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風險的典型案例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信用風險的典型案例，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1.市場環境。作為親周期行業，銀行業的信用風險是宏觀經濟的反映，信貸客戶的非系統性信用風險與整個經濟系統性風險密不可分,宏觀經濟形勢、區域經濟動態、行業經濟趨勢會持續影響經營行和信貸客戶雙方的信貸行為和信貸文化。前幾年經濟過度刺激和信貸大量投放的后遺癥在“新常態”時期逐步顯現，隨著去杠桿、去產能、去泡沫的進一步推進，大量風險客戶出現盲目多元投資、加大杠桿、挪用貸款、民間借貸甚至抽逃資產、與銀行內外勾結等行為。扭曲的市場環境和信貸客戶行為對商業銀行產生倒逼，銀行信貸文化也因此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扭曲。例如福建、浙江等地滋生出大量的鋼貿貸款，其中不乏成批的空殼公司和集團內部融資平臺，而銀行卻對這些客戶難以割舍，甚至協助策劃“抱團取暖”，直至風險集中爆發。這類典型現象深刻反映了市場環境變化對銀行信貸文化和信用風險的影響。

2.信用環境。我國正處于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初級階段，經濟基礎、法律體系及市場環境都不夠成熟，也缺乏高效的失信懲戒機制。薄弱的信用環境主要在兩個方面通過信貸文化對信用風險產生影響：一是失真的會計環境。信貸客戶能夠輕易的虛構財務報表申請貸款，高信用等級客戶直接違約案例時有發生，過去的“好客戶”金玉其外，到風險暴露時才發現敗絮其中。這些現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經營行面對失真的會計環境，信貸文化發生了畸變，“假報表真分析”，以財務報表為定量評分基礎的信用評級往往缺乏最基本的可靠性。二是低效的資產評估、登記和處置環境。一方面，資產評估公司對抵押物評估的客觀性和獨立性難以保障，往往配合信貸客戶的資金需求高估抵押物，甚至有的抵押登記部門協助企業重復抵押或虛假抵押。另一方面，抵押物作為第二還款來源，用信擔保方式往往表面合規，卻普遍存在權責明確卻追索困難、勝訴容易卻執行困難的現象，源于低效的處置環節導致實際風險緩釋效果并不理想。

3.同業競爭。近年來，國內金融業逐漸開放的同時，商業銀行業務競爭已經進入白熱化，隨著利率市場化的推進步伐加快和息差水平的收窄，同業競爭將更加激烈。商業銀行同業為了保住和搶占市場份額，紛紛加大競爭力度，甚至采取降低收費標準、放寬貸款審批等惡性競爭手段爭搶客戶。在同業之間加碼式惡性博弈的非理性競爭環境中，信貸文化不可避免的受到負面沖擊，并進而作用于信用風險。

4.政府行為。現階段我國商業銀行、特別是國有大型商業銀行仍存在行政色彩，信貸決策和信貸文化在特定環境下時常受制于政府行為。劣質的“支柱型企業”在地方政府出手下“大而不倒”的案例比比皆是，如川威集團的司法重整、青海堿業的債務重組等。干擾性的政府行為對銀行信貸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使得部分經營行和信貸人員對于有政府背景的信貸客戶從主觀上放松了風險的識別和防范，從而在主客觀兩方面都降低了銀行及時化解和防范信用風險的能力，是信用風險滋生、蔓延直至更大程度暴發的成因之一。

（二）內生因素

1.信貸管理機制。近年來，信貸客戶刻意制造信息不對稱、掩蓋風險的動機和能力都越來越強，商業銀行用傳統方式審貸、管貸已經跟不上形勢。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現有信貸管控機制與擔保圈貸款、隱蔽性集團貸款風險的管控需求并不匹配，面對錯綜復雜的隱性關聯互保、連環擔保及其更強的隱蔽性和危害性，已普遍呈現管控乏力的現象。例如溫州不良擔保圈事件、青島“德正系”騙貸案件、浙江“中江系”集團風險事件等。在信貸管理機制存在缺陷的環境里，信貸人員從思想上怠于積極加強管控力度和風險意識，形成消極的信貸文化氛圍。通過近年來新增不良貸款進行分析，信貸客戶對風險隱蔽性較強的客戶，普遍缺乏積極的管控意識，沒有真正做到“了解客戶、衡量風險”，更無法及時識別和處置風險。

2.信貸激勵機制。在同業競爭白熱化的外部條件下，商業銀行的考核壓力層層加碼，“一刀切”的信貸激勵機制間接導致部分信貸部門形成“重發展輕風控、重眼前輕長遠”的信貸文化。“壘大戶”就是一個典型表現，面對低迷的市場環境和風險尚不明確的新增客戶，經營行為了完成考核指標，對于存量大戶存在“績效為先、授權規避”的思想。這種“不舍得”的心理導致經營行即使知曉風險隱患，也缺乏主動退出意愿，甚至為了爭奪“優質”大客戶，忽視企業本身的風險隱患，逐年加大授信額度。同時，銀行“壘大戶”的行為還可能造成企業負債大幅度增加，加大資金鏈脆弱程度,是信用風險積聚和爆發的又一誘因。

3.信貸約束機制。信貸約束機制的缺失集中表現為責任追究的范圍和力度不足，信貸部門因此形成責任感淡薄的負面信貸文化，從而疏于信用風險管控。一是責任追究范圍不足。商業銀行在內部監督檢查的過程中，對管理層責任追究范圍不足，特別是對信貸決策的追究往往局限于任期之內，導致銀行各級管理層存在不同程度的任期短視行為。這種普遍的負面信貸文化現象，驅使管理層對風險貸款產生了“擊鼓傳花”的僥幸心理和前后任期之間的“博弈心態”。部分管理層對高風險貸款反復還舊借新、以貸還貸、以貸收息，意圖將風險“順利交班”。在任期短視行為影響下，信貸部門不但錯失防范和處置信用風險的最佳時機，反而坐視風險進一步發酵和質變。二是責任追究力度不足。與明確涉及員工行為的“顯性”道德風險不同，信貸經營管理層過大的決策權力與過小的信貸決策風險嚴重不匹配，產生了權責傾斜的信貸文化。盡管現代商業銀行已經建立起貸審會、合議會、行長負責制等一系列形式上完善的管理層信貸決策機制，但通過大量的信貸風險案例可以發現，鮮有決策層因為信貸決策風險受到與其危害對等的懲戒。必須重視的是，信貸決策層的信貸決策風險對銀行帶來的經濟損失和風險隱患往往不亞于“顯性”道德風險案件。例如在商貿類風險貸款中較為普遍的“三無”類空殼企業，其造假手段低劣粗暴，銀行信貸部門的貸款“三查”卻如同擺設，甚至變相協助企業化整為零、大搞制度套利，風險暴露時卻僅表現為客戶惡意騙貸，相關信貸決策層卻未對巨額經濟損失承擔應有的責任。

二、咨詢型審計策略和建議

要把信用風險防范做到“標本兼治”，信貸審計就不能只停留在合規性層面的監督檢查，必須向咨詢型審計轉型。商業銀行內部審計部門不但要強化審計隊伍的業務素質和咨詢型審計理念，充分發揮監督檢查的懲戒教育作用，更要從信貸管理機制、信貸激勵約束機制等方面開展建設性的咨詢型審計，方能正確引導經營行建設健康可持續的信貸文化基礎，有效防范信用風險。

1.強化審計隊伍的業務素質和咨詢型審計理念。審計隊伍首先要具備咨詢性審計所必需的素質和技能，并強化咨詢型審計理念，牢牢把握被審計行信貸文化特點及其對信用風險的影響。一是要提升科研水平。在宏觀經濟、行業趨勢、財務會計、資產評估、同業競爭、行為金融學等領域具備獨立專業的研究能力。二是要加強審計調研。在審計項目實施前開展有針對性的審計調研，憑借充實的信息面壓縮與信貸客戶、與經營行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三是要重視信貸文化。以信貸文化為著力點，對經營行的信貸行為和價值取向舉一反三、由點及面，反思信用風險滋生和蔓延的根源，站在咨詢型審計的高度，對經營行提供富有建設型的審計意見和建議。

2.充分發揮監督檢查的懲戒和溝通作用。一是從嚴監督，曝光反面典型。通過監督檢查，狠抓信貸“防假治假”，對已發生的不良貸款和風險貸款嚴格認定和追究責任，對違法違紀行為從嚴處理，曝光性質惡劣、情節嚴重的反面典型，強化信貸制度和信貸紀律的權威性和嚴肅性，充分發揮懲戒警示作用。二是加強溝通，引導文化取向。堅持審計服務理念，通過審計溝通傳遞正確的風險意識，糾正部分經營行管理寬松、思想放松的扭曲信貸文化，促使經營行樹立正確的信貸經營思想與合規理念。

篇2

信用風險又稱違約風險，是指借款人、證券發行人或交易對方因種種原因，不愿或無力履行合同條件而構成違約，致使銀行、投資者或交易對方遭受損失的可能性。債券違約是信用風險的主要表現形式。2018年以來，受金融去杠桿、宏觀經濟增速下行、債券集中兌付等多方面影響，我國債券市場累計違約債券金額達1176.51億元，這使得企業信用風險持續上升。集團企業是具有一定規模的企業聯合體，其存在規模大、產業鏈長、多元化經營、金字塔結構等特征（納鵬杰等，2017）。集團內部股權關系復雜，通過資產轉讓、關聯擔保、關聯交易等形成了內部資本市場，其信用風險表現出明顯的“傳染性”（李麗、周宗放，2015），產生了信用風險傳染現象（周利國等，2019）。因此，本文基于傳染病模型，結合我國肺炎疫情防控經驗，運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分析了集團企業信用風險傳染的路徑及管控策略。

