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教育的形式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勞動教育的形式，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在現代經濟的三次產業結構中，服務業的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不斷提升，發達國家大多已超過60%a，有的甚至高達70%以上，中國服務業發展落后，且起步晚，目前其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也已超過33%。服務業在促進各國經濟發展和吸納就業中正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如何認識服務勞動?服務勞動是不是生產勞動?創不創造價值?成為理論界長期討論的話題。本文擬對這些問題作一探討。

一、服務勞動是否是生產勞動

經濟學說史證明生產勞動范疇總是處在不斷發展、變化中的，由于所處的歷史條件不同，人們對生產勞動內容的界定也就不同。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人們對生產勞動的認識是逐步深化和發展的。

最早對資本主義生產勞動進行探索的是重商主義者，他們的出發點是如何使一國的財富增加。早期重商主義者直接將貨幣看作財富的唯一形式，把貿易當作產生財富的源泉。晚期重商主義者繼承了他們先驅的主要觀點，但是他們已經意識到財富的生產是來自主體的活動即工業和商業。事實上，在重商主義者眼中的生產勞動，僅僅是能夠賺取黃金貨幣的商業勞動。比重商主義稍晚，在法國出現了重農學派，他們在什么是生產勞動的問題上與重商主義者持對立看法。他們“把勞動的一定形式即農業看作創造財富的勞動，不再把對象本身看作裹在貨幣的外衣之中，而是看作產品一般，看作勞動的一般成果了。重農主義創始人魁奈說:“君主和人民絕不能忘記土地是財富的唯一源泉，只有農業能夠增加財富。這兩個學派在生產勞動問題上的看法，各有其不同的歷史局限性。跟他們相比，亞當·斯密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前進了一大步，他突破了特定勞動形式的局限，提出了勞動一般的觀點。“他拋開了創造財富的活動的一切規定性，干脆就是勞動，既不是工業勞動、又不是商業勞動、也不是農業勞動，而既是這種勞動，又是那種勞動。但斯密的理論也存在著局限，斯密認為:“制造業工人的勞動，可以固定并且實現在特殊商品或可賣商品上，可以經歷一些時候，不會隨生隨滅。”而“家仆的勞動，卻不固定亦不實現在特殊物品或可賣商品上。家仆的勞動隨生隨滅，要把它的價值保存起來，供日后雇傭等量勞動之用，是很困難的。在這里，斯密混淆了生產勞動和物質生產以及非生產勞動與非物質生產的區別。

馬克思對生產勞動的分析采用了從一般到特殊的分析方法。在分析勞動過程時，馬克思考察的是生產勞動一般，他撇開了各種特定社會形態，說明凡是生產物質產品的勞動就是生產勞動。勞動過程“從產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表現為生產資料，勞動本身則表現為生產勞動。”而在對特定社會形態進行考察時，他說:“這個從簡單勞動過程的觀點得出的生產勞動的定義，對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絕對不夠的。因此，在考察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時，馬克思進一步分析了生產勞動特殊，即與特定的歷史的生產關系相聯系的生產勞動。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實質是雇傭工人生產剩余價值的過程，對于資本家來說，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的區分不再依據是否生產實物產品，而是依據是否為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只有那些能為資本家帶來剩余價值的“直接同資本交換的勞動”才是生產勞動，而不管此時勞動生產的是實物產品還是非實物產品。如果勞動同某種收人相交換，卻并不創造剩余價值，那么，即使勞動創造了實物產品，也只能是非生產勞動。因為對于資本家來說，這種不能為他帶來剩余價值的勞動是毫無實際意義的。馬克思指出:“勞動的物質規定性，從而勞動產品的物質規定性本身，同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之間的這種區分毫無關系。例如，飯店里的廚師和侍者是生產勞動者，因為他們的勞動轉化為飯店老板的資本。這些人作為家仆，就是非生產勞動者，因為沒有從他們的服務中創造出資本，而是把自己的收人花在這些服務上。因此，同一種勞動既可以是生產勞動，也可以是非生產勞動，關鍵取決于它是否使資本增值。“例如密爾頓創作((失樂園》，他是非生產勞動者。為書商提供工廠式勞動的作者，則是生產勞動者。”可見，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并不是以物質生產作為界限的，并且，商品經濟條件下的生產勞動也并非特指某種具體的勞動形式，而是只要是能夠生產出新價值的勞動都應該是生產勞動。因此，能夠生產出新價值的服務勞動也是生產勞動。

此外，經濟、社會的發展及其帶來的巨大變化是深化認識生產勞動性質的現實依據。當今世界，科技進步和經濟全球化步伐加快，產業結構的變化顯著，第三產業發展迅速，服務勞動在社會總勞動中的比重增大。在這種情況下，倘若我們仍把創造價值的勞動局限于物質生產領域，就會得出非常荒謬的結論: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越來越多的人的勞動不是生產勞動、不創造價值。這顯然有悖于現實和歷史發展趨勢。

二、服務是不是商品

服務勞動生產的是無形產品，我們稱這種產品為服務產品，也可稱之為“服務”。商品是用于交換的勞動產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統一體。服務是不是商品，關鍵看它是否具有上述屬性，而不在于它是否以實物形態存在。

首先，我們分析服務是否為勞動產品，是否具有使用價值。有人認為，服務雖然是人類勞動但卻沒有實物產品。那么，作為勞動意義上的服務到底生產了什么?這種勞動的成果如何體現?其實，這種產品雖然看不見摸不著，生產出來的同時即被消費了，但它仍是具有使用價值的勞動產品:第一，從服務勞動的投人看，有投人就必有產出，就必然生產出服務產品;第二，服務產品具有滿足人的某種物質或精神需要的功能，是構成社會財富的重要內容，財富是與使用價值相等同的;第三，從消費者的消費后果看，有消費后果必有消費對象，既然有消費對象存在并被消費，就必然有這種對象被生產出來。那么，服務業的產出是什么呢?服務業的產出就是服務這種無形產品。這種產品雖然看不見、摸不著，但它確實是一種客觀存在，只不過在它生產出來的同時就被消費了。

