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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天人合一。他們認為天與人之間應該形成和諧、統一的關系,唯有這樣,才能達到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理想的境界。儒家文化中的“天”就是自然,可以進一步理解為自然規律。儒家的“天人合一”就是把人與自然放在一個平衡的有機系統中進行思考,儒家認為人與自然是相互影響、相互聯系的,天與人和諧共鳴才會產生“天人合一”的和諧狀態。“天人合一”一方面強調人的道德,一方面強調自然界的內在規律,更重要的是強調人與天與地與大自然的萬類萬物的和諧。故而儒家認為人類必須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既不能在自然面前無所作為,聽天由命,做自然的奴仆,消極被動的聽任大自然的擺布;也不能蔑視自然,把自己當作自然的主宰者與征服者,肆意蹂躪自然;而是要協調好二者之間的關系,和諧相處,協調發展,共容共存,并為了人與自然的和諧而適應自然、改善自然,以達到更高一層的和諧。
“天人合一”思想最早出現在儒家的經典著作《易經》中,《易經》認為人的行為只有符合天道運行的規律,才能趨吉避兇。書中強調了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表達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雙向影響,對后世起到了振聾發聵的巨大作用。
孔子把“知命畏天”看作是君子才具備的美德,“唯天唯大,唯堯則之”。他認為,四時運行和萬物生長都有自身的規律,人不能違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的自然規律。而應該適應它,改造它,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孟子也認為,對待萬物應采取友善愛護的態度,天地萬物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如果隨意破壞浪費這些資源,就會危害人類自身。因此,孟子主張“君子之于物也,愛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把“仁民”與“愛物”聯系在一起。認為保護環境,保護自然,就是保護人類自身。
當儒學發展到戰國荀子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思想已構成較完整的理論系統。荀子提出了“制天命”思想。他認為對自然界不能盲目崇拜而無所作為,如果充分發揮人的能動性,利用天時、地利、人和等條件,就可以創造財富。這種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思想,在當時,極大的促進了自然科學的發展。
二、以人為本理念
儒家文化一直都體現出對人的尊重,強調人的作用,突出人的主體地位,實際上也就是主張以人為本,并想以此為理念構建一種和諧的人際關系,建立一種和諧的美好社會。
所謂“以人為本”就是認識到人民、民眾在國家中的重要地位,認識到如果統治者背離了民心,得不到民眾的擁護,國家政權就不能鞏固,甚至會被人民群眾用武力。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發展歷史上,民心的向背不僅關系到國家的安危,也制約著社會的全局,因此儒家的民本文化也應運而生。關于以民為本,古代一些重要典籍早有記載,例如《晏子春秋?內問下》中講到“以人為本”,在《管子?霸業》中講到“以人為本”,在偽古文尚書《五子之歌》中也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論述。這些概念、范疇一直被儒家沿用下來,并且不斷得到豐富和發展,形成了系統的思想。民本文化的中心思想就是講國家的治理應以民為本,為政者應勤政為民。
國家治理以人為本,主要是指應關注為民用權、為民謀利、理順民心三個問題。為民用權是以人為本理念的基本出發點,國家治理的首要問題就是為民而行使權力,使權力的運作成為民意的體現;為民謀利是以人為本理念的根本宗旨,國家治理的根本宗旨就是為民謀利、為民造福;理順民心是以人為本理念的理想目標,國家治理的理想目標是順乎民心,贏得民心,民心的向背關系社會的穩定、國家的安危,要把理順民心作為治理國家的不懈的追求。
為政者要勤政為民,主要是指當權者要仁愛民眾、順應民心,贏得民心。儒家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基本認識。他們反對統治者專橫暴虐,力戒為政者窮奢極欲,反復強調為政者必須尊民、重民、敬民、親民、愛民。在中國封建社會,講勤政為民,指的就是君、臣對民的態度,民為國之根基,民心的向背關系到封建統治權力的穩固,從維護封建統治的長治久安出發,歷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都主張勤政為民,愛民若子,并把協調和處理對民的關系、實現民心的穩定作為社會穩定的核心。
三、大同社會理念
大同社會是儒家和諧社會的終極愿望,它可用《禮記?禮運》篇中“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和“社會公正”來概括。主要內容包括天下為公的社會制度、選賢與能的具體措施、人得其所的社會保障和各盡其力的勞動態度。
人既是文化的存在又是歷史的存在。一旦人的生命進入歷史文化空間,人的類本質——人的歷史文化生命也就開始了。生命在歷史活動中選擇、承繼并創造著文化,一種特定的文化在歷史中延續、演進形成文化傳統,一種特定的文化傳統(或精神)的承傳系統構成道統。對主體生命而言,傳統與道統分別指向生命對歷史文化的態度和生命在歷史文化中的地位,它們共同體現著人類文化生命的歷史意識。在儒家那里,人的文化生命是連接傳統和道統的生命鈕結。
“生命是一條流,有過去、有現在、有未來,過去、現在、未來是一條連續的流。”[1]在生命這條連續的流中,早期儒家更為強調它的歷史根源性,他們深信自己的文化生命是承接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一代一代傳下來的,文化生命的存在又表現為一種歷史文化生命的存在形態。
孔子自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學而》),并以周禮文化的繼承者自居。《中庸》也說:“仲尼祖述堯舜,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在孔子的文化生命里洋溢著一股濃郁的歷史文化精神。孔子怡然自得地生活在傳統文化中,他“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論語·衛靈公》),一切視聽言動完全依據周禮而行動,對傳統的詩書禮樂文化一往情深。在道統的承接上,孔子雖然沒有明確提出道統觀念和傳道譜系,但他對堯舜禹文王周公贊不絕口:
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為堯則之。(《論語·泰伯》)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同上)
禹,吾無間然矣!(同上)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同上)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論語·子罕》)
在這些溢美之詞的背后,孔子隱隱約約地勾勒出了一個由堯—舜—禹—文王—周公—孔子的道統譜系圖,孔子的生命恰好體現了這種歷史文化生命的連續性。牟宗三先生也認為,堯舜禹三代一系相承的道統,到孔子時有了進一步創造性的突進。而其開辟突進的關鍵,是在于道的本質內容的自覺,通過此自覺開辟了一個精神的領域,這就是孔子所立的仁教。以孔子的仁教與堯舜禹三代的政規業績合起來看,便是所謂“內圣外王之道”。所以,內圣外王之道的成立,正表示孔子對“道之本統”的開發與重建。[2]一方面,正是自覺地承接上了傳統與道統,承接上了中華文化的歷史命脈,孔子的文化生命才顯得光彩奪目;另一方面,孔子開創的“仁學”又重新打開了中華文化的新局面,啟迪著一代又一代后繼者的文化慧命。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孟子·滕文公上》)很顯然,孟子是把堯舜作為支持他性善論的歷史人格原形,堯舜的道德生命和道德傳統構成了其性善論的歷史依據:
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游,其所以異于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盡心上》)
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孟子·盡心下》)
在這里,孟子把圣賢的道德傳統作為人的道德生命的歷史證明,賦予天賦即善的道德生命以深厚的歷史意識。不惟如此,在文化生命上,孟子要求“閑先王之道”,以“正人心,息邪說,距诐行,放辭”(《孟子·滕文公下》)作為自我期許,這種以圣賢傳統為主軸的歷史意識也是他的文化生命的有力支撐。孟子大聲疾呼:“《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孟子·離婁上》)孟子以捍衛和承繼“先王之道”為己任,自覺不自覺地勾畫出一個自堯舜禹湯文王孔子的文化發展脈絡圖:
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余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余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歲。若大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至于今,百有余歲。……(《孟子·盡心下》)
孟子沿著一條歷史文化基線以五百年為一個周期從堯數至孔子,異常清晰地勾勒出一幅儒家歷史文化的承傳譜系,這也是儒家道統論的開端。孟子把自己放在道統的時代承接點上,他豪邁地宣稱:“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公孫丑下》)自覺地把自己的文化生命與歷史文化對接,表現出較為強烈的歷史意識的自覺。
荀子雖然主張“法后王”,但他對“先王之道”同樣也是稱頌不已:
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荀子·樂論》)
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于天下,動無不當也。(《荀子·君道》)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荀子·儒效》)
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奸言。(《荀子·非相》)
荀子不僅稱頌“先王之道”,甚至還極力主張復古。他說:
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夫是謂之復古,是王者之制也。(《荀子·王制》)
