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核心規律模板(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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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圖分類號：D9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772（2012）13—0127—02

一、法律經濟學的淵源與發展

法律經濟學（Economics of Law），是一門“用經濟學闡述法律問題”的經濟學與法學交叉學科，按波斯納所言，法律經濟學是“將經濟學的理論和經驗方法全面運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學科[1]。具體地說，法律經濟學采用經濟學的理論與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會的法律制度、法律關系以及不同法律規則的效率。

法律經濟學產生并形成于20世紀中期，但萌芽于18世紀中期。意大利刑法學家貝卡利亞在論述“刑罰應當與犯罪相對稱”這一原則時指出，此原則必須依賴于對刑罰與犯罪所獲得的利益之間的比較和衡量。立法者“在政治算術中，需要以可能性的計算代替數學中計算的精確性”[2]。對此，邊沁做出了進一步的經濟學分析，用成本效益來解釋罪罰相稱的必要性和合理性[3]。此后，經濟學思想開始被用于對法律制度、規范的分析。

19世紀晚期，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周期性的越來越明顯，舊制度經濟學者們企圖利用經濟分析方法分析現有制度的動態演進，并通過對制度的改良來緩解經濟發展周期性問題。與此同時，以弗蘭克、盧埃林為代表的法律現實主義運動興起。在這兩大因素的影響下，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芝加哥大學的亨利·西蒙斯和艾倫·迪萊克特開始利用微觀經濟學來研究政府管制和反托拉斯法。艾倫·迪萊克特教授在1958年創辦了《法和經濟學雜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亦譯《法律經濟學雜志》），即為后來法律經濟學建立的標志之一。這個時期，法律經濟學對法律的經濟分析基本局限于反托拉斯法，以及政府的公共管制等個別領域，區別于后來對法律作出全面經濟分析的新時期，這個時期通稱為“舊經濟分析時期”。

以1960年羅納德·科斯的經典論文《社會成本問題》發表為標志，法律經濟學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新時代——“新經濟分析時期”。就學術流派而言，主要有產權學派、公共選擇學派、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等。經濟分析的范圍，除了反托拉斯法、政府管制外，逐步向侵權法、財產法、勞動法、婚姻家庭法等領域全面擴展。這一時期，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理查德·A.波斯納，他的《法律的經濟分析》集這一時期的經濟法律分析之大成，這部著作在1973年的出版，標志著法律經濟學完整理論體系的建立。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法律經濟學的發展進入了較為平和的時期，這一時期的發展趨勢體現在兩方面：第一，傳統的法律經濟學流派依然采取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形式化”、“模型化”的研究方法，但是由于這種描述分析案例的方式本身的局限性，使得研究進程較為緩慢。另一種“非主流”學派強調“法律的經濟哲學分析”，注重經濟哲學、政治哲學與法律哲學的相互關系，分析和評估可供選擇的多種社會模式，研究和探索選擇各種不同社會模式的法律制度與經濟關系的后果[4]。這兩種方式相互排斥，相互影響，主導著現今的主流研究方向。

縱觀以上的法律經濟學發展歷史，筆者在此提出一個問題：既然任何一門社會科學的發展，都自然會受制于歷史進程中一定的社會規律，那么真正貫穿于法律經濟學的發展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二、法律經濟學的核心——“法律”還是“經濟”

以法律經濟學的主要研究方法來看，法律經濟學是以經濟學的“效率”作為核心衡量標準，以“成本—收益”及最大化方法作為基本分析工具，來進行法律制度分析的。因此，在一些經濟學家看來，傳統法學研究所強調和重視的“公平”、“正義”這一類概念本身的含義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同時，在很多情形下，經濟學的分析模式都可以得出與法律分析相同的結論。所以可以用“經濟效率”去取代“正義”之類的傳統法律概念，甚至可以將法律轉為經濟學。鑒于此，法律經濟學一直被作為一門經濟學分支學科來看待。

但是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法律經濟學最初的研究目的，根據尼古拉斯·麥考羅和斯蒂文·G.曼德姆的定義，“法和經濟學是一門運用經濟理論來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運作以及法律與法律制度所產生的經濟影響的學科。”[5]法律經濟學顯然是利用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為工具，研究法律制度中的經濟問題的一門學科。那么我們進行這些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答案很明顯，利用研究得出的成果，改變法律制度與法律實踐中的經濟效率問題。因此我們對法律經濟學的研究，最終還是要回到法律上去。在1980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的注釋》一文中，科斯指出：“科斯世界正是他極力說服經濟學家離開的世界，傳統經濟學錯就錯在忽略了交易成本。人們應該研究存在正交易成本的現實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法律制度至關重要。如果不對交易賴以進行的制度詳細地加以規定，新古典經濟學關于交換過程的討論就毫無意義。”[6]這說明，即使科斯本人，也認可提出科斯定理的目的在于修正現實中的法律制度。

篇2

然而，研究流通領域經濟運行的流通經濟學卻于上個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陷入了低迷狀態(紀寶成，2001)。21世紀是商業的世紀，正是大商業、大流通、大市場形成和發展的時代(黃國雄，2002)，流通經濟學的研究卻陷入了貧困狀態(夏春玉，1999)。應該說，市場經濟條件下復雜的、多樣的流通實踐更加需要正確的流通理論予以指導，研究流通理論應該得到重視，流通理論應該得到大發展。但現實卻是：流通經濟學被作為三級學科，流通經濟學的博士點為數極少(只有中國社科院、中國人民大學、西安交通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等幾個單位)，全國大部分高校砍掉了流通經濟學專業，或改為市場營銷，或改為國際貿易，或改為產業經濟學，如今，保留流通經濟學專業(貿易經濟)的只有16家。流通領域研究的專業期刊只有幾家，即《財貿經濟》、《商貿經濟》、《中國流通經濟》、《商業時代·理論版》、《商業研究》、《商業經濟與管理》(其他流通類期刊流通方面的文章所占比重大大減少)。

這種現象不能不令人思索。為什么在市場經濟大發展，流通成為社會再生產的重要環節，成為國民經濟的先導產業(劉國光，2001)和基礎產業(黃國雄，2002)的時代，流通經濟學卻被社會遺忘，卻出現了流通研究的低潮?夏春玉(2000)提出了四點：一是生產者與消費者直接見面的假設使流通從新古典經濟學的視野中消失；二是經濟學的格式化過程間接影響了經濟學對流通的關注和研究；三是經濟現象的復雜性和經濟學家認識能力的有限性限制了經濟學關注流通的視野；四是馬克思的流通理論并不是完整的流通理論。全國高校商經教學研究會主持的《關于貿易經濟學科建設的思考》課題報告(2001)認為，西方理論缺少對交換問題的專門研究和馬克思流通理論的一般性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是流通經濟學出現低潮的主要原因。紀寶成(2001)指出，對貿易經濟學科沖擊既有內部因素，又有外部因素，內部因素表現在：學科分離，內外貿專業的分離；缺乏與新學科、新專業的相互協調；非盈利專業與盈利專業相混淆；隊伍建設問題。外部因素有：政府機構改革，撤銷了貿易局；教育部對專業目錄的調整；盲目照搬別國經驗；教育學科的重理輕文等等。

這些認識也許并沒有抓住流通經濟學貧困的要害。首先，西方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一刻也沒有放棄對交換貿易的研究，從重商主義的自由貿易論到亞當·斯密的勞動分工交換論，從德國歷史學派的貿易保護論到埃奇沃思方框交換契約論，無不充滿著對交換、貿易的研究。西方非主流經濟學，如新制度經濟學也是從交易出發，研究交易費用和產權的關系，核心是研究制度和交易費用在交易中的關系，而且康芒斯把交易分為三類，其中一類就是平等的交易即交換，楊小凱、黃有光(1998)等人還嘗試從分工交換的角度研究流通，楊小凱指出，如果交易效率得到提高，則國內貿易將因一國之內的分工水平提高而產生。但如果交易效率提高幅度不是很大，則在沒有形成全國統一市場時，貿易可能在各個地方性市場內進行。隨著交易效率的進一步提高，全國性市場便因分工水平的提高而產生。如果交易效率繼續提高的話，則高效率的分工水平便會要求更大的市場規模與之相適應，此時局限于一國市場之內的貿易和產品交換無法充分利用高水平的分工經濟，因此國際貿易便會從國內貿易中產生。其次，馬克思的流通理論是十分完整的流通關系論，馬克思從商品的二重屬性開始，從分工入手，詳細論述了商業資本的流通和商人、商業的地位和作用，闡述了商業勞動的性質和商業利潤的來源，研究了商品交換的一般規律，同時還創造性地研究了國際貿易問題。再次，內外貿學科分離本身有一定道理，因為國際貿易畢竟是不同國家的經濟貿易交往，這種貿易和國內貿易不同，它時時要受匯率、關稅、國家的貿易政策所制約，因此，在研究領域上與國內貿易有相當大的區別；教育部對學科調整并不會妨礙一個學科的深入研究，只要這個學科是具有生命力的，就會形成研究群體。一個顯著的例子是入門對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教育部并沒有規定理論經濟學中有制度經濟學的學科，然而還是有眾多學者樂于從事這方面的研究。

可見，流通經濟學的貧困問題還是要從流通經濟學的內部人手才能解決。本文嘗試從核心概念和學科研究對象的角度進行分析，運用經濟學方法論，以新的研究范式建立一套較為完整的流通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以求教于國內專家同仁。

二、流通經濟學的核心概念

任何一種規范的經濟學研究必然有其核心概念，該概念是對眾多經濟現象的高度邏輯抽象，概念必須以事實為基礎，同時又是對事實的高度概括。

商品流通是連續不斷的商品交換，是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換。馬克思指出，“每個商品的形態變化所形成的循環，同其他商品的循環不可分割地交錯在一起，這全部過程就表現為商品流通”。可見流通應該作為流通經濟學的核心概念。因為它反映了商品流通的實質，更能體現出流通經濟學的學科特點，具有較強的解釋力。這表現在：商品流通這一概念反映了商品運行的過程，而且是社會化大生產中商品多次不斷的運行，因此商品流通更能反映出交換在社會再生產中的中介溝通地位，錯綜復雜的商品循環更能反映出流通的復雜性，才需要探究商品流通運行的規律，研究如何有效地處理好商品所有者之間的關系，合理分析商品流通的資源配置。這一概念，既包括了交換，又涵蓋了市場，還暗含了商業出現的必然性，因為如此復雜的商品交換沒有媒介商品所有者的商業是不可想象的。可見這一概念，具有高度的概括力，應該成為流通經濟學的核心概念。

對流通的專門研究，是政治經濟學所難以涵蓋的。因為政治經濟學雖然也研究商品流通，但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揭示商業資本的增值和生產關系，政治經濟學的核心概念是資本和剩余價值。西方經濟學也研究交換和貿易特別是國際貿易，而且形成了一套系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如要素稟賦理論、比較利益理論、H-O理論等，但它側重于把交換看作一種外在的機制，沒有觸及商品流通的內核，把國際貿易作為開拓市場的手段，輕視對國內貿易的研究，西方經濟學把一國內的商品流通當作一種黑箱(夏春玉，2000)。因此，流通經濟學有必要把流通作為核心概念對商品流通進行專門的研究。

三、研究對象的確定與學科體系的構建

確定學科研究對象是進行科學研究的前提。只有在學科對象確定后，才能確立研究范式，進而建立研究的邏輯框架，才能進行演繹推理，結合實證研究，解決研究對象的問題。目前，對流通經濟學的對象有四種觀點：關系論、規律論、服務論、主體論。

關系論認為，由于交換在社會再生產中的中介地位，流通經濟學一方面要研究流通與生產、分配、消費的外部關系，另一方面也要研究商品流通領域內的商業內部關系。規律論認為，社會商品交換既受普通經濟規律的影響，也受流通過程特有經濟規律的作用；流通經濟學的任務是揭示商品流通活動中的這些特殊規律。服務論認為流通產業是由處于商品交換和流通過程中的所有中介人即商人構成的一個特定的產業，商人從事的活動表面上看來是進行商品交換，實質上是在流通產業內提供以“為賣而買”為核心內容的商業服務活動，即為商品交換和商品流通提供服務活動；既然商業活動的本質是提供商業服務，那么，流通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不應該是商品或商品交換活動本身，而應該是商業服務。主體論以流通領域中的每一個行為主體如商人、商業企業等為研究對象來研究流通領域中的具體問題。

以上這四種研究對象論各有特色，但是都普遍忽視了一點，即作為一門經濟學科應該研究資源配置問題。

流通經濟學作為一門應用性很強的經濟學科，必須研究流通領域的資源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問題。即研究從生產領域向消費領域(包括生產消費和生活消費)推動商品運動的各種行為，如采購、運輸、倉儲、加工、銷售等不斷地社會化、規范化最終達到最優化。由于現代流通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產業，因此流通領域資源合理配置問題實際上就演變為流通產業的資源配置和利用問題。這里有一個難題，就是流通領域與流通產業的關系。領域這個概念比較模糊，在《資本論》里，流通領域包括兩個環節，即G-W階段和W-G’階段。在這兩個階段，商品與貨幣的轉化都需要有流通組織的勞動耗費，從事這類活動組織的集合就成為流通產業。因此，研究流通領域的資源配置，具體到流通產業才能夠體現出來。從實踐來看，人們把研究農業、工業、流通業分別作為一、二、三產業，并分別叫做農業經濟學、產業經濟學、服務經濟學等。所以，可以把研究流通領域資源配置的流通經濟學稱為流通產業經濟學。如果不從對流通領域資源配置的研究過渡到對流通產業資源配置的研究，流通經濟學只能是停留在關系論、規律論的層次，無法上升到從產業層面來研究的高度。那么，對流通領域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也就難以深入。

明確了流通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可以大致構建流通經濟學的基本框架。第一部分：流通的基本假設。一個學科的發展需要有該學科所公認的基本假設，一個學者的研究要形成一個體系，也必須有貫穿其所有研究工作的一致性假設，否則，其提出的理論模型之間容易出現自相矛盾而難于前后一致。筆者認為，流通經濟學基本假設主要有：流通時間節約假設，假設t1<t2，設U1為花費t1給流通企業帶來的效用，U2為花費t2給流通企業帶來的效用，則必有U1=F(t1)>U2=F(t2)；流通費用最小化假設即滿足：maxC(x)stC(x)=f(x)，U(x)≥U(x0)；理性經濟人假設，即maxU(x)，stU(x)=px-cx。第二部分，研究流通產業組織理論，即流通組織的SCP分析，流通產業組織的博弈分析，流通產業的競爭模型。第三部分，研究流通產業結構，即流通產業的不同業態之間的比例關系，流通產業的規模，流通的空間結構、地區結構的均衡，流通產業布局的合理化、產業的投入產出。第四部分，研究流通產業政策，用IS-LM模型和AD-AS模型分析由于流通產業政策的變動對流通增加值的影響，同時研究各種政策的配套和協調。第五部分，研究流通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運用計量經濟模型分析流通產業的發展對經濟增長的總體效應和溢出效應，分析國內商品流通與國際商品流通的相關關系。第六部分，研究流通產業的發展趨勢，運用產品生命周期假設等研究流通業未來的發展。第七部分，流通經濟學專題，主要研究流通經濟學中的電子商務問題，物流現代化問題，全球化背景下流通企業的跨國經營問題等。

四、流通經濟學研究的科學方法

篇3

【作者簡介】曹 建（1957-2009），生前系中國土地制度史專家，曾任中國人民大學繼續教育學院《成人教育學刊》編輯部編輯、東方社會科學出版社有限公司資深編輯。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問題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極為重要的問題。幾十年來，學術界對此進行了艱辛的探索，成果豐碩，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沒有形成共識。本文的任務是努力以基本原理為指導，對這些成果進行比較研究，力求對各家各派做出科學評價，求得共識。

