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轉口貿易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海外轉口貿易，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快速增長，去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量超過14000億美元，同比增長超過23.2%。其中，出口7620億美元，增長28.4%，實現貿易順差110.1億美元。目前，中國已經超過日本，成為繼美、德之后的第三大貿易國。平穩而且快速增長的出口貿易，為我國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主要特點

1.從出口商品結構上看，我國工業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例不斷上升，但高技術產品的比重仍然偏低。改革開放后，工業制成品在我國出口中的比例逐步上升，技術含量較高的高新技術產品一直是拉動中國對外貿易出口快速增長的主要商品。2005年我國工業制成品出口總額達7,129.6億美元，同比增長29.0％，占出口總額的93.6％，成為我國出口的主導產品。高技術產品出口額為2,182.5億美元，同比增長31.8％，僅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的28.6％。據世貿組織（WTO）統計，早在2000年，世界前十大出口國和地區的產品平均高新科技含量已達40％。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在工業制成品中所占比重偏低。

2.從貿易方式上看，加工貿易仍然是我國產品出口的主要貿易方式，但出口效益不高。我國出口效益不高，這種低效益是由于我國出口大部分為加工貿易出口。近年來，加工貿易一直占我國出口總額的一半以上。2005年加工貿易額為4,164.8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54.7％。我國出口規模的擴大主要是靠大量低附加值的初級加工制成品的出口，出口商品中技術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產品的比重偏低，特別是機電產品出口額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

3.從出口貿易國別結構來看，出口市場過于集中。2005年,我國前四位出口市場是美國、歐盟、中國香港地區和日本，其總和達到了出口總值的67.6％。其中，美國占21.4%，歐盟占18.9%，中國香港地區占16.3%,日本占11%。由于香港主要以轉口貿易為主，其中又以轉口到美國、歐盟和日本為主，因此，我國的主要出口市場集中在美國、歐盟和日本。

4.從出口主體類型來看，私營企業上升較快，外資企業仍占主體。2005年，我國私營企業的出口激增，同比增加62.1％，但只占出口總額14.7%；外資企業同比增加31.2%，占出口總額的58.3%。從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來看，外資企業占88%，部分行業的核心技術和產品被外資企業所壟斷，我國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對外資企業的依賴程度相當高。

二、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問題

1.出口商品結構還是比較低級，沒有擺脫依靠低成本競爭的老路。雖然工業制成品出口的比例已占有絕對的優勢，但是高技術產品的比例仍然偏低。我國工業制成品主要依靠大量的資源投入和低廉的價格優勢來擴大市場。這不但會導致能源浪費、環境破壞、不利于可持續發展等問題，同時隨著我國勞動力等成本的上升，低級的產品結構將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不利的地位。2.加工貿易仍以初級形式為主，高技術高附加值的產品比重偏低。加工的多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產品的加工過程短，加工深度不高，產業關聯性偏低，產品附加值偏低。這表明，我國承擔的只是這種高技術產品增值鏈條中附加價值較低的加工組裝環節，我國在高技術產業的國際分工體系中還處于較低層次。

3.出口市場過于集中，貿易風險較大。出口市場主要集中在美國、歐盟和日本三大地區。出口市場過于集中，將帶來東道國貿易失衡、加大國內就業壓力等問題，是引發貿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4.外資企業的出口份額占主體，一定程度上擠占了我國民族企業的發展空間。外商直接投資帶來了技術進步，但主要是一般技術進步，而不是先進技術進步。外資企業壟斷核心技術，主導了我國高技術產品的出口。跨國企業到我國投資辦廠，主要是利用我國的成本優勢和巨大的市場，憑借著品牌優勢和技術優勢，擠占了我國民族企業的利潤和生存空間。

三、優化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對策

1.充分發揮我國的勞動力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助于解決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金缺乏問題和勞動力過剩的問題。同時，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和高技術含量，增強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2.實施產業結構調整，促進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吸引跨國公司把高技術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環節轉移到我國，提高管理水平，引導加工貿易企業加強企業配套，逐步從代加工向設計和自創品牌發展；引導加工企業根多采用國產料件，延伸產業鏈條；加強對加工貿易的產業指導政策，嚴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產品的加工貿易。

3.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保護和鞏固已有市場，積極開辟新的海外市場。我國與東南亞、非洲、南美、中亞等地的國家經濟互補性較強，具有了技術、資源方面一定的比較優勢，而我國現代化所需的能源、原材料等正式這些國家的優勢所在。因此在這些國家實施有效的海外投資帶動戰略，既有利于擴大我國的出口市場，減低外貿風險，實現“邊際產業”的國外轉移，又有利于利用海外資源滿足國內生產需要。

4.合理引進FDI，提高民族企業的技術水平。引導FDI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型、知識含量高和資本密集型領域轉變。從注重數量轉向注重使用的質量，并合理制定優惠政策引導外商投資在地區結構、行業結構和單位面積投資密度的優化。通過FDI的“溢出”效應，提高行業技術水平，帶動民族企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篇2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快速增長，去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量超過14000億美元，同比增長超過23.2%。其中，出口7620億美元，增長28.4%，實現貿易順差110.1億美元。目前，中國已經超過日本，成為繼美、德之后的第三大貿易國。平穩而且快速增長的出口貿易，為我國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主要特點

1.從出口商品結構上看，我國工業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例不斷上升，但高技術產品的比重仍然偏低。改革開放后，工業制成品在我國出口中的比例逐步上升，技術含量較高的高新技術產品一直是拉動中國對外貿易出口快速增長的主要商品。2005年我國工業制成品出口總額達7,129.6億美元，同比增長29.0％，占出口總額的93.6％，成為我國出口的主導產品。 高技術產品出口額為2,182.5億美元，同比增長31.8％，僅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的28.6％。據世貿組織（WTO）統計，早在2000年，世界前十大出口國和地區的產品平均高新科技含量已達40％。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在工業制成品中所占比重偏低。

2.從貿易方式上看，加工貿易仍然是我國產品出口的主要貿易方式，但出口效益不高。我國出口效益不高，這種低效益是由于我國出口大部分為加工貿易出口。近年來，加工貿易一直占我國出口總額的一半以上。2005年加工貿易額為4,164.8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54.7％。我國出口規模的擴大主要是靠大量低附加值的初級加工制成品的出口，出口商品中技術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產品的比重偏低，特別是機電產品出口額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

3.從出口貿易國別結構來看，出口市場過于集中。2005年,我國前四位出口市場是美國、歐盟、中國香港地區和日本，其總和達到了出口總值的67.6％。其中，美國占21.4%，歐盟占18.9%，中國香港地區占16.3%,日本占11%。由于香港主要以轉口貿易為主，其中又以轉口到美國、歐盟和日本為主，因此，我國的主要出口市場集中在美國、歐盟和日本。

4.從出口主體類型來看，私營企業上升較快，外資企業仍占主體。2005年，我國私營企業的出口激增，同比增加62.1％，但只占出口總額14.7%；外資企業同比增加31.2%，占出口總額的58.3%。從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來看，外資企業占88%，部分行業的核心技術和產品被外資企業所壟斷，我國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對外資企業的依賴程度相當高。

二、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問題

1.出口商品結構還是比較低級，沒有擺脫依靠低成本競爭的老路。雖然工業制成品出口的比例已占有絕對的優勢，但是高技術產品的比例仍然偏低。我國工業制成品主要依靠大量的資源投入和低廉的價格優勢來擴大市場。這不但會導致能源浪費、環境破壞、不利于可持續發展等問題，同時隨著我國勞動力等成本的上升，低級的產品結構將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不利的地位。

2.加工貿易仍以初級形式為主，高技術高附加值的產品比重偏低。加工的多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產品的加工過程短，加工深度不高，產業關聯性偏低，產品附加值偏低。這表明，我國承擔的只是這種高技術產品增值鏈條中附加價值較低的加工組裝環節，我國在高技術產業的國際分工體系中還處于較低層次。

3.出口市場過于集中，貿易風險較大。出口市場主要集中在美國、歐盟和日本三大地區。出口市場過于集中，將帶來東道國貿易失衡、加大國內就業壓力等問題，是引發貿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4.外資企業的出口份額占主體，一定程度上擠占了我國民族企業的發展空間。外商直接投資帶來了技術進步，但主要是一般技術進步，而不是先進技術進步。外資企業壟斷核心技術，主導了我國高技術產品的出口。跨國企業到我國投資辦廠，主要是利用我國的成本優勢和巨大的市場，憑借著品牌優勢和技術優勢，擠占了我國民族企業的利潤和生存空間。

三、優化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對策

1.充分發揮我國的勞動力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助于解決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金缺乏問題和勞動力過剩的問題。同時，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和高技術含量，增強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2.實施產業結構調整，促進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吸引跨國公司把高技術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環節轉移到我國，提高管理水平，引導加工貿易企業加強企業配套，逐步從代加工向設計和自創品牌發展；引導加工企業根多采用國產料件，延伸產業鏈條；加強對加工貿易的產業指導政策，嚴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產品的加工貿易。

3.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保護和鞏固已有市場，積極開辟新的海外市場。我國與東南亞、非洲、南美、中亞等地的國家經濟互補性較強，具有了技術、資源方面一定的比較優勢，而我國現代化所需的能源、原材料等正式這些國家的優勢所在。因此在這些國家實施有效的海外投資帶動戰略，既有利于擴大我國的出口市場，減低外貿風險，實現“邊際產業”的國外轉移，又有利于利用海外資源滿足國內生產需要。

4.合理引進FDI，提高民族企業的技術水平。引導FDI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型、知識含量高和資本密集型領域轉變。從注重數量轉向注重使用的質量，并合理制定優惠政策引導外商投資在地區結構、行業結構和單位面積投資密度的優化。通過FDI的“溢出”效應，提高行業技術水平，帶動民族企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財務司網站:gcs.mofcom.省略/#shtml

篇3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快速增長，去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量超過14000億美元，同比增長超過23.2%。其中，出口7620億美元，增長28.4%，實現貿易順差110.1億美元。目前，中國已經超過日本，成為繼美、德之后的第三大貿易國。平穩而且快速增長的出口貿易，為我國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主要特點

1.從出口商品結構上看，我國工業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例不斷上升，但高技術產品的比重仍然偏低。改革開放后，工業制成品在我國出口中的比例逐步上升，技術含量較高的高新技術產品一直是拉動中國對外貿易出口快速增長的主要商品。2005年我國工業制成品出口總額達7,129.6億美元，同比增長29.0％，占出口總額的93.6％，成為我國出口的主導產品。高技術產品出口額為2,182.5億美元，同比增長31.8％，僅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的28.6％。據世貿組織（WTO）統計，早在2000年，世界前十大出口國和地區的產品平均高新科技含量已達40％。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在工業制成品中所占比重偏低。

2.從貿易方式上看，加工貿易仍然是我國產品出口的主要貿易方式，但出口效益不高。我國出口效益不高，這種低效益是由于我國出口大部分為加工貿易出口。近年來，加工貿易一直占我國出口總額的一半以上。2005年加工貿易額為4,164.8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54.7％。我國出口規模的擴大主要是靠大量低附加值的初級加工制成品的出口，出口商品中技術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產品的比重偏低，特別是機電產品出口額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

3.從出口貿易國別結構來看，出口市場過于集中。2005年,我國前四位出口市場是美國、歐盟、中國香港地區和日本，其總和達到了出口總值的67.6％。其中，美國占21.4%，歐盟占18.9%，中國香港地區占16.3%,日本占11%。由于香港主要以轉口貿易為主，其中又以轉口到美國、歐盟和日本為主，因此，我國的主要出口市場集中在美國、歐盟和日本。

4.從出口主體類型來看，私營企業上升較快，外資企業仍占主體。2005年，我國私營企業的出口激增，同比增加62.1％，但只占出口總額14.7%；外資企業同比增加31.2%，占出口總額的58.3%。從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來看，外資企業占88%，部分行業的核心技術和產品被外資企業所壟斷，我國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對外資企業的依賴程度相當高。

二、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問題

1.出口商品結構還是比較低級，沒有擺脫依靠低成本競爭的老路。雖然工業制成品出口的比例已占有絕對的優勢，但是高技術產品的比例仍然偏低。我國工業制成品主要依靠大量的資源投入和低廉的價格優勢來擴大市場。這不但會導致能源浪費、環境破壞、不利于可持續發展等問題，同時隨著我國勞動力等成本的上升，低級的產品結構將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不利的地位。2.加工貿易仍以初級形式為主，高技術高附加值的產品比重偏低。加工的多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產品的加工過程短，加工深度不高，產業關聯性偏低，產品附加值偏低。這表明，我國承擔的只是這種高技術產品增值鏈條中附加價值較低的加工組裝環節，我國在高技術產業的國際分工體系中還處于較低層次。