這種“復古”,實質上就是恢復古者先王之道,恢復先王之政。在這種“復古”的外衣下,荀子實現了其生命與文化傳統的對接。就是荀子的“法后王”,學者們也有不同的認知。司馬遷、楊倞認為“后王”即是“當今之王”、“當時之王”、“近時之王”[3],馮友蘭、郭沫若等則認為“后王”即周文王、周武王。[4]廖名春則綜合了諸家之說,認為,主觀上的法古,客觀上的重今,這是荀子“法后王”說所具有的雙重意義[5],這一說法較為可信。無論是“法先王”還是“法后王”,荀子的尊古意識是不變的,在他的文化生命中始終貫徹著一種歷史文化精神。這一點在荀子的“道統”承接中也表現得相當突出。盡管后儒總是有意無意地把荀子排斥在儒家道統之外,但荀子自己認為其學說承繼了上至舜禹下至孔子的儒家文化精神。他主張今世仁人,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圣王之跡著矣”。(《荀子·非十二子》)轉貼于
儒家深厚的歷史文化意識體現在自身生命里就表現為文化生命與歷史文化的高度統一。《中庸》的“道不遠人”,“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表達的正是人類歷史文化與自身生命的內在一致性。孔孟都把文化生命的發展歸宿視為“道”,孔子說“君子學以致其道”(《論語·子張》),孟子也說:“君子深造之以道。”(《孟子·離婁下》)到了荀子那里,道與生命結合得更加緊密,荀子認為:
圣人者,道之極也。(《荀子·禮論》)
圣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道)歸是矣。(《荀子·儒效》)
圣人是道的極至,圣人是道的總匯,天下之道,百王之道都集中在圣人這里,詩書禮樂文化全都在這里,圣人就是道的化身。正是在此意義上,荀子進一步指出:“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古今一也”(《荀子·非相》),圣人自身就是天下萬物以及古今文化的基本法則。
人是文化發展演化的主體,人的生命始終貫穿在整個歷史文化的發展進程之中。因而,歷史文化的發展不僅僅是人類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發展,它同時也是人的文化生命的發展。反過來,從人的文化生命的發展演變中我們可以探出文化發展的端倪。正是基于人的文化生命與歷史文化的高度統一這一理論前提,有學者認為,孔子提出了文化發展的“文質史觀”[6],它實質上是對漢儒以“文質三統”相互更替的理念解讀孔子文化損益觀的現代解讀。與其說孔子以文質論歷史,還不如說孔子以文質論生命,歷史文化生命只不過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只不過是人的生命的外在形式,正是文質生命的發展展示了歷史文化的變遷。后學往往在夏商周三代文化尚文尚質的問題上爭訟不休,實質上,對孔子而言,文與質是和諧統一的,文與質的統一,既是人的文化理想也是文化建設的理想。對人而言,文質統一即為文化生命和道德生命的統一[7],對文化而言則是歷史文化精神與道德精神的理想結合。荀子在其《禮論》篇中極為精彩地描述了禮文化的發展歷程:
凡禮,始于棁,成乎文,終乎悅校。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荀子·禮論》)
意思是說,禮,開始時簡單,逐漸比較完備,最后達到滿意。所以禮達到最完備的程度,就能把情感和儀式兩方面都充分、完善地表達出來;其次是,情感勝過形式或形式勝過情感;再其次,那就是只注重質樸的感情,而符合于太古時代的情況。這里的“情”指人的內在情感,即質。禮的發展就是禮從質到質文互勝到文質俱盡的演進歷程。荀子又把“情文俱盡”理解為“禮之中流”,認為“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里,并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同上),文與情(質)互相配合,并行兼用,這就是適中的禮,即禮的比較理想的狀態。禮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在本質上也是一種生命形態,它的內在結構與人的文化生命結構有著內在的一致性。基于此,儒家還賦予了禮文化以生命的形式,使之成為生命的一部分,貫穿于生命的始終: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政》)
人的生命也就是文化的生命,人的生命的延續也就是文化生命精神的歷史延續。
注 釋:
[1] 牟宗三:《道德理想主義的重建》,鄭家棟編,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頁。
[2] 參見蔡仁厚:《孔孟荀哲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年版,第47頁轉述牟宗三先生關于孔子“立仁教”,開創“道之本統”的思想。又見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第163—191頁。
[3] 參見[漢] 司馬遷:《史記·六國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686頁,司馬遷云:“傳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又見[清]王先謙:《荀子集解》《不茍》(第48頁)、《非相》(第80頁)、《成相》(第460頁)等篇引楊倞注,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
[4] 參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重印本,第353頁。馮友蘭認為“后王之法,即指周道。……荀子言法后王,孟子言法先王,其實一也”。郭沫若也持此說,參見郭著,《十批判書》,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38頁。
其實,早在孔子之前,周公就明確地意識到尚榮知恥對于國家安定的重要性。殷亡,周公總結其教訓,認為主要原因在于無德無道,滿朝文武,尋歡作樂,欺壓百姓,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因此,他力主加強道德建設,大倡榮恥之心。在東征勝利之后,于政務倥傯之余,周公花去大量時間和精力制作新的禮樂制度,史稱“先君周公制周禮”。其中包括嫡長子繼承制、爵與謚之制、條律之制、馭官之制、禮樂之制等,形成了一整套治理國家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從此,天下百姓折服周朝,君臣有禮,巷民互敬,舉國穩定,周代一直延續了500年。
孔子對周禮作了精深的研究,創立了以“仁”為核心的儒家學說,把道德建設提升到很高的水平。打開一部《論語》,孔子與弟子對話,最精彩、最深刻、最集中的部分,就是如何做人的道理。僅是對于知恥,前后就論及13處之多,在此不妨作一些例舉:
開篇的《學而篇》:“恭近于禮,遠恥辱也”。是說行為只要恭敬合乎禮節,就能夠免遭恥辱。因為“敬人者,人恒敬之”。
《泰伯篇》:“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是說國家繁榮昌盛,你卻不思進取、流于貧困,那是一種恥辱;如果國家動蕩不安,你卻聚財自富,貪圖享樂,那也是一種恥辱。
中圖分類號:G0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8122(2010)12-0096-02
20世紀80年代以來,廣告與社會文化的關系問題,尤其是廣告與文化傳統日益為學界所關注,廣告業界的文化自覺意識也在不斷提升。
廣告一般可分為商業廣告和公益廣告。在當今時代,除了公益廣告以外,眾多商業廣告的文化傳播性質與功能,大多為其意識形態性或觀念形態性所決定,也是其商業傳播自身之必須。當然,商業廣告的基本性質在于其商業性,屬于經濟范疇,其基本功能在于商業信息的傳播,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武漢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張金海教授指出:“我們一貫不主張把商業廣告視為政治宣傳的工具,倫理教化的工具。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商業廣告的文化傳播功能,只是其商業信息傳播功能的一種文化張力,一種擴展,一種深入,任何時候都不可能成為商業廣告基本或主要的功能,否則,商業廣告就不再成其為商業廣告了。但是,任何時候,商業廣告的文化傳播性質和功能,都是無可懷疑和否認的。”[1]由此可見,商業廣告在社會文化觀念的形成和認可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社會文化,特別是儒家傳統文化,雖說它不可能在社會文化觀念的形成與認可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但卻可以加速這一過程;儒家文化中,其“仁愛”觀、“進取”觀與“和諧”理念,以及“誠信”理念也深深地影響著廣告的制作與傳播。
一、“仁愛”在廣告中的呈現
作為一個擁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其文化傳承性決定了現代廣告不可能割斷與中華民族文化的聯系,而儒家優秀文化其獨特的精神文化特質對整個中華民族的傳統文明有著深遠的影響。現代廣告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儒家精神的熏陶,并且在內容和形式上體現了儒家思想的價值觀念和特點。
儒家經典告訴我們,儒家的生命價值觀在于“仁愛”。先生說,“仁乃統攝諸德,完善人格之名。”“仁”是儒家思想體系的核心,它最初含義是指人與人之間的親善關系,包含著愛親、愛人、愛國的意義。孔子認為,仁的終極目標是“施予民”與“能濟眾”,也就是立物濟民的立己立人,達己達人。孟子同樣認為,仁是一種由己達人的廣博的愛,包羅從德的最高觀念到一般的道德規范的范疇。
中國現代廣告中,無論是公益廣告還是商業廣告,“尊老愛幼,仁慈友愛,長幼有序等體現中華傳統美德的廣告主題隨處可見。納愛斯集團子品牌納愛斯牙膏《后母篇》中,小女孩開始對后母并不認同,盡管后母又是做好吃的又是織毛衣,小女孩也還是郁郁寡歡地說:“我有新媽媽了,可我一點也不喜歡她。”但是,當小女孩發現,后母幫她擠的牙膏是納愛斯牙膏時,事情發生了轉機。“她好像也沒有那么討厭”。無微不至的關懷最終打動了小女孩的心。小女孩和后母這一由矛盾轉為友愛的戲劇性情節,凸顯了產品所負載的人文氣息,引發了觀眾對愛的共鳴。
20世紀90年代有兩則廣告讓人記憶猶新,一則是《孔府家酒》廣告,另一則是《南方黑芝麻糊》廣告。“孔酒”廣告(電視篇)的故國熱土情緣讓人動容:“千萬里,千萬里,我一定要回到我的家。我的家啊,永生永世不能忘記。”隨著充滿激情的歌聲,展現了一幅幅熱烈,歡快,溫馨的畫面:思家心切的游子遠渡重洋而歸,投入父母的懷抱。全家歡欣,把酒慶賀。其中,“孔府家酒,叫人想家”的畫外音深深激蕩著我們的熱血情懷。“孔府家酒的品牌就在濃濃的思鄉情誼中成為了一個感人的符號印刻在中國人的心中。《南方黑芝麻糊》電視廣告營造了另一個具有濃濃的中國傳統風情的意境。這則廣告采用回憶的手法,將人們帶回了20世紀30年代的江南小鎮:暖暖的朦朧天色中,響起民謠式的音樂和木屐聲。一個挑擔的中年婦女攜著一個小女孩,在“黑芝麻糊”的叫賣聲中,發現在一條麻石小巷里,兩扇深宅大院的厚重大門緩緩推開,一個帶瓜皮帽穿長衫的小男孩從門里探出身來,深深地吸著那飄來的香味兒。此時,渾厚的男低音響起,“小時候,一聽見黑芝麻糊的叫賣聲,我就再也坐不住了。”緊接著,一個小男孩埋頭吃著,添碗咂嘴,小女孩看著,羞澀燦笑,樸實善良的阿嫂也會心地笑了。南方黑芝麻糊廣告正是營造了“一股濃香,一縷溫情的意境氛圍,才顯得那么自然親切、撩撥人心。人與人之間透露出的或淡或濃的關愛、悠遠綿長的叫賣聲,不僅響徹在小男孩的心里,也響徹在中國廣告受眾的心坎之上。