一、文獻綜述

已有研究集中考察信用風險傳染的原因、路徑及其效應。國外文獻中，Davis&Lo（2001）率先研究信用風險傳染，發現某一債務人違約將導致其他債務人違約的概率增加；Jarrow&Yu（2001）在企業違約強度模型中引入信用風險傳染；Khanna&Yafeh（2005）指出集團內風險傳染由管理控制產生；Brune&Liu（2011）認為違約事件不僅會影響投資者的信用風險感知，而且會增強信用風險的傳染性；Hatchett&Kuehn（2009）發現信用風險傳染效應與宏觀環境負相關，外部宏觀經濟環境越不景氣，信用傳染效應越強；Jorion&Zhang（2009）實證研究表明信息不對稱會導致經濟主體間信用風險傳染；Li&Sui（2016）研究發現集團成員企業間互相擔保是信用風險傳染的主要渠道；Chakrabarty&Zhang（2012）利用交易數量、交易規模和流動性條件等微觀市場結構變量，考察風險傳染效應的負面后果；Thumer&Poledna（2013）發現某一債務人發生實際債務違約后，與之存在關聯的債務人發生債務違約的概率也會提高。國內文獻中，陳林和周宗放（2010）發現關聯企業違約相關性與母公司持有股權比例正相關；肖珉等（2011）發現不恰當的關聯交易會直接或間接提高集團內部信用風險；黃賢環和吳秋生（2017）認為集團內關聯企業發生風險傳染最主要原因是存在各種內部交易；錢茜等（2019）發現風險信息傳播對信用風險傳染有重要影響；徐凱等（2020）發現存在關聯的風險信息對信用風險傳染影響較大；李麗和周宗放（2015）研究表明信用風險傳染強度與母公司債務優先償還次序無關，而與子公司債務優先償還次序有關；李光榮等（2020）分析供應鏈金融信用風險特征，提出信用風險管控對策；納鵬杰等（2017）發現當集團內某一上市公司風險增加時，次年集團成員上市公司風險會上升，關聯交易、擔保、債務是集團內風險傳染的重要路徑；張春強等（2019）研究表明信用風險經行業傳染后在一級市場具有定價效應，勞動密集與產能過剩行業的風險傳染效應更強；寧博等（2020）則發現市場出現信用債違約后，同城市非違約民營企業會進行更多向上真實盈余管理；周利國等（2019）指出信用風險在企業集團成員企業間存在傳染效應，這種效應呈現出動態特征；張金林和李健（2020）發現異質性個體信用風險具有較強傳染性，高密度、低中心型企業集團網絡結構放大風險傳染效應。與已有文獻一樣，本文聚焦集團企業信用風險傳染路徑，探討風險傳染管控策略。然而，已有文獻集中于管理科學領域，大多運用結構模型、數值仿真、演化博弈等方法。納鵬杰等（2017）率先運用集團控股上市公司數據，實證檢驗了風險傳染效應，使研究范圍拓展到會計領域。此后，關于信用風險傳染的實證研究逐步增加，但仍然鮮有案例研究。因此，本文首要貢獻在于豐富了研究方法。其次，已有文獻雖然認識到信用風險具有傳染性，但鮮有研究將信用風險傳染和疾病傳染聯系起來。進一步的，我國成功的肺炎疫情防控經驗對企業經營管理是否具有啟示價值，仍未得到足夠關注。因此，本文的貢獻還在于運用傳染病模型并結合肺炎疫情防控經驗拓展信用風險傳染的研究視角。

二、理論分析

（一）信用風險傳染路徑

傳染病模型的基本原理是：病原體從傳染源排出并侵入新的易感宿主，突破其免疫機能并在一定部位生長繁殖，從而引起不同程度的感染，具體包括病原體產生、傳播、蔓延三個階段。其中，傳播途徑又可分為直接接觸傳播、非直接接觸傳播及垂直傳播。直接接觸傳播指傳染源與易感者直接接觸，未經任何外界因素造成的傳播；非直接接觸傳播指易感者并未與感染源直接接觸，病原體通過其它媒介侵入易感者，如飛沫傳播；垂直接觸傳播指孕婦與胎兒之間傳播。集團企業內部信用風險傳染路徑（見圖1）與傳染病模型高度吻合。致險因素類似病原體，其不斷積累導致施險企業產生信用風險，通過直接接觸、非直接接觸、垂直接觸傳播，最終將信用風險蔓延至受險企業。“疫情”加劇施險企業信用風險，導致其傳染性增強，擴大集團內部企業信用風險暴露范圍。

（二）信用風險傳染管控策略

我國的疫情防控經驗有“三項原則”：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保護易感人群。控制傳染源，就是要做到“早發現、早診斷、早隔離、早治療”；切斷傳播途徑，就是要實施聯防聯控，做好消毒通風、體溫檢測，倡導“戴口罩、勤洗手、少聚焦”；保護易感人群，就是要鼓勵加強體育鍛煉，針對重點人群與重點場所升級防控措施。集團企業信用風險傳染的管控策略（見圖2）與疫情防控機制邏輯相似，具體包括控制施險企業、切斷傳染路徑、保護受險企業，結合信用風險傳染特點，確定具體的風險管控措施。

三、案例背景

（一）海航集團簡介

海航集團于1989年成立，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海航集團已從單一的航空運輸企業發展為跨國集團企業。2017年6月，國家推動海外投資限制政策實施，海航集團海外投資陷入中斷，其開始依靠變賣資產、債務重組等手段填補債務。2020年2月29日，海南省政府牽頭的聯合工作組進駐海航集團，全面協助、全力推進集團整體風險處置。2021年1月29日，海航集團破產公告，正式宣布進行破產重整。至此，歷時1年的風險處置工作宣告結束，海航集團踏上拯救與重生的道路。海航集團自創立至今，通過大規模并購擴張并購，成為了一家以航空旅游、現代物流和現代金融服務為三大支柱的服務產業綜合運營商，覆蓋航空、物流、金融、旅游、置業、商業、機場管理和其他相關產業。“肺炎疫情”對海航集團造成了巨大沖擊，特別是航空產業損失慘重。2020年上半年，海航集團旗下海航控股公司營業收入117.12億元，同比下降66.57%，實現凈利潤-125.41億元，同比下降2214.81%，預計全年凈利潤預虧580億至650億元，海南航空面臨巨大的信用風險。同時，海航集團內部龐大的資本市場，如資產轉讓、關聯交易、關聯擔保等，為信用風險的蔓延提供了良好的條件，集團整體的信用風險處于上升趨勢。

（二）信用風險的產生與蔓延

巨額的短期債務是海航集團信用風險產生的“導火索”。2017年，海航集團的短期債務高達1852億元，長期債務高達3828億元。僅2017年上半年，海航集團支付的利息就高達156億元，同比增長超過100%。盡管大規模剝離其他板塊業務，處置相關非主業資產，海航集團的流動性危機仍未得到有效緩解。2019年7月，高達164億元的“16海航02”債券構成實質性違約，這表明短期債務造成的流動性風險是海航集團信用風險主要來源。航空產業是海航集團重要的“造血”板塊，然而海南航空背負巨額債務，資金鏈岌岌可危，“肺炎疫情”的沖擊進一步加劇了其信用風險。2020年，海南航空若干借款、融資租賃款和資產證券化項目均未按照協議約定按時償還，累計未償本息共計約268.4億元。各類借款逾期行為觸發違約條款，銀行、債權人等有權要求公司償還的借款、融資租賃款、債券本息等共計971.89億元。事實表明，信用風險在海航集團內部不斷蔓延。2017-2018年，海航集團到了“千億債務集中到期，流動性困難利劍高懸”的地步，董事長陳峰直言“償債壓力巨大”。為了衡量信用風險程度，本文借鑒陳庭強和何建敏（2014）的研究，選取平均利息保障倍數指標進行計算。計算結果顯示，海航集團平均利息保障倍數呈顯著下降趨勢，從2017年6月的2.95下降至2019年12月的1.22，海航集團信用風險不斷惡化。2020年突如其來的“肺炎疫情”加劇了海航集團信用風險的蔓延，使其利息保障倍數平均值甚至降為負值，為-0.16。收入下滑、資金短缺、債務到期，種種因素使得海航集團信用風險不斷加劇，集團內穩健發展的公司也難免陷入困境，從而凸顯出信用風險蔓延的嚴重性。

四、案例分析

（一）海航集團信用風險傳染路徑

1.直接接觸傳播資產轉讓。如表1所示，海航集團內部的資產轉讓主要涉及海航控股、供銷大集、海航基礎、渤海租賃四家上市公司。其中，海航控股、渤海租賃與其關聯方之間資產轉讓交易較為頻繁。海航控股主要向關聯方轉讓飛機、發動機等資產，渤海租賃主要是向關聯方轉讓租賃資產收益權。由于內部資產轉讓交易金額較大，關聯方承擔著較大的現金支付壓力，可能誘發其流動性危機。由此可見，內部資產轉讓是信用風險直接接觸傳播的重要途徑。關聯交易。如表2所示，海航集團內部關聯交易主要是租賃業務，涉及海航控股、供銷大集、凱撒旅業、海航科技、渤海租賃五家公司。其中，海航控股、渤海租賃與其關聯方之間的交易較為頻繁，租賃業務交易金額也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海航控股2019年關聯租賃交易較2016年增長79.91%；渤海租賃2019年關聯租賃較2016年增長160%。渤海租賃的關聯出租交易金額非常大，究其原因，主要是為了緩解海航集團整體流動性壓力。渤海租賃通過向集團內部關聯方提供較寬松的信用政策，減輕其資金周轉困難。然而，關聯方往往在接受租賃服務后推遲付款，導致渤海租賃現金流陷入困境，資產萎縮，壞賬風險不斷上升。由此可見，關聯租賃交易是信用風險直接接觸傳播的重要途徑。關聯擔保。如表3所示，海航集團的內部關聯擔保主要涉及海航控股、供銷大集、海航基礎、海航科技、渤海租賃五家公司，各公司為關聯交易方提供的擔保金額普遍低于其接受擔保金額。例如，海航控股2018年接受擔保金額544.86億元，是提供擔保金額164.31億元3倍多，可見差距之大。盡管接受擔保一定程度上能夠增強被擔保單位的授信額度，幫助其獲得更多外部借款，增強資本市場融資能力，但是一旦被擔保公司無法按時償還債務，擔保公司必須承擔代償義務，這會導致擔保公司陷入流動性危機，從而誘發信用風險傳染。海航控股作為集團內部核心公司，其接受擔保的金額也較大。由于航空業務遭受“肺炎疫情”重創，海航控股的償債能力不斷下降，勢必影響為其擔保的關聯方，導致信用風險傳播。由此可見，關聯擔保也是信用風險直接接觸傳播的重要途徑。2.非直接接觸傳播相較直接接觸傳播較為明確的傳染路徑，非直接接觸傳播則存在較多不確定。由于集團是一個利益共同體，享有共同的聲譽，因此負面聲譽和恐慌情緒可能是信用風險非直接接觸傳播的重要途徑。當集團內某一公司陷入信用危機，一方面會直接影響集團內其他公司的聲譽，另一方面也會使其利益相關者產生恐慌情緒。這種負面聲譽和恐慌情緒積累傳播，可能使集團內部公司信用風險不斷上升。海航集團面臨著聲譽危機，特別是受肺炎疫情的沖擊，變得更加嚴峻。2020年1月，海南航空緩發M5級別及以上干部所有工資，一線員工輪休期間不發放薪酬，并解雇了一批外籍飛行員；渤海租賃出售21架飛機，總價51億元。緊接著2月，海南省人民政府成立“海南省海航集團聯合工作組”入駐海航集團，目的是徹底摸清海航債務狀況，推進更有效的救助和重整方案。海航集團被“接管”“分拆”的傳言充斥各類媒體。海航集團債務問題由來已久，2015年其資產負債率便接近80%，此后雖然有所下降，但仍處于較高水平。一方面，海航集團不斷加劇的信用風險降低了其整體聲譽，不利于內部成員公司市場交易；另一方面，負面聲譽不斷積累，導致銀行降低信用評級、收緊信貸政策，使得部分公司陷入融資難、融資貴的困境，進而導致流動性危機。此外，隨著各類負面輿論在電視、報紙、自媒體、社交網絡等的不斷擴散，使集團的員工、客戶、供應商等利益相關者產生了巨大恐慌，他們不僅失去信心而且試圖撤離，這進一步加速了信用危機的蔓延。3.垂直接觸傳播垂直接觸傳播類似于“母嬰傳播”，其傳染路徑相對明確，即通過股權控制關系，信用風險由母公司傳染給子公司，或者由子公司傳染給母公司。其主要原因在于母子公司之間具有相似的發展戰略和經營模式，兩者聯系緊密，一方遭遇信用風險，勢必傳染給另一方。在海航集團中，渤海租賃的控股股東為海航資本，海航集團又是100%控股海航資本。渤海租賃采取與海航集團相似的發展戰略，不斷實施大規模并購。2012年，渤海租賃收購香港航空租賃68.78%的股權，隨后又并購全球第六大集裝箱租賃公司SeacoSRL和第集裝箱租賃公司Cronos。2016年開始，渤海租賃進入保險和證券領域，向多元金融控股平臺方向發展。在持續融資、并購、再融資的模式下，渤海租賃債務不斷增加，流動性風險不斷上升。2020年，受肺炎疫情的沖擊，“19渤海租賃SCP002”債券本息兌付存在不確定。此外，渤海租賃歸屬母公司的凈利潤同比增長率由-18.9%下降至-69.97%。由此可見，渤海租賃與海航集團類似的發展戰略與經營模式，不僅是信用風險傳染的基礎，也是集團內部信用風險擴散蔓延的重要途徑。

