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7-04 15:5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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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融資是一把雙刃劍,對于企業來說有利有弊。債務融資給企業帶來的好處主要包括:(1)有效降低企業的加權平均資本。主要體現在債務融資率的資金成本低于權益資本籌資的資金成本,以及企業通過債務融資可以使實際負擔的債務利息低于其向投資者支付的股息。(2)給投資者帶來“財務杠桿效應”。即當企業資產總收益率大于債務融資利率時,債務融資可以提高投資者的收益率。(3)可以迅速籌集資金,彌補企業內部資金不足。債務融資相對于其它融資方式來說,手續較為簡單,資金到位也比較快,可以迅速解決企業資金困難。(4)有利于企業控制權的保持。債務融資不具有股權稀釋的作用,通常債務人無權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和決策,對企業經營活動不具有表決權,也無對企業利潤和留存收益的享有權,有利于保持現有股東控制企業的能力。
債務融資的缺點主要包括:(1)增加企業的支付風險。企業進行債務融資必須保證投資收益高于資金成本,否則,將出現收不抵支甚至會發生虧損。(2)增加企業的經營成本,影響資金的周轉。表現在企業債務融資的利息增加了企業經營成本;同時,如果債務融資還款期限比較集中的話,短期內企業必須籌集巨額資金還債,這會影響當期企業資金的周轉和使用。(3)過度負債會降低企業的再籌資能力,甚至會危及到企業的生存能力。企業一旦債務過度,會使籌資風險急劇增大,任何一個企業經營上的問題,都會導致企業進行債務清償,甚至破產倒閉。(4)長期債務融資一般具有使用和時間上的限制。在長期借款的籌資方式下,銀行為保證貸款的安全性,對借款的使用附加了很多約束性條款,這些條款在一定意義上限制了企業自主調配與運用資金的功能。
二、企業債務融資風險的成因分析
債務融資風險主要是指由于多種不確定因素的影響,使得企業在融資過程中所遇到的風險,以及企業在日后生產經營過程中的償付風險。債務融資風險產生于企業債務融資行為,其成因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管理者對債務融資風險認識不充分。債務融資風險一般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融資過程中所造成的風險;二是日后的償付風險。從目前來看,企業管理層十分注重融資過程中所造成的風險,關注能否籌集到資金、籌集到多少資金、籌集資金的條件是什么,但對于籌集到的債務資金如何利用、日后如何償還、怎樣償還缺乏較為詳細和成熟的考慮。投資項目一開始和中途變更的情況在我國上市公司中經常出現,投資決策失誤的案例也屢見不鮮。
2.企業投資決策失誤。投資項目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如果決策失誤項目失敗或由于種種原因不能很快建成并形成生產能力,無法盡快地收回資金來償還本息,就會使企業承受巨大的財務危機。但是,由于決策失誤而導致財務危機的案例卻經常發生。“秦池”、“飛龍”等企業失敗幾乎都由于“投資失敗”。
3.市場利率和匯率的變動。企業在籌措資金時,可能面臨利率或匯率變動帶來的風險。利率和匯率水平的高低直接決定企業資金成本的大小。近幾年,由于國家實行“雙緊”政策,即緊縮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時,貨幣的供給量萎縮,貸款的利息率不斷提高,這也使得企業所負擔的經營成本提高。同樣,國際貨幣市場匯率的變動也給企業帶來了外幣的收付風險。
4.銀行對企業的債務監督不充分。我國企業的高負債已是不爭的事實,但這種高負債并沒有發揮債權的治理作用,它不但沒有能有效地激勵和約束企業經營者的行為,反而扭曲了銀行與企業之間的關系。我國對銀企關系的制度設計以防范金融風險為主,由此導致了認識的偏差,認為銀行對企業經營行為的監督只能以外部監督為主,銀行參與公司內部會引起更大的金融風險。在這種情況下,銀行僅僅是一種消極的心態參與公司治理。所以說我國銀行債務對企業的約束是軟性的。
5.制度不健全。由于我國現行的融資制度仍然沒有完全的市場化,大部分銀行和上市公司都是國家控股,沒有根本的利益沖突,一些銀行受國家的干預,其貸款決策具有一定的行政性,由于國家參與了企業與銀行之間的融資契約關系的建立,導致國有企業具有內在的高負債動機。同時,對于經營管理者來說,由于經營成功會給他們帶來巨大的好處,經營失敗,自己卻不會損失許多,因此,在企業經營時,往往喜歡冒巨大的風險。
三、防范企業債務融資風險的策略
1.樹立正確的債務融資風險意識。企業樹立正確的債務融資風險意識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要樹立企業獨立承擔風險意識,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入,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將越加分明,再依靠政府支持和幫助的可能性將越來越小,因此,企業首先要有獨立承當風險意識。另一方面,對于債務融資不僅要考慮融資過程中所造成的風險,更要考慮日后的償付風險。事實上,日后的償付風險才是企業債務風險考慮的重點。
2.優化企業的債務融資行為。企業應確定適度的負債比率、保持合理的負債結構和債務期限結構。企業適度負債經營是指企業的負債比例要與企業的具體情況相適應,實現風險與報酬的最優組合。對于不同規模和不同性質的企業來說,選擇債務融資的比例不一樣,對一些生產經營好,產品適銷對路,資金周轉快的企業,負債比例可以適當高些,負債比例就可以高些;相反,對于經營情況不是很理想的企業其比例就要低些,否則就會使企業在原來商業風險的基礎上,又增加籌資風險。我國企業目前的負債比例高,為了緩解外界的壓力,應該降低資產負債比例。同樣,企業還應對長期債務與短期債務和債務償還期限進行合理的安排,防止企業日后經營過程中的本金和利息的償付風險。
3.充分考慮市場利率、匯率走勢,做出相應的籌資安排。針對由于利率變動帶來的籌資風險,企業必須深入研究我國經濟發展所處的時期及資金市場的供求變化,正確把握未來利率走向。當利率處于高水平時或處于由高向低過渡時期,應盡量少籌資,對必須籌措的資金,應盡量采取浮動利率的計息方式。當利率處于低水平時,籌資較為有利,但應避免籌資過度。當籌資不利時,應盡量少籌資或只籌措經營急需的短期資金。當利率處于由低向高過渡時期,應根據資金需求量籌措長期資金,盡量采用固定利率的計息方式來保持較低的資金成本。同樣,對于籌資外幣資金帶來的風險,應著重預測和分析匯價變動的趨勢,制定外匯風險管理策略,通過其內在規律掌握匯率變動發展的趨勢,采取有效的措施防范籌資風險。如籌集美元之類的外匯資金要盡量減少,因為相對于人民幣而言其貶值日益明顯,否則將產生更多的外匯損失。
4.考慮銀行參與制度。要使銀行對企業的監控作用得到有效發揮,可以考慮建立銀行參與制度,將銀行納入企業的管理層,從而提高銀行對公司的治理。同樣,站在銀行角度也要加強對貸款資金的適時監控制度,把制度重點放在加強主辦銀行對借款企業的外部監控上。例如對負債比例較高的公司,主動要求自己作為主要的債權人列席公司的重要會議,使其盡可能充分地獲取關于企業經營和投資決策的信息,實現較好的風險控制,以防止不良債權的產生。
四、總結
債務融資既是一項財務策略,更是一種籌資戰略。企業在考慮債務融資時,不僅要根據自身的發展情況,考慮融資規模、融資方式和還款期限等,更要認識和考慮債務融資所帶來的風險。企業只有在正確認識債務融資風險的基礎上,及時制定和嚴格執行有效的債務融資風險防范對策,使其控制在合理范圍內,才能充分發揮債務融資的最佳作用,并確保企業生產經營的正常運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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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中國的入世,給我國食品加工企業注入了新的活力,越來越多的食品加工企業紛紛把目光轉向出口貿易。目前我國食品的出口對象主要是美國、歐盟和日本。就我省而言,水產品的加工為主要產業,因而出口食品企業中以水產品加工企業居多,在我們所承接的水產品加工項目中,又以出口歐盟的水產品加工企業居多。
食品的出口,都必須遵守出口對象方的衛生標準,這不僅針對食品本身而言,還包括食品從原料到加工到最終成品過程中的一系列衛生保障措施。因此國家質檢總局引入當今國際上比較成熟的HACCP(危害分析和關鍵控制點)法規,制定了一系列控制措施,要求國內生產、加工、儲存出口食品的企業,必須經過各地直屬檢驗檢疫局的評審、認證,必須建立相應的HACCP管理體系。
歐盟和美國有各自的衛生要求,但在HACCP管理體系的應用上總體是一致的,只是細節上由于生活環境、方式、習慣的影響在側重點上有所不同,我們分別把它們俗稱為歐盟標準和美國標準。比如,歐盟標準要求加工臺面要有槽,加工用水經集水口通過管道流往集水溝,美國標準沒有這樣的特別要求;美國標準要求自動溫度檢測系統要具備溫度報警功能,歐盟標準則沒有這樣的特別要求。因此在水產品加工項目的設計中要注意該企業的產品是出口到什么地方,根據出口對象方的不同細化設計、突出重點。
HACCP管理體系對出口食品加工企業的電氣方面的規定不是很多,主要在光照度、設備安裝、溫度檢測和衛生消毒等幾個方面有個別明確的規定。以下將針對筆者常接觸到的水產品加工項目談一談在其電氣設計方面要注意的一些問題。
2光照度及燈具選用
HACCP管理體系是一種食品安全預防性控制體系,它對食品的加工過程及其加工環境要求非常嚴格,而良好的光照度是保證食品加工過程符合HACCP要求的一個先決環境條件。一般水產品生產加工企業的加工間照度根據《冷庫設計規范》GB50072-2001中第7.3.4條只要不低于50Lx即可,而HACCP管理體系對出口水產品加工企業要求車間內加工操作臺的照度不低于220Lx,車間其它區域不低于110Lx,檢驗工作場所工作臺面照度不低于540Lx,瓶裝液體產品的燈檢工作點照度不低于1000Lx,并且光線不能改變被加工物的本色,工作臺上方的燈具要加防護罩,防止燈管或燈泡破裂污染產品等等。
出口水產品加工車間一般都有空氣調節系統,有吊頂,凈高要求不小于3米,由于進行水產品加工時用水量大,空氣濕度高,易產生凝結水,因此我們選用燈具時最好采用防水防潮型且顯色性較高的帶防護罩的熒光燈具,吸頂安裝,以避免產生冷凝水和積塵。一般來說燈具安裝計算高度(以操作臺面為準)在3米~4米之間時為15~16W/m2,在2米~3米之間時為14~15W/m2就基本能滿足要求。對于檢驗工作臺面和瓶裝液體產品的燈檢工作點的照明屬于局部照明,燈管裝于工作臺及燈檢設備內部,可根據工藝要求視具體情況定。其它場所如煎、煮、蒸、炸場所由于層高要求較高(一般要求凈高不低于5米),可采用配照型帶護罩投光燈具,并根據加工設備布置情況確定燈具位置。
3設備安裝
水產品加工間是比較潮濕的場所,屬于衛生區,這種場所不宜設置配電箱,由于加工間燈具數量多,其開關操作通常直接采用小型斷路器操作,因此在實際設計中筆者將照明配電箱設置在比較干燥便于操作的非衛生區,如更衣室入口處外走道的側墻上,這樣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衛生要求。而對于一些必須設在加工車間內的動力設備的控制箱、動力配電箱,必須有相應的安全保護措施,安裝方式可采用落地支架安裝或根據衛生規范離墻至少2.5厘米掛墻明裝,安裝高度均在1.5米以上。控制箱、動力配電箱操作時不允許直接在箱內操作,應通過箱體面板上的具備一定防護功能的控制按鈕、組合開關或轉換開關進行操作,建議箱體和安裝在箱面的電氣設備的防護等級在IP54以上為妥。包裝間由于都是成品,相對較為干燥,配電箱可視具體環境情況在包裝間內的適當位置安裝。
加工間不宜設插座,一般預留在箱體內,待設備位置確定后再布線,少數比較固定的設備除外,如應急壁燈、滅蠅燈、臭氧發生器等,插座要加防濺蓋板,對墻面要作防水密封處理。加工間內電氣線路要集中走向,可利用全封閉金屬橋架或線槽,最好在吊頂上方敷設,如果必須明敷,應盡量避免從食品上方通過,防止冷凝水和污物對食品的污染。同時要注意,水產品加工企業一般都有冷藏庫、速凍庫,其中冷藏庫往往和包裝間相鄰,有直接開在包裝間的庫門,由于兩者間溫差較大,庫門開啟時會產生冷凝水,因此這類場所用電設備要遠離庫門安裝。冷藏庫、速凍庫極其相鄰場所的電氣設計要符合《冷庫設計規范》GB50072-2001的要求,這里就不再敘述了。