3.出口市場過于集中，貿易風險較大。出口市場主要集中在美國、歐盟和日本三大地區。出口市場過于集中，將帶來東道國貿易失衡、加大國內就業壓力等問題，是引發貿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4.外資企業的出口份額占主體，一定程度上擠占了我國民族企業的發展空間。外商直接投資帶來了技術進步，但主要是一般技術進步，而不是先進技術進步。外資企業壟斷核心技術，主導了我國高技術產品的出口。跨國企業到我國投資辦廠，主要是利用我國的成本優勢和巨大的市場，憑借著品牌優勢和技術優勢，擠占了我國民族企業的利潤和生存空間。

三、優化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對策

1.充分發揮我國的勞動力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助于解決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金缺乏問題和勞動力過剩的問題。同時，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和高技術含量，增強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2.實施產業結構調整，促進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吸引跨國公司把高技術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環節轉移到我國，提高管理水平，引導加工貿易企業加強企業配套，逐步從代加工向設計和自創品牌發展；引導加工企業根多采用國產料件，延伸產業鏈條；加強對加工貿易的產業指導政策，嚴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產品的加工貿易。

3.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保護和鞏固已有市場，積極開辟新的海外市場。我國與東南亞、非洲、南美、中亞等地的國家經濟互補性較強，具有了技術、資源方面一定的比較優勢，而我國現代化所需的能源、原材料等正式這些國家的優勢所在。因此在這些國家實施有效的海外投資帶動戰略，既有利于擴大我國的出口市場，減低外貿風險，實現“邊際產業”的國外轉移，又有利于利用海外資源滿足國內生產需要。

4.合理引進FDI，提高民族企業的技術水平。引導FDI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型、知識含量高和資本密集型領域轉變。從注重數量轉向注重使用的質量，并合理制定優惠政策引導外商投資在地區結構、行業結構和單位面積投資密度的優化。通過FDI的“溢出”效應，提高行業技術水平，帶動民族企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篇4

一、導言

隨著中國經濟的實力的不斷增強和經濟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逐年擴大。《2010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表明，中國截至2010年末，對外直接投資凈額（流量）688.1億美元，較上年增長21.7%，占全球總額的5.2%，排名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第五位，首次超過日本、英國等傳統對外投資大國，也遠遠地超過了其他發展中國家。在我國出口面臨國內勞動力成本上漲和國際競爭不斷加劇的不利局面，對外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為我國拓展了經濟發展的空間。對于個體企業而言更是意義重大，企業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達到尋求資源、技術、管理經驗等目的，為我國企業自身的發展創造條件，也有利于我國企業更好地融入全球經濟。因此，了解我國對外投資的特點，分析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利于我們更好地把握這一變化趨勢。

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分析

1.企業獲取戰略資源滿足內在發展的需要

近年來，發展中國家等新興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企業在發展和規模擴張過程中遇到的一個很大問題當屬資源的限制，而這些企業生產資源正好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海外投資目標國當地獲得。自從加入世貿組織以來，隨著中國出口的不斷擴大，中國還積極地參與到跨國投資活動中。這種資源尋求型的對外直接投資可以達到尋求穩定的供應鏈上游，突破資源瓶頸，避免外部沖擊的影響的重要目的。在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選擇上，跨國并購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通過并購海外那些具有豐富經驗和資源的機構，不但有利于我們國內企業獲取資源，還有利于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有利于拓展國外的市場。當前我國的企業的發展缺乏后勁，因此企業可以通過并購進為企業的發展提供持續動力。

2.符合我國在特定國際分工鏈條下的發展模式

一個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中所處的地位是由其自身的比較優勢決定的。中國擁有豐富的勞動力比較優勢，但是技術水平不高，因此多年來，中國主要是通過從事加工制造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來參與國際分工的。入世以來，盡管我國的對外貿易有了迅速的發展，但是始終處于低附加值生產環節，獲得的利潤很少。近年來，我國勞動力成本不斷上漲，企業逐漸失去了成本優勢，加之本身所獲利潤很少，在激烈的全球競爭環境中，有些已經無法為繼，面臨倒閉的危險。面對這一非常不利的處境，企業內部必然產生了產業升級和技術更新換代的要求。同時，由于國家對環保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視，三高企業逐步對外轉移生產不失為一個好的解決辦法。

3.企業風險控制和提升收益的需要

我國的制造業處于價值鏈的低端，出口企業多是通過代工和依靠香港轉口貿易發展起來的，這就意味著企業在對外貿易過程中并沒有擁有一個穩定且良好的外銷渠道和網絡，這大大增加了企業擴大投資、生產的風險。出口企業在面臨激烈競爭的外部環境和擴大生產規模的內在要求時，在海外建立穩定的外銷渠道和網絡成為其當前的迫切需求。

4.符合人民幣升值和我國外匯儲備的變化趨勢

危機總是伴隨著機遇。金融危機以來，我國一方面面臨著金融危機導致的美元走軟導致我國外匯儲備縮水的不利局面，但是另一方面，人民幣的進一步升值也降低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成本。應對外匯縮水的挑戰，國家鼓勵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以實現財富保值增值，同時，利用對外直接投資成本降低的機遇，企業有擴大“走出去”的規模的動力和需求，進一步加快國際擴張的步伐有利于企業對資源、技術、管理經驗等的獲得，為企業的長足發展提供動力。

5.國家鼓勵企業“走出去”

由于我國出口導向型政策的實施，經常項目長期處于很大的順差，從理論上講，經常項目順差意味著對外投資凈額在增加。但在中國，與理論不符的是，經常項目的順差大部分轉化成了國家的外匯儲備，所以有了外匯儲備的連年上漲，這也就意味著順差并沒有轉化為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從本質上講，外匯儲備增加也是一種國家層面的對外直接投資，但是這種國家替代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行為往往會產生資源配置效率不高等問題。“藏富于民”是國家外匯儲備政策的一個趨勢，在政策實踐層面，中國已經在2008年內徹底取消了強制結售匯。同時，國家還加大了鼓勵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行為，體現在一方面，逐步降低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用匯約束，另一方面，也大大規范和簡化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審批程序。

三、結論

綜上所述，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不斷發展的動因主要來自于國際環境的變化、國內政策的變化以及企業自身發展需求三個方面。基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種種優點，國家應該鼓勵企業“走出去”，但是這種鼓勵也不是無節制的，對外直接投資也會導致本國資本外流，對于需要資金的發展中國家也有很大的危害，因此，國家在了解對外直接投資動因的基礎上，應該合理制定對外直接投資政策，進一步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張耀一，張冬.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及動因研究[J].經濟研究導刊，2013（05）.

篇5

人民幣升值問題的提出

人民幣升值問題為什么會被提出呢？左小蕾告訴我們，這與美國當年發生的兩件大事有關：

第一，納斯達克指數從2000年的5000點跌至2004、2005年的1000點，這意味著美國的高科技行業經過若干年的發展，出現了經濟周期的正常反應――庫存過剩，即產能過剩。這是一個從行業過剩、行業周期演變到經濟周期，再演變到資本市場反應的典型故事。作為美國當時的支柱行業――IT行業的不景氣意味著美國經濟進入了一個下滑周期。第二，“9?11”事件對美國經濟的嚴重沖擊，導致美國經濟從2001年開始進入了一個比較低迷的下滑階段。面對這種情況，美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來促進經濟恢復。連續降息的寬松的貨幣政策為后來的全球流動性過剩、全球資產價格泡沫、包括人民幣升值問題埋下了伏筆。

美國的對外貿易長期保持逆差，但由于2001年以前的 “新經濟”高速增長，利率處于較高水平，吸引了大量的資本流入，使資本賬戶巨額順差，美國的國際收支基本處于平衡。再加上美國財政盈余，沒有造成人們對全球經濟失衡的擔憂。2001年的降息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美元走弱、利率下降都不利于吸引足夠的資本流入，從而引起了國際收支不平衡。同時，中國的加工出口貿易開始發展，臺灣、香港、東南亞各國都把本國（地區）的加工制造業轉移到中國大陸，原來對美的出口貿易變成了中國的轉口貿易。以出口導向型經濟為主的日本也開始擔心美國市場的日本產品被中國出口產品替代。此時，人民幣升值問題被提了出來。雖然聲音還不是很強烈――因為直到2003年，中國的貿易基本保持平衡――但是已經引起了許多討論和關注。

2002～2003年，國際經濟開始形成一個新的生態環境。美國發行了大量的貨幣，日本實行零利率政策，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開始增加對美國的出口。全球化的趨勢下，世界經濟形成了一個動態的循環――美國人得到了全世界最好、最廉價的產品－發展中國家通過出口獲得美元，然后拿著這些美元投資于美國的資本市場，最后實現動態均衡。這種動態均衡保障了美國經濟能夠在通脹的環境里逐漸復蘇。因此，雖然美國的貿易赤字還在不斷擴大，但并沒有發生金融危機。但這種情況被解讀成“中國輸出通貨緊縮”和“人民幣被低估”。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開始升級。

隨著美國財政赤字的快速膨脹，美國兩大赤字成為全球經濟失衡的主要原因。2004年，美國乃至全球的房地產價格、石油價格以及黃金價格開始走高，大量資金在全世界尋找新的投資機會。當時印度的股票市場上漲了120%，中東的股票市場上漲了500%。太多的錢也推動了各類私募基金包括對沖基金的發展。全世界的私募基金從兩三年前的1500家左右發展到了將近10000家，掌控資產達1.5萬億，可募集資金數萬億。全球過剩的流動性通過私募基金向全世界有投資機會的市場滲透，包括中國。2004年，中國的資本賬戶達到2100億，其中貿易順差320億，占GDP的2%，外國直接投資500億，海外證券投資210億，其他通過非規范渠道進入的資金1000多億。這些錢以各種名目進入中國，包括中國公司的海外分公司轉入的資金等。中國的外匯儲備快速上升，到2004年，人民幣升值的問題被推到了歷史的前臺。

人民幣升值是否包治百病

那么，人民幣升值能否解決中國的貿易順差以及國內經濟過熱的問題？

渣打銀行資深經濟學家王志浩認為，人民幣升值是為解決中國貿易失衡而開出的處方。但是在短期內，升值可能會加劇這種失衡，因為升值增加了龐大的加工產業在境內所產生的附加值。而要使升值對中國的貿易順差產生實質性的影響，一個先決條件是它能促使制造業（包括加工業和“實際”產業）向境外轉移――而這還要依賴于候補的國家和地區變得有競爭力。簡言之，中國的失衡還將進一步加劇，甚至可能嚴重惡化，而后才開始好轉。

國際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亞太區前董事總經理謝國忠指出，1997年在泰國、印尼等地翻云覆雨的對沖基金已瞄上中國內地。只要人民幣兌美元略微放寬波動區間，國際熱錢就會步步進逼。

“對沖基金要在中國套利，在操作上存在諸多不便。”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余維彬博士指出，原因在于中國內地的金融衍生產品市場很不發達。“不過，在內地之外存在與人民幣相關的衍生產品。”余維彬表示，對沖基金可以在這些市場上套利。亞洲外匯市場的美元兌人民幣一年期無交割遠期合約即是一例。最近，該合約的貼水接近5000點，顯示投資者預期人民幣未來會升值近5%。

左小蕾認為將經濟平衡的希望寄托于人民幣升值是不現實的：

第一，在2004、2005年貿易順差并不是外匯增長的主流，所以流動性過盛的問題其實跟全球問題有關，跟這些流動性的成長機會有關。

第二，仔細分析不難發現，2005年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一般出口貿易逆差400多億，加工貿易出口順差1400多億，也就是說我國的貿易順差都來自于加工貿易。一般情況下，一個國家的出口價格上升，會帶動出口的下降，從而使順差減少，但是在中國這個特定的出口產品結構下并非如此。因為人民幣升值以后進口產品的價格下降也意味著加工貿易的成本下降，這實際上是在鼓勵更多的中間產品進口，這也是為什么我們在2005年7月25日人民幣升值以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預計貿易順差會下降，而它卻出人意料地不降反升。在這種背景下，用人民幣升值的方式減少外貿順差來達到外匯儲備的減少和流動性輸入的減少，并不是一個非常正確的思路。

