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化交流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近代文化交流，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中圖分類號：Z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117（2012）02-0330-01

福建省目前有《閩南》、《環球客家》、《中華媽祖》等90多家僑刊鄉訊[1]，自創辦以來，在傳遞鄉情、聯絡鄉誼，團結海外鄉親共同傳承中華文化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福建省作為中國的著名僑鄉之一，是僑刊鄉訊發展的良好土壤，新時代僑刊鄉訊應該在更高的起點上，創新性地改革規劃，使之真正成為僑務部門聯系海外鄉親的橋梁紐帶，成為外宣工作有力的陣地平臺。

一．海西區獨特背景和新時代僑刊定位

海西區以福建為主體涵蓋周邊區域，對應臺灣海峽，是具有獨特優勢的區域經濟綜合體。因此，當前福建本土僑刊鄉訊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對海西區域經濟文化的進行全面的報道，介紹家鄉投資環境、會展和產品信息，對海西優良的投資環境進行宣傳促進交流、促進投資。

此外，當前海外僑情發生了重大變化。有濃厚愛鄉情結的老一輩華僑華人減少，新移民增多并且力量增大，華裔新生代成為華社的主體。現今僑刊鄉訊的作用已經不只局限于簡單的訊息傳達，而是要成為促進交流、帶動經濟、促進投資的紐帶。致力于將僑刊辦成促進交流、促進投資的重要載體。

二．僑刊僑報網絡化和經營市場化

互聯網的出現，使地球變成一個“平面”。互聯網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也大大改變了人類的生產方式、管理方式。僑刊鄉訊如能與互聯網結合起來，長期存在的讀者面窄、時效性差的軟肋都將得到較好改善。如《福清僑報》《鷺風報》等都創建了自己的網站，實現了報紙的網絡化，其中屬《鷺風報》做的作為精美，可以點擊仿真版報紙，還可以自由切換簡繁體字，并有新聞搜索等完善的功能。[2]

目前僑刊普遍存在經費不足、人員老化、稿件質量不高、編輯手法老套、未能跟上網絡時代步伐、不能適應海外讀者新的需求等一系列問題。許多百年僑刊都紛紛面臨著生存的大考驗。而經營的問題首先是內容的問題，一方面可以通過廣告形式，增加和創造新的收入來源；另一方面要加強刊物內容的選題策劃工作，在雜志的版面設計上做足功夫。

三．加強選題策劃工作，做足版面設計功夫――以《時代列車》為例

《時代列車》雜志公開發行于海西區域、全國鐵路系統及港澳臺地區，是一本發行量大、受眾數量較多的渠道媒體刊物。作為福建本土僑刊其定位為宣傳海西和鐵路文化，引導消費與休閑，力求為港澳臺同胞提供一個了解家鄉的窗口。

(一)報道新鮮資訊，促進兩岸多方交流

《時代列車》雜志開辟“閩臺資訊”版塊，專門報道該月內閩臺兩地的重大新聞，以及兩地經濟、文化、政治各方面的交流活動。如《時代列車》2011年10月刊中針對2011年廈門9?8投洽會的專題系列報道、2011年11月刊中國慶閩臺歡樂游的報道等。這些報道都客觀生動地反映了福建與港澳臺三地的經濟文化交流，以及閩臺兩地的經貿往來。

（二）展現兩岸經濟文化，促進旅游產業

《時代列車》的宣傳作用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臺灣經濟、文化的宣傳；二是對福建本省各項資源的宣傳。《時代列車》雜志中的“深度報道”、“旅游”等欄目都是基于這一定位進行選題。如2011年10月刊旅游版塊中的《洗湯，很快活》，“洗湯”是福州方言直譯而來，有舒服、愜意的成分。文章用鄉土平實的語言將“溫泉古都”――福州的特色用生動、極富鄉情的語言表達出來，向海外同胞推介福州，希望能帶動更多的港澳臺同胞來閩旅游探親。

（三）溯源閩臺民俗，推廣華人文化

僑刊鄉訊的文化功能最主要體現在文化教育的功能上。以福建為例，雖然臺灣同胞祖籍多數來自福建，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新一代的華僑、華人對家鄉的了解和情感都遠不及上一代移民。[3]因此尋根溯源的華文教育、華人文化普及不可或缺。《時代列車》2011年11月刊中對湄洲祖廟舉行的海峽兩岸海上祭媽祖大典進行了詳細的報道。湄洲島作為媽祖的故鄉代表著獨特的民俗文化，能夠喚起華人對文化、民族的認同感，對普及華文教育有著重要的意義。

（四）增進海峽鄉情，發揮“五緣”優勢

鄉情功能是僑刊鄉訊特有的功能，主要體現在：溝通鄉親、維系鄉情、聯絡鄉誼。臺灣同胞中80%祖籍來自福建，閩臺關系源遠流長，閩臺之間還具有地緣相近、血緣相親、文緣相承、商緣相連、法緣相循的“五緣”關系。

《時代列車》2011年6月至9月刊中的《憶龍巖》《話武夷》《品廈門》就是針對福建城市所進行的一系列策劃報道。報道中所提及的客家風情、閩南語歌、蠔仔煎、沙茶面……這些地域風情、傳統美食是福建與臺灣居民熟悉的“共同話題”。系列報道立足于“日常生活”，報道普通但卻親近，最能引發認同感，打動人心。

（五）以圖說話，充分發揮設計功能

“讀圖時代”受眾閱讀習慣已逐漸發生了變化，在文字與圖片的比例上應加大圖片所占的比重。使用更加活潑、明快的主色調，改變僑刊一貫太過沉重的黑白形象。《時代列車》在旅游、美食等欄目中刊載了大量精美的配圖，增加刊物的時尚感、設計感，以求給予讀者一個全新的視覺體驗。旅游版塊中采用的大幅圖片，能夠更加直觀的展現海峽兩岸城市的迷人風貌。

僑刊鄉訊類刊物，緣起于海外僑胞懷鄉思親的情感需要，這種產生與特殊時代的刊物想要適應快速發展變化的時代，必然要走上創新的變革之路。但革新不意味著放棄自身的“僑”味。“鄉情”永遠是僑刊鄉訊最鮮明最動人的特色。以務實、創新的姿態，積極探索健康發展新路，應當是僑刊鄉訊未來發展的必經之路。

作者單位：江西師范大學傳播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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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傳播簡述

文化是人類社會特有的現象，是以人的活動方式以及由人的活動所創造的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為其內容的系統。①我們被所處文化制約的同時，也在創造著文化。人類文化是種類豐富、多姿多彩的，在當今這個“越變越小”的地球村，不同文化間的摩擦與碰撞變得越來越頻繁，因此跨文化交流顯得格外重要，甚至是每一個人都要面臨的挑戰。

中國作為一個神秘的東方國度，從古至今，吸引著無數的“探秘者”來一探究竟。而且中國需要走向世界，正是這些“探秘者”將中國介紹給了世界，一層層地掀開她神秘的面紗。

2.馬可?波羅及《馬可?波羅游記》

在西方關于中國的游記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要數《馬可?波羅游記》（也稱《東方聞見錄》），它第一次較全面地向西方介紹了發達的中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將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國形象展現在世人面前，馬可?波羅也因此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者。

馬可?波羅（Marco Polo）是13世紀來自意大利的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和商人，他在中國游歷了17年。他在獄中口述了大量有關中國的故事，其獄友魯斯蒂謙（Rustichello da Pisa）寫下著名的《馬可?波羅行記》記述了他在東方最富有的國家――中國的見聞，并激起了歐洲人對東方的熱烈向往，對以后新航路的開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此時的文化交流還處于較低的程度，而明清之際的傳教士則逐步加深了西方對中國的認識。