其次，分析服務產品是否用來交換，是否具有價值。在服務產品從生產到消費的過程中，交換確實發生了。消費者消費了服務產品后支付了費用;生產者收回貨幣，交付了服務產品，雙方實行的是等價交換。確實，從服務產品生產和消費的同時性來看，服務生產完成后，消費者雙手空空，什么也沒有，這是因為服務產品已被他消費了。那么，服務作為交換的對象，是不是只是取得了“商品的形式”，有價格而無價值呢?馬克思認為，商品之所以有價值，“僅僅由于它們是人的勞動的表現……不是因為它們本身是物，而是因為它們是社會勞動的化身。服務正是這樣一種“社會勞動的化身”。只不過這種社會勞動不是“化身”在實物上，而是“化身”在非實物的無形產品上，“化身”在一種流動的運動著的形式上。馬克思明確肯定這種價值的存在，例如在《資本論》第2卷中，他就認為不生產“使用物”的客運勞動創造價值和剩余價值。 其實，衡量服務是不是商品，不在于它是否有形，是否能同提供這些服務的人分開而存在。馬克思在談到裁縫和歌唱家的勞動時說:“某些服務，或者說，作為某些活動或勞動的結果的使用價值，體現為商品。相反，其他一些服務卻不留下任何可以捉摸的，同提供這些服務的人分開存在的結果，或者說，其他一些服務的結果不是可以出賣的商品。馬克思此話的真正含意是指裁縫一類的服務提供的商品是一種能同自身分開存在的結果—將衣服做好了(注意，不是做好了的衣服)這樣一種結果。這種結果由于能同裁縫自身分開而存在，因此，裁縫在提供這種服務時，不需消費者在現場，而是可以在這種服務完成以后，把這種服務的結果提供給消費者就可以了。消費者也完全可以在裁縫的這種服務完成后，對這種服務的結果進行消費和評價。如果這種結果不合格，消費者可以拒絕為此支付貨幣和拒絕消費，這種結果也就不能成為商品。因此，這種服務是其結果而不是過程表現為商品。而歌唱家一類的服務卻不能象裁縫一樣提供一種同自身分開存在的結果，而只能提供一種不能同自身分開存在的服務的過程。消費者必須在歌唱現場進行消費，而不能象消費裁縫的服務一樣，等歌唱完了以后才對歌唱的結果進行消費。馬克思在這里把服務分成了兩種類型:一類是服務的結果體現為商品的服務，象裁縫一類的服務，它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服務的結果在服務過程的最后時點上產生，服務過程和服務結果不具有同一性。對于這一類服務，生產過程不需消費者的參與，生產結果即服務結果可以體現為商品。而另一類是服務的結果不體現為商品的服務，如歌唱一類的服務，它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服務的結果是在服務過程的每一個時點上產生，服務的結果就是服務的過程，兩者具有完全的同一性，消費者必須參與生產過程。因此，對于這一類服務，其生產過程體現為商品。

由以上分析可知:服務是一種用來交換的非實物勞動產品，是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商品。

三、服務勞動創不創造價值

篇2

從上世紀80年代，我國開始推行，迄今為止已經有30余年的時間。在一定歷史階段，因為自主決策權的下放，調動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促進了我國農業的大發展。但是，現階段，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我國農業尤其是現代化農業、大農業發展的桎梏。

一、我國農業發展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尤其是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絕大多數農村尤其是山區農村的農業發展形勢仍較為落后，許多因素制約甚至阻撓著農業的發展。

（一）農業發展形式

受的影響，目前，我國農村尤其是山區農村的農業經營形式仍以小農經濟、粗放型經濟為主。第一，各個家庭承包的土地割裂化現象嚴重，每塊土地的面積相對較小；第二，種植作物較為單一，以糧食為主，糧食生產主要滿足家庭需求；第三，農業技術相對落后，絕大多數農村的土地生產形式仍停留在手工勞作階段，機械化水平低，作物種植技術含量低。

（二）農業發展中遇到的困難及障礙

第一，人才與技術難題。一是缺乏農業技術指導型人才，農民在土地耕種上存在極大的盲目性與隨意性；二是缺乏土地養護人才，農村土地污染、浪費現象嚴重，土地生產效率過低；第二，勞動力難題。隨著我國城鎮一體化建設的推進，越來越多的農民從農村抽離，成為新生代農民工。相關數據統計顯示，近年來，40歲以下的農村青壯年進城打工者高達80%。勞動力缺乏已經成為制約農村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

二、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的主要原因

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城鄉環境的差異，一是工資待遇的差異，二是所處環境的差異，三是身份的差異。

（一）城鄉企業待遇差別

第一，農村經濟落后，鄉鎮企業較少，不能滿足農村勞動力的就業需求；第二，鄉鎮企業多為農產品初加工企業，盈利空間相對較小，再加上企業屬于勞動密集型企業，人員眾多，工人的薪酬總體偏低。而在城市尤其是大中型城市，企業的勞動力需求相對較大，勞動力的就業選擇余地大，薪酬與鄉鎮企業相比，也相對較高。

（二）教育等社會性基礎資源的差異

第一，鄉鎮企業的規模較小，多數鄉鎮企業的組織機構建設不完備，尤其缺乏可滿足勞動力需求的激勵機制、保險繳納機制，勞動力的安全感相對較低；第二，農村的教育資源相對較少，教育水平相對落后，為了進一步擺脫家庭的落后境況，新生代農民期望后輩可以受到更為良好的教育；第三，農村的人文環境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勞動力的抉擇。

（三）身份認同

身份認同屬于文化研究的概念，用較為簡明扼要的話語解釋，就是自身定位與他人定位的結合體。在農村，勞動力的身份就是農民，在城市，勞動力的身份就是城市人。身份存在差異，自身要求也會相應地出現異同。絕大多數的農村勞動力希望在城市被邊緣化，也不希望在農村被中心化，皆是因為身份認同的關系。

三、基于勞動力視角的農業拓展形式問題

解決勞動力出逃問題的重中之重為解決勞動力問題。農村尤其是農村企業要設法留住農民，留住人才。向農業要效益，為農民創收，用效益反哺農村的基礎建設，增強農民的自豪感。

（一）農業產業化經營，增加農產品附加值

在深入分析地方優勢及地方土質特點的基礎上，集中種植某一種或某幾種作物，并在充分調動民間資本的基礎上不遺余力建設與該種農作物加工相關的企業，精細化、規模化生產。增加農產品的附加值，形成地方產品優勢、特色優勢。農業必須走產業化經營的道路，才能使農民真正創收。

