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研究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政治經濟學研究，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眾所周知，馬克思在《資本論》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將《資本論》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1]爭論由此產生。爭論的焦點集中在對“生產方式”的解釋：一是“生產關系說”，二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說”，三是“生產的技術方式說”。對此，許多同志指出，如果按前兩種意見來認識“生產方式”，那么，馬克思關于《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規定就存在著邏輯上的毛病，而馬克思是通曉邏輯的。如果按第三種意見來理解“生產方式”，那么，《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就是生產的技術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這樣一來，上述規定雖然不存在邏輯上的問題，但它卻同馬克思的下述論斷發生了矛盾。馬克思講：“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是財富的特殊社會形式，或者不如說是財富生產的特殊社會形式。”[2]生產的技術方式是一個生產力的范疇，不屬于生產的社會形態，因而不能列入《資本論》的研究對象。

最近，吳易風教授在他的《論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一文中，提出了“馬克思的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吳教授認為這一原理是“理解馬克思《資本論》研究對象的關鍵”。他認為“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指生產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即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結合以生產人們所需要的物質資料的特殊方式，也就是雇傭勞動和資本相結合以生產人們所需要的物質資料的特殊方式”[3]。吳教授將人們所熟知的“生產力——生產關系”原理拓展為“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的確深化了我們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認識。并且，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解釋為“生產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這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是，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進一步解釋，即“即”與“也就是”后面的內容，仍然使人感覺到它與斯大林關于生產關系的規定之間有或多或少的聯系。“資本主義條件下”是否可理解為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條件下？“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結合……的特殊方式”是否可理解為勞動力與生產資料以生產資本的形式相結合，從而資本家雇傭勞動者呢？如果這樣，那么，生產方式等于生產關系。如果這樣，這豈不是也將《資本論》的研究對象狹窄化了嗎？

因此，問題的關鍵仍然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不是“生產方式”作何理解。

我們認為，盡管馬克思在整個《資本論》中，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范疇，是從多種含義上使用的。但是，從《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角度使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范疇，其含義是確定的，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指社會生產在價值的自行增殖過程中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方式。或者說，社會生產的存在和發展采取資本經濟的方式。因此，《資本論》所研究的是社會生產在價值的自行增殖中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第51章中，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這一含義作了明確的論述。馬克思講：“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科學分析卻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一種特殊的、具有獨特歷史規定性的生產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產方式一樣，把社會生產力及其發展形式的一定階段作為自己的歷史條件，而這個條件又是一個先行過程的歷史結果和產物，并且是新的生產方式由以產生的現成基礎；同這種獨特的、歷史規定的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即人們在他們的社會生活過程中、在他們的社會生活的生產中所處的各種關系，——具有獨特的、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4]。這個居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中間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指的是什么呢？緊接著，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開始就有兩個特征。”[5]“第一。它生產的產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產方式相區別的，不在于生產商品，而在于，成為商品是它的產品的占統治地位的、決定的性質。”[6]“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第二個特征是，剩余價值的生產是生產的直接目的和決定動機。”[7]很顯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是社會生產在價值的自行增殖過程中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方式，就是社會生產的資本經濟方式。不僅如此，馬克思在論述資本經濟方式與生產力的關系時指出：“這種為了價值和剩余價值而進行的生產，像較為詳細的說明所已經指出的那樣，包含著一種不斷發生作用的趨勢，要把生產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也就是把商品的價值，縮減到當時的社會平均水平以下。力求將成本價格縮減到它的最低限度的努力，成了提高勞動社會生產力的最有力的杠桿”[8]，在論述資本經濟方式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關系時，馬克思指出，在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制條件下（即在生產資料與勞動者分離、生產資料歸資本家所有的條件下），資本經濟會把這種所有制再生產出來，并且不斷地再生產出由這種所有制所決定的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馬克思講：“如果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生產條件的這種一定的社會形式為前提，那末，它會不斷地把這種形式再生產出來。它不僅生產出物質的產品，而且不斷地再生產出產品在其中生產出來的那種生產關系，因而也不斷地再生產出相應的分配關系。”[9]很顯然，我們決不能認為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決定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是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及由其所決定的生產關系得以運動和實現的物質載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之間只能是一種“相適應”的關系。

在這里，我們有必要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者更明確地說，對社會生產的資本經濟方式作進一步的考察。

馬克思講，資本作為自行增殖的價值，是每一種資本作為資本所共有的規定，或者說是使任何一定量的價值成為資本的那種規定[10]。這是抓住了與所有其他財富形式或（社會）生產發展方式相區別的資本的特征的一種抽象[11]。這就是說，首先，資本是一定量的價值，它以商品經濟的存在為前提，在理論上，價值概念先于資本概念[12]，在歷史上，“商品流通是資本的起點。商品生產和發達的商品流通，即貿易，是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13]。因此，資本具有歷史性。“勞動產品的價值形式是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這就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生產類型，因而同時具有歷史的特征。”[14]

其次，價值并不必然就是資本，只有當商品流通同時成為以增大自身為目的的價值流通時，才會有資本的存在。歷史地看，商人資本和高利貸資本是人類歷史上最早出現的兩種資本形式。“不僅商業，而且商業資本也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出現得早，實際上它是資本在歷史上更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15]

第三，資本的存在并不必然使資本支配社會生產。要使資本支配社會生產，從而成為社會生產的具有歷史規定性的獨特生產方式，還必須具備一系列條件，其中關鍵性的因素是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分離。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分離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要求。二者的分離反映了社會生產力進一步發展對生產者與勞動者分離的客觀要求，即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或其人成為生產者，勞動力的所有者成為勞動者。能使生產資料和勞動者分離的所有制不僅僅是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制，生產資料的聯合勞動者所有也能使、也必須使生產資料和勞動者分離，從而使聯合勞動者成為生產者，勞動者個人成為直接勞動者。在二者分離的前提下，要實現他們的結合以生產物質產品，勞動者的勞動力既可以采取商品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形式（比如計劃配置下的勞動力）。在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權存在的前提下，勞動力只能采取商品的形式。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制是勞動力成為商品的充分條件，但絕不是充要條件。在勞動力成為商品的情況下，生產者要進行生產，只有到市場上去購買勞動力并將其并入生產過程才有可能實現，“G-A發展到什么程度，G-Pm也發展到什么程度”[16]。從而，資本也在什么程度上支配社會生產，以價值增殖為目的的社會生產在什么樣的程度上取代以直接或間接滿足自身需要為目的的社會生產。因此，勞動力成為商品是產業資本產生、從而社會生產的資本經濟方式產生的前提條件。

第四，資本是一種財富的存在形式或一種（社會）生產的發展方式。歷史上出現過的物質財富的存在形式，有自然形式、商品和貨幣形式、資本形式等。“如果把資產階級生產方式誤認為是社會生產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會忽略價值形式的特殊性，從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進一步發展——貨幣形式、資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17]與財富的存在形式相適應，人類社會經歷了自然經濟、商品經濟和資本經濟等社會生產的不同發展方式。自然經濟以滿足生產者自身的需要為社會生產的目的，商品經濟以交換、從而交換價值為社會生產的目的，資本經濟則以價值的不斷增殖為社會生產的目的。資本經濟以商品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為前提，但是，它的以追求價值增殖為目的的運動會加速商品經濟的發展，從而使商品經濟成為資本經濟的外在表現，使資本經濟成為商品經濟的內在靈魂和本質。資本生產方式的趨勢是：“盡可能使一切生產轉化為商品生產；它實現這種趨勢的主要手段，正是把一切生產卷入它的流通過程；而發達的商品生產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18]

第五，資本體現一定的經濟關系，但它并不必然體現某一經濟關系。“資本不是物”。它作為社會生產的一種發展方式，的確要體現一定的經濟關系。但是，由于生產資料所有制不同，進而資本的所有制不同，資本所體現的經濟關系也表現出一定的差異性。資本只追求在價值的運動中增殖，并不要求價值為什么會增殖，或價值增殖的源泉是什么。要探尋價值增殖的源泉，必然涉及到與此有關的社會經濟關系。在任何社會，價值增殖的源泉只能是勞動者的剩余勞動，但是，不同的剩余勞動的生產和占有關系卻能夠使資本體現不同的經濟關系。很顯然，資本究竟體現哪一種經濟關系，這取決于生產資料的所有制。生產資料的資本家私有制決定了雇傭工人生產、資本家占有剩余價值的關系；生產資料的聯合勞動者所有決定了勞動者個人生產、聯合勞動者整體占有剩余價值的關系。

最后，長期以來，理論界一直將資本要體現一定的經濟關系同資本必然體現某一經濟關系完全視做同一的東西，這在認識上還有其他根源。當生產資料普遍地以資本的形式存在，并且歸于它的私人所有者資本家，由此，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取得了一種歷史的存在形式。資本的所有者天然不是資本家，但資本家天然是資本的所有者。正是由于資本家天然是資本的所有者，人們在觀念上自然也就會把資本的所有者等同于資本家，從而將資本等同于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制，進而將資本要體現一定的經濟關系等同于資本必然體現某一經濟關系，即雇傭工人生產，資本家占有剩余價值的關系。

二對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初步分析

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從17世紀下半葉開始的“古典革命”，使資產階級有了第一個系統的經濟學理論體系，即古典經濟學。其代表人物是英國的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和法國的魁奈及布阿吉爾貝爾等。古典經濟學家對經濟問題的研究具有這樣一種特征：他們把經濟制度下階級關系的研究同既定制度下的資源配置過程，諸經濟變量之間的作用機制的研究加以結合，把經濟制度本質的分析與既定制度下經濟運行過程數量的分析結合起來[19]。亞當·斯密在其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一方面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內部聯系，發現了工資和利潤、利潤和地租的對立，論述了資本主義財富增長的原因、條件、途徑；另一方面也初步闡述了資本主義經濟運行機制和規律，提出了“看不見的手”的原理。李嘉圖進一步發展了斯密的這種研究。但是，薩伊、馬爾薩斯、詹姆斯·穆勒、麥克庫勒赫等人則在“通俗化”的形式下，將古典經濟學家對經濟制度本身的分析與對既定制度下資源配置過程及其變量的分析割裂開來，把大部分精力集中于既定制度下資源配置過程及其變量的研究。最具代表意義的是約翰·穆勒于1848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這本教科書，在該書中，穆勒一方面盡量維護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原理，另一方面主張國家調節收入分配，改善資本主義制度。馬克思稱之為“沒有生氣的混合主義”。

19世紀70年代以后，以門格爾、杰文斯、瓦爾拉、帕累托、馬歇爾等人為代表的邊際學派，完全拋棄了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身及其運行機制的古典經濟學傳統，使經濟學成了一門以論證市場機制能夠使資源有效率配置為中心的知識體系。他們從消費者行為出發來研究價值問題，認為價值決定于個人的心理過程。在此基礎上，他們用數理方法建立了關于消費者在謀取最大效用，生產者追求最大利潤的刺激下如何通過市場機制實現一國生產資源有效配置的理論。他們相信市場力量能有效地調節經濟活動，從而在生產和消費之間建立起均衡的力量。其中的杰出代表是1890年出版的馬歇爾所著的《經濟學原理》。

歷史上第一次明確地將稀缺資源的合理配置規定為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是英國經濟學家羅賓斯。他在1932年發表的題為《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一文中說：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作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間關系的人類行為的科學。羅賓斯的這一定義既代表了自邊際革命以來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對經濟研究對象的認識，也符合當時西方經濟學對經濟問題研究的實際。羅賓斯關于經濟學研究對象的這一規定發表以來，先后遭到了許多經濟學家的批判。但是，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在其所著的經濟學教科書中，基本上接受了這一規定。比如說，最近出版的薩繆爾森所著的《經濟學》（第14版）和斯蒂格利茨所著的《經濟學》都延襲了羅賓斯關于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規定。