（一）

矛盾特殊性原理告訴我們，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社會經濟的基本矛盾運動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是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基本矛盾運動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其核心問題是揭示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指出：“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1]進一步說，事物的實質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決定的。資本主義社會代替封建社會后，生產社會化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矛盾，成為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這一矛盾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具體表現。在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生產社會化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要求廢除封建私有制，確立資本主義私有制；在資本主義社會確立以后，資本主義私有制成為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由此決定該社會的資本主義性質，決定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是生產剩余價值。也就是說，由資本主義私有制成為取得支配的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決定，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資本對雇傭勞動，即資本家階級對工人階級的統治和剝削關系，它集中體現為資本家無償占有雇傭工人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的經濟關系。而這一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則是資本增殖，決定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和生產目的是生產剩余價值。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實質上就是剩余價值的生產。”“這種剩余價值的生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直接目的和決定性動機。”[2]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追求作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目的和決定性動機，是資本主義社會全部經濟活動賴以運行的軸心。馬克思正是以唯物辯證法為指導，科學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是生產剩余價值，并以剩余價值為核心，構建了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從而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運動的規律，揭示了其產生、發展和必然滅亡的歷史軌跡和必然命運。所以說，剩余價值范疇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的核心范疇。

由此可見，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是由一定社會經濟關系中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所決定，是揭示社會生產的實質和生產目的，反映了一定社會生產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過程的基本經濟范疇；并且是對整個社會經濟規律體系中起主導作用的基本經濟規律的科學規定和在此基礎上所確立的科學范疇。在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和范疇體系中，核心范疇是一個綱，綱舉才能目張。因而，在社會經濟關系的矛盾運動的系統或過程中，處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有其一系列存在條件（或者說前提條件）和運動條件（或者說實現條件）。因此，以核心范疇為中心的政治經濟學范疇體系中，必然有一系列范疇相互結合起來，以揭示其矛盾運動。我們把關于處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的存在條件、前提條件的理性認識，稱為前序范疇；把處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的運動條件、實現條件的理性認識，稱為后序范疇。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是由以核心范疇為中心的一系列范疇（前序范疇、后序范疇）互相聯系、互相結合而構成的范疇體系。

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價值。它決定著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過程，因而是決定著資本主義生產實質和生產目的的規律，并且在整個資本主義經濟規律體系中起主導作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也必然決定著社會主義生產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過程，因而是決定著社會主義生產實質和生產目的的規律，并且在整個社會主義經濟規律體系中起主導作用。因此，直接體現著一定社會生產實質和生產目的，并且直接揭示一定社會的基本經濟規律的范疇是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確立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的標準，有兩個標準：直接體現一定社會生產實質和生產目的，并直接揭示一定社會的基本經濟規律是核心范疇的客觀標準；準確的語詞表示是確立核心范疇的主觀標準。是否符合這兩個主客觀標準，是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問題研究的成果是否科學的基本依據。本文就依據上述標準對學術界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問題研究的成果進行比較和述評，并以核心范疇為中心，以一系列范疇（前序范疇、后序范疇）為，初步構建一個互相聯系、互相結合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范疇體系。

（二）

在政治經濟學發展史上，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首次提出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即“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3]。這無疑是斯大林的重大理論功績。然而，中國學術界有的先生指出：斯大林“沒有提出一個中心范疇來概括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中心內容”[4]。這“是關于社會主義產品經濟的基本規律，并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有機計劃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5]。我們同意上述評價。然而斯大林在理論上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的研究開辟了廣闊的發展道路。

下面，根據我們所掌握的文獻，對中國學術界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問題的研究成果分為五類進行評述。

第一類：關于“公共必要價值”“凈產值（凈產品）”“公共價值（社會價值）”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的觀點。這類觀點認為，“公共必要價值”“凈產值（凈產品）”“公共價值（社會價值）”相當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商品價值中的剩余價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我們原則地同意這一觀點。

早在1961年，卓炯先生提出了“公共必要價值”范疇。他提出：“一個社會主義的商品價值構成的公式：W=生產資料價值的補償部分+個人必要價值+公共必要價值。”“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矛盾，就是個人必要價值和公共必要價值的矛盾。”“公共必要價值就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因為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只有勞動人民掌握了公共必要價值規律，才能不斷再生產、不斷滿足日益增長的需要。”[6]卓炯在中國經濟理論界首次提出“公共必要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這是具有一定的開拓意義的。然而，到20世紀80年代，卓炯先生的觀點發生了變化，他沒有沿著上述思路做進一步的研究。他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存在剩余價值”“出路只有一條，承認剩余價值。”[7]“社會主義擴大商品生產的目的，也有二重含義，一是作為擴大商品生產，追求剩余價值，二是作為社會主義特征為社會追求剩余價值，剩余價值轉化為公共必要價值。”[8]這一觀點我們是不同意的。

宋濤先生提出：“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范疇是凈產品。” [9]以后，他進一步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公有制經濟的兩個基本經濟范疇是資金和凈產值。”[10]“社會主義企業職工的勞動，是為自己和為社會的勞動，他們在勞動過程中創造的新價值為自己和企業及社會主義國家所占有，所以，對為企業及社會主義國家所占有的這部分價值，我認為應叫做凈產值，我所以叫這部分價值為凈產值，是因為它是職工超過企業成本所創造的為公共占有的價值。”[11]宋濤先生的理論貢獻是，明確提出了“凈產值”相當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商品價值中的剩余價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即社會主義社會的企業職工所創造的超過企業成本而為公共占有的價值，而且比“凈產品”更充分地體現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商品經濟性質。這是宋濤先生作為老一代經濟學家的杰出與可貴之處。但是，我們不能同意宋濤先生把資金和凈產值并列為社會主義社會公有制經濟的兩個基本經濟范疇。我們認為，同馬克思的《資本論》的核心范疇只能是一個范疇，即剩余價值范疇一樣，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也只能是一個范疇。此外，凈產值范疇在語詞表示上雖然體現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一形式特征，但沒有充分表達出社會主義公有制這一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征。

劉永佶先生提出：“社會主義經濟矛盾的本質規定，就是社會價值，它是作為資本主義經濟矛盾的本質規定的剩余價值的轉化，也是規定社會主義經濟矛盾系統的概念體系的核心。”[12]以后，他把“社會價值”改稱為“公共價值”，提出“新價值按勞動者所付出勞動的質和量分配其生活資料；新價值中其余部分為公共價值，即個人勞動創造，但用于公共的生產資料與公益事業、社會保障的價值。”[13]在這里，他提出了社會價值或公共價值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概念，并且也把社會價值或公共價值看作是相當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商品價值中的剩余價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這是我們所同意的，但是，他沒有明確表述社會價值或公共價值直接體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反映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這一重要理論規定，卻提出用“提高人的素質技能”來規定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觀點[14]。我們不能同意之。

第二類：關于“必要價值”“社會必要產品”等范疇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的觀點。

王玨先生提出，勞動者創造的新價值即必要價值分割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工資，即勞動者的個人勞動收入，用以維持勞動者的生活和滿足他自身發展的需要。這部分價值稱為“個人必要價值”，創造這部分價值的勞動稱為“個人必要勞動”；另一部分表現為勞動者的國家和企業的收入，被用于社會擴大再生產和發展公共福利。這部分價值稱為“社會必要價值”，創造這部分價值的勞動稱為“社會必要勞動”。對于社會主義勞動者來說，這兩部分同樣是必要的，他的全部勞動都是必要勞動，他所創造的全部新價值都是必要價值。必要勞動作為社會主義經濟范疇體現了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15]。必要價值規律就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16]。“必要價值”是體現社會主義經濟運動“軸心”的中心范疇[17]。

雍文遠先生提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所進行的勞動也要分為個人必要勞動和公共必要勞動兩個部分。個人必要勞動構成勞動者的個人收入，這部分勞動產品，稱為個人必要產品；公共必要勞動構成社會基金，這部分勞動產品，稱為公共必要產品。個人必要產品與公共必要產品之和稱為社會必要產品[18]。與之相應，直接生產者在勞動過程中所創造的全部新價值，對勞動者來說都是必要的。全部新創造的價值，稱為“社會必要產品價值”。“社會必要產品價值也要相應分為個人必要產品價值（V）和公共必要產品價值（M）”[19]。“為滿足社會及其成員日益增長的需要而生產盡可能多的社會必要產品，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目的”[20]。“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可簡稱為‘社會必要產品規律’”[21]。“社會必要產品”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經濟范疇[22]。

巫繼學先生提出：“自主勞動者付出的全部勞動歸結為必要勞動。”“必要勞動又有其內部劃分。”“勞動者直接為個人付出的必要勞動可稱為個人必要勞動；勞動者為公共集體付出的必要勞動可稱為公共必要勞動。”“與此相應，必要勞動在產品上表現為個人必要產品和公共必要產品；在價值上表現為個人必要價值v和公共必要價值m。”[23]這兩部分價值之和即必要價值（V+M），“在量上，它是全部產品價值減去轉移的舊價值而余下的增加的新價值”“新增價值，是社會主義生產的客觀目的”。“進一步的結論是，自主勞動從量上說整個地表現為必要勞動，作為社會主義客觀生產目的的新增價值也就全部表現為必要價值”[24]。“必要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中的基本經濟規律[25]。

馬仁典先生提出了“公本價值產品”范疇，即“社會公本總產品扣除用以補償耗費掉的生產資料后的公本新創產品，其價值形態是公本價值產品”。公本價值產品包括兩部分：“即個人價值和公共價值”[26]。“滿足勞動者個人消費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叫做個人價值”“由社會公共占有的、超過其個人消費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以上的價值”叫做公共價值。“個人價值與公共價值之和”“即公本價值產品。公本價值產品乃是社會主義公本階段的社會生產目的”[27]。“公本價值產品規律是社會主義公本階段的基本經濟規律”[28]。

以上觀點有兩個共同特征：第一，認為他們所提出的“必要價值”“社會必要產品（社會必要產品價值）”“必要勞動（必要價值）”“公本價值產品”都直接體現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目的，直接反映和規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這與我們關于確定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的客觀標準是一致的；第二，這些范疇，都相當于馬克思所說的“價值產品”范疇，即V+M。這是他們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在性質和量上的基本規定。這個觀點我們是不能同意的。我們認為，應當以相當于馬克思所說的商品價值中的剩余價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的新價值來規定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的性質、內容和量的界限。我們將在本文第三部分詳盡論述之。

第三類：關于“使用價值”“資金”“公本”“自主勞動”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的觀點。

有些先生認為：“只有使用價值才能表示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不同意采用價值范疇。”[29]我們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共同體商品經濟，其生產目的必然采取價值形式來表示；同樣，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也應當用價值形式來表示。因此，我們不同意這一觀點。

陳典模、劉錦棠先生提出：“資金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體范疇。”“資金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類似資本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30]宋濤先生認為，資金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價值形態”[31]。

馬仁典先生提出：“社會主義公本階段的經濟，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能夠科學地反映這一經濟實際的基本范疇就是公本。”[32]關于公本的定義，他認為：“公本是能夠帶來公共價值的價值。”[33]

巫繼學先生提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作為從屬勞動的雇傭勞動轉化為自主勞動。”[34]“自主勞動是社會主義財富的普遍形式。”[35]“自主勞動是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中占統治地位的經濟范疇。”[36]“它的地位相當于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占統治地位的經濟范疇──資本。”[37]

我們認為，上述觀點沒有揭示社會主義生產的實質和生產目的，沒有揭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因此，不符合我們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的客觀標準，是我們所不能認同的。

第四類：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中存在剩余價值范疇的觀點。20世紀80年代初，卓炯先生提出了“社會主義剩余價值范疇”[38]。逄錦聚等先生提出：“剩余價值是商品經濟的一般范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剩余勞動必然要表現為剩余價值。”[39]我們不同意上述觀點。我們認為，剩余價值范疇是揭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剝削關系的特殊經濟范疇，只有在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下，勞動力成為商品，從而工人的剩余勞動和剩余產品被資本家無償占有，因此剩余勞動和剩余產品才表現為剩余價值。在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已經消滅了資本主義剝削關系，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是為了滿足整個社會的需要，包括勞動者個人的需要。勞動者的勞動不再劃分為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因此勞動者創造的新價值也不再是勞動力價值和剩余價值。由此可見，剩余價值是標志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和剝削關系的范疇，不是反映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的經濟范疇，也絕不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

第五類：關于公有價值范疇。曾昭禹先生提出了公有價值學說，并論述了“公有價值理論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理論”[40]。我們認為，他實際上提出了公有價值范疇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我們完全贊同這個學說，在本文第三部分將展開評述。

（三）

曾昭禹先生的公有價值學說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基本點[41]：第一，社會主義經濟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共同體商品經濟。其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有機計劃市場經濟。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在社會主義計劃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主義勞動分為必要勞動和公有勞動。必要勞動形成必要價值，即社會主義工資；公有勞動形成公有價值。必要勞動創造的價值，作為工人的工資，是補償給工人的勞動力消耗的那部分價值；公有勞動創造的公有價值，即工人的勞動創造的總價值中去掉工人的必要價值后剩余的那部分價值，由國家代為占有，國家以保障工人根本利益的形式補償給工人。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工資和剩余價值、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獨特的資本主義性質被去掉，從而獲得了必要價值（社會主義工資）和公有價值、必要勞動和公有勞動的社會主義性質。第二，確立公有價值范疇，是由社會主義公有制決定的。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制度下，剩余的勞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是公有勞動，它創造的價值，即公有價值，與剩余價值相比較，公有價值的特點在于：（1）公有價值是由工人自主勞動創造的，而剩余價值是由雇傭勞動創造的；（2）公有價值是由工人的公有勞動創造的，而剩余價值是由剩余勞動創造的；（3）公有價值是由人民委托的國家和集體代為占有，而剩余價值是由資本家無償占有的。第三，公有資本（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生產資料），是能夠帶來公有價值的價值。公有價值是公有資本的增殖，體現的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社會主義企業的利潤──公有利潤，是公有價值的轉化形式。第四，社會主義生產不僅是商品生產，它實質上是公有價值的生產。參與公有價值的創造的勞動，都是社會主義生產勞動。第五，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應該把生產公有價值作為直接的生產目的。只有使用公有制的生產資料的勞動，才是社會主義勞動。這種勞動的目的是取得公有價值。第六，公有價值體現了國家對集體、勞動人民的代表和服務關系，揭示了國家和工人、勞動人民在政治上一致的經濟根源、經濟基礎。必要勞動和公有勞動、必要價值（工資）和公有價值的矛盾關系體現了工人和勞動人民自身的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矛盾、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矛盾。解決這些矛盾的根本途徑，是大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使公有價值不斷增長。第七，社會主義本質在公有價值不斷增長中實現，公有價值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核心。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是在公有制為主體和高度先進科學技術基礎上以及先進體制（社會主義計劃市場經濟體制）的條件下，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最大限度地追求公有價值，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簡明地說，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公有價值。這一規律決定著社會主義生產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過程，因而是決定著社會主義生產實質的規律，并且在整個社會主義經濟規律體系中起主導作用。第八，公有價值理論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理論。確立公有價值理論是建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關鍵。這實際上闡明了公有價值范疇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