（二）海航集團信用風險傳染管控

1.控制施險企業第一，優化融資結構。海南航空本身債務比例較高，加上“肺炎疫情”沖擊，利潤縮減、資金短缺，信用風險急劇上升。針對施險企業海南航空，應該合理安排融資結構，探索不同資金來源組合，拓寬公司融資渠道，最大程度降低債務融資風險。第二，創新運營模式，主要致力于拓展混合運營模式，采取高密度布局、低營銷成本、低管理成本、低票價，減少座位空間、降低座位成本等方式，有效控制運營成本費用，緩解運營壓力。同時，通過對現有航空價格、服務流程優化改造，持續匹配旅客消費需求。第三，調整租賃安排。為避免租賃政策改變導致營業成本上升，應當探索新租賃方式，加強對租賃準則的解讀，尋找降低公司風險的最優解決方案，如混合租賃、杠桿租賃等方式。此外，在不違背租賃準則的要求下，也可以簽署期限短于一年的租賃方式，可以根據現有合同測算新舊租賃政策對財務報表的影響程度，選擇最有利于公司發展的租賃手段。2.切斷傳播途徑第一，合理控制關聯程度。集團最終控制方應當全面梳理內部關聯關系，合理把控關聯程度，采用合適組織架構，避免集團內部企業由于過度緊密關聯交易，導致信用風險加速蔓延。此外，集團還應加強非上市企業融資能力，減少依靠內部關聯交易輸血來支撐資金運轉。第二，加速回歸核心產業。集團企業過高的多元化程度，為信用風險傳染創造更多途徑。應當適時調整發展戰略，從過度多元化到適度“歸核化”，聚焦主業，建立集團企業核心競爭力，避免盲目投資行為。此外，適當出售部分難以管理且與航空業不相關的資產回籠現金。第三，有效減輕外界恐慌。外部利益相關者產生的恐慌情緒可能會使集團企業內部信用風險傳播速度加快。要有效控制集團風險產生與蔓延，從根源上減少外部各種負面輿論，改善集團整體外部形象與聲譽。3.保護受險企業第一，建立集團信用風險預警機制。第一步是審視內部環境，重點關注其風險閾值，即信用風險防御能力；第二步是識別信用風險，重點關注其可能的來源；第三步是衡量和評估致險因素的傳染性，重點關注各類關聯交易、負面聲譽與恐慌情緒以及相似戰略與經營模式造成的不利影響；第四步是制定應對措施，綜合考慮成本和效益，采取包括風險回避、風險分擔、風險降低以及風險承受等緩解信用風險傳染；第五步是監控信用風險傳染效應，建立有效的風險傳染監控體系，確保各項流程得到落實。第二，發揮產業協同效應。海航集團應當發揮航空、旅游、物流等板塊的協同效應。建議將航空機場基礎設施整合并入航空板塊，將傳統旅游與IT及互聯網等深入融合，將傳統物流與電商等產業有機結合。要注重IT產業發展，將IT產業與航空、物流、旅游等板塊有效對接，提供差異化的產品與服務，提升核心競爭力。要形成航空板塊為核心的產業布局，除實業板塊中非機建產業和資本板塊外，其余均可與航空板塊整合。通過發揮集團不同產業的協同效應，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增強公司風險抵御能力。

篇3

一、案例背景

2013年上半年，威揚國際貿易公司接到美國一家公司的訂單，對方要求它提供價值45萬美元的不銹鋼餐具并指定了一家生產工廠。雙方約定用貨到付款的方式結算。然而，貨到美國后，對方卻遲遲沒有按約定付款。威揚公司的負責人楊女士覺察到了異常，經過調查，發現對方有侵吞貨物的行為。

情急之中，楊女士找到了南通貿促會法律部的負責人陳女士。陳女士建議楊女士在穩住對方的情況下，與對方補簽一份帶有仲裁條款的付款協議，然后立刻啟動國際仲裁。美國公司覺察到楊女士的行動后，啟動了破產程序，然而，相對于國際訴訟而言，國際仲裁簡易程序裁決很快，三周內楊女士就拿到了有利于她的仲裁書并趕在美國公司被破產清算之前執行，查封了貨物，挽回了損失。

該案例中，威揚公司遭遇了出口企業常常面臨的典型風險，即出口信用風險。總結該筆業務中出口信用風險的形成原因及應對措施，對出口企業防范類似風險具有借鑒價值。

二、出口信用風險的內涵及其特點

（一）出口風險的內涵

關于風險的內涵，在理論界有三個不同的學派，分別為風險客觀說、風險主觀說、風險因素結合說。風險客觀說學派強調風險的客觀屬性，認為風險是可以衡量的；風險主管學派強調風險的主觀性，認為風險是一種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主要來自于主觀方面；風險因素綜合說認為“風險是每個主體與風險因素的結合體”。風險管理的關鍵是把握好風險的內涵，明確界定要管理的風險。這三個不同學派的觀點對我們科學把握風險的含義都具有重要的啟示。

國家標準化組織在其出版物《ISO31000 風險管理原則和方針》中將風險界定為“不確定性對目標的影響”并認為目標可以是多方面的，如財務目標、環境目標等，可以體現在不同的層次，如戰略層次、項目層次、產品層次等。據此，出口風險是指出口過程中出口企業面臨的不確定性因素對出口目標的影響。

出口風險類型的劃分可以依據不同的標準。按照影響出口目標的不確定性因素的不同，出口風險可以劃分為政治風險、經濟風險、法律風險、客戶風險、合同風險等，這些風險發生后可能導致的結果是相同的，即使出口企業不能按照合同規定收回貨款。本文要研究的是由于客戶因素造成的出口商難以收回貨款的風險，即出口信用風險。

（二）出口信用風險的特點

本文所指的出口信用風險是指出口商簽訂了給予進口商商業信用的出口合同后，由于進口商自身的原因所導致的出口商無法按期按量收回貨款的可能性。它是出口企業面臨的多發性風險之一，也是出口企業收匯影響最大的風險之一。出口信用風險具有以下特點。

1. 普遍性

商務部下屬的研究機構調研發現，68%的企業曾因貿易對方信用缺失而遭受損失，其中損害最嚴重的就是信用風險所造成的拖欠貨款和合同違約。出口信用風險是出口企業普遍面臨的風險，特別是中小型出口企業，一方面是中小企業在出口風險管理方面的投入和力量相對較弱，另一方面中小企業往往容易成為詐騙商的詐騙對象。因此，中小企業在出口過程中要強化風險意識。

2. 動態性

出口信用風險是指由于進口商信用因素所造成的出口商的收匯困難。而進口商的信用是動態變化的，特別是在合同履行期較長的情況下，進口商信用變化的可能性會更大。影響進口商信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來自于進口商自身的因素、進口商之外的其他因素。因此，中小企業在出口風險管理過程中要體現動態管理的理念。

3. 可控性

出口信用風險的風險源是進口商的商業信用，當出口商采用商業信用的付款方式與進口商簽訂合同后，這種風險就會產生。因此，出口商可以通過交易對象的選擇、合同條款的磋商及合同的履行各環節對出口信用風險進行全程控制。一位國際知名的反詐騙專家說過，“防止詐騙風險最有效的辦法是不與詐騙商做交易”。可見，選擇正確的交易對象是控制出口信用風險的關鍵。因此，中小出口企業應建立一套評估交易對象資信的機制。

三、基于流程的出口信用風險全程控制模式

（一）出口的三階段

出口流程以合同為中心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即合同簽訂前的出口準備階段，這一階段的主要工作是尋找市場、選擇客戶；合同磋商與簽訂階段，這一階段的主要工作是與進口商磋商交易條款、簽訂正式合同；合同履行階段，出口商的主要工作是嚴格按合同履行義務，同時也要注意督促進口商按照合同履行義務，在進口商不按照合同履行義務時適時采取相應救濟措施。

（二）出口信用風險全程控制

由于進口商因素所造成的出口信用風險在以上出口的三個階段都會發生，所以出口企業應結合各階段出口信用風險的特點，采用風險全程控制的理念，確保按計劃收匯。所謂出口信用風險全程控制，是指根據出口業務活動的流程，在明確出口信用風險產生機理的基礎上，將流程各階段的出口信用風險都納入風險管理的對象中。出口三階段的出口信用風險控制重點如下。

1. 出口準備階段的風險控制

就中小型出口企業而言，本階段的特點是急于尋找客戶，特別是近期訂單減少或在初次開拓一個新市場的情況下，選擇客戶時往往會放松風險意識，通過給對進口商有利的交易條件來爭取客戶。進口商在這一階段也會刻意給出口商以完美的形象，讓出口商相信自己從而放松對進口商的資信調查。因此，這一階段出口商的風險意識相對薄弱，放松風險意識急于成交的結果是埋下引發出口信用風險的種子，而且這種由于選錯交易對象引發的出口信用風險在后續階段極難應對。因此，消除本階段出口信用風險的主要措施是科學合理地評估交易對象的資信，平衡好客戶資信和獲取訂單之間的矛盾。

從本文案例背景看，威揚公司同意美國進口商貨到付款，這本身對進口商是一種非常有利的支付方式。但進口商不但不按約定貨到付款，而且在威揚公司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啟動國際仲裁后試圖通過啟動破產程序來拒付貨款。可見，威揚公司在客戶選擇階段沒有很好地把握好客戶資信，導致一開始就面臨了出口信用風險。

2. 出口合同磋商簽訂階段的風險控制

出口合同磋商階段的出口信用風險主要源自于不完善的合同條款，表現為出口合同中的某些條款對出口方不利，在合同中有沒有相應的風險控制措施。出口合同中的條款主要有合同標的（包括品名、質量、包裝、數量）、運輸保險、價格、付款方式、檢驗索賠、不可抗力、爭端解決辦法等。這些條款都有可能被進口方用于實現自己的不良動機。例如，在質量條款方面設下陷阱，規定復雜的質量條款，使出口方難以做到完全按照合同規定的質量交貨，從而達到騙取違約金、定金或其他所謂的損失賠償費的目的；裝運條款方面，規定過于緊張的交貨期，出口商如果不充分考慮自己的貨源、船源、資金、生產能力等實際情況，接受了過于緊張的交貨期，會導致不能按時交貨的風險，而在國際貿易中，賣方不能按時交貨往往會承擔比較大的風險。

從合同條款來看，對出口方而言，出口信用風險最大的風險源來自于出口商接受了對自己不利的支付條款。出口貿易中出口商可選用的支付方式主要有匯付、托收、信用證，其中信用證支付方式對出口方較有利，但因為信用證不利于進口方，出口方堅持采用此方式往往難以爭取到客戶。匯付方式包括預付貨款和貨到付款，其中貨到付款對進口方最有利，也是出口方爭取客戶的最有效方式之一，但因為出口方承擔的風險過大，采用此方式出口商必須有一套完善、有效的風險控制體系，而這對于中小型出口企業是難以做到的。因此，中小出口企業應避免采用貨到付款的方式。

