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生活的具體特征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公共生活的具體特征，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切學校教育活動都要按照一定規范和原則有序地開展。“育紅人”經過理論與實踐上的深入思考，提出了建構學校公共生活教育原型，這有利于公民教育的有效實施。

（一）學校公共生活內涵與特性

當代哲學為公共生活的研究提出了明確的理論指導。著名思想家漢娜?阿倫特指出：公共生活是一種自由的、平等的、理性的、非暴力的生活。而在另一位著名哲學家于爾根?哈貝馬斯看來，公共生活具有“公共性+契約性+商談性”等基本特性。從中可以看出，公共生活是一種以普遍性的公共倫理為基礎，以“自由”“平等”“理性”等規范為前提開展的溝通、交往等實踐活動。具體來說，公共生活作為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它包含三方面的基本特性：

（1）公共生活是以帶有共性的，可推廣的、普遍化的公共倫理為基礎的生活實踐。而個體的私己生活“不能產生可以推廣的公共性的交往關系”。因此，在公共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不能遵循私己性的人際倫理，而要遵循具有普遍性的公共倫理，即平等對待公共生活中的交往對象。

（2）公共生活是以公民的公共交往為基本特征的生活實踐。公民的公共交往并不是簡單的人與人之間的交互活動，更主要的是公民與公民之間就公共事務和公共問題而展開的“協商對話”，而這些交流與溝通追求的主要是公共利益以及公共問題的解決。公共生活是受法理規范所保障的生活。

（3）公共生活應以法理規范為準繩，同時受到法理規范的保護，公共生活的交往雙方都不得逾越公共法律和規范的制約，在法理規范的認可范圍之內展開交往實踐活動。因此，公共生活不僅體現著公民之間的民主平等性、主體性和協商性等特征，同時也深刻地體現著法理性、規范性和契約性。

在學校公共生活中，學生也應該在遵循一定“法理”“公約”的基礎上充分展示自己的內心世界，與其他同學進行自由、平等的對話、協商，并可以就公共問題或公共事務無障礙地發表自己的觀點和見解，以尋求其他同學的協商共識，促進公共問題或公共事務的解決，即學校公共生活具有制度性、參與性、平等性、協商性等特性。

（二）學校公共生活教育原型的建構

學校公共生活不僅為學校公民教育提供了生活實踐的基礎，同時還為學校公民教育提供了理論基礎。因此，學校公共生活教育原型建構要遵循學校公共生活的內涵與特性，才能有效培育公民素養。

“育紅人”在總結本校開展公民教育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對學校公共生活與公民素養養成的關系等問題進行理性梳理，在此基礎上，架構基本理論假說，建構了學校公共生活教育原型（如右圖）。

從圖中可見，學校作為一個公共生活實踐的場域，以“小公民實踐活動”為依托，以公共事物為中介，以“對話”“協商”等公共交往為手段，以學校制度即公共倫理為調節，以公共性的形成―公民素養的養成為核心目的。其中，小公民實踐活動是我校建構學校公共生活的基礎；主動參與公共事務、嚴格遵守制度公約、積極進行平等對話、輕松學會溝通協商都是在此基礎上衍生出來的，為實現公民素養養成目標建立了具體實施方向。該理論原型的建立，集中展現了學校公共生活與公民素養養成的核心要義，它的確立為學校校內外各項公共生活實踐活動提供了堅實的依據。

二、學校公共生活教育實踐探索

學校公共生活教育的建構，需要切實地引導學生參與公共生活的實踐。學校公民教育在培育學生公民品質的過程中，可以以公共生活作為一種重要的教育途徑和實踐策略，在公共生活中實現學生的公民品質的培育。

（一）校內公共生活實踐

1.校內民主生活

（1）“規定”變“公約”。我校為讓學生養成規則意識，更好地發揮規則的價值，根據公共生活價值理念要求，我們變“規定”為“公約”，讓學生自己來討論制訂班級各項生活規則，如學習公約、衛生公約、互助公約等。高年級班主任教師還在班級公共生活中進行“說理”教育實踐活動，引導學生提出班級問題議案，交由班級成立的學生代表團審議，審議通過后提請全班同學進行評議表決與說理，從而逐步提升學生公民素養。

（2）“被動”變“主動”。學校發出“讓學生自己行動起來”的口號，并凝練成了班級自治管理策略之“八字訣”：信任、溝通、點撥、欣賞。公共價值理念使班主任從顯性的管理者轉變為“隱形的思想圓心”，讓學生由被動的服從者發展為“協作的同心圓”。

（3）“個體”變“團體”。學校鼓勵班主任教師在班級公共生活中開展“三人行”自治與互助協作組活動，旨在創設自治的機會和互助的氛圍，增強學生民主參與公共生活的能力。有些班級還建立了班級學習自治組織，如“方法策略組”“幫扶協作組”“群力攻關組”……“學生教學生，學生幫學生”成為一種常態，學生們在團隊合作中體驗合作共享、共同進步的樂趣。

（4）“管理”變“評理”。當前很多學校的課堂評價都是管理者自上而下的單向評價，而我校不僅對課堂評價表進行了重構，更關鍵的是實現了評價主體多元，讓學生擁有發言權，讓學生成為課堂教學的評議方之一。

2.校內社團活動

（1）“我來”。“育紅人”鼓勵學生積極投身于每一個公共生活時空，成為活動的主角，真正做到“我的地盤我做主”。例如，“我來學做小編輯”―育紅有一份創辦自上世紀的校報―《心之橋》，學生編輯成為生力軍，他們廣泛征集各方意見與建議，分工校對校報小樣，讓更多的學生參與到校報創辦工作，不斷積累實踐經驗。

（2）“我們來”。“我們來”是學生積極參與公共生活的象征與標志性口號。例如，“我們來學做管理員”―紫藤書社曾被陶行知先生贊為“看到的最好的圖書館”，在紫藤書社，學生們自由參與社長、社員的競選，自主設計環境布置方案，積極進行圖書的借閱、宣傳與推薦。

此外，還有“紅領巾廣播臺”里學校播音員、大型活動節目主持人實行的公開招聘；校園各處提供公共服務的“小紅帽”志愿者；每周“走班社團”時的自主管理、自主學習……“我的地盤我做主”已經成為育紅一張充滿無限活力的學校文化名片。對于學生，“育紅人”盡可能地放手，為學生提供公共生活中鍛煉自我的舞臺。

（二）校外公共生活實踐

（1）優化公共生活資源開發渠道。“育紅人”走進基地，開辟江南大學、太湖科教產業園等多個課外實踐基地；“育紅人”走進歷史，利用創校先賢榮氏家族這一特色資源，開發“榮氏人文伴成長”校本課程；“育紅人”還走向世界，加入“國際學校聯盟”，為育紅學子參與更加廣泛的公共生活提供了機會。

（2）規范公民教育實踐活動路徑。學校將進一步規范校外公共生活實踐活動六大步驟，具體如下：廣泛調查，確認問題投票表決，選擇問題分工協作，研究問題制定方案，解決問題模擬聽證，聚焦問題總結反思，提升能力。在此過程中，逐步提高學生發現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篇2

王瑛心目中的公民企業家是什么樣子的？他們對外應該遵守法律，對內應該嚴格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做事，講求契約精神。企業里能夠有這樣一種意識，企業也就成了公民的訓練場。而這是可以和參與推動社會轉型結合起來的。

每次，我在微博上轉發王瑛關于公民企業家的論述，都會略作修改：把“公民企業家”改為“君子企業家”。

古人所說的君子，其實包括今天大家所說的公民之全部內涵，而比其更為寬泛、豐富。太多的人，看到古今詞匯不同，就以為那是兩個東西。其實，仔細閱讀一下中國經典所描述的君子之特征，尤其是君子之活動，你就會發現，君子就是公民。

什么是公民？簡單地說，積極參與公共生活的人就是公民。《大學》說，君子修身之目的在于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就是參與公共生活。如此積極參與各個層級公共生活的君子，不是公民，又是什么？

儒家特別關注君子、小人之別，其實也就是在討論私人如何成為公民。小人就是只關心自己利益的私人，公民則超越這一維度，而具有公共情懷。從小人到君子，也就是從公共生活的漠然旁觀者變為積極參與者。儒家士君子是最為積極的公民。所以，儒家的君子養成之學，其實就是公民養成之學。參與公共生活就是合群的生活，發起公共組織，或者參與其活動。

君子可以存在于社會各個領域。在現代社會，最可能成為君子的人，也許正是企業家。因為，企業是現代社會最為重要的組織形態，企業家的社會角色天然地要求他們成為君子。當然，現實中，并不是所有企業家都成為君子，只有那些具有“仁的自覺”的企業家，才是君子。君子型企業家就是公民企業家。

同樣是創辦企業，完全可能出現兩種情形：一種企業家成為小皇上，另一種成為公民企業家。兩者的區別何在？在于自覺。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君子、小人之別就在于省或不省。君子愿意省，能夠省。因此，君子的生命是自覺的、理性的。君子通過自省，不斷提升自我的境界。小人不能自省，所以不能提升，甚至下墜。儒家后來關于修身養性的全部討論，其實都只是要讓人思想上自覺，然后以思想指導行動。

有了這樣的自覺，才能成就公民-君子型企業家。公民-君子型企業家最為基礎的自覺，是對人人皆有之仁的自覺。仁的最基本的含義是，把他人當成與自己相同的人對待，敬之愛之。企業家如果具有足夠的仁心，就會把員工當成與自己相同的人對待，尊重員工的人格和權利。員工確實是企業家雇用的，但員工跟企業家終究是從事同一個事業的伙伴。公民-君子型企業家最根本的特征在于，自覺地把自己置于與員工的伙伴關系中考量，正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只有當企業家有了這樣的自覺，才有可能建立起健全有效的企業制度。王瑛也討論到企業家的困惑：很多人可能會說，中國的公民社會建設尚處于起步階段，做公民型企業家不切實際。企業身處不同的行業，員工的文化素養、習慣千差萬別，這在一定程度上都會約束企業家的追求。但是，只要企業家有這個意識，愿意把它作為一個努力的方向，多堅持一下，就可能得到意外的驚喜，甚至會成為企業里一種特別的凝聚力。

每個企業都存在于具體的時間、空間結構中，也由特定的要素組合而成。因此，每個企業都不同于其它企業。就此而言，簡單地照抄其它企業的制度是不可行的。企業家必須為自己的企業創造獨特的制度，正是這些制度塑造企業鮮活而充滿個性的生命。而發現、創造這樣的制度，需要企業家的高度自覺，尤其是仁的自覺，即把員工當成人對待，觀察其構成，探究其需求。企業家可以把握事之常理，體認人之常情，據此才可以構建出合理而又合情的制度，這才是健全而可行的制度。

至關重要的是，生活在這種制度下的員工的心智是健全的，有可能從私人成為公民。得到企業家尊重的員工會把企業當成自己的家，從而關心企業的公共利益，并積極參與企業的公共生活。由此，企業就不只是企業家實現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組織，而變成了一個公共組織。

置身于任何一個公共組織中的人，都有可能成為公民。并不是只有參與國家層面的公共生活，才算公民。只要參與了公共生活，不管在哪個層級上，都是公民。比如，積極參與社區公共生活，就是社區公民。同樣，積極參與企業公共生活，也就是企業公民。

員工在企業中的公民訓練，有助于他參與更為廣泛的社會領域中的公共生活。比如，一個企業公民可以成為一個優秀的社區公民，或者國家公民。公民的品質是相通的。因此，君子型企業家不僅能夠塑造員工，更能塑造健全的國家公民。而塑造了公民，其實也就推動了社會轉型。

篇3

情境需要

德育是高度情境化的實踐活動，德育實踐離不開具體的情境。從本體論上說，道德教育與人的生存本性緊密相關，人是未完成性、過程性的存在，從而決定了道德行動難以適用單一、抽象的標準，道德教育無法采取普遍化的德育模式。德育實踐依賴于具體的情境，需要因時因地因境呈現出差異性，并與具體的、社會化的情境緊密結合，最終培育人們的道德智慧。從德育過程來看，作為一項社會實踐活動，道德教育展現于特定的、具體的社會情境之中。德育情境在為道德教育提供客觀、外在的社會條件的同時，又對德育的具體開展起到重要的制約作用。

德育情境是圍繞道德主體的現實活動而建構和展現出的具體的社會條件，以此展現出德育實踐的特殊性、差異性和多樣性特征。黑格爾說：“善作為普遍物是抽象的，而作為抽象的東西就無法實現，為了能夠實現，善還必須得到特殊化的規定。”[1]可見，情境是具體的、特殊的、差異化的，它為人們把握道德教育的“特殊化的規定”提供了外在條件。“實踐是具體的”[2]179，“具體行為談不上有什么技藝與法則，只能因時因地制宜”[2]38。由此，道德教育承載的價值觀念將在具體的情境中逐步現實化、具體化、生活化。德育情境以多樣性的社會規定性賦予德育實踐以現實性品格，德育情境為德育實踐的開展提供了場域，創設德育情境也由此成為德育實踐的重要方式。