薩繆爾森講：“經濟學研究社會如何使用稀缺資源來生產有價值的商品，并把它們在不同人之間進行分配。”[20]斯蒂格利茨說：“經濟學研究的是：我們社會中的個人、廠商、政府和其他組織是如何進行選擇的，這些選擇又怎樣決定社會資源如何被利用。稀缺是經濟學的一個顯著的現象：因為資源稀缺所以選擇是必要的。”[21]盡管二人在遣詞造句方面各有自己的特點，但是，我們仍然不難發現他們二人在經濟學研究對象認識上的共同性。這種共同性包含兩層基本的含義：第一，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問題是稀缺資源的配置問題，或者說是社會用稀缺資源生產什么、怎樣生產、為誰生產的問題。第二，社會如何配置稀缺資源，或者說社會用什么樣的技術方式和社會制度（體制、運行機制）來配置稀缺資源，以解決這個社會經濟的基本問題。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或者說體制）對這個基本問題的解決，其方式不同，效率也不一樣。“不同的社會面臨著通過各種可供選擇的經濟制度而發生變化的需求，同時，經濟學研究一個社會可以用于配置稀缺資源的不同機制。”[22]

如果我們把資源配置問題看做是社會生產問題，那么資源配置方式問題就是一個社會組織生產的方式問題。因此，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可以進一步引申為：它研究一個社會組織生產的方式和方法。薩繆爾森等人面對的是資本主義經濟，而資本主義經濟天生就是市場經濟，資源配置問題主要靠市場經濟這種體制方式來解決。因此，他們將研究的側重點放在市場經濟的研究上，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盡管薩繆爾森列舉了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等可供選擇的資源配置的體制方式，但它要論述和證明的卻是市場機制對于資源的有效率配置。他所做的事情也就是大多數西方經濟學家所做的事情。實際上，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不管是宏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不外乎在于論證市場經濟是如何配置資源、發展社會生產的。當然，薩繆爾森、斯蒂格利茨和其他絕大多數經濟學家一樣，只是在市場經濟、在經濟體制層面上研究資源配置方式、社會生產方式，并沒有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從制度層面上探討資本主義的資源配置問題。他們把資本主義所有制當做既定的前提存而不論。許多同志探討了他們這樣做的原因。但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據此而認為，西方經濟學把生產方式逐出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實際上，西方經濟學時時處處都囿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資源配置。

三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問題上的共同之處和對立性

我國學者在比較、分析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時，一般都揭示二者的對立性，很少分析二者的共同性。其實，只有在弄清二者共同性的基礎上，才能說明他們的對立性。馬克思經濟學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西方經濟學研究社會如何配置稀缺資源以生產有價值的商品，表面看來，二者毫無共同之處。前面的分析告訴我們，馬克思所講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是社會生產在價值自行增殖中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方式，或者說就是資本經濟方式，或者說社會生產的市場經濟方式。

那么，資本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我們知道，資本經濟是社會財富存在和發展的一種方式，它以商品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為前提，以價值的不斷自行增殖為目的。它的存在和發展，它追求價值增殖的運動又會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促使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土地市場、技術市場等市場體系的形成。市場經濟就是“借助于市場交換關系、依靠供求、競爭、價格機制、組織社會經濟運行，調節社會資源配置和人的利益的經濟，簡言之，在市場調節下運行的經濟。”[23]“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調節方式，這種經濟運行形式通常叫做市場經濟。”[24]“市場經濟是一種私人和私有企業制定關于生產和消費的主要決策的經濟。價格、市場、盈利和虧損、刺激和獎勵的一套制度解決了生產什么、如何生產和為誰生產的問題。”[25]“在市場經濟中，生產資源私有，經濟決策高度分散。……，這個制度是通過內在聯系的市場網絡和價格協調的。”[26]“今天，市場的概念包括如何進行交易的場合，盡管這些交易未必完全符合村鎮市場。……，所有這些交易過程都包括在市場經濟這個概念里。”[27]由此可見，一方面，資本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是資本經濟；另一方面，資本經濟是市場經濟的內在實質和靈魂，市場經濟是資本經濟的外在表現。因此，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處就在于此。

可見，無論是馬克思經濟學還是西方經濟學（更確切地講，是現代西方經濟學），他們都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都研究資本經濟，都把資本經濟看做是人類社會生產存在和發展的一種方式。換言之，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因其生產目的有別而可區分為自然經濟、商品經濟、資本經濟、計劃經濟（或者叫做別的什么經濟）等，資本經濟只是其中的一種。在這里，之所以列出了資本經濟，而不講市場經濟，是因為資本經濟在生產目的上有別于其他生產方式，而市場經濟并不能表明其生產方式的目的何在。衛興華教授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產生與發展的差別性所引出的理論思考》一文中指出：至于說商品經濟是相對于自然經濟而言的，市場經濟是相對于計劃經濟而言的，表面上看很對稱，很清晰，但經不起推敲。試問：市場經濟難道不與自然經濟相對立嗎？難道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是互不相關的兩回事嗎？如果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相對立，商品經濟為什么就不與計劃經濟相對立呢？衛教授是對的。因為，盡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計劃經濟等范疇都是對社會生產方式的理論概括，但這種概括的理論層面是不一樣的。要使我們對不同生產方式的劃分清楚明確，必須堅持標準的同一性，而最常用的標準就是社會生產的目的。馬克思就是這樣做的。

但是，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問題上依然存在著嚴格的對立性，具體地講：

篇2

中圖分類號：F12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0-0013-03

一、尋租的性質研究

早在19世紀40至50年代，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在其著名代表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就提出了政策干預，保護民族工業，發展本國生產力，以便趕上先進國家的觀點。同時，他極力主張保護本國的民族工業，保護本國生產力的發展，從而為西方經濟學中尋租理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一）尋租理論產生背景

西方尋租理論的創立有其深刻的經濟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一些經濟學家在總結了1929—1933年經濟危機的經驗教訓時，認識到市場并非萬能，不能完全依賴“看不見的手”來調節。受凱恩斯主義的影響，西方各發達國家加強了對經濟活動的宏觀調控和政策干預。西方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尋租”是在市場經濟制度下由于政府干預而產生的一類經濟現象。在完全競爭條件下，所有交易行業完全可以通過市場實現，一切任由“看不見的手”來調節，因而不存在“尋租”行為。但由于“市場失靈”現象無法避免，隨著政府干預和管制的加入，尋租行為的出現成為必然。

直到20世紀60年代，依靠國家干預政策已不能解決西方世界的經濟滯脹和失業問題并存的狀況，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的統治地位開始發生動搖。于是，新自由主義趁機再次復興，并占據一席之地。尋租理論正是為了迎合新自由主義的“反對國家干預，主張自由放任”這一經濟思潮而產生的。

（二）尋租及其內涵

尋租理論，最早萌芽于塔洛克的論文《關稅、壟斷和偷竊的福利成本》（1967）。但真正第一次提出“尋租”一詞的則是克魯格的論文《尋租社會的政治經濟學》（1974）。克魯格不僅發展了塔魯克的觀點，而且還開創了尋租理論的國際貿易學派分支。后來，她本人也被認為是尋租理論的鼻祖。公共選擇學派堅持用經濟學中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去分析人們的政治經濟行為。與傳統政治經濟學理論不同，公共選擇學派將政治因素作為經濟分析的內生變量來研究，其目的是從政治過程的經濟研究中分析現代西方國家經濟問題根源之所在。

這里的“租”不是一般經濟學原理中所指的地租，而是指由于不同體制、權利和組織設置而獲得的額外收益，或因政策干預和行政管制而形成的非生產性利潤。這里的“非生產性”是指其只創造利潤不創造財富。簡言之，“租”是一種超過機會成本的余額，是超額利潤。在有關尋租的文獻中，其定義是多樣的。布坎南認為，尋租是人們憑借政府保護進行的尋求財富轉移而造成的浪費資源的一種活動。埃克蘭德等人把尋租描述成憑借政府批準的壟斷權來取得收益的行為。圖洛克等人將尋租定義為獲得壟斷或取得政府其他庇護而從事的活動。總之，尋租行為在現實中采用大量合法和非法手段：游說、疏通、接近權力中心、找靠山、尋求壟斷、爭取政府庇護以逃避競爭、占有租金，使“看不見的手”不起作用，因此，這類行為常被稱為“看不見的腳”。于是，“尋租”便被比喻成“看不見的腳”去踩“看不見的手”。尋租，正如經濟學家榮敬本所說的，在現代尋租理論中，一切借用行政權利大發橫財的行為都被稱為尋租活動。尋租的追逐會轉移財富、裂化資源配置，造成社會資源浪費，導致腐敗猖獗。

尋租活動在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處于轉型期的國家中各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一般地說，在發達國家中，尋租主要表現為分利集團通過合法的院外游說、政治捐款等活動促使政府被動創租，并爭取占有租金的壟斷特權；而在處于轉型期的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內，尋租則主要表現為非法的行賄、受賄、索賄，以取得政府無意創租和主動創租所形成的租金。從這個層面上講，所有這類活動都是要耗費社會資源的，是社會資源的一種被動浪費。

（三）尋租的成本分析

塔魯克（1988）指出，尋租成本可以由三個部分組成：尋求壟斷租所耗費的成本；壟斷本身所造成的福利損失；尋租所失去的技術創新的機會及其福利。因此，我們可以將尋租的成本分成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對于尋租者來說，他所承擔的尋求壟斷租所消耗的成本，就可以理解成是一種私人成本；由于尋租所導致的壟斷，進而使社會福利受到的損失，可以說是尋租行為的一種負外部性，產生的成本由全社會來共同承擔。

1.私人成本的分析

尋租者的私人成本除了交易成本以外，還應該有使用該資金進行再生產或是投資而非經行尋租活動能所得的合法的利潤，稱為機會成本。另外，對于尋租者而言，他們會承擔著一種社會輿論壓力和法律的壓力，稱為心理成本。

交易成本即尋租者在經營生產過程中，獲取壟斷地位，以及維持壟斷的超額利潤過程中人財物的耗費。機會成本則是尋租者交易成本的創租、避租、抽租和護租的耗費，可以用來生產而沒有用于創造價值的成本消耗或者是所放棄掉的超額利潤。正如前面所說，由于尋租行為的非生產性活動性，使他存在著法律制裁、輿論譴責和名譽掃地的風險，以及自己良知的譴責等等，這些都是引發心理成本的因素。

除此之外，在現實中，整個尋租活動過程中會存在多個競爭的尋租者，但只有少數的尋租者成功并因此而獲得超額利潤，其他落敗尋租者的成本耗費造成了租金耗散。因此，要真正做到準確地推斷尋租活動成本，應將所有尋租者（其中包括尋租失敗者）的成本支付都計算在內。

篇3

中圖分類號：F74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2670（2014）01-0050-08

收稿日期：2013-09-13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企業異質性視角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與模式研究”（13CJL036）。

作者簡介：白潔，女，山西忻州人，經濟學博士，山東財經大學經濟學院講師，研究方向：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

一、引言

傳統的貿易理論認為自由貿易能最大限度地增進世界福利，一國單邊貿易自由化能最大限度的增進自身的福利。因此，各國最優的貿易政策應該是自由貿易政策。但是理論和現實卻存在著明顯的差距，貿易保護主義從來就沒有間斷過，它已經成為一國干預國際貿易的重要手段。雖然在WTO的倡導下，各國施行了大幅度的關稅減讓，但是非關稅壁壘卻盛行不衰。在貿易政策的選擇上，各國更青睞于保護而不是補貼等直接根治經濟扭曲的手段。經典的貿易理論無法解釋現實中的貿易保護政策，所以，諸多經濟學家從最優關稅理論、幼稚產業保護理論、市場失靈、次優等角度出發試圖解釋貿易保護主義，但是以效率為基礎的理論并不能很好的解釋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所以，只有將公共選擇的分析范式引入傳統的貿易理論當中，從收入分配而非經濟效率的角度出發，從政策決策過程的視角探究貿易保護政策的問題，即貿易保護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諸多學者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去解釋貿易保護主義，相關研究已取得豐碩的成果。本文將其分為兩大類：利益集團模型和中點選民模型。利益集團模型的出發點是利益集團，利益集團通過游說和政治捐資來影響政府的貿易政策，政府的貿易政策是利益集團相互博弈的結果。而中點選民的出發點則縮小到不能進一步分解的選民個體，政治家要贏得選舉，得到選票的最大化，必須代表中點選民的利益。