4溫度檢測
為保證食品質量,HACCP管理體系對食品加工企業食品的各個加工、儲存環節的溫度要求相當嚴格,規定加工和儲存食品的各個車間和庫房應按照產品的工藝要求控制溫度,并保持良好通風,并建議最好采用中央空調以便于溫度控制。水產品加工廠房分為衛生區和非衛生區,衛生區一般設有中央空調系統,如包裝間、加工間等等(更衣室除外)這些場所和冷藏庫、速凍庫一樣,除了就地設置溫、濕度計外,還要進行溫度的自動監測,現場安裝的溫度傳感器將溫度數據通過線纜傳輸到設于制冷機組控制室內的具備打印記錄和溫度報警功能溫度監測主機上,值班人員觀察后調整制冷系統以保證加工現場的溫度滿足工藝要求。
5衛生殺菌
HACCP管理體系對水產品加工企業衛生要求有很多方面,電氣設計時要注意人員衛生清理、工器具的清洗、車間殺菌三個環節。
包裝間、加工間入口及內部適當位置都設置有與車間內加工人員數量相適應的洗手消毒設施(包括烘手器),洗手龍頭要求為非手動開關,可以是機械式的,也可以是光電感應式的,因此我們設計時要為這些設備提供電源條件。同時歐盟標準還特別強調洗手龍頭應有熱水供應,出水為溫水,熱水除了可由鍋爐房供給外,我們還可就地設置速熱式熱水器來滿足要求。工器具消毒間的工器具清洗HACCP管理體系也要求采用熱水,而且熱水的溫度不能低于82℃,這樣的熱水除了可同樣由鍋爐房供給外,還可以采用大功率的開水器來實現。熱水器、開水器的功率設計時可根據實際工程清洗量來確定。
車間殺菌的常用方法有紫外線照射、臭氧殺菌、藥物熏蒸、空氣調節凈化等。殺菌時均在無人的情況下進行。而紫外線照射的缺點在于照射時會產生很大死角,如加工案板下部,臭氧殺菌時由于臭氧為氣體,滲透性強,擴散性好,濃度均勻,沒有死角。另外紫外線照射殺菌在環境相對濕度達到60%以上時,消毒效果急劇下降,濕度達到80%以上時反可誘使細菌復活。臭氧則相反,濕度越高,殺菌效果越好。這是由于高濕度下細胞膜膨脹變薄,其組織容易被臭氧破壞,這一特性使得臭氧殺菌特別適合高濕環境。因此一般情況下比較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加工間、包裝間等大開間場所采用臭氧殺菌,更衣室等小開間場所采用紫外線照射殺菌。
臭氧被稱為綠色環保殺菌劑,可以破壞細菌生長和繁殖過程,迅速殺滅空氣中的細菌,在殺菌后還原成氧,沒有任何殘留和污染,是世界公認的高效殺菌劑。設計時我們可按設備廠方提供的參考資料作大致估算。比如北京美同達包裝公司出產的高效臭氧殺菌機可按100立方米/克臭氧考慮臭氧發生器的規格容量:MJB-3B型高效臭氧殺菌機產量:3克臭氧/小時,功率:180W,殺菌消毒規模300立平米/次;MJB-10型高效臭氧殺菌機產量:10克臭氧/小時,功率:720W,殺菌消毒規模1000立方米/次。泰興市藍天環保設備廠的開放式CFK系列臭氧發生器技術指標:
為保證殺菌效果,更衣室紫外線燈安裝時最好設在在衣架上方,其它場所紫外線燈的安裝也要有針對性。紫外線燈單獨開關控制,最好單獨回路,便于維護和操作。紫外線燈的數量可參考下表選擇:
6結束語
以上是筆者在出口水產品加工企業項目的電氣設計中的膚淺認識,還需在今后的實踐中不斷修正和完善。其它出口食品加工企業項目的電氣設計與水產品加工企業項目的電氣設計有雷同之處,關鍵在于設計前首先要了解工藝流程,并進一步了解各功能房間電氣設備的用電環境,這樣才能使我們最終的電氣設計能滿足HACCP管理體系的要求,才能為企業食品的安全生產創造有利的條件。觀點僅供參考,不妥之處還望讀者能批評指正。
參考文獻:
企業資源基礎論的出現緣于波特產業結構戰略理論的局限和不足。根據波特的產業結構理論,適用于產業經濟時代產業結構比較穩定的階段。而在知識經濟時代,這種理論的局限性逐漸暴露出來。在知識經濟時代,新興產業層出不窮,產業之間的相對關系不斷變化。同產業內企業之間的盈利率差異要比不同產業之間的差異大得多。這種差異顯然不是由市場結構決定的而是由企業內部要素決定的。
在這一背景下,20世紀80年代以來,研究者們將探索企業競爭優勢的著眼點轉移到了企業的層面上,并產生了眾多理論:資源基礎理論、核心能力理論、知識基礎論、企業動態能力等。它們的概念雖不同,但這些理論都認為與企業外部條件相比,企業內部條件對于企業獲得市場競爭優勢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即所謂的企業競爭優勢內生論。理論界統稱為企業能力理論,其中有靜態內生論和動態內生論之分。
(二)資源基礎理論
資源基礎論是對新古典經濟學企業理論的重大突破。在新古典經濟學中,企業是“黑箱”,企業之間沒有差異。波特理論沒有突破新古典經濟學的企業理論,而企業資源基礎論突破了這個理論范疇。這一理論不僅打破了傳統的“企業黑箱論”,并對數十年居于主導地位的現代企業理論提出了挑戰,把經濟學和管理學有機地結合起來,既從本質上認識和分析企業,又植根于企業經營管理的內部事項。
新古典經濟學和企業資源基礎論的前提假設之間至少存在以下重要區別。新古典經濟學認為資源和能力(即新古典經濟學中的生產要素)的供給具有完全彈性。當某種資源或能力的需求增加時,其價格會上升,市場上的供應量也會相應增加。企業資源基礎論雖然并不否認一部分生產要素的供給確實具有完全彈性。但他們認為由于某些資源和能力所具有的路徑依賴性、因果模糊性、社會復雜性等特點,使得這些資源和能力的供給無彈性(Barney,Firm,1991)。這就意味著擁有那些供給無彈性資源或能力的企業將會獲得超額利潤,供給無彈性就成為該企業持續競爭優勢的一個來源(Peteraf,1993)。200多年前的里卡多也研究了此類問題。在肥沃土地的供應量有限的條件下,里卡多通過分析農場的贏利能力,研究了供給無彈性的生產要素是如何影響農場利潤的。只不過里卡多認為,只有有限的幾種生產要素才具備供給無彈性的特征,而企業資源基礎論則認為凡是滿足了上述特點的資源和能力都具備供給無彈性的特征,即除了土地以外更多的生產要素也具有供給無彈性的特征。
新古典經濟學為企業資源基礎論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1986年,Barney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提高了企業資源基礎論的核心內容,形成了著名的“戰略要素市場”理論。該理論認為,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價格能夠反映所有的信息;而在不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供給無彈性的資源和能力能夠吸收所有的利潤。企業為了獲取經濟租金,就必須在不完全的競爭性戰略要素市場上獲得資源和能力。但新古典經濟學并不能用來解釋所有企業資源基礎論的觀點,換一個角度來思考問題或許更有幫助。
進化經濟理論和企業資源基礎論之間有許多相似的東西。比如,進化經濟學中的規則本身就是一種資源或能力。如果將能力定義為企業使用資源以產生競爭優勢的才能,那么規則和能力之間幾乎沒有任何區別。另外,兩者都認同資源和能力的異質性是超額業績和持續競爭優勢的源泉。在這兩種理論中,從根本上來說,是企業的依賴路徑,也即企業的知識擁有狀況使一個企業和其他企業在許多方面相互區別開來,使它能夠制定出不同于其他企業的獲取租金的戰略。而且,企業資源基礎論和進化經濟理論都有一個基本的企業績效論。
與波特的戰略管理理論分析的出發點不同,資源基礎論打開了企業的“黑箱”,認為企業是由一系列獨特的資源所組成的,而大多數資源都不可能在短期內迅速完成積累,因而企業間才會產生差異;并提出企業的競爭優勢來源于其擁有或能支配的資源。
沃納菲爾特在其經典論文“企業的資源基礎論”中提出,資源一般包括品牌名稱,企業自身擁有的技術知識,有技能的雇員、貿易合同、高效率的工作程序等。科里斯和蒙哥馬利認為(Collis&Montgomery,1997),資源可以以多種形式存在;它可能是在競爭性的交易中廣泛存在并且很容易購買到的一般要素投入,也可能是高度差異化的、需要多年積累且很難復制的資源,如品牌。他把資源分為三類: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和組織能力。資源基礎論認為,這些資源必須“是戰略性資源”,也只有戰略性資源才是持續競爭優勢的現實來源。戰略資源必須具有4個基本特性:價值性、稀缺性、不可完全模仿性、不可替代性。
資源基礎論有兩個假設:一是某個產業內的某個企業根據所控制的資源是異質的;二是企業所控制的資源不能完全流動,而且資源的異質性能維持較長的時間。巴尼認為企業的資源和能力如果具有價值性、稀缺性、難以模仿性,那么它們對于競爭優勢的創造與保持就顯得十分重要。因此,有一些資源基礎論的代表認為:企業為了進一步獲取持續的“異質性資源”,就必須對競爭對手可能存在的模仿行為進“行隔離”“或絕緣”。即形成“隔離機制”,通過設置能夠組織或緩解市場競爭并能有效保護稀缺資源的各種形式的時滯、信息不對稱和壁壘,以獲取靜態的競爭優勢。
美國學者杰伊·巴尼是資源基礎理論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把資源定義為企業的資產、知識、信息、能力、特點和組織程序,把它們劃分為財務、實物、人事和組織資源幾個種類。巴尼認為企業的資源和能力如果具有:價值性、稀缺性和難以模仿性,那么它們對于競爭優勢的創造與保持就顯得十分重要:資源的價值是由可以得到的開發資源的機會決定的,這些機會有時會變化,使資源從有價值到無價值;關系到競爭的重要資源具有稀缺性,如果競爭者也具備了相同或相似的資源與能力,該企業就失去了競爭優勢;競爭性重要資源的另一個標準是難以模仿,巴尼認為,許多實物資源容易模仿,而基于團隊工作、文化和組織程序的資源和能力則難以模仿,這些資源通常是由一段時間內企業自身復雜的歷史和難以計數的小決策造成的,它們對特有能力的發展作出貢獻。(三)核心能力理論
核心能力理論是資源基礎論為基礎的而發展起來的。核心能力理論認為,以資源為基礎的企業觀從把競爭優勢的源泉定義在具體的作為物的資源上,完全脫離了企業中人的因素,造成了資源與資源配置者之間的分離。實際上,客觀存在的物質資源能夠發揮多大的效用完全取決使用它的人,資源異質性的背后是人的異質性。企業競爭優勢的根源由具體的、客觀存在的資源變成了資源配置、開發與保護資源的能力。
雖然資源學派從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傳統競爭戰略理論的不足,然而并非所有的資源都可以成為企業競爭優勢和高額利潤的源泉,競爭優勢與大多數資源之間不可能都存在因果關系。針對資源基礎論的不足,一些學者開始透過資源這個表面現象從企業配置和利用資源的能力方面來分析競爭優勢的源泉,發現隱藏在資源背后的開發利用和保護資源的核心能力才是企業競爭優勢的深層來源。企業競爭優勢的根源由具體的資源變成抽象的核心能力,即企業核心能力理論。
1990年,普拉哈拉德和哈默爾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了“公司核心能力”一文,掀起了圍繞企業核心能力的研究熱潮(PrahaladandHamel,1990)。認為核心能力有3個主要的特征:一是核心能力具有充分的用戶價值,可以創造價值降低成本;二是核心能力具備獨特性,難以被競爭對手所模仿;三是核心能力具備一定的延展性,能為企業通向多個市場提供支持。在取得競爭優勢的過程中,企業內部能力的培養和各種能力的綜合運用是最為關鍵的因素。
核心能力理論認為,積累、保持和運用核心能力是企業開拓產品市場的決定性因素。其核心能力的不同造成了企業間的效率差異,這種差異又使不同的企業產生不同的收益;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關鍵是核心能力,它來于企業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積累形成的各種技能的有機融合。
