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狀況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社會經濟狀況，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妊娠期高血壓疾病是妊娠期特有的疾病，發生在妊娠20周后，其主要表現有高血壓、蛋白尿，有的可伴有水腫，嚴重時出現頭暈、頭痛、視物模糊、抽搐昏迷等，嚴重威脅母嬰健康，為我國孕產婦死亡的第二大原因，也是影響圍生兒死亡率的主要原因，據文獻報道，我國發病率為9.4%［1］，國外為7%～12%。我院地處少數民族經濟欠發達地區，經濟收入低下，妊娠期高血壓疾病發病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為10.8%。筆者通過對低社會經濟狀況與本病發病風險增加密切有關進行分析探討，旨在對妊娠期高血壓疾病進行更好地臨床監測和早期干預與預防。

資料與方法

一般資料：2006年6月～2010年6月收治孕婦分娩總人數4800例，其中確診子癇前期及子癇患者，其中妊娠期高血壓疾病為520例，發病率為10.8%，發病年齡18～39周歲，發病孕周28～40周，平均孕周35+2周，本市居民230例，周邊縣農民290例。

方法：妊娠期高血壓疾病及其并發癥的診斷以《婦產科學》［1］為準，520例患者中妊娠期高血壓240例，子癇前期輕度組206例，子癇前期重度52例，子癇22例，分析孕產婦文化程度、產前檢查情況（系統檢查是指從早孕至妊足月共檢查8次以上，未做產查或系統檢查是指有過1次以上但不足8次的產前檢查，未做化驗及血壓監測的）、營養狀況（孕期是否補充微量元素）、家庭經濟收入情況等。

結 果

不同文化程度、產前檢查情況、營養狀況、家庭經濟收入情況與妊娠期高血壓病發病率的關系：文化程度低、無或未行系統檢查、營養缺乏、家庭經濟收入低者其子癇前期重度及子癇發病率明顯高于文化程度高、行系統產前檢查、營養良好、家庭經濟收入較好者，二者具有一定的差異。結果見表1。

并發癥情況：本組240例妊娠期高血壓病的孕產婦無1例嚴重并發癥發生，輕度子癇前期組孕婦并發癥發生率高于妊娠期高血壓組；重度子癇前期及子癇組發生產后出血、急性腎衰，心肌病，胎盤早剝等并發癥明顯高于輕度組（P＜0.01）。結果見表2。

討 論

加強圍產期保健是預防妊娠期高血壓病的基本措施：我院屬基層醫院，收治患者大多為農村患者，受教育程度不高，圍產期保健較差，且孕期未進行產前檢查，入院時病情已較重，常伴有并發癥，故發病率高。因此，應加強健康教育，普及保健知識，建立孕產婦保健手冊，尤其對農村偏遠地區孕產婦應定期產前檢查，監測血壓，化驗尿常規，及時篩查出具有中危或高危因素的孕婦，使孕婦掌握孕期衛生的基礎知識，自覺進行產前檢查。

臨夏州是我省處于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區，家庭經濟收入低，導致孕婦營養狀況較差，在妊娠期間營養攝入不足，導致營養缺乏病的發生，引起以白蛋白減少為主的低蛋白血癥、鈣、鎂、鋅、硒等缺乏。蛋白質攝入不足可致營養不良性水腫，較輕者僅出現下肢水腫，嚴重者可出現全身水腫，常伴有多器官系統不同程度功能紊亂。研究發現妊娠期高血壓疾病患者細胞內鈣離子升高，血清鈣下降，從而導致血管平滑肌細胞收縮，血壓上升。硒可防止機體受脂質過氧化物的損害，提高機體的免疫功能，維持細胞的完整性，避免血管損傷。

綜上所述，對于妊娠期高血壓病我們應學會早發現、早治療。①預防：加強妊娠期營養，多食蔬菜、水果、瓜豆類、肉類、動物肝臟及腎臟等食物，對高危因素的孕婦從孕20周起每日補鈣2g，維生素E 400mg和維生素C 100mg。②輕度：主要是休息，左側臥位。一般不需要藥物治療。每周做產前檢查1～2次。水腫明顯時可用雙氫克尿塞等利尿藥。③中、重度：住院治療。治療原則是解痙、鎮靜、降壓、合理擴容和必要的利尿治療；密切監測母嬰狀態，適時終止妊娠等。

參考文獻

篇2

中圖分類號 S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3）07-0212-01

合陽縣是渭北旱塬農業大縣，主產是小麥、玉米、棉花、油菜和蘋果等糧經作物，是陜西省的主要糧、棉、果生產基地之一。該縣長年降雨量偏少，農業生產主要是靠東雷抽黃、紅旗、定國、百良、東風水庫、機井等來抗旱灌溉。該縣部分農業生產地方缺乏水利工程供水設施，但通過加大地方財政和國家財政支持，以及近幾年來的項目建設，農田水利設施得到基本改善，當地的經濟產出穩步提高，農民收入進一步增加，社會穩定和諧。

1 社會經濟環境概況

合陽縣農業灌區涉及路井、黑池、馬家莊、新池、坊鎮、伏六、金玉等鄉鎮，總人口39.8萬人，其中農業人口31.26萬人，農業勞動力29.87萬人。尤其是東雷抽黃工程自1979年建成受益后，極大地改善了合陽縣農業灌區的生產和生活條件，高效灌溉農業種植模式得以大面積推廣，農業種植結構的多元化，使灌區社會經濟狀況得到極大提高。

灌區經濟主要以農業生產為主主產小麥、玉米、棉花、蘋果等糧經作物，是陜西省的主要糧、棉、果生產基地之一。據調查，灌區農民對農業的依賴程度較往年有所降低，大部分農民外出務工，家庭收入主要依靠打工和其他副業收入。種田只是依靠婦女和老人維持，青壯年人基本都常年外出務工掙錢，農民外出務工人數最少達到40%。農業灌溉對他們來說，澆的只是“救命水”而不是“增產水”，也常因灌溉不及時或不積極，導致作物產量低、家庭收入少。地方政府部門對水利事業重視不夠，各級鄉鎮水管單位對灌區灌溉管理參與很少。例如，在工程建設中一些村民干涉了水利工程建設，如合陽縣黑池鎮東洼村村民干擾施工，阻攔拉料車進村，嚴重阻礙了施工順利進行，影響了工程進度，后經多方數次協調，給予了一定數量經濟補償和其他條件后才得以解決。在其他項目建設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此類現象。

2 灌區水利設施現狀

合陽縣農業灌溉工程主要是以黃河為水源的大型高揚程電力提灌抽黃工程，取水方式為無壩式引水，再加上紅旗、定國、百良、東風水庫、機井等來為農業抗旱灌溉服務。合陽縣農田作業地貌類型分塬區和灘地兩大類，大部分屬渭北黃土臺塬區。西北塬面海拔高程635 m，東南灘地349 m。農業土地面積9.81萬hm2，農業種植面積5.84萬hm2。全縣采用大、中、小灌區結合，提、蓄、引、節、保措施并舉，灌溉、水保、供水、水產并重的水利工程體系，全縣共建成小型農田水利工程496處，設施灌溉面積3.692萬hm2，有效灌溉面積3.559萬hm2，為抗御水旱災害、全面促進全縣農業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保障社會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

布設總干、干支渠6條，長95.5 km，已襯砌93.4 km，襯砌率97.8%，襯砌完好率80.0%；支渠28條，長112.3 km，已襯砌108.9 km，干、支、退水渠共有各類建筑物732座，渠道與建筑物配套基本齊全。基本上沒有完好渠道；斗、農渠建筑物932座，完好562座，建筑物完好率為60.3%，建筑物與渠道配套較差，老化失修嚴重。

合陽縣整體農村水利設施仍比較脆弱，農田水利現代化程度低，農業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依然較差。但通過加大地方財政和國家財政支持，以及近幾年來的項目建設，合陽縣水務局以項目帶動為龍頭，大力發展并推廣節水灌溉項目區。在農田水利項目區資金來源上，縣上采取“上級拿一點，地方拿一點，群眾籌一點”等多元化組合投資方案，使節水灌溉示范工程與當地水源條件相結合，與高效農業發展相結合，與工程建設管理相結合，從而使農田水利設施得到基本改善，當地的經濟產出穩步提高，農民收入進一步增加，社會穩定和諧[1-4]。

從表1可以看出：小麥平均水費1 020元/hm2，占總投入4 695元/hm2的21.73%；玉米平均水費1 815元/hm2，占總投入6 375元/hm2的28.47%；蘋果平均水費2 070元/hm2，占總投入12 060元/hm2的17.16%；棉花平均水費1 725元/hm2，占總投入9 120元/hm2的18.91%；西瓜平均水費1 920元/hm2，占總投入11 910元/hm2的16.12%。

綜合分析，合陽縣灌區作物農業生產總投入中，水費占總投入的比例為20%。灌區農民家庭收入主要由種植收入、養殖收入、務工收入和政府補貼等部分構成。此次對家庭收入調查顯示：種植收入在家庭總收入中只占30%～40%，出外務工者居多，農作物耕作生產成本大，水費占成本費用平均20%，農民反映水價過高，農副產品價格偏低，種植收入不能滿足家庭支出，大部分農民都選擇外出務工。

灌區群眾普遍認為：水價沒有提升的空間，農民能夠承擔的水費為450～750元/hm2。如果提高水價會對農民用水積極性產生嚴重影響，甚至將影響到農業生產的發展，阻礙灌區經濟持續發展。

3 參考文獻

[1] 夏效宏.固原市原州區水利設施建設存在的問題及發展對策[J].現代農業科技，2012（2）：259-260.