現代公民品德培育是學校公民教育與現代德育的基本任務。伴隨社會現代化的深入推進以及社會公共生活的日漸成熟，如何培育公民在現代政治生活與公共生活應該具有的合作性、互惠性道德品質將成為當前德育的重要使命。作為德育的當代表現形式，現代公民品德的培育也必須有相應的德育情境支撐。

首先，德育情境能為現代公民品德培育提供條件支撐。現代公民品德是公民在現代政治與公共生活中展現的道德品質，它以人之共在性、關系性的生存論為前提，通過公共性的社會實踐生成并展現出來。作為現代公民在公共生活中展現的德性，現代公民品德的培育并非是抽象的，而是需要特定的社會基礎，依賴人們相互認知、相互感受共同生活情境。亞里士多德以“友愛”為例，指出“友愛就存在于某種共同體之中”，友愛“這種感覺只有在共同生活中才能實現”。[2]288它的孕育離不開一個可以讓社會成員充滿“共同感”的社會環境。由此，現代公民品德培育需要社會化、公共化的德育情境，德育情境成為現代公民品德孕育的社會土壤。

其次，德育情境是現代公民培育的重要環節。德育情境并不外在于德育主體，處于客觀、孤立的狀態，主體、對象、情境在德育過程中呈現出融為一體的狀態，德育情境是完整德育系統的構成部分。情境有別于客觀的外在環境，相比較環境的靜態性、客觀性、外在性，情境更加體現出價值性、主體在場等特點。在德育過程中，外在的設施、場所、符號經由道德主體有目的、有意識地建構，最終形成具有意義感、整體感的道德氛圍。這種道德氛圍為德育實踐活動的開展提供了外部性的支撐條件，其自身也與德育系統的其它要素（例如主體、對象、中介、載體等）共同構成德育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充滿公共性、開放性的德育情境將構成現代公民品德培育不可或缺的環節，由此塑造出德育主體與對象之間相互交融的“一體感”，為培育現代公民品德提供應有的道德氛圍。

最后，德育情境能為現代公民品德培育提供“訓練場”。德育情境是德育系y的重要環節，創設德育情境就是要為德育主體練就道德品質提供盡可能真實的道德場景，以便他們在社會生活中可以自覺地做出道德善行。道德情境創設在構成德育的支撐性條件的同時，也成為道德教育的“訓練場”。如同學習游泳必須要在游泳池進行，盡管游泳池不能代替學習者今后可能要面臨的江河湖海，但卻是練習游泳最為重要和有效的訓練場。對現代公民品德培育而言，盡管現代公民品德是公民在現代公共生活展現的道德品質，但可以通過公共化、開放性的德育情境創設，營造人為設置的“準公共性”的微環境，有意識地訓練公民的公共素養與能力，從而為公民練就在公共生活中所需要的道德品質提供準備。

真正的德育不應是枯燥無味的機械灌輸，而是能夠激發人心、充滿熱情的道德實踐活動。德育要發揮實效，必須要落實到具體情境之中，經由人的反復實踐，最終內化為道德主體的內在習性。常識也告訴我們，人們正是在相互的感受和體驗中傳遞道德知識、內化道德價值、開展道德教育的。這個過程需要利用并創設情境，利用情境對人的感化、熏陶和影響，激起德育對象的欲望和動機，為道德教育的順利開展提供良好的作用場域。這對現代公民品德培育來說，尤其重要。分化是現代社會結構的基本特征，社會公共化是必然的趨勢，公共領域的出現將成為今后公民生活的重要場域。在德育中完全可以創設具有公共性、公民性特征的德育情境，鍛煉、培育現代公民在社會公共生活中應有的道德品質。

二、學校德育承擔培育現代公民品德的使命

學校德育承擔育人的目標。黨的十報告提出教育的根本任務是“立德樹人”。培育現代公民品德是學校德育在現代社會貫徹“立德樹人”任務必然面對的課題，它完滿地回答了現代社會語境下“立什么德”與“樹什么人”的德育根本問題。當前，隨著人們民主、法治、權利意識的增強和主體性的增加，社會發展正在經歷由“臣民”“私民”向“公民”時代的轉變，實現人的現代化，培養現代公民已經成為學校德育乃至整個教育刻不容緩的任務。從“德”與“人”的內在關聯上看，品德成就公民，能夠構成“現代公民”實質性標準的是現代公民品德。現代公民從根本上體現在個體具備了在公共生活與公共交往中應有的道德品質――現代公民品德。因而，學校德育的根本任務就是通過培育現代公民品德來塑造現代公民。

學校是人的道德發展與社會化的重要場所。學校德育也是人的德性成長的重要構成環節。德性倫理學認為，理解德性需要立足于整體生活的視角，必須能夠將人的生活看作是一個整體，從而，德性的養成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與人的整個生命過程相伴，在完整的生命實踐中把握、練就德性。亞里士多德指出：“人的善就是靈魂的合德性的實現活動，如果有不止一種的德性，就是合乎那種最好、最完善的德性的實現活動。不過，還要加上‘在一生中’。”[2]20在亞里士多德那里，“道德德性則通過習慣養成”，德性的養成是伴隨人一生的習慣化的過程，并在人的生存實踐中展現出來。

品德的養成與人的生命歷程、人的精神發展史以及人的社會化具有同步性。作為公民在政治與社會生活中體現的道德品質，現代公民品德培育應該置于人的道德生命成長與道德生活展開的視域中加以理解。人的道德生命的生長是一個自然的社會歷史過程。一個人的道德生命成長既是從自然人轉變成社會人、從個體性走向公共性的過程，也是社會多要素協同作用、相互配合的合力塑造過程。作為公民在公共生活與公共交往中的道德品質，現代公民品德對人的要求相對較高，它要求公民超越個體的狹隘性、偏私性，在主體平等對話基礎上進行合作、互惠。盡管現代公民品德最終依賴于社會的公共生活與公共交往，但其培育并不必然需要完全在公共領域進行。人的道德發展經歷的諸場域都可以以營造情境的方式，成為現代公民品德培育的重要訓練場。

學校是人的道德發展與社會化的重要場域，學校德育也成為現代公民品德培育的重要方式。學校是人之公共性的道德品質生成過程中的重要環節。盡管從場域的公共性、開放性來說，與公共生活領域相比，學校場域相對集中化、封閉化、制度化，由此也決定了學校德育呈現自身的特點：學校德育的組織性、計劃性、系統性強，公共性、開放性相對較弱，德育內容中規范性、程式化的內容較多，以德育課程體系為承載，側重于培育學生的規則、紀律意識。然而，這么說并非意味著學校在培育人的公共性道德品質時顯得無能為力。在杜威看來，“教育既然是一種社會過程，學校便是社會生活的一種形式”。[3]學校是一個由師生活動構成、充滿活力的微型社會。它能夠為人的社會性品質的訓練提供場域。學生在學校生活所獲得的德育訓練，將為他們走向更大的社會空間提供準備。就培育現代公民品德來說，營造公共化的公民德育情境將成為學校德育的重要實踐方式。

三、學校德育情境創設的原則

德育情境創設是學校培育現代公民品德的重要方式，這就需要學校努力創設具有公共化、開放性的公民性道德情境。學校德育情境的創設是為了實現育人的價值目標。盡管從表現形態來看，公民性的德育情境的建構需通過活動、交往、儀式等外在方式營造氛圍，但其中內蘊了當前學校德育的基本價值追求――塑造合格的現代公民。現代公民品德培育旨在錘煉公民對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所具有的主體性、合作性、互惠性的道德品質，體現出一個現代公民應有的主體性身份和資格。學校德育場景的創設主要為了實現現代公民的價值追求，體現出強烈的主體指向性和價值指向性，承載著育人的價值追求。

為了更加契合現代公民品德培育的規律，完成現代公民品德培育的德育目標，學校德育情境設計應該遵循如下具體原則：

一是主體性原則。主體性原則是現代性的一個基本原則，也是現代社會、現代教育及現代師生關系最基本的原則。在現代社會，每個個體成員都應是具有自由、平等意識和獨立人格的現代公民。現代公民品德培育的是具有主體性的現代公民，在公民性德育場景的建構中，德育的主體和德育的對象應該要遵循主體性原則，雙方都是平等、自由、自主的個體，他們在人格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展開一種對話和交往，構建和諧的師生關系。這種德育場景的建構，應該體現現代學校德育應有的主體性，讓德育在一種平等、協商、友好、寬容的氛圍中開展，而不是要去營造一種壓迫的、專制的道德氛圍。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為現代公民品德培育提供外部的條件支撐。

二是公共性原則。這種德育情境產生這樣一種公共性的效應，它能夠讓德育主體與對象處于共生共存的場域，在彼此之g開展的自由對話、互動、交往中完成教育活動，實現德育的價值目標。在阿倫特看來，人類社會的很多行動都充滿了公共性，這取決于“人是生活在一起的”事實。它“首先意味著，在公共領域中展現的任何東西都可為人所見、所聞，具有可能最廣泛的公共性。對于我們來說，展現――即可為我們，亦可為他人所見所聞之物――構成了存在。”[4]365它能夠打破狹隘、單一、封閉的德育狀態以及德育主體與對象相互割裂的局面，創造一個平等對話、互相交往、德育主體與對象共在的場景。這種公共性的情境為人與人之間的相遇、對話、分享提供了一個開闊的社會背景，由此擺脫個體分散、孤立的狀態，為人們超越個體性、私利性，走向交往、合作、互惠提供條件。

三是實踐性原則。德育是一項實踐性很強的活動，德育情境的營造需要充分展現出德育應有的實踐性的本性。亞里士多德認為，德性在實踐中獲得，“我們應當重視實踐活動的性質，因為我們是怎樣的取決于我們的實現活動的性質”[2]32“我們先運用它們而后才獲得它們”。[2]31德育情境的建構應該充分遵循道德教育實踐性的本性。這種場景的建構能夠讓德育活動順利開展，讓人們在實踐過程中去接受和開展道德教育。公共交往與公共實踐讓德育主體和對象能夠有一個良好的、能順利開展德育活動的公共性的實踐空間和道德氛圍。公民品德從本質上來說應該要在公共性的實踐活動中去練就、展現和參與，這樣的德育場景也就是具有公共性、實踐性的場景，為德育活動的開展提供實踐性的條件。

四是情感性原則。道德教育著眼于培育人的品質和能力，而不只是機械地復制給受教育者一些規則，因此，在進行規范教育的同時，更應當注重道德卓越、理想人格、愛、尊重等道德情感。學校德育情境的創設也應該反映道德教育應有的情感性。真正有效的道德教育必須在濃郁的情感氛圍中展開，德育必須發自于人的情感，激起人們仁愛、敬仰、敬畏等道德情感，“每種品質都有其高尚的東西和愉悅的東西”。[2]71這種濃郁的情感氛圍不僅為德育開展提供有力的條件支撐，而且由內而外地從內在動機的視角解決了道德教育的動力問題。現代公民品德培育賴以需要的情境應該是“有情之境”，是一個個情感化的場景，在這樣一個充滿公共性的情感空間里，身處其中的德育主體和德育對象，能夠感受到來自他人的寬容、關懷、友愛等社會性情感，展現道德主體與對象之間的情感。

這樣，依據主體性、公共性、實踐性和情感性原則構建的學校德育情境，將幫助德育主體與對象在學校里的公共化、情感化的實踐活動中，為把學生培養成為具有獨立人格、公共關懷、互助合作意識的現代公民提供條件。

四、學校德育情境創設的基本構想

與社會公共領域相比，學校“準公共生活”的身份決定了學校德育必須而且能夠擔負起培育現代公民品德的時代任務。以培育現代公民品德為目標，學校德育在具體的情境設計上要體現主體性、公共性、實踐性和情感性等原則，并在具體展開的策略上遵循如下思路：

第一，從學校德育情境的整體狀況看，要善于營造平等、民主、開放的校風、班風。校風、班風建設是一個學校、班級文化氛圍的體現，它反映出學校的文化理念與核心價值以及對學生的態度。同時，班風、校風建設也可以成為學校德育的有力承載，成為學校開展德育所依賴的重要德育情境。校風、班風如同德育的“大氣層”，反映一個學校、班級整體的道德氛圍，讓每個參與德育活動的主體都能感同身受，并以一種潛移默化、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影響著每個學生。現代公民品德培育需要建設平等、民主、開放的校風、班風，而不是專制、壓迫的校風、班風，要讓學生感受到民主、自由的氛圍，培養他們參與性、公共性的品質。可見，民主、和諧的校風、班風能夠為學生養成積極參與、互幫互助、平等對話的現代公民氣質提供外在的環境。校風、班風這種小范圍的情境能夠與社會公共化的領域、公共交往相互貫通，人們在民主的校風、班風環境下能夠養成公民在現代公共生活中需要的道德品質。