3.以利瑪竇為例的傳教士

明清之際，以天主教傳教士為媒介，中西文化實現了第一次正式的接觸與交流。在二百年左右的時間里，傳教士們不自覺地充當了歐洲與文化交流的橋梁，而利瑪竇提出的天主教儒學化理論在這次中西文化交流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利瑪竇（Mat teo Ricci，1552）是意大利的耶穌會傳教士，學者，明朝萬歷年間來到中國，揭開了明清之際天主教在華傳播的歷史，同時也揭開了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利瑪竇積極向歐洲介紹中國的情況，使歐洲了解中國。他率先將《四書》譯成拉丁文，開創了把中國傳統典籍介紹到西方的先河。盡管他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傳教，但客觀上也溝通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使得傳教活動帶有濃厚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色彩。

由利瑪竇等傳教士所開創的早期漢學，為此一時期西方社會系統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開端，對西方學術乃至社會思想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同時也促進了中西雙方在更高水平上的交流與對話。②這些傳教士漢語研究的成就主要有：開創了漢外辭典的編纂工作、開拓了中國語法的研究、開啟了中文拉丁拼音化的歷程、豐富了中國近代漢語詞匯。③但更為系統和深入的漢學研究則是現當代一些漢學家所作出的貢獻。

4.漢學家

漢學家，本應譯為中國學家，是指專門從事漢學研究領域的人，一般被稱為漢學家的人都是指不在中國從事研究的非中國人或海外華人。近代最有影響的漢學家有美國的費正清和瑞典的高本漢等。

4.1費正清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哈佛大學終身教授，著名歷史學家，美國最負盛名的中國問題觀察家，美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的泰斗，“頭號中國通”，哈佛東亞研究中心創始人。

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始于費正清，是因為作為現代中國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費正清首先成為由漢學研究向近現代中國研究演變的過渡性學者，他完成了從古典漢學研究向近現代中國研究的過渡，創立了以地區研究為標志的現代中國學。作為東亞地區研究的開創者，費正清把對近現代中國的研究作為東亞研究的主體，經他獨著、合著、編輯、合編的作品多達60余部，還有大量的論文及書評，主要著作有《美國與中國》、《在亞洲的下一步》、《近代中國：1898――1937年中文著作書目指南》等，費正清的研究觸及現代中國的各個方面。在其有限的專業領域內，涉獵了中國現代歷史上幾乎所有的重要歷史人物。費正清的區域研究在眾多中國學者中獨樹一幟，費正清學術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創立當代中國學。這種“中國學”，就是有別于偏重語言學、文化學、傳統漢學的中國學。它和歐洲傳統漢學的最大區別在于，特別強調運用多種檔案、多種語言、多種社會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從而導致一種被稱之為“新漢學”的中國學的形成。

4.2高本漢

高本漢（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瑞典人，歌德堡大學教授、校長，遠東考古博物館館長。高本漢是瑞典最有影響的漢學家，瑞典漢學作為一門專門學科的建立，他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高本漢在中國歷代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運用歐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探討古今漢語語音和漢字的演變，創見頗多。

作為世界語言學的巨擘，高本漢認為沒有一種學術領域比漢學更廣的，他對中國古代的語言文字學更是情有獨鐘。為此，高本漢把中國古代語言文字研究看作漢學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他的代表作主要有：《中國音韻學研究》，該書影響極大，標志著中國現代音韻學史的開端。他以《切韻》為樞紐，上推先秦古音，下聯現代漢語的方言，對漢語語音史進行了全面的研究，并對漢語的中古音系和上古音系進行了語音學的描寫，為每一個音類構擬了具體的音值。這為漢語音韻和語音史的研究開辟了一條新的研究途徑，中國學者一般都接受了高本漢的總原則，只是在細節問題上進行了訂正。

高本漢學術研究最重大的貢獻是對古漢語語音系統的構擬，中國語言學界對于古代語音原來只能借反切方法照韻圖加以考證，高本漢則用一套注音字母對古音做描寫，與反切系統的韻部相互檢驗，又以現代漢語和日本、朝鮮、越南等國語言中的古漢語譯借音進行對照比較。

5.總結

一個民族只有通過與其他民族的交流學習中，才能永葆青春，不斷地進步。

西方對中國的認識勢必會更加深入，我們也應該在清楚認識本國文化的基礎上，加深對西方文化的認識，這樣才能更好地促進交流，使自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者單位：陜西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① 于語和、庾良辰《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論》第一頁.[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4）

② 張宗鑫.明后期中西文化的碰撞與融合――以利瑪竇為中心的考察.山東大學.2012（4）

③ 張西平.《傳教士漢學研究》大象出版社，2004（7）

參考文獻：

[1] 馬可波羅及《游記》在中國早期的傳播.學術月刊.鄔國義.[A].2012（8）

[2] 從利瑪竇的天主教儒學化理論看中西文化交流.學術月刊.吳強華.[A].2003（5）

[3] 《漢學研究》.學苑出版社.閻純德.[J].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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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例子里頭有一些是成功的，有一些不一定很成功的，上海土山灣文化應該算是一個很成功的例子。不管是處于憐憫之心，同情之心，土山灣孤兒院把一些孤兒收養來，我認為有幾點是比較有長遠的意義的。第一，使得很多的孤兒（有一些不是孤兒，是貧寒子弟），在這里得到了受教育的機會。第二，培養了大量的人才，從一般的工匠到大師級的人才都培養出來了，這個我在看博物館的時候，印象非常深。第三，更重要的是職業教育的典范。職業教育現在對于各國，對于現在的國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中國以前，職業教育是非常看不起的，很多的人就有這樣的觀念，所以在土山灣的孤兒院的職業教育，對今天有現實意義。

篇4

我們對中西文化的交融與碰撞做一橫向的比較的話，第一階段是古典時期，就西方而言，古希臘時代還算不上真正的中西交流，而羅馬時期也只是個開端，就中國而言，秦朝和兩漢時期，中西真正的交流也是剛剛起步，以后的隋唐宋元是中西交流的主要時期。第二階段是明末清初，可以說是全新的交流時代，是中西方文化碰撞摩擦之始，最終西方列強進入亞洲引發武力侵略，這就是的來臨。第三階段后的半個多世紀，這一時期是中西方文化猛烈碰撞時期，也基本上是西方文化單向輸入時期，總的來說，1840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水嶺。1840年的百余年，基本上是西方文化向中國強行輸入時期，盡管也有林則徐、魏源等一批睜眼看世界的先驅，但他們的呼聲在當時是如此的微弱，就我國的回應和挑戰來說，接下來1919年的，可以說是空前的文化撕裂的轉折時期。第四階段是20世紀末到現在，這幾十年中國人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與此同時，中西文化又達到了發展與繁榮、自由與平等的雙向交往程度。縱觀中西文化交流，西方文化對于中華文明的影響經歷了“交流—撞擊—單向輸入—交流”的過程，如果說，明末清初以前中西是一種雙向平等的文化交流的話，那么，1840年前后，有一個西方文華碰撞并單相輸入的過程，那么狀況一直延續了幾百年，甚至說“冷戰”結束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還想用這種強行輸入的方式，只不過時代不同了。