篇3

引言

會理縣處于四川省西南山區，涼山彝族自治州南部（26。N，102。E），東鄰會東縣，難接云南省元謀縣、永仁縣，西靠攀枝花市、米易縣，北與德昌縣，寧南縣相接壤。會理縣海拔較高，會理縣城海拔達到1800米，縣城四方被山脈環繞。亞熱帶濕潤性季風性氣候，氣候適宜，冬暖夏涼，適宜人類居。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會理縣全縣總人口43萬，全縣包括50個鄉鎮，2012年全縣人均農民純收入達到8836元，位于涼山彝族自治州內縣域經濟前列。境內108國道經過，靠近京昆高速攀西路段，成昆鐵路，有通往相鄰縣域的省級公路，交通便利。

1.縣域經濟社會發展的理論分析

縣域發展是由一個縣域范圍內的自然、經濟、社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包括地理環境、自然資源的質量和數量、政府的政策，產業結構的構成、經濟水平基礎、人口的數量與結構、歷史文化傳統習俗等因素。

2、會理縣的自然經濟社會發展現狀分析

2.1會理縣的自然條件分析

會理縣位于四川省的西南部，海波較高，境內擁有4357平方公里土地面積，礦產資源豐富，有銅礦，鐵礦等。林業資源豐富，有2570000畝森林，覆蓋率為37.4%。年降水量豐富，在1212毫米左右，境內地勢落差較大，蘊藏著豐富的水能資源。

2.2會理縣的經濟狀況分析

會理縣依靠當地優越的自然條件，良好的工業基礎，吸引外資企業，經濟水平發展較快。

2012年，會理縣生產總值達到190.59億元，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32.48億元比上年增長4.7%；第二產業增加值116.53億元，比上年增長21.6%，工業化率達到54.4%；第三產業增加值達到41.58億元，比上年增長13.1%。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達到65.34億元，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34.83億元。地方公共財政收入達到14.81億元，比上年增加28.6%，稅收收入7.52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8838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0005元。

2.3會理縣的社會狀況分析

會理縣人口有43萬，作為一個典型的民族縣，有22個少數民族，包括占全縣人口16%比例的彝族、羌族、苗族等。這樣有利于造就多樣的民族風情，為發展旅游業打下了基礎。受歷史原因的影響，縣內有基督教、佛教等活動場所。縣城內有會理古鎮古城，目前，已經被國務院批復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由于本地優越的自然條件，縣內盛產石榴，形成了以石榴為特色的石榴文化地域，被封為中國石榴之鄉。

3.會理縣的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阻礙因素

會理縣位于大西南地區，涼山彝族自治州腹地，橫斷山區南部。縣域交通條件與東部地區差距較大，縣內有108國道，S11省道，距離四川省省會600公里，市場距離與省內其他縣域比較處于劣勢。以會理縣城為中心，縣城四面環山，老城區的功能區分不明顯，新城區的發展得到限制，當地農民小產權房的新建不利于縣城的合理規劃，境內的交通條件改造的成本較高，投資較大，不利于縣城的長期發展。

縣城經濟以第二產業為主，第一產業以及第三產業有待發展，第一產業的發展不足造成縣內物價偏高。此外，工業化水平雖然達到了54.4%，但是城鎮化率只有34%，低于全國的平均率以及四川省平均率，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需要得到改善，農民的住宿、醫療條件需要得到改善。

縣域境內的民族眾多，民族文化存在差異，少數民族之間由于交流不暢容易引起沖突，人口的結構、教育水平較低，社會保障等水平不高。

在旅游資源方面，雖然有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以及中國石榴之鄉的頭銜，但是由于交通因素、自然資源、宣傳程度不夠、歷史文化資源的組合不佳，其與涼山州其他縣域比較存在劣勢，因為市場距離較遠，交通不便、旅游資源的組合不佳，在旅游的旺季與相鄰的西昌、攀枝花、瀘沽湖等地相比，人氣不旺，旅游的相關產業得不到很好的發展。

4.改善會理縣經濟社會發展現狀的建議

首先，改善交通條件，讓境外的人財物容易進出。成昆鐵路、京昆高速攀西路段永郎站距離會理縣城有70公里的距離，由于地區山區，國道108盤山而走，客車行駛需要2個小時，貨車行駛需要更多的時間。從會理縣城到攀枝花市區公路有100公里，對于高速客運發展的今天，這大大增加了人們的心里距離，高速客運的發展勢在必行。

其次，提高旅游資源的質量與數量，加大市場宣傳。把紅色文化與龍肘山為首的自然風光、古城小吃、文物建筑相結合。在自然保護區設立一定數量的旅游度假區，充分利用自然風光以及人文風光的本體特色；加強對會理古城的修復，加大對古城的宣傳，加大中國石榴之鄉的宣傳，樹立品牌效應，建立品牌文化。

再次，政府加大對社會保障的財政投資，提高農村偏遠地區的教育水平，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改善農村地區的農民住宿條件，農民土坯房的改造，提高農村地區的醫療條件，提高醫護工作人員的素質。堅持以科學發展的理念，以人為本，加強少數名族與漢族、少數民族之間的團結，共同發展。

最后，調整產業，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引導第三產業的發展，大力發展服務行業，合理發展住宿業，商業等第三產業。合理發展第二產業，以工業化水平的提高帶動經濟的發展。

總結

通過對會理縣自然、社會以及經濟的分析，得出會理縣的社會、經濟的發展條件高于周邊其他縣域，如寧南縣、會東縣。但是由于受自然條件、交通條件以及市場距離的限制，會理縣的旅游產業等相關產業受到了阻礙、企業化運輸成本偏高，需要采取相關措施來協調經濟社會的發展。（作者單位：四川師范大學地理與資源科學學院）

參考文獻：

[1] 車冰清，朱傳耿，孟召宜等.江蘇縣域經濟協調發展格局及對策研究[J].經濟地理，2010，07：1074-1079.

[2] 譚云進.縣域經濟發展評價的意義和指導思想研究[J].湖北第二師范學院學報，2009，05：85-86

篇4

為了促進“網紅經濟”的健康穩步發展，同時引導其發揮出對社會更大的正面作用，優化互聯網環境、探索大數據時代的大眾化產業的走向，對“網紅經濟”模式的調查和研究顯得勢在必行。

二、調查狀況分析

為了更深入了解社會大眾對網紅經濟的認識情況，我們在學校周邊地區通過紙質和在線問卷的形式發放并回收了近300份問卷。在我們調查對象中，男性占總人數比例為64.4%，女性人數為35.6%。數據顯示男性受訪者中有71.34%關注過網紅的短視頻、社交賬號和直播活動，同時有68.78%的女性觀看過網紅直播，在觀看直播等網絡活動人群中44.4%的人們表示有過給網紅們打賞的經歷，大部分數額在50到200元之間，大約有40%的人都表現出對自己關注網紅推薦的商品的購買意向，這說明了網紅經濟對人們有著不可或缺的影響。不僅如此，如今受當代年輕人群喜愛的電子競技行業也對網紅經濟的發展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游戲主播通過這些游戲直播等形式獲得了巨大收益。在調查過程中，還存在一個明顯特征，對于那些年紀稍大的人群來說，他們接觸網絡平臺相對較少，消費方式也更傾向于實體商店，更由于時代教育問題與當今年輕人群存在審美差異，加上新聞曝光的網絡安全問題，他們對現在火熱興起的網紅經濟大發展并不看好。

三、我??網紅經濟存在現狀

（一）直播媒介以及方式的多樣化

在移動網絡日益蓬勃發展的背景下，社交媒體的數量也呈現正相關增長，直播平臺，短視頻APP等社交媒體日益成為青少年生活娛樂的一部分，在這種趨勢下會導致越來越多的網絡紅人進入大眾視野，粉絲數量急增的同時帶來了強大的粉絲經濟市場。這種模式下存在的問題便是平臺的內容各不相同、花樣千姿百態，導致內容質量得不到很好的保障，例如，2016年上旬，文化部公告，將嚴厲打擊網絡平臺直播中存在的涉黃行為，這是第一次官方針對直播平臺采取強硬管制，說明了網絡平臺不規范行為的嚴重性。此同時給相關監管單位的工作也帶來難度。

（二）相關部門監管力度有待加強

如今雖然文化部等有關單位對于網絡直播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制定了一些規則，對平臺的運營模式進行了規范化整治，但依據無法全面捕捉到網絡活動中的不良行為。而更加令人擔憂的是參與關注這些網絡活動的大多為年齡較小的青少年，分辨是非能力較弱且容易受網絡上不恰當的價值觀迷惑。例如直播過程中出現的網紅不健康言論或者行為，誤導粉絲形成盲目崇拜，還有更多為了引起大眾關注直播非常極端行為存在安全隱患并對觀眾造成錯誤示范。

