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體內容分析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社交媒體內容分析，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第一，選擇適合企業的社交媒體平臺。如今的社交媒體平臺繁多，但并不是每個平臺都適合企業運用，當然每個平臺都有其獨有的優勢，如果企業把每個平臺的優勢都看在眼里，認為平臺越廣，內容傳播的效果就會越好的話，這絕對是一種錯誤的舉措。畢竟盲目地去做營銷，到最后必然會筋疲力盡，且力量不集中，最后什么也得不到。俗話說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要善于取舍，選擇部分合適的就夠了。

第二，撰寫有價值的內容。如企業選擇博客媒體作為營銷平臺，那么就要通過博客撰寫對用戶有價值的內容，畢竟這一平臺的競爭非常激烈，只有靠有價值的內容才能更好的吸引用戶。一般應選擇與企業行業相關的內容進行深入的撰寫，通常以案例或者經驗對文字進行深化，就像盧松松博客一樣，幾年來堅持分享了上萬篇有價值的原創內容，獲得了用戶的肯定，達到了用戶一天不看就覺得少學了什么東西的境界，這就說明內容營銷成功了。在這過程中，拒絕急于求成，應不斷地挖掘和積累。

篇2

[中圖分類號]F27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5）07-0026-05

一、前 言

目前，微博的使用率正在上升，而其他網絡社交工具的使用率略微出現下降，如博客、貼吧等，微博覆蓋面很廣并且它是中國網民獲得信息的重要途徑之一，因此企業利用微博進行營銷是有必要的[1]。據新浪公布2015第一季度財報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3月，微博月活躍用戶1. 98億，日活躍用戶6 660萬，新浪微博上有40多萬個企業認證賬號。新浪公司旗下微博業務于2014年4月17日正式登陸納斯達克，成為全球范圍內首家上市的中文社交媒體，上市當天逆市上漲19%。盡管微博營銷的前景十分光明，但是隨著微信的出現其營銷的價值也受到挑戰，同時對于企業來說微博的商業模式很難真正打動消費者的興趣，這主要是微博盡管加大了營銷力度 [2]，但一直缺乏系統的營銷策略有效性評價體系。因此，本文將通過實證研究系統建立微博營銷策略有效性評價指標體系，從而為各大微博平臺提供有借鑒價值的營銷策略有效性評價方法，優化微博營銷策略及關鍵考核指標[3]，增強客戶粘性，加速微博口碑傳播速度，從而有效提高客戶情感忠誠度。

二、微博營銷相關理論

（1）社會化媒體（Social Media）與社會化媒體營銷。現階段國內的社會化媒體主要包括微博、貼吧、微信、論壇等等[4]，國外的社會化媒體包括Linkedin、Youtube、Facebook、Twitter等為代表的新型媒體平臺[5]，他們共同的特點是由用戶創造內容，并且傳播迅速、操作簡單[6]。由于社會化媒體具有互動參與性、高度透明性以及社交性，企業將其視為一種新型的營銷傳播平臺，以期提高營銷效果[7]。

社會化媒體營銷就是通過諸如社交網站、微博、微信、博客等的一系列社會化媒體工具[8]，通過信息，與用戶交流互動，利用社會化媒體的病毒式傳播的優勢特征，來實現品牌塑造、客戶反饋、客戶互動、口碑營銷、銷售促進等的一種網絡營銷行為[9]。社會化媒體營銷（Social Media Marketing）已成為眾商家最重要的營銷手段之一，從而為推薦系統的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市場機會和應用前景[10]。微博營銷有自己獨特性，對于微博營銷效果的研究大多關注其影響因素[11]，并未構成系統的指標體系，而且各學者對相同的指標持不同的看法，比如微博粉絲量或者活躍粉絲量，王武義認為最重要的因素是粉絲數量[12]，而邢斗提出粉絲數量與所謂的活躍粉絲數并不能評價微博營銷績效。

（2）微博營銷相關概念。微博營銷指的是不同的個人與組織運用微博客這種網絡應用工具、借助于各類微博平臺、并結合微博的傳播特性所進行的市場營銷、品牌推廣或公共關系維護等行為[13]。與一般的社會化媒體工具相比，微博具有獨特的優勢。首先，微博營銷的低成本是論壇不可相比的；其次，微博的瞬時分享、即時互動、簡短的優勢是博客所達不到的；最后，SNS覆蓋用戶比較集中、粘性大、側重交往，更適合精準人群的特定營銷，而微博覆蓋更廣，更適合話題或事件營銷，并且可以實現開放式營銷。

總之，在文獻研究基礎上，本文歸納出微博營銷的五個基本策略，包括準備工作、粉絲部落、內容策略、互動策略以及情報監控，這些研究對微博營銷策略有效性評價指標提取奠定了基礎。

三、微博營銷策略有效性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1. 指標提取及問卷設計

本文通過內容分析法，從許多資料中提取了表1中這些未分類的具體指標，其中所有35個指標都是與微博密切相關的。基于以下指標，本文根據五點量表設計出微博營銷策略評價指標有效性調查問卷。問卷第一部分包括五道基礎信息題，關于被調查者的性別、年齡、使用微博時長、登錄微博頻率以及其微博關注對象。問卷第二部分包括35道題，測試的是各因素指標在評價微博營銷策略有效性時有不同的重要程度，分別是非常不重要、比較不重要、一般重要、比較重要以及非常重要，其賦值分別為1、2、3、4、5。

2. 數據分析

（1）信度分析。本研究主要借助SPSS20.0軟件進行分析，如表2所示，這次問卷共收回159份，有效問卷159份，無效問卷0份，有效率為100%。由表3可知內部一致性α系數為0.949，大于0.900，說明問卷結果的可靠性是非常理想的。

（2） 因子分析。取樣適當性量數值為0.906，指標值大于0.9，如表4所示，表示變量間有共同因素存在，量表題項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解釋總方差結果如表5所示，采用最大方差法后，四個共同因素的特征值分別是5.767、4.222、3.976、3.436，四個共同因素可以解釋測量題項58.003%的變異量。

由表6可以看出第一個因素包括十一個指標（Q7、Q6、Q38、Q40、Q37、Q39、Q31、Q8、Q30、Q14、Q18），這些指標負荷量介于0.714至0.525之間；第二個因素包括八個指標（Q25、Q27、Q28、Q22、Q24、Q26、Q20、Q29），這些指標負荷量介于0.707至0.542之間；第三個因素包括六個指標（Q9、Q10、Q13、Q11、Q15、Q23），這些指標負荷量介于0.832至0.522之間；第四個因素包括六個指標（Q35、Q32、Q33、Q34），這些指標負荷量介于0.727至0.610之間。這四個因素里面的題項均大于3，而且各個因素層面的題項變量的因素負荷量均在0.500以上，表示潛在變量可以有效的反映各指標變量。

3. I-B-C-S模型的評價指標體系建立

根據因子分析的結果，我們將Q6、Q7、Q8、Q14、Q18、Q30、Q31、Q37、Q38、Q39、Q40歸為第一類指標，Q20、Q22、Q24、Q25、Q26、Q27、Q28、Q29歸為第二類指標，Q9、Q10、Q11、Q13、Q15、Q23歸為第三類指標，Q32、Q33、Q34、Q35歸為第四類指標，具體分類如圖1和表7所示，由此我們建立起I-B-C-S模型的微博營銷策略有效性評價指標體系。

如圖1所示，信息傳播，即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微博作為一條信息傳播的渠道，其信息傳播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影響微博營銷策略的有效性。信息傳播有效性由信息有效性、傳播有效性、銷售轉化率和客戶體驗獲得，其中信息有效性包括內容趣味性、內容的個性、內容利益性，傳播有效性包括轉發質量和傳播力，銷售轉化率包括銷售量和用戶轉化率，客戶體驗包括微博情感距離、微博情緒敏感度、微博體驗強度、微博分享數。

品牌互動，即Brand interaction，社會化媒體營銷的最大作用就是品牌塑造，微博也不例外，所以品牌互動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著微博營銷策略的有效性。品牌互動由O2O信任協同、客服質量、品牌效應三個指標構成，O2O信任協同包括微博可信度、線上線下配合度，客服質量包括用戶投訴率、用戶投訴解決率、投訴一次解決率、危機反應速度，品牌效應包括品牌知名度、品牌忠誠度。

客戶參與，即Customer participation，微博營銷的重點在于用戶之間的傳播，也就是說客戶參與對于微博營銷策略有效性也是很重要的一項指標。客戶參與包括外部客戶和內部客戶，分別由粉絲活躍度、團隊影響力決定，粉絲活躍度包括粉絲數量、活躍粉絲數、評論數、轉發數，團隊影響力包括發博數和微博營銷團隊人數。

分享集群，即Share cluster，分享集群由短鏈流量、眾包集群兩個指標決定，短鏈流量包括短鏈分享量和短鏈點擊量，眾包集群包括眾包開放度和搜索數。

四、結論與展望

本文通過對國內外網絡營銷以及微博營銷策略的研究，通過因子分析法建立了IBCS模型的微博營銷策略有效性評價指標體系，其中第一中間層包括信息傳播（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品牌互動（Brand interaction）、客戶參與（Customer participation）、分享集群（Share cluster）四個指標，這對于優化微博營銷策略的個性化、智能化推薦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也對量化微博營銷策略的有效性具有科學的評價依據。

在微博營銷策略中，企業首先要做的就是需要選擇合適的媒介。我國最大的兩個平臺是新浪微博、騰訊微博，他們都有自己獨特的優勢，新浪微博在于其名人效應、用戶多、影響力大等優勢；騰訊微博在于它基于QQ用戶的豐富資源與強大傳播優勢。因此，下一步我們將使用層次分析法，以新浪微博和騰訊微博為實驗平臺，對上述微博營銷策略有效性指標體系進行修正與驗證，基本思路如下：第一，確定目標層、準則層和方案層。目標層為微博營銷策略有效性，第一準則層包括信息傳播、品牌互動、客戶參與、分享集群四個指標，第二中間層包括客戶體驗、客服質量、品牌效應、粉絲活躍度、短鏈流量、眾包集群等11個指標，第三中間層包括內容趣味性、短鏈點擊量、眾包開放度以及搜索數等29個指標，備選方案層為新浪微博平臺和騰訊微博平臺；第二，組織專家利用AHP層次分析系統的群決策功能對上述指標體系進行專業打分；第三，確定指標之間的權重和得分，獲得目標層得分；第四，驗證這套指標體系的適切性，進行完善并做出決策。營銷管理實踐表明，這套微博營銷策略有效性評價指標體系需要相應的營銷活動做支撐，比如前期準備工作、微博粉絲部落、微博內容營銷策劃、微博互動關系管理以及微博輿情監控。

隨著微博的快速發展，企業微博將會在過程中形成更多的變量，更多的數據，考慮到評價指標的量化，未來的微博營銷策略有效性評價指標體系將采用大數據挖掘技術進一步加以完善。

[參考文獻]

[1] Tamar Weinberg.正在爆發的營銷革命：社會網絡營銷指南[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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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邢斗.企業微博營銷績效的影響因素研究[D].鄭州：河南工業大學，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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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onna L.Hoffman and Marek Fodor.Can You Measure the ROI of Your Social Media Marketing[J].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Fall，2010，52（1）：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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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趙源. 可口可樂“歌詞瓶”的社會化媒體營銷之道[J]. 東南傳播，2015（1）：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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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張斯琦. 微博文化研究[D].長春：吉林大學，2012.

[10] 陰紅志. 社會化媒體中若干時空相關的推薦問題研究[D].北京：北京大學，2014.

篇3

叫好是叫好了，那么，也叫座嗎？

據AC尼爾森的統計，杜蕾斯2011年的銷售額增長超過50％。而這與杜蕾斯官方微博運作成功之間又有著怎樣的正相關，恐怕杜蕾斯自己也還沒有弄明白。有業內人士指出杜蕾斯的微博團隊一共有20幾人，一個成功官微的運營也比我們想象中要來得復雜。

2012年2月28日，新浪微博注冊用戶突破3億，9月14日，Facebook宣布用戶超10億。社會化營銷的紅利仿佛觸手可及，而對于這種相對新興的營銷手段，衡量其ROI（投入產出比）卻成為了難題。

是不是產品銷量提升了，就說明微博營銷是有效的？明顯不是。

為什么社會化營銷ROI不易衡量？

社會化媒體營銷與銷量確實相關，但相關不等于因果關系。因為，其他不受控的變量都可能會引起銷量的提升，比如渠道的改善，大眾媒體廣告的作用以及朋友的推薦等等。

社會化營銷的效果分為“有形”和“無形”兩種。

“有形”的收益，如達到率、回應率、轉化率等，隨著技術的提升，在更大、更全、更新的數據支撐下會相對比較好實現。

“無形”收益，包括品牌知名度、美譽度、聯想度、忠誠度等，在復雜的傳播機制運作下，很多時候難以在社會化媒體當中得到有形、可量化的測算。

方法論

根據Marketing　Sherpa的調查顯示，64％的企業家相信社會化營銷最終會帶來ROI。但對于市場營銷人員來說，這個ROI到底意味著什么呢？粉絲數量、網站流量、被提及次數、潛在客戶開發還是最終帶動銷量？這雖然是個很難標準化的問題，但也不妨礙我們從多個維度去洞察我們的社會化營銷效果。

社會化營銷實效分析的6個維度

1、檢測品牌健康度

你是否知道消費者如何評價你的服務、產品或用戶體驗？大品牌不惜代價地管理其品牌形象，小企業也需要了解消費者的看法。人們會毫不猶豫地對大品牌發出抱怨，但在直接向小企業提出批評的時候卻有所保留。社會化媒體能夠幫助企業發掘出用戶不一定希望直接告訴你，卻會分享給好友的一些消息。

2、優化營銷活動

傾聽社會化媒體能幫助企業優化營銷活動，從而更好地確定目標受眾。企業應當了解兩個問題：第一，用戶通過什么關鍵字進行搜索；第二，用戶從哪些第三方網站跳接到你的網站。要將營銷活動、內容、渠道、時機和有影響力的人進行優化。

3、推進銷售

通常來說，社會化媒體并不能直接引發交易，然而可以產生流向和轉化率。社會化媒體的影響力在于以下三點：購買行為、搜索結果、客戶忠誠度。可以在Facebook、Twitter和Groupon上發起促銷活動并觀察哪個渠道帶來了最多重復購買率。Groupon能夠吸引那些尋找促銷信息、有可能成為新客戶的人群；Facebook或Twitter上的粉絲們則會因為享受到“粉絲特有折扣”而深化同品牌的關系。

4、節省運營成本

一方面客戶可以充當口碑傳播者，另一方面社會化媒體也可以成為開支極小的客服平臺，如果利用得當，社交媒體完全可以成為省錢利器。一個聰明的做法：同那些在社會化媒體上具有影響力的粉絲建立關系。這類粉絲不僅能夠成為品牌代言人，甚至能充當客服的角色。

5、改善客戶體驗

社會化媒體同客戶體驗之間有著直接的關系，這種關系體現在三個方面：品牌健康度提升、收入增加、成本降低。舉一個例子，卡夫食品在社會化媒體意見反饋團隊發現了一個趨勢：類似“切”、“血”、“色拉醬”之類的詞頻繁出現，而這些詞和食物并無直接關聯。團隊對這一現象深入研究之后終于明白了原因所在：消費者在開啟新設計的色拉醬瓶子時經常弄傷自己。

6、促進創新

星巴克、寶潔都有建立專門品牌社會化網站，鼓勵粉絲表達觀點。其他企業也完全可以在社交平臺上找到傾聽消費者的方法，并從中了解到消費者對改進產品和服務的見解。比如在Twitter上，“我喜歡”、“我希望”、“我討厭”等類似字眼就可以讓你了解人們想要的是什么。“我希望Charlie’s（美國一家餐廳）不要停產藍帶雞”——這條內容就傳達了一個很重要的訊息。（以上六個維度選自咨詢公司Altimeter　Group的調查報告）

行動派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雖然對于社會化營銷效果的測算，大家都在摸著石頭過河，還沒有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方法。但鑒于社會化營銷的多種可能性，各種分析工具陸續出現，聚焦各有不同。

這其中無法跳過的是谷歌出品的Google　Analytics，雖然它不是專門為社交網站而設計，但因為它的免費與操作簡單，卻成為了社會化營銷效果監測的最基本工具，而且很多專業工具也是以此為基礎，在設計之初就考慮到了與Google　Analytics的結合。

工具往往只能幫助我們監測到數據，之后的數據解讀更加復雜。當設定好了參考基線以后，就需要從檢測工具里提取數據然后研究這些數據是怎樣與高銷售額、高的用戶忠誠度，或其他重要指標相關聯起來的。

社交媒體上，人們的交流更為社會化、情緒化，這也是社會化營銷ROI測評的一個瓶頸所在，相對于數據，“情緒”明顯很難量化，但有時對于企業來說，這些“情緒”反映出的正是“干貨”。所以很多專門針對“社交情緒”的情感分析工具也應運而生。

測評ROI是一件很抽象的事情，所以下面我們就以一個具體的工具來了解相關的運用。

工具詳解：Unmetric

Unmetric是一家對企業社會化營銷與客服活動基準進行測試的公司。其SaaS平臺可以對企業在Twitter、Facebook上面的營銷客服活動進行跟蹤和分析，并與業界的平均表現進行對照，以分數形式對企業社會化活動的效果進行評判。

最近它新推出一個工具——Sstis-faction　Metric，可以詳細說明公司在Twitter和Facebook上面是如何處理客戶服務的。SstisfactionMetric中內置許多模塊，如品牌如何回復客戶的微博、品牌平均回復時間跟蹤器、針對Facebook客戶情緒的分析。通過對這些指標的評估，從而給各個企業打出總分。

他們將品牌對客戶微博的回復，分為5大類：致歉、請客戶發送直接信息、請客戶致電、請客戶電郵特定地址、將客戶引導到某個鏈接。這些策略哪些可以令客戶滿意，Unmetric并沒有給出答案，但從中可以了解到業界的處理規范和最佳實踐。比如顧客很容易在社交網絡上投訴航空公司的服務，據Unmetric數據顯示，在所有致歉回復中，航空業占比10.95％，其中零售業占3.44％，汽車業占2.18％。以單獨公司來看，西南航空微博的所有回復中致歉占比80％，而聯合航空的這一比例為5％。

內容分析

通過人工計算、內容抽取、種類分析等方法，了解你的競爭對手在社交媒體互動中都涉及了哪些內容，如有關品牌、回答粉絲問題、報價和交易還是趨勢性事件？以此來優化自家的社交媒體內容構架。

客戶服務

通過品牌平均回復時間跟蹤器，企業可以隨時監控自家客戶團隊的工作狀況，以此來提高在社交媒體上的客服能力。

粉絲參與

使用Unmetric的參與度評分系統，可以查看企業在社交媒體上的內容是否真正起了作用。通過對帖子被贊、評論、分享情況的分析，你可以知道怎樣才能寫出更吸引用戶的內容來。Unmetric分數

最后，綜合Unmetric內置各個評分模塊的分數，就可以給每個品牌打出一個總分，通過這個相對科學的分數來衡量前期的投入，也可以通過與其他品牌分數的比較，來衡量自己的R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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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化營銷評估的8個標準

1、轉換率你需要建立一個能夠了解一條lead（某人購買可能性的數據）何時從社會化媒體產生的機制。

2、對照組衡量時，將被分析用戶分為兩組，一組是在社會化媒體上發生互動的，一組反之。

2、增長率要不停地對增長率進行檢測。

4、營銷活動歷史如何發現與銷售相關的cookies（瀏覽信息）至關重要。

5、消費者購買成本

一個人點擊了你的Tweet里一個鏈接，轉至你的網站，然后轉換成你的新客戶。

一個人點擊了Google的付費廣告，不過沒有轉換成你的新客戶。然后點擊了你的Tweet里的鏈接，轉至你的網站，最終轉換成你的新客戶。

在第一個例子中，由于商業模式以及廣告費，客戶轉換成本比那些通過付費廣告轉換來的客戶成本要少些。第二個例子中，成本要比只通過付費廣告轉換來的標準客戶要高些，但是也只是略高，社會化媒體所帶來的增加成本可能比重新產生lead要低很多。

6、留存率

與轉換客戶的能力相對的就是留住客戶的能力。

7、客戶服務

你的團隊服務了多少客戶，他們有沒有刪除、改變或者退回你的產品或服務。

8、交叉銷售

社會化媒體客戶有多少購買了額外服務呢？與那些非社會化媒體客戶相比，從社會化媒體獲取的每個客戶收益是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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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測量工具