第二，從學校德育情境的實踐要求看，要善于利用學校公共文化活動載體。德育具有強烈的實踐性，現代公民品德培育也體現出強烈的對公共實踐的依賴性。在校園文化建設和學校道德教育中，可以發現或者利用一些帶有公共性質的校園文化實踐活動，比如校園的文化節、運動會、辯論會等一系列方式，把現代公民品德應有的核心價值融入其中，讓學生在參與和交往中學習。這些公共性的校園文化活動有助于德育寓教于樂，也為師生、學生之間公共交往提供平臺。“學校生活的主體是教師和學生，學校公共生活的交往有師生交往、生生交往，他們之間的交往作為一種公共交往，都是圍繞著公共事務、公共生活展開的對話、合作、協商和妥協。”[5]學校公共文化活動是校園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學校德育的重要載體。公共文化活動能夠為學生在交往中、參與中練就公共性的公民品德提供載體。

第三，從學校德育情境創設的主體來看，學校老師要善于在課堂教學中建構德育場景。教師要善于圍繞課程教學的要求，以知識教育為中心，構建一種合作及公共化的情境。比如，在政治課堂上涉及到聯合國的知識時，可以帶領學生一起進行“模擬聯合國”活動；在講授法律知識的時候，可以設置“模擬審判”的教學方式。創設教學情境與德育情境在此活動中得到了統一。在課程教學中，教師作為知識教育和道德教育的主體，可以根據所教學科的特點、規律，圍繞學科核心素養以及德育的基本任務，自主構建德育場景。在此過程中，教師可以根據教學需要建構社會性、公共性的教學情境，知識與德性由此走向具體化、現實化。對教師而言，在學校德育中要善于揭示知識教育背后的價值意蘊，將建構德育場景的能力視為一項實踐智慧――一種營造公共情境并在深思熟慮中將道德價值融入具體情境的能力。

第四，難校德育情境創設的組織方式來看，要充分重視學校德育的組織化建設。現代公民品德培育必須依賴一種組織化的情境。加強德育的組織化建設，創造公共性的校園文化活動，可以為德育的開展構建微型的共同體。共同體為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交往提供保障，德育的主體與對象能夠在共同體中實現知識、情感和價值層面的平等交流和溝通。“高度的相互關注，即高度的互為主體性，跟高度的情感連帶――通過身體的協調一致、相互激起或喚起參加者的神經系統――結合在一起，從而導致形成了與認知符號相關聯的成員身份感；同時也為每個參加者帶來了情感能量，使他們感到有信心、熱情和愿望去做出他們認為道德上容許的事情。”[6]在組織情境中，人與人之間在相互交往的過程中能夠相互感覺到一種休戚與共的感受，能夠讓每個人對他人產生一種可感性，能夠與他人交往，感受到他人的利益、情感和價值，認識到自己和他人之間一種不可分性，也就是說在一個共同體的情境當中將有助于人與人之間形成一種共同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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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阿倫特.人的條件[M].王世雄，胡泳浩，楊凌云，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65.

篇4

［作者簡介］聶超群（1983―），男，南昌大學哲學系2005級倫理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及改革過程中各種問題的暴露，加強公共政策倫理研究已經成為公共政策研究中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善政理念在公共行政研究中的廣泛認可與接受，執政能力作為黨的建設的一個核心內容的確立，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理念作為新一屆政府的執政理念的倡揚，貧富差距問題再次成為兩會的熱點話題，這些都為重新審視公共政策的倫理基礎提供了新的契機，也為公共政策倫理研究創造了現實性的條件。

一、對公共政策進行倫理研究的原因

（一）當代中國社會失衡問題的解決需要重新定位公共政策的價值基礎。一個平均主義的社會肯定是一種缺乏動力的社會，但是一個社會如果貧富差距過大，過于不公平的社會肯定也無法維持社會秩序的和諧穩定，同時也會挫傷處于不利困境中成員的積極性，因而消解社會發展動力。公共政策是政府對社會資源配置的最重要的手段，它的合理性直接影響到社會秩序安定與公民生活計劃的實現，也創造或消解社會發展動力。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公共政策的公平與公正是制約我們現階段改革與發展的瓶頸。誠然，公共政策是國家了為實現某種經濟、社會、文化的目標而作出的策略性選擇，每一項政策都是為了某個或某些具體目標而作出的，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手段的科學選擇是極有必要的。但是，任何目標的指向都只能從價值的意義上來加以把握。而且，目標本身就是一定的價值體現。所以，“任何決策都是以突出價值因素為特征的，無論怎樣強調決策的科學化，都無可否認決策的價值考量和決策的價值旨歸。對于公共政策的制定來說，價值考量和價值旨歸無論何時都是首要的。”[1]（P59）公正政策應當具有倫理的關懷，倫理目標是任何一項公共政策所不可回避的。而公共政策本質是國家對政治價值的分配，因而如何分配這些政治價值，公民們在這一分配中獲得了什么，是如何獲得的，這關系到公民尊嚴與公民自我生活目標的實現，這是公共政策所必需考慮的問題。亞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的動物”的論斷，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示，人性的完滿、人的自由的實現都離不開政治生活，政治生活是人類生活的一個必不可少的部分，政治的目標就是至善。公共政策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核心絕不可偏離這一至善的目標。一旦政策結果帶來的是社會不公，必定會引發出大多數公民的被剝奪的感覺，政策合法性也就急劇下降，難以得到民眾的支持，也難以達到預期的政策目標。政策的根本問題是人的全面發展問題，明確“人是什么，人的活動應當為了什么”是公共政策活動的前提，在現代多元社會條件下，只有體現公平與公正的政策才能真正調動一切成員的的積極性，為人的全面發展創造條件。所以，通過公共政策調整社會價值分配模式，重建公平的社會秩序，是解決實踐中的不公平現象最有效的方法。

（二）建設和諧社會迫切需要加強公共政策的倫理基礎研究。和諧社會是指“社會生活諸要素或方面已然達到融洽互動與協調發展的社會或社會狀態。”[2]（P4）公共政策是國家與政府建構社會秩序的基本手段之一，政策所涵含的倫理精神一方面可以為社會秩序和諧穩定提供強大的精神支撐，另一方面又對公民的道德品質與精神氣質的塑造起著決定作用，因而合乎公平與公正要求的公共政策為現代社會的和諧奠定了基礎。從政治社會角度而言，社會是一個合作體系，是一個由不同要素構成的多樣性社會，它包括了不同地域之間、不同群體及階層之間不同的生活要求，因而多樣性是政治社會存在的本真性特征。多樣性為政治社會提供了發展的動力，也為和諧有序的發展設定了前提。在多元社會的條件下，社會的和諧實質是人類社會的不同生活領域之間、不同的生活層面之間、不同的生活區域之間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與組織之間的相互融洽互動與和諧發展。因而，如何使得不同的利益要求，使得不同利益關系主體之間長期穩定的合作成為可能，這最根本的一點就是作為合作體系的社會的基本結構建立在一種可以為社會絕大多數成員共同認可的正義觀念之上。“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美德”。一種共同認可的的正義觀念事實上就是平等公民在公共論壇上理性商談與對話的結果，也是公民們就如何分配合作體系成果與負擔的理性共識，它為現代化多元社會的穩定有序運行提供了倫理保障。正是基于這種理解，我們認為研究公共政策的倫理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必然性要求，倫理的目標要優先于公共政策的具體目標，否則政策的公共性將會被異化。

（三）研究公共政策的倫理基礎是公共政策內容不可或缺的部分。公共政策是政府對公共價值的權威性分配，是政府對公共生活的一種安排，所以公共政策應當是一門關于人的生活的學問。如果我們這樣理解公共政策，那就可以明白，公共政策研究面臨著雙重的任務：一是確定我們公共生活的目標，二是確定在政治安排與日常行政實踐中如何實現這些目標。公共政策涉及的是人類公共生活，必須遵循公共生活的倫理秩序。任何一個政治決策者首先面對的不是選擇何種手段達到目標，而是首先面對著道德選擇，也就是何種目標才是合理的，才是可以為公共生活所接受的問題。公共政策倫理研究就是要對公共政策的目標進行合法性的追問，以確證每一項政策所要達到目標的正當性。只有經過這一種價值的探討，公共政策才真正體現出其公共性，為公共利益服務而不是為某個人、某些利益團體服務，否則公共政策就有異化的危險。所以公共政策研究在這兩個方面都是應當同等地重視。

二、研究公共政策的現實倫理意義

加強公共政策倫理基礎研究是提高執政能力的必然性要求。

首先，公共政策倫理研究有助于提高政府與執政黨的政策能力，因而有助于加強執政能力建設。在這里，我們將政策能力定義為一個政府或執政黨通過公共政策的制定、維護與執行，為社會公共政治生活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建構社會公共秩序，整合代表不同利益需要的社會力量，進行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的能力。一項政策只有真正表達了公眾的利益需要與追求，才可以為公眾認可，并對公眾形成感召力；一項政策只有從公共利益出發，才真正算是回應了公眾的政策要求；一項政策也只有具備了公共性，真正體現了公眾要求，實現了公開、公平，才可以與不同利益要求達成理性的協調，才具備了整合公眾力量，建構公共生活秩序的能力。所以，政策能力與政策的公共性、公益性是分不開的。公共政策倫理研究就是要論證公共政策的正當性、合法性以及政策中所應有的倫理內涵，以防止公共政策異化成為社會中部分成員或團體謀利益的工具。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公共政策倫理的研究也是提高政府與執政黨的執政能力研究的一個部分。

其次，公共政策倫理研究有利于提高民主意識與民主行政理念，也有助于提高政府與執政黨的執政能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民主制度建設是政府與執政黨執政能力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只有加強民主制度建設，允許并接納公眾參與國家政治生活，保障公民的民利，才可以將不同的社會力量整合到現代化建設之中，形成良好的社會治理秩序，提升執政能力。民主的本質是“一種社會管理制度，在該體制中社會成員大體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或可以參與影響全體成員的決策。”[3]（P10）民主就是要實現人民當家作主，但是人民當家作主并不意味著人民直接參與到國家與政府的日常管理，其主要形式是通過對公共政策的參與實現的。因而，如何理解公民政策參與權利的價值，創建制度保障公民參與政策的權利與意愿是民主制度建設的核心內容。現代公共行政初創之時，韋伯的理性主義官僚制度，“專家治國”在這一時期擁有絕對的話語權力。當然，理性主義公共行政對于如何達到具體行政目標是有意義的，但是，工具理性對價值理性的遮蔽可能危及到民主政治的發展。一旦理性只是單向度的工具理性，就會造成兩方面的惡果：一方面，在工具理性主義的指引下，政策決策者與執行者只對手段負責，只要手段可以達到目的就可以證明其合法性，至于這一目的是否合理，當價值判斷被無情地排斥時，無疑易導致“專家沒有靈魂、官僚沒有心肝”的惡果；另一方面，在“專家治國”的理念致使技術專家與技術官僚包打天下，“一般公民即使透過最‘民主’的程序，頂多只能在不同技術專家與官僚的決策方案中作出別無選擇的選擇。”[4]（P409）

公共政策倫理研究從價值理性之維度，張揚公共政策的價值理念與公共倫理精神，強調政策制定與執行過程的倫理考量，強調對政策目標的倫理追問，就是要強調公共政策的公眾認可性與接受性，強調公共政策的公益性，這也就要求政策的制定與執行過程中，尊重民意，吸納民眾的政策要求。更為重要的是，公共政策的程序正義要求政策活動堅持公開、公平與參與，保障公民的人格尊嚴，這些理念是現代民主政治建設不可缺少的理念。所以，公共政策倫理研究的一些理念對于民主政治建設極有裨益，因而也對如何在新時期提高執政能力具有重大意義。

公共政策是政府的命脈，公共政策必須體現廣大人民的利益。只有從公共性出發，堅持以公共利益為導向，按照公平與公正的要求，進行政策革新，使政策真正順乎民意，合乎民情，才可以真正維護民眾利益，才可以實現社會的和諧發展。