人民幣壓力從匯價轉向匯率體制

篇6

改革開放以來，在服務業對外開放中，流通業已成為市場化程度最高、開放程度最大的領域。在國家“走出去”戰略的推動下，我國流通業對外投資規模顯著增長，批發和零售業對外直接投資從2004年的8億美元增長到2013年的136.7億美元，年均增速約40%，高于同期我國采礦業、制造業等行業平均增速。但從流通業對外投資的形式來看，主要是以進出口貿易公司為主體，從事礦產品、鋼材、糧食的批發和轉口貿易，如寶鋼集團、中糧集團、中石油集團、中國鋁業等大型國有企業都是我國以貿易公司形式進行批發和零售業對外投資的主力軍。與之相比，境外中國商貿城、零售企業開店等形式“走出去”還處于探索階段。其中，境外中國商貿城因規模小、產品檔次低、服務功能單一，存在產品質量差、經營不規范、偷逃稅、非法務工等諸多問題，發展形勢不容樂觀。零售企業“走出去”一直步履蹣跚，成功的案例較少，如北京天客隆進軍俄羅斯市場以失敗而告終，國美集團2013年初也已宣布將逐步關閉其在香港的6家門店。零售企業“走出去”面臨定位不準確、國際化人才短缺、經營模式轉型等諸多風險。可喜的是，近年來伴隨我國部分流通企業實力不斷增加，以國美、蘇寧、華聯等為代表的流通企業“走出去”步伐明顯加快，走出去的形式也從直接開設店鋪逐步向合資、并購等方式轉變。2005年12月，北京華聯集團投資400萬新元收購新加坡西友百貨，通過并購，北京華聯集團擁有新加坡三家門店。2009年6月，蘇寧電器收購日本家電連鎖第四大品牌LAOX27.36%的股權，成為其第一大股東。2013年，北京王府井國際商業發展有限公司出資6.8478億美元購買香港中國春天百貨有限公司全部股份，成為近年來北京市零售業投資額最大的境外收購項目。

二、加快流通業“走出去”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十二五”末期到“十三五”期間，經濟全球化深入推進、國際服務業轉移和服務貿易迅猛發展以及生產方式和流通方式的創新變革，為我國流通業“走出去”提供前所未有的機遇。加快流通業“走出去”步伐，開拓國際市場，不僅對于促進制造業升級、提升中國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義，而且也是流通企業長遠發展的必然選擇。

（一）加快流通業“走出去”是參與服務全球化的客觀要求

當前，全球經濟已進入服務經濟時代，全球服務業跨國轉移和服務貿易迅猛發展，許多服務業領域的跨國公司逐漸將發展重點轉向海外，投向服務業的跨國投資明顯增多。2012年，全球服務貿易額為84526億美元，占全球貿易總額的比重達18.6%，服務業跨國投資已接近全球跨國投資的2/3。這表明全球經濟發展格局已經由制造業全球化轉向服務業全球化，服務業全球化已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潮流。中國作為世界經濟大國，在實現“中國制造”轉型升級和跨國轉移的同時，參與服務全球化的廣度和深度將不斷拓展。特別是隨著中國積極加入服務貿易協定（TISA）談判，與冰島、瑞士等國家自由貿易協定逐步簽署，以及中韓自貿區、中美投資協定和中歐投資協定談判的穩步推進，我國雙邊服務貿易市場自由化趨勢將會加速，一些國家市場將進一步對我國服務業開放。這要求作為我國服務貿易主要行業的流通業，順應服務全球化趨勢，加快商業存在形式的“走出去”步伐，深度參與服務全球化和國際競爭。

（二）加快流通業“走出去”是推動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重要途徑

中國作為“世界工廠”，長期以來制造業“大而不強”，處于國際產業分工的低端環節，在研發、品牌、銷售、服務等高附加值環節沒有比較優勢，商品流通渠道控制權和價格主導權被控制在國外品牌商手中。目前，我國制造業正處于由產業鏈的低端加工制造環節向研發、品牌、渠道等上下游環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雖然我國在制造技術創新方面已取得較大進步，但由于我國流通企業“走出去”步伐緩慢，在全球范圍內還沒有建立具有渠道控制權的銷售網絡服務體系，很難獲得更多的附加值和利潤，制約了制造業向高端環節轉型升級。因此，迫切需要加快推動流通業“走出去”，建立“中國制造”的海外分銷渠道和服務網絡，提升流通渠道控制權和價格主導權，提高中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推動中國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變。

（三）加快流通業“走出去”是提升流通企業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手段

走出國門參與國際競爭是經濟全球化趨勢下我國流通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雖然我國流通企業經過近年來快速發展，已形成百聯集團、國美電器、蘇寧電器、大連大商集團、農工商超市等入圍全球零售企業250強的企業，但在市場銷售額、業務國家/地區數量等方面，與世界大型零售企業存在較大差距。如我國最大的零售企業――百聯集團2012年的零售收入為1.59億美元，僅相當于沃爾瑪的3.56%、家樂福的14.07%。流通企業規模普遍偏小，實力不強，已成為制約我國流通業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迫切需要加快流通企業“走出去”步伐，只有“走出去”參與國際競爭，才能熟悉國際市場運作的慣例，才能更直接地增強開拓國際市場的能力，才能使企業獲得更大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三、推動中國流通業“走出去”的戰略選擇

長期以來，制約中國流通業“走出去”的關鍵問題在于在宏觀層面缺乏長遠的戰略規劃和系統的政策支持，在微觀層面缺乏敢于冒險、敢于自我挑戰和自我超越精神的流通企業。在新一輪改革開放過程中，要加快推進流通業走出去，必須要有高瞻遠矚的戰略思路和長遠的政策路線設計。

（一）加快制定流通業“走出去”戰略規劃

國際經驗表明，一些發達國家非常重視流通企業國際化發展戰略規劃。例如，2013年英國貿易投資署（UKTI）推出了零售業國際行動計劃，重點扶持1000家中小零售企業國際化發展，通過提供財政激勵、發展供應鏈等措施，幫助全渠道零售商獲得更多國際市場進入機會，并扶持英國奢侈品牌進入國際市場。我國要高度重視規劃對流通企業“走出去”的引導作用，加快研究制定流通業“走出去”戰略規劃，明確未來流通領域對外投資發展方向、重點區域，引導流通企業積極“走出去”拓展海外市場。實施“首家連鎖店支持計劃”，為零售、餐飲、酒店首次開拓新興市場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市場提供支持。

（二）培育和扶持具備“走出去”條件的流通企業

從近年來中國企業“走出去”成功和失敗的案例中可以看出，中國流通企業要“走出去”，要到國際市場上參與競爭，必須擁有一批敢于冒險、敢于拼搏的企業。

一是培育大型流通企業集團。近年來，盡管我國致力于培育一批流通領域的國家隊，但大型流通企業成長一直十分緩慢。未來培育大型流通企業仍然是我國商務領域的重點工作。首先從機制上，改變過去只關注流通企業自身、忽視以流通企業為核心的產業聯盟的弊病，推動流通企業與上游制造業合作，打造產業聯盟或形成貿工一體化的企業集團，推動流通企業集群式、聯合“走出去”。其次優化流通企業稅收、金融等政策，支持流通企業做大做強。再次繼續鼓勵有實力的流通企業通過并購、兼并等方式，迅速壯大，打造具有競爭力的企業集團。

二是培育特色化中小流通企業。特色化是流通企業國際化經營成功的重要因素。對于具有中國深厚文化底蘊的特色流通企業，其生命力比一般企業更強。因此，在積極培育大型流通企業的同時，要積極鼓勵特色流通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在融資、稅收等方面給予企業政策支持，引導特色流通企業積極“走出去”開拓國際化市場。

（三）建立健全流通業“走出去”的法律、政策和服務體系

流通企業對外投資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完善的法律體系、政策體系和服務體系支撐。

一是要加快完善流通領域對外投資相關的法律體系。借鑒國外經驗，加快研究制定內容較為全面、高層次、權威性的海外投資法，以法律性文件取代政策性文件的主導地位，把流通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納入法治化軌道。同時，針對海外投資法案，加快調整和修改完善對外直接投資保險、監管、稅收、外匯法、產業等規定，出臺相關行業的海外投資法細則，使對外投資法律體系更具有整體性和體系性。

二是加快完善適合流通企業對外投資的政策體系。設立流通領域“走出去”專項促進資金，鼓勵企業到境外投資開辦商貿城或連鎖門店，設立貿易企業或流通企業。對流通企業海外市場調查研究等前期投資成本，減免所得稅，同時對流通企業實施加速折舊、延期納稅、設立虧損準備金等間接鼓勵措施。設立流通企業海外投資發展基金，并將其與國家援外基金貸款和政策性貸款緊密結合在一起，爭取援外優惠貸款、援外合資合作項目基金的金融支持與合作，支持促進流通企業海外投資的私人投資基金發展，擴大流通企業境外投資資金來源渠道，緩解企業“走出去”的融資難問題。

三是要健全政府和行業協會服務流通企業“走出去”的機制。加強商業領域走出去相關的管理部門，包括商務部、外交、外匯、金融、保險、公安等部門之間合作，加強信息溝通和部門間協調互動，以一站式窗口加網上服務的形式，為商業企業境外投資提供政策咨詢、風險評估、融資服務等全流程服務。鼓勵行業協會加強與當地政府和工商界交流，作為我國政府的“人”，協調解決流通企業“走出去”遇到的問題，推動流通企業國際市場競爭提供支持。

（四）站在全局高度實施流通業“走出去”戰略

為推動流通領域對外投資規模和質量雙提升，實施流通企業“走出去”戰略，應根據我國對外經貿合作、制造業國際轉移流通企業發展基礎條件，實施以下五大戰略：

一是援外跟隨戰略。對外援助是我國經貿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面向未來的戰略投資。近年來我國對外援助形式和領域不斷拓展，對外援助體系、援助機制不斷完善，特別對非洲等發展中國家援助已拓展到醫療、教育等民生領域。在我國實施對外援助過程中，一些企業由于承擔援外項目建設，已成為“走出去”的領軍企業。未來為推動流通企業“走出去”，借鑒安徽外經建公司海外商業發展模式，可以依托援外項目配套輸出萬達廣場模式、城市綜合體模式等，帶動流通企業集群式“走出去”。

二是制造業帶動戰略。目前，在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過程中，推動制造業與服務業融合發展、提升制造業品牌和渠道控制力已成為重要趨勢。國際金融危機后，我國一些家電、紡織服裝、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和汽車等產業向東南亞、非洲等地區轉移趨勢逐步增強。如紅豆集團投資柬埔寨、奇瑞投資巴西等。我國流通業“走出去”應緊緊抓住制造業“走出去”的機遇，一方面，實施制造業產業鏈或集群戰略，鼓勵流通企業與制造企業建立戰略聯盟，完善研發服務、營銷接單、物流配送、品牌推廣等功能，逐步形成輻射全球的營銷網絡，提升制造業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和分銷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利用境外經貿合作區投資建設，鼓勵流通企業與境外合作區開發企業合作，投資設立批發、零售、餐飲等貿易營銷企業，推進流通企業“走出去”。

三是商貿城升級戰略。目前，商貿城是我國流通業“走出去”的一種重要形式。針對目前境外商貿城面臨電子商務沖擊和經營模式調整等問題，未來應加快推進海外商貿城改造升級，通過完善商貿城研發設計、展覽展示、物流配送、檢驗檢測、購物休閑等功能，提升商貿城服務水平。加快商貿城電子商務平臺建設，推動線上與線下融合互動發展。加快商貿城誠信體系建設，加強與當地政府和行業組織溝通和交流，吸納當地人就業，增強商貿城與當地人民的親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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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世界經濟的高速發展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加速，各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和經濟融合更加頻繁，此時世界貿易組織（WTO）的作用也已經日漸式微，新的經濟一體化貿易形勢所起到的不可代替的作用漸漸被各國發現，如我國根據法律在上海建立的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FTZ）于2013年9月29日舉行掛牌儀式，標志著中國（上海）自由貿易區正式啟動運作。

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Zone）是指在國家或地區的關境以外，劃出特定的區域，準許外國商品豁免關稅自由進出，實質上是采取自由港政策的關稅隔離區。狹義的自由貿易區僅指提供區內加工出口所需原料等貨物的進口豁免關稅的地區，類似于出口加工區。廣義的自由貿易區還包括自由港和轉口貿易區。

