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研究價值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科學研究價值，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與試管嬰兒比照并不恰當

事實上，在多莉羊誕生之時就有人宣布要克隆人，并預言不久就會問世。盡管全世界反對克隆人的呼聲高漲，不少國家已明確表態禁止克隆人，但克隆人的實驗從未停止。美國著名科普雜志《發現》估計，目前全球可能有數十個實驗室擁有克隆人的知識、設備和技能。雖然社會普遍反對，但名利的驅使會讓更多的克隆人陸續出現。

所謂克隆，乃是英文clone的音譯，即我們通常所說的無性繁殖。自然界生物繁衍后代的方式有兩種：無性繁殖和有性繁殖。無性繁殖主要發生在低等生物中，高等生物產生后代主要通過有性繁殖，即雌雄兩性生殖細胞的結合。克隆技術就是用人工手段通過無性生殖產生生物個體的技術。作為一項技術，它并非現代的產物，早在50年代生物學家就成功地克隆出兩棲動物蟾蜍，但將此技術成功地用于哺乳動物則是90年代的事，而今天的克隆技術已經發展到了克隆人類自身的地步，不能不令人驚嘆。克隆人不僅對它最初確立的造福人類的宗旨提出了挑戰，也對社會的倫理道德產生了巨大的沖擊。正因為如此，國際社會普遍反對的理由也主要基于這兩方面。

從技術上講，目前的克隆技術尚不能支持克隆人。動物實驗表明，克隆技術目前的成功率大約僅有2%，而且，克隆出來的后代常常短期內出現死亡、畸形和早衰等多種生理異常。而就目前的技術水平，科學家尚不清楚問題究竟出在何處。克隆人和克隆動物雖然原理一樣，但實驗要求更加苛刻，在此情況下，克隆人風險必然很大。另一方面，由于克隆人與供體的遺傳基因完全相同，必然會繼承前者的遺傳病史，加之操作上的偏差，會使克隆人患病機率較常人高。即使克隆人能夠健康成活，對于整個社會而言，大量基因結構完全相同的克隆人可能誘發新型疾病并廣泛傳播，對人類的生存不利。

然而，贊同克隆人者常常用試管嬰兒的成功事例來為克隆人辯護。美國撰寫科學方面文章的作家赫尼格曾在《紐約時報》上撰文指出，當前反對克隆人的很多觀點與當年反對試管嬰兒的理由非常類似。雖然對試管嬰兒的某些批評不乏合理性，但就近50萬的案例來看，當初的絕大多數預言都落了空。因此，他相信，隨著克隆嬰兒誕生的可能性日漸增大，人們對待克隆人的態度也將發生轉變，克隆人也許很快將像試管嬰兒一樣被社會接受。

應當指出，試管嬰兒與克隆人屬兩類性質不同的技術。試管嬰兒是將夫婦雙方的和卵子通過在體外授精的形式達到繁育后代的目的，仍然是有性生殖，只是授精方式（體內與體外）的差別。而克隆人是體細胞繁殖，屬無性生殖。因此，用試管嬰兒的例子比照克隆人是不恰當的。

從適應生存環境的角度講，有性生殖顯然要優越于無性生殖。因為有性生殖的基因來自父母雙方，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掩蓋某些遺傳缺陷，從而使生物個體表現出更強的適應能力。克隆人的情況恰恰與此相反，因而在科學家內部就有不少人認為克隆人是反自然的行為，是一種倒退。

國際社會普遍反對克隆的更重要的原因不僅在科學研究的層面上，更多的是因為這一技術的運用所產生的一系列社會倫理問題。可以設想，即使未來的克隆技術能夠突破目前的各種障礙而使克隆人順利成長和發育健康，他（或她）能否順利地融于社會，被大眾認同也尚不能肯定。由于克隆人特殊的產生方式和在家庭中難以確定的成員關系，必然會帶來諸多的社會倫理問題。

形似而“神”不似

眾所周知，人是理性的生物，這意味著任何一個道德的人在與他人交往的過程中所做的一切決定都必須遵從社會認可的價值標準和道德原則。而在社會所認可的倫理價值標準中，“不傷害”原則（包括肉體和精神上的不傷害）、平等原則（每個人同等地享有資源和承擔義務）和自主原則（對人的價值與尊嚴的尊重和對人的知情同意、選擇權的尊重）是最基本的原則，個人利益的維護以及社會文明的進步都有賴于此。當把克隆技術引入到制造人本身的時候，就必然會發生與這些原則相沖突的情況。

人既具有生物屬性又具有社會屬性。從生物學上講，每個人都擁有的獨特的基因類型，使他具有了獨特的生命價值，這種神圣的生命價值是大自然最精致構造的展現。克隆人的出現卻消除了人的基因的獨特性，從而消解了人的獨特的生命價值，這顯然是一個反自然的過程。從文化的角度上看，人區別于動物的特質就在于他的文化內涵。當人僅僅被當做一種純粹的物質存在并淪為技術操縱和利用的對象而在流水線上被大量復制時，他作為文化主體的人的價值和尊嚴也就隨之消失了。

人的生命價值還在于它是兩性共同參與的結果，一個新生命的孕育必然是兩性之間相互依賴和相互協作的過程，這個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維系家庭、婚姻和情感的基礎。克隆人的出現表明新生命的產生不再需要兩性共同參與，因而也就無需傳統意義上的夫妻情感、婚姻乃至家庭。它的后果必然是促使穩定與和諧的家庭結構解體。由于克隆技術速度快、周期短，可以隨心所欲地復制生命個體的特點，大量復制的結果將勢必造成社會性別比例結構的失調。

另一方面，即使是一個標準的家庭，只要克隆人的身份不能確定，他與供體之間的關系就無法納入現有的倫理體系。即便克隆人發育正常，他（或她）們與被復制者是父母與子女的關系還是兄弟姊妹關系？從社會層面上看他們像是父母與子女的關系，但從其基因序列上看，倒是更像兄弟姊妹關系。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讓克隆人與供體分享榮譽、財產或共同承擔犯罪過錯？由于無論從遺傳上還是生理上都無法區分兩者的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等關系，克隆人的出現必然會給家庭成員角色的關系帶來麻煩和混亂，使法律地位難以確定，必定造成社會的混亂。相信任何一個有道德的人都會對一個年齡比當事人小30歲、卻說不清是當事人的弟弟還是叔叔的人要求平分財產這樣的事感到厭惡。

由于克隆人的出現，人被人為地分成了兩類：“自然”人和“技術”人。盡管從這兩類人中可以找到共同的基因類型，但他們仍然會有文化上的差距。由于我們目前尚不能對克隆人有一個準確的定位，如何能使“技術”人與“自然”人擁有同等的權利和義務將是未來社會面臨的一大難題。此外，人們還擔心，克隆人可能因自己的特殊身份而產生心理缺陷，形成新的社會問題。

兩個基本目標

克隆技術在發展之初就確立了兩個基本目標：弄清細胞全能性表達和細胞分化機理；通過克隆產品造福人類。盡管克隆技術用于動植物已經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巨大的效益，但克隆人的事件也使我們看到科學技術恰似一柄雙刃劍，在推動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同時，也難免給人類帶來一些始料不及的后果。克隆人的出現，向全社會傳達了一個明確的信息：雖然科學研究本質上是探求真理的活動，但科學研究活動并不是完全“價值中立”的，其中也蘊含著倫理問題。這意味著科學研究也要受到倫理規范的制約，科學家不僅應當考慮其研究所承載的倫理義務，還應當承擔研究所帶來的社會責任。

對克隆人的不同觀點反映了人類亟須科研道德和法律制度化的完善，而解決克隆人問題不能僅靠科學家的道德自律。對克隆人進行有效的社會控制莫過于通過立法使這項研究能夠在社會各方的嚴格監控下謹慎地進行，只有這樣才能盡可能地避免一切可能產生的不良后果。

閱讀背景

人類進行克隆的歷史

1952年?克隆蝌蚪

蝌蚪改寫了生物技術發展史，成為世界上第一種被克隆的動物。美國科學家羅伯特?布里格斯和托馬斯?金用一只蝌蚪的細胞創造了與原版完全一樣的復制品。

1972年?基因復制

克隆技術精細到以單個基因復制為單位。科學家將某種特定基因分離出來，將它與某有機體(最初是一種酵母)結合，有機體將新基因融入自己的DNA結構后再繁殖，產生出理想基因的復制品。

1978年?第一例試管嬰兒出生

整個世界吵嚷著想要目睹人類第一個體外受精嬰兒路易斯的“廬山真面目”。英國醫生用丈夫的在一個試管內使卵子受精，然后將胚胎植入健康母親的子宮內。

1997年?多莉，你好！

1996年，世界第一例從成年動物細胞克隆出的哺乳動物綿羊多莉誕生。這個秘密直到1997年2月才向世人公布。蘇格蘭胚胎學家伊恩?威爾姆特和同事用從一只成年母羊內取出的細胞克隆出多莉。

1998年?克隆批量化

美國夏威夷大學的科學家用成年細胞克隆出50多只老鼠，并接著培育出三代遺傳特征完全一致的實驗鼠。與此同時，其他幾個私立研究機構也用不同的方法成功克隆出小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日本人用一個成年母牛的細胞培育出八只遺傳特征完全一樣的小牛，成功率高達80%。

2000年?猴子被克隆

美國俄勒岡的研究者用與克隆多莉羊截然不同的方法克隆出猴子，科學家將一個僅包含八個細胞的早期胚胎分裂為四份，再將它們分別培育出新胚胎，但只有一個成活。此外，幫助培育出多莉羊的生物技術公司宣布克隆出五只小豬仔。該公司宣稱，克隆豬終將成為人類移植器官的“加工廠”。

篇2

教育的優先發展需要有先行的教育科學研究作保障。教育科學研究是教育變革的先導，是教育生產力的重要因素。它一方面通過解放思想、理論創新變革教育生產關系，從而推動教育生產力的發展;另一方面也滲入教育生產力要素，從而提高教育生產和管理水平。只有通過教育科學研究才能準確認識當前我國教育現狀，推進教育改革并預測改革結果。因此教育科學研究作為先決條件越來越成為推動教育持續發展的重要變革力量。在教育實踐中，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教育科學研究是實現科學教育的先導。

1.2教育科學研究是教育專業化發展的需要

教育在現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知識經濟社會對從業人員的專業化要求不斷提高，而學習、研究和創新能力則是教育專業化的標志。就目前看來，教育的專業化最少包括教師的專業化和教育管理的專業化。教師的專業化是指教師個體專業水平提高的過程以及教師群體為取得職業專業地位而努力的過程，既是職業資格的認定，也是持續學習、不斷追求的自覺行為。教育科學研究是教師學習、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方式，在教師個人發展中起到極大的作用。教師作為職業要想提升到專業化的水平，就必須加強對教育工作的研究。教師職業化要求教師必須研究教育問題，通過研究進行知識更新和學習越來越成為培養專家型教師的主要途徑。而立足崗位的行動研究則是教師自我發展、自我提高的基本方法。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教育自身的發展，有關教育的決策問題越來越重要和復雜，科學決策和規范管理是現代教育管理的本質需要，要求教育管理向專業化發展。一方面，科學的教育決策要依靠專門化的調查研究;另一方面，管理者也需要加強學習，提高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立足實際、面向決策的教育科學研究，成為支撐各級教育管理部門決策的科學基礎，成為各級教育管理部門實現決策民主化、科學化的重要手段。

1.3教育科學研究是提高教育質量的需要

質量問題是教育工作的生命線，也是教育發展永恒的主題。沒有質量作保障和檢驗標準就談不上教育的發展和進步。在教育改革向縱深發展的今天，面對更新教育觀念、提升教師專業素質、提高教育管理水平、改進教育行為和引導社會輿論的重任，教育科學研究也面臨嚴峻的挑戰。建立與現代教育制度相適應的教育科學研究制度，建立多元開放的教育科學研究體制，解決教育領域的宏觀和微觀問題，是實現管理科學、培養專業化優秀教師的現實需求和緊迫任務。