注釋：

［1］張康之．公共政策過程中科學與價值統合［J］．江蘇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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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DF414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商業綜合體是一種現代商業建筑形式,其通常以當代城市生活的具體表現形式為基礎,在一組或一幢建筑范圍內營造出一個綜合性商業服務環境,此乃商業綜合體的功能組織原則。一般而言,商業綜合體建筑不以規模大小或內部功能為界定標準,而是以建筑群或單幢建筑內部功能組合的整體性和彼此互動關系為界定標準。城市中心商業綜合體的選址通常為服務半徑最大、與城市生活聯系最緊密的城市鬧市區，其建筑形象往往能直接影響到或反映出某個城市的整體風貌。大量研究資料顯示,商業綜合體是現今中國城市風貌形成的關鍵推動力。本文就城市中心商業綜合體的文化意象展開討論,以期優化我國城市中心商業綜合體的設計思路。

一、從時尚角度剖析城市中心商業綜合體的文化意象——時尚意象

所謂時尚意象，它是指城市中心商業綜合體以建筑形式、建筑結構、建筑內容為載體，體現自身特性、表達時代特征、塑造形象競爭力、傳達信息、協調現代社會生活與消費場所個性化間的關系。時尚是當代大眾文化與消費文化的代表性特征，同時時尚也是當代社會和諧共存與個性化消費的必然要求。針對時尚的本質,《時尚的哲學》曾這樣描述：“時尚通常僅被特定人群的少部分人所接受和運用,而該特定人群的大部分人始終走在接受時尚的路途。如果某一時尚被大眾所接受，其必然會喪失其本質，其中時尚的發展壯大會與時尚的獨立性相互抵消,即時尚的發展壯大必然引起其自身的滅亡。”城市中心商業綜合體是消費文化空間形式的一種現實表象,其必然存在諸多時尚意象的特征,但建筑是一種 “商品”的特殊形式，其時尚意象的表達手法必須有所區別。由此可見,商業綜合體的時尚意象存在某種特殊性,具體情況如下:

(一)商業綜合體是商品擺放與商品銷售的空間,則必須通過最大化展示消費品的自身特性來激起消費者的消費欲望,換而言之,商業綜合體的時尚意象要求突出產品的 “附加價值”或產品的符號性。由此可見,商業綜合體的設計必須選擇某些靈活性的空間形式,以便滿足裝修與裝飾對空間環境的需求及市場變化對商業綜合體建筑使用效能的需求。其次,商業綜合體必須能使商品的象征符號意義被充分展示出來,具體做法是預留出足夠的空間展示招貼畫、基于現代多媒體技術的動態影像等廣告，由此體現出商業綜合體的時尚意象。

圖1-1BCE商業綜合體

(二)商業綜合體的另一時尚意象表達形式為建筑造型,其中商業綜合體時尚意象的營造對建筑風格沒有特定的要求,即古典主義的建筑風格、現代主義的建筑風格、后現代主義的建筑風格皆可營造出適宜的時尚意象。由此可見,商業綜合體建筑設計的終極目標應為:以建筑造型的塑造為手段,營造出極富戲劇感和時尚感的空間形式和空間感受，其具體做法如下：采用現代建筑施工技術,把商業綜合體的局部區域設計成尺度較大的空間形式,由此通過獨具魅力的建筑結構營造出一種意想不到的空間效果（見圖1-1）；采用彩色涂料、金屬或玻璃等材料的組合，由此形成質感強烈的建筑表皮，消除或加強建筑體量，并營造出某種時尚意象；采用綠化形式的立體組合，把商業綜合體打造成一個森林般的綠地環境，由此營造出一種生態型的空間氛圍。

二、從情感角度解析城市中心商業綜合體的文化意象——情感意象

所謂情感意象，它是指商業綜合體所承擔的“閑暇”消費功能，即商業綜合體能夠為城市居住者營造出一個釋放情感的情緒化氛圍。當代商業綜合體是商品交易與流動的消費空間空間和城市大眾情感宣泄的情感空間，換而言之，商業綜合體可以為城市大眾提供物質消費的場所和閑暇時光消費的場所。商業綜合體的情感意象繼承了城市傳統文化中“節日”的某些意象，而我國城市需要嚴肅的審美情緒與審美能力及基于“節日”意象的集體情感宣泄氛圍。盡管當代商業綜合體的社會協調功能已被大幅度削減，但商業綜合體必須承擔城市大眾情感協調空間。正因如此，現代商業綜合體內部往往設有游戲廳或影劇院等文化娛樂設施，亦或把大型游樂設施整合到商業綜合體內部。這樣一來，城市中心商業綜合體可為城市大眾同時提供購物場所和休閑場所，此正如帕克所言：“城市是一種心理狀態，是一個集傳統與禮俗為一體的整體，是傳統感情與思想的結晶。”

現代商業綜合體通常可為城市大眾提供靜思審美的空間。城市中心商業綜合體內部通常設有博物館、文化館、音樂廳等文化設施，其通過與商業綜合體內部的其他設施相融合，更能被城市普通大眾所接受，由此體現出更大的藝術社會價值和更高的使用效率。總體而言，商業綜合體是順應城市生活感性需求的必然產物，其主要以消遣性、娛樂性、休閑性為屬性；以訴諸直觀、、情趣為目的。

三、從公共角度解析城市中心商業綜合體的文化意象——公共意象

所謂公共意象，它是指城市生活經商業綜合體連接到一起，由此產生的社會公共活動、社會交流行為、公共文化要素相互交融的現象。現代商業綜合體是城市大眾公共生活的核心場所，其已成為城市空間和公共領域的重要組成成分。商業綜合體建筑的體量較大，其內部往往設有公共空間，此類核心空間通常以內部街道、廣場形式表達出來。一般而言，商業綜合體內部核心空間皆具備如下功能：連接商業綜合體內部有關功能區塊，即把各功能區塊連接成一個有機的整體，由此形成建筑的體量核心；組織商業綜合體內部人流的活動，由此發揮聚散核心的功能。由此可見，商業綜合體的公共意象可直接影響消費者的城市公共生活態度及對該商業綜合體的整體感受（見圖3-1）。

圖片說明：多倫多伊頓中心室內由一座透明體的過街天橋把伊頓中心與另一購物中心連接到一起，由此把多倫多伊頓中心與加拿大著名的百貨公司彼此貫通，由此體現出商業綜合體內部核心空間所具備的兩大功能：連接商業綜合體內部有關功能區塊，即把各功能區塊連接成一個有機的整體，由此形成建筑的體量核心；組織商業綜合體內部人流的活動，由此發揮聚散核心的功能。

圖3-1多倫多伊頓中心室內

針對城市中心商業綜合體公共意象的表達手法，本如下闡述：

（一）突出商業綜合體公共空間的秩序性、整體性、愉悅性、識別性

城市中心商業綜合體公共空間自身應當具備超長的尺度、充沛的光照、鮮明的色彩等諸多能夠激起大眾興奮感的特征，其中公共空間活動的安排必須滿足如下內容：可關注的條件，即視線角度方面可確保公共空間與商業綜合體整體結構保持暢通；可關注的對象，即雕塑或音樂噴泉等人工景觀與商品宣傳或文藝表演等人類活動。與此同時，現代城市中心商業綜合體必須突出城市空間與公共空間之間的緊密關系，其中現代商業綜合體通常把公共空間安排到建筑物的某一側面，由此以半開放或灰空間的界面形式實現向城市過渡，此種設計手法提高了城市空間與公共空間的緊密程度及商業綜合體內部空間的利用率。

（二）商業綜合體的公共意象要求突出人性尺度的部分

城市中心商業綜合體的公共核心通常為聚會或觀演等大型交往活動的場所，而商業綜合體應考慮為人們私密的交流行為營造一種適宜的空間形態，此乃城市中心商業綜合體設計必須考慮的內容，其具體條件包括：隨處布設座椅、設置可沐浴到陽光的挑臺、充分利用綠化空間邊緣等。實踐證實，上述條件皆對創設商業綜合體內部公共生活的多樣性非常有利。由此可見，現代商業綜合體是一種能夠激起興奮情緒的空間形式，其可為城市大眾營造出一種悠閑、舒適的空間氛圍。城市中心商業綜合體屬公共空間，其與傳統的街道與城市廣場間存在著很大的區別，具體表現為：城市中心商業綜合體被定性為具備明確社會所屬權的公共空間，亦屬被私有化的公共空間，且其對城市公共生活的實際意義是城市中心商業綜合體設計與管理的重要標準。

四、從地域角度解析城市中心商業綜合體的文化意象——地域意象

所謂地域意象，它是指城市中心商業綜合體通過多種地域特征表達手法來實現城市空間歷史脈絡的延續、地方文化特色的傳承。城市中心商業綜合體必然受到地域性特征和民族傳統的影響，其中商業綜合體的地域意象是地域性文化與全球性文化交融共存環境中確保城市獨特風貌的關鍵所在，這正如內斯托所言：“任何富有歷史內涵的城市，其建筑物皆為不同歷史階段空間形態的交叉連接，其體現著某種互文性。”

圖片說明：浙江寧波天一廣場地處城市中心繁華商業街，其主要由一個中心廣場和十個大型商業區組成。天一廣場的設計采用了城市設計理念，且特別注重周邊環境與整體效果的相互協調。天一廣場四周的主體建筑主要由一些風格迥異、獨具特色的低矮建筑群組成，由此形成了浙江寧波獨特的風格和符號系統，此乃一種基于傳統建筑符號系統的新創作手法。

圖4-1浙江寧波天一廣場

一般而言，社會對城市名片和城市地標作用的認可很大程度上受到城市中心商業綜合體地域意象的影響，其中商業綜合體的地域意象具體表現為：眾多商業綜合體被選建到傳統商業地段，且該地段已被社會和大眾所認可，則商業綜合體設計必須充分尊重或考慮此地段的空間信息，即采取一種基于空間歷史延續性的創新手法；城市建筑類型經長時間的沉淀已經成就了獨特的符號系統和風格，盡管此類建筑符號有悖現今社會大眾的需要，但完全可采用一種基于傳統建筑符號系統的新建材和新手法，以達到應有的效果（見圖4-1）。

結束語

綜上所述，城市中心商業綜合體是一種商業建筑形式，其直接關乎到所在城市的商業運行水平、公共生活質量和生活品味等。研究證實，若從文化價值角度考慮城市中心商業綜合體的價值，從文化意象角度設計城市中心商業綜合體，我國城市中心商業綜合體的開發與利用現狀必會得到很大改觀，同時我國城市空間結構的調整與商業運行效率的提高等皆可由此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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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陳玉君工作單位：通大學政治學院