企業資源基礎論的一般邏輯推理也可用于表述與持續競爭優勢有關的核心能力分析。核心能力應當具有:(1)價值性。核心能力應該能夠提高企業的效率,或者說核心能力可以使企業在創造價值和降低成本方面比競爭對手做得更好,從而給最終用戶帶來新增價值或提供根本性的好處。企業環境的改變會威脅到核心能力的價值性。(2)異質性。核心能力不是創造價值的充分條件,價值的創造還以企業比競爭對手更有效地運用不同種類的其他資源為基礎。(3)不能仿制性。核心能力通過兩種獨立機制阻止仿效,一種是與資源的特殊性質(如社會復雜性、因果關系模糊等)有關;另一種是通過采取多種戰略措施(如專利、品牌、保護性合同條款、商業秘密等)來保護其有價值的資源。核心能力一旦被仿制,與此有關的企業競爭優勢就會減少直至消失。(4)難以替代性。替代品常常會威脅到核心能力,使企業間競爭優勢重新定位。
(四)知識基礎理論
企業擁有核心能力時而會出現核心剛性(LeonardBarton,1992)。核心剛性指快速的環境變化中,核心能力常常無法隨之改變,企業原有的核心能力非但不能成為企業的競爭優勢,反而成為企業競爭發展的桎梏。因此許多學者進一步研究企業能力與環境的融合進化,在此基礎上產生了企業知識基礎論。
能力基礎理論所指的核心能力主要是指企業配置、開發和保護資源的能力。這些能力可以概括為不斷創新的能力。企業各種資源發揮效用程度上的差別、創新能力的差別,都是由企業現有的知識存量所決定的,能力差別的背后實際上是知識存量的差別,能力是知識存量的顯在表現。
知識基礎理論認為,企業所具有的知識應是難以模仿的,即企業的默會知識(tacitknowledge),它具有3個特性:一是過程性,如果競爭者沒有參與這個過程,是很難體驗到這種知識的存在,更是難以模仿的;二是完整性,企業中明晰的知識是與默會知識結合在一起共同發揮作用的,競爭對手只能模仿明晰知識,而沒有認識到默會知識;三是不明確性,在模仿過程中,競爭對手總希望發現并模仿核心因素,但默會知識往往起關鍵性的因素使那些想模仿的企業不能確切知道模仿什么,如何模仿。企業知識基礎論還認為,知識具有路徑依賴或歷史依賴性。
核心能力理論認為企業的競爭優勢來自于企業配置、開發利用與保護資源的能力。但隱藏在企業能力背后的又是什么?研究表明,隱藏在能力背后并決定企業能力的是企業掌握的知識。隨著知識經濟社會的發展,知識在企業發展中的地位越來越突出。知識基礎論認為企業是一個知識積累的組織或者說知識的集合體,企業間的績效的差異來源于知識的不對稱和企業能力的差異。知識基礎理論認為,企業的規模效應的實現是取決于企業管理者擁有的知識和管理能力,所以組織的知識以及相應的企業能力是企業獲得競爭優勢的重要因素。企業的知識存量決定企業培植資源等創新活動的能力,從而在企業最終產出及市場力量中體現出競爭優勢。知識又具有難以模仿性,具有很強的路徑依賴性。所以知識是企業競爭優勢得以持續的重要原因,是競爭優勢的根源。由企業知識決定的企業認知學習能力是企業開發新競爭優勢的不竭源泉。
(五)動態能力理論
當核心能力被定義為“組織中積累性的學識”時,也就是強調了核心能力是企業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一旦形成則具有相對的穩定性,企業知識同樣如此。然而企業面臨的環境是動態的,現在擁有的核心能力、知識可能并不適合企業未來競爭的需要。環境的變化以及新技術的出現可能會使企業精心培育的核心能力隔夜之間變得一文不值。核心能力的穩定性和企業資源、知識的剛性與環境的動態性之間的矛盾致使核心能力、知識理論陷入了困境。
在這種背景下,蒂斯、皮薩羅和舒恩提出了動態能力的概念。將動態能力定義為“整合、構建和重置公司內外部能力,以適應快速的環境變化的能力”。“動態”是指不斷更新自身的能力、公司內外部的組織技能、資源和職能能力進行適應性調整、整合、重置,使之能跟上環境不斷變化的需要。動態能力理論旨在企業培育其能力的同時,更加強調關注企業經營環境的變化,以便為企業創造競爭優勢的資源與能力隨著企業經營環境的變化而不斷地提升、更新,是一種競爭優勢“動態內生論”。
企業設計的首要任務是科學地認識處于改革大潮中經濟、文化等從無序走向有序的特點和規律,找到自己的坐標和設計的基準線。企業的生存能力、抗風險能力和發展能力都取決于企業質量,企業設計的基礎任務首先是提高企業質量。企業危機的出現,是由于企業的結構性缺陷所導致的。企業設計系統的主要功能就是對企業內部的結構進行全面的調整,將企業的感性管理上升到理性管理的高度,使企業具有健康的身體。
從企業的內部看,健康企業是由科研、工業、貿易和金融四大支柱支撐的,如果出現某一方面的偏差,企業根基就會出現動搖;從企業的外部看,企業的產業結構、資本組合結構更需要建立科學的體系;從企業管理方面看,產權的明晰化、資本的人格化、企業的現代化、市場的全球化等都十分重要。企業結構的設計就是要對內外諸多因素進行明晰的定位,建立科學的結構。
科技力設計
國家的科教興國戰略是順應世界經濟發展潮流的國策。對于企業來講,將科技作為企業的驅動力也成必然趨勢,企業的發展戰略要變純粹的市場驅動為科技驅動,即知識驅動。
海爾集團早已實施了“科技驅動”的發展戰略,他們建立了一個新的結構式:變以往的生產與市場的單一結構式為現在的科研、生產和市場的結構式,使科技成為市場的動力。
調查結果表明,企業經營者對近年來中央采取的一系列企業改革及其配套改革的政策和措施給予了積極的評價,國有企業改制進程有所加快,但實行規范的公司制改革、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和轉變政府職能等配套改革措施尚不到位,這些已成為制約企業改革和發展的重要因素。企業經營者認為,繼續深化企業改革是使國有企業擺脫困境和進一步完善宏觀經濟環境的根本出路。
為了解企業經營者對當前宏觀經濟形勢、改革成效、企業運營狀況、當前存在問題及其對未來發展前景的判斷,為政府進一步調整宏觀政策和深化企業改革提供決策參考依據,1999年8月至11月,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組織實施了“1999年中國企業經營者問卷跟蹤調查”。
本次調查是由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組織的第7次全國性企業經營者年度跟蹤調查,得到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情報中心、國務院研究室工交貿易研究司、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企業改革司、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中國企業聯合會研究部、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國民經濟綜合司、財政部財產評估司、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中小企業司、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培訓司、人事部人才流動開發司、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法制司、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司、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信息中心、國家石油和化學工業局規劃發展司、國家輕工業局企業改革司、國家機械局規劃發展司、國家國內貿易局行業規劃與法規司、國家冶金工業局規劃發展司、國家電力公司戰略研究與規劃部、國家行政學院領導科學教研部等有關部委的支持和指導。
本次調查以企業法人代表為調查對象,按照我國企業的實際構成情況進行等比例抽樣,采用郵寄問卷方式進行。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10000份,回收問卷3629份,其中有效問卷3562份,有效回收率為35.6%。通過對部分未填寫問卷與填寫問卷企業的對比分析,未發現存在系統偏差,說明本次調查結果有效。為使調查分析更為全面和深入,本報告還充分利用了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以往的調查結果。
本次調查主要涉及工業、建筑業、交通運輸倉儲及郵電通訊業、批發零售貿易和餐飲業、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等行業,上述行業的企業所占比重分別為:62.2%、6.5%、4.4%、10.5%、3.3%和2.9%。從企業的地區分布看,東部占55.1%,中部和西部分別占27.0%和17.9%。從企業不同規模看,大、中、小型企業分別占35.1%、47.3%和17.6%。從企業經濟類型看,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分別占45.7%和54.3%,在非國有企業中有限責任公司占17.0%,股份有限公司占13.9%,外商及港澳臺投資企業占8.6%,集體企業占7.7%、私營企業占3.5%,股份合作企業占2.9%。從企業盈虧狀況看,盈利企業占50.4%,虧損企業占29.6%,持平企業占20.0%。
本次調查的企業經營者年齡主要分布在36~45和46~55歲之間,比重分別為31.9%和47.3%;文化程度為大專以上的占84.7%,其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學歷的占44.6%;職務為企業董事長、總經理、廠長或黨委書記的占94.4%,其他職務的占5.6%。
第一部分企業經營者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
一、宏觀經濟運行基本平穩
大部分企業經營者認為,與去年相比,今年的經濟增長速度略有減緩,但國民經濟總體運行狀況基本平穩。調查結果顯示,對于今年GDP增長速度的判斷,選擇6~7%之間的企業經營者占48.6%,選擇7~8%之間的占31.0%,選擇7%以上的占33.6%。
對于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企業經營者認為“正常”和“基本正常”的比例比去年增加9.3個百分點,認為“偏冷”和“過冷”的比例比去年同期調查減少6.0個百分點,說明企業經營者對我國經濟總體走勢持比較樂觀的態度。
本次調查將企業經營者對本企業目前經營狀況的判斷分為“良好”、“一般”和“不佳”三種選擇,調查結果顯示,30.9%的企業經營者認為企業經營狀況良好,45.9%認為一般,23.2%認為不佳,認為良好的比認為不佳的多7.7個百分點。
二、企業生產呈恢復性增長
關于企業的生產狀況,從企業經營者填寫的情況看,調查結果顯示,目前停產和半停產企業的比重為19.7%,比去年減少2.5個百分點。從企業的地區分布看,停產、半停產企業比重東部地區最低,為15.3%,比去年減少4.2個百分點;中部地區為25.9%,比去年增加0.3個百分點;西部地區略好于中部地區,比重為24.1%,比去年減少2.9個百分點。從企業經濟類型看,目前企業停產半停產比重較高的主要是國有企業,其比重為25.1%,比各類非國有企業分別高出5.9~15.4個百分點,但仍比去年減少2.8個百分點。
關于企業生產(服務)量的調查結果顯示,39.1%的企業生產(服務)量比上期增加,34.1%的企業保持上期水平,26.8%的企業生產(服務)量比上期減少,認為企業生產(服務)量增加的比認為減少的多12.3個百分點。
關于企業銷售狀況的調查結果顯示,目前38.2%的企業銷售量比上期增加,31.0%的企業保持不變,30.8%的企業銷售量下降,銷售量增加的比減少的多7.4個百分點。
三、政府宏觀調控措施初見成效
針對近年來需求不足的問題,中央采取了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及其他宏觀調控措施。在政府采取的諸多啟動市場、擴大需求的措施中,企業經營者對其有效程度判斷的順序依次是:加大政府投資力度(81.4%)、打擊走私(40.7%)、拓展對中小企業的信貸供應(33.4%)、降低存貸款利率(32.4%)、降低財政稅費率(25.7%)、大力發展教育事業(19.1%)、加速城鎮住房制度改革(18.5%)、放寬對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限制(17.3%)、提高出口退稅率(15.0%)以及開展和擴大個人消費信貸(12.6%)。
從企業經營者對當前宏觀調控措施力度的判斷中可以發現,企業經營者們認為當前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仍有進一步擴張的余地。