對于仁愛這一永久的主題,廣告也是在極盡地表現。有了“愛”的注入,抓住了受眾的愛和被愛的情感訴求,在一定程度上就捕獲了受眾的心。
二、“進取”觀與“和諧”理念在廣告中的呈現
儒家文化的主觀能動論歸為“志”。“匹夫不可奪志也”這是一條催人奮進的古訓,儒家人生哲學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求上進,講現實。“儒家是現實主義者,追求現實的道德永恒價值和現實生活中的理想人格。”[2] 儒家重視人,鼓勵人通過種種限制,發揮主觀能動性去達到更高的境界。這與時下強調的“勇于挑戰自己,突破自我”的觀念是一致的。
中央電視臺文藝頻道的形象廣告《心有多大,舞臺就有多大》就是鼓勵人們敢做敢想,去追求理想的人生;中國移動通信公司的《我能》篇以奧運健兒決勝自己的事例,強調了個體發揮主觀能動性,最終戰勝自己獲得成功的能動精神。而現在很多運動品牌都有這樣的趨勢,像匹克的“我能,無限可能。”這與國際品牌耐克倡導的“想做就做”真是不謀而合。勁霸男裝《父子篇》中,父親問兒子:“明天就走?”兒子回答:“放心吧,從小到大就沒輸過你。”機場送別兒子將勁霸夾克披在父親身上轉身離開,“混不好我就不回來啦!”兒子仿佛宣誓般的對父親說,也是對自己給出的承諾。畫外音響起“給你這樣的男人,勁霸男裝,專注夾克29年。”以上廣告案例無一不在于表現一個“志”字。
儒家和諧統一觀在于 “和而不同”。何謂“和而不同”?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理念包含了平等精神,寬容精神和多樣性原則。倡導文化理念和生物多樣性的和諧統一,這也是儒家中庸之道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廣告中,中庸之道多表現在自然的和諧統一方面。中庸認為人生的最高境界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所以,諸多廣告作品追求一種原生態,欲將產品身上的商業性質抽離,回歸淳樸。這一訴求也緊緊抓住了當今人們易于浮躁不安,渴望回歸自然,以求緩解壓力的心理狀態特點,無論在表現內容還是形式上都力求清新,努力將人物和產品融入自然。
由韓國影星李英愛出演的《農夫茶》廣告片,向受眾發出“好水,好茶,好人喝”的訴求點,將水、茶、人三樣看似不相干的事物由一條內在的聯系放在一起,體現了人、自然與社會的和諧統一。白沙集團的“鶴舞白沙,我心飛翔”以及大紅鷹集團的企業形象廣告,也深化了“天人合一”的主題思想。“揚子天地,揚子電器”(揚子電器),“天上彩虹,人間長虹”“太陽更紅,長虹更新”(長虹電視機),“當太陽升起的時候,我們的愛天長地久”(太陽神品牌),這些廣告立意高遠,氣魄宏大,都是“天人合一”哲理的典型闡釋,中國許多廣告中往往以自然為表現主體,將人的感情溶入自然景物之中,達到主客體交融來展現一種深層的理念,使商品品牌深入人心。
三、“誠信”在廣告中的呈現
儒家在交際觀中主要體現誠信和責任。古語有云,“人無信則不立”。誠信是人際交往的最基本法則,也是衡量一個人的人格道德標準。失去誠信,人便無法“正其身”,與人相處時便會失去信任度,長此以往,便無法在社會交際中立足。而責任感是作為一個社會人所理應具備的品質。小則對家庭親人,大則對國家社會民族……國家立法機關甚至將公民的一些責任與義務寫入法律,作為規范人們的行為。交際活動中對誠信與責任感的要求正印證了孔子的一句話,“人無誠信,不可知其可也。大車無 ,小車無 ,其何以行至哉?”現代廣告中,誠信主題也是一個很好的出發點。往往這樣的作品因為在一定意義上滿足了受眾的安全需求,使消費者產生信賴感,因而更加能抓住消費者的心,從而提升產品與企業的良好形象。
海爾集團一句看似簡單的“真誠到永遠”卻道出了海爾不平凡的服務理念,樹立了海爾在市場中的牢固地位。長虹電視廣告中“長虹以產業保國,以民族昌盛為己任”,表達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融入企業對國家的拳拳熱愛之情。中國銀行卡長城業務卡的廣告詞為“信賴,源自自強。”廣告畫面上,刻畫了一個男人的結實臂膀,古銅色的肌膚無不洋溢著力量。簡簡單單的廣告詞,配以明了的圖像符號,讓人自然而然流露出最原始的信任與依賴。像這樣的企業,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或服務時,會有一個正規、值得信賴的情感參與其中。
雖然,現代廣告并不是中華民族文化本身所固有的一部分,它并不屬于中華民族的大文化。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從現代廣告進入中國以來,它的發展有形或無形,刻意或不經意間已經深深地受到了中國文化傳統、民族思想及歷史觀念的影響。
四、結 語
每一種文化在歷史上的出現都有其自身存在的價值,一個民族的文化價值理念以及先人總結出的哲學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對集中的,即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與統一性。廣告在表達傳統思想方面雖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這一局限性并不能阻礙它的文化傳播功能。而從另一個方面看,廣告也必須要有一定的思想文化作為指導。而這種思想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個道德準繩和框架,不僅對廣告,而且對普通的社會人起到牽引和規范作用。
黨的十報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工商文化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推進工商文化建設是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必然要求,要充分借鑒、汲取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歷代儒家傳統思想的理論菁華,全面豐富工商文化內涵,構建具有先進性、時代性、傳承性的工商文化體系。
一、工商文化建設的現狀和問題
工商文化是工商部門在長期市場監管實踐中積累形成的價值觀、職業道德、管理制度、行為規范和各種物質形式的總和,包含有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物態文化等方面內容 。工商文化的形成歷經幾代工商人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不斷探索和不斷完善,集中體現了工商事業的不斷進步與發展,是數百萬工商人共有的寶貴財富,是推動工商行政管理事業發展的原動力。
推進工商文化建設,是開展工商行政管理的重要舉措,是一項人的工程、心靈的工程、素質的工程。近年來,各地工商部門積極探索工商文化建設,將文化建設與隊伍建設、制度建設、廉政建設等有機結合起來,取得了豐碩成果,也為工商文化建設的進一步深化積累了經驗,奠定了基礎。但是,就系統地推進這項工作來看,工商文化建設仍處于起步與探索階段,還存在諸多欠缺:對工商文化建設的內涵、價值與要求認識不統一,建設層次不高,影響力不夠,參與度較低,系統性不強,規范性不足,缺乏長期規劃,處于抓一陣松一陣的自發狀態。體現在干部自身,也存在著不少亟待解決的問題:責任意識不牢,自身動力不足,工作作風不實,履職能力不強,教育管理不嚴,節儉風氣不濃等。這些問題影響了社會對工商的正確認識,制約了工商事業的全面發展。
二、儒家思想與工商文化的必然聯系
儒家思想又稱儒學思想,是以“儒”為共同認可符號,各種與此相關、或聲稱與此相關的思想道德準則,是中華文明最高禮法以及最廣泛的道德遵從 。其內涵包括:以“王道、仁政”化導天下的治國理念,“要在中央,事在四方”的政治制度,“大同”與“小康”的政治理想,“長幼有序,惟道是從”的人際倫理,“慎獨、重教、修己安人”的修養觀念,見利思義、舍生取義的價值觀,關注現實、積極入世的生活態度等;涉及了從國家到個體、從自然到社會、從精神到物質、從理想到實踐、從目標到方法;涵蓋了政治、法律、哲學、倫理、道德、教育等方方面面,形成了一整套的嚴謹周密的理論體系。
文化具有歷史繼承性。作為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思想正統,儒家思想從古至今長盛不衰,已經深深融入中華民族的血液里,滲透在人民的點滴生活中,對中國文化的發展起到不可磨滅的決定性的作用。當代中國以儒家思想的“仁政”、“民本”“人與自然和諧”等觀點為基礎,結合時展需要,提出了“八榮八恥”、“科學發展觀”等思想理論;在逐步實現偉大中國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偉大進程中,儒家思想依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同時,儒家思想不僅對我國影響深遠,還傳播滲透到新加坡、韓國、日本等亞洲各國。盡管各國民族有異、語言不同,但通過利用儒家思想,他們同樣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這表明:在當代,儒家思想仍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和適應力。
工商文化作為一種亞文化,不可能脫離傳統思想和觀念而憑空存在。可以說,如果沒有對儒家思想等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發展,就沒有當今蓬勃發展的社會主義文化事業,更不會產生幾代工商人為之不懈努力、不斷完善的工商文化。“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摒棄儒家思想等優秀文化積淀,工商文化建設便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此,必須把儒家傳統思想視為工商文化建設的重要歷史經驗和寶貴思想資源,充分傳承利用,科學借鑒汲取。
三、儒家傳統思想對于工商文化建設的借鑒
儒家思想基本分為“內圣”與“外王”,即個人修養與政治主張兩類。儒家注重自身修養,其中心思想乃“仁”,意謂人與人之間應注重和諧的關系。儒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禮制”,堅持“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仁治”;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統”。摒棄儒家思想遺留的封建殘余,其“以人為本”、“為政以德”、“齊家治國”、“格物致知”等思想理念,在今天仍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對工商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物態文化等工商文化的四個層次內涵有著具體的現實的指導作用。
四、結語
修德行做人,練本事干事。儒家的人本、法治、道德、改革及和諧等思想精髓,至今仍閃耀著真理的光輝。在這些思想精華的指引下,工商機關必須立足自身實際,切實借鑒吸收,才能煥發活力、產生動力,進而內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成為工商機關行之有效的精神引導,細致嚴密的制度規范,創新載體的文化凝聚、堅強有力的行為監督,才能真正發揮出工商文化的力量,從而進一步提升增強服務發展的自覺性和主動性,進一步促進工商行政管理模式轉變,進一步樹立工商服務的統一性和權威性,進一步推動工商事業的科學發展跨越發展。
參考文獻:
[1]韋忠繼.儒家文化對我國公務員隊伍建設的影響.