2教育科學研究要遵守科學研究準則

科學研究是運用系統和實證的方法探索知識的活動和過程，具有調查思考、去偽存真、反復提煉、不斷深化的特征。科學有共同的準則，第一是規律性，第二是普遍性，第三是可驗證性，第四是有利用價值。教育科學研究必須遵循科學研究的共同規律才能得到可靠的結論，起到指導教育實踐的作用。

2.1教育科學研究服從科學研究的規范和要求

教育科學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教育現象，解決重要的教育理論與實踐問題。要符合科學研究的基本規范，就要研究真問題，就要以事實材料為基礎，通過各種科學研究方法進行邏輯分析和推導得出結論，揭示教育現象的本質及運動變化的規律。作為科學研究的一類，教育科學研究要求運用一定的科學方法，遵循一定的科學研究程序，有目的、有計劃的推進，是一種社會實踐活動。既然是社會實踐活動就需要做出理論說明和邏輯驗證;需要科學假設和如實陳述研究問題;需要有科學的研究設計，準確的系統觀察設計和可靠的資料數據收集;需要科學和適用的研究方法;還需要依靠科學的邏輯性獲得并呈現出可靠的研究結果。

2.2教育科學研究遵循社會科學研究規范

教育科學研究與其它社會科學研究一樣，具有不宜觀察、因素復雜、普適性差、誤差較大等特點，這是研究對象的性質決定的，無損于教育科學研究的價值。因此，研究者遵循社會科學研究規范。1)科學性是教育科學研究的本質屬性。開展教育科學研究首先應當正確認識研究課題的屬性和研究目的，針對問題采用科學的研究方法。其次，在研究過程中要采取嚴肅認真、實事求是的態度;再次，研究者要處在中立的立場上，還原事物和現象的本來面貌，得出符合實際的結論。在結果呈現上要如實表述，不能單純追求標新立異。2)創新性是教育科學研究的特點。教育科學研究普適性差的特征決定了研究中需要創新，沒有創新的觀點和創新的手段不可能應對紛繁復雜的教育問題。3)實用性是教育科學研究的目的，教育科學研究是針對教育問題有意義的探索活動，其研究結果要應用于教育實踐、指導實踐，切實做到研以致用。

3教育科學研究的特點

教育科學研究是一門復雜的科學，它在研究對象、研究主體、研究方法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3.1教育科學研究具有實踐性

教育是一種社會實踐活動，教育科學研究因此具有針對性、實踐性強的特點。教育科學研究與教育決策、教育實踐是三位一體的關系，共同構成完成的教育體系。從教育的發展形態看，教育活動經歷了從簡單到復雜、從自發到自為的過程，教育機構越來越專門化。現代教育發展成為制度、活動、內容和成果的復合體，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復雜性使任何人和組織都難憑傳統經驗和生活常識從容應對，必須依靠專門化的教育科學研究和專業人士。教育科學研究是教育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教育決策者、實踐者對教育多樣化需求的增長，教育工作成為了教育科學研究的對象。廣泛而持久的教育實踐活動是教育科學研究的源泉，從微觀的教學活動到宏觀的戰略管理都是教育科學研究的對象和內容。廣大的教育工作者既是教育科學研究服務的對象，同時也是教育科學研究工作者。研究教育現象和教育問題不再是少數教育科學研究工作者的專利，而成為全體教育工作者的共同任務。

3.2教育科學研究對象具有人化特征和復雜性

教育科學研究是研究教育行為中施教者和受教者及其相互關系的科學。人既是研究的主體也是研究的客體，既是研究的方法手段也是研究的目的和服務對象，因此，教育科學研究具有明顯的人化特征。教育現象充滿復雜性，這就意味者不同的要素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共同構成矛盾的統一體。因此，教育科學研究存在明顯的復雜性，許多研究項目具有跨學科、跨行業、跨地區的合作研究才能取得成效。

篇3

舞蹈作為一種教育手段，是素質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先秦的樂舞還是古希臘的舞蹈，先哲們都重視舞蹈的教化功能，認為舞蹈對于人格的塑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關于這一方面的論著、論述等研究成果已經非常豐富，筆者不再贅述。只是，在不同的時代，作為教育手段的舞蹈會面對不同的教育對象與教育使命，這就要求作為教育的舞蹈要有不同的形式和內容，如我國周代的“六小舞”、“五四”時期的“兒童歌舞”等。當前，我國的舞蹈教育正經歷從精英式教育向大眾化教育轉型的階段，舞蹈學習者的范圍之大、層次之多，前所未有。這就使得如何更新以往的教學理念和教學方法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眾多舞蹈藝術教育者也都提出自己的觀點與理論。如我國舞蹈教育家呂藝生曾多次提出“大舞蹈觀”的概念，強調生活感受與藝術感受相結合的素質舞蹈教育新觀念。只是這些理念都在關注舞蹈的形式與內容對舞蹈學習的影響，而如何通過一種科學實證的手段來對舞蹈者進行肢體與心靈的研究，從而促進舞蹈者全面素質的發展，成為舞蹈教育者需要面對的新課題。2014年10月17至18日在北京召開的“2014全國舞蹈科學學術會議”上，一系列舞蹈科學研究方法被展示。面對這個新課題，呂藝生在大會上提倡，在舞蹈教育、科研過程中要拓展眼界、深入發掘，讓舞蹈藝術“跨藝、跨界、跨文化”地多元發展。北京舞蹈學院舞蹈教育研究所所長溫柔提出舞蹈科學研究的交叉性、融合性，認為應該以身體為核心來探索與其他學科的交叉。這次會議總結了剛剛起步的舞蹈科學研究所取得的經驗，標志著舞蹈科學研究正逐步滲透于舞蹈教育之中，并使傳統的舞蹈教育煥發出新的光彩，為提升受教育者的全面素質提供理論依據和實踐前提。舞蹈科學是一門在國際上剛剛有十幾年發展歷史的新興學科，是將相關科學原理應用到舞蹈實踐中的新興研究方法，除了與運動科學有相似，同時還涉及到諸如創造力和身心訓練技術等方面的研究方法。舞蹈科學打破了以往舞蹈教育單純注重舞蹈表現形式的格局，把人體生理結構作為一個研究對象，從生理和心理對身體動作的影響入手，關注運動損傷、運動康適、營養與體重控制、科學訓練、動作技術原理、心理醫療等方面對舞蹈教學和訓練效率影響的研究方法。舞蹈科學涵蓋豐富，涉及解剖學、生理學、力學、機能學、醫學、心理學、生物力學等多個學科方向。較之以往僅從動作形式上對“舞蹈訓練方法”“舞蹈學習內容”進行研究的方法，這一研究方法更多地關注于人的身心協調與健康發展，凸顯了舞蹈藝術的身心合一性，顯然更具科學性、合理性。運用舞蹈科學研究方法，對于人類素質的全面提升具有重要的價值。

一、增加體能、塑造形態，提升審美素質

舞蹈訓練不是一門孤立的學問，它與人體生理學、解剖學等科學知識有血緣關系。舞蹈科學最主要的貢獻在于通過實證科學研究的方法，來提升學習者的審美素質。

（一）增加體能

研究發現，科學化、規范化的舞蹈訓練有助于青少年學習者形體的改變和完善，特別是在促進身高和身體圍度兩個方面有著明顯的效果。如沈陽體育學院等單位曾對18932名中小學生和20所業余體校的5711名學生做了調查。統計結果表明：同樣年齡和性別的學生相比，經常參加體育運動的比少參加體育運動的，身長要高4至7厘米，最高的達10厘米。這表明肢體的訓練與鍛煉可以加快血液循環，促進新陳代謝，從而改善機構和骨骼系統的營養，還可以增強對骨端骺板的刺激，長骨兩端的骨骺軟骨就會經常地擠壓摩擦，加快了骨細胞的增殖，從而促進骨骼的增長。作為有著和體育運動同樣原理的舞蹈訓練，還可以調節人的神經和內分泌功能，刺激腦垂體分泌生長素，增加血液中雄性激素的濃度，這些都會幫助學習者塑造更好的形體。

（二）塑造形態

舞蹈動作形態角度測量法是舞蹈科學研究中一個重要的方法。在訓練過程中，學習者成為舞動之人和觀舞之人的結合體，并用數字量化所有舞蹈動作，進而應用角度測量知識自覺地進行動作調適，以符合審美要求。這種把自然形態轉變成舞蹈形態的轉化過程，較之傳統的口傳身授模仿法，可以使學習者在建立舞姿造型時不僅有自我意識，還能關照他人視角、使舞蹈形態美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進而提升其對舞蹈藝術形態的審美判斷。美國舞蹈教育家格拉伯特曾說：“一個有責任感的舞蹈教師應具備解剖學的基礎知識，并對人體這種肉體機器的限度與能力有所認識。”從中我們可以體會到舞蹈科學對舞蹈教育者的重要作用，一個合格的舞蹈教師必須了解學習者的心理、生理特點以及他們的興趣和愛好，并關注學習者之間的個體差異。只有這樣，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損傷預防、康復訓練，加強身體素質

以往的舞蹈教育通常關注如何完成舞蹈技術，而舞蹈科學研究中的許多關注點則在于如何保護舞蹈學習者的身體健康，從而使舞蹈學習更加安全，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加強身體素質。

（一）損傷預防

舞蹈作為一項韌帶、骨骼、肌肉協調參與的肢體運動，如果認識不夠透徹，把握不夠深入，將不可避免產生一系列的損傷問題。如在排演與訓練中，或許因為舞蹈動作不正確而導致損傷，而運用舞蹈科學中有關人體解剖學、訓練學的研究成果，則可以避免這些損傷。如課前熱身活動可以提高肌肉的溫度，進而有助于使肌肉變得放松、柔軟并更具韌性。熱身動作還可以加快心率和呼吸的頻率，進而加快血液流動，促進氧氣和營養物質向工作肌的運送。這些都可以使舞蹈者的生理和心理狀態達到最佳，可以使損傷的發生率降到最低，從而保護舞蹈者的身體健康。

（二）康復訓練

舞蹈能治傷祛病，古已有之。《呂氏春秋•古樂篇》曰:“昔陶唐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源，民氣郁閼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通過舞蹈訓練，可以促進人體神經傳遞、增強身體肌肉力量、提高身體協調能力。神經系統科學研究發現，通過神經過程的興奮與抑制、相互配合與協同，中樞神經疾病患者在舞蹈表演過程中不斷改變姿態、穩定平衡、移動身體、變換方向、轉動身體來適應各種突然變換的空間位置和運動方向，這會促使有機體各部分在時間和空間上的相互配合，實現大小肌群的協調運作。可見，有舞蹈科學研究方法參與的舞蹈訓練，能夠使肌體發生有益的共振，促進各器官的功能協調一致，刺激生理機能，改善內部結構，進而使舞蹈者最大限度避免傷害，大大增強個人的身體素質。

三、身心一元、喚醒靈性，提升智力素質

美國加里福尼亞大學的一個研究團隊觀察到了一種“樹枝狀小棘”結構的形成。在人體運動條件下，椎體神經元中的樹枝狀小棘會和其他的神經細胞形成突觸，通過這些突觸，椎體神經元能接收到從其他大腦區域（與運動記憶和肌肉活動有關）獲得的信息。這個發現說明，人可以通過不斷學習新的舞蹈動作，并在動作學習中使大腦連接快速形成，從而建立豐富的身心記憶。這一研究成果與舞蹈藝術所強調的“身心一元”特性不謀而合，在這一原理的基礎上開展恰當的舞蹈訓練，可以喚醒學習者潛在的靈性，并提升他們的智力素質。

（一）身心一元

“身心一元”是舞蹈藝術不同于其他藝術門類的特殊規律，要求舞者對自己的身體與藝術表現之間有一個科學、理性的認知，并在此基礎上構建一個相對合理的舞蹈訓練方法，進而解決舞者訓練中的共性問題。現代舞蹈理論之父魯道夫•拉班認為，舞蹈是與心靈直接溝通的媒介，兒童與原始時代的人都擁有一個“天真無邪的大腦”。這些處于初始狀態的人們都將動作看作生命，他們以身體而直覺到世界。這些動作在人類與社會演進中具有獨到的訓導功能，這種訓導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舞蹈教育的功能。這是舞蹈學習者肢體與心靈相聯系的成果，能大大提升學習者的智力素質。