二、利益集團模型及相關研究

利益集團模型是貿易保護政治經濟學中的主要理論，大部分學者從利益集團的角度對貿易保護政策了進行分析。該模型主張資本家通過影響政治家來獲取對自己有利的政策，認為利益集團可通過游說，并投入相應的支出，達到影響政府貿易政策的目的。利益集團模型理論在其不同的發展時期呈現不同的特點。早期研究介于20世紀60-80年代，這一時期是利益集團模型的雛形。大部分學者就某一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相應的觀點，這些研究對貿易保護水平的決定因素，以及利益集團參與政治決策的過程進行了分析，但是這一階段的理論是分散和片面的，沒有形成成熟的理論模型和體系。到20世紀80、90年代，利益集團模型得到了長足發展，形成了相對成熟的理論模型，代表理論有關稅形成模型、政治支持模型、保護代售模型和信息傳遞模型。特別是保護代售模型的提出成為利益集團模型發展的一個里程碑，該模型較為完備和成熟，為后來學者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礎。進入21世紀以后，學者對利益集團模型的研究熱情持續不衰。其中一些學者以保護代售模型為基礎，將現實生活中存在的貿易保護政策的影響因素加入模型當中，使該其分析更加深入。另外一些學者用利益集團模型分析自由貿易協定、間接投資等具體問題，使其解釋力不斷增強。還有一些學者以本國數據為基礎對利益集團模型特別是保護代售模型進行實證檢驗，探討該理論在本國的適用性。根據學者對利益集團模型研究重點的不同，將相關研究分為四個方面：

1.關于貿易保護水平影響因素的研究。

從利益集團的角度研究貿易保護水平的影響因素吸引了諸多學者的關注，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構成了利益集團模型理論的基礎部分。早期經濟學家認為：企業數目少、地理集中度高、買方集中度高的行業能有效調整集團內部利益并形成游說，因此行業獲得的保護水平以及行業反對貿易自由化的能力與上述因素成正比；Olson[1]認為不利于收入、就業水平提高的經濟環境更有2利于利益集團的形成。所以行業保護水平和行業產出、就業增長率呈負相關關系，與進口滲透率呈正相關關系；Gawande等[2]研究了國外利益集團的游說在政府貿易保護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影響。之前的研究學者認為，國外利益集團對政府貿易政策的游說對國內經濟是有損失的，但Gawande等卻認為國外利益集團的游說很可能會減少貿易壁壘，提高消費者剩余，進而提高該國的福利；Matilde Bombardini[3]將企業異質性引入利益集團模型當中。認為貿易政策的決策過程會受到企業游說能力的影響，而企業的游說能力則很大程度上受到企業規模的影響。因為在企業游說的過程中需要支付政治捐獻，規模較大的企業會擁有較強的支付能力。所以，對于一個產業而言，如果該產業內大型企業較多即產業集中度較高，則該產業的游說能力就較強，貿易保護水平也較高；Bumba Mukherjee等[4]將勞動力流動程度引入利益集團模型中，認為當部門間勞動力流動性變弱時，民主國家更容易采取保護貿易的政策。

2.關于貿易保護水平決策過程的研究。

在貿易保護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影響因素可以看作是一個輸入變量，以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為表現形式的貿易保護手段可以作為一個輸出變量，那么中間的影響過程和決策過程到底是怎樣的呢，諸多學者通過構建函數或者是利用博弈論對該環節進行展開。如Findiay等[5]構造了關稅形成模型，從博弈論的角度研究了利益集團影響關稅的具體過程。認為關稅水平取決于對峙的兩個游說集團游說競爭的結果。利益集團雙方進行非合作博弈，提供游說支出，使各自凈收益最大化，最終的最優關稅便是該博弈的納什均衡解。該模型認為關稅是利益集團相互斗爭的政治結果，而政府在關稅的決定過程中退居其次。該模型較好的利用了博弈論的分析工具，對關稅決定水平進行了詳細論述，但在此過程中過分看重利益集團的作用，忽視了政府、消費者等其他社會群體對關稅的影響。

Magee等[6]構造了兩個政黨、兩個利益集團的兩階段博弈模型。該模型認為利益集團為候選政黨或候選人提供政治捐獻，目的是提高所支持政黨或候選人當選執政的概率。假設，各黨在得到利益集團政治捐獻之前，便已申明了各自所倡導的貿易政策，并且該貿易政策不受政治捐獻的影響與干擾。利益集團只是根據自身的貿易政策偏好，選擇自己支持的政黨。那么，在該情況下，利益集團并不能以政治捐獻的方式直接影響貿易政策，只能通過政治捐獻提高自己所支持的政黨的獲勝幾率，從而間接獲得自己所期望的貿易政策。

上述研究將政治捐獻作為利益集團左右政府制定貿易政策的籌碼，而Ainsworth[7]認為利益集團向決策者提供詳實可靠的信息同樣可以起到游說作用。由此，我們研究的前提從充分信息演變為非充分信息狀態。于是，信息便成為了利益集團游說決策者的重要砝碼，能夠幫助資源有限的政府把握經濟狀況，作出決策。政府與利益集團的關系便由“保護待售”模型中的交易雙方，變成了信息提供模型中的政治盟友――利益集團向決策者傳遞對自己有利的真實信息，決策者依靠信息做出明智選擇以延長政治壽命，雙方互惠互利。

傳統的利益集團模型大多將關稅作為貿易保護的主要手段。如Findiay等[5]的關稅形成模型。因為政府可以通過關稅獲得全部的貿易保護利得（租）。隨著貿易保護手段的日趨豐富，非關稅壁壘越來越受到重視，而非關稅壁壘與關稅壁壘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政府不能獲得全部的租。為了解決這個問題，Facchini等人[8]將配額等非關稅形式的貿易保護措施引入了利益集團模型當中。研究發現在政府實施貿易保護政策過程中，只有72%-75%的租最終由政府獲得。該研究大大拓寬了以往分析的視野，使得研究學者對非關稅貿易壁壘給予關注。從而使得貿易保護政策的表現形式更加豐富。

3.關于利益集團綜合模型構建的研究。

上述文獻分別對貿易保護水平的影響因素和貿易政策的決策過程進行了深入研究，但這只是利益集團模型的兩個方面，如何將二者結合起來，從政府的角度對影響因素進行權衡，最終制定貿易保護政策呢？這就涉及到了綜合模型的構建和深化。

Hillman[9]首次提出一個較為完備的模型即政治支持模型。該模型假設，政府的目標是為了滿足其政治支持最大化。政府為了最大限度地得到利益集團以及消費者的政治支持，需在利益集團與消費者之間做出權衡。關稅過高，雖可得到利益集團的政治支持，卻由于價格提高，傷害了消費者的利益；降低關稅，雖可滿足消費者，卻無法讓利益集團提供支持。因此，政府需選定一個均衡關稅水平，使來自于利益集團與消費者的總體政治支持最大化。通過分析，Hillman得出了以下結果：由于利益集團在政治支持方面的影響很大，政府將采取保護主義的貿易政策，但這樣的保護對于衰退產業而言只是暫時的，并非永久性的。雖然處于衰退境地的產業利益集團最渴望得到政府保護，但最終結果可能不是延緩而是加速了這些產業的衰退。該模型雖然比之前的理論更完善，但單從公眾的角度或單從政治家與利益集團間的相互博弈的角度看待貿易政策的形成過程仍然不夠豐富，直到Grossman等[10]提出了保護待售模型以后，利益集團模型才得到了長足發展。

Grossman等提出了影響當權政府的政治捐獻模型――保護待售模型，認為利益集團的政治捐獻應集中于已勝出的當權政府，其目的是直接影響當權政府的貿易政策，而非提高競選政黨的當選概率或是當權政府的連任幾率。當權政府則為了再次當選，除了借助政治捐獻外，也需努力提高普通選民的效用水平。因此，在該情形下，利益集團應向政府提供適當的政治捐獻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當權政府則制定合理的貿易政策使總政治捐獻與社會總福利的加權值最大。Grossman等假設，一小國中存在n個利益集團，分別代表各自產業利益游說當權政府。在勞動報酬為1的前提下，構建了利益集團的福利函數和社會總福利函數，政府的目標是使游說集團的政府捐資和社會總福利達到最大化。為了達到目標，利益集團和政府間形成兩階段非合作博弈，即利益集團之間首先提出納什均衡下的政治捐獻安排，然后政府在給定的捐獻安排上再決定最優稅率。在非合作博弈條件下，根據政府與游說集團之間“菜單拍賣”的納什均衡條件，得出了均衡時的關稅表達式。其結論表明：均衡關稅取決于不同行業的進口彈性、進口滲透率、總體利益集團人數比例以及是否是有組織產業。只要產業內部存在利益集團，并向政府提供政治捐獻，便可享受到關稅保護，而未成立利益集團的產業則需忍受負保護。若所有產業均存在利益集團，并且每位選民均屬于利益集團，則此時會形成全面的自由貿易。該模型是利益集團模型中最為完備的一個，但是仍然存在明顯缺陷，即對于利益集團期望利用政治捐獻影響所有商品關稅的假設，與現實情況并不一致。在現實中，利益集團更希望將有限的政治捐獻投入到直接相關的貿易政策游說中。利益集團很可能只要求政府提高自身產品的保護程度，對于其他產品則并不關心，因為對其他產品關稅進行游說，將是一件邊際收益遠低于邊際成本的行為。

基于此種考慮，Helpman進一步假設利益集團只對自身產品的關稅水平進行游說，結論表明：不存在利益集團的產業將實行自由貿易，而并非征收出口關稅；提供政治捐獻的產業將一定受到關稅保護。即使出現所有選民均屬于利益集團的極端現象，全面的零關稅也無法實現，除非只存在一個產業、一個利益集團。存在利益集團的產業，其關稅具有獨立性，并與該產業特定要素的所有權集中度有關，集中度越大，保護率越高，而與其他利益集團的實力無關。然而，該模型視利益集團的存在為一個外生變量，這種假設仍然與現實存在一定差距。在現實中，只有當利益集團的潛在收益足夠高或者組織成本足夠低的時候才可能形成。保護代售模型作為利益集團模型中的一個里程碑，成為后期學者進行研究的基礎。

Chang[11]對保護代售模型進行了深化，將KrugmanDixitStiglitz提出的壟斷競爭模型植入保護待售模型中，探討了在壟斷競爭環境下，利益集團對貿易政策的影響。該模型得出了一些重要結論：在壟斷競爭條件下（1）即使是在沒有組織的產業中，內生性的進口關稅水平也不會降到零。（2）對于有組織的產業而言，內生性的出口政策不一定均表現為出口補貼。但對于沒有組織的產業而言，則表現為出口稅。（3）不管該產業是否有組織，進口保護水平與進口滲透率成反比；Gawande等[12]以保護待售模型為基礎，探討了上游生產者和下游生產者的游說競爭問題對貿易保護政策的影響。該文章認為來自于相互對峙的兩個利益集團的游說競爭對貿易政策的決策過程會產生重要影響。文章搜集了來自40多個國家的數據，實證結果表明，一個有組織的產業往往會得到更多的貿易保護，但是如果該產業中下游生產商也存在強大組織的話，往往會削弱政府對該產業的貿易保護力度；Matschke等[13]將勞工問題引入了保護待售模型中。通過構建新模型和實證分析得出，均衡的貿易保護水平確實受到勞動力市場變量的影響。并認為，如果一個特定產業中的工會而不是資本擁有者對政府進行游說，那么均衡時的貿易保護水平會比保護待售模型中的要高，因為工會會將零散的游說租金集中起來。反之，如果資本擁有者而不是工會對政府進行游說，那么均衡時的貿易保護水平就會較低；Facchini等[14]將產品替代率引入了保護代售模型當中，認為如果進口產品與本國產品的替代率越大，那么本國產品所在行業得到的貿易保護就越強。