Google　Analytics是Google的一款免費網站分析服務，只要在網站的頁面上加入一段代碼，就可以提供豐富詳盡的圖表式報告。免費Google　Analytics賬戶有80多個報告，可對您整個網站的訪問者進行跟蹤，您將了解哪些關鍵字真正起作用、哪些廣告詞最有效，訪問者在轉換過程中從何處退出。

PostRank　Analytics可以監測不同平臺上的“社會參與度”。PostRank的優點是你看到的不僅僅是數字，也能讀到用戶在其他社交網站上針對你的留言，而這一點對情感分析是十分重要的。

Hootsuite不僅可以管理Tweet賬戶，還提供關鍵數據分析。通過它，可以很容易檢測到流量來源和在其他網站上出現的“顯示次數”。

TweetMeme　Analy　tics如果將TweetMeme的“轉推按鈕”放置到網頁上，它的功用會很明顯。雖然功能與GoogleAnalytics很相似，但是它可以挖掘到更深入的Twitter數據。

Omniture擁有一套專門為企業設計的服務，其中包括可以監測各項Facebook和Twitter數據的組件。

情感分析工具

Viral　Heat是一款價格合適的社會化媒體監控軟件，在提供一些基本檢測功能的同時，能用于分析Twitter上的情感變化。

Twendz一款實時檢測Twitter情感的工具，它只包含一些基本功能。Tweet　Feel是一款實時監測Twitter情感的搜索類工具。

Crimson　Hexagon是一款企業級的社會化媒體監測工具。他們開發的Vox　Trot輿論檢測工具算法，可以根據社會化媒體上的“情緒”來定位用戶對企業的情感態度。Sentiment　Metrics借助此工具，當社交網絡上有了關于某企業的負面輿情，該企業會即刻收到郵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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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化營銷中不同部門所需要了解的不同指標

許多人將社會化媒體數據、指標和KPI（關鍵績效指標）當做社會化媒體的ROI。事實上，指標和數據不是ROI。指標是在你的商業活動中品牌積極或消極的變化情況，是描述那些商情的數字。要得到ROI，需要了解指標并將其轉化為商業收益。

（一）對營銷人員來說：

1、通過了解流量來源細分網站流量

2、追蹤用戶cookie

3、消費者和潛在消費者的數據

（二）對公關專業人士來說：

1、在線參與人數

2、網站注冊數

3、平均停留時間

4、在線銷售量

5、銷售／收入增長

6、市場占有率

7、傳播價值對比公關花費

8、品牌引導價值對比公關花費

（三）對客服人員來講：

客服專家希望看到的是減少客服中心的花費

1、用戶投訴平均處理時間

2、首個電話解決率

3、客服薪酬

4、客服數量

5、社區中的投訴信息發帖量

6、總的來說，需要在執行社會化媒體計劃前后收集相應數據。而且當你報告數據或指標時，確認你知道你的受眾是誰。一般CEO、CFO等較高級別的領導希望了解戰略、底線收益。而經理級別的人希望了解更多的是戰術層面的指標，比如帖子量、轉發量。

社會化營銷也可以有ROI

社會化營銷在商業戰略層面已被廣泛認可，但有形回報與無形回報之間的“悖論”，成為爭論的焦點。爭論受到越來越多營銷人和經濟學者的關注，要想化解這一“悖論”，就不要為了ROI而社會化營銷，而是在社會化營銷的過程中自然而然獲得投資回報。

社會化營銷ROI報告要體現出的9大元素

營銷人員需要從社會化營銷活動中看到“有形回報”

完成的交易

挖掘潛在客戶

公司形象

社會化招聘

客服測評和報告

生成的線索

篇4

移動互聯網的迅猛發展加速了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的融合進程。電視臺媒體“有形”的融合逐步完成，“兩微一端”的跨屏傳播矩陣基本形成。在政策、資本等因素推動下，央視和鳳凰衛視等電視媒體已經形成了強大的網絡傳播影響力。臺網融合不是電視媒體與新興媒體的簡單相加，而是在二者彼此重構后，形成的全媒體生態。在政策和資本的推動下，央視與鳳凰衛視的臺網融合取得較好效果，形成了兩種風格迥異的臺網融合模式。

一、政策與資本：臺網融合的兩種動因

就媒介歷史的發展而言，其形態的變化通常由于可感知的需要、競爭和政治的壓力，以及社會和技術革新的復雜作用所引起的。移動互聯網技術的革新為臺網融合提供了技術支持，政策和資本則成為電視媒體進行臺網融合的主要動因。

1.政策驅動型臺網融合。政策動因，是以央視為代表的具備事業單位屬性的電視媒體進行臺網融合的主要動因。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審議通過《關于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旨在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在內容、渠道、平臺、經營、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打造一批形態多樣、手段先進、具有競爭力的新型主流媒體，形成立體多樣、融合發展的現代傳播體系。

中央電視臺承擔了這一歷史使命。央視作為我國最重要的主流媒體之一，除具備媒體屬性外，還肩負著新聞宣傳和輿論引導的重要職能。在移動互聯網語境下，亟需進行深度的臺網融合，用受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弘揚主旋律。一方面，臺網融合可增加央視新聞的覆蓋面，俘獲青年群體；另一方面，臺網融合構筑了從電視到移動互聯網的全媒體平臺，突破了電視媒體節目時長制約，延長受眾在央視平臺的停留時間，增加用戶黏性。

2.資本驅動型臺網融合。資本動因，是以鳳凰衛視為代表的上市集團運營的電視媒體進行臺網融合的主要動因。商業利益、市場競爭、受眾的消費需求對媒體尤其是在資本市場上市的傳媒集團，具有不可低估的驅動作用。在資本市場中，媒體是經營的主體，經營狀況的好壞直接決定媒體的生存發展及投資者的投資行為。

鳳凰衛視與“鳳凰視頻”客戶端隸屬的“鳳凰新媒體”不具備從屬關系，二者分別獨立運作，鳳凰衛視于2000年在香港聯交所上市，鳳凰新媒體于2011年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鳳凰視頻整合鳳凰衛視的優質節目資源，以及其他衛視、自媒體內容，并將部分優質內容反向輸出給鳳凰衛視，通過這種創新性的臺網融合模式，擴大了鳳凰衛視的受眾群。

二、兩種臺網融合模式的差異性

為探究兩種臺網融合模式在微觀層面表現出的差異性，本文采取隨機抽樣的方式，抽取央視新聞“要聞”板塊和鳳凰視頻“精選”板塊20日內推送的新聞報道。通過對這些樣本的新聞標題、內容來源、報道主題三個方面進行分析，探究兩種臺網融合模式下，央新聞客戶端和鳳凰視頻客戶端呈現出的差異性。

1.新聞標題。電視新聞的標題長短不一，不適宜在新聞客戶端中呈現，因此，央視新聞客戶端對95%的原電視媒體新聞標題進行了優化，但調整內容僅限刪除、調整標題中的狀語、補語、修飾語等，改動后標題與原標題含義幾乎無差別。

鳳凰視頻客戶端追求標題的吸引力和傳播效果，對原標題的改動幅度較大。48%的新聞報道幾乎完全拋棄原標題，重新選擇新聞中比較有爭議和傳播效果的新聞點擬定標題，與原標題的含義差別很大。

2.內容來源。鳳凰視頻客戶端“精選”板塊的內容趨向開放，內容來源比較多樣。其中，引自鳳凰衛視的內容僅占全部內容的21%，引自其他電視媒體的內容占全部內容的20%，與來自鳳凰衛視的內容占比基本相當。自媒體內容占內容總量的59%，鳳凰視頻接入較多自媒體頻道，這些頻道多由獨立工作室運作，用戶可通過自主訂閱，使“精選”板塊呈現個性化內容。

央視新聞客戶端“要聞”板塊的內容趨向封閉，內容來源比較單一。來自中央電視臺的內容占全部內容的79%，以央視新聞頻道已經播出的新聞節目為主。客戶端自制內容占樣本總量的6%，央視新聞客戶端利用“航拍”“直播”“全景視頻”等新技術手段，自制符合新型媒體傳播規律的視頻消息，如《精彩航拍 尋跡》等報道。

3.報道主題。央視新聞對政治、國際、經濟的關注度較高，分別占據29%、20%和17%的比重，對社會民生新聞比較關注，社會民生報道占比達14%，極少對娛樂新聞進行報道。這種比例與作為電視媒體的中央電視臺的報道比例相一致。鳳凰視頻的報道內容中娛樂新聞占25%的比重，其次為外交和國際報道，分別占據19%和16%的比重，鳳凰衛視作為香港媒體對港臺比較關注，占13%的比重；男性是鳳凰視頻的主要用戶，男性較關注的軍事新聞在鳳凰視頻中也達到了10%的占比。鳳凰視頻對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的新聞關注較少。

三、兩種臺網融合模式帶來的啟示

1.整合節目資源，重新包裝開發。電視媒體具備新聞采編權，擁有優質內容以及專業采編團隊，具備較強資源優勢。僅具備對母臺節目進行點播、直播功能的新聞客戶端無法滿足受眾需求。電視媒體在臺網融合時，應加強對節目資源的深度整理、挖掘，根據不同屏幕的不同信息傳播規律重新包裝開發。鳳凰視頻將電視媒體內容重新包裝和開發，形成了時事、軍事、訪談、財經等不同類型的欄目組合。重新擬定的新聞標題符合受眾使用習慣，具備較好的傳播力。央視借鑒國外媒體“一魚多吃”理念，構建數字化視頻內容集成平臺。時代華納提出TV Everywhere（無處不在的電視）戰略，BBC 提出one-ten-four（一個內容平臺，十種內容種類，面向四個終端分發）戰略，核心理念都是“一魚多吃”。央視以內容為核心，向新興媒體渠道、終端拓展，充分發揮了強大的內容優勢。

2.進行制度改革，適應新媒體發展需要。制度層面的融合是臺網融合較高的發展階段，移動互聯網語境下，傳統媒體需要更為高效、“扁平化”的組織架構。由于多重原因，當前很多電視媒體的新媒體部門處于產業鏈末端，制約臺網融合的深入發展。

鳳凰衛視將新媒體領域的內容完全投入到市場體制中完成，較少受到母臺的制約。因此，鳳凰視頻內容更加貼近市場，更能滿足受眾需求，實現了電視媒體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豐收。央視對頻道架構進行深度整合，創新優秀人才的選拔、引進、培養機制。在戶籍、職稱評定、新聞評獎等方面給予相關的政策傾斜，并且參照市場薪酬水平，制定出對內公平、對外具有競爭力的福利待遇，激發全媒體平臺員工創造力。

3.轉變傳播理念：從提供“內容”到提供“服務”。在電視媒體語境下，“觀眾”既是電視新聞傳播的起點也是電視新聞傳播的終點。在新媒體語境下，“觀眾”這一概念正逐步被“用戶”“受眾”“消費者”等概念取代，這種變化體現了信息接受者在新聞傳播中的角色的轉變。受眾改變了原來的被動的信息接受方式，而加入到新聞信息的篩選、分發、制作等過程中來。因此，電視媒體在進行臺網融合過程中，必須轉變傳播理念：從提供“內容”轉變為提供“服務”。

4.打造內容新生態：從臺網融合到跨界整合。臺網融合是對電視媒體傳播渠道的延伸，新聞客戶端通過提供優質內容集聚了受眾的注意力，形成移動互聯網中的“注意力入口”，為新聞客戶端的跨界融合帶來可能。臺網融合不能僅滿足和局限于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簡單同質相加階段，還要利用新形成的“注意力入口”，積極探索跨領域、跨產業的異質相加，以實現電視媒體與不同領域、不同產業的深度跨界融合。央視新聞客戶端和鳳凰視頻客戶端通過對內容、市場、用戶進行有機整合，產生新的用戶體驗和感受，打造新聞、娛樂、生活的智能化綜合平臺。

四、現階段兩種臺網融合模式存在的局限

1.盈利模式單一。高度依賴財政支持，缺乏行之有效的盈利模式，是目前電視媒體臺網融合的普遍問題。短期內，廣告收入依然為電視媒體移動端的主要收入來源。這種單一的盈利模式存在較大的市場風險，首先，新聞客戶端的競爭日趨白熱化，廣告主更傾向于將廣告投放給內容更豐富多元的商業新聞客戶端；其次，大量刊登廣告會降低媒體公信力，違背政策驅動型臺網融合的初衷。從整個電視臺的情況來看，媒體融合要達到真正的融合，需要在Y本層面進行深入的整合，需要通過融資、跨界并購等方式吸引資本，進行不同組織形態的整合。

2.內容同質化。移動互聯網語境下，各種應用開始追求精細化、區別化。電視媒體臺網融合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同質化趨勢。鳳凰視頻是典型的PGC（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類新聞客戶端，在資訊選擇和形式上，采用人工篩選的形式，由編輯決定呈現何種內容，這種人工編輯模式容易造成資訊內容的同質化。而基于大數據挖掘、智能算法推薦技術的新聞客戶端如今日頭條等，采用“編輯+機器”的混合編排方式，通過數據挖掘和機器學習，分析用戶瀏覽、收藏、轉發、評論新聞資訊的行為，結合用戶所處方位、閱讀時間和習慣、所訂閱的主題和欄目，實現信息的精準推送，在同質化競爭中獲得優勢。

五、結語

政策驅動型臺網融合與資本驅動型臺網融合表現出不同的外部特征，各具利弊。電視媒體進行臺網融合，其實質是傳統廣電業態在新興媒體沖擊下的自我革新。臺網融合不能停留在“廣電+互聯網”的機械疊加階段，電視媒體要嘗試構筑“全媒體生態系統”，整合全媒體思維、體質機制、業態、產品、用戶、技術等要素。多屏化、移動化、社交化、場景化是全媒體產品的未來趨勢，信息共享、資源統籌、工作協調則是未來電視媒體的組織形式。學界普遍認為，2020年是我國傳統媒體融合的窗口期。能否形成良性的全媒體生態，將是電視媒體臺網融合成敗的關鍵。

篇5

中圖分類號：TP391.4

1 引言

隨著社交網絡的快速發展和廣泛使用，例如Twitter（https：//），Flickr（https：//），YouTube（https：//）和新浪微博（http：//），人們傾向于將自己的所見所聞、興趣愛好等以文本、圖像和視頻等多媒體的形式上傳至網絡來呈現和分享其觀點和情感。因此，即會導致文本、圖像和視頻等多媒體內容的規模正以顯示指數級態勢發生著爆炸式增長，而針對這些多媒體內容的處理及理解需求則日趨顯著與突出。相對于底層視覺特征層，人們只能夠感知和理解圖像、視頻的高層語義層，包括認知層和情感層。以往對視覺內容分析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理解圖像、視頻的感知層，即描述圖像、視頻的真實內容，如物體檢測與識別。然而，公眾對數字攝影技術的關注熱衷及對視覺內容情感表達的強烈需求，使得對圖像、視頻最高語義層―情感層的分析已然具有高度重要的研究和應用價值。

對多媒體內容情感層的分析屬于情感計算的一部分。情感計算的概念是由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Picard教授于1995年首次提出的，而于1997年專著《Affective Computing》則正式出版問世[1]。書中給出了情感計算的定義，即情感計算是指與情感相關、來源于情感或能夠對情感施加影響的計算，包含3個部分：情感識別、情感發生和情感表達[1]。

基于此，根據需要處理的多媒體數據類型，對多媒體情感層的分析可以分為4種：基于文本的情感分析[2]、基于音頻的情感分析[3-5、基于圖像的情感分析[6-7]以及基于視頻的情感分析[8-11]。其中，基于文本和音頻的情感分析比較成熟，圖像情感分析中人臉表情識別的研究也相對成熟，而關于普通圖像和視頻情感分析的研究相對來說，卻仍顯不足。對圖像情感識別的研究最初源始于人臉表情R別，因為人臉檢測和人臉識別的研究相對成熟，心理學對人臉表情的分類也已建立有清晰脈絡，此外更有大量的研究機構也成功建立了表情識別的數據庫[12-14]。

受到情感鴻溝和人類情感感知與評估的主觀性等基礎現實的制約，普通圖像的情感分析進展緩慢。不僅如此，圖像情感計算的發展還將需要心理學、藝術學、計算機視覺、模式識別、圖像處理、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共同支持，眾多領域學科的交叉使得圖像情感計算成為一個富有挑戰性的研究課題。本文對圖像情感計算的發展研究現狀進行了全面論述和分析。

1 情感的定義與描述

人類具有很強的情感感知和表達的能力，但是由于情感的復雜性和抽象性，人們很難將情感從概念上實現具體化和清晰化。心理學、生理學領域的科學家們早在18世紀就開啟了專門情感研究，并且推出了諸多情感理論來解釋情感是如何源起于產生的，如1872年的Darwin三原則理論[15]、1884年的James-Lange理論[16]、1927年的Cannon-Bard 理論[17]和1991年的Lazarus理論[18]。但是迄今為止，科學家們也仍未提出一個準確、全面且可得到一致認可的情感定義。

心理學中與情感相關的詞匯有emotion、affect、sentiment、mood、affective、emotional等，類似的中文詞匯有情感、感情、情緒、情感的、感情的等。心理學上認為情感、情緒與感情是3個嚴格不同的概念[1，19-20]，但計算機學科對此區分并不嚴格區分，一般只是籠統將其稱為情感。wikipedia上給出了一種情感的模糊定義，“情感是對一系列主觀認知經驗的通稱，是多種感覺、思想和行為綜合產生的心理和生理狀態”。心理學領域主要有2種方式來描述情感：離散情感狀態（CES）和維度情感空間（DES），或稱為范疇觀和維度觀[1，19-20] 。

1.1 離散情感狀態

持范疇觀的心理學家將情感分成相互獨立的范疇，而且在外部表現、生理喚醒模式上都存在一定的差異。近年來，持范疇觀的研究人員根據生物進化理論把情感分為基本情感和復合情感。不同的心理學家對基本情感的分類差異很大，從2類到幾十類也各有不等，具體的分類方法可以參照文獻[1，19-20]。研究中更具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Ekman把情感分為6類，即高興、憤怒、厭惡、恐懼、悲傷、驚奇[21]；Izzard 用因素分析方法，提出11種基本情緒，即興趣、驚奇、痛苦、厭惡、愉快、憤怒、恐懼、悲傷、害羞、輕蔑和自罪感[22]；Mikels 通過嚴格的心理學實驗，把情感分為8 類，即表示積極情感的娛樂、敬畏、滿意、刺激，表示消極情感的生氣、厭惡、害怕和悲傷[23]；Plutchik提出了一套情感的演化理論，認為情感有8種基本類型，但是每種情感又有3種不同的愉悅度（valence），即把情感分為24類[24]。還有一種模型是將情感分成積極和消極2類，或者積極、消極和中性三類。目前對表情識別的分類多是基于Ekman 的分類，而對圖像情感分類則以Mikels 的分類為主。

復合情感是由基本情感的不同組合派生出來的，可隨著個體認知的成熟而煙花發展，并隨著文化的不同而發生變化。Izzard認為復合情感有3類：基本情感的混合、基本情感和內驅力的集合、基本情感與認知的結合[22]。

用CES來描述和測量情感的優勢可分述為：

1）符合人們的直覺和常識，容易被人們理解和標注，有利于情感計算的成果在現實生活中推廣和應用；

2）有利于智能系統在識別情感后，進一步推理與之相聯系的特定心理功能和可能的原因，而后做出適當的反映。

但也需明確認識到CES的缺點，具體表述為：

1）哪些情感狀態或基本情感是必要的，目前研究者對此沒有統一的認識；

2）CES是對情感的定性描述，無法用量化的數字表達主觀的情感體驗，且其對情感的描述能力也比較有限。

1.2 維度情感空間

持維度觀的研究人員認為情感具有基本維度和兩極性，所有的維度構成一個笛卡爾空間，DES就將情感描述為該空間中的點，理論上該空間的情感描述能力是無限的，即能夠涵蓋所有的情感狀態。各種不同的維度情感空間可以參照[1][19][20]。常見的維度情感空間大多是3D的，如natural-temporal-energetic[25]、valence-arousal-control[26]、activity-weight-heat[27]等。比較典型的是愉悅度-激活度-優勢度空間（valence-arousal-control space，VAC，有些時候也稱為pleasure-arousal-dominance space，PAD）[26]。其中，愉悅度表示個體情感狀態的正負特性，激活度表示個體的神經生理激活水平，優勢度表示個體對情景和他人的控制狀態。具體的VAC三維情感空間如圖1 （a）所示[28]，從圖中不難看出，優勢度維度的取值范圍很小，而且只有當愉悅度呈現高峰值時才會有用。因此可以說，優勢度在描述情感過程中僅能發揮有限的的作用。大多數計算機學者用DES 描述情感時都不曾考慮優勢度，以愉悅度-激活度空間為主。但也并非所有的愉悅度和激活度的組合都能構成情感，能構成人們常見的情感狀態的愉悅度和激活度的組合范圍如圖1 （b）所示[28]。