一、自由貿易試驗區相關文獻綜述

國外研究方面，自由貿易區的經濟發展形式是屬于經濟一體化形式中的一種，由于保稅區是中國外貿經濟發展的一種特殊形式，而國外學者對自由港及自由貿易區的研究比較多。最早出現且影響最大的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研究是美國經濟學家雅各布?維納（Jacob Viner，1950）的關稅同盟理論，提出了關稅同盟的貿易創造效應與貿易轉移效應，指出一國結成關稅同盟得到更多貿易創造從而增進福利的條件。西托夫斯基（T?Scitovsky，1958）等提出的共同市場理論又稱為大市場理論。該理論指出，共同市場在一體化程度上比關稅同盟又進了一步，它將那些被保護主義分割的小市場統一起來，結成大市場，然后通過大市場內激烈競爭，實現大批量生產帶來的大規模經濟等方面的利益。不久之后，出現了經濟一體化的概念，這個概念首先得到了美國經濟學家貝拉?巴拉薩（1961）的認可，認為全球經濟一體化其實就是一個經濟發展的狀態和過程，它體現了各國間各種經濟形式的差別化逐漸在縮小，同時也表現出各國經濟體在消除各種差別待遇所做出的種種舉措，因而促進了經濟的融合和一體化進程。

國內研究方面，20世紀80年代國內優秀學者廖進中教授提出“市場領土理論”，在全球化時代背景下，市場不僅僅是一種場所、一種份額，而是一種領土。市場領土就是通過與世界的密切交往，實現企業、產品、服務更好更快地發展，從而輸入所到之處可以實現生產、經營、銷售、消費、行動的當地化、全球化。現代經濟和金融的競爭就是市場領土的爭奪，因此除了實際的土地、海域、領空之外，還有一種最關乎國計民生的經濟領土和金融領土。國內對自由貿易區的研究主要分為兩個層面：一是對國際自由貿易區發展經驗的研究，包括自由貿易區區位選擇、海關管理體制、基本政策和法規、管理體制等方面的規律和特點（李力，1996；陳浪南，2005；孫德紅，2007）。二是對我國保稅區轉型模式研究，主要包括轉型的必要性或意義的論述（成思危，2003），我國綜保區發展效果的評價，形成了模糊綜合評價法和因子綜合分析法，從而得出較為科學的評價結果（何偉軍，1998；劉恩專，1999；王宗軍，2004）；我國綜合保稅區向自由貿易區轉型的模式研究，集中在法律定位、管理體制、運行機制和功能定位等四個方面，主要形成的觀點是目標模式應該為“境內關外”、建立與國際慣例接軌、統一和權威的法律框架，統一領導和屬地管理形式的管理體制（成思危，2003；散襄軍，2005；李友華，2006；李春梅、王麗娟，2008），楊明華（2008）提出調整現有保稅區政策包括出口退稅政策、貿易權政策、外匯管理政策、物流行業的準入政策。

二、我國自由貿易區形態與功能的演進

當全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各國的經濟在WTO的多邊體制貿易模式下出現了僵局，出現了發展緩慢甚至停滯現象。于是，很多國家開始嘗試在小規模范圍內建立自己和合作國家的區域性經濟貿易。基于此，自由貿易協定（FTA）的制度引導型區域經濟一體化得到了積極的推動，我國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形態經歷了多次演進。

（一）我國自由貿易區形態的演進

從1978年12月起，中國開始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從此中國真正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同時我國的對外貿易形勢也在不斷地發生進步性的變化并設立了一些專門的機構。例如，1990年6月在上海創辦了中國第一個保稅區――上海外高橋保稅區。1992年以來，國務院又陸續批準設立了14個保稅區和一個享有保稅區優惠政策的經濟開發區，即海南洋浦經濟開發區。自2000年6月以來，我國共設有超過60個出口加工區，多分布于沿海和沿江地區。自2003年12月國務院批準設立我國第一個區港聯動保稅物流園區――上海外高橋保稅物流園區以來，又先后設立青島、寧波、大連、張家港、廈門象嶼、深圳鹽田港、天津、張家港、廣州等9個保稅物流園區。2003年12月5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關于設立珠澳跨境工業區的批復》，正式批準設立珠澳跨境工業區，同時設立的還有綜合保稅區、保稅港區。

按照自由度和功能齊全度將這些對外貿易的各種形式劃分按保稅區、出口加工區、保稅物流園區、綜合保稅區、保稅港區和自由貿易園區依次增大，其增大程度如圖1所示。

（二）我國自由貿易區形態演進過程中功能的變化

綜合保稅區和保稅港區是中國目前開放層次最高、優惠政策最多、功能最齊全、手續最簡化的特殊開放區域。已經獲批的上海自由貿易園區在此基礎上將提供更優惠的政策和更大的開放度。我國保稅區各種演化形式在功能上的擴大如圖2所示。

三、自由貿易試驗區對上海市、長三角乃至全國的輻射和示范效應

在上海建立自由貿易區是改革開放的重大舉措，對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積極探索管理模式創新、促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具有重大意義，為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探索新途徑、積累新經驗。同時，上海具有十分良好的區位優勢，地處長三角，擁有廣闊的經濟腹地，通過發揮輻射效應，可以帶動更大范圍、更廣區域的開放開發。為尋求改革突破口，為我國擴大開放和深化改革探索新思路和新途徑，對更好地為全國服務起到引領和示范的作用。

（一）在政府職能、管理和投資管理模式方面的示范效應

整個改革過程的一個重要點是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積極探索經濟貿易和投資管理模式的創新，在防范各類風險的情況下推動建設具有國際水準的投資貿易便利、監管高效便捷、法制環境規范的自由貿易試驗區，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發揮示范帶動、服務全國的積極作用，促進各地區共同發展。在自貿區“放權”和“開放”的主要精神下，自貿區的核心和重中之重是通過在投資、貿易、金融等領域的放權，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

（二）在資金使用和技術引進方面創造一種全新的經濟發展模式

在上海建立自由貿易區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國外資金技術來發展外向型經濟，使之成為開放型經濟新的增長點，帶動區域經濟發展。自貿區作為一個服務型的經濟體，能夠為長三角以至后方的華東大片腹地最大限度地提供外資，自貿試驗區會建設成為具有國際水準的投資貿易便利、貨幣兌換自由、監管高效便捷、法制環境規范的自由貿易試驗區，為我國擴大開放和深化改革探索新思路和新途徑，更好地為全國服務。對自貿區新的定位要求其實現從對貨物的有形監管到對金融業、服務業的無形監管的轉變，從狀態監管到綜合監管模式的轉變。這些轉變，無不是相關改革舉措的一種全新發展模式。

（三）對金融改革創新、服務業和內陸腹地經濟發展的示范效應

首先，金融創新是整個金融改革的重點，通過金融創新，在試驗區內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金融市場利率市場化、人民幣跨境使用、民營資本和外資金融機構的開放等措施最終將推動人民幣走向國際化，改變中國金融短板，推動金融開放。其次，在服務業方面，在逐步降低關稅、海關手續等貿易障礙后，自貿區不僅為商品的流動創造便利，而且將促進貿易方式的轉變，改變我國服務貿易滯后于商品貿易的現狀，實現我國在國際產業分工地位上的升級。再次，腹地的經濟發展借助于上海自貿區的契機，發展對外經濟、穩定外需。在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后，制造業和新能源等行業都能夠對經濟有明顯的促進和推動作用，長三角地區也會受到輻射并帶來發展良機。

（四）在改革過程中突破傳統分工格局，主動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

自貿區的主要特征是自由化。在設立自由貿易區以后，為了迎合國際貿易規則和適應新的貿易環境，各方面的政策都會出現變動。在對外貿易方面的政策開放將直接帶來自貿區的投資貿易環境高度自由化和市場化。同時，使得按照國際慣例運作的離岸金融市場成為可能，因減少政策障礙而示范引領上海自貿區發展離岸金融市場。而在國際分工方面，我國有可能突破以廉價勞動力和低價土地等初級產品提供者的身份參與國際分工的傳統格局，以其較優的資源和技術去參與國際分工和競爭，主動接受發達國家的成熟技術，發揮“境內關外”的地域和功能優勢。自貿區要主動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格局中去，面對全球化的貿易挑戰和機遇。

四、自由貿易試驗區的發展策略選擇

在全球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不斷加強的背景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一直積極從事區域經濟一體化和自由貿易區的構建。截至2012年年底，中國共有27個省市設立了110個特殊經濟區域，包括12個保稅區、46個出口加工區、5個保稅物流中心、14個保稅港區、31個綜合保稅區，以及2個跨境工業區；已經簽署了1個局部自由貿易協定（亞太貿易協定）和10個自由貿易協定，涉及22個國家和單獨關稅區。但是，和美國、歐盟等國家和地區相比，我國自由貿易區構建無論在速度、廣度還是深度上，均有待繼續加強。

（一）政府要轉變思路，重新界定其職能，繼續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

政府要放開手腳讓市場自由化運行，使各種資源和生產要素自由運行，使現在部門以監管為主、管理特征過于明顯向公共服務和企業管理方向轉變。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將帶動金融、稅收、貿易、政府管理等一系列政策的變革，突破結構性矛盾和資金分布不合理等諸多問題。同時，在統籌兼顧的情況下保證經濟穩定持續的增長，調整經濟結構中不合適的地方，加快資金的周轉率，提高其使用效率；加強資源的優化配置和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另外，加快完善城鄉居民銀行卡消費服務功能和消費環境，擴大其使用范圍，滿足其合理信貸需求，培育和壯大新的消費增長點，促進消費升級。

（二）對外匯政策進行改革，重點是金融改革和金融創新

稅收政策需要有國際競爭力，這就需要在關稅、所得稅和流轉稅等相關稅法進行改革。由于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存在很大的差距，要適當改變和調整不合時宜的法律法規，大膽引進英美法系中有利于貿易進行的法律有利部分。自由貿易試驗區的試點內容涉及金融方面包括利率市場化、匯率自由匯兌、金融業的對外開放、產品創新等業務。可以鼓勵民間資本投資入股金融機構和參與金融機構重組改造，探索優化銀行業分類監管機制，建立相應的考核和評估體系等，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廣覆蓋、差異化、高效率的金融服務。

（三）引導推動重點領域與行業轉型和調整，支持發展外向型企業和多層次資本市場

大力支持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大對有市場發展前景的先進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現代信息技術產業和信息消費、勞動密集型產業、服務業、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及綠色環保等領域的資金支持力度。對有產能過剩的行業和領域實施有差別有區分的政策傾斜，要盡一切可能支持合理向境外轉移產能的企業、實施產品整合的企業等提供各種金融工具和方式的融資幫助。同時，進一步推動人民幣跨境使用，推進外匯管理簡政放權，完善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外匯管理制度。加快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要進一步優化主板、中小企業板、創業板市場的制度安排，完善發行、定價、并購重組等方面的各項制度。

（四）嚴防金融風險，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加大對“三農”信貸的支持力度

支持金融機構向小微企業提供融資、結算、理財、咨詢等綜合性金融服務。擴大中小企業在境內的融資來源，加強對創新型、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金融支持力度，支持小微企業信息整合，加快推進中小企業信用體系建設。在“三農”領域，要優化“三農”金融服務，統籌發揮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協同作用，發揮直接融資優勢，推動加快農業現代化步伐。在發揮保險保障作用方面，要對行業中存在的各種可能的金融風險隱患進行排查，及時鎖定、防控和化解風險，嚴守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同時擴大農業保險覆蓋范圍和種類，建立完善財政支持的農業保險大災風險分散機制。

參考文獻：

[1]T.Scitovsky.Economic Theory and Western European Integration[M].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

[2]廖進中.市場領土論[M].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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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經濟全球化是以規則為基礎的（rule－basedglobalization）隨著各國日益融入世界經濟，就不得不越來越多地接受國際規則。經濟全球化規則的強化，對進口替代戰略與出口導向戰略均提出了嚴峻的挑戰。GATT／WTO中關于降低關稅水平、取消非關稅壁壘、實施國民待遇原則等一系列開放市場的要求，使發展中國家不再可能利用傳統手段有效保護國內市場，而這是進口替代戰略有效實施的基本前提，也是出口導向戰略的一個重要方面。同時，GATT／WTO關于反補貼、反傾銷等規則，則使出口導向的政策措施受到極大的約束。而且，隨著冷戰的結束，經濟競爭已經取代政治競爭成為國家利益的最高目標，美國也不可能像當年對待日韓那樣給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單方面的市場準入機會。可見，以往一些后起國家的工業化戰略，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難度越來越大，有的政策手段難以繼續使用，有的外部環境不再具備。傳統的工業化戰略面臨嚴峻的挑戰，必須尋求新的有效的工業化道路。