中西文化的交融，既有物質文化內容的交流，也有精神文化諸如、價值觀念的相互影響，且不說四大發明對于西方世界的持續性作用，即便是在中國開始受到西方科學逐漸影響的近代初期，我國的科學技術包括科學思想仍然在西方世界得到進一步的傳播，如：明朝的宋應星、李時珍的著作也傳到了歐洲。當然，西方的科技尤其是生活用品大量流入中國宮廷的官僚家庭之中，比如：鐘表、望遠鏡等，更不用說機械槍炮了。中西精神文化的影響也是相互的。自17世紀以后，中國的藝術、哲學和科學思想對西方的影響和傳播越來越明顯，而19世紀以前，除了以外，西方人的哲學思想、價值觀念、倫理標準對中國封建王朝的影響是極其微弱的，但是，后，這種情況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進化論、民主思想到全面影響，西方思潮對我國知識界繼而對廣大民眾，都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在21世紀的今天，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實施重大文化產業項目帶動戰略，加快文化產業基地和區域性特色文化產業群建設，培育文化產業骨干企業和戰略投資者，繁榮文化市場，增強國際競爭力。這為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必將極大地推動文化產業的發展，為提高我國文化生產力，打造文化軟實力增添強大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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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者這樣的寫法安排可以說是獨具匠心,是有其好處的。因為以時間的先后順序,不易使讀者發生時空錯誤和混淆事件的統一性;而惟有其爭,才能讓人明“舊”文化之“弊”;也惟有其爭,才能讓人懂“新”文化之“利”。一“舊”一“新”,一“弊”一“利”,通過筆者所描寫的中西文化之激烈論戰,完完全全地展現在讀者面前,任由讀者去判斷。譬如在本書第62頁至78頁的“中西文化觀念的第一次直接交鋒――‘同文館之爭’”(第二章第二節),作者通過執權的中央階層對是否要在“同文館中增設專習西方天文算學館”這一具體事件的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紛爭態度,使得“近代中國文化史上的所謂‘中學西學之爭’,從此進入了短兵相接的階段”(P87),從而深刻反映出了中西兩種文化觀念在當時特殊的社會環境下的深層分歧。但同樣也正是因為當時中央政權最后同意“同文館中增設專習西方天文算學館”,表明了文化的進步是不可阻擋的。正如此書第89頁所說,此次“爭論的實際意義,卻在于通過主張引進西學和發對引進西學之爭,把如何處理中學和西學的關系問題,提上了中國近代文化史的日程”。這猶如一場高超的辯論賽,通過作者的安排和指引,使得辯論雙方所持的理由論據都暴露在讀者面前,孰優孰劣,從而任由讀者仔細獨嘗,慢慢回想,更易使得讀者能將晚清70年的錯綜復雜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從總體上去把握,從細處上去深化。這樣的寫法來安排晚清70年的中西文化觀念之沖突和整合,更能顯示出作者高人一等的技巧和深厚的學術修養,從而使得本書成為學習和研究中國近代史實一本不得不看的好書。

而本書其次的特點則為:作者通過詳細羅列和分析當時各家各派對待中學與西學這個晚清文化議論中心的態度,再加以作者自己本身的深刻的理解力,于各種錯綜復雜的文化論戰中歸納出既不是隨波逐流又能讓眾多讀者所折服的觀點。這也是作者通過分析各種論戰之后而得到的文化歸納點,也是給予讀者在品味此書時的一個主要參考點。這點也很重要,為何?因為后人研究此段時間的著作很多,也提出了很多個性化觀點,可以說是各家之長,紛見其中。但由于種種因素,能為眾多讀者所折服的觀點卻并不多,可以值得一看的著作更是少之又少。而作者的觀點能夠不隨波逐流,于舊中創新,使得本書成為在學習和研究中國近代史時實一部不得不看的名作。這正是因為其書中觀點令人所折服,為人所稱道。

篇6

1.2002年全國卷第40題：通過呈現“絲綢之路示意圖”，考查有關絲綢之路的重要地名、沿路所反映的宗教藝術成就，及西漢和唐政府的管轄機構。

2.2005上海歷史卷第34題：通過列舉鄭和、徐光啟、林則徐對外交往的史實，歸納他們對外部世界理解的變化，進而理解“從15世紀的大航海時代到19世紀中葉的，中外文明的交往變化起伏”。

3.2008廣東單科卷第27題：以啟蒙運動時代、后的近代不同階段，西方對“中國形象”的不同看法為切入點，考查不同時期中國文化在西方的影響及原因。

4.2009海南單科卷第27題：通過簡短材料，考查晚清教案發生的歷史背景及其評價，從中洞察西方傳教士對近代中國的影響。

5.2012年廣東文綜卷第39題：以“science”“代議制民主”等詞語和概念的變化，考查其所反映的近代中國社會的深刻變化。

6.2012年天津文綜卷歷史部分第12題：以佛教和道教對唐代儒學的影響，考查唐代兼收并蓄的思想文化特征。

7.2012年全國新課標卷第41題：以“沖擊—反應”模式，考查對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理解。

8.2012年重慶文綜卷第37題：以唐代、近代中國、近代美洲的留學生為切入點，考查留學生這一特殊群體在國家發展和國際交往中所做出的獨特貢獻。

通過分析，不難發現：從考題數量看，2002年以來，涉及文化交流史的題目共8道，2012年就占了4道。對該內容的考查有增加的趨勢。從考題內容看，試題不斷加強了對文明交往中的重要人物、關鍵事件的理解。從命題立意看，試題突出強調了不同文明交往間的認同、融合，互贏共進的文化精神。這些提示我們在復習中外文化交流史時需要特別關注的那些人和事。

“絲綢之路”的名稱，最早是由普魯士人李希托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提出來的。從陸路到海洋、從戈壁瀚海到綠洲，途經無數城邦、商品集散地、古代社會的大帝國。來往于這條道路上的有商隊與僧侶、朝圣者與游客、學者與技藝家、奴婢和使節。這一幅幅歷史畫卷便形成了“絲綢之路”。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唐代的景教、元代的方濟各會），以及祆教、摩尼教、猶太教等其他宗教，都是經這條路線傳入中國的。中國早期的養蠶術、造紙術和印刷術和自然科學等無數內容也是經由該路傳出去的。①研究絲路史，既涉及歐洲大陸，也涉及北非和東非。如果再考慮到中國瓷器和茶葉的外銷以及鷹洋（墨西哥銀元）流入中國，那么它還可以包括美洲大陸。它在時間上已持續了近25個世紀，幾乎覆蓋了世界五大洲。②可見，“絲綢之路”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個非常重大的事件。新課程教材、教學都重點強調了新航路的開辟，但并未突出“絲綢之路”，教材只在“古代手工業的進步”中簡略提及。因此，我們在教學中必須高度關注，以下三點尤為不應忽視：

一是絲路的開通是路線兩端帝國共同推動的結果。《新全球史》記載：古帝國的建立極大地拓展了遠距離貿易的范圍。漢帝國維持著中國的秩序，使中亞大部分地區處于和平狀態。帕提亞王國在波斯取代了塞琉古王朝，把它的權威擴展到了美索不達米亞。羅馬帝國給地中海地區帶來了秩序。而在印度，貴霜帝國和其他一些小邦國也為遠距離商貿活動提供了安全和穩定，尤其是在印度北部地區。隨著古典帝國的擴張，商人和旅行者建立了廣大的商業網絡通道。③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絲綢之路的開通。

二是絲綢之路的負面影響。《新全球史》記載：同一樣，傳染性疾病也沿古典世界的商路不斷蔓延。附著于長途跋涉的旅行者，病原體有機會離開它們原初的環境，攻擊那些對這種疾病沒有遺傳免疫力和后天免疫力的人群。這種傳染病往往導致人口死亡。公元2世紀至3世紀，漢帝國和羅馬帝國都發生了大規模的傳染病。最具破壞力的疾病應該是天花和麻疹，淋巴腺鼠疫在這時可能也爆發了。而這一時期，人類沒有抵抗力、免疫力和藥物對抗這些疾病，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兩個帝國遭受了疾病的蹂躪，人口數量急劇下降。④

三是絲綢之路的興衰。兩漢至唐代，中國的對外交通以陸上絲綢之路為主。入宋以后，特別是南宋，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以海上絲綢之路為主了。明代鄭和下西洋將海上絲綢之路推向頂點，以后逐漸衰落。