4.關于利益集團模型應用的研究。

在利益集團模型日臻完善的過程中，一部分學者將利益集團模型運用到分析其他問題中去，比如自由貿易協定、間接投資問題等等，這些研究使得利益集團模型的研究范圍逐漸擴大，這一過程也可以理解為利益集團模型的廣化。比如，Maggi[15]將利益集團模型用于分析自由貿易協定。認為自由貿易協定確實能夠推動貿易自由化，但是貿易自由化的程度不僅與一些政治變量相聯系，還與部門間資本流動性有關。如果資本的流動性越好，越容易導致貿易自由化的深化；Lucian Bebchuk等[16]將利益集團模型用于分析間接投資問題。該論文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框架用于分析利益集團的游說是如何影響政府對投資者保護水平的決定。認為公司內部人員利用其控制的公司資產去影響政治家的決策，作為外部人員的機構投資者（比如金融中介）由于信息的不充分無法獲得有效保護，這些因素會導致投資者獲得的保護水平在一個次優的狀態下達到均衡。

通過上述歸納，可以看出利益集團確實在貿易政策決策過程中有著非同尋常的重要意義，但是普通選民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所以，又涉及到貿易保護政治經濟學中的另外一條主線――中點選民模型。

三、中點選民模型及相關研究

中點選民將立足點放在選民個體。政府或政治家為了獲得選民的支持，在選擇貿易政策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如何得到多數選民的支持。中點選民的意見將會代表多數選民的想法，因而政府要盡可能地選擇中點選民偏好的政策，越接近中點選民偏好的政策越能得到大多數選民的支持。

20世紀70年代從選民的角度考慮其對貿易政策影響的觀點就形成了，比如Caves[17]的選舉最大化模型就將行業的就業人數與選民人數聯系起來，并考慮選民人數對政府貿易保護政策的影響。該理論認為，行業就業人數是利益集團和政府談判的籌碼，有更多選民的行業更容易得到候選人的偏好，即行業就業人數與行業保護率之間呈正相關關系。該理論雖然沒有提出一個完備的理論框架，但是卻給出了與利益集團模型截然不同的思考立場，即從選民的角度來考慮其對貿易政策的影響。

經過近十年的發展，Mayer[18]正式提出了中點選民模型。這一模型假定政策是通過多數人投票決定的。只要中點選民對政策的偏好有“單峰”，那么政府采取的政策就是能使中點選民效用最大化的政策。Mayer在HO框架下對此進行了分析，認為如果中點選民的資本/勞動比率比經濟體的總比率低，那么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時，這個國家就會征收正的進口關稅。即如果該國是資本密集型國家，它的貿易政策就是對勞動密集型產品征收正的關稅，對資本密集型產品進行進口補貼。如果該國是勞動密集型國家，那么它的貿易政策應該是對資本密集型產品征收正的關稅，對勞動密集型產品進行進口補貼。但這與各國實際情況很不吻合。事實上，很多國家采取的政策只是代表一國少數要素擁有者的利益。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點選民模型進入了一個相對成熟的時期，形成了比較豐富的理論。這些研究不僅豐富了貿易政策的決策過程，而且將中點選民模型作為一種理論工具對具體的實際問題進行了解釋。近幾年，學者對中點選民模型的研究持續進行，他們加入了以前忽略的經濟、政治變量，集中分析了中點選民在貿易政策決策過程的影響，從而使該模型與現實更加接近。但是由于該模型解釋能力的局限，導致成果并不是很豐富。通過對文獻的梳理，本文將中點選民模型的研究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對貿易保護程度影響因素的研究，另外一類是關于中點選民模型應用的研究。

1.關于貿易保護水平影響因素的研究。

Hillman[9]將中點選民模型與要素稟賦理論結合起來，研究了直接民主下的要素擁有量對貿易保護水平的影響。他利用赫克歇爾-俄林模型與斯托爾玻-薩繆爾森定理構造了一個經濟均衡時關稅水平的決定模型。該模型認為，均衡關稅水平是中點選民的個人最優關稅水平。然而，對于中點選民的識別依賴于對投票者資格的判定和要素擁有量的限制。如果投票者資格判定中對最小資本擁有量有所要求，那么該行為就體現對資本密集型產品進行貿易保護的意圖。如果最小資本擁有量的水平越高，那么對資本密集型產品進行保護的意圖就越明顯。保護性關稅水平取決于中點選民對相關要素擁有量與經濟中要素擁有總量的關系。如果中點選民對資本擁有量高于整個經濟的平均水平，那么多數投票原則將導致對資本密集型產品征收關稅，反之亦然。自由貿易僅在一種特殊情況下發生，即中點選民的要素擁有量與整個經濟的平均水平一致的時候。除了要素擁有量，投票成本也成為一個影響因素。如果投票成本為正，則個體進行投票的可能性將隨著投票凈利潤的增加而增加。此時，那些邊際收益在征收關稅后提高很少的個體，將沒有激勵去投票，而剩下的投票者的利益與征收關稅密切相關，即征收關稅以后會明顯提高該選民的利益。于是，從貿易保護中得到的利益將更加集中于特定人群、特定產業當中，而損失則被廣泛的分散到整個經濟當中。該模型非常深入的研究了要素擁有量、投票成本與貿易保護程度的關系問題，提出了極富參考價值的論點，但是對間接民主下的貿易保護問題沒有涉及。

Dutt等[19]將一國收入不平等程度引入到中點選民模型當中，從理論和實證兩方面分析了在中點選民模型中，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變化對一國稅收政策的影響。文章指出，如果一國中點選民的資本/勞動稟賦的價值比較低，那么相應的不平等程度就比較高。對于資本豐富的國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對進口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征收的關稅就越高。反之，對于勞動豐裕的國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對進口的資本密集型產品征收的關稅將越低、補貼越高。總之，對于工業化國家來說，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越會導致限制性的貿易政策。而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越會導致開放性的貿易政策。該模型運用對比的方法，研究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對貿易保護政策的影響，并首次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保護政策給予關注。

Daron等[20]將一些非政治因素引入到中點選民模型中，認為某些經濟因素比如分配效應、外部效應、規模效應和消費者效應與政治因素相比，更容易產生貿易保護；Subhayu Bandyopadhyay等[21]將腐敗引入了中點選民模型中，認為腐敗會提高勞動密集型國家貿易保護的程度，同時降低資本密集型國家貿易保護的程度，從而使得勞動者的利益受到損害。所以，與其他因素相比，腐敗會使貿易政策偏離中點選民的偏好；Hugh Ward等[22]給中點選民模型中加入了新的變量，認為在西歐國家全球化對派產生的影響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中點選民的位置。如果中點選民的位置非常靠右，那么派會為了得到政府的支持而采取友善的貿易政策。如果中點選民的位置非常靠左，那么派則會采取較為極端的、不友好的保護貿易政策。

中點選民模型從Mayer的首次提出，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已日漸豐富，諸多經濟學家將要素稟賦、收入分配、外部效應、規模效應、腐敗、中點選民的位置等因素引入中點選民模型當中對其進行完善，使其應用范圍不斷擴大。現在不僅可以利用其分析關稅政策的制定，而且可用其分析區域貿易協定締結等諸多經濟現象。

2.關于中點選民模型應用的研究。

Feenstra[23]將中點選民模型運用到雙邊貿易協定、多邊貿易協定當中。具體分析了一國在從封閉經濟走向雙邊貿易協定或多邊貿易協定過程中的損益情況，并且剖析了雙邊貿易協定到底是多邊貿易協定的絆腳石還是鋪路石。通過分析，芬斯特拉證明了定理（Levy，1999）的部分觀點。首先，在赫克歇爾、俄林模型下，如果兩國的中點選民都會在雙邊貿易協定中收益，那么至少有一個國家一定會在多邊貿易協定中獲益；其次，如果允許壟斷競爭下產品的多樣化，那么兩國的中點選民一定會在從封閉經濟到雙邊貿易協定，或是從封閉經濟到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的過程中收益。但可能從雙邊貿易到多邊貿易協定的過程中受損。所以，雙邊貿易協定會阻止參與國向多邊貿易協定發展。對于多邊貿易協定來說，雙邊貿易協定是一個絆腳石，而不是鋪路石。

Baybars Karacaovali等[24]對該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探討。認為在關稅同盟內部不存在貿易轉移的條件下，優先貿易協定一定會阻礙多邊貿易協定的簽訂，并通過對歐盟的實證檢驗，支持了該論點。上述經濟學家用中點選民模型分析了貿易協定問題，從廣度上拓展了其解釋能力。這為后續學者進一步研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思路，即中點選民模型不僅是一種理論，而且可以把其當做是一個分析工具去解釋其他經濟現象。

四、現有研究小結與未來研究展望

（一）現有研究小結

貿易保護政治經濟學沿著利益集團模型和中點選民模型兩條主線并行發展，但是通過對以往文獻的梳理可知研究成果中存在一種不均衡的狀態，即對利益集團模型的關注要遠遠超過對中點選民模型的關注。最終導致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證的研究中，利益集團模型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而中點選民模型則相對缺乏。究其原因，作者認為主要是兩個模型解釋力的差異所致。利益集團模型建立在利益集團游說的基礎之上，而利益集團在各國的政治經濟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所以，這就奠定了該理論繼續深化和發展的基礎。中點選民模型建立在直接民主的基礎之上，然而在制定貿易政策時，直接民主并不是普遍使用的制度安排，更為常見的政治體系是代議制民主制度，其中的政策是由選出的代表做出的。在代議制民主下，個體并沒有機會參加投票來直接影響貿易政策的制定，雖然他們可以尋找可靠的代表參與政治決策，但是由于政治進入壁壘、投票者理性、搭便車等諸多原因的影響，導致中點選民模型的解釋力大大減少。所以，后期利用中點選民模型分析貿易保護問題的研究與利益集團模型相比較少，而更多研究學者利用它來分析收入不平衡、公共教育等問題。

（二）未來研究展望

貿易保護政治經濟學理論形成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但仍然暴露出一些問題，對這些問題的分析、補充和完善成為今后不可忽視的研究方向。

首先，貿易保護政治經濟學中的貿易保護主要是針對于產品貿易，忽略了服務貿易保護的政治經濟學。無論是國外的研究學者還是國內的研究學者，要么將國際貿易政策視為一個統一體研究基于政治經濟學視角的貿易保護問題，要么單純的研究產品貿易保護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很少有學者專門將服務貿易單獨拿出來進行分析。而我們知道產品貿易政策和服務貿易政策的區別很大，服務的無形性、不可分割性、差異性和不可儲存性決定了服務貿易政策的特殊性。如何結合服務貿易的特點，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服務貿易保護政策的決策過程是今后研究的一個方向。

其次，對貿易保護政策表現形式的界定不夠豐富。貿易保護政策的表現形式非常多，而大多數已有的貿易保護政治經濟學理論中，將關稅作為貿易保護的唯一表現形式，盡管后期一些經濟學家比如Gawande 和Krishna（2004）、Facchini，Biesebroeck和Willmann（2006）研究了非關稅壁壘作為一種貿易保護手段在整個貿易政策中的重要性。但是后期對于非關稅壁壘，以及與服務貿易緊密相連的政府管制等貿易措施的研究仍然是非常欠缺的。所以如何將非關稅壁壘和一些政府管制措施轉化為定量指標，從而構建一個反映貿易保護程度的綜合指標是非常必要的。