經濟全球化在挑戰傳統的工業化戰略的同時，又為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帶來新的機遇。

首先，隨著技術進步的加速，產品生命周期越來越短，制造業技術損耗風險越來越大，一些發達國家紛紛將傳統產業向國外轉移，為發展新經濟騰出空間。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產業的跨國轉移帶來了經濟發展的重大機遇。

其次，經濟全球化帶來了商業模式的重大變革，跨國公司為了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取得競爭優勢，將其生產布局日益細化，與以往在各個國家進行產業間分工不同，經濟全球化的推進，使跨國公司可以將一個產品的不同生產環節按照成本最低的原則在全球范圍內配置。同時，跨國公司越來越專注于技術開發、品牌經營和營銷網絡的建設，將制造活動盡可能地以OEM（原廠委托制造）方式外包給成本較低的發展中國家企業。由此帶來的變化是，發展中國家在制造業領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甚至成為一些高新技術產品的重要組裝與出口基地，產業內貿易取代產業間貿易越來越成為國際貿易發展的新動力。

第三，除了外來投資，更重要的是，發展中國家本土企業也得以越來越深地參與全球分工。以往，由于貿易保護程度較高，工業化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主要是垂直分工關系，產業間貿易是國際貿易的主導形式。發展中國家的工業企業，如果不借助政府的扶持或強力保護，只能從事紡織、輕工等傳統產業，重化工業、機電工業大規模出口的可能性很小。為了應付不斷強化的國際競爭壓力，跨國公司除了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生產能力外，還大規模采取外部采購（outsourcing）的辦法，來維持其在核心生產環節的競爭力，這就使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可以從跨國公司引進技術、管理。規范，在更多的產業中開展生產經營活動，更深地參與國際分工。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路徑與手段均發生了一些明顯變化，一是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可能實現跨越式發展，迅速在某些新興產業占據一席之地。二是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主要任務，從以往推進產業升級轉變為推進產業鏈條的升級。三是發展中國家政府推進工業化的政策，從以往以產業差別待遇和扶持為主轉變為創造一個有利于發揮比較優勢的投資環境。

新選擇

談到加工貿易，人們往往容易將其等同于中國實行的保稅進口加工復出動。從本質上講，加工貿易是指一國進口中間投入品，加工組裝后再出口的生產與貿易活動。由于各國在稅制、管理體制等諸多方面的差別，各國關于加工貿易的政策、監管體制均有所不同。

隨著國際分工不斷深化、產業內貿易、公司內貿易不斷發展，加工貿易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成為國際貿易的主要形式。跨國公司是經濟全球化的主導力量，1997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存量達到了1．6兆億美元，53000家跨國公司與其所屬的45萬家外國子公司的國際生產總值達到9．5兆億美元，外國子公司的加工產品出口額達到2兆億美元，占世界出口額的33．3％。跨國公司的公司內貿易在一國貿易中的比重越來越高。在很多發達國家的國際貿易中，一個從頭到尾產于一個國家之內的產品所占比重越來越低。

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創造適合加工貿易發展的體制環境，促進加工貿易發展，是全球化條件下推進工業化的一條捷徑。首先，加工貿易是發展中國家接受跨國產業轉移的重要方式。發達國家對外轉移產業是分步的，而木可能一次將某個產業的上下游生產環節全部轉移出去。同時，發展中國家由于國內市場容量有限，決定了轉移進來的產業的市場不可能局限于發展中國家的國內市場，而必然有一部分是面向國際市場的。因此，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相當大的比重是從事加工貿易的。如果沒有適合開展加工貿易的條件，即高效率的進出口體制、投入品與產品的價格不受扭曲，發達國家的企業就難以向這樣的國家轉移產業。可以說，加工貿易是將發展中國家勞動力資源優勢與發達國家資本技術優勢相結合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其次，加工貿易適應了國際分工深化的趨勢。由于國際分工從產業間分工為主轉變為以產業內生產環節分工為主，除了特定的產業，如國防工業，即使是發達國家，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在一個國家內部形成某個產業完整的產業鏈。發展中國家更不可以在很多制造業中形成完整的產業鏈，因為在全球化背景下這樣的產業是沒有國際競爭力的。因此，只有采取加工貿易的方式，發展中國家才能抓住國際分工深化帶來的發展機遇，在具有比較優勢的生產環節形成組裝與制造能力，參與國際分工。第三，加工貿易的發展將使發展中國家在世界制造業分工中的地位不斷提高。盡管在加工貿易發展初期，發展中國家所從事的生產制造活動，大多是附加價值較低、技術含量較低的生產環節，但隨著加工貿易規模的擴大，產業集聚效應必然會導致產業鏈向上下游環節的延伸，同時還會將一些本土產業納入加工貿易引致的國際生產活動，從而不斷提高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更為重要的是，當產業鏈較短時，加工貿易的生產活動具有“無根工業”或“飛地工業”的特點，在外部條件發生變化時，如工資水平上漲后極易發生遷徙，隨著加工貿易產業鏈的不斷加長，產業相互配套，使加工貿易活動得以扎下根來，成為本土制造業的一部分，從而將使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制造業分工中占有一席之地。

巨大貢獻

自從1970年代末我國實行加工貿易政策以來，加工貿易取得了“爆炸式”的增長。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從1980年的16．66億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2414．37億美元，增長了約145倍。相應于此，加工貿易在我國對外貿易中的比重已經從1980年的4．4％提高到2001年的47．4％，加工貿易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更高達55．4％。

加工貿易的快速發展，在促進經濟增長、就業、稅收、創匯等方面的巨大貢獻，得到了社會各界廣泛的認同，但是，加工貿易究竟是解決就業壓力等問題的權宜之計，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實現工業化的一條有效途徑？人們對此存在不同的看法。也正因為對這一問題認識上的分歧，使得加工貿易的戰略地位一直未得到明確認識，導致我國加工貿易政策搖擺不定，不僅不利于加工貿易的健康發展，也不利于經濟整體發展。

透視我國加工貿易對工業化的作用，可歸納為以下幾方面：

第一，加工貿易直接帶動資源投入制造業，形成強大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制造業能力。首先，加工貿易將大量農村閑置勞動力納入制造業。由于我國尚沒有關于加工貿易的專門統計，因此難以給出加工貿易從業人數的準確數據，但是，按有關部門和研究成果估計，加工貿易從業人員超過千萬人，其中，絕大多數人員是從以往的農業部門轉入制造業的。其次，加工貿易吸引大量資金（特別是外商投資）進入我國的制造業。20多年來，我國實際利用外資金額超過4000億美元，截至1999年底，合同利用外資中59．6％投資于工業。按照這一比例估算，實際投資于工業的外商直接投資約為2400億美元。加工貿易的發展，形成了強大的制造業能力，2001年加工貿易凈出口額達到535億美元，占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的比重達到16．5％。如果考慮到從事加工貿易的企業在國內銷售的工業增加值，加工貿易對我國工業增加值的貢獻會更高。

第二，加工貿易促進了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我國的加工貿易是以紡織服裝輕工等勞動密集型產業起步的，經過20多年的發展，加工貿易的產業結構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高新技術產品占有相當大的比重。考察加工貿易對產業結構升級的貢獻，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加工貿易帶來大量新產品、新技術，形成了新的產業。在從事加工貿易的外資企業中，技術水平普遍高于國內原有水平。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對加工貿易企業的問卷調查，加工貿易企業的技術水平達到母公司先進水平的占21％，達到國內先進水平的占47％。加工貿易發展直接帶來了新興制造業的發展。最好的例子就是我國IT產業的發展。IT產業是國際化程度最高的產業之一，因而最適合發展加工貿易，90年代以來，大量外商來華投資于IT制造業，從事加工貿易，其中既有INTEL、IBM、NOKIA等著名跨國公司，也有大量“隱姓埋名”為跨國公司從事OEM生產的臺資企業。加工貿易的快速發展，使我國從一個電子工業相對落后的國家，迅速崛起為世界IT產業最重要的硬件制造基地之一，對國際IT產品市場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加工貿易的快速發展帶來了我國出口結構的不斷改善，機電產品已經成為第一大類出口產品，2001年占我國出口總額的44．6％，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比重不斷提高，且保持強勁的勢頭。加工貿易是機電產品出口的主要方式，機電產品出口的約3／4是采取加工貿易方式取得的，在機電產品出口大市深圳，加工貿易出口占機電產品總出口的近90％，而其中高新技術產品出口近50％。

其次，加工貿易提高了技術開發能力，促進了技術進步。據課題組調查，加工貿易企業中，有技術開發機構且能夠出口售技術專利的企業占1．27％，有技術開發機構并能提供企業所需大部分技術的企業占48．28％，這兩類合計比重達到近50％。另外，還有22．6％的企業有技術開發機構但只能提供企業所需部分技術。這些指標遠遠高于全國大中型企業的平均水平，1999年全國大中型企業有技術開發機構的只占32％。隨著加工貿易的不斷發展、競爭壓力的增強和投資環境的改善，大型跨國公司越來越重視在華設立研發機構，從事技術開發。愛立信、IBM、英特爾、惠爾浦、富士康等知名跨國公司都已經在華設立了研究發展機構，從整體上提高了我國研發水平，在IT等新興產業中，尤其明顯。對技術開發的重視促進了加工貿易的技術進步，據課題組調查，近年來，技術有很大進步的加工貿易企業占29．9％，有一定進步的占61．5％，保持原狀或有一定退步的分別占有7．3％和1．3％。

再次，加工貿易的技術與管理“外溢效應”促進了相關-企業的技術進步與產業升級。加工貿易的外溢效應主要通過三條途徑實現：第一條途徑是產品的擴散與競爭。由于大量加工貿易企業是兼顧國際國內兩個市場的，由加工貿易企業帶來的大量新產品投入國內市場，一方面培育了國內需求，另一方面也為國內企業開發與生產同類產品提供了示范，移動通訊市場的擴張與制造業的發展是最具說服力的例證。第二條途徑是加工企業對配套企業的訂貨要求與技術支持。國內企業之所以難以借助加工貿易進人國際市場，主要原因在于產品質量與交貨期達不到加工貿易企業的要求。據課題組調查，只有26．3％的加工貿易企業認為不必對配套企業提供技術支持。在認為需要對配套企業進行技術支持的加工貿易企業中，49％的企業對配套企業提供了技術支持，12．9％的企業準備提供技術支持。加工貿易的訂貨要求與技術支持，大大提高了國內配套企業的技術水平與產品質量，使其產品能夠達到國際市場的要求。第三條途徑就是技術與管理人員的流動，傳播了先進的技術與管理。

第三，加工貿易推動了全國的工業化進程。首先，加工貿易的發展，培養了大量的能夠適應工業化大生產的熟練勞動力。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是加工貿易的一個重要特點，而且，加工貿易企業的工人主要是從農村進城的“打工者”。加工貿易企業將這些農村勞動力轉化為適應工業化大生產的熟練勞動力。一方面，加工貿易企業非常重視對員工的培訓，據課題組調查，只有8．9％的加工貿易企業沒有對員工提供培訓。另一方面，由于加工貿易企業面向國際市場，因此，其技術、質量、管理基本上都具備國際競爭力，其員工在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親身體驗了工業化生產對工人的技能與紀律的要求，了解到面對國際市場的技術或管理。勞動力從加工貿易企業的流出，使得這些年輕的適應工業化的勞動力成為全社會推進工業化的寶貴財富。隨著我國勞動力市場的不斷完善，人員流動越來越普遍。加工貿易企業員工的流動性更強。據課題組調查，90％以上的企業存在員工流出。與大多數企業不同的是，大部分加工貿易企業的“打工者”在工作幾年后，往往會回到故鄉，其在打工期間學習到的工業化文明（如工業生產所要求的技能、紀律、意識、經營管理的知識等）隨之迅速擴散，這些回流的打工者不少人成為了鄉鎮企業的骨干，為廣大農村地區的工業化做出貢獻。

其次，加工貿易的發展為我國培養了大批適應國際化競爭的技術與管理人才。為了降低成本、提高競爭力，來華從事加工貿易的外商投資企業，大多實行人才本地化戰略，因此，大批本地員工走向了技術與管理的關鍵崗位，在實踐中得到鍛煉與提高，積累了面向國際市場生產與經營的寶貴經驗。而這些人才的流動則成為技術與管理擴散最為有效的途徑。據課題組調查，加工貿易企業流出的人員，首選仍然是外商投資企業，但有19．5％的企業認為其流出員工開始了自我創業，18．6％的企業認為其員工流向了私營企業，9．6％的企業認為其員工流向了國有企業。特別值得指出的是，近20％的加工貿易企業認為其流出員工開始了自我創業，說明加工貿易企業對于培養未來的企業家，同樣具有巨大的作用。