這些觀點互相聯系起來，形成了一個以公有價值范疇為核心的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正如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科學一樣，公有價值學說深刻論證了馬克思的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觀點，使馬克思以這三大支柱為主要內容的關于未來社會的設想成為科學理論。因此，我們認為公有價值理論為建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奠定了基礎，指明了方向。下面，我們對公有價值學說做若干補充和展開。第一，公有價值范疇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公有價值是社會主義生產的實質，是社會主義勞動者滿足自身的、也是滿足社會的共同需要而創造的價值。它相當于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說的“社會扣除”的主要部分。馬克思說：“雖然從一個處于私人地位的生產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會直接或間接地用來為處于社會成員地位的這個生產者謀利益。”[42]因此，公有價值用來滿足社會的共同需要，最終仍歸結為滿足每一個勞動者的需要，直接或間接地為每一個勞動者謀福利。社會主義生產的實質和生產目的就是生產公有價值。公有價值范疇是社會主義所特有的客觀經濟范疇，它最典型、最集中地反映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關系，因此公有價值范疇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

在經濟學中，“公共”一詞使用得比較廣泛，如西方經濟學中有“公共物品”“公共政策”和“公共財政”等概念。“公共”一詞不能反映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本質。一些先生提出的“公共價值”“公共必要價值”“公共必要產品價值”等在語詞表示上也不能反映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的特殊性質。因此，我們認為，對社會主義勞動者創造的新價值中相當于M的部分，在語詞表示上用“公有價值”更為準確。社會主義經濟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共同體商品經濟，“公有價值”的“公有”在詞義上表達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含義；而“價值”，則在詞義上表達了商品經濟的含義。因此，“公有價值”在語詞表示上清晰地、明確地體現了社會主義共同體商品經濟的基本經濟關系。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確立為公有價值范疇在語言表述上是準確的。

第二，社會主義勞動者創造的新價值，劃分為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社會主義商品的生產過程，包括舊價值的轉移和新價值的創造。新價值則包括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社會主義商品的價值（Gp，p為“public”的英文縮寫，意為“公有的”）由三部分構成，即：Gp=Cp+Vp+Mp。其中，Cp是生產資料轉移的舊價值；Vp是必要價值；Mp是公有價值。

社會主義勞動者的勞動，一方面，作為具體勞動，生產出社會主義產品，并且把生產資料的舊價值轉移到新產品中去；另一方面，作為抽象勞動，創造出新價值，并且使價值增殖。社會主義勞動者的勞動劃分為必要勞動和公有勞動。必要勞動作為具體勞動，生產出必要產品；作為抽象勞動，創造出必要價值。公有勞動作為具體勞動，生產出公有產品；作為抽象勞動，創造出公有價值。必要產品是必要價值的物質承擔者，公有產品是公有價值的物質承擔者。必要價值是物化的必要勞動，公有價值是物化的公有勞動。

第三，必要價值生產與公有價值生產的社會經濟條件。巫繼學先生認為，必要勞動所以劃分為個人必要勞動和公共必要勞動，根源于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力所有權的二重性。勞動力個人所有權決定個人必要勞動的存在，勞動力公共集體所有權決定公共必要勞動的存在[43]。馬仁典先生認為，公共價值產品分為個人價值和公共價值。一方面，在勞動力個人所有權的意義上，勞動者的勞動耗費創造個人價值；在勞動力社會公共所有權的意義上，勞動者的勞動耗費創造公共價值[44]。我們不同意上述觀點。因為這種觀點拋開了個人價值（或個人必要價值）和公共價值（或公共必要價值）生產的最主要的社會經濟條件──生產資料公有制，因而是片面的。劉永佶先生提出：“在聯合勞動中，不僅勞動者個體的勞動力可以創造其價值，而且會由協作形成集體勞動力的價值。這種集體勞動力的價值及從勞動者個體創造價值中扣除一部分，構成公共價值。”[45]我們不同意這種關于公共價值的來源的觀點。我們認為，勞動者在公有制企業中的勞動方式是集體勞動方式或者說結合勞動方式。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都是勞動者集體創造的，只是必要價值是分配給勞動者個人的。因此，不能因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在劃分與分配上的不同，而把二者看作是由個體勞動力和集體勞動力分別創造的。

我們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勞動力所有權不存在兩重性，勞動力所有制是勞動力個人所有制[46]，勞動力所有權是勞動力個人所有權。生產資料公有制與勞動力個人所有制的結合，決定了必要價值的生產和占有關系。其中，勞動力個人所有制是必要價值生產及其歸勞動者個人直接占有（采取按勞分配方式）的前提和必要條件；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必要價值生產及其歸勞動者個人直接占有的充分條件（實現條件）。由生產資料公有制所決定，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力從性質上和總體上不再是商品，因而必要價值不再是勞動力價值。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公有制決定了公有價值的生產和占有關系。一方面，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公有價值的生產和占有提供了前提；另一方面，生產資料公有制本身的不斷發展和完善，又是公有價值再生產過程運動的結果。既然公有價值實質上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關系，那么，公有價值的生產和再生產，同時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關系的生產和再生產。由生產資料公有制所決定，公有價值不再是剩余價值。

第四，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生產的客觀目的和主觀目的。勞動者從事生產勞動的目的，分為客觀生產目的和主觀生產目的。勞動者通過勞動滿足自身需要，是勞動者的生產目的。其中，滿足需要是客觀的，即客觀生產目的；勞動本身則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為滿足需要提供勞動，即勞動者的主觀目的。客觀生產目的決定主觀生產目的。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的客觀生產目的是通過自己的勞動，創造出新價值，包括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來滿足整個社會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其中，必要價值用來滿足勞動者的個人需要；公有價值用來滿足全體勞動者的社會共同需要，并且最終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方法反哺于每個勞動者。由滿足整個社會需要這一客觀生產目的所決定，社會主義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是為滿足整個社會需要而提供的勞動。其中，勞動者提供的必要勞動是為滿足個人需要的勞動，即為自己的勞動；公有勞動是為滿足全體勞動者的社會共同需要的勞動，即為社會的勞動。勞動者為己勞動和為公勞動，是社會主義勞動者的主觀生產目的。客觀生產目的引出主觀生產目的。為己勞動和為公勞動作為主觀生產目的是社會主義生產的出發點，而滿足整個社會需要作為客觀生產目的是社會主義生產的落腳點，從而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的最終結果，達到社會主義生產的最終目的。

第五，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分配。社會主義勞動者創造的新價值，用來滿足整個社會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其中，必要價值用來滿足勞動者的個人需要；公有價值用來滿足全體勞動者的社會共同需要。為達此目的，就必須對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進行合理分配。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分配是通過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得以實現的。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包括物質生產領域的勞動者的按勞分配；國家、企業之間對企業純收入的分配。因此，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結果，形成工資、國家稅收和企業稅后利潤；個人收入采取稅收形式（包括個人所得稅、財產稅）上交國家，國家運用稅收收入和其他財政收入進行財政支出，則屬于國民收入再分配。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對象是企業勞動者創造的新價值，包括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必要價值的分配是通過按勞分配實現的；公有價值的分配（即企業純收入）的分配通過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其他環節（國家稅收與企業留利）以及國民收入再分配實現的。

在社會主義企業中，按勞分配的對象是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一部分。必要價值形成勞動者的工資，通過按勞分配獲得；公有價值的一部分也可以作為獎金，對先進勞動者給予獎勵。這也屬于按勞分配。勞動者通過按勞分配獲得勞動收入，用來滿足勞動者的個人需要。企業勞動者的勞動收入的一部分，采取個人所得稅等形式上交國家，則屬于國民收入再分配。

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一部分之按勞分配是建立勞動者個人所有制的社會主義形式，也就是馬克思所提出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有人對此加以曲解，認為：“‘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形式，這就是股票”即股份制[47]。有學者指出：“‘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1、社會生產資料的公有制；2、消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3、勞動力的個人所有制。這三個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48]我們同意這一觀點。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資料公有制與勞動力個人所有制，決定了按勞分配的客觀必然性，而只有以按勞分配方式為基礎，才能建立消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馬克思指出：“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轉化為個人的財產。”[49]所以說，生產資料公有制與勞動力個人所有制是按勞分配的前提，而按勞分配則是消費資料個人所有制實現的途徑。

公有價值的分配，則劃分為兩個環節。第一個環節是公有價值的初次分配（屬于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即企業純收入（公有價值）在國家與企業之間分配。公有價值的一部分以稅收形式上交國家。另一部分是企業稅后利潤，分為企業擴大再生產基金、獎勵基金、福利基金及后備基金。擴大再生產基金用于企業積累和擴大再生產；獎勵基金采取按勞分配形式獎勵給企業先進勞動者；福利基金用于企業勞動者的集體福利；后備基金則用于對企業意外事故等非正常的物質損耗進行彌補的支出以及其他一些特殊性的必要支出。

公有價值的分配的第二個環節是公有價值的再分配（屬于國民收入再分配）。經過公有價值的初次分配，形成國家稅收等財政收入后，國家必須通過財政支出，形成下列社會基金以滿足全體勞動者的社會共同需要：（1）社會積累基金，用于社會范圍內的擴大再生產需要；（2）非生產勞動者的工資基金，通過按勞分配方式滿足非物質生產領域的勞動者的個人需要；（3）社會消費基金，用于非物質生產部門的公共消費需要；（4）社會管理（包括國防）基金，用于國家行政管理、社會管理需要以及國防支出；（5）社會保障基金以及社會準備基金等，用于社會成員的社會保障需要以及國家后備需要等。

第六，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占有主體及分配主體是同一個主體──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從分配形式上看，在社會主義社會，必要價值歸勞動者個人占有，公有價值分別由國家和集體代為占有，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占有主體似乎是國家、企業、個人三個主體，但這是一種誤解。實質上，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占有主體及分配主體是同一個主體——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這是由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性質所決定的。

在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條件下，國家（社會）、企業、個人是融為一體的。首先，個人與企業融為一體。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企業是社會主義勞動者組成的集體，企業勞動者不僅是企業生產資料部分所有者，而且是這部分生產資料的管理者、運用者和收益者。企業的勞動方式是集體勞動方式，實質上是自主的自由聯合勞動方式。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是勞動者的集體勞動創造的，只是必要價值分配給勞動者個人，公有價值的一部分由企業代表企業勞動者占有之。因此，作為企業生產和管理主體的勞動者，他們既是生產資料所有者、勞動力所有者，亦是直接生產者和管理者，這三種身份是合一的，他們是社會主義企業中當之無愧的主人。其次，勞動者與國家（社會）融為一體。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是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一種公有制形式。國家則是組成為統治階級的社會主義勞動者的共同體，政府是其代表，代表全體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總和。因此，全民所有制生產資料的最終所有權、處置權屬于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這是政府代為占有生產資料的前提。也就是說，政府代為占有生產資料是建立在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的授權和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享有最終所有權、處置權的基礎上的。而社會主義勞動者則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家作為生產資料代為占有者與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是融為一體的。再次，國家（社會）與企業（勞動者集體）融為一體。在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條件下，經濟管理根據生產需要劃分為兩個基本層次：國民經濟管理和企業管理。管理的主體分別是國家和企業。但是，由于全民所有制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具有整體性，即由國家代表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行使所有權，并根據整個社會需要進行國民經濟管理，包括實行統一計劃和統一經營；在這一前提下，國家根據生產和管理的需要把生產資料即公有資本“交回”企業勞動者，由企業勞動者自主管理并進行生產活動。企業在國家的統一計劃和統一經營下為社會需要進行生產，并把所生產的公有價值的一部分交由國家代為占有。因此，一方面，全民所有制下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經營權是合一的，不可分割的，最終合一于由國家所代表的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另一方面，國家的生產資料代為占有權、計劃和經營權與企業勞動者對生產資料的管理權和運用權即從事生產，是既有分工又相互聯結的，所以國家利益和企業利益是結合在一起的。

綜上所述，在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條件下，國家、企業、個人雖有利益上的差別，但三者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因而三者是融為一體的。鞏固、發展和壯大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是國家、企業、個人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國家、企業、個人只是職責分工不同，沒有什么根本利益的對立。由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自主結合而成的社會是整個社會生產、占有和分配主體，是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占有主體及分配的同一主體。

第七，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比例關系的國家調節。當社會主義勞動者創造的新價值（國民收入）總量為一定時，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在數量上存在著此消彼長的矛盾關系。因此，在國民收入（必要價值+公有價值）的分配中，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根據生產的發展和勞動者的實際需要，在不同階段科學地、有計劃地調節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比例關系，從而正確調節勞動者個人需要與社會共同需要的關系，使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兩種生產、勞動者個人需要與社會共同需要兩種需要得到和諧發展。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在論述“自由人聯合體”時指出：“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一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一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一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50]馬克思還提出，社會產品經過“社會扣除”之后，“才談得上在集體中的各個生產者之間進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費資料”[51]。因此，在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分配中，我們既要考慮到滿足勞動者的個人需要，又要根據“社會扣除”原則，充分保證全社會的共同需要。統籌兼顧，合理安排是社會主義國家調節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比例關系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

第八，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關系。公有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從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關系上看，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具有一致性。這種一致性是由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生產關系所決定的。一是兩者具有同一的歸屬性，即這兩部分都屬于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所有、占有和使用；二是兩者具有同一的目的性，即這兩部分都用以滿足整個社會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三是兩者具有同一的發展趨勢，即在社會主義再生產的動態過程中，這兩部分在量上都是絕對增長的。

但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在具有一致性的前提下，也有各自的特殊性。首先，必要價值是公有價值再生產的必要條件，而公有價值量的增長又是必要價值不斷增長的前提條件。因為，必要價值（工資）是勞動力再生產的費用，而無論是在每一個工作日后，還是在每一個生產周期后，勞動者都要通過獲得工資以進行個人消費，使勞動力得到恢復即再生產，才能在下一個工作日或下一個生產周期中繼續再生產出新的必要價值，同時創造出新增的公有價值。然而，在社會主義再生產過程中，公有價值（Mp）一部分通過積累形成追加給勞動者的工資基金（ΔVp），投入下一個生產周期的擴大再生產，從而轉化為在量上擴大的必要價值（Vp）。所以，只有公有價值量的不斷增長，才能帶來必要價值的不斷增長。其次，勞動力再生產與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用途。勞動力再生產分為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勞動力擴大再生產又分為數量上（外延）的擴大再生產和質量上（內涵）的擴大再生產。必要價值主要用于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其中一部分也用于勞動力擴大再生產，如勞動者用于養育子女的費用，以增加勞動力的數量，并通過個人消費及其家庭消費，提高勞動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質量。公有價值則用于勞動力擴大再生產。其中，公有價值的一部分形成積累基金中的ΔVp部分，用于追加勞動者的工資基金，在下一個生產周期，則轉化為必要價值（Vp），從而實現勞動力數量上的擴大再生產；公有價值的另一部分轉化為社會消費基金，用來滿足全體勞動者的物質文化需要，以豐富勞動者的自由個性和推動勞動者全面發展，從而實現勞動力質量上的擴大再生產。第三，必要價值的生產是商品生產的共同規律。無論是簡單商品經濟，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還是社會主義共同體商品經濟，勞動者都要通過生產必要價值，用來滿足個人或低或高的消費需要。而剩余價值的生產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特有的、特殊的經濟規律，公有價值的生產則是社會主義共同體商品經濟的特有的、特殊的經濟規律。因此，必要價值是商品經濟的一般范疇，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特有的、特殊的范疇，公有價值則是社會主義共同體商品經濟的特有的、特殊的范疇。第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與必要價值相比較，公有價值的生產則具有根本性、主導性、整體性和長遠性。公有價值生產的根本性表現為，公有價值的生產為整個社會生產的不斷擴大提供現實條件，公有價值的積累和不斷再生產是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個人需要不斷獲得滿足的充分條件；公有價值生產的主導性表現為，它對經濟社會的發展起著主導的推動作用，因而它的發展程度也就成為反映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性質、方向、水平、規模的基本標志；公有價值生產的整體性表現為，它客觀上形成整個社會主義社會不斷發展和完善的基礎，在整個社會主義生產和價值創造中占據主要地位，它關系到社會主義全體勞動者的整體需要和整體利益的最終實現；公有價值生產的長遠性表現為，它和必要價值生產相比較，必要價值反映了一種短期的經濟效果，而公有價值對勞動者需要的滿足是通過長期的經濟效果表現出來的。公有價值的生產是全體勞動者長遠利益的實現。

