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學筆記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政治哲學筆記，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中圖分類號：R543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349（2011）11-0019-03

動脈硬化性閉塞癥（ASO）是全身性動脈粥樣硬化在肢體的局部表現，多見于4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男性多于女性，比例約為15∶1，病殘率和致死率較高，為臨床常見的慢性肢體動脈閉塞性疾病。隨著動脈硬化（AS）研究的不斷深入，炎癥在AS發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越來越被重視，通過抗炎來干預其進程已成為抗AS的手段之一[1]。脈復生是廣州市中醫醫院脈管炎科應用40余年的中草藥水制劑，臨床應用于治療各種下肢缺血性疾病。筆者運用脈復生治療動脈硬化性閉塞癥患者，觀察脈復生對動脈硬化閉塞癥患者血脂及炎癥細胞因子的影響，探討其抗動脈粥樣硬化的機制。

1臨床資料

11診斷標準及分期標準

111診斷標準參照1999年10月全國第五屆中西醫結合治療周圍血管疾病學術會議（青島）討論修訂的肢體動脈硬化閉塞癥診斷標準：① 男女之比為85∶15，發病年齡大多在40歲以上；② 有慢性肢體動脈缺血的表現：麻木、怕冷（或灼熱）、間歇性跛行、貧血、營養障礙改變，甚至發生潰瘍和壞疽；常四肢發病，以下肢為重，有20~25%發生急性動脈栓塞或動脈血栓形成；③ 患肢近心端多有收縮期血管雜音；④ 各種檢查證明，有肢體動脈狹窄閉塞性改變，下肢―股動脈以上病變為多見（常累及肢體大、中動脈）；⑤ 常伴有高血壓病、冠心病、高血脂癥、糖尿病、腦血管動脈硬化等疾病；⑥ 排除血栓閉塞性脈管炎、大動脈炎、雷諾病、冷損傷血管病等其他缺血性疾病；⑦ 動脈造影：A下肢動脈病變，股-動脈以上病變占60%以上；B動脈多為階段性閉塞，閉塞段之間的動脈和近心端動脈多呈迂曲、狹窄，因粥樣斑塊沉積，動脈呈蟲蝕樣缺損；C由于廣泛肢體動脈硬化，側支血管很少，而腸系膜下動脈、骸中動脈、骼內動脈和股深動脈等主要分支動脈，就成為側支血管，可發生迂曲、狹窄、閉塞。X線平片檢查，主動脈弓、腹主動脈和下肢動脈有鈣化陰影。

112分期標準參照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周圍血管疾病專業委員會1995年10月制定的分期標準[2]：一期（局部缺血期）：有慢性肢體缺血表現，以間歇性跛行為主，有肢體發涼、麻木、脹痛、抗寒能力減退，肢體動脈搏動存在，但多有減弱。二期（營養障礙期）：肢體缺血表現加重，同時有皮膚粗糙、汗毛脫落、指（趾）甲肥厚，指（趾）脂肪墊萎縮，肌肉萎縮，間歇性跛行加重，有靜息痛，夜間加重。患肢足背動脈及脛后動脈搏動消失。三期（壞死期或壞疽期）：表現進一步加重，足趾（手指）紫紅發脹、潰爛壞死，或足趾（手指）發黑、干癟，呈干性壞疽。

根據肢體壞死的范圍，將壞疽分為Ⅲ級：Ⅰ級壞疽局限于足趾或手指部位；Ⅱ級局限于足跖部位；Ⅲ級壞疽發展至足背、足跟、踝關節及其上。

12一般資料根據上述標準，選擇符合標準的廣州市中醫醫院脈管炎科2009年10月~2011年4月ASO患者共120例，按隨機對照原則分為治療組及對照組。治療組60例，男40例，女20例；年齡45~90歲，平均（7059±1046）歲；病程5~48個月，平均145個月。治療組60例，男38例，女22例；年齡45~88歲，平均（7053±1060）歲；病程5~50個月，平均148個月。2組年齡、性別、病程及各項檢測指標比較，無顯著性差異（P>005），具有可比性。

2治療方法

2組患者出現創口者用生肌膏換藥，蠶食法逐步清除壞死組織。對照組給予常規抗感染、控制血壓、降糖、抗凝、改善循環、支持療法等基礎治療。治療組在基礎治療上加脈復生（組成：牛大力、熟地、雞血藤、當歸尾、白花蛇舌草、兩頭尖、入地金牛等）口服。每日2次，每次50 mL。2組均以15 d為1個療程，進行為期2個月的治療。

3觀察指標與統計學方法

31觀察指標治療前后分別抽取患者外周血，用于測定患者血脂6項（CHOL、TG、LDL、HDL、APOA、 APOB）水平及CRP、IL-6、TNF-α，ICAM-1等細胞因子含量，比較自身前后變化及2組之間的差異。TG、TC、LDL-C、HDL-C、CRP、TNF-α、IL-6、血液流變學在本院化驗室檢測，血脂6項采用BECKMANDXC800檢測，檢測CRP試劑為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產，批號為：010152H。檢測ICAM-1試劑為美國RnD公司產品，采用雙抗體ABC-ELISA法測定。

32統計學方法所有數據均采用SPSS170統計軟件進行處理，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2組之間比較及組內比較采用t檢驗。

4結果

412組治療前后對血脂的影響治療前，2組血脂的各項指標相比無顯著性差異（P>005）；治療組治療前、后相比，TC、TG、LDL、APOB指標下降，HDL、APOA指標升高（P

422組治療前后對炎癥細胞因子的影響治療前，2組CRP、IL-6、TNF-a、ICAM-1指標相比無顯著性差異（P>005），治療組治療前、后CRP、IL-6、TNF-a、ICAM-1相比均有顯著性差異（P

5討論

早在1862年Virchow就發現動脈粥樣硬化（AS）斑塊內的主要成分是脂質。同位素-131（131I）示蹤的低密度脂蛋白（LDL）可在動脈壁出現，尤其在內膜損傷處明顯。現已公認TC、LDL-C、極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VLDL-C）、TG與AS發生呈正相關，HDL-C則與AS呈負相關。而脂質代謝異常，在AS發生發展中是損傷內皮和平滑肌的主要因素。

近年來Ross[3]提出了“AS是一種炎癥性的疾病”的概念。粥樣硬化病變的形成是動脈對內膜損傷作出的炎癥纖維增生性反應的結果。在病變發生發展過程中，從脂質條紋到纖維斑塊和粥樣斑塊乃至不穩定斑塊的生成、破裂和血栓形成，始終都有各種炎癥細胞和大量炎癥介質參與[4]。

C-反應蛋白（CRP）是一種非常敏感的炎癥和組織損傷標記物，研究人員在檢測了CRP在冠狀動脈內皮細胞粘附分子表達方面的作用后提出，CRP可能在AS的炎癥反應過程中起了促進作用，其濃度與冠狀動脈粥樣硬化的嚴重程度呈正相關[5]。脂質代謝異常，活化的巨噬細胞釋放白細胞介素-6（IL-6）、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等細胞因子和生長因子，在炎癥過程中，進入內膜的LDL常被氧化修飾形成氧化低密度脂蛋白（OX-LDL），誘導巨噬細胞和血管內皮細胞過量表達粘附分子如ICAM-1、VCAM-1等，增加自身對單核細胞、T淋巴細胞的粘附性，促巨噬細胞增殖分化為泡沫細胞，使病灶逐步發展以致形成粥樣斑塊。

綜上所述，血脂異常、內皮損傷、炎癥反應之間存在著相互誘導，相互協同的作用。

現代中醫研究認為[6]AS炎癥學說中各種觸發炎癥的因素和炎癥因子都歸于毒邪學說，毒邪致病后，臟腑氣機失調，導致AS產生。而使用清熱解毒法[7]抗實驗性AS動物的動脈硬化取得良好的效果。本科認為ASO是虛實夾雜之證，腎精虧虛、熱毒血瘀為其病機。脈復生主要以補腎養血，清熱解毒，活血祛瘀為治療原則。

脈復生為本科應用具有嶺南特色的中草藥水制劑，為治療動脈硬化閉塞癥專方。其中牛大力、熟地、雞血藤、歸尾等補腎養血活血，白花蛇舌草、兩頭尖，入地金牛等清熱解毒，祛風濕活絡。現代藥理研究證實脈復生中的雞血藤具有降低血脂、抗動脈粥樣硬化作用以及對小鼠的腎臟總磷代謝起促進作用。有利于防治動脈粥樣硬化，亦能延緩AS的病變過程[8]。白花蛇舌草具有調節免疫、抗腫瘤、抗菌、抗氧化的作用[9]。兩頭尖中三萜皂苷化學成分有抗腫瘤、抗炎、解熱鎮痛、鎮靜、抗驚厥等作用，尤其抗癌性、抗風濕作用顯著[10]。