為了突出以上內容，我原創了如下試題：

[原創題1]閱讀材料，回答下列各題：

材料一：古典帝國的建立極大地拓展了遠距離貿易的范圍，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地區和北非都處在一個或另一個古典社會的影響范圍之內。隨著古典帝國的擴張，商人和旅行者建立了廣大的商業網絡通道，連接了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地區和北非。歷史學家把這些商路統稱為絲綢之路，因為在這些商路上交換的最主要的商品是來自中國的高質量的絲綢。對商人和他們的商品來說，絲綢之路就是令人矚目的高速公路；而另外一些東西，也利用了絲綢之路所提供的安全、可靠地進行長途旅行的機會。商人、傳教士和其他一些旅行者，帶著他們的信仰、價值觀念和宗教信念來到遠方。同時，一些肉眼看不到的旅行者如病菌也穿過絲綢之路，在遇到新的感染人群時引發毀滅性的瘟疫。到古典時代末期，在絲綢之路上蔓延的傳染病引起了中國和地中海地區人口的急劇下降，在歐亞大陸的其他地區也同樣導致了人口下降。

——摘自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

材料二：兩漢至唐代，中國的對外交通以陸上絲綢之路為主。入宋以后，特別是南宋，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以海上絲綢之路為主了。元代又開創了對外交通的新局面，達到了所謂“古代中西交通史之極”的地步。明初，海上絲綢之路得以空前繁榮，其中最為壯觀、影響最大的，要數15世紀初的鄭和下西洋。

——摘自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三：在1400—1800年間，歐洲航海家的一系列杰出的探險之旅將他們帶到了世界上除極地以外的各個海域。航海事業是昂貴的事業。然而私人投資者與政府卻有極強的動力經營海上保險業，并且為船隊提供先進的航海技術。探險還帶來了額外的好處：歐洲的水手繪制了世界海圖，對世界地理狀況的認識也更為精確。在這些知識的基礎上，商人和水手建立起通信、交通和交流的全球網絡，并且從中大大獲益。

——摘自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

回答：（1）根據材料一并結合所學知識，分析絲綢之路形成的主要因素及影響。

（2）根據材料二并結合所學知識，概括指出絲綢之路發生變化的主要原因。

（3）根據材料二、三并結合所學知識，說明兩種文明交流方式的不同結局及原因。

參考答案：（1）因素：漢代絲織業的興盛；張騫通西域的促進；古典帝國擴張的推動；遠距離貿易的需要；商人和旅行者的利益訴求。

影響：促進了雙方經貿、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與發展；引發了疾病的擴散性蔓延，一定程度上導致社會的混亂。

（2）原因：宋元時期經濟重心南移；科技發展，造船工藝進步；政府實行積極的航海貿易政策；北方民族政權并立，戰事紛爭。

（3）結局：鄭和下西洋后，航海事業衰落，絲綢之路不再興盛；歐洲的探險之旅（或新航路開辟）后，航海事業蒸蒸日上，世界交往不斷擴大。

衰落的原因：朝貢貿易，不計經濟效益；貿易環境的惡化（如海盜、倭寇等）；政府對外政策的變化。

擴大的原因：政府的鼓勵；商業動機的驅動；航海技術的保障；航海知識的進步；航海家的探險活動頻繁。

命題解析：此題圍繞“絲綢之路”和新航路的開辟這兩條文明交往的路徑設題。旨在引導學生認識兩點：一是絲綢之路開通原因的復雜性及其消極影響；二是從文明交往的角度進一步理解新航路的開辟。回答此題，既要仔細閱讀并善于歸納材料，還要全面思考。如第（2）問既要考慮海上絲綢之路興盛的原因，也要兼顧陸上絲綢之路衰落的因素；第（3）問既要答“衰落”也要答“擴大”的原因。這些都是考生容易失分的地方。此內容還可變換角度出題，如將絲綢之路特別是鄭和下西洋所倡導的文明平等交往理念，與新航路開辟后的文明擴張思想進行比較設題。

中國文化不僅在內部各族文化的相互融和中得到發展，而且在與外部世界的接觸中，受到了中亞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歐洲文化的影響。“中國文化系統或以外來文化作補充，或以外來龍去脈文化作復壯劑，使整個機體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外域文化系統也在與中國文化的廣泛接觸中汲取營養、滋潤自身的肌體。”①梁啟超指出：“中國知識線和外國知識線相接觸，晉唐間的佛學為第一次，明末的歷算學便是第二次。”②這兩次中外文化大交匯，都對中國文化的發展起了重要推動作用。因此，我們理應在中外文化交流史復習中突出這兩個階段。

佛教文化是漢唐時期輸入中國的外來文化的主體。佛學的系統傳入，對中國哲學以至整個中國文化都起了巨大的啟迪作用。中國人對于佛教哲學并非不加改造的照搬，而是在消化佛教哲學的同時，把中國傳統哲學融入佛教，使佛學本土化。宋明時期，新儒學派又從佛學中汲取養料，傳統儒學與外來佛學相摩相蕩，產生了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的文化正宗——宋明理學，這是文化交流史上創造性轉化的一個范例。中國文化系統不僅吸收、消化了佛教哲學，而且還在創造的基礎上，又反輸出給其他文化系統。大量的佛教譯著和論著輸出到東北亞（日本、韓國）、東南亞。這一“輸入——吸收——輸出”的文化流動，顯示出中國文化系統的強勁生命力。①佛教繪畫傳人中國后，隋唐畫匠（如吳道子）迅速地從佛畫的絢麗色彩與宗教題材中汲取營養，大大提高了民族繪畫的技巧與表現力。魏晉隋唐的雕塑壁畫，也在吸收佛教文化的基礎上，取得了輝煌成就。中國著名的云岡、敦煌等石窟藝術，都有印度藝術的影響。

中外文化大交匯的第二次開端是明朝萬歷年間的耶穌會士來華。明清之際耶穌會士傳入中國的西方文化，包括歐洲的古典哲學、邏輯學、美術、音樂以及自然科學實驗等，而后者又是最主要的部分。這些西方文化深刻影響了當時的中國。歐氏幾何及其演繹推論對中國思想界來說是一種嶄新的思維方式；世界輿圖使中國人擴大了視野，獲得了新的世界概念；火器的使用、望遠鏡等儀器的介紹和應用都具有重要意義。徐光啟等科學家努力將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先進文化加以“會通”，晚明的數學家與天文學等面目為之一新。②

為了體現以上理解，我原創了如下試題：

[原創題2]閱讀材料，回答下列各題：

材料一：西漢末，佛教傳入后，最初只被當做黃老神仙方術的一種而在皇室及貴族上層中間流傳，一般老百姓很少接觸……東漢末年，佛教開始流向民間，在社會上有了進一步發展傳播。隨著西域來華僧人的增多，譯經事業日趨興盛，大、小乘佛教都于此時傳入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文化在中國得以進一步發展。外來佛教和各種思潮和典籍以空前的規模涌進內地。可是在它的傳播過程中，與中國本土宗教——道教以及傳統思想——儒學發生了激烈的對抗，在儒、釋、道之間迸發了廣涉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等各個領域的論戰和斗爭。佛教經過不斷的中國化而與中國傳統思想融合，至宋元時代已經潛移默化地滲透到了社會文化的各個領域，對中國政治、倫理、文學、藝術、哲學等方面產生持久而深刻的影響。

明代中葉，羅馬教廷配合歐洲殖民勢力向世界擴展，在葡萄牙的支持下，通過澳門，派出成批傳教士進入中國內地，出入京師宮禁，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傳布天主教。據統計，自1581年至1712年，來華耶穌會士共249人。在早期來到中國傳播西方文化的歐洲傳教士中，有開創之功者，是耶穌會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隨著歐洲傳教士的東來，西方的醫學、光學、建筑學、美術、工藝、哲學、音樂、語言學等也紛至沓來。

——摘編自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要而言之，中國知識線和外國知識線相接觸，晉唐間的佛學為第一次，明末的歷算學便是第二次。在這種新環境之下，學界空氣，當然變換，后此清朝一代學者，對于歷算學都有興味，而且最喜歡談經世致用之學，大概受利、徐諸人影響不小。