（三）商業結構模式不完善

在調查過程中我們發現有一些受訪對象非常不支持這種所謂的網紅經濟模式，這些人群普遍年齡較大，其中不乏有子女熱衷于網絡直播，在他們看來，這種經營模式一方面占據了人們大量時間，影響了正常學習生活，另一方面，還有部分青少年瞞著父母給網紅主播進行大額度打賞，使得群眾利益受到侵犯，加上前段時間的網絡主播馮提莫受到公款巨額打賞事件，這也反映了當今“網紅經濟”的商業模式存在的弊端，缺乏發展完善的系統對所有平臺進行監管，以及對平臺下的網紅沒有約束力任其自由發展。使得這一行業更進一步的健康發展的步伐更加緩慢。

四、網紅經濟形成的原因

網紅經濟的形成歸根結底是信息化的產物，隨著互聯網的普及，移動終端產品成為人們必不可少的裝備，因此網紅開始在發展初期通過信息化平臺使得自身曝光在大眾面前，向大眾展示自己的特點并且在這個過程中贏得人們青睞，有了一定粉絲基礎后就有了社會聲譽，對應出現了數量眾多的電商平臺（以淘寶為例）、直播平臺以及線下活動，網絡紅人在粉絲的信用中收獲了一定的經濟來源。

（一）移動互聯網技術發展

網絡經濟固然離不開互聯網的推動作用，從原始的郵政網絡，再從電話網絡的誕生到現在日益完善的數字化通信技術；從幾年前的3G，到如今普及的4G再到漸漸展露頭角的5G網絡；還有隨處可搜到的無線wifi網絡，因為這些信息化技術的穩定發展，人們有機會有條件在工作之余開始在各種移動終端了解到眾多的網絡紅人，給網紅經濟的形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從調查數據顯示，人們在移動網絡的消費逐步提升，無形中帶動了網紅經濟的崛起。

（二）時展下消費觀念的改變

過去人們的生活更加簡單貧乏，沒有網絡的引導，人們傾向于實體店的消費形式，而如今是以80、90后為代表的一代，他們相比于長輩生活條件更加優越，也接受了更加完整高質量的教育，在時代的推動下這些80、90后人群有著更加前衛的消費觀念，更重要的是他們樂于接受新興事物而且比上一輩人們吸收的更加快速，是如今移動端的主要消費群體。他們更加熱衷于將社交圈放置到虛擬網絡上，在這些平臺他們可以快速尋找到與自己興趣相投的人群。網紅與粉絲經濟效益也在這個過程中形成。

（三）移動支付方式的便捷化

移動支付體系完善、互聯網的興起使人們感受到諸多便利，微信、支付寶等平臺的便捷轉賬機制加快了電商、直播行業的普及，從之前的現金到銀行匯款到現在的移動支付，消除了時間地點的限制，也提高了資金的安全性。為變現方式的多元化發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五、網紅經濟帶來的影響

網絡紅人通過各平臺實現利益獲取的同時對廣告行業無形中是一種挑戰，從開始我們在視頻中看到的廣告到現在無處不在的網紅直播視頻可以清楚的認識到這一點，越來越多的企業為了廣告產品的推廣開始向網紅們拋出橄欖枝，由于網紅們有著強大數量對應特征人群的粉絲，這正是企業所看重的一點，因此廣告投放能夠滿足觀眾需求，企業也實現了所謂的精準營銷。

六、“網紅經濟”發展的對策和建議

（一）優化網絡環境，提升內容質量

人們之所以熱衷于“網紅經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被網紅在平臺的視頻、直播所吸引，如果說開始是因為其形式，網紅們借助各種極端的行為贏得大家喜愛，觀眾會備受好奇，例如網絡上某些主播直播食用大量食物最等不恰當行為最終引起身體患嚴重疾病，這種不當方式的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網紅經濟長遠發展的根本核心靠的是內容，這就需要網紅提高自身素質，進一步使得的內容是有思想有深度的，觀眾粉絲會對其產生思考和共鳴，不再是看過丟過的，這在無形中會增加網紅經濟良好發展的持久度。

（二）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規，提升網紅自身法律意識

對于國家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規，對不恰當的言行進行寬嚴有度的處理，維護國家社會的長治久安。

對政府來說，數量日益增長的直播平臺，網絡紅人、以及營銷方式都給監管帶來了一定難度，因此需要借助法律法規建立完善的監督體系。做到強有力的措施。

篇5

基層民警日常的工作內容就是處理人民日常生活中遇到與自身利益發生沖突的瑣事，在處理這些瑣事的同時又要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這足以證明基層民警工作的重要性、危險性、繁雜性等特點。這樣的工作會使基層民警長期處在焦慮與壓力的環境中，基層民警的24小時待命又使得他們生活無序，基層民警所承受的心理壓力要遠遠大于其他職業。

筆者主持的大學生創新訓練項目《風險社會視閾下基層民警心理壓力狀況調查研究》這一課題，根據風險社會的相關理論對現階段的基層民警的心理壓力狀況及調試途徑略加闡述。

一、風險社會與基層民警間心理壓力的關系

（一）風險社會的概念

風險社會這一理論是一個學者之間存在較多爭論的學術問題，筆者總結了學者之間存在爭議的幾個風險社會的當代社會風險特征：一、從社會風險的來源及表現上來看，當代風險主要是人為性風險。隨著人類認識能力的增加，科學技術的進步，信息量的擴大，當代社會風險主要體現為人造風險或人為風險，這種風險在全球化背景下已經超越時空成為人類共同面對的風險。 二、從全球化的維度來看，當代風險主要是全球性風險。全球化已經成為當代世界發展不可抵擋的趨勢和潮流。按照吉登斯的理解，全球化以為這世界范圍內社會聯系的增強，任何一種社會風險都將呈現出全球化效應。筆者認為無論這一理論學者們之間存在怎樣的爭議，風險社會終究是人類社會的一種形態所在。風險存在于世間的每個角落，應該辯證的看待這些風險，無論這些風險是災難還是人們生活中遇到的一些瑣事。人類時代不斷在進步，不斷在創新。如何能很好的管理好這些風險應該成為社會進步的關鍵。

（二）風險社會與基層民警心理壓力的關系

風險社會，從字面上理解是帶有風險的人類社會，社會中的風險又該是公安機關去處理，所以風險社會與公安機關是密不可分的。

正是因為有了這些風險，所以每個國家和地方都會有警察這一職業。我國人口眾多，隨之發生在身邊所謂的這些繁瑣性的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就會升高。公安機關把處理這些繁瑣的案件稱之為治安案件。治安案件的發生率非常高，有數據顯示2012年間我國公安機關共受理13889480起治安案件，查處治安案件13310741起。 這足以表明治安案件的數量巨大，治安案件都是人民內部矛盾，雖然在處理時會給予過錯方輕微的處罰，但主要還是本著教育為主、懲戒為輔的原則進行。

二、我國基層民警在風險社會視閾下的心理壓力狀況

（一）研究現狀

筆者選取的問卷樣表是《成人心理壓力量表》，這一量表是對被調查者的壓力水平、身體狀況、社會支持、各方面進行測試的量表。問卷共設置了17個用數值來回答的題目，最終每題的分值相加總分小于40的表示壓力管理良好。筆者還在問卷的最后設置了一道多選題，題目內容是"您覺得您的壓力主要來源于？"選項是"家庭方面、身心健康方面、工作方面、社會輿論"。

課題小組成員在2015年的5月份就開始陸續收到郵寄回校的問卷，截止到2015年的10月份共收到問卷386份，其中有效問卷332份。通過對332份有效問卷的數據分析得出其中42.42%來自西部省份，40.26%來自中部省份，17.32%來自東部省份。通過對回收的問卷中基本信息的分析我們發現科員占總被調查者的83.98%，科員是公務員隊伍中最基層的職位，體現了"基層"二字。

（二）心理壓力狀況

此次研究，筆者將數據匯總成了電子表格，再由電子數據轉換成了圖表的形式，以下是將問卷中關鍵因子分析后形成的圖表：

在圖表1和圖表2中可以看出，這次被調查的基層民警有37.23%很少能在一天中至少能有一頓均衡的飲食、有48.05%的基層民警偶爾或者很少能在一個星期中有四天能睡個好覺。從這個數據可以看出連一天中好好吃一頓飯、一個星期有四天的時間可以睡7小時以上這種正常身體機能所需都不能滿足。調查問卷中的多選題中基層民警覺得壓力主要來源工作方面的比重占83.12%，足以見得工作方面給基層民警帶來的嚴重壓力。

筆者2015年在派出所見習時發現，派出所民警上兩天班休息一天。兩天中包括值夜班，上班期間源源不斷的會有治安案件，治安糾紛。很多時候，案子還沒有開始處理，就又來了新案件。吃飯時間不定點、不定時。遇到很緊急的事情很多時候都顧不上吃飯，每天休息時間只有早上6點至早上8點。像這樣的超負荷的工作量和工作時間在每個基層派出所都是常事，由于缺乏緩釋過程和自我調節的時間，身心損耗得不到及時補充，身體素質明顯下降，職業病叢生。

（三）基層民警心理壓力源分析

從圖3可以看出受調查的332位基層民警中有83.12%認為壓力主要來源于工作方面，38.1%認為來自家庭方面，34.2%認為來自身、心健康方面，19.48%來自社會輿論。以下是筆者對這些壓力來源的分析：