本實驗結果表明，治療組，在調節血脂、降低以CRP、IL一6、TNF-a為代表的炎癥因子方面，優于對照組。說明脈復生能調節血脂代謝，抗動脈血管炎癥反應，從而抑制單核細胞與VEC的黏附，對抗動脈粥樣硬化，能較好的干預ASO的形成和發展，為嶺南中草藥治療ASO領域提供理論依據以及新的思路和方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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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中圖分類號 R657.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6805（2016）3-0011-02

Clinical Efficacy of Xuebijing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Qingyi Deco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UN Le-jin.//Chinese and Foreign Medical Research，2016，14（3）：11-12

【Abstract】 Objective：To research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Xuebijing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Qingyi Deco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AP）.Method：From January 2014 to January 2015，70 cases of SAP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they were stochastic and averaged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The control group was only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therapy，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Xuebijing Injection and Qingyi Decoction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therapy.The effects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Result：The clinical index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all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

【Key words】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Xuebijing Injection； Qingyi Decoction； Clinical efficacy

First-author’s address：Hainan General Hospital，Haikou 570311，China

doi：10.14033/ki.cfmr.2016.3.005

重癥急性胰腺炎是一種病情險惡、并發癥多的急腹癥[1]。近年來，為提高重癥急性胰腺炎的治愈率，探討在西醫常規治療上加上中藥的治療已成為研究的一個熱門方向。中藥中的血必凈和清胰湯具有活血化瘀、通腑導滯、清瀉濕熱等功效，能夠有效緩解重癥急性胰腺炎患者的癥狀。本文以2014年1月-2015年1月筆者所在醫院收治的70例重癥急性胰腺炎患者為研究對象，觀察血必凈聯合清胰湯治療的效果，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材料

病例選擇2014年1月-2015年1月筆者所在醫院收治的70例確診為重癥急性胰腺炎的患者，將其按照隨機數字表法分為對照組與試驗組，每組35例。對照組35例，男20例，女15例，平均年齡（44.5±5.8）歲，平均病程（9.9±2.1）d，平均APACHEⅡ評分（9.2±1.8）分；試驗組35例，男21例，女14例，平均年齡（43.27±6.1）歲，平均病程（10.5±1.9）d，平均APACHEⅡ評分（8.9±2.0）分。兩組患者性別、年齡、病程、疾病嚴重程度等方面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納入標準

所有患者均符合SAP評定標準；自愿參與本次研究并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合并有其他原發嚴重疾病和精神病患者、依從性差者、對治療藥物過敏者、妊娠及哺乳期婦女[2]。

1.3 方法

對照組給予常規西醫治療，監測重要臟器，對癥治療，如禁食、胃腸減壓，早期補液，糾正酸中毒，給予生長抑素或胰蛋白酶抑制劑抑制胰腺分泌[3]，禁食期給予腸外營養支持等。

試驗組在上述治療基礎上另加靜脈滴注血必凈注射液（天津紅日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國藥準字Z20040033）50 ml+0.9%氯化鈉注射液100 ml，2～3次/d，每次點滴時間在30～40 min。同時使用復方清胰湯加減：黃連、木香、厚樸、金銀花、枳殼、紅花、連翹、黃芩、生大黃（后下），經胃管注入，注入后夾管2 h，3～6次/d，酌情加減。具體療程視病情而定。

1.4 觀察指標

觀察兩組患者以下各指標：總有效率、轉手術率、并發癥發生率，腹痛、腹脹緩解時間，通氣排便、腸鳴音恢復時間，腹腔內壓、血淀粉酶、尿淀粉酶，白細胞水平恢復時間，平均住院時間。

1.5 療效評定標準

無效：病情改善不明顯，甚至惡化死亡；有效：病情明顯改善，觀察指標3項以上恢復正常水平；顯效：癥狀、體征有所改善，觀測指標往正常水平靠攏；痊愈：患者臨床癥狀完全消失，觀察指標均恢復正常水平，胰腺狀態恢復正常[4-5]。總有效=有效+顯效+痊愈。

1.6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19.0軟件對所得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比較采用字2檢驗。P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治療效果、轉手術率、并發癥發生率對比

試驗組總有效率91.4%、并發癥發生率11.4%、轉手術率5.7%均明顯低于對照組68.6%、45.7%、31.4%，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表1 兩組患者治療效果、轉手術率、并發癥發生率對比 例（%）

組別 無效 有效 顯效 痊愈 總有效 轉手術 并發癥

試驗組（n=35） 3（8.6） 3（8.6） 5（14.3） 24（68.6） 32（91.4） 2（5.7） 4（11.4）

對照組（n=35） 11（31.4） 2（5.7） 3（8.6） 19（54.3） 24（68.6） 11（31.4） 16（45.7）

P值 0.05 >0.05 >0.05

2.2 兩組患者各臨床指標比較

試驗組腹痛、腹脹緩解時間、通氣排便、腸鳴音恢復時間、腹腔內壓、WBC水平、血淀粉酶、尿淀粉酶、住院時間與對照組相比均有明顯縮短（P

3 討論

重癥急性胰腺炎發作時腹痛劇烈，腹脹明顯，可出現胸膜炎體征，早期可發生惡心嘔吐，還可有持續性高熱，脈搏細速，血壓下降等。其病死率一直居高不下。對患者最嚴重的威脅往往不是疾病本身，而是多發的臟器功能障礙和嚴重的代謝障礙[6]。對于重癥急性胰腺炎，通常根據疾病的分型分期和病因選擇恰當的治療方法，即“個體化治療”，可分為為“手術治療”和“非手術治療”的雙軌方式。

對非手術治療的探究中，孫明良[7]認為，清胰湯中的多種中藥成分能夠分別發揮其重要作用：大黃具有抗菌活性和抗內毒素活性，抑制胰酶活性，抑制炎性因子分泌，改善微循環等作用；厚樸能興奮胃肌電，促進胃腸動力，可減輕胃腸腹壓力，從而改善呼吸功能；芒硝消炎止痛，有利于膽汁的排泄；銀花、連翹清熱解毒；木香能減少胰膽管壓力；黃芩、黃連清熱燥濕，清肝胃熱；赤芍具有解痙、鎮痛、鎮靜作用[8]。血必凈，具有活血化瘀、疏通經絡、潰散毒邪的作用，可以拮抗內毒素并抑制內源性炎性介質釋放。兩味中藥輔以西醫常規治療，能夠取長補短，達到更好的療效。

本次研究通過對對照組（僅常規西醫治療）和試驗組（血必凈聯合清胰湯輔助常規西醫治療）患者療效的比較，證實了采用血必凈聯合清胰湯輔助常規西醫治療能夠有效減輕患者痛苦，改善機體情況，臨床實用價值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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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本研究旨在探討辛伐他汀合并氯吡格雷對急性冠脈綜合征患者血脂的影響，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隨機選擇2008年6月至2010年6月在我院心內科住院的急性冠狀動脈綜合征患者64例，其中男40例，女24例，年齡最小40歲，最大78歲，平均56.5歲。其中不穩定心絞痛40例，非ST段抬高心肌梗死14例，ST段抬高心梗10例。入選病例癥狀、心電圖變化、心肌酶學變化均符合急性冠狀動脈綜合征診斷標準［3］。把上述患者隨機平分為兩組治療組與對照組，兩組患者在性別、年齡、及疾病構成分布上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具有可比性(P>0.05)。

1.2 治療方法 兩組患者首先都常規采用硝酸酯類、阿司匹林、β阻滯劑、低分子肝素等常規治療，對照組患者在此基礎上服用氯吡格雷75 mg/d(晨間頓服)。治療組患者在對照組治療的基礎上加服辛伐他汀10 mg/d(夜間頓服)。同時輔以低脂、低鹽、戒煙酒、病情平穩后適當運動等生活方式的改良。兩組都治療12周。

1.3 觀察指標 治療前后抽空腹靜脈血復查TC、TG、LDLC、肌酸磷酸激酶(CK)，進行對比監測。

2 結果

2.1 血脂的變化 治療組與對照組治療前比較TC、TG、LDLC、CK水平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不過治療12周后，治療組TC、TG、LDLC較用藥前與對照組有明顯下降(P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比較分析（x±s）

指標

對照組治療組治療前治療后治療前治療后TC5.89±1.265.98±12.55.86±1.524.96±1.23

TG2.96±0.552.99±0.452.96±0.581.75±0.54

LDLC3.36±1.963.52±1.633.39±5.232.74±0.85

CK80±1688±1383±1288±162.2 不良反應 兩組在治療中均有良好的安全性。觀察中兩組均無無嚴重不良事件發生。與用藥不相關的肌痛病例兩

作者單位：422000湖南省邵陽市中心醫院心內科

組分別有3例和2例，兩組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3 討論

內皮功能不全，在冠心病初始和發展過程中起重要作用，而且在斑塊破裂過程中起重要作用，因此改善內皮功能可能成為治療冠心病的重要策略［1］。辛伐他汀是3羥基3甲基戊二酰輔酶A(HMGCoA)還原酶抑制劑，可上調肝細胞表面受體密度，減少肝臟內膽固醇合成，使含載脂蛋白的脂蛋白清除率增加，抑制脂蛋白合成，降低血清膽固醇和LDLC［2］。氯吡格雷主要通過抑制ADP誘導的血小板聚集產生強有力的抗血小板作用。氯吡格雷是一種無活性的前體藥物，需要肝臟CYP 3A4代謝為有活性的產物，才能發揮其抑制血小板聚集的作用。有研究研究認為，經CYP 3A4代謝的他汀可與氯吡格雷競爭性的結合CYP 3A4，呈劑量依賴性，從而抑制氯吡格雷的激活，最終影響其抗血小板活性。本臨床研究顯示，辛伐他汀合并氯吡格雷治療急性冠脈綜合征，治療組與對照組治療前比較TC、TG、LDLC、CK水平無明顯差異，不過治療12周后，治療組TC、TG、LDLC較用藥前與對照組有明顯下降(P