總之，必要價值的生產是發展社會主義生產，滿足整個社會需要的前提條件（必要條件）；而公有價值的生產是發展社會主義生產，滿足整個社會需要的實現條件（充分條件）。指出：“物質利益也不能單講個人利益、暫時利益、局部利益，還應當講集體利益、長遠利益、全局利益，應當講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52]所以，與必要價值相比較，公有價值的生產更加具有重要性。從公有價值的生產的根本性、主導性、整體性和長遠性看，與必要價值相比較，公有價值的生產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它才是社會主義生產的實質和生產目的，是整個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的關鍵，發揮著主導作用。

既然社會主義生產的實質和生產目的是追求公有價值，那么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最大限度地生產公有價值，就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我們把這一規律稱為“公有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社會確立以后，社會主義公有制成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由此決定該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社會主義生產的實質是生產公有價值。作為揭示社會主義生產實質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是由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所決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具體表現為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關系與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其中，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關系是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由這一主要矛盾方面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53]。而生產公有價值，用于滿足全體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作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則是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公有價值的生產與再生產，一方面是公有產品即物質資料的生產與再生產；另一方面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只有公有價值的生產與不斷再生產，才能為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與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的發展和完善提供物質條件和社會條件，才能使全體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的滿足程度得到不斷增長和充分實現。因此，公有價值的生產，或者說公有價值規律，反映了社會主義經濟運動的本質的、內在的、必然的基本聯系。它決定了社會主義生產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過程，因而它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是集中地體現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規律；因此，最大限度地生產公有價值，是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公有價值學說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理論，公有價值范疇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

第九，以公有價值范疇為核心，構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和范疇體系，是由其核心范疇與前序范疇、后序范疇構成的。我們認為，應當以公有價值范疇為核心，構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必要價值與公有價值范疇規定了社會主義的直接生產關系（狹義的生產關系），即社會主義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社會主義勞動的總產品包括生產資料補償產品、必要產品和公有產品；社會主義勞動既是物質生產勞動，也是創造價值的勞動。其中，必要勞動生產出必要產品，并創造出必要價值；公有勞動生產出公有產品，并創造出公有價值。公有價值的矛盾運動，直接反映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公有價值的生產，是社會主義生產的實質和生產目的，公有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

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中，公有價值以及必要價值范疇的前序范疇，按照邏輯順序排列，包括以下五個范疇：生產資料公有制、公有資本、勞動力個人所有制、自主的自由聯合勞動、社會主義共同體商品經濟。

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生產資料歸社會主義勞動者共同擁有和占有的所有制形式。包括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基礎。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無產階級通過社會主義革命資本主義制度后，在無產階級條件下建立起來的，因此，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

公有資本，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資料的價值形態，是帶來公有價值的價值，它體現了社會主義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關系。

勞動力個人所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勞動力歸勞動者個人所有的一種勞動力所有制形式。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勞動力也歸雇傭勞動者個人所有，但那只是形式上的，勞動力的所有權與占有權、支配權、使用權是分離的。雇傭勞動者的勞動力是商品，雇傭勞動者通過勞動力商品的買賣方式，把勞動力的占有、支配、使用權轉讓給資本家，從而聽任資本家的剝削和奴役，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力不再是商品，因而不存在也不允許存在勞動力的買賣關系。生產資料公有制企業是勞動者組成的集體，生產資料和勞動者在企業范圍內直接結合，勞動者個人與企業（勞動者集體）融為一體。因此，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力所有權與占有權、支配權、使用權是合一的，即統一集中于社會主義勞動者本身。

自主的自由聯合勞動，是勞動的社會主義形式，它體現了社會主義勞動的性質本質。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勞動力個人所有制條件下，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在企業范圍內直接結合，決定了社會主義生產勞動首先是自主勞動：勞動者自己當家作主，自主占有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自主進行有計劃的生產經營活動，自主實行按勞分配，自主占有自己的勞動成果。在自主勞動中，充分體現了勞動者的主人地位：勞動者是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主人；是生產經營過程和勞動過程的主人；是生產經營成果和勞動成果的主人。這種自主勞動，一方面，由勞動力個人所有制所決定，是自由勞動。社會主義勞動者的自由包括人身自由、擇業自由、消費自由和個性自由，從而也使勞動者支配的自由時間不斷增加，逐步獲得自由全面的發展；另一方面，由生產資料公有制所決定，勞動者的自主勞動是自主聯合勞動。社會主義聯合勞動關系是一種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共同控制生產過程、共同享有生產成果的經濟關系。在社會主義聯合勞動關系下，勞動者個人與企業和國家融為一體。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由于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是直接結合的，所以，勞動者的自由勞動和聯合勞動是結合在一起的，并且二者的結合是以自主勞動為前提的，是以社會主義民主為前提的，所以，我們把這種勞動的社會主義形式稱為“自主的自由聯合勞動”。

社會主義經濟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共同體商品經濟”[54]。它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以公有資本和自主的自由聯合勞動為依托，在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調節下，國家、企業和勞動者個人三者的根本利益一致，勞動者之間、企業之間合理分工、合作互利和平等競賽，以實現勞動者自身需要和整體需要的商品經濟形式。馬克思認為：“商品生產從而商品流通也能夠在不同的共同體之間，或者在同一共同體內部不同機構之間產生。”[55]從國際范圍內講，不同的共同體之間，即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可以產生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而在一個社會主義社會中即同一共同體內部，公有制企業的不同機構之間即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之間也可以產生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在全民所有制范圍的經濟管理分為兩個層次，即分為國民經濟管理和企業管理兩個層次，相應地，社會經濟活動也分為國民經濟活動和企業經濟活動兩個層次，這是全民所有制內部也存在商品經濟形式的主要原因。由于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經濟管理分為國家和企業兩個層次，從而客觀地存在著局部（企業）勞動與整體（社會）勞動的矛盾，這是社會主義共同體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在這一矛盾運動中，一方面，由局部（企業）勞動與整體（社會）勞動的差別性所決定，相對獨立的局部（企業）勞動的產品，才作為商品形式而相互區別開來；另一方面，由局部（企業）勞動和整體（社會）勞動的根本一致性所決定，從而使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調節成為可能和必然。

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中，公有價值以及必要價值范疇的后序范疇，主要有：社會主義經濟運行形式和運行機制，包括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實現，社會主義積累和再生產；社會主義經濟調節方式即資源配置方式──社會主義有機計劃市場經濟即計劃經濟；社會主義分配關系和分配方式，包括按勞分配、國民收入分配與再分配；社會主義消費關系和消費方式；等等。

綜上所述，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由公有價值這一核心范疇、生產資料公有制等前序范疇、社會主義經濟運行形式和運行機制等后序范疇，互相聯系、互相結合而構成的理論體系和范疇體系。

本文初步構建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范疇體系。希望理論界同仁提出寶貴意見，尤其是批評意見。任重道遠，希望先生們共同努力！

注釋：

[1]《選集》（第1卷）第32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資本論》（第3卷）第27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斯大林選集》（下）第56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16][17] 王玨主編：《必要價值論》（第1卷）第90、4、8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40][46][48][54]曾昭禹：《社會主義新論》第122、130、190、190、121頁，[香港]銀河出版社2004年版。

[6]卓 炯：《試論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載《學術月刊》1961年第12期。

[7][8]卓 炯：《〈資本論〉體系與社會主義經濟——擴大商品經濟論》第37、91頁，[北京]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年版。

[9]宋 濤：《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范疇是凈產品》，載《經濟學周報》1982年1月25日。

[10][11][31]《資本和剩余價值不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通用的經濟范疇》，載《高校理論戰線》1995年第7期。

[12][14]劉永佶：《主義·方法·主題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基本》第399、410-412頁，[北京]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1年版。

[13][45] 劉永佶：《中國經濟矛盾論——中國政治經濟學大綱》第304、305頁，[北京]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年版。

[15][29]參見王玨主編：《必要價值論》（第1卷）第80-81、8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8][20][21]雍文遠主編：《社會必要產品論》第56、78、83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9][22]參見雍文遠主編：《社會必要產品論》第61-62、“導言”第10-13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3][24][25][35][36][37]參見巫繼學：《自主勞動論要》第271-273、265-266、381、168、176、175、19-20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6][27][28][32][33][45]馬仁典：《公本論》第155、4、219-220、3、4、15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0]陳典模、劉錦棠：《資金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主體性范疇》，載《晉陽學刊》1982年第1期。

[38]卓 炯：《對剩余價值論的再認識》，載《學術研究》1980年第5期。

[39]逄錦聚等：《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繼承和發展》第346、341頁，[北京] 經濟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

[41]參見曾昭禹：《社會主義新論》第121-131頁，[香港]銀河出版社2004年版。

[42][49][5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03、304、30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7]謝 濤、辛子陵：《試解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與中國改革》，載《炎黃春秋》2007年第6期。

[5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篇4

(一)邏輯起點和起始范疇

任何經濟學理論體系都有其邏輯起點和相應的起始范疇或概念。

1　《資本論》體系的邏輯起點

《資本論》體系的邏輯起點是商品理論，其起始范疇既不是資本，也不是產權，而是“商品”。當然，這個“商品”是資本主義的商品，不是前資本主義社會存在過的商品。馬克思認為，“商品”是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疇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最一般的范疇，在其中包含了能夠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矛盾的各種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這一邏輯起點是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歷史演變順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馬克思資本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也是資本關系發展、演變的現實起點。資本并非一開始就表現為資本，它經過勞動力的購買并實現了貨幣的增殖，才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的占有規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權規律演變而來的。所以，商品關系是資本關系的歷史演變的現實起點。

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決定商品二重性的勞動二重性，揭示了蘊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矛盾、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矛盾、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矛盾。從而建立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而資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這些矛盾正是資本內在矛盾的胚芽，是資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　制度經濟學的邏輯起點

制度經濟學的邏輯起點，是對企業性質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業”是其起始范疇。

“企業”是一種組織，是市場經濟中的主要的微觀主體或經濟細胞。正統微觀經濟學對企業的研究構成了其廠商理論，但它把企業視為一個既定的主體，一個既定的存在，一個與其他個體一樣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來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業如何運行以達到利潤最大化。至于企業的本質是什么?為什么會產生?企業內部的組織結構如何?正統經濟學沒有回答。科斯的理論構建，則從探討企業的本質及產生原因開始。

制度經濟學的核心是交易費用理論，“交易”是其對經濟活動分析的基本單元，又是現實經濟活動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動。科斯從企業分析開始切入，對企業本質、產生及規模變動原因的邏輯追問，直接引出了“交易費用”的存在，從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統經濟學的“零交易費用假設”，也開始了交易費用理論的構建。“交易費用”理論是整個制度經濟學的基礎，后面的分析都是圍繞著各種各樣的交易及其成本展開的。科斯認為，市場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最優的或最有效的。因為市場交易本身是有代價的，即存在交易費用。然而，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納入企業內部呢?因為企業內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間就有選擇的必要，企業規模與市場交易就有一個邊際均衡點。這樣就進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規則的選擇問題，也就是制度選擇問題了。

科斯在分析“企業本質”、“企業存在及規模變動原因”等問題時，已經將“交易費用理論”的基本框架建立起來了，后繼的其他產權經濟學家無非做了兩個方面的工作，要么補充和完善交易費用理論，要么是將這一理論作為分析工具，運用到其他具體領域。

(二)核心范疇

馬克思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是“資本”與“剩余價值”。它們本質上是一個范疇。因為“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剩余價值體現的關系就是資本關系。而對“資本”和“剩余價值”的分析也就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即對資本產權制度的分析。

產權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是“交易”與“交易費用”。不過，與“資本”和“剩余價值”的關系不一樣，“交易費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質，“交易”是人們從事的活動，“交易費用”是人們在活動中消耗的資源或代價。“交易費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這一事實而已。

(三)理論主線

所謂理論主線是指貫穿一個理論體系的邏輯主線，它將各個理論構件或組成部分串成一個整體。

《資本論》的邏輯主線是對剩余價值或資本增殖的分析，剩余價值理論是貫穿整個體系的主線。整個《資本論》，從頭到尾，都以剩余價值的分析為核心。從總體框架看，《資本論》第一卷研究資本如何增殖或剩余價值如何產生；第二卷研究剩余價值如何通過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實現；第三卷研究剩余價值如何在不同的資本家階層之間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價值理論的發展史。其不同卷、篇、章、節中的具體理論，也都貫穿這一主線。

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主線是產權的交易費用分析，交易費用理論貫穿在其理論體系中任何一個組成部分。

兩條主線各自在其理論體系中發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論構件聯系起來的方式是有差異的。

剩余價值理論是作為馬克思經濟學一切理論構件的內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個理論組成部分的實質。例如，勞動價值論是為剩余價值理論奠基的，揭示商品價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價值的源泉；對資本生產過程的考察，實際上是研究剩余價值生產的理論；對資本循環、周轉，對資本再生產的分析，是為了研究剩余價值實現的規律；對利息、利潤、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價值在資本家階層分享的轉化形式。

“交易費用”并非每個理論構件的實際內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業內部治理結構，構建企業產權理論；分析制度變遷，構建制度變遷理論，等等。

(四)主要理論組成部分

馬克思經濟學體系的組成有兩種劃分意見：一是按《資本論》四卷的邏輯順序，分成剩余價值生產理論、剩余價值流通或實現理論、剩余價值分配或分割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史；另一種則超越四卷的先后順序，將其劃分為勞動價值理論、剩余價值理論、再生產理論、資本積累理論、經濟周期和經濟危機理論、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理論等。兩種劃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構件是松散的。“交易費用理論”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費用理論作為工具分析的理論，包括：(1)企業性質理論；(2)企業產權結構理論；(3)制度變遷理論；(4)法律經濟學等。

二、方法論比較

從整體上看，兩種理論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基礎上，有著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論邏輯。

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論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其含義和內容一般概括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上層建筑也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變化都是由客觀規律決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終的決定因素是生產力，人類社會的不同歷史時期，生產力發展狀況不同，生產關系和支配分配、交換關系的規律也不同。這是一種唯物主義的和整體主義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哲學基礎是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三者合一，本質是自由地追求個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義的個體分析方法。這種方法認為，一切社會現象都應追索到它們的個人行為基礎，都必須從個人的角度來分析闡發；個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經濟學分析的出發點和基石，必須把個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為，個人根據他們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動，個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會行為的起因。 轉貼于 三、產權理論比較

馬克思經濟學的產權與新制度經濟學定義的產權有許多共同之處。(1)它們都認為產權是財產權，不是單一的權利，而是一系列權利的組合體；(2)它們都認為產權可以分解；(3)它們都認為產權是一種法權。盡管如此，通過比較，我們還會發現二者有許多不同之處。

(一)產權的本質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生產資料的歸屬是所有制的本質規定，財產權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經濟上的所有制關系決定法律上的財產權利。而諾斯則認為“產權的本質是一種排他性的權利”，是一種私有權。產權是其制度理論的核心范疇，并認為法權(產權)關系決定經濟關系。