1.與工作有關的壓力

基層民警的工作環境惡虐而且繁雜，為了維護社會穩定、為了社會的長治久安、為了保一方平安基層民警隨時可能面對危險，面對歹徒、面對糾紛。這些都是社會的陰暗面，而基層民警又需要同這些陰暗面天天打交道。每天接觸的都是形形的人物，基層民警這一個職業是在和平年代流血最多的職業。雖然軍人的職責是保家衛國，但基層民警這一職業在和平年代的犧牲數要遠遠高于軍人。據公安部統計，建國至2005年有15000萬人民警察為國捐軀，20多萬民警光榮負傷。僅2003年一年就有470多名民警犧牲，6000多名民警受傷，平均每天傷亡近17人。

2. 來自家庭方面的壓力

由于基層民警工作時間長，工作對象復雜。也會有不少家人反對基層民警的工作，既沒時間照顧家人，又沒精力關心家庭。這樣長期以來，家庭矛盾越積越多。這樣不和諧的家庭環境會對基層民警的心理壓力帶來很多負面影響。

3. 來自社會輿論的壓力

自中央開展執法規范化的舉措以后，警察執法更文明化、制度化。開展這項措施以后，刑訊逼供和職權濫用的問題得到了有效解決。但這項舉措實施以后不可避免的讓警察的執法環境和執法威嚴大大不如以前，有數據表明僅在2003年的9月至10月的一個月內，全球500家中文網站上的有關襲警新聞就有46條，涉及暴力襲警案件14起，平均約為兩天一件。據杭州市調查，2002年間基層民警又1436人遭到過謾罵，136人遭到過圍攻，64人受到過恐嚇，104人受輕傷。

三、壓力緩解及調試途徑

（一）從民警個體角度出發

作為一位基層民警，整體素質會直接影響到公安工作的成敗。既然我們發現了問題，就應該去解決問題。在上文中簡要分析了基層民警的心理壓力來源，面對形形的壓力應如何緩解和調試我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基層民警要勇于挑戰自我

步入工作后，因為警務工作量大的原因使很多基層民警喪失了對學習的熱情，每天面對社會的陰暗面使基層民警同時喪失了對生活的樂趣，無論是對家庭還是對工作都提不起勁，使自己陷入一種消極的狀態。這種時候應該給自己設立一個目標，如今天工作時我要在一個自己定的時間內完成一件治安調解案件。當完成自己給自己設立的目標時就會有一種成就感，這種成就感會推動自己潛意識去把下一件事完成的更好。在這積累的過程中，可能慢慢就從消極的狀態轉化到了積極的狀態。這樣的狀態會使人處在一種樂觀的心態中，從而更好的工作和生活。

2.基層民警應建立良好的人際和家庭關系

基層民警這一職業很多時候不能照顧到家庭，家人在休息的時候基層民警在備勤，家人在團圓的時候基層民警在處理治安糾紛。沒有太多的時候去陪伴家人，很多不能理解的家人就會不支持基層民警的工作。上班時間這么累，下了班回到家還要和家人爭吵。這樣的行為一定會增加基層民警的心理壓力，所以有著和諧的家庭關系對基層民警心理健康起著很關鍵的作用。安全的家庭生活，感到身心放松是減緩壓力的最佳場所。 都說家是心靈的港灣，處理好和"港灣"的和諧關系才可以讓基層民警更愿意和家人進行心靈上的交流。

（二）從公安機關的角度出發

1.應適當提高基層民警待遇

基層民警工資應高于普通公務員工資，高強度、高風險性的崗位待遇應高于普通崗位。這樣才能充分的調動基層民警的工作積極性，使基層民警在干工作時心理平衡。

2.成立專門的心理服務機構

目前公安部已經在全國成立了8個民警心理服務站。但相對與基層民警的需求量，這8個站點是遠遠不夠的，公安機關的領導機構應在這方面加強力度，將保護基層民警心理健康提升到長遠發展的工作計劃當中來。

3.加強對基層民警心理調控

心理調控的目的在于對自身心理壓力的疏導，保持心理平衡。當發現有民警壓力過大時，公安機關領導部門應通過專業的心理咨詢師對民警加入心理干預等方式對民警的心理壓力進行調控。堅持普及心理學知識，提高民警的個人修養和科學素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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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統計年鑒公安機關受理和查處治安案件數_百度文庫》[互聯網}. http：///link？url=Pg-4R

王淑合.《基層民警的心理壓力及緩釋對策》.[J]《社會心理科學》，2005年，第20 卷：總第749頁.

王雪晴.《紓解基層民警心理壓力方法探究》[N]. 武漢干部學院學報，2008年第1期

作者簡介：

牟新（1982.5-），女，漢族，江蘇南京人，講師，碩士，研究方向：心理學、教育學。

伍斌（1996.3-），男，漢族，林芝人，南京森林警察學院治安系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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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齡前階段是每一位兒童的黃金時段，是激發他們內在潛能、開拓大腦功能的黃金期。孩子此時心靈純凈、天真無邪，接受事物往往可以高速度高質量。這一時期利用好了將大有裨益。此階段對孩子進行教育是必須的，比如，可以讓他們學習唐詩宋詞、讀經典書籍、發展一門特殊的技能等等。如不進行學前教育，勢必使兒童起步更晚，發展更慢。因此，關注流動兒童的學前教育，已是燃眉之急。

經濟在發展，社會在前進。世界之大，總有更好的地方吸引著更多的人前去。為了生計，多少父母選擇了背井離鄉，去另外一個城市打拼。這便涉及到一個現實問題，相比而言，幸運的孩子被父母帶走，同去外地，彼此相見不曾是夢，他們成為了流動兒童；不幸運的是那些被留在了老家，孤苦伶仃，盼星星盼月亮，多少年都見不到父母的，這便是留守兒童。國家前幾年實行了一個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使流動兒童入學難的問題得到了一定的緩解。

一、何為流動兒童與學前教育

（一）何為流動兒童

流動兒童是社會的一個特殊群體，他們早在15歲之前就隨父母遷至異地，戶口仍為出生所在地。如此一來，他們并不能像遷移地兒童一樣享受地方政府負擔的教育經費。據統計，2013年流動兒童規模比2005年同比增加41.37%，且有繼續增長的趨勢。這是一個極度需要被關注的群體，他們一直被社會排斥著，亟須引起社會的普遍關注。

（二）何為學前教育

學前教育即為學齡前的教育，這個階段的孩子接受新鮮事物靈活且快，是開發兒童腦力的關鍵時刻。天才的形成，往往與這個時期適時正確的引導大有關系。老師或家長可以對兒童進行多方面誘導，以激發他們大腦的無限潛能，提前激活他們的水平。聰明的有智慧的家長，大多數都會緊把這個時期，督促引導學生，無限地挖掘他們的潛力，發掘孩子的閃光點。

二、現存狀況

據統計，遷移人群中遷移方向大多是由農村到城市，且農民工居多。他們為了生計，為了家庭，離開祖籍不遠千里去拼搏，且這幾年數量每每增多。每五個城市兒童中就大概有一個來自農村的流動兒童，可想而知，上學難的問題困擾著每一位流動兒童。其實，也存在城市向農村、城市向城市遷移的情況，這里面就不乏一些高級知識分子、有涵養的人物。

另外發現，父母文化水平高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學前教育，這部分父母往往閱歷豐富，有獨到的見解，能為孩子的教育時時刻刻去著想；還有，遷移到省內的往往比遷移到省外的家庭兒童更容易接受?W前教育，遷移到省外必定要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戶籍未變但人卻進入另一個省，這樣一來遷移地政府便不會讓其享受免費教育，所以不難想象，遷移到省外的流動兒童想要得到學前教育實非易事。

三、現存狀況原因分析

（一）家庭社會經濟背景及遷移狀況

這是最主要的一個方面，很多家庭迫于經濟壓力或者工作需求，不得不遷移外地，其中家庭經濟背景貧困還是占大多數。人人都有上進心，總想往更好的方向發展，于是就會起身去更大的城市、更繁華的地界。這里會得到他們想要得到的，給予他們以心靈的撫慰。

（二）我國國情

我國現存國情為東部地區發達，西部地區落后；城市地區發達，農村地區落后，這就引起了很多打工一族的游離遷移。隨著時代的發展，很少有年輕一代愿意繼續留在農村務農，相反，他們紛紛外出，以求更多錢財，這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遷移人口的增多及流動兒童數量的上升。

（三）教育體制的缺陷

在目前的教育體制下，政府只對本地兒童履行免費教育的義務，而對戶口為外地的流動兒童則受到跨域戶籍的限制，導致流動兒童上學難的問題。

四、家庭社會經濟背景及遷移狀況對流動兒童學前教育選擇的影響

據一項調查顯示，遷移人口當中農村兒童比城市兒童接受學前教育的情況更少，可能因為農村家長思想覺悟較低，文化水平不夠，故而沒有對孩子的學前教育引起足夠重視。另外，可能受男尊女卑思想的影響，女兒童接受學前教育比男兒童少得多。

從一個省遷移到另一個省的兒童比在同一個省內遷移的兒童更易接受到學前教育，原因可想而知，某些體制的限制導致外省的兒童并不能隨心所愿地在遷移地接受學前教育。

能夠知道為子女教育積極籌劃存錢的父母，其教育的流動兒童進行學前教育的幾率往往更大。這主要與父母的素質涵養有關，這些父母常常有預見性，會想方設法讓自己的孩子接受各種教育。