本文案例中，威揚公司同意支付條款采用貨到付款的方式，合同中卻沒有規定進口方不按時付款應承擔的責任等風險控制條款，進口商又是一家規模不大的公司，這一系列因素導致了威揚公司面臨的風險轉化為現實。

因此，在出易中，出口商與進口商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簽訂合同，不要過分依靠犧牲自己的交易安全給進口商有利的交易條件來吸引客戶。

3. 出口合同履行階段的風險控制

出口合同履行是指出口合同簽訂后，進出口雙方各自按照合同中的規定去履行自己的義務，主要包括出口商按照合同規定按時交貨、進口商按時付款等。這一階段出口商面臨的出口信用風險包括三方面。一是由于進口商的原因導致出口商不能按時交貨或不能按時獲得付款，如進口商通過銀行開立了內容復雜的信用證或包含有軟條款的信用證，導致出口商無法利用信用證；二是出口商在合同中接受了出口商交貨收到進口商控制的條款，如采用FOB術語出口，但沒有規定進口商派船的時間及未按時派船應承擔的責任；三是出口商已按合同履行完義務，但進口商找借口拒絕提貨、拒絕付款。在實踐中，進口商不按時付款時會有各種原因或找種種借口，如貨物質量有問題、市場行情變化、資金緊張等，不管是什么樣的借口，出口商都不能輕信。

在出口合同履行階段，出口商首先要按照合同的規定履行自己應盡的義務，其次要密切關注進口商對合同義務的履行情況，出現進口商不按時履行義務的情況時，要查明對方的動機和原因，必要時要及時啟動相應的風險救濟措施。本案中威揚公司如果沒有及時啟動仲裁程序，損失就難以避免。

四、結論

風險全程控制模式是應對出口信用風險的一種有效方式，以出口合同為中心的把出口流程劃分為三個階段進行風險控制，在實踐中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本案中，威揚公司在選錯交易對象、合同條款本身有風險的情況下，利用全程風險控制的理念，在合同履行階段通過及時啟動仲裁程序，避免了損失的進一步擴大，進一步說明了出口信用風險全程控制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實踐中，如果把風險全程控制理念貫徹到出口流程的各環節，其對風險的防范作用會更加明顯。

參考文獻：

[1]霍普金.風險管理[M].蔡榮右譯.北京：中國鐵道出版社，2013.

[2]馮斌.出口風險管理實務[M].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9.

[3]朱明華.常州出口企業信用風險管理研究[D].南京理工大學，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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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7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4年7月3日

引言

作為市場經濟的活力之源，中小企業支撐著國民經濟“半壁江山”。隨著近年外部市場及金融環境趨緊，中小企業發展面臨諸多挑戰，最突出的就是信用風險導致的融資困難。中小企業融資渠道狹窄，銀行信貸是其主要融資渠道，但由于信息不對稱造成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使銀行對中小企業有惜貸趨勢。因此，破解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關鍵首先在于完善中小企業各類信用數據庫，為銀行信貸提供數據支撐；其次要立足國情，學習先進測量技術，開發適合中小企業特點的信用風險度量方法，構建信用風險識別、評估模型，系統評價企業信用風險，改變企業與銀行信息不對稱的現狀，破解中小企業融資困境。信息系統的建設與共享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目前我國已經認識到數據庫在中小企業信用風險管理中的重要性，人行征信中心的企業信用信息數據庫已經逐漸成熟，司法、環保、社保、質檢等中小企業信用數據已經逐步共享完善。所以，目前當務之急是合理設計中小企業信用評價模型，為銀行信貸提供技術支持，降低信用風險。

一、傳統信用風險度量模型分析

傳統信用風險分析評估方法已相當成熟，在國內外銀行信貸決策中應用較多，主要包含專家制度法、信用評級法、信用評分法。

（一）專家制度法。20世紀70年代前，企業信用風險評估主要是銀行專家依據品格、資本、償付能力、抵押品、經濟周期等5C要素進行主觀判斷，后來衍生出5P模型（個人因素、目的因素、償還因素、保障因素、前景因素）和5W模型（借款人、借款用途、還款期限、擔保物、如何還款）。縱觀這三種模型，都是定性分析，無法量化風險水平，而且嚴重依賴專家的主觀判斷，這會造成銀行信貸決策作風盛行，降低銀行在金融市場中的應變能力，同時專家制度在對借款人進行信用分析時，難以確定共同遵循的標準，造成信用評估的隨意性和不一致性。

（二）信用評級法。信用評級法是美貨幣監理署開發的，該方法將現有貸款安全級別分為5類：正常類、關注類、次級類、可疑類、損失類，后來細化為10類：AAA、AA、A、BBB、BB、B、CCC、CC、C、D（標注普爾）。評級后再根據級別提取不同貸款準備金率。

（三）信用評分法。和前兩種方法相比，信用評分法是一個量化法，最著名的模型就是Z計分模型（Z-score）：它的基本思想是利用數理統計中的辨別方法分析銀行的貸款情況，建立一個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區分信貸風險度的模型，得到最能夠反映借款人的財務狀況的好壞，具有預測和分析價值的比率，從而對企業進行信用風險狀況評估。模型如下：

Z=0.012X1+0.014X2+0.033X3+0.006X4+0.999X5

變量解釋：

X1=流動資本/總資產；X2=留存收益/總資產；X3=息稅前收益/總資產；X4=優先股和普通股市值/總負債；X5=銷售額/總資產=主營業務收入凈額/總資產。

判斷準則：

Z

Z-score模型主要是利用財務指標進行加權平均，該模型有2大缺陷：①企業財務數據反映的是過去的信息，利用這些數據進行風險度量的結果也只是對過去風險水平的測量；②中小企業多半不是上市公司，財務指標原始數據獲得困難。

二、現代判別法

（一）統計模型法。統計模型法是典型的定量評級法，根據中小企業信用數據，統計模型，計算其違約風險的大小常見的有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

1、Logit模型。Logit模型是通過一個取值為0和1之間的 Logistic函數來進行二類模式分類。不要求數據滿足正態分布，這是其最大優點；另外，自變量、因變量之間不是線性關系，模型如下：

p=

s=c0+ckxk

xk（k=1，2，…m）為信用風險影響變量（多為企業財務指標），ck（k=0，1，2，…，m）為技術系數，通過回歸估計獲得。回歸值p∈（0，1）為中小企業信用風險分析的判別結果。如果p接近于0，則被判定為“差類”企業；若p接近于1，則被判定為 “好類”企業。即p值離0越遠，企業違約風險越小；反之，違約風險越大。

2、Probit模型。Probit模型假定誤差項服從標準正態分布，樣本企業的債信質量得分也服從標準正態分布。模型如下：

Yi*=βnχin+εi=XiB+εi

Xi與B分別為解釋變量與回歸系數構成的向量；Yi*為樣本公司有財務危機的傾向。當Yi*>0時，表示樣本企業有債務危機傾向；當Yi*

統計模型確實可以憑借統計分析提供有參考價值的依據，比較容易在評級效果上取得一致性。但存在兩點缺陷：①缺乏有力的理論基礎支持區別函數中的權重及自變量。在信用評分模型中的權重及自變量通常只能維持短期的穩定狀態，特別是當金融市場發生變化時，其他的財務比率也許在解釋違約風險概率上容易造成預測模型的不穩定。②模型忽略了難以計量但又重要的因素，如借款人聲譽。

（二）人工智能法。人工智能法主要包含專家系統和神經網絡。

1、專家系統。專家系統其實是模擬專家運用知識進行推理的計算機程序，將專家解決問題的推理過程再現從而成為專家的決策工具或為非專業決策者提供專業性建議。專家系統一般采用歸納推理法，分析一系列案例，發現其規律。歸納推理有兩種途徑：一是利用大量案例信息來發現規律的信息驅動型；二是利用先驗模型指導來發現規律的意識模型驅動型。利用計算機的人工智能法大大降低了風險評估的難度，但是專家系統中知識的獲取始終是瓶頸，極大地影響著專家系統在信用分析領域的應用前景。

2、神經網絡（PNN）。神經網絡是一種具有模式識別能力、自組織、自適應、自學習特點的計算機制，該方法主要將知識編碼用于整個權值網絡，具有包容錯誤的能力，同時對數據的分布沒有嚴格要求，也不必要詳細表述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函數關系。該模型原理是通過神經網絡的分類功能進行信用風險分析的。首先找出影響分類的因素，作為PNN的輸入量，然后通過有導師的或無導師的訓練形成神經網絡的信用風險分析模型，用于新樣本的判別。

三、結論

信用風險度量方法大致經歷了從定性到定量；從指標分析到模型分析；從財務指標分析到資產市場價值分析；從只考慮公司這個微觀客體到把宏觀經濟因素考慮在內。考慮到我國中小企業大部分為非上市公司，Z-score模型無法普遍推行使用。另外，我國中小企業信用數據庫尚不成熟，歷史信用數據積累少，質量較差，當前運用現代信用風險度量技術評估我國中小企業信用風險尚不成熟。但是，目前銀行單獨使用傳統分析法，將大部分資金匱乏的中小企業拒之門外，逼迫中小企業求助民間貸款，年利息高達30%。“貸款越來越少，利息越來越高”成了中小企業發展的罩門。因此，度量中小企業信用風險的最有效辦法是將傳統方法與現代判別法相結合，同時載入財務數據與非財務數據，進行多元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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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風險是金融交易活動中的一種傳統風險,也是商業銀行面對的基本風險之一,對于信用風險識別和管理的研究貫穿于商業銀行的整個發展歷程之中。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目前以及今后很長一段時期內,銀行融資都將是企業籌措資金的最主要方式,銀行體系面臨的風險構成了我國金融風險的主要部分。因而深入研究我國商業銀行的信用風險識別及管理問題,不僅是商業銀行作為微觀金融主體進行內部管理的自主行為,也是防范商業銀行信用風險導致銀行信用體系和支付體系崩潰,引發進一步金融危機的需要。

■一、商業銀行信用風險及其研究綜述

現代意義上的信用風險是指由于借款人或市場交易對手違約而導致的損失的可能性,更為一般地,信用風險還包括由于借款人的信用評級的變動和履約能力的變化導致其債務的市場價值變動而引起的損失的可能性。

由于信用風險仍是我國商業銀行界目前面臨的最重要的風險,而且由于我國經濟正處于起飛階段,一定程度上掩蓋了信用風險的嚴重程度。對于穩健經營的商業銀行業而言,對信用風險的度量和管理顯得更加迫切。盡管近些年來我國商業銀行對信用風險的度量和管理己開始由經驗主義向科學化過渡,然而還只處于起步階段,在實際應用中與西方優秀的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管理的技術方法體系相比,還存在很明顯的差距。