（二）喚醒靈性

現代舞蹈家提出“恢復我們的感覺”，即恢復人類被現代文明理性忽視與壓抑的感覺，解放人類發現世界、改造世界的本能。這說明舞蹈是一種不僅關注自己，而且關注他人、關注世界的一種藝術形式，舞蹈以動覺感覺的方式訓練身體，提高人的智慧和能力；以審美的方式解放身體，發掘人的創造潛能；以身心協調的運動開發身體，塑造完美人格。舞蹈科學研究的意義之一就是不僅教會學習者跳舞，還要透過身體動作的學習來啟發其心智，拓展其理解能力，進而幫助其心理發展，豐富其內心體驗，優化其智力素質。

結語

我國近代學者王國維曾指出：“人之能力分為內外二者：一曰身體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發達其身體而萎縮其精神，或發達其精神而罷敝其身體，皆非所謂完全者也。完全之人物，精神與身體必不可不為調和之發達。”因此，人的全面發展必包含身體和精神兩個方面，缺其一便不能成為完全之人。舞蹈教育作為達到這一目最為直接的手段，僅僅關注舞蹈形式與內容的時代已經結束，在科技迅速發展的新時期，正在呼喚一種兼顧身體科學與心智啟發的訓練方法，舞蹈科學研究應運而生，且正在飛速發展。本文對內容豐富的舞蹈科學研究只能做粗淺的介紹，意在說明其如何為素質教育的舞蹈教育提供知識與工具，如何為促進舞蹈教育的科學化、高效化提供依據，希望為優化素質教育的結構提供新的思路與方法。

參考文獻：

篇4

建筑學是一門科學、技術與藝術相結合的學科，其中的建筑史論研究也是一個需要多學科交叉研究的專業，是從建筑的角度研究人類社會，服務于人類與社會的發展。在人文社會建設過程中，建筑史論研究更應以人文關懷為前提，結合地理、環境、生態、哲學、藝術、民俗、歷史、土木、心理、社會、經濟與交通等多學科知識與研究方法，形成一個開放的研究系統。其中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在建筑史論研究中不可或缺。

1.1建筑史論研究生涉及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是兩個大的、相互獨立的學科群。在建筑史論研究中，人文科學研究方法主要來自于人類學研究，而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主要來自于社會學研究，因為這兩門學科與建筑學研究最為緊密。如前文所述，人類學與社會學在西方社會中分屬人文與社會兩個學科類型，但在我國，二者關系緊密，研究對象、研究內容與研究方式互有借鑒。一般來說，人類學以定性研究為主，社會學以定量研究為主。在建筑史論研究中，主要應用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也分為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兩類。在建筑史論研究中應用的定量研究方法主要為調查問卷，研究過程包括問卷設計、方法與數據統計等。問卷調查首先要做問卷設計，針對研究對象及研究內容，對問卷的內容、用詞做合理的布置，并進行信度與效度的考證。散發問卷可以是隨機抽樣，也可以做全樣本的調查，可根據研究條件做具體調整。回收問卷后對問卷進行統計，剔除不可信的問卷結果，最后對統計數據進行分析，總結研究結論。建筑史論研究中的定性研究包括參與觀察、深度訪談與田野筆記等，這是進行田野調查工作的一般程序。這一研究工作開始于“進入田野”，它不只是指進入所要研究的場地之中，而且需要與當地社區建立起良好的社會關系，從而進行進一步的考察。參與觀察強調與當地社區處于相同的情境下，參與到他們的活動當中，在活動之中觀察建筑與人的關系，多用于對建筑文化的研究。深度訪談是對參與觀察的補充與深化，對個別的、重要的社區人物進行訪談，挖掘研究對象（一般為歷史建筑或建筑遺產）的歷史及其與當地社區的聯系，多用于建筑遺產保護研究之中。田野筆記分為速記、日記、日志和筆記四種類型，建筑史論研究中的建筑速寫、草圖也是筆記重要的組成部分。

1.2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在建筑史論研究中的應用

建筑史論研究中時常需要應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如對特定建筑歷史、聚落建成史、建筑文化與建筑遺產保護的研究等。總結如下：建筑與城市的歷史發展研究。對相關社區人群的走訪，更廣泛地掌握歷史信息，尤其在缺乏文獻資料的地區，如少數民族地區。這種研究方式在民居研究中應用最多，通過居民訪談了解民居的發展歷程、各部分功能用途，推測未來可能的發展趨勢。建筑與城市的文化表達研究。通過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理解文化內部人群對建筑、城市空間的理解，對他們的文化闡釋進行二次闡釋。也可應用定量研究方法，對當地居民進行問卷調查，對居民行為與觀念有一個定量的數據統計，支撐研究論證。建筑與城市遺產價值闡釋與保護對策研究。在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通過田野考察與問卷調查，更廣泛地理解不同遺產社區對遺產價值的理解，分析遺產發展趨勢與保護策略。通過廣泛接觸，了解居民對于遺產發展的需求，制定適當的遺產保護、管理與遺產地發展策略。

2建筑史論教學中講授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是建筑史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手段，在建筑史論教學中，尤其是研究生課程的教學之中，講授這些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且可行的。

2.1多學科綜合研究的要求

我國高等教育日益走向普及化，學科之間的交叉研究與專業研究并重。建筑史論研究作為人居環境科學的組成部分，更需要具備多科學的知識背景與研究方法，向綜合研究的方向發展，滿足我國目前的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要求。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在建筑史論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因此在教學環節中需要加強對這些研究方法的傳達。

2.2建筑史論研究生的學科背景

建筑歷史與理論研究生大多具備建筑學本科的學歷與知識體系，具備基本的建筑設計、建筑表現與建筑技術等建筑學基本能力，研究生階段主要著重培養他們在獨立研究方面的能力，研究方法是教學的重要內容。目前我國高等院校均以綜合性大學為主，但不少建筑院校仍以工學學科為主，在人文、社會、藝術、歷史等學科建設方面有所欠缺，相應的，建筑學本科畢業生在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知識很難滿足研究生階段綜合研究的需要。因此在研究生基礎教學環節中，講授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對培養他們的研究能力十分必要。

2.3綜合性大學建設的需求

建筑學本身即一門綜合性學科，涉及歷史、藝術、社會、技術等不同的學科專業，將建筑院校建設為綜合性大學也是順應學科發展與滿足社會需求的途徑。尤其在以理工科為主的高等院校中，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師資力量、課程設置在現階段難以滿足建筑學，尤其是建筑史論研究的培養需要。那么在沒有相應的人文、社會院系的條件下，在建筑學學科內部設置相應的教學內容，成為彌補這一缺憾的手段。在建筑史論課程中講授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也是在現有教學條件下的現實需求。

3建筑史論教學中講授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可行性

從現實條件來看，在建筑史論教學環節中講授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具備基本的教學基礎，同時研究選題多樣、學生實踐便利，因此具有很高的可行性。

3.1滿足基本教學條件

建筑史論研究工作多涉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相關教師具備應用這些研究手段的能力，能夠很好地在教學中傳授這些研究方法，指導學生從事相關研究。同時，人文、社會科學在國內外發展較為成熟，已有很多基礎的教學參考書目與教材，能夠滿足學生的閱讀需求。與一些涉及新技術的教學內容相比，對基礎研究方法的講授不涉及教學設備問題，現有教學條件能夠滿足講授、學習需求。

3.2研究選題多樣

建筑歷史與理論研究是綜合性研究，涉及內容廣泛，與人文、社會科學聯系密切。因此在課程選題與研究生論文選題中，或多或少均會涉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內容，應用這些研究方法。在課程教學環節中學習到的研究方法能夠迅速、及時而有效地應用于科學研究與專業實踐之中，具有教研聯系密切、理論結合實際的特征。

3.3學生實踐便利

任何建筑必然存在與特定的時代與社會環境之中，因此任何建筑實踐必然與社會人文環境發生關系。學生在教學環節中習得的研究方法能夠很好地應用于專業實踐中，如城市社會調查、建筑遺產考察、建筑修復設計、舊城區改造等，有很多便利的實踐方式。

篇5

討論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韋伯是個繞不過的名字。“價值無涉”已經被我們念得耳熟能詳，但是韋伯意義上的“價值無涉”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在學術界卻依然晦暗不明。當今中國社會發展與危機并重，思想界因此存在嚴重分歧，學術與政治的關系也變得云譎波詭，有學者提出應該用“去道德”和價值“無立場”的方法來應對這樣的局面[1]。但是，“去道德”與“無立場”究竟在什么意義下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政治與學術在韋伯的語境下究竟意味著什么？今年，正值韋伯逝世九十周年，韋伯的著作再次在漢語世界中被大量出版。重新閱讀韋伯，并借此整理中國知識界關于學術與政治、立場與價值等問題的糾葛，已經又一次成為具有重大理論與現實意義的議題。[2]

（一）“價值無涉”的雙重含義

《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是1904年韋伯接手主辦《社會科學和社會政策文庫》雜志時，闡釋其辦刊宗旨的綱領性文獻。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韋伯是如何把社會科學方法論與學術倫理以及學術共同體的思考結合在一起的，這也是韋伯集中討論和總結其社會科學方法論的重要文獻。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學術界“發現”韋伯以來，這也是被誤讀最嚴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應該是重讀韋伯最重要的方法。

韋伯開宗明義地指出，《文庫》的宗旨一是擴展對社會生活的事實的認識，另一是訓練人們對社會生活的實際問題作出判斷。那么，判斷的有效性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意義上可以說，社會科學研究存在著“客觀有效的真理”呢？韋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這個問題意識上的。

韋伯反對兩種歷史觀，一是道德進化論，一是歷史相對主義，正是這兩者的結合在社會科學領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韋伯以國民經濟學為主要批評對象，指出：通過把文化價值總體引入道德領域而在內容上規定道德領域，并由此把國民經濟學提高到“倫理”科學的地位，這其實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總體上貼了“道德”的標簽，既抹殺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沒有對理想的“客觀性”有什么貢獻。《文庫》需要從根本上予以拒斥的流行觀點，正是：國民經濟學是從一種特殊的“經濟世界觀”得出的，并且應當由此得出價值判斷。因為經驗科學的任務決不是提出約束性的規范和理想，以便從中得出實踐的處方。《文庫》需要拒斥的另一種觀點是：價值判斷因為立足于某種理想，從而具有主觀起源，就可以擺脫“科學”的討論。這正是“價值無涉”的兩重含義，不可偏廢任何一方，而目前國內學界就韋伯觀點圍繞著經濟學是否應該有道德的討論，其實都沒有抓住韋伯的關鍵。

韋伯說，《文庫》關心的問題其實是：對理想和價值判斷所作的“科學”批判的意義和目的是什么？科學的“技術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過程中的代價，能夠被充分評估和權衡，也唯有在這樣的時候，最需要貫徹“價值無涉”的邏輯方法。在這之后，權衡上升為決策，就不再是“科學”的任務，決策者根據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觀在各種有關的價值之間進行權衡選擇，但正是“科學能夠使他意識到，一切行動，當然根據具體情況還有不行動，在其結果中都意味著吸收了某些價值，從而常常意味著——這一點目前特別容易被人忽視——放棄另一些價值。做出選擇是他自己的事情。”[3]科學的任務正是揭示并且在邏輯上闡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觀念”基礎，“對價值判斷的科學探討如今不僅要使人進一步理解和體驗所希求的目的和作為其基礎的理想，而且首先還要教人批判地‘判斷’它們。”[4]也就是說，作為“科學”本身不擔任價值評判的任務，但是它卻是價值評判的基礎。這是因為，在一個世界觀存在嚴重沖突的時代，“以普遍有效的終極理想的方式創造解決我們的問題的實際公分母，這都毫無疑問既不能是我們這份雜志的任務，也絕不能是任何一門經驗科學的任務：這樣一種任務不僅在實際上是無法解決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5] 這決定了在方法論上的“價值無涉”作為邏輯意義的地位。

一個飽餐了知識之樹的文化時代，其命運是必須知道，無論對世界事件研究的結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從中獲知世界事件的意義，而是必須能夠自己去創造這種意義本身，世界觀決不可能是經驗知識進步的產物，因此，最強有力地推動著我們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時代都只能是在與其他理想的斗爭中實現的，這些其他理想對于其他人來說，正如我們的理想對于我們來說一樣，都是神圣的。[6]