用DES來描述和測量情感具有鮮明優勢，具體可論述為：

1）描述能力強，理論上能描述所有的情感類別；

2）易于對情感進行量化，以精確的數值來描述情感，解決了CES 情感標簽的模糊性問題，也一并消除了自感的描述問題。

但DES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分析可得如下結論：

1）不易于人們直觀的理解，給定DES的維度值，普通人無法識別出應該歸屬為哪種情感；

2）測試人員對DES的打分有一定的難度，由此導致較大的偏差。

2 圖像情感計算的問題描述

所謂圖像情感計算，是指計算機從圖像中分析并提取情感特征，使用模式識別與機器學習的方法對其執行計算，進而理解人的情感。根據情感的描述方式，圖像情感計算可以分為三大任務：情感分類、情感回歸和情感圖像檢索。

一個圖像情感計算系統通常包括如下3部分：

1）圖像預處理。 由于輸入圖像在尺寸、光照、顏色空間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異，在進行特征提取之前往往需要進行預處理。比如，把圖像尺寸調整到統一大小，把顏色空間轉換到同一空間等。在圖像情感計算過程中，預處理雖然不是一個專門的研究熱點，但卻會對算法的性能產生很大的影響。

2）情感特征提取/選擇。 特征提取與選擇是圖像情感計算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決定了算法最終的性能。該步驟的主要任務是提取或者選擇一些特征，并且使得其在類內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在類間具有很大的差異性。一般而言，用于圖像情感計算的特征可以分為底層特征、中層特征和高層特征。

3）模型設計。 模型設計是指根據圖像情感計算的任務來設計合適的模型，并以提取的特征作為輸入，通過W習的方法來獲得相應的輸出。情感分類是一個多類分類問題，可以直接采用多類分類器，或者轉換成多個二值分類。情感回歸是一個回歸問題，研究針對的是維度情感模型。情感圖像檢索對應的是如下檢索問題，即給定輸入圖像，查找與之表達相似情感的圖像。針對不同問題，可以采用的學習模型也將各有不同。

3 圖像情感計算的研究現狀與分析

本節對圖像情感計算的研究現狀進行總結與分析。首先從不同的分類角度綜合歸納了當前可高效用于圖像情感計算的技術特征，然后簡要介紹常用的機器學習方法，最后對已有方法存在的主要問題進行分析并給出可能的解決方案。

3.1 用于圖像情感計算的特征

如何提取與情感緊密相關的特征是情感識別的關鍵問題。根據所提特征的通用性（generality），可將已有的特征分為2類：通用特征和專用特征。根據所提特征的層次（level），可將已有的特征分為3類：底層特征、中層特征和高層特征。

進一步地，所謂通用特征是指計算機視覺里普遍適用的特征，設計這些特征的目的并不是為了用于情感識別，而是其他的視覺任務，如物體檢測。Yanulevskaya所使用的Wiccest特征和Gabor特征就是典型的通用特征[29]。而專用特征則是針對情感識別這一特定任務而設計的能夠表達不同情感的特征，比如常見的顏色、紋理等底層特征。

目前，絕大多數的情感特征提取工作都是基于藝術元素的，如顏色、紋理、形狀、線條等。針對每一種類的藝術元素，研究者們又設計了為數可觀的不同描述方法。關于藝術元素及常用特征的典型描述可見于如下：

1）顏色（color）有3個基本的屬性：色調、強度和飽和度。常用于描述顏色的特征除了這3個基本屬性的平均值，還有colorfulness、area statistics[30-31]等。

2）灰度值（value）描述顏色的亮度或暗度。常用的特征有lightness、darkness[30-31]等。

3）線條（line）是在某物體表面的連續的標記。主要有2種：強調線和非強調線。強調線，又稱輪廓線，勾勒出了一個物體的輪廓或邊緣，而非強調線則用于描述那些輪廓和邊緣未可堪稱重要的作品。不同的線條給人不同的感覺，如水平線代表平靜，給人輕松的感覺，垂直線代表強度與穩定，對角線代表緊張，曲線則表示運動。通常用于描述線條的特征有通過霍夫變換計算的靜止和動態線條的數量和長度[30]。

4）紋理（texture）用于描述物體的表面質量（surface quality），有的藝術家使用平滑的紋理，也有的人喜歡用粗糙的紋理。常用的有基于小波的特征、Tamura特征、灰度共生矩陣[30]以及LBP特征。

5）形狀（shape）是平的，具有2個維度：高度和寬度。Lu等人使用圓度（roundness）、角度（angularity）、簡單性（simplicity）和復雜性（complexity）來描述形狀[32]。

（6）形式（form）具有3個維度，即高度、寬度和深度，因此形式具有體積。

（7）空間（space）指物體之間、上面、下面或物體內部的距離或面積。

除了目前常規通用的底層表達，也有部分工作開始提取中層或高層的特征。Machajdik和Hanbury[30]提取了包括Level of Detail、Low Depth of Field、Dynamics和Rule of Thirds在內的構圖（composition）作為中層特征，同時也發掘包括人臉、皮膚在內的圖像內容（content）作為高層特征。Solli和Lenz使用每個興趣點周圍的情感直方圖特征和情感包（bag-of-emotion）特征來對圖像進行分類[27]。Irie等人提取基于情感的音頻-視覺詞組包（bag of affective audio-visual words） 的中層特征以及隱主題驅動模型來對視頻進行分類[33]。

3.2 常用的機器學習方法

圖像情感分類一般可建模為標準的模式分類問題，常用的分類器都可以用來解決此問題。根據建模過程，其中的有監督學習即可以分為生成式學習和判別式學習。相應地，判別式學習就是直接對給定特征條件下標簽的條件概率進行建模，或者直接學習一個從特征到標簽的映射，如Logistic回歸和支持向量機（SVM）等。生成式學習則分別對類別先驗和似然進行建模，而后再利用Bayes法則來計算后驗概率，如高斯判別分析和Naive Bayes。當處理多類分類時不僅可以直接采用多類分類器，也可以轉換成多個二值分類問題，常規策略有“一對一”分類和“一對多”分類。多種分類器可用來實施圖像情感的分類，其中進入使用流行的主要有Naive Bayes[30]、Logistic回歸[34]、 SVM[32，35-36]和稀疏表示等。

一般情況下，圖像情感回歸建模為標準的回歸預測問題，即使用回歸器對維度情感模型中各個維度的情感值進行估計。常用的回歸模型有線性回歸、支持向量回歸（SVR）和流形核回歸（manifold kernel regression）等。當前有關圖像情感回歸的研究仍屬少見，已知的只有使用SVR對VA模型所表示的情感嘗試，并實現了回歸[32，35]。

目前，已知的用于圖像情感檢索的方法主要有SVM[36]和多圖學習[37]等。

3.3 現有方法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可能的解決方案

3.3.1 所提取的底層特征與圖像情感之間存在語義鴻溝

目前的圖像情感識別方法主要仍是基于學習的方法，因此學習時所使用的特征決定了最終學習的分類器或回歸預測器性能的優劣。而時下絕大多數工作所提取的特征主要是基于藝術元素的底層特征，這就使得“情感鴻溝”極為顯著，學習所得的分類器的分類準確率較為低下，回歸預測器的預測結果誤差較大。基于此，如何進一步縮小這一鴻溝，即改進特征與情感類別或情感得分之間的映射關系，即已成為氣候工作的研究重點。

3.3.2 ]有從腦科學、心理學及藝術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中得到啟發

情感表達是一個多學科交叉的研究方向，現有的從計算機的角度進行情感表達的工作大多都未曾引入腦科學、心理學及藝術學等產生的豐碩研究成果，這極大地限制了圖像情感表達領域的發展、推進和完善。

在進行藝術作品創作時，藝術家不僅僅需要使用藝術元素，而且還要研究藝術原理，即把藝術元素進行組織與排列以產生特定語義與情感的各類規則。因此，使用藝術原理作為描述情感的中層特征，可能會對情感識別產生一定的幫助。

3.3.3 沒有考慮個性化的情感識別

目前絕大多數的情感識別工作對情感的處理都是基于期望情感的[38-39]，即圖像拍攝者或電影制作者創作作品時希望讀者產生怎樣的情感，或者基于大眾化情感，即大多數人所產生的類同式情感。這樣做雖然便于研究，但卻不符合實際情況，因為人的情感具有寬泛的主觀性，例如喜歡看恐怖片的人可能覺得這部影片并不恐怖。也就是說，不同人對同一圖像的情感反應是不同的，即情感評價是因人而異的，而且同一個人在不同時刻對同一圖像的情感反應也有可能出現不同，即情感評價是因時而異的。因此，課題重點就是需要研究每個人的真實情感。

要想解決上述問題，就需要為每個人都建立一個數據庫。人工標記顯然費時、費力，不過，把社交媒體中人們對圖像的評價作為對圖像情感的理解將不失為是一種近便且準確的方法。同時，還可以進一步考慮對社交媒體中情感的傳播和影響進行建模，即人們某時刻對圖像情感的理解可能受當時朋友情感的影響。

如果說只考慮期望情感將太過泛化，那么個性化的情感識別卻可能過于特殊，并且為之產生的計算復雜度還會很高。因此，介于期望情感和個性化情感之間的群體情感就可能會是一個合理的適用性解決方案。所謂群體情感，是指具有相同教育背景、生活環境和社會文化的人對同一幅圖像所產生的情感是相似的。

3.3.4 高層語義和情感的理解相互制約

人們產生情感，是由特定的知識背景與特定的語義所共同決定的。那么，考慮基于語義的圖像情感識別就應該更具備克星的真實性。但是，對圖像語義的研究本身即是一個尚未解決的疑難課題，這將使得運用語義進行情感識別還存在很大的困難。如果圖像語義分析技術達到了一定的技術水平后，圖像情感識別也必將獲得根本性解決。

3.3.5 目前用于情感表_測試的數據庫規模很小

現有已公布的圖像情感數據庫規模很小，大型的僅在2 000左右，小型的僅有200，這也限制了圖像情感表達的迅速發展，首要就是無法運用統計的思想和理論來發現其中的一些規則。而與此同時，社交網絡即給出了一種可能的應對方案，如何利用社交網絡上的大規模數據提高圖像情感的識別率，挖掘圖像情感之間的相互關系則需要研究學界的更大關注與投入。

3.3.6 沒有適用于圖像情感識別的理想學習策略

語音情感識別之所以發展得比較迅速，即是因為得到了與語音表達的機制相關的混合高斯模型和人工神經網絡的有效技術支撐。但是目前適用于圖像情感識別的學習策略或分類方法卻仍顯匱乏，而這又需要腦科學和機器學習等交叉領域研究的進化、提升與發展。

4 結束語

研究圖像情感計算，實現對圖像情感語義的分析對認知心理學、行為科學、計算機視覺、多媒體技術和人工智能領域的理論和技術發展均有促進作用。在過去的十幾年內，已有較多的相關工作獲得發表、并進入實踐。但是，圖像情感計算的研究仍然處在初級階段，仍有眾多問題未獲解決。本文在分析研究現狀的基礎上，總結出了現有方法存在的問題以及可能的解決方案，為后續研究提供了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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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一、南昌大學校園媒體現狀分析

目前，高校校園媒體信息傳播呈現新舊并軌的狀態，既有包括校報、校園廣播以及校園電視臺在內的傳統媒體，又包含了校園網絡、微博等新媒體。由多種媒體形式組成的校園信息傳播體系，成為傳播校園信息、豐富校園文化的載體，建構了引導高校輿論、傳播先進文化的陣地。南昌大學校園媒體體系主要概況如下：

（一）校報《南昌大學報》

《南昌大學報》是校黨委的機關報，是校黨委的“喉舌”，以“辦報育人”為己任，內容貼近校園文化和高校實際。《南昌大學報》為旬刊，共4版，版面分別由第一版首版，第二版深度報道，第三版校園生活和第四版副刊組成，目前已發行電子版。

《南昌大學報》的內容由直屬于南昌大學黨委宣傳部的昂揚記者團采編，包括校園生活的新聞策劃和采寫、校園重大新聞專題報道策劃以及對社會重大新聞事件進行時評采寫。校報擁有報紙的傳播長處，它記錄性好，便于反復閱讀，亦可作為資料長期保存，同時選擇性強，可以自由安排時間、選擇內容來閱讀。基于這些優勢，《南昌大學報》充分發揮其宣傳辦學水平、打造交流平臺和進行思想教育的作用。

（二）南昌大學電視臺

南昌大學電視臺，簡稱NCUTV，以“新聞立臺、教學興臺”為指導思想，主要版塊包括昌大新聞、校園生活、前湖訪談、影像昌大、家庭幽默錄像和校園文化，是校黨委的宣傳教育陣地，是全校電視新聞、節目及各類專題的制作平臺，并承擔全校學生電視媒體實踐的教學任務。

南昌大學電視臺設有4個職能部門，分別是總編室、新聞部、制作部和節目部，擁有60平米新聞演播室、400平米演播廳、高清數字攝像機和編輯、錄制系統、支持1000小時標清存儲管理的媒資系統。全校電視新聞宣傳、校園文化及學術活動的全程錄制、學校大型晚會直播和錄制等活動均由南昌大學電視臺制作。下設大學生電視記者團，方便學生進行節目策劃、電視攝像、新聞寫稿、后期制作等實踐活動，提高了學生的綜合素質能力。

（三）南昌大學廣播臺

南昌大學廣播臺包括青山湖校區廣播臺和前湖校區廣播臺。青山湖校區廣播臺成立于1958年，前身為江西大學廣播站和江西工業大學廣播站，1993年批準合并。電臺節目采用調頻發射，收聽頻率為FM76.0MHz，全天播音5小時，設有播音編輯部，運營監控部及廣告市場部。2004年，南昌大學前湖校區開辦校園廣播電臺“昌大之聲”，主要內容包括校園新聞資訊、體壇快訊、食面八方、榕樹咖啡廳等20檔精品欄目，豐富校園精神文明建設。

（四）校刊新聞雜志《昌大學生》

《昌大學生》是南昌大學唯一一本校刊新聞雜志，以“做昌大人自己的新聞”為理念，是學生通訊社的新聞平臺，前身為創刊于2005年的《學工簡報》雜志。內容上設有“前線”、“時話拾說”、“視線”、“封面故事”、“人物”等版塊，關注校園動態，立足新聞前沿。排版上采用彩色排版，為受眾提供多種閱讀方式。2011年，《昌大學生》創辦電子版，并添加副刊《走神》。每期《昌大學生》會免費發放至校園受眾，此外還可以通過電子版訂閱、下載電子雜志等方式閱讀雜志，并對雜志提出建議和發表閱讀感想。

（五）南昌大學家園網

南昌大學家園網于2000年創辦，是南昌大學最早的、由學生自主制作、管理、維護的校園新聞綜合網站。部門運作由中心組領導，實行站長責任制。創辦近10年來，南昌大學家園網成為南昌大學思想政治教育的網上引導平臺、學生工作的網上宣傳平臺、服務學生的信息平臺、家校多方的網上交流平臺。

南昌大學家園網創辦至今，形成了包括以校園新聞、學生工作、校園文化、校園資訊、家園社區為中心的五大板塊，為學生提供與學習生活息息相關的信息服務。學生工作版塊包含學工要聞、學院動態、通知公告、學生黨建、學生資助、學生教育、公寓管理、學生管理、信息查詢、院系考核等欄目。校園文化版塊下設前湖之風、前湖大舞、前湖詩會、前湖之韻、前湖賽場、青藍論壇等欄目。校園資訊版塊主要有團學時空、招生就業、昌海國防、教務在線等欄目。家園社區涵蓋博客話題、百事通、跳蚤市場、相冊聊天室等項目。

（六）南昌大學微博匯

微博是基于Web　3.0平臺新興的開放互聯網社交網絡平臺，可以通過手機或者電腦上傳文章和圖片，即刻表達博主的心情與狀態。從其傳播特性來看，微博具備手機發送文本的功能，這使高校學生廣泛使用微博成為可能。同時，微博的影響力基于博主被關注的數量，在高校范圍內，微博用戶的信息吸引力越強，其影響力就越大。在這種發展趨勢下，高校教育微博平臺的建立，促進了校園信息流通，推進了高教事業信息化發展。目前，南昌大學建有南昌大學微博匯官方微博、南昌大學家園網官方微博、南昌大學青年志愿者官方微博等，促進了高校信息資源共享。

二、南昌大學校園媒體功能分析

由于傳播環境不同，相對于其他媒體而言，校園媒體擁有獨特的功能，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及時傳播信息、搭建溝通平臺

從新聞學角度來說，信息是指能夠消除受信者不確定性的東西。因此，提供信息，是校園媒體的首要功能。師生需要校園媒體，首先是因為它能滿足師生獲取信息的需求。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受眾對信息的需求呈現多樣化的態勢。師生這個受眾群體，既有普通受眾的特點，又有其特殊性。除了接觸主流媒體之外，對于校園各類信息的需求促使師生關注校園媒體。在這種條件下，校園媒體則充分發揮溝通信息主渠道的功能。

通過南昌大學校園媒體現狀分析，筆者發現，校園媒體形式各異，卻均以校園信息作為其主要傳播內容。比如，學校工作決策和發展措施與師生切身權益息息相關，是師生群體關注的焦點。校園媒體第一時間為師生解讀學校決策和公布校園日常管理事項，促進了校園內部的溝通互動，推動了校園輿論環境建設。此外，校園媒體還將報道重心放在為師生答疑解惑上，回答師生所關心、所渴望了解的情況，搭建家校溝通平臺。在校報、家園網等校園媒體上，開設了信息反饋這一板塊，為師生表達建議、提出問題、發泄情緒、疏通矛盾提供了平臺，發揮了和諧校園輿論建設的的“減壓閥”作用。

在這種良性循環中，校園媒體“上情下達”、“上下通透”的角色，既能反映來自師生的意見和建議，又能及時準確地權威信息，增強了校園媒體傳播的正效應。同時，經由校園媒體傳播的信息，構成了社會各界了解學校的擬態環境。在這個環境中，校園媒體培養了師生的集體榮譽感，為外界了解學校和信任學校提供了渠道，為學校長遠發展營造了和諧的外部環境。

（二）宣傳引導并重、構筑輿論環境

宣傳與信息傳播一樣，是一種普通的社會現象，兩者相互融合。從新聞學角度看，宣傳時運用具有含義的符號傳播一定的觀念，進而影響受眾的思想和行動的社會行為。當代大學生身處信息爆炸時代，能否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能否正確地認識外部環境，對其成長至關重要。因此，高校校園媒體在傳播信息的同時，應發揮其宣傳引導作用，為校園構建正確的輿論環境。

校園媒體在校園輿論的形成過程中，不僅是材料的提供者和意見的反饋者，同時也發揮著積極的作用。首先，校園媒體通過向師生提供源源不斷的信息，形成校園信息環境，作用于師生的認知。通過校園媒體內容分析可以發現，正面宣傳學校黨委的決策、構建和諧校園建設方面的內容占校園媒體信息傳播的主體，這一舉措，潛移默化地對師生進行輿論引導。其次，校園媒體通過具體報道引導師生意見。在對事實的報道中，校園媒體通過宣傳先進人物事跡、關注校園熱點問題來營造積極向上的校園氛圍，為和諧校園建設提供精神支持。比如，南昌大學校園媒體在關于“大學最美教師石秋杰老師”的專題中，通過報道石秋杰老師愛崗敬業、潛心科研、愛生如子的感人事跡，全校教師掀起學習師風師德。由此可見，校園媒體在導向校園輿論的作用是強大的。正確利用這種作用，將為營造健康向上的校園輿論環境、發揮校園輿論正面效應奠定堅實的基礎。

（三）培養學生能力、提高綜合素質

學生培養是高校工作的核心。校園媒體從內容形式，到采寫編播，都圍繞著學生展開。首先，校園媒體報道的內容貼近師生的工作學習和生活，擁有其他媒體無法比擬的貼進性。

其次，各個校園媒體下，均設有由學生組成的采寫編播團隊。在部門老師的指導下，學生可以通過實踐活動，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鞏固所學的知識體系。