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對于商業銀行風險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也是我國銀行業未來發展和改革的方向。長遠來看,我國商業銀行應該參照新資本協議的精神,積極按照內部評級法的實施要求不斷完善自身的風險管理水平。不過就目前而言,我國的銀行尚不具備廣泛推行內部評級法的條件,因而這是一個逐步推行的過程。目前,參考巴塞爾新資本協議關于內部評級法的規定,對企業信用風險進行評價需要商業銀行對違約概率(PD)、違約損失率(LGD)、有效期限(M)和違約風險暴露(EAD)等指標進行測度。而對這些指標進行測定時,我認為目前基于財務困境理論的現代分析法是比較實際的一種度量方法,國內外的很多專家和學者對此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據悉,目前中國建設銀行總行也正在對財務困境理論進行實證研究,以檢驗其準確性和適用性。在本文,我將選取其中應用最廣泛的Logistic模型結合最新的數據資料進行實證分析,以檢驗模型的適用程度,并在此基礎上對模型提出相應的優化建議。

■二、基于logistic模型的信用風險實證檢驗

(一)模型的構建

在商業銀行評價企業的違約風險時,首要考慮的因素就是企業的財務現狀、未來發展前景等因素。而基于企業財務指標的度量模型又以多元線性模型和Logistic模型最為典型。多年來國內外學者的實證研究來看, Logistic模型具有非常可信的識別、預測和推廣能力,是我國商業銀行信用風險識別的有效工具。

從本質上看,logistic模型是一種對于定性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的模型,在諸多的可以進行定性回歸分析的模型中,應用最多的是logistic回歸,而logistic回歸分析根據因變量的取值差異,又可以分為二元logistic回歸和多元logistic回歸兩種類型。在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中,因變量只能取0和1兩個值(虛擬因變量),而多元logistic回歸模型中,因變量可以取多個值。本文的分析只涉及到二元logistic。

二元logistic模型的函數形式為:

上述的函數形式可以看出,logistic曲線是一個機率模型的因變量變化范圍都在0和1之間。Logistic函數的幾率值被限制在(0,1)之間一個合理的范圍內。上限p=1和下限p=0都是水平漸近線,無論實際上參數和自變量如何變化,p都不會達到上限點或者下限點。上式中x為自變量,p為因變量,并且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參數。第一個是p,第二個是-a/b。如果自變量和因變量之間呈S型關系時,就可以利用logistic模型來分析其特征。

由于銀行信貸資料的保密性,本文擬利用中國2009年A股市場公開上市的公司的財務指標作為樣本,利用正常上市公司來模擬正常的銀行信貸客戶,用ST公司來模擬信用風險較高的銀行信貸客戶。模型擬選取滬深兩市上市的A股100家,其中正常公司46家, ST公司54家。在對ST公司進行選取時,盡量避免選擇由于偶然性事件而導致公司出現財務困境的情況。將模型的總樣本分為經營正常組和經營高風險組兩種類型,模型樣本總數為100家。在對具體財務指標進行選取時,本文結合已有的研究文獻和本研究需要,進行了歸類和選擇。具體的指標體現了以下兩個特點:首先, 樣本全面反映了樣本企業的資產規模、盈利能力、償債能力、資產流動性、成長性、資本結構狀況等財務特征。其次, 指標中既有反映企業當前狀況的靜態指標, 也有反映未來發展能力的動態指標。

具體的指標分為穩定性、流動性、贏利性、清償能力性、增長性等五類財務指標,并且加入了地區(分為東部、中部、西部,三類,分別賦值1,2,3)、行業類別、公司管理者素質(主要是教育背景和從業年限等資料),等其他的指標,其中企業的財務報表數據和其他數據截止到2009年12月31日,數據均來源于北京大學色諾芬數據庫,具有很高的準確度。

(二)實證檢驗

由于計劃引入模型的具體指標包含六大類25組,這其中大多數是財務數據,他們之間有很多都存在著嚴重的多重共線性。所以我們在進行模型分析時應該采用合理的方法來對指標進行篩選和檢驗,通過spss軟件我們可以很容易的達到這一目的。

第一步:樣本檢驗

根據spss軟件的運行結果,我們可以得出在對數據進行回歸分析之前的案例處理匯總,模型將進行回歸分析的所有個案(100個)都選入作為回歸分析的個案。并且軟件系統已經將初始的因變量-公司類型(0,1)轉換為logistic回歸分析中常用的0、1數值。

第二步:回歸檢驗

在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時,比較常用的方法有進入、向前條件、向前LR、向前ward、向后條件、向后LR、向后ward幾種方法。在本文的分析中,采用了向前-LR方法,變量一律根據比分檢驗的概率大小依次進入方程,并且依據偏似然比檢驗的結果剔除變量。

迭代歷史記錄顯示,初始的-2LL為137.989,經過兩個步驟共13次的迭代過程,-2LL降為65.433,參數估計值分別為1.143和2.071,此時參數估計的更改范圍小于0.001,所以估計在迭代次數13處終止,得出的估計方程的常數項為-2.335,自變量為每股凈資產,和每股收益攤薄凈利潤,其系數分別為1.143和2.071。

模型匯總中顯示的經過兩個步驟的迭代,Cox & Snell 為0.516,Nagel kerke為0.689,模型的擬合效果可以接受。軟件輸出的分類表反映了模型模擬的準確度:

分類表顯示經過迭代回歸分析之后,在切割值為0.5的情況下,公司類型為0時,有92.6%的預測準確性,在公司類型為1時,有82.6%的預測準確性,對于整體的個案有88%的預測準確性。這一數值比初始模塊的54.5%有了很大提高,因而迭代回歸的效果十分明顯。

軟件最后輸出了方程中變量,根據這一表格我們可以得出模型篩選出的變量以及PD值得計算公式為:

第三步:待判樣本檢驗

根據上面的回歸方程,對檢驗樣本中的35家公司進行檢驗,將35家待檢驗公司的每股凈資產數據代入回歸方程,在切割值為0.5的情況下,P大于0.5的公司有16家,P小于0.5的公司有19家,總體準確度為82.9%。

判斷的結果說明前面通過邏輯回歸得出的判別模型對于公司狀況的預測有著比較好的準確性,總體準確度達到82.9%。另外,我們將“信用差”的企業誤判為“信用好”的企業為第一類錯誤,反之將 “信用好”的企業誤判為“信用差”的企業為第二類錯誤。通過對樣本的檢驗,我們發現犯第一類錯誤的比率要高于犯第二類錯誤的比例,在這種情況下事實上增大了銀行產生不良貸款的風險,這一點需要注意,要在具體實踐中盡量避免第一類錯誤的發生。

■三、模型的優化分析及政策建議

根據本文的實證研究,發現在諸多的信用風險識別模型中,logistic模型的出現和應用雖然比較早,但是我國商業銀行利用logistic模型來評估貸款的信用風險仍然有著較高的準確率,而且操作簡便。所以logistic模型可以作為一種介于我國商業銀行以前常用的信用風險定性分析法與目前國際先進的銀行應用的內部信用風險度量模型之間的過渡形式。然而logistic模型本質上是一種財務計量模型,在模型本身和使用范圍上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就模型本身而言,logistic模型在對相對風險進行估計時,假設整體相對風險為每個變量相對風險的乘積,這與一般的可加模型有很大不同,并且模型要求樣本的數量不少于200,這種對于樣本數據的嚴格要求就束縛了模型的推廣。商業銀行在使用logistic模型時,需要有較為充分的歷史數據來支撐模型的回歸分析。并且模型在對風險進行判別時,判斷是否存在違約風險的切割值是可以自己規定的,前文實證分析部分選定的切割值為0.5,而這一切割值的選擇是沒有經過嚴格檢驗的。銀行在使用這一模型時,對于切割值選擇的不同會明顯影響到判斷的結果,這就為模型的使用增加了很大的主觀性。

其次,由于logistic模型在本質上只是一種基于財務困境的分析模型,因而考慮的主要是企業的財務狀況,并且經過模型的甄選,只剩下少數的財務指標被留在了判別模型之中。然而企業出現財務困境以至于增大違約風險不僅與企業的資產負債現狀以及盈利水平有關,還與企業所處的地區,所屬的行業,企業領導的素質,國家的經濟政策以及企業的歷史信用狀況等有關系。因而我們需要將其他因素也加入模型,使其更為完善。雖然在本文中,我嘗試將其他一些因素加入模型之中,但是經過模型的自動篩選,這些因素被剔除出去,沒有起到預期的目的。針對于此,我認為可以采取以下的方法來解決上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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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39/ki.zgsc.2015.25.103

1 供應鏈金融風險分類

1.1 信用風險

通常來說銀行的信用風險，具體是指向銀行貸款的個人或者實行交易的人由于某些原因造成的違約進一步對銀行造成的損失風險。在供應鏈融資中信用風險排在首位。從另外的角度分析，供應鏈融資本身就是一種較為特殊的用于加強管理信用風險的技術。在傳統授信中銀行實施的擔保業務包括抵押授信、信用授信以及保證擔保授信三種。而要求存在第三方的是保證擔保授信，而信用擔保要求企業具備一定的實力、規模和大量資金。一般來說，中小企業是無法輕易得到這兩種形式的授信，但是供應鏈金融業務具體面向中小企業，所以銀行必須分析中小企業的信用風險。

很多中小企業都具備下列特點：第一，無法充分披露信息，這樣就增加了評估企業貸款信用的難度。第二，沒有根據比例對授信成本收益進行分配。第三，中小企業相較于大型企業來說擁有更高的非系統風險系數，很多中小企業缺少完善的結構，決策帶有隨意性，非常依賴個別客戶，造成他們出現了很大的波動性。

1.2 操作風險

由于企業內部缺少完善的政策、人為失誤或者內部失控等原因而導致銀行出現損失問題，這些損失包括與風險相關的全部支出費用。在對授信調查的過程中，具體操作風險就是人員因素，在供應鏈融資中企業的交易信息是關鍵根據，控制風險中的目標便是交易過程中的物流和現金流。所以，調查授信的人員需要具備良好的專業素質，這樣才可以有效避免疏漏和誤判。 在設計操作模式時，最關鍵的是對設計流程積極完善，避免操作風險的出現，同時供應鏈融資必須對授信支持資產嚴格控制。

在審批融資過程中，最關鍵的是對操作風險有效提防，具體包括人員形成的風險、系統風險和流程風險。

在供應鏈融資中，對物流和資金流有效控制的中心是授信后管理和出賬管理，尤其是預付業務和存貨業務，頻繁進行操作也是產生風險的主要原因。在不同的融資產品中，操作風險會通過各種形式積極表現，銀行一定按照實際情況進行整體分析。比如，在應收賬款融資中，應收賬款質押要求三方比例配合，這樣就形成了復雜的業務流程，對應的也會增加操作風險。

1.3 市場風險

所謂市場風險，本質上是由于利率、股票、匯率等隨著市場的變化而出現的改變，進一步對銀行造成的風險。在供應鏈金融中，銀行的收款風險具體是由市場風險與生產風險導致的。而供應鏈金融將控制貨物權作為基礎，這樣就極易造成市場風險。因為商業銀行向中小企業發放貸款時以控制貨物權作為擔保，所以貨物的市場價值極容易對市場風險造成影響。在供應鏈金融業務中，標準倉單抵押的東西通常是農產品，而季節、國內外需求和國際市場將會使這些農產品出現價格波動。所以，企業頻繁變化的價格，進一步對授信額度與質押率造成了影響。

2 供應鏈金融風險評估

供應鏈金融風險評估的重點是建立評估指標體系與評判標準以及明確指標權重并且實行一致性檢驗。

2.1 建立評估指標體系和評判標準

通過識別供應鏈金融風險，可以科學建立融資風險評估體系，例如存貨質押融資的供應鏈金融風險評估指標體系，具體包括系統風險和非系統風險，其中系統風險包括宏觀和行業系統風險以及供應鏈系統風險，而非系統風險包括信用風險、變現擔保物風險以及操作風險。