從貨幣供應量看,認為該項措施力度“偏低”和“過低”的企業經營者分別占45.5%和7.4%,兩者之和比認為“過高”和“偏高”的比重高出41.0個百分點,比去年認為“偏低”和“過低”的比重高出10.2個百分點,說明企業經營者希望進一步放松銀根,擴大貨幣投放。
從存貸款利率看,認為“偏低”和“過低”的企業經營者分別占23.6%和4.2%,兩者之和比認為“偏高”和“過高”的比重高出10.2個百分點,而去年同期調查的情況則是企業經營者認為“偏高”和“過高”的比重比認為“偏低”和“過低”的高出7.6個百分點。
從人民幣匯率看,認為“偏高”和“過高”的企業經營者分別占22.8%和3.9%,兩者之和比認為“偏低”和“過低”的高出5.0個百分點,與去年的情況大體相當。
從出口退稅率看,認為“偏低”和“過低”的企業經營者分別占39.1%和2.1%,兩者之和比去年降低了8.9個百分點,說明今年出口退稅率的進一步降低得到企業經營者的認同。
從財政性稅費水平看,認為“偏高”和“過高”的企業經營者分別占62.9%和19.3%,兩者之和達82.2%,比去年提高了10.2個百分點,表明企業經營者要求進一步降低財政性稅費水平的較強意愿,同時也表明在目前形勢下,加大稅收政策手段的使用將會比貨幣手段更為有效。
從股市擴容速度看,企業經營者認識差異較大,認為“偏高”和“過高”的分別占31.3%和11.0%,認為“偏低”和“過低”的分別占29.5%和3.6%,認為“合適”的占24.6%,這說明股市擴容問題牽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措施的出臺既要積極又要穩妥。
四、企業外部經營環境有所改善
從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看,調查結果顯示,超過半數(55.9%)的企業經營者認為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已經或正在減弱,認為與去年相同和加重的則分別只占18.0%和21.8%。
從通貨緊縮形勢看,調查結果顯示,48.1%的企業經營者認為明年的通貨緊縮形勢將“有所緩解”,而分別僅有19.9%和12.9%的企業經營者認為會“維持現狀”和“有所加劇”。由此可見,較多的企業經營者認為,以市場物價持續下跌為表現的通貨緊縮現象,可望在明年得到緩解。
五、存在問題不容忽視
目前的宏觀經濟形勢和企業生產經營都在向好的方向發展,但仍存在一些制約企業生產經營的問題,還需引起有關方面的高度重視。
首先,社會總需求不足。調查結果顯示,86.3%的企業經營者認為總需求不足,其中,居民消費需求不足和外貿出口需求不足現象尤為突出,認為居民消費需求、外貿出口需求、固定資產投資需求及社會集團消費需求不足的分別占86.1%、86.0%、66.0%、66.8%。
企業訂貨狀況也從一個側面客觀地反映了需求不足的現象。調查結果顯示,僅6.7%的企業經營者認為本企業訂貨高于正常水平,51.0%認為訂貨處于正常水平,42.3%認為訂貨低于正常水平。
其次,企業效益尚未明顯改善。調查結果顯示,今年企業的總體效益狀況與去年相差不大,企業盈利面由去年的50.7%略減到今年的50.4%,虧損面比去年的29.7%微減了0.1個百分點。其中國有企業盈利面比去年縮小1.8個百分點,同時虧損面比去年減少1.5個百分點。
關于企業的銷售利潤率的調查結果,也顯示企業的效益不夠理想,52.7%的企業銷售利潤率在5%以下,19.8%的企業銷售利潤率在5~10%之間,17.0%的企業銷售利潤率在10~20%之間,只有10.5%的企業銷售利潤率超過20%。
第三,企業資金緊張。調查結果顯示,66.5%的企業經營者認為目前企業資金緊張,而認為資金寬裕和正常的企業經營者分別占5.0%和28.5%。比較而言,目前企業資金相對寬裕的為東部地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和外商及港澳臺投資企業。
對企業經營者2000年投資意向的調查結果顯示,資金不足直接影響企業的投資需求。在2000年不準備投資的企業經營者(占27.3%)中,85.3%認為不投資的首要原因是資金緊張。
在分析造成社會總需求不足的原因時,綜合來看,企業經營者也將資金緊張(53.2%)列為需求不足原因的首位。
第四,市場供求結構不平衡。在對10項要素市場的供求分析中,企業經營者認為供大于求比重較大的前三項是:消費品(91.4%)、房地產(85.0%)和原材料(77.3%);與1996年的調查相比,認為消費品和原材料供給過剩的分別增加了12.3和22.5個百分點,而認為房地產過剩的減少了6.5個百分點。認為供不應求比重較大的前四項是:技術(83.9%)、資金(81.2%)、人才(73.8%)、信息(72.3%)。由此可見,技術、人才、信息的短缺是造成當前市場結構失衡的主要原因。
六、企業經營者對參與國際競爭與未來發展充滿信心
首先,企業經營者對中國加入WTO對于經濟的影響持積極和樂觀的態度。調查結果顯示,66.5%的企業經營者認為加入WTO對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利大于弊,10.0%的企業經營者認為影響不大,7.8%的企業經營者認為弊大于利。
為迎接WTO的挑戰,企業經營者對各項應對措施的選擇比重依次是:加強對國際市場的了解(66.2%)、增加技術創新投入(62.7%)、加強經營管理(61.9%)、提高國際化經營程度(45.4%),加強信息化建設(28.7%)、降低產品(服務)價格(13.5%)、轉變主營業務投資其他行業(7.3%)和多進口外國設備(3.6%)。
其次,企業經營者投資需求趨強,技術改造投資形成熱點。對企業經營者2000年投資意向的調查結果顯示,72.7%的企業經營者表示明年要進行固定資產投資。在這些欲投資的企業經營者中,其主要投資方向依次為進行技術改造(80.9%)、擴大生產規模(54.1%)、建立企業計算機網絡(40.0%)、興建科研或培訓中心(25.2%)、進口先進設備(24.9%)、修建環保設施(16.4%)和興建廠房(14.3%)。選擇進行技術改造的比重遠遠高于其他選項,可見企業經營者們已充分認識到科技創新對企業持續發展的重要作用。
第三,企業經營者對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形成共識。調查結果顯示,企業經營者認為我國應優先發展的產業依次是高新技術產業、教育產業、基礎產業和農業,比重分別為78.3%、49.0%、36.7%和32.8%,說明企業經營者希望政府采取適當的產業政策,扶持這些產業的發展。
企業經營者認為我國最具發展潛力的產業依次是高新技術產業、教育產業和信息產業,比重分別為60.0%、42.2%和39.5%。
企業經營者在適當的條件下準備投資的產業依次是:高新技術、信息和教育產業,比重分別為70.9%、31.7%和28.6%(見表30)。
第四,企業經營者們對未來5年我國經濟的增長速度作出了預測。調查結果顯示,35.1%的企業經營者預測未來5年的年均增長速度在6~7%之間,33.2%認為在7%以上,比認為在6%以下的多1.5個百分點。
從企業經營者對企業經營狀況的未來預期看,調查結果顯示,37.4%的企業經營者認為今后一個時期企業經營狀況將有所好轉,44.6%認為將維持現狀,18.0%認為將有所惡化,表明企業經營者預期企業經營狀況總體將會呈現穩步回升的勢頭。
第二部分企業經營者對企業改革現狀的看法
一、企業經營者對出臺的改革措施給予積極評價
近年來,為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加快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先后出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調查結果表明,企業經營者對這些改革措施的實施效果大多給予了積極的評價,認為各項改革措施取得成效的程度(“成效顯著”“效果良好”“有些效果”)依次是:財稅體制改革(78.5%)、金融體制改革(76.4%)、科教體制改革(75.0%)、建立社會保障體系(73.6%)、建立現代企業制度(72.6%)、外貿體制改革(70.2%)、投融資體制改革(69.1%)、轉變政府職能(59.7%)和政府機構改革(48.3%)。從企業經營者對各項改革措施認同程度的差異看,繼續加大政府機構改革力度、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是企業經營者比較普遍的愿望。
二、國有企業改制愿望迫切
調查結果顯示,在樣本企業中,有57.3%的企業已經成為公司制企業,另有27.0%的企業準備近期實行改制。其中,雖然國有企業中已實行公司制的比重不高,僅為24.4%,但準備近期改制的比重高達49.9%。
從改制的進程看,本次調查的企業中,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以前實行公司制的占35.9%,1994年以后實行公司制的占64.1%,其中國有企業1993年以前實行改制的占41.5%,1994年以后實行改制的占58.5%,顯示出國有企業改制進程明顯加快。
三、社會保障體系亟待完善
隨著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進程的加快,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已成為改革的關鍵環節。調查結果表明,大多數企業經營者認為目前的企業職工社會保障狀況還不能完全滿足職工需要。其中,相對較好的是職工養老保障,認為滿足的企業經營者占39.5%,認為不滿足的占31.8%,前者比后者高7.7個百分點。
調查結果顯示,滿足情況較差的是失業和再就業的社會保障,認為滿足的僅分別為11.2%和13.5%,而認為不滿足的分別高達58.6%和62.1%。
對于企業職工住房保障,有24.6%的企業經營者認為滿足,44.4%的企業經營者認為不滿足,前者比后者低19.8個百分點;對于職工醫療保障,有25.5%的企業經營者認為滿足,50.4%的企業經營者認為不滿足,前者比后者低24.9個百分點。
調查顯示,國有企業經營者對本企業職工各項社會保障的滿足程度都低于非國有企業,其對職工各項社會保障的凈滿足程度(滿足–不滿足)比非國有企業低的百分點依次為:再就業保障(16.5)、醫療保障(15.9)、失業保障(12.8)、養老保障(5.9)和住房保障(1.9)。
四、國有企業負擔比較沉重
對國有企業負擔問題的調查結果顯示,企業經營者認為目前國有企業最主要的負擔是債務負擔,其中,58.6%的企業經營者認為負擔很重,33.4%認為負擔較重。從企業資產負債率看,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普遍較高。調查結果顯示,樣本企業的平均資產負債率為62.0%,比1996年降低5.3個百分點,而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為69.5%,還略高于1996年水平(69.1%)。
企業經營者認為國有企業負擔居第二位的是富余人員較多。調查結果顯示,51.8%的企業經營者認為負擔很重,38.3%的企業經營者認為負擔較重。
國有企業醫療及離退休養老負擔被列在第三位,44.6%的企業經營者認為負擔很重,42.7%的企業經營者認為負擔較重。
調查發現,目前國有企業的稅費負擔、企業辦社會負擔和“四亂”負擔(亂集資、亂攤派、亂罰款、亂收費)仍然較重,其中認為稅費負擔較重和很重的分別占30.7%和48.3%,認為企業辦社會負擔較重和很重的分別占28.1%和40.9%,認為“四亂”負擔較重和很重的分別占22.9%和42.3%。
一、熊彼特的“創新”理論
“創新(Innovation)”一詞誕生于1912年,由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A.Schumper)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首次被提出的。熊彼特認為“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其目的是獲取潛在的利潤。誰來“創新”?創新的承擔者,即創新的主體只能是企業家。熊彼特把“創新”活動的倡導者與實施者稱為企業家。認為靜態中的經濟主體是經濟人,而動態中的經濟主體則是企業家或創新者。但發明者不一定是創新者,只有那種敢于冒風險,把新的發明引入經濟中的企業家,才是“創新者”,企業家與普通的企業經營者也不同,前者為資本主義靈魂的企業家,其職能就是實現“創新”,引入“新組合”。經濟發展是指整個社會不斷地實現這種“新組合”。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對企業發展,建設企業家隊伍很有可取之處,特別是“對有靈魂的企業家創新”的論述,對企業能力創新具有很好的理論指導與實踐借鑒意義。