[基金項目]本文系南昌大學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項目《高校校園媒介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調查及研究》成果，項目批準號11XSZ0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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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孔子學院自2004年成立以來，便在不斷擴大與發展，截至2015年底，全球134個國家（地區）建立了500所孔子學院和1000個孔子課堂。作為中國發展對外關系的重要策略，孔子學院具有無可替代的價值。然而，隨著信息時代的來臨，孔子學院傳統的課堂講授模式已不能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1]。不僅如此，師資力量不足、教材短缺一直阻礙著孔子學院的發展[2]。于是，孔子學院在線教育模式便應運而生。

近年來，發展孔子學院在線教育更是作為一項國家戰略被提上日程。在如今的“互聯網+”時代，信息技術正在推動傳統學校教育進行改革和重構，在教育信息化和“互聯網+”飛速發展的背景下，如何發展孔子學院在線教育顯得尤為重要。[3]

孔子學院目前主要以面授和使用紙質教材為主，未來轉型后應實現以現代信息技術和多媒體網絡教學為主的模式，而網絡孔子學院作為面授教學方式的重要補充，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創設網絡教學環境，全方位拓展對外漢語線上教學，是教學模式的一種創新，也是信息技術促進教育改革的必然選擇[4]。然而，與當今時展需要所不匹配的是，關于網絡孔子學院的實施現狀和發展方向的文獻屈指可數。

本文以孔子學院在線教育發展的一個縮影――網絡孔子學院的發展為著眼點，通過對其運行模式、涵蓋內容等方面的調查，結合作者自身體驗網絡孔子學院教學模式的感受，運用內容分析法，對當今網絡孔子學院實施現狀進行了總結，并對其發展提出了一些建議。

一、網絡孔子學院發展現狀

（一）網絡孔子學院發展概述

2014年5月，網絡孔子學院在線課堂正式上線，由國家漢辦/孔子學院總部主辦，是服務于全球漢語愛好者及全球孔子學院師生的綜合性、權威性門戶網站，肩負著提供漢語教學資源、促進中外文化交流、體驗網上即時互動與個性化服務的重要責任。截至2016年5月5日，網絡孔子學院學生數量已超54.6萬人，授課教師共計4123人，在線課程超過30萬堂。

（二）網絡孔子學院的功能定位

網絡孔子學院作為一個免費提供漢語和中國文化學習資源的平臺，在功能的構建與內容的組成上已經具有初步完善的模型，主要分為以下4個模塊：具有教學功能的新聞帶讀；具有互動功能的在線學習課件與模擬考試；展示各地孔子學院風采的報道，包括孔子學院的名師講堂視頻；中國文化集錦資料庫（如中醫、藝術、文學、功夫、美食、茶酒、民俗、文化遺產等）[5]。同時，網絡孔子學院作為實時互動類在線授課系統，能夠讓教師一邊播放PPT進行講述，一邊與學生進行語音溝通。此外，在線課堂具有畫筆和投票功能，已登錄的會員還可以通過留言的方式與教師進行交流。[6]

（三）網絡孔子學院的網站構建

1.涵蓋范圍

網站設有58個頻道，涵蓋漢語學習、中國文化、教學資源、互動社區、孔子學院五大內容領域，擁有漢語、英語、法語、德語、阿拉伯語、西班牙語、俄語、韓語、日語、泰語等語言版本，了1.2萬多個不同類型的學習課件，以及近千小時的音視頻多媒體內容，為全球漢語學習者、教師以及中國文化愛好者提供了豐富的漢語學習資源和多彩的文化內容，并為用戶學習漢語提供及時高效的服務和支持，有助于吸引更多國際學生，提高孔子學院的國際影響力。

2.課程內容

網站提供可供互動的在線課堂、點播課、可回訪的課堂和直播課堂預告四類學習模式，按授課內容可分為綜合文化、商務漢語、旅游、交際漢語、基礎漢語、認證培訓、人物、教學資源、中醫、藝術、文學、功夫、美食、茶酒、民俗、文化遺產、電影、娛樂、新聞19類。學習者可以通過對課堂、系列課或教師的搜索找到自己想學習的課程，課程內容廣而全，包含了中國文化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3.服務功能

首先，在系統功能方面，網站支持多種語言，同時擁有完善的搜索功能。訪問者可以通過內容分類、授課語言、難度級別、適用人群、課程形式、教學目的、內容屬性等對所需課程進行細致篩選，以獲取理想的n程（見表1）。

其次，在用戶資源管理方面，網站有較為完善的體系。注冊用戶可以在用戶后臺查詢到曾經進入的課堂、系列課程版塊，曾經下載的課件；網站還會記錄用戶的學習軌跡，方便用戶復習。

最后，在客服服務方面，網絡孔子學院的表現也可圈可點。網站設置了“幫助中心”和“在線客服”，6位客服每天工作時間均為6小時，用戶可以聯系客服，提出建議、投訴或交涉合作事宜。

二、網絡孔子學院存在的問題

（一）網站各語言版本信息不同步

通過對比中文、英語、西班牙語、法語四種不同語言的網站版本發現，在多個語言版本中，中文版的更新較為及時，其他三個版本的內容更新存在延遲現象，且各網站的內容有70%以上的不同。總之網絡孔子學院多語種版本的內容更新速率差異大，外語版本的更新速度相對滯后。[7]

（二）注冊方式不便利

網絡孔子學院的合作平臺是新浪微博和騰訊QQ，兩者是中國大眾廣泛使用的社交媒體。雖然網站設置有臉譜網和推特的鏈接，但用戶無法連接注冊[8]，無法進行評論交流，這也直接導致了在線課堂中的聽眾幾乎全為“游客”，而網站規定“游客”無法在課堂上發言、在課程結束后發表評論，或與教師進行交流。這種由注冊方式引起的一系列問題亟待解決。

（三）教師開課資格有待考察

筆者通過對網絡孔子學院在線課堂的大量考察發現，由于網站屬于公益性質，大多數教師年齡小、資歷淺，對傳播中國文化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促使其懷著“一腔熱血”開設課程，但其在不具備相應素質和缺少經驗的情況下難免會出錯。與此同時，筆者發現有些教師在開設中英雙語課程時，雙語水平不足，這對于語言教育來說是很不利的。此外，教師在開課前并未接受相關指導和培訓，在教學方式和課程內容的把握上難免有所欠缺。

（四）教學內容的表現形式單一

網絡孔子學院在線教學的主要方式是播放PPT。主講教師坐在電腦前通過PPT授課，但PPT必須經過轉碼后才能呈現在課堂中，這也導致PPT無法顯示動態效果，只能以簡單的文字和圖片形式呈現[9]。部分主講教師全程幾乎只是簡單地逐字逐句念著PPT上的文字，這種帶讀模式顯然不能適應求學者的需要。

（五）師生聯系與互動有限

在短短幾十分鐘的課堂上，由于學生很少發言，“游客”無法發言，師生之間的互動十分有限。學生在課堂上的問題無法得到解答，在課后難以獲得教師的聯系方式進行咨詢，網絡孔子學院也沒有提供相應平臺供學生之間進行問題討論與交流，這顯然不利于學生了解和消化知識。

（六）學生難以選擇合適的課程

網站只將課程分為了入門、初級、中級、高級四個等級，這種分類方式很難使學生真正了解自己的中文水平，進而難以選擇相應的課程。加上不同的教師對于學習難易程度的理解也不一樣，學生在選擇課程時難免會因為缺少系統性教學而“少學”“漏學”，無法形成知識體系。

（七）學生學習動力難以維持

網站沒有對學習者設立督促機制，學習與否、學習內容、學習時間完全取決于用戶個人喜好，因此學生的學習動力難以維持。

三、網絡孔子學院發展建議

（一）加強網站建設

在網站更新方面，網絡孔子學院應提高各語言版本的更新速度，盡量做到與中文版步調一致，同時努力開發更多的語言適用版本，以滿足更多國家漢語學習者的需求；在注冊方式方面，推進與臉譜網、推特等國外主流社交媒體平臺的合作，方便用戶注冊學習；在教師資格考核方面，應設立調查小組和監管機構，對開課教師的學歷、語言能力、發音水平、教學方式等進行測試，并將不符合資格的教師剔除，對即將“上崗”的合格教師加以培訓和指導。

（二）改善教學方式

網絡孔子學院應提供更多功能的教學系統，如作業系統、測試系統等，作為在線課堂的補充內容。還可以增加一些趣味功能，如“擊鼓傳花”的點名機制等。此外，可以設置課后作業批改系統，這不僅有助于加強學生對知識的理解、糾正錯誤，更能促進師生之間的互動，使教學事半功倍。此外，可以建設論壇，方便師生、學生之間進行交流，同時完善教師個人主頁，使學生可以通過留言或聊天窗口跟授課教師進行課后溝通。

（三）豐富網站功能，吸取國外同類網站經驗

針對學生選擇課程難的問題，筆者認為網站可以提供“漢語能力水平測試”，在用戶注冊后即通過簡單而全面的測試系統對用戶漢語水平進行評分，并推薦相應的課程。這不僅使用戶對自身漢語能力有更準確的認識，更有益于其選擇適合自己的課程。此外，對于系列課程而言，網絡孔子學院可以提供對教師的“關注”功能或課程更新的“提醒”功能，方便用戶跟進學習進度，第一時間掌握最新信息。

德國的歌德學院網站、西班牙的塞萬提斯學院網站等設置模式對網絡孔子學院的發展有一定的借鑒價值。歌德學院網站和塞萬提斯學院網站均設置了在線測試功能，系統根據測試結果顯示學習者的語言水平，為學習者選擇適合的課程提供了參考。[10]

（四）借鑒國內相關網站優勢

國內的一些在線教育網站也值得網絡孔子學院學習。例如，教育部、財政部在“十二五”期間啟動實施的“高等學校本科教學質量與教學改革工程”支持建設的高等教育課程資源共享平臺――“愛課程”網系統，其在學習社區、學習群組、學習筆記和個性化設置方面別具一格。學習社區可供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記錄自身感悟，與他人共享學習資源、學習筆記，交流學習心得。學習群組則是課程交流平臺，設置有課堂互動、答疑解惑、學習筆記、資料分享和教學活動等專題，學生可以在課后與教師充分交流，并及時了解課程的最新消息。果殼網的“簽到”功能和“廣場”功能等個性化設置也值得網絡孔子學院參考。“簽到”功能可以起到督促學習的作用；“廣場”功能可以讓學生發表帖子進行討論（類似百度貼吧的交流模式），起到提升學習動力的作用。

（五）結合當地文化背景

孔子學院應當重視個性化和國別化的學習，根據當地居民不同的學習需求設置不同的教學內容[11]。在此基礎上，不斷更新網站頁面O計，有針對性地提升學生的學習動力，以適應求學者的學習需求。

四、研究結論及啟示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和“終身學習”概念的普及，在線教育的發展勢頭更加強勁。“互聯網+”時代的來臨使傳統教育模式發生了重大變化，網絡一代的學習者更習慣于“不教”的學習方式。美國心理學家霍華德?加德納將當今信息時代的年輕人稱為“APP一代”。他指出，這一代人的學習方式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他們習慣于從網絡、電視、動畫中學習，對依賴課本和輔助材料獲得信息的學習與授課方式越來越沒有耐心[12]。與此同時，中國的大國地位在國際上日益顯著，越來越多的外國人有了學習漢語的需求，“漢語熱”席卷全球。可以說，網絡孔子學院的建立是適應時展和人民需求的。網絡孔子學院應基于自身承擔的責任，充分利用互聯網，開發網絡漢語教學的在線資源和軟件資源，營造關于中國語言和文化信息的沉浸式虛擬環境，為漢語學習者及漢語教師提供在線學習、漢語新聞、精品課件等相關資源，方便漢語愛好者自學[13]。網絡孔子學院的課程，除了豐富漢語教學的內容外，還應在漢語師資培訓、教學教法改革等方面進行探索，最大化地利用網絡資源，采用最新的網絡教學手段，“將世界上最優質的教育資源送達到地球最偏遠的角落[14][15]，將在線教育與孔子學院發展相聯系，促進中華文化與世界文化的交匯融合，賦予孔子學院新的時代意義。[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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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中圖分類號】G6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604（2015）10-0008-05

社會領域是幼兒園五大課程與教學領域之一。近年來，隨著人們對幼兒社會性發展與教育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相關研究也越來越多。為了解當前學前兒童社會性發展與教育的研究狀況，筆者收集了2011年至2013年與學前兒童社會性發展與教育相關的最新研究文獻，包括相關著作、國內外相關專業期刊、碩博論文等，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文獻梳理，綜述如下。

一、關于學前兒童社會性發展特點與影響因素的研究

了解學前兒童社會性發展特點與影響因素是對學前兒童進行社會性教育的基本前提。研究者在這兩方面做了許多研究。

1.關于學前兒童社會性發展特點的研究

馬婷婷（2013）采用陳會昌編制的《兒童社會性量表》，對245名3～6歲幼兒進行了調查，以研究幼兒社會性發展的性別、年齡特征。調查發現，在社會性發展的總分上幼兒的性別差異不顯著，年齡差異顯著。〔1〕張蒞穎、孫敬（2012）選取河北保定市186名4～7歲流動兒童作為研究對象，同樣采用陳會昌編制的這一量表進行了調查，結果發現，與常模相比，學前流動兒童社會性發展總分符合常模正態分布;學前流動兒童社會性發展總分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男孩總分高于女孩;學前流動兒童社會性發展總分隨年齡增長、家庭定居市區時間的增加及母親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2〕

圍繞幼兒社會性發展的一些重要方面，研究者進行了比較細致的探討。例如：吳育紅（2012）分析了幼兒同伴交往中存在的問題及影響因素，指出城市化生活壓縮了幼兒同伴交往的空間，家庭結構的變化導致幼兒缺少交往對象，教育者的教養觀念也影響了幼兒的同伴交往。〔3〕郭苗苗（2012）對自由活動中大班被忽視幼兒的同伴交往行為進行了個案研究。〔4〕張鳳（2011）則運用問卷調查法、情境訪談法和現場觀察法，對5～6歲幼兒的同伴沖突解決策略進行了探究。〔5〕王芳、劉少英（2011）選擇了3個班級的幼兒，對他們的同伴關系進行了為期三年的追蹤研究，以探究幼兒同伴關系的發展特點及交往能力的培養策略。〔6〕有研究者對幼兒親社會行為的發展特點進行了研究。賴佳欣、楊恒、郭力平（2012）通過層層遞進的7個分享實驗，考察了不同教育環境中3歲和5歲幼兒的分享行為特征，結果發現，5歲幼兒利他趨向顯著高于3歲幼兒，且5歲幼兒在分享行為中已表現出一定的策略性;幼兒的分享行為不存在明顯性別差異;教養環境會影響幼兒的分享行為;在無涉自身利益或關涉自身利益但無法把控結果的情況下，幼兒的分配行為更趨公平。〔7〕趙科等人（2013）則采用《兒童氣質教師問卷》和《幼兒責任心問卷》，對357名4～7歲幼兒進行了調查，以研究不同氣質類型幼兒的責任心發展特點。〔8〕羅麗（2012）就3～6歲幼兒分享行為的特點、動機與影響因素，對北京市598名幼兒的分享行為和動機開展了教師評定問卷調查，并且對2所幼兒園240名幼兒的分享動機進行了問卷調查。研究發現，（1）隨著年齡的增長，3～6歲幼兒分享行為的表現越來越好，但幼兒分享行為的發展不是勻速的，4～5歲是幼兒分享行為發展的關鍵時期。（2）在分享行為的發生頻率、類型及水平上，女孩的得分顯著高于男孩。（3）幼兒分享行為的動機可分為同情利他、獲得朋友、外貌吸引、不喜歡分享物、服從規范、逃避懲罰和互惠互利等七種。在有動機提示情況下，幼兒的分享行為顯著優于沒有動機提示時的表現。（4）同情利他是3～6歲幼兒分享行為的主要動機，但不同年齡幼兒的分享行為動機類型分布存在顯著差異。隨著年齡的增長，幼兒分享行為的動機日趨復雜。〔9〕李靈子（2011）對2～3歲幼兒的同情與親社會行為的相關性進行了研究。〔10〕鐘佑潔、李艷華、張進輔（2012）基于社會信息加工模型理論，運用問卷調查法和個別訪談技術，對幼兒攻擊行為的一般特征及其社會信息加工過程進行研究，以探討身體攻擊幼兒和關系攻擊幼兒的社會信息加工特點。研究表明，3～6歲幼兒的攻擊行為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男孩的攻擊行為多于女孩，身體攻擊幼兒和關系攻擊幼兒存在一定程度的社會信息加工缺陷。〔11〕曾娟、谷中玉（2012）通過自然觀察法對混齡班幼兒引發同伴沖突的原因進行探究，發現動作意圖誤解、故意挑釁、物品爭議、空間和位置爭議是引起混齡班幼兒同伴沖突的主要原因，研究者據此提出了相應的建議，以幫助混齡班教師更好地處理幼兒間的沖突。〔12〕

2.關于學前兒童社會性發展影響因素的研究

有相當數量的研究集中探討了父母教養方式等家庭因素對幼兒社會性發展的影響。劉麗莎等人（2013）在一項短期的跟蹤調查中發現，父親參與教養的質和量都會對幼兒的社會性發展有重要影響。〔13〕劉國艷、陸克儉（2012）為了解嬰幼兒早期社會性發展與母親個性的關系，采用問卷調查法對深圳市22 所托幼機構親子班的867 名月齡為30～36個月的嬰幼兒的母親進行隨機抽樣調查。結果顯示，（1）嬰幼兒早期社會性發展異常與母親的情緒不穩定有關。（2）母親的個性特點對嬰幼兒早期社會性發展有預測意義，如母親情緒不穩定是導致嬰幼兒出現心理和行為問題的原因之一，又如母親外向型的個性特點有利于嬰幼兒早期社會性的良好發展。〔14〕薛建夢（2013）發現祖父母的教養方式也對幼兒社會性發展有重要影響。〔15〕許鳳麟、牛靜靜（2013）發現特殊結構家庭對幼兒的社會性發展有重要的負面影響，如導致幼兒自制力差，社會認知偏差等。〔16〕張彩霞（2013）則研究了家里的電視等媒體設備對幼兒社會性發展的影響。〔17〕國外研究者也研究過電子設備等對幼兒社會性發展的影響。例如，Yongsuk Kim等人（2012）研究了用多媒體播放童話故事與幼兒親社會行為間的相關性。結果表明，在多媒體條件下，聽童話故事有利于顯著提高幼兒的親社會行為，尤其是幫助和分享行為。〔18〕

正如錢立英（2012）在其對幼兒社會性發展的研究述評中指出的那樣，當前對幼兒社會性發展影響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學校和同伴關系三個方面。〔19〕除家庭因素外，幼兒園教師和同伴對幼兒的社會性發展也有重要影響。劉海紅（2012）利用有關幼兒間發生糾紛及教師介入處理的錄像，對日本幼兒園教師進行了訪談，了解其是如何看待幼兒糾紛及教師的介入的。結果表明，教師們普遍認為幼兒間發生的糾紛對幼兒的成長有幫助，可以提高幼兒的社交技能。教師應適時、適當地介入幼兒的糾紛，可先對幼兒的感受表示理解，等幼兒情緒穩定后，再鼓勵幼兒思考解決辦法。教師重視利用糾紛讓幼兒學習理解他人，學會換位思考。〔20〕王振宇（2012）指出，兒童早期的性別化發展對其今后人格的最終形成和社會適應程度具有深遠影響，呼吁人們關注幼兒園男女教師比例懸殊以及幼兒性別化發展問題。〔21〕

二、關于幼兒園社會領域教育的研究

3～6歲是幼兒社會性發展的重要階段，幼兒園社會領域教育的實施效果會直接影響幼兒的社會性發展。因此，幼兒園社會領域教育也是研究者非常關注的研究領域。從這三年的相關研究文獻看，研究者關注的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1.關于幼兒園社會領域教育的意義與價值

相關研究多采用文獻分析法。研究者主要通過查閱教育家文集及各個歷史時期有關幼兒園社會領域教育的文獻資料，試圖以古觀今，分析幼兒園社會領域教育的發展趨勢，提出對當今幼兒園社會領域教育的意見建議，并預測今后幼兒園社會領域教育的發展方向。例如，梁瑞雪（2013）整理了我國不同時期幼兒園社會領域教育的特點，分析了我國幼兒園社會領域教育的發展趨勢。〔22〕李彥琳（2012）分析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幼兒道德教育的變革。〔23〕甘劍梅（2011）對幼兒園社會領域教育的內涵、性質及社會地位進行了梳理，認為社會領域教育具有常識性、道德性、生活性、人文性等特點，認為社會領域教育在幼兒園課程體系中應占據導向性地位。〔24〕