最后調查發現，父母文化水平也與流動兒童學前教育有著莫大的關系。這些父母大都是高學歷群體，他們有素質、有涵養，可以以自己接受教育的過去來啟發如今對孩子的教育，從而讓孩子更有機會接受學前教育。

五、建議

（一）國家修改完善相應政策

國家有關規定和政策嚴重阻礙了流動兒童學前教育的選擇，尤其是跨省流動的兒童得不到當地政府的扶持，被教育拒之門外。國家曾搞過“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取得了不錯的成績。筆者認為，有關政策還有必要繼續修正和完善，譬如針對跨省兒童入學難的問題，針對戶籍難以變動的問題等等。只有國家做出引領，才能從根本上改變格局。

（二）政府積極行動

如果說國家是事件的引領者，那么政府就是事件的實行者，流動兒童接受學前教育的情況與政府有著直接的關系。政府可以擴建幼兒園，以期收納更多的流動兒童，對流動兒童持平等態度，從思想上糾正對流動兒童的排斥。另外，政府可以統計流動兒童的多少，讓他們辦臨時戶口，并積極容納有臨時戶口的流動兒童。政府也可以大力發展農村教育，以使更多農村兒童在本地接受教育，而不會像在遷移地那樣無助。

（三）家長提高自己、積極督促

家長是孩子最親近的人，家長的一舉一動將直接對孩子產生重大影響。首先，要盡量少搬遷，非到迫不得已不要遷居異地；其次，要不斷提高自己的修養，增強自己的文化水平，從自身去真切地理解教育的重要性，盡最大努力讓孩子得到應有的教育；再有，家長要合理規劃、積極存錢，有條不紊地為孩子的教育打算好每一步。

（四）社會各界人士廣泛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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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社會事業發展現狀

1、區域與人力資源*年末，33個欠發達鄉鎮的行政區域總面積為1501平方公里，占全縣行政區域總面積的87.1%；共有行政村241個，占全縣行政村個數的81.7%；自然村2467個，占全縣自然村個數的82.2%；村民小組3740個，占全縣村民小組個數的83.1%。當年共有7.2萬戶住戶、24.7萬人口，分別占全縣總戶數的76.4%、總人口的74.4%，平均每平方公里的行政區域面積上居住著165個人；鄉鎮從業人數為13.9萬人，其中外出從業的為6.1萬人，分別是全縣從業人數的73.9%、外出從業人數的91.6%，鄉鎮從業人員外出從業率為43.9%。在當年鄉鎮從業人數中，第一產業從業人數為6.9萬人，占鄉鎮從業人員數的49.6%；工業和建設業從業人數為2.1萬人，占鄉鎮從業人員數的15.1%；第三產業從業人數為4.9萬人，占鄉鎮從業人員數的35.3%；三次產業從業人數的比例是10：3：7.1。

2、工農業生產條件*年末，33個欠發達鄉鎮共有耕地面積11.7萬畝，占全縣耕地總面積的82%；其中有效灌溉面積是3.7萬畝，占全縣有效灌溉面積的81.5%；農業機械總動力5萬千瓦，占鄉鎮農機總動力的71.7%；生產性固定資產原值20560萬元，占鄉鎮生產性固定資產原值的75.6%。在生產性固定資產中，農村集體經濟擁有的生產性固定資產原值為6207萬元，占全部生產性固定資產原值的30.2%。

*年末，33個欠發達鄉鎮共有鄉鎮工業企業369個，工業工程技術人員190人；農業技術服務單位104個，農業技術人員344人。

3、經濟發展總量據初步推算，*年33個欠發達鄉鎮共實現地區生產總值約為8.5億元，占全縣地區生產總值的47.9%。當年共實現農業總產值3.4億元、鄉鎮工業總產值4億元；農村經濟總收入10.1億元，其中出售產品收入5.1億元；勞務輸出總收入2.9億元；村級集體可支配收入500萬元。

全年共完成農作物播種面積25.6萬畝，其中：糧食作物播種面積14.3萬畝，蔬菜播種面積7.3萬畝；共實現糧食總產量4.7萬噸，蔬菜產量5.2萬噸，茶葉產量1170噸，水果產量4140噸，肉產品產量5920噸。

4、社區環境、文教與衛生事業*年末，33個欠發達鄉鎮共有12個自來水供應站，19個銀行、信用社分支機構，13個農村集貿市場，實現通車公路里程971公里，有92.5%的行政村已通公路。

年末，共有各類學校99個，專任教師1600人，在校學生26630人，其中：中學教師和中學生分別為550人和8370人；有鄉鎮圖書館、文化站26個，幼兒園、托兒所32個，體育場1個。

年末，共有鄉鎮衛生機構87個，其中：鄉鎮衛生院42個；衛生技術人員342人，其中：醫生147人；病床床位157張。

5、居民生活及社會福利事業到*年末，33個欠發達鄉鎮所有的行政村已實現通電和電話，有93.7%的行政村用上自來水，有85.8%的行政村通上有線電視。固定電話裝機數量28581部；移動電話擁有數量達54319部；敬老院、福利院32個，擁有床位398床，現共收養368人。全年享受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數達11230人。參加基本醫療保險人數和養老保險人數分別為3390人和3540人。自來水普及率、生活用燃氣普及率和有線電視入戶率分別達80.5%、75.4%和68.8%。

（二）、扶貧工作開展情況

1、扶貧資金落實與使用*年，33個欠發達鄉鎮共有各種扶貧資金總計2351.1萬元，其中：當年得到的扶貧資金為1925.7萬元。在當年得到的扶貧資金中，財政扶貧資金為684.7萬元，占全部當年得到資金的35.6%；幫扶單位扶貧資金為1164.8萬元，占全部當年得到資金的60.5%。

一年來，共投入使用的各種扶貧資金總計1858.9萬元，其中：投入開發農業的扶貧資金304.7萬元，占全部資金使用額的16.4%；投入下山移民建設的扶貧資金529萬元，占全部資金使用額的28.5%；投入農民培訓的扶貧資金49.2萬元，占全部資金使用額的2.6%；投入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扶貧資金567.6萬元，占全部資金使用額的30.5%；投入農村公益事業的扶貧資金282.7萬元，占全部資金使用額的15.2%。

2、扶貧工作成效這一年，33個欠發達鄉鎮共新實施扶貧項目147個，有182個行政村受益，將近1.5萬戶農戶直接受益。在直接受益的農戶中有9700戶是種養業受益戶，占直接受益農戶的62.8%。當年得到扶貧資金、物資的農戶有6460戶，得到扶貧貸款的農戶有1420戶。實施下山移民的農戶有520戶，共計1880人；實施整村搬遷的村（包括自然村）有7個，共有150戶，1100人。新建或改擴建鄉村道路297公里，新增基本農田317畝，新增經濟林面積889畝，完成退耕還林面積276畝。新建或修建各類學校18所，新增教育用房面積5558平方米。解決了1.2萬人的飲水困難。舉辦各類農技和職業培訓班240多期，有2萬人次參加培訓，其中參加職業技能培訓的有5900多人次，解決了近3200人的就業問題。

同時，據對33個欠發達鄉鎮的農民收入抽樣調查資料推算，*年，貧困戶比上年減少了6600戶，貧困人口減少了22940人，是近幾年來貧困戶及貧困人口減少最多的一年。

二、當前，欠發達鄉鎮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

欠發達鄉鎮區位條件差，經濟基礎薄弱，鄉鎮政府資金投入非常有限，產業選擇與發展空間相對狹窄，自身發展能力弱，貧困面仍然較廣，扶貧工作難度越來越大，如果僅靠自身的努力是很難實現奔小康目標。

1、區位條件較差。欠發達鄉鎮基本上是自然條件差、交通不便。鄉鎮到最近縣城通車的平均距離達40多公里左右，各行政村到最近鄉鎮政府的平均距離也在9公里左右。到*年末，仍有18個行政村未能通公路，15個行政村未能用上自來水，34個行政村未能看上有線電視。欠發達鄉鎮的通鄉、通村公路的路面鋪裝率也不到18%。

2、經濟基礎薄弱。*年，33個欠發達鄉鎮實現地區生產總值僅占全縣生產總值的47.9%，人均生產總值3440元，是全縣人均水平的63.7%。村級集體可支配收入共230萬元，占全縣村級集體可支配收入的42.2%，行政村數占全縣行政村數的81.7%；且平均每個行政村還不到1萬元。同時，絕大部分欠發達鄉鎮的財政均存在收不抵支，出現不同程度負債的情況。據欠發達鄉鎮上報的監測數據推算，平均每個欠發達鄉鎮政府年財政收入為170萬元左右，而支出達180萬元左右，年末累計負債數額在16萬元左右。

3、社會事業落后。*年末，33個欠發達鄉鎮共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人數有3300多人，僅占應保人數的1.4%；參加社養老保險的人數有3550人，僅占應保人數的2.1%。每萬人平均擁有的衛生機構數不到4個，醫生不到6名，病床數不到7床，圖書館、文化站也僅1.1個。

4、生產生活條件差。*年末，33個欠發達鄉鎮仍有近1.25萬戶、4.41萬人居住在高山深山上，仍有900多戶農戶處于缺糧狀況，有近1700多戶居住在危房或簡易住房中，有19900多人的飲水困難未得到解決，有160多名中小學生輟學。當年遭受各種災害的住戶也有9900多戶，返貧的人數達2500多人。