最后，加工貿易創造的大量順差為進口先進設備提供了條件，有利于促進國家的工業化進程。我國加工貿易的發展，為國家創造了大量的外匯，為推進工業化提高了必備的條件。僅1993年一2001年9年間，加工貿易累計實現貿易順差2558．33億美元，而同期全國貿易順差總額僅1818．71億美元，加工貿易創造的貿易順差占全部貿易順差的比重高達140．7％。如果沒有加工貿易的發展，我國絕對不可能積累現在這么大量的外匯儲備，在亞洲金融危機中能否獨善其身并對區域經濟穩定做出貢獻，也是存有疑問的。

1970年代末開始，我國實施了鼓勵發展加工貿易的政策，對用于加工貿易的進口實行保稅政策，免征進口關稅，同時對除少數敏感商品外絕大多數商品的進口取消配額等非關稅壁壘的限制。這些政策的實行，消除了我國高關稅、高非關稅壁壘政策對加工貿易進口的扭曲，使在華從事加工貿易的企業可以與世界其他各國處于平等競爭的地位，從而充分發揮了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比較優勢。

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與深化，和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加工貿易不斷發展壯大。針對不斷出現的新形勢，加工貿易政策也做出了相應調整，例如，1994年稅制改革后，加工貿易進口保稅政策又納人了國內增值稅保稅的內容，針對加工貿易中存在的走私漏洞，引進了保證金臺帳制度、出口加工區政策等。加工貿易政策與監管體制的不斷調整與完善，是政府努力適應加工貿易發展要求的結果，對加工貿易的持續發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但是，近年來，加工貿易政策與監管體制中的矛盾也越來越突出，從事加工貿易企業對現行政策與監管的意見越來越多，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不同部門之間對加工貿易有關政策調整方向的分歧越來越大。實質上，這是由于加工貿易活動發生了很多新變化，對現行政策與監管體制提出了不少新要求。

加工貿易的變化及對政策與監管的新要求，歸納起來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加工貿易主體結構的變化：外商投資企業成為加工貿易的主要力量

加工貿易始于東南沿海地區的對外加工裝配活動，早期主要是以國內企業為主，雖然很多從事來料加工的國內企業實質上是由外商投資機器設備并進行生產管理的，但這些企業都掛靠在擁有外貿權的外貿公司旗下，由外貿公司負責其進出口手續。80年代外商投資企業在加工貿易中的比重一直不高，199o年才達到28．8％。隨著90年代初外商來華投資逐漸進人，外商投資企業在加工貿易中的比重迅速攀升，1994年即超過一半，達到56．l％。到2001年，外商投資企業在加工貿易中的比重已經達到73．3％。

從事加工貿易的外商投資企業內部，其結構也發生了較明顯的變化。80年代來華從事加工貿易的主要是港商，9O年代初中期大量臺商到大陸投資，90年代后期以來，越來越多的大型跨國公司來華投資，據統計，世界5O0強企業中，超過400家已經在我國進行了投資。

加工貿易主體的變化，對加工貿易的貿易方式、市場結構、產品結構和產業鏈條結構等均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第二，貿易方式的變化：來料加工為主變為進料加工為主

我國的加工貿易早期是以來料加工為主的，1980年來料加工進出口額為13．3億美元，占加工貿易總額的79.8％。來料加工的好處在于，中方企業不必為支付原材料采購費用，也不必為產品的銷路操心，這在中方企業規模有限、參與國際分工經驗不足的情況下，具有特殊的優勢。到80年代末期，這種貿易方式的結構發生了改變，1989年進料加工進出口額首次超過來料加工貿易額，達到53．l％。隨后，進料加工所占比重逐年提高，到2001年達到了71．4％。

進料加工比重的迅速提高，基本原因在于，外商投資企業比內資企業更傾向于進料加工貿易方式，2001年外商投資企業進料加工占其加工貿易總額的85．8％，內資企業進料加工占其加工貿易總額的28．7％。隨著外商投資企業在加工貿易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導致加工貿易整體格局從以來料加工為主變為以進料加工貿易為主。

外商投資企業傾向于進料加工方式的基本原因在于，隨著我國國內市場規模越來越大、開放程度越來越高，外商投資企業越來越注重兼顧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很多從事加工貿易的企業，在大量出口其產品的同時，也不斷增加在國內市場的銷售。兼顧兩個市場具有不少好處，一是可以通過市場規模的擴大實現生產的規模經濟，降低成本；二是可能擴大應付市場波動的回旋余地，例如，近幾年當國際IT市場萎縮時，國內市場的迅速擴張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市場波動帶來的負面影響；三是保持外匯平衡或結余，在中國政府中樹立良好的出口企業形象。中國政府一貫鼓勵出口，加人WTO后雖然鼓勵手段大大弱化，但這一政策取向并未改變，外資企業深知政府的政策取向。中國加人WTO后，按照承諾已經修訂了外商投資企業的有關法律條款，進一步允許外商投資企業內銷。據課題組調查，沿海地區不少目前從事來料加工的所謂“三來一補”企業，都已經或正在考慮改變注冊，成為外商投資企業，從事進料加工，同時可以內銷。可以預見，在不遠的未來，進料加工貿易的比重會進一步提高。

越來越多的加工貿易企業兼顧出口與內銷，對我國加工貿易政策與監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比百分之百出口的來料加工貿易方式，對部分內銷企業進料加工貿易的監管要更為復雜。我國政府試圖通過建立“出口加工區”的方式來解決監管效率和防止走私的矛盾，但由于未能充分考慮大量外商投資企業兼顧內銷的趨勢，“出口加工區”計劃進展緩慢，據調查，一些進人區內的企業最終又要求退出。

第三，產品結構的變化：從傳統產品為主變為機電產品為主

早期我國的加工貿易以紡織、服裝、玩具、鞋帽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隨著越來越多的外商投資企業來華從事加工貿易，機電產品在加工貿易中的比重越來越高，2O01年，加工貿易出口機電產品882．7億美元，占加工貿易出口總額的60％，占全部機電產品出口的74．3％。加工貿易出口中，計算機、通訊設備、視聽產品占有重要地位，不僅使加工貿易出口產品檔次大大提高，而且使我國出口產品結構大大改善。

加工貿易產品結構的變化，對監管體制提出了新要求。我國現行的加工貿易監管辦法是在早期針對服裝等輕工產品的加工貿易發展起來的，手冊、合同等管理辦法針對傳統加工貿易產品是基本可以滿足需要的。但是，與傳統的服裝等產品相比，以IT產品為代表的機電產品生產具有“生產零庫存、采購全球化、訂單電子化”的特點，進口的中間投人品種類遠遠多于傳統的服裝等產品，同時對通關效率提出很高的要求。因此，對于很多從事機電產品加工裝配的企業而言，由于中間投人品種類多，手冊數量不夠，影響到企業的生產進度；很多企業進貨與出貨，均采用電子手段，根本沒有合同，為了應付管理部門，只好去作一份假合同，監管部門心知肚明，但受現行規定的約束，只好繼續要求企業提供這種沒有意義的合同；對于生產零庫存的企業而言，通關效率至關重要，上海IN－TEL曾經因為通關問題而停產，生產經營受到負面影響，不少跨國公司因為國內通關效率低下而不得不將其高端產品的生產經營活動放在香港，在內地只進行低端產品的加工貿易。上海市對外高橋保稅區內英特爾、JVC等49家大型跨國公司實施了“空運直通式”通關，通關時間由原來的平均96小時縮短為6小時，表明我國現行的通關管理體制還有很大的改進余地。

第四，加工貿易國內采購明顯提高

隨著加工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一方面，很多加工貿易企業在海外的配套企業也跟隨而來，在華投資設廠，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國內企業技術水平、產品質量均大大提高，同時，有關政府部門通過舉辦供貨會等方式為供需雙方牽線搭橋，因此，90年代中期以來，加工貿易逐漸改變了以往“大進大出”的格局，國內采購快速提高。加工貿易國內增值率在1990年只有11％，1995年僅13．4％，而1998年已經提高到52．4％，ZO01年進一步提高到56．8％。加工貿易國內采購的不斷提高，在形成跨區域的采購網絡的同時，在我國沿海地區形成了一些產業特征明顯的產業聚集帶。

由于國內采購有利于企業降低生產成本，國內采購已經成為加工貿易企業普遍的現象，根據課題組調查，高達46．2％的企業將國內采購作為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主要來源，高于其他采購方式。

國內采購存在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國內配套產品檔次與附加價值有待提高。調查結果顯示，49．7％的企業國內采購的中間投人品是初級產品，40．9％的企業國內采購的投人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資本與技術密集型投人品僅占13．1％。二是國內采購在很多加工貿易企業采購中的比重還有待提高。將近一半（48．6％）的企業在國內采購原材料和零部件比重低于25％，約60％的企業在國內采購的機器設備的比重低于25％。

出口退稅政策和深加工結轉政策是制約加工貿易國內采購率提高的主要政策因素。據調查，75．9％的企業憑增值稅發票向國內企業采購中間投人品，30．8％的企業通過深加工結轉方式采購。出口退稅政策直接影響加工貿易企業是否進行國內采購的決策，由于來料加工不實行退稅，因此，與進料加工相比，來料加工國內采購率明顯偏低，國內采購比重高于50％的企業，進料加工企業中達到34．4％，而來料加工企業中只占20．5％。對于可以享受出口退稅的企業，出口退稅時間過長，占壓企業資金，也影響到企業國內采購行為，有的企業將本可以在國內采購的合同轉到境外采購，有的企業通過境外機構進行國內采購，即所謂的“香港一日游”。在課題組所列的10項影響國內采購的因素中，“出口退稅時間長”被受調查企業認為是第三位的障礙。

深加工結轉一直是加工貿易發展中的重要問題，也是加工貿易管理中的一個難題。深加工結轉是加工貿易國內產業鏈不斷加長的結果，近年來深加工結轉發展勢頭很猛，以深圳為例，2002年1月－5月，加工貿易“轉廠”配套出口（轉出）20．3億美元，相當于同期加工貿易出口值的15．09％；“轉廠”配套進口（轉人）32．3億美元，相當于加工貿易進口值的35．1％，增長24．97％。深加工結轉業務的發展，有利于提高加工貿易的附加價值。

為了防止加工貿易企業利用深加工結轉進行走私，我國對深加工結轉業務實行嚴格的手冊管理辦法。這種手冊管理方式對采購渠道單一、品種簡單的企業比較適用，但對于越來越普遍的采購渠道較多、所需零部件繁多的企業而言，經常會遇到手冊不敷使用、采購不能如期完成的問題。例如，北京JVC在國內有50家配套企業，其中20家是深加工結轉關系，涉及250種零部件，受手冊不足的限制，部分中間投人品轉向國外采購或“香港一日游”。另外，目前關于轉廠必須由海關指定的保稅監管車運送的規定，不但增加了運輸成本，而且延長轉廠時間。據調查，深加工結轉手續繁瑣是影響企業進行國內采購的第四位障礙。

對于結轉方式采購的國內原材料和零部件，以往對轉廠環節免征增值稅，從2000年開始對加工貿易企業深加工結轉業務實行“免、抵、退”。在手續繁瑣問題沒有得到緩解的情況下，又將出口退稅問題5；人了深加工結轉業務之中，進一步影響了企業進行國內采購的積極性。

總之，現行出口退稅政策和深加工結轉政策的有關規定和管理辦法，已經越來越不適應加工貿易加長國內產業鏈的要求，越來越成為制約加工貿易企業采購的障礙。特別是近年的某些政策調整新動向，與國家鼓勵加工貿易延長國內產業鏈、推進工業化的宏觀目標是背道而馳的。