二、“能力”的釋義
美國學者查特·保亞提斯對能力作了創新,他將能力廣泛地定義為人的潛在性格,它可以是動機、特性、技能、人的自我形象、社會角色的一個方面或所使用的知識整體。從心理學角度看,“能力”是指為順利完成活動而在個體經常穩固地表現出來的心理特點,也指某個社會主體(組織或個人)對客觀世界可發揮的作用力。“能力”其內在結構由知識、智力、技能和實踐及創新能力構成。知識,是人的認識能力的體現和結果;智力,是知識轉化為智慧的能力;技能,是智慧在實際工作中的應用能力;實踐及創新能力,是以知識、智力、技能基礎的改造世界的能力。由知識到智力,再到技能,最后到實踐及創新能力,呈現為由認識能力到改造能力,由低層次到高層次的發展過程。
三、“能力創新”及其功效
“能力創新”是指居于核心地位并能產生競爭優勢的要素作用力的創新。具體地說就是學習能力和集體知識創造能力。它的功效是:(1)企業創新的關鍵。任何一個企業都想成功,但成功的企業都不會墨守成規,都在變化中求生存,在創造中求發展,而企業創新的核心,不僅是產品、市場結構,更多的是行動反應能力。對企業來說,能力創新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能力,更多的是立足于過去實踐的改造能力,打破原有的固有思維定勢,產生新的活力。在筆者看來,能力創新是:過去的實踐+生產學習積累=未來的創新,用數學模型來說,1+1永遠大于1的過程。(2)企業保持持續競爭優勢的源泉。一個學習型的企業是具有后發優勢的企業,一個善于在實踐中總結歸納,進行創造的企業是一個具有持續競爭優勢的企業。能力創新是企業在危機感中用無畏的勇氣和魄力打破常規和條框,承擔的一種使命與責任,它不只是某一杰出人才的單個表現,對一個企業來說,能力創新是一個集大成者,是一個整體效應,集中了數十位乃至整個企業能力創造性成果。它外似無形,內卻有形,是在不斷學習和實踐中用智慧與靈感,用激勵與競爭開創新的企業活力。(3)企業保持持續發展的動力。創新包括資源創新和能力創新,筆者認為后者更為重要,資源對于一個企業來說,畢竟是有限的,而能力是靠學習實踐培養出來的,是用之不完、取之不盡的東西,具有可持續發展性。對相同行業同等水平的一般企業來說,資源在某個時候可能有差異,但資源可以通過等價交換獲得,而能力不一樣,它是企業競爭的源泉和核心,含有企業競爭發展的底蘊,是帶動企業前行的動力。
四、“能力創新”的途徑及建議
1.在危機感中培養企業創造性思維。
根據企業生命周期論,企業如同人一樣,也有成長、衰老的過程。通常人講究延年益壽,同樣企業也講究持續發展。一個成功的企業要時刻具有危機感,有危機感才能激發員工用更高的激情去開創新的領域,才能使員工深切意識到工作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同時也觸發了員工對企業現狀的反思,使其具有潛質的能力創新概念和創新的主動性。
2.在“學習型組織”中造就能力創新。
(1)“學習型組織”及其作用。所謂學習型組織(thelearningorganization),彼得.圣吉把其定義為“可以不斷地加強創造未來能力的組織”。筆者認為學習型組織是在學習的基礎上創造自身的組織,它是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也是企業培養持續競爭優勢的保證。在市場經濟日益競爭的今天,“學習型組織”是企業能力創新的有力保證。它為企業:①尋思路。通過向同行、客戶及他人學習,了解標桿企業的精髓及戰略,改進產品及性能,激發創新的靈感。②找規律。溫故知新自己的過去,認清有價值的失敗(ProductiveFailure)與無意義的成功(UnproductiveSuccess),分析、提煉使其上升為理論或規律。③做試驗。面對未來創造的新知識進行有效的檢驗活動,在試驗中通過理論與實踐結合,學與用結合,達到在用中學,并學以致用的目的,滿足企業發展需要。④解方程。找出解決問題的最高杠桿解,利用科學的方法收集數據,系統地分析問題產生的原因,把握不同因素之間的聯系,獲得最有效問題解決方案。⑤播知識。通過組織內知識傳遞,促進組織內知識擴散,建立開放自由的文化氛圍。
(2)“學習型組織”的組建:在學習型組織中我們要學習主導市場的能力,學習快速應變的能力,學習關注未來發展方向的能力,從而保證企業的長久生命力。怎么組建“學習型組織”?關鍵因素有:①硬件平臺,主要指組織成員進行生產、學習及信息交流必備的工具、設備、生產條件,它是建立“學習型組織”的硬指標。②軟件支架,主要是指組織成員的素質、求知欲及企業對未來的愿景,它是建立“學習型組織”的軟指標。③整合力與環境,整合軟硬件的能力是組織能力創新的內在條件,環境是組織與外界進行有效信息交流的
外在條件。
3.用企業文化理念鑄成能力創新。
(1)企業文化理念及其作用。企業文化是企業組織及其員工在一定的歷史環境中,在企業經濟活動和各種文化因素影響下,通過生產經營管理實踐逐漸形成的具有企業特點的群體意識。而理念是一個統合個體價值觀差異的一個共享價值觀。企業文化理念是企業核心價值觀在企業文化上的體現。其作用在于指導和激勵,通過根植企業核心價值觀,創造強有力的協調機制來激勵創新思想的可靠性、約束性及一致性。一個企業創新發展的具體體現就是一種員工創新理念的成功實現。如果一種創新理念被企業員工共同認可并接受,這種理念就會像“粘合劑”一樣,把全體員工團結在創新理念之下,并產生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2)企業創新文化理念的形成。企業文化理念不僅包含企業價值觀、品牌形象,更多的是個性與特色的精髓。如何形成企業創新文化理念?筆者認為:①要有一個“以能為本”的能力創新觀念,培養合作、集體創新思維。②要縱觀全局,著眼企業發展等諸多方面,將能力創新根植于企業精神精髓,科學地確定企業創新文化的內容。③不失時機地宣傳倡導企業創新文化,貫徹落實企業核心理念。④要在學習過程中反復強化,激勵創新。
4.用激勵機制激發能力創新。
(1)“激勵”及其功效。創新是在知識共鳴下產生新的智慧,激勵是解決創新問題的根源。激勵包括外在的和內在的,外在激勵來自員工外部世界,它是通過“迫使”員工為得到某些東西和回避懲罰而形成的工作動力,外在的激勵主要是物質激勵,但當人們感覺到他們被收買或受控制的時候,物質激勵并不絕對有效。作為激勵因素的另一方面是精神激勵,這種激勵是要與學習型組織的企業文化結合起來,因為只有當一個人覺得他的價值不僅僅是個人利益,更多是組織和他人需要時,才會覺得個人對于組織的意義,這種積極性才使能力創新持久。
(2)“激勵機制”的組建。怎么建立能力創新型的激勵機制?主要有這么幾點:①在學習互動的基礎上,實行“績效管理”,通過績效計劃、績效實施、績效考核和績效反饋與面談,推動團隊和個人作出有利于目標達成的行為,形成組織目標所預期的利益和產出。②在“人本管理”管理的基礎上,通過對能力的測評、使用、分配和開發等,進行“能本管理”。③在生產學習相互交替中,實現員工的自我價值。
5.用即時交流反饋信息系統實現能力創新。
知識經濟時代的企業創新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只憑個人努力是難以實現的,構建創新網絡,進行創新合作是企業創新發展的主導模式,企業的效率會通過“學習——工作——創新——學習……”循環進行,螺旋上升。
(1)即時交流反饋信息來源與系統組建:即時交流反饋信息主要來自于“學習型組織”,因為該組織是由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的各部分構成,通過組織成員的學習與交流,會使組織內部信息更加豐富;并且組織的分層決策、員工授權管理也將促使組織更具協調性和創造力。怎么建立即時交流反饋信息系統?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依靠計算機及網絡技術,另一方面是靠“學習型組織”自身。因為:①“學習型組織”本身的有序性,從而能保證能力創新的連續性;②“學習型組織”的即時動態性,從而能保證能力創新的跳躍性;③“學習型組織”信息源的廣泛性,既有組織內部的,也有組織外部的,從而能保證整個網絡的發散性。
(2)即時交流反饋信息系統的作用:系統的即時交流、信息反饋,激活了企業各個神經元,使技術創新、經營創新等多方面時時處于領先地位,同時既保證企業在快速成長中對信息的處理和利用,也保證了組織及時不斷地與環境信息交流。因此,依靠技術革新與“學習型組織”建立起來的即時交流信息反饋系統是能力創新必不可少的工具,也是我們學習、工作、創新的途徑與來源。
參考文獻:
在知識經濟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國形成了既有依托傳統和當地力量發展起來的內生型產業集群,又有依托區域的地緣優勢、政策優勢、低成本優勢等吸引外來企業直接投資的跨國公司。如下圖:
這里將產業集群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依賴于分享隱性知識的創新型產業集群,另一種是由于產業特征或資源轉移的惰性而形成的傳統產業集群。
二、產業集群創新體系——企業是核心
產業集群創新體系是指與創新全過程相關的組織、機構、創新機制和實現條件所組成的運行系統。創新體系的主要構成:創新的主體。主要由群內企業、科研院所大專院校、各種中介機構以及地方政府組成。創新計劃。在知識信息通暢流動的環境中,在市場中介服務組織中介人和政府適當參與下,創新主體共同制定產業集群的創新計劃。監督者。由市場中的消費者及專業技術部門組成的監督者。構成集群創新體系的三大模塊分別是:參與者創新主體和監督者模塊;創新機制。主要包括動力機制、互動學習機制、競爭合作機制、激勵機制、自更新機制。創新全過程,也即主體之間的聯系和運行創新計劃模塊;知識信息流動、法律法規政策組成的創新環境模塊。
產業集群創新體系體現了主體、創新機制、環境三部分集成的網絡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內在規律性。以創新環境為依托,是一個開放性的系統,它能夠以各組成部分為基礎、以創新為起點,實現創新向更高一級的循環。其側重點是調動創新主體能動性、發揮創新機制功能實施創新計劃。
產業集群創新體系的主體包括企業、研發機構、大學、政府部門、中介機構、基礎設施等,其中企業是核心。從發達國家國家集群的成功經驗看,提高產業集群整體創新能力的有效途徑是加強集群內外各主體間的合作和交流,為集群中企業創新提供資源,如大學及科研機構提供技術支持;金融機構、風險資本等提供資金支持;教育培訓機構提供智力保障等。
可以看出,政府的導向政策通過影響研發機構、大學和中介機構,從而促進群內企業不斷革新技術、經營模式改進,提高自身的競爭力。群內企業創新能力提升,最終導致集群的創新。同時,政府政策的導向,也能促進群內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這對這對企業創新進而集群創新也不無裨益。
三、兩種集群類型創新個例分析
產業集群由于地理上的臨近和群內產業鏈上下游企業的專業化分工、競合機制等,使得群內企業具有獨特的競爭優勢。然而,通過不同緯度比較傳統產業集群和創新型產業集群,可以發現其創新戰略存在著不少差異。傳統的產業集群屬于勞動密集型集群,其內部產品種類繁多,原料采購和產品銷售通常依托集群共享網絡。對處在這樣產業集群內的企業而言,創新源于創立自主品牌和構建銷售網絡。創新型產業集群屬于資本或技術密集型集群,由于技術變化快,導致產品更新速度也很快,群內企業動態協作生產比較常見。對于創新型產業集群內的企業而言,創新戰略依賴于企業間的競合“網絡”進行技術創新,從而創造產品差異化,通過不斷的創新使得產品生命周期縮短使產品生命周期曲線不斷向上延伸;通過產業集群內供應商與企業的互補性創新使得整個產業一直處于提升狀態。
1.傳統產業集群創新案例:虎門制衣集群
虎門,這個當年以林則徐硝煙而聞名海內外的古鎮,今天以遠銷歐美、年銷售額逾百億元的服裝產業引起了世界的關注。在服裝產業的帶動下,虎門經濟迅速發展,截止到2003,全鎮服裝銷售額達120多億元;全鎮工業總產值111億元;國內生產總值53.6億元;財稅收入24.24億元;虎門農民人均純收入達8980元。虎門制衣產業集群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績,是因為群內各企業擴展價值鏈獲得了超額利潤。如下圖:
上圖可以看到,普通的貼牌生產商只獲得了價值鏈中生產部分的利潤,而虎門制衣產業集群在設計開發上注意吸引國際最新流行元素和面料,緊跟當今國際流行時尚,形成別具特色的南派風格。同時,虎門制衣集群內各企業注重品牌經營。目前,虎門服裝在國內外注冊商標達4000多個,各鎮名牌服裝在全國設有專賣店、連鎖店1萬余家,僅“以純”品牌的連鎖店就有3000多間。密布全國的銷售網絡,不僅促進了虎門服裝大批量的銷售,擴大了虎門服裝在全國市場的占有率,同時也廣泛宣傳和提升了虎門服裝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目前,虎門正為打造“四個名牌”(打造虎門服裝企業的名牌產品、著名商標;打造“中國(虎門)國際服裝交易會”名牌;構筑“虎門服裝”品牌;打造“虎門制造”)而努力,這一舉措將會進一步擴展虎門之一產業集群價值鏈,為虎門制衣集群帶來更豐厚的利潤。
2.創新型產業集群內企業創新案例:聯想企業
創新型產業集群內企業的創新主要是基于產品的,而產品的創新又依賴于技術創新。為實現這一創新,企業需要通過“網絡”進行契約化和非正式的交流,獲得溢出效應,突破技術障礙,減少創新風險,規避高額的市場交易費用。2003年在全國高新技術百強企業中排名第一的聯想企業,其創新動力就源于包括大學、科研機構、政府機構、企業在內的創新網絡。具體分析如下表:
四、小結
由于企業統計工作存在諸多問題,所以統計對企業經營管理者決策的參考作用就有所減弱,或者說就沒有發揮過太大的作用。作用越小就越得不到重視,越得不到重視就越難以有效發揮作用。之所以陷入這樣一個怪圈,筆者認為主要在于企業管理者和部分統計人員或是對統計工作的內容了解不夠,或是對統計工作的性質認識不清。這些“不夠”與“不清”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一是認為統計是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是反映計劃完成情況、為計劃而服務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統計的地位和作用應該弱化;二是認為統計是為政府統計部門和上級主管部門服務的,只是為了完成上報任務,工作越多企業負擔越重;三是認為統計對企業而言,主要是在總結工作時充實一下工作報告,對經營決策沒有多少實際意義;四是認為統計僅反映生產經營的規模,而當前企業經營要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以盈利為目的,這只有依賴于財務與會計的工作,統計無能為力。
針對這些問題與認識,我們有必要明確,對企業來說
統計工作的意義與作用
統計工作是通過搜集、匯總、計算統計數據來反映事物的面貌與發展規律。統計信息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數量性。即通過數字揭示事物在特定時間特定方面的數量特征,幫助我們對事物進行定量乃至定性分析,從而做出正確的決策。正因為如此,統計信息正越來越多地和其它信息結合在一起,如情報信息、商品信息等;而諸如此類信息,尚能以統計數字顯示或以統計數字為依據,則可利用程度也大為提高。二是綜合性。世間一切事物都具有普遍聯系。統計信息從整體上看,涉及國民經濟各個行業,社會、文化、科技各個領域和人民生活的各個方面;也涉及宏觀與微觀的各個領域和環節。利用統計信息,不僅可以對事物本身進行定量定性分析,而且可以對不同事物進行有聯系的綜合性分析,既可橫向對比,也可總結歷史預測未來。
由統計的特性所決定,如果一個企業建立或完善了一套既科學合理又行之有效的統計工作制度,那么,這套制度對企業而言,將具有以下作用:
既可以反映企業在某一時點上的現狀,也可以反映企業在一個特定時期內的動態。從現狀看,它可以反映企業目前的各種社會與自然屬性,反映企業的機構、人員、資產、負債等各方面情況。從動態看,它可以反映企業的生產發展情況,產品質量狀況,以及科技開發、經營銷售(或稱市場營銷)財務盈虧等方面的情況;還可預測未來趨勢。
既可以反映企業的規模,也可以反映企業的結構。從規模上,它可以反映企業的資產規模、人員規模、生產規模、營銷規模和盈虧規模,等等。從結構上,它可以反映企業的產業結構、產品結構、人員結構、技術結構和質量結構,等等。
既可以反映企業的速度,也可以反映企業的效益與效率。在速度方面,對物質生產部門而言,主要反映生產(包括產值產量等)的發展和增長情況;對非物質生產部門而言,主要反映勞務服務投入的發展與增長情況;不論任何企業,都還可以反映人、財、物的投入及盈虧增長或下降的情況。在效益與效率方面,不論何種類型的企業,都可以以人、財、物、時間諸方面的投入與生產和勞務方面的產出成果進行比較。
既可以反映企業的諸多數量特征,也可以反映企業的一些質量特性。在數量方面,包括了企業產供銷、人財物投入與產出等凡是可以量化的方方面面。在質量方面,則主要是反映企業的產品質量、維修質量、設施質量和服務質量。
既可以反映本企業的情況,又可以反映與本企業生產經營活動有關的方方面面。本企業的情況,前面已經明確。與本企業有關的情況,則范圍很廣、內容很多。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國內外范圍內,與本企業有聯營、合資或者協作、配套關系的企業的情況;二是國內外范圍內,與本企業生產同類產品或提供同類服務的競爭對手的情況;三是國內外范圍內,本企業產品或服務的使用者、消費者的基本情況及信息反饋;四是國內外范圍內,本企業產品或服務已經占領或將要開拓的市場的各種信息;五是國內外范圍內,對本企業經營將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的有關社會經濟發展的綜合信息。
統計的作用如此重要,那么我們就應該考慮,怎樣進行改革,才能建立更為有用有效的統計制度所謂統計制度,我以為主要應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管理體制及其運行方式的確立,二是統計內容及其計算方法的確定。
1、關于管理體制與運行方式
長期以來,企業主營業務統計大都由計劃部門負責。在生產型企業和流通型企業,統計信息運行方式都是從下至上的單向縱向運行,則統計數據由班組(柜臺)到車間(商品部)到計劃部門,計劃部門匯總后再呈企業領導,并對外報出。而在一些勞務型企業,如賓館飯店社會旅館等,主營業務即接待人數的統計則由客房部或業務部負責。不論何種類型的企業,其非主營業務的統計如附營業務統計、人員工資統計、基建技改統計及科技開發統計等,都分別由不同的部門負責,并分別向主管領導呈送并對外報出。這種管理體制及運行方式至少有三個弊端:一是沒有一個專門的部門從企業適應市場競爭的多側面多角度、從經營管理的全方位來綜合考慮企業需要的各種統計信息,以及怎樣搜集這些信息;二是對企業目前搜集匯總的各種統計信息難以進行更高層次的配套綜合分析,使信息的利用僅停留在初級層次;三是企業各部門之間難以實現有效的信息交換與共享,也使信息的可利用范圍及程度要打一些折扣。至于部分近年來新成立的企業,根本就沒有考慮建立統計制度,僅是由財會或業務人員代報統計報表,當然更難以在經營決策中發揮統計工作的作用。需要說明的是,即使在目前體制下,仍有一些企業領導重視統計工作,賦予主營業務統計部門負責設計本企業統計制度及綜合各種統計信息。但從整體著眼,這樣的企業并不是很多。針對這些問題,我認為改革應從以下方面入手。
第一,設立綜合統計部門并明確其職責
筆者認為,不論何種行業的大中型企業,都應設立綜合統計機構。如果企業從精簡機構提高效率的目的出發,不設獨立的統計機構,那么也應在其他機構中設立綜合統計崗位,明確其職能,并使其保持相對獨立性。綜合統計機構或綜合統計崗位應具有以下職能:
設計并制定本企業的統計指標體系及統計信息的報送要求。要充分考慮企業經營與管理的需要,考慮企業面向市場、參與競爭的需要,把政府統計部門、企業主管部門的要求同本企業的實際相結合,提出完整的指標體系并分解到各個部門、單位,明確其報送或提供的時間、內容及方式。明確各部門的統計責任。
收集、審核、匯總、提供各種統計信息。一是要對應由綜合統計部門負責且由各級單位層層上報的信息進行審核,而后加以匯總;二是要收集審核本企業其他職能部門負責匯總的信息;三是要搜集分析本企業以外但對企業生產經營有參考價值的各種統計信息。在此基礎上,該部門一方面應完成各種統計報表的對外報送任務,另一方面應負責向本企業領導和各有關部門提供其所需的統計信息。
利用各種統計信息進行綜合分析研究。一是利用某一種信息進行簡單分析,如分析生產進度情況;二是利用多方面信息進行綜合分析,如利用生產、盈虧、質量、銷售、市場行情等多方面的統計信息分析產銷增減原因;三是利用各種統計信息對企業在某一方面或多方面的發展前景進行預測。分析研究的方法、形式可因研究內容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其結果應以分析研究報告的形式體現。
企業綜合統計人員應具有較高素質,不僅掌握統計理論與分析方法,還應熟知本企業業務工作流程和各部門職能,掌握一定的經濟理論和計算機知識、現代管理知識。在有條件的大型企業,可考慮設立總統計師崗位,以領導綜合統計部門并使其有效發揮其職能,協調各個部門的工作。
第二,明確各個職能部門的統計職能及責任
在現代企業中,無論是直線職能制還是事業部制,對企業發展至關重要的統計信息都決不僅限于計劃統計部門內部。如勞資部門掌握機構人員數字,基建部門掌握投資數字,技術部門掌握技改數字,營銷部門掌握銷售數字等。因此,為確保企業統計資料的系統性完整性,應該在各部門的工作職責中明確相應的統計責任,要求其按統一確定的口徑、范圍及時間提供相應的統計資料及分析報告,要特別重視一些被忽視的部門的信息。
第三,將統計信息自下而上的單向運行變為上下左右之間的多向運行
這種信息運行方式應該包括三個層次:一是各種基礎信息由各基層單位(如班組、柜臺)向各職能部門運行,滿足各職能部門的匯總需要;二是各職能部門的專項信息向綜合統計部門橫向運行,滿足其綜合對比及分析研究的需要;三是經過加工、分析的各種綜合信息由綜合統計部門向企業領導、各職能部門及基層單位多向運行,分別滿足其管理決策、研究問題和了解情況的需要。
2、關于統計內容及其計算方法
由于計算方法可以寫成若干部實用手冊,且方法是由內容所決定的,所以本文在此僅就內容做一扼要概括,方法問題暫且從略。在內容上,主要可從兩個方面入手。
首先以資產信用替代企業整體信用,有可能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無論是股權融資還是債權融資,其依賴的都是對企業作為一個整體經營未來現金流的要求權,對這種要求權能否兌現的評價依賴于公司整體的經營的風險,而風險本身是多樣的,各種因素相互影響以及信息的不對稱使得準確評判企業的價值是不可能的,投資者通常會通過一定的折價來規避風險,這實際上提高了企業融資的成本。通過資產融資,對資產價值的評價相對容易,且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對稱造成的資產折價,所以以資產信用而不是企業整體信用來融資有可能降低融資成本。
其次開辟了新的融資渠道,實現了企業資產價值的充分利用
資產融資的價值基礎不僅僅來源于資產的重置價值而且也來源于資產創造的未來預期收益的折現值。但是長期以來,對于資產的第二類價值來源并不認可,這實際上造成了資產價值的閑置,通過對第二類資產價值的重新認識,從而有可能為企業開辟一種新的融資途徑,即使對于那些不存在實體形態的資產,如專利權、經營權都可以作為資產進行融資,從而實現了企業資產價值的充分利用。
最后資產融資實現了表外融資,有利于優化企業的財務結構
資產融資不同于原有的資產運用方式,如抵押或質押融資等的一個顯著區別就是不被體現在企業資產負債表中,資產融資只反映為原有資產結構的變化,并不影響負債和所有者權益項,這對于某些負債和股權融資受到限制的企業而言,表外融資無疑為其提供了一種新的融資渠道。
二、信托機制在資產融資中的重要作用——以衡平信托“精圖大廈爛尾樓項目”為例
資產融資的關鍵在于通過表外融資,實現了風險的隔離,如果這些資產仍然放在企業的資產負債表中,企業面臨的各種經營風險都可能或多或少影響資產價值的實現,這對于以第二類資產價值來源作為償付基礎的資產融資來說風險是不可控和不容易計量的。所以“風險隔離”技術成為了資產融資成功的首要關鍵點,要求將此類資產面臨的ヒ恍龐梅縵沾悠笠得媼俚鈉淥縵罩蟹擲氤隼礎?