最后，大量文獻針對于民主國家，對非民主國家的研究較少。相關的模型不是針對于直接民主制就是針對于代議民主制，而世界上有很多國家，比如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怎樣結合這些國家的特點構建相關的貿易保護的政治經濟學模型是非常值得我們研究的。雖然，芬斯特拉在2002年針對于中國提出了相應的政治經濟學模型，但是他分析的是中國吸引外商投資政策的決策過程，并沒有針對貿易保護進行研究。Mitra和Thomakos在2002年首次將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分開討論，研究了保護待售模型在這兩種不同類型國家的應用。但是這個問題仍然未能成為后續學者關注的研究重點。所以探討利益集團模型在非民主國家適用性的相關研究仍然是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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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將社會分化過程中的經濟因素視為造成社會分層的主要因素。換句話說，馬克思認為，對社會資源占有的不同從根本上決定著不同的人群歸屬于不同的階層。由于這種占有的不同，使市場在物質生產最大化的同時并不能實現各階層人員流動的最大化。一部分占有社會資源的人總可以在參與分配的過程中處于優勢地位，而那些不占有生產資料及生產要素的人，則不得不出賣勞動力來維持自己的生活。隨著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勞動力這種要素在參與分配的過程中越來越趨于劣勢，剩余價值在社會各個階層間的分配愈發趨于不平等，進而產生巨大的社會貧富差距。

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框架

李強教授（2011）在《社會分層十講》中，結合馬克思韋伯的三元分層理論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將判斷我國現階段社會分層的標準歸結為對三種社會資源占有的不同，即對組織資源，文化技術資源和經濟資源占有的不同。本文將繼續沿用李強教授所提出的社會分層標準劃分我國現階段的社會分層。另外，在此基礎上，用政治經濟學視角研究社會各階層間的流動。其關注點在于在使物質增長最大化而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同時，如何使社會資源能更公平地在社會成員間良好地分配，從而更好地促進人類自由而全面的發展。若這些社會資源在這些階層間實現相對較公平的分配，就意味著處于較低的階層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上升到較高階層，則社會流動是比較暢通的，反之則比較阻塞。這種以對社會資源占有的不同來作為分層標準、研究社會資源在各個階層間流動、來判斷社會流動是否通暢的研究視角便是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框架。

為了更好地測量和把握社會分層與流動的現狀，本文主要以國際標準職業社會經濟地位指數量表，以下簡稱ISEI量表作為主要測量工具。之所以使用ISEI量表作為主要測量工具，是因為此類量表將職業聲望，經濟收入等社會經濟指標綜合起來，從而可以更全面進而準確地測量我國一定時期內一定群體的社會地位及在社會中所占的比重大小及其變化。相對于政治經濟學而言，此類量表既考慮到其中占主導地位經濟因素，同時也兼顧到了其他社會因素，因而是一種可以廣泛通用的量表（李強，2011）。

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現狀

（一）我國現階段社會分層現狀

根據上文列舉的對三種社會資源占有的不同，可將我國現階段社會分為十大階層。這十大階層按照對三種資源占有的多少及對社會的影響大小排列為：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經理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商戶階層；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以及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階層。其中，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主要占有組織資源，經理階層占有文化資源或組織資源，私營企業主階層占有經濟資源，專業技術人員擁有文化技術資源，辦事人員階層擁有少量文化資源或組織資源，個體工商戶階層占有少量經濟資源，而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產業工人階層及農業勞動者階層則均占有很少的三種資源，而城鄉失業、半失業及無業者階層則基本不占有任何資源（李強，2011）。

根據對社會資源占有的不同而進行社會階層劃分，可以看出，占有社會資源多的階層處于社會的上層，而居于社會底層的階層占有的三種資源很少，甚至不占有三種資源，最終不得不回歸體力勞動維持其最基本的生存。這一方面佐證了政治經濟學的“對社會資源占有的不公是造成人與人之間差別的根源”的正確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勞動力要素現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在參與社會資源的分配過程中居于劣勢；而其他階層憑借對社會資源的占有，在參與分配的過程中處于優勢地位。伴隨著生產的發展和分工的細化，優勢會繼續擴大，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底部階層的人群向更高一級階層的自由流動。

那么，這十大階層在社會中所占的比重是多少，我國的社會結構呈現出何種形態，這種社會結構的變動趨勢是如何呢？李強教授在2005年將我國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與ISEI量表相結合，對我國社會分層及社會結構現狀做了許多深入的研究，具體研究數據呈現如表1。

由表1數據可以看到，2000年時我國社會各階層人數的大致分布概況。其中，23-25分組占全部就業者的64.2%，組成該分值的職業群體基本為普通農民，具體包括從事稻田、棚架等農作物的種植人員，農副產品加工人員，家禽家畜飼養人員及清潔工，以收垃圾為生者等。基本上是以簡單體力勞動為生的農業勞動者階層。

29-32分組占全部就業者的9.8%，主要由依靠勞動力要素參與分配的初級產業工人、小個體工商戶階層以及商業服務階層構成。具體包括建筑工人、土石方施工工人、混凝土配置工人、地質勘探工及裝運搬運工等初級產業工人階層；小個體工商戶及商業服務人員等。這類群體相對于23-25分組而言，多為從農民而轉化來的農民工，其實際生活水平與農民相比無較大差異。

33-40分組占全部就業者總數的11.2%，主要由公路、道路、鐵路、水上等交通運輸人員，商業服務業普通營業員，餐飲業服務人員，機電產品裝配員等藍領工人階層組成，相對于初級工人而言，這類群體占有相對更多的社會資源，因而介于中產階層與藍領階層之間的位置。

43-45分組占全部就業者總數的2.9%，主要由辦事人員階層及個體工商戶階層構成。具體包括普通行政業務人員，辦公室職員，企業職員，護士，小學教師，推銷展銷及商業服務人員等。

65-69分組占全部就業者的4.5%，主要由掌握一定經濟、文化、技術資源的中產階層構成。具體包括從事生產、銷售、服務等各類企業的經理、負責人，科技專業人員，電子、電力、廣播、交通工程等技術人員，規劃設計人員，以及中等教育人員等構成，相應歸屬于專業技術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以及經理人員階層。

85-88分組占全部就業者的0.5%，主要由醫生、律師、銀行、證券企業經理等高級專業人員及黨群組織國家機關負責人等人員構成。歸屬于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及經理人員階層（李強，2011）。

通過上述可以看到，ISEI分值越高，其代表的人群所掌握的社會資源越多，反之則越少。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人群由于對社會資源占有的不同在社會中的實際地位也千差萬別。尤為突出的是居于劣勢的勞動力要素，集中分布在我國社會底部階層，體現出我國社會分層的尖銳現狀。李強教授及其課題組根據研究數據得出，2000年我國的社會結構呈現“倒丁字形”，社會底層所占比重過大，而中產階層比重嚴重不足，社會分化現象不容樂觀。如圖1所示。由圖1可以看出，我國2000年時社會結構呈現的“倒丁字形”結構分布，一定程度上呈現出我國嚴重的社會分化。64.2%的人群處于一個十分低的分值位置，反映出我國在2000年時的社會結構距離理想的“紡錘形”社會結構依然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完全依照市場這只“無形的手”調節社會資源在廣大人群中的分配，并不能從真正意義上解決絕大多數人的發展問題。這無疑是威脅我國社會經濟穩定與發展的巨大隱患，需要引起重視。

（二）我國現階段社會結構及社會流動現狀

李強教授及其課題組所用的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因而反映的是2000年之前的社會現狀。隨著時間的推移，如今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步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那么自2000年到現在，我國的社會結構及社會各階層間的流動又出現哪些新的情況呢？自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公布至今，國內鮮有以此視角為基礎，研究和分析我國的社會結構及社會各階層間的流動現狀。因此筆者從李強教授的研究成果出發，沿用李強教授的社會分層標準及分析測量工具ISEI量表，將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用ISEI量表進行測量和評分；用政治經濟學視角，從整體上把握2000年至今我國的社會結構變遷及社會各階層間的流動狀況。

所用數據為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16歲-64歲之間的抽樣統計數據。通過用ISEI量表測量與評分，結果如表2（詳細數據略）。

通過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分析，相對于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而言，23-25分組占總人口的比例由第五次普查數據的64.2%下降為第六次普查數據的56.32%；同比下降7.88%。29-32分組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由9.8%上升為12%，同比增長3%。33-40分組由過去的11.2%上升為15.8%，同比上升4.6%。43-45分組由過去的2.9%上升為5.86%，同比上升2.96%。65-69分組由過去的4.5%下降為3.17%，同比下降1.33%。85-88分組中，數據由過去的0.5%上升為0.67%，同比上升0.17%。按照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及ISEI測算的我國社會經濟地位結構圖如圖2所示。

由此可以發現自2000年至今的十多年時間中，我國“倒丁字形”的社會結構正在逐漸向著“紡錘形”社會結構緩慢地發展。具體表現為，從2000年至今，處于社會底層的農業勞動者階層比重不斷下降，而產業工人階層，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及個體工商業等階層的比重均有上漲，這說明，我國底部階層比重正在不斷減少，中產階層比重正在不斷上升，社會整體結構正在不斷向“紡錘形”社會結構緩慢發展。

然而，從整體上看，雖然十年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國的社會結構有了明顯的進步，但是卻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我國“倒丁字形”的社會結構。最突出的特征仍是，社會底部階層所占比重過大，中產階層比重很小，社會資源在社會各階層間的的分配依然有待進一步的完善。一方面雖然底部階層的比重正在逐步減小，但其占總人口的比重仍然過大；56.32%農業勞動者階層意味著，我國至今仍有一半以上的人群處在23-25分的低分階層中。即使今后每十年均按照7.88%的比例下降，將這一群體的比重下降到合理水平還需要近四十年時間。另一方面，處于中間位置的中產階層比重遠遠小于合理的水平，并且增長速度還有待進一步加快。通過對比數據我們可以發現，43-45分組的比重同比增長了2.96%，但其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只有5.86%，加上廣大藍領階層及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這一比重也仍然不及總人口比重的四分之一，遠遠低于合理比重的要求。從這一點上來說，雖然我國現階段的社會發展取得了很多突出的成就，但我國現階段已然顯露階層固化的端倪，社會各階層間的流動雖然在不斷進行，但距理想的“紡錘形”社會結構依然還存在相當大的差距。這無疑會給未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及社會的穩定帶來嚴峻的挑戰。

關于我國現階段社會分層與流動現狀的建議與反思

政治經濟學認為，對社會資源占有的不同決定人群歸屬于不同的階層，因而保持良好的社會結構及社會流動的關鍵在于如何使社會資源在社會各階層間得到真正公平合理的分配。我國目前在很多領域存在社會資源分配嚴重不公的現狀，使我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社會結構呈現出兩極分化的極端不平衡的格局。這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階層固化以及社會貧富差距的擴大。例如，我國的城市和農村之間存在著嚴重的社會資源分配不平衡現象，一方面，城市的發展要遠遠高于農村，城市生活的居民占有的社會資源要遠遠多于農民所占有的社會資源，城鄉之間收入分配存在著嚴重問題。另一方面，我國戶籍制度的存在，使農民由農村向城市流動的進程受到了極大地限制。即便農民可以進城打工，也只能處于次級勞動力市場；在福利、收入等方面遠遠低于城里人。從而使我國56.32%人群，至今依然被束縛在社會的最底層，社會問題屢見不鮮。因此，推動我國社會結構轉型，最關鍵的問題是如何使社會資源在各階層間得到合理公平的分配。政治經濟學認為，只有真正做到社會成員對社會資源占有的公平，才能從根本上消除社會各階層間的差距，實現社會各個成員間的真正平等。