——摘自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回答：（1）根據材料一，概括漢代至宋元佛教在中國發展狀況的特點，結合所學知識簡析其在中國得以傳播的原因。

（2）根據材料一并結合所學知識，指出明代文化領域出現的突出現象并分析其原因。

（3）根據材料并結合具體史實，談談對梁啟超觀點的認識。

參考答案：（1）特點：佛教信仰由上層擴大到民間，再滲透到社會文化各個領域；由最初的宗教生活發展為中國的佛教文化。

原因：佛教教義適合古代中國社會發展需求；統治階層的提倡；知識分子的理論加工、改造；佛教內容的不斷漢化、儒化。

（2）現象：西學東漸。

原因：文藝復興促進了西方文化的發展；宗教改革促進了西方傳教事業的擴大；一批為宗教事業獻身的耶穌會士來華；中國開明士大夫的大力支持。

（3）梁啟超認為，晉唐與明末的中外文化交流促進了中國文化的發展。這是符合事實的。

晉唐之際，隨著佛教在中國進一步傳播，中國文化不斷吸收、消化了佛學。如：佛學逐漸融入中國傳統思想中，出現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態勢，最終導致宋明理學產生；石窟藝術深受佛教影響；隋唐繪畫題材多與宗教有關；隋唐樂舞也受印度藝術影響。

明末清初，傳教士帶來了西方文化，影響了中國社會。如：利瑪竇、徐光啟合譯了古希臘數學名著《幾何原本》；西方天文、地理、火器等知識使中國人開闊了視野；歐洲的水利方法也出現在徐光啟的《農政全書》中；講求實證，重視實際的學風影響了明清學者。

可見，外來文化的傳入為中國文化注入了活力，促進了中國文化的發展。

命題解析：晉唐之際佛學對中國的影響與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是教材編寫者沒有強調、教師教學并不注重的兩個重要問題。筆者以此設題，旨在引導學生認識到外來文化對中國文化的重大影響。回答第一問佛教在中國傳播的原因時，要注意考慮到當時中國社會的需求、佛教內容的發展及文化人士的作用三個角度；回答第二問“西學東漸”的原因時要考慮西方與中國兩方面的作用；回答第三問時要注意找準史實，并突出外來文化對中國的影響。此內容還可變換角度出題。如可單獨設題考查佛學對古代中國的影響，及“西學東漸”的具體概況，或者直接考查晉唐與明清兩個階段的文化特點。

中西文化的交流是通過人實現的，而傳教士則充當了其中的重要角色。明清時期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影響最大。耶穌會士來華，固然意在傳教，卻帶來了范圍遠比宗教廣泛的歐洲文化，客觀上促進了中西科學文化的交流，成為當時“兩大文明之間文化聯系的最高范例”。①他們的傳教活動產生了三大影響：一是他們中不乏飽學之士，他們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拓寬了中國人的視野，揭開了西學東漸的序幕，啟發了中國文化開始步入近代化的歷程；二是他們為了傳教，必須研究中國固有文化，改穿儒服，學習漢語滿文、讀經賦詩，成為第一批西方漢學家；三是他們將來華見聞和中國古籍介紹給西方，向西方傳播中國現行制度、社會狀況、禮儀風俗等，起了溝通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梁作用。②

在來到中國傳播西方文化的歐洲傳教士中，有開創之功的是利瑪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界掀起了“耶穌會士研究熱”，利瑪竇研究首當其沖。1979年11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呂同六的《溝通中西文化的先驅者——利瑪竇》一文。該文認為：利瑪竇“為我國和西方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寶貴的貢獻。因此，在意大利有人稱他為‘溝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粗略統計，從2001年至2010年7月，大陸地區出版的有關利瑪竇的專著（含編、譯著）有30余種；發表的論文達350余篇。世紀之交，美國《生活》雜志評選出千年來對中國歷史進程及中外關系產生過重大影響的外國人有4個，利瑪竇名列其中（另外3位是馬克思、列寧、馬可波羅）。③

對于近代傳教士的評價，要客觀公正，不能受政治因素的影響而抹殺其對中國近代化的作用。為了突出以上內容，我原創了如下試題：

[原創題3]閱讀材料，回答下列各題：

材料一：最初，利瑪竇以為和尚是中國人所崇拜的，所以他削發為僧，披袈裟。結果和尚裝束不但不受人尊重，反而招來了麻煩。他及時吸取教訓，改成儒者裝扮，頭戴方巾，身穿儒服，自稱道人，行秀才禮。他摸準了中國高級官僚的脾氣，因此，每到一地，故意贈送或展覽陳列當時中國沒有或者比中國質量更好的西洋物品，打動那些貪財官吏及皇帝的心，從而在中國統治階級內部找到保護人，站穩腳跟。當時中國一些較有遠見的知識分子，為了富國強兵，渴望學到先進的科學技術。在交往過程中，這些知識分子成了利瑪竇的好友、學生或信徒，成了利瑪竇在中國傳教的柱石。經過多年努力，利瑪竇不僅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而且能用中文撰寫文章和著作。萬歷三十四年（1606），利瑪竇在北京與徐光啟合譯《幾何原本》前六卷，這是利瑪竇首次把古希臘數學名著歐幾里得《幾何原本》較系統地介紹到中國來。利瑪竇在中國居住了二十八年，寫了十六種譯著，其中流傳最廣、史料價值最大的是《中國札記》，后被譯成多種文字。

——摘編自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

材料二：傳教士譯介中國情況的作品大致可分為四大類：中文語法、會話和字典；中國儒家典籍譯介；有關中國歷史和現狀的著述，包括會務報告、信件和日記等；中國文學藝術的譯介。根據英文《中國叢報》（美國傳教士創辦）1849年的書目，在19世紀40年代以前傳教士向西方譯介的出版物達400余種。英國傳教士傅蘭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譯館工作的30余年間曾譯介了139部科技書籍和工具書。當時與傅蘭雅先后合作翻譯和編輯的中國學者有徐壽、徐建寅（徐壽之子）、華衡芳、李善蘭、王德均等20多人。在舊中國十幾所著名的教會大學里，中國教師的比重遠遠超過外籍教師。例如美國傳教士司徒雷登經辦的燕京大學，曾重金禮聘一批中國籍教授到該校執教，昊雷川、劉廷芳、陳垣、顧領剛、馮友蘭、梁士純等學者都曾在燕京大學教過書。教會醫院的大部分醫療和護理工作是由中國籍醫務人員擔任的。其中貢獻較大的有黃寬、石美玉（女）、顏福慶和張孝賽等著名醫生。

——摘自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材料三：康有為在1898年曾對一個記者說過，他轉而主張變法，主要歸功于李提摩太（英國傳教士，1870年來到中國傳教）和林樂知（美國傳教士，1860年來到中國）的著作。戊戌后，康有為也是靠了傳教士的幫助才逃脫清政府的追捕。……但西方列強卻把洋教當成他們“借以張國威”“借以廣土地”“為商業之先”的工具，再加上洋教畢竟與中國傳統的思想文化存在著明顯的扦格（隔閡），之后不到一年，中國北方就爆發了一場針對洋教的反侵略斗爭。

——摘自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

回答：（1）根據材料一，概括指出利瑪竇在中國傳教成功的原因。

（2）根據材料，簡要評述傳教士在近代中國的活動。

參考答案：（1）原因：了解、遵從中國的風俗民情；拉攏和投靠上層統治者；籠絡知識分子階層；熟悉中國語言文字，掌握交往工具。

（2）傳播基督教文化；譯介中國作品；介紹西方科技；創辦報刊、教會學校、醫療機構；聲援民主運動；進行思想文化侵略。

擴大了基督教對中國的影響；有利于中國學習西方，推動了中國近代化進程；向西方傳播了中國文化，促進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成為列強侵華的工具，引起中國人民的反抗。