構建風險隔離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一種是構造“真實銷售”的法律結構,實現資產由原公司向特殊目的公司(SPV)的轉移,另外一種就是直接通過信托的方式實現資產的轉移,選擇何種方式主要取決于資產轉移的交易成本(稅務負擔和律師費用等)。
目前國內資產融資相關配套制度和法規并不完善,特別是構建SPV,實現真實銷售難度太大,所以利用信托成為了資產融資“風險隔離”目的的主要方式,這一點在衡平信托開發的“精圖大廈爛尾樓項目”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案例:
精圖大廈是聳立于成都市中區的一棟大型商用寫字樓,5年前由于流動資金斷流,已完成90%的大廈被迫停工,并被法院查封。衡平信托以該大廈的債權和股權為信托財產向社會募集3000萬元資金用于精圖大廈建設,希望通過完工后大廈的銷售回款,滿足信托受益人、債權人和股東利益。在資金的償付順序上,優先償付信托受益人,其次分別是原有債權人和股東。
精圖大廈盡管其作為資產體現在債權人的資產負債表中,但作為爛尾樓,其沒有封頂,不能銷售轉化為現金,并不具有第一類資產價值,價值的實現只能依賴爛尾樓封頂后變賣后實現的預期收益,但在這一過程中,由于資產已經被各個債權人設置抵押擔保權,使得第二類資產價值在實現過程中隨時面臨著債權人破產申請的風險,各個債權人可能基于自身利益而中斷這一價值實現過程,資產的第二類價值在各債權人“囚徒困境”的博弈中始終無法實現。
引入信托機制后,資產價值實現面臨的風險被信托所具有的“閉鎖效應”所隔絕,在《信托法》而不是《破產法》的適用范圍內,一種全新的權利和義務結構被創造出來。在一般的情況下,債權人之間以及債權人和股東之間在對破產財產清償順序是法定的,特別是在債權人內部的權利層次的劃分是單一的和簡單的,這主要是基于整體公平原則的考慮,但對于某些特定情況,如在本案例中,新的投資者由于對破產風險以及財產受償權益不能得到優先保障的顧忌,使得爛尾樓的第二類資產價值無法實現。而在《信托法》的適用范圍內,根據信托合同契約主體自治的原則,在法定的債權人和股東的受償次序中引入了一種凌駕于這兩個權利的優先受益權,保障新的投資人的利益。在這一構造中,不存在債權人和股東的法定權利,代之以優先受益權人和次級受益權人在信托合同中界定的確立和義務。
這種權利的引入是至關重要的,它實際上實現了一種內部信用增級的效果,即不依賴于外部信用的增強,而僅僅依賴資產本身的價值,次級受益權人用自己名下的資產價值為優先受益權人提供了超額擔保,按照預期銷售收入2.2億元來計算,對3000萬元的信托資金投入超額擔保率為6.3倍,而對于1.1億元的債權人,超額擔保率為77%,股東享有剩余資產價值,正是這種權利的重新匹配推動了整個融資行為的實現。
可見在此案例中,傳統的融資方是無法解決的,依賴資產融資方式,特別是信托的風險隔離作用以及對信托對法定權利的二次劃分機制對促進整個融資活動的順利實施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三、信托機制在國內資產融資領域運用的回顧和展望
資產融資作為一種新的融資方式,特別是隨著對第二類資產價值認識的深入而獲得了迅猛的發展,對于融資渠道相對單一的中國企業而言,傳統的債務融資和股權融資的方式由于受到各種因素的限制不一定能夠滿足企業多樣化的融資需求,發展資產融資,實現對資產價值的充分利用無疑是拓展融資渠道,降低融資成本的一種新的選擇。
隨著信托業的發展,利用信托機制實現資產融資的方式被許多公司陸續采用,如下表:
對外投資主體的構成直接影響到跨區商業網絡的構建及其戰略選擇,就臺灣方面來說,其對外投資的主體呈現由中小企業向大型企業轉型的趨勢。從下表1可以看出,在平均規模上,臺商對外投資的先鋒仍屬于較小型企業,然而臺商的平均資本規模是逐年增加的,顯示出正朝資本密集的趨勢發展。
近20年來我國臺商對外投資主體的先鋒為中小企業,這一點似乎有悖于經濟學常識。而歐美等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也表明,能夠成功地進行對外投資的往往是擁有強大經濟后盾的大企業。然而這一點并不適用于臺商。這種現象是產業調整造成的。隨著臺灣勞動密集型產品競爭優勢的急劇喪失,中小企業無力以較長時間換取產業的生機和市場的選擇,對外直接投資以及轉移生產基地成為其主要的生存之道。反之,臺灣大型企業的對外投資則起步較晚,1994年臺灣的一些大型企業才開始在東南亞地區投資建廠,其中一些大型企業如臺塑、遠東等對東南亞的投資使得當年的該地區的直接投資額增長了3.2倍。
而浙商對外投資的主體一直以中小型企業為主,截至2007年6月,浙江省對外投資的2809家企業中有1910家是民營企業,占總數的68%。具體來說,4類企業的國際商業網絡最為典型:①以萬向、飛躍、正泰、星星冷柜為代表的生產家用電器、汽車零部件等產品的企業。這類企業多從國外引進生產流水線,經過消化、仿制和創新,形成自己新的生產能力,隨后為了維持這種生產能力以及打破國際保護主義的制約而進行生產外移。②以遠東化纖、龍盛集團、天臺銀輪機械等為代表的生產紡織、機械制造等產品的企業。這類企業的產品技術要求已趨于標準化,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優勢開始逐漸喪失,因此急于產業外移。③以錢江摩托、星月集團等為代表的符合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生產結構和相應的技術與消費成本水平的相關技術型企業。由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市場規模較小,工業化程度不高,技術和熟練勞動力缺乏,不適應發達國家大型跨國企業所采用的大規模使用資本密集型設備和技術進行生產。④以康萊特制藥、新利軟件、浙大網新、橫店東磁公司等為代表的生產生物工程、信息技術、超導材料等高新技術的企業。雖然這類企業在浙江民營科技企業中所占比例較小,但是隨著國家對高科技產業的扶植,此類產業在對外投資中將具有極強的上升趨勢。
(二)投資區域的選擇
臺商對外投資的區位選擇主要考慮海外生產據點,重視的是當地社會或開發區條件、政策及其他實質性優惠、地方政府績效、產業群聚效應、市場前瞻性及公共安全等因素。就臺商投資的具體區域選擇上看,20世紀80年代以來,臺灣的對外投資大幅增長,其投資目的地除了少數是西歐、北美與日本等核心地區外,中美洲、東中歐以及澳洲等地的投資很少。就整體而言,臺商的投資區域以臨近的東南亞與中國大陸為主,其商對大陸的投資熱潮不斷,有著后來居上的態勢。據有關資料顯示,自1991年至今,在大陸的臺資企業已達7萬多家,臺商投資總額已達800億美元,分別占大陸41萬家外資企業和4200億投資總額的1/6和1/5,而臺商在大陸的投資總額超過了在大陸以外全球投資的總和。據臺灣“經濟部投審委員會”資料顯示,愿至中國大陸投資的臺商數目占45%,而愿至東盟投資的臺商數量合計共占55%。從表2可以看出,在回答“增加海外投資據點所考慮的地區”時,55.4%的企業表示中國大陸為首選。而就已經發生的投資來看,臺商每年對中國大陸的投資均占總投資額相當大的比例(見表3)。
臺商對大陸進行投資是有深刻的經濟及社會背景的。除了土地、勞動力的低廉和充足以外,中國大陸市場的潛力和吸引力確實是其他地區所難望其項背的,此外臺灣與大陸屬同一文化圈,語言與風俗相同,給臺商帶來了莫大的腹地,這一切都促進了臺商對大陸的投資。
浙商的投資區位選擇相對比較復雜,現就省外投資及海外投資的區域選擇兩方面進行論述。從浙江省外投資來看,據2004年浙江省工商局公布的《從浙企外遷看我省個私民營企業生態環境——關于全省民營企業外遷資金外流》的專題調查報告顯示,浙江共有3058家民營企業外遷(遷出省外),外遷企業對外投資總額226.3億元,外遷企業在省外創造的總產值達453.59億元。浙商在全國部分地區的投資情況見表4。
從表4可以看出,就投資總額來看,排名前6位的為黑龍江及甘肅(并列)、湖北、天津、河南及云南(后二者并列)。而從投資企業數來看,排名前5位的地區為河南及甘肅(二者并列)、黑龍江、海南及新疆(后二者并列)。從企業家人數來看,排名前6位的地區為河南、湖北、廣西、湖南、云南及新疆(后三者并列)。由此可以看出,河南、湖北以及黑龍江成為浙商投資的熱門地區。從浙商對外投資的區位選擇來看,浙江的境外投資項目遍布6個大洲、121個國家和地區。從2006年境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來看,對亞洲、歐洲、北美的投資比較集中,投資比重分別為37.3%、27.1%和14%。而具體國家(地區)則主要集聚在俄羅斯、英國、美國、澳大利亞及中國香港等地,合計約占總投資額的56.4%。
(三)投資項目選擇的比對
在投資項目的選擇上,臺資企業大都選擇建立垂直式的分工模式,將企業的總部根植于臺灣,由其負責研發及財務管理,而將下游的組裝、生產等部分交給投資對象進行。這種形式的投資項目選擇一方面可以維系并鞏固其在該產業全球商品產業鏈中所擅長的環節;而另一方面,臺商也藉此增加海外分廠,擴充企業規模,成為后進的跨國企業,雖然在規模上可能無法與歐、美、日等抗衡,但這卻是臺灣獨特的跨區商業網絡構建的特征。
一般而言,臺商對外投資大都以制造業為主,主要原因在于臺灣的中小企業大都以制造業為主,而制造業也具有相對高的管理優勢。根據臺灣“經濟部”的資料統計,主要項目包括電子及電子產品制造業、金屬制品制造業、機械制造業、化學品制造業、金融保險業、服務業以及紡織業等等。
此外,臺商在選擇具體項目時,會因目標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印度尼西亞的爪哇島及加利曼丹、馬來西亞的沙巴及沙撈越兩個州,其木材資源非常豐富,臺商在當地的投資項目就以木材為主;泰國北部的清邁地區,其氣候適合于龍眼的生長,而龍眼又非常適合制造蜂蜜,因此在清邁的廠商就以制造蜂蜜為主;而印度尼西亞、緬甸的勞工非常低廉,每月只有50美元左右,因此,臺商大都投資于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如紡織業及其相關產業。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在于不同國家(地區)具有的獨特優勢。以電子機電產業以及紡織產業為例,對于電子機電類產業的跨區網絡的構建來說,由于電子業廠商屬于資本及技術密集型產業,因此特別重視產業的群聚效應,力求維持產銷體系的資源創新性結合。而對于紡織產業跨區商業網絡的構建而言,由于紡織業者屬于勞動力密集產業,在目標市場國的項目選擇上比較注重勞動力的來源、價格以及能夠涵蓋多元龐大的消費市場的項目。