在評估供應鏈金融風險的過程中，一線的評估人員應當聯系現場調查、歷史資料數據，并且盡可能利用一些定量的分析工作實施綜合評估。在評估過程中，一些能夠采用定量公式進行衡量的指標，則盡可能進行定量評估。通過數據計算這些定量指標之后，就能夠設置合理的規則明確不同評分相應的范圍。之后在具體評分上映射指標的定量數值。而無法定量的則利用打分方法。在這我們可以利用7級評分方法，就是每一個需要衡量評估的指標，最終按照其風險情況劃分為7個等級：風險很大1分、大2分、較大3分、一般4分、較小5分、小6分、很小7分。之后，可以聯系事前確定的每一指標的權重加強平均分值，獲得具體業務最后的評分結果，這一結構可以在標準的評級上映射。

由于供應鏈金融體現出的過程性與典型動態性，評估融資分值也必須是動態的。這就需要監管方與評估人在貸款期間，聯系業務的變化動態對評估分值積極調整，以便準確對風險進行警示。

2.2 明確評估指標權重并且實行一致性檢驗

確定供應鏈金融風險評估指標權重可以采取德爾裴法實行專家打分，也就是邀請專家分別估計出各個因素的權重，之后平均求出不同專家的估計并且得到各個指標的最終權重。具體步驟見下：

第一，建立判斷矩陣。在供應鏈金融風險評估指標體系中，設計上一層指標A是準則，支配的下一層指標是B1，B2，…，Bn，各個元素對于準則A相對重要性即權重斡能夠利用標準法賦值。針對準則A，比較n個元素之間相對重要性獲得一個兩兩對比的判斷矩陣：

C=（bij）mun

第二，計算相對權重。供應鏈金融風險評估指標體系中元素B1，B2，…，Bn，針對準則A的相對權重w1，w2，…，wn，可以得到向量形式W=（B1，B2，…，Bn）T。對于設計權重，通常利用幾何平均法，先按列相乘A元素得到新向量，之后把其每個分量開n次方，再把得到的向量歸一化之后就能夠得到向量公式：

i=l，2，…，n。也可以利用和法，特征根法等。

第三，一致性檢驗。要想判斷上述矩陣與權重是否科學，需要實施一致性檢驗。具體過程：相乘判斷矩陣與權重系數獲得矩陣CW；再求出矩陣最大特征根；之后帶人公式 獲得一致性檢驗指標 ；按照平均隨機一致性指標查出R.I數值；最后采用公式C.R=C.I/R.L獲得一致性比例C.R的數值。當C.R

3 案例分析

篇7

這一風險在金融市場深度波動時會成為震蕩的放大器，在衍生品盛行的西方市場其破壞力尤其巨大，這在全球金融危機中得到了充分顯現。交易對手風險的治理、監控、緩釋，

是后危機時代金融業改革的重要課題，也是每一個從事衍生品業務的金融機構需要正視的挑戰。??

2011年10月底，高盛前董事長、新澤西州前州長科爾津（Jon Corzine）經營的知名衍生品經紀商MF Global倒閉，再一次使交易對手風險（Counterparty Risk）備受關注。

在衍生品高度繁榮的西方市場，傳統債務關系已遠非風險擴散的唯一渠道，衍生品交易對手風險就像盤根錯節的或然債務之網將金融體系連接起來。從雷曼倒閉引發全球金融海嘯，到美國政府救助AIG和各大銀行，全球金融危機的跌宕起伏，都與交易對手風險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歐債危機中，歐元區機構作為衍生品交易對手的違約風險陡增，歐元債作為衍生品交易押品的風險緩釋作用失效，這些因素與大量持有本國國債的歐元區銀行的信用質量惡化發生共振，是交易對手“錯向風險”（Wrong Way Risk）的又一典型案例。

那么，交易對手風險有哪些復雜性？其宏觀重要性何在？后危機改革在這一領域有哪些舉措？這些改革如何影響了金融市場的行為和價格？中國金融機構正在日益活躍地參與國際金融市場，國內衍生品市場也在不斷發展，交易對手風險管理將是從事衍生品業務的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無法回避的必修課，在這一領域西方的經驗很有借鑒意義。

“無風險”套利的風險

套利是金融衍生品領域的重要交易策略，無風險套利的分析框架也為衍生品的定價提供了重要的視角和參照。以大家熟知的拋補利息套利為例，利率平價關系將匯率遠期價格與匯率現價聯系起來，價格關系的偏離將帶來套利機會。設想美元對日元的1年期匯率遠期價格偏高，就可以結合借入貸出以及遠期合約實施套利（圖1）。這一套利策略看似天衣無縫―只要布局實施精準到位，無論市場價格如何變化，其鎖定的利潤也不受影響，所以被認為是一種無風險套利。但它真的沒有風險嗎？其實，這一套利策略雖無市場風險，卻仍有信用風險：其一是貸出的資金面臨債務人的違約風險，其二是遠期合約面臨交易對手的違約風險。當然，如果債務人和交易對手是實力雄厚的金融巨頭，其違約的幾率應該較小，但在全球金融危機后，人們已不敢對此掉以輕心。

合成風險轉讓的阿喀琉斯之踵

金融衍生品強大的生命力源于人們對于風險轉讓的需求，借助于金融衍生品實現的“合成風險轉讓”，可以繞開現貨買賣的各種不便，輕松復制現貨買賣的功效，為風險管理帶來了極大的靈活性。

設想銀行A對客戶C發放了一筆1千萬美元貸款后，希望將對客戶C的風險脫手，最直接的辦法是出售債權，比如將這筆貸款賣給券商B，并一次性從券商B收到全款，這一交易可以實現風險的徹底轉讓。然而有些貸款在合同中約定是不可轉讓的，另外出售貸款可能會對客戶關系、會計、稅收等多方面產生影響，這些因素可能使現貨出售不再可行或過于復雜，一個替代的解決方案是借助衍生品“合成”資產轉讓的效果，實施方法是通過CDS（信用違約互換）向券商B購買面值為1千萬美元的關于客戶C的違約保護。這樣，CDS解決了風險管理目標與多種其他管理目標相互糾結的問題。

那么購買信用保護是否與出售貸款完全等效呢？其實不然，假如券商B不履行CDS合約的義務，則銀行A仍將面臨客戶C違約的風險。可見，借助衍生品實現的“合成風險轉讓”并不徹底，它帶來了一種全新的風險―交易對手風險。與現貨轉讓的干凈利落不同，“合成風險轉讓”后銀行與債務人仍藕斷絲連，其中的“絲”就是交易對手風險，它是合成風險轉讓的阿喀琉斯之踵。

“合成風險轉讓”的方便性促成了金融衍生品的大發展，同時交易對手風險也在金融體系迅速積累起來，而這種新的風險帶來了新的難題。對于做市商和衍生品用戶而言，這一難題主要限于場外（OTC）衍生品或證券融通交易，場內衍生品的違約幾率微乎其微，因為場內衍生品由交易所擔保，而交易所一般會掌握充足的保證金和抵押品。

變幻不定的信用風險敞口

簡單債權的信用風險敞口是靜態的，例如銀行A對客戶C發放了1千萬美元貸款，那么與債務人C相關的風險敞口就是1千萬美元，而交易對手風險的敞口則是動態的。在前述拋補利息套利的案例中，設想銀行A與交易對手B簽訂遠期合約，約定1年后以A按鎖定的執行價以美元與B交換日元。如果在合同到期日B違約，則A可以從現貨市場以美元購買日元，如果現貨市場的美元價低于遠期合約執行價，則B的違約將使A蒙受損失，反之將使A獲利，可見交易對手風險雖然給套利帶來了不確定性，但并不一定帶來損失。

推而廣之，如果B在合約到期前違約，那么A需要結清與B的合約，并與另一交易對手簽訂新合約以替代結清的合約，這樣B違約引起的損失應是新合約的價格，亦稱為“替代成本”，這一成本等于合約的市值，它隨市場而變化，可正可負。當合約的市值為正時，A擔心B違約，而B不擔心A違約；當合約的市值為負時，B擔心A違約，而A不擔心B違約。這一衍生品合約帶來了A和B間隨機變化的“或然信用敞口”（Contingent Credit Exposure），因而交易對手風險遠比傳統信用風險復雜。

交易對手風險的雙向不對稱性也使多筆衍生品交易風險敞口的匯總更為復雜。如果交易雙方簽署了軋差協議，則可以在匯總多筆衍生品交易風險敞口時將各筆衍生品合約市值正負相抵，使風險敞口對交易雙方都得到壓縮。例如，A和B 共有三筆交易，包括兩筆利率互換（Interest Rate Swap，簡稱IRS）和一筆信用違約互換，從A的角度看它們的市值分別是50萬元、-30萬元和-10萬元。在無軋差、單產品軋差、跨產品軋差的情況下，A面臨來自B的交易對手風險敞口分別是50萬元、20萬元、10萬元，B面臨來自A的交易對手風險敞口分別是40萬元、40萬元、0元，可見跨產品軋差可以在單產品軋差的基礎上進一步壓縮交易雙方的風險敞口（圖2）。

錯向風險

交易對手風險不僅依賴于風險敞口，也依賴于交易對手的信用質量，如果兩者存在關聯并同時惡化，就帶來了令人擔憂的“錯向風險”。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把大規模提供信用保護作為盈利模式的債券擔保巨頭，它們自身的信用質量與所擔保資產緊密相關，全球金融危機中資產質量的深度惡化將債券擔保巨頭的信用質量拖入泥潭。

對賭協議也常具有錯向風險。根據碧桂園財務報告，碧桂園于2008年2月22日發行5億美元（當時約合35.95億元人民幣）可轉債，可轉債規模因為超額認購于3月3日增至6億美元（當時約合43.14億元人民幣）。同時，碧桂園于2008年2月22日與主承銷商美林國際簽署了2.5億美元以現金結算的股份掉期協議，約定若碧桂園股票最終價格高于鎖定價格，則碧桂園將向美林收取款項；若最終價格低于鎖定價，則美林國際會收取款項。

這一對賭協議的動機可以從多種角度理解，一種觀點認為，這一合約使碧桂園得以在股價上漲、可轉債轉股的情況下從掉期協議獲利以對沖轉股的稀釋效應；另一種觀點認為，這實際上是碧桂園舉債并“合成”回購本公司股票的投機易；還有一種觀點認為，這一合約使美林國際得以為可轉債投資者提供對沖股性的中介服務；也有觀點認為，這一對賭協議是美林國際的陷阱，碧桂園則是因為資金緊缺而“飲鴆止渴”。撇開動機不談，從效果看，碧桂園的狀況越惡化，美林國際從對賭協議的獲利就越豐厚，所以這一對賭協議是錯向風險的又一典型案例。

單向信用支持的困擾

無論對于傳統債權還是衍生品交易，保證金和抵押品都是一種常用的信用支持手段。在前述碧桂園對賭協議的案例中，美林國際面臨嚴重的錯向風險，為緩釋這一風險，它要求碧桂園將可轉債融得的金額中2.5億美元繳付為股份掉期協議的押金，從而全額覆蓋了掉期協議的風險敞口。這一安排可以說一勞永逸地解決了美林國際在掉期協議上的交易對手風險，卻有些“霸王條款”的味道，對碧桂園極為不利。