總之，辛伐他汀合并氯吡格雷可通過提高內皮功能，抑制炎癥等非降脂作用來發揮治療急性冠脈綜合征，值得臨床推廣。

篇4

肝硬化病情的發展和治療過程都受會到腸源性內毒素血癥的影響，其發病原因是小腸細菌的過度繁殖。患者出現內毒素血癥會分泌白細胞介質如IL-2、IL-6以及TNF-α等，導致患者肝功發生衰竭、門靜脈高壓以及出現并發癥對患者造成很大影響。本文對肝硬化內毒素血癥患者采用微生態制劑聯合莫沙必利進行治療，對臨床療效及患者肝功變化進行觀察，報道如下。

1 資料和方法

1.1 一般資料

我院在2010年6月到2012年10月收治76例肝硬化患者。全部患者均符合肝硬化診斷標準，篩選標準：將肝硬化并發肝癌患者、糖尿病和甲狀腺疾病患者、慢性腹瀉疾病患者、腎功能不全患者進行排除。經過檢測，全部患者中有22例肝硬化GHBT陽性患者，將其隨機分為13例觀察組和9例對照組，觀察組，男性患者10例，女性患者3例，平均（57±12）歲，對照組，男性患者7例，女性患者2例，平均（53±11）歲。

1.2 治療方法

對照組采用常規治療，主要有利尿治療、保肝治療、患者輸入白蛋白和血漿；觀察組在常規治療基礎上服用2粒雙歧桿菌三聯活菌腸溶膠囊，每天服用3次，用藥持續12星期；同時配合服用5mg枸櫞酸莫沙必利，每天服用3次，用藥持續12星期。

1.3 觀察指標

治療前后，檢測兩組患者血漿內毒素水平，檢測血漿IL-2、IL-6和TNF-α水平，對肝功變化進行評價。

1.4 數據處理

使用SPSS12.0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運用相關性方法對數據相關性進行分析。采用均數±標準差對計量資料進行表示，采用百分比表示計數資料。使用t檢驗計量資料，使用卡方檢驗計數資料。

2 結果

（1）經過檢測，肝硬化GHBT陽性患者血漿內毒素水平同IL-2、IL-6及TNF-α水平變化呈正相關，計算相關系數分別為0.875、0.846和0.827，如表1所示。

（2）兩組患者治療12周后，血漿內毒素水平、IL-2、IL-6及TNF-α水平，觀察組分別為0.384±0.227（Eu/L）、9.61±6.28（ng/ L）、52.83±27.95（ng/L）、26.41±17.67（ng/ L），對照組分別為0.715±0.212（Eu/L）、19.35±4.19（ng/L）、94.52±25.37（ng/L）、43.68±16.45（ng/L），觀察組顯著低于對照組，具有統計學差異（P

3 討論

由于肝硬化患者門靜脈血壓升高，造成胃腸道蠕動緩慢，使胃腸道分泌、肝膽分泌以及胰腺分泌大大減少，腸道內部環境遭到破壞，使小腸內的細菌過度繁殖，并由此產生腸源性內毒素，引發肝硬化患者出現內毒素血癥。本次研究肝硬化患者存在小腸內細菌過度繁殖情況時，經過檢測，血漿內毒素水平、IL-2、IL-6以及TNF-α水平出現明顯升高。內毒素血癥會釋放出大量白細胞介質如IL-2、IL-6以及TNF-α，對肝細胞造成損傷，使患者出現肝功衰竭。本次研究證明，肝硬化內毒素血癥患者血漿內毒素水平同IL-2、IL-6以及TNF-α水平呈正相關。

本次研究表明，肝硬化內毒素血癥患者在實施利尿治療、保肝治療以及對患者輸入白蛋白和血漿等常規治療基礎上采用雙歧桿菌微生態制劑配合莫沙必利進行治療，治療持續12周后，患者血漿內毒素水平同IL-2、IL-6以及TNF-α水平明顯下降，肝功改善情況顯著。因此通過對肝硬化患者腸道內菌群失衡情況進行糾正，恢復患者的胃腸道動力，能夠使腸源性內毒素釋放量大大下降，減輕患者的肝細胞損傷程度，改善患者的肝功能，避免并發癥的出現，使患者的生活質量得到提高，值得進行推廣。

篇5

作者簡介：潘金志（1987-），男，福建永春人，福建農林大學學院碩士研究生；黃旺生（1953-），男，福建南安人，福建農林大學學院，教研室主任，教授。（福建?福州?350002）

基金項目：本文系福建省高校精品課程“基本原理概論”建設項目（項目編號：0137a7）的研究成果之一。

中圖分類號：G642.4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0079（2012）28-0096-02

“基本原理概論”是根據2005年3月、教育部的規定，高等學校思想政治課新的調整改革方案中確定的新課程。這門課程開設以來，有效地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理論教育，但也存在著一些教學上的問題。這就要求教師認真總結在該課程教學當中的經驗和問題，講清這門課程的重點難點問題，對教學中的重難點問題及其解決方案進行有益的探討，從而更好地達到教學目標。

一、“基本原理概論”的部分重難點問題

本課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主干課程，一是有助于豐富大學生的基本原理知識，二是可以幫助他們樹立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因此，探索本門課程的重點和難點問題及其解決方案不僅有利于提高大學生的綜合素質，而且能夠促進本課程教學質量的不斷提升。

1.關于實踐唯物主義和哲學的本質特征

哲學是本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主要是幫助學生掌握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提高他們的哲學素養和知識水平，這是學好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的重要基礎。然而要真正理解哲學，必須正確把握哲學的本質特征。馬克思把自己的哲學科學地概括為實踐唯物主義。但是，由于目前我國理論界對實踐唯物主義有不同的理解，直接影響著師生對哲學本質的把握。因此，在課程教學中必須對實踐唯物主義和哲學的本質進行重點探討。

2.關于哲學視域下的科學發展觀

唯物辯證法認為，事物的相互聯系包含事物的相互作用，而事物的相互作用必然導致事物的運動、變化和發展。與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緊密結合，在實踐中得到不斷創新和發展。總書記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是對我國在發展進程中對于什么是發展、為什么要發展以及怎樣發展的總的根本看法。在教學當中充分體現科學發展觀，可以幫助學生真正理解發展觀的實質，在生活、學習和工作中堅持科學發展觀。因此，“事物的普遍聯系和永恒發展”應該結合科學發展觀的內容。

3.關于辯證法也就是的認識論

列寧在《哲學筆記》中寫到：“辯證法也就是（黑格爾和）的認識論：正是問題的這一‘方面’（這不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而是問題的實質）普列漢諾夫沒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者就更不用說了。”①辯證法也就是認識論，這個命題揭示了辯證法和認識論的統一性。顯然，這個命題需要把邏輯學、認識論、辯證法三者統一起來理解。在第二章“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教學當中，要對辯證法也就是認識論進行比較全面地解析。

4.關于歷史的主體和客體及其關系

人們往往直觀地理解歷史的主體是人，歷史的客體是歷史主體的活動所指向的對象。但是歷史的主體是什么樣的人、有哪些基本特征、以及歷史的主客體之間的關系，有待于用基本觀點進一步分析。因此，具體講解歷史的主客體及其相互關系，能夠幫助學生充分掌握第三章“人類社會及其發展規律”的知識內容。

二、本課程重難點問題的成因分析

“基本原理概論”課程開設以來，任課教師采用課堂教學與實踐教學相結合的方法，取得了顯著的教學效果。但是，由于受到主客觀條件等限制，本課程的教學質量受到一定的影響。我國高校的辦學體制不同，對本課程重視程度會存在差異，研究深度也可能不盡相同。教師的專業背景和研究方向，直接關系到他們教學的側重點；教師的年齡和教學經驗也會影響到教學方式和及其效果。

“基本原理概論”論述世界觀和方法論，闡述物質世界、人類的認識、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等重要理論。內容博大精深、科學性強，有些概念比較抽象難懂，同時又要求理論聯系當代實際。這些因素就容易提高對于理論的難度。綜上所述，正是因為學校、教師、課程內容等方面的原因，影響到本課程的教學成效和大學生的學習質量，促成了解決“基本原理概論”教學重難點問題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三、本課程若干重難點問題解決方案的探討