2.關于幼兒園社會領域教育的目標與內容

《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試行）》（以下簡稱《綱要》）對幼兒園社會領域教育的目標和內容等作出了較詳細的規定。然而，有研究者將《綱要》與幼兒園社會領域教育實踐聯系起來分析發現，《綱要》提出的目標失之于寬泛籠統，對一些教學經驗不足的教師來說，指導性和操作性都不強。嵇B（2012）具體分析了中、美、日、英、俄五國幼兒園社會領域教育的目標，發現中國對相關目標的界定不夠全面、相對空泛。〔25〕于開蓮（2012）從結構和具體內容兩方面詳細比較了我國不同地區（上海、香港）以及日本、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國幼兒園社會領域教育的目標，發現幼兒園社會領域教育均強調了幼兒自我系統的發展、人際交往和人際關系的建立、對他人的理解與認識及關愛和尊重、遵守社會行為規則和養成良好的社會行為習慣、認識周圍環境等方面。〔26〕2012年底，教育部出臺了《3～6歲兒童學習與發展指南》（以下簡稱《指南》），對之前《綱要》提出的相關目標作了進一步的細化，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原本幼兒園社會領域教育目標失之寬泛籠統，指導性和操作性不強的問題。

3.關于幼兒園社會領域教育實踐的有效性

研究者試圖通過分析目前幼兒園社會領域教育實踐的現狀，尋找對幼兒社會性發展最有利的教育方式和實施路徑。嵇B（2012）采用內容分析方法，對幼兒園社會領域集體教學活動內容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當前幼兒園社會領域的集體教學活動在內容安排上不夠均衡，比較受重視的內容是“親社會行為和人際關系”“社會文化與節日慶典”“社會環境”“情緒情感”等，而有關“個性品質”“生活技能與行為習慣”“禮儀教育”“安全與生命教育”“理財教育”等的內容不太受重視。〔27〕亢琪（2013）通過問卷調查、文本分析、錄像分析、集體訪談等研究方法，分析了當前幼兒園社會領域教學活動的組織實施現狀，對教師設計和組織社會領域教學活動提出了相關建議。〔28〕嵇B（2013）通過對幼兒園社會領域教學活動個案的分析，提出社會領域教育要在堅持幼兒主體地位的基礎上，注重體驗與實踐，且需不斷重復和堅持，還需建立良好的師幼互動關系。〔29〕還有研究者進行了更細化的研究。例如，馬潔然、周念麗（2012）認為小班幼兒已經具備了初步的移情能力，可以通過家庭教育與幼兒園一日活動相結合的方法，尤其是可以利用幼兒與同伴的交往，提高幼兒的移情能力。姚素慧（2012）針對社會退縮幼兒的特點，為幼兒園教師提供了促進幼兒健康發展的建議，如建立溫馨的師幼關系，創設良好的同伴游戲環境等。〔30〕

研究者還嘗試通過一些實證研究來探討幼兒園社會教育實踐的有效性。Betsy L. Schultz等人（2011）考查了“社會和情感能力學習課程”對幼兒行為改變的效果，結果發現，“社會和情感能力學習課程”確實對幼兒行為的改變有積極影響作用。〔31〕馮承蕓等人（2013）研究了深圳“兒童早期發展項目”對幼兒情緒社會性發展的影響。研究者按年齡分層抽取822名符合條件的幼兒，請這些幼兒的家長填寫《中國12～36月齡幼兒情緒社會性發展評估量表》。半年后，研究者對其中參與“兒童早期發展項目”的244名幼兒進行復測。結果發現，“兒童早期發展項目”強調的家庭科學育兒與機構教育服務相結合，的確有助于幼兒情緒社會性的發展。〔32〕孫巧鋒、鄭福明（2012）依據欺負行為發生的冷認知理論，采用實驗干預法，對有欺負行為傾向的幼兒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移情訓練。結果表明，通過移情訓練可以有效減少幼兒的欺負行為。所謂冷認知理論，即是從幼兒內在心理特點出發分析幼兒欺負行為的一種理論假設。這一理論認為，有欺負行為傾向的幼兒在欺負他人時知道如何去傷害對方，能很好地把握對方的心理。他們欺負別人只是喜歡給別人造成痛苦，也就是說，他們缺乏移情能力。〔33〕周念麗（2012）提出了幼兒園社會領域教育“一腦三育”理論，“一腦”是指“社會腦”理論假設，“三育”是指社會交往中的禮儀教育、社會生存中的安全教育和社會情緒中的情緒管理教育。〔34〕

三、當前學前兒童社會性發展與教育研究的不足與未來展望

基于對當前學前兒童社會性發展及社會領域教育實踐研究現狀的文獻梳理，我們看到，當前這一領域的研究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總體上存在著研究對象有缺失、研究內容不系統、研究方法較簡單等問題，亟待加以改進。

從研究對象看，已有研究大多以3～6歲幼兒為研究對象，僅有極少數研究者關注到0～3歲嬰幼兒社會性發展的特點并展開相關研究。隨著人們對0～3歲嬰幼兒早期發展與教育重視程度的不斷提高，今后有必要加強對0～3歲嬰幼兒早期社會性發展特點及教育的研究。

從研究內容看，已有研究主要側重在對分享、合作等少部分親社會行為的研究上，對影響幼兒社會性發展因素的探討也大多局限在家庭因素方面。隨著時代和社會的變遷，當前社會文化環境，尤其是電子媒介等，對幼兒社會性發展的影響亟待加以研究。此外，對幼兒園社會領域教育的研究大多是對社會領域教育目標與內容的文獻研究，或是結合《綱要》《指南》等政策文件對幼兒園社會領域教育活動作分析，而很少從幼兒園一日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入手，具體探討如何通過專門性教育活動和滲透性活動提高幼兒園社會領域教育活動的有效性。相比美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就廣泛應用社會情緒教學金字塔模型等理論開展社會領域教育實踐研究，我國對社會領域教育活動有效性的研究亟待加強。〔35〕

從研究方法看，一些研究者開始嘗試采用追蹤研究、教育干預研究等方法進行較長時期的實證研究（主要是一些碩博論文的研究），以探討社會領域教育的有效性，這是令人欣喜的。不過，大部分研究還是以教師和家長的評價為主，評價的準確性有待提高。另外，在研究對象的選取上比較單一，要么選幼兒，要么選成人，很少有將兩者結合起來綜合加以研究的成果。在這一方面，建議借鑒國外有關研究的經驗。例如采用交叉序列研究方法，既做橫向調查研究，也做縱向追蹤研究，而且同時考慮幼兒與成人兩個群體，從而對幼兒社會性發展進行多角度的、較全面的印證和評價研究。有研究者甚至對研究對象進行了從幾個月大到幾歲的追蹤研究，有的還追蹤到其成年后的發展，以研究社會領域教育的長效性問題。這種研究往往有大量的數據支持，科學性比較強。這一研究范式對我國今后開展幼兒園社會領域教育研究具有較好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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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Analysis 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of Early Childhood：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of Year 2011 to 2013

Hong Xiumin， Jiang Liyun

篇9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新媒體的興起正在如何重構我們的社會?這已成為傳播研究的熱點課題。社會理論家卡斯特(Castells, 1996)在他的《網絡社會的崛起》一書中指出:新媒體技術帶來信息來源的多樣化、受眾使用與接受的分散化,使得“大眾社會”逐漸演變成“片段化社會”(segmented society)。然而,到底這一過程是如何展開的?更具體地,社會結構和媒體生態層面的宏觀變化是否、以及如何整合進普通民眾的微觀認知與信仰系統(belief systems)?新媒體的采納和使用是否、以及如何影響社會成員對自己在中國這樣日益分化的社會(陸學藝,2002;李強,2002;孫立平,2004;李春玲,2005a)之中位置的感知與評價?目前在新媒體研究領域,以“創新擴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和“數碼溝”(digital divide)等為理論指引(例如Zhu & He, 2002; Warschauer, 2004),不斷證實了新媒體資源在不同階層之間的不平等分布。針對社會分層與媒體分化之間的關聯,也有諸多學者的闡述。如美國學者塔洛(2003)提出區分兩類不同性質與功能的媒體(“階層塑成型”與“社會塑成型”),并認為支撐媒體產業的廣告業的發展、以及新媒體技術的出現,正逐步加劇“階層塑成型媒體”――即強調階層分化、服務群體利益的媒體在社會中的主導地位,從而加劇了美國社會的隔絕與分裂。孫瑋(2002)、段京肅(2004)等則探討了中國社會分層背景下的媒體分化及其權力不平等問題。但在經驗層面上,對新媒體使用的具體模式和情境是否及如何影響階層認同的研究則尚付厥如,有關媒體使用整體上如何影響主觀階層認同的研究亟待深入。

另一方面,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階層結構的急劇變動,中國學者運用各種指標分析中國社會的階層結構(如陸學藝,2002;李春玲,2005a)。與此同時,學者們也開始有意識地關注和研究公眾想象、認知和評價自身的階層位置――即主觀階層認同(subjective strata identity)的問題。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是由李培林領銜的中國社科院研究團隊(李培林、張翼、趙延東、梁棟,2005)和劉欣(2001,2002)的研究。他們以“階級意識”或“階層意識”為核心概念,通過實證考察,初步描述了轉型期中國公眾主觀階層認同分布的實際狀況及其特征,并通過“客觀階層地位”與“主觀階層認同”之間的比較建立后者的解釋模型。但是,他們的研究均沒有包含(新)媒體因素,因此忽略了媒體對階層和階級的呈現、以及人們在這樣的象征環境中想象其社會階層認同這個媒體與社會分層的重要相面。本文試圖聚焦這個相面,在中國階層結構變動和新媒體技術迅速發展的背景下,以新媒體為重點,探討媒體使用對城市公眾主觀階層認同的影響。這樣的研究不僅有助于傳播研究,而且也有助于從傳播這一獨特的相面豐富有關主觀階層認同及其生產機制的總體理解。

文獻綜述與研究思路

一、主觀階層認同的重要性及其社會學解釋

主觀階層認同較具權威性的定義來自美國社會學家杰克曼夫婦(Jackman & Jackman, 1973),指的是“個人對自己在社會階層結構中所占據位置的感知”。從這一定義可見,它同視社會為階梯結構的分層理論模型相聯系,并被視為“階層意識”(strata consciousness)――即個體對社會階層分化(或不平等狀況)之主觀意識和感受的一個重要維度(劉欣,2001)。主觀階層認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其具有獨立的影響社會行動的能力。雖然“階層意識”的概念與馬克思(1965/1847:196)所強調的階級之間的利益沖突、形成階級的集體行動的“階級意識”這個概念有不同,但馬克思的思想啟迪了社會學家對階層認同的思考,尤其是啟迪他們認識到,階層意識也可能是影響階層行動的重要來源。事實上,李培林等人(2005)的實證研究已經證實:公眾的主觀階層認同(如自我評價為下層)在解釋社會沖突意識和行動意向(如集體上訪)時,相對于客觀階層歸屬(如實際貧困程度)更具解釋力。

參照杰克曼夫婦(Jackman & Jackman, 1973)和霍吉、特里曼(Hodge & Treiman, 1968)等人的經典研究,李培林帶領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人民內部矛盾研究”課題組(李培林等,2005)通過2002年在全國進行的隨機抽樣調查,采取單一測量方式(問題為“如果將您所在地人們的社會層分為七層,您認為自己處于哪一層?”),報告了當時全國城市公眾主觀階層認同的狀況,發現:中國公眾自認為處于社會“中層”的比例(46.9%)相比其他國家明顯偏低,而自認為處于“下層”的比例(14.6%)則明顯高于其他國家,即存在明顯的向下“偏移”特點。另一項有代表性的研究出自劉欣(2001),雖然他所運用的調查數據年代更早(1996),但卻從理論上遵循韋伯的多維社會分層思想,分別考察了武漢市民在經濟地位、聲望地位和權力地位三個維度上的主觀階層認同,發現經濟和權力地位認同的普遍“向下”偏移傾向和聲望地位認同的“向上攀附”現象。隨著社會分層的指標越來越趨于多元化(特別是布爾迪厄等強調的社會資本、文化資本、消費方式、品味等象征資源),主觀階層認同應當采取更為多元的考察方式。

上述研究對主觀階層認同機制的解釋大體可分為兩種取向――結構主義和建構主義,并以前者占主流。結構主義取向又可分為靜態模型與動態模型。所謂“靜態”模型強調階級/階層意識由其客觀經濟地位決定和制約,比如職業、教育、收入等變量對階層認同具有顯著影響(Jackman & Jackman, 1973;Hodge & Treiman, 1968;李培林等,2005)。而“動態”模型則從社會流動和生活機遇相對變化的角度解釋階層意識的形成,并認為這可在相當程度上彌補“靜態”模型所發現的客觀階層與主觀認同之間的不一致現象。劉欣(2002)提出的“階層認知的相對剝奪”命題就屬此類。他通過實證研究證實:當人們與社會環境中的其他成員相比正在淪為“相對剝奪地位”(relatively deprived situation)時(即所占有的經濟、權力、文化等資源相對少),他們將傾向于作出社會不平等的判斷,從而更可能認為社會是一個分層社會。李培林等(2005)進一步提出并證實處于相對剝奪地位者傾向于認為自己處于較低的社會地位。

建構主義取向則強調階層認同的形成受到知識分子定義和媒體建構的影響(劉欣,2002)。雖然社會學家總體上對此采取了忽視(根本沒有包括媒體使用相關變量)或輕視(如劉欣[2002]的研究以教育變量代表“媒體接觸”)態度,但也有少量研究從側面涉及媒體建構的可能影響。例如李培林等(2005)的研究引入基于“相對剝奪地位”基礎上的兩個“相對剝奪感”變量(“近年來生活變化情況”和“對社會公平程度的判斷”),發現它們均對階層認同具有顯著影響。他們在解釋西部地區民眾更容易產生較低的階層認同時指出,隨著信息新技術的迅猛發展,人們在選擇“參照群體”(reference group, 即借以評價和確定自身社會位置的真實或想象的社會群體,參見Merton, 1957)時,不再像傳統社會那樣以身邊人為主,而會根據他們通過媒體了解到的理想社會群體及其生活方式來評價自己的社會地位。李春玲(2005a:526)也認為,階層認同的形成除了取決于實際的社會經濟差異外,也可能源自意識形態因素,特別是強化群體之間社會經濟差異或者利益沖突的政治與文化思潮,以及引導階級意識的運動。這些社會學文獻中的一鱗半爪,為我們從傳播角度進一步探詢主觀階層認同的生成機制提供了支持。

在結構/建構、客觀/主觀的二元區分之外,布爾迪厄的階級/階層理論對解釋主觀階層認同同樣頗具啟發意義。布氏強調超越簡單的結構主義或建構主義方法論,而采取辯證的“結構主義的建構論”(structural constructivism)或“建構主義的結構論”(constructive structuralism)來解釋包括階級/階層形成在內的社會生活深層結構及其再生產機制。他創造性地提出一套“[場域]+[慣習/資本]=[日常生活實踐]”的邏輯思路(劉欣,2003),將社會視為一個由不同場域(field)交叉滲透構成的社會空間(social space),而在場域內流通和競爭的資源稱為資本(capital),包括經濟(資產與收入)、社會(關系網絡)、文化(教育、文化資產、秉性與品味)和象征(以上三類資本得以合法化的符號形式)等基本類型(Bourdieu, 1986; 1989)。場域中個體行動者的日常實踐一方面受到場域作為社會構型的結構性制約,另一方面也受到慣習(habitus)的影響而具有能動性。“慣習”形成于社會化過程與外在結構的心智內化,體現為具有文化特色的“思維、認知與行動基模”(Bourdieu, 1984:60),它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實踐。在此基礎上,布爾迪厄將階級界定為在社會空間內擁有相似位置、被置于相似條件、并受到相似約束的行動者主體之組合(Bourdieu, 1987),而位置取決于社會行動者所擁有的資本總量、不同形態資本的構成比例及其演變軌跡(Bourdieu, 1989)。他進一步指出,由這三個因素所規定的社會階級結構,可內化為社會成員獨特的階級慣習,并表現為不同的實踐和品味(taste),例如藝術審美、飲食習慣、居住方式等。社會成員通過他們對生活方式的選擇表明自己的階級身份,以及與其他成員之間的社會距離,從而在被階級區分開來的同時,也在建構著階級區分。

布爾迪厄的階級/階層理論對研究主觀階層認同有兩點主要的啟發:一是重視資本的多元性,特別是強調文化、消費、品味等象征資源對建構階層身份的意義;二是重視慣習在階級/階層意識發生過程中的作用,將階層結構的動力機制和行動者主體的動力機制結合起來解釋主觀階層認同。

二、新媒體使用對主觀階層認同的影響:作為文化資本/慣習和現實建構

上述結構主義和建構主義的階層認同解釋模型,特別是布爾迪厄勾連結構與建構的多元階級/階層理論,為我們探討新媒體使用對主觀階層認同的影響提供了理論資源。首先,由于社會成員或個體行動者在社會空間內所擁有的資源或資本是多維的,主觀階層認同應該也可以相應地從多維角度加以考察。特別是隨著中國社會轉型的進程,學者們已經指出(如李培林等,2005;李春玲,2005a),與80年代高收入低地位(“賣茶葉蛋”的個體戶)、高地位低收入(“造原子彈”的科學家)的現象不同,當前經濟地位、社會地位和聲望地位的一致性程度明顯提高;但與此同時,多維地位又并未完全統一,經濟層面的分層盡管已經非常顯著,但非經濟維度的分層尚在形成之中;而且,分層秩序的形成過程所帶來的原有經歷背景、文化素養上的差異,使得相同的消費品味、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也很難形成。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校園里的大學生可能感到自己在文化、生活方式或消費品味等方面的社會階層地位較高,但由于缺乏收入,很容易感到在經濟、社會、權力等方面的階層地位較低;而腰纏萬貫的大款,自然覺得自己的經濟地位頗高,但完全可能因不識字而在文化方面自我評價不高。因此,考察中國當代公眾的主觀階層認同,也應當并且可以采取多維分析視角。更具體地,受到布爾迪厄強調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和象征資本區分的啟發,本研究將系統考察偏重客觀維度的經濟階層認同和偏重文化慣習與生活品味的文化階層認同兩個維度。由于目前關于中國城市公眾階層認同較近的報告還是李培林等2002年進行的調查,因此在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和新媒體技術突飛猛進的時代背景下,我們有必要首先描述上海居民主觀階層認同的基本狀況。

研究問題1:目前上海居民主觀階層認同(包括經濟和文化認同各維度)呈現什么樣的分布形態?