由于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比較低以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過分平均而得到的經驗教訓，使我們不可能在現階段的分配過程中達到絕對平均的理想狀態。因此，在一次分配中無法實現絕對的占有自由，那么就需要在二次分配的過程中更加注重公平。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分配過程中盡力做到機會公平、程序公平和結果公平，從而打破社會階層固化的尷尬現狀。這就要求政府要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為社會各階層向更高一層的流動掃清障礙。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有了極大程度的提高。然而，各類社會問題也隨之而來。社會貧富差距拉大，社會資源在各階層間的分配存在嚴重不公等問題日益成為每個中國人關注和討論的焦點。目前，中國的人均GDP即將突破4000美元大關，步入中等收入危機高發的危險門檻。中國能否解決好中等收入危機，將對我國能否順利建成小康社會有著重要的影響。采取有效措施推動社會資源在各階層間的公平合理的分配，加快我國社會結構的轉型迫在眉睫。因此，一個合理、公正、和諧的社會，一定是社會結構良好，社會資源分配公平，社會各階層間通暢流動，公平公正的社會。這不僅是筆者對未來中國發展的希望和追求，同時也是黨和國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經之路。

1.李強.社會分層十講[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2.李強.社會分層與社會空間領域的公平、公正[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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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學是研究權力及其分布的學科。從歷史經驗來看，經濟因素(財富)是權力的重要來源，國家力量是國家富裕的必要條件。因此，把政治和經濟結合在一起研究的動力，是對權力來源和運用的分析。從本質上看，國際政治經濟學考察的就是權力和財富之間的互動。

美國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羅伯特吉爾平認為，二者互動的內在機制可以歸納為回答三方面的問題[1]:首先是市場經濟增長的政治根源及作用;其次是經濟變化和政治變化之間的關系;最后，國際市場對國內經濟的影響。與吉爾平相似，英國學派的蘇珊斯特蘭奇也對權力的結構作出了解釋[2]。她認為，國際社會存在兩種權力:聯系性權力和結構性權力。聯系性權力是傳統權力政治的范疇，結構性權力由安全、生產、金融和知識四種結構組成。這是斯特蘭奇對財富與權力轉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的IPE代表理論[3]包括:相互依存論、霸權穩定論和依附理論。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的“復合相互依存理論”[4]通過“敏感性”和“脆弱性”兩個概念，突破了純粹的經濟自由主義領域，把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聯系在一起，初步探討了財富與權力的轉化關系。金德爾伯格[5]和吉爾平所主張的霸權穩定論，在嚴格意義上并沒有涉及財富與權力的轉換關系，但是這種理論作為早期IPE的探索，把經濟現象納入政治學的分析框架中，為政治與經濟在學科上的統一做出了努力。基歐漢的后霸權合作論引入了國際機制的研究視角，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的轉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論研究市場經濟在國際范圍內發生的影響，則在政治學和經濟學之間搭建了橋梁。不過，依附論建立在一個相對比較靜態的理論模型上，對世界經濟體系中各國經濟地位的變更無法給出合理的答案;同樣，這一理論也無法讓人信服地理解財富和權力轉換的途徑和因果關系。

通過以上簡要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早期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的理論，主要目的是從政治和經濟互動的角度，研究國際關系中僅靠政治學無法解釋的現象。但是，由于傳統國際政治的研究對象是國家，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不可避免地帶有政治學的痕跡，落入以國家為中心、由內而外的研究思路中。

因此，這一時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把國家視為統一、抽象的變量。政治學研究對象中的國家，是國際政治中處于單元層次的變量[6]。無論是現實主義者或者自由主義者，都以國家利益為分析對象。他們假定，國家中不同階層和社會團體的成員，對國家利益的認同是一致的。因此，在傳統政治學的分析方法中，國家是統一的整體。即使是肯尼斯華爾茲本人，也無法要求研究者區分體系層次和單元層次的不同變量，更不可能繼續對國家內部的不同政治層次進行區分，

(2)國家是國內政治經濟變革的唯一決定者。傳統政治學認為，由于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國家間的關系幾乎完全由國家自行決定。受到這一思路的影響，學者們更多地把注意力依舊集中在國內政策、條件變化對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可能出現的影響上。

(3)世界經濟體系結構基本穩固，一個國家在這個體系中的國際分工決定了它在體系中的位置。各國政府通過刺激需求的政策和福利計劃，可以滿足本國選民的需求，并促進國內充分就業，同時無須放棄對穩定國際經濟所承擔的義務。國內經濟自主和自由國際經濟秩序的準則之間協調一致，是國際政治和經濟體系穩定的一個主要因素。至少到20世紀60年代末，各國基本上可以部分互不相干地執行國內需求管理政策[7]。

但是，國際關系發展的現實，極大地挑戰了這一時期的IPE理論。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各國互不相干地執行國內需求管理政策的情況受到了挑戰。商品、貨幣和資本頻繁的流動，使得國內和國際越來越難以截然分開，社會對政府要求提高，各國政府政策的自主程度開始下降，各國經濟的類似性不斷增加。“幾乎在每一個國家，公眾和私人的需求遠遠比國家滿足這些需求的經濟能力增長得快”[8]。隨著全球化浪潮的到來，本屬于各國內部的經濟管理事務，越來越被暴露到外部世界面前。傳統的“以國家為中心”研究范式，越來越受到國際范疇內新出現的各種政治經濟力量的挑戰。而越來越多的學者也逐漸發現，即使是一個國家內部，由于受到外部力量影響的速度不同，在政策立場上也存在著不同的層次。在此基礎上，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思路，開始出現了由外而內的逆轉。

二、由外而內的研究路徑: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策選擇

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有學者提出，不能忽視國際經濟環境對國內政治經濟的影響。彼得卡贊斯坦( Peter Katzenstein)在《國際關系和國內結構:工業發達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9]中認為，國際關系的內部化和國內結構的外部化在對外經濟政策決策過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當數彼得古勒維奇( Peter Gourevitch) 。他提出的“顛倒的第二種意向”，突破了傳統國際政治領域視國家為單一行為體的研究模式，指出了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策選擇的中介環節，從而奠定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思路由外而內轉型的基礎。

不過，卡贊斯坦、古勒維奇等的探索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漸引起學術界的關注，最終在90年代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的主流，并進而影響到國際關系其他領域的研究。如今的國際經濟學者認為:“如果不抓住國家經濟和世界經濟之間聯系的性質以及這些聯系的變化，我們不能理解國家內部的政治”[10]。

國際政治經濟學逆向的探索未能立即受到廣泛的關注，是基于兩方面的因素:首先，盡管IPE的興起是為了把現實主義抽象掉的經濟變量和非國家行為體重新納入到國際關系領域的研究中，但是在上世紀70～80年代，國際關系的研究依然以現實主義為主導，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也不能例外，無論是吉爾平或是斯特蘭奇，都是現實主義學者。因此，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的注意力，依舊集中在解釋財富與權力的轉化關系上。霸權穩定論、相互依存理論和依附理論，都以全球市場與民族國家處于緊張狀態為前提假設條件。IR{pq|lD=lRl !DpZsP5*6}sPvc:2J66wen ki@v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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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國際環境出現兩個重大的變化:一是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漸深入。全球運輸成本的降低，包括通信、貿易金融制度等全球一體化公共產品的建立，使得國際貿易的流動性大大增加，國際資本市場大幅度擴張，生產要素全球流動的可能性增強。這些變化，幾乎影響了每一個國家的政策選擇。有些影響比較明顯，比如出現關稅同盟，建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有些影響雖然不那么明顯，但在國內政治領域意義更為重大，如跨國行為體對國內政策的影響，利益群體同盟的瓦解與再結盟等。海倫米爾納和基歐漢認為，國際化通過三種途徑影響了國內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同盟;引發國內經濟和政治危機;削弱政府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控制[11]。

論文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兩種不同研究路徑：國際與國內來自WWW.66WEN.COM免費

在此基礎上，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思考如何從理論上突破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國家范式，轉而從市場與國家互動的角度來理解當下的國際關系。從大的研究路徑而言，由外而內的IPE理論分為兩類:一類以國內結構作為變量，分析不同模式的國內結構對國際力量作出什么樣的不同反應;一類以國內行為體的經濟立場為變量，分析利益群體的政策偏好，采納和推行不同的貿易政策應對國際力量。總的來說，由外而內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包括以下代表理論:

1.“顛倒的第二種設想”[12]

在華爾茲關于戰爭根源的三種設想中，第二種強調的是國內政治體制差異對國際沖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古勒維奇認為，將這種設想“顛倒”過來，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國際體系不是國內政治和結構的結果，而是后者的原因。這種分析方法的特點是:首先，把國家內部的屬性視為一個隨時間而變化的變量;其次，把國際力量作為國家制訂政策的環境因素。

古勒維奇是在分析經濟危機對國家內部的政治結構、經濟政策的影響時提出這一假設的。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及之后的二戰期間，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策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在大蕭條之前，各國都從經典經濟學理論出發，通過供給和需求的曲線變動來制訂政策。因此，當1929年經濟危機發生時，各國普遍的做法是降低物價，削減成本，減少投資，其結果是工人工資降低，抑制了購買力，并進而引起經濟發展的動力不足。在此情況下，各國開始探索不同的經濟政策。一直提倡自由貿易的英國開始貶低英鎊的價值，對進口設置關稅壁壘，提高政府補貼，并對工業提供一定的補助。瑞典、德國和美國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并且他們還開始應用經濟學理論探索新的政策，這就是現在為我們所熟悉的——拉動內需和宏觀經濟調控。

古勒維奇認為，國際經濟環境通過中介環節，影響國內政策選擇。“國際體系不僅是國內政治和結構的結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經濟聯系和軍事壓力限制了包括政治決策、政治形式在內的一系列國內行為。因此，國際關系和國內政治之間的聯系是如此緊密，使得二者必須被視作一個整體而同時研究”[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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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場經濟意志的形成