（二）推廣創意農業

創意農業的意域較廣，生態休閑農業、旅游觀光農業皆屬于創意農業的范疇。我國農村發展特色農業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首先，我國屬于多民族國家，各個民族的民風、耕種習慣存在較大差異；其次，我國的地形、氣候復雜多樣，適宜耕種的作物更是千差萬別，尤其適宜發展旅游觀光型農業。目前，我國正在籌備建設或集中建設經濟協作區，經濟建設的相對集中化，更為生態休閑農業的發展提供了機會。

（三）鼓勵農戶強強聯合成立農民專業合作社

農業生產效率低、農民創收難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農業經營面積及技術支持的局限。改觀這種局面，首先，要打破單打獨斗的耕種形勢，鼓勵農民承包土地，進行規模化經營；第二，鼓勵農民強強聯合成立農民專業合作社，最大范圍地利用合作社所能提供的人力、物力、技術資源，帶頭發展農業；第三，鼓勵農村建立村鎮銀行，發展小額貸款，為農民創收提供資金支持。

四、結束語

只有解決勞動力問題，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業發展的問題；只有解決農業發展形式的問題，才能為農業發展注入活力，才能從根源上解決勞動力問題。留住勞動力，需要搞活農業，將農業做大做強，建設真正意義上的大農業。

參考文獻：

篇3

大自然的千變萬化，帶來了色彩斑斕的世界，期中隱藏著無窮無盡的奧秘強烈地吸引這孩子們，幼兒由好奇到自覺主動參與勞動，從中獲得許多科學知識。通過管理自然角，孩子們在不斷的勞動觀察中，知道大豆、馬鈴薯發芽早，豌豆、辣椒發芽遲；種子發芽所必需的條件（空氣、溫度、水分）缺一不可；不同的植物所需的水分不同；要使小苗長得壯就必須不斷澆水、施肥和鋤草。幼兒在好奇的促使下，不斷地進行探索勞動，不但獲得了豐富的自然知識，而且從中受到了愛惜糧食、尊重他人勞動成果的教育。

三、為幼兒準備豐富的勞動材料

篇4

【中圖分類號】G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017（2013）04-0027-04

【作者簡介】李俊剛（1980-），男，陜西成陽人，佳木斯大學教育科學學院講師，哈爾濱工程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2011級在讀碩士；郭蘋（1983-），女，山東禹城人，佳木斯大學教育科學學院講師，碩士。

一、問題的提出

1978年和1983年Hochschild分別提出情緒商品化和情緒勞動的概念，隨后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情緒勞動”這一研究領域。情緒勞動概念的提出，揭示了以人為勞動對象的工作中的一種特殊的勞動形式（區別于以物為對象的勞動，比如操作機器的生產勞動）。個體工作中的情緒需要管理，為了為組織或者某些固定團體取得預期的利益，個體必須保持顏面的親和度和適當的肢體語言，從而為別人（通常是服務對象）營造愉悅、安全的氛圍。可以看出，這樣的情緒勞動是和體力勞動、智力勞動一樣的，可以為本團體獲得收益，同時也需要耗費個體的精力。

教師的勞動對象是學生，這就指明了，該職業需要付出情緒勞動。目前僅有的關于教師情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小學教師，同時也有一些以高校教師和輔導員為被試的研究。但是關于幼兒教師的情緒勞動卻屈指可數。大陸地區僅有的一些研究無論從研究工具上，還是在研究討論上，都采用企業或者服務行業的研究模式和理論建構，缺乏科學性、合理性。歸根結底，出現這種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關于幼兒教師的情緒勞動的特點沒有厘清，幼兒教師情緒勞動的構成沒有框架的建構，本文擬對幼兒教師的情緒勞動特點進行歸納，并在此基礎上對幼兒教師的情緒勞動結構進行理論建構，以期促使幼兒教師情緒勞動相關研究順利展開。

二、幼兒教師情緒勞動特點

江文慈在中國臺灣地區采用質性研究方法，對教師情緒勞動進行了系統的探究，將教師的情緒勞動作為教師成長的問題進行討論，對教師情緒勞動的意義，教師行業與其他行業工作者情緒勞動的規則進行了分析，這些成果對教師專業發展有一定的建設性啟示。各級各類教師的情緒勞動最大的共同點就是――“愛的付出”。江文慈（2001）指出“服務業中的情緒勞動多為了金錢交易的商業考量，然而教師情緒心力的付出，多是為了教導學生、感化學生的。”

Hargreaves（1998）認為，“愛的勞動”是教學活動的基調，與其他處理他人負向情緒的工作相區別，教學中體現的情緒勞動是正向的，應以積極情緒的傳遞為根本出發點。鄭石巖（1994）指出，教育工作需要一種無條件的愛，愛是教育工作的原點與歸宿。“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悔乎？”孔子的這句話道出了為人師表的根本就在于愛學生，就意味著為他們操勞；忠于教育事業，就應無怨無悔地教育學生。可見，教師職業需要愛的付出，也就自然充滿了情緒勞動。

Hochschild在進行情緒勞動職業類型的研究時，認為“幼兒看護人員”屬于高情緒勞動職業，這是已有文獻中最早的關于幼兒教師情緒勞動的論述。不過這種闡述過于表面化，只停留在現象研究層面。雖然Hochschild的研究存在多方面的問題，但同時也給我們提供了思考幼兒教師情緒勞動的方向。比如，為什么“幼兒看護人員”是高情緒勞動職業？這體現了幼兒教師與其他類型的教師所表現出的情緒勞動特點是不同的。具體表現在：

（一）幼兒教師情緒勞動的直接對象――幼兒，最具特殊性

幼兒教師直接面對的教育對象是3歲～6歲學齡前兒童，他們這時候在面對情緒交流時，往往都是以情緒應付情緒。比如當成人微笑時，他們也笑了；當成人悲傷時，他們會產生憐憫，也隨著哭泣；當成人憤怒時，他們便出現退縮、沉默，凡此種種現象顯示出幼兒教師情緒表現對幼兒的影響極大，也就決定了在面對他們的教育對象時要注意管理自己的情緒，也就需要幼兒教師付出更多的情緒勞動。