篇6

前 言

魏晉時期，戰禍頻繁，瘟疫流行，因而生命的易逝帶來的困惑與迷茫一直困擾著魏晉時期的士人，觸發了深藏在魏晉名士內心深處的生命意識。《世說新語》在此方面提供了一幅真實而完整的圖景：名士們或手揮五弦，目送歸鴻； 或登臨山水， 游目馳懷；或放浪形骸， 揮廛清談；或毀棄禮教， 狂飲爛醉， 不一而足。無獨有偶，在希臘化時期， 雅典也出現了一個以追求快樂作為人生最大的善的群體--伊壁鳩魯學派， 正如其創始人伊壁鳩魯所指出的那樣， “快樂就是有福的生活的開端與歸宿。”（羅素）自然哲學的研究讓位于倫理哲學的研究。魏晉名士與伊壁鳩魯學派都重視追求個體的快樂， 但二者之間又有差異。

一、產生背景

“屬魏晉之際多故， 名士少有全者”（余英時）是名士轉向關注自身、追求個體的自適與自足的政治背景。當魏晉之時，一則爭戰頻繁，人之生命變得相當脆弱； 二是政治空氣異常凝重， 士人噤若寒蟬，不敢妄議朝政。生命的脆弱感更加強了人對生的眷念。除此之外，“儒學既衰， 則道家唯一之勁敵已去， 自可代之以興”（蕭公權）所以易、老、莊的三玄之學在魏晉時代大行其道， 其遺世之為我思想成為時人的生活準則。伊壁鳩魯生活在一個被亞歷山大功業所改變了的希臘世界，古典的社會構架和思想范式都在經歷著巨變，于是許多純粹的哲學家開始興起。伊壁鳩魯學派“享樂主義” 的生活主旨是由伊壁鳩魯確定下來的， 它更多的是伊壁鳩魯個人對生活的看法。 “ 一切善的根源都是口腹的快樂；哪怕是智慧與文化也必須推源于此。”（羅素）伊壁鳩魯以此為信條， 要求學生謹守。伊壁鳩魯強調的快樂生活指的是心靈的安寧和平靜。馬克思在他的伊壁鳩魯哲學筆記中注到：心靈的寧靜也就是心靈的自由。（馬克思）

二、生活方式

魏晉名士過的是一種高雅而又逍遙的“貴族的方式”；而伊壁鳩魯學派卻可以稱之為“平民的方式”。魏晉名士大都出身于名門望族，如何晏乃漢大將軍何進之孫， 嵇康為魏朝之中散大夫。 同時他們有累代的上層家庭教養， 有收藏典籍和文化的環境。 飲酒、清談、哲思與率性是這一方式的主要特征。就飲酒而言，《世說新語》 如斯記載：（劉伶） 常乘鹿車，攜一壺酒， 使人荷鍤隨之， 云：“死便掘地以埋。” 土木形骸， 邀游一世。（朱鑄禹） 再看哲思， 魏晉名士中如何晏、王弼、葛洪等皆中國思想史上不可忽略之人物， 如嵇康、阮籍等的詩文傳世。而伊壁鳩魯學派的成員大都是“病弱者”（羅素）， 伊壁鳩魯一生靠他人接濟度日。“當我靠面包和水而生活的時候， 我的全身就洋溢著快樂； 而且我輕視奢侈的快樂……因為有種種的不便會隨之而來。”（羅素） 他在《致美諾寇的信》中熱情地寫道：“快樂是幸福生活的開始和目的。因為我們認為幸福生活是我們天生的最高的善，我們的一切取舍都從快樂出發；我們的最終目的乃是得到快樂。” 伊壁鳩魯學派的快樂主要指的是“肉體的健康和靈魂的平靜。” （古希臘羅馬哲學）

三、哲學基礎

不管是高雅而又逍遙的生活， 還是粗糙而又節制的生活， 它們的背后都有著自身的哲學基礎。魏晉名士在易、老、莊的三玄之學中尋求自身精神生命的安頓， “魏晉時代者， 老莊思想獨尊之時代也。”（蕭公權）老子深觀宇宙， 指出天地萬物皆生于自然之道， “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 （蕭公權）。 莊子較之老子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其齊物外生的思想把“道”的觀點推向了頂峰。到了魏晉時代， 道學以玄學的面目出現， 但實質仍為老莊之思想。細述之，何晏以“道”統儒， 以《老子》、《莊子》 釋《易》并把此三者融會一體。王弼也援引老莊， 進一步提出“貴無” 之說， 認為“道” 即“無”（王弼）。魏晉名士都認定老莊之說為他們行為的方向標。相較于魏晉玄學的精深， 伊壁鳩魯卻從簡單的原子論中找到了消除恐懼與痛苦的哲學， 雖然他從來也不承認德漠克里特（原子論的提出者） 對他的影響。伊壁鳩魯提出了原子自動偏離運動說和感覺主義為快樂主義服務。在伊壁鳩魯看來，人的靈魂和肉體都是由原子構成的，“死后， 靈魂就消散而它的原子就不能再有感覺，因為它們已不再與身體聯系在一起了。” （羅素） 伊壁鳩魯深信， 神自身是不過問我們人世間的事情的。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害怕我們會觸怒神的震怒或者死后會在陰間受苦， 宗教所帶給我們的恐懼感只不過是個虛假的存在。他強烈地反對做命運的奴隸，也反對碰運氣，認為快樂和幸福才是人生的出發點和目的。

四、結語

伊壁鳩魯學派的人生哲學與魏晉名士的人生哲學是在東西方不同的土壤中生長起來的。中西文化的差異、相似點以及各種因素對他們的形成產生了不同的影響。魏晉名士的自由快樂顯示了魏晉士人主體人格的蘇醒。伊壁鳩魯學派的“自由快樂選擇”表現了積極的人生態度和不甘于命運支配的精神。伊壁鳩魯學派人生哲學使古希臘晚期哲學在自然哲學繁榮后又一次閃出燦爛的火花，同時他的哲學對盧克萊修影響很大。魏晉名士與伊壁鳩魯學派都對個體的生命有著特殊的關懷， 對于人類而言， 個體的生命本身才是終極目的， 應該成為我們生活的重心。從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出魏晉名士人生哲學與伊壁鳩魯學派人生哲學的異同以及隱藏在異同后面的中西文化之間的相同點和不同點，從而幫助我們去欣賞和研究中西不同的文化土壤中生長出來的不同的思想花朵。

【參考文獻】

[1]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主編譯.古希臘羅馬哲學[M].北京：商務 印書館，1961.

[2]羅素.西方哲學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春秋）李耳.老子[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5]（魏晉）王弼.周易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9.

篇7

中圖分類號：J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2）27—0247—02

人類文明的最初，是與自然緊密相連的，通過對自然界的認識來認識自身，進而再反過去理解和解釋自然界的事物。但隨著人類文明發展的進程，人們將目光轉向人類社會本身，朦朧的審美意識也隨之產生，與此同時，激發人類美感的藝術也就誕生了。那么文藝與人類社會的關系到底是一種怎樣的關系呢？文藝的價值又是如何得以實現的？

一、從“反映論”到“中介論”

（一）“反映論”

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受到柏拉圖提出的“藝術世界依存于現實世界，現實世界依存于客觀理念世界，藝術只能是摹本的摹本”的影響，提出了“摹仿說”，但他擯除了柏拉圖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念，認為藝術比想象的世界更為真實，并非只是摹仿現實世界的外形，還有現實世界所具有的客觀必然性。這一藝術摹仿自然的理論被古羅馬的賀拉斯所接受，他強調藝術應該在生活中尋找真正的范本。

這些思想中已有了文藝社會學的萌芽，一直到19世紀初，文藝社會學得以在斯達爾夫人、丹納和讓—馬利·居約手中得到確立，但隨后文藝社會學的發展經歷了諸多的變化。

丹納是實證主義經驗派的代表人物，這一派別采用實證主義、經驗主義的方法，通過社會調查、填寫表格、統計數據等具體的手段，對文藝現象進行定量分析。這種研究方法確實認識到了社會對于藝術，是藝術產生發展的源頭，但是研究的形式和結果都流于藝術活動、藝術現象表面，藝術與社會之間內在的深層關系卻沒有的到充分重視。而以法國學者呂西安·戈德曼為代表的發生學結構主義，旨在遵照作品的形式結構與一定的社會結構以及一定的社會集團的思想結構之間的對應關系，將文藝與社會的關系視為簡單的線性對應關系。

前蘇聯的藝術社會學，最初是在19世紀中葉，由其國內興起的歷史文化學派將歷史主義的內容引入了文藝學，由于受到實證主義和自然科學的影響，將文藝學置于了從屬于社會學的地位，將文藝作品視作歷史文獻、文化實例和個人傳記，將文學史等同于社會思想史，忽視了文藝作品審美屬性和藝術特點的全部復雜性。另一方面，歷史文化學派所持偏頗的極端發展又導致了庸俗社會學的產生，經濟活動對文藝創作的制約作用被看做是直接的因果關系，藝術家與藝術作品被貼上了政治的標簽。