(二)產權的形成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所有制及所有權(產權)的形成與發展同社會生產力水平及變化相聯系。而諾斯則認為“產權的出現是國家統治者的欲望與交換當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費用的企圖彼此合作的結果”。

(三)產權的功能

馬克思經濟學強調所有制對社會制度的性質以及社會公平的影響。而新制度經濟學則強調產權的激勵功能與效率功能。

四、制度變遷理論比較

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仍然是建立在經濟人假設基礎上的。(1)經濟人是制度變遷理論的基點，只有個人才進行選擇和行動，集體是無法選擇和行動的；(2)與經濟人相聯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標準經濟學方法”，也是制度變遷理論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變遷取決于制度需求與制度供給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過程，是經濟人在成本約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趨利過程；(4)國家擁有利用暴力“規定和強制實施所有權的地位”，它以提供“保護”和“公正”的服務換取統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創新會使統治者私人收益超過私人成本，制度調整就勢必發生；(5)意識形態是個人與其環境達成協議的一種節約費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車問題，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資源的非市場配置及降低社會經濟運轉的費用。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1)人類的生產活動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因此，人類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變遷，主要應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方式的變遷來解釋；(2)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引起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與激化，從而引起社會經濟制度乃至社會經濟形態的變革與革命；(3)人類社會的兩大基本矛盾，在社會經濟關系中，主要體現在不同社會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或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決定了不同社會制度變革的性質、方式和程度；(4)制度變遷的主體是代表生產力的社會集團或階級，階級斗爭在制度變遷中起著杠桿作用；(5)制度變遷的動力源泉在于現有的各種法權關系或社會制度不能適應潛在生產力的實現和發展，致使掌握新的生產力的社會集團為獲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潛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動制度的變革；(6)由于社會基本矛盾和不同社會利益集團矛盾的性質不同，決定了制度變遷的方式是不同的；(7)盡管國家、社會意識形態對制度變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異會影響到制度變遷的模式與方式，但起決定性作用的仍是社會生產方式，生產方式的差異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別與制度變遷模式差別的客觀根據與決定因素。

五、幾點結論

1　馬克思經濟學從人類社會歷史變遷的寬廣角度，研究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發展與滅亡的規律，著重分析資本與雇傭勞動、資本家與工人階級的對立，指明社會制度變遷的方向，為無產階級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經濟學則是在肯定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研究如何修補、完善私有產權制度，以減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經濟績效。前者是宏觀的、整體的、深刻的，對人類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的變遷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后者是微觀的、個體的、精細的，對調整企業、個人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提高經濟效益，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2　馬克思經濟學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歷史唯物主義出發，引入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范疇，分析了人們在歷史形成的生產方式中所處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關系，分析了由這種關系所決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團或階級，揭示這些集團和階級在生產力發展過程中相互關系的變化，從而較好地解釋了人類歷史上重大社會制度的變動。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點放在揭示資本主義制度的內部矛盾、發展規律和發展趨勢上，而對資本家之間、資本家的企業與企業之間以及像個人的心理活動、行為選擇等微觀個體的行動特征的揭示，沒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內，或者沒有作為自己研究的重點，因而，它對基本經濟制度相對穩定條件下的、日常的、微觀的企業制度變遷缺少針對性較強的分析。

篇5

中圖分類號：F0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5194(2007)06―0084―03

近年來，文化經濟問題已經成為中西方學術界的研究熱點。但縱觀之國內外學術界對文化經濟問題的研究狀況，這些研究成果大都主要局限于探討文化與經濟的各種聯系，而從經濟學角度對文化產業的研究還不多見。一方面，傳統上的大多是從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和生態學等角度，把文化作為一種觀念、一種意識、，一種精神活動，乃至作為一種上層建筑中的意識形態來研究；另一方而，即使國內外現有的從經濟學角度對文化產業的研究，無論是研究文化產業內部運行，還是研究其具體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技術，往往就事論事．缺乏一個必要的從經濟學角度全方位、整體的研究框架支撐，更沒有建立系統的文化經濟學理論體系。因此，在吸收周內外學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引入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從經濟的角度系統地研究文化生產活動是非常必要的。

一、文化經濟學的概念界定

關于文化經濟學的定義、內涵和外延，迄今為止國內外學者還沒有形成一種有影響的權威性的科學概念。如國內20世紀90年代以來有學者用把整個社會的一切經濟現象都看作文化現象來進行分析與認識的大文化視角去界定文化經濟的概念：認為文化經濟學是用一種大文化視角去審視社會經濟現象(包括物質的與精神的各種現象)的學問，是探討經濟現象與經濟發展的文化意義，揭示文化與經濟發展相互作用及相互影響的客觀規律，以及社會經濟運行的深層動因，推進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的學問。同時，也有更多的學者(方家良，1991；程恩富，1999；胡惠林，2003)則比較傾向于以經濟學的角度定義文化經濟之概念，認為文化經濟學就是關于文化藝術生產、流通和消費的經濟現象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是側重從一般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基本原則方法來考察文化產業中的文化活動和文化現象。

本文認為，所謂文化經濟學，就是關于文化藝術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環節的經濟現象、經濟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是從經濟范疇的角度和一般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基本原則方法來考察文化的經濟性和蘊涵的經濟邏輯，以揭示文化經濟活動的特征、變化趨勢和客觀規律。雖然傳統上，經濟學分析方法主要被運用于物質生產領域，所以，給許多人造成了似乎經濟學只適用于物質生產領域的假象。但是，近20多年以來，經濟學當作一種方法論，運用于分析了政治、家庭、制度、歷史等多種社會現象，已經把經濟學的分析領域拓展到了多個領域。可以說，文化經濟學也正是這些拓展邏輯的合理延展，它是經濟科學向文化領域的延伸和滲透，是經濟理論與文化理論相融合的結晶。因此，文化經濟學應包含以下三方面的涵義：

一是文化經濟學是從經濟理論和經濟現實出發，運用有針對性、適應性的經濟學(主要是微觀經濟學)的概念和范疇來說明文化之本體，并把如何最大程度的提供文化及相關產品以及有效配置文化資源作為文化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

二是作為整體的文化經濟學，它并不研究文化經濟各分部門的特殊經濟規律，而是關注點集中于文化生產諸要素的合理配置和文化經濟運動規律的考察上，是透過這些規律的分析，揭示其共同普遍的經濟規律．．

三是雖然文化經濟學著重考察和研究文化活動中的經濟要素，揭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活動的經濟學品格但由于文化經濟學研究的是文化領域中的經濟關系和經濟原則，因此，對文化經濟的研究不能脫離文化的本質特性。

二、文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文化，這一廣泛地被使用于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各個領域的概念，是一個不斷向廣延度和深刻度拓展的概念，因此，關于文化的定義較有影響的就有200多種，其中較為著鋁的是1871年英國“人類學之父”E?B?泰勒(E-B-TYh)的定義：“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說，是包括全部的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習慣的復合體”。我國《辭海》曾為文化下過較為權威的定義：“從廣義上說，文化是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從狹義來說，文化是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或者說，是在一定物質資料生產方式基礎上發生和發展的社會精神生活方式的總和”根據以上定義，縱觀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人類社會的一切現象都可以被視作文化現象，文化表現的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內涵。

然而，作為文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并不是文化本身。“科學研究的區分，就是根據科學對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對于某一現象的領域所特有的某一種矛盾的研究，就構成了某一門科學的對象”。文化經濟學也不例外，它之所以能形成一門獨立的利學，就因為它也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對象。文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以文化生產活動為研究對象，是從經濟學的角度和視角對文化資源、文化商品、文化商品價格、文化市場、文化投資、文化發展戰略和文化經濟管理等一系列主要范疇的具體分析，深入研究和探索文化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過程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因此，作為文化經濟學的對象性研究范圍，主要是指和文化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有關的文化活動現象，包括文學藝術、廣播電視、圖書出版、文化娛樂、文物博物、音像制品、文化旅游，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設施與組織機構、如藝術表演團體、出版社、影劇院場、影視制作公司、書店、圖書館、美術館，博物館等。

文化經濟學建立的主要依據是的經濟哲學觀，的經濟哲學是關于社會經濟運動和發展一般規律的科學。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以及人類自身的生產是人類社會生產的三種基本形式，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既需要消費物質生活資料，也需要消費精神生活資料。文化生產屬于精神生產，是精神生產的一部分，文化生產以文化產品來滿足社會的文化精神需要。而且馬克思早在《1844年經濟學一哲學手稿》中，他就曾指出，由于人的需要的豐富性，從而生產的某種新的方式和生產的某種對象就會產生。并指出：“宗教、家庭、國家、道德、法、科學、藝術等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他所說的“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實質上指的就是廣義的文化生產或精神生產。因此，文化藝術生產作為特殊的精神生產。雖然不同于哲學、科學、教育和宗教等其他精神生產，更不同于物質生產，但文化藝術生產同樣也要“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

總之，文化經濟學是以文化生產活動中的微觀和宏觀經濟行為為研究對象，從經濟學的角度和視角深入分析和研究文化的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等環節的運行機制和運動規律的利學。其關注點集中于文化生產諸要素的合理配置、文化產業結構的有效調整和文化經濟運動規律的考察上。

同時，文化經濟學是一個獨立的、涉及面相當廣的兼有文化和經濟雙重特性的領域，它有著自身的矛盾運動及其發展變化的規律，在自己的活動領域中表現出種種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化經濟學是文化生產活動與經濟生產活動相互融合而衍生出來的一門邊緣學科，是以經濟學理論為基礎并在根本上把自己同其他經濟學分支和文化學分支區別開來的經濟分支學科。

此外，要注意文化經濟學與經濟文化學和知識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區別與聯系。文化經濟學分析的應是各個文化領域的經濟問題，而經濟文化學分析的應是各種經濟活動中的文化現象，如企業文化、社區文化、消費文化、計劃經濟或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文化、東亞經濟崛起中的文化因素等，而文化經濟學與知識經濟學的分析對象和范圍也不盡一致，知識經濟學是單純研究知識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

三、文化經濟學的概念范疇和理論框架

由于文化經濟學是側重從一般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基本原則方法深入分析和研究文化生產活動的運行機制和運動規律，因此，文化經濟學的基本概念、范疇和研究內容應是一般經濟學的拓展。如經濟學中的資源、商品(產品)、價值、價格、供給、需求、消費、市場、成本、效益、資本、投資以及分工、貿易，競爭力等。文化經濟學則有文化資源、文化商品(產品)、文化價值、文化供給、文化需求、文化消費、文化市場、文化生產率、文化資本、文化投資以及文化分工、文化貿易，文化競爭力等；另如經濟學中的市場是指商品交換的場所，而文化經濟學中的市場是以文化商品為經營對象的市場。這兩個市場的活動，都要受到價值規律的支配。從以上羅列對比可以看出，文化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一門分支學科，它的概念、范疇和內容應是經濟學的拓展和延伸，并以這些基本范疇為核心，再加上其他派生的范疇，一起構成文化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和理論體系。并且，通過對這一系列范疇的分析，闡明整個文化經濟系統的運行機制和發展規律

正如概念、范疇和內容是經濟學的拓展和延伸一樣，文化經濟學的也應需要吸取經濟學科學體系的精華，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同時，要注意經濟學研究的是物質生產：的一般規律和特點，而文化經濟學研究的則是文化生產中的特殊規律和特點：如經濟學和文化經濟學中研究的“商品”(產品)都有價值和使用價值。物質產品本身沒有特殊的社會屬性和階級屬性，但文化產品一般都有鮮明的社會屬性和階級屬性，它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因此，文化經濟學沒有必要也不應機械地模仿經濟學，應根據自身特點以一定的邏輯順序構建本學科的理論研究體系。

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問題是資源的配合，因此，如何最大程度的提供文化及相關產品以及有效配置文化資源是文化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具體來講，文化經濟學的研究應著重從文化資源配置角度，以文化資源的分析為開端從微觀、中觀、宏觀乃至全球層面層層展開其他內容。微觀上闡明文化資源配置與開發、文化供給與需求、文化產品的價值與價格、文化投資與消費、文化市場等現象的特點和運行規律中觀上研究文化產業的組織、結構、管理與發展等問題；宏觀上研究文化經濟與國民經濟、收入分配、勞動就業及宏觀調控等問題；全球層面上闡述文化經濟的國際貿易、國際分工、國際競爭力以及國家文化安全等問題。總之，文化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和基本內容如下：

微觀基礎篇中觀產業篇宏觀發展篇國際競爭篇

1.文化與文化資源2、文化產品及價值決定3、文化產品的供求機理4、文化投資與消費5、文化市場6、文化產業的結構7、文化產業的組織8、文化產業的管理9、文化產業的發展10、文化經濟與國民經濟11、文化經濟與收入分配12、文化經濟與勞動就業13、文化經濟與宏觀調控14、國際文化分工15、國際文化貿易16、國際文化競爭力17、全球化與國家文化安全

四、文化經濟學研究應注意的幾個矛盾

不斷推進文化經濟的發展，就是要根據不同種類文化產品的特殊性，制定不同的發展戰略，結合市場的無形之手與政府的有形之手，大力發展文化產業。然而，文化經濟它不僅引出了諸如民族文化資本化等“經濟”問題；文化產品、文化產業、文化背景等對一定國民經濟體系的作用、影響和意義等“社會”問題；而且基于文化產品的特殊性質，甚至擴及于文化安全等“政治”問題。因此，在推進當代文化產業與文化市場建設的過程中，需要密切注意文化市場機制發展中的眾多的尖銳矛盾。比如文化產品的物質商品屬性與非物質精神屬性的矛盾、文化產品的公共性與私人性矛盾、文化市場規律與文化藝術自身規律的矛盾、市場運作方式與精神文明建設的矛盾；經濟價值與文化價值的矛盾以及文化經濟效益與文化社會效益的矛盾等等。這眾多矛盾構成了一個復雜的多重矛盾之間。在眾多矛盾中，最根本的矛盾就是當代市場條件下文化發展的物質商品經濟性與非物質精神文化性之間的矛盾。

篇6

從經濟學范式特征看，新制度經濟學同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在其價值觀、分析框架和基本方法等“硬核”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受主流經濟學的影響，新制度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一般均衡方法、個體理性分析方法、經典物理學與現代數學方法來研究經濟問題，把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放在制度變遷的演化中，通過制度的供給需求來分析制度的演化。在研究對象(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和歷史分析方法等具體分析方法方面，新制度經濟學受到了經濟學的影響，同經濟學有相通之處。這樣，就決定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之間是既相互區別、對立，又相互聯系、統一的關系。這就要求我們在對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比較分析的基礎上，繼承與堅持經濟學的基本“硬核”，借鑒與吸收新制度經濟學的某些分析方法與研究成果，進行經濟學的科學綜合，進而構建現代經濟學范式——制度經濟學范式。

一、經濟學范式實質上是制度分析范式

經濟學范式主要具有兩方面內容：一方面是指世界觀，另一方面是指方法論。從世界觀的意義上講，經濟學范式所表明的是經濟學家們共同的基本信念和價值標準等。從方法論的意義上看，經濟學范式是指被經濟學家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為交流思想的一套概念體系和分析方法。從經濟學的基本特征來看，它是迄今為止最為科學的經濟學范式。其內容包括四方面：一是基于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基本信念與價值觀，二是以唯物辯證法為核心的科學方法與具體分析方法，三是以生產方式范疇為核心的概念體系，四是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原理與具體結論。從其基本內容看，經濟理論本質上是制度經濟理論，馬克思采用的是制度分析方法，是較早地把制度納入經濟分析中的理論家。馬克思明確地將生產方式及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定義為社會經濟結構或經濟基礎，并將立足于經濟基礎之上的法律的、政治的及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視為真正的社會制度。因此，制度范疇在經濟學說中包含著作為經濟制度的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和作為上層建筑的與經濟制度相適應的政治、法律等制度體系兩個層面。前者可以看作是一種僅限于經濟關系領域內的狹義的制度，后者則可以被視為一種廣義的制度。以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必然涉及并從本質上剖析作為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固定化和規范化表現形態的一個社會的各種經濟制度，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法律的制度體系。