其次,無論是從結構主義的視角來看,還是運用布爾迪厄所講的資本概念,新媒體都可被視為社會空間內的一種資源或資本,從而影響和強化社會成員的階層意識。一方面,作為媒體使用的物質基礎,媒體資源(包括設備和連接)的擁有與否代表了社會成員在經濟上的客觀能力(經濟資本),相對于較為普及和廉價的大眾媒體(如報紙、廣播、電視等),新媒體產品(如電腦、手機或海外衛星電視)及其使用,在總體普及率尚處于較低水平的當代中國社會仍然具有象征經濟地位和文化品味的區隔能力。正如羅杰斯(Rogers, 1995)在討論創新擴散時所指出的,高階層的社會成員會將新媒體采納作為身份地位的象征。新媒體的采納與更高的創新精神和更為時尚的生活方式(lifestyle)具有顯著關系,已經得到以互聯網和手機為分析對象的若干實證研究的證實(例如金兼斌,2002;Wei, 2006)。所以新媒體的采納不僅反映著經濟資本,也體現為一種與消費、時尚和品味相連的文化資本。結構主義取向的動態模型在此也完全適用――在大眾媒體已基本普及的情況下,新媒體產品及其采納帶來的“數字鴻溝”更能體現出不同社會階層的“相對剝奪地位”,進而催生“相對剝奪感”,影響主觀階層認同。

另一方面,(新)媒體采納作為社會空間內的文化資本,具有轉換為社會資本、甚至經濟資本的能力。受布爾迪厄有關“符號權力”和國家權力“元資本”概念的啟發,Couldry (2003)提出媒體也具有影響社會空間各場域的“元資本”能力,并提出“媒體元資本”(media meta-capital)概念。他指出,媒體可以通過合法化(legitimation)、再現(representations)和歸類(categories)機制,影響個體行動者對社會世界的理解和認知,包括影響個體在社會行動中的慣習,從而成為可在各場域內流通的新型“基礎資本”(fundamental species of capital)。如果說Couldry在這里更多地是從媒體生產和再現角度解釋其所具有的“元資本”能力,我們還可從其它角度豐富對媒體“元資本”――特別是資本轉換機制的解釋。例如,有關“使用與滿足”的研究揭示,媒體具有滿足社會成員獲取談資、發展人際關系的能力(McQuail, Blumler, & Brown, 1974);而有關媒體與社會資本關系的研究(如Putnam, 2000; Shah, Kawak, & Holbert, 2001; Wellman et al., 2001)也證實了包括新媒體在內的媒體使用、特別是新聞使用對社會資本的影響;邱林川(Qiu, 2009)所進行的中下階層的網絡實踐研究,則表明新媒體對中下階層的求職、工作、商務等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的積累與拓展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媒體使用不僅標識著社會成員的經濟能力與文化資本,而且代表著他可以運用和動員、并轉化為社會與經濟資本的機會以及他對此的主觀意識。從這個意義說,新媒體采納對主觀階層認同的影響能力不僅來自其與客觀結構的密切關聯,而且出自于它可以轉化為其他資本的能力――由于新媒體的信息豐富性和互動性,擁有新媒體意味著更多的教育、就業、政治參與等方面的機會。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1:新媒體的采納對主觀階層認同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H1.1:互聯網的采納對主觀階層認同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H1.2:手機的采納對主觀階層認同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第三,如果超越簡單的結構決定論思路,按照布爾迪厄的觀點,媒體使用作為一種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實踐同樣與個體行動者的能動性有關。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可以將新媒體使用理解為一種在特定的社會空間內形成的個體能動者與新媒體(新技術)之間的關聯原則――慣習。慣習影響著個體行動者在媒體使用領域的日常實踐,并呈現為不同的目標、口味、態度與期望等。慣習不僅體現在是否采納,而且反映在具體的、情境化的使用模式、方式與內容構成上。不同階層擁有不同的文化資本,從而導致整合新媒體資源的不同機會。例如,有的網民可能上網永遠只干一件事――打牌,由于他的生活軌跡、目標和能力的影響,導致他在網絡行為的多樣性上缺失,他與那些熱衷參與網絡論壇討論、頻繁上傳視頻的網民完全可能具有不同的階層認同。這一點同樣也可用社會心理學有關認同的形成機制加以解釋。根據Tajfel & Turner (1986)的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 SIT)及Hecht (1993)的認同傳播理論(Communicative Theory of Identity),社會中的個體行動者通過與具有共同或相似經驗、感知和價值的成員之間實際或虛擬的歸附(affiliation)來獲得自己的身份認同。從這個角度說,相似的媒體慣習是他們獲得這種虛擬歸屬的重要來源,是形成社會分類(social-categorization)和群體區隔(group distinctiveness)的重要機制。要細致地呈現新媒體使用中的慣習,就必須超越目前絕大多數新媒體采納和使用研究僅考察“是/否”采納、或者時間長短的模式,而深入考察新媒體使用的日常實踐,特別是個體行動者在生活場景中多元、動態、主動使用新媒體的能力。

事實上,傳播學者已經在反思互聯網測量中的簡單化問題。祝建華和何舟(Zhu & He, 2002)批評傳統“創新擴散”研究僅考慮采納與否的二元區分,提出區分“持續采納者”、“中斷采納者”、“潛在采納者”和“持續的非采納者”等四種類型。Howard et al.(2001)則指出作為一種快速進化(fast-evolving)的新技術,互聯網的使用與傳統媒體有很大不同,它不是“單色的”(monochromatic),而包含著多種目的、功能、時空和界面,因此上網的歷史長短、資深程度應當作為考察網絡使用的重要維度,它代表著在新媒體實踐中的經驗。在鮑爾-洛基奇(Ball-Rokeach et al., 2001)的“傳播基礎結構論”框架下,Jung等人(Jung, Qiu, & Kim, 2001)提出將互聯網視為更大的媒體生態結構的構成部分,該結構既受到規限行動者傳播行為的環境之影響,又可為個體行動者的傳播行為所改變。所以新媒體研究應當超越僅測量采納與否或者使用時間的簡單線性模式,而深入考察使用的具體情境。他們強調,過去對媒體接觸時間的測量方式,比較適用于廣播、電視這類線性播出的媒體,而隨著新技術的發展,新媒體的使用方式更加復雜、更為多元化,所以相比于是否上網、上網多長時間,更要考察如何上網、在哪里上網(“how and where”)。這一觀點也為其他研究所佐證:例如Ishii (2004)的研究發現在對待上網與其他媒體使用的關系問題上,不同的上網方式產生調節效應,移動上網相對于PC上網更屬于時間-強化(time-enhancing)而非時間替代(time-displacing)行為;而在皮尤“互聯網與美國人生活”研究計劃(Pew Internet and American Life Project)中,研究者認為要區分網民的不同群體(如精英群體、中間群體、落后群體等),需要系統考察和整合用戶與技術之間三個層面的關系――包括進入(是否具有電腦、手機等設備并能聯網)、行為(具體的各類上網行為頻率)和態度(對網絡是否有助于工作和生活等一系列態度題的評價)(Horrigan, 2007)。Shah, McLeod, & Yoon (2001)也呼吁,要正確理解網絡使用對個人的影響,必須超越簡單的時間層面,具體考察在哪里、如何、以及使用什么。在操作層面上,Jung et al.(2001)提出“互聯網連接指數”(Internet Connectedness Index,ICI)的概念,試圖整合互聯網使用時間、歷史、情境、目標以及行為等因素,從而代表個體行動者在傳播基礎結構中將上網整合進日常生活的能力,他們發現由這些使用情境性多元變量構建的指數相較于單純的使用時間對社會階層具有更顯著的區分度。香港城市大學的彭泰權和祝建華(Peng & Zhu, 2009)在另一項研究中也建議將以往的單一上網時間測量加以擴展,并提出“網絡使用的復雜性”(Sophistication of Internet Use, SIU)概念,包括使用的時間、歷史、行為內容、地點多元化、界面多樣化等。

這些對于網絡使用的復雜化討論對探討新媒體使用對主觀階層認同的影響富有意義。新媒體使用的歷史(早期采納者)代表著個體行動者在該場域內的經驗,成為象征資本的來源之一,并意味著復雜使用的更大機會;新媒體使用的情境化特征則代表了個體行動者在社會結構、個體歷史和生活目標影響下所形成的慣習,而這些慣習對社會成員、特別是跨越新媒體采納“門檻”之后的不同階層具有區分度。與傳統媒體不同,新媒體的使用中體現出更多的選擇性和交互性,例如對網絡的多種功能,個體行動者完全可以基于自己的知識能力、生活目標、興趣需求等決定使用與否,而在這種使用慣習的形成之中也就體現出不同階層的品味。更具體的說,新媒體、特別是互聯網區別于傳統媒體的重要特征在于它在信息接受(exposure)之外,允許個體行動者更多的主動參與和創造行為――如通過網絡論壇或博客進行意見表達、透過社交網站發展人際關系、制作或上傳視音頻等,因此在多大程度上開展這類實踐,對主觀階層認同也可能具有獨特的影響。另一方面,相比于傳統媒體,新媒體更加允許跨時空流動性使用和多界面使用,這些新型使用形態既與網民的人口和社會結構特征關系密切,也體現著不同的需求、格調和生活方式。例如,一個經常在室外和移動狀態下上網的人,一方面必須具備基礎的上網條件,如筆記本、手機或PDA等;另一方面也表現出他隨時隨地的“連接”需求和時尚的生活品味。因此,本文嘗試拓寬網絡和手機使用的單一測量,引入代表基于媒體資源可得性,在生活場景中動態、多元地使用新媒體的能力(可稱為“新媒體資本”[new media capital]),檢驗作為個體行動者所形成的慣習及其影響下的新媒體使用模式對主觀階層認同的影響。具體地,我們將考察有關網絡使用的歷史、主動參與和創造行為、在戶外和移動狀態下的上網頻率、以及手機行為多樣性等四個因素對主觀階層認同的影響。

研究假設2:新媒體使用模式(新媒體資本)對主觀階層認同具有顯著的影響。

H2.1:互聯網使用歷史對主觀階層認同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H2.2:互聯網主動參與和創造行為對主觀階層認同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H2.3:移動和戶外上網的頻率對主觀階層認同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H2.4:手機使用行為的多樣化程度對主觀階層認同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最后,從階層認同的建構主義解釋取向出發,我們還可以將包括新媒體在內的媒體使用理解為獲取包括階層結構在內的外部社會現實的認知來源。這方面的理論資源在傳播研究中源遠流長,從Lippmann (1922)在《公眾輿論》中所提出的“虛擬現實”和“兩個環境”概念到20世紀60年代 Berger & Luckmann (1966)所提出的“現實的社會建構論”,從議程設置到電視使用的“涵化效果”,都揭示和證實了媒體在建構社會成員有關外部世界想象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從這個角度理解,媒體使用不僅是社會階層文化資本的象征和慣習的實踐,而且是認知有關社會階層分化和參照群體的重要來源。以往研究都已指出,新聞在建構外部現實方面具有重要的影響力(例如McCombs & Reynold, 2002; Shrum, 2002),最近有關“新聞線索”(news cues)的研究(例如Cho et al., 2006)也進一步提示可以從新聞如何標識某個社會群體(如“中產”、“白領”)的角度考察新聞報道對主觀階層認同的影響。因此作為新媒體使用的一個部分,網絡新聞使用應當包括在我們的研究框架之中。

但從理論上說,網絡新聞的影響路徑可能相對復雜:一方面,網絡和新聞的使用是文化資本的有機組成部分,與更高的階層地位緊密相連,因此可能對主觀階層認同、特別是文化階層認同產生正向影響;另一方面,作為建構現實的來源,網絡新聞如何呈現階層分化與階層形象,給網友提供怎樣的“參照群體”,更易催生“相對剝奪感”還是“相對優越感”,將對主觀階層認同產生不同方向的影響。作為參照,我們也應當包含對傳統媒體新聞影響力的分析。但其影響路徑也同樣復雜:一方面,受市場經濟和媒體商業化的影響,新聞報道中可能充斥越來越多有關高階層生活、消費的內容,深度報道中國社會的階層分化,從而使受眾產生較強的“相對剝奪感”,導致主觀階層認同的偏下;另一方面,由于政治控制的存在,中國內地的主流新聞媒體對階層分化議題可能采取壓抑策略,避免過度呈現和渲染中上階層生活,相反卻較多報道弱勢群體生活,并表現黨和政府對他們的關心,因此受眾會更容易以中下階層為“參照群體”,從而感知自己處于更高的階層位置;再加上接觸新聞(特別是報紙新聞)往往與更高的社會經濟地位相連,會將影響路徑進一步復雜化。由于無論是網絡新聞,還是傳統媒體新聞,目前均缺乏系統的有關階層報道的內容分析,我們在此只能提出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2:新聞使用(包括網絡新聞,以及報紙、電視和廣播新聞)對主觀階層認同的影響如何?

除此之外,無論是作為新媒體的一種,還是作為與國內媒體新聞一起建構有關階層的社會現實之來源,海外媒體(包括海外衛星電視和海外廣播)對主觀階層認同的影響都應納入研究分析之中。但同樣由于作為象征資本(意味著較高的經濟地位和更高端的生活品味)和現實建構(可能比國內媒體更多呈現階層分化和高階層生活)兩個維度對主觀階層認同可能產生完全相反的影響,我們只能提出研究問題3:

研究問題3:海外媒體使用(包括境外電視和境外廣播)對主觀階層認同的影響如何?

數據與測量

本文的數據來自《上海城市居民與媒體使用調查》(2009)項目。分析包括了采用A卷和B卷的所有被訪者(n=2910),但在具體分析網民和手機用戶時,僅基于網民樣本(n=1410)和手機用戶樣本(n=2280)。分析中涉及到的變量及其測量方式如下:

一、主觀階層認同

遵循多維測量的思路,問卷中詢問被訪者一組有關九個方面階層認同的問題,包括經濟收入、權力地位、工作職業、社會聲望、交往圈子、文化程度、消費水平、文化品位和生活格調,每個條目均采用從1到7的量表測量(1=最底層,7=最高層)。經主成份斜交因子分析結果發現:這組變量可區分為兩個因子――第一個因子由從“經濟地位”到“交往圈子”的五個條目構成,代表經濟方面的主觀階層認同(信度系數Cronbach’s alpha =.89);第二個因子由從“文化程度”到“生活格調”的四個條目組成,代表文化方面的主觀階層認同(Cronbach’s alpha =.90)。由于組合后的“經濟階層認同”與“文化階層認同”之間的皮爾遜相關系數達到.681(p

二、新媒體采納與使用

互聯網的采納根據對“每周上網天數”的回答來區分,我們將“從不上網”的人編碼為“非網民”,每周上網至少一天的為“網民”,加權后的樣本中有48.4%的網民。手機的采納則采取直接詢問的方式(“您本人是否擁有手機”),加權后的樣本中有78.4%的手機用戶。

上網歷史采用直接測量方式,簡單統計后發現網民平均上網的年限是5.74年(SD=3.18),其中使用最長為15年(意味著從中國網絡市場向大眾開放的1994年即開始上網)。

有關網絡使用地點多元化的變量“移動與戶外上網”,由“在公共場所上網”和“在移動狀態上網”的頻率(均采用五級量表測量,1=極少,5=經常,研究中將表示“不適用”編碼為0,代表完全沒有在戶外或移動狀態下上網的行為)兩個條目構成(Cronbach’s alpha =.76)。

“網絡參與和創造行為”由代表Web2.0行為的一組共四個問題組成(均采用五級量表測量,1=從不,5=經常)――“瀏覽論壇或博客”、“在論壇發帖或加入聊天室討論”、“更新個人主頁、博客、制作播客或上傳視頻”、以及“使用社交網站”(Cronbach’s alpha =.78)。

“手機行為多樣性”變量由有關手機各種功能使用頻率(1=從不,5=經常)的一組問題組成,涵蓋了接聽和撥打電話、收發短信、手機上網、閱讀手機報、聽廣播、了解股市行情或炒股、玩游戲、拍照或拍攝錄像等從通信、信息到娛樂的11種功能。我們將“從不”編碼為0,其余(2-5)編碼為1,然后將11項功能的使用與否相加,得到代表“手機行為多樣性”的變量(M=4.43, SD=2.70)。

三、新聞與海外媒體使用

針對電視、報紙和廣播,被訪者分別回答了收看/閱讀/收聽國際、國內和上海本地新聞的頻率(1=極少,5=經常)。在每一媒體內,我們將三個新聞接觸的題項以取均值的方式合并為電視新聞、報紙新聞和廣播新聞接觸的頻率(Cronbach’s alpha分別為0.74, 0.71和0.81)。網絡新聞使用由“瀏覽門戶網站的新聞”的頻率測量(1=極少,5=經常),以代表比較純粹的“網絡新聞”[1]。海外媒體使用包括對“境外電視”和“境外廣播”接觸頻率的分別測量(1=極少,5=經常)。

四、人口和社會結構地位變量

根據社會學研究中影響主觀階層的研究發現,本文運用的人口學變量包括年齡、性別、婚姻狀況(編碼為是否單身、二分變量)、教育程度(綜合了正式在校年數和最高學歷兩個測量,并轉換為在校年數的量表)、當前是否有工作、職業聲望的社會經濟指標(SEI,參考李春玲,2005b編制)、個人月收入[2](經過以10為底的對數轉換)、是否黨員、是否干部、家庭住房面積等。

五、統計分析

下文首先報告上海市民主觀階層認同的基本狀況,然后采取OLS回歸分析方法檢驗和回答新媒體使用對主觀階層認同兩個維度和總體認同的影響。在分析總體樣本時,分析的新媒體使用變量主要是互聯網與手機采納;具體分析網民和手機用戶群體時,采用代表新媒體使用模式的變量。由于“網絡參與和創造”與“手機行為多樣性”的皮爾遜相關系數達到.509(p

研究發現

一、上海市民主觀階層認同的基本狀況

表1呈現了2009年上海市民主觀階層認同各維度的基本狀況。結果顯示,目前上海市民對自身在社會上各個維度所處地位的評價總體呈現向下偏移的傾向(李培林等,2005),單樣本t檢驗顯示所有維度主觀階層認同的均值都遠遠低于7點量表的中值4(p< .001)。其中最低的是權力地位(均值=2.41),相對較高的是生活格調(均值=3.46)。

根據因子分析結果構成的兩個變量――經濟地位認同和文化地位認同的均值分別為2.87(SD=1.15)和3.36(SD=1.20),配對樣本t檢驗顯示后者顯著高于前者(p< .001),體現了被訪者在階層身份認同中對這兩個維度的認知區分。由九個問題構成的總體階層認同均值為3.09(SD=1.08)。

二、新媒體采納對主觀階層認同的影響

接下來,我們分析新媒體采納對主觀階層認同的影響,以檢驗新媒體是否作為文化資本對主觀階層意識具有區分效應。首先,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發現:網民在經濟、文化和總體階層認同上的均值分別為3.05、3.78、3.36,均顯著高于(p< .001)非網民的均值(依次為2.68、2.96、2.80);手機用戶經濟、文化和總體階層認同的均值(2.95、3.52、3.20),也顯著高于(p< .001)非手機用戶的均值(2.49、2.76、2.60)。

其次,由于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探索新媒體使用對主觀階層認同是否具有獨立的影響,因此我們運用OLS回歸檢驗研究假設1,也部分回答研究問題2和3。結果顯示(表2):在對主觀階層認同具有顯著影響的人口學變量之外(包括性別、教育、職業聲望、收入、單身、是否工作、是否干部、住房面積等,其中對經濟和總體階層認同影響力最大的都是個人月收入,對文化階層認同影響力最大的是教育),新媒體采納的確對主觀階層認同產生了顯著影響。其中,手機擁有與否對經濟、文化和總體階層認同均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H1.2得到完全證明);而網絡采納則顯著正向影響文化階層認同(β=.042,p< .05),但不能影響經濟階層認同,也不能影響總體階層認同(H1.1部分證明)。這一發現一方面證實了新媒體作為一種文化資本,的確對文化方面的主觀階層認同起到獨立的影響;但是作為經濟資本的折射,手機和互聯網卻有不同的影響結果。可能的解釋在于:手機采納在測量使用的同時,也直接測量經濟資本(手機作為財產的擁有),而網絡采納主要測量使用,并不包含著財產的必然指向(例如完全可能在網吧、單位或他人家中上網),因此其與經濟地位認同的關聯相對較弱;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在手機已經更為普及的前提下,擁有的缺乏會進一步加劇“相對剝奪感”的產生,從而對主觀階層認同產生影響。無論如何,這一發現頗為有趣,提醒在將來的研究中對新媒體財產和使用本身作出進一步區分。

表2同時顯示:作為新媒體資本和新聞來源的境外電視對主觀階層認同的各個層面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境外廣播沒有影響。在作為控制變量的傳統媒體新聞使用方面,報紙和廣播新聞對文化和總體階層認同均具有獨立的顯著影響。這一發現支持了報紙和新聞象征著更高的文化資本,也可能支持了傳統媒體傾向于抹平階層分化的假設。

三、新媒體使用具體模式對主觀階層認同的影響

進一步,我們深入新媒體用戶內部,探詢跨越了采納的“門檻”之后,新媒體使用具體模式對主觀階層認同的影響。結果顯示(表3):新媒體使用的具體形態的確對主觀階層認同的各維度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其中,對網民而言,上網的時間越長(越資深)、越頻繁地在戶外和移動中使用網絡、越積極地參與網絡和進行內容的主動創造,自身所感覺的文化地位也越高;不僅如此,網絡參與和創造的行為還能正向影響網民的經濟階層認同,進而與上網歷史一起對總體階層認同產生影響(H2.1-2.3基本成立)。對手機用戶而言,手機行為的多樣性可以顯著影響經濟、文化以及總體階層認同,這意味著那些使用手機多種功能的社會成員相較單一功能使用者對自己的階層地位評價更高(H2.4證實)。總體上,在客觀地位變量之外,本文強調的“新媒體資本”對主觀階層認同變異的解釋力提高了1.5-3.2%。