一、儒家傳統道德對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建設的意義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一個綜合的國家戰略,其中文化建設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基礎。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正是因為我們這條從未間斷血脈才造就了我們五千年得以延續的文明。辯證的揚棄繼承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動力,也是中華民族實現民族復興,走向世界的精神資源。總書記在《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中指出:深入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不斷培植我們的精神家園,增強全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繼續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快文化發展步伐,著力培育文化優勢,壯大文化力量,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1]近30年經濟的高速發展,社會結構不斷更新、經濟格局不斷整合、的新社會形勢下,傳統道德觀念甚至是主流道德觀念有邊緣化的危險,所以,傳統道德文化成為當下中國社會文化建設的重點。
農村是國家發展的根基,農業厚重則根基牢固,藏富于農民則國家強盛,農村穩定則社會和諧。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國的建設問題便應當是鄉村建設”。[2]在黨的十提出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后,新農村建設在全國各地如火如荼地廣泛展開,并取得很大的成績,使農村面貌煥然一新。而另一方面,農村文化生活匱乏、農民文化素質有待提高。農民道德文化素質的滯后性是新農村建發展不可繞過的一個重要問題。所以,一方面提高農村文化生活,另一方面提高農民文化修養,這兩方面是新農村文化建設的基礎。
儒家傳統道德的核心價值就是“仁、義、禮、智、信”,是傳承下來的古代先哲道德理性的沉淀,是人之所以為人此價值的精髓所在。孔子講仁愛、孝悌與忠恕;孟子將“惻隱之心”與“王道”;朱子講“天理”;王陽明講“本心”“良知”。這些儒家道德的核心價值已成為古代中國甚至當代中國人文精神的價值核心。因此,通過發掘儒家傳統道德核心價值,揚棄傳統文化的精華和糟粕,并使之喚醒農民內心潛在的道德意識,呈現道德理性,從而為促進農村精神文明建設,重構基層的道德價值,提升農民文化素質,提供了理論支撐,最終為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建設起到促進和輔助作用。
二、新農村文化建設的現狀與問題
從2005年中央正式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之后,學術界通過不斷的理論研究,逐漸產生了大量關于新農村文化建設研究成果。十之后,學術界對于新農村建設的研究更加豐富而具體,這方面的文章專著層出不窮,主要涉及城鄉一體化、農村城鎮化、農業科技、新農村文化建設等多個方面。但現實而言,新農村建設尤其是農村文化建設畢竟還處于起步階段,對農村文化研究的論文和專著還只是停留在農村文化的體制和結構、問題表現等一般性論證上。因此,各級政府和部門進行了多種實地考察、調研工作,以把握農村文化問題的現狀,從而尋求新農村文化建設的理論與實踐方案。例如,2004年6月至7月,文化部6個調研組分赴甘肅、寧夏、四川、浙江、湖南、福建等地,針對農村文化建設和農民自辦文化情況進行調研。2006年3月至7月,財政部教科文司與華中師范大學組成全國農村文化聯合調研課題組對19 個省市區的70 個縣市200個鄉鎮進行了農村文化建設的問卷調查和實地調研。另外,財政部綜改辦、教科文司委托的農村文化公共服務調研項目對全國19個省市區的23742位農民進行了問卷調查。
總的來說,當前新農村文化建設的研究基本上還是停留在實踐探索經驗之上的觀察和描述階段,各地的農村文化建設缺乏一種普遍的理論指導,文化建設更多地只是一種口號,文化建設研究也只是一種對傳統農村文化體制問題的分析,缺乏具有創新性和可行性的現代新農村文化建設的研究方案,在研究的深度、研究的細致方面遠遠不夠。
三、以儒家道德價值重構農村價值體系
農村文化建設是新農村建設中重要的一環,但是相對于農村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來說,農村的文化建設基本上處于剛剛起步階段。但是,新農村文化建設卻是新農村建設的一項主要內容,是新農村建設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動力,是新農村建設的基礎和保障。它的基本任務就是提高農民的文化水平和道德素質,開展豐富多彩的群眾文化陶冶農民的情操、豐富農民的生活,從而提高農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積極性和自覺性,推進經濟效益與人文精神的協調發展,所以說,沒有新農村的文化建設就不會有新農村建設的成功。
當前新農村文化建設過程中突出表現出了普遍的農民素質底下,并由此產生很多消極作用。新農村文化建設的主要對象就是農民,而農民最主要的特征表現為農民文化素養不高,這是由于農村文化體制和機制的不健全所致。農民素質的高低直接影響到農村工作的開展。農村工作的好壞直接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發展。農民素質包括文化知識素質、科學技術素質、思想道德素質、經營管理素質和身體健康素質等。其中思想道德素質作為制約人的全民發展和發展環境改善的決定性因素對推動農村政治、經濟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所以,正視農民素質,準確把握新農村建設中存在的農民問題,同時努力提升農民素質,加強農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自覺性,是我國社會發展需要處理一個基本問題。
儒家傳統道德的內涵和對社會發展起到極其重要地位作用。中國素有“禮儀之邦”之稱。文明禮儀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天下為公的道德理想、忠恕之道的道德原則、中庸之道的道德規范是中華文化閃耀的光輝。可以說,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史其實就是儒學史。
千年傳承的儒學精神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彰顯出不同的時代特性,推進了社會的發展現,而且先已成為當代社會人文倫理價值的核心。儒家傳統價值體系與新農村文化假設相結合有利于優化農村文化建設的路徑。毫無疑問,儒家傳統道德對我國社會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中國之所以能夠傳承五千年毅然挺立,很大程度上是文明的傳承和文化的自覺。社會越文明則越和諧安定。但是,事物都是有兩面性的。時代不同了,傳統文化也應順應時代需要,表現出一定的時代性,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與當代社會現狀和時代要求向吻合,從而尋求到符合中國二十一世紀農村發展所需的理想道路。
儒家傳統道德價值對新農村文化建設起到規范調節作用。以儒家傳統道德來調節農民社會關系,就是依靠傳統禮俗為維系手段來協調農村社會關系。儒家傳統價值在農村的挺立,首先就促使了回復農村傳統的風俗習慣,這個風俗習慣用一個字概括就是——“禮”。農村文化建設的滯后,農民文化素養底下,傳統道德信念缺失,都歸根于農村傳統風俗習慣的破壞。千年來農村社會本就是依靠傳統習俗來維系的。儒家傳統價值除要求重建傳統習俗之外就是如何提升農民道德自覺意識。以梁簌銘的話就是“不以享福為念,而懼自己所作所為有失于理”[3]儒家傳統道德的重要觀點之一就是道德自覺,在儒家看來道德本性“人皆有之”,無需求助于外,而道德是通過社會共識、風俗習慣、內在信仰的力量實現的;是依靠自覺約束自身行為,使其符合社會道德規范實現的。這種儒家式的道德自覺意識的培養,無疑是當代法治社會建設的有力保障之一。
農村建設是,實現“中國夢”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能繞過的一個重要環節。農村文化建設又是農村復興的內在動力和精神源泉。復興傳統文化,重構道德價值,重樹農民人格素養,是新農村文化建設重中之重。新農村文化建設說到底就是一個充分而強烈的文化自覺的農村文化運動。“文化自覺”就是能夠認識自己的生存方式、傳統習俗以及特有的話語,這些就是我們常講的民族精神。以傳統儒家道德價值重塑民族精神,重拾農村的傳統人文信仰,重現人之為人此價值之精髓所在,才能從根本上改變農村精神面貌,才能使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得以有效的實施。
參考文獻
[1].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N].新華網2013-08-20.
[2]梁漱溟.梁漱溟全集(二)[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164.
企業能否順利、持續的發展取決于多方面因素,其中影響企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企業的文化建設。企業文化的形成可以幫助企業提升市場競爭力,還能提高其自身的經濟效益。在企業文化建設的過程中,企業不僅需要結合當前自身的實際情況,還需要適當地借鑒我國優良的傳統文化思想,從中吸取教訓。其中儒家傳統思想對當代企業文化建設的意義是非常大的,企業需要積極以儒家的科學思想為導向,進行文化的相關建設工作,只有這樣才能促進自身文化建設向著更快更好地方向發展。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盡管儒家思想文化博大精深,并且對我國當代企業具有很重要的意義,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儒家思想也會有不太合理的一面,這些缺乏合理性的思想則會對現代企業帶來不好的影響。因此,企業在學習借鑒傳統儒家思想時,一定要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避免盲目學習,否則會給企業文化的建設帶來嚴重的惡果。
一、企業進行文化建設的意義
企業文化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其分別是精神層、物質層以及制度層,每一層次包含的內容不同,從而所發揮的作用也不同,但是他們都是構成企業文化的必要組成部分。企業文化具有自身獨特的功能,具體包括約束功能、激勵功能、導向功能、凝聚功能以及輻射功能等。所以基于企業文化的這些功能,企業文化對企業會發揮多方面的作用,以下對企業文化對企業所產生的各方面重要意義的具體分析。
1.有利于幫助企業增強競爭力。當今社會,企業品牌的建設對企業的發展起著很關鍵的作用,而企業文化的建設則有利于促進企業的品牌建設。因為正確合理的企業文化代表著企業的經營理念、服務宗旨等,所以可以說企業文化是企業的一種名片,同時也是一種無形資產,也是促使企業在市場占用一席之地的重要法寶。企業文化的充分建設不但代表著企業的財富與智慧,而且還可以通過企業自身文化來吸引社會優秀人才的加入。此外,企業文化還能夠促進對優秀人才的培養,有利于企業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可。所以在當前激烈的企業競爭中,可以說充分完成了企業文化建設工作就等于為自身企業的有力的競爭增加了砝碼。