公共價值觀是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內容

公民道德教育要指向公民道德實踐，培養具有健全人格的好公民。公共價值觀就是公民在公共道德實踐生活中表現出的一種公共理性精神和正義感，就是公民能夠在道德生活實踐中正確地選擇、行動，承擔公共責任。現實的公民道德教育應該以培育公民的公共價值觀為主要內容，培養公民的公共理性精神、正義的道德品格，培養實現公共價值精神的公民美德。公共道德生活客觀存在，公民道德教育的關鍵是要形成擔當公共價值責任、促進公共利益的公共價值觀。在公民公共價值觀的養成與踐履方面，公民道德教育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和義務。現代文明社會的凝聚力需要一定的共享性的價值精神（公共價值）和公民一定程度的公共歸屬感，如果沒有公共價值精神、公民的公共道德生活實踐，社會秩序難以維系、社會文明難以發展。在此意義上，通過公民道德教育、尤其是公共價值觀教育，使得公民形成正確的公共價值觀、理性地認同社會公共價值，在道德生活實踐中恰當地采取行動。在共同的、良序公共生活中，公民不但享有基本的公民權利，而且要承擔相應的公民義務。換言之，公民需要具有對共同體的責任意識，需要具有基本的公共理性精神。應該說，啟蒙運動開啟近現代文化的同時，再一次開啟了人類自身理性、理智的力量。理性擔當著人類認識自身、設定生存意義、為道德生活實踐奠基的任務。但是，伴隨著現代科技、工業以及價值秩序的顛覆，理性淪為工具理性，成為人追求功利、達到目的的手段。理性成為效果最大化的工具，成為支配與控制人的力量。在公民道德生活實踐中，道德教育要培養公民的公共理性精神。這樣一種公共理性不是在任何時代、國家都能夠出現，如羅爾斯所言，“公共理性是民主國家的基本特征。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他們的理性目標是公共善，此乃政治正義觀念對社會之基本制度結構要求之所在，也是這些制度所服務的目標和目的之所在。”[5]公共理性作為一種現代型民主社會國家公民的一種價值精神其以價值的公共性為前提，公共理性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公民資格的一種標志。在一個民主的國家，公民應該能夠知道如何以一個民主公民的身份行動、認肯合理性的價值、理解公共理性的理想。公民義務與公共價值緊密結合在一起，而且每一位公民都可以合理地期待他人能夠以自由而平等的主體身份與自己對話、協商，取得一致的看法、對公共行為中的價值關系作出合理的解釋。按照羅爾斯的理解，公共理性有著基本的內容規定，“第一，它具體地規定著某些基本的權利、自由和機會；第二，它賦予這些權利、自由和機會以一種特殊優先性，尤其是相對于普遍善和完善論的價值優先性；第三，它認肯各種確保著所有公民能有效利用其基本自由和機會的充分并適用于所有目的的手段。”[6]這三個方面的內容規定有著羅爾斯出于正義理論構建的考慮和他對現代民主國家的理解。當我們從公共價值觀視角理解公共理性時，羅爾斯的解讀至少向我們呈現，公共理性內蘊著公民間的平等自由權利與義務，以及公共善的實現是公民的責任。有序的共同體一定有著可共享的公共價值，而這種公共價值的實現依賴于公民具有一定的公共理性精神。公民公共理性精神或者說公共理性精神能力的養成對于處于轉型期的中國至關重要，公民道德教育要培養公民的公共理性精神。公民的公共價值觀教育在使得公民養成良好的公共理性精神能力的同時，需要注重培養公民在公共生活中最基本、也是首要的道德品質———正義。正義作為一種道德品質，在古希臘得到了應有的重視。無論是柏拉圖還是亞里士多德都十分強調正義德性對于公民和城邦的價值和意義。對于亞里士多德而言，正義也就是公正是總的德性，是一切德行的總括。公正是“完整德性的直接應用。它之所以是總德，因為擁有公正之德的人也能夠以此德待人，而不僅僅以此德為己。”[7]在涉及己與人的關系，我們如何對待他人的問題上，正義成為一個總的、首要的德性。公民公共價值觀的養成需要公民具有正義的道德品質，而正義的道德品質的最終形成需要一個過程。在現代型民主社會的公共生活中，正義的道德品質意味著公民必須首先具有羅爾斯意義上的基本的“正義感”能力。在公民社會的公共道德生活中，公民要按照公平正義的原則行動、調適行為。公民的正義感正是這樣一種按照公共價值法則，作出判斷和選擇的能力。這種正義感表現于行動之中就是羅爾斯所言的，“按某種正當原則行為的起調節作用的欲望”[8]。它在根本上是“理解、運用和踐行代表社會公平合作項目之特征的公共正義觀念的能力。”[9]正義感能力思想既蘊含著對社會共享性公共價值的存在和人們對其認可的可能，又蘊含著對公民獨立人格和尊嚴的尊重。公民個體通過參與社會共同體的公共行為，在現實的道德生活中考慮國家、民族的福祉與長遠利益，承擔共同體的公共價值。我們不是在羅爾斯的正義論理論框架和原初狀態下思考正義、正義感問題，而是在公民道德教育中思考我們對公民的公共價值觀教育中應該培養公民的正義美德，且這種正義美德的最基本要求就是讓公民具有正義感的能力。正義作為公民公共價值觀的應有之義，其在公民道德生活中是一種正義美德，這種美德首先又表現為公民具備基本的正義感。在公民公共價值觀的養成中，如果道德教育要培養公民在公共理性精神能力，這種公民的公共理性精神在實踐中表現為非工具性式的實踐推理能力，使得公民個體能夠從道德上對行為的動機、社會制度本身作出批判；那么正義則是既是一個總的德性，又是一種道德實踐能力。而公共價值觀的教育和引導最終是要公民在公共生活中養成一定的公民美德，實現社會的公共價值。公民道德教育要包含對公共生活的價值觀的實質性學習，了解價值的道德性、合理性而非程序性、工具性。受教育的公民在其中能夠理解的真實內容和判斷準則，在實踐生活中才有可能合乎理性地作出判斷和選擇。公民道德教育注重公民理性精神能力、正義德性的培養，還要能夠使得公民能夠運用公共理性，反思公共道德生活中的問題，培育好的公民美德。在古典政治哲學視域下，公民美德是通過服務于城邦共同體而得以實現，其要義在于服從政治共同體的公共利益。因為“公民既各為他所屬政治體系中的一員，他的品格就應該符合這個政治體系。”[10]隨著現代公民社會的興起和發展，公民美德的內涵也有了相應的轉化。現代公民社會包含了更多民主、平等、權利義務均衡等思想。在羅爾斯的政治哲學中，公民美德就以公民的公共理性精神展開。公民美德的存在意味著，人對公共價值的信奉與承諾。在現代型社會，它表現為公民秉持正義理念，理性而有序地通過審議、協商等形式增進共同體的福祉，實現公共善。但是，我們需要看到，公民美德不是人的自然德性，它是一定社會政治文化發展的產物，它需要通過公共生活實踐、法律、輿論、公民教育等方式培養公民對共同體的情感、信念與認同。如果我們說中華民族在傳統的意義上注重禮儀與個人美德的養成，那么在現代社會發展的進程中我們需要將公民理念與個體美德視為一體，進入公共領域。公民美德關系的不是靜態的身份認同問題，而是一個動態的發展與實踐問題。關于公民美德的具體內容和特征，已有學者指出“公民美德主要包涵愛國主義、公共參與、正義感、寬容和文明禮貌。而政治性和公共性是公民美德的兩大特征。”[11]至于對公民美德內容、特征概括的是否準確與全面，此處不做評價。當我們從公民道德教育反觀公民美德，尤其是在公共價值觀的立場上看，我們就需要提出公民道德教育必須關注公共價值觀、培養公民美德，否則不但公民道德教育流于形式，而且公共道德生活也將是空洞的、形同虛設。

公共價值觀在公民道德教育中的意義

面對傳統的失落、道德的滑坡、社會的轉型，公民道德教育需要通過教育的方式擔當起培養好公民的義務。公共道德生活領域里，公共價值的認同、公共責任的共擔成為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在此意義上，公共價值觀教育在公民道德教育中具有重要意義。首先，如果我們接受杜威的觀點，“全部教育都是通過個人參與到本民族的社會意識中進行的。教育的個人是具有社會性的個人，社會是一個由個人組成的有機體。”[12]那么，公民道德教育就要有“公共性”、“公度性”、“普遍性”的維度。通過公民公共價值觀的教育，給予公民以實質性的價值引導，形成公民共同生活的道德基礎。生活的美好與道德性在于個人能夠與他人、社會和諧共處，一個有德性的人，應該是一個有著公共德性的人。教育應該教導人這種美好之所在，并引導人走向這種美好。其次，公共生活需要公共價值的支撐。公民道德教育的目標之一在于其承擔培養具有獨立健全人格的好公民，在此基礎上，培養公民美德，形成良好社會風尚。這種公民美德在現實的公共道德生活實踐中表現為公民彼此間的平等、關愛與合作，而不是強權、暴力和不平等。文明的道德風尚是通過公民實質性的道德品行而得以形成和發展。公共價值、公共價值觀的教育與公民道德建設、文明道德風尚、社會倫理精神的健康發展相輔相成。公民道德教育不應該因追求形式的完善，而忽視了教育本身所承擔的倫理任務。公民道德教育要讓公民養成明辨是非善惡的能力，在所指向的公共領域中理解價值的實質內容，并適時而理性地作出判斷和選擇。再次，倡導價值的公共性并不否定和排除個人價值和私人領域的存在。但就社會整體和公共生活領域而言，價值要具有規范力量就不僅僅是個人的問題，而要在社會中具有普遍性和公共性。公共價值觀的確立、公民美德的養成有賴于好的公共生活環境和公民道德教育的引導。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說法，“最好的政體的核心問題不是調解相互沖突的、對政治公正的要求，而是美德教育，因為美德教育是最好的政治公正要求的支柱。”[13]無論在古典還是現代，教育都起著培養、塑造人的任務。對于當下中國的公民教育而言，其更是要承擔培育公民的公共價值精神。最后，在具體公民公共價值培養、形成正確的公共價值觀問題上，我們還需要分析其培養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可操作的方法、途徑。一方面，我們需要審視傳統倫理文化和中國當下的現實處境，將關于公民公共價值觀的理論引入公民道德教育的內容體系，尤其要引入學校的公民道德教育；另一方面，將公民公共價值觀的培養列入公民美德評價體系的范圍之內，進一步改進公民美德評價標準、完善公民美德評價機制。同時，公民公共價值觀的養成可以采取生活實踐教育、模擬實驗教育與典型案例分析教育等豐富的形式和方法。在一個價值多元、文化多樣，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盛行的時代，我們比以往更呼喚一種真正的公共價值精神的確立。教育使人獲得了解放，但解放了的個人不是碎片和單子，他們需要凝聚在一個統一的共同體中。公民道德教育如何能突破當下的困境，為公共價值的確立、公共價值觀的養成提供有益的理論資源是值得我們繼續深入研究的問題。

篇7

一、 村莊公共空間與村民公共精神的概念

“公共空間”一詞在不同的語境下其涵義也有所不同。本文所指的公共空間（也可以稱為公共領域）是相對于私人領域和國家權力領域而言的。它描述的是一個介于私人領域與國家權力領域之間的中間地帶，是“一個向所有公民開放、由對話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輿論、體現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眾傳媒為主要運作工具的批判空間”①。村莊公共空間是指在一個村莊的范圍內，村民獲取各種公共信息，進行批判式評論，合作處理公共事務，培育公共精神等行為和觀念的空間。村莊公共空間的存在從眼前看是推動了村民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從長遠來看則是培育了這種交流與合作的根基——村民的公共精神。

公共精神是指公民個人超越自身利益，追求一種整體的公共利益，由這種公共意識生發出對于公共事務的關懷，以及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行為。村民的公共精神是村民基于對村莊公共利益的自覺認識而關注、參與公共事務的精神，它要求村民必須具有主體意識和公共意識。即一方面應具有一種公共主體的意識和個體的獨立精神；另一方面應具有一種超越精神，善于超越個體的局限，把自己與村莊整體的利益與價值聯系起來。具有公共精神的村民體現出既獨立又合作，既有批判精神又有守法意識，積極主動地關注、參與村莊的公共事務，促進其成員利益最大化的行為特征。例如參與投票與選舉，參與討論提出建議，對侵犯公共利益和共同價值目標的行為進行理性地批判，與其他成員合作以促進共同利益等等。村民的公共精神形成一種社會資本，有力地促進村民自治的運行。

村莊公共空間是村民公共精神產生的土壤。如果沒有這樣的平臺，人們不能對包括自己事務在內的公共事務發言，久而久之他們就會失去關心公共利益的興趣，而退縮至“小我”的狹小天地之中，則村民的公共精神與公民意識也就無從談起。村民的公共精神是村莊公共空間的靈魂，沒有了公共精神的公共空間至多是信息的匯集地，它無法將村民凝聚在一起，從而無法合作來提升村莊的公共福利。村莊的公共空間和村民的公共精神共同構成了農村的公共生活。

農村的公共生活在改革開放以后發生了翻天覆地地變化，國家政權開始從農村社區逐漸后撤，村莊民主自治體制正在形成。在這個過程中，村莊的公共空間不斷拓展，村民的公共精神也得到了進一步地發展。通過對張高村村的走訪調查我們也切實感受到了農村社區治理狀態發生的變遷。

二、張高村公共生活的現狀

村莊公共空間并不是物質性的實體，但它卻需要借助一些現實的載體得以存在。村莊公共空間的載體是多種多樣的，它可以是一些相對固定的特定空間，道口、集市、小商店、廣場都使人們聚會交流的場所。進入張高村，經常可以在村內的道口看到一些老人三三兩兩的聚在一起，聊各種各樣的話題，比如對老年人協會的意見，村內路燈安裝存在的問題等等。在集市上一些買菜賣菜的村民也會熱情地與我們交談，從家中孩子的教育問題延伸到對國家的教育政策的看法，家庭瑣事，國家大事，無所不包。這便構成了一種最初級的公共空間形式，也是人們進行交流的最為簡單的形式。

村莊公共空間還可以借助于某種人際交往來形成，如以村落內部的紅白喜事為載體的人情往來。當今村莊的紅白喜事的規模越來越大，“事主不需要發出邀請，凡知道消息的人家大都會自覺地派代表參加”②。在張高村，遇到紅白喜事，除了到事主家幫忙張羅，人們還通過隨份子來表達自己的心意，少的五十元，多的幾百元不等。一方面增進了感情，另一方面也為事主籌措了必要的經費。在這樣的一種場合，大家除了單純的慶祝和哀悼還獲得了一個溝通交流的極佳的機會。而這種公共空間由于人數眾多，談論話題也比較廣泛深入。

此外，各類民間組織的自主活動構成了張高村公共生活的重要載體，給村民參與提供了公共活動空間。近幾年，張高村先后成立了水杏合作社、香椿合作社、老年人協會等民間組織。盡管在組織上和程序上還不是那么規范，但這些組織的建立無疑拓展了村莊的公共空間，并且對村民有了一個公共精神的啟蒙教育。這些民間組織是較高層次的公共空間的形式。通過它們，村民可以獲得最直接的參與管理的實踐經驗，培養團結與合作的精神。拿老年人協會來說，自去年成立以來它開展了豐富多彩的公共活動，成為村民討論的中心話題之一。這些活動包括：