因此，可以看出，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的第一個含義，正是要徹底破除所謂“普世價值”的神話，一個諸神爭斗的時代，決定了社會科學領域不可能，也不應當存在普遍有效的終極價值。在這個意義上，廉價的相對主義和樂觀的折中主義，要么在理論上無視其嚴峻，要末是在實踐上回避其結果。這些都與科學的“客觀性”沒有絲毫關系，“中間道路”絲毫不具有更多的科學真理。由此可見，作為方法論的“價值無涉”正是為了廓清“科學”有效性的界限，它要解決的問題是“存在”的問題，而不是“有效”的問題。對“存在”的思維整理，涉及到“客觀性”問題，而“有效”與否則與價值所處的文化特性有關，必須在科學的“客觀”操作和價值判斷之間劃出界限。

因此，對這份雜志尋求科學真理的功能，以及科學作為對經驗現實進行思維整理的有效性，韋伯提出兩種重要責任：

首先，是要讓讀者和作者自己清楚地意識到用來度量現實，并從中推導出價值判斷的標準和尺度是什么，而不是把不同類別的價值混同在一起。只有通過確立的價值標準與其他價值標準，最好是與自己的價值標準相對抗，——任何有意義的評價都只能是從自己的世界觀出發的批判，而不是通過在不同的價值之間和理想的沖突之間的挪移和權衡來欺騙自己。不同的價值尺度之間需要進行反思性的對比、澄清和揭示，一切對于別人有意義的評價都只是出自對自己“世界觀”的批判，是以自己的理想為根據與別人的理想作斗爭的結果。

第二， 要使得讀者、編輯和撰稿人都明了，什么地方科學研究者開始沉默，而作為“有意欲”的人開始說話，什么地方論證求助于理解，什么地方則求助于感情。必須反對科學討論和評價性推論之間的混淆，但是“決不反對申明自己的理想”。無信念和科學的“客觀性”之間沒有任何內在的近似性。這里“價值無涉”的第二個含義，就體現為作為學術雜志的《文庫》所具有的學術共同體的性質，它不是從事反對政治或者社會政策派別的論爭場所，也不是招徠贊成或反對政治理想或社會政策派別的場所[7]，而是一個“學術”的公共領域。韋伯如此描述道：

雜志的特性一開始就在于，并且只要它聽憑于編者們今后就也應當在于，尖銳的政治對手都可以在雜志中為了科學工作而和平共處。它迄今為止不是“社會主義的”刊物，今后也不會是“資產階級的”刊物。它不會把愿意置身于科學討論基地之上的人排除在作者的范圍之外。它不能是一個“回應”、辯駁、再辯駁的游戲場地，但它也不袒護任何人，無論是它的作者還是他的編者，都應在其欄目中經受可想見的最嚴厲的客觀而又科學的批判。不能忍受這一點的人，或者不愿與那些和自己理想不同的人在科學認識領域合作的人的，都可以不參加它。[8]

但是，韋伯也承認，無偏見地與政治上的敵對者同處于一個中立的學術場所，在當時的德國并不容易，對那種“作為黨派狂熱的局限性和不發達的政治文化的標志，應予以無條件的反對。”在這個意義上，“價值無涉”反對的是學術的泛政治化傾向，因為這必然嚴重傷害學術的“科學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個雜志不能有自己的“特性”，因為《文庫》要探討的問題與最高的、起決定作用的價值觀念密切相關，因而成為它的最穩定的作者的人，“恰恰因此又成為一種受到那些價值觀念相同的或者類似的影響的文化觀的代表。”這些作者的觀點各有不同，但是“他們都把保護勞動群眾的身體健康以及盡可能增加勞動群眾對我們文化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分享作為目標，但把國家對物質利益領域的干預與現存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自由發展相結合作為手段。”[9]這些人無論對未來的社會秩序持什么樣的觀點，就當代而言卻肯定“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并不是因為它與更早的社會制度相比是更好的形式，而是因為它在實踐上已經是不可避免，這是學術面對現實政治的態度。

《文庫》主要關心的是社會經濟問題。作為社會經濟現象的事件，它的性質并不是自身“客觀”地具有的，而是以人們認識的“興趣”傾向為條件的。“一個現象只是就我們的興趣專注于它對于為生存而進行的物質斗爭所具有的意義而言，或者說只有在這個時候，才獲得一個‘經濟’現象的性質。”雜志的任務就是：研究人類共同生活的社會經濟結構的普遍文化意義及其歷史上的組織形式。

不是“事實”的“實在”聯系，而是問題的思想聯系，構成了各門科學的工作領域的基礎：在用新的方法探索一個新的問題并由此發現開辟新的重要觀點的真理的地方，就會出現一門新的“科學”。[10]

不同與馬克思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理論，更不同于形形的文化決定論，——韋伯決不是一個文化決定論者，他強調的是經濟與文化互相制約的關系。韋伯認為：按照經濟上的受制約性和影響范圍的特殊觀點來對社會現象和文化事件進行分析，依然是一個具有創造性成果的科學原則。但是，這恰恰需要區別以下兩種傾向：人們要么把歷史現實中不能從經濟動機演繹出來的一切都當作在科學上毫無意義的“偶然性”，或者“剩余物”，要么把經濟事務的概念擴展到不可知的領域，以致所有以某種方式與外在手段相結合的人類利益都被納入到那個概念之中。[11]這正是韋伯竭力反對的以經濟學價值來主宰社會價值和社會科學判斷的方式，這也是韋伯提出“價值無涉”所具有的現實與歷史的針對性。

（二）經驗事實、文化價值與學術倫理

在韋伯看來，社會科學作為一門現實的科學，是要理解我們被置入其中的、包圍著我們的現實特性，即它的文化意義：它為什么在歷史上是這個樣子。而“有限的人類精神對無限的現實的思維認識就建立在這一隱匿的前提條件上，即每次都只有現實的一個有限部分構成科學理解的對象，只有它才在‘值得認識’的意義上是‘根本’的。”[12]韋伯明確指出，經驗事實只有在與文化價值的關聯中，才是研究者接近“實在”的途徑。社會科學不是建立合目的性的規律性，而是建立“個別”與“價值”之間的因果聯系。規律所適用的現實是個別的，而個體并不能從規律中演繹出來。清晰概念的存在以及假定的規律，僅僅是認識現實的前提和手段，而真正的有意義的分析和整體性描述，卻是嶄新的和“獨立”的。一個文化現象形成的意義，以及形成這種意義的理由，都無法從任何規律性概念和體系出發去推導、論證或闡明，因為它們是以文化現象與價值理念的關系為前提條件的，文化概念就是價值概念。個體性的現實之所以對我們有意義，是因為它表現出對于我們來說與價值理念的聯系因而重要的關系，僅僅是因為這一點，它的個體性的特性才是值得我們認識的。也就是說，價值理念是確認研究對象的前提，卻不是結論，因為：

重要的東西自身當然不與任何規律自身相等同，而且規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是不與它自身相同。因為一個現實的成分對我們來說所具有的特殊意義，當然恰恰不在于它與極其眾多的其他成分所分享的那些關系。把現實與賦予其重要性的價值理念聯系起來，以及根據其文化的重要性的觀點突出和整理由此渲染而出的現實成分，與根據規律對現實進行分析和在一般概念中對它進行整理相比，是一個異質的、不同類的觀點。思維整理現實的兩種方式相互之間沒有任何必然的邏輯關系。在個別的情況下，它們能夠相互一致，但是，如果這種偶爾的一致掩蓋了它們原則上的分歧的話，就會導致極具災難性的后果。[13]

這些對于經濟學來說，并不例外，事實上韋伯更多地正是針對它而來的。正因此，韋伯對于“規律”崇拜，特別是對經濟學的“市場”規律崇拜所具有的災難性后果的警告，是特別值得今天的中國學界汲取的。我們也可以從中明確地看到，韋伯的立場是歐洲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他是一個所謂的“西方中心主義”者；而是相反，他一再告誡的正是對“普世價值”的警惕。對于韋伯這至關重要的核心觀點，我們理解得并不充分，而這卻正是韋伯強調“價值無涉”的主要出發點。

韋伯特別針對貨幣交換經濟指出：對交換的普遍本質和市場交往的“技術”性研究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是這只是前期工作，它不能回答交換如何歷史地獲得它今日的基本意義，歷史事實需要在文化意義里得到澄清，正是貨幣經濟的文化意義，——因為它，我們才會對交往技術感興趣。“只有在無限多樣的現象中僅有一個有限的部分是有意義的這一前提條件下，認識個體性的現象的思想才在邏輯上是有意義的。”[14]對具體的現實進行詳盡無遺的因果推演不僅在實踐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理論上也是荒謬的。在涉及“個體性”的地方，“因果問題并不是一個規律的問題，而是具體的因果聯系的問題，不是什么公式把現象當作樣本加以歸類的問題：它是一個歸屬的問題。……一個‘歷史個體’——的因果說明得到考慮，對因果規律的認識就不可能是研究的目的，而只能是研究的手段”。韋伯再三強調，規律越普遍，就越抽象，它們對在因果上歸屬個體性現象的貢獻就越少，從而間接地對理解文化事件的意義也就越小。就歷史現象來說，最普遍的規律由于是內容最空洞的，通常也是最沒有價值的。一個類概念的有效性越廣泛，就越使得我們離開現實的豐富性，因為它為了包含近可能多的共性現象，就必須是盡可能地抽象，而共相的認識對于歷史研究而言并沒有價值。因此，把經驗還原為“普遍”或者“客觀”，對于社會科學工作并沒有意義。這并不是說“規律”不存在，而是因為對社會規律的認識并不等同對社會現實的認識，僅僅是我們的思維為了這一目的所使用的各種輔助手段。文化只是個別，是由其文化所采用的價值理念決定的，而任何“規律”都無法揭示這些價值理念的不同。“‘文化’是從世界進程無意義的無限性產生的一個從人的觀點出發用意義和重要性來思考的有限斷面”[15]。以下韋伯的這一段話特別值得關注：

任何文化科學的先驗前提都不是我們認為某一種或者任何一種文化有價值，而是我們就是文化人，賦有自覺地對世界表示態度并賦予它一種意義的能力和意志。無論這種意義是什么東西，它都將導致我們在生活中從它出發來判斷人類共同存在的某些現象，把它們視為重要的（積極的或者消極的）而表明態度。

對世界表明態度并賦予其意義的能力與意志，這其實正是學術倫理存在的基礎。韋伯對以色列先知的描述中，著重的正是他們為文化和宗教共同體建構意義的“天職”。[16]在這里，我們再次看到的是韋伯世界中知識分子的學術倫理與先知的宗教倫理的疊印。正是在這個基礎上，韋伯強調學者的“個人”因素對于學術研究的重要性。因為沒有什么觀點是從材料里自然得出的，所謂讓事實自己說話，不是自欺，就是欺人。真正具有意義的是作為“個人”的學者“靈魂之鏡”，只有這樣的鏡子才能折射出現實與文化的價值和涵義：

在隨時隨地自覺或不自覺地對事物的個別特殊方面所做的這種選擇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學工作那種作為時有所聞的主張——一項科學工作的“個人因素”才是其真正有價值的因素；此外，任何工作如果存在是有價值的，就必須表現出“個性”——之基礎的因素。毋庸置疑，如果沒有研究者的價值理念，就不會有選擇材料的原則，就不會有對個體性現實的有意義認識，就像如果沒有研究者對某些文化內容之意義的信念，認識個體性的現實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是絕對沒有意義的一樣，他的個人觀念的傾向，他的靈魂之鏡中的價值反射，規定著他的工作的方向。而科學的天才把自己研究的對象與之聯系起來的那些價值，卻能夠規定整個時代的“觀點”，即是決定性的：不僅對于現象中被視為“有價值”的東西而言，而且對于現象中被視為有意義的或者無意義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東西而言都是如此。[17]

