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危機的主要表現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生態危機的主要表現，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關鍵詞:教師發展;生態危機表象;成因探析

一、高職院校教師發展的生態危機內涵及表象

(一)高職院校教師發展的生態危機內涵

德國著名的哲學家哈貝馬斯指出:自然生態危機和內部自然生態危機是現代人類面臨的生態危機。自然生態危機源于人類與自然生態系統的平衡被打破,表現為資源、人口、環境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內部自然生態危機則源于社會文化危機,導致人與人的關系緊張。高職院校教師發展的生態系統作為教育生態系統的子系統,在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社會危機對教師發展結構和功能的沖擊,進而產生生態危機。高職院校教師發展具有能量耗散性、職業應用性、社會實踐性等特征,但最基本的特征是復雜性、動態性、開放性、持續性、穩定性以及和諧性[1]1013。高職院校教師發展的生態系統具有和其它生物生態系統類似的自我調節特征和反饋功能。但是,這種自我調節和反饋是有一定條件的,在未超過系統生態閾值的情況下,是可以承受一定的環境壓力的,不會出現結構和功能上的變異;當外界壓力超過生態系統的生態閾值時,就會導致自我調節和反饋功能的衰退,出現高職院校教師發展的生態失衡,引起生態危機。

(二)高職院校教師發展的生態危機表象

高職院校教師的生態歸根到底是指其生存和工作的狀態,具體包括教師與教師之間、教師與學生之間、與所處的自然、人文環境之間的聯系和狀態。其危機具體表現在結構上的改變和功能上的受阻。因為高職院校教師的特殊性,教師發展的生態危機主要體現在教師成長過程中的生態匱乏,包括生理、心理、行為和價值方面的匱乏。在生理方面主要表現為亞健康狀態;在心理方面主要體現為情感的衰竭,比如產生無能感、失敗感,缺乏熱忱和理想,抗拒改變;在行為上主要表現為人際關系的疏遠,工作能力的降低等;在價值形態上主要表現為職業認同感低,缺乏幸福感。針對上述高職院校教師生態危機的表現,筆者選擇江蘇省內3所國家示范(骨干)高職院校,3所省示范高職院校和2所普通高職示范院校,對其教師進行了職業壓力和心理健康的問卷調查。調查結果如下:關于職場壓力,被調查教師中有45.6%反映壓力非常大,41.20%反映壓力比較大,這兩者加起來為86.80%。這表明教師的生存狀況不容樂觀,特別是在面對職業院校生源質量下降,但對教學要求有提高,職稱評比有指標限制等情況的時候,這些因素直接影響教師的工作效率。關于職業倦怠,被調查教師中有51.20%表現出明顯的情緒衰竭。可以看出,很大一部分教師在面對壓力時,對工作缺乏動力和闖勁;有56.20%的教師存在玩世不恭的現象,總是被動地去完成份內的工作職責,存在應付的情況,甚至出現不關心學生成長的情況,不關心教學質量的現象;65.30%的教師認為工作沒有成就感。這些情況直接決定他們的工作效率,并影響到他們的工作、學習和發展的動力。關于職業認同感,被調查教師中有68.60%對工作的滿意度比較低,只有15.60%的被調查教師對工作的滿意度比較高。這說明,教師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缺乏必要的認同感,如部分教師在評上高級職稱或取得博士學歷(學位)后,就跳槽到普通本科院校。關于心理和生理健康,被調查教師中有41.30%心理健康狀況不佳,21.50%生理健康不佳。很少有學校主動關心教師的身心發展,關注更多的是教師的教學科研情況。調研發現,不管是國家示范(骨干)高職院校、省級示范高職院校,還是普通高職院校,都存在著教師發展的生態匱乏現象。這種現象的存在勢必引起教師發展的生態危機,影響教師的正常發展,并對教師的教育教學產生很大的影響。因此,有必要對其產生的原因進行分析,找出根源,對癥下藥。

二、高職院校教師發展的生態危機原因

(一)高職院校教師發展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

1.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導向

人類中心主義的本質是一切以人為中心,以人為衡量尺度,一切從人的利益出發,為人的利益服務。有論者從價值觀的方向將人類中心主義概括為:把人作為自然界唯一的具有內在價值的存在物,自然及其存在物只有工具價值而不具有內在價值,衡量一切價值的尺度是人的內在價值。這一邏輯延伸到職業院校教育,可得出職業教育被簡化成簡單的技術控制過程,職業院校的教師僅僅是一個技術操作工人,相關的教師培訓只注重教師行為和實踐技能的培養。這種工匠式的教師培訓背后隱藏的價值取向,本質上是人類中心主義所包含的人與自然價值關系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在這種價值觀導向下,人們在職業院校教師發展的研究與實踐中,將教師發展定位成“專業人士”,發展的內容定位成“能力本位”,發展的目標定位成“教學專家”。當把職業院校的教師發展定位于教育教學工作范圍時,難免會抑制教師個性的發展,使教師的視野局限于知識、態度和技能,缺乏充分思考的能力和行動的能力,有的僅僅是訓練出來的“無能”。這種情況是對教師自我成長、發展和實現等內在價值的否定,體現了教師發展的功利性,最終打破職業院校教師發展主體在生態上的平衡。

2.超負荷的生態承載力

帕克和伯吉斯于1921年首次提出了生態承載力的概念,即“某一特定環境下某種個體存在數量的最高極限,這種環境主要包括生存空間、營養物質、陽光等生態因子。”換句話說,生態系統內生物個體的發展必然受到客觀存在的生態承載力限制。當生態系統沒有發生劇烈變化或未超出波動極限時,生態系統具有自我調節的能力直到達到平衡;反之,生態系統便會衰退直至滅亡。延伸到職業院校教師發展進程中,教師發展的生態承載力就是教師發展生態系統所具有的自我維持、調節能力,以及教師生命系統中生理心理閾值和內部環境子系統對教育主管部門所制定的發展目標所能承載的供容能力。當超出教師的生命系統承載力的時候,教師發展的生態系統就會失衡,表現為心理和生理方面的問題。通過調查分析可知,造成目前職業院校教師生態失衡的原因主要有管理制度和體系、薪酬和回報、績效考核與管理、社會環境等。

(二)高職院校教師發展生態危機產生的直接原因

1840年,李比希發現,各種作物的產量通常不受它所需要的大量營養元素的限制,反而受到微量元素的限制,這就是著名的限制因子定律。調研發現,在職業院校教師發展的生態系統中,管理者的風格及制度因子、學校組織文化因子是最主要的限制因子。

1.管理者的風格及制度因子

(1)從當前來看,許多高職院校管理者仍然是通過權力、地位等因素,強制性地對教師施加影響。在日常管理中采取一種嚴格控制的方式,呈現出專制性的特點。另外,管理者對教師的期望、評價和支持力度的不統一,也可能導致教師的職業倦怠。

(2)制度因子,如培訓制度、激勵制度、評價制度等,也是影響職業院校教師發展的關鍵因子。從培訓制度上看,幾乎所有的高職院校都制定了教師培訓的相關制度,國家也有相應的國培和省培。雖然有效地解決了教師培訓的規范化問題,但是,從實施的效果來看,這些培訓對提高教師專業素質的作用很有限,是一種強制的、被動的未成系統的培訓。從激勵制度和評價制度上看,江蘇省的高職院校都制定了獎勵性績效分配制度,有意識地促進教師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成長。但從目前來看,學校更多地關注結果的應用而忽視過程的建設,教師工作的豐富性、生動性被異化成抽象的考核指標,教師只能去被動地完成學校分配的任務。

2.學校組織文化因子

學校組織文化主要是指在長期的教育教學和管理實踐中,學校的管理者、教師和學生之間相互作用形成的觀念文化、行為規范、管理制度以及人際模式等制度模式。它具有約束功能、凝聚功能、激勵功能和導向功能。如果缺乏深層次的組織文化支撐,教師的發展就會囿于形式。可以說,如果學校的組織文化發生變異,就會引起教師發展生態系統的失衡,具體表現如下:

(1)組織文化中的“花盆效應”。花盆效應又稱局部生境效應,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花盆在空間上有較大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在特定時間內,因為人工創造出適宜花卉成長的環境條件,花卉可以長得非常好,但一旦離開人的精心照料,就會經不起風吹雨打和溫度的變化,導致死亡。現實生活中,高職院校的組織文化中也存在著“花盆效應”,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教師的“個人主義”文化,表現為教師與教師之間、不同專業之間的隔離。教師更多地忙于自己的教學和科研,與其他同事交流很少,成為“單干戶”。這種文化容易導致教師處于一個孤立的系統中,缺乏和外界的有效交流,教師的內部熵值持續增加,嚴重的會導致教師發展系統的停滯或滅亡。另一方面體現為“物種”的單一性的組織文化。這種文化忽略了教師的個性發展,如,教師的培訓模式很難匹配教師的專業需求,培訓模式陳舊,脫離實踐的需要,從而產生局部生境效應。

篇2

林權改革是國家在新世紀作出的一個重大決定，林權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起產權明晰放活經營、流轉規范的林權制度，激發廣大林農和各種社會力量投身林業建設的積極性，解放和發展林業生產力，實現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林權改革從2008年開始在全國實施，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正在逐步顯露出來，因此從生態人類學的角度研究文化選擇和生態危機的關系的文章還不是很多。

文化選擇是個運用很廣泛的概念，我國的學者也進行了不少的論述，根據尹紹亭老師的觀點，文化選擇是指人類在不同文化的規約下，能夠建構起穩態延續的民族生境，生活在民族生境中的生物物種會在文化的干預下積累其變異，誘導新品種或新物種的定型。文化選擇既要服務于人類社會的需要，又不能過分地偏離自然選擇。

生態危機事實上是生態失衡的后果，根據羅康隆老師的觀點，自然生態系統與人類社會共存于生物圈內，人類盡管比任何生物都有智能，能主動控制周圍的環境，滿足自身的需要，但是他最終還是自然生態系統的一員，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樣，只能扮演一個角色，都是自然生態系統立體符合網式結構的一個結合點。因此生態系統中的一個十分微小的變動都會影響人類的生活，都會對人類社會構成威脅，這種變動即是生態失衡。如果生態失衡無法恢復，就會對人類社會造成損失，那么就發展為了人類社會所稱的生態危機。

文化和生態危機的關系原理如下：因為文化體系自身存在雙重性，他對自然生態系統的寄生不可能保持在一個恒定的水平上，他會無意識的與生態系統發生偏離，其結果就是生態危機。面對生態危機，人類的文化就起到了在生態失衡和生態安全之間調控的作用。即人類的文化能縮小或控制這種偏離，或者切斷偏離擴大的渠道，實現人類社會生態安全，從而為人類社會贏得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對于文化選擇和生態危機的關系問題，尹紹亭老師論述的也很到位。他說從人類的良好愿望出發，肯定會希望在文化選擇的過程中，社會性需要和自然性需要相互耦合。然而，這僅，是人類心目中的理想，文化選擇的實際運行往往會偏離這種理想。當其強化對人類社會的服務時，必然會放松，甚至擱置對自然背景的依賴，有意無意地損害所處的自然生態系統，當文化選擇專注于與自然背景的兼容時，又肯定會損害人類社會的內聚能力，難以應對來自外部社會的挑戰。這就導致文化選擇一直是在兩個服務對象之間擺動，不斷地探尋新的平衡點。文化選擇的過程，總是表現為圍繞平衡點的左右搖擺。文化選擇的對象也在這種擺動中按照人類的需要而付出或存或亡的代價。而且這樣的代價不僅屬于人類社會，還會波及到相關的自然生態系統。這是文化選擇復雜性的又一種表現，同時也是導致生態隱患的根源。

以云南某山村為例，這個村莊本來是一個農業為主的彝族傣族村莊，全村有耕地總面積3，096.52畝（其中：田385.26畝，地2，711.26畝），人均耕地6.96畝，主要種植水稻、玉米、甘蔗等作物；擁有林地19，305.94畝，植被主要以針葉林針葉闊葉混交林為主，樹種多樣分布廣，野生菌等林下資源豐富。其中經濟林果地34.00畝，人均經濟林果地0.08畝，主要種植芒果等經濟林果；草地18.00畝；荒山荒地480.00畝，其他面積280.00畝。

可以看出該村林地面積廣闊，在這樣的土地利用類型下，該村沿襲了傳承千年的與之相適應的文化類型，普遍存在山神崇拜和森林崇拜等文化適應現象，這種文化又很好的維護了他們的生境，所以千百年來該村生態良好，人與自然和諧共存。從2008年，該村積極響應國家號召，進行了林權改革，村民在政府的說服和利益驅使下，至傳承千年的森林文化于不顧，把該村的大部分林地出租給了一家林業公司，該林業公司把林地的原有林木全部伐倒種上了桉樹，桉樹是一種外來物種，生長迅速，是很好的經濟樹種。可是僅僅過了不到五年的時間，該村就出現了干旱等各種生態問題，政府始料未及，村民們也逐步認識到了當初選擇的錯誤，甚至出現了村民因此聚集請愿的事件。

由此可見，在林權改革的過程中，文化選擇和生態危機息息相關，文化選擇不當會造成生態危機現象，同時生態危機又迫使當地人從新進行文化選擇，正如尹紹亭老師所說，文化選擇在人們的社會性需求和自然界的需求之間來回擺動，不斷的尋求新的平衡點。因此，這就要求當地人在文化選擇過程中一定要充分考慮自然界的需求，做出正確的文化選擇，防止出現難以挽回的損失，同時也要求各地政府要因地制宜，充分考慮實際各地的情況，引導當地群眾做出正確的文化選擇。

篇3

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國“生態文明”的建設是對我國“生態危機”的理性回應。三十多年以來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使我國經濟得以迅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然而，與此同時，我國的生態環境也遭受到嚴重破壞。在這種背景下，如何通過法律調整市場主體的經濟行為以緩和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緊張關系？怎么發揮政府對處理這種緊張關系的應有作用？怎樣保證徹底解決我國現在存在的“生態危機”的問題，以實現“生態文明”？以上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對我國生態危機的根源、我國生態危機和經濟法的關系等問題的研究。

我國生態危機的根源

生態危機并非最早在我國出現。早在20世紀初，伴隨著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化進程的加快，生態危機在這些國家才逐漸暴露出來，并且造成極大的社會危害。這些國家的學者在探究產生生態危機的根源時，由于他們觀察的角度不一樣，他們所確定的產生生態危機的根源也是各異。從目前的研究現狀看，主要是有“反人類中心主義說”、“科技異化說”、“消費異化說”和“資本主義制度說”。反人類中心主義把生態危機產生的原因歸結于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環境（主要為動植物）緊張關系，而忽視了人和生態環境為中介的人與人之間緊張的利益關系；科學技術本身具有中性，只是人類在改造生態環境和人類生產力的工具。同理，先進的科學技術還要被用于去化解生態危機。科技異化說沒有看到生態危機背后的社會制度根源；消費異化說把消費異化拔高到是生態危機根源的位置，忽視資本主義社會所蘊含的基本矛盾。資本主義制度說則是在西方生態學繼承西方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精神的基礎上，透過生態環境的危機問題，看到了資本主義制度反生態性。強調資本主義制度的反生態本性導致了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從而引起生態危機的產生（陶庭馬，2011）。資本主義制度說揭示了生態危機的真正根源。具體而言，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基本構成要素是私有制與市場經濟制度。私有制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價值取向的核心則是在私有制基礎上，張揚利已主義的文化，強調社會發展的動力在于人與人之間不同利益的充分競爭，最終實現個人利益的最大化。這就使得個人資本的趨利本性充分顯露出來，導致社會大生產所涉及到的要素不斷被商品化。在這種循環中，自然資源（作為財富的基本來源）被市場經濟主體不可控制性地掠奪，引起市場失靈，進而導致生態危機的產生。

我國是社會主義制度，當然不可能直接具有資本主義制度反生態性的弊端。然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借鑒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基礎上，建立并且逐漸地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雖然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不以私有制為基礎，但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畢竟需要一定的發展歷程來克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上述問題。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的過程中，由于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固有弊端不能及時的被克服與修復。這造成人與生態環境之間、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逐漸尖銳起來，表現為市場經濟主體無序的惡性競爭成為常態，污染物和廢棄物的任意排放成為市場主體的慣常行為，掠奪式利用自然資源成為市場主體賺取利潤不可避免的途徑。這些最終導致我國生態危機的出現并且使我國生態危機在逐漸的嚴重化。因此，我國生態危機的根源是改革開放后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建立過程中不能夠及時、有效地克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所固有的弊端，引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對自然資源的瘋狂掠奪和肆意的破壞，最終造成生態環境處于危險的境地和崩潰的邊緣。

我國生態危機與經濟法的關系

經濟法作為國家為克服市場失靈而制定的、調整需要由國家干預的具有全局性和社會公共性的經濟關系的法律（李昌麒，2007）對克服市場經濟的弊端有著天然的“應對”和“暗合”。正是基于經濟法對市場失靈規制作用，間接地對解決我國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提供了通過法律手段加以調節的途徑。

（一）經濟法通過克服市場失靈而防止生態危機的發生

對經濟學家而言，市場失靈用于描述市場分配資源特別無效率的狀況。廣義地說，競爭性市場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即由市場競爭所形成的資源配置會達致不可能再使每個人都變得更好的程度；所有互利的交易都將由市場實現（蓋瑞?J?米勒、王勇譯，2002）。但是，充分、有效率的市場經濟被實現是受到一定條件制約的。這主要包括三個條件，即：市場充分競爭、市場上的物品全部是私人物品以及零交易費用。三個條件缺乏任何一個，就不可能實現社會整體福利的最大化（曼昆、梁小民譯，2003）。然而，在實際的市場經濟活動過程中，這樣的條件達成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因此，市場經濟的失靈相伴于市場經濟的行動而生，只是程度或者規模的不同而已。

正是由于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市場失靈的情況，為了全局性、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國家就必須對市場主體及其市場活動做必要和適度的調整，包括了市場規制和宏觀調控兩個層面。正如金澤良雄指出，經濟法“不外是適應經濟性即社會協調性要求的法律”，“主要是為了社會協調的方式來解決有關經濟循環所產生的矛盾和困難（通過市民法進行的自動調節作用的局限）的法律”，“是為了以‘國家之手’來滿足各種經濟性的，即社會協調性要求制定之法”。國家從社會整體的公共利益出發，統籌兼顧，制定并且實施相關的經濟法律以保證市場經濟的良性、循環及可持續的發展。正是經濟法對市場經濟主體的市場行為進行適當的規制，這才能夠保證市場主體將生態環境作為交易成本一部分，而不是使市場主體視對生態環境資源的掠奪作為獲取高額利潤的途徑，最終促使人與自然環境的和諧，保護生態環境。

（二）經濟法通過克服政府失靈而阻止生態危機的惡化

國家干預市場經濟的權力具有公權的屬性。就我國國家權力的架構看，國家干預市場經濟的權力賦予國家行政部門行使。在市場的運行機制中引入國家公權力干預，在一定程度上市場失靈能夠被有效地控制。然而，正如十八世紀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孟德斯鳩曾言：“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如果政府干預市場的公權力沒有得到有效地制約和規范，那么這就有可能導致政府失靈的出現，也即國家干預失敗，即不能解決市場失靈問題。甚至在某些極端的情況下，政府利用干預市場的權力而變向的參與到市場經濟活動之中，進而謀取不正當的利益。政府失靈主要表現為政府運行效率低下、政府干預過度、公共產品供應不足、政府不受產權約束、預算分配偏離社會需要和權力尋租等幾個方面（李昌麒，2007）。因此，從市場角度看，經濟法是國家干預經濟之法，“干預”是需要的干預和適度的干預；從國家權力角度來看，需要和適度恰恰是對國家權力的干預（穆虹，2009）。

正是由于政府在對市場進行干預的過程中會發生權力行使偏離的情形，也即政府失靈。為避免政府在干預市場經濟時政府失靈的出現，這就需要經濟法對政府干預市場的行為進行限制。只有通過經濟法對政府干預市場行為的限制，才能保證政府在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扮演好“管家”的角色。這種角色在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表現為對市場經濟主體的約束或者調整即不存在失職的情形，也沒有越權的狀態。因此，在政府適度的干預市場經濟運行的情況下，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才不會出現市場失靈的情況，保證市場能夠發揮出其所應有的理性分配資源的功能，進而防止或者“治愈”生態危機。

經濟法應對我國生態危機的基本路徑

經濟法應對我國生態危機的基本路徑就是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生態環境的相平衡為目標，進一步的調整和完善經濟法律的內容，最終實現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的互動、協調、良性的發展。

（一）通過經濟法對市場失靈的控制來應對生態危機

國家從需要市場規制和宏觀調控兩個方面防止市場失靈。市場規制一般也將其理解為對市場秩序的調控，主要包括反不正當競爭、反壟斷、消費者權益保護、產品質量、反傾銷和反補貼幾個層面。宏觀調控是指國家為了實現經濟總量的基本平衡，促進經濟結構的優化，推動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對國民經濟總體活動進行的調節和控制（楊紫 等，2012）。因此，雖然國家對市場失靈的規制有著市場規制和宏觀調控兩個方面，但是針對經濟法應對生態危機這個角度講，國家的宏觀調控行為起著應對生態危機的“主力軍”的作用。立法機關為應對生態危機而修改經濟法中的規定時，應當以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模式為目標，堅持經濟發展必須與生態環境的可承載能力相適應。具體而言，在經濟法中涉及宏觀調解規則的完善著重于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經濟法中要制訂能夠充分地體現出資源所具有的稀缺本性與生態環境成本的價格體系。將生態環境的成本成為市場主體進行市場交易成本的一部分，進而約束市場主體的交易行為；第二，經濟法中應當設立排污許可的制度和排污產權交易的制度。通過排污制度的法律化，建立減少排放污染物的機制。通過市場交易的行為，使減少排放污染物的企業能夠在市場交易中獲得利潤；第三，經濟法中應當構建生態補償或者環境污染補償的制度。通過這種制度，使因損害環境而受益的區域或者人群向對與之相對應的受到損害的區域或者人群予以的相應的利益補償；第四，經濟法應當完善鼓勵有利于維持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相平衡的技術創新的法律制度，最終提高自然資源的使用效率和維護生物物種的多樣性。

（二）通過經濟法對政府失靈的控制來應對生態危機

為避免政府在參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行市場調控時的政府失靈，必須通過經濟法對政府調控市場的行為進行規制。經濟法規制政府失靈的重要途徑主要是通過對經濟法中相應的規范性內容的調整，轉變政府參與到市場經濟中所起到的職能、完善政府參與到市場經濟中的程序和賦予并明確政府制定有利于保護生態政策的權限。具體而言，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經濟法中的規定應當明確，為了確保市場經濟的發展與生態環境的平衡，政府應當由以經濟建設為主導型的政府向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政府轉變，最終使政府不再直接參與到市場經濟當中，進而促使政府的把工作重點放于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和維護經濟發展與生態的平衡上；第二，經濟法應當賦予政府制定國內經濟產業發展方向、有利于保護生態環境的財政補貼、鼓勵生態經濟產業發展的稅收和投融資等政策的空間。這有利于調動政府在市場經濟建設中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從宏觀經濟層面引導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減少市場主體在市場經濟行為中對資源的不必要消耗和對環境的不必要污染；第三，經濟法應當進一步明確政府在市場經濟中行為的權限和程序。立法中應當明確政府在參與市場經濟時所做出的任何行為都不能夠以盈利為目的。此外，政府應對市場失靈時做出的任何一項決策的過程都要有相應的程序來加以約束，以防止政府誤用或者濫用權力。這樣才能夠使政府在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的基礎上，做好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促使市場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和生態環境的保護。

1.陶庭馬.生態危機根源論[D].蘇州大學博士論文，2011

2.李昌麒主編.經濟法學[M].法律出版社，2007

3.[美]蓋瑞?J?米勒.管理的困境：科層的政治經濟學[M].王勇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美]曼昆.經濟學原理（第二版）[M].梁小民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5.[日]金澤良雄.經濟法概論[M].滿達人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

篇4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導致了生態危機

生態社會主義強調，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隨著當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的迅猛發展而有了新的變化。以前資本主義矛盾以單個企業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和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相對需求縮小之間的矛盾為表現形式。但是當這一矛盾不斷激化和尖銳的時，必然導致經濟危機的爆發。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在當下社會生產力高速發展，經濟全球化迅猛加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實現了現代化的背景下，有了更新更復雜的表現形式。其中，資本主義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與自然資源有限的矛盾日益突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憑借強大的經濟和科技實力，控制著世界主要的資源，其對全球資源的掠奪性開發，造成了全球的生態環境惡化。

佩珀對現代環境退化、生態危機根源的分析是從揭示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入手的。在他看來，“生態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著明顯的矛盾。由于它是那些最終導致其垮塌的反對資本主義本身的特征，因此生態矛盾是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它的后果是進一步強化了資本主義的擴張動力和通過占有剩余價值對勞動的剝削。佩珀尖銳的指出：“實際上這是一種自我職責和自我道德化的、等同于無法理解的廢話的抽象。而對比之下，一種歷史唯物主義的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分析表明，應該責備的不僅僅是個性‘貪婪’的壟斷者或消費者，而且是這種生產方式本身：處在生產力金字塔之上的構成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在于追求剩余價值和利潤，這就決定了它不斷的掠奪資源和“內在的對自然的不友好”。

佩珀關于現代社會環境退化、生態危機理論的成因分析的觀點，并不等于生態中心主義，又區別于其他生態學理論。佩珀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視為造成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試圖深刻揭示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內在必然性，這就進一步抓住了問題的實質。對當今世界范圍的環境惡化、生態失衡負主要責任的應該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消除生態危機的唯一出路是變革資本主主義制度

在佩珀看來，既然導致生態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主義制度，在于這一制度不可改變的利潤為先的戰略，那么，消除生態危機的唯一出路就在于變革資本主義制度，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以人類中心主義為主要特征的社會主義。生態社會主義主張通過生產資料共同所有制的實現對人與自然的關系加以集體控制。生態社會主義根據需要而不是利潤分配資源。佩珀指出：“這最后一個要求將包括根據生態社會主義的按需而不是按利潤進行資源的開發和分配的一些世界范圍內的交換和交流。”因此，個人愿望將在很大程度上與強烈的共同體精神相一致，當然，這并不排除想個人擁有土地那樣的一些現存“自由”將消失。

篇5

中圖分類號：N941 文獻標識碼：A

一、全球目前的生態環境現狀

根據IPCC的報告，地球表面每十年溫度上升0.3℃，這是由于大氣中溫室氣體大量增加造成的。 全球變暖、臭氧層空洞、海平面上升，嚴重威脅到了人類和地球上所有生物的生存環境。面對一系列日益嚴峻的全球性生態問題，尋找一條化解人與自然矛盾的途徑就成為了當務之急。黨的十中提出，要建設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全面發展的“五位一體”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并提出“美麗中國”的口號，就是要求從環境上建設一個生態美的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但是全球性的生態危機不是只靠我國的一己之力就能化解，而應全球各國一起聯手，共同保護環境。但尊重生態規律與發展資本主義在本質上是矛盾的，導致全球性的生態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自身無法醫治的頑癥。因此，我們應該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異化的生產和消費、資本主義的本質和其領導下的經濟全球化來尋找生態危機的根源以及其解決途徑。

二、資本主義是導致全球性生態危機的根源

（一）資本主義異化的生產和消費是導致生態危機的直接原因。

所謂異化消費“是指人們為補償自己的那種單調乏味的、非創造性的且常常是報酬不足的勞動而致力于獲得商品的一種現象” 。西方消費主義宣揚“把消費數量和種類日益增長的物品和服務視為至高無上的生活目的的價值觀念或文化態度” ，把消費與滿足、幸福等同起來，只用消費數量來衡量自己幸福尺度的一種狀態，人們通過金錢獲得物品，而獲得物品的目的往往滿足于占有要保存的物品，而不是滿足于占有要使用的物品。 這徹底使人變成了物的奴仆，淪為了虛假需要的奴隸。

當代資本主義為了暫時緩解其根本矛盾，往往通過鼓勵消費、刺激消費、拉動消費，以及煽動超前消費，甚至炫耀性消費等政策措施來使人們過度消費，從而推動資本主義生產更加放肆地對資源進行掠奪性開發，對環境進行無所顧忌的破壞。在資本主義中，整個西方世界占世界人口的20%，卻要消耗世界能源和物質材料的80%，人均消耗能源和物質材料分別為發展中國家的35倍和50倍 。

異化消費支持著異化生產，使資本積累和再循環得以繼續進行。異化消費和虛假需要會使資源產生巨大的浪費，使環境受到嚴重的污染、生態平衡被破壞，從而導致了全球性的生態危機。

（二）資本主義本質是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

雖然當代資本主義與早期資本主義相比已發生了很多變化，但其本質卻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本質是一種積累制度，資本主義的最終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潤。這種積累一直靠不斷剝奪全球自然環境資源而得以維持，要進行永無休止地積累，就必須不斷加大原材料與能源的生產量，隨之就會出現巨大的浪費，這也說明了資本主義對自然持一種敵對態度，將自然看作是掠奪并獲取利潤的對象，從而必然導致自然的破壞和生態危機的產生。

本來因生產而造成的環境污染的治理費用應當計入生產成本，但由于追求利益最大化這一資本主義本質的驅使，資本家在每次投資時，總是想要在最短的時間內收回投資并且會獲得長久的利潤回報，所以使得沒有資本家愿意犧牲自己企業的利潤來保護環境。為了獲得更多的利潤，資本家就必須不斷擴大再生產及其規模，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經濟擴張性。資本主義的觸手從一個地方伸向世界各地，資本主義生產是“以無限價值擴張為目的的，它絲毫不考慮這種擴張所帶來的政治的、經濟的、地理的或生態的后果。” ，所以說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就是全球環境的破壞史。

（三）資本主義領導的經濟全球化是生態危機的現實原因。

在資本的驅動下，為了追求利益，資本主義將自己的貿易范圍擴張到于世界各地。而保護環境與經濟全球化的要求相反。保護環境，是要求過度發展的國家節制消費，要求窮國以消滅貧窮為目標去使用資源，但是，資本主義領導的經濟全球化卻要求，過度發展的國家必須更多的消費，因為它們對于窮國而言是關鍵的市場；相反，窮國必須要減少公共開支，保持低工資并開放本國經濟，吸引外國投資。這樣勢必會造成資源的浪費。

資本主義為了降低成本，促成生產場所集中，造成了城鄉之間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二元不平衡發展。不平衡發展的最主要原因是“工業資本在所有權及控制力方面集中化和集結性趨勢與空間上的集中化趨勢之間存在著一種歷史性的關聯” ，在資本主義領導的經濟全球化中，二元對立結構的“不平衡發展不僅是工業生產、商業、人口等因素在發達地區的集中，而且也是對欠發達地區的農業和原材料的集中榨取，這同時也會使這些欠發達地區的人與自然之間的‘基本新陳代謝’遭到破壞” 。這一破壞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源方面。表現在資源的耗盡衰竭；第二，匯方面。表現在自然界對污染物和廢棄物的吸收。

在二元對立結構不平衡發展的條件下，全球性生態危機對欠發達地區帶來對土地、土壤、植物等的大量毀壞的危害和環境的污染要比發達地區嚴重得多，并且還導致欠發達地區出現人口過剩、貧困積聚進而加速它自然條件的惡化。

全球化會在資源配置的基礎上出現全球的區域化分工。資源消耗基地、生產基地和消費基地這些集中化的社會分工給也會給環境帶來新的壓力。比如，很多生產基地建立在離發達國家很遠的欠發達地區，那它們所進口的每一件基本商品在使用之前都要消耗掉數加侖的燃料，這意味著每件商品的背后都承載了大量的環境成本。

生態帝國主義是生態危機的直接元兇。所謂生態帝國主義是在當代全球化的條件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將生態危機轉嫁給發展中國家，并對這些國家進行生態掠奪，即生態殖民。在全球化過程中，有些發達國家通過WTO機制和全球投資、跨國公司等渠道，直接向發展中國家出口洋垃圾和傾倒廢物，而發展中國家無法有效防止污染轉嫁。

三、解決全球化生態危機的途徑

第一，倡導生態理性，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充斥著的貪圖享樂、缺乏責任感的思潮，以及從“夠了就行”（enough is enough）到“越多越好”（the more the better）的思想變化，這是造成消費異化和虛假需要的根源，要消除異化消費，必須提高人們的道德水準，樹立以更少的生態消耗來過更好的生活這一生態理性原則。同時，全世界的國家一定要聯合起來，推動生態治理和環境保護的國際合作，樹立一種新的安全觀――共同安全或集體安全，維護我們共同的家園。

第二，超越資本主義，建立生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資本主義是全球性生態危機的始作俑者。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可持續性決定了我們要沿著社會主義方向改造社會生產關系，建立一個以維護生態為基礎，又能充分保障現代人享受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的公正合理的社會制度，不僅要以現代人的需要為中心，還要為子孫后代的長遠利益為目標。“這種社會的支配力量不是追逐利潤而是滿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會生態可持續發展的要求” 。

第三，在全球化背景下，欠發達地區要優化本地區產業結構和進出口結構。作為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地區，要轉變觀念，從單向度的以經濟利益為首位的發展方式，向以社會利益和生態利益為基礎的方向轉變；由“單一資本結構向以生態資本為基礎的，由生態資本、物質資本、社會資本組成的復合資本結構轉變” 。

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我們要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可持續發展道路，沿著十報告中提出的生態建設要求，把我國建設成為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共同繁榮的國家，為解決全球性生態危機、建設世界的綠色家園做出應有的貢獻。

（作者：齊魯工業大學文法學院2012級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化研究）

注釋：

Schlesinger W H. Biogeochemistry： An analysis of global change[M] .New York： Academic， 1997. ed. 2.

本?阿格爾：《西方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第494頁。

艾倫?杜寧：《多少算夠――消費社會和地球的未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會》，中國文藝出版公司，1988年，第134頁。

衛建林：《全球化與第三世界》第二卷，清華出版社2009年版，第539-541頁。

哈維：《后現代化的條件》，波力第出版社， 1990，第180頁。

詹姆斯?奧康納：《自然的理由――生態學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304- 305頁。

篇6

一、引言

美國著名作家麥爾維爾(1819―1891)的長篇小說《白鯨》是美國文學史上一部偉大的作品，英國文學批評家卡爾?范多倫稱它為“全世界文學中最偉大的海洋傳奇小說之一”，如果說霍桑的《紅字》是闡述“人性”善與惡的力作，超驗主義的代表人物梭羅的《瓦爾登湖》是描寫美好的自然，倡導一種返璞歸真、自然生存的一部作品。《白鯨》就是一部闡述關于人性、自然、人與人以及人類與自然如何相處、生存的又一部《圣經》。因此，它是美國文學史上一部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巨作。筆者試從精神生態的角度來解讀《白鯨》中主要人物的精神生態困境。

二、精神生態的界說

隨著人類工業文明和物質文明的發展，生態環境受到嚴重摧殘和戕害，人類賴以生存的家園――地球瀕臨崩潰的邊緣。盡管人類已經做出種種努力，但生態危機的局面仍在日益加劇。那么生態危機的根源是什么?人類如何才能和諧、自然、詩意地生存在這個滿目瘡痍的地球上?生態危機的根源是人類精神生態的危機，因為人類只有在思想上去認識，在精神上去改變自己，才能融入自然，回歸“人類內部的自然”(nature)，即我們人的自然天性。所以，建立一個健康的精神生態環境，清除人類精神生態方面的污染、凈化人類的精神生態，才是消除生態危機之根本。

魯樞元先生在《生態批評的空間》里，把生態學分為三類：“以相對獨立的自然界為研究對象的‘自然生態學’、以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生活為研究對象的‘社會生態學’、以人的內在情感生活與精神生活為研究對象的‘精神生態學’。”并且，魯先生認為精神生態學“是一門研究作為精神性存在主體(主要是人)與其生存的環境(包括自然環境、社會環境、文化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學科。它一方面關涉到精神主體的健康成長，一方面還關涉到一個生態系統在精神變量協調下的平衡、穩定和演進。”

根據魯樞元先生對精神生態的界定，精神生態學的研究可以分以下三方面：第一，在自然生態中實現自然地生態和諧、人與自然的生態和諧，即精神生態與自然生態和諧。第二，在社會生態中實現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人與人的生態和諧，即精神生態與社會生態和諧。第三，在個體思維和內環境生態中實現人自我身心內外的生態和諧，即精神生態主體的自我和諧。

如果我們用精神生態學的這面鏡子，映照現今精神困乏的時代，就會看出：地球上人類社會中的生態失衡、環境污染，正是人類精神世界的污染所造成。本文從精神生態的審美高度，對《白鯨》中人物的精神生態困境進行探究，并嘗試在精神領域尋找其生態學意義上的“污染”“變異”和“困境”的原因。

三、小說中人物的精神生態異化

1　精神生態被異化的埃哈伯船長

人類的精神生態危機應先于自然環境危機、自然生態危機。“因為，人類的精神危機將導致異化，人的異化反過來又導致自然生態危機、社會生態危機和人的精神生態危機。實際上，人類精神危機的根源是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者把人類抬到萬物之靈的地位，人類成了世界的中心，宇宙的主宰!極端的人類中心主義也就是人類個體精神生態被異化的過程，在《白鯨》中，埃哈伯船長的精神異化主要就是瘋狂的個人中心主義。下面從三個方面來論述埃哈伯船長精神生態的異化。

(1)埃哈伯自我身心內外的生態異化，即精神主體的自我異化。自我中心主義使埃哈伯自立、堅強、勇敢、充滿了自信和力量。然而，這種自我中心主義又使埃哈伯精神異化，變成了一個邪惡、偏執、狂熱的復仇主義者，一個極度自戀、孤僻的精神病人和狂人。他遠離親人，遠離他的船員，遠離社會，離群索居，沉默寡言。他四十多年的時間都是在海上度過，是一種漂泊的捕鯨生活，同時，他的心靈深處又透露出一種孤獨和恐慌。四十年捕鯨生涯，四十年艱辛備嘗，四十年危機四伏，四十年雨驟風狂!他經常把自己關閉在船艙里，遠離眾人。四十年來，為了捕殺白鯨，他發誓走遍好望角，走遍合恩角，走遍挪威的大旋渦，走遍地獄的火坑，他發誓，不是鯨死就是船破。這種變異的精神生態使他不能如常人一樣去自然地生活，只能像魔鬼一樣在海上瘋狂。另外，斷腿的生理殘疾也標志他內部的精神失衡，同時也象征著埃哈伯內心自我精神生態喪失了整體性、和諧感。

(2)埃哈伯精神生態對社會生態的異化，這主要表現在埃哈伯對社會、對他人的一種敵視和冷漠，同時還表現在他的瀆神。對神靈的不敬，對上帝的不敬實際上是對社會的不敬、也是對社會仇視、冷漠的象征。他雖為基督徒，但不敬神靈，唯我獨尊。另外，埃哈伯精神生態對社會生態的異化還表現在他對水手的冷酷無情。埃哈伯性格暴躁，對人冷漠，對待自己的水手猶如使喚奴仆一般。在“披谷德號”上，埃哈伯自認為是船上的上帝，海中之王，當他的二副斯德布帶著祈求的口氣跟他說話時，埃哈伯暴跳如雷，破口大罵道：“下去吧，狗東西，到狗窩里去!”他甚至威脅道：“騾子，蠢驢子，給我滾，否則，我把你清出這世界。”這種對他人的冷酷無情、對社會的仇視都是他精神生態變異的表現。

(3)埃哈伯精神生態對自然生態的異化。自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以來，在人與自然的沖突中，“人類越來越狂妄和自以為是，他們逐漸拋卻了對大自然的敬畏之情，而代之以對自然的貪婪和掠奪，甚至是一種瘋狂的仇恨。”埃哈伯就是一個征服自然、掠奪自然、復仇自然的惡魔，一個追殺白鯨的瘋子。在追殺白鯨的過程中，他的一條腿被自鯨吞噬，這象征著在與自然的決斗中，人類是不可能完全戰勝自然的。相反，人類要遭懲罰，被大自然報復。盡管如此，埃哈伯不僅不思悔改，反而變本加厲地尋找白鯨并與之決一死戰。這種復仇的心理讓埃哈伯變得行為異常，變得殘酷無情。為了捕鯨，他拒絕幫助他的同行尋找丟失的剛一歲的兒子：拒絕大副斯塔勃克放船員一條生路的請求。不管天氣是如何惡劣，海上的形勢是如何險峻，他強迫船員發誓找到白鯨并與之決一死戰。這種發瘋的復仇心理使他自己乃至所有的船員(除了以實瑪利)走向滅亡，導致這場悲劇的發生。

2　精神迷途的以實瑪利

《白鯨》這篇小說，除了要體現埃哈伯征服、控制自然的精神思想外，還有一條很清晰的生態思想發展線索，即以實瑪利對自然的觀察和探索。以實瑪利富有探索精神，他隨“披谷德號”出海，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對自然的好奇并試圖探索生活的全部奧秘。他是這樣描繪他對自然的好奇心的：“這樣一頭兇猛異常而又神秘莫測的怪物激起了我 多大的好奇心啊。其次，是那浩淼無際、遠在天邊的大海，而這怪物就在其中騰躍翻滾它那島嶼一般的身軀……所有這些都促成我的愿望產生。”從精神生態學的角度看。以實瑪利對自然的觀察、探索彰顯出人類希望有一種認識自然、融入自然的健康精神生態。盡管如此，以實瑪利最終以獵人的身份加入了“披谷德號”捕鯨船。這種以獵人的身份去認識自然也體現出了人類中心主義社會里一些人迷茫的精神狀態。在《白鯨》第十九章“預言生疑”里，也能看出他的精神迷途。在這一章里，當以實瑪利、季奎格和“披谷德號”捕鯨船簽了協約后，一個衣衫襤褸的陌生人問：

“你們當了他的水手了?……”

不錯，我說，“我們剛簽了約。”

“上面有沒有提到你們的靈魂?”

“提到什么?”

“噢，你們沒有靈魂，”他急忙說，“不過那不算什么，我認識許多沒有靈魂的人――祝他們走運；他們沒有靈魂倒更安逸些。”這個衣衫襤褸的老水手是以利亞。在《圣經》中，以利亞是希伯來的先知。這些對話的寓意是先知以利亞告訴以實瑪利、季奎格他們加入“披谷德號”捕鯨船是沒有靈魂的表現，簽和約實際上是出賣了自己的靈魂。所以，從這個層面上說，以實瑪利代表著渴望健康的精神生態，而又逃脫不了人類中心主義影響的一些精神迷途的人。幸運的是，在追捕鯨魚的過程中，以實瑪利漸漸認識到自己的精神生態困境，從開始發誓捕殺鯨魚到后來以實瑪利以對鯨魚的接受、欣賞，到和平共處，都表明了他對自然的理解、寬容，所以，最后只有他一人幸存下來。

3　季奎格――被摧毀的原始精神生態

季奎格來自一個食人生番部落，他是原始道德、文明的象征。他有著被毒日頭曬成黃里透紫的原始人的膚色，有著粗壯、遍是傷痕的胳膊和胸膛，他穿著粗布厚外衣，是個異教徒，是原始自然生態文明向現代工業化文明過渡的象征。在小說里，作者是這樣描繪他的：“季奎格是個過渡狀態的生物――既非毛毛蟲，也非蝴蝶。他開化的程度最好讓他以一種最為稀奇古怪的方式來表現出他的粗笨。”他粗野、誠實、善良，毫無文明人的虛偽和甜言蜜語。季奎格高大的異教徒形象，崇高的氣質及高尚的情操，對以實瑪利的心靈上產生了巨大的震撼。季奎格參加捕鯨船，象征著原始精神生態被現代文明所污染，季奎格的死亡象征著原始生態被現代文明完全摧毀。在這一點上，麥爾維爾比任何一位美國作家更早地開始審視所謂的現代文明。

四、結語

生態人文精神的價值向度在于，將傳統的人類文明擴展到地球生態文明。人文精神生態已經超越了單純為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的狹隘觀念，而是將維護自然界的所有存在物視為自己責無旁貸的職責。人類的自由也只有在自然界的良性發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相反。人類如果仍堅持傳統的人類文明的人文精神生態，使自身的精神生態受到“污染”而“變異”，進而處于“困境”，人類的命運就會同“披谷德號”捕鯨船的命運一樣，最終船毀人亡。這就是《白鯨》的重要意義所在，也是麥爾維爾給人類發出的生態預警。

[參考文獻]

[1][美]麥爾維爾，白鯨[M]，成時，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2]魯樞元，生態批評的空間[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篇7

馬克思在實踐的基礎上，深刻的剖析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自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并揭示了私有制與異化勞動是人與自然矛盾關系塌陷之源。勞動活動是實踐的主要方式，勞動產品就是勞動者勞動對象化的產物，卻與勞動者相對立，最后對象化還要受對象的奴役。從勞動者與勞動產品之間的異化，馬克思深入到了異化勞動的核心，勞動活動的本身的異化。這種異化主要表現為，勞動是在勞動者強制被迫下進行的勞動。馬克思提出勞動的異化后，又提出了人同自己“類本質”的異化和人與人的異化。馬克思在這里說到的類，就是指人類在實踐活動中的一般性質，類的特性就是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人通過勞動才能達到自由。但是異化勞動卻使這種關系倒了過來，勞動不再是人類自由的有意識的勞動，而是人類維持自己生存的一種手段。①馬克思發覺異化勞動是人類精神痛苦的根源，勞動者的異化正是在人與人以人與人的社會結合的方式進行的。同樣是異化勞動，不同階級在生活中的異化也是不同的。馬克思在分析異化勞動時得出，正是私有制和異化導致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塌陷。私有制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人與人的關系也逐漸利益化。當資本成為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的時候，生產的盲目性，資源能源的過度使用和浪費成為生態危機的首要問題。

二、生態文明建設的實踐前提

1.實踐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基礎和前提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提綱》中首次提出了實踐的世界觀思維方法，按照這種世界觀，世界在本質上看來就是人類的實踐活動，實踐就是人與自然聯系的中介，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過程，就是自然界的人化過程，也是人的自然化的過程。現階段，我們進行生態文明建設的目的就是要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實踐是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的基礎和前提。馬克思首先肯定了自然界的先在性和獨立性，同時指出，人類通過實踐活動將自化自然改造成人化自然。馬克思認為，實踐是人與自然關系的中介，人類通過實踐創造性的改變自然，實踐的過程也是一個客體主體化和主體客體化的過程。一方面，人類通過實踐可以將自化的自然轉變為人化的自然，另一方面，自然界在人類實踐的過程中也將人類的主觀能動性加以物化。正是這樣的一個過程，人與自然才可以逐漸的達到一種平衡狀態。只有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達到一種平衡，人與人，人與社會才能夠實現和諧發展。我們建設生態文明就是為了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換句話說，實踐也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基礎和前提。

2.不恰當的實踐方式是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自20世紀以來，人類的居住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方面，生產力的提高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另一方面，資源能源的過度開發使用和污染物的過度排放也導致了生態危機惡化。這些問題都集中表現了人與自然的矛盾，而矛盾產生的根本原因就是人類在改造自然的過程中不恰當的實踐方式。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最后一條說到，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②。馬克思在這里說明，哲學家們在解釋世界的同時，重要的是要有改造世界的實踐行為。這種實踐行為的可行性必須建立在遵循自然界客觀規律的基礎上，如果人類的實踐行為與自然界的客觀規律產生偏差甚至相違背的時候，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就會顯現出來。工業的發展和進步就是人類在實踐中認識利用客觀規律對自然界和人類進行改造后的結果，但是，科技的發展和巨大的物質財富的吸引下，人類對自然的依賴感逐漸被征服感所取代，尤其是在科技革命后，人類對自然的無限制的索取和肆意排放，導致生態問題日益加重。歸根結底，生態危機就是人類的生存的危機，實踐是人類的存在方式，從另一個角度說，生態危機也是人類不恰當實踐方式產生的后果。

三、馬克思實踐唯物主義

自然觀對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實踐的理論指導馬克思唯物主義自然觀為我國解決生態危機，建設生態文明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來源。解決生態危機和建設生態文明都要建立在實踐的基礎上，而不恰當的實踐也是造成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為此，解決生態危機，建設生態文明首先要做的就是轉變人類的實踐觀念和實踐方式。十七大報告中提到要在全社會樹立生態文明觀念，在科學的生態文明觀念的指引下進行生態文明建設。這種科學的生態文明觀念為我國生態實踐行為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前提，也是認識和實踐在生態文明中最直接的體現。馬克思唯物自然觀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啟示主要有：

1.為我國認識到生態問題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馬克思唯物自然觀特別強調了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對人類社會發展的重大意義，為我們分析生態危機根源問題提供了理論依據，有助于我們更深刻的認識生態危機的實質。二十世紀末期，人類在面對嚴重的生態危機時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理論，馬克思唯物主義自然觀在實踐的基礎上把人與自然統一起來，為可持續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撐。馬克思恩格斯曾反復強調，在人與自然的相處過程中，人類對自然界的改造務必尊重自然界的規律，遵循自然界的發展規律，否則將會受到相應的懲罰。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想要達到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解，必須在實踐的過程中掌握一個合理的“度”，社會實踐中這個“度”主要分為“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物的尺度”就是自然界內在的聯系和客觀規律，而“人的尺度”是自身生存和發展的價值尺度，人類只有在尊重“物的尺度”的基礎上才能滿足人類的價值和需要。馬克思恩格斯還極力反對那些把人與自然相分離的理論。由此可見，建設生態文明只有立足在馬克思實踐的人化的自然觀的基礎上，并把它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和價值導向，才能獲得持久的動力和良好的發展。

篇8

生態危機是指地球生態系統的循環、平衡、穩定由于人類的長期的干擾行為使其受到破壞，進而走向崩潰毀滅的危機，從而威脅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現象。它的主要表現為物種迅速滅絕，全球溫室效應，臭氧層漏洞等等。生態危機的表征、根源和后果都是復雜的，它不同于環境危機只表現在幾個區域里，而是遍布了整個生物圈和整個人類的生存環境。它的全球性使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人們為之苦惱和焦慮，如何使人類走出這個困境，首先，我們得深刻剖析導致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然后找出合理的出路，努力構建生態文明，使人和自然得到和諧的發展。

一、生態危機的原因分析

1、生態危機的直接原因

（1）對資源的盲目開采和低效率利用導致資源危機

由于工業的發展，人類對資源的開采和利用已經到了窮兇極惡的地步，資源危機已經成了不可忽視的問題。以我國為例，我國本身就是一個資源短缺型國家，再加上技術水平低，以及采取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資源的消耗又大大的高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因此資源短缺問題在我國就顯的十分突出。

（2)人類對環境的污染導致環境危機

提到環境污染，我們很容易就可以想到工業三廢，廢水、廢氣、廢渣，這三廢中含有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質，其污染力相當強，它所造成的空氣污染和水污染已經嚴重的影響到我們的日常生活和身體健康。

（3）人口的增長已經使生態系統的承載力不堪其負

近年來由于科學技術的進步帶動醫療衛生技術的飛速發展，世界人口出現了“爆炸式膨脹”。人口的膨脹給生態系統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一方面，人口膨脹造成了資源消耗的增加，另一方面，為了換取更多的生存空間，人們不得不破壞更多地森林、草原，從而造成綠地的減少，導致了水土流失、生物多樣性減少、物種滅絕加劇。

2、生態危機的深層根源

(1)把科學做為征服自然的工具

從培根時代開始,科學逐漸成為人們征服自然的謀劃工具。人類通過科學,認識、操作和支配地球上的自然物為其服務。結果產生了相互抵觸的結局:一方面,利用科學,人們改造自然帶來了工業文明,推動了經濟迅速發展;另一方面,這種工業文明又排斥人類與大自然相親相近的情感。這是由于“我們科學的最大傳統,一般地說,還沒有肯定與生命在感覺、情感、道德上的交融,以致于現代科學仍然是以無感情的姿態為基礎的,從生命素材的感情的包圍中分離出來”。也可以說塑造現代世界的科學還沒有得到價值的意識的引導,因而也沒有創造有利于人類與生命間交融的工具。

(2)自然價值被簡單化和標準化

所謂自然價值,是指自然物所具有的滿足人和社會需要的屬性和功能。它表現人與環境關系中環境屬性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意義,它包括,資源價值、美學價值、生態價值和科學價值。它們都是人類生存和發展所必需的。而人類卻按照是否對人有用的標準，衡量所有事物，只要是對經濟發展有利的任何自然界的東西，都被認為是有價值的，否則便只是廢物。這樣便造成了自然界資源和價值的極大浪費和破壞。今天的生態危機，一個重要根源就在于對自然生態系統豐富價值的簡單化追求，一切為了經濟價值，忽視了自然當中蘊含的豐富的價值，結果，這種簡單的經濟發展遭到了生態、環境和資源的制約。

（3）“人類中心主義觀”的誤導

在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上，西方近代以來的主流哲學與文化，確實是人類中心主義的。特別是啟蒙運動以來的主流傳統，主張人是自然界的主宰，居于自然界的中心地位，一切價值都是由人決定的，是為人的利益而產生和存在的。“我思故我在”、“本質先于存在”是人類中心主義的哲學表述；人與自然界的分離與對立，則是人類中心主義的基本前提。人類中心主義將人視為自然界的主宰，具有無與倫比的優越性，而把自然界視為僵死的、無生命的存在，成為人的統治對象；它確立了人作為認識主體和價值主體的地位，否定了自然界的內在價值；它賦予了人以控制、掠奪自然界的無上權力，而否定了自然界一切生命的生存權利。人類中心主義是“現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導致生態危機不斷加重的原因之一。

二、創新思維，樹立正確的生態價值觀

要走出生態危機的困擾，只做表面功夫是遠遠不夠的，它需要人們從思維和價值觀上做徹底的改變。

1、構建生態文明需要處理好的幾種關系

首先是環境保護與生態改善的關系，在這一點上，人們很容易陷入兩種傾向，一種傾向是不知道如何更好的改善生態，認為只要保護好環境就可以了，殊不知這樣卻忽視了生態系統對環境的制約，治標不治本，結果導致環境治理成本不斷增大，環境問題愈發嚴重。另一種傾向是重視生態改善，但忽視生態改善的最終目標仍然是為了人類的福祉。可以看出，這兩種傾向都與我國強調既以人為本，又要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宗旨不相符。其次是工業化進程與生態文明建設的關系，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生態危機的出現與工業化進程有著絕大的關系，要改善生態環境，必須摒除工業化，這樣的觀念不僅對生態環境沒有多大改善，而且只會影響人類的發展。所我們要讓工業化和生態文明同步前進。再次是人的發展與生態文明的關系，社會的發展就是為了人的全面發展，生態危機的出現，使人們開始懷疑這樣的發展會不會是人類的自我毀滅發展，于是就有人排斥用現在工業化造出來的物質，甚至還有人提出回到原始社會的生活狀態，這樣做無疑是不現實的，因為我們所提倡的生態文明并不限制人的真實福利發展，它更要考慮人的新需要和新發展機會等。

2、加強環境倫理道德建設，樹立正確的生態價值觀

觀念是行為的先導，改變人們傳統的生態價值觀，加強環境倫理道德建設，建立正確的生態價值觀，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我們要將傳統倫理道德的視野擴展到自然界，通過對傳統倫理道德的補充和升華，建立科學的生態價值觀。當前，我們需要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培育一種全新的生態倫理，我們在認同自然界自身存在其內在價值的同時，必須承認代際價值的存在；增強公民的生態道德意識，全面正確地認識和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使科學認識自然、友善對待自然成為人們工作、學習、生活中的一種理念；更新公民的生態道德觀念，讓每一個公民明白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和諧與共是人與自然關系的理想狀態和境界，要熱愛自然、保護自然、改善環境。只有這樣，才能消除人類凡生態行為的背后的深層次意識根源，最終實現生態危機的標本兼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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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英]培根.《新工具》第一部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箴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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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墨西哥灣泄油事故

墨西哥灣漏油事故發生在2010年4月20日，離金融危機“探底”不到4個月，它的救助治理則長達4個多月，至今導致環境污染的嚴重殘毒未消。這件事的發生是偶然性中包含著必然性。說它偶然，在技術操作上發生過偶發事故；說它必然，從起因到救助過程再到污染后果，都與金融危機、石油危機有著必然聯系；金融危機的中心僅僅幾個月后又爆發最大的石油生態危機，能說是純粹偶然的嗎？關鍵在于他們沒有心思處理此事，對本國國民不負責任，更不肯花大錢。

日本福島核泄漏事故

日本是受金融危機受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經濟衰退最突出，債務相當于GDP的兩倍。為解決經濟危機，十分無能的幾屆政府卻像走馬燈一樣一個一個倒下。菅直人上臺后，對經濟困境一籌莫展，想了個歪招：把矛盾引向國外，一會與中國鬧，一會與俄國鬧，一會與美韓大搞軍演。面對專家送上的東北地區可能發生大地震的報告置若罔聞，毫無準備。恰在這時爆發了9級地震和海嘯，又引發7級核泄漏大事故。全面看，日本福島7級核泄漏事故是由三個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天災即9級地震和巨大海嘯，二是技術缺陷，三是制度弊端。天災固然難以避免，但如果制度優越、事前有備，就不至造成這樣大的禍害，而唯利是圖的制度和被債務纏身的政府則加倍放大了這場災禍。福島核泄漏事故擴大到如此程度，正是資本主義矛盾長期積累的結果，金融危機又使它積重難返、雪上加霜，政府和企業心猿意馬、力不從心。深層原因就是私人占有、追求利潤最大化損害了整個社會利益，不可能適應高效、高危的高科技大規模運用造福于人民。直接原因恰好是被金融危機的悶棍打暈了，心不在焉，加重危機的深廣度。從政府到企業，既對人民表現了道德缺失，麻木不仁，又對救助手忙腳亂，如坐針氈，使日本這個曾經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家，一下子淪為捉襟見肘的困難戶。生態社會主義視閾下，生態危機也是資本主義的宿命

經濟危機是由生產社會化同資本主義私有制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的，是資本主義制度自身不可調和矛盾的產物，是資本主義的宿命。在我們剛才通過對兩次生態危機事故的分析，不難看出，既然它們同金融危機存在種種直接相關性，從某種程度來講，此兩起事故的發生和演變都是由政府和企業為應對經濟危機采取錯誤行動所造成的惡果。在生態社會主義的視閾下，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生態危機的發生，就如同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經濟危機一樣，都是本身固有的內在不可調和的矛盾所導致的，是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都不可避免的惡果，也是資本主義的宿命。

一、資本積累是導致生態危機的直接原因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的固有本性就是不斷地追求利潤，為了滿足這一本性，就必須不斷擴大積累。資本主義積累是建立在不斷增長的生產率上的，生產率的增長意味著一定的雇傭勞動能加工比以前更多的原材料。如果經濟在不斷的增長，對原材料的需求量就會不斷地增加（假定其他條件保持不變），對資源的開發力度也就會不斷加大，其結果是導致原料在不變資本的支出中占有更大的份額，同時持續擴大對資源的開發力度，這勢必產生環境惡化甚至是資源枯竭的危險。從長期來看，這又有提高平均成本的趨勢，從而抑制了利潤率和積累的增長。為了繼續保持利潤率，資本（個體或聯合）便會擴大設備、技術及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投資以開發新的資源，努力降低原材料的成本。如果資本的這種努力能夠如愿以償，即在更為有效的生產和使用水平的前提下，付出比以前更低的平均成本，那么，原材料的成本和價格就會下降，平均利潤率就有上升的趨勢，原材料的開發和資本積累的速度就會加快，并造成對資源的過度開采進而產生資源耗竭的危險。簡單地說，如果原材料的價格很便宜，那么資本的積累率以及由此而導致的資源的耗費和衰竭程度就會相對較高；而如果原材料很貴，那么資本就會通過擴大投資開發新的資源來把它們的成本降低下來，這樣就又導致新的資源的耗費和衰竭。總之，不管原材料、能源的成本是低的且是不斷下降的，還是高的且是不斷增長的，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都會帶來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而投資規模越大，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和消耗就越大，對自然資源的破壞性就越大，環境污染的程度也就越大。這是資本積累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因此，毫無疑問，資本的不斷擴張會以自然條件的破壞為代價，資本的過分積累，必然導致嚴重的生態危機。

二、不平衡的、聯合的發展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態危機

資本主義積累和危機是以其不平衡和聯合的發展為特征。不平衡發展指歷史性生成的工業、農業、礦產業、銀行、商業、消費業、健康、勞動關系以及政治結構等等在空間分布上的不平衡狀況。不平衡發展一方面可以用來描述原料供應地區（第三世界或欠發達國家）與對產品的生產加以壟斷的地區（第一世界或發達國家）之間的二元對立；同時也可以用來闡釋作為整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再生產的基礎的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奧康納認為，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發展對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產生的后果是不一樣的：對前者會帶來大量的污染，對后者則帶來了資源的毀壞和衰竭。迫于急切發展經濟的壓力，南部國家以及北部的那些原料供應地過度地開發本地區的資源，以出口到發達的工業化地區，創造盡可能多的外匯，結果造成了這些地區資源的毀壞和衰竭，如土壤的惡化與流失、森林的過度砍伐以及對礦物燃料的過度開發等等；而這些原材料在工業化的地區則恰恰是以廢棄物和污染物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聯合的發展是指那些發展了的地區的經濟、社會及政治形態與那些欠發展地區的經濟、社會及政治形態之間的一種獨特的結合社會經濟或政治生活的新、舊形態的混合。資本為追求利潤的最大化而把各種社會經濟形式聯合起來，它至少有以下兩種相互并存的形式：第一，南部國家農村中無地或只有少量土地的人向城市的遷移，以及南部國家人口向北部國家的遷移；第二、發達國家的資本和技術向能夠提供廉價勞動力和更具有市場潛力的第三世界國家的輸出。在第一種形式下，廉價勞動力向城市的大量涌入，不僅帶來了生產條件、生活條件、健康條件惡化等多種社會問題，也導致了農村勞動力的短缺、農村土地荒蕪和生態狀況的惡化。在第二種形式下，發達國家將一些高污染、高消耗的企業遷移到發展中國家。由于當今世界經濟同時存在著不平衡的發展和聯合的發展，因此應該闡述二者共同作用產生的后果。不平衡發展導致了自然資源的毀壞，聯合的發展在這基礎上又增加了污染、有毒廢棄物以及其他的一些問題。發達國家正是通過不平衡發展和聯合發展，實現了對全球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發，造成了大量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的短缺和枯竭，并引起了全球嚴重的環境污染。總之，資本主義是不斷追求利潤自我擴張系統，這種自我擴張的趨勢與自然資源、自然凈化能力的有限性構成了資本主義無法解決的矛盾。

通過以上的論證，我們不難看出，在生態社會主義視閾下，正是資本主義制度自身的獨有的特性和固有的矛盾，促使生態問題的出現與惡化成為必然的結果，總之，生態危機也是資本主義的宿命。

三、解決生態危機的唯一出路―走生態社會主義道路

既然導致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主義制度，在于這一制度不可改變的利潤掛帥的經營戰略，生態危機是資本主義的宿命。那么，消除生態危機的唯一出路就在于走“變革資本主義制度，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社會主義道路。

（一）通過生產資料共同所有制的實現對人與自然關系加以集體控制

英國生態社會主義者佩珀指出，異化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普遍現象。異化首先是自然的異化是與我們的自己的部分的分離，而導致自然的異化的原因在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因此，通過生產資料共同所有制的實現對人與自然關系加以集體控制，異化就可以被克服，因為生產是我們與自然關系的中心。在他看來，克服自然的異化意味著，通過消除它虛假的外部性和控制與規范它對整個社會用處來堅持自然的人性。我們不應該在試圖超越自然限制和規律的意義上支配或剝削自然，但是，為了集體的利益，我們應該集體地支配（計劃或控制）我們與自然的關系。由于社會經濟組織的每一種形式都有著與它自己的具體的歷史條件包括非人環境相關的特定方式和動力，因而，對一個既定生產方式的自然限制，并不是對所有生產方式的普遍限制。改造生產方式意味著改變許多需求，因而改變供應它們的資源以及必須解決的一系列生態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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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批評是文學研究與當代生態思潮的結合，是文學研究的綠色化，是對生態危機的綜合回應。它是一個非常龐雜、開放的批評體系，兼有文學批評和文化批評的特性，生態批評可以簡要地定義為本著拯救環境之精神研究文學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它采取“以地球為中心”的方法研究文學，將以人類為中心的文學研究拓展到整個生物圈。生態批評立足生態中心主義哲學的整體的觀點和聯系的觀點，將自然、文化和人類聯系在一起，揭示了生態危機本質上是人類文明的危機、人性的危機和想象力的危機。因此，要從根源上解決生態危機，僅靠科學技術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有人文社會科學積極廣泛的參與和引導，要解決生態危機，必須突破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束縛，打破基于機械論、二元論和還原論的傳統學科的界限，從跨學科、跨文化，甚至跨文明的視角診斷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探尋解決生態危機的根本性對策。跨學科、跨文化，甚至跨文明是其最顯著的特征。

生態批評作為一種新的批評潮流，其發源地在美國，它的產生有其復雜的社會、學術和哲學背景。其產生的直接動因是當代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和生態運動的發展，其產生的學術背景是對回避現實生態危機的當代文學批評理論的反駁，其產生的思想基礎是生態哲學的發展與成熟。它以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為最高價值，從生態中心主義的視角探討文學、文化、自然之間的相互關系。生態批評主張以生態中心主義主導下的文學研究范式取代人類中心主義主導下的文學研究范式。

達爾文進化論通過將人放歸自然，而摧毀了人的自負。他認為，“高傲自大的人類以為，他自己是一件偉大的作品，值得上帝給予關照，我認為，把人視為從動物進化而來的存在物，這是更為謙虛和真實的”。他甚至認為：“在精神能力方面，人與高等哺乳動物并不存在實質性的差異。”達爾文看到了生物之間的生存競爭，但是他也看到了所有競爭者之間的共性，看見了它們之間生死相依，認識到它們之間存在的親緣關系。他主張擴大人類的倫理關懷，直到將所有的“有感覺的存在物”都將納入到道德共同體中來，并最終實現“對所有生物的無私的愛”。達爾文的觀點對以后的環境主義和環境倫理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說到這里，不得不提自然保護主義者的代表人物繆爾，他首次提出了自然擁有權利的思想。“大自然創造動物和植物的目的，首先是為了這些動植物本身的幸福而創造，而不可能是為了一個存在物的幸福而創造其他動植物”，“我們尚未發現任何證據可以證明，任何一個動植物不是為了它自己，而是為了其他動物被創造出來的”。因此，動植物具有天賦權利。繆爾有了這些認識的根本原因是，繆爾將人類看成是自然共同體的成員，他猛烈地批評人類倫理的狹隘和對其他存在物權利的無知。

兩千多年以來，尤其是西方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以來，人類以自身創造的文化，自詡為“萬物之靈”，人類中心主義一直是社會運作的基本路線。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更認為“科技萬能”，人類可以向自然索取一切，“成長無限論”一再被認為是人類自我肯定和超越自我、超越自然的一種表現。在這種環境侵略思維籠罩下的人類生存方式，創造物質文化的過程對人類而言是文明化、是進步，而對其他萬物來說是“野蠻化”、是“墮落”。人對其他萬物的“野蠻化”過程導致了嚴重的生態危機，直接地威脅人類自身的生存，并體會到“萬物之靈”有可能變成“萬物之零”的危險。因此，生態中心主義者認為，人類必須拒斥超越自然，貶低自然，統治、掠奪、占有自然的人類中心主義思想觀念，如果人類文化，尤其是當今世界占主導地位的歐美文化仍然在人類中心主義的框架下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處理經濟、技術、人口等等問題，生態危機不僅不會消除，甚至會進一步惡化。在冷靜的思索中，我們顫栗地在觸目驚心中感受到一種沉重的悲哀。

歐美文學家認為，人與動物是平等的。所有動物跟人一樣，都有感受痛苦和享受愉快的能力。由此而產生了“放棄的美學”。簡單說，就是放棄對自然的占有。它主張放棄對物質的所有權，放棄對自然的征服、占有、統治，滌除自己的物欲，拓展人的精神空間，崇尚嚴謹的道德規律，采取“恬淡清新，精神崇高”的生活方式，這是一種生態的生活方式，它既益于人，又益于自然。在這中間，以文學形式體現對自然生態占有的放棄，表現各異。較有代表性的是，綠色圣人梭羅用《華爾登湖》表現出來的是“放棄自我”，生態先知利奧波德用《沙鄉年鑒》展露出來的是“隱去自我”，生態文學家奧斯汀用《小雨點之鄉》體現出來的是“抹去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