1、參與村內公共事務的管理。就修建路燈一事，老年人協會做了大量的工作。協會的理事就路燈在村子的設置地點，電費的收繳，路燈安裝后的維護等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磋商。此外，協會還對飲用水源問題，沼氣建設問題等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

2、開展文娛活動。文藝演出、創辦村報等精神文化生活也形成了張高村的一種非常重要的公共空間。這種喜聞樂見的方式給村民創造了一個很好的交流方式。可以說，老年人協會的建立大大的改善了村里老人的精神面貌，激發了村民參與村莊公共事務管理的熱情，同時也對村干部的行為起了一定的制約作用。

對于張高村來講，村內公共空間的存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一是滿足人們與他人交往的需要，增強了村民的幸福感。人既愛孤獨又愛群聚，除了家庭生活，人們還渴望與別人進行溝通和交流。村莊公共空間的存在為村民的交流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幸福的生活不僅僅與物質財富有關，還取決于是否有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在當前增收途徑有限的的情況下，豐富的文化生活，健全的公共生活顯然可以增強農民的幸福感。

二是形成公共輿論。村民可以聚在一起，就所關心的問題進行討論，有時就某些問題可以達成共識，形成一種公共意見。“.在公共領域中，整個社會透過公共媒體交換意見，從而對問題產生質疑或形成共識”。③這樣的公共意見不僅會成為村民行動的評判標準，還可以對公共權力有一定的制約作用。

最為重要的是村莊公共空間培育了村民的公共精神，鍛煉了村民的公共管理能力。它使村民村民從孤立的狹隘的個人范圍中跳出來，把自己與其他成員聯系起來，在與其他村民交往、協商的過程中發現共同利益，由此產生了一種合作的意識和信任的基礎。并且通過實踐，提高了管理公共事務的能力，增強了村民的主體意識和公共意識。在張高村，大部分村民對于涉及到村民共同利益的事情能夠給予一定的方式進行合作，村內公路的修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張高村內部的公路，采取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共同修建的方式。很多村民認為這是一件利己利人的好事，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捐了幾十到幾百元不等。如果沒有村民的自愿捐款，村內的公路是修建不起來的。

可以說，一個經濟發達的村莊，其成功的因素除了優越的自然條件外，更因為它們有較強的公共精神。而一個積貧積弱的村莊，與物質層面的匱乏比起來，村民公共精神的缺乏是一種更深刻的發展因素。 　三、張高村公共生活的不足之處

通過進一步調查，我們發現，盡管張高村村民對村中的公共事務體現出一定的熱情并在一定程度上進行了參與，但是，從該村村民公共參與的行為和意識的特點來看，仍缺乏足夠的公共精神。

從該村村委會主任的選舉來看，當被問及選舉某人的具體原因時，要么“誰給的錢多就選誰”，要么“他是本家的親戚”還有的是“選誰都無所謂，都一樣”。

對于村莊出現的一系列亟待解決的公共問題，如村莊公共衛生問題，路燈的維護問題，村莊的安全問題，雖然這些也都被大家認為是必須解決的問題，但如果沒有村兩委挑頭，人們就束手無策了。

——“村內盜竊事件好幾起了，我家就被盜了，村里也不管不問”。

“那您有沒有想到向村支部或村委會提提建議？”

“提了也沒用，都忙著個人賺錢，誰管這事”。

——關于村內衛生“也都覺得不好看，垃圾到處都是，村里也就過年時照人打掃打掃，平時沒人過問”。

“那您沒有想過帶個頭，招呼大家輪流打掃？”

“村里都不管，我們怎么管，管了人家還說閑話，再說村干部也不高興，這才是出力不討好呢 。有時間就打掃打掃自己家門的垃圾。如果村干部張羅，我肯定會拿錢”。

從談話中反映出來，村民雖然意識到村內存在的需要解決的公共問題，也愿意盡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存在以下問題：一是部分村民由于主客觀的原因，對于政治參與表現出一定的冷漠，他們不愿意參與政治，不愿意過問公共事務。二是存在著對正式權威的過度依賴。認為一些事情只要村兩委不出面就無法開展，村民自己是無法合作來解決的，村民之間缺乏足夠的信任。

四、拓展村莊公共空間，弘揚村民公共精神

造成村民公共精神缺乏的原因有很多，有歷史的原因，也有現實的經濟和政治原因。但是，只要存在這種潛力，就應當進一步挖掘和培育村民的公共精神。

1、進一步拓展村莊公共空間，培養村民的自治能力和合作精神。村莊公共空間是村民參與公共管理的實踐空間。通過提出建議，發表評論，做出決策等實踐活動村民獲得了一種自信，同時也產生了一種責任感。拓展村莊公共空間最重要的是進一步發展民間組織。民間組織能擴大村民參與村莊公共生活的范圍和深度，促進政府與村（下轉第69頁）（上接第65頁）民之間的相互溝通、協調和融合，從而增強社會的穩定性。張高村老年人協會的成立給村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參與村內公共事務管理的機會，村民對于村莊公共事務的熱情被調動了起來，參與能力也在不斷地提高。這對整個村莊公共問題的解決，村民生活質量的提升是一個非常有利的促動因素。當然，老年人協會要想更好地發展下去，必須有相對獨立的財政，也就是說是否有穩定的經費來源會影響它的下一步發展。這一點可以參照東部地區民間組織經費籌措的方法，如可以向村里申請一定的活動經費，通過文娛演出在社區中募集資金，出租紅白喜事所用的器具給村民等等。

2、充分發揮精英人物的作用。有頭腦、有經濟實力、有廣泛的人際關系，在難以處理的村落事務中說得上話，辦事妥帖這是一般村民所公認的能人形象，我們可以稱他們為社區精英。精英人物具有一定的社會權威性和社會動員能力，能把分散的個體凝聚在一起，從事各種集體活動。他們對于公益事業的熱愛激發了村民的公共精神。張高村也存在不少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但他們在村莊公共事務方面的作用還未充分發揮出來。可以利用他們的社會關系、資金、技術發展自質的協會。培育與助長村莊中新興的公共服務積極分子及公共人物，從而為村莊自治人才的優化、年輕化提供內生基礎。

3、通過各種途徑加強村民公共意識的教育。具有公共意識意味著村民并沒有把自己作為一個孤立的個人，而是把自己同整個村莊甚至國家聯系在一起。加強村民公共意識的教育就是使村民成為關心公共事業，參與公共管理，成為具有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的公民。可以運用街頭劇、唱歌、快板和戲曲等傳統形式達到教育目的，把法律政策、道德風尚、表揚批評，溶于這些具體的表達形式中，農民會高高興興的接受。運用傳統的美德教育，通過趨善的教化凈化人心，提高村民之間的信任度，這樣村民才能有合作的意愿和可能性。

改革開放后，一方面是國家權力逐步從農村社區撤退，另一方面是農村自組織還沒有完全發揮出應有的作用，這導致了農村公共物品提供的匱乏和公共生活的缺乏。農民不應再消極等待下去，而是必須積極行動組織起來，這需要內生發展與外生培育相結合。在社會的共同關注下，包括官員、學者、教師以及大學生志愿者的參與，依靠和挖掘村民的公共精神和自治能力，增強村莊的公共福祉，提升村民的生活質量。韓國新村運動之所以能夠成功，除了農業國向工業國轉型過渡所必須遵循的社會發展規律外，更重要的是傳承和凝聚了超越制度、國家、民族、文化、傳統而人類共有的人文思想、和諧理念、自主正義、合作態度、公民社會、奉獻精神等文明因素。進一步發展以民間組織為主體的村莊公共空間，弘揚村民的公共精神，這對于新農村建設來講是至關重要的。

參考文獻：

[1] 【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譯本），曹衛東等譯，學林出版社，1999年。

[2]肖濱：《理解公共領域：文本與導讀》，http：//gdmoa.org。

[3]吳毅：《公共空間》三農中國網，2005年2月1日。

[4]于建嶸：《岳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商務印書館，2001年。

[5]俞可平主編：《治理與善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篇8

一、引言

“方韓大戰”的開端：2012年1月15日網友麥田發表文章質疑韓寒存在寫作團隊，韓寒則立言懸賞2000萬尋找捉刀之人，隨后麥田迅即公開道歉偃旗息鼓，韓寒也接受道歉。接下來方舟子接棒麥田，“方韓大戰”拉開序幕。

一方是青年偶像，一方是打假斗士，各自都擁有數以百萬計的粉絲，一開始的巔峰對決旋即變成了大開大合懸念迭出的大兵團作戰。

本文無意判斷爭論雙方孰是孰非，但此次網絡公共事件中，它的幾個典型之處引起了筆者的關注：

1.網絡用戶是如何參與公共事務且建構身份認同，分列站隊的？

2.如何建構一個健康、理性的網絡公共空間？

為了解決以上的問題，本文研究主要是采用了個案研究和文本分析相結合的方法，通過歸納總結得出結論。

二、理論框架

身份/認同（identity）是當代人文、社會、政治領域里的一個重要課題。在社會學家看來，人的認同依照內外大致可分為兩種：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自我認同是“一種內在性認同，一種內在化過程和內在深度感。是個人依據個人的經歷所形成的、作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而社會認同則是指“人在特定的社區中對該社區特定的價值、文化和信念的共同或者本質上接近的態度”。

三、網絡用戶的身份/認同建構過程

（一）公共話題出現

網絡時代，私人領域與公共生活的界限變得模糊。無論你身處何地，只要拿起手機就可以將你的私人領域瞬間帶入公共生活，方便地參與公共事務。在“方韓大戰”中，開始是由方舟子在新浪微博里有關韓寒可能涉嫌的文字，兩人擁躉千萬，話題性十足，所以這兩人在網絡空間的單打獨斗必將演化為兩個群體的大兵團作戰。

（二）圖像和符號進入網絡用戶生活

在網絡公共事件出現以后，網絡用戶知道這件事情無非是主動搜尋或“被”傳播，只要是在“方韓大戰”的時間段里，稍微關注一下公共事件，都會被這樣的一條信息輻射到。轉發或評論，網絡用戶就已經參與到這一事件中來，參與的形式就進一步的暴露了個人的身份特征，在接下來的生產性過程中，自我解讀也正式開始。

（三）網絡用戶生產文本、自我表達

研究發現在參與到這次“方韓大戰”的網絡用戶中，“迷群”和“小規模生產者”居多，其中又以“崇拜者”為最，他們多是韓寒博客的固定閱讀人群，積極的參與對內容的解讀和分析，具有較強的詮釋能力，明確的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態度，并將自己的情感與想法撰寫成文本，放在網絡上與其他同好分享、交換意見。

（四）觀展和表演，個人身份認同形成

具體到這次“方韓大戰”的網絡用戶，一些用戶堅信韓寒不可能有，這是基于他們多年對偶像身份的認同，在一部分人眼里，韓寒代表著獨立、青春、批判，而內化到個人，則希望自己也是這樣的一個特征，通過對偶像的肯定，獲得被認同的肯定，進而肯定自我形象。于是這樣的網絡用戶身份認同形成。

網絡同時也是一個虛擬的平臺，在他律不夠完善的情況下，在網絡公共事件層出不窮的今天，各種筆仗，各種立場的爭論，呈現出格調不高的狀態，而參與公共討論的網絡用戶表現的水準也是良莠不齊。

四、成熟、理性的“網絡公共空間”建設

健康理性的網絡空間依賴信息公開，信息的公開首是提高網絡用戶更多參與公共事務傳播和討論的途徑，目前的論壇、博客、微博等都有助于網民的主動參與。網絡用戶也需要提高信息分析與解讀的能力，提高信息和傳播的能力，網絡用戶在完成了信息的搜集和解讀的時候，往往轉換角色成為信息的者，參與到公共事件的討論中。只有網絡平臺和網絡用戶的雙向合作才有可能建設一個健康理性的公共空間。

五、結論

通過這次對“方韓大戰”個案的分析，可以瞥見網絡用戶群體身份認同建構的一隅，他們通過對公共事務的參與，解讀他人建構自身。在中國，還缺乏一種理性討論的氛圍，受眾常常迷失在人云亦云中。如何讓圍觀走向思考，走到一個理性的公共討論階段，而不是隨意的發泄和看熱鬧，如何培養網絡用戶把健康、成熟的公共討論變成一種習慣還需要我們進一步的努力。

參考文獻：

[1]靜恩英，楊勵軒.　網絡公共領域的現實考察――以BBS論壇為例[J].新聞界，2007（01）.