2.有利于使企業的向心力與凝聚力得到增強企業文化是推進企業順利發展的主要動力,它可以促使企業員工形成統一的價值觀,具備正確的價值取向,以及強烈的使命感與責任心,能夠幫助企業在相關決策上盡快達成共識。此外,企業的優秀文化還可以培養企業上下員工的職業道德,能夠引導各工作人員在企業深化改革、調整利益關系時,正確處理自身與企業的關系,從而保證企業全體上下關系的和諧、穩定,進而為企業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內部環境。除此之外,企業通過自身文化的建設來實現對員工思想道德情操的界定,使員工的工作行為不斷得到規范,還能夠培養與增強他們的敬業精神,激勵他們為企業的未來發展貢獻出自己的最大力量。綜上所述可以發現,企業文化的建設有利于增強企業的內部向心力與凝聚力。
3.有利于促進企業的持續發展企業文化可以說是一個企業的管理經營理論與管理思想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企業對原有企業理論的總結與創新。因此面對日益激烈的行業競爭,企業不能僅僅依靠國家的相關政策的傾斜與保護來促進自身的生存與發展,一定要正視目前的嚴峻挑戰。因為企業文化是促進企業進步的內部動力與必備要素,而企業的成功往往與自身優秀文化的建設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企業必須要準備好企業文化這一把利器,借助企業文化這一重要工具來推進企業經濟利益的實現,以及企業自身未來的健康發展。
4.有利于促進企業育才型領導的形成與培養企業領導類型分為好幾種,其中包括權威型的、師傅型的以及育才型的。前兩種的領導類型具有高度集中的指揮權與領導權,責任與權力集中于一身。過于集中性的領導類型往往憑借自身來進行相關決策的制定,而不考慮下級員工的創造性與其他意見,只是一味的要求他們必須按時完成任務,幾乎從不關心下屬,或者很少顧及到下屬的感受與想法。而育才型的領導與前兩種恰恰相反,這一領導類型比較傾向于進行分權管理,自己與員工共同承擔責任與風險,并且對下屬也時常有很多體貼與關心。因此,育才型的領導類型能實現對員工的充分尊重以及激發他們的工作積極性。在現代社會中育才型的領導會比較受歡迎,因為這一領導類型更能有利于促進企業的健康順利發展。通過企業文化的建設能夠幫助企業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增強企業的競爭力,最終在同行業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5.有利于企業實施人本管理一般認為企業在進行文化建設時,應該以人為出發點與落腳點,人在企業所有資源要素中發揮著最為重要的作用。通過建立企業文化有利于企業關心與尊重企業員工,有利于充分體現員工的主人翁地位并保證企業全心全意為內部員工服務的良好宗旨。總之,通過企業文化的建立能夠充分體現對員工的重視,有利于企業實施人本管理。只有真正做到人本管理,才能最大程度地激發員工的工作積極性,激勵他們為企業未來的進步與發展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最終通過企業內部的團結一致來共同推動企業的進步,鑄造企業美好的未來。
二、企業文化建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企業文化建設工作幾乎是每個企業的必備工作內容之一,雖然企業文化的建立有著多方面的作用,但是由于現代企業在進行文化建設時仍存在很多不足,所以企業文化還是不能很好地發揮其自身的作用。以下是社會企業的文化建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誠信缺失
企業在進行文化建設時往往缺少誠信。具體表現在以下幾點:首先,企業經常對內部員工以及鼓勵僅僅重于承諾而忽視落實。企業對員工不誠信,主要表現在企業很少兌現自己的承諾,言行不一,關于某些問題不能真誠地向員工解釋,而是一味地隱瞞,這就不利于培養員工對自身企業的信任感。關于顧客,企業缺乏誠信主要體現在向顧客進行大肆的廣告宣傳與保證,但是卻不能真正保證產品的質量,甚至很多時候產品質量或服務出現問題,并引起顧客的強烈不滿。這些行為很難使顧客信任以及喜歡企業的產品,更不能培養顧客的忠誠度。企業文化建設中忠誠度的缺失,會給企業造成極大的損失,據企業聯合會,我國企業由于缺少誠信而造成的經濟損失將近6000億元。因此,企業誠信的缺失是不可忽視的一個問題,需要引起顧企業的充分重視。
2.企業不能真正落實“以人為本”
人是企業一些工作的重心,人力資源是企業最為重要的資源。但是企業在進行文化建設時,往往并不能做到以人為本,這就很難調動員工的工作積極性,很難促進他們最高價值的發揮。企業不能落實以人為本,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首先,員工待遇方面缺乏公平。我國企業的決策一般會集中在企業領導與管理層身上,而且普通員工與企業管理者間的待遇是存在很大差距的。此外,在很多私營企業中還存在不尊重企業員工權利的問題,這就導致企業員工對企業產生一種厭惡甚至仇恨的情緒,員工會與企業相關決策對立,不支持也不遵守企業的相關規定。以上這一問題則造成企業員工嚴重缺乏工作動力、有些員工甚至會選擇辭職,這就使企業發展缺少向前發展的動力,最終阻礙企業的順利發展。其次,很難滿足員工的發展需求。在企業文化建設中包含對制度層文化的建設,這就涉及到了企業員工參與機制以及創新機制、晉升機制的建立。但是目前企業文化建設中經常缺乏對以上這些機制的正確建立,這就很難實現工作人員主動性與積極性的充分發揮。此外,企業要想發展則離不開高素質高技能水平的工作人員。但是很多企業面對不夠優秀的員工只是在抱怨,而從不給他們提供創造學習深造的機會。員工學習、提高的機會不夠,則直接影響了他們自身的提高以及企業未來的發展。此外,員工的自我發展需求得不到滿足,也會造成人才的流失。最后,企業管理者對待員工方面有待改善。目前企業很多管理者過多地將重點放在員工的日常工作中,但是常常對員工缺乏關心、尊重以及信任。他們只是關心這些員工為企業帶來多少創利,但是很少用心與員工進行溝通,了解他們的工作以及生活困境。要想成為有人格魅力的領導必須要以關心員工為前提,通過與員工真誠地溝通交流,用心去關心體貼他們才能真正得到員工對自己以及企業的認可,才能為企業不斷努力。
3.違背持續發展的理念
隨著我國前幾年粗放經濟的發展,我國的生態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環境也受到了很嚴重的污染,其原因主要是企業缺少經濟持續發展的理念。隨著人們受教育水平的不斷提高,以及環境生態的不斷破壞,維護生態平衡以及保護環境,成為當前社會的一個重要話題。但仍有很多企業為了謀取私利肆無忌憚地去破壞環境,這體現了企業文化建設中持續發展觀念的缺失。這一問題導致企業不擇手段的謀取私利,最終對整個社會造成了很大的破壞。
三、傳統儒家思想對企業文化建設的主要意義
經過上文分析可知,當前我國企業文化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但是當前企業文化建設卻存在多種問題,因此,加強傳統儒家思想的運用,對于企業文化的建設來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其主要體現在兩點:第一點是可以幫助企業解決文化建設中存在的不足與問題,第二則是可以讓企業文化建設中的其他方面得到完善。總之企業借鑒、學習傳統儒家思想是非常有必要的,下面將對傳統儒家思想對企業文化建設主要意義進行簡要探討。
1.可以幫助企業樹立以及落實“以人為本”的思想
“重民”是傳統儒家思想中的一個重要思想,同時也一直是我國進行國家管理與治理的重要思想。此外,“仁者愛人”也是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一個主要思想,它的意思近似于“重民”,因為兩者都是以人為本的意思。以人為本思想是指無論是國家統治者還是企業領導都必須做到以人為中心與出發點,人是一切工作的重心。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必須樹立以人為本的思想,以國民的利益為出發點來進行國家治理,如此才能得到人們對自己的愛戴,才能營造一種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同樣一個企業想要持續不斷的發展,并在其行業占有一席之地,必須要做到以人為本。前面已經提到企業文化建設中的一個不足之處就是缺乏以人為本理念的建立與落實,這嚴重阻礙了工作人員積極性的發揮。只有保證企業內部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充分發揮才能做好企業的相關經營管理活動。因此,當代企業要繼承學習傳統儒家思想中的“重民”思想,并通過各項措施使這一管理思想得到真正落實。例如通過建立合理的工薪制度、晉升制度,為員工增加培訓機會,增進與員工的溝通,尊重與關心員工等措施來使以人為本的理念得到落實,最終給企業自身的進步創造無限的發展動力。
2.幫助企業樹立及落實誠信理念
誠信的缺失是當前社會企業文化建設中存在的不足,這造成企業員工的流失,很難吸引更多的顧客,也不容易得到社會的認可。因此誠信的缺失對一個企業來說是一個致命的問題,必須要引起企業的足夠重視。企業只有認真意識到自己的問題,正確看待誠信的重要性,并積極地改進自己,才能通過誠信來使員工服從,使顧客信任,從而實現企業的順利發展。傳統儒家思想中就很重視誠信,認為誠信是成為一個高品質、高修養人的必備條件,同時誠信也體現了我國的傳統道德。儒家思想還把誠信看作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對于一個國家來說立國的根本并不是糧食的充足、武裝的豐富,而是人們對統治階級的信任。同樣,儒家認為對于個人來說,信譽可以看作是人的第二個生命,如果缺乏個人信譽,那么這個人就很難在社會立足,可見儒家思想將誠信看的多么重要。所以作為企業來說也需要特別重視誠信,在其文化建設的過程中要時刻遵守誠信原則,從而給自身的發展提供保證。例如企業在面對顧客時要做到童叟無欺,在面對員工時要信守承諾,在面對合作伙伴時要按照合同認真履行自身職責。
3.有利于促進企業的生態化發展
在生態被嚴重破壞,環境被污染的當今社會,企業要想取得社會的認可必須要摒棄之前傳統的生產經營理念,而是要樹立生態發展觀念。儒家思想中也很重視對生態的保護,例如儒家一直提倡“天人合一”的思想,意思是指人與天地是密不可分的,因此,需要通過各種措施來實現人與自然的共同發展。此外,儒家把人看作是“萬物之靈”,認為人類不可以違背生態平衡來實現自身的發展。所以社會企業應該以保護生態環境為前提來進行生產,從而保證自身的盈利。例如企業可以通過樹立綠色營銷觀念或社會市場營銷觀念來指導自身企業的生產經營,這樣有利于避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來實現自身的利益,最終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4.有利于企業仁義精神的培養
儒家傳統思想中比較倡導“仁者愛人”,這一思想認為人只有具備了關心別人的能力才可以稱為是一個合格的人,所以儒家思想中把“仁”看成是體現人格品質的一個重要體現。作為一個企業,假如想要真正有利于自身的發展必須要正確處理自身與社會的利益。此外,當今社會很多企業都在面對“利”與“義”的取舍問題,而傳統儒家思想中向來推崇“以義取利”,所以企業在借鑒儒家這一思想時需要注意以下兩點:首先企業應該樹立正確的競爭觀念,具有與其他企業合作的意識,決不能通過惡性競爭來對其他企業造成不利。其次,企業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話需要顧及社會整體的利益。企業仁義精神的形成能夠幫助企業內部形成和諧競爭的工作環境,還有利于行業有序競爭的實現。
參考文獻
[1]黎敏.論儒家思想對現代企業文化的影響[J].長沙鐵道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02).
[作者簡介]員曉明,三門峽職業技術學院講師,武漢大學文學院在讀研究生,河南三門峽4.?2000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06)08―0100―03