這些派別，在他們對于文藝與社會關系的研究中，往往都只抓住了關系鏈的兩端，簡單地將這種關系認定為是線性的機械反映。文藝的本質成為了簡單反映社會現實的一面“鏡子”，文藝作品的創作、鑒賞受制于社會生活，他們的研究方法更多的是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文藝本身的審美屬性被忽略了，將文藝與社會的關系解釋為單向的決定論或線性的因果論，文藝與社會被固定在了兩端，文藝與社會生活之間存在的眾多中介被忽視，“反映論”觀念下的文藝與社會生活，也正是因為忽視了生機勃勃的種種中介，也變得失去活力。

（二）“中介論”

“中介”的概念，黑格爾在其《邏輯學》一書中就有過解釋“不論在天上，在自然界，在精神中，不論在哪個地方，沒有什么東西不是同時包含著直接性和間接性”①。“間接性”在德語里與“中介”是一個詞，這里的“間接性”其實就是指此物的存在是以他物為中介，以他物為條件，受他物制約的。列寧的《哲學筆記》中也談到“一切Vermittelt=都是經過中介，連成一體，通過過渡而聯系的”②，這是說整個世界是有規律的聯系的動態總體，而世界、規律是通過中介聯系在一起的。

在文藝社會學發展的階段中，其實已經有人開始意識到“中介”的地位和所能起到的作用。最早提出在藝術與經濟基礎之間存在“中間環節”的，是普列漢諾夫，他指出：“絕不是‘上層建筑’的一切部分都是直接從經濟基礎中成長起來的：藝術同經濟基礎只是間接地發生關系的。因此，在討論藝術時必須考慮到中間環級”③。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普列漢諾夫承認社會經濟基礎是藝術產生的根源，但并不會完全掌控藝術的發展，經濟基礎對于藝術的影響需要通過中間環節來實現，所以藝術并不是對社會經濟基礎的直接反映。在《的基本問題》中，普列漢諾夫還提出了著名的“五項因素公式”，將社會結構分為五個由低到高的層次“（一）生產力狀況；（二）生產關系；（三）社會政治制度；（四）社會心理；（五）社會思想體系”④這五項因素還可以繼續分出次一等的因素，因此社會結構的構成因素有多少，影響經濟基礎與藝術的中間環節就有多少，這些中間環節的范圍還會隨著社會發展而無限擴大。

我們可以看出，相對于傳統的“反映論”，“中介論”的理論框架更為科學、系統，它指出了文藝與社會生活之間不是簡單的直接的反映與被反映，決定與被決定的線性因果關系，而是經由一系列復雜的中介建立起來的雙向互動的，具有創造性的過程。

篇8

中圖分類號：B8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7408（2019）05-0056-05

《理想國》對話是眾多學科研究的共同經典，思想政治教育是不容忽視的重要研究維度。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為探討正義精心謀劃了一個理想城邦，并為培養城邦中的理想公民和哲學王建構了一套系統的教育規劃方案。第四卷中柏拉圖特別指出當政者只需要做好“教育和培養”[1]140一件大事就行了，可見《理想國》的教育目標是指向執政的，教育的目的就是服務于政治，這種教育思想具有鮮明的階級性特征，實質上就是思想政治教育[2]。而第七卷中提出的經典的“洞穴比喻”，既是從整體上把握柏拉圖教育思想體系的重要線索，又是反觀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的重要參照。

設想有一個洞穴式的地下室，它通過一條長而斜的通道與外界相連，有一些囚徒從小就生活在洞穴里不見天日。他們的頭頸和腿腳都被鐵鏈束縛不能轉頭，只能固定一個姿勢看著洞穴的后壁。他們身后點燃著火把，在火與囚徒之間有一堵矮墻，墻后面有人舉著木偶，做各種動作，并不時交談。囚徒們終其一生只能看到投射到洞壁上的影子，并自然認為影子就是真實的事物。不過有一天，一個人被解除了束縛并被強拉出洞穴，他的眼睛一下從幽暗到陽光，感到非常痛苦。起初他只能看到事物在水中的倒影，然后才能看到陽光中的事物，最后甚至能看太陽自身。每一次轉向光，他都會眼睛痛，恨不得返回到從前的狀態。可一旦習慣于新的明亮世界，他便會為自己脫離以前的黑暗愚昧而慶幸，并為仍然生活在洞穴的同伴感到遺憾。這就是著名的“洞穴比喻”，它是柏拉圖一系列理論的精華和總結，深度挖掘和分析該學說，可以為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提供學科論、認識論和方法論支撐。

一、思想政治教育學的學科論原理反思

格勞孔說那是“一個奇特的比喻和一些奇特的囚徒”[1]275，蘇格拉底說“不，他們是一些和我們一樣的人”[1]275，喻示沒有確立正確價值觀的人都是被囚禁在洞穴中的囚徒，他們沉湎于感性世界，過著渾渾噩噩的生活，卻還自得其樂。現實生活中，那些沒有確立正確價值觀的人總是以為自己已經認識了真理并確立了正確的價值觀，甚至認為在這個科學昌明的時代，已經清楚地知道真實世界。可實際上，“洞穴比喻”描述的情況從古至今未有改變，我們只是生活在不同時代，被囚禁的方式相應有所不同而已。這洞穴就是感覺經驗世界中籠罩和局限我們思維和認知模式的傳統觀念，這洞壁仿佛就是那些模糊受眾視線的各種錯誤思潮和價值觀，人們往往在不知不覺中受到這些錯誤思潮的影響，并在日常生活行為中形成自己的價值觀。人們通過這些錯誤思潮所了解的，并不是世界本身，而是虛幻的影子。因為錯誤思潮是對社會的歪曲反映和錯誤描繪，是通過各種不同的角度對現實世界的真實做出了各種不同程度的折射。因此，在各種錯誤思潮的干擾下，現代社會中一些人仍處在各色各樣的“洞穴”之中，久而久之，他們被人云亦云的各種觀念干擾，連思維方式也被左右，很少反思自己倫理道德標準的有效性和有限性，都認為自己持有的價值觀是正確的。在這一意義上，思想政治教育學需要挺身而出并有所作為，進而實現由洞壁表“象”到洞外真“相”的華麗轉身。

思想政治教育學是關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反思之學”，思想政治教育是該學科的中心概念，它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動。思想政治教育學本身并不提供某種價值觀內容，而是把思想政治教育作為“對象”加以反思，形成了關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學問”。思想政治教育學研究的是走出黑暗洞穴、認清可見世界是何以可能的問題。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把人們從日常觀念的洞穴中拉出來，幫助人們認清自己是傳統的或流行的價值觀念的囚徒這一事實，幫助人們解脫精神枷鎖，反思自己的生活，反省自己的價值系統，并改進自己的生活方式[3]。這關乎每個人的生活方式和切身利益，它帶領人們脫離被事物假“象”蒙蔽而看不到事物真“相”的人類知識處境，超越人類認識的嚴峻困境；通過“批判與改造其‘現實生活’，從而超越‘人與自然’和‘人與人對抗性’關系的生產和社會形態所具有的矛盾和困境，追求‘人的解放與自由’，實現以幸福生活為根本的價值旨歸”[4]。《理想國》第一卷就提出了人們對于正義的論證不是普通的題目，而是關乎我們應當如何生活的問題。而且《理想國》剩余篇幅也都是圍繞我們應當如何生活這個問題展開討論的。所以，《理想國》所致力追尋的正義與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理想具有內在一致性，正義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本體。其實，人們對思想政治教育學的學科定位很容易被模糊視線，處于洞穴囚禁之中。人們習以為常地把思想政治教育學歸屬至教育學學科范疇，使思想政治教育學研究的諸多問題都陷入了教育學的思維方式。而實際上，思想政治教育學是法學門類中理論一級學科下屬的二級學科，是一門關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反思之學”，而非有關“思想政治”的“教育學”。“反思”是對“認識的認識”，“對思想的思想”，是思想以自身為對象反過來而思之[5]。思想政治教育學的學科論原理正是在“反思的維度”中確立起來的，是使人們在價值觀認同教育的過程中達到理論自覺，實現“自我意識”向自身的返回[6]。也就是說，使存在者在其外觀中顯示自身，實現表“象”的覺醒、真“相”的顯現，間接地通過有意識的理性，與自己的本質融為一體，最終達到“自己是人向自身的還原或復歸，是人的自我異化的揚棄”[7]。黑格爾說“熟知非真知”[8]，“熟知”中隱含著“無知”。那些立即可見、可聽、可觸、可算的東西，始終只是理念的投影，這種最切近的而又陰影般的東西把人囚禁在洞穴之中而人并不自知。“洞穴比喻”意味著人們對于真實世界的理解容易是虛幻而殘缺的，我們不應將現象世界的感覺與理念世界的真理混為一談，畢竟眼睛看到的是現象，用思想才能把握到本質，只有超越“熟知”的因襲，才能達到對“真理”的洞見。不僅如此，“洞穴比喻”還指引我們對思想政治教育學的學科論原理進行深度闡思，思想政治教育學作為對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反思之學”，本身是不直接研究某種價值觀的，而是研究某種價值觀教育是何以可能的。這正如列寧在《哲學筆記》中所寫，“這是一種‘偏見’，猶如生理學是‘教人消化’的。”