與此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網絡新聞的使用對文化階層認同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獨立影響力不及上網歷史和網絡參與與創造,而略高于移動和戶外上網),但無法影響經濟和總體階層認同。正如理論探討部分所說,網絡新聞中可能的對階層分化和高階層生活的更多呈現,抵消了其對階層認同可能的正向效應。與此相對照,報紙新聞在網民和手機用戶內部仍然對主觀階層認同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在新媒體“俱樂部”內,境外電視的使用可以影響經濟和總體階層認同,卻無法影響文化階層認同。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在國內首次利用大規模隨機抽樣調查數據,探索媒體、特別是新媒體使用與主觀階層認同之間的關聯。研究發現:即使在控制了人口學變量后,新媒體使用仍然可以對主觀階層認同產生獨立的貢獻。具體來說:新媒體的采納,特別是手機的采納與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社會成員的地位感知;而是否使用互聯網雖然不能影響經濟方面的自我評價,卻可以顯著影響文化角度的地位認同。更重要的是,本文嘗試超越簡單的采納和使用時間層面,深入考察新媒體使用的具體模式對主觀階層認同的影響。結果發現,上網歷史(代表著經驗累積和資深程度)、地點(移動狀態和戶外上網)和內容(對體現新媒體優勢的參與和創造功能的利用,對網絡新聞的使用),均可以顯著影響網民的主觀階層認同,尤其是文化階層認同;而對手機功能的多元使用,同樣與較高的階層認同相關聯。

本文的研究結果證實了,媒體使用不僅是客觀社會結構作用的結果,也可以與主觀階層認同之間產生關聯。雖然本研究設計并無法確證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但至少證實了新媒體使用與主觀階層認同具有密切的聯系,并且基本呈現正向的關聯。這將進一步提醒人們注意新媒體資源分布的不平等問題。

更重要的,在理論層面上,本文嘗試結合有關主觀階層認同解釋的結構主義與建構主義模型,特別是吸收布爾迪厄階級/階層理論的“結構主義的建構論”或“建構主義的結構論”取向,將新媒體使用理解為個體行動者在社會空間內擁有的文化資本,以及在慣習影響之下的文化實踐。更具體地,本文嘗試從資本角度提出“新媒體資本”的概念(代表基于媒體資源可得性,在生活場景中動態、多元地使用新媒體的能力),并認為在新媒體使用與傳統媒體存在諸多不同的前提下,深入探討“新媒體資本”應當包含的維度及測量方式,不僅可以進一步推進有關(新)媒體與主觀階層認同關系的研究,而且可望對(新)媒體效果的整體研究作出貢獻。在這個視角下,本文的結果顯示,“新媒體資本”的擁有和運用與人們的主觀階層意識相關聯。這就從一個角度展現了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論與經驗研究相結合的可能。可以說,中國媒體演變正在重塑階級或階層的論斷(參見Zhao, 2008)可以轉化為可檢驗的經驗假設或研究問題而得到經驗的考察。

由于本研究的探索性特征,目前的研究僅僅是為深入探詢包括新媒體在內的媒體使用與中國公眾階層意識之間的關系提供了初步的基礎。將來的研究在如下方面都需要大力改進:

首先,新媒體不僅影響社會成員的微觀行動,而且首先在宏觀層面上帶來媒體生態系統的改變,特別是對傳統媒體產生影響。但在目前的研究中,由于缺乏系統的內容分析等原因,對傳統媒體的影響、特別是從建構現實角度提出的影響路徑明顯不足,未來的研究應當加強對傳統媒體(包括內容和類型)如何影響主觀階層認同的分析。

第二、未來的研究應當考慮引入一些中介或調節變量,例如“階層分化現狀感知”、“參照群體的選擇”、“對媒體階層報道的評價”等,詳析(新)媒體使用對階層認同的影響。

第三、如前所述,雖然本研究試圖借鑒布爾迪厄勾連結構與建構的思路,但總體上仍然采取了線性模式的檢驗思路。因此對傳媒使用如何影響主觀階層認同的機制解析,特別是慣習如何影響新媒體的日常實踐,以及宏觀結構(如社會流動性的加劇)、中觀層面(如某些社會群體隨時隨地“聯網”的需求)與個體的微觀行動(如偏好在移動狀態下上網)之間如何聯接,這些實踐又如何影響了個體行動者的階層意識?所有這些問題,都有待在日后的研究中加以改進。更重要的,要澄清媒體與階層意識之間的復雜互動,不僅需要實證的媒體效果研究,也需要扎實的立足于日常生活實踐的質化考察。

注釋:

[1]該題項與問卷中的另兩個問題“瀏覽傳媒網站”、“閱讀報紙網絡版”的皮爾遜相關系數較低(分別為.46和.25),更重要的是后兩者從理論上存在究竟代表傳統媒體新聞還是代表網絡新聞的模糊性,所以沒有采用。

[2]所有缺省值均按照由其他個人變量所建立的回歸方程所得的預測值進行了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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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中圖分類號]G4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0008(2010)04-0062-07

一、引言

第十四屆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The 14tIl Glob-al Chinese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簡稱GCCCE2010)于2010年6月1日至4日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舉行。GCCCE2010大會主題是“邁向知識建構的新紀元”，該主題彰顯了GCCCE社群的一個新的探索方向――如何使資訊及通信科技成為學習者的“學習伙伴”，以促成或加強學習者的自主學習、社群學習，并最終達成知識建構的目標。延續GCCCE2009的風格，本次大會還是采用研究群的方式進行，會議征文、演講、論文報告、討論會或者論壇等活動都圍繞九個主題研究群：(1)流動學習與元所不在學習；(2)悅趣化學習與社會；(3)華語文數碼化學習；(4)電腦支援合作學習與人工智慧的教育應用；(5)創新學習環境構建與教育軟件設計；(6)數碼化測驗與評量；(7)數碼學習與人力發展；(8)中小學教師論壇；(9)博士生論壇。會議內容包括大會主題演講、各主題研究群子會議特邀演講、、論文壁報展示、大會論壇主題研究群子會議討論會、中小學參訪等。

本次大會吸引了近600名來自中國大陸、香港、臺灣、日本、美國、馬來西亞等地和新加坡本地的學者和教師出席。會議共收到論文313篇，最終被錄取的論文中，包括63篇長論文，134篇短論文，壁報32篇。此外，七個會前工作坊總共錄取了34篇論文。GCCCE首次對被錄用的優秀論文設立獎項，大會遴選出了6項最佳論文獎，9項最佳學生論文獎和4項最佳中小學教師論文獎。

二、大會主題報告綜述

本次GCCCE大會邀請到了華東師范大學的祝智庭教授、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的韓長澤先生和新加坡華文教研中心的陳之權博士做主題演講。其中，祝智庭教授的演講緊扣大會主題，觀點高屋建瓴、深受與會人員好評。

(一)協同學習系統支持深度知識建構

祝智庭教授演講的題目是《協同學習系統支持深度知識建構：理論模型與使能技術》。祝教授首先回顧了中國基礎教育、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領域教育信息化建設的主要成就，包括主要政策、重大項目、目前狀況及未來路向，然后特別介紹了中國《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有關“加快教育信息化進程”的內容．指出綱要中強調“信息技術對教育發展具有革命性影響，必須予以高度重視”。之后，祝教授著重探討了教育信息化對教育文化的影響以及協同學習系統支持深度知識建構的內容。

1　教育信息化與教育文化革新

祝教授指出，信息技術對教育文化的革命性影響可以體現在以下三方面：(1)教育信息化提供了豐富的信息表征形式，改變了學習者的認知方式，這有利于“優質教育”目標的實現；(2)教育信息化改變了信息資源在社會中的分布形態和人們對它的擁有關系，進而改變了人們之間的教育關系．引起教育者權威的削弱，帶來趨向于民主的教育模式，這將會促進“均衡教育”目標的實現；(3)教育信息化改變了師生的時空結構，從而改變了人們的學習形態和學習方式．受教育者可以用IT來實現自我強化，這會促進“公平教育”目標的實現。在這樣的背景下，當代教育者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在信息對稱的條件下重構教育關系?祝教授認為要回應這個問題，教育者和研究者需要關注教育信息化變革中文化支點的作用，因為文化和學習關系密切。國際研究表明，文化為社會互動設立了情境，也塑造了新知識的產生、合法化與傳播的過程。同時，交流、知識分享與學習都倍受當事者文化價值觀的影響。

2　“教育信息化帶動教育現代化”的文化詮釋

祝教授引用了荷蘭著名學者吉爾特?霍夫斯太德(GeertHofstede)教授有關文化的定義，即文化是在同一個環境中的人們共同的心理程序，不是一種個體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的教育和生活經驗的許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而文化的表現有三個層面：(1)制品符號；(2)行為方式；(3)理念價值。其中，居于核心位置的是理念價值。教育的信息化給文化的三個層面都帶來了深刻的影響：(1)在制品符號層面，我們的教育系統見證了教具的變遷，從粉筆、黑板到投影設備、電子白板，再到各式各樣的便攜式多媒體設備。(2)在行為方式層面，借助于信息技術，學校教育正在經歷著從教師“滿堂灌”向“學生主體、教師主導”的雙主模式轉變，現在的學校越來越強調教學活動的探究性、互動性、協作性、建構性以及學習活動的分布式安排。許多研究都證實了信息技術對人的行為方式的影響，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計算機勸說／感化技術，它是一種通過設計、研究和分析交互性計算機產品，以達到改變人們態度或行為目的的一類技術，簡稱為CaptologyfComputers as Persuasive Technologies)。(3)在理念價值層面，信息技術介入社會和學校課堂，使得越來越多的人的觀念發生了改變。如今，世界各國紛紛都將培養具有全球化視野、多元化意識，以及開放性思維的下一代作為新世紀里戰略性的教育目標。

祝教授認為，信息技術的普及應用會導致傳統社會中主流的本體文化受到技術文化(作為外來文化)的影響和沖擊，這兩種文化相互作用，形成了一個“涵化”的過程。如果外來的技術文化是健康的，它將會帶動本體文化向更好的方向發展和進化，這是“教育信息化帶動教育現代化”命題中隱含的一個重要假設。

在傳統時空框架下，每種文化體內個體之間通過教育傳承文化，這是一個濡化的過程(Eneuhuration)，而不同的文化體之間通過成員之間偶爾的接觸(限于時間和空間的制約)對彼此產生影響，這是一個涵化的過程(Aculturation)。在信息化時空框架下，由于信息技術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制約，單種文化體內部和不同文化體之間的交流更加方便，成員之間

的交流也更加頻繁，這就加快了濡化和涵化的過程。同時，文化體內每個成員對文化體本身有一種反作用，一定程度上會促進原有文化體的“嬗變”。

針對網絡環境下的文化變化問題，祝教授提出了一個具有文化彈性的教學傳通系統模型(見圖1)，并總結出信息化教學環境中教學傳通的四項基本規律：(1)媒體時空律：媒體在信息傳播方面具有時間――空間維度調節功能，時間調節能力與其存儲空間容量成正相關；(2)資源控制律：師生之間的教育關系依賴于各自對于資源空間的可控性，可控性越大，則其互動越大；(3)信息共享律：學習者之間的協作水平依賴于工作信息空間的共享性，共享性是協作學習必要條件；(4)角色分配律：一個角色可由多人扮演，一個人可扮演多個角色，角色功能或可由人工智能體替代。祝教授以媒體時空律為例解釋了教學傳通規律是如何發生作用的。在解釋媒體時空律時，他闡釋了在網絡環境下，M．Moore定律是如何被打破的，即教育計劃對于學習者需求的響應度產生于對話，對話越多，結構越高。之后，他還介紹了網絡無尺度現象、六度理論以及聯通主義學習理論的相關內容。

3　深度知識建構的協同學習框架與使能技術

祝教授指出，協同學習將是聯通時代里學習的范式，教育者可能的教學策略是利用“協調空間”功能，構建便于學習者連通的“小世界”。例如，高等教育領域內探究型學習可以利用六維資源來系統學習某一領域知識，六維資源包括某一領域的關鍵學者、關鍵會議、關鍵項目、關鍵期刊、關鍵社群、關鍵網站等。而基礎教育主題教學中一個典型的單元教學空間也可以通過六大主題資源來整合內容，它們包括知識類、工具類、評估類、素材類、案例類和社群類的知識。

為了更好地理解協同學習及其影響因素，祝教授和他的學術團隊提出了一個促進深度知識建構的協同學習系統框架(見圖2)，它是一個由結構化的技術工具和活動系統相互作用構成的，以達到個體協調發展與群體有序互動的學習支持框架，這一框架遵循“深度互動、匯聚共享、集體思維、合作建構、五場協調”的深度學習原理，落實面向多維高階學習目標的知識建構操作理念，指向課堂知識創新與個體現調發展，這一框架特別強調集體短時和長時記憶的教育價值。特定使能技術的利用可以促進協同學習和深度學習的發生，這些使能技術按照其結構的復雜程度可以分為低結構技術、中結構技術和高結構技術。低結構技術包括筆記、黑板、頭腦風暴、小組學習、低結構活動等內容。中結構技術包括Note―book、Diigo、del．icio．us、furl、flickr、交互式電子白板、ClassTalk、Blog、ClassTalk、電子表決器、MSN、Skype、Google Talk、協作概念圖工具、Cell、Chat、BBS、Wikipedia、M~OCW、主題半結構化的活動等內容。高結構技術包括由祝教授團隊研發的協同標注工具(ClassCT)、協同思維工具(ClassGT)、協同建構工具(ClassKB)、主題結構化的活動等內容。

在報告的最后，祝教授介紹了影響協同學習框架理論發展的相關理論和觀點，代表性的理論包括“全腦學習，全人教育”理論，腦基學習理論(BBL：Brain-Based Learning)，多維交互學習理論、人類潛能緯度等。

(二)臺灣過去和未來的資訊教育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資訊室韓長澤主任做了題為《從過去十年看未來十年資訊教育的發展――2020你還是一位老師嗎?》的主題演講。報告以不同時期(1800年、1907年、2007年、2009年)的教室變遷圖開始，展現了資訊科技對學校教學的深刻影響。報告用發問的方式引導觀眾關注資訊科技帶給未來教育和教師的挑戰，報告提出的中心問題是：“你希望2020年還是老師嗎?如果2020年你還是老師，你能適應嗎?你該如何適應?”報告主體內容分為三部分：(1)臺北市資訊教育的政策回顧；(2)臺北市過去十年資訊教育領域代表性項目介紹；(3)對臺北市未來十年資訊教育的暢想。

1　臺北市資訊教育的政策回顧

1997年，為應對資訊化社會的需求與達成生活資訊化的目標，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出臺了《臺北市資訊教育白皮書》，并于1998年6月制定了第一期三年(1999-2001)計劃。之后的幾年內又陸續出臺了第二期三年(2002-2004)計劃、第三期三年(2005-2007)計劃和第四期三年(2008-2010)計劃。其中，后兩期計劃由各校自行研定。第一期三年(1999-2001)計劃共包含五大目標：(1)建立優良的資訊教學環境；(2)提升教師運用資訊科技于教學的素養；(3)培養學生現代化的資訊能力；(4)發展資訊化的課程教材與軟件；(5)積極有力的行政配合與充分運用社區資源。第二期三年(2002-2004)計劃同樣包含五大目標，它們是對第一期目標的延續，目標包括：(1)建立優良便捷的資訊教學與學習環境；(2)強化教師運用資訊科技融入各領域之教學能力；(3)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4)統合社會教育機構資源與充分運用社區資源；(5)強而有力的行政支持。

在未來十年中，臺北市教育局推動臺北資訊教育的愿景是“校校有寬帶、班班有網頁、處處可上網、師師用電腦、生生樂學習”。臺北市各校推動資訊教育的主要方式包括：(1)校內成立“資訊教育推動小組”，由校長及相關單位人員組成，負責校內資訊教育政策擬定與決策；(2)校內設一位資訊組長，由教師兼任，負責資訊教育業務推動；(3)校內設數位系統管理師，由教師兼任，負責系統維護；(4)校內每一學年及每一學科。設一位種子教師，協助教導其他同學年(學科)老師．學習資訊科技或融入教學。

臺北市教育局規定各級學校資訊設備分配原則包括：(1)每校普通班、特教班、專科教室及附幼班，每一間教室均有一臺電腦、一臺投影機、一個投影幕及一個電腦網絡插座；(2)每三班分配一臺A4黑色激光打印機；(3)電腦教室分配原則為，高職每十班建一間；高中每二十班建一間；國中每三十班建一間；國小每三十五班建一間；(4)每一間電腦教室里配備的設備包括學生電腦(依班級學生數分配)、電腦桌椅及A4彩色噴墨打印機、A4黑白激光打印機、A3彩色噴墨打印機、穩壓器各一臺、廣播教學系統一套；(5)標準的多媒體教室的配備包括互動電子白板、電子講桌、投影機、移動式電腦教室、無線網絡環境。

2　臺北市過去十年資訊教育領域代表性項目介紹

(1)運動場地資訊設備開發項目：在過去的十年內，臺北市教育局下屬相關部門自行開發了系列運動場地資訊設備：移動式投影機(2001年)，室外移動式電視推車(2002年)．室內游泳池背投影教學設備(2003年)，室內球館背投影教學設備(2003年)，室內球館投影教學設備(2004年)。借助于這些運動場地資訊設備，室外體育教學實現了有效的改良。目前，

臺北市室外體育教學的一般模式包括學生在課前通過觀看教學短片預習教學內容；教師在運動場地通過多媒體進行教學講解；學生們進行漸進式練習；拍攝及擷取學生練習的錄像；課后復習；學生觀看自己動作錄像；基于錄像內容，教師幫助學生個別矯正。

(2)移動式電腦教室項目：所謂移動式電腦教室是指教師教學以筆記本電腦取代臺式電腦；每臺筆記本電腦均具有無線上網功能；以一臺活動推車裝載；可推到任一間教室使用；充分達到資訊科技融入學習。該項目于2005年啟動。

(3)數字遠端遙控天文臺項目：通過數字遠端天文臺，學生可在家中遙控觀測星象，學生也可以通過網絡預約使用數字遠端遙控天文臺。該項目于2006年在南湖高中啟動。

(4)“無線臺北城”項目：項目口號是“無線臺北、學習無限”。2006年1月1日一9月30日，臺北市教育局相關部門在臺北市主城區安裝了4418個戶外型無線網絡接受器。全市約134km2地區(相當于主要人口聚集區的90％)均可無線上網。

(5)學生在家使用在線即時教學系統：項目預期成效是建立無線即時教學模式；為因故短期無法到校上課學生提供網絡同步學習的機會；縮短學習落差。該項目由建成國中負責。

(6)臺北市校園氣象網項目：在校園里安裝數字氣象站，每五分鐘自動更新數據，并上傳至校園氣象網站(hRp：／／weath-er.tp.edu.tw)服務器上；師生們可方便地查考當日、當月與當年氣象資料，氣象信息主要以數字式與圖形式數據呈現，他們也可便捷地調閱歷史資料。該項目的目的是提供中小學自然科學中大氣科學的教學資源與發展探究式教學的基礎；數據化記錄臺北市長期的氣候變化；建立全球領先的微觀氣候測候網；提供無線科技應用實例；廣泛運用于市民生活、休閑與都市防災領域。該項目由新生國小負責。

(7)校園網絡電話項目：臺北各級學校已于2005年底建置語言閘道器，校際間互通及學校與市府大樓間均可透過網絡電話聯系。2009年，國小各班級均加裝一支網絡電話；開放行政人員及教師申請070網絡電話號碼。

(8)校園監視系統項目：2007年完成各校校園安全網絡監視系統建置；可透過Intranet監視校園及校園死角；警察、行政人員可透過PDA籍由Internet及Intranet進行校園安全監視；有效提升校園安全；建構一個完善可有效持續經營發展的數字化校園安全監控環境。

(9)編印國中、國小資訊素養與倫理教材；資訊素養與倫理教材的主要內容包括導論、網絡資料收集與識讀、網絡禮節、不當資訊與相關法律、網絡沉謎與成癮、網絡交易、網絡交友與戀情、著作權合理使用、網絡新思維與新挑戰、網絡新世界等十大單元。2009年10月，臺北市教育局康宗虎局長親自推廣資訊素養教材。

3　對臺北市未來十年資訊教育的暢想

報告指出，在過去的10年里，資訊科技在臺灣校園內得以大范圍的普及和應用，對教師教學、學生學習和學校管理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在未來的10年里。網絡無線化、內容數字化、功能多樣化、體積小型化、價格普及化的趨勢會愈加明顯。網絡的普及讓學生們有機會接觸到更多優質教學資源，讓每位學生都有機會成為名師之徒，學生們可選擇的學習方式也變得更加多樣。報告介紹了臺北市南湖國小負責的未來教室項目，指出未來科技發展的趨勢是3D技術、觸摸技術、無線網絡技術、以及輕薄型的平板電腦的大范圍普及與應用。在資訊科技的幫助下，未來教室功能將定位在以下四方面：情境模擬、教學互動、遠距離視頻、攝影剪輯。未來學校教育將突出以下特點：問題導向型學習、合作型學習環境、遠距離互動教師、個性化學習平臺、教學與學習網絡社群、電子化學習、教師專業職能培養。在未來學校里，學習無所不在，國際和校際交流便捷，情境體驗學習普遍。