人口老齡化和養老問題是目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我國農村養老問題尤其突出。據統計,現在全國農村60歲以上老年人超過1億,占全國老年人口的3/4,這個龐大的老年群體既缺乏勞動能力,又不能享受退休養老金待遇,生活缺乏基本的社會保障。根據我國現有的經濟發展水平,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農村除了少數發達地區外,絕大部分地區主體上仍將采取“家庭養老+社會救助供養”、以家庭養老為主的養老模式。但由于市場經濟的沖擊,在農村養老問題上,已出現了諸多遺棄、拒養、虐待老人的現象。因此,構建和諧的農村家庭贍養模式,關系到廣大農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權益的保障,關系到農村的繁榮和穩定,關系到建立和諧社會等一系列問題。從目前中國農村的實際出發,解決農村養老問題,不僅需要制度上、法律上的規定,而且還需要在農村大力弘揚優良的傳統文化(比如儒家孝道思想),加強孝文化傳統的教育,樹立尊敬老人的良好風尚。本文擬從農村養老的現狀和特點出發,結合儒家孝道思想的精華,客觀地分析儒家孝道思想對解決農村養老問題的啟示和幫助。
一、我國農村養老的現狀與特點
目前我國農村社會養老的方式主要有:五保供養、農民退休養老制度、養老儲蓄或商業養老保險、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等等,但主要還是家庭贍養。據民政部最新統計,截至2002年6月,農村97.6%的老人靠家庭贍養,而依靠退休金生活、集體供養及人住敬老院養老的老人僅占2.34%。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傳統的家庭贍養模式受到沖擊,原有的養老道德觀念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農村家庭養老呈現出新的特點:
第一,大規模的農村青壯年人口流向城市,向“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的觀念發起了沖擊。市場經濟發展,大量青年農民進城務工,他們大多幾個月、半年甚至一年才回一次家,有的竟幾年不回家探望父母,僅僅給老人寄一點微薄的生活費。老人靠自己生活,得不到或很少得到子女的照顧。由于大多數農民工進城從事的是不穩定的職業,只好把自己的孩子留在家里,由老人照顧,老人不僅得不到兒女的照顧,反而要替子女照料孫輩,到了老年不僅享不到清福,負擔反而更重。
第二,現代家庭模式改變,家庭的重心由尊老變為撫幼。我國傳統的家庭是建立在“長幼有序,等級森嚴”的家長制基礎上的大家庭結構,家庭的基本軸心是縱向的親子關系,家庭的重心是長者為重,長者在家庭中享有無上的權威。隨著社會的進步和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傳統的數代同堂的鏈式家庭已經發生“裂變”,家庭的軸心轉變為橫向的夫妻關系,老年人在家庭中的權威地位有所喪失,已經成為家庭中的“弱勢”或“次弱勢”群體,“老少倒掛”的現象日漸突出,且有愈演愈烈之勢。中國家庭已由往昔的以“孝”為本轉為以子女為中心,出現了“敬老不足,愛幼有余”的傾向,甚至出現“愛幼不敬老”的現象。現代農村家庭中老年人權益受到侵害的現象日漸普遍。
第三,贍養老人僅被理解為經濟上的供養,缺乏精神上的慰藉。社會變遷速度的加快,老年人和年輕人之間思想觀念上的差距拉大,老少之間的精神交流變得更加困難。為了避免和老人的沖突,很多子女很少和父母進行交流,也很少探望父母,只是每月或每年定期給老人送去生活必需品和生活費用,老人的精神十分孤單。
第四,少部分子女拒絕贍養老人。由于市場經濟的發展,部分人的思想發生了根本變化,重利忘情,唯錢是圖,親情友情都成了無情,一些處在貧困之中的農民也受此思想影響,金錢至上,不盡人情;有的甚至認為年老的父母是自己致富路上的絆腳石,在贍養父母的問題上,兄弟姐妹互相推諉,老人好像成了子女的累贅,個個都拒絕贍養父母,使已失去勞動能力的老人生活無著落。當然,農村老人缺乏經濟積蓄和穩定的經濟收入來源,子女盡孝的成本日益提高,這也直接動搖了個別子女的養老道德觀念。
第五,失去一個良好的道德評價大環境。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實施,改變了過去那種以集體為單位的農業生產勞動的組織形式,取而代之的是一家一戶的生產單位和消費單位。這種生產和生活方式的變化,使村民接觸的機會變少,相互監督和獎懲的道德評價活動少了,子女對老人是否盡孝別人無從得知。加之,近年來大量農民外出,他們即使不孝敬老人,也聽不到別人對他們的指責。在對山東、河南兩省部分農村地區的調查中,18%的老年人非常同意“子女不如以前關心老年人”的觀點,10.4%的老年人表示“說不好”。老人與子女之間因養老問題近幾年內發生過糾紛的家庭占51.4%。這些都說明農村老人的生活狀況令人憂慮,理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采取適當的措施改變老年人的生活狀況。
二、儒家“孝"文化的衍化及其思想內涵
農村養老除了加強政府對農村老人養老的干預之外,應充分發揮我國傳統文化的優勢,利用儒家“孝”文化的合理內核,引導廣大農民中重新形成良好的養老道德觀念。
“孝”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和特征之一,也是儒家倫理思想的基本行為規范和重要的道德范疇。“孝”字最早出現在3千余年前殷商時代,但當時只見于卜辭和地名。和現代意義相同的“孝”字,較早見于《尚書?酒誥》篇,“妹土(民)嗣而股肱,純基藝黍稷,奔走事厥長上,肇牽牛車,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意思是說,人們于農事完畢之后,趕著車出外做些生意,用以孝敬奉養自己的父母。此外在《詩》《易》等古代典籍中亦有關于“孝”的記載。這說明,在西周時期人們已開始形成自覺的“孝”的觀念,“孝”在當時已是普遍為人們接受并遵循的道德原則。
儒家創始人孔子以“貴仁”著稱,他繼承了“愛親之謂仁”的思想并加以發展,提出“孝”為“仁”本的思想。孔子說:“夫孝,德之本也,孝之所由生也”;“孝為百行之冠,百善之始,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于孝”。把“孝”提到了人生道德修養的首要方面,作為人們天經地義、義不容辭的職責。儒家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對于老百姓而言,修身和齊家更為重要,修身首先要重視孝道的培養。儒家對如何向父母盡孝作出了較詳盡的注解:
第一,要做到對父母既養且敬。“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父母養育子女含辛茹苦,日夜操勞,子女成人以后,當思鳥獸反哺之情,盡心竭力照料雙親,保障父母的物質生活需要,使他們能安度晚年。養親是孝最基本的含義,養親為孝,不養親即為不孝。因此,要盡心照顧和贍養父母,這是儒家孝道最基本的要求。同時,真正的孝,決不僅僅局限于使父母衣食無憂,更重要的是在贍養的過程中能始終如一,尊敬父母,和顏悅色,任勞任怨。侍奉父母時善于體會父母的心態,而且把侍奉父母作為一種幸福快樂的思想境界。《孟子?萬章上》說:“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大戴禮記?曾子大孝》里“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把尊親作為孝的最高層次。因為“羊有跪乳之恩,鴉有反哺之義”,僅僅物質上的供養,只能算下孝,所以要堅持在贍養父母時做到既養且敬。
第二,贍養父母既要竭盡全力,又要時常掛念父母。子夏有語:“事父母,能竭其力。”一定要盡自己所能奉養父母,不能因為惜物而薄待了老人。因為與父母的養育之恩相比,財物實在是輕之又輕。當然,也不能盲目追求奢華。另外,孝敬父母要時刻關心他們的身體健康,要“父母唯其疾之憂”。要常常記掛著父母,“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第三,贍養父母要能夠尊重父母的意愿,以禮侍奉。用孔子的話說就是“無違”。“無違”既有不違背父母的意愿的含義,又有不違背禮制、按禮節侍奉父母的含義。即使父母有錯誤,也應當講究方式和方法委婉勸諫,這樣才不致陷父母于不義。縱使勸諫不成,也要保持對父母的恭敬和理解,不要怨恨父母,等在方便的時候再開導父母。“事父母幾諫,見之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第四,孝敬父母要做到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孔子說:“所重:民、食、喪、祭”;“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主張喪事應有悲痛之情,而不應鋪張浪費。孔子認為祭祀時關鍵在于虔誠與恭敬:“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與祭,如不祭”。
由于孔子及其后來的學者的大力倡導,孝道成為儒家學派的重要標志和特征,對家庭生活的穩定與幸福,對社會生活的安定與和諧起著積極的作用。在現代家庭中,盡管有些傳統孝道已經與現代文明不相符合,但多數傳統孝道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孝”依然是各種美德的基礎。很難想象,一個連自己的父母都不能善待的人,怎么可能善待周圍的人與社會。
三、發揮“孝"文化道德優勢.讓農村老人晚年祥和愉快
中國是一個老年人口龐大的國家,在養老問題上,由于國家的經濟力量還相對薄弱,財政支撐力度還比較脆弱,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還不可能像發達國家那樣建立高福利制度,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結合中國的國情,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養老制度。既要努力建立農村養老的社會保障體系,又要充分發揮家庭養老的優秀傳統,大力提倡尊老愛老、贍養老人的傳統美德,并給傳統的儒家孝道原則以符合時代要求的新詮釋,形成適應老齡化社會特點的新的孝文化。
第一,用儒家的“孝”文化,倡導養老、尊老、敬老、愛老的良好風尚。自古以來我國人民就有“養兒防老”的傳統,尤其是在農村到今天依然如此。我國法律也規定,贍養老人是成年子女的義務。但在農村卻出現許多與建立和諧社會不相協調的不贍養、不尊敬老人甚至虐待老人、遺棄老人的現象,這是和我國法律相違背的,同時也是和我國傳統的孝道不相協調的。這就決定了我們必須在農村青年中大力宣傳現在依然適用的儒家的“孝”文化,倡導養老、尊老、敬老、愛老的良好風尚,讓老人過上和諧美滿的晚年生活。
[作者簡介]唐乾利,湖南中醫藥大學博士研究生,教授、主任醫師,供職于廣西中醫學院;陳小平,湖南中醫藥大學人文社科學院副教授,湖南中醫藥大學博士研究生;覃文璽,廣西中醫學院主治醫師,醫學碩士;何清湖(本文通訊作者),湖南中醫藥大學教授、副校長,博士生導師,湖南長沙410208
[中圖分類號]G03:R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434(2011)10-0086-04
《黃帝內經》的成書,標志著中醫學從巫醫一體的理論體系中獨立出來,形成自己獨特的理論體系,也同時直接指導著中醫診療觀的建立。在統治者推崇儒家文化的年代里,隨其重點的變化,中醫的診療觀或多或少的發生了演變,本文就其幾個重要的歷史時期作一初探,并就中醫學發展思路作一些初步思考,以期拋磚引玉。
一、原始儒學時期
先秦時期是以孔孟為主的原始儒學時期。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創始人,曾修詩書,定禮樂,序周易,作春秋。其中對周易的整理對后世儒家學者的影響極其深遠。儒家與易學有著直接的血緣關系,儒家是以《易經》為宗典、以孔孟思想為核心的思想學術派別。
