，其向國外轉移的競爭優勢的數量和難度也各不相同，對組織能力的要求也有很大的區別。企業的國際化水平越高，對組織能力的要求也就越高。

第一層次：出口。這是企業國際化發展的最簡單層次，企業直接向國外轉移包含了本企業競爭優勢的產品。這種產品可以是實物產品，也可以是咨詢、廣告、金融等小規模服務產品。大部分企業還需要對其產品進行某種程度的調整以適應不同地區市場的要求。因此，處在這一層次的企業需要具有國際化產品開發和品牌維護的能力。

第二層次：合資子公司。由于企業對某地區市場或國際市場缺乏了解，國際市場運作經驗不足，而需要通過與當地公司合作的方式來進入該地區市場，學習市場知識。在這一層次發展模式中，企業的資源優勢只有部分能夠有效轉移利用，因而合作者在當地的資源優勢對于該企業的國際化發展就具有重要意義。企業在與當地公司的合作中學習到哪些基礎優勢是可以直接轉移，哪些優勢可以通過向合作者學習獲得，哪些優勢則必須調整甚至尋求其他優勢取代。在這一層次的發展模式中，企業除了需要第一層次中的國際產品開發和品牌維護能力之外，更需要有建立、發展與當地合作者關系的能力。

第三層次：全資子公司。在此層次中，企業開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國外子公司的功能逐步完善。制造企業建立自己銷售隊伍、產品倉庫和銷售渠道，建立和管理自己的供應鏈。服務業公司則在提供簡單的本國延伸服務之外，在當地建立自己的服務渠道，乃至根據當地市場情況創造出新的服務品種。在這一層次上，總公司需要對公司所擁有的競爭優勢進行識別，對無法直接轉移的競爭優勢進行修改與調整，以適應國外子公司發展的需要，甚至尋找和創造全新的資源優勢來保證子公司的發展。因此，在這一發展層次中，以公司本部為基地的資源優勢的轉移和調整就成為了一種重要的組織能力。

第四層次：跨國公司。隨著公司在全球建立了多個子公司，并分別獲取了資源優勢，總公司的經營復雜程度大大增加，跨國界的管理活動越來越多，這就進入企業國際化發展的第四個層次，即跨國公司層次。在這一層次，總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繼續尋找和形成某些獨特的資源優勢，并根據全球發展的要求進行適當修改，繼續向新的地區擴展，在全球市場中發展壯大自己。在此發展層次中，子公司、總公司間關系協調成為公司進一步發展的關鍵。這一層次的公司所需要的關鍵組織能力也正是組織協調能力，即如何發展與保持跨邊界、跨職能的管理手段的能力，這種組織能力的強弱決定了該跨國公司的跨邊界協調行動的多少、子公司間的聯系牢固程度、國外經營單位的權力大小等多方面因素，處于這一層次的跨國公司也因而具有高度多樣化的發展形式。第五層次：全球公司。這是企業國際化發展的最高層次，國外子公司在整個公司的戰略制定和優勢形成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并開始向公司本部及全公司內轉移資源優勢。這種子公司一般位于某些具有獨特地方資源優勢的地區，并充分利用這種資源優勢發展出獨特的競爭優勢。整個公司逐漸演變為一種在全球范圍內按產品、職能分工，甚至是地區總部形式的全球公司。這種全球公司的發展形式具有高度的復雜性，分散在全球各地區的多重戰略中心間的協調活動和多重資源中心間的優勢轉移活動對于公司的組織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樣的全球公司的運作需要有高水平的管理協調能力，需要借助現代化的通訊手段和高效的人力資源體系，對公司進行比跨國公司層次更大規模的整合，在全球公司內部運用統一的標準和價值觀消除這種大規模交流和協調過程中產生的障礙。

企業的國際化進程正是其國際化水平依據上述發展層次提高的過程。下表顯示了企業國際化發展的層次和其相應組織能力。

三、組織能力直接影響企業的國際化發展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