（二）幼兒教師情緒勞動的間接對象――家長，最具復雜性

教師的情緒不僅僅產生于教師的內心，在人際互動和人際關系中也存在情緒。但是幼兒教師在人際互動和人際關系中，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情緒勞動，這也是由他們所面對的教育對象所決定的。幼兒教師與家長的人際溝通可能是最復雜的情緒勞動。因為幼兒家長是一個教育背景、工作背景、成長背景等各個方面都非常復雜的人群。幼兒教師每天都在面對這樣的人群，他們不知道自己下一個要面對的是什么樣的家長，如果孩子不出事還是可以應付的，但是一旦幼兒出了安全等方面的事故，家長的表現就很難預料了。因此，幼兒教師每天都可能需要和這樣的家長進行溝通，需要應付各種突發事件。

（三）幼兒教師情緒勞動的產生者的性別――女性，最是情緒化

幼兒教師的情緒勞動最大的不同可能來自于性別方面。幼兒教師中最普遍的是女性，這也是在研究中需要關注和著重考慮的。因為女性的情緒豐富，通常女性在生活中比男性更加細心，她們更注意細節，這種普遍的性格特點也造就了女性在情感方面敏感的特點。女性在遇到問題時更容易發生情感的波動，極端的例子就是林黛玉類型的，因此她們需要付出更多的情緒勞動完成當前的工作。

有研究指出，教師職業是情緒上極易耗損的職業。Hargreaves（2000）指出對情緒的要求，人們在工作場所中能善用情緒，除了個人本身的情緒能力外，還依賴兩個方面：一是職業對情緒的要求；二是所在組織中員工之間如何互動，以幫助或隱藏情緒的表達和理解。幼兒教師的情緒勞動的運用，可能為幼兒提供寬松、舒適的良好心理環境，促進其身心健康成長；也可能抑制其心理、行為的發展。其情緒的運用可能會創設適宜的情緒距離，使教師與幼兒之間、教師與教師之間、教師與家長之間建立良好的關系，密切互動，相互關懷；也可能造成時空和心理上的疏離，影響溝通。

三、幼兒教師情緒勞動模型的初步建構

（一）情緒勞動結構研究現狀

最初對情緒勞動結構的研究是將其分為情緒失調和情緒努力，前者包含了表層偽裝的概念，后者則包含了深層偽裝的概念。Ashforth和Humphrey（1993）指出，除了偽裝以外，真實的表達需要耗費精力，也是一種情緒勞動。Diefendorff等（2005）編制了包括表層偽裝、深層偽裝和真實情感表達三個維度的量表。Schaubroeck與Jones（2000）則提出一般情緒勞動的要求都是表達正性情緒、克制負性情緒。

Morris與Feldman（1996）引用情緒交互作用模式，將情緒勞動區分四個維度。1.情緒表現的頻率；2.對展示規則留心程度；3.情緒表現的多樣性；4.情緒失調。不過這僅僅是理論推導，缺乏實證的支持。Brotheridge與Lee（2003）經過因素分析得到四個維度：第一個維度涵蓋情緒失調與表層偽裝，第二個維度包含強度、多樣性、及持續度，第三個維度是深層偽裝，第四個維度是情緒表達的頻率。

Hochschild及其引發的研究更強調情緒勞動過程中個體的心理歷程，包含了表層偽裝與深層偽裝。而Morris與Feldman的理論及其引發的研究則更強調工作中情緒勞動的具體要求，這些要求分為人際工作要求（情緒表達的頻率、持續度、多樣性、強度）與情緒控制（兩類情緒規則：表達正向情緒與隱藏負向情緒）兩類。Brotheridge與Grandey（2002）據此將所有的情緒勞動研究分成員工聚焦的情緒勞動（employee-focused emotional labor）和工作聚焦的情緒勞動（iob-focused emotional labor）兩大類。

（二）幼兒教師情緒勞動結構的建構

對于幼兒教師的情緒勞動來說，最重要的一點不是對于家長的情緒表現，也不在于對幼兒園領導的情緒表現，而在于對工作、對幼兒、對自己的情緒。尤其是對自己的一種情緒監控和管理，是目前所有情緒勞動理論或實踐研究的盲點。尹弘彪（2011）曾撰文指出了一個相關概念――“自我表演”，情緒勞動時教師運用情緒的自我表演。其實表演的比喻不太貼切，因為舞臺上再有表現力的演員表演完之后就能恢復平靜，而幼兒教師在進行過情緒勞動之后，這種情緒影響可能會持續，對自己產生一定影響，并潛移默化地影響以后的相同情境下的情緒勞動表現。因此在考慮幼兒教師情緒勞動結構模型時，應考慮這個因素。

借鑒以往情緒研究成果，并結合幼兒教師教育教學工作實際，建構幼兒教師情緒勞動模式圖如下：

情緒表達模式：是幼兒園對于教師的情緒要求，在這樣的要求下應表現出的情緒表達模式。

情緒狀態包括兩種情況：情緒一致、情緒差異。情緒一致就是幼兒教師的情緒與當前的事件相匹配；情緒差異就是幼兒教師的情緒與當前事件不匹配，甚至相背離。二者都屬于情緒表達模式，情緒一致導致自然偽裝，情緒差異導致深層偽裝和表層偽裝。

情緒調節包括三種情況：自然偽裝、深層偽裝、表層偽裝。按照Ashforth和Humphrey的理論，自然偽裝是一種真實情緒支配下的情緒調節形式；表層偽裝是當感受到的情緒和表現規則不一致時，使情緒支配下的行為按照當前的規則體現出來，而自己內部的情緒體驗沒有改變；深層偽裝就是當面對情緒和表現規則不一致時，個體外在行為和內部感受同時有了改變的行為。

情緒表達行為包括兩種：正向情緒表達、情緒偏離行為。無論是自然偽裝、表層偽裝還是深層偽裝，雖然付出了情緒勞動，但最終都能達到正向的情緒表達，還有利于工作的正常開展。另外的情緒偏離行為是當面臨情緒與現實存在差異，而幼兒教師沒有處理好各方面的關系，將內部的情緒直接表達出來，就出現了情緒失調和情緒偏離，影響工作效果。

情緒勞動后果包括三種情況：情緒協調、情緒失調、情緒偏離。情緒協調是指個體內在情感與組織要求的情緒規則一致。情緒失調會使個體的情緒功能受到損害，甚至產生障礙。情緒失調在情緒勞動中內在情感與情緒規則間的沖突最大，所付出的心力也最大，長此以往必然有不良后果。情緒偏離是指工作者的內在情感與組織要求的情緒規則不一致而僅表現出個人的真實情緒。而這些行為后果都會潛在地影響幼兒教師今后的情緒表達模式。