在經濟學說中，制度范疇的內涵就是社會形態的“生理學結構”，它包含三個層次的內容：一是作為社會生產方式即生產的社會形式的財產制度與勞動制度，這是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二是作為生產關系主要內容的生產過程的管理制度與生產成果的分配制度，這是由社會基本經濟制度所決定的派生制度。三是作為上層建筑的政治、法律等制度，這是由一定的社會經濟結構所產生并決定的上層建筑。在經濟學中，“制度”分為狹義的制度和廣義的制度，狹義的制度是指經濟制度，即財產制度與勞動制度、管理制度與分配制度，這是僅限于經濟領域內的制度；廣義的制度是指包括上層建筑在內的整個社會制度，即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這是存在于經濟、政治領域的社會制度。的制度結構細致縝密，涵蓋并詳細界定了各種制度內容，科學地揭示了它們之間內在的本質聯系，以一種層層遞進的結構探討了各種因素之間的辯證關系。

制度經濟學理論的突出特征和最大貢獻就是它以生產方式、社會經濟結構和社會形態的內部矛盾為根據闡明制度變遷的動力。經濟學闡明了制度的“內核”與“外殼”之間的關系：在經濟制度結構中，制度的“內核”是以一定物質生產方式為基礎的財產制度與勞動制度，制度的“外殼”是體現一定生產關系的管理制度與分配制度；在社會制度的總體結構中，制度的“內核”是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及相應的生產關系，制度的“外殼”是政治法律制度等社會上層建筑。從二者關系來看，制度的“內核”是基礎和內容，制度的“外殼”是結果和形式，前者決定后者，后者反映與包含前者。制度的“內核”與“外殼”之間的矛盾作為制度體系的內在矛盾是制度發展變革的決定力量，當一定的制度的外殼能夠容納并適應其內核的發展時，它就能存在與發展：當一定的制度的外殼不能容納與適應其內核的發展時，它就要被炸毀并被新制度的外殼所取代。馬克思正是運用了“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上層建筑”框架論述了人類社會制度的歷史更替，向我們展現了一幅社會制度變遷的浩大歷史畫面。馬克思還具體地分析了生產方式發展引起社會制度變遷的機理：生產方式變化(物質生產方式變化——社會生產方式變化)——生產關系變化——上層建筑變化。諾思認為，馬克思的分析力量在于強調了結構變遷和社會生產潛力與產權結構問的矛盾。這實際上是指馬克思的物質生產方式與其社會形式之間相互作用的原理。因此，可以在某種意義上將經濟學視為一種制度經濟學，或一種關于社會制度分析的理論體系。經濟學不僅科學地確定了以社會制度為內容的研究對象，而且建立了以各種社會制度為基礎的經濟學基本范疇與概念體系；不僅具體分析了各種制度因素之間的唯物主義的辯證聯系，而且科學地闡述了社會制度的矛盾運動過程及客觀規律。今天，我們要實現經濟學的發展與創新，就必須繼承經濟學的科學傳統，在繼承經濟學經典范式的基礎上吸收當代經濟學的科學成果特別是新制度經濟學的成果，進行科學綜合，實現理論創新，努力構建現代經濟學范式——制度經濟學范式。

二、經濟學制度分析范式應當現代化

在現代社會條件下，我們不僅要繼承經濟學經典范式而且必須適應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特征，吸收現代經濟學發展的新成果，推動經濟學的與時俱進和創新發展，構建制度經濟學范式。首先，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根本方法，以生產方式理論為基本框架的馬克思經典范式是迄今最為科學的經濟學范式。同西方經濟學相比，它無論在世界觀方面還是在方法論方面都具有無可比擬的科學性，無論是對社會經濟變革還是對經濟社會發展都具有無可比擬的解釋力與指導力。其次，我們之所以要實現經濟學范式的發展、創新、現代化，是因為當今經濟社會發展出現兩類十分明顯的“反常現象”：其一是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中大量“反常現象”，其二是現代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發展中的大量“反常現象”。這兩類“反常現象”對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經典理論提出了挑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經濟學只有實現理論創新，才能對新的大量“反常現象”具有適應性，才能形成適應現代社會生產方式新特征的現代經濟學理論。在信息化、現代化和全球化的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應在馬克思經典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指導下，科學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具體形式所發生的新變化，提出新觀點，建立新理論，形成具有現代特征的經濟學。再次，20世紀以來，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以新制度經濟學為代表的經濟學迅速發展，形成了許多有價值的分析方法與研究成果。經濟學應充分吸收這些分析方法與研究成果，實現制度經濟學的科學綜合，形成制度經濟學范式。最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理論界運用經濟學的科學方法與基本原理對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新特征和現代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新模式進行了大量的科學研究，并對其進行的科學解釋，形成了引人關注的經濟理論成果，這為我們進一步進行科學探索，構建現代經濟學范式奠定了必要的基礎。目前，“經濟學范式經過創新發展已經取得一系列重大的理論成果，構建一個具有內在邏輯一致性的理論框架，將已有的研究成果整合進來，是該范式今后發展的一個重大課題”。

從其自身發展趨勢看，也需要同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興經濟學門類進行科學綜合。一般說來，經濟學范式的運動表現為兩種基本形態：一是縱向批判與繼承，形成經濟學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經濟學革命；二是橫向兼收并蓄，形成經濟學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綜合(胡進，2004)。西方經濟學范式的發展是一個“建立——革命——綜合——革命——綜合”的過程。經濟學范式的發展過程，不僅是一個縱向不斷進行理論創新、自我揚棄過程，而且還是一個不斷吸收其他學派的成果與方法的橫向綜合過程。從歷史上看，經濟學經典范式本身就是在廣泛吸收當時經濟學成果與方法的基礎上形成的。構建現代制度經濟學范式，應當而且必須充分吸收和廣泛借鑒當代經濟學的積極成果與科學方法。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根本特征是堅持“理性——個人主義——均衡”的分析框架和數學形式主義的研究方法。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論有四個基本特征：一是以經驗主義哲學為基礎的實證分析方法。這種以經驗主義哲學為基礎的實證方法把經濟學看成是以事實、感覺、經驗為依據，具有客觀性和規律性的科學。二是個體主義占主導的方法論原則與基本內容。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了“經濟人”和“看不見的手”的假設，這是西方經濟學中最基本的假設。新古典經濟學研究方法繼承了個體主義的原則，并進一步強化了“經濟人”假設，使它成為整個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三是堅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西方主流經濟學以均衡分析為基本方法，因為“經濟人理性”要求行為的一致、有序和可觀測，而只有處于均衡狀態的人的行為才是穩定的，具有可觀測性或實證性，才能表現出“理性”。四是廣泛應用數學方法作為主要分析手段，這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分析方法最顯著的特征。總的來說，盡管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論本身具有局限性并日益面臨經濟社會生活的挑戰，但其實證分析方法、個體主義分析方法、一般均衡方法和數學方法有其一定的科學性和應用價值，因而是構建現代經濟學范式應科學借鑒和利用的。如果說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展為構建現代經濟學范式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分析方法，那么西方經濟學門類的發展則為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來源。20世紀以來，新制度學派、西方馬克思學派、結構主義和演化經濟學等學派廣泛發展起來，其研究成果大量涌現。從總體上看，西方經濟學各新流派的基本共性是在許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受到經濟學的影響，堅持“制度——歷史——社會結構”的分析框架和多元主義的研究方法，對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及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進行了激烈批判。西方經濟學新流派所提出的一些觀點與主張，接近于經濟學，成為構筑現代經濟學大廈的重要理論來源。在現代西方經濟學新流派中，新制度經濟學是最值得注意和借鑒的理論。新制度經濟學的特點主要表現為：一是運用新古典經濟學的原理和方法來分析制度，或把新古典經濟學的原理拓寬到制度領域里。新制度經濟學所運用的分析方法很多是西方經濟學的主要方法。如，個人主義分析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供給——需求”一般均衡方法及經典物理學和現代數學的方法，特別是引入實驗室實驗和計量經濟學檢驗的方法。二是注重社會經濟發展、經濟實績與制度創新、制度變遷的內在聯系。三是在分析框架的確定上深受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及其理論的影響。制度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雖然在世界觀和方法論方面存在許多重要區別，但二者在許多方面存在著共性及相通之處。第一，在分析方法上，二者都注重邏輯分析與歷史分析相結合特別是動態的歷史分析方法，因而這兩種理論都具有歷史感。“在詳細描述長期變遷的各種現存理論中，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這恰恰是因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第二，兩種理論都重視意識形態在制度穩定與創新中的作用，都認為意識形態具有相對獨立性和變化滯后性。第三，在制度創新的動力問題上，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都從主觀和客觀兩方面尋求制度變遷的動力和源泉。因此，當代經濟學吸收與借鑒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特別是吸收和借鑒新制度經濟學的方法與成果，進行科學綜合，構建制度經濟學范式，不僅必要，而且也可行。通過現代經濟學這一新的研究體系對西方經濟學各流派特別是新制度經濟學進行創造性的綜合，不僅可以實現“優勢互補”，而且還能在尋求融合的基礎上帶來重大的理論創新，進而構建現代經濟學的科學范式。

三、怎樣構建制度經濟學范式

從總體上說，構建制度經濟學范式就是以制度經濟學分析框架來統一整個制度經濟學理論，建立制度經濟學研究的嶄新形式。制度經濟學之所以能承擔這一重要任務，是由于馬克思制度經濟學本身就是一個宏大的理論體系，它不僅具有涵蓋或涉及各門社會科學研究內容的理論廣度，更重要的是它具有運用獨創的歷史唯物主義分析框架來解剖制度本質和制度變遷內在歷史邏輯的理論深度。制度經濟學之所以必須實現同新制度經濟學的科學綜合，因為制度經濟學是一個宏大的制度經濟學體系，它為我們勾畫的是一個遠距離、深層次、長鏡頭般的制度分析框架，揭示了制度的真正起源和制度變遷的真實過程。的制度分析框架可以用來解釋人類社會制度變遷的規律及其基本趨勢，這是一種長期的、歷史的、動態的制度變遷觀。但由特定的研究對象和歷史任務所決定，對短時期內的具體制度變遷過程，這種研究就無法直接回答。制度分析框架既缺乏對制度和制度變遷深入的微觀分析，又未能采用現代分析技術對理論進行精細化的處理和數理分析。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進行綜合，某種程度上就是吸收與借鑒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

構建制度經濟學范式是一項宏大的經濟學理論發展與創新工程，需要科學設計、正確推進。從總體上說，這一工程應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主要內容和基本思路：一是構建制度經濟學的科學框架。首先，要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生產方式理論為基礎，建立的制度分析框架，即從制度的角度來整理和構建基于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制度分析框架：通過對特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研究，來揭示一定社會的經濟運行規律。這一研究是本質層次的，它必然涉及并要求從本質上剖析一個社會的各種經濟制度及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法律制度體系，最終形成一個人類社會長期的、本質的整體制度分析的框架結構，以此作為一般制度分析范式的基礎。其次，在制度分析框架的基礎上，吸收新制度經濟學一些相關的分析方法與研究成果，構建一個綜合的制度分析的科學框架。二二是運用制度經濟學的科學框架來分析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社會經濟結構的本質特征與具體形式，揭示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社會經濟結構的發展過程及其客觀規律，確立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現代基本原理，提出信息化、全球化時代經濟學的新觀點。三是運用制度經濟學的科學框架來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社會經濟結構的本質特征與具體形式，揭示現代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社會經濟結構的發展過程及客觀規律，確立現代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原理，提出市場化、全球化條件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中國化的新觀點。

具體說，進行制度經濟學的科學綜合、構建制度經濟學范式應抓住以下三個主要環節：

(一)在經濟學宏觀根本制度的研究基礎上展開對微觀各項具體制度的研究，實現研究對象的制度經濟學綜合。總體而言，制度經濟學屬于宏觀制度經濟學。“制度經濟學是一個宏大的制度經濟學體系。制度經濟學試圖解釋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內在邏輯，不同社會形態之間過渡的客觀必然及其各種主客觀條件，并從現存社會制度內在的矛盾推演出未來理想的社會形態。它既體現人類尊重社會經濟發展客觀規律，又體現人類理性構建能力和對美好社會制度的追求”。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作為社會經濟結構的一定生產方式及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是社會的根本經濟制度。新制度經濟學所研究的制度，是微觀的企業制度、產權制度等具體經濟制度，這是社會根本經濟制度的具體表現形式。制度經濟學將這兩方面內容結合起來，一是要在生產要素所有制、勞動制度、管理制度、分配制度與政治制度等根本制度分析的基礎上研究產權制度、企業制度和國家制度等各種具體制度，即在分析社會形態內在結構的基礎上分析人們的具體行為規則。二是要在分析各種法律、契約、政府和公司等正式制度的同時，研究各種意識形態、道德規范和風俗習慣等各種非正式制度。三是要在分析各種制度本身的基礎上，分析各種制度的實施機制。這樣，既可以從深層次上揭示制度的起源、本質和變遷的真實過程，又可以用更簡潔、生動的語言和技術手段來分析社會經濟制度的表現形式與運行方式，從而在本質經濟學與表象經濟學的統一上實現制度經濟學的科學綜合。

(二)在馬克思制度整體主義方法論的基本框架下運用個體主義分析方法，實現研究方法的制度經濟學的科學綜合。制度經濟學的總體分析框架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這是揭示制度起源、本質和真實演變過程的科學方法，顯然這是一種整體方法論。“馬克思的總體方法可以概括為總體性、社會性、制度性、歷史性和階級性五個基本方面。經濟學中深刻地蘊涵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總體規定性、社會規定性、制度規定性、歷史規定性和階級規定性的理解”。同時，制度經濟學還應采用個體方法論，尤其是新制度經濟學基于新古典經濟學所采用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這是因為個體分析方法在細致描述和刻畫制度形成和變遷特征方面，在運用數理模型來描述和分析具體的制度形成和制度變遷過程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個體方法論能容易地采用自然科學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方法，從而使制度經濟學能使用現代科學的語言和描述方式，對制度和制度變遷的總體過程進行更細致、更具體的描述，有助于我們從總體上更好地把握制度及其變遷的內在邏輯。因此，我們應在馬克思制度整體主義方法論框架下運用個體主義方法論來補充與完善制度經濟學。

(三)在闡明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的基本前提下詳細分析制度變遷的具體動力，實現基本理論的制度經濟學綜合。在馬克思看來，一個社會的生產力的擴張能力即物質生產方式的繁盛與生產的社會形式及其生產關系的適應能力之間的相互作用是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應當而且必須將社會制度的變遷歷史唯物主義地置于“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框架來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則把制度的變遷表面地置于“成本——收益”和“供給——需求”框架來分析，認為制度變遷主體對制度變遷預期收益與預期成本的計較是制度變遷的動力。也認識到在人的動機背后決定人行為方式的客觀力量。前者可稱之為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后者可稱之為制度變遷的具體動力。構建制度經濟學，就是要揭示與闡明制度變遷兩種動力之間所存在的密切內在聯系：當生產的物質發展要求生產的社會形式進行相應變革時，必定同時存在制度變遷的潛在收益，制度變遷主體會通過預期收益與預期成本比較來努力實現該種制度變遷的潛在收益。如果僅僅停留在制度變遷根本動力的分析上，我們將難以準確地理解和掌握制度形成的具體步驟、原因及制度變遷的具體方式和過程，更不能對制度形成和制度變遷進行數理模型描述和定量分析。只有在闡明制度變遷根本動力的基本前提下詳細分析制度變遷的具體動力，并將這兩種分析結合起來，才能全面揭示制度變遷的真實過程。