《黃帝內經》是中醫理論體系成熟的標志,其成書時間與孔子的年代相差不遠,作為醫學理論的文字表述,其中的陰陽五行理念并非來自于儒家思想,相比之下,與陰陽家的理念更加接近,可惜陰陽家的典籍已全部失傳,無從考證。這些理念直接構筑著傳統中醫的陰陽五行診療觀念,故在先秦時期,儒家對中醫診療觀的影響并不非常明顯。
二、經學時期
(一)漢儒經學的建立及其主要思想
漢以后,依靠秦時耆老耳傳重寫經書。漢武帝即位后,采納了當時儒家董仲舒的意見,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改變博士原有制度,增設弟子員,有五經博士之說,凡不尊六藝、習孔子之術者悉去之,從此儒學獨尊,《詩》、《書》、《禮》、《易》、《春秋》五經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為崇高的法定經典,也是士子必讀的經典。漢代儒生們即以傳習、解釋五經為主業,重于在經典的字詞句中探求微言大義,自此經學正式宣告誕生。
漢代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著書十余萬字,奠定了經學在中國2000年歷史上作為主流文化思想和意識形態核心的地位。其主要哲學思想既承傳了漢以前儒家的重視生命、以人為本的益生主題思想,又吸收了墨、道、名、法、陰陽、農等各家學說,不僅接受和發揚了荀子關于禮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論,而且還大量吸收了墨家“兼愛”、“尚同”的理論,乃至墨家學說中某些帶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董仲舒比較系統地發展和糅合了先秦儒家的“天人相應”的哲學思想、“中和”平衡思想和陰陽家的陰陽五行學說。這些思想不僅滲透于當時的社會生活實踐。使天人之學具有了理論和實踐的功能。而且成為漢以后儒家學說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二)儒學與中醫陰陽觀念的差別及儒醫形成的基礎
董仲舒整理的陰陽學說主要來自于《易經》,易經的陰陽主要以二的倍數增長,以一分為二為主體。《易經?系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道明了天地陰陽變化之理,但是《易經》的陰陽與《黃帝內經》里的陰陽并不完全一樣。
《黃帝內經?陰陽離合論》:“黃帝問日:余聞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歲,人亦應之。今三陰三陽不應陰陽,其故何也?岐伯對日: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數,然其要一也。”可以看到,在中醫診療體系中,陰陽的三陰三陽理論是非常獨到的創造,不與其他體系雷同,這在東漢末年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中所用的主要辨證論治體系就是三陰三陽體系中就可以得到證明。按照《易經》陰陽分法固然合于天道,但是因為取類的不同,對三陰三陽的診療觀還是形成了不小的沖擊,可以說從這個時候開始,中醫的診療觀開始出現了分歧。
由于儒家官學地位的確立,對于醫療體系乃至社會生活均產生了深遠影響,對醫療隊伍的組成結構也造成了新的變化,給后世一種醫療群體――儒醫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而儒醫這個群體是最終導致中醫學診療觀分裂的重要人群。漢以后的執業中醫的人群結構數據表明,兩漢至唐代52位著名醫家中,儒者多見。
(三)經學后遺癥
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陰陽五行學說、祥瑞災異說后來演變成為流行于西漢末并興盛于整個東漢時代的讖緯應該是董仲舒始料未及的。由于其理論中提供了讖緯之術的發展空間,同時在對政治措施的影響方式上,逐漸與讖緯神學合匯,尤其是王莽與劉秀在奪取政權之際公開利用,將若干讖語編為官書明白昭告;漢光武帝中元元年又正式“宣布圖讖于天下”,定為功令的必讀書,“言五經者,皆憑讖緯說”。儒生為了利祿都兼習讖緯,稱“七經緯”為“內學”,而原來的經書反稱為“外學”。使得讖緯的地位實際上凌駕于經書之上,從而讓讖緯之術發達起來。
讖緯的興盛對中醫診療觀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本來《黃帝內經》理論體系構建的傳統中醫診療觀已經脫離了傳統巫術鬼神占卜的概念,讖緯的興起直接通過官方把這些理念重新打回到中醫的診療觀中。這在后來的很多醫書記述中可以得到證明,從葛洪的《肘后備急方》到孫恩邈的《千金方》里都有很多讖緯術的記載。
延至東漢末年,人們得病不是先找醫生,而是找巫師,讖緯學泛濫極其嚴重。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序》中記載當時的人:“卒然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方震栗,降志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張仲景對此情況痛心疾首,撰著《傷寒雜病論》正本清源,奠定構造了正統的中醫辨證論治體系,使中醫的診療觀在文字上規范下來,讓中醫學獨立于讖緯學之外,并顯現出不可比擬的臨床效果,這是張仲景至今仍被尊為“醫圣”的原因。
讖緯之學雖經魏晉以后屢被禁止,但仍然在民間流傳,明清時期還有很多醫書存在著這些記述。只是到了“”以后興起,傳
統學術退位,讖緯之學才開始真正斂藏起來。
三、理學時期
(一)儒學思想的分野
宋以后。以五經為主干的章句訓經學因自身僵化而陷入絕境,熙寧變法失敗后社會矛盾激化,佛學南禪宗改革運動的思想浪潮沖擊,使得教條經學的專治局面開始發生振蕩。疑經之風逐漸興盛,排《系辭》,毀《周禮》,疑《孟子》,譏《尚書》。儒家文化隨之發展成為一種以儒學為宗,吸收佛、道思想。將天理、仁政、人倫、人欲內在統一起來,走向政治哲學化,為統治者提供更為精細的理論指導。以適應增強思想上專制的需要的學說,也因此成為南宋之后的官學。
儒學這時主要分化出兩支,一支是以程頤、朱熹為代表的理學。程朱理學堅持“性即理”的根本觀念,主張“宇宙之間,一理而已”,以“理”為本體、以“窮理盡性”為方法。朱熹則是儒家理學集大成者,其所著的《四書集注》也成為元明以后中國科舉考試的教材。另一支是以陸九淵、王守仁為代表的心學。陸王心學則堅持“心即理”,主張心外無物,是以“心”為本體、以“發明本心”或“致良知”為方法。《四庫全書簡明錄》記載:“朱子無極之辨,陸九淵攻于前,格物之說,王守仁軋之于后,諸儒各爭門戶,垂數百年。”
儒學的內部爭端體現出明顯的思辨性,引經據典皆為闡述自己的觀點,并不固守經文本義,這些思想上的變動對中醫學的診療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甚至可以說是直接導致了后世中醫診療觀上的分裂,形成中醫的學術分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醫家類小敘》:“儒之門戶分于宋,醫之門戶分于金元。”這不僅概括儒與醫各自學派分立時間,也暗指了儒之門戶分于宋,與醫之門戶分于金元之間有著密切關系。
(二)儒醫大量產生。改變了原有的醫療隊伍結構
宋朝時候,國家對醫學非常關注,不僅帝王本身熟悉醫學,而且還不斷下詔書指導全國的醫事活動。《宋會要輯稿?崇儒》:“伏觀朝廷,興建醫學,教養士類,使習儒術者通黃素,明診療而施于疾病,謂之儒醫,甚大惠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儒醫在官方的提倡下正式形成潮流,不少士大夫親自整理收集驗方、家藏方,如陸游的《集驗方》、蘇軾和沈括的《蘇沈良方》、司馬光的《醫問》,高若訥的《素問誤文闕義》及《傷寒類要》等書。名儒范仲淹“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的名言對此更是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促使大批儒生加入到醫學領域之中。由于儒醫本身社會地位相對較高,在中醫群體中占比例增大后,其學術觀點直接影響到中醫學界的觀點,中醫診療觀的蛻變亦因此而生。
(三)金元四大家的產生標志著傳統醫學診療觀的分化
金元時候。中醫的診療觀開始出現明顯的分野,出現了“金元四大家”――劉完素、張從正、李東垣、朱震亨,他們對《黃帝內經》各執一義,先是河間學派劉完素以“火熱論”病機創立了“寒涼派”:張從正師劉完素發展出“以血氣流通為貴”的“攻下派”,李東垣尤其重視脾胃成“補土派”;朱震亨倡導“陽有余陰不足”建“滋陰派”。4人中至少有3人和儒家扯得上關系。張從正著書叫《儒門事親》,李東垣曾從師于當時名儒翰林學士王若虛、馮叔獻,朱震亨則是師從朱熹的四傳弟子許謙學儒門理學,其書《格致余論》亦含有“格物致知”之意。他們都反對“集前人已效之方,應今人無限之病”,這些都是受宋儒疑經和部分理學思想影響而生的。由此可知,中醫診療觀的分野與宋朝儒學的門戶分別有直接的相關性。
(四)理學后遺癥
隨著儒家理學的“窮理”深入,逐漸出現了空談理論,不尚實際的風氣,這也對中醫診療也影響很大。到了現在,隨著西方思潮的涌入,社會大生產分工的深化,出現了只談理論不會臨床的中醫理論家,也許或多或少的還是和理學的遺風有一點關系的。
心學的修習方法必須是德才兼備。智慧過人者方能成功。其發展到最后竟然成了“小人無忌憚”,尤其是把“醫者意也”發揮到極致之時,其流弊更是直接導致了診療的隨意性,沒有規范。沒有章法,診斷上沒有精準的判定,療效上沒有確切的估計,中醫至此便逐漸衰弱,使西醫學乘虛而入占據了主流醫學地位。
四、結論與思考
綜上所述,儒家文化作為我國傳統文化。長期占據官方的統治地位,對中醫的診療觀念有著極深的影響。儒學的幾個重要時期的思想演變造成了中醫診療觀的變化,尤其是宋以后儒家分野,造成金元時期中醫診療觀的分野。但最終醫學仍是醫學,既不是哲學也不全是文化。中醫學是中華傳統文化,尤其是在儒家文化的變化中伴生發展的一門經驗實用學科。從某種意義上說。唯一檢驗醫學理論是否正確的標準就是臨床療效,不論診療觀如何發展變化,能指導臨床治愈疾病的理論才是唯一正確的理論。
中醫獨特的發展模式決定了其獨特的學科屬性。中醫學對人體本身和人體科學本身以及防病治病都具有獨特和卓越的見解,是一門符合自然科學和唯物辯證法基本規律的醫學科學。沒有古代的中國哲學,就沒有現有形態的中醫學理論;沒有儒家文化,就沒有不斷發展的中醫診療觀。可以說,中醫學是在中國哲學思想的影響和指導下,在儒家文化影響下,通過歷代醫家長期的醫療實踐與不斷的積累,反復總結而逐漸形成的具有獨特風格的傳統醫學科學。中醫既屬于自然科學的范疇,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屬于哲學和文化的范疇。因此,在中醫的發展過程中,還需要從文化、哲學的角度來審視和研究中醫學的現代化發展,必須進行方法論及診療觀的變革。
中圖分類號:B2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7)13-0044-03
京津冀協同發展過程中,承德市將自身定位于北京的后花園、水資源涵養功能區。同時,承德市提出一帶三區建設,即建設灤河72公里城市發展帶、承德機場臨空經濟產業區、雙峰寺水庫皇家康B休閑區和大黑山國際滑雪度假區,以旅游產業為重點的發展方向已逐步形成。建設旅游城市不僅需要青山綠水的自然環境,更需要親和向善的人文環境。市風、民風建設將成為承德市未來發展的重點環節。思想指導我們走過革命、改革、發展,對我國經濟、政治、社會建設,起到關鍵作用。但兩千多年的儒家傳統思想已經深深扎根每一個中華兒女的思想中,賦予儒家傳統思想現代性內涵,運用儒家傳統優秀思想建設市風,將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承德市市風中存在的問題
1.部分市民待人冷漠
主要表現在個別市民對待旅游者態度冷漠,服務意識淡。熟人之間還會熱情相待,對陌生人則缺乏和善的態度;目前承德市游客主要來源于周邊地區,自駕游居多,這種市風給游客留下的印象可想而知。旅游者不過是城市的過客,生活在其中的市民也許覺得自己已經習慣于此,可是只有改變這種待客之道,才能讓游客感受到承德的舒適。