四、今后研究重點與前景展望

（一）今后研究重點

1.整合情緒勞動的概念，促進該領域更好發展

目前關于情緒勞動的概念仍舊五花八門，有研究從職業要求本身進行界定，有研究從情緒勞動的心理加工性進行界定，還有研究從行為方面進行定義。每種定義都能揭示情緒勞動的某個方面，應該有一個最佳的契合點將這些概念整合起來，形成一個最能完整展現隋緒勞動的概念。可能隨著研究成果的不斷涌現和研究的不斷深入，這些概念會走向融合的。情緒勞動的概念認識問題直接決定了與之相關的各個領域的情緒勞動的研究，當然也包括幼兒教師的情緒勞動。

2.發展適合幼兒教師情緒勞動的測量工具

幼兒教師與其他行業的從業人員，包括中小學、高校工作者的情緒勞動特點和結構是不同的，因此決定了在測量幼兒教師情緒勞動時，需要專門的測量工具，但是這個工具還沒有研發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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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勞動實踐教育及其發展水平

勞動實踐教育的開展形式是豐富多彩的，有課堂內的，也有課堂外的。對于處在中學階段的學生而言，最好的形式是借助于勞動實踐場所的教育平臺，對于他們來說，這不僅僅是對思想品質的培養，同時也可以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最重要的是可以真正掌握一定的實用技術，所以勞動實踐場所對于勞動實踐教育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

根據教育部、農業部和國土資源部聯合下發的《關于加強農村學校勞動實踐場所建設的意見》（教材[2008]6號），勞動實踐場所是指我國中初等學校、教育部門以及有關單位為學生參加綜合實踐活動提供的土地、牧場、魚塘、實踐基地等，以及適合學生參加勞動實踐活動的工廠、車間、實驗室、服務網點、專用教室等。根據2010年統計數字來看，我國中、初等學校農、林、牧、漁基地有288292個，面積達到506735公頃，可見勞動實踐教育的可用資源是十分豐富的。農村學校及教育部門要真正發揮勞動實踐場所的作用，針對輟學現象出現的原因采取相應措施，以便充分利用勞動實踐場所這塊陣地，有針對性地開展教學活動，把降低輟學率作為勞動實踐教育工作成績的一項衡量指標。

三、勞動實踐教育對降低農村學校輟學率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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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7）04-0261-02

一、社治理時代要求培養復合應用型勞動與社會保障本科人才

時代變了，時代對人才的需求也變化了，大學對人才培養的模式也必須相應改變。從1999年大學擴招開始，我國的大學建設進入了一個飛速發展階段。大學生的數量快速增加，為我國的經濟社會建設提供了人才支撐。各個大學都在學生數量、專業數量、校園面積、硬件設施、宿舍樓房等方面進行大規模擴建。但是有許多大學的擴建是盲目的、跟風的，其他學校擴大招生規模就跟著擴大招生規模，其他學校增開新專業就跟著增開新專業。各個學校都競相爭取獲得博士點、碩士點等。大學之間的惡性競爭非常嚴重，為經濟社會建設培養人才是同質化的，難以滿足經濟社會建設對多元化人才的需求。現在社會各界對大學教育最大的批評就是大學教育與國家經濟社會建設人才需求脫節。以至于大學生在找工作的時候惡性競爭，企業與政府等用人單位只能在這些具有相同專業背景的大量大學生中進行擇優錄取。而用人單位的許多其他崗位卻沒有對應人才。大學的擴招和建設，更多是在擴大學生規模、增開新專業等方面，卻對大學教育建設缺乏反思。大學改革和建設，需要根據國家經濟社會建設的要求，進行教育體系建設、課程內容改革和建設、教學方法改革等。2014年3月，教育部副部長魯昕就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我國將出臺兩種高考模式，分別針對技術技能型人才及學術型人才。5月，教育部醞釀啟動高校轉型改革，我國1200所國家普通高等院校，將有600多所轉向職業教育，培養技能型人才。這說明了我國對高等教育在進行反思，教育部對高等教育體系和職業教育體系進行頂層設計，以應對經濟社會對人才的多元化需求和就業結構的多元挑戰。在我國現行高等教育體系中，研究型大學和高職（專科）院校的定位相對明確。本次高等教育改革主要是給大多數普通地方高校進行定位，實現這類學校向應用技術型高校轉型。本次高等教育改革重點是在課程體系改革上下功夫，相應減少理論的學術性課程，增加實務性的實踐實驗課程，從而提升大學生的實踐能力、動手能力、實戰能力等。

四川理工學院是四川的一所普通地方高校。四川理工學院定位為一所應用型綜合性大學。四川理工學院的定位是在高等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進行的。四川理工學院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從2009年開始招生辦學，專業建設與改革方興未艾。四川理工學院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定位是為地方基層的經濟社會建設培養復合應用型本科人才。這是時代要求、地方經濟社會建設要求所規定的。以前人們都抱有這樣一種觀念：在大學學習一門專業以后就能靠這門專業找到對應的工作，專業=就業。早期專業人才非常稀缺，大學生學了一門專業知識，的確可以憑借專業優勢就能找到工作，甚至是好工作。但是現在用人單位的許多員工都是大學生，其人才需求是知識背景寬厚、綜合能力強的大學生。許多高校開設第二專業課程體系，部分大學生在畢業時獲得了兩個甚至更多專業畢業證書。就業的壓力對大學生的學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戰，大學生在大學期間必須廣泛涉獵各個專業的知識，需要具備更為寬廣深厚的社會知識，而且要在社會實踐中將知識轉化為實際的能力。基于此，四川理工學院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唯有更新觀念，才能與時俱進。為地方基層的經濟社會建設培養復合應用型本科人才，是四川理工學院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的一個準確定位。復合型人才是指具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專業（或學科）基本知識和基本能力的高級專業人才，應用型人才是指具有寬厚理論基礎和較強的社會能力，并能創造性地解決實際問題的高級技術人才。這為專業建設和改革指明了方向和路徑。

二、專業建設與改革舉措

篇7

[中圖分類號]F062.9[文獻標志碼]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3.014

產業集群作為一種產業組織形式和有效的區域經濟發展方式，在地方經濟發展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近年來由于地方政府的規劃與引導，在專業鎮、“塊狀經濟”中也出現了創意設計、電子信息、電子商務等新興產業，但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仍然是這些地方產業集群的主導[1]和支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業資源的流向取決于市場規律，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和勞動力成本的不斷上升，我國東部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正不斷向外遷徙，而新興產業還未能快速成長起來。為了避免東部地區因產業外移而出現產業空洞化現象，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的升級與調整問題迫在眉睫。