報告特別提到，資訊科技在教育中應用的成功與否和教師的作用息息相關。從過去10年的經驗發現，老師的教學輔助工具不會變化太快，但學生學習的工具卻是多樣的，老師可以拒絕使用輔助工具，但卻無法禁止學生使用輔助工具。為了迎接未來資訊時代的挑戰，在未來數年內，教師們要更新自己的教育理念與教學方式，提升自身資訊素養。要意識到，資訊技術的運用并不是讓教師退出課堂，而是讓他們轉變成學生學習更好的協助者，資訊教育的最終目的應該是讓教與學變得更快樂。

(三)新加坡華文校本教學研究途徑

新加坡華文教研中心院長陳之權博士做了題為《探索“校―研―教”三方緊密合作的華文校本教學研究途徑》的主題演講。報告指出，近十年來，新加坡華文教師隊伍在教育部的鼓勵下掀起了校本研究風，各校紛紛以改進華文教學為出發點探索教學課題。校本研究主要采用兩種模式：一種是由高校專家學者擬訂課題，邀請中小學教師參與其中的合作課題；另一種是中小學教師自行開展的，以自己的學生和班級為對象開展的行動研究、課例研究或其他以老師為研究主體的校本研究。不過這兩種模式都有明顯的缺陷：在前一種模式中，研究的連續性不強，研究成果推廣應用的比例不高；而后一種模式對教師的研究能力要求比較高，對于絕大部分從事華文教育的一線教師而言，這是比較有難度的一個挑戰。

為了彌補這兩種校本教學研究的缺陷，新加坡華文教研中心開始嘗試由學校決策者、教學實踐者(教師)和學術人員共同參與的“校―研―教”三方協同研究活動，報告介紹了兩個研究案例，一個是小學生協作寫作活動，另一個是小學低年級寫話教學，兩個項目都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報告分析了這兩項“校―研―教”項目成功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研究課題均來自華文課堂教學中存在的實際問題；(2)研究人員提供理論框架，并根據框架設計教學策略；(3)教師參與教學策略的制定、修訂和調適；(4)教師對新教學法背后的理念有較清楚的認識；(5)在研究過程中，校領導、研究員、教師充分發揮各自的經驗與專長，并對研究的課題、目標、策略取得共識；(6)研究團隊主要由研究人員、學校老師組成，校領導參與，大家以共同進步為出發點，以團隊為研究的集體單位，具備成功的“學習社群”的特點，能在和諧的氣氛下釋放知識、分享經驗、建構新知新能；(7)團隊成員抑制了“矛盾性期待”在研究過程中優勢互補，借鑒彼此的經驗、專長，共同設計實踐性強的教學策略，促使研究取得進展。

三、主題研究群子會議報告綜述

本次大會共有九個主題研究群子會議，會議邀請了11位學者做了主題研究群子會議的特邀報告，其中包括北京師范大學余勝泉教授的《泛在學習環境中的學習資源設計與共享――學習元的理念與結構》，北京大學尚俊杰副教授的《教育游戲、研究性學習與創新人才培養》，新加坡教育部教育科技司黃利發先生的《“十分華文”――一個少教多學的網絡華文教學模式》，北京大學李曉明教授的《大學課程在線：教學錄像國內分享的成本效益分析》，北京大學郭副教授的

《基于學習者學習行為和習慣的LMS研究與設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郭伯臣的《資訊科技于測驗上之應用――以感覺統合實作評量與認知診斷電腦化適性測驗為例》．香港大學王敏紅教授的《工作中基于績效的學習和知識管理》。中國中小學教師教育技術能力建設計劃項目辦公室劉雍潛教授的《中小學教師教育技術能力標準與培訓的研究》，北京大學郭副教授的《從一門網絡培訓課程到‘虛擬’教師培訓學院》等。此外，九個主題研究群子會議還分享了225個課題的研究成果，成果形式包括長論文、短論文和壁報。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介紹個別特邀報告和部分榮獲最佳論文獎的研究報告。

(一)流動學習與無所不在學習

北京師范大學余勝泉教授做了題為《泛在學習環境中的學習資源設計與共享――學習元的理念與結構》的特邀報告。報告首先討論了泛在學習環境下資源建設的新需要，指出當前學習技術主要關注封閉結構中學習資源的共享，但忽視了學習資源持續的發展和進化能力，忽視了學習資源動態的、生成性的聯系，忽視了通過學習資源在學習者、教師之間建立的動態聯系。為了滿足泛在學習和非正式學習對學習資源生成與進化、職能與適應等多方面的需求，余教授與他的團隊提出了一種新型學習資源組織方式――學習元。報告主要介紹了學習元的核心理念、結構模型和基本特征，指出它是一種具有可重用特性、支持學習過程信息采集和學習認知網絡共享，可實現自我進化發展的微型化、智能性的數字化學習資源，其基本特征是生成性、開放性、聯通性、可進化發展、智能性、內聚性、自跟蹤、微型化等。報告最后探討了泛在學習環境下學習無對學習方式變革的促進作用。

臺灣國立成功大學伍柏翰博士與他的團隊做了題為《基于知識工程技術的移動化護理課程實習導引系統》的報告。報告指出，在傳統的護理課程臨床教學中，教師一般采用一對多的教學方式現場教導學生對病人進行身體評估，正確判斷各種疾病以及掌握每種疾病的護理程序。不過，這種教學方式往往很難兼顧每一名學生的學習狀況及進度，因此會影響身體評估單元的學習效果。本報告呈現了一套移動化護理課程實習引導系統，并提出以知識工程技術中的凱利方格為基礎的學習引導模式。透過移動載體而呈現，引導學生在真實情境中與標準病人互動，同時，通過感應技術，學生可以使用移動載體進行學習過程中的資料輸入。報告呈現了移動化護理課程實習引導系統在具體實習中的應用，指出使用該系統的學生對疾病判斷的學習成果顯著高于以傳統方式學習的學員。因此，報告得出結論，基于知識工程技術的移動化護理課程實習引導系統，可以有效地提升學員的學習成效。

(二)悅趣化學習與社會

北京大學尚俊杰副教授做了題為《教育游戲、研究性學習與創新人才培養》的特邀報告，其中指出，教育游戲可以從三方面來促進研究性學習的過程：(1)將學生置身于虛擬的、游戲化的情景中“學習”，可以更好地激發學習者的學習動機，使得學習更有趣；(2)利用游戲的虛擬性實現一些傳統教學中難以實現的場景，讓學生在近似真實的虛擬學習環境中進行研究性學習；(3)在虛擬的仿真學習環境中可以提出假設，并實際驗證假設。在教育游戲中的“做中學”可以提高學生們的問題解決能力、實踐能力、創造能力和其他高階能力，而這些能力也正是研究性學習和創新人才培養所需要的關鍵要素。基于多個案例的介紹與分析，報告深入探討了教育游戲在研究性學習中的重要價值以及實踐游戲化研究性學習的具體舉措和注意事項等內容。

臺灣師范大學蕭顯勝教授和他的學術團隊做了題為《具有學習伙伴機制的在線游戲學習行為研究》的報告。報告指出，數字游戲可以提高使用者的注意力和對游戲內容的專注程度，但這并不意味著使用教育游戲軟件的學習者一定會非常關注其中的學習內容，他們很可能只是將注意力集中在游戲的娛樂要素上。為此，蕭教授和他的學術團隊設計了一套具有學習伙伴機制的在線游戲學習系統，以此來解決游戲與學習內容松散聯結問題。研究以臺北市國小六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主要內容是考察在使用該在線游戲學習系統后，高分組和低分組的學習者在游戲行為上的差別。研究發現，學習者和具有學習伙伴機制的在線游戲學習系統的互動能幫助學習者增加其物理課程相關知識(“電與能源”專題)的學習成效。報告最后提出了改進在線游戲學習系統的建議，包括學習伙伴在設計時可加入選擇形象部分；學習伙伴的功能上應爭取做到以人工智慧的方式來感知學習者的狀況和狀態，并據此提供相應難度的教材內容。

(三)華語文數碼化學習

新加坡教育部教育科技司黃利發先生做了題為《“十分華文”――一個少教多學的網絡華文教學模式》的特邀請報告。“十分華文”概念來自于北京師范大學的“語文教育跨越式創新試驗”，是何克抗教授對兒童認知發展、兒童語言發展的研究，結合他對信息技術與課程整合的實踐經驗后提出的創新模式。“十分華文”網絡華文教學平臺由新加坡教育部教育科技司開發，2008年開始在6所小學和4所中學中試驗．2010年，有20所小學和4所中學使用該平臺，其中有近3000個小學一年級到四年級的學生參與其中。它的基本原則是“以語文運用為中心”，借助“教育電子坊2.0”(edumall 2.0)平臺。“十分華文”為小學一年級到四年級語文課文中的每一課都設計了平均十多篇利用相同主題或生詞撰寫的文章，學生通過生詞的重復運用和主題文章來學習生詞和語法，并練習寫作，學生在課堂上就可以做到學以致用。這一教學方法把教學、閱讀和寫作放在同一堂課上完成，改變了以往教師在課堂上教學，學生放學后再進行閱讀和寫作的傳統華文教學方式。值得一提的是，參加“十分華文”項目的學生幾乎百分之百用電腦上課。研究發現，整體而言，參與過“十分華文”項目的學生對華文更感興趣了、識字量、表達和寫作能力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臺灣國立臺南大學呂明蓁博士和他的團隊做了題為《新移民華語文數字化教材的試探性研究》的報告。報告指出，新移民在華語文學習中會遇到許多障礙，主要原因是每位新移民背景不一，對教材的適應情況因人而異，因此，政府在推動新移民識字學習的成效有限。針對這一問題，本報告介紹了一套自編的、數字化的新移民華語文教材。為了測試該教材的效果以及它對學習者學習動機與意愿是否產生影響，研究人員邀請了22位新移民華語文學員參與了為期一個月的數字實驗教學。研究發現，絕大多數學員認為，數字化教材對華語文的學習是有幫助的。不過，學員們對數字化教材的網站也提出一些問題，比如沒有注音輔助，不熟悉器材操作等。研究建議數字化教材還可在兩方面得以改進：(1)數字化教材實施時應考慮到數字鴻溝問題，因為很多新移民在資訊素養上仍然不足；(2)數字化教材還可以編寫得更加友好些，比如多用圖片替代文字，以此降低學習者在學習新科技時的挫折感。

(四)電腦支援合作學習與人工智慧的教育應用

新加坡國立教育學院的王其云教授與他的團隊做了題為《利用Facebook來教和學：研究綜述》的報告，王教授的研究通過四大在線數據庫(Academic Search Premier,Educa-tional Research Complete，ProQuest Educational Journals.andERIC)搜索到了16篇英文書寫的、主題與“Faeebook教育應用”有關的實證研究，對這16篇實證研究的內容分析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I)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2)Faeebook對學習效果的影響分析；(3)Faeebook在圖書館中的應用；以及(4)Faeebook的使用概況。報告得出的主要結論是：(1)當前有關Facebook的研究主要是描述性研究，而且研究對象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領域之中；(2)研究發現Faeebook的運用對學生的情感態度方面的教育目標影響顯著，但有關Faeebook是否促進學生學業表現的研究不是很多，這方面的研究才剛剛起步；(3)報告發現，影響Faeebook在教學中應用的主要因素包括信任，隱私問題、教學法問題以及師生的個性問題。

(五)創新學習環境構建與教育軟件設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王曉教授代表他的團隊做了題為《運用概念圖輔助國小學童提升基礎邏輯設計能力之初探》的報告。報告主要內容圍繞著一個用概念圖輔助學生學習Scratch程式語言，以提升學生基本邏輯設計能力的研究。該項研究的目的是探究概念圖在教學中的運用是否會在小學生學習Scratch程式語言的歷程和完成作品過程中帶來差異。研究采用準實驗研究方法，研究邀請了8位國小五年級學生參加實驗組和控制組的實驗教學活動。通過分析實驗組和控制組學生在前測和后測問卷中的表現，比較兩組學生完成設計作品的時間以及評量作品的完成度。研究發現，采用概念圖教學策略后，實驗組的學生對課程主要概念的了解程度比控制組學生要高，平均完成作品的時間比控制組學生要短．作品的完成度比控制組學生要高。

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的盧貴利博士與他的團隊做了《可擴展的教學管理信息統計組件研究與設計》的報告。報告分析了當前高校教務管理信息系統中統計功能設計和技術實現上的不足，提出構建一個可擴展的教學管理信息統計組件，該統計組件在統計的功能和統計的技術上具有很強的通用性，可以滿足教務管理人員對信息系統的多樣化需求，實現靈活的個性化定制及多維關聯統計功能，并支持多種不同的圖形顯示方式。該統計組件提供了對外接口，軟件開發人員可在組件基礎上進行開發，不僅能夠提升程序開發效率，而且能方便地針對特殊需求進行擴展，比如，(1)增加統計的維數，提供更加復雜的多維統計分析；(2)針對具體的統計項，做到特殊統計項特殊處理；(3)對一些統計結果實現復雜的數理統計功能；(4)擴展統計結果的顯示形式，如用三維表、曲線圖等顯示統計結果。此外，開發人員借助于統計組件可以靈活方便地開發統計程序，提高程序的開發效率，降低軟件開發的成本。

(六)數碼化測驗與評量

美國雪城大學的雷靜博士做了題為《技術應用與學生學習結果：對研究方法的一次實證檢驗》的報告。報告指出，國際上有很多研究關注有關技術應用與學生學習結果的關系問題，有的研究發現技術應用促進了學生學業表現的提高，有的研究顯示技術應用與學生學習表現之間沒有顯著關系，還有的研究發現技術應用對學生學業表現有消極影響。雷博士認為，之所以出現這樣不一致的結論是因為有些研究關注的是技術應用的數量(學生花在計算機上的時間投入)對學習結果的影響問題，而有的研究關注的是技術應用的質量(用什么技術，如何用技術)對學習結果的影響問題。為了更好地了解技術應用與學生學習結果之間的關系，雷博士用實證的方法檢驗了技術應用的數量(時間投入)和技術應用的質量(學生使用技術的方式)對學生學習結果的影響。研究發現，若僅僅考察技術應用的數量(時間投入)和學生學習結果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兩者無顯著關系。若考察技術應用的質量，即特定技術的應用，與學生學習結果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兩者顯著相關。不同類型的技術應用對學生學習結果有著不同的影響：一般技術應用和學生技術熟練程度呈正相關關系；特定專業技術應用與學生技術熟練程度呈負相關關系；社交技術應用對學生的自我認同和學生對待學校的態度方面有積極影響；娛樂，探索技術應用對學生學習習慣有積極影響。不過．這些技術應用對學生學業表現都沒有顯著影響。基于這些發現．研究提出相應的建議：(1)教師在技術應用方面應更多地關注技術應用的質量問題；(2)鑒于研究并沒有發現技術應用對學生學業表現有顯著影響，教育者們要理性對待技術應用的影響問題；(3)鑒于不同的技術應用對學生學習結果的不同影響．建議教師在技術使用時設定相應的教育目標。

(七)數碼學習與人力發展

香港大學王敏紅教授做了題為《工作中基于績效的學習和知識管理》的特邀報告。報告指出．電子化學習方式正被越來越多的組織，機構用作培訓員工的重要手段，可是，在實踐中，電子化學習的效果并不如人們所預期的那樣好．主要原因是培訓中的學習內容和員工們的工作需要聯系不緊密，因此員工們表現出的學習動機不強。為此，王教授提出了一種基于績效的電子化學習方法。該方法強調將特定組織，機構的目標和員工的學習需要用具體的績效內容表達出來，并將它們與電子化學習的內容緊密相連。為此，王教授提出一個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簡稱KPI)模型，在這個模型中，組織，機構的使命和愿景被詮釋成一系列具體的績效目標，這樣，員工們能明確知道自己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應該朝什么方向努力，應該達到哪些具體工作目標。同時．這一模型也支持工作場所中的知識管理和社會性學習。基于KPI的應用。組織／機構中增加的知識資產可以得到有效地歸類和管理。在組織／機構電子化學習的過程中，如果每個員工都清楚自己所在部門的KPI，他們可以更有的放矢地開展電子化學習。報告最后展現了一個基于KPI模型的電子化學習系統，檢驗了它的實踐效果，研究發現，工作中基于績效的電子化學習和知識管理在提高員工學習積極性和學習效果方面有明顯作用。

(八)教師論壇

中央廣播電視大學的林秀欽博士和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的張寶輝博士聯合做了題為《學校情境中三名生物教師應用信息技術進行教學變革的過程研究》的報告，報告呈現與分析了來自新加坡一所中學的三位生物教師應用一款計算機建模軟件BioLogica進行生物教學變革的實際發展過程。研究采用對照組和實驗組以及前測和后測比較的方法．考察了教師應用特定信息技術對教學效果的影響。研究同時考察了教師個體因素與外部環境因素對教學變革的影響程度。研究發現，三位教師基于信息技術應用的教學變革取得了

成功，究其原因，信息技術本身的特性(易用性、明確性以及與傳統教學的兼容性等)、教師的技術應用態度、教師已有的教學經驗、實踐共同體的運用與否、嘗試新教學的預期代價、教育評估系統、變革人的有無等因素是影響教師技術采納和應用表現以及整個試驗課題成敗的決定性因素。研究得出五條啟示：(1)學生取得學業進步，是教師最為珍視的精神獎勵，也是他們采納技術的最主要的內在動力；(2)現有的教育評估系統，使得教師在面對外來的新事物時．非常保守和小心；(3)在信息技術應用項目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要幫助教師實現變革所需的“角色轉換”；(4)教師的教學經驗影響著他們對革新內容的價值認同，進而影響到他們的動力。教學經驗豐富的教師更關注信息技術能否滿足自己當前教學所需，如改進教學方法、減輕教學負擔，而年輕教師更注重新工具、新教學本身的學習方式和學生的喜好情況；(5)為變革建立起一個優勢互補、凝聚力較強的教師團隊、減少探索的風險。

(九)博士生論壇

臺灣國立中山大學的鐘宜靜(音譯，Jhong Yi-ing)博士做了題為《以社會文化觀點探討移動學習在教育上的應用》的報告。報告以維果斯基的社會文化理論為基礎，探討其學習理論在移動學習環境中的應用。報告首先介紹了移動學習的概念與特點，指出對學生而言，移動學習意味著自我負起學習責任，可以隨時取得幫助，真實的學習情境，完整的學習記錄和多樣化的學習形態。對教師而言，移動學習意味著能隨時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教學的情境可擴大至真實環境，以及教學管理任務的增多。報告指出，將社會文化理論應用在移動學習會引起的一些變化，主要表現在：(1)最近發展區使移動學習產生對話式的教室言談；(2)合作學習促使師生共享發展課程成為可能；(3)移動學習要更注重情境學習，情境本身就是教學內容的一部分。不過，移動學習中也會存在一些潛在的問題，如學習者急于尋求答案的意愿；學習者經常期待得到教師的協助；移動學習可能偏重單一技能的傳述，開展完整的活動可能有一定難度；針對移動學習的教材設計會比較困難。針對這些問題，報告最后指出，有效地將社會文化理論應用在移動學習上需要師生們在教學實踐中做一些調整：(1)師生教學角色需要調整，教師應由知識傳授者轉為為學生提供支架或社會支持的學習促進者或教練學生則必須成為學習活動的中心，主動參與，自我管理學習過程；(2)教學過程需要強調社會學習和鼓勵學生學會共同解決問題，因為學習是一種共同參與的社會化過程．教師要負責建立適合發展合作關系的學習環境；(3)教學要重視情境學習，強調學生必須在情境中．透過對學習材料的主動探究與操作，了解知識的意義和實用性，學會如何解決真實問題、完成任務、促進反思和知識建構；(4)教師應采用合適的評價工具對學生移動學習的過程與成果進行科學評價。

四、結語

總的來說，GCCCE2010大會內容豐富，會議整體安排沿襲了GCCCE2009的風格，會議內容，無論是會議主題報告，還是九個主題研究群于會議中的報告，都突出了今年會議的主題，即邁向知識建構的新紀元。來自五湖四海的華人學者深入探討了當前計算機教育應用中遇到的各種實踐性問題以及未來會面臨的一些前沿性問題，與會學者普遍意識到當前全球計算機教育應用正處于這樣一個階段，即資訊與通信科技已經進入到了教育系統，已經為廣大師生所熟悉，但在接下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需要一起努力做的一件事是：如何使信息與通訊技術成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真正的“教學伙伴”和“學習伙伴”，以促成信息技術與課程教學的有效整合、促進學習者的自主學習和團隊合作，最終達到深度知識建構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