2.養老方式落后,城市壓力大
老齡化社會進程的加快是每個城市都面臨的突出問題,如果不能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將給城市建設帶來巨大壓力。尤其對于承德市來說,經濟發展相對較慢,城市化逐步推進,大批老年人落戶城市。雖然老年人隨著條件的改善、子女在城市工作等原因大批遷入城市,但也很難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加之現代社會大多數家庭面臨四二一的養老格局。雙方老人過分依賴子女,沒有自己的生活;子女既要工作、撫養孩子,還要照顧老人,生活壓力倍增。稍有不慎,還會產生家庭矛盾,不利于彼此生活質量的提高和社會的穩定發展。之所以有如此矛盾,筆者認為現在的城市建設中,養老習慣仍是封建社會的、孤立的家庭式養老。
3.文明程度有待提高
承德古稱“熱河”。直到雍正皇帝登基10年之后,說到“承受先祖德澤”才有了承德這個稱謂。現代賦予其寓意為:“承傳文明、德行天下”。無論古代的意義還是今天的寓意,都體現著承德重“德”的優秀傳統。但在今天尊德崇禮的風氣已經鮮見。
4.誠信缺失問題凸顯
商業的發展使誠信問題凸顯。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產業快速發展,旅游服務中的誠信問題也逐漸進入人們的眼簾。旅行社低于成本經營,以虛假廣告招徠游客,導游擅自增減旅游項目、索要小費等; 旅行社間款項糾紛引發甩團、扣團、自費項目強制化、強迫購物公開化; 賓館飯店存在“拉大旗作虎皮”現象,造成等級不達標、接待人員服務態度差等諸多問題屢屢出現在公眾的視野中。據筆者觀察,僅以避暑山莊周圍流動商家而言,外地游客買水果500克20元,本地居民直接降至500克10元,再講價,則可8元。不公平交易也是誠信問題的表現。雖然現在全國各旅游景點或多或少都存在宰客現象,但改變現狀,優化旅游環境,則可向循環產業更近一步。這些現象的出現不利于公民業余生活的豐富,不利于城市發展,不利于社會經濟的進步。
二、儒家優秀思想對承德市市風建設的理論貢獻
1.仁者愛人,培養市民友善之心
儒家“友善”,主要是指內善外友,而友善的根本思想乃是仁愛思想,即“仁者愛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惡人者,人恒惡之”。承德市發展旅游產業,不僅要注重自然環境的優化,更要注重人文環境的提升。近些年,旅游產業蓬勃興起,各地都積極把握旅游業帶給當地的發展機遇。承德市旅游資源豐富,既有享譽中外的避暑山莊及周圍寺廟,又有各縣區市的秀美自然風光。這些優質旅游資源已形成承德市天然的廣告效應。但能否讓游客流連忘返、故地重游、樂于宣傳,主要還是人文環境的吸引。隨著旅游市場監管力度的提升,各地惡意欺詐游客事件被屢屢披露,人文環境已成為人們選擇出行地的主要考慮因素。游客到達一地,能否有賓至如歸的感覺,首先取決于當地居民的態度或者說友善度。初到一地,運輸業從業者的態度,酒店接待者的態度,餐廳服務人員的態度,等等,直接從事旅游相關產業人員的友善度,會給游客留下不同的游玩感受。但是城市中不與旅游業直接相關的普通市民的親和度,則會給游客留下城市的整體印象。儒家仁愛思想,培養市民仁愛、友善,一方面可以提高旅游產業相關人員的基本素質,另一方面也能從根本上改善承德市市風。友善、互愛為我市打造一流旅游城市奠定人文基礎。同時,每個人都希望生活在友善的氛圍中,市民的仁愛之心也會在城市中不斷擴散,讓市民之間和諧相處,為市民生活質量改善、城市氛圍進一步融洽提供文化條件。
2.孝悌之道,坦然面對老齡化社會
現代式養老,尤其對于城市,最突出的問題已經不再是吃穿問題,而是老年人心理需求的滿足,即儒家提倡的“敬老”。老年人精神層面的需求越來越高。這就出現一種奇怪現象,子女不工作在家啃老,老人還很高興,因為有人陪伴。可是長此下去,社會的發展將面臨社會建設后繼無人的問題,年輕人將成為墮落的一代。更有甚者,一些不法商家,看準老人精神空虛,又手有余錢的狀況,開展各種會議式營銷,把假藥、假保險、假投資等推銷給老人,騙取老人養老錢。這些社會問題日益突出,不能及時解決將嚴重影響城市建設。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全社會建立起養老機制,統籌考慮老齡化問題,每個市民都心中有老、敬老,將是解決老齡化問題的根本出路。“入則孝,出也悌”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儒家不僅提倡家庭內部的孝,同時講在家孝敬父母,在外把所有老人都當做自己的父母,推己及人地關心社會上的每位老人,要人民把對自己父母的孝,擴大到社會中,在全社會建立起孝、敬的風尚,讓老人有自己的生活、娛樂空間,老有所為。使老年人在哪都能感受到溫暖和被尊重。這也可以為年輕人提供穩定的家庭基礎,讓他們在自己的崗位上踏實工作,推動社會建設。此外,要在全市逐步培育“敬老”精神。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針對孝的內涵和今天社會的現實狀況,全社會敬老已成為孝的首要部分。
3.尊德崇禮,款待八方來客
儒家“德”的思想內涵豐富、精深。而今天我們的城市市風建設則主要集于市民公德的培養和素質的提高,這兩點主要體現在“禮”上。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儒家思想重禮。當然,后期儒家重禮的思想大肆發展,有重形式不重實質、鋪張浪費的趨勢。今天我們要去其糟粕,取其本質,對市民進行禮貌教育。首先,在家有家風。家庭教育,尤其道德、禮貌教育是最基本的,它天然的具有親密性和影響力,最容易被人接受。對于青年一代的教育,家庭承擔著主要責任。因此,家有家風,讓孩子從小重視公德的培養、禮貌的養成,是至關重要的。加之,家庭其他成員之間互相影響,一個講衛生的家庭成員一定會使家庭整體環境整潔;一個有禮貌的女主人一定會提高家庭整體素質;一個熱情的男主人一定不會營造出冷漠的家庭氛圍。家庭成員的每個細節都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其他人。因此,家風是培養公德、養成禮貌的主陣地。“食不言寢不語”,“食于有喪人家未嘗飽也”,“緩揭簾勿有聲,寬轉彎勿觸棱”……儒家的這些行為規范應該重新成為我們的家規。其次,單位有風氣。同事與同事之間,辦事人員對外,都應禮貌相對。朱熹把學習分為兩個等級,第一等是小學,第二等是大學。朱熹說:“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古人無論年齡大小,皆從小學學起。灑掃應對就是“禮”的體現,同時也是工作中必備的素質。我們的城市面貌,市民滿意度,很大程度上通過辦公人員的禮節體現出來。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儒家提倡謙讓有禮,即使必須要競爭,也要互相作揖,禮貌相對。現在的公職人員也應借鑒儒家傳統,禮貌互待,禮貌辦公。再次,市風不容丟。我國出臺公民基本道德規范:“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把明禮放在其中,說明國民禮貌問題已引起我國政府重視。承德市市風建設最突出的表現就在于市民的禮貌程度。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市民面貌有了明顯改善。但一些問題仍很突出。比如:公共場合大聲喧嘩;不講乘車秩序;隨地亂丟亂棄;精神文化生活匱乏。孔子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先學會做人,品德好了,行有余力,才可以學習文化知識。儒家重視公德建設,把公德建設放在學習文化知識之前。現在市民知識水平提高,但公德心卻在減弱。市民對自己的家園缺少責任感和公德心,城市就缺少溫度,不僅對旅游城市發展不利,也讓市民生活在其中幸福感的降低。
4.誠信為本,建設城市新風尚
孟子說:“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誠信自古以來就受到高度重視。筆者認為承德市旅游產業的持續、向好發展的關鍵是誠信經營。打造旅游城市,不能做一錘子買賣,要立足長遠,走循環發展之路。最近熱播的《人民的名義》中達康書記說:“再窮,不要借錢去消費;再難,不要說話不算數;欠錢,一定拼命掙錢來還;還不上,要打電話讓人知道你沒忘;堂堂正正做人,明明白白做事;永遠不要丟掉別人對你的信任;別人信任你,是你在別人心目中存在的價值;人生路很長,自己別把路走窄了,把人做好了,什么都會有的,永遠不要透支身邊的人對你的信任,失去誠信等于終生破產。”我想城市建設和做人一樣,都需要把誠信放在首位。中國歷史上的大商,如晉商,喬家,等等,之所以能青史留名,首先就是誠信經營。承德市市風建設過程中也要以史為鑒,以人為鏡,完善誠信體系,注重誠信城市建設。
三、弘揚儒家優秀思想,改善城市風氣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僅靠法律約束,只能治標。儒家優秀思想需要現代人的傳承和發展,把儒家思想進行現代化闡釋,大力宣傳,對市民進行道德教化,使其心中做出改變,才是城市發展的根本路徑。
1.深入學校教育,從學生抓起
社會、國家未來的發展決定于今日的下一代。城市的風氣的培樹最終要依靠今日學生素質的提高。目前,我國十分重視傳統文化,對儒家思想的學習越來越受到各學校重視,一些學校把傳統文化作為課程,對學生開展教育。因此,儒家思想的宣傳主陣地應放在學校。基礎教育時期是學生性格、習慣養成階段。注重儒家基本禮儀養成。《三字經》中尊親、敬長、好學、禮讓;《弟子規》中孝、悌、謹、信、仁的思想應從小植根于每個孩子心中,心中有標尺,行為自然有底線。在中小學開展讀經典、學經典活動,讓經典常駐心中。大學時期是人格養成階段,需要深入領會儒家經典中的精神,舉一反三運用到生活和未來的工作中。這個階段僅讀經典已經不能滿足學生思想發展的需要。可以開展儒家講座、研討、實踐等活動,邀請儒學學者到校講座,組織學生就某一社會問題在儒家思想角度展開討論,在思想激蕩中找到正確的價值觀。有條件的學校還可以開展一些復古活動。例如,有些學校給學生舉辦加冠禮,通過這種儀式,讓學生感受到成人的責任和禮貌的重要性。這些儒學活動讓學生感受到儒家思想的魅力,并把這些思想運用到人生的各個階段。下一代心中有道德,才能把社會風氣帶到向好的方向上。
2.利用單位大舞臺,規范職工行為
學校教育是儒家思想宣傳的主陣地、市風改善的源泉。單位規范則是市風面貌改善的有效組成部分。在公務員隊伍中進行儒家道德教育。公務員不僅是政府、城市形象的影響者,還是城市形象的展示者。公務員的道德主要包括公平與效率;秩序與禮貌;自律與他律等。子曰:“政者,正也。”強調公務員要為政以德,在今日社會中,要注重效率與公平兼顧,而且還要注重對外來辦事人員的文明禮貌。現在門難進,臉難看,已經成為公務員留給人們的普遍印象,但實質上,公務員是為人民服務的。儒家講:“一日三省吾身”“君子慎獨”,這些都要求為政者要時刻嚴格要求自己,把正確的行為規范內化于心。在公務員隊伍中開展儒家思想宣傳,督促其讀儒學、學儒學、用儒學,樹立為政為民、民之父母的責任意識。此外,還要做到規章制度上墻,文明禮貌入心。按照單位實際情況,把儒家經典中的規范做成規章制度,懸掛于辦公樓的醒目位置,時刻提醒辦公人員,同時也能使外來辦事人員形成監督。據筆者不完全調查,承德市目前沒有行政機關建立起整套的行為規范,這就造成個別公務員紀律散漫、效率低下、態度惡劣。“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在公務員隊伍中加強道德教育,對承德市市風建設起到引領作用。
3.加強宣傳,提升市民素質
市民素質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于長期、一貫的教育。應把儒家道德教育作為長期、慣性宣鰲T諶社會開展儒家道德宣傳、儒家實踐活動體驗,表彰道德楷模等活動。利用儒家學會等組織,定期進行道德宣傳、禮貌引導。在少年宮、老年大學等地開辦儒學道德講堂,對市民免費開放。在城市廣場等人員密集地開展一些學禮、守禮活動,提供免費小禮物,提高市民參與度。此外,可以把孔子誕辰9月28日定為城市儒學學習日,連上“十一”小長假,開展儒學系列活動,既豐富了市民假期生活,又可以提高市民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