5、貧困面依然較廣。據對33個欠發達鄉鎮農民收入調查資料推算，*年末，仍約有12400戶貧困戶和33790人的貧困人口。人均年純收低于1500元以下的村還有30個。

6、扶貧資金使用效果并不很理想。從目前的扶貧工作來看，還比較重視扶貧資金來源、投入與項目開發工作，而對資金的使用效果關注的力度不大，缺乏有效監管，使扶貧工作仍然是一種“輸血”的形式，而缺乏真正能形成提高農民發展能力、形成“造血”的效益。

三、進一步推進欠發鄉鎮經濟社會發展的幾點建議或想法

1、大力發展勞務經濟，把勞務輸出作為欠發達鄉鎮經濟社會發展的亮點來抓。外出務工收入是欠發達鄉鎮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勞務輸出已成為農民增收的主要途徑。為此要充分抓住發達地區經濟加快發展和城市化、工業化快速推進的有利時機，把發達地區對勞務的需求和解決欠發達鄉鎮剩余勞動力出路及農民增收問題有機地結合起來，通過加強區域合作、信息引導、牽線搭橋等手段，大力促進農民外出打工、經商，不斷拓寬勞務輸出渠道，使勞務輸出成為我縣欠發達鄉鎮的一大產業。同時，積極開展勞務品牌創建工作，促進勞務輸出健康、有序的穩步發展，使勞動力資源轉化成勞務經濟，成為我縣欠發達鄉鎮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大亮點。但在目前，我縣欠發達鄉鎮農民素質普遍不高，勞動就業技能欠缺，部分農民還存在“小錢不賺、大錢又賺不來”的怕吃苦心態。因此就必須做好“農民知識化”工作，做好與當前勞務市場相適應的農村勞動力職業技能培訓工作，促進農民落后思想觀念的更新、勞動技能的提高，推進欠發達鄉鎮勞動力檔次的提升，為農村產業結構調整提供技術及智力支持，為勞務輸出提供更符合勞務市場需求的勞動力，不斷推進欠發達鄉鎮產業的發展，實現農民脫貧致富奔小康。

2、大力開展招商引資工作，把招商引資作為欠發達鄉鎮經濟社會發展的突破口來抓。在欠發達鄉鎮中還是有一些區位相對較好的鄉鎮、好的項目和豐富的資源。如何開發這些項目、利用這些資源，對欠發達鄉鎮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是至關重要的，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實現作用和長遠的歷史意義。而開發這些項目、資源，如果僅靠自身的努力和投入，是比較難以實現的，或者說是要經歷更長的時間。因此，這就需要借助于外資或外力來支撐、來推動。為此，要推動欠發達鄉鎮經濟與社會事業的發展，就必須做好招商引資這篇文章，必須做好招商引資工作，把招商引資作為欠發達鄉鎮經濟社會發展的突破口來抓。

3、大力培育生態型產業，把生態產業作為欠發達鄉鎮經濟發展的支撐來抓。抓住大力推進生態建設這一契機，大力培育生態型產業，促進欠發達鄉鎮經濟總量的增長。一要大力發展生態旅游業。總得來說，欠發達鄉鎮具有良好的生態環境和自然環境，旅游資源比較豐富，因此發展生態旅游是這些地區產業發展的重要內容。只要合理規劃、良好包裝那些有地域特色、有文化內涵、有旅游前景的項目推向市場，通過有序開發，就能形成旅游產業，推動第三產的發展。二要大力發展生態型農業。綠色消費是時代的潮流，發展無公害農產品、綠色食品和有機食品是消費市場的要求。通過培育和扶持一批生態型農業龍頭企業、農業專業合作社和農業品牌，促進無公害農產品、綠色食品和有機食品的發展；同時，加強對生產農業的技術服務和農產品的監管，保證農產品質量，使欠發達鄉鎮成為以綠色為特色優質農產品生產供應基地，不斷推進農業的發展。三要大力發展生態型工業。把農產品加工、礦產資源開發、水資源開發、旅游產品開發和承擔發達地區產業轉移作為欠發達鄉鎮的生態型工業來抓，努力形成資源型工業和勞務型工業共同發展的生態工業格局。四要大力做好生態環境的保護。加強生態公益林的建設和保護力度，加強對環境污染的治理和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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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法經濟學思路更復雜也更有說服力的思路，典型地，由桑塔費學派的英國經濟學家奧墨羅德提出（參閱他的著作《蝴蝶效應經濟學》，李華夏譯，中信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3章）。借助于生物學模型，他解釋了各國犯罪率隨犯罪高發人群缺乏社會經濟保障的程度而變動的情形。假設法律懲罰的效率不變，被剝奪了社會經濟保障的人群的犯罪率將逐漸上升。不過，在一個具有穩定的核心價值觀的人群當中，僅當社會經濟條件惡化至某一極端程度并繼續惡化時，犯罪率才呈現迅速上升的趨勢。

另一方面，在一個不具有穩定的核心價值觀的人群當中，犯罪率隨社會經濟條件的輕微惡化，甚至僅僅是相對惡化――即引發更多嫉妒的社會經濟狀況的改善，就可導致犯罪率迅速上升。一般而言，當社會經濟狀況有足夠改善時，中產階級及其核心價值觀將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從而，犯罪率將逐漸下降。奧墨羅德的模型同樣適用于刻劃對犯罪行為的法律懲罰力度與犯罪率之間的非線性關系。

在社會經濟狀況與犯罪傾向構成的平面內，中國社會尚處于漫長的價值轉型期（根據常識，核心價值的轉型需要三代人以上的時間）。舊的核心價值觀瓦解，新的核心價值觀遠未確立。價值觀念的缺失，使犯罪率敏感依賴于人們想象中的社會經濟狀況的惡化（嫉妒）程度，哪怕事實上他們的社會經濟狀況是不斷改善的。在“”后期和“后”時期，舊的核心價值觀尚未被市場生活瓦解，故而，犯罪率多年在一個較低水平上徘徊。然而，這一徘徊大約在2000年以前結束，犯罪率以年均15%或更高的速度攀升，迅速趨同于這一指標在市場經濟各國的平均水平。

關于“無嫉妒”的收入分配的經濟學研究，在我看來是一條沒有希望的思路，盡管這一思路的許多研究報告是富于啟發的。因為，如舒爾克所論，嫉妒是人類社會最深層心理結構的一部分，無嫉妒的人類社會很可能不再是“人類”的社會（Helmut Schoeck，《Envy: A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Liberty Press，1966）。這一看法意味著，在犯罪行為的經濟分析中，我們寧可假設“嫉妒”為一最重要的因素，從而對各人群之間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相對惡化”給予更多的注意。

就中國社會而言，首先，與各國犯罪人口社會學的分析一致，中國人口也存在按年齡與社會特征劃分的風險類別：（1）犯罪風險最高的，是15歲至25歲的年齡組；（2）犯罪風險最低的，是55歲以上的年齡組；（3）與男性相比，女性犯罪率顯著較低；（4）與主流社會相比，被排除在主流社會之外的所謂“邊緣群體”，有較高的犯罪率；（5）在犯罪高風險群體內生活的未犯罪者，與不在高風險群體內生活的未犯罪者相比，有較高的犯罪可能。

其次，與中國社會的轉型期特征密切相關，對預期的社會經濟狀況越是不確定，當前行為的各種可能后果的折現因子就越高，從而犯罪的機會成本就越低（假設懲罰力度不變）。在這一視角下，已婚男性的群體，可能與西方各國的情況一樣，保持較低的犯罪率；也可能與西方各國的情況不一樣，由于生活壓力和社會經濟保障的惡化而有較高的犯罪率。類似地，我們的公務員群體，可能與西方各國的情況一樣，保持較低的犯罪率；也可能非常不一樣，因核心價值觀的缺失，更因政治人格的分裂而比普通人更嚴重地喪失了道德底線，把監獄與辦公室看做完全無差異的棲居地――只要存在足夠多的金錢補償，從而有了比其他群體更高的犯罪率。近年來國內頻發的各級官員腐敗案件，可為注腳。

第三，我們的法律也處于價值轉型期內，故而，關于“罪過”的所謂“立法初衷”（legislative intent）十分模糊甚至不可預期。或者，更可能的情況是，由于司法者的腐敗，由于立法者的“策略性模糊”，也由于執法者的低效率，我們的法律傾向于最廣泛地界定“罪過”。極端而言，一切行為都是罪過，于是，法律就最可能成為“權力游戲”。在這一視角下，現有的關于犯罪率的數據和調查變得十分可疑。因為我們不能辨識，由于法律概念的迅速變化，哪些人在哪些時期屬于高風險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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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R19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6851（2014）05-0598

在衛生服務研究領域中，保證衛生服務利用的公平性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普遍關注的問題之一。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是衛生服務公平性的重要研究內容，伴隨著衛生公平性研究發展起來。本文就用于評價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的方法進行介紹，為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研究提供方法學借鑒。

1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的內涵

衛生服務利用是需求者實際利用衛生服務的數量，是人群衛生服務需要量和衛生資源供給量相互制約的結果，可以直接反映衛生系統為人群健康提供衛生服務的數量與工作效率[1]。分析衛生服務利用程度是檢驗衛生服務效率和潛力的一種常用手段。測量衛生服務利用的指標包括：是否利用及利用的數量、利用衛生服務而消耗的費用（貨幣價值）等[2]。