篇9

1．城市面貌趨同。

從目前我國現代新城市空間的建設整體結構來看，根據行政、文化、商務、市民中心等不同的定位要求，各自呈現不同空間形態特征。新行政空間多采用以行政辦公建筑群體為主的構建形態，如成都新行政中心由建筑樓群由蓮花瓣的辦公樓和一棟“鳥巢”狀辦公樓組成;新文化空間則多采用文化建筑群體構成中心區的構圖中心，如天津市文化中心的項目包括天津圖書館、天津博物館、天津美術館、天津大劇院、天津青少年活動中心等;從這些空間結構現狀特征中可以看出，景觀軸線、功能軸線能線性空間結構是串聯和形成新空間的基礎。在景觀軸線構成中，通過結合各個公共空間和綠色開放空間等重要的空間節點，形成區域內重要的景觀軸線，而功能軸線的構成則依托空間位置較居中的城市干道，串聯起區域內各個重要的功能構成要素，如商務、會議、商業等總要公共建筑。可以說新城市空間的結構多是運用了軸線與構圖中心想結合的方式，這種方式并不能造成城市形象的趨同，所謂的“千城一面”的感覺而是建造實施后所最終呈現的形態。

2．空間利用效率低。

新的城市空間多以高層建筑為主要建筑形式，而在眾多的高層建筑中多分布于地塊的一側或中心位置，以強調高層建筑的獨立性和標志性，地塊中其余空置的部分則形成高層建筑的附屬用房或是高層建筑的外部公共空間，這種布局方式造成地塊間的高層建筑之間的間距較遠。相比國外城市的高樓林立，高密度高容積率的土地開發強度，我的城市空間中的高層建筑分布相對顯得松散稀疏，在相同地塊內的建筑空間使用效率明顯小于國外。這樣的城市空間布置和使用，明顯違背了現代城市空間緊湊集約發展的根本原則。

3．自然要素提升。

新的城市空間集約化的發展狀態，促使了城市各個空間要素的相互整體發展，其中更加注重公共空間與綠色空間的相互滲透，以彌補新城市空間開發中對城市生態環境的破壞。現代新城市空間中大大加強了自然要素的構建，綠地系統的規劃構建起新城市空間形態的重要特征。按照國家利用土地和建設用地功能的綜合平和需求，綠化率一般都已到達35%左右，在一般的大型公共綠地都具有良好的自然環境，從2007年到2010年的三年間，廣州建成區綠地面積增加5222公頃，建成區綠地率增加1．63%。這些多是進年來新城市空間重視生態綠化的成果。

4．慢速交通空間缺失。

城市中步行空間的營造是保障城市活力延續的根本，在新城市空間中微觀道路功能正是滿足人們步行交往的主要場所，同時也是提高城市居民出行利用率最高的交通空間，對于城市交通功能而言，起到了對城市其它道路空間分流的作用。但在多數新城市交通空間的建設過程往往忽視支路等微觀道路規劃建設，與傳統城市空間中安靜蜿蜒小徑、富有生活氣息的胡同、樹蔭覆蓋的幽徑相比，新交通空間中的道路形式一律都是寬闊的大馬路。如總人口約80萬的廣東高要市，其規劃建設的江濱新城主干道寬度達60米;規劃人口95萬的昆明呈貢新區主干道寬80米;深圳體育新城主干道最窄處為44米，最寬的深惠達到寬至120米，而人口近2000萬的北京市，其長安街最寬處也就是120米，眾多的案例直觀的說明了國內在新建交通空間在設計上體現了“小城市的規模，大都市的規格”。

(二)社會與經濟

1．商業活力不足。

現代新城市空間中的商業功能日趨完善，由復合線型轉向網絡化、立體化功能。商業建筑更為密集，商業中心區的用地范圍逐步擴大，加上各大國際商業機構的入住，形成以購物、休閑、娛樂等多種功能于一體的所謂“一站式”綜合商業等商業形態，而一個成功商業功能的運行則否取決于地段和交通、人氣以及管理幾個方面的因素，而新城市空間中的居住和辦公使用率低導致區域內的人氣難以集聚;此外在商業發展中以追求現代商業辦公環境，也使傳統的充滿活力的城市空間正在被功利的、冷漠的現代城市空間所代替，加上傳統城市空間成熟的商業環境和完整的配套設施的競爭，目前我國新城市空間的商業活力實際上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

2．傳統社交體系瓦解。

傳統城市空間環境中聚集著穩定的傳統社會交往群體和社會組織，各個部分有成熟和緊密的共同生活特征。長期生活的環境和傳統社交體系讓市民相互間產生穩定感和安全感，這種傳統的社交體系也形成一定的區域文化。而新空間環境打造的便利的現代生活方式也將改變人們的傳統生活模式，汽車等快速交通工具的使用，縱然縮短了人們的生活成本，這種“家—車—目的地”的生活模式，破壞了人們相互交流的權力，撕裂和損壞了傳統的社會交往關系。新居住空間中把來自不同區域的個體相對集中在新的環境中，雖然新居住空間有完善的居住功能設施，提供著各自可供互相交流的、舒適的公共空間，面對陌生的環境和現代社會發展與人們之間社會信任度的矛盾，造成在新居住空間內難以再形成原有穩固的傳統社交體系，傳統的居住文化圈解體，新的居住文化有難以在一兩代居住者中建立起來。

二、現代新城市空間演進動因

(一)經濟發展的驅動力

新的城市空間是各種要素的復合，這些空間要素建筑與建筑、建筑與自然的交融。營造新的空間環境需要一定的資金投入，特別是以高度集聚的立體化的開發背景下，建立多層的交通空間和建筑空間，在實際建設中是需要復雜的建設過程和大量的資金投入。在西方國家，有人總結出當城市的人均年收入達到1000美元時，城市地下空間的開發將進入一個加速階段，這從另外一個側面說明了經濟因素處于一個不可忽視的地位，新城市空間的發展是以經濟實力為前提條件。

(二)政策引導的策動力

政策引導是政府運用規劃手段來引導開發商提供公共空間的手段，以彌補通則式管理的靈活性和適用性。意大利建筑師羅西則認為，城市依其形象而存在，這個形象是出自某種政治制度為達到其理想形式而構筑的。城市產生與發展的每個階段過程無不與一定時期的政治制度、政策法規等有關。現代社會一般通過城市發展政策、法律和規劃對城市形態加以控制。許多城市紛紛對新城市空間的建設實施了一定的規劃控制與管理。依據國家制訂的一系列建設法規，其中包括行政法規(城市規劃法、城市建設法、土地管理法等)與具體操作層面上的技術法規(設計規范、更新拆遷安置辦法、土地分類標準、傳統風貌保護實施辦法等)，通過城市設計、控制性詳細規劃等具體手段綜合解決新城市空間的問題，力求創造良好的城市空間形態。

(三)重大事件的影響力

重大事件對于新城市空間的發展的影響不僅涵蓋面廣，而且有其明顯的時間階段特征，它對新城市空間完善提升的影響也是直接而且積極的。通過城市中舉辦各種類型的重大公共活動，將是整合城市現有資源，以強有力的實施目的和統一目標發揮這些資源所應有的最大效率。這種公共事件的影響力將促使區域內的各類項目快速的實施完成，讓事件的發生和城市發展在時間維度上保持一致。積極主動的應對和結合自身的現狀和戰略目標，借重大事件之機，達到提高完善本地區設施、加強地方管理以提高新城市空間環境品質為目的。

三、現代新城市空間設計策略

優質的公共環境空間和富有活力的城市空間是營造良好城市空間的基本目標。這個目標的實現，需要充分發掘新城市空間中各社會要素、經濟要素、環境要素內在聯系，它們是相互依存、相互補充、辯證統一，通過不同要素之間的完善與整合，才能使他們發揮出最大的效益。

(一)營造優質的新城市空間

優質是城市公共空間環境保持活性的重要方式，城市空間中各構成要素的相互整合、相互協調的發展是實現舒適的新城市空間的前提條件。營造優質的公共空間環境應強調各構成要素之間的關聯、共生、和諧的整體關系，這種整體關系強調區域內社會、經濟、自然的有機統一。營造優質的公共空間環境在社會因素的背景下，需要適宜社會的發展，形成體現歷史文化內涵的場所空間;而在經濟環境的調節下，則需要實現高效、快捷、集約的空間形式;最后通過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統一，最終實現適合區域內適宜地貌環境和資源條件的場所。

1．相互關聯性。

城市公共空間環境是一個復合的生態系統，受到社會文化、經濟水平、自然條件等多種因素的制約，且空間系統中的各個要素是相互滲透、重疊的。與傳統的功能分區、樹狀分級等機械的論點想比，現代新城市空間更加注重內部的相互關聯性。相互關聯的城市空間具有更加豐富的內涵特征，強調空間的交混、有機、參與、創造、平等開放。

2．和諧共生的思想。

共生概念來自于日本著名建筑師黑川紀章在建筑學中的認識，同時這一概念也被他應用與城市設計的過程，在他看來“共生在本質上不同于調和、妥協、混合或折中主義。共生之所以可能是由于承認在不同文化、對立的因素和不同的要求之間以及在二元對立的兩個極端之間的神圣領域”。新城市公共空間環境的和諧共生，不僅僅是中心區個構成元素相互之間的組合和疊加，而應該是將這些構成元素作為城市構成中的基本結構，通過有機的組織和聯系來加強各個功能和活動之間的混合，使其在內部發生作用，相互促進和激發，在外部才已活力的形式被表現出來。

3．多元化的整體性。

城市的結構的發展具有不可預知的復雜形式，從成功的中心區營造案例來看都注重對人性的關注，以及多樣性和開發性的特征。面對城市生活的復雜群體，文化、習俗、經歷等等因素讓這種組成變得更家復雜，這正是由這種千差萬別的不同構成了城市五光十色的城市面貌，讓城市在復雜的碰撞和各種矛盾的交織中產生活力，所以城市應該反映和適應多種多樣的人的需求，這種需求將公共空間環境、人們的活動、城市功能設施、城市文化內涵、城市經濟需求、自然環境要素視為一個相互交織的體系，強調多種元素的動態協調與有機統一，整合、協調、優化空間內各功能之間的構成關系，使自然、經濟、社會等多種因素在動態平衡的基礎上實現協調統一。

(二)營造富有活力的新城市空間

活力是促使新城市空間不斷發展、有機生長的力量源泉。富有活力的新城市空間是為了要充分發揮空間的最大效益，讓新的城市空間不僅只停留在物質表面，更要激發其產生的活力效應。如何保證新城市空間在快速發展中的“持續最佳狀態”，塑造極限效率下的人性與公平，形成一個充滿活力且適宜人類生活的城市空間，主要體現在新城市空間中對社會、經濟、文化活力的保持。

1．社會活力。

社會活力主要是由社會交往行為激發而形成，可及性等則由人的行為所產生從而激發活力。對話的消亡與交往的消亡，也意味著日常生活世界的沉淪。新城市空間的社會活力的營造首先是保證區域內人口結構平衡與和諧，將各個層次的居住主體都吸納到新的城市空間中，以形成更加多元混合的社會發現形態。從而實現多元化的居住形態，高級公寓、普通公寓與經濟住宅并存，這些各種人構成了新的城市空間日常活動、消費行為和社會交往直接促成了社會活力的生成。其次，高質量的公共空間也是促使社會活力的有利方法。在信息社會私人空間空前發達的情況下，需要更多的公共生活，而公共空間是城市生活交往的發生器，吸引更多的人參與，使社會活力集聚。

2．經濟活力。

經濟活力是城市活力的外在驅動力。從積極組成的角度看，新城市空間的經濟空間效益是“各經濟要素在城市空間的配置組合形成一定密度、局結構和形態后所產生的一種效益”。這種效益因配置和組合的合理程度而大小與正負之不同。經濟發展要求效益最大化，資源的最優配置是獲得效益的要手段。提升新城市空間的經濟空間效益主要是通過合理配置商業、辦公、服務業的比例，加強城市空間的聚集度和吸引力，形成多元復合、緊湊高效的經濟形態，保成經濟活力的生成。

3．文化活力。

新城市空間可持續發展的內在驅動力來源于與與城市傳統文化上的連續，形成屬于新城市空間的文化活力，這也是城市品質與格調的展現。每一個城市都有自己特定的傳統文化氛圍，文化活力的營造主要是對城市傳統文化背景的分析并堅持適應性規劃策略，發掘新城市空間特色的和延續社會文化肌理。面對城市文化活力的延續，新城市空間內的各項公共文化設施所強調的不是數量上的優勢，關鍵是在于公共文化設施所代表的文化內涵以及公共文化設施所具有的公眾參與價值。此外。在新的城市空間內通過延續城市傳統習俗的各類活動，延續、發揚城市文化精神，，同樣也能增強新城空間的文化凝聚力。