二、思想政治教育學的認識論原理反思

走出洞穴的人看到了更加明亮精彩的世界，返回去告訴身處洞穴中的人，企圖拯救這些囚徒同伴。在剛回到洞穴時，他的眼睛會由于突然從陽光下轉到黑暗中而不能看見任何事物。在視力適應黑暗環境前，他不得不與其他囚徒一起識別陰影。囚徒的同伴會譏笑他，說他上升之旅回來后卻把視力弄壞了，眼睛弄瞎了，與其這樣歸來，不如不要上去，所以斷定上升走出洞穴是不值得的。這時如果走出洞穴的人宣稱要解放他們、啟蒙他們，把他們往上拉，他必將遭到這些人的強力反對，激起眾怒，甚至被他們殺掉。所有這些比喻意味著思想政治教育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反一定是艱難的。這個走出洞穴的人就是城邦有意培養和造就的哲學家，是理想城邦的哲學王。雖然哲學家的興趣在可知的理念世界，最高的目標是追求善，然而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和永恒的真理，他不得不放棄個人興趣和思辨的幸福，犧牲小我成全大我。在柏拉圖看來，哲學家是能看到永恒事物的人，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的書呆子，應該學以致用，求諸實踐，有責任指引、帶領、啟蒙無知的人，盡管這樣做不被理解而且反遭時代唾棄[9]。蘇格拉底其實就是那個走出洞穴的自由的囚徒，本是下去喚醒和解救同伴，卻慘遭殺害。走出洞穴囚徒的命運不但喻示柏拉圖的老師蘇格拉底被雅典人處以死刑的悲慘境遇，同時也昭示“價值觀前見”是阻撓哲學家與洞穴中懵懂的眾囚徒達成價值觀共識的內在干擾。這里，可以把深藏于囚徒內心已有的主觀抉擇依據、評判走出洞穴是好是壞的觀念稱之為“價值觀前見”，“價值觀前見”是囚徒在幽暗的感性世界中形成的進行價值判斷的衡量標準。“價值觀前見”造成了“主體間性”[10]跨越的障礙，這里，“主體間性”是指“我”所認識到的價值無法超越“我”的“價值觀前見”，以至無法直接通達真理性的價值觀本身。這些都是哲學家解救囚徒走出洞穴需要突破的關鍵困境，更是思想政治教育學認識論原理需要厘清的重要問題。

思想政治教育本質上是教育者對受教育者進行的價值觀培育活動，促成受教育者對教育者所傳授的價值觀形成價值認同，達成價值共識，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認識論的終極目標。每個人的先天稟賦、成長環境、生活經歷、教育程度等都影響著個人價值觀念的形成，并且都容易使人誤認為自己的價值觀是正確和客觀的，進而把意見當作真理，對價值觀教育自然會有本能的排斥和抵觸。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認識論難題。同理，自由囚徒乃至哲學家企圖解救同伴走出洞穴本是好意，可事實上，這些囚徒不知道外面的天，認為背棄以往會帶來巨大的恐慌和災難，以為思維超出了日常表象的范圍，便會走進魔窟，因而，他們不但不感恩，反而譏諷和仇視他。蘇格拉底引導人們向真知靠攏，對于迷茫的人們，他痛心疾首；對于失落的社會，他針砭時弊；對于雅典市民給予的死亡，他泰然自若，為了探索真理甚至向死而生[11]。把握了時代精神的哲學家，不被時代認可，卻反遭傷害，人們百思不得其解，只得發出悲涼感嘆。其實掌握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認識論原理，便不難理解這一悲劇發生的必然。囚徒們感到洞穴中的生活真實而愜意，有備而無患，突發的帶大家走出洞穴讓囚徒們措手不及，違背了他們的意愿、傳統觀念和評價尺度，或者說違背了在囚徒們頭腦中已根深蒂固的“價值觀前見”。“當局者迷”的“價值觀前見”對價值觀教育造成了內在干擾和阻抗，因此要考慮到認識主體的認識層次，設身處地將心比心，使已自由的囚徒與洞穴中的囚徒實現“靈魂上的真正相遇”。“靈魂上的真正相遇”實質上就是摒棄主觀的“價值觀前見”，達成不同主體間價值通約的狀態，即跨越“主體間性”的鴻溝。“主體間性”是價值觀認同的核心認識論問題。首先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在形式上以理論的方式呈現和論證真理性的客觀價值觀，這是實現主體間價值交流的重要環節，也就是幫助人們對客觀價值觀既在感性直觀上“知其然”，又要在邏輯上“知其所以然”。而康德的認識論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意識界”，人只能用他先天固有的機能和范疇去看待現象界，看待世界，沒辦法超出主體的“意識界”而抵達真理和價值的客觀性。最終是馬克思把認識的真理性問題看作是建立在客觀世界基礎上的實踐問題，突破了“主體間性”，使認識真理成為可能。“人的思維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問題，這不是一個純粹的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離開實踐的認識問題，是一個經院哲學的問題。”[12]47

總之，價值觀共識的形成是以價值判斷為基礎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引導受教育者進入反思判斷，實現不同價值判斷主體間認識論的跨越，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間架起跨越“主體間性”的橋梁，激發心靈中的向善原則，無限接近并最終抵達客觀價值觀真理。用海德格爾的話說，“真理的本質乃是自由”[13]，是真理之光的無蔽閃現，即一種解蔽、去蔽、無蔽的展開狀態。因此，重返洞穴并非下降，而是另一種形式的上升，是對真理的進一步貼近，有了黑暗的經驗才更渴望光亮，上升與下降是同一條路，只有重返才能找到真理，才能達成理想與現實的和解，才能實現真正的自由[14]。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論原理反思

“洞穴比喻”形象地對“受過教育的人與沒受過教育的人的本質”[1]275進行了區分，洞穴中的眾囚徒喻指被影像蒙蔽、缺乏真知灼見、沒受過教育的人或無知之徒，走出洞穴的囚徒喻指自由求索、洞見真理、受過教育的哲學家或有識之士。是教育解除了囚徒的束縛，使其沖破黑暗洞穴現象世界的迷霧上升到洞外光明的理念可知世界。囚徒的“頭頸和腿腳都綁著，不能走動也不能轉頭，只能向前看著洞穴后壁”[3]喻指舊式的教育，它束縛著人的身軀，禁錮著人的靈魂。現代社會中，人們也容易生活在被抽象知識、教學技巧、升學壓力所包圍的“洞穴”之中，模糊了教育本來的樣子。柏拉圖在第七卷中明確闡述了教育的本質在于促進靈魂的轉向與歸位。“教育實際上并不像某些人在自己的職業中所宣稱的那樣，他們能把靈魂里原來沒有的知識灌輸到靈魂里去，好像他們能把視力放進瞎子的眼睛里去似的。知識是每個人靈魂里都有的一種能力，而每個人用以學習的器官就像眼睛。整個身體不改變方向，眼睛是無法離開黑暗轉向光明的。同樣，作為整體的靈魂必須轉離變化世界，直至它的‘眼睛’得以正面觀看實在，觀看所有實在中最明亮者，即我們所說的善者。”[1]280因此，靈魂本身具備知識，能夠識別善，只不過身處現象世界由于各種誘惑蒙蔽了雙眼而處于被遺忘或暫時的休眠狀態，教育就是喚醒和回憶起靈魂中已有的知識，促進靈魂的轉向。柏拉圖所強調的靈魂轉向，不是認識從低到高的發展，實際上是認識方法和世界觀的轉變，要求發展人的理性思維能力，使靈魂向它的本真狀態回歸，這既道出了教育最本質的真諦，也為我們重新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論原理提供了重要啟示。柏拉圖的教育是以善為本的教育，“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識問題”[1]262，教育要使人從眼睛看到的感覺世界，進入一個用靈魂的眼睛才能看到的至善至美的理念世界。教化不是知識的施與，而是對本體實在的引導和挖掘，激發并滋養本體的一切潛能，實現從自為到本有的靈魂本真狀態。另外，重返洞穴追求真理的過程是艱辛的，需要經歷恐懼、痛苦，走出洞穴，才能看到事物本真，探尋真理，求達至善。思想政治教育完成靈魂轉向的歷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們要從解救囚徒失敗以及蘇格拉底的悲劇中汲取教訓。走出洞穴的人義無反顧地回到“洞內”，為懵懂的囚徒指引光明的道路卻不被歡迎和理解，喻指思想政治教育要以百姓大眾能夠接受的方式予以告知和教化，通過恰當的方法漸進地引導他們認識客觀事物。灌輸式的教書匠往往僅停留在知識表層的承接，而啟發式的引路人卻可以引導學生一步步接近真理。學生受到教化之后不是成為“紙上談兵”的純理論書生，而應成為柏拉圖口中的、把“善的理念”用于生活各個方面的善者。所以，在方法論層面，首先，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更新教育理念，注重啟發式教學，真正的教育不是灌輸，不是簡單粗暴、生拉硬套，而是把學生潛在的知識誘發和引導出來。再出色的哲學家、教育者也不可能把理念知識強加到人的頭腦中，而是使人們把握正確的靈魂方向，從消極的被動解放，達到對理念自由積極的喜愛，觀照到理念和真理，認識“真善美”的意義，促進其自身生命的成長，實現馬克思所言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而這一引導和啟發過程，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者對某一理論和觀點由淺入深地加以邏輯分析和推理論證，以達到理論理解上的明證和清晰。另外，“知而不行，是為不知”，唯有“學而時習”，才能知行合一。應把“認識論”層面的價值觀教育落實到“實踐論”層面，在價值觀理性認同的基礎上完成由知向行的轉化和契合，實現持久的悟性與踐行。馬克思也說，價值認同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這種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和契合，既是《理想國》面臨的重要問題，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最基本和最困難的一環。我們可以借助“情感”這一橋梁達成，因為沒有情感認同的理性認同會導致知行分離，情感是把某種價值觀落實在行為的意志中的原始動力。黑格爾曾說，“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15]，價值認同就不僅是理性的邏輯認同，而且是感性的情感認同，由此才能進入實踐行為的認同[12]48。自由的囚徒重返洞穴企圖解放同伴，用理性的光芒照亮前往洞外的征途，雖一路艱辛甚至被嗤之以鼻，但仍義無反顧；柏拉圖為達成政治理想從理論建構到身體力行，費盡周折三赴西西里雖未如愿以償，但仍鍥而不舍；蘇格拉底孜孜以求追尋真理直至被判處死刑，他臨危不懼，欣然用生命獻祭真理。他們無一例外都掌握了真理并以各種方式理性地實踐正義，他們在情感上是自覺自愿的，在靈魂上是自由快樂的，通過實踐傳遞善的理念，濟世救人的同時，恒久地確立了一種向善的道德維度，完成了自身的蛻變并與崇高同在。