第五，加工貿易向下游延伸勢頭初露端倪

篇9

而經濟全球化是以規則為基礎的（rule－basedglobalization）隨著各國日益融入世界經濟，就不得不越來越多地接受國際規則。經濟全球化規則的強化，對進口替代戰略與出口導向戰略均提出了嚴峻的挑戰。GATT／WTO中關于降低關稅水平、取消非關稅壁壘、實施國民待遇原則等一系列開放市場的要求，使發展中國家不再可能利用傳統手段有效保護國內市場，而這是進口替代戰略有效實施的基本前提，也是出口導向戰略的一個重要方面。同時，GATT／WTO關于反補貼、反傾銷等規則，則使出口導向的政策措施受到極大的約束。而且，隨著冷戰的結束，經濟競爭已經取代政治競爭成為國家利益的最高目標，美國也不可能像當年對待日韓那樣給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單方面的市場準入機會。可見，以往一些后起國家的工業化戰略，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難度越來越大，有的政策手段難以繼續使用，有的外部環境不再具備。傳統的工業化戰略面臨嚴峻的挑戰，必須尋求新的有效的工業化道路。

經濟全球化在挑戰傳統的工業化戰略的同時，又為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帶來新的機遇。

首先，隨著技術進步的加速，產品生命周期越來越短，制造業技術損耗風險越來越大，一些發達國家紛紛將傳統產業向國外轉移，為發展新經濟騰出空間。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產業的跨國轉移帶來了經濟發展的重大機遇。

其次，經濟全球化帶來了商業模式的重大變革，跨國公司為了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取得競爭優勢，將其生產布局日益細化，與以往在各個國家進行產業間分工不同，經濟全球化的推進，使跨國公司可以將一個產品的不同生產環節按照成本最低的原則在全球范圍內配置。同時，跨國公司越來越專注于技術開發、品牌經營和營銷網絡的建設，將制造活動盡可能地以OEM（原廠委托制造）方式外包給成本較低的發展中國家企業。由此帶來的變化是，發展中國家在制造業領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甚至成為一些高新技術產品的重要組裝與出口基地，產業內貿易取代產業間貿易越來越成為國際貿易發展的新動力。

第三，除了外來投資，更重要的是，發展中國家本土企業也得以越來越深地參與全球分工。以往，由于貿易保護程度較高，工業化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主要是垂直分工關系，產業間貿易是國際貿易的主導形式。發展中國家的工業企業，如果不借助政府的扶持或強力保護，只能從事紡織、輕工等傳統產業，重化工業、機電工業大規模出口的可能性很小。為了應付不斷強化的國際競爭壓力，跨國公司除了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生產能力外，還大規模采取外部采購（outsourcing）的辦法，來維持其在核心生產環節的競爭力，這就使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可以從跨國公司引進技術、管理。規范，在更多的產業中開展生產經營活動，更深地參與國際分工。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路徑與手段均發生了一些明顯變化，一是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可能實現跨越式發展，迅速在某些新興產業占據一席之地。二是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主要任務，從以往推進產業升級轉變為推進產業鏈條的升級。三是發展中國家政府推進工業化的政策，從以往以產業差別待遇和扶持為主轉變為創造一個有利于發揮比較優勢的投資環境。

新選擇

談到加工貿易，人們往往容易將其等同于中國實行的保稅進口加工復出動。從本質上講，加工貿易是指一國進口中間投入品，加工組裝后再出口的生產與貿易活動。由于各國在稅制、管理體制等諸多方面的差別，各國關于加工貿易的政策、監管體制均有所不同。

隨著國際分工不斷深化、產業內貿易、公司內貿易不斷發展，加工貿易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成為國際貿易的主要形式。跨國公司是經濟全球化的主導力量，1997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存量達到了1．6兆億美元，53000家跨國公司與其所屬的45萬家外國子公司的國際生產總值達到9．5兆億美元，外國子公司的加工產品出口額達到2兆億美元，占世界出口額的33．3％。跨國公司的公司內貿易在一國貿易中的比重越來越高。在很多發達國家的國際貿易中，一個從頭到尾產于一個國家之內的產品所占比重越來越低。

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創造適合加工貿易發展的體制環境，促進加工貿易發展，是全球化條件下推進工業化的一條捷徑。首先，加工貿易是發展中國家接受跨國產業轉移的重要方式。發達國家對外轉移產業是分步的，而木可能一次將某個產業的上下游生產環節全部轉移出去。同時，發展中國家由于國內市場容量有限，決定了轉移進來的產業的市場不可能局限于發展中國家的國內市場，而必然有一部分是面向國際市場的。因此，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相當大的比重是從事加工貿易的。如果沒有適合開展加工貿易的條件，即高效率的進出口體制、投入品與產品的價格不受扭曲，發達國家的企業就難以向這樣的國家轉移產業。可以說，加工貿易是將發展中國家勞動力資源優勢與發達國家資本技術優勢相結合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其次，加工貿易適應了國際分工深化的趨勢。由于國際分工從產業間分工為主轉變為以產業內生產環節分工為主，除了特定的產業，如國防工業，即使是發達國家，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在一個國家內部形成某個產業完整的產業鏈。發展中國家更不可以在很多制造業中形成完整的產業鏈，因為在全球化背景下這樣的產業是沒有國際競爭力的。因此，只有采取加工貿易的方式，發展中國家才能抓住國際分工深化帶來的發展機遇，在具有比較優勢的生產環節形成組裝與制造能力，參與國際分工。第三，加工貿易的發展將使發展中國家在世界制造業分工中的地位不斷提高。盡管在加工貿易發展初期，發展中國家所從事的生產制造活動，大多是附加價值較低、技術含量較低的生產環節，但隨著加工貿易規模的擴大，產業集聚效應必然會導致產業鏈向上下游環節的延伸，同時還會將一些本土產業納入加工貿易引致的國際生產活動，從而不斷提高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更為重要的是，當產業鏈較短時，加工貿易的生產活動具有“無根工業”或“飛地工業”的特點，在外部條件發生變化時，如工資水平上漲后極易發生遷徙，隨著加工貿易產業鏈的不斷加長，產業相互配套，使加工貿易活動得以扎下根來，成為本土制造業的一部分，從而將使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制造業分工中占有一席之地。

巨大貢獻

自從1970年代末我國實行加工貿易政策以來，加工貿易取得了“爆炸式”的增長。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從1980年的16．66億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2414．37億美元，增長了約145倍。相應于此，加工貿易在我國對外貿易中的比重已經從1980年的4．4％提高到2001年的47．4％，加工貿易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更高達55．4％。

加工貿易的快速發展，在促進經濟增長、就業、稅收、創匯等方面的巨大貢獻，得到了社會各界廣泛的認同，但是，加工貿易究竟是解決就業壓力等問題的權宜之計，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實現工業化的一條有效途徑？人們對此存在不同的看法。也正因為對這一問題認識上的分歧，使得加工貿易的戰略地位一直未得到明確認識，導致我國加工貿易政策搖擺不定，不僅不利于加工貿易的健康發展，也不利于經濟整體發展。

透視我國加工貿易對工業化的作用，可歸納為以下幾方面：

第一，加工貿易直接帶動資源投入制造業，形成強大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制造業能力。首先，加工貿易將大量農村閑置勞動力納入制造業。由于我國尚沒有關于加工貿易的專門統計，因此難以給出加工貿易從業人數的準確數據，但是，按有關部門和研究成果估計，加工貿易從業人員超過千萬人，其中，絕大多數人員是從以往的農業部門轉入制造業的。其次，加工貿易吸引大量資金（特別是外商投資）進入我國的制造業。20多年來，我國實際利用外資金額超過4000億美元，截至1999年底，合同利用外資中59．6％投資于工業。按照這一比例估算，實際投資于工業的外商直接投資約為2400億美元。加工貿易的發展，形成了強大的制造業能力，2001年加工貿易凈出口額達到535億美元，占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的比重達到16．5％。如果考慮到從事加工貿易的企業在國內銷售的工業增加值，加工貿易對我國工業增加值的貢獻會更高。

第二，加工貿易促進了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我國的加工貿易是以紡織服裝輕工等勞動密集型產業起步的，經過20多年的發展，加工貿易的產業結構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高新技術產品占有相當大的比重。考察加工貿易對產業結構升級的貢獻，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加工貿易帶來大量新產品、新技術，形成了新的產業。在從事加工貿易的外資企業中，技術水平普遍高于國內原有水平。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對加工貿易企業的問卷調查，加工貿易企業的技術水平達到母公司先進水平的占21％，達到國內先進水平的占47％。加工貿易發展直接帶來了新興制造業的發展。最好的例子就是我國IT產業的發展。IT產業是國際化程度最高的產業之一，因而最適合發展加工貿易，90年代以來，大量外商來華投資于IT制造業，從事加工貿易，其中既有INTEL、IBM、NOKIA等著名跨國公司，也有大量“隱姓埋名”為跨國公司從事OEM生產的臺資企業。加工貿易的快速發展，使我國從一個電子工業相對落后的國家，迅速崛起為世界IT產業最重要的硬件制造基地之一，對國際IT產品市場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加工貿易的快速發展帶來了我國出口結構的不斷改善，機電產品已經成為第一大類出口產品，2001年占我國出口總額的44．6％，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比重不斷提高，且保持強勁的勢頭。加工貿易是機電產品出口的主要方式，機電產品出口的約3／4是采取加工貿易方式取得的，在機電產品出口大市深圳，加工貿易出口占機電產品總出口的近90％，而其中高新技術產品出口近50％。

其次，加工貿易提高了技術開發能力，促進了技術進步。據課題組調查，加工貿易企業中，有技術開發機構且能夠出口售技術專利的企業占1．27％，有技術開發機構并能提供企業所需大部分技術的企業占48．28％，這兩類合計比重達到近50％。另外，還有22．6％的企業有技術開發機構但只能提供企業所需部分技術。這些指標遠遠高于全國大中型企業的平均水平，1999年全國大中型企業有技術開發機構的只占32％。隨著加工貿易的不斷發展、競爭壓力的增強和投資環境的改善，大型跨國公司越來越重視在華設立研發機構，從事技術開發。愛立信、IBM、英特爾、惠爾浦、富士康等知名跨國公司都已經在華設立了研究發展機構，從整體上提高了我國研發水平，在IT等新興產業中，尤其明顯。對技術開發的重視促進了加工貿易的技術進步，據課題組調查，近年來，技術有很大進步的加工貿易企業占29．9％，有一定進步的占61．5％，保持原狀或有一定退步的分別占有7．3％和1．3％。

再次，加工貿易的技術與管理“外溢效應”促進了相關-企業的技術進步與產業升級。加工貿易的外溢效應主要通過三條途徑實現：第一條途徑是產品的擴散與競爭。由于大量加工貿易企業是兼顧國際國內兩個市場的，由加工貿易企業帶來的大量新產品投入國內市場，一方面培育了國內需求，另一方面也為國內企業開發與生產同類產品提供了示范，移動通訊市場的擴張與制造業的發展是最具說服力的例證。第二條途徑是加工企業對配套企業的訂貨要求與技術支持。國內企業之所以難以借助加工貿易進人國際市場，主要原因在于產品質量與交貨期達不到加工貿易企業的要求。據課題組調查，只有26．3％的加工貿易企業認為不必對配套企業提供技術支持。在認為需要對配套企業進行技術支持的加工貿易企業中，49％的企業對配套企業提供了技術支持，12．9％的企業準備提供技術支持。加工貿易的訂貨要求與技術支持，大大提高了國內配套企業的技術水平與產品質量，使其產品能夠達到國際市場的要求。第三條途徑就是技術與管理人員的流動，傳播了先進的技術與管理。

第三，加工貿易推動了全國的工業化進程。首先，加工貿易的發展，培養了大量的能夠適應工業化大生產的熟練勞動力。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是加工貿易的一個重要特點，而且，加工貿易企業的工人主要是從農村進城的“打工者”。加工貿易企業將這些農村勞動力轉化為適應工業化大生產的熟練勞動力。一方面，加工貿易企業非常重視對員工的培訓，據課題組調查，只有8．9％的加工貿易企業沒有對員工提供培訓。另一方面，由于加工貿易企業面向國際市場，因此，其技術、質量、管理基本上都具備國際競爭力，其員工在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親身體驗了工業化生產對工人的技能與紀律的要求，了解到面對國際市場的技術或管理。勞動力從加工貿易企業的流出，使得這些年輕的適應工業化的勞動力成為全社會推進工業化的寶貴財富。隨著我國勞動力市場的不斷完善，人員流動越來越普遍。加工貿易企業員工的流動性更強。據課題組調查，90％以上的企業存在員工流出。與大多數企業不同的是，大部分加工貿易企業的“打工者”在工作幾年后，往往會回到故鄉，其在打工期間學習到的工業化文明（如工業生產所要求的技能、紀律、意識、經營管理的知識等）隨之迅速擴散，這些回流的打工者不少人成為了鄉鎮企業的骨干，為廣大農村地區的工業化做出貢獻。