篇7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中日之間文化交流源遠流長，其交流特性是我們所無法忽視的問題。在日本的江戶時期，日本社會把中國的漢學看作是其本國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到了近代，日本的文學改良運動對中國文學革命的發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從我國新時期中日文化交流現狀來看，電視劇交流和文學交流是我國與日本之間進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對現代中國文化在日本的傳播問題的探究，可以為我國文化的海外交流提供一定的幫助。

一、現代中國文學與日本影響關系的綜述分析

基于信息化時代的發展，文學作品作為大眾傳播傳播中的重要載體，現代中國文學已步入了“世界文學”格局的發展中，現代中國文化傳播已成為世界文化傳播的主流形式。在大眾傳播中，中外文化之間的影響關系發生了重要改變，成為眾多學者研究與關注的重點。有學者認為，就中日文化傳播而言，其文學與文化的關系在近代之前，日本以受中國影響為主導；在近代以后（以為分解線），中國文化與日本文化在流向上發生了一定的改變，在此背景下，中國現代文學的肇始以及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國外文化的影響，包括近代日本文化（陳渝，1995）。與此同時，一些學者直接就中國現代文化受日本的影響以及中國現代文化與日本現代文化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探索，如《論近代日本戲劇對我國早期話劇創作的影響》（黃愛華，2004）、《日本影響下的創造社文學之路》（童曉薇，2011）等；《日本體驗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李怡，2009）、《越界與想象――20世紀中國、&日本文學比較研究論集》（王中忱，2003）等。

但是，影響是雙向的，中國現代文學并不是處于被動接受地位，在發展中經過不斷創新、改造以及基于地域文化的不斷發展，形成了獨居個性與魅力的現代中國文學，并在世界文學中占有不可忽視的地位，其文學與文化對日本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但是，對于這一領域的研究卻少之又少，筆者在探索中國現代文學對日本影響的研究文獻時，只有在部分單篇幅的文章中略有涉及。如在《試論魯迅文學的世界影響》中論述了中國魯迅文學思想對日本經濟飛速發展的影響（吳作橋，1991）；在《“始自于絕望的希望”"：《竹內好的悖論》深刻論述了魯迅文學對日本竹內好的影響（孫歌，2005）。近年恚隨著研究深入發展，人們認知到了中國現代文學對日本影響研究的重要性。但是，總體而言，多集中與探索“魯迅文學及思想”對日本的影響，其探索范圍與領域相對較小。全面綜合性以及其他角度的分析與探索有待進一步研究，已成為現代學者研究的重要課題，而本文以大眾傳媒的影響為中心對“現代中國文化在日本的傳播”進行了探索，為中國現代文學對日本的影響提供了一定的理論參考。

二、現代中國文學在日本的傳播

（一）中國現代文學在日本的傳播歷程

從中國近現代史的發展歷程來看，中國現代文學在日本的傳播過程可以被看作是日本對中國文學作品進行譯介和研究的過程。在對這一問題進行探究以后，我們可以發現，日本對中國文學作品的譯介和研究過程主要分為三個階段，其中，第一個階段為以前這一歷史時期，在這節段，日本學界主要對魯迅、郭沫若兩位作家的文學作品較為關注。從大眾傳媒的所帶來的影響來看，《新青年》這一雜志在中國現代文學在日本的傳播歷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從新青年第二個階段是以后至二戰結束這一歷史時期，這一時期雖然中日兩國處于戰爭狀態之中，但是日本學術界依然把中國作家魯迅的文學作品看作是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在《魯迅全集》傳入日本以后，日本學界形成了用具有本國特色的魯學研究體系。1936年由日本學者竹內好、岡崎俊夫等人創辦的《中國文學月報》和《中國文學》兩大刊物成為了日本學者研究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的主要載體。在這兩大刊物創辦以后，中國作家矛盾、吳組湘、丁玲和林語堂等人的作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傳播。中國現代文學作品在日本的第三個傳播階段是二戰以后至今這一歷史時期。在20世紀60年代的反對美日安保條約運動以后，現代中國文學研究這一新型學科在日本的歷史地位得到了確立。20世紀80年代以來，很多沒有被日本翻譯過的中國文學作品也開始得到了譯介。中國作家魯迅的《故鄉》《藤野先生》等作品甚至被編入了日本中學的國語教科書之中，可以說，中國現代文學作品在日本的經典化知識化渠道的構建，可以讓日本的青年學生對中國的現代文學作品產生一定的認識，這就為中國現代文化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是，中日歷史文化的共同研究，不能回避日本在歷次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也就是說，日本正確面對的歷史是中日歷史文化的共同研究的前提條件。

（二）現代中國文學在日本譯介和研究的主要特征

在對現代中國文學作品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日本學者經常會將中國文學作品中所涉及到的問題與日本本國的社會現實相互聯系，進而在契合時代主題的基礎上，對自身所存在的問題進行反躬自省。以日本學者竹內好1948年發表的《中國的近代與日本的近代》一文為例，作者在對作家魯迅的作品進行探究的過程中主要以魯迅所采用的文學啟蒙手段為主要切入點，對日本在明治維新以來缺乏獨立思考精神的問題進行了批判。同時，當中國“人民文學”在日本得到傳播后，引起了眾多日本學者的關注，如中野好夫、小野忍、駒田信二、飯冢郎、高倉穰以及吉川幸次郎等等。“人民文學”文化思想成為了日本學者對戰后日本社會改造的重要思想精神寄托。由此可見，近代中國文學作品的傳播，不僅是文學上的交流，更是思想上的溝通。而這一點在中島健藏“就是為了不陷于對政治絕望的不幸深淵里去，我們也需要中國現代文學”中得到有力證實（王小平，2008）。此外，受到中國漢學傳統的影響，日本學者對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的研究主要以資料考據見長。《論集》《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和《二十世紀中國作家筆名錄》是日本學者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代表性作品。

三、現代中國影視文化在日本的傳播

（一）中國電視劇在日本的發展傳播歷程

電視劇是一個很國家社會意識形態的主要表新形勢，從我國文化a業發展現狀來看，大眾傳媒在這一產業的發展歷程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從大眾傳媒這一角度來看，中國現代電視劇在日本的傳播，也是我國現代文化在日本傳播的一種表現。在1972年中日建交以后，中日合拍電視劇的措施成為了促進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大重要措施，電視劇的拍攝工作甚至還受到了兩國政府部門的關注。1985年中日兩國合拍的《黃河》（日本稱《大黃河》）在日本的播放可以被看作是中國影視文化在日本傳播的一種表現。1989年老版西游記在日本全國電視網播出以后，日本也翻拍過類似題材的作品。在1991年以后，中國創作的一些歷史題材電視劇（如老版《三國演義》老版《水滸傳》），一些與中國傳統文化題材有關的現代電視劇開始在日本得到廣泛傳播，并得到日本人們的喜愛與熱議。就《三國演義》影視作品而言，無論是老版的《三國演義》，還是新版《三國演義》，其所具有的英雄情結、經典歷史場面以及故事內容，在一定程度上觸動了日本群眾的審美特性與思想價值鏈接。彰顯了現代中國文化在日本的有效傳播，是時代背景下人們對文化藝術的共同追求。進入21世紀以后，《流星花園》（臺版）和《宮》《陸貞傳奇》《蘭陵王》等影視作品也開始銷往日本文化市場。

（二）中國電視劇在日本傳播的相關措施

從我國電視劇在日本文化市場的傳播情況來看，缺乏振幅扶持，是電視劇傳播過程中所存在的一個主要問題，對此，我國有關部門需要從國家文化戰略高度層面入手，對中國電視劇在海外市場的引導工作和推廣工作進行不斷的完善。從大眾傳媒在文化交流中的影響來看，影視作品的傳播是促進兩國民間交流的重要手段，對此，我們也可以對韓國、日本的先進經驗進行吸收。從日本的電視劇播放模式來看，周播是日本電視劇的主要播出方式，為了適應日本觀眾的收視習慣，我們還需要對在日本傳播的電視劇進行適當的精簡。

（三）中日歷史文化的共同研究

在現代中國文化在日本的研究過程中，中醫歷史共同研究的問題已經開始得到了日本新聞媒體的關注。從讀賣新聞對這一問題的關注情況來看，《朝日新聞》認為這一過程需要耐心和努力，但是在《讀賣新聞》中，相關媒體對中國的做法有所指責，這些因素的存在與中日兩國之間的歷史文化淵源之前存在著一定的關系，但是隨著中胛幕的不斷發展，兩國在歷史文化領域的共同研究工作的開展，可以讓中國文化更好地在日本得到傳播。

四、結語

現代中國文化涵蓋了文學藝術等多個領域，中國現代文化在日本的傳播，對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加強文化軟實力的塑造，是我國當前所要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

參考文獻：

[1]周慧蕓.跨文化傳播下的中國電視劇在日本傳播歷程與啟示[J].東南傳播，2015，（01）.