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是衛生保健公平的重要組成部分，衛生服務利用的公平性包括水平公平和垂直公平兩方面，水平公平性指具有同樣衛生服務需求的人可以得到相同的服務，垂直公平性是衛生服務需求多的人比需求少的人應獲得更多所需的衛生服務[2]。英國的Wagstaff等人提出，衛生服務利用的公平性可解釋為：有同樣醫療需要的社會成員接受到（利用了）同樣的衛生服務，而無論她是窮人還是富人、老年人還是年輕人、白人還是黑人[3]。在現實生活中，通常衛生服務利用最少的人群恰恰是健康需要最大的人。

2國外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評價方法

Van Doorslaer 和 Wagstaff 最早提出了測量衛生服務利用公平的一套方法，集中曲線和集中指數是評價衛生公平程度的方法。比例法是常用且簡單的一種測量方法，用于評價不同階層人群衛生服務利用的公平性，在1983年世界銀行的發展報告、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的世界衛生報告中均采用了比例法進行健康公平性分析[4]。

在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測量方法上，國際上通用的方法包括： 極差法、洛倫茨曲線和基尼系數、洛倫茨曲線、差別指數、不平等性斜率指數與相對指數、集中指數等。《2000年世界衛生報告》中提出的公平性測量方法：用兒童成活率分布指數和傷殘調整期望壽命（DALE）衡量健康狀況的公平性；用衛生服務系統的反應性表示衛生服務提供過程中的公平性；用衛生籌資公平性指數（IFFC）表示衛生服務籌資的公平性。但目前世界衛生組織提倡使用的新的公平性測量方法有待進一步完善[5]。

3國內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評價方法

我國衛生服務領域的公平性研究開始了于上世紀90 年代中期， 國內學者利用極差法、洛侖茲曲線法等研究方法對特定人群或特定地區衛生服務公平性進行評價，但是國家級或省級的研究較少，不足以對我國衛生領域公平性進行整體評價[4]。目前，用于評價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的方法很多，常用的有洛侖茲（Lorenz）曲線和Gini系數、極差法、集中指數（CI）、不平等斜率指數（SII）、利用/需要比、多因素分析法等。

3.1洛倫茲曲線（Lorenz Curve）和基尼系數（Gini Index，G）

洛倫茲曲線是經濟學中用來反映社會收入分配或財產分配公平程度的曲線，其基本思想為：將收入或財產按不同人群或地區分為若干等級，橫軸表示每一等級的人口數占總人口的百分比的累計值，縱軸表示每一等級擁有的財富的百分比的累計值，連接各點，即得到洛倫茲曲線。

基尼系數是根據洛倫茲曲線計算出的反映社會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統計指標。利用洛倫茲曲線和基尼系數來評價健康或衛生服務公平性的優點是可以反映所有人的狀況，但是缺點是不能反映每一層狀態改變對總體分布的影響。即只能反映總體的不公平程度，不能確定引起不公平性的原因是區域間還是區域內差異[5]。國內李娟生等運用Gini系數以及Lorenz曲線等對1610名育齡婦女的衛生服務公平性進行了分析評價[6]。但基尼系數及洛倫茲曲線在國內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評價中運用較少，在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評價方面運用較多。

3.2集中指數（Concentration Index， CI）

集中指數（CI）是世界銀行推薦的用于評估不同社會經濟條件下健康和衛生服務不公平性的指標。集中指數是借鑒洛倫茲曲線和基尼系數的思想用以評價健康公平性的統計指標。后來被引入衛生服務公平性測量，目前已成為測量衛生服務領域公平性最常用的方法之一。CI是按社會經濟狀況排序，對不同社會經濟狀況組之間人口分布變化比較敏感，從而反映不同的社會經濟狀況對健康和衛生服務利用不公平的影響。

集中指數法用于度量與經濟狀況相關的衛生服務不平等情況比較有效。它反映了所有人群的狀況，而且對人群社會經濟狀況的分布比較敏感，所以最能滿足我們測量不公平時所要達到的要求。但是集中指數的算法屬于單因素分析法，沒有綜合考慮其它指標的作用。查閱大量文獻發現，衛生服務利用的集中指數幾乎沒有大于0.2的，所以集中指數的評價準則有待于進一步完善[7-10]。

雷鵬等對不同健康指標用于健康公平性評價的比較研究中發現，采用不同健康指標得到的集中指數差別較大，說明以不同健康指標代表人群健康狀況來評價與個體社會經濟地位相聯系的健康公平性，其敏感程度有強有弱[11]。同時建議在對不同指標集中指數進行計算之前，可對不同健康指標進行年齡標準化率后再計算，因為年齡往往是重要的混雜因素，卻被一些衛生經濟學研究所忽略。

3.3不平等斜率指數（Slope Index of Inequity）

該法是將人群按社會經濟狀況分組后，分別計算各組的健康指標平均值，不平等斜率指數就是不同經濟組的健康指標平均值與其對應的社會經濟組的秩次之間回歸線的斜率，它反映了從社會經濟最低組到最高組之間健康狀況的改變，能反映出社會經濟狀況對健康不公平的影響，其絕對值越小，代表社會經濟對健康的影響越小，健康狀況越公平，其特點是能反映社會經濟狀況對健康不公平的影響[12]。方麗霖、韓冰等利用不平等斜率指數（SII）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實施效果評價[13-14]，該評價方法彌補了級差法在測量上的缺陷，對人群健康水平敏感。

3.4極差法

極差法是最常用的測量健康公平的方法。這種方法通常用于比較社會經濟分組最上層和最下層的情況。極差法是將人群按其社會經濟狀況分組，比較社會經濟狀況最高組與最低組之間健康狀況的差異，從而說明健康在不同收入人群分組健的平等性。如1983年世界銀行的發展報告、2010年世界衛生組織的世界衛生報告、中國的衛生服務調查報告以及一些研究報告均有體現[15]。

級差法優點是簡潔明了，能夠直接比較不同社會經濟狀況收入人群的健康差異，其缺點是它僅僅反映最高組與最低組之間極端的健康差異，而忽略了中間組之間的變化，另外，極差法缺少對樣本構成的考慮，不適合在不同年代或不同地區間的比較[5]。同時，謝小平等認為級差法中隱含了一個假設： 即衛生服務需要不隨收入或其他條件變化而變化， 而這個假設顯然是不科學的，如果事實不是這樣， 那就需要將其與不同收入下衛生服務實際需要的分布公平性進行比較[4]。

3.5利用/需要比（Use/Need Ratio）

該法對按一定社會經濟學特征分組的人群的衛生服務需要量與相應的衛生服務資源利用量的比較，來評價是否實現了相等的需要獲得相等的衛生服務利用，又稱 Le Grand法。它反映了不同經濟學特征的人群平均每個患者所利用的衛生服務資源。應用調查對象患病表示需要，門診、住院服務的費用等為利用量，計算方法是以每類服務的次均費用與所利用服務量的乘積之和表示，最后以各經濟收入組間利用/需要比大小的比較來表示衛生服務利用的公平程度。

Le Grand法主要用于分析不同經濟收入組人群的門診和住院費用之間的差別，只考慮到了經濟因素對衛生服務利用的影響，屬于單因素分析方法。如果能夠消除其它因素的影響，Le Grand法為一種簡單的反映衛生服務利用費用的公平性的方法[16]。

“分項分析法”（Disaggregated approach）是“利用/需要比”的改良方法。該法是對不同的衛生服務的利用量和需要量分別進行比較，較Le Grand法更具有簡便易行和資料的可得性等優點。由于進行了分項分析，沒有考慮衛生服務利用中一些復雜因素，如可能存在患病和未患病間、衛生服務間、不同社會經濟狀態人群間等衛生服務利用的差別[17-18]。

3.6不相似指數法（Index of Dissimilarity）[19]

不相似指數的基本思想是用某階層的健康比重和它相應的人口比重，測量健康集中在特定的階層，還是均勻地分布在各個階層中，并且可以計算出各個階層的差異程度。優點是把社會分為多個經濟階層，了解每個階層健康水平和人口比例的差異，可以對每一個階層的情況進行比較，從而知道由于收入不平等而造成的健康不公平情況。缺點是使用了按社會經濟分組統計的數據，但僅僅對每個社會階層的健康水平所占比例與每個社會階層所占人口比例進行比較，而不是與社會經濟階層的社會狀況進行比較，且ID是一個正值，不能反映是正面還是負面的情況。

3.7多因素回歸分析法（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此法可同時對多個可能影響衛生服務利用的因素進行分析，并建立有關影響利用的因素與衛生服務間關系的模型，可用logistic回歸和Probit回歸模型進行分析。查閱文獻發現，用Logistic回歸分析得出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性別、受雇情況、年齡、婚姻狀況、社會支持水平、種族、有無健康保險、受教育程度、地理位置等。上述變量可能影響需求或利用，但不能確切地說明影響的程度。

由于Logistic回歸要求因變量是分類變量或等級資料，而反映衛生服務利用醫療費用、住院天數等變量為數值變量且這些變量往往不服從正態分布，所以需要做變量變換，若未做變量轉換只能選擇單因素分析方法[16]。