韋伯這里清理的正是知識分子在當代確立學術倫理價值的基礎，知識分子的內在志向即對學術為世界建構意義的確認和信念，這是推動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發展的動力。至此，我們可以明白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個諸神的時代里，社會科學不是尋求普遍而終極的規律或目的，而是認識、確立和創建文化的價值意義，這才是學術和知識分子確立安身立命的倫理基石。因為對人類文明尋求價值意義的確信，內在于文明自身，也內在于任何時代的知識共同體和民族共同體之中，它們正是知識分子應該予以承接的“天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知識分子的“天命”是一種倫理的誡命，是外在使命和內在志向的結合。

（三）“理想類型”與社會科學的“客觀性”

——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

這里，韋伯是以對“國民經濟學”的“自然主義一元論”為批評對象，展開其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具體討論。

國民經濟學開始的時候是一種討論國民“財富”增長的“技術”性現象，但是它從一開始就不僅僅是技術的，因為它被納入到18世紀自然法的、理性主義的世界觀的巨大統一體中。自然科學的方法：用根據規律性聯系對經驗事實做出一般的抽象和分析，以一種形而上學的有效性和具有數學形式的概念體系，達到對現實的一種純“客觀”的，擺脫一切價值的，同時也是絕對理性的，也就是擺脫一切個體性的“偶然性”的一元論認識。在這樣的科學思維的模式中，除了發現事物的“規律”外，科學工作的其他意義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合規律”性才是科學本質性的東西，“個體性”的事件只有作為“典型”，即作為規律的解說才有意義，而這些事件本身則并不是“科學的”興趣。因此，在歷史領域，抽象的理論方法和經驗的歷史方法處于對立之中。抽象的經濟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幅關于經濟組織、自由競爭和嚴格的理性行為在商品市場上發生的各種事件的理想畫卷。“這一理想畫卷把歷史生活的某些聯系和事件統一成為設想出來的聯系得天衣無縫的體系。在內容上，構思具有一個通過思想上提高現實的某些要素而獲得自在烏托邦的性質。它與生活的經驗給定事實的關系僅僅在于，在那種構思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類聯系，從而也就依賴于‘市場’的事件，在現實中被發現或者被猜測為在某種程度上起作用的地方，我們都能夠利用一個理想典型（idealtypus）實際地說明和解釋這種聯系的特性。”[18]

但是“理想典型”（國內更多翻譯為“理想類型”，下文采用這種譯法）的概念是為了歸屬判斷，它不是假設，也不是對現實的描述，它是歷史給定的現代交換經濟社會組織的“理念”。韋伯指出西方經濟學中的“市場”與作為發生學概念上西方中世紀的“城市經濟”理念，這兩者是根據“完全相同的邏輯原則展開的”。而“城市經濟”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實際存在的經濟原則的“平均值”，而是單方面提高一個或者一些觀點，把散亂的個別的現象綜合成一個自身統一的理想畫卷而獲得的。就此而言，即“理想類型”是從經驗事實中選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邏輯整理而言，它的確具有“客觀性”，這正是“價值無涉”的第三個含義，即“理想類型”作為一種邏輯的分析工具本身是“價值無涉”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純粹性而言，這一理想畫卷不能經驗地在現實中的任何地方發現，它是一個烏托邦。而對于歷史工作來說就產生了一個任務，即在任何具體場合都要確認現實離那個理想畫卷有多近或者多遠，某個城市的關系的經濟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義是哪個被說成是‘城市經濟的’”。[19]因此，理想類型并不是對“客觀”現實的無條件的“反映”，而是“整理”。因此，韋伯強烈地反對把理想類型的概念圖像當成是歷史現實的“真正”內容，當成“本質”。理想類型絕不是古希臘神話中的強盜普羅克拉斯特之床，歷史不應該在此被削足適履，也不應該被當成是歷史中起作用的“實在”力量，——韋伯強調特別需要警惕后一種危險。對于中國的經濟學來說，西方的以中世紀“城市經濟”為模式發展出來的經濟學“原理”，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解釋中國和解決中國的城鄉問題呢？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問和反思。

韋伯告訴我們的恰恰是：沒有建立概念與具體的歷史語境的聯系，就簡單套用西方的諸如“市場”這樣的經濟學概念來橫掃一切是極其危險的，因為正是這樣的做法違背了“價值無涉”的社會科學方法，違背了現實的“客觀性”原則。這對于我們今天形形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來說，應該是當頭棒喝。韋伯明確地指出，經濟學理論是一種“教理學”，它特別假定純粹經濟利益的支配作用，而排除行為的政治取向和其他非經濟取向的影響，因此它只能是一種“理想類型”，而絕不是歷史的“自然”發展，更不能成為“應當”如此的普世道路：

那種在此意義上“無國家”、“無道德”、“個人主義的”純粹理論，作為方法上的輔助手段是并且總是必不可少的，而極端的自由貿易學派則把它理解為“自然的”，即未被人愚蠢的歪曲的現實的一種詳盡無遺的寫照，并進一步據此把它理解為一種“應當”，理解為一個在價值領域有效的理想，而不是理解為一個可以用來經驗地研究存在的理想典型。[20]

所以，“理想類型”的功能，不是作為目的，而是作為社會科學的“手段”來發揮作用的，因為社會科學必須借助通常只有在“理想類型”中才能清楚明白的規定概念來工作。其工作原理在于歸納、衡量與對比，是以確立概念的“界限”為前提的，這正是一種專業主義的訓練：

它是一種理想畫卷，但并不是歷史現實，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現實，它也根本不適宜于把現實作為樣本歸入其中的圖式，而是指具有純理想的界限概念的意義。為了廓清現實的經驗內容的某些重要的成分，人們借助這一概念對現實作出衡量。把它與現實作出對比。這樣的概念是思想的產物，我們借助它們，通過運用客觀可能性的范疇，來構思各種聯系，我們依據現實定向的、受過訓練的想象力對它們作出判斷，認為它們是適合的。[21]

但是混淆總是很容易產生，歷史相對主義者總是讓理想類型意義上的“理念”生成為理想意義上的“理念”需求，讓其變成價值判斷。因此，科學自我監控的基本義務和避免受騙的唯一手段，就是嚴格區分這兩種方式。以比較的方式把現實與邏輯意義上的理想類型聯系起來，與從理想出發對現實做出評價性判斷，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方法。這正是韋伯強調作為方法論的理想類型是“價值無涉”的，即不能用它作為價值判斷的標準。因為理想類型“是某種對評價性的判斷完全不感興趣的東西，除了純邏輯的完善之外，它與其他任何一種完善都毫不相干。”[22]也就是說，在韋伯的理論中，理想類型其實是一種邏輯工具，并不具有價值判斷的意義，這才是“價值無涉”最核心的意義，否則，就會有淪為自然主義或道德主義“目的論”的極大危險。

韋伯更進一步指出：雖然“理想類型”在形成過程中要排除“偶然性”的東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個體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為理想類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識到的，它不是合乎類的東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現象的特性”[23]，是文化個體性的表達，因此“理想類型”絕不是普遍“規律”的體現，而是有著明確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們已經可以理解，韋伯對“價值無涉”的強調，其批判的對象正是用“理想類型”來代替價值評判，這樣一種會在現實中帶來極大危險的思想混亂，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經濟學。

針對自然主義的歷史觀，即社會科學的目的必須是將現實還原為“規律”，韋伯的批評正是針對其把“理想類型”與現實相互混淆的危險。韋伯告誡道，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理想類型的發展狀況和歷史是兩件必須有效區分開來的事情，構思在這里僅僅是有計劃地將一個歷史事件有效地歸屬于根據我們認識的現狀而可能的原因范圍中的現實原因的手段。”[24]正是在這里，韋伯對馬克思，——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論對手作了這樣的評價：所有的“規律”和歷史發展的構思，在理論上都具有“理想類型”的特征，“凡是使用過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把現實與這些理想典型進行比較，它們就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獨一無二的啟迪意義；同樣，一旦把它們設想為經驗有效的，或者甚至設想為實在的（事實上也就是形而上學的）的‘作用力’、‘趨勢’等等，它們就具有危險性。”[25]這一評價值得重視，也值得今天作為一個重要視角來重新理解在中國的命運。

韋伯充分肯定“理想類型”的邏輯作用，但是他強調所有“理想類型”的構思都具有暫時性，“文化科學工作的結果就是不斷改造我們力圖把握現實所用的那些概念的過程。因此，關于社會生活的各門科學的歷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過程。因此，關于社會生活的各門科學的歷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嘗試在思想上整理現實，由于科學視野的擴展和更移而廢除已經獲得的思想圖像，以及在如此改變了的基礎上形成新概念之間的不斷變換。”[26]這是因為，概念的形成取決于問題的提出，而問題的提出是隨著文化自身的內容發生變化的，概念與被概念化的東西之間包含著一種綜合的暫時性。因此，概念的價值正在于它們揭示了作為其基礎的觀念意義的有效性界限，而不是目標。“理想類型”之意義正在于它的暫時性，和無可避免的被超越性，是手段和工具，服務于建立價值聯系的目的，因此決不能混同于具體的實在，后者才是第一性的目的。概念的目的被假定為對“客觀”現實的觀念的“反映”，這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現代認識論，這里的概念與歷史工作之間的關系被頭足倒置了。而社會科學的偉大進步正是與實際的文化問題的變更密切相關的，并采取了對概念的形成進行批判的反思形式。韋伯宣布，《文庫》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為這種批判與進一步的綜合服務：

一切經驗知識的客觀有效性，都是并且僅僅是按照范疇整理給定的現實，而這些范疇在特殊的意義上是主觀的，即表現我們認識的先決條件的，受到唯有經驗知識才能給予我們的那些真理的價值的前提條件的制約。[27]

社會科學的“客觀性”正在于此，即它來自于對經驗現實的邏輯綜合和整理，也因此具有明確的使用邊界，因此不能據此作為“本質”或者“規律”證明特定的經驗事實，也不能因此取得判斷現實的價值特權，因為價值尺度只能來自于特定的文化自身。社會科學的任務并不是不斷去追逐新的觀點和概念，而是相反，對于具體歷史聯系的文化意義的認識，才是所有的概念和概念批判為之服務的終極目的。“材料專業戶”和“意義專業戶”都不能把已知的事實與已知的觀點結合起來，從而創造出新的東西。

在韋伯看來，價值意義是“理想類型”獲得邏輯意義的前提，否認作為特定的文化產物的價值真理性，就沒有社會科學，就只剩下用普遍的概念與判斷去取代科學。一旦社會科學把它的方法論原則建立在把加工材料看成目的本身，而不是自覺地根據最終的價值觀念來檢查和反思個別材料的認識價值，不能意識到認識價值是植根于具體的實際的文化作為最終價值，道路就會迷失，這時，就需要從文化的價值意義上進行范式突破。這時，

未加反思地使用的觀點的意義變得不可靠，道路迷失在黃昏中。重大的文化問題的光芒依然存在。于是，科學就武裝起來，改變自己的立足點和概念體系，從思想的高度俯視事情之流。[28]

推動社會科學發展的動力，不是科學的內在邏輯，而是一個特定社會的文化價值的重大問題。我們需要在這個意義上理解韋伯這句似乎駭世驚俗的話：政治經濟學是政治的仆人！因為，作為現實的、具體的德國的文化價值才是真正的政治性問題，學術的目的正在于是否能夠落實于具體的文化語境中，——它既是社會科學問題意識的來源，也是作為學術研究的社會科學最后的旨歸。只有在這里，在責任倫理高于信念倫理的情況下，兩種倫理才可以尋求互相支持的契合點，我們也需要從今天中國的歷史語境中重新確立和理解韋伯的意義。

最后，讓我們再來讀一點讀韋伯自己的論述：

我們最終必須竭盡全力反對的是一種并不少見的觀念，它認為通過權衡各種彼此對立的價值判斷和他們之間的“政治家式的”折衷，就可以踏上通往科學“客觀性”的大道。“中間路線”不僅恰好與“最極端”的價值判斷一樣，不能以經驗學科的方法得到科學的證明，而且，在價值判斷的范圍內，它正是在“規范的”意義上最晦曖不清。它不屬于講壇，——而是屬于政治綱領，官僚機構和議會。科學，無論是規范的還是經驗的，都能為政治活動家和對立的黨派提供無可估量的幫助。它告訴他們，（1），對于這個世紀問題，某些不同的“最終”立場是可以考慮的；——（2）在你就這些立場作出抉擇時，存在著這樣那樣你必須考慮的事實。[29]