篇8

讓時光回溯到1958年,梁學濂先生中學畢業后開始投身會計行業,他先在本地一家會計師事務所做較短的一段時間后,輾轉進入了國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畢馬威(KPMG)工作。

一次,梁學濂先生參與一個比較復雜的項目,同一名外國會計師一起合作,在梁學濂先生漂亮地完成了工作之后,這名外國會計師對于以梁學濂先生的職位,竟然擁有如此高水平的專業素質,感到驚訝又敬佩,遂向其老板推薦他升職。梁學濂先生始終保持著認真和高標準的專業態度,深受老板賞識,會計事務所的另一位老板甚至特意在備忘錄上寫著有難度的案子要交給梁學濂先生做,還讓他在畢馬威短期內連升兩級。這對梁學濂先生來說,無疑是莫大的鼓舞和肯定。

梁學濂先生一邊工作的同時,還一邊進修。上世紀60年代,考會計師只有兩個途徑。一個是考“CA”,即英國的會計師。必須到英國會計事務所工作,一邊工作一邊考試;另一個是在香港考“ASA”,即澳大利亞的會計師或英國的會計師“ACCA”。梁學濂先生選擇了“ASA”,是因為澳大利亞函授課程較能引起學習興趣。憑著刻苦的學習,他拿到了澳大利亞認證的會計師資格。

1968年,梁學濂先生決定離開畢馬威,創辦梁學濂會計師事務所。當時有人找他合作,提議自己提供客戶,只要他負責簽名就行,卻被他拒絕了。因為梁學濂先生堅持的是保證真實的信譽,從一點一滴做起。在創業的初期,他在業界近十年積攢下來的良好人脈發揮了積極作用,以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不急于求成的心態,一步步穩扎穩打發展著。

在發展的過程中,梁學濂先生和他的會計師事務所不斷面對著各種挑戰和機會,本著忠于專業道德,力求為客戶解決問題的原則,梁學濂會計師事務所才能慢慢由當初的小企業發展成現在的中型企業。

梁學濂先生說,多年的會計生涯中有一件事印象最深刻:當時一家客戶準備上市,要求梁學濂會計師事務所來做,有人質疑,上市工作從來都是國際會計師行承辦的,但客戶卻對梁學濂先生表示了充分的信心。面對客戶的信任,梁學濂率領自己的會計團隊完成了工作,客戶的股票以一百六十余倍超額認購打破了保薦人最初的疑慮。但梁學濂先生并未將所有的功勞攬到自己身上。他謙遜地說:“客戶的支持非常重要。”但若沒有他一貫勤懇嚴謹的工作態度和品質、個人魅力的積攢和踏實的努力做基礎,這樣的機會是難以尋得的。

早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梁學濂先生已立志為國家開放盡一份國民的努力。

他利用會計專業知識加上香港的自由經濟行之有效的經驗作為基礎,從下列的方向,以他及會計師事務所的有限資源,并得到從印度尼西亞回國的愛國華僑潘杏元女士協助,使他的理念得以實現。

(1)強調稅務的收入對國民福利及服務的功能。在1989年開始為海南省(當時還未建省)稅務局分三班在港舉辦稅務研討班,包括與香港稅務局長及高級評稅主任等坐談,了解港稅局的有效運作和掌握香港政府主要收入來源之一,以致資源如何分配到社會服務,如醫療、教育等。

(2)政府審計如何保持其獨立性以維持對各政府部門支出的監察及其效益,這方面梁學濂先生亦向香港審計署取得了支持參與,與海南省審計a干部座談。

(3)中國開放及吸引外資的效果有賴投資環境的優劣包括有關干部的管理質素。在這方面,梁學濂先生舉辦工商管理干部研討班,安排有關干部參觀考察香港有關部門如商業登記處、公司注冊處、土地證記處等的運作,從而簡化了外商投資的審批。

(4)如何使初起步的“民間審計”和較先進的國外會計接軌,在這方面梁學濂先生積極參與國際聯網,主持國際性和區域性的會議,并邀請中國會計師以觀察員身份列席此等會議。值此機會,使國內會計師加強對外溝通了解和交流。例如,以香港成員所的地位替國際會計師聯網主持了一次國際會議和一次亞太區會議,并在內地西安舉行了一次國際會議。當時恰好中國北方十省的注冊會計師協會的正副注冊會計師協會會長在西安開會研究民間審計的架構和注冊等問題。梁學濂先生也沒有錯過此機會,通過安排一課,使中外會計師共同參與和交流。雖有語言上的障礙,但亦達到了預期的效果。

上述的培訓班以海南省為開端,繼而涵蓋的地區包括北京、上海、新疆、甘肅、河南、四川、黑龍江、福建、安徽等20多個省、市、自治區。

現在梁學濂會計師事務所已經在深圳、上海都設了辦事處。事務所接待的很多大客戶都是一些在英國、美國、德國及香港上市的公司,以及地產發展商、國際化建筑公司,具有香港主板、創業板上市及新加坡上市、美國上市等執業業績,是香港華人知名會計師事務所之一。

2007年8月14日,以香港作為橋梁,響應中國財政部建議,把中國會計師事務所做大做強,以配合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和加大向國外投資的發展方向服務。梁學濂會計師事務所與大信會計師事務所簽訂合并協議,更名為“大信梁學濂(香港)會計師事務所”。大信會計師事務所創建于1985年,是中國大陸成立最早的民辦會計師事務所之一,也是中國目前實力較強、服務功能較齊全的一家大型會計中介機構。

梁學濂先生說:“作為一間中型的會計、財務顧問公司,而能提供跨國性財務顧問工作,使我們引以為榮。在大陸的參與,使我們累積了寶貴的經驗和人際關系。”對公司的未來發展,梁學濂先生表示前景廣闊美好。

專業誠信 服務至上

中國儒家提倡教化,而法家則相反,大力鼓吹刑律,但耐人尋味的是,法家如韓非子,也十分講究誠信。根在內地的梁學濂先生深深懂得誠信的道理,“人無信則不立”,這不僅是商海的規則,也是做人的根本。緣于這一點,使梁學濂先生在商海中牢牢扎根,不斷前進。

大信梁學濂(香港)會計師事務所能穩健地走過四十個春秋的不凡歷程,取勝于梁學濂先生的嚴謹誠信品質和專業優秀的服務團隊。

在梁學濂先生眼里,做一名會計師有三個最重要的條件:第一,會計的標準,即對專業技能的要求;第二,嚴謹自律的性格,尤其是品質方面的自律;第三,做人的原則、道德的要求。三條之中除了專業技能外,兩條都是對品質的要求。即使在市場人才極其短缺的情況下,大信梁學濂(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招聘員工都是將人品擺在第一位,會計師的專業技能和工作經驗排第二。