美林國際與碧桂園之間的合約細節沒有公開，但很有可能信用支持僅由碧桂園提供，這種安排被稱為“單向信用支持”。如果的確如此，碧桂園將面臨美林國際的潛在違約風險：首先，假如美林國際倒閉，碧桂園如何收回其押金？碧桂園是否作為美林國際的無擔保債權人排在大批債權人之后？其次，假如未來碧桂園在掉期協議上出現浮盈，碧桂園在美林國際上的風險敞口將進一步增大。2011年1月5日，碧桂園與美林對掉期協議的提前終止條款進行了修訂，但這對上述結論并不產生實質影響。

有句話說得好，解決問題無非是把現有問題轉化為新問題。從這一角度看，金融衍生品把風險轉讓問題轉化為交易對手風險問題，而保證金和抵押品等信用支持手段則把初始的交易對手風險問題轉化為新的違約風險問題。在“單向信用支持”安排下，繳付押品的一方被兩大煩惱所困擾，其一是押品的安全，其二是浮盈的信用保障。根據國際掉期交易協會（簡稱ISDA）2010年保證金調查初步結果，全球場外衍生品交易中78%簽署了抵押協議，抵押協議中16%約定單向信用支持，84%約定雙向信用支持。

MF Global倒閉

知名衍生品經紀商MF Global最近由于豪賭歐債而倒閉，這是美國1980年以來規模第七大的破產案，也是繼雷曼兄弟2008年倒閉后最大的金融公司破產案。與MF Global有場外衍生品交易的客戶會面臨交易對手風險，其浮盈很可能因這一倒閉案件蒙受損失，因為按常規，衍生品客戶向經紀商提供“單向信用支持”。

另外，MF Global客戶面臨押品安全問題，客戶的隔離賬戶出現了6億美元以上的缺口，據稱，MF Global違規挪用了客戶資產，這可能最終造成客戶損失，這一風險通常被稱為“客戶資金風險”。對于資金缺口的調查給客戶資產的歸還過程增加了復雜性，MF Global破產10天后仍有40億美元客戶資產被凍結。

歐元區風險惡化

在交易商與部門的衍生品交易中，信用支持附件常常約定交易商提供“單向信用支持”。歐元區債務危機凸顯了部門的信用風險，但“單向信用支持”的條款約定部門不繳付押品，這就增加了交易商應用CDS對沖這一交易對手風險的重要性。

另外，交易對手風險所對應的信用估值調整（簡稱CVA）會隨市場而波動，后危機銀行資本監管新規《巴塞爾協議3》要求銀行為信用估值調整計提資本，這也增加了交易商對CDS的需求（詳見本刊2011年9月號《CDS：國家債務風險的解碼器》）。當交易商有浮盈時，由于部門不繳納保證金和抵押品，交易商不僅面臨更高的交易對手風險以及相應的信用估值調整損失，也面臨更高的資金成本。所以從理論上講，單向信用支持會推高相應CDS的價格以及債務的融資成本。

宏觀重要性

合成風險轉讓提供了風險分散和風險攤薄的捷徑，從而可以熨平市場波動對金融機構個體的沖擊，使金融機構獲得“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的悠然之態。然而風險可以轉讓，卻不會消失，而交易對手風險更在這一過程中將交易雙方綁定。合成風險轉讓的便捷使金融業陶醉于衍生品的盛宴，交易對手風險延伸為密布于金融體系的或然債務之網。系統風險悄然積聚，風險攤薄逐漸異化，金融體系終于在突發的市場逆轉中分崩離析，這是我們在全球金融危機中目睹的一幕，而事態的發展路徑與《三國演義》中的“連環計”何其相似（圖3）。

從上面的討論看出，從金融體系穩定性的角度看，合成風險轉讓帶來了兩種不利的影響，其一是交易對手風險使金融體系的關聯度增加，其二是風險轉移的便利使金融機構風險意識淡薄。后危機金融改革在消除這兩種不利影響方面有諸多舉措，如金融審慎監管以及《巴塞爾協議3》在資本計提和資本質量方面的新規都對金融機構風險控制提出了更加嚴格的要求。作為后危機信用衍生品全面改革新規的“大爆炸”、“小爆炸”協議書，則通過產品結構標準化和市場機制完善降低交易對手風險和強化風險控制（詳見本刊2010年10月號《CDS：中國式創新》）。

在市場機制上的一項重要改革是引入中央清算機制。根據國際監管機構的計劃，在2012年底前所有標準場外衍生品都將實現中央清算。這一改革旨在借助中央清算和多邊軋差，提高市場透明度，防止過度杠桿化，降低金融機構的關聯，增進金融體系宏觀穩定性。當然，關于中央清算機制是否確能增進金融體系宏觀穩定性，理論界也多有存疑。比如斯坦福大學的Duffie和Zhu用理論模型研究了軋差效率，并指出從軋差效率看，單一產品的多邊軋差并不一定優于跨產品的雙邊軋差，當同一產品的中央清算機構不止一家時，軋差效率會進一步顯著降低。

另外，中央清算機構面臨復雜而集中的風險，其安全性并非堅不可摧，但由于其獨特地位，其潛在的運轉失靈將威脅金融市場的整體穩定。可見，中央清算機制在解決現有難題的同時，也產生了新的難題，其利弊仍有待進一步探索。

篇8

一、銀銀合作主要業務品種

銀銀合作業務的參與者，包括政策性銀行及國家開發銀行、國有商業銀行、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信用社、以及村鎮銀行等銀行業金融機構。近年來，銀銀合作業務日益受到各家銀行的關注和重視，業務創新不斷出現，市場規模迅速擴大，業務發展呈現良好勢頭。目前我國銀銀合作業務主要品種包括以下幾類：

（一）資產業務

銀銀合作資產業務是指銀行之間相互提供資金或信用支持的業務，主要包括場內外資金拆借，債券投資、債券承銷、債券交易，衍生品業務，擔保與承諾，資產買賣、買入返售，票據融通業務，風險參與，以及銀團貸款業務等。

（二）負債業務

銀銀合作負債業務是指銀行之間吸收對方存款、拆入資金或賣出回購金融資產等業務。

（三）中間業務

銀銀合作中間業務是指銀行之間相互提供，如代簽銀行承兌匯票，代開信用證，代開保函，現金領繳、現金寄庫、現金押運，資金結算，理財產品托管，銷售理財產品，推介客戶，咨詢顧問業務，投資銀行業務，以及政策性銀行發放貸款及結算業務等。

二、銀銀合作業務主要風險類型

銀銀合作業務的風險敞口主要集中于資產業務和中間業務這兩個領域。根據業務特征及誘發風險的原因，可以將銀銀合作業務風險劃分為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以及聲譽風險等五大類。

（一）信用風險

信用風險是指由于債務人或交易對手違約、或其信用評級、履約能力降低而造成損失的風險。對于銀銀合作業務而言，資產業務是最大、最明顯的信用風險來源，信用風險不僅廣泛存在于資金往來和債券投資等表內業務中，還存在于擔保、承諾及衍生品交易等表外業務中。同時，授信項下的類中間業務也是信用風險的高發地。信用風險具有明顯的非系統性風險特征，一般而言，誘發信用風險的原因主要有：銀行經營管理不善，內部控制存在缺陷，內部管理蘊含風險隱患，股東或出資人人為干預銀行政策經營活動以轉嫁其自身風險，等等。

（二）流動性風險

流動性風險是指商業銀行雖然有清償能力，但無法及時獲得充足資金、或無法以合理成本及時獲得充足資金，以應對資產增長或支付到期債務的風險。對于銀銀合作業務而言，資金往來業務是流動性風險最易發生的業務領域，目前，我國不少銀行將同業業務作為管理流動性的重要工具，通過主動負債調整短期流動性，這在銀行間市場波動時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今年上半年市場上出現的“錢荒”現象，就是流動性風險的典型體現。

（三）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是指因市場價格（利率、匯率、股票價格和商品價格）的不利變動而使銀行表內和表外業務發生損失的風險。市場風險包括利率風險、匯率風險、股票風險和商品風險等四種，具有明顯的系統性風險特征。對于銀銀合作業務而言，由于商業銀行經營的資產主要是金融資產，利率波動會直接導致資產價值的變化，從而影響到銀行的安全性、流動性和效益性。

（四）操作風險

操作風險是指由不完善或有問題的內部程序、人員和信息科技系統，以及外部事件所造成損失的風險。操作風險可具體分為人員因素、內部流程、系統缺陷和外部事件等四類。操作風險廣泛存在于銀銀合作的各類業務、各項操作和管理的環節。

（五）聲譽風險

聲譽風險是指由商業銀行經營、管理及其他行為或外部事件導致利益相關方對商業銀行負面評價的風險。聲譽風險屬于衍生性風險，但它卻最具破壞性，是對商業銀行經濟價值最大的威脅，因為商業銀行的業務性質要求其能夠維持存款人、貸款人、合作伙伴和整個市場的信心，尤其對于銀銀合作業務而言，合作伙伴之間的信任是最重要的，商業銀行一旦出現聲譽風險，則很難在同業市場上取得良好發展。今年上半年市場上爆料光大銀行對興業銀行的違約事件，曾一度導致光大銀行陷入十分被動的境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市場的恐慌情緒，正是聲譽風險的典型案例。

三、相關建議

（一）客觀看待和評價銀銀合作業務的風險水平，建立全面風險管理體系

銀銀合作業務是商業銀行金融同業業務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近年來廣受商業銀行關注的新興業務。與一般法人相比，銀行的資產規模大，擴張速度快，成立門檻高，受到的監管嚴格，資質水平普遍優于一般法人企業，因此，從總體上看，銀銀合作業務的風險水平低于商業銀行的傳統業務。然而，硬幣的另一面則是，因銀行在社會經濟中的特殊地位及其發揮的作用，銀銀合作業務一旦出現風險，其社會影響和危害程度將遠遠超過傳統業務。因此，商業銀行必須對于銀銀合作業務的風險進行客觀評價，既不能盲目樂觀，視其為零風險或風險極低，也不能矯枉過正，視其為洪水猛獸、甚至限制相關業務開展。

為有效管理銀銀合作業務可能面臨的風險，商業銀行應結合自身戰略定位和業務發展實際，針對銀行類客戶在風險管理方面的特點，建立銀銀合作業務全面風險管理體系，細化銀銀合作各個環節的要求，打造全天候、全流程、全品種的銀銀合作風險管理體系，促進銀銀合作業務風險控制能力不斷加強。該體系的主要內容應包括但不限于：

一是建立并完善風險管理政策制度，明確各類業務的風險緩釋工具及其應用，明確各類業務的主要風險點及風險管控要求，明確在交易對手經營失敗時的風險補償和成本分攤機制，從而強化市場約束，促進形成市場化的風險防范和處置機制，維護銀銀合作業務的健康發展和穩定運作。

二是建立銀行類客戶準入和評價體系，本著“嚴格準入、規范操作、分類管理、動態調整”的原則，根據銀行類客戶的資產資本規模、股東背景、公司治理、經營情況、財務狀況、信用記錄、內外部評級結果等因素，制定可量化的客戶準入標準，對于重點業務，還應實行名單制管理，從而實現對銀行類客戶及其業務品種的準入、與不同客戶的合作策略等進行差異化管理，并視客戶和合作情況對評價結果進行動態調整。