一、產業集群生態位和生態因子

生態因子是指自然環境中對生物的生長、行為和分布產生直接或間接作用的要素，所有生態因子構成生物的生態環境。將生態學的這一概念引入對產業集群的研究，可將產業集群視為一個生命體，將其賴以生存的環境稱為“產業生態位”――產業集群生存、發展和演變的生態環境[2]，集群內部企業之間，以及集群與其生存環境之間相互聯系、相互制約，并處于不斷的運動變化之中。

如果產業生態位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產業集群就會產生“應激反應”，即重新調整其適應性，就像一個物種可能通過生理過程適應一個新環境一樣。這個調整和重新適應的過程是多樣化的，有些產業集群可以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進而在新的環境中生存、發展；而另一些產業集群則可能難以適應環境變化，或者被淘汰或遷移，或者出現基因突變或重組，就像生物進化而產生新的物種一樣，從而實現地方政府期待的產業升級。

生態位的構成要素――生態因子，通常分為外生性生態因子與內生性生態因子。產業集群的外生性生態因子指直接參與或間接影響集群新陳代謝的外部環境因素，包括生產要素、制度、基礎設施和市場4個部分。產業集群的內生性生態因子指直接參與或間接影響集群新陳代謝的內部因素，包括集群的構成要素和集群結構。集群的構成要素指集群內的主要行為主體，一般包括企業和相關支撐服務機構；集群結構是指集群內構成要素之間的結構比例關系以及相互間聯系的方式，即集群內的產品結構、市場競爭結構、企業間的分工合作關系等。集群的生存與發展受多種生態因子的綜合作用，但主導生態因子發揮主要作用。

二、生態因子與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發展之關系

如果對產業集群生態位作靜態分析，資本、市場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需要逐一討論它們對產業集群所起的作用。但是，從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動態發展的角度考察導致其轉移的原因時，除了集群自身之外，在產業生態位的構成中，勞動力因子和制度性因子最具決定性意義。因為在一般情況下，資本、市場不存在區域之間的差別。基于這個潛在的假定，筆者舍棄了對資本和市場變化的分析，將外生性生態因子中的勞動因子與制度因子，以及內生性生態因子，作為影響產業集群發展的主導因子進行分析。

1.外生性生態因子與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發展的影響

（1）勞動力因子的影響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表明，充足豐富的低成本勞動力資源，是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條件。由于勞動力要素價格的差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僅出現了勞動力由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農村向城市的流動，而且存在著從中西部地區向東部沿海地區轉移的情況。勞動力要素在區域間的頻繁流動，為東部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的形成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保障。[3]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勞動力的供給和流動發生了明顯變化，勞動力成本大幅上升，國內的勞動力開始出現內流，即從東部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內陸省份流動，致使小型勞動密集型制造企業發展受困。勞動力的內流主要源于中西部地區經濟的快速增長，區域勞動報酬差別逐步縮小，原來不被注重的背井離鄉的心理成本、交通成本和生活成本，對勞動力流向的導向作用不斷釋放出來，“就近就業”成為中西部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現實選擇。在此背景下，東部沿海地區的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出現轉移，在某些地區，此類轉移甚至已經影響到區域經濟增長的速度，也就是說，對于某些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內的企業而言，勞動力成本上升與回流改變了產業生態位，已不能適應外部環境變化的企業開始轉移。

（2）制度因子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行了由沿海到內地、從東部到西部逐步開放的發展戰略，外資優惠政策的力度也表現為從東到西的逐漸遞減。以“超國民待遇”為核心的外資政策對東部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的形成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1980年代正值國際產業轉移高峰期，由于發達國家或地區勞動力成本上升、環境制約和拓展更廣闊的市場等因素的作用，外資特別是港臺資本迅速進入我國東部沿海地區，促使大量區域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的形成和發展。

然而，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一方面，按地域區別對待的外資優惠政策逐步淡化；另一方面，國家區域經濟發展政策開始調整，陸續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中部崛起戰略等，信貸、稅收、財政補貼、土地供應等配套措施也隨之向中西部地區傾斜，從而使得東部與中西部在體制方面的比較優勢悄然轉變，從宏觀層面上影響了東部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的發展。特別是在全國范圍內取消外資“普惠制”后，東部地區原有的低技術含量外資企業的生存壓力驟然增大，勞動密集型集群內的企業，或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或面臨著升級的壓力。

除了國家經濟社會政策等正式制度因子外，非正式制度因子對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的發展也具有重要影響。在解釋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的形成與發展時，我們可以借鑒布迪厄“社會資本”的概念來概括諸多的非正式制度因子。[5]這些社會資本對產業集群產生和發展的影響具體表現為：

其一，以信任為基礎的社會資本有利于節約集群內的交易成本，社會資本對于交易成本的節約有力地促進了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的形成；其二，勞動密集型企業一般規模較小，社會資源、資金稅收的支持不到位，技術和管理人才較為缺乏，由于社會資本的存在，促進了有限的要素在集群內部和集群之間的有效流動，有利于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的發展壯大；其三，群體的社會交往、互動關系能夠促進學習和積累知識，從而有利于集群內企業之間的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

但在內部關系過強的集群中，地緣、親緣等社會關系具有封閉性和排他性，限制了外部信息、技術和人才資源的進入。另外，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中的企業通常是水平分工的狀況，使得模仿極容易，創新企業很可能還未充分享受創新的利益就陷入又一輪的低成本競爭中，創新動力容易弱化。可見，非正式制度因子在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形成中具有消極作用，其對集群的發展有很強的約束性。

2.內生性生態因子與勞動密集型集群發展

目前，內生性生態因子的現狀嚴重制約著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的進一步發展。

首先，勞動密集型集群企業規模普遍偏小，缺乏創新資源與動力。我國的紡織、服裝、陶瓷、玩具、家具、五金等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形成于鄉鎮，大多由中小民營企業組成，軟硬環境條件與大中城市相距甚遠，很難吸引所需人才。中小企業資本較少、融資較難、規模較小、實力較弱、專業技術人員缺乏等，是企業進行產品研發和工藝改進的內部約束。同時，技術和市場方面的不確定性也使得中小企業創新具有較大的風險，如果創新的外部約束性很強，企業的技術模仿動機會超過創新動機[6]，因為模仿的風險較小。