韋伯指明的是，真正的有責任的“政治”行為應該建立在學術的“科學性”的基礎上，即有價值的政治行為必然充分估計三個方面：1，不可避免的手段；2，不可避免的附帶后果；3，由此制約的在其實踐結果中眾多可能的評價相互之間的競爭，這正是經驗科學以自己的手段能夠揭示的東西。[30]只有在此基礎之上的“政治”行為才可以與現實中黨派利益紛爭的政治活動劃清界限。社會科學的“客觀性”絕非折中的中間路線，因為妥協和折中并不是以價值的澄明為前提的，因此需要反對各種“偽”客觀性（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各種偽“政治”性，即建立在黨派利益紛爭基礎上的“政治”）：

認為從要求經驗地討論“價值無涉”的立場出發，價值判斷的討論就是無結果和毫無意義的觀點，是與我們完全不相干的，因為關于價值判斷意義的認識恰是所有這類討論的前提。這種討論的先決條件是理解各種原則上不可逾越的和大相徑庭的最終價值判斷的可能性。然而，“理解一切”并不意味著“原諒一切”，單是對他人觀點本身的理解也不導致同意它們。另一方面，這至少可以使人同樣容易并且通常極其可能認識到妨礙人們達成一致的原因和問題。但是，這種認識恰恰是真理性的認識，而“價值判斷討論”正好有助于這中認識。[31]

至此，韋伯對于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和“價值無涉”的思想已經清楚了。這里試從以上三個互相關聯的層面上做一個分梳和歸納：

首先，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是社會科學的歷史觀，它反對把歷史納入任何道德主義或自然主義的目的論體系中,因此，它本身不屬于也反對任何“宏大敘事”。其方法論上的體現是劃清“理想類型”的有效性邊界，不能把“理想類型”或者任何概念性的邏輯思維的產物上升為價值判斷。任何意義上的“理想類型”作為對經驗事實的邏輯整理，都不是對現實的“反映”，而是歸納和總結，歸根結底是“個體性”的，因此不能把“個別”上升為“普遍”的規律，并成為“應當”如此的歷史力量。因此，韋伯反對從歷史的“發展趨勢”中引申出對實踐的評價，因為這意味著把“變遷”視為目的論的，并成為對現實政策毫無反思的美化：

無論如何，我們都無法看出，為什么經驗科學的代言人應當感到有必要支持這種做法，使自己成為某個時候的“發展趨勢”的喝彩者，使對這些“發展趨勢”的“適應”從一個終極的、只能由具體的人在具體場合解決的、因而也只能取決于具體的人的良知的評價問題變成一個據說由一門“科學”的權威庇護的原則。[32]

第二，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指的是建構學術公共領域的原則，即不同的立場和觀點都具有平等準入的地位與權利，而且在這個意義上接受最嚴格的反思與批判。知識共同體不能以某種預設的絕對價值作為規范，或者以“普世價值”來壓抑和取消歧見，這是作為經驗科學的社會科學能夠生產“有效”知識的前提。但是，作為個體的學者，卻正是以自己的立場，以及以此立場出發的知識建構進入學術公共領域，“正是‘個人’的最內在的因素，規定我們的行動、賦予我們的生活以意義的最高的和最終的價值判斷，才是某種我們感到有‘客觀’價值的東西。”[33]這個意義上，韋伯的“價值無涉”決不是取消價值立場，而是相反，不同的價值判斷必須接受自己以及對手的反思和挑戰，方有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科學的發展。

第三，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指的是在學術共同體內部建立理解的方法。在各種不同的、甚至歧見嚴重的觀點之間，“價值無涉”要求的是對他者觀點的理解，它建立在以經驗的方式，從概念的邏輯意義上，去考察他人的行為和動機，以發現真正的不同的立場，這是一切有意義的學術辯論的前提。這樣的以建立理解為前提的“價值無涉”的工具性，是學術對話和論辯的基礎。它可以使人從邏輯和事實的角度認識到妨礙達成一致的原因和問題：

人們可以是不一致的，以及為什么不一致，在什么地方不一致。恰恰這種認識是一種真理認識，而且“價值討論”也就是為它服務的。與此相反，人們以這種方法肯定不能獲得——因為它在一個截然相反的方向上——的東西，是某種規范的倫理學，或者就是某種“律令”的約束力。[34]

這才是為什么“價值無涉”需要發揮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會科學“客觀性”的體現。

但是，遺憾的是，在過去的韋伯研究中，我們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韋伯極力批評和反對的方法強加給韋伯自己了，對“理想類型”盲目而混亂的運用就是最鮮明的例證。

 

[注釋]

[1]關于此一問題的爭論，可參見羅衛東：《社會科學從業人員的理性回歸：重返韋伯》，載《浙江社會科學》2006年第5期；馮鋼：《“客觀性”、“理想類型”與“偽道德中立”——評羅衛東的“重返韋伯”》，載《浙江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其討論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看待經濟學與道德的關系。本文在此的討論，與上述兩位作者的觀點都有重大不同。另，趙汀陽提出的“無立場”分析方法以及相關討論也包含了這樣的意愿。

[2]限于篇幅，此處發表的文稿屬于筆者《學術與政治：重讀韋伯》長文的第三部分，前兩部分是： 一 ，“先知”與知識分子——學術的倫理與天職；二，何為政治？——政治的倫理及其悖論；待發。

[3]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4頁。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另一中譯本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出版，譯者韓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參照這兩個譯本，具體見注釋。

[4]同上，第4頁。

[5]同上，第6頁。

[6]同上，第6頁。

[7]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0-11頁。

[8]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9頁。

[9]同上，第10頁。

[10]同上，第14-15頁。

[11]同上，第16頁。

[12]同上，第18頁。

[13]同上，第21-22頁。

[14]同上，第22頁。

[15]同上，第24頁。

[16]此部分的詳述見本人《學術與政治：重讀韋伯》長文的第一部分，即 一 ，“先知”與知識分子——學術的倫理與天職，待發表。

[17]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5-26頁。

[18]同上，第31-32頁。

[19]同上，第32頁。

[20]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46頁。

[21]同上，第34頁。

[22]同上，第28-29頁。

[23]同上，第40頁。

[24]同上，第41頁。

[25]同上，第42頁。

[26]同上，第43頁。

[27]同上，第47頁。

[28]同上，第49頁。

[29]韋伯：《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45頁。

[30]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4頁。

[31]韋伯：《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49頁。

[32]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9頁。

[33]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6頁。

[34]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0頁。

[35]見hanno hardt：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 early german & american perspectives，pp174-182,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979. 感謝南洋理工大學郭振羽教授和耶魯大學博士生王穎曜同學提供線索和材料。該書在2002年再版，補充了卡爾•馬克思論新聞自由的章節。

[36]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頁。

[37]同上，第182頁。但是在瑪麗安妮的《馬克思•韋伯傳》中，并沒有直接提到這個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會對該項目和社會學學會的影響和干擾。見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頁。

[38]同上，第488頁。

[39]同上，第494頁。

[40]同上，第496頁。

[41]同上，第507-508頁。

[42]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頁。

篇6

（一）課程價值取向

目前學術界公認的課程價值取向分為三種：社會本位主義的課程價值觀、知識本位主義的課程價值觀、個人本位主義的課程價值觀，這三大價值取向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時間、區域的不同，其主導價值取向也不同，因此，不同的社會可能在相同時期形成不同的課程體系。本研究中的課程價值取向主要是指在當下的人類認知水平指引下，課程價值主體依據一定的客觀價值標準，在課程價值實踐中表現出的心理以及行為趨向。

（二）課程體系

通常認為，廣義的課程體系包括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其中，宏觀指的是專業設置，包括高等教育的學科及專業；中觀的課程體系涉及一些專業內部課程體系的問題；微觀是指教材體系，涉及某專業內某具體課程的具體教學內容等方面。在美國，專門化的教育是通過主修不同方向的課程來進行的，其組織方式及隱藏背后的指導思想與我國有很大區別，但不管怎樣，從形式上來看，“主修”和“專業”都是由不同的課程組織來體現的。由此可見“不同的課程組織”即課程體系，應該是我們培養人才的主要方式和途徑。研究課程體系就要對其內部要素及其相互之間關系做深入得分析與了解。本文引用馬兵（2013）對課程體系的解釋，認為課程體系主要由目標要素、內容要素、過程要素三部分構成，即課程目標、課程內容、課程結構、課程實施和課程評價這五個部分。

二、中國大學課程價值取向及其對課程體系的影響

在我國高等教育課程價值取向演變發展的過程中，受到傳統的社會本位主義課程觀與知識本位主義課程觀的雙重影響。自由和諧發展的人本主義課程價值在我國高校課程價值中嚴重缺失，回顧我國課程發展歷史，可以發現，我國課程體系布局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缺陷。1.社會本位主義價值取向的影響下，忽視學生的個人價值。在中國大部分家長的教育觀里，學習就是為了光宗耀祖，學習就是為了未來找到好工作、掙大錢，為了將來能夠獲得物質上的富足。中國的學生從小學到大學一直面臨著巨大的升學壓力，為了應付升學考試，大學前的教育特別注重知識的傳輸；到了大學，為了畢業時能夠找到好工作，大學生又加入了瘋狂的考證大軍。中國的大部分教育以完成知識量的傳輸作為教學的主要目標，教學的主要任務在于認知，學生在沉重的課業負擔下唯書、唯知識，自己的興趣早已被扼殺，而學校成了工廠，學生則成了生產線上的產品，雖然有高校進行課程改革但效果不佳，致使課程目標依舊單一，多元化趨勢難以呈現，教育依舊忽略學生個人興趣與價值。2.知識本位主義價值取向的影響下，課程過于專門化。目前我國大部分高校實行的是沿襲已久的傳統的分科模式，課程設置以學科劃分為依據。此劃分方法的優點在于：能夠把握學科內容的內在邏輯，注重學科知識的規范性、系統性、獨立性，便于學生學習學科中最基本的概念和知識，易于學生知識體系的形成。分科課程雖有助于學生形成對某領域知識、技能全面而深刻的認識，但是此類課程的缺點也十分明顯：學科劃分過于專門化、獨立化，而忽視了與其他學科的綜合聯系。因此，在倡導知識本位主義課程價值觀的同時，一定要時刻注意把握好一個度，要恰當合理的運用該價值觀來指導高校課程的設置。3.政治價值取向影響下，課程內容陳舊。教育為政治社會服務的同時也受到政治社會的影響。封建社會時期的中國，在“學而優則仕”思想的影響下，非常重視課程的政治價值，主張教育應為統治者培養優秀的人才官員，忽視了個人發展的需要。當下同樣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高等學校的專業、課程的設置彈性較弱，剛性較強。各個高校的專業設置雷同、課程設置重復、課程內容僵化陳舊，眾多高校因教科書內容陳舊，而被教師學生束之高閣，存在嚴重的資源浪費現象。受上述因素影響，學生不能及時獲悉國際前沿的學術知識，對學生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三、美國大學課程價值取向及其對課程體系的影響