三是規范開展對銀行類客戶的評級授信相關工作，嚴格授用信管理，加強用信后管理，在授用信實施過程中，應嚴格執行信貸制度的規定，合理確定授信方案，嚴格按照授信方案的內容開展授信項下相關業務，及時跟蹤信用發生的全過程，包括制定用信后管理方案、資金賬戶監管、用信后檢查與日常跟蹤、擔保物（人）監管、風險預警與處理、檔案管理、收息與信用收回等。此外，還要建立授信盡職調查制度，建立健全資產質量監測、預警機制。

四是構建外部風險防控等級，確定專門的部門，牽頭外部風險信息的收集、分析、匯總和報告，并對潛在的外部風險因素及其影響進行提前研判和分析，建立規范化的外部風險監測、預警、處置流程、并制定充分的應對預案，同時，加強對各級分支機構風險處置工作的指導。

（二）嚴格把關資產業務風險，在確保安全的基礎上實現收益提升

銀銀合作資產業務主要面臨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聲譽風險和市場風險。具體建議如下：

在信用風險方面，一是嚴格交易對手準入管理，必要時應實施名單制管理，二是納入授信管理，確保在交易對手授信額度充足、可用的前提下開展業務，三是對于票據業務而言，應審查票據對應的貿易背景的真實性，嚴防“光票”交易導致的信貸空轉，嚴防通過“假票”進行交易；對于擔保承諾和風險參與類業務，也應審查相關交易和業務背景的真實性。

在流動性風險方面，一是加強流動性管理，合理擺布資產負債，確保流動性安全，二是有效選取和使用風險緩釋工具，合理實現風險補償，尤其是對于票據買入返售業務而言，還需考查第二還款來源的還款能力，三是加強流動性管理，合理確定風險承受能力并據此設置安全墊。

在聲譽風險方面，一是審慎選擇交易對手，二是高度關注交易對手外部風險信息，及時通報風險隱患，并采取有效應對措施，三是在合作協議中明確交易雙方的責任義務和糾紛處理辦法，切實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在市場風險方面，一是加強市場化詢價和報價，根據客戶交易意向，按照價格優先的原則，擇優選擇利率較高的業務需求配置資金，二是做好資金預報和利率、期限匹配，統籌調劑資金，提高資金運用效益。

（三）高度重視中間業務風險，努力降低業務風險，規范業務管理

銀銀合作中間業務可分為授信項下業務和非授信項下業務兩大類。其中，前者主要面臨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聲譽風險、操作風險；后者主要面臨信用風險和操作風險。

對于授信項下中間業務，如代簽銀行承兌匯票、代開信用證、代開保函等，由于業務極易誘發聲譽風險，應視同商業銀行自營銀行承兌匯票、信用證和保函業務等進行風險管理，且其相關管理要求甚至要比自營業務更加嚴格。2012年11月銀監會下發的《關于規范銀行業金融機構間銀行承兌匯票業務的通知》要求，代簽銀行承兌匯票業務的受托方和委托方采取有效措施審核票據項下真實交易背景和債權債務關系、統一納入授信管理、計算風險加權資產時信用轉換系數為100%等，都體現了上述風險管理思路。

對于非授信項下中間業務，如現金、咨詢顧問業務等，在信用風險方面，要加強客戶準入管理，并在合作協議中明確規定雙方責任義務和糾紛處理辦法；在操作風險方面，要實現業務操作的準確合規，業務流程的科學高效，內部控制的嚴謹有效，并加強人員培訓，不斷提高人員素質。

（四）建立健全相關保障機制，實現業務規范健康可持續發展

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聲譽風險總是伴隨著銀銀合作業務發展的始終，因此，要時刻繃緊防范風險這根弦。為有效防范并管理相關風險，商業銀行應建立健全風險保障機制。

篇9

1我國中小企業信貸融資現狀

近幾年，我國中小企業的經濟貢獻度持續上升，工業總產值占比已增至82％左右，而銀行信貸的比例基本維持在5％左右，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渠道單一、融資成本高昂的現狀未得到實質性解決。對于小企業貸款，政府雖推動力度不小，但商業銀行的響應有限。目前，商業銀行在發放中小企業貸款時，仍然顯得過于保守。中小企業貸款基本上以抵押為主，同時，抵押貸款存在周期長、費用高的問題。

2商業銀行現行中小企業風險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正是基于中小企業信貸違約風險高的特點，導致了銀行對其業務開展的謹慎，從而發展緩慢。也存在了巨大的問題。(1)，信貸準人政策缺乏靈活性。銀行偏重對大規模企業的信貸融資，大部分中小企業不論優劣，只因規模問題而直接被銀行融資拒之門外。(2)．信貨授權高度集中。審查程序繁瑣，這種授權方式顯然不能適應中小企業融資需求“時間急”的特點。(3)，激勵機制和管理考核不合理。銀行內部并未能形成有效的企業估價體系，僅憑領導決定制的“關系貸款”，這也挫傷了業務人員的開展關鍵詞：商業銀行風險管理案例

美國花旗銀行主席及總裁沃爾特威斯頓有一句名言：“銀行家從事的是管理風險的行業。”這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銀行風險管理的重要性。

隨著銀行間競爭的日趨激烈、銀行業務范圍的不斷拓寬和規模的不斷膨脹，銀行面臨的風險也日趨多樣化與復雜化，某些高風險業務所帶來的風險有可能在轉瞬間葬送整個銀行。然而作為經濟的核心，金融大廈的坍塌會造成整個國民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動蕩。

當前，如何把握風險與利潤、風險與發展之間的平衡，使銀行既不承受過大的風險，又能保持適當的發展，是每個處在新的競爭環境中的銀行經營者必須深思的問題。

盡管近年來由于風險管理不善致使銀行經營失敗的情況頻頻發生，然而也不乏在風險管理方面表現出色的銀行。就讓我們走進這些中外銀行，分享它們的成功經驗。

一、巴克萊銀行的風險管理

巴克萊銀行是英國的四大銀行之一，在英國設有2100多家分行，在全球60多個國家經營業務。近十幾年以來，巴克萊銀行十分注重不斷拓展其業務的廣度和深度，資產和業務規模不斷擴大。在巴克萊銀行各項業務快速拓展的過程中，成功的風險管理為其提供了有力保證。

(一)構造風險管理系統——結構清晰，權責明確

與大多數西方國家銀行一樣，巴克萊銀行具有較為完善的風險管理系統。不僅如此，在這一系統內，對風險的管理分工非常明確，而且職責清晰。具體來說，董事會負責內部控制系統的有效性；業務條線負責人負責識別和管理業務線條的風險；風險總監負責進行風險管理和控制；分類風險主管及其團隊負責風險控制框架的建立與監控；業務風險團隊負責協助業務條線負責人識別并管理其總體業務風險；內部審計獨立地檢查風險管理和內部控制環境。完善清晰的結構與權責明確的分工為防范風險布下了天羅地網，為巴克萊銀行成功進行風險管理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運用風險偏好體系——保證業績，控制風險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巴克萊銀行一直在內部使用風險偏好體系。風險偏好體系的具體方法是，通過未來三年的業務規劃，估計收益波動的可能性及實現這些業務規劃的資本需求，將這些與目標資本比率、紅利等因素相對比，并將這些結果轉化為每個主要業務板塊規劃的風險容量。風險偏好的數值要通過估計集團對宏觀經濟事件的敏感性來進行驗證(這種估計是利用壓力測試和情景模擬來完成的)。巴克萊銀行集團信用風險總監安德魯·布魯斯認為，巴克萊銀行風險管理成功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最近十幾年來通過建立風險偏好體系，加強限額管理，強化了經濟資本在集團內部的運用。而風險偏好體系的運用也是國際活躍的銀行風險管理成功的普遍經驗。

(三)加強信用風險管理——手段先進，數據充分

與其他銀行一樣，信用風險是巴克萊銀行最大的風險。據統計，巴克萊銀行大約有三分之二的經濟資本被配置到各業務條線的信用風險上。對于信用風險的管理，巴克萊銀行主要利用五步風險管理程序(即指導、評估、控制、報告、管理和分析)以及基于COSO的內部控制體系來進行。巴克萊銀行的內部風險管理體系較為成熟，主要利用自己的歷史數據和其他外部信息，通過銀行內部風險評級系統來對借貸者、交易對手以及零售客戶進行評級。與此同時，巴克萊也采用一些外部開發的模型和評級工具，當然這些外部開發的模型及評級工具必須經過巴克萊銀行的相關驗證。

二、民生銀行的風險管理

民生銀行是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成立于1996年。在我國四大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今天，民生銀行卻探索出了一條成功的風險管理道路。下面我們就來看看民生銀行如何應對日益多樣化的信用風險。

(一)重視貸前調查——充分檢驗，防范風險

民生銀行廣州分行是廣州地區唯一實行“預授信申報公示”制度的銀行。當年廣東南海華光集團騙貸屢屢得逞，“洗劫”了廣州數家銀行近74億元人民幣。然而該集團存在的風險卻無法逃過民生銀行的火眼金睛。

南海華光集團曾向民生銀行廣州分行申請了5000萬元人民幣的授信額度，當廣州分行收到南海華光集團的有關資料后，立即進入其受理貸款申請的檢測達標通道，這第一道關卡就是大名鼎鼎的“預授信申報公示”。預授信申報公示制度是廣州分行2002年上半年剛剛推出的新制度，目的就是為化解一些常見的由于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風險。其實這套制度的原理非常簡單，就是當銀行接到授信申請時，在銀行內部網站上將南海華光集團的有關材料進行為期7日的“公示”，廣而告之，廣泛征求意見，聽取群眾的呼聲。預授信制度不但大大節省了支行具體經辦人員實地貸前調查的工作量，而且使調查渠道更為廣泛、通達，使授信通道更為透明、民主、公開，很難出現漏網之魚，為自身保護提供了安全綠色屏障。南海華光集團的申請也正是在公示期間，由于該行員工們陸續提供的華光集團的相關信息顯示出其眾多漏洞，經有關部門認真分析核實后，而被多票否決，實現了防患風險于未然。

(二)加強貸后檢查——重視結果，更重過程

盡管貸前調查與貸中審查至關重要，但并不意味著款項貸出后就“一勞永逸”，貸后管理也絕對不可小覷。民生銀行杭州分行主管風險控制的副行長趙繼臣說，在杭州分行，風險控制高于業務發展。銀行不良資產反映的是結果，但產生卻是在過程，因此對于分行來講，過程控制重于結果控制，注重貸后管理是保證信貸資產質量的基礎和關鍵。

杭州分行曾為杭州某企業貸款400萬元人民幣，然而該企業的兩幢房產早在2003年9月就被法院查封，分行信貸資產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于是分行組織相關人員多次與借款人、保證人聯系，制訂清收措施。經過各項艱苦努力的工作和與當事人談判，終于在貸款到期前一天全額收回了400萬元貸款的本息。

另外，在對湖州某集團有限公司的續授信現場檢查中發現，該公司在生產經營、銷售渠道及財務等方面均存在問題，檢查人員隨即向分行貸審會提出了不能給予其續授信的理由，果斷退出，避免了后來其他貸款行因來不及收貸而最終采取法律補救手段情況的發生。檢查過程中，杭州分行還了解到安吉某經濟技術開發總公司存在的資產流動性風險，分行配合支行幾次到安吉，與企業和政府聯系落實分期還款計劃，并積極爭取到了總行的支