其次，地方政府與社會機構在產業集群進一步發展中的引導與輔助作用沒有很好地發揮出來。集群內同產品、低水平重復建設嚴重，帶來資源的無效配置和浪費；同時嚴格的市場保護、不規范的市場操作也扭曲了地方生產系統的合理運行機制，增加了企業間的交易成本，限制了生產網絡的融合；地方政府重視大企業集團而輕視中小企業集群，重視硬環境建設而忽視軟環境的營造，熱衷于在經濟總量上盲目攀比，卻不重視生態環境的建設，以致于集群內企業稅費負擔高、融資環境差、支撐體系弱、環境污染嚴重，影響到集群的可持續發展。

高等學校、科研院所很少有針對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的專業設置和人才培訓計劃，產業集群內企業與科研院所及大專院校的互動機制不健全。勞動密集型集群企業普遍缺乏中介服務機構，已有中介組織的運行環境、服務水平滿足不了產業集群發展的需要。

再次，企業間分工協作關系尚不夠深入。我國多數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中產業鏈條過短，縱向分工程度較低。由于在多數集群中存在企業規模相近、產品相似和資源有限等問題，同時企業也缺乏合作創新的現念，故企業合作引進新技術和開發新產品等創新行為較少出現。雖然產業集群中外資企業采用了世界統一的標準化技術，然而它們卻把核心產品的開發、設計和生產留在母國，核心技術和管理知識的擴散十分有限。

除了上述生態因子外，其他外生性生態因子的變化也對我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產生了巨大的壓力。比如國外居民購買力的下降，人民幣升值預期壓力，新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等，直接導致我國消費型輕工業產品出口增速放緩，造成我國制造業盈利空間持續縮小。由一系列外生性生態因子的變化而導致的產業生態位的變化，對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發展的約束力在逐步加強，也預示著原先依靠低成本、高投入、粗放式集群生產方式的生存環境已不復存在，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的“應激反應”勢在必行。

三、產業生態位變化與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發展之關系

在產業生態位發生變化的條件下，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要么自然演進，即隨著產業生態位的緩慢變化而逐漸變化，要么激進或突變，即產業生態位的劇烈變化，迫使集群產生“應激反應”，通過自身的升級來適應新的、已經變化了的產業生態位。在現實中，這2種方式往往相互混同、相互交織，推動著產業集群的發展和演變。下面我們分別從外生性因子和內生性因子2個視角分析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提升自身競爭優勢的可行性方案。

1.基于外生性因子視角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發展

（1）基于勞動力因子視角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發展

隨著中國境內的勞動力逐漸從東部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內陸省份回流，沿海發達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內的小型制造企業面臨著來自勞動力供給方面的壓力。對此，集群內企業和集群所在地方政府可以從2個方面加以應對。

從短期看，應繼續優化環境，吸引并留住勞動力，避免由于勞動力回流，以及產業外移而出現快速的產業空洞化，從而使長期的轉型升級更加平穩。首先，應進一步改善勞動者就業與生活的環境，提升企業的社會責任，增強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所在地對勞動力的吸引力。在就業方面，當地政府應制定合理的政策，改革戶籍、人事等制度，消除對外來務工者的身份歧視。在養老保險方面，要著手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體系，使農民工在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領域享受與非農民工相同的待遇，使其子女能在集群所在地接受與當地適齡兒童相同的義務教育，從而提升用工企業的凝聚力和員工的歸屬感。其次，政府和企業應一起建立培訓機制，逐漸提升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內勞動力的素質。勞動力素質的提高，一方面可為產業的轉型升級奠定基礎，另一方面能帶來更高的生產效率與產品附加值，進而帶來勞動者收入的提高，而高的勞動報酬有利于留住勞動力，從而緩解勞動力供給的壓力。

從長期來看，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應嵌入全球價值鏈，積極推動產業的轉型與升級，從而減少對大量低技術勞動力的依賴。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升級過程就是一個從價值鏈低端的生產制造環節向價值鏈高端的研發、設計、品牌運作、營銷渠道管理和服務等高附加值環節延伸的過程。從價值鏈的視角進行產業集群的升級，主要有4種類型，即過程升級、產品升級、功能升級和鏈的升級。“過程升級”是全球價值鏈的各環節內或各環節之間對內在的作業過程進行改進，提高效率，如降低庫存成本和角料浪費，加強企業間的及時配送等。“產品升級”是通過重組生產系統、引入高級技術等方式提升老產品的質量和價格優勢，以比競爭對手更快的速度引入新產品，形成產品差異化優勢。“功能升級”是生產企業在產品價值鏈環節中的角色的變化，在企業的現實經濟活動中從“貼牌生產”（OEM）到自己設計制造（ODM），再到自有品牌制造（OBM），延長價值鏈，逐步從制造向研發、品牌、渠道等高附加值環節延伸。“鏈的升級”指從原先的價值鏈跨越到利潤空間更大的價值鏈上。跨價值鏈創新活動往往伴隨著區域內相關產業的整體轉型與升級。在由采購商驅動的價值鏈中，大零售商、經銷商和品牌商利用自身的營銷網絡和品牌優勢在全球建立分散化生產網絡，對價值鏈上游的制造企業進行縱向控制。這種貿易導向的工業化模式在家具、鞋類、服裝、玩具、手工藝品、消費類電子產品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很普遍。訂購商品的大零售商或經銷商提出技術要求，發展中國家制造商為全球采購商提品生產。當發展中國家以這種方式嵌入全球價值鏈時，可以獲得過程和產品方面較快的升級。一般情況下，在全球范圍內，價值鏈進入壁壘越高、壁壘保持時間越長的環節，其附加值越高。在價值鏈內部，稀缺的技術、資金、人力和市場資源，都可能在不同環節對地方產業網絡內企業形成進入壁壘；在價值鏈外部，保護性產業政策、特定市場的優惠待遇、非通行的國際特定標準等也會形成進入壁壘。對于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而言，首先應立足于國內市場，進行價值鏈的升級，待時機成熟實力增強后，再參與到全球價值鏈中與其他大的國際采購商進行競爭。[7]