四、案例證說

(一)神農城項目概況

神農城是湖南重點項目，構建未來株洲大都市發展的新城市空間，其中有四個方面目標定位:

1．提升城市公共空間質量，規劃采用整體城市設計的手法，對炎帝廣場的各個空間要素進行整合、優化與提升力求表達人、城市以及自然的和諧關系。

2．塑造新區商業中心，依托天臺山公園得天獨厚的自然景觀和炎帝廣場的人文資源，建設以休閑商業為主導的區域，使之成為株洲城市生活的新旗艦。

3．以神農城作為株洲的城市名片，將會使城市具有持續的投資吸引力，激活內外消費活力，并為所有株洲市民提供獨一無二的城市榮譽感。

4．建立都市綠色新生活，作為城市客廳，要容納多時段多類型的活動，形成為所有株洲人共享的生活休閑空間。

(二)株洲新城市空間發展SWOT分析

株洲新城市空間SWOT分析通過新城市空間的內部的自身優勢、缺失和外部環境面臨的機遇、挑戰加以綜合分析，通過SWOT的分析可以看出株洲神農城優勢在于基地處于株洲城市發展的戰略性位置，是新老城區交通主軸和開發區綠化主軸的交匯點、毗鄰未來市級行政中心和大學城，是未來株洲大都市發展的中心、天臺公園得天獨厚的自然景觀，都市綠色生活的最佳詮釋、炎帝廣場的恢弘氣勢和歷史人文資源4個方面;劣勢在于活力不足，公共服務缺失、廣場尺度過大，核心凝聚力不足。從天臺路上看，炎帝像背影為鐵塔桁架結構，似被困于籠中、空間文化氛圍不足，儀式性、紀念性和慶典性不夠突出、缺少固定節慶舞臺，有大型演出時，需要臨時搭建、缺乏景觀設施，天臺公園目前處于一種自然的粗放狀態，缺少功能的介入以及界定6個方面;機遇在于新城市空間的營造是株洲城市發展轉型的重要契機，為適應現代休閑娛樂內容和形式的不斷更新和發展，新城市空間形態設計應優先采用具有較強生長發展能力的開放性空間組合架構以滿足適應變化的需要;威脅在于長株潭城市群中中心城市的競爭力，新城市空間形態的不斷完善。

(三)株洲神農城城市設計策略

1．文化精神傳承。

將神農文化作為主題，以神農文化的深度和廣度來詮釋和提升城市格調，激活城市地塊的文化和經濟價值，并對區域內的景觀要素和建筑功能要素化整為零，以聚落式的方式滲透其間。通過對炎帝廣場原高臺部分的梳理，盡可能保持原有建筑結構，通過建筑，景觀和構筑物等多層次的襯托進一步確立炎帝像在廣場中的核心位置。廣場中軸線的強化使以炎帝像為背景的舞臺更具儀式性和慶典性，同時也讓市民能更以直接的路線進入廣場上層空間。在炎帝像的北部設置景觀軸線，聯系象征農耕文明的炎帝以及工業文明的電視塔。在這條軸線中央設置了景觀水池，并在中央有火焰噴出，在節慶時間形成良好的視覺以及慶典效果。

2．主題元素運用。

在廣場與建筑之間的帶形景觀通過設計分別表達耕種、醫藥、服裳、弓矢、陶器以及樂器。并通過與商業街的功能設置相呼應，達到互動的效果。在面對內街部分則通過商業廣場的設置表達炎帝文化中的商業精神。與線形的步行街道一起構成了有節奏感的、收放的商業空間。

3．商業活力營造。

拉鏈型商業建筑與原有背景建筑形成了一條線形的步行街和六個小型商業廣場，營造出有節奏感、層次豐富的商業空間。一二層為單面和雙面結合的主題品牌店和精品店。三四層的咖啡和休閑餐飲充分利用大面積的室外平臺，與商業內街構成視覺的互動。在廣場內側加建商業內街，既將人的活動應向廣場，又與后部高層一起形成了統一的廣場大背景。共同形成了一個宜人的室外公共空間。

4．生態低碳表達。

神農城以低碳經濟的要求組織業態，從規劃設計、建筑施工、材料工藝等方面充分體現節能環保，采用太陽能、地熱等新能源、新技術，并引入污水處理的尾水和中水回收循環，真正實現低碳建設發展。在具體的設計中，通過在神農城內部建設一條親水綠化帶，串聯起各景觀環境要素，讓市民更好的與與森林、濕地、湖泊等自然景觀親密接觸;并結合炎帝文化，神農城打造農耕園、濕地園、百草園等豐富多彩的植被園林景觀。一系列的景觀環境營造讓神農城綠化率高達80%以上，保護原有生態，充分彰顯環境友好、生態宜居，顯現公益性。

5．構建標志性公共建筑。

標志物凝聚著人們對新城市空間的認知印象，體現著新空間的整體形象特征，是增強區域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集中表現。新城市空間中的標志性建筑中引入更加強調的互動參與功能，讓人們對標志性建筑的印象不僅停留在外部空間形象上，還有更多的互動體驗過程。所以神農城項目建設在公益性的基礎上，神農城以神農文化為主題，營造生態水系(神農渠)和神農廣場、神農太陽城、神農像、神農湖、神農文化藝術中心、神農大道、神農塔等一批標志性的建筑與景觀，而這些景觀，都對市民開放，提升市民的公共生活質量。

篇10

一、從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

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都是指對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活動，盡管這三種稱謂有著大致相同的指涉對象，但是它們之間卻有著彼此理念的不同。

如果我們從對社會公共事務管理模式的角度去看，隨著時代的發展，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它們依次鋪就了管理模式由統治、到治理的演進之路。在公私沒有區分、國家體系內部缺乏合理分工的專制社會時代，行政就是政治的落實，其功能是依靠暴力和強制負責國家政務的推行，以維護統治者的利益；公共行政出現在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相分離、行政與政治相分離的現代社會，其功能是按照代議制民主體制、非人格的法律體系、官僚制組織原則以及職業化的文官制度統攬社會公共事務，以實現統治者的統治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公共管理則出現在公民社會自治能力與要求不斷擴展、市場機制不斷成熟與市場力量不斷壯大、政府獨攬公共事務的“不可治理性”危機日益加重的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公共事務管理主體的多元化和管理方法的多樣性，適應了當今時代公共事務日益復雜化及其管理民主化的客觀要求，體現了公共事務管理的“公共性”與“管理性”的有機統一，無論在合法性還是在社會資源方面，都為實現和增進公共利益開辟了新途徑。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公民社會的興起與壯大等原因，治理理論出現并發展起來。公共治理逐漸成為對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一種新模式，其的理念也逐漸成為了公共管理的新內涵，同時，它也使公共管理進入了區別于行政管理、公共行政的新時代。

二、公民社會在公共管理中的雙重身份與多重角色

現時代的公共管理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管理主體的多元性，它是政府與公民社會對公共生活的一種合作管理，是公共權力向社會的一種回歸。現時代的公共管理有賴于公民社會的自愿合作和其對權威的自覺認同。公民社會在公共管理中具有管理主體和管理對象的雙重身份，而且這種雙重身份在公共管理的過程中又以其各自的特征優勢起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作為公共管理的主體，公民社會與政府一道對社會公共生活進行合作管理。在這個過程中，公民社會以它那種來自基層、靈活多樣的特性正好彌補了政府的種種不足和有限性，從而可以大大提升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同時，公民社會在與政府的合作過程中，能夠有更多的機會了解到政府的權力運行，從而可以起到對政府更有效的監督作用。此外，在公共管理的過程中，健康有益的社會組織可以得到政府和社會更好的認可，這些組織以共同目標和信念把人們聚集到一起，在這個過程中人與人之間增強了彼此的信任、提升了公益精神，從而有利于社會資本的積累。另一方面，作為公共管理的對象，公民社會在參與管理的同時可以切身的感受到公共管理的效果，從而可以以公共管理接受者的身份對公共管理的效果做出判定以利于公共管理漸至最優。其次，通過公民社會組織，公民在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同時又以普通社會成員的身份為政府增強了合法性。公共管理的過程也是公民社會完善的過程，公民社會的完善又可以促進更好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最終是要推動社會的全面發展，作為當代公共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公民社會以其特有的雙重身份在這個過程中又扮演著多重的重要角色，以其特有的價值訴求與功能表達影響著公共管理的成效。

第一，公民社會是政治民主的捍衛者。公民社會的自主發展能有效的分割和制衡國家的權力，從而能有效的遏制公共權力的專斷傾向；公民社會可以為公民的利益表達提供多樣的表達形式和途徑，保障公民利益表達的通暢，從而提升民主政治的代表性與生命力；此外，公民社會對培育公民的民主參與意識具有積極的作用，能夠強化民主的社會基礎從而推動社會民主的發展。

第二，公民社會是經濟發展的促進者。公民社會是一個以契約、法制、自由、平等、競爭為價值準則的社會，這為市場經濟的運行提供了良好的市場環境。此外，公民社會中的工會、行業協會等團體組織可以起到規范行業行為、穩定經濟秩序的作用。

第三，公民社會是公共服務的提升者。由于公共需要的多樣性和政府的有限性，政府并不能為社會做好所有的公共服務。而以第三部門為核心的公民社會因其具有來自基層、靈活多樣的特征和其“去私存公、取私為公”的“非營利”特性以及其服務社會、自助自主的公共精神，使之恰好成為公民參與公共服務的良好渠道，并能有效彌補政府在公共服務上的缺限和不足，公民社會組織可以通過委托承包、志愿服務、自助服務等方式和途徑，去做那些政府未做、不想做或不宜做但卻符合大眾需求的公共服務，從而使社會公共服務的水平大大提升。

第四，公民社會是公共價值的維護者。與其他領域一樣，公共生活領域同樣存在著對善的追求。公共生活領域的善就是公共價值，它包括公民對公共生活的態度、責任與義務，對他人的尊重與關愛，對社會正義的維護以及公民的公益思想與修養。公共管理的核心是為了增進人類的公共利益和福祉，這實際上就包含了對公共價值的追求：公民社會是公共管理的對象，它同時又是公共管理的主體構成之一，公民社會的精神與價值必然會影響到公共管理的目標和價值。公民社會所倡導的諸如參與、友愛、信任、互惠、寬容、合作、平等、公正、開放、多元等價值理念，對于維拼良好的公共價值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五，公民社會是社會穩定的支持者。公民社會能夠在個人和社會之間提供一種有益的中介結構。通過這一中介結構，它可以為不同的群體和階層的利益訴求提供表達途徑，同時又可以對他們的利益訴求進行整合；通過這一結構，它還可以為社會成員提供寬松的活動空間，滿足他們多樣性的愿望要求，同時這一中介結構還起到了排解社會怨氣、釋放社會壓力的作用。可以說公民社會是一個社會和諧發展的“穩定器”、“緩沖器”和“調節器”。

三、公共管理；政府與公民社會的合作管理

公共管理是政府與公民社會對公共社會生活的一種合作管理，在這種管理模式中，政府與公民社會之間應是建立在市場原則、公共利益和認同之上的合作關系，通過協商、伙伴關系、確立認同和共同目標等方式對公共事務實施管理。具體來講，這種政府與公民社會合作管理模式下的公共管理可以從以下幾點進行認識。

第一，公共管理是由多元的公共管理主體組成的公共行動體系。政府并非公共管理的唯一主體，除此之外，私營部門、第三部門等公民社會組織在公共事務的管理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它們在介于市場經濟與公共部門之間的“社會經濟”領域內積極活動并依靠自身資源參與管理共同關切的社會事務，在某些領域，公民社會組織甚至比政府擁有更大的優勢。公共管理主體可以是公共部門，也可以是私營部門，可以是第三部門，還可以是三者多種形式的合作。這正如著名的治理理論研究者斯托克指出的那樣；“治理意味著一系列來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會公共機構和行為者。它對傳統的國家和政府權威提出挑戰，政府并不是國家惟一的權力中心。各種公共的和私人的機構只要其行使的權力得到公眾的認可，就都可能成為在各個不同層面上的權力中心。”

第二，公共管理的責任邊界具有相當的模糊性。公共管理責任邊界的模糊性表現為許多民營部門向傳統公共領域的進軍，公共領域和市場領域的區分已不像以前那樣明顯。在市場和公共部門之間被稱之為“社會經濟”的領域中，涌現了所謂非營利組織、志愿團體、社區企業、合作社、社區互助組織等大量公民社會組織，它們在社會中的作用和影響越來越大。伴隨著這些公民社會組織能夠滿足多方需要，解決社會問題而無需運用政府資源和權威的優勢日益顯現以及傳統上由政府執掌的部分公共管理權向這些非政府組織的轉移，傳統上法律和制度規定由政府承擔的公共管理責任便呈現出交由非政府組織和個人來承擔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