篇9

“基本原理概論”課（以下簡稱“原理”課），是大學階段4門思想政治理論課中學術性和邏輯性最強的一門課程，它是從基本理論的角度幫助大學生弄清楚什么是，為什么要始終堅持，如何堅持和發展。中央五號文件及其實施方案規定，“原理”課要著重講授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幫助學生從整體上把握的科學內容和精神實質，正確認識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這里明確規定了“原理”課教學要把握“一個主題”，貫穿“一條主線”，突出“一個重點”。也就是說，“原理”課要以什么是、為什么要始終堅持、怎樣堅持和發展為主題，以認識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為主線，以闡述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重點，掌握了這“三個一”，就掌握了“原理”課的定位和基本任務。

概觀“基本原理概論”課程的教材，基本是按照“原理”課的這一定位和基本任務編寫的。但如何把這一教材體系轉化為教學體系，卻需要每一位任課教師發揮自己創造性的潛能，認真思考和精心設計來完成。筆者認為以問題意識為切入點設計整個教學活動和各個教學環節，是一條切實可行且行之有效的方法。

教學上的問題意識

教學上的問題意識，是指在教學設計和教學過程中，始終從學生的生理和心理特點出發，以學生感興趣的社會熱點和理論上感到困惑的問題為主線，通過運用的方法論對社會熱點或理論困惑進行系統分析，達到闡釋基本原理的目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里強調的問題意識，是強調教學是一項目的性很強的工作理念，必須有對一門課的整體設計和每節課的專門設計。同時強調教學本身是一項創造性很強的工作，也是一個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只是這里發現和解決的是學生的問題。

從問題意識入手進行教學設計，主要出于兩個方面的考慮：一是大學生群體的生理和心理特點。他們對任何新奇的事物都抱有興趣，加之互聯網技術的發達，使他們關注世界和社會的發展變化，喜歡思考任何突發事件和突出事件背后的深層次原因；二是大學階段是大學生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時期。雖然學生喜歡思考和尋找問題背后的深層原因，但由于他們沒有掌握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對事物的看法有時過于膚淺和零散，加之受到網絡上各種不同觀點的影響，有時甚至會顯得偏激。通過問題意識進行教學設計，一方面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對問題的系統分析，幫助學生在解決實際問題的過程中掌握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學會運用的方法去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

通過問題意識設計教學環節

在教學活動中，通過問題意識設計教學環節，主要需做到3個方面：

一是選準切入點。切入點是指學生感興趣，但還沒意識或反思到的問題。切入點找到了，一方面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另一方面可以找到貫穿整個教學環節始終的主線。例如，基本原理的開篇就講到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學生在高中階段就已經知道了不管是物質第一性，還是精神第一性都是區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根本標準。在講這一部分的時候，我們找到的切入點是：“物質‘第一性’與精神‘第一性’”這兩個“第一性”是不是一回事，應該怎樣理解哲學上的“第一性”。

二是教學活動環節設計本身要有邏輯性和系統性。教學活動環節的設計在找準切入點的基礎上，對教材的內容要進行有邏輯性的系統設計，力求把原理講透，講出理論所應有的吸引力和懾服力。

三是要引導學生“舉一反三”，有針對現實案例的實際訓練。重點從兩個方面引導學生進行思考：如何從實際案例中找到切入點，發現問題；如何運用的基本原理對問題進行系統分析。

以問題意識進行教學設計

以問題意識進行教學設計，需要處理好3對基本矛盾：

一是處理好案例選擇與闡述原理之間的矛盾。“原理”課的主要教學目的是闡述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而我們往往是通過一個個特殊的案例來闡述一個普遍的原理和方法，因此，在教學中必須首先處理好案例選擇和闡述原理之間的矛盾。我們認為案例教學和原理闡述之間是手段和目的的關系。案例教學是一種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因此在案例的選擇和應用上應該清楚案例實際是現實生活中出現的熱點、難點和困惑，是一個切入原理闡述的話題，通過對話題進行的分析，達到闡述原理的目的。也就是說案例是感覺經驗意義上的問題，而原理的闡述則是借助于概念對原理進行的系統闡釋。

二是處理好體系精神與邏輯表達之間的矛盾。基本原理是一個內容系統完整且包羅萬象的整體。馬克思說：“不論我的著作有什么缺點，它們都有一個長處，即它們是一個藝術的整體。” 由于教學時數的限制，不可能對基本原理的所有方面都進行面面俱到的講授，只能有所選擇，而這種選擇應體現出基本精神內涵的概念范疇和基本原理。基本原理是由一系列特定的概念建構而成的邏輯框架和體系，這一框架和體系就其內在精神來講，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用哲學方法和認識方法；從外在表現來看，則是由“外在”具體的概念、范疇組成的邏輯表達框架。體系精神與邏輯表達框架結合在一起，就構成了的基本原理，因此在教學過程中需要從分析的基本原理的邏輯表達方式入手，引導學生掌握基本原理的內在體系精神。

三是處理好學術研究與問題教學之間的關系。學術研究和教學密不可分、相輔相成。只有有了高水平的學術研究成果，才能有高水平的教學。但是學術研究與教學活動是兩類不同的活動，相關學術研究成果只有通過教師的創造性轉化，才能用在教學過程中。正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指出：“整體，當它在頭腦中作為思想整體而出現時，是思維著的頭腦產物，這個頭腦用它所專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這種方式是不同于對世界的藝術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實踐精神的掌握的”。 馬克思在此提出了人類掌握世界的不同方式問題，并且認為每一種方式都以其“所專有的方式掌握世界”。教學也是這樣，需要教師遵從大學生身心成長的規律，用教學所需要的專有方式去設計教學過程。

注：本文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務處2011年重點課題“拓展本科生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內容的實現途徑研究”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張汝倫：《黑格爾在中國―一個批判性的檢討》，《復旦學報》，2007年第3期。

2.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頁。

篇10

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人們都非常重視引導有意識教育的重要性，而常常忽略無意識對思想政治工作運作系統的影響，以致唯理性的分析方法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占據著主導地位，自覺或不自覺的抗拒著來自人的心理機制的非理性因素的分析觀念的介入，甚至片面的認為真正的思想政治工作不必理會那些與理性無關的問題。在這種思想觀念的指導下，思想政治工作就流于只單一地研究思想政治工作行為的結果，卻不去研究行為者本身；只注重研究邏輯化了思想注重工作的形式化行為模式，而忽略了行為者的現實活動與其自身的存在。在思想政治工作實踐中，純粹的理論教育很難對政治思想工作有著絕對的發言權。事實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任何一個都受多種精神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既包括意識也包括無意識。一般而論，相對于無意識，意識對思想政治工作的影響是根本性的，但無意識在思想政治工作決策機制和對象互動交往中也起著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對無意識進行正確的控制和利用，有助于思想政治工作者從思維模式到行動實踐更深層地理解思想政治工作主客體活動的實質。