其次，加工貿易的發展為我國培養了大批適應國際化競爭的技術與管理人才。為了降低成本、提高競爭力，來華從事加工貿易的外商投資企業，大多實行人才本地化戰略，因此，大批本地員工走向了技術與管理的關鍵崗位，在實踐中得到鍛煉與提高，積累了面向國際市場生產與經營的寶貴經驗。而這些人才的流動則成為技術與管理擴散最為有效的途徑。據課題組調查，加工貿易企業流出的人員，首選仍然是外商投資企業，但有19．5％的企業認為其流出員工開始了自我創業，18．6％的企業認為其員工流向了私營企業，9．6％的企業認為其員工流向了國有企業。特別值得指出的是，近20％的加工貿易企業認為其流出員工開始了自我創業，說明加工貿易企業對于培養未來的企業家，同樣具有巨大的作用。

最后，加工貿易創造的大量順差為進口先進設備提供了條件，有利于促進國家的工業化進程。我國加工貿易的發展，為國家創造了大量的外匯，為推進工業化提高了必備的條件。僅1993年一2001年9年間，加工貿易累計實現貿易順差2558．33億美元，而同期全國貿易順差總額僅1818．71億美元，加工貿易創造的貿易順差占全部貿易順差的比重高達140．7％。如果沒有加工貿易的發展，我國絕對不可能積累現在這么大量的外匯儲備，在亞洲金融危機中能否獨善其身并對區域經濟穩定做出貢獻，也是存有疑問的。

1970年代末開始，我國實施了鼓勵發展加工貿易的政策，對用于加工貿易的進口實行保稅政策，免征進口關稅，同時對除少數敏感商品外絕大多數商品的進口取消配額等非關稅壁壘的限制。這些政策的實行，消除了我國高關稅、高非關稅壁壘政策對加工貿易進口的扭曲，使在華從事加工貿易的企業可以與世界其他各國處于平等競爭的地位，從而充分發揮了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比較優勢。

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與深化，和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加工貿易不斷發展壯大。針對不斷出現的新形勢，加工貿易政策也做出了相應調整，例如，1994年稅制改革后，加工貿易進口保稅政策又納人了國內增值稅保稅的內容，針對加工貿易中存在的走私漏洞，引進了保證金臺帳制度、出口加工區政策等。加工貿易政策與監管體制的不斷調整與完善，是政府努力適應加工貿易發展要求的結果，對加工貿易的持續發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但是，近年來，加工貿易政策與監管體制中的矛盾也越來越突出，從事加工貿易企業對現行政策與監管的意見越來越多，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不同部門之間對加工貿易有關政策調整方向的分歧越來越大。實質上，這是由于加工貿易活動發生了很多新變化，對現行政策與監管體制提出了不少新要求。

加工貿易的變化及對政策與監管的新要求，歸納起來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加工貿易主體結構的變化：外商投資企業成為加工貿易的主要力量

加工貿易始于東南沿海地區的對外加工裝配活動，早期主要是以國內企業為主，雖然很多從事來料加工的國內企業實質上是由外商投資機器設備并進行生產管理的，但這些企業都掛靠在擁有外貿權的外貿公司旗下，由外貿公司負責其進出口手續。80年代外商投資企業在加工貿易中的比重一直不高，199o年才達到28．8％。隨著90年代初外商來華投資逐漸進人，外商投資企業在加工貿易中的比重迅速攀升，1994年即超過一半，達到56．l％。到2001年，外商投資企業在加工貿易中的比重已經達到73．3％。

從事加工貿易的外商投資企業內部，其結構也發生了較明顯的變化。80年代來華從事加工貿易的主要是港商，9O年代初中期大量臺商到大陸投資，90年代后期以來，越來越多的大型跨國公司來華投資，據統計，世界5O0強企業中，超過400家已經在我國進行了投資。

加工貿易主體的變化，對加工貿易的貿易方式、市場結構、產品結構和產業鏈條結構等均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第二，貿易方式的變化：來料加工為主變為進料加工為主

我國的加工貿易早期是以來料加工為主的，1980年來料加工進出口額為13．3億美元，占加工貿易總額的79.8％。來料加工的好處在于，中方企業不必為支付原材料采購費用，也不必為產品的銷路操心，這在中方企業規模有限、參與國際分工經驗不足的情況下，具有特殊的優勢。到80年代末期，這種貿易方式的結構發生了改變，1989年進料加工進出口額首次超過來料加工貿易額，達到53．l％。隨后，進料加工所占比重逐年提高，到2001年達到了71．4％。

進料加工比重的迅速提高，基本原因在于，外商投資企業比內資企業更傾向于進料加工貿易方式，2001年外商投資企業進料加工占其加工貿易總額的85．8％，內資企業進料加工占其加工貿易總額的28．7％。隨著外商投資企業在加工貿易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導致加工貿易整體格局從以來料加工為主變為以進料加工貿易為主。

外商投資企業傾向于進料加工方式的基本原因在于，隨著我國國內市場規模越來越大、開放程度越來越高，外商投資企業越來越注重兼顧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很多從事加工貿易的企業，在大量出口其產品的同時，也不斷增加在國內市場的銷售。兼顧兩個市場具有不少好處，一是可以通過市場規模的擴大實現生產的規模經濟，降低成本；二是可能擴大應付市場波動的回旋余地，例如，近幾年當國際IT市場萎縮時，國內市場的迅速擴張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市場波動帶來的負面影響；三是保持外匯平衡或結余，在中國政府中樹立良好的出口企業形象。中國政府一貫鼓勵出口，加人WTO后雖然鼓勵手段大大弱化，但這一政策取向并未改變，外資企業深知政府的政策取向。中國加人WTO后，按照承諾已經修訂了外商投資企業的有關法律條款，進一步允許外商投資企業內銷。據課題組調查，沿海地區不少目前從事來料加工的所謂“三來一補”企業，都已經或正在考慮改變注冊，成為外商投資企業，從事進料加工，同時可以內銷。可以預見，在不遠的未來，進料加工貿易的比重會進一步提高。

越來越多的加工貿易企業兼顧出口與內銷，對我國加工貿易政策與監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比百分之百出口的來料加工貿易方式，對部分內銷企業進料加工貿易的監管要更為復雜。我國政府試圖通過建立“出口加工區”的方式來解決監管效率和防止走私的矛盾，但由于未能充分考慮大量外商投資企業兼顧內銷的趨勢，“出口加工區”計劃進展緩慢，據調查，一些進人區內的企業最終又要求退出。

第三，產品結構的變化：從傳統產品為主變為機電產品為主

早期我國的加工貿易以紡織、服裝、玩具、鞋帽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隨著越來越多的外商投資企業來華從事加工貿易，機電產品在加工貿易中的比重越來越高，2O01年，加工貿易出口機電產品882．7億美元，占加工貿易出口總額的60％，占全部機電產品出口的74．3％。加工貿易出口中，計算機、通訊設備、視聽產品占有重要地位，不僅使加工貿易出口產品檔次大大提高，而且使我國出口產品結構大大改善。

加工貿易產品結構的變化，對監管體制提出了新要求。我國現行的加工貿易監管辦法是在早期針對服裝等輕工產品的加工貿易發展起來的，手冊、合同等管理辦法針對傳統加工貿易產品是基本可以滿足需要的。但是，與傳統的服裝等產品相比，以IT產品為代表的機電產品生產具有“生產零庫存、采購全球化、訂單電子化”的特點，進口的中間投人品種類遠遠多于傳統的服裝等產品，同時對通關效率提出很高的要求。因此，對于很多從事機電產品加工裝配的企業而言，由于中間投人品種類多，手冊數量不夠，影響到企業的生產進度；很多企業進貨與出貨，均采用電子手段，根本沒有合同，為了應付管理部門，只好去作一份假合同，監管部門心知肚明，但受現行規定的約束，只好繼續要求企業提供這種沒有意義的合同；對于生產零庫存的企業而言，通關效率至關重要，上海IN－TEL曾經因為通關問題而停產，生產經營受到負面影響，不少跨國公司因為國內通關效率低下而不得不將其高端產品的生產經營活動放在香港，在內地只進行低端產品的加工貿易。上海市對外高橋保稅區內英特爾、JVC等49家大型跨國公司實施了“空運直通式”通關，通關時間由原來的平均96小時縮短為6小時，表明我國現行的通關管理體制還有很大的改進余地。

第四，加工貿易國內采購明顯提高

隨著加工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一方面，很多加工貿易企業在海外的配套企業也跟隨而來，在華投資設廠，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國內企業技術水平、產品質量均大大提高，同時，有關政府部門通過舉辦供貨會等方式為供需雙方牽線搭橋，因此，90年代中期以來，加工貿易逐漸改變了以往“大進大出”的格局，國內采購快速提高。加工貿易國內增值率在1990年只有11％，1995年僅13．4％，而1998年已經提高到52．4％，ZO01年進一步提高到56．8％。加工貿易國內采購的不斷提高，在形成跨區域的采購網絡的同時，在我國沿海地區形成了一些產業特征明顯的產業聚集帶。

由于國內采購有利于企業降低生產成本，國內采購已經成為加工貿易企業普遍的現象，根據課題組調查，高達46．2％的企業將國內采購作為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主要來源，高于其他采購方式。

國內采購存在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國內配套產品檔次與附加價值有待提高。調查結果顯示，49．7％的企業國內采購的中間投人品是初級產品，40．9％的企業國內采購的投人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資本與技術密集型投人品僅占13．1％。二是國內采購在很多加工貿易企業采購中的比重還有待提高。將近一半（48．6％）的企業在國內采購原材料和零部件比重低于25％，約60％的企業在國內采購的機器設備的比重低于25％。

出口退稅政策和深加工結轉政策是制約加工貿易國內采購率提高的主要政策因素。據調查，75．9％的企業憑增值稅發票向國內企業采購中間投人品，30．8％的企業通過深加工結轉方式采購。出口退稅政策直接影響加工貿易企業是否進行國內采購的決策，由于來料加工不實行退稅，因此，與進料加工相比，來料加工國內采購率明顯偏低，國內采購比重高于50％的企業，進料加工企業中達到34．4％，而來料加工企業中只占20．5％。對于可以享受出口退稅的企業，出口退稅時間過長，占壓企業資金，也影響到企業國內采購行為，有的企業將本可以在國內采購的合同轉到境外采購，有的企業通過境外機構進行國內采購，即所謂的“香港一日游”。在課題組所列的10項影響國內采購的因素中，“出口退稅時間長”被受調查企業認為是第三位的障礙。

深加工結轉一直是加工貿易發展中的重要問題，也是加工貿易管理中的一個難題。深加工結轉是加工貿易國內產業鏈不斷加長的結果，近年來深加工結轉發展勢頭很猛，以深圳為例，2002年1月－5月，加工貿易“轉廠”配套出口（轉出）20．3億美元，相當于同期加工貿易出口值的15．09％；“轉廠”配套進口（轉人）32．3億美元，相當于加工貿易進口值的35．1％，增長24．97％。深加工結轉業務的發展，有利于提高加工貿易的附加價值。

為了防止加工貿易企業利用深加工結轉進行走私，我國對深加工結轉業務實行嚴格的手冊管理辦法。這種手冊管理方式對采購渠道單一、品種簡單的企業比較適用，但對于越來越普遍的采購渠道較多、所需零部件繁多的企業而言，經常會遇到手冊不敷使用、采購不能如期完成的問題。例如，北京JVC在國內有50家配套企業，其中20家是深加工結轉關系，涉及250種零部件，受手冊不足的限制，部分中間投人品轉向國外采購或“香港一日游”。另外，目前關于轉廠必須由海關指定的保稅監管車運送的規定，不但增加了運輸成本，而且延長轉廠時間。據調查，深加工結轉手續繁瑣是影響企業進行國內采購的第四位障礙。

對于結轉方式采購的國內原材料和零部件，以往對轉廠環節免征增值稅，從2000年開始對加工貿易企業深加工結轉業務實行“免、抵、退”。在手續繁瑣問題沒有得到緩解的情況下，又將出口退稅問題5；人了深加工結轉業務之中，進一步影響了企業進行國內采購的積極性。

總之，現行出口退稅政策和深加工結轉政策的有關規定和管理辦法，已經越來越不適應加工貿易加長國內產業鏈的要求，越來越成為制約加工貿易企業采購的障礙。特別是近年的某些政策調整新動向，與國家鼓勵加工貿易延長國內產業鏈、推進工業化的宏觀目標是背道而馳的。

第五，加工貿易向下游延伸勢頭初露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