我們首先要注意到的就是馬克思對于商品交換所涉及到的一些基本問題，這也是他的一個基礎性研究,即“政治經濟學從商品開始,即從產品由個別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換的時刻開始。進入交換的產品是商品。但是它成為商品，只是因為在這個物中、在這個產品中結合著兩個人或兩個公社之間的關系，即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關系……經濟學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歸根到底是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關系；可是這些關系總是同物結合著，并且作為物出現”。另一方面，在對商品交換過程的闡述中，對于商品所有者的確立是說明了市場本身存有的倫理性，雖然是以人格化的形式表現，但是人們的經濟行為卻實實在在地被歸結在這個市場范圍內以及被制約著。另一方面，對于商品監護人來說,由于商品自身的限制,商品需要監護人,并且監護人“必須以意志寄存在這種物內,并且以這種身份,發生相互的關系”，因此，商品交易的過程就是實現了交易者彼此的利益，“他們必須互相承認私有者的權利……它總歸是在契約的形式上——是一種意志關系，并在其中，反映出一種經濟關系來”。商品在交換過程中就被人們的經濟意志所支配，這樣的經濟意志致使人們之間的經濟權利通過買賣關系實現，而且其本身也是一種契約的形成。人以各自的經濟意志代表了商品實現其價值，以人的意志將自身與商品的關系確定為人是商品的所有者，并且人們之間通過各自的經濟行為來完成交易過程，因此，市場本身的性質就是具有人格化的，即“經濟舞臺上的人物，一般是當作存在于他們之間的經濟關系的人格化”。商品自身沒有意志，表現出的是完全平等性，而人的意志卻致使商品之間出現了不平等，這也就是商品與商品所有者的一種差別。商品所有者的利益需求，或者是自身的經濟意志，使得商品產生了外在化缺陷，即人自身的需求差異推動了商品交易的形成，也就是商品才可能進入市場被交易，從而人的經濟意志也就是市場經濟意志的體現。就商品的使用價值而言，是其實現自身價值的前提，即商品的有用性是人產生經濟意志的對象。每一個具體的交換行為又體現了買賣雙方對同一商品不同利益的所需，對商品的所有者來說，商品的價值并不體現在其使用價值上；對于非所有者來說，商品的價值是其使用價值。因此，商品的價值是促進整個商品交易的基礎，這既是商品存在的價值體現，又是人的經濟意志產生的條件。整個的商品交換基礎就是人對商品的需求以及人們彼此維系的買賣關系，這也是市場被人的經濟行為所確立的基礎，人與商品之間的關系也就體現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市場交易中達到了彼此利益所需。但是，市場經濟意志不能只是在經濟學意識形態下去繼續維持，即依靠表象的特征將市場本身視為一種機械化體系，一味追逐物質利益的最大化，一般狀態下是將私人利益最大化，而忽視了商品交易本身的人道存在與需求。商品交易過程體現的人道需求的基礎是維持一種平衡性與合理性共存的狀態，其意圖是在合理的基礎上達到交易者彼此之間的利益最大化，或者是接近最大化，而不是單一地去實現某一方利益最大化，如果商品交易出現了只能實現某一方利益的最大化，那么這其中就顯示出違背公平正義的道德原則。盡管商品交易本身帶有一種契約形式，但是沒有市場倫理的要求也很難保證商品交易的公平性，即人們之間不可能存有合理的交易行為，更談不上公平性。私人利益的最大化也要在平衡性的導引下才可以稱得上合理性，否則只出現某一方獲取最大利益，那么這意味著買賣者之間出現了非正義行為。商品所有者自身的經濟意圖很明顯，就是利用自己所占有的商品以便換取可以滿足自身需求的其他商品，在這之間，每一個商品占有者都希望自身通過交易可以得到適合的商品，適合自身就足夠了，而不是為除過自身之外的人著想，只要他自己實現利益就可以了。這是人的經濟意志的普遍體現，因此，在純粹個人利益的需求下人們之間更傾向于存在一種契約形式，而并非是屬于道德倫理關系的自然形成。即“每一個商品所有者，都只愿意為那有使用價值可以滿足本人欲望的他種商品，換去自己的商品。在這限度內，對于他，交換只是個人的過程……但同一過程，不能同時對于一切商品所有者，是只為個人的，又是只為一般的社會的”。因此，“從一個商品所有者的觀點看，每一他種商品，對于自己所有的商品，都是特殊的等價，自己所有的商品，對于其他一切的商品，則是一般的等價。但一切商品所有者所處的地位都是一樣的”。這其中體現了人的經濟意志與人的某種本能有直接關系,盡管市場作為一種實現經濟目的的媒介存在,但是也深受人的這種本能所支配。在經濟利益的關系下，貨幣的出現也就成了一種現實需要，即“這種商品的自然形態，成了社會公認的等價形態了。由這種社會過程而充作一般的等價，就成了這一種擱在一邊的商品之特殊的社會機能了。它成了貨幣”。貨幣的產生，“是交換過程的必然結果”，而且這也影響著商品的使用價值與價值出現了一種對立，因此，人的經濟行為又逐漸的被外在因素所牽制，也就是在其本能的基礎上又增加了自身經濟行為的復雜性，即“為商業的便利起見，這種對立，有在外部表現出來的需要。這個需要，引起一個獨立的商品價值形態，且不絕進行，終于使商品分化為商品與貨幣。勞動生產物越是轉化為商品，這一特殊商品，也就越是轉化為貨幣”。通過貨幣形式所連接起的私人利益又會擴大到國家經濟利益，而市場始終是持有這種經濟利益的中介，貨幣的價值就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商品的價值交換中，同樣也深入人的經濟行為中，成為了經濟意志的一種對象，同時也影響著人的經濟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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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研究性教學在國內外大學中得以深入展開，且已取得明顯成效。從研究性教學在課程中的實施來看，研究性教學主要集中于工科類課程當中，且主要以開放實驗室、開設設計型和綜合型的實驗等形式來進行。對于地方應用型本科院校來說，如何在經濟學專業基礎課程《政治經濟學》教學中開展研究性教學，這類研究和實踐顯得較為薄弱。在對地方應用型本科院校研究性教學的特點進行了探討后，筆者擬對上述問題進行探討。

一、《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開展研究性教學的必要性

1、學科地位日益邊緣化。《政治經濟學》一直是我國高校經管類專業本科生的專業基礎必修課。教學內容主要分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部分，在大一第一學期開設，為以后開設其他專業課奠定經濟學基礎理論。然而，東歐巨變和蘇聯解體后，隨著西方經濟學的大量引入，《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地位日益邊緣化。誠如邱海平所指出，政治經濟學在中國高等教育和學術上的地位已經是嚴重下降了，甚至是過度下降了，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已經被嚴重邊緣化了，并且仍然處在進一步被邊緣化之中。《政治經濟學》不再純粹是一門學術課程，更多的成為了一門意識形態課程。大部分高校不斷減少《政治經濟學》的教學課時，甚至部分高校的經管類專業課程設置上還剔除了《政治經濟學》課程。《政治經濟學》課程陷入了“上面重視、基層輕視”“表面重視、實質輕視”的困境。2、課程內容的現實解釋力趨弱。政治經濟學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發展、滅亡并且最終將被社會主義所取代的經濟規律。然而自第三次科技革命以來，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不但沒有滅亡反而不斷發展，與此相反，東歐巨變和蘇聯解體后，社會主義遭遇重大挫折。經濟學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機。如何正確回答當今的經濟社會實踐是政治經濟學必須直面的問題。基于上述原因，要穩固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地位和增強政治經濟學的現實解釋力，一方面需要加強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國際化、應用化、數學化和學派化，必須堅持“馬學為體，西學為用，國學為根，世情為鑒，國情為據，綜合創新”。另一方面，需要在高等院校大力推進研究性教學。

二、《政治經濟學》研究性教學的嘗試

1、教學內容的取舍政治經濟學是以商品經濟條件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為研究對象，揭示了商品經濟社會運行的基本規律，社會化大生產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本質、運動規律、表現形式及局限性，以及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規律。從教學目標來看，要求學生能運用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和方法分析資本主義的經濟現象與經濟規律，分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的各種經濟現象與問題。當前，中國政治經濟學教材體系建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主要有程恩富教授主編的《現代政治經濟學》、蔣學模教授主編的新版《政治經濟學教材》、衛興華、張宇撰寫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逢錦聚教授等主編的《政治經濟學》第四版劉樹成等主編的《政治經濟學概論》等。這些教材極大地豐富了我們的研究性教學內容。但是對于地方應用型本科院校來說，上述國家規劃教材主要是研究型大學編寫的適用于研究型大學的學生使用，存在層次過高、理論性太強等缺陷，為此，在教學內容的選擇上，我們遵循一個原則，緊扣現實經濟問題和地方經濟發展實際，對教學內容進行了調整:一是改變以前課程只講述基本原理和資本主義經濟部分兩大內容的模式，增加了社會主義經濟部分內容的講述。在以往的教學中，由于政治經濟學課程只開設52學時，課時較少，因此在教學中我們只講述商品和貨幣理論及資本主義經濟部分的內容，對社會主義經濟部分不予講述。開展研究性教學后，我們增加了社會主義經濟部分內容的講述。二是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納入講述的重中之重。東歐巨變和蘇聯解體后，很多人認為這是社會主義的失敗、的失敗。作為理論體系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經濟學自然也受到人們的懷疑。因此中國在成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及其所形成的一整套經濟方面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最新經驗就是該一問題最好的回答。因此針對當前青年大學生重點講述這一問題，鮮活的事實無疑將是最佳的注腳。三是增加了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新變化的探討。近年來，資本主義世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及其新發展、當代資本主義分配關系的新變化、當代資本主義的金融－經濟危機、當代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運動等新的經濟現象表明資本主義制度也并不是那么完美無缺。因此加強這方面內容的講述無疑有助于青年大學生辯證認識資本主義經濟制度。2、研究性教學方法上，更多地采用案例教學法、課題研究指導教學法。研究性教學的本質在于在教學過程中體現研究性能力的訓練特征，讓學生學會研究式學習，學會獲取知識的能力，學會創新知識的能力。研究性教學方法主要是培養學生以科學研究的方式主動學習，不僅學知識，重在學習探究問題的方法，培養創新精神和實踐動手能力。第一，案例教學法要體現本土性和實用性。案例教學法是指為深化對相關原理的認識和系統掌握，在教師的引導下，學生以案例為素材，進行案例分析和討論，從而得出解決問題的方案的一種教學方法。在運用案例教學法時，教師選編案例宜使用發生國內的、身邊的一些現實經濟活動中的熱點或與現實生活緊密聯系的經濟現象。如價值理論中有關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的教學，就可以學生自已上大學與不上大學為例進行比較分析;講授價值規律時可選擇常德地區的土特產石門柑桔的價格變化為案例。在進行案例討論時宜突出學生的主體地位，要以學生對案例的分析與討論為主，教師點評為輔。第二，課題研究指導教學法。課題研究指導教學法是由于大學生的知識、能力和研究能力的限制，指導教師根據課程的內容、性質和要求，幫助學生共同確定研究課題，組建研究團隊，查找和分析課題資料，構架論文結構，指導寫作等。指導教師一定要進行多形式地跟蹤檢查，以確保課題研究質量，從而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在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中，我們根據課程內容和要求研究了以下研究課題:利用馬克思社會再生產和國民收入的理論即經濟增長理論，分析當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應如何轉變;(2)利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分析我國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生產過程;(3)利用馬克思的商品貨幣流通理論，分析常德物流企業的經濟活動;(4)利用馬克思的分配理論，分析當前我國的分配方式是否合理，有什么好的改進策略;(5)利用政治經濟學的有關理論，分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合理性;(6)利用馬克思的對外貿易理論，分析當前我國對外貿易摩擦增多的原因，我國應如何調整對外貿易增長戰略。3、更多地構建校內外實踐平臺，強化實踐教學誠如南京大學《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目標所說，“旨在引導學生們認識和解決社會主義諸多經濟問題。與以往不同的是，這門課程不再過多地對現有制度和現行政策進行論證和宣傳，而是立足實際，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和發展進行分析，使學生們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情況有基本了解。”事實勝于雄辯。地方應用型本科院校也應如此。這就需要在研究性教學中要更多地構建校內外實踐平臺，強化實踐教學。我們的做法一是邀請相關專家、企業家、政府工作人員深入課堂，結合某一具體課題為學生舉辦報告會，直接與學生互動，當場回答學生提出的問題。二是通過建立校外實習基地等形式，有目的地開展實地調研。利用寒暑假時間針對當前經濟熱點問題組織學生進行實地調研，從而了解這些經濟現象的現狀、問題及原因，并運用所學理論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以提升學生的能力。

三、結語

為加強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地位，增強其現實解釋力，極有必要在地方應用型本科院校《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中開展研究性教學。通過教學內容的調整，教學方法的改進，教學實踐的強化等，讓學生身體力行，自我探究，從而增進教學效果，提升培養質量。

參考文獻:

［1］劉偉忠．研究性教學中的難點與實施重點［J］．中國高等教育，2006(24)．

［2］黃運平等．地方本科院校教育教學改革的方向和路徑［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0(5):102－106．

［3］程恩富．政治經濟學現代化的四個學術方向［J］．學術月刊，2011(7):59－63．

篇8

顧名思義，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傳播與政治、經濟之間的關系。“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斯邁思認為應該關注宏觀的大眾媒體與社會的關系，即關注大眾媒介作為一種經濟力量對宏觀社會的影響以及社會政治、經濟權力機構對大眾傳播活動的作用，強調一種以‘歷史的’、‘制度的’方法來研究傳播現象。”[1]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著眼的是宏觀傳播顯現的研究，涉及到的領域廣泛，媒介政治經濟理論所涵蓋的內容也是五花八門。宏觀的研究層次、廣泛的理論范疇、散見的理論成果等使得這個學派的學者沒有明顯的學術傳承，甚至很多學者并不認為自己是研究媒介政治經濟學的。