一

分析心理學派的代表人物，瑞士的心理分析學家榮格，在佛洛伊德心理學個體無意識研究的基礎之上，深入到人的心靈的更深領域，全面深入的探討了人的意識領域的深層秘密。榮格認為，人的心靈或曰精神是由三個彼此不同而又相互作用的系統或層次構成，即意識、個體無意識和集體無意識。榮格說認為意識是人的精神世界中唯一能被個人直接知道的部分，意識的中心是自我。“有關意識的重要事實是，沒有一個與意識相關的自我，就不會有什么被意識到”。不過在榮格看來，意識雖然是能夠自覺到的，但它在人的整個精神世界中還只是一小部分，與無意識相比意識甚至是次要的。榮格強調，對人類心靈的考察，如果僅僅研究了意識及其功能的話，那是遠遠不夠的，“如果不包括無意識過程，對人類心靈的探討將是不完全的”。[1](P8)

榮格在意識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將無意識分為個體無意識和集體無意識兩個層次，“無意識過程是直接觀察不到的，但是我們可把那些跨入意識門檻的無意識的產品分為兩類。一類包括那些顯然來源于個人的可被認識的材料，這是些個人獲得的東西，或者是那些構成整體人格的本能過程的產物。此外，還包括被遺忘、被壓抑的內容，這些內容可能是有意識的。一些人能夠意識的另一些人所意識不到的東西，我把這類內容稱為下意識或個人無意識，因此就我們所能判斷的，這些內容完全由個人因素即由那些構成整體人格的因素所組成的”。[2](P37)榮格指出，在無意識的兩個層次中，“或多或少屬于表層的無意識無疑含有個人特性，稱之為‘個人無意識’，但這種個人無意識有賴于更深一層，它并非來源于個人經驗，并非從后天中獲得，而是先天存在的。我把這更深一層定名為‘集體無意識’”。[3](P52)集體無意識是我們探討無意識心靈所能達到的最深層次，在這個層次中，人不再有個體的區分，個人的心靈在這里擴展開來并融入人類的心靈。在這里所有人都是一樣的，正如眼睛、耳朵、心臟等器官除了細微的個人差異外都具有解剖學上的一致性一樣，心靈也同樣有其基本的共性。按照榮格的解釋，所謂集體無意識就是反映了人類在以往的歷史進化過程中的集體經驗，是千百萬年來人類祖先經驗的沉積物。由于集體無意識在所有人身上是相同的，因此它組成了一種超個性的心理基礎，并普遍地存在于我們每個人身上。

由于集體無意識是人類祖先共同積累的經驗不斷重復的積淀、濃縮，所以它是人類心理中最深層的、最主要的因素，雖然有時它并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但它的存在卻對我們的意識起著一個制約作用，我們意識的出現、發展、形成的模式都按照集體無意識的存在和原理來進行，并以一種先天反映的傾向和模式出現。同時，由于集體無意識是經過人類及其祖先千百年的積淀而成，所以它是人類心理中最豐富、最繁雜意識，我們的心理都構筑于集體無意識的基礎之上，意識和個人無意識都依賴于它的存在而存在，依賴于它的發展而發展。一言以蔽之就是“像海島一樣，那高出水平面的，是我們的意識，由于潮的運動而出現的，是我們的個體意識。所有海島的共同基礎--海床，則是我們的集體無意識。”[4](P130)由此可見無意識在主體認識過程中的重要意義。

二

洛克在他的哲學著作《人類理智論》中主張人的心靈原是一塊白板，“只是通過經驗，心靈中才有了觀念和知識。”[5](P276)雖然“白板說”從誕生之日起就不斷遭受到了各種批評，但“白板說”對于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來說，無疑具有不可質疑的重要意義。“地球上最廣闊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廣闊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廣闊的是人的心靈”，法國大作家雨果從空間上直覺到了心靈的廣闊；“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為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中國宋代的陸九淵則以東方哲人的智慧從空間和時間兩個維度感悟著人類心靈的浩渺。人的心靈是一個復雜又令人神往的世界，如何對人的心靈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怎樣發掘意識和無意識在心靈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是每一個政治思想工作者面對的現實問題。所謂無意識教育，是相對于有意識教育而言的。從心理學角度看，無意識屬于人的非理性方面，指的是人們在日常生活實踐中沒有自覺意識到的心理過程，是人對外部世界的一種特殊反映形式。無意識隱藏在人心理的深處暗中起作用，并不為人所意識。它或者暗中直接支配人的行為，使人產生無意識或下意識舉動；或者暗中參與人的意識心理活動，干擾和調節人的意識行為。與此相關的無意識教育，指的是不為受教育者自身所意識到的一種教育方式。具體地說，這種教育方式是指教育者按照預定的教育內容和方案，自覺地在受教育者周圍設置一定的生活環境和文化氛圍，引導受教育者去感受和體味，使他們在滿足美的需求和興趣愛好的同時，潛移默化地受到教育。榮格無意識活動的本質特點，決定無意識教育能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地位。個人無意識、集體無意識時刻參與意識活動，無意識和意識一樣，是主體活動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無意識教育可以在廣闊的范圍發揮其作用，作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種不可忽視的形式，完全可以成為有意識教育的有益補充。

正是由無意識活動的本質特征所決定，無意識教育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承擔著重要的角色。所謂無意識教育是指教育者按照一定的教育計劃和要求，為受教育者安排設定一定的社會環境、活動場所和文化氛圍，使受教育者在自己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受教育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接受教育從而達到教育目的的過程。與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有意識教育相比，無意識教育具有以下幾個特點：（1）時間上具有隨意性；（2）空間上具有廣泛性；（3）形式上具有多樣性；（4）內容上具有豐富性；（5）過程上具有隱蔽性；（6）環節上具有滲透性。因而無意識教育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能起到有意識教育起不到的作用。眾所周知，由于當前處于社會大變革的過程中，新舊觀念的沖突，法律、法規、制度的不完善以及道德調節的不得力，使思想政治教育在現實與理論上出現種種的脫節與不符，因而更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難度，即使在工作中“磨破嘴皮、硬著頭皮、餓著肚皮、厚著臉皮、磨破腳皮”，還往往是費力不討好，收效甚微，甚或造成一種逆反心理，起到相反的作用。特別是在市場經濟的影響沖擊下，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抬頭，很多人重實惠、輕理論，對知識、對擇業等都以能否給我帶來實惠為標準，對事物價值的評價純粹以功利為尺度。對思想政治教育、理論不感興趣，這就與我們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宗旨背道而馳。思想政治教育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培養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如果沒有思想堅定的社會主義建設者，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就難以牢固的建設起來，因此思想政治工作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削弱的，而且必須加強。這就需要思想政治工作者努力尋求一種更有效的方式、方法來做好這項工作。無意識教育的提出無疑開拓了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新領域，在思想政治教育實踐中必將會拓出一片新的天地。

三

在強調無意識不可忽視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同時，還尤其需要警惕無意識思想教育的反面形式。在這方面，榮格早就注意到集體無意識的非理性狀態所產生的副作用：“通常，當集體無意識在更大的社會團體內積聚起來，結果便是大眾的瘋狂，這是一種可能導向革命、戰爭或類似事物的精神瘟疫。這樣一些運動極富感染力——差不多是壓倒一切的，因為當集體無意識被激活時，你就不是原來的那個你了。你不僅僅出在這樣的運動中——你就是運動本身”。[6](P46)在集體無意識激活的這種非理性支配下，人們的思維、判斷、選擇、取向、行為等也成為不自覺的、無意識的活動了。聯想到六、七十年代我國的“”，當初滿腔熱情地投入這場“大革命”的人們事后回想起來，真像做了一場惡夢，原來人們有意識的活動卻處于一種無意識的狀態之中，十年給整個民族帶來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巨大災難。畢竟，發展中的社會總會存在一些缺憾。今天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也頻頻出現眾多令人瞠目的集體“無意識”：從八十年代末開始出現的出國熱，到九十年代的股票風潮，乃至現在盛行不衰的林林總總的考試、考研熱，都讓每一位思想政治工作者時刻惦念起榮格，惦念起“無意識”這個概念。

總之，無意識和意識一樣，在人的社會活動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無意識教育在我國雖然已受到醫學、心理學、藝術、審美等領域的重視，但就整體說來仍處在起步階段。所以，榮格所提出的無意識理論及其作用，對于我們今天探討民族文化心里結構，對于我們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對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都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參考文獻：

[1]榮格.分析心理學理論與實踐[M].北京:三聯書店,1991.

[2]榮格.分析心理學理論與實踐[M].北京:三聯書店,1991.

[3]榮格.心理與文學.三聯書店[M],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