梁學濂先生介紹:“會計師的嚴謹和誠信,因其行業地位的特殊性,不但關乎個人的品質信譽,更關乎所服務客戶的大眾利益。和企業合作,會計師所簽的報告是銀行和其它債權人做事和決定的依據。而每項投資在進行之前,也需要有會計師來進行財務方面的核數測評和報告,投資者和企業之間的橋梁之一就是會計師的報告,包括董事局的報告等。這個報告將直接影響到投資者的投資決定。”

會計行業正面對新興科技和新產品市場的挑戰,因此專業服務必須以相當的專業知識配合,不斷自我增值、吸收廣泛的知識,使服務達致專業水平。大信梁學濂(香港)會計師事務所在專業和服務兩方面也做得極具特色、優秀。梁學濂先生說:“得到客戶的認同,是我們最大的回報。”

在誠信為本的基礎上,對于香港會計行業的未來發展方向,梁學濂先生對國家的政策和未來前景充滿信心。他認為,香港會計的發展一定要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現在中國已經有相應政策及方針,希望會計師行業能夠做大做強。現在國內的經濟局勢也已經和以前不同,以前中國都是吸引資金進口,經濟發展越來越強大,中國的企業也不斷對外投資,現在變成資金凈出口,中國的會計師行業跟隨發展趨勢配合經濟發展,也要走向世界。而香港的會計行業因地理環境和歷史淵源、國際經驗較多,對走向世界這方面無疑是具備一定優勢的。與國內會計師互相配合,更能響應國家對會計行業“做大、做強、做出去”的號召。

秉承傳統鍾情文化

古人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作為中國人,雖然學的是會計,但梁學濂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卻無比熱愛。他特別推崇近代的黃遵憲,為黃遵憲“樹碑立傳”,是他的堅決意志。

黃遵憲(1848―1905年)字公度,別號人境廬主人,廣東嘉應州(今梅州)人,是近代中國卓越的外交家、政治家、文學家、愛國詩人和民俗學家。曾任清政府日本、英國、美國、新加坡等國外交官,被學術界譽為“近代第一個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國人”。

2001年8月,在北京召開“黃遵憲與中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國際學術討論會”,當時日本、韓國、美國、加拿大等國的十幾位專家學者和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南開大學、嘉應大學、云南大學的教授出席。著名漢學家饒宗頤、錢仲聯為討論會題詞,祝賀首屆國際“黃學”(把黃遵憲研究作為一門專門學問)討論會召開。作為香港受邀嘉賓之一,梁學濂先生出席了本次會議。

早在本次討論會之前,梁學濂先生就通過與香港學者、“黃學”專家怡然先生的交往,加深了對“黃學”研究活動的認識。2001年第4期《梅州僑鄉月報》刊載他本人寫的文章:《愿海內外有識之士共同振興“黃學”――傳達總理對黃遵憲的高度評價》。文中說“十余年前,先生剛擔任上海市長,在一次接見香港客人的會談中,手中拿著黃遵憲先生的銅像圖片,傾心贊嘆這位歷史人物的不朽功業,肯定他是值得后人尊敬和懷念的變法改革先行者。”

梁學濂先生祖籍廣東南海,這里曾經出過近代名人康有為。而黃遵憲和康有為、梁啟超交往很多。梁學濂先生對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十分景仰,自中學時,他就讀過黃遵憲的詩,對這位梅州客家人十分敬佩。他認為,黃遵憲為“清一代最有風度,最有教養的外交家”。加強對黃遵憲的研究,對于研究中國近代政治、外交、思想、文學史都有重大的學術價值,對于加深中日兩國人民的相互理解,推動中外文化交流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由于梁學濂先生對黃遵憲的推崇,學術討論會召開之前,當時的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教授王曉秋先生南下香港,親自邀請他參加首屆“黃學”討論會。

就在此次討論會上,梁學濂先生倡議:為振興“黃學”,促進中外文化交流,聯絡海內外有識之士,

梁學濂先生的倡議,得到了海內外華人華僑的極大關注。此后不久,黃桂清女士就在廣州正式發出倡議書,號召海內外熱心人士為振興“黃學”而努力。

篇9

教育史：主要研究方向中國教育現代化史，近代中外教育文化交流史，中國近代教育史，中外教育交流史，外國近現代教育史，德育理論與實踐等。

教育史就業方向：畢業生主要去中、高等師范院校、教育機關、教育科研院所從事基礎教育工作，各級教育出版社任編輯工作，從事教育管理工作和企事業單位人事管理、文字等工作。

檔案專業教育：是為了培養從事檔案工作的人才而進行的檔案學理論、專業技能和有關學科知識的傳授活動，它是國家教育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又是國家檔案事業的組成部分之一。

（來源：文章屋網 ）

篇10

城鎮在文化交流中發揮的作用是不斷變化的，它不僅因城鎮的大小和功能的不同而不同，而且還隨時間的遷移而變化。在創造文化交流的有利條件方面，某些城鎮遠較其它城鎮成功。然而，特定城市有利于文化交流的條件卻不能一直存在下去。在歐洲，很少有城鎮會一如既往地保持同等地重要性。在1400-1700年的三個世紀中，主要城鎮的特性隨著國際貿易路線、商業組織和政治組織等發生的重要變化而變化。15世紀的布魯日、日內瓦和威尼斯，16世紀西班牙城市塞維利亞和安特衛普，17世紀的倫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等的起落沉浮，便是很好的說明。即使每個城市都曾有過黃金時期，但在兩、三代人的時間內，它便會因新中心的出現而黯然失色。例如，安特衛普在15世紀末取代了布魯日作為低地國家主要商業中心的地位，但隨著斯海爾德河在1585年開始受到封鎖，它也喪失了這一地位。(2)

城鎮的經濟職能有利于為其在某一段時間內作為文化交流中心而繁榮創造有利的環境，因為貿易是促使人員、貨物和觀念流動的重要原動力之一。但是，如果因此而認為特定的城市職能必然促進文化交流，并且這些交流僅限于有限的重要的城市中心，或者認為這些文化交流一旦發生，它們的文化影響力就會完全保留在城鎮之內，那么這種看法便是愚蠢的。相反，盡管在歐洲的個別地區，某些重要的城鎮中心確實較其它一些中心發揮了更為重要的作用，而且它們中的許多成為個案研究的基礎，但是，文化交流的過程卻發生在更為廣闊的環境中。(3)

城鎮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與其它城鎮和地區一起，形成了一個網絡，從而為文化交流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環境。每一個城鎮中心文化交流的個別環境都得益于將它是更廣闊的網絡中的組成部分這樣一個事實。各種城鎮和都市都屬于許多不同類別的網絡的節點。歐洲范圍的城市網絡包括：水上國際貿易網絡；路上國際貿易網絡；行政中心間的主要交通路線；宗教中心間的主要交通路線；教育中心間的路線。很明顯，其中的許多城鎮是重疊的，特別是在城市集多種功能于一身時，如當城市集貿易這一主要職能與行政、教育和宗教中心等于一身時，情況更是如此。巴黎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從16世紀初起，它既是法國的首都和皇室宮廷所在地，也是水路和陸上貿易的重要場所，同時還是宗教和文化中心。巴黎圣母院是朝圣者的目的地。索邦神學院則吸引著歐各地的學者。外部的文化刺激和多功能性結合在一起，讓巴黎人充滿了新鮮事物，也就不足為怪了。(4)

作為全歐城鎮網絡節點的城鎮對次一級的城鎮網絡來說同樣是關鍵，小一些的城鎮作為供應者和消費者而這些節點密切相連，因而在一個地區、甚至在一個國家發揮補充作用。雖然這些地位較低一些的城鎮能在多大程度上被確認為文化交流的場所是可以探討的，但它們確實在傳播文化新事物和文化調試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報紙及歐陸文學小冊子的譯本沿著主要的貿易通道——沿途散布著喜歡讀書刊報的人們得以碰面并發揮著教育功能的客棧——從倫敦向更小一些的中心的發行便是左證。(5)

二、城鎮傳播文化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