傳播政治經濟學是批判學派的重要分支，“它傳承了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文化批判的學術精髓，試圖將傳播現象放在一個更廣泛的歷史、經濟和社會背景下來研究，探討媒介和傳播系統如何強化、挑戰或影響現有的階級與其他社會權力關系”[2]。傳播政治經濟學從的基本立場出發，研究社會權力關系與傳播生產、流通、消費的相互構建，“從總體上看，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主要以政治經濟學為基礎，同時吸收了制度經濟學、新政治經濟學觀念以及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理論，從西方社會的現實出發，將傳播組織置于廣泛的政治經濟背景中，通過考察傳播組織與政治、經濟權力機構的相互作用，來揭示政治經濟權力關系，特別是經濟權力關系對大眾傳播的生產、分配和消費的影響，批判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為私人所有權控制的、以追逐利潤為目標的商業媒介對公共利益、公民權、社會民主的損害”[1]。

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基于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范疇，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來闡釋和批判媒介在現實世界中所產生的影響。這樣的闡釋和批判大多基于的政治經濟學，關注資本和權力在傳播中的作用，從早期觀察一個社會內資本和權力在媒介上的運作到關注國際傳播中的資本及權力關系，以及全球傳播不平等的現象等，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將傳播放在人類發展、社會進步、民主自由等層面上加以考察。

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在界定自身研究時，提出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三個起點，“即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空間化（spatialization）和機構化（structuration）”[3]，這樣的三個起點背后都是資本和權力的運作，這樣的運作在社會發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是需要進行闡釋和批判的。

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被認為具有四大特點：“歷史分析；廣泛的社會整體理解；道德哲學（價值觀， 社會良好秩序）；社會干預（即實踐）”[4]，其研究是在廣泛的社會歷史視域內進行的，媒介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教育、宗教、家庭等一樣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模式可以總結為以下四部分：“（1）提供背景/語境 （contextualizing）；（2）圖繪（mapping）；（3）衡量（measuring/evaluating）；（4）實踐（Praxis/Intervening）”[2]。傳播政治經濟學提倡去媒介中心化，媒介只是一種背景與語境，把傳播作為一個更廣闊的社會整體中的一個方面加以考察；對權力運作以及控制機制進行圖繪表現，描摹政治經濟權力中心與傳播權力中心的相互構建關系；對權力與控制的圖繪之后，站在一定價值基礎上對傳播機構和過程進行衡量與評估；最后就是對于研究發現的現實運用。

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可以歸結為兩個：“一、分析政治經濟壓力與限制對傳播與文化實踐的影響，以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是如何左右傳播的內容與形式的；二、研究傳播產業在信息化全球資本主義資本積累過程中的上升地位”[2]。資本是政治經濟分析的重點，在資本主義世界，權力的來源也是資本。

初始的政治經濟研究大多集中在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之內，關注其中的資本與傳播的關系；而后隨著資本在世界范圍內的流動以及由此而來的全球化，研究開始在世界范圍內關注資本與傳播的關系。需要指出的是，資本對傳播的控制經歷了一個變動的過程：媒介的私有化――私人資本對傳播的控制；國家在傳播中的擴張――國家資本及其他權力對傳播的控制；世界傳播發展的不平衡――世界資本及其權力對傳播的控制。

傳播政治經濟學派作為一個流派，在借鑒其他學科知識并在斯邁思等人的奠基開創作用基礎上，根據其發展的歷史背景、發展狀況、研究主題等演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初創時期――20世紀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蓬勃發展期――20世紀60年代中期只80年代末；反思時期――20世紀90年代以來”[1]。

初創時期的政治經濟學派在30、40年代的反法西斯主義理論與實踐以及50、60年代以來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和西方激進社會運動的影響下，傳播研究的政治經濟取向開始出現。主要的學者有斯邁思、赫伯特?席勒等，主要的成果是對媒介與國家、媒介與公共利益、媒介企業生產過程的研究。進入蓬勃發展期后，作為學派的發源地北美研究成果豐碩，這一時期除了斯邁思之外，席勒、托馬斯?古貝克、珍妮特?瓦斯科、文森特?莫斯可等人的研究大量涌現；歐洲的研究也迅速崛起，以英國累斯特大學大眾傳播研究中心默多克和戈爾丁等為代表的歐洲學者對傳播政治經濟學進行了深入研究，法國傳播學者阿曼德?馬特拉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貢獻。該時期研究已經涉及到媒介產品本質的研究、信息及文化產品的不均衡流動、傳播中的階級關系及斗爭等等。現實的深刻變化（冷戰結束、經濟全球化、媒介文化市場全球化等等）以及不斷遭遇的理論挑戰（后結構主義、后福特主義、后現代主義、女權主義等的挑戰），傳播政治經濟學在90年代進入反思時期，在結合世界發展思考一些研究話題的同時反思自身理論的發展，結合世界發展深入探討傳播業的發展、研究傳播新技術對社會的影響、考察媒介私有化對媒介內容的影響等研究發展迅速，席勒、莫斯可、默多克、戈爾丁等人都在尋求貼近變化了的現實的研究問題，成果豐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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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趙月枝，邢國欣.傳播政治經濟學[M].劉曙明，洪浚浩.傳播學[M].511～538.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篇9

⑨⑩蔣學模：《政治濟學教材》第七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頁，第6頁。

{11}蔣家俊，吳宣恭：《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版，第1頁。

{12}王書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頁。

{13}陳征：《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頁。

{14}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6頁

{15}威廉?配第：《政治算術》，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19-20頁。

{16}【英】大衛?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譯本，華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頁。

{17}薩伊：《政治經濟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18頁。

篇10

獨立學院作為中國高等教育制度創新的產物，經過十多年的發展歷程，現已成為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獨立學院來說，專業設置是影響其核心競爭力、人才培養質量的關鍵因素。專業設置的好壞，直接影響到獨立學院的招生、學生的培養以及學生的就業前景。

獨立學院的特色是培養復合型、應用型的人才，為了確保獨立學院對人才的培養能夠適時地滿足市場發展需要，獨立學院應對其自身專業設置進行評估并及時做出反應，通過預警的方式明確提出專業建設方面的問題并及時做出調整，從而使獨立學院畢業生能符合市場的需求，提升就業率。使政府、用人單位、獨立學院、畢業生四方之間能夠在公開、透明、公平的環境下達到各自的目的。因此，對獨立學院的專業調整預警機制的研究能夠有效提高應用型人才的培養質量，改善畢業生的就業狀況。

一、預警機制的意義

預警機制主要是指在事情發生前的一段時間就對其進行迅速探測發現、分析、判斷問題并做出反應從而增強工作的主動性、科學性、針對性和實效性以盡可能地減少損失。將這一機制與獨立學院的專業調整相結合，根據社會對人才的需求狀況，通過對獨立學院整體就業和各專業畢業生就業狀況進行橫向和縱向的分析統計，對就業形勢相對較差的專業發出反饋警示，從而對專業設置進行調整，最終提高學生的就業率。

二、目前獨立學院專業結構與人才培養方案的現狀

1.專業結構現狀

經過多年的發展，各獨立學院都努力地進行辦學探索和研究，均已形成了自己的辦學思想，建立了自己的辦學理念和培養目標。天津外國語大學濱海外事學院現有14個專業，其中有8個語言專業，分別為商務英語、英語、日語、朝鮮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和俄語；共有6個非語言專業，分別為國際經濟與貿易、金融學、法學、行政管理、酒店管理和新聞學。這些專業中語言專業是學院的特色專業，學院為了突出特色專業，將有限的資源集中到這8個語言專業中。在這些語言專業中又分為兩類，一類是基本上各個學校都開設的專業，如英語專業，對待這樣的專業，本學院主要是利用不同的專業方向，將專業細化，分成了不同的方向，如英美文化、口譯、筆譯、同聲傳譯、歐盟事務、旅游管理、國際新聞等方向。另外一類是學院自己的特色專業，即目前全國各高校開設的相對較少的專業，如法語、德語、西班牙語。我院這類專業師資結構合理，教學質量相對較高。

我院為了突出語言專業的優勢，給學生提供良好的語言環境，自學生進入校門，從低年級、零基礎階段就給學生配備了外教。其次是學院與國外的學校建立了更多的國際交流合作項目，有“3+1”“2+2”“3+1+1”等，讓更多的學生走出國門。這些“走出去”的學生不僅感受到了國外的文化背景，而且迅速提高了自己的語言水平，更好地將語言作為一門工具，再通過選擇其他的專業如金融、會計等，增加自身的專業知識，為將來找工作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2.專業設置現狀

獨立學院不同于其他的公立學校，獨立學院是教學型的大學。天津外國語大學濱海外事學院結合自身特點和專業結構，將學校的培養目標定位為培養復合型、應用型人才。學院根據教育部2012年新頒布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和相關要求，并結合社會需求，對專業的設置、專業計劃進行了大幅度地調整，將專業計劃分為了通識教育課程即公共必修課部分，包括大學語文、數學、思想政治、軍事理論等課程；專業基礎課程即學生學習專業課的先修課程，比較寬厚的專業基礎，有利于學生的專業學習和畢業后適應社會發展與科學技術發展的需要；專業核心課程（學位課程）即該專業的最主要的主干課程；專業方向課程根據專業細化的不同方向而開設的該方向的課程；實踐與創新課程即包括了畢業論文和實踐課程，其中對以往的實踐部分進行了調整，即調整后各專業增加了課外實踐部分的學分，將課外實踐由原來的2學分調整到了14學分，目的是加強學生將課堂上學習到的基礎知識轉化到實際應用中的能力。

3.目前獨立學院畢業生就業情況

對于語言專業的學生，畢業后從事的職業多為國家事業單位、高校、外事、外貿、外企、旅游等部門，從事口筆譯和跨文化交流等方面，還有一部分學生出國深造或者考取國內的研究生。

對于非語言專業例如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學生，畢業后從事的職業多為國際貿易進出口公司、企業內部進出口機構、國際商務公司、銀行、物流公司、商檢機關、海關、外經貿機關及下屬單位、外資企業等涉外公司或部門工作；又例如金融學專業的學生，畢業后從事的職業多為銀行、證券、基金、投行、保險、信托等金融機構、內外資企業、政府及公共事業單位、金融管理部門等工作。以下是我院2013屆各專業的畢業生就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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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行專業調整預警機制的必要性

獨立學院作為教學型大學，以本科生教育為主，畢業生以面向就業為主，并且主要面向地方招生，以我院2013年招生為例，雖然面向全國28個省市進行招生，但是天津市生源約占整體生源的23%。而且獨立學院培養的學生以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為主，學校從實際出發一開始就明確了復合型、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定位。

從學生就業角度看，當前獨立學院畢業生專業實踐能力普遍不足，難以滿足用人單位要求，從而出現了畢業生找不到工作，用人單位招不到合適的畢業生的現象。這種情況的出現主要是因為學校的專業設置與社會人才需求脫節，導致了畢業生對行業的發展趨勢不了解、知識面窄、知識的實際應用能力差等方面。學生在大學里所學的專業知識在實際工作中只有10%可以用上，然而用人單位希望畢業生從校園走出后進入工作崗位，能夠將專業知識完全用于實際的工作中。

構建專業調整預警機制，使各專業能夠堅持將社會需求、產業需求和學生能力發展緊密結合，按照企業的人才需求對專業進行調整，這樣培養出來的應用型人才不僅掌握扎實的專業知識，具備基本的專業技能，而且能夠把專業知識在工作崗位上轉化為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