從總體上說，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的科學綜合的主要內容，既包括研究對象與分析方法的綜合，也包括理論觀點的科學綜合。通過這些綜合，一方面使制度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取長補短、相得益彰，另一方面使制度經濟學得到豐富、完善、發展與創新，形成制度經濟學的科學體系。制度經濟學這一科學范式體系包括兩大部分內容：一是制度經濟學的“硬核”部分，如，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及以生產方式理論為基礎的制度分析框架，唯物辯證法的科學方法論及以此為核心的矛盾分析方法、整體分析方法和歷史分析方法等制度分析的基本方法，以及關于制度變革的根本動力、基本主體和主要內容等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等。二是制度經濟學的“保護層”部分。如，制度經濟學的綜合分析方法：在馬克思制度整體主義方法論的框架內運用個體主義分析方法；在馬克思歷史分析方法的基礎上運用“成本——收益”的均衡分析方法；在馬克思矛盾分析方法的前提下運用“談判——合作”的博弈分析方法；在馬克思邏輯分析方法的前提下運用“數理——模型”的數學分析方法。又如制度經濟學的新觀點：制度變遷的動力是根本動力與具體動力綜合作用的統一：制度變遷的范圍是宏觀制度變遷與微觀制度變遷的統一；制度變遷過程是長期制度變革與短期制度調整的統一；制度變遷的主體是社會集團的集體力量與個人參與的統一，等等。

實現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的科學綜合是一種理論的創新和思想的深化，這種綜合是經濟學價值判斷的綜合和演變過程。它既是一種方法論的創新，理論研究內容與分析框架的拓展，又是一種關于制度經濟學甚至整個經濟學思想認識的深化。經濟學的制度分析框架和理論結構是科學的，它需要綜合和補充的是不同制度經濟學流派尤其是新制度經濟學新的研究成果，它需要的是自身理論框架的進一步拓展和理論體系的進一步完善。不同制度經濟學流派的發展為豐富和發展經濟學提供了營養，經濟學是一種開放的科學體系，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的科學綜合符合科學發展的正常模式。

四、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比較研究的基本結論

(一)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及西方經濟學有重要區別。無論從世界觀還是從方法論方面看，經濟學是迄今為止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因此，應堅定不移地堅持經濟學的基礎地位與指導作用。同時，應把經濟學研究納入科學范式的軌道，努力實現其與時俱進和創新發展，構建現代經濟學范式。

篇7

體育經濟是以發展體育事業為根本目的的，體育經濟學是圍繞體育事業發展的各種現象、問題進行研究的一門學科。主要包括體育產業與經濟發展的聯系；體育市場、體育消費等體育實踐的特點和一般規律；人在體育事業發展中的地位、作用等，以及人的思想、習慣對體育市場、體育消費的影響等等；體育資金的有效利用、體育行業的投資與收益等。提高各種投資在體育實踐中的收益，使投資的效益最大化。我國的體育經濟學研究起于上世紀八十年代，隨著不斷的發展和完善，以取得了部分成績。第一，隨著體育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拓展和大部分體育經濟研究者的付出，我國體育經濟研究收獲了一大批優秀成果，包括體育經濟學相關專著的發表，體育經濟學相關學刊的發展等。第二，體育經濟學在實踐發展的基礎上逐漸的成熟和完善，并得到了有關部門的重視。第三，高校對于社會經濟學人才的培養為社會提供了一大批優秀的專業人才，這些人才在不同的崗位上積極的促進了體育業的發展。當前，體育經濟學的研究和發展還需要進一步的完善，社會在發展、體育業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在不斷的擴展，只有理論知識的不斷更新和完善，才能適應體育經濟的發展現狀，為體育經濟的發展提供科學的、正確的理論指導。

1.2體育經濟學研究的意義

在體育經濟學發展前，我國的體育業發展相對滯后，對于社會經濟的影響無足輕重。改革開放后，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們對健身娛樂、體育競技觀賞等的興趣日益濃厚，形成了迅速膨脹的消費市場，很大程度上帶動了我國經濟的發展。一方面，體育服務業的發展拓展了第三產業的領域，，使社會產業布局得到了進一步的優化，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體育業的發展帶動了相關的第二產業發展，給我國經濟的發展制造了更多的機遇。同時，體育經濟的發展為社會提供了更多的就業崗位，促進了社會就業的實現。并促進了我國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提升了全民身心的健康水平，對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2.體育經濟學的核心理論

2.1體育經濟學研究的現狀分析

我國體育經濟學研究始于上世紀八十年代，發展到今天已取得部分成績。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改革開發的深入，當前的體育經濟學研究已不能滿足體育行業發展對經濟理論的需求，體育經濟理論亦不能科學的、全面的指導體育業的發展。第一，目前體育經濟學研究的重心仍停留在以經濟學理論分析、解決體育行業發展中的各類問題，對于體育經濟理論體育的構建研究不足。第二，體育經濟學理論研究對實踐經驗的概括較為成熟，對于實踐概括的加工、提煉、升華不夠深入，體育經濟學理論對于體育經濟實踐活動的指導力不足。第三，對于國外體育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成功過于極端。要么全盤否定，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的理論到社會主義國家不適用。要么盲目借鑒，對于我國的基本國情和真實情況考慮的不足。但不論那種情況都不利于我國體育競技理論的發展和完善。第四，對于體育經濟學的屬性定位仍有一些分歧，導致了理論研究的滯后和盲目。一部分學者認為，體育經濟學具有基本的經濟學特點，應為經濟學屬性；而另一些學者認為，體育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是體育產業、體育消費、體育投資等，應為體育學屬性；還有一些學者認為體育經濟學具有多學科交叉屬性。像這類的分歧影響了體育經濟學理論的研究，并制約了體育經濟學對體育實踐的指導作用。

2.2體育經濟學理論研究趨向

經濟的快速發展使人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高速增長的物質財富為人們的精神追求鑒定的基礎，更多的人開始重視體育消費。體育經濟實踐的發展豐富了體育經濟學理論，促進了體育經濟學理論的快速發展。同時，體育經濟作物社會經濟的一部分，與整體經濟有著情絲萬縷的聯系，社會經濟發展的復雜化促使體育經濟的發展也日趨復雜化，這就要求研究者不斷的提高自身素養，拓展體育經濟理論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從實踐出發提高體育經濟理論的研究水平。并能注意體育業發展中大眾的消費觀念、消費行為、消費心理、市場等因素，將其作為體育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進行有針對性的綜合性研究。此外，隨著我國加入WTO，國內的體育經濟已逐漸的與國際接軌，受國際一些思想、理論的影響，國內的體育經濟學理論研究也在發生著一些變化，以促進其對體育實踐活動更廣范圍的指導作用的實現。

2.3體育經濟學理論研究分析

體育活動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上的產物，換而言之經濟是體育產生和發展的基礎。反之，體育也的發展又促進了經濟的繁榮，對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有積極的意義。在體育經濟學研究中，我們一定要看到經濟與體育的內在聯系，理解二者的重疊性、互交性，避免片面的屬性爭執。對于體育經濟學理論的研究，一方面，要結合實際，聯系我國的基本國情，以體育經濟實踐為基礎，科學的、事實求是的進行概況、分析、研究，并使之形成系統化的理論體系。另一方，客觀的、理性的借鑒其他理論成果，結合實踐對相關理論進行融合、加工，以形成適應我國體育業發展的體育理論體系。在體育經濟發展中，“人”是發展的核心理論，對于人力資本論的研究很有必要。第一，人力資本論是西方體育經濟學理論的基礎，我國雖以政治經濟學作為體育經濟學研究的基礎，但并不能因此排除一切“異己”，應結合我國國情、制度以及現狀，科學的、理性的對該領域較成熟的理論加以引入、吸收和利用。第二，人力投資在體育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舉足輕重。例如，對體育教育、體育保健等進行投資，提高人在體育技能、體育保健知識應用等方面的能力，使人獲得了一定的工作能力、技術水平等。這一過程就是一個人力資本形成的過程，在我國體育經濟實踐中真實的存在過程，因此不可忽視。產業組織論是產業經濟學中的核心理論之一，體育業已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產業鏈，拓展了第三參與，對相關的第二產業也有巨大的帶動作用，因此體育經濟學理論的研究中需重視對產業組織論的研究，使這一理論能更好的指導體育事業的發展，促進我國體育經濟業的繁榮。體育專利權、商標權、冠名權等知識產權都屬于體育業無形資產，此外，體育業的無形產權還包括技術秘密、經營秘密、特許經營權等，這些產權的保護和利用關系著企業的發展和體育業發展的良好秩序，是客觀存在于體育行業的財富。因此，對于無形資產論的研究對于體育經濟學同樣有著重要的意義。在無形資產形成中，“人”投入了相應的資金、智慧等成本，促進了體育服務等行業的發展，提升了體育業的經濟效益。此外，體育業的無形資產可用貨幣競相計量，屬于可交易商品。同時又具有產業經濟效益、供給的有限性等特點，利用無形資產論對其進行研究，并結合體育經濟發展的實踐進行分析、利用，對于促進體育業發展極為重要。總之，體育經濟的核心理論是以體育經濟實踐為主要研究對象，利用經濟學的各種理論，對體育經濟發展過程的各種現象、問題進行分析、總結，發現和提煉體育業發展過程的一般規律，以理論為基礎更好的促進體育經濟的發展。

3.體育經濟學的科學定位

3.1體育經濟學定位應注意的幾點問題

科學的定位體育經濟學對于提高體育經濟學研究的效率、效果極為關鍵。在體育經濟學研究定位中，主要注意一下幾點。首先，實踐是一切理論發展的基礎，在體育經濟學研究中，必須重視現實中的體育經濟現象和體育實踐，通過對體育領域各種現象、實踐的總結、思考、分析獲得更高層次的體育經濟發展規律，從而利用體育經濟的相關問題解決體育利于所發生的各種問題及經濟現象，促進體育業的發展。其次，重視“人”的因素對體育經濟現象的影響，通過對人的活動、意向、需求等的研究深入挖掘體育活動中的各種行為、需求等變化規律，以促進體育業健康、穩定的發展。再次，理清體育經濟發展中各種事物之間的區別和聯系，探索體育實踐中各種因素的相互滲透、影響等，通過研究分析提煉體育活動中的各種經濟規律，用以更好的指導體育業的發展。

3.2體育經濟學科學定位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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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經濟與網絡經濟

在經濟理論中，信息是一種公共產品。申農把信息定義為不確定性的減少，這便是信息經濟學的起點。而作為網絡經濟的起點，計算機網絡是以能夠相互共享資源的方式互聯起來的計算機系統的集合。

信息經濟是以高技術為物質基礎，信息產業起主導作用的，基于信息、知識、智力的一種新型經濟。對于網絡經濟的含義分為兩類：第一類認為網絡產業即為網絡經濟，網絡經濟就是以計算機網絡為核心的信息產業群；第二類認為網絡經濟包括社會再生產各環節在內的一個總體經濟的概念。二者都是對新經濟形態的描述，表達的對象是一致的，主要是看問題的角度和強調的重點有區別，信息經濟強調信息技術和信息資源在經濟中的重要性，而網絡經濟強調信息及其技術與經濟的網絡化特征和效應。

二、網絡經濟的內涵

從經濟形態和規律角度來看，網絡經濟是一種新經濟形態。作為信息經濟的產物，與傳統物質經濟不同，網絡經濟從根本上改變了社會基礎經濟形態和結構。網絡經濟更關心信息商品、版本劃分、網絡效應、路徑依賴、鎖定、正反饋、電子版權、競爭與合作、信息政策等這些在傳統經濟領域和信息經濟初期沒有的新事物、新規律。

從產業經濟的發展變化來看，網絡經濟的主體是網絡及其相關產業。美國得克薩斯大學網絡經濟研究中心（CREC）1999年的研究報告把以因特網為核心的網絡經濟分作：網絡基礎結構層（Internet Infrastructure）、應用基礎結構層（Internet Applications Infrastructure）、網絡中介服務層（Internet Intermediary）、互聯網商務應用層（Internet Commerce），每一個層次都有其代表產業和公司。

從商業模型的角度來看，網絡經濟促生了電子商務和虛擬市場。一般來說，電子商務就是指計算機與電子網絡基礎上，利用現代電子設備和軟件實現商業交換和業務管理的全過程。虛擬市場是伴隨著因特網和電子商務的發展而產生的一種特殊的市場環境，是網絡環境的產物。在虛擬市場中既有對現實市場的模擬，又有全新的交易規則和交易體驗。根據梅特卡夫原則，因特網的價值會隨著用戶的增加而呈平方級的增加，所以網絡經濟對社會實際的經營活動影響潛力不可估量。

三、網絡經濟對經濟理論的影響

網絡經濟對經濟理論的影響源于網絡改變了社會信息交流的模式，進而改變信息流、資金流和物流的運動規律。在這些改變中，較明顯的有2個方面。

（一）挑戰邊際收益遞減規律。在工業社會中，邊際收益遞減是普遍的經濟規律在網絡經濟中邊際收益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而顯現出遞增趨勢，這種特征來源于信息的共享性和信息產品與信息服務消費的非競爭性。網絡經濟的主要產品是信息產品，它可以零邊際成本大量復制生產，而每一份信息產品的價值并不因此而降低，從而在信息產品生產領域，網絡經濟表現出強烈的邊際收益遞增特性。

（二）對市場均衡、壟斷等產生重大的影響。信息產品和信息服務有著特殊的成本結構：邊際成本幾乎為零，產出規模越大，平均成本越低。在網絡經濟中，供求難以均衡或即使均衡也不穩定的特點不僅使市場充滿了不穩定性和風險，也增加了確定信息產品和服務價格的難度，產品的價格更多地由市場的需求曲線和市場結構所決定。

四、國內外網絡經濟學學科發展綜述

國外網絡經濟學研究起步早，并且已經取得了許多階段性成果。謝伊提到網絡經濟產品區別于傳統經濟產品的四個重要特征：互補性、兼容性和標準；消費外部性；轉移成本與鎖定；生產的顯著規模經濟性。他以博弈論為分析工具，按產業類別講述了軟件產業、硬件產業、電話、廣播、信息市場及其它網絡產業。

國內學者將網絡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進行了比較。紀玉山等指出網絡經濟是一種知識經濟，網絡經濟不會改變和取論經濟學揭示經濟本質的規律，但在經濟現象形態上會拓展應用經濟學研究的新領域。周朝民針對網絡經濟這一新興現象進行理論探討。他認為網絡經濟學較之傳統經濟學，特別是西方經濟學，有其獨特的理論基礎。黃宗捷等（2001）介紹了網絡經濟和網絡經濟學、網絡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網絡經濟與傳統產業的關系、電子商務、網絡經濟的十大瓶頸等。濮小金、司志剛介紹了網絡經濟的概念、特征、基本理論，網絡產品生產、營銷、網絡壟斷和競爭，網絡經濟對社會的影響及網絡安全問題等。