3.8擬合負二項模型

對于不同醫療保障制度參保居民，以兩周門診次數和年住院次數為因變量，需要變量和控制變量為自變量擬合負二項模型，常用的標準化方法有直接標準化法和間接標準化法，由于直接標準化法存在一定缺陷，間接標化法操作上簡便易行，因此國際研究中較多地使用間接標化法[3]。在實際分析中，“標化”變量 和“非標化”變量的選擇應該根據本地區實際情況和數據可得性進行確定，變量選擇也是標化的關鍵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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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年人社會經濟地位測量的方法

國內外相關研究中提到的SES的測量方法大致有以下幾種:搜集單個或多個社會經濟地位指標(教育、收入、職業等)的資料,分別分析其與各健康指標之間的關系;構建回歸方程得出綜合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采用降維分析將多個因素合成為一個復合的指標。

Oakes等[5]認為,SES測量存在的潛在問題有:SES的定義還未達成共識;缺乏對構建社會經濟地位測量措施好的理論運用。國內外研究中使用最多的測量老年人SES的方法是測量單個或多個社會經濟地位指標。

1.1單個或多個SES測量指標的選擇

早期的SES測量以單個指標為主[6],通常單獨測量收入、職業或教育3個指標中的任意一個。教育曾被認為是最適合的指標,因為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個人的職業和收入[7].單一指標收集數據和分析較為容易,但并不能反映社會經濟地位的全部,因此在后來的研究中開始使用多個指標進行測量。

21世紀初,Grundy和Holt[8]發現測量老年人SES可以有7個指標:教育、收入、職業、住房所有權、家庭資源、湯森剝削指數(通過調查無力支付某些日常生活用品的情況來區分調查對象的經濟狀況)、有無私家車,這些指標既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綜合使用。

老年人因退休或生病喪失勞動力,收入和職業地位失去作用,因此依靠教育和財富等指標衡量老年人的SES更符合實際[9].國外有研究發現,對于退休老年人,財富指標比收入指標靈敏性更好;富裕的人群更容易接觸到牙醫等特殊醫療服務,財富能夠更精確地衡量人群在衛生服務利用上的社會經濟差異[10].老年人口的財富主要集中在家庭所擁有的財富上,包括退休金、養老保險以及房屋產權、農村土地使用權、家庭所擁有的大件物品數量等。在發展中國家的幾項實證研究中,采用了除傳統3大指標外的其他指標,如銀行存款、家庭奢侈品的數量、是否 可 以 領 養 老 金、城 鄉 居 住 地 等[11].Zimmer等[12]發現,在發展中國家,銀行存款的多少對老年人健康的影響最大;但也有研究者認為消費指標比收入指標更適合發展中國家的老年人[13].

1.2 SES綜合測量方法

馬玉霞[14]認為,國外提出的SES測量方法和量表,并不完全適合中國,她認為李春玲[15]教授提出的SES測量方法是我國迄今為止關于SES測量的最全 面 的 研 究。李 春 玲[15]教 授 改 進 了Blau和Duncan的SES測量公式。

Duncan[16]設計的計算社會經濟地位指數的方法實際上是利用職業聲望測量各職業的聲望得分(因變量)和相應職業的平均收入與教育水平(自變量),構建回歸方程,求出收入和教育對職業聲望的回歸系數(權重),然后用這一方程求出所 有職業的 聲望得分。李春玲[15]將測量SES的回歸方程進行了改進,加入了更多的因素(如權力因素、部門因素和社會歧視因素),使其解釋力更高。齊良書[17]構建過一個針對成年人SES與健康狀況的回歸方程,他以一系列健康指標作為因變量,自變量為社會經濟地位各指標和一組控制變量(年齡和性別等)以及不可觀察的個人特征和隨機誤差。建立回歸方程的優點是能夠綜合反映人群的社會經濟地位,缺點是缺乏實際含義。構建一個好的回歸方程存在一定困難:一是指標的合理選擇;二是如何處理各指標之間可能存在的共線性[18].

國際上的另一種綜合測量途徑是采用降維分析中的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對多個變量進行合成,形成一個或幾個復合變量來反映社會經濟地位。降維方法的思想就是將多個影響因素合成幾個主要的因素進行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構建復合指標要盡可能多地考慮與社會經濟地位相關的因素。這種方法的優點在于能夠比較全面地研究與社會經濟地位有關的因素,但國內外均沒有在老年人群的研究中使用過。 2 SES與老年人健康狀況的關系

2.1 SES與老年人整體健康狀況

國外的研究發現,不同SES人群的健康狀況呈“梯度”特征:低SES者較高SES者健康狀況差[19],且SES對健康的影響在老年人中依然存在,并影響老年人的各個方面,如自評健康狀況、日常活動能力,以及患病情況等。一項在拉美7個城市的研究表明,受過高等教育者傾向于更好的健康自評,存在較少的軀體功能障礙[20].

Wong等[21]認為,在墨西哥,教育、收入、財富與中老年人的健康自評有顯著的正相關聯系。其他在亞洲國家開展的為數不多的研究 中 也 得 出 相 似 的 結 論[22-23].珞 琪 等[24]認 為SES對老年人健康的影響是復雜的:收入對老年人的3個健康指標均有正效應;教育與客觀健康呈正相關,與自評健康呈負相關,對主觀幸福度影響不顯著,SES通過自理能力對老年人健康產生影響。公共衛生領域的學者們很早便認識到,低SES老年人群獲得的教

育水平低,營養狀況、生活住房條件及醫療保健條件較差,相應的健康狀況也較差。這個“梯度”變化從整體上反映了SES與老年人健康狀況的關系。而韓廣勤[25]則發現,這個“梯度差異模式”在中國上海遭遇了挑戰,高SES并不一定會給老年人帶來好的健康狀況,因此這個“梯度模式”的普適性仍然值得探討。 2.2 SES與老年人常見疾病

老年人是慢性病的高發群體。有資料顯示,中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平均患有2~3種慢性疾病[26].老年人的生理特點導致其容易患上各種慢性病,而且他們在這些疾病的發病率和治療及康復方面均存在社會經濟差異。西方研究一致認為,SES越高,慢性病的患病率越低;但發展中國家的一些研究表明,高的SES并不一定帶來低的慢性病患病率。出現這種差異的原因可能在于自報慢性病的準確性存在問題。一項在歐洲國家進行的關于老年人由SES引起的疾病發病率差異的研究表明,由教育和收入造成的發病率差異是明顯存在的,而且存在性別差異,男性的差異要高于女性[27].

老年人面臨著更大的癌癥威脅,據我國2012年腫瘤登記報告顯示,我國60歲以上人群的癌癥發病率超過1%,癌癥死亡率占全部死亡率的63%以上[28].美國學者Harold等[29]認為,社會經濟狀況的差別是決定癌癥發病率、死亡率和存活率的主要因素,社會經濟狀況較差的人存活率也較低,在腫瘤分期和治療效果上也存在差異。

SES對老年人自理能力的影響通過慢性病傳遞“間接效應”[25].周律[30]認為,SES與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喪失率存在著巨大的關聯。許多研究表明,慢性病傷是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ctivities ofdaily life,簡稱ADL)較差的重要原因,而社會經濟地位是維持老年人ADL決定因素的上游原因。老年人的社會經濟地位每下一個梯度,ADL的發生率就會增加。

2.3 SES與老年人健康相關行為

社會經濟因素以生活方式為中介來影響人們的健康,如是否吸煙、喝酒、運動等。通常高SES人群健康需求高,形成健康行為的動機強,也有能力支付獲得健康行為的社會資本。這在老年人群中同樣適用。

Hatice認為,低SES增加了老年人不健康飲食的風險,并造成其對健康認知的缺乏,對于女性老年人來說,低SES和低教育水平成為吸煙的保護因素,但卻導致她們缺乏肢體活動。韓國的一項研究也發現,低SES使老年人產生不健康的行為并導致較差的健康狀況[32].可見無論是在健康認知還是在行為上,SES對老年人的影響都是顯著的。

2.4 SES與老年人衛生服務利用

衛生服務利用是影響老年人健康的關鍵因素,而社會經濟因素也是衛生服務利用的決定因素之一。衛生服務利用通常更多地集中在高收入人群。

胡宏偉等[33]認為,在控制了健康因素后,城鄉差異、退休前的職位以及是否參加社會保障等社會經濟因素對老年人衛生服務需求中的住院服務有顯著影響,社會經濟條件較好的老年人能更好地利用住院等衛生服務。許多研究表明,低SES的老年人其衛生服務可及性較差;但是這些研究大部分都是宏觀地廣泛地研究一般的衛生服務利用。英國有研究發現,較富裕的老年人與較貧窮的老年人相比,在初級衛生服務的使用上差異很小,與經濟地位無關;主要的差異是在特殊的醫療服務使用上。在特殊醫療服務的使用上,比如X光檢查、動脈瘤篩查、疫苗接種、眼睛檢查、牙醫服務等,低SES的老年人群明顯存在劣勢[34].

Zhang等[35]則認為,低SES的老年人使用醫療服務產品的機會更多,因為這類人群容易養成不健康的衛生行為,同時也說明這部分人群使用預防服務和疾病篩查較少。因此,學者需要關注SES與老年人大病住院、(文秘站:)特殊醫療服務、疾病預防服務利用之間的關系。

3結論與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