1.個人本位主義價值取向影響下，注重人文精神的培養及人的全面發展。19世紀初美國開始其工業化道路，舉國上下注重實用科學，在這種背景下，美國東部的眾多高校紛紛開設了實用學科的課程。1828年耶魯大學提出了維護古典課程的《耶魯報告》。該報告注重人文教育、理論教育，強調大學應該注重平衡健全人格的培養，而不僅僅是培養某一學科的專家。教育應該追求文、理科知識恰當合適的比例，這樣才能促進學生的全面協調發展。《耶魯報告》的提出對美國大學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在此之后美國許多學院模仿耶魯大學的課程設置，而《耶魯報告》所提倡的人文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美國大學后來歷史發展過程中，過度追求專業、職業主義思想的泛濫。信息化時代的到來，科技的發展，人們越來越認識到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如何利用好科技這把雙刃劍，我們需要人文教育的指引。同時，我們意識到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呈現出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綜合的趨勢，所以學校教育必須重視各學科之間的相互作用與相互聯系，這樣，科學研究才能有所創新，學校也才能培養出思維活躍、創新能力強的學生。2.社會本位主義價值取向影響下，密切聯系經濟與社會，注重培養國際化人才。自艾略特在哈佛大學推行選修制以來，選修制就扎根于美國的高等教育中。在美國大學課程中，自由選修課約占三分之二，選修課內容豐富，門類眾多，涉及面廣，既可以滿足學生的不同興趣需求，也可以靈活地適應社會發展需求。而美國大學的選修制也使得高等學校教育與社會經濟發展密切相聯，選修制的實行為美國培養出社會經濟發展所亟需的各類型人才。互聯網時代的到來，經濟全球化的出現，使得高等教育不斷呈現國際化發展的趨勢，其國際化的核心表現則在高校的課程上。因為大學的主要活動是教學，教學的主要渠道則是課程，所以課程的國際化將有助于實現高等教育國際化這一目的。美國高等教育非常重視國際化發展，他們把建立跨國大學、遠程教育作為發展目標，強調教學、科研的國際合作與交流。美國各大學鼓勵學生和教師進行國際合作與交流，取得豐富的國際教學經驗。同時，美國也把大學作為引進人才、技術和學習世界各國文化精粹的重要渠道。

篇7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1]。醫學科研人才的評價不僅是科研管理中最為重要的環節之一,也是科研人才管理中的基礎工作。加強醫學科研人才隊伍建設，做好醫學科研人才的培養、選拔、評價和使用等工作，是打造研究型醫院的關鍵步驟[2]。然而，現階段我國對醫學科研人才的評價研究尚存在不足，例如評價體系簡單化或主觀化，評價指標片面，缺乏科學性。因此，醫院通過建立一套客觀、科學、動態、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符合我院科研管理需求的醫學科研人才綜合評價指標體系，進而構建醫院的科研人才評價管理制度，主要用于科研管理部門對醫學科研人才的初步遴選及限項類課題的推薦

1評價管理制度

1.1評價制度

現階段，科研人才評價管理存在諸多問題，存在評價行政色彩過濃、評價手段單一、評價分類不詳盡等問題。例如評價指標主觀、缺乏科學性，評價手段過于簡單；或者一味追求量化和標準化,片面強調量化評價指標體系的作用，以上情況均很難客觀科學地評價醫學科技人才的綜合素質。醫院主要通過對專業型人才和復合型人才進行分類評價，利用醫學科研人才評價管理系統，構建數據庫，實現評價的多樣性和客觀性。此評價管理系統通過專家訪談法(Delphi法)確立醫學科技人才評價指標體系，初步構建由基本素質、學歷職稱、學術造詣、科研業績、成果轉化5個一級指標、10個二級指標、19個三級指標組成的評價指標體系；通過層次分析法(AHP法)設定權重，例如對SCI論文數量、累計影響因子、課題層次、課題數量、技術發明、理論創新(論著數量)、成果轉化等因素賦予不同的權重系數，從而對醫學科技人才復雜的智力勞動成果及科學研究進行了客觀、科學的評價,人才的價值得以真實反映,從而為醫學科技人才管理提供較準確的依據。此評價管理系統遵循科學性、導向性、可行性以及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原則，注重研究型醫院對醫學科研人才評價工作的實際需求，能客觀地反映出醫學科研人才在學術業務及科研業績等方面的工作成效。

1.2激勵制度

注重強化激勵機制，旨在提高醫學科研管理部門對醫學科研管理的效率，給予醫學科研人員更多的利益回報和精神鼓勵。醫院對不同崗位的人才進行精細化管理，完善醫院匹配科研經費管理制度等，修訂《科技獎勵辦法》，對優秀科研人才進行立項資助及獎勵，實現管理的人性化和科學化。例如，處在不同階段的人才的需求和內在的特質各異，因此針對不同層次人員要給予不盡相同的培養措施[3]。因此，依據不同類型的創新人才的特點，設立不同基金，實現個性化管理。近年來，為貫徹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京科九條”、“京校十條"、"京醫十四條"，醫院聯合社會資本建立轉化基金；針對留學回國人員設立啟動基金；針對青年科研人才設立種子基金；針對有應用基礎研究經歷的科研人員設立培育基金；針對海聚人才、院外課題中標人員、獎勵及專利獲得人員、高水平論文作者等設立匹配基金等。

1.3約束制度

為推進學術風氣建設，提高全院人員學術道德水平，建立健全并嚴格實施《學術行為違規處理管理規定》和《學術道德準則》等規章制度，實現管理的公平性和嚴肅性。具體采取如下措施：(1)科研人員需在科技處備案：備案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如不備案發表文章不予認定。(2)加強科研管理者意識：加強科技處內人員意識，正確引導科研人員發表文章，加強對科研人員的監督。(3)加強宣傳：與科室負責人簽訂學術誠信承諾，在醫院網站上傳學術道德文件，舉辦學術道德相關的講座。

2初步成效

醫院科研人才評價系統已成功應用于醫管局青苗計劃、市委組織部優秀人才等的評價與選拔。醫院青苗計劃的遴選，通過科研人才評價系統推薦15項，立項6項。通過此系統排名前6名的項目與實際立項項目的符合率為83%。醫院市委組織部優秀人才的遴選，通過青年科技人才評價系統推薦35項，立項7項。通過此系統排名前7名的項目與實際立項項目的符合率為86%。人才作為醫學科研發展的戰略資源，是科研醫院可持續發展的源動力[4]。因此，經過多次科學論證，通過科研管理系統推薦的項目與實際立項項目的平均符合率約為85%，此系統可望在各市屬醫院的科研人才評價工作領域推廣應用。此外，從更深層次分析，隨著此制度在醫院的探索與推行，近年來醫院的科研實力得到提升。從中信所的SCI數據情況分析，醫院的SCI論著數量及排名呈現逐年上升趨勢，具體數量由2011年的72篇上升到2015年的190篇，排名由2011年的61名上升到2015年的62名，見表1。

3討論

醫學科研人才評價管理系統，通過文獻調研法建立了醫學科研人才評價指標體系架構的雛形，并在深入分析醫院科研管理部門的需求的基礎上，通過Delphi法確立醫學科研人才評價的指標體系；采用AHP法確定了各項評價指標的權重系數；以權重大小對醫學科研人才評價指標體系中的各因素、各指標進行均衡，從而在整體水平上優化指標，對三級指標進行量化并建立相關參數，例如：對復合型和專業型人才進行分類評價；提高了成果轉化的權重系數；調整了重點學科的權重；提高了高水平SCI論文的權重系數，因為科研論文是對自己科研成果的概括和總結。只有發表學術論文才能讓同行了解自己的科研成果，才能與同行之間交流，才能進一步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5]；利用多層次模型模糊綜合評價數學模型建立醫學科研人才評價指標體系評價方法；通過對醫院現有的科研人才數據庫進行測試評價，對建立的數學模型進行科學性、可靠性分析，進一步檢驗評價系統的科學性、客觀性和可行性；最終制定一個可進行綜合評價的，高效、快捷、動態的醫學科研人才評價管理系統。科技人才管理制度的創新在于實現了科研人才的個性化評價，針對每位科研人員進行縱向評價，即科研人員自身的對比，將其現有的科研業績與既往和未來對比，同時，也實現了科研人員之間橫向的對比，將其科研業績與全科室(本專業)乃至全院人員(跨專業)對比，使其明確自己的優勢和劣勢，做到取長補短，從而更快的成長進步。其次，此制度可望通過分析全院科研人才的數據庫，實現科室、團隊之間的動態評價，從而為醫院的學科建設提供科學依據。再次，此制度可望實現可視化顯示，最終形成醫院科研星標，從而輔助科研管理部門對科研人才進行精細管理。最后，醫學科研人才評價管理系統的特點是數據實時更新，從而實現了科研人才評價的實時化和動態性。醫學科研人才評價指標體系及評價方法對醫學科技人才的評價,能很好的反映出科研人才的真實客觀情況，具有綜合性、客觀性和全面性等優點。此外，評價系統在實際應用中的結果表明，此系統性能穩定,操作簡便，能有效提高醫院醫學科研人才評價工作的效率。科研人才評價管理制度實現了科研人才的個性化評價、科室乃至團隊之間的動態評價；可望實現可視化顯示，形成醫院科研星標，對加強醫院醫學科研管理決策的精細化、民主化、科學化建設以及學科建設有著重要意義。經多次論證，此制度可望在各市屬醫院的科研人才評價工作領域推行，對科研人才進行科學動態管理，因才施用、各盡其能，針對不同醫院的特點，培養一批符合時展的自主創新型人才及團隊。

參考文獻

[1]孫凱潔,班志森,張華宇,等.某三甲醫院十年間人才引進情況分析[J].中國病案,2016,17(3):21-24.

[2]鳳磊.研究型醫院科研人才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研究[J].中國衛生資源,2014,17(2):97-99.

[3]羅濤,孫凱潔.醫改新形勢下醫院人才梯隊建設實踐探索[J].中國病案,2016,17(12):43-44.

篇8

雖然，從自然人的角度講，研究生的本質屬性還是學生。但是，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無論是碩士研究生還是博士研究生，都是通過研究創新的途徑繼續深造的社會人，在追求科學知識的同時，也是科學精神的傳承者和傳遞者，揚科學精神是題中應有之意，其要旨是將科學精神發揚廣大，更是歷史所賦予的光榮使命。黨的十提出要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賦予了研究生弘揚科學精神的強大的生命力。筆者認為，除了完成學業，順利走向社會之外，作為新時代的研究生，更加重要的一個任務亦或是歷史責任就是要大力弘揚科學精神，把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有機融合，激發內在動力和活力，輕松愉快、全面健康發展，從而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示范引領作用，凝聚和創造正能量，為社會發展營造和貢獻應有的時代作用。

首先，要以學習和生活為基礎載體，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任何一個社會環境，都有其固有的核心價值觀。這種價值觀是人們在長期共同生產活動所逐步凝聚的，是人們共同意愿的集中體現，更是人們凝心聚力的紐帶和力量源泉。當今，我們所共同認同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國家、社會和個人三個層面倡導了社會風尚，具有豐富內涵、歷史淵源和實踐要求，為我們在讀碩士研究生提供了學習和生活準則的根本遵循。作為研究生，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并引領社會風尚，是歷史賦予我們的責無旁貸的現代責任和歷史使命。具體地講，在深刻理解和把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基本內容的基礎上，要有更加深刻的認知，并在從事學業研究的基礎上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真切地融入自我的內心世界，融入到科學探索的全部過程，堅持理論和實踐緊密結合，深入探索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有效途徑，形成精神世界的強大動力。需要特殊強調的是，在讀碩士研究生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須堅持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實踐的載體要看得到、摸得著，禁忌唱高調、“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樓”。只有在學習和生活中，事事、時時、處處自覺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思想和行動，并以此作為自身建設的評價標志，才能不斷完善自我，全面發展。