五、存在問題

沒有將網絡經濟學與網絡實務區分開來，大部分學者的著作內容有關網絡實務，不講隱藏在網絡經濟背后的經濟規律和原理，網絡經濟學學科內容與名字相去甚遠。

已有的研究是零散的，沒有系統化。個別教材或教學也講了網絡經濟學原理，但宏觀的多，微觀的少，不系統、不完整。宏觀知識多，微觀知識少，并沒有形成一個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和概念體系，也不適應經濟形勢發展需要。

我們應把與相關學科交混、粘結在一起的網絡經濟學從這些學科中剝離出來，確定網絡經濟學獨特的研究對象、目的、任務、方法和理論框架應該是進一步研究的方向。針對國內外網絡經濟學教材偏重實務、很少講原理的現象，國內外學者應抽出隱藏于網絡經濟背后的規律、定理和原理。研究中要更側重于微觀，并且重點應放在西方經濟學特別是微觀經濟學未探討或未做深入探討的問題上面，對網絡經濟產品的特征進行詳細論述。網絡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內容、定理、規律等，是不可能在短期內規范出來的，需要在長期的實踐和學術爭鳴中形成。因此十分有必要介紹解釋網絡經濟現象的不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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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經濟學理論包括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所包含的內容廣泛。本文認為，中國可以充分借鑒西方經濟學的學術理論，把握經濟發展規律，緊密結合中國經濟發展實踐來選擇經濟發展模式。

1.西方經濟學的概述

西方經濟學指產生并流行于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學范式，狹義指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范式，廣義包括政治經濟學范式。西方經濟學是運用西方線性非對稱思維方式建立起來的經濟學范式，屬于片面反映經濟發展規律的政治經濟學。以一般均衡理論、配置經濟學、價格經濟學為基礎理論、以理性人都是自私的“經濟人”假設為理論出發點、以私有制為經濟基礎、以價格機制為市場的核心機制、以競爭為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以博弈為經濟主體的行為方式、以利潤最大化為微觀經濟的最終目標、以GDP經濟規模最大化為宏觀經濟的最終目標、以線性非對稱思維方式和還原論思維方法為方法論特征、擅長數量分析、在"實證化"的名義下把經濟學的實證性與規范性對立起來，是西方經濟學的基本模式、基本結構與基本功能。線性、抽象性、片面性，是西方經濟學范式的基本特征。

2.西方經濟學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選擇借鑒意義

2.1微觀經濟學的借鑒意義

微觀經濟學是研究稀缺資源有效配置的理論，所包含的要素見圖2-1。微觀經濟學研究了個體行為和各種市場特征。中國經濟發展模式選擇時需要尊重個體行為和市場經濟發展規律。

2.2宏觀經濟學的借鑒意義

宏觀經濟學是使用國民收入、經濟整體的投資和消費等總體性的統計概念來分析經濟運行規律的一個經濟學領域。通過宏觀經濟學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并應用與實踐，具體見表2-1：

3.西方經濟學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選擇路徑

3.1充分轉變政府職能

西方經濟學中公共選擇理論需要政府重新定位自身的功能，轉變觀念，建設服務型政府，實現政企分開，政府充分轉變職能，解決與企業、個人的沖突和矛盾。政府充分發揮創新引導政策、財稅政策的作用，提升企業實際競爭力。加強政策宣傳，促進市場自由競爭程度提升。

3.2改變過分依賴外需的局面

改變我國經濟增長過于依賴外需的局面，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形成中國國內需求與外部需求協調增長機制，進一步加大力度開發國內市場，不斷優化產品或服務的出口結構，提高產品或服務的科技含量，拒絕低價競爭。

3.3注重科技創新引領經濟發展

科學技術促進生產發展，加快供給側改革，鼓勵企業創新，開發新產品和服務，不斷提升工業企業科技創新實力，提高自主研發實力，加快產品和工藝創新，產生更多高科技智能化產品，進而增進經濟發展之后勁，促進中國經濟轉型發展，不斷優化產業結構，實現中經濟可持續發展。

結論

西方經濟學理論博大精深，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很多的借鑒啟示，中國需要運用西方經濟學原理，有效地指導經濟發展模式，促進中國有限資源實現高效配置，提升市場活力，提高老百姓福祉，共創和諧、美好中國，共筑中國夢。

參考文獻：

[1]葉旭陽，李忠霞.基于西方經濟學思想的中國經濟發展環境分析[J].現代交際：學術版， 20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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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經濟學是伴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產生和發展而形成的經濟學說，其理論體系和教學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 理論體系具有綜合性

微觀經濟學以價格理論為核心，以單個消費者和單個生產者為研究對象，主要由價格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生產者理論，市場理論，分配理論等構成；微觀經濟學中的眾多學派，產生了眾多的經濟學著作、代表人物及主要觀點，有些經濟學理論是相互補充、相互完善的，也有一些經濟理論則相互排斥、相互對立。因此，對微觀經濟學各學派的理論和觀點要有分析、有鑒別的加以學習和研究。

1.2 研究方法具有多樣性

微觀經濟學的方法論方面有抽象化、數學化的特點。數學方法在微觀經濟學的應用是非常普遍的，如微積分、求導，幾何圖形，圖表等，但是學生習慣于以普通語言邏輯來分析問題。但是我們說數學在微觀經濟學中的應用只是為了說明經濟現象經濟規律，所以說如果只有數學是萬萬不行的，它會使經濟學流于形式主義；必須把數學與其他說明的經濟現象經濟規律聯系起來才能更好的理解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方法。微觀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以實證分析為主，廣泛運用數學推導和數學模型來論證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如需求函數、供給函數、生產函數等。在基本理論的論述中多將語言邏輯分析與數學分析相結合，既有抽象的概念，又有形象的圖像；既有定性分析，又有定量分析，特別是邊際分析法和均衡分析法是常用的分析方法，微觀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具有可借鑒性。

1.3 研究的內容具有理論性與實用性

如何利用和配置稀缺的社會資源進行生產，以滿足人們的多方面的需求是一切經濟制度共同面臨的問題，不同的經濟制度只是以不同的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價格機制對資源的配置作用是市場經濟體制下所普遍存在的，因此，微觀經濟學中的價格理論、生產理論、市場理論等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對我們正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企業政府都有一定的借鑒作用。雖然微觀經濟學來源于西方，但它對于市場經濟運行環境、運行方式、調節手段的理論卻是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所迫切需要的，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通過學習使學生擴展理論分析的空間，懂得多角度、多范圍、多層面來分析社會經濟問題，能對復雜的社會經濟現象進行客觀的描述。

1.4 教學表現出以下明顯的特點

一是現代微觀經濟學具有很強的開放性，門派很多，有的觀點針鋒相對，這種理論體系上的開放性和挑戰性要求我們要有所鑒別、博采眾家之長。二是微觀經濟學的理論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我們不能割裂它們的歷史性。在應用上是如此，在理解上也是如此。大多數理論在教科書中都缺乏充足的介紹，這是每本教材無法避免的特點。但學習過程中不了解理論產生的歷史背景，尤其是有關的學術背景，則不可能準確把握理論的淵源，對理論的認識就是不全面的。比如微觀經濟學中的關鍵術語，如邊際效用，我們最初是難于接受的，如果我們知道了邊際革命產生的歷史背景，邊際主義者的實用哲學主義的由來，邊際量的理解就不如現在那么生硬了。再如經濟學中的各流派的觀點，每一學派都有自己的理論體系，我們沒有對這些理論體系的研究，就不能了解理論的基礎。

2.工商管理類專業學生的基本特點

工商管理類專業的學生是未來企業的經營管理者，是未來的職業經理人的主要成員，他們的素質高低，直接影響著企業經營效益的好壞。這個任務要求經濟管理類專業不僅要培養他們學習“知識”，更要培養“能力”，不僅要介紹具體的管理、營銷等方面的方法、知識，也要研究公司運營中的戰略問題、生產問題、激勵員工問題，更重視實際應用性，因此就要求教師在使學生接受良好的知識性教育的同時，不斷進行教學手段與教學方法改革，讓學生將所學的知識與實際問題接觸，使其更好地適應社會和用人單位的需要。工商管理類專業學生所處的知識氛圍、校園文化及其知識結構、思維方式和未來就業方向與其他類專業的學生有很大不同，把握這類學生的特點對講好微觀經濟學這門課有十分重要。總的來講，這些學生的基本特點有以下幾個方面：

2.1 學生人文知識豐富，數學基礎相對薄弱

財經院校有很多文科生，有豐富的歷史、人文等方面的知識，在學習時，更希望把微觀經濟學作為一門純人文科學或社會科學來學習。微觀經濟學是經管類學生所學的一門專業課，一般在二年級上學期開設，這些剛剛接觸專業課的學生有一些相同的特點：他們雖然讀過或聽說過一些經濟理論，但經濟學知識不夠完善，沒有一條貫穿于經濟知識的主線，也不能形成體系。他們在一年級已經學習了微積分課程，但由于經管類專業文理兼收，學生數學基礎參差不齊，財經類院校學生對高等數學的學習要求與工科專業的要求不同，他們只需學習“經濟數學”。這一明顯的知識結構特點，導致學生普遍對定性分析感興趣，對定量分析的方法和步驟不愿深入。

2.2 學生思維方式偏重于感性認識

教學中講到經濟學家的生平、經濟學的淵源時，學生非常感興趣，而講到邏輯推導、圖、表、公式、數學證明等內容時，則不習慣接受。西方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不同于政治經濟學之處就在于它廣泛使用數學工具進行經濟分析。但經濟學畢竟不是自然科學，而是社會科學，對許多經濟理論的深刻理解要求學生必須具備一定的人文知識、歷史知識和社會學知識，這正是財經類院校學生的優勢。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應該因勢利導，結合學生的思維特點組織教學，并有意識地引導學生進行理性思維和邏輯思維。教師要在教學中要把感性的東西理性化，理性化的東西給感性化。

2.3 學生缺乏對企業和社會的深入了解

微觀經濟學有很強的實踐性，但大學生剛剛從高中畢業，基本上是從學校到學校，理論知識學了很多，但實踐活動卻很少，有少數同學甚至對國家的基本經濟方針都難以理解。現代社會的發展特點決定了學生迫切需要了解國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指導企業運營管理的微觀經濟學理論，了解我國現在的企業的管理體制、管理現狀及其深層次原因。因此，“理論聯系實際”是微觀經濟學教學的必然選擇。

2.4學生課前不預習，課后不復習

給學生布置的課后作業題不及時完成，在上課時有些同學才趕作業，更有甚者有一部分同學直接就是抄別人的作業答案。

3.提高微觀經濟學教學效果的幾點建議

3.1 把握微觀經濟學的基本內容體系

這點學生往往容易忽視，他們在遇到問題以后不知如何使用頭腦中的知識，不知道應該用什么樣的理論、什么樣的工具來解決。學習過程中他們關心的是知識點而不是微觀經濟學的統一性，結果是他們難以將知識點串起來。微觀經濟理論是一個系統的學科體系，把握它的基本框架更易于掌握它包含的知識點。我在講完這門課時進行復習時歸納出如下幾點：一是要掌握最基本的概念：比如稀缺性、均衡、機會成本、市場結構、市場失靈等。二是要掌握三大均衡：需求與供給的均衡，消費者均衡（需求的均衡）生產者均衡（供給的均衡）三是要掌握微觀經濟學的十大規律（定理）：比如需求規律、供給規律、供求定理、恩格爾定理、邊際效用遞減規律、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科斯定理等。四是要掌握二個失靈：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也就是說市場不是十全十美的，也有缺陷，需要政府調節；同時政府有時也是不完善的，需要不斷改革完善。通過復習歸納使學生掌握了這門課的內容體系及重點。另外要區分政治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是從西方引進過來的，它和宏觀經濟學構成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在學微觀經濟學這門課之前，許多同學已學過政治經濟學，學習微觀經濟學，要注意不能把這兩門課混淆起來。雖然他們都屬于經濟學，但它們的理論體系與內容是完全不同的：政治經濟學以研究生產關系為主，要揭示資本主義制度產生、發展及將來滅亡的規律，微觀經濟學不研究經濟制度本身，只研究具體經濟問題；政治經濟學屬于規范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屬于實證經濟學，二者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研究經濟問題的。所以，它們的基本概念與理論都完全不同。

3.2 著重講清微觀經濟學的基本概念與理論

微觀經濟學的內容很多。學生要在短暫的時間內掌握這些內容是有困難的。這樣，在課堂教學中時就要務求精而不求多，抓住重點，講清講透重點和難點，使學生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對于其概念，決不能要求學生死記硬背，而要側重于理解。對于理論要注意它本身的推理邏輯，不要以個別現象來否定或批評一種理論。

3.3 講授法與案例教學法的并用

以講授法為主，案例教學法為輔。講授法是一種傳統的、也是一種主要的教學方法。它一般是由教師在課堂上講述知識，學生在課堂上聽取知識，教師處于主動地位，學生處于被動地位。微觀經濟學內容較多，這種教學方法適合于人數比較多的課堂，講授理論知識內容的含量比較大。對于大堂課主要使用這種方法。但是教學效果不是很理想。對于小班課，也就是學生人數30—60人之間的，可以多使用案例教學法。通過案例教學，增強了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學生了解眾多企業的營運狀況，培養了自己獨立處理企業經濟管理問題的能力。組織案例教學可以結合我國當前經濟改革中的一些熱點問題，收集信息、數據、案例，組織學生圍繞著老師給定的思考題進行課堂或課外討論。在案例教學中應鼓勵學生暢所欲言和有理有據的論證，條件允許的話，甚至可以采取辯論的形式，發揮財經院校學生能言善辯的特長。講授法與案例教學法并用能取長補短，達到較好的教學效果。具體的實施方法如下：課前，教師布置一個案例或閱讀材料讓學生準備，提出討論的問題。要求學生對布置的案例或閱讀材料中的有關問題進行解析；課堂上，通過提問、記錄，促使學生討論及提供可能有益于班上思考和學習的數據、理論或見解來引導案例討論；最后對學生的參與進行評價，根據原定的教學目標對案例和其他材料進行評價并更新教案。在這里要首先把學生分成幾個小組，討論時先小組討論，再由每個小組派一個代表發言。教師最后總結。另外案例討論也必須在講解了相關的經濟學原理之后進行。

3.4 傳統方法與現代多媒體教學法緊密結合

傳統教學方法與多媒體教學各有所長，應該把兩者的優點結合起來。多媒體教學可以形象直觀展示教學內容，信息量大，生動形象。但如果掌握不好僅僅拘泥于多媒體，效果反而不理想，也就是多媒體僅僅是一個工具，是學生與老師溝通的橋梁，學生有時候往往重視了那些華麗的外表而忽視了課程的內容，加之多媒體教學信息量大速度快，學生可能跟不上老師的思路，印象就不深刻。而傳統方法粉筆加黑板，學生可能更容易跟上老師的思路，理解所學的內容。所以要把兩者很好的結合起來。一部分內容可以采取板書，涉及到的案例、圖表等資料用多媒體展示以節省課堂教學時間。

3.5 考核方式要多樣化

考試集多種功能于一身，在教學過程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對學生的“學”和老師的“教”的一次客觀的評價。科學的考試方法能夠有效地促進學生創新能力的發展，使老師發現教學中的問題，因此，應該設計一套科學合理的考試制度，變過去一次性閉卷考試為多種考核方式相結合來考察學生的學習情況。平時成績與期末考試相結合，平時成績可包括課堂發言、課堂討論，課堂出勤等，目前我院這一部分可占到總評成績的30%，期末考試成績占70%。我們認為應加大平時成績的比重，平時占50%，期末考試成績占50%，這樣可以促使學生注重平時的學習，而不至于只在考試之前突擊幾天，臨時記憶以應付考試，使學生能牢牢掌握這門課程的主要內容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