浙商對外直接投資領域主要涉及機械、紡織、電子、輕工等行業,就投資的具體項目來看:①資源開發項目。以2006年為例,浙商在境外投資中涉及森林和礦產資源開發的資源開發型項目新增10個。至此,浙江省在境外投資的資源開發型項目累計近30多個。在有色金屬乃至石油、天然氣等行業浙商也不斷涉足。浙江資源的匱乏、資金急需新的出口,使越來越多的浙江資本瞄上了國外豐富的礦產、森林等資源。2006年8月,倪召興在加拿大注冊成立“加拿大能源控股有限公司”,開發油礦;2004年寧波華州礦業有限公司在非洲加蓬攬下了1.1萬平方公里錳礦項目的勘探權,該礦年產錳可達300萬噸;2005年越南一座年產30萬噸的鉻礦也已被浙商收入囊中。②產業升級項目。浙商對外直接投資形式已經從簡單的貿易公司和辦事處,向境外加工貿易、境外資源開發、境外營銷網絡、境外房地產開發、境外研發機構、境外商品專業市場發展。2006年,浙江全年共批準10個并購項目,其中中方投資2206萬美元。主要分布在美國、歐洲、中國香港等經濟發達地區,涉及紡織、服裝、機械、化工等領域,企業性質包括生產企業、貿易公司和研發機構等。③區域性戰略項目。從投資項目轉變的趨勢來看,以擴大對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為目的的對外投資項目越來越占主導地位,其中,輕紡產業投資方向傾向于檔次高、技術含量大、附加值高的產品;一般加工項目傾向于投向發展中國家,出口和投資點逐步轉移至發展中國家。飛躍、華立、康奈、德力西等著名浙江民營企業,也積極實施跨國經營戰略,在國外建立了研發中心、銷售網絡和生產基地。
三、浙商與臺商網絡整體的發展模式比較
(一)跨界進入模式的異同
在跨界進入模式的選擇上,臺商與浙商皆采用貿易、投資、戰略聯盟等方式進入目標國市場,在這一點上具有趨同性,然而就進入的方式來說,二者又有各自獨特之處。
1.臺商的進入方式
(1)“母雞帶小雞”式的進入方式。這種方式通常是由一家實力雄厚的大企業攜一定量的上下游中小企業一起進行對外投資。實行這種方式是由臺灣獨特的產業鏈結構所決定的,若不采取此方法,則無論是牽頭的大企業還是上下游的中小企業都無法獨立完成自身的產業轉移。對于大企業來說,擁有低廉的勞動力以及土地資源的目標市場國往往不具備相應配套設施的生產能力,因此無法完成大企業進行日常生產所需的訂單要求及質量要求;而另一方面,中小企業則深受目標市場國組裝大廠的影響,母廠沒有過來,企業找不到訂單。所以,開始一定要與母廠一起進來。此后,再去開發協力廠和客戶母廠。這一“母雞帶小雞”的模式在臺灣的電子機電類產業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例如,1992年臺達電子赴東莞投資(徐偉杰,1999)、1995年明基在蘇州投資(張家銘,2005)等等皆是“母雞帶小雞的”外移形態。
(2)“假OEM,真FDI”形式。以臺商在東莞的投資為例,臺商以“假OEM,真FDI”的方式通過外資形態的資本注入,在廣東東莞以及福建莆田建立供應世界鞋類市場的新基地,從而使其成為全球鞋類供應、采購網絡的生產環節。同時,相當多的臺商以OEM起家并以OEM的姿態前來大陸投資,但因為體驗并且看好目標國市場的前景,對于目標國內銷市場越來越重視,除了積極轉型為以外銷為主的經營形態之外,還逐步開拓目標國內銷市場,甚至建立起自有品牌,試圖在全國商品鏈的階層體系尋求向上流動。電子業明基電通于1999年創立了BenQ的自有品牌。對他們來說,目標國市場提供了臺灣企業自創品牌、經營品牌的良好時機和舞臺。(施振榮,2005)
(3)投資移民方式。這是臺商投資的獨特形式,即以投資形式建廠,并長期在目標國居住,發展成家族式企業,由第二代、三代的移民繼續經營該產業。臺灣對外的投資移民已經過了三輪高峰,并且臺灣向目標國進行移民的大都是攜帶資金前往的。由于臺商以資本家的身份前往目標國,目標國的政府與人民大都非常歡迎,良好的投資環境及相當的禮遇,使得臺商不僅愿舉家移往目標國,甚至愿在當地購屋置產,獲取當地的居留權,有計劃的常駐。而臺商的這種方式也受到了目標市場國的贊賞,例如,許多東南亞國家的政治人物都在公開場合贊揚臺商對該國的貢獻,稱他們不僅提供了眾多的就業機會,亦帶動了該國的經濟發展。
與此相比,浙商則傾向于采取收購目標市場國的企業、上市公司或在海外建立銷售公司等銷售網絡,以實現跨區商業網絡的構建。
2.浙商的跨界進入模式
(1)群居國際化模式。根據波特(2002)的觀點,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往往是群聚在一起而不是分散的,通過一定區域內的群居,企業也可以增強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浙商企業在構建跨區商業網絡的時候較多地采用此種方式,與臺商“母雞帶小雞”的方式不同,浙商的對外投資傾向于橫向的企業之間的聚集,如海寧皮革市場在莫斯科建立的“海寧皮革專業市場”,溫州企業在巴西開設的“中國商城”、在胡志明市建立的“中國小商品市場”,義烏企業在南非等地設立的“中國小商品市場”等等。
(2)以合資方式進入。目前以股權投資方式進入目標國的企業主要有萬向集團及正泰集團等等。其主要路徑在于通過浙商企業在國外的分公司或辦事處收購其他公司的股份,由于辦事處或分公司較為了解目標國市場運作情況,同時由于與母公司保持了一致,因此降低了風險。以萬向集團為例,2000年4月,萬向集團整體收購了美國舍勒公司;2000年10月收購了LT公司35%的股份,成為第一大股東;2003年10月萬向占有洛克福特公司33.5%的股份而成功地成為其第一大股東等等。
(3)借殼/造殼上市方式。借殼/造殼上市的優點在于:一來可以規避國內的政策監控,簡化上市程序,二來可以利用避稅政策實現合理避稅,這種方式主要運用于向中國香港投資的科技企業。例如,中程興達打造中程科技MagaStart之殼在香港創業版上市,迅速籌得1.1億港幣,成為浙江省第三家在香港創業版上市的企業。香港市場對于浙江科技民營企業的吸引力源于它是在同一文化背景下最成功的國際資本市場,容易與投資者溝通。其獨特的經濟、政策、地理、文化優勢也使浙商越來越多地以造殼上市的方式在香港創業板上市。
(二)跨界發展模式的差異
跨區商業網絡是一種動態的存續,在不斷發展變化,適應新的情況以維系整個商業網絡的運行成為臺商以及浙商所面臨的最艱巨的問題。在這一問題上,雙方戰略的不同造成了跨界發展模式的差異。
1.臺商的跨界發展模式
就臺商來說,臺商通過不斷的本土化來維系跨界商業網絡的發展:
(1)人才的本土化。根據有關專家的調查,中小型企業的臺商人才本土化實施相當徹底,甚至只有總經理一人的情形。這項政策的實施效果與企業投資時間有關,一般而言,落戶越長的臺商其人才本土化越徹底。大型企業因為技術及管理的運作要求,臺商派遣的人數一般比較多,初期大約都是二、三十人,然后隨著當地培訓計劃的進行,多半在二、三年內減少大約一半的人數,并且持續人才替代的本土化政策,希望三、五年中逐年精簡到五名以內(張家銘,2002)。
(2)融資或資金本土化。大多數臺商企業的融資對象是當地銀行,其原因有:信用貸款,必須是銀行的長期往來客戶;外資銀行不能操作人民幣業務;臺資銀行業務太少,綁手綁腳。此外,大多數目標市場國信用系統尚未完善也是主要原因之一。由于許多交易行為都是依靠信用系統運作,因此經常發生糾紛。在這樣的情況下,臺商一般對外投資的做法都是保守謹慎的。因此,資金本土化成為首選。
(3)生產本土化。臺商為了營運的順利,會充分適應并利用當地的土地、勞動、政策、法令、產業經濟結構等本土條件,使其生產協力網絡的組織以特定方式進行社會鑲嵌,如生存過程的局部內部化、廠商趕工生產的相互支持、成立聯誼會與地方政府協商等。
(4)營銷本土化。臺商清楚地認識到目標市場國消費人口多、市場大的事實,積極轉變經營形態,將外銷比例中某部分轉移到內銷市場中。此外,有些臺商實際上已經自創品牌,在目標國相關地區建立了良好的行銷管道,創造相當不錯的成績,不但成為當地的著名商標,并且進一步放眼整個目標國的市場。
2.浙商的跨界發展模式
浙商的跨界發展模式注重的是傾向于對資源的整合以及資本運營,為此,其發展模式出現兩大極端:
(1)資源整合型發展模式。一個好的商業模式,必須使企業掌握價值鏈中對于創造價值有重大貢獻的關鍵流程與資源,并使企業本身所擁有的核心能力與價值鏈中最重要的環節緊密搭配,以保障利潤的實現。此類發展模式以貝發集團最為典型:貝發改變了傳統文具企業將終端消費者作為利潤唯一來源的模式,通過對產業鏈的整合和可控制的網絡體系,使其他文具企業和文具商也成為自己的利潤來源。通過品牌授權合作分銷模式,賺取分銷商的部分利益。通過品牌授權加盟終端連鎖模式,賺取終端商的部分利益。通過品牌、形象、產品、價格、物流和運營的統一,獲取品牌的溢價權。
(2)資本運營發展模式。采用此類發展模式的浙商傾向于借殼上市或者自主上市等方式以達到資本市值快速翻倍的目的,如蘇泊爾、網盛科技、天馬軸承、天外天傘業等。相當多的浙商通過股權進行金融投資,如雅戈爾參股證券公司、傳化控股新安化工等等,許多浙商將上市及資本運營作為擴大本企業實力的一種方式,并期望這種方式能夠在日趨激烈的全球化競爭中為本企業取得更多的發展資金,從而在跨區商業網絡的建設中具有更有利地位。
四、結論
臺灣跨區商業網絡的構建是多種因素共同組成的結果,就國際因素而言,亞太地區的穩定及區域經濟的發展使得此地區充滿投資的誘因。具體來看,浙商與臺商在構建跨區商業網絡過程中存在如下不同(見表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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