（2）基于制度因子視角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發展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產業生態位中，制度性因子具有替代、補充或修正因其他因子變化所產生的負面影響的作用，具體表現為區域內地方政府對產業生態位變化所出臺的應對措施及其實際績效上。目前東部沿海地區雖然已有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但以集群規模轉移的現象還沒有普遍出現，尤其是區域性、內生性的集群沒有發生明顯轉移，已轉移的主要是非區域、外來的、以出口加工組裝為主的企業。可見，一方面，東部區域地方政府在推動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發展方面仍然有可以作為的時機和空間，另一方面，社會資本或者制度性生態因子是區域性、草根性集群沒有發生明顯轉移的一個主要原因。因而，發揮制度性生態因子的補充作用，是地方政府有效作為的一個側重點。但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的升級是一個社會系統工程，對于地方政府來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首先，地方政府要解決認識上的誤區。要認識到產業升級并不僅僅表現為新興制造業替代傳統制造業的增量調整，更具實質意義的是產品附加值的提升。在全球產品價值鏈中，即使是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如紡織服裝業，也存在著高端與低端環節的區別。

其次，地方政府應改變目前被動的工作方式。要從發展本地經濟出發，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進行干預，著手解決集群企業技術創新的困境，這包括提供各種鼓勵技術創新的優惠政策、建立地方公共技術組織、引導行業組織發展等，通過構建發達的公共機構網絡，推動集群的技術創新。特別是，公共技術組織聚集了各種創新資源，它既可以面向特定企業提供技術咨詢等服務，也可以面向整個產業集群提供公共服務，包括通用性新產品和新工藝的開發應用，與外部創新源（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結成技術協作網絡，提供企業創新知識的流動平臺等。

再次，重視個體間社會關系網絡的建設和維護。利用司法體系維護和建設社會誠信，促進個體間社會關系網絡成為充當技術、信息流動的渠道，從而形成創新上的聯盟與合作。個體間網絡在為中小企業搜尋和引進創新資源方面不僅可以降低中小企業獲取外部資源的成本，而且可以拓寬企業利用外部資源的空間范圍，包括信息、人才和資金。同時，社會關系網絡可以降低個體的道德風險和機會主義，企業家可以利用這種相互認知的社會關系網絡獲得稀缺資源。

2.基于內生性因子視角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發展

針對集群企業自主技術創新的內在動力較弱的問題，本文認為可行的方案是利用集群的網絡優勢以獲得創新性競爭優勢。以集群內企業之間的網絡關系為標準，可分為馬歇爾式集群和輪軸式集群。馬歇爾式集群缺乏大企業，更多地表現為生產同類產品的中小企業的空間聚集，企業一般生產同類產品，企業之間形成了水平分工關系，相互之間進行著激烈的產品差異化競爭，合作行為較少；而輪軸式集群內部形成了沿產品價值鏈的縱向分工聯系，少數龍頭大企業居于價值鏈的高端，主要從事產品研發、設計、制造和銷售業務，大量中小企業與大企業建立了產品和服務的配套關系，為大企業提供中間產品或服務。[8]

在馬歇爾式產業集群中，企業橫向分工網絡、公共機構網絡和個體間網絡比較發達。中小企業缺乏必需的創新資源，生產技術水平較低，企業競爭力主要源于以低要素成本為基礎的低價競爭優勢。然而這種低價競爭優勢是不可持續的，當生態因子發生變化時，低價競爭的集群會顯得很脆弱。因此，為了走出這種低成本競爭的陷阱，集群企業就必須通過提高自己的技術創新能力，建立新的競爭優勢。

在輪軸式產業集群中，集群行業的產業鏈條較長，中間產品需求促使各企業基于自身的比較優勢、核心技術特點、企業家創新特點等因素，進入附加值不同的各個環節。那些進入高附加值環節的企業往往都是集群內的大型企業，市場的擴張和外包的發展使這些大型企業進一步將資源集中在核心業務上，從事研發設計、產品制造和銷售等活動，大量中小企業專門從事某一工序或零配件的生產，從而成為大企業的配套企業即中間產品供應商。這樣的分工關系使得大企業成為集群中技術創新的主體，積極進行產品和工藝方面的創新，再通過分工網絡向配套中小企業擴散創新知識。中小企業在參與大企業分工體系時，必須嚴格依照大企業制定的產品質量標準進行生產，從而也激發供應商的創新動力。大企業為了保證其產品質量和競爭力，通常會主動向一些中小企業提供技術援助、管理培訓和信息咨詢等服務，這有利于提高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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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興元，楊旭.名牌生態系統中的信息流程網絡優化管理[J].科技進步與對策，2004（4）：115.

[3]蔡.人口轉變、人口紅利與劉易斯轉折點[J].經濟研究，2010（4）：4.

[4]鄭耀群.產業集群發展的制度因素研究[D].西安：西北大學，2009.

[5][法]布迪厄.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M].包亞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89-192.

篇8

中國人民銀行總行：

    你行一九八七年四月七日《關于銀行、保險系統合同制職工待業保險金和養老金統籌問題的請示》（銀發〔1987〕97）號收悉。現答復如下：

    關于銀行、保險系統所屬單位職工待業保險基金如何繳納的問題。《國務院關于改革勞動制度四個規定的通知》（國發〔1986〕77號）規定，企業應按照其全部職工標準工資總額的百分之一繳納。銀行、保險系統所屬單位是企業性質，各地職工待業保險基金管理機構對銀行和保險系統單位應按企業收繳待業保險基金。

    關于要求金融系統統一自籌管理職工待業保險基金和勞動合同制工人退休養老基金的問題。根據《國營企業職工待業保險暫行規定》和《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暫行規定》，待業職工的管理和職工待業保險基金、勞動合同制工人退休養老金的籌集、支付等問題，由當地勞動行政主管部門所屬的勞動服務公司和社會保險專門機構負責，因此，不宜由金融系統自籌管理。

    【時效性】失效

篇9

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財政局：

你們《北京市關于調整原行業統籌企業單位2002年繳納基本養老保險費比例的請示》（京勞社養文〔2002〕5號）收悉。經審核，同意你市提出的原行業統籌企業2002年費率調整意見（見附表），請嚴格按照執行。

附表：北京市原行業統籌企業2002年批復費率表

二二年三月十三日

篇10

2.《暫行規定》第六條中：“全民所有制、區、縣局屬大集體企、事業單位在1982年前辦理集體招工，檔案中無個人《招工審批表》的，須由原招工單位持上級主管部門證明和本人檔案到區、縣勞動局補辦手續”現改為“只由原招工單位出示本單位和上級主管部門證明材料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