其次，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自覺加強人格品質修養。 這里所謂的人格品質，除了心理健康、遵守社會公德之外，主要傾重于優良的學風和嚴謹的科學精神。說到底，就是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愛國、敬業、誠信、友善，不斷修正人生的價值取向，加強學術自律，自覺維護科學的尊嚴，切實把個人的人生追求同國家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及社會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緊密結合起來，在完成學業和科學研究的過程中，傳優汰劣，探索新知。特別是要樹立刻苦專研的勤奮精神，經得住科學研究過程的寂寞考驗，潛下心來，“走在路上”；要規避完成學業萬事大吉的積弊，以探究科學奧秘和弘揚科學精神為動力源泉，堅決同浮躁的學習風氣和不端的學術行為作斗爭，敬畏科學、崇尚真理，做“真”人，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衡量個人發展的標準和思想、行為規范。所有這些，是一個統一的、有機的系統性整體，不能強行地予以分割，亦或是片面地強調某一個方面。既要著眼當下和自我，也要尊重客觀和長遠，更要瞄準黨和國家的發展目標緊跟時代的步伐。只有這樣，才能正在地把自己置身于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路線之下，真切地融入社會發展的大環境和政治生態中，形成的個性修養、人格品質才能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涵要求，并相得益彰，從而為社會發展進步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再次，要把弘揚科學精神與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機結合起來。作為研究生自覺弘揚科學精神是每一個人的底線思維，往往在不自覺的情況下與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分離，或者是未思考、不在意。這種情況不利于自我發展，更與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相脫節，容易導致自身價值實現方式模糊，缺乏前進動力，產生迷茫。因此，始終保持嚴謹的求學求知態度和敢于創新的科學精神，需要有強大的精神支柱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只有將二者有機結合在一起，才能互為動力、相互促進，始終保持和激發創新的激情和創造的活力，也只有這樣，才能促進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作為一名在讀碩士研究生，在學習和生活中應該有這樣的思維，而且不可或缺。否則，一味地強調科學研究的重要，甚至為了科研研究而孜孜不倦，但是長期的這種狀態，很容易讓人迷失方向，一旦自己的辛勤付出沒有得到認可或自我感覺不理想的時候，也很容易造成自我思想的混沌。試想一個人在這樣的情境中是一種怎樣的狀態，所謂的科學精神也只不過是自我尋求安慰的借口而已。因此，我們所講的科學精神是要有更加豐富的內涵，不是簡簡單單的苦學和盲從，而是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下的具有時代內涵的一種高尚。這需要我們在日常的學習和研究中感悟并踐行，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科學、全面發展，從而為社會發展發揮更大的作用。

總之，一個人的不斷進步需要強大的精神動力，也需要看得到、摸得著的客觀上的物質載體，更需要知行的統一。在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流的新時代，作為研究生只有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才能把科學精神的光芒輻射的更加廣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我們共同的幸福夢才能美夢成真。

篇9

我們把學校的全部課程教學稱為總體教學過程，那么，就美術這一學科來說，就是美術學科教學過程。美術學科是學校的課程之一，它能提高學生的素質具有一定價值，美術教學過程提高了學生的美術水平，也會美術的傳播做出貢獻，所以這兩種價值是相輔相成的。我們要與當今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美術教育狀況相比較，加強對我國學生的美術素質的提高，加強美術學科的作用與價值的科學研究，以滿足以后對美術人才的需求。

二、形成階段教學過程價值的策略

美術學科的教學過程是非常復雜的，所以對于教學的研究，一定與它的各個具體的階段想聯系在一起。在美術學科的不同的階段教學過程，它起到的價值也不一樣的，在各個階段中，教學目標不一樣，內容、方法也不一樣，如果對各個階段的美術教學過程進行研究，一定會完善美術學科，讓其更為系統與完整。在小學階段的美術教學中，要立足于全面提高小學生的素質為依據來安排教學內容，然后再在各個年級制定不同的目標要求。根據不同的目標制定不同的教學過程，面對各年級的學生，我們研究學生的心理，根據學生的年齡特點進行教學。注重對學生的智能開發，對薄弱環節加強教學，使美術教學程更為密切地與學生實驗聯系起來。

三、形成課業教學過程價值的策略

小學美術教材有很多教學目標，根據目標把內容分為欣賞、繪畫與工藝，這是本類的課業，課為就是小學美術學科的教材分類。這三個課業的功能坐是不同的，三者相互聯系，不可少一個環節，三者共同培養社會有用的人才，共同完成美術素質教育的任務。在這三個課業教學過程中，要根據當今的美術教育科學的理論體系。首先讓學生學會欣賞美，比如古今中外最為典范的美術作品就是最好的欣賞內容，通過欣賞了解祖國美術的優秀文化，在欣賞中學會觀察，學會視覺形象最為基本的知識技能，而且要與時俱進，跟上時代的步伐。繪畫是小學美術教學的重中之重，在教學過程中，我們要充分發揮過程的價值，讓學生動手去畫，讓學生體驗，通過不斷的練習掌握一定的繪畫技巧。另外，工藝美術是小學的教學內容之一，這個教學不可少，我們把時間與空間放給學生，讓學生動手去做，學生做的過程就是進步的過程，我們要充分認識到學生做的過程的價值，讓他們形成動手的能力。為了實現課業教學過程的價值，我們要鉆研教材，認真備課，重視課業知識技能的系統性與教學要點，合理安排教學順序，重點突出，難點分明，合理而科學的實施教學。

四、實現課堂教學過程的策略

教學過程實現的場所是課堂，所以說，我們研究過程的場所也是在在課堂上，這樣才能真正的認識到美術學科教學的特殊性與一定的規律性。由于教學過程就是一個認識過和，是在學校的課堂里由老師指導學生，接受知識。美術與其他學科一樣也需要理解教材、認識教材，形成知識，并把知識加以運用。我們在發揮課堂教學過程的價值性時，要做到以下幾點：一是審美性原則，讓學生授受審美的教育；第二是形成創造性的思維，第三是做好協調關系，要做到講與練的合理搭配。實施美術教學過程性的價值時，要具有一定的小學美術教學方法與教學基本功，比如，會運用欣賞法、演示法、練習法等，這都是美術教學的基本方法，學會組織語文，學會板書，學會演示等。在教學中，老師要注重與學生和諧相處，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讓學生在課堂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做好美術學習；另外，要做好教法與學法的結合，教學過程與學生的心理與學習方式結合起來，提高美術教學的效率。

美術教學過程是一個“知、情、意、行”的發展的過程，是以認識知識為基礎，調動學生的學習心理，提高學生的美術能力，形成審美的能力。在小學美術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我們教學要做到寓教于樂，注重對學生的學習興趣的開發，準確確定教學目標，合理安排教學內容，重點要突出，利用合理的方法進行啟發教學，只有這樣，才能體現教學過程的價值，讓美術教學在過程中提高效率。

【參考文獻】

[1]徐小姝.淺談新課程下的小學美術教學的有效性[J].新課程學習（上）.2011（03）

篇10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深入推進， 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和社會的進一步發展，社會越來越需要基礎扎實、能力強、素質高的復合型人才。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一部分有志之士提出給文科大學生開設高等數學課程，培養文科大學生的數學素質。但長期以來，受傳統教育觀念的影響，人們對課程的開設首先、甚至唯一關注知識的傳授。這種誤解導致一部分人或將數學知識的傳授作為數學教學的目的，或認為在有限的課時內傳授不了多少數學知識而否定在文科開設高等數學課程。還有在教材建設方面，到現在為止雖然陸續出版了一些教材，但由于我國各高等院校院系結構、學科布局的千差萬別，辦學層次與水平的參差不齊，以及教育理念、教學目標模糊帶來的諸多問題和各種地緣因素引起的諸多差異，使得其使用效果還并不十分理想。因此，有必要探討一下文科高等數學的課程價值以及教材。

一、數學教育對提高文科大學生的綜合素質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培養科學態度和科學的思維方式，塑造文科學生的科學精神

數學的特征，是高度的抽象性、嚴密的邏輯性、廣泛的應用性和結論的精確性。數學的功能，是社會、科學、認識、教育和文化功能。數學方法的運用，能夠影響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觀察問題的角度、思考問題的方式和運用文獻資料的方法。數學本質、特征、功能和方法的運用，可以為高校文科學生提供量化的知識和技能；可以彌補直觀思維和形象思維的不足，訓練抽象思維、邏輯思維和創造思維；可以提供模型化方法、公理化方法、數學試驗仿真方法等有效的數學思想方法，以及高度簡潔、統一、和諧的美學方法；可以提供定量的符號化、形式化的表述，這不僅有助于學生整理自然、整理社會，還有助于“整理他們的頭腦”； 可以提高文科學生智能素質和文化素質，使之形成嚴謹、細膩、堅毅、務實、追求真理等優秀品格和陶冶崇尚善美的情趣；有助于學生形成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由此可見，在高校文科開設高等數學課，是提高學生整體素質，提高教育質量的重要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2.處理和解決人文學科中普遍存在的數量化問題與邏輯推理問題

人文社會科學的數量化甚至數學化趨勢使大學文科專業所設置的課程越來越需要數學的支撐，雖然眼下還沒有達到類似數學在理工科中的重要程度，但人文社會科學的許多前沿領域則已經發展到不懂數學的人望塵莫及的階段，這是近年來許多人文社會科學專家學者普遍感受到的發展趨勢，一些與數學關系密切的學科分支與方向如:數理語言學、計量史學、教育信息處理學等研究熱點的蓬勃興起也無疑有力地說明了數學工具與思想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生機和活力。對于有意進入相關研究領域的大學文科畢業生來說，在本科階段就掌握必備的數學工具并具備一定的邏輯思維能力、數學思想方法和應用意識，無疑會對他們今后的良好發展鋪墊更好的基礎。但是在有限的教學學時不可能讓學生掌握更多的數學知識，但可以通過文科高等數學的學習為學生將來的學習打好基礎，有利于終生學習。

二、提高文科高等數學課程教材質量，實現文科高等數學課程價值

1.文科高等數學課程教材建設存在的問題

首先，文科高等數學教材和文科融合不夠。作為課程建設重要一環的教材建設， 雖然已經有許多版本的教材，這些教材從內容到形式都有所突破， 具有文理結合的特點。但是大都受到工科高等數學的影響， 局限于工科高等數學內容的刪繁就簡，還是停留在傳統理工科高等數學的基本套路里。使用這樣的教材， 難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更談不上培養學生掌握數學的思想和方法，這與開設文科高等數學的初衷相差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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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教材中對數學史的安排缺乏合理性。現行數學教材中僅有少量的數學史知識，一般還作為附加成分單獨用方框圈起來，有的與所在課本內容有一點聯系，而更多的則沒有聯系，僅僅是課外讀物。老師課上不講，課后也不要求學生讀。因為考試不考，學生也就不去理會，形同虛設。還有部分現代數學史的內容對文科學生來說過于抽象，學生根本不能理解。

最后，文科高等數學教材與高中教材的銜接不夠。高中的教學內容在進行了多年的教學改革后已經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一方面，現在高等數學中許多知識點已經被放在高中課本中。另一方面，許多原來的內容已被刪掉。這直接影響學生下一步的學習，但現在的教材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2.以素質教育為目標，合理安排文科高等數學課程內容

首先，文科高等數學教育作為大學生素質教育的一個重大組成部分， 其追求的目標不應只是傳授數學知識， 而更應是培養科學態度和科學的思維方式， 塑造文科學生的科學精神。微積分有著廣泛而深刻的應用，是許多課程的基礎。微積分應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這一部分里，極限、連續、導數、微分和積分為主要知識點。微積分的幾乎所有問題都是與極限思想有關的，因此極限的數學定義必須給學生解釋清楚。現在大部分文科高等數學對于極限的分析定義只字不提是非常不可取的，當然這個定義是比較難懂，但是這個定義恰恰最能體現微積分的思想，鍛煉學生抽象思維。此外， 應適當強調現代數學的工具性和實用性，應適當突出有關數學理論的思想性和某些具體方法的啟發性，特別是具體問題的分析與解答過程，應寫得盡量地詳細，以適應一般文科學生的數學思維特征，使文科學生實實在在地感受到數學基礎對其今后發展的意義。

其次，應重視在數學知識教育過程中， 貫穿數學史、數學思想方法教育。通過數學史的教育， 培養文科學生從事科學研究應有的客觀態度；通過數學思想方法的教育， 培養文科學生思考的邏輯性和科研的嚴謹態度。但要注意不能搞史料羅列照本宣科，而要與課本中的數學知識有機結合起到引導輔助學習的作用。數學教材中不但要有具體的數學史料更要注意數學精神的宣傳，注意整個數學成果的產生及其背景的介紹，使學生了解探索數學觀念的歷程，樹立正確的科學觀和方法論。例如數學一貫被認為是嚴密精細的科學。學生也從來不懷疑所學知識是否存在問題。但數學的嚴密性是逐步建立起來的，目前仍存在對鞏固數學基礎、探索數學意義等問題還有爭論，數學是發明還是發現等熱點。讓學生了解這些，從而少一些盲從多一點探索，對啟發思維培養創新是有好處的。

總之，高校文科數學教育急需發展， 特別是在統一認識的前提下， 教材建設及理論框架的建設都急需改進， 必須吸收一批有能力、數學造詣高且知識面寬的數學教育工作者投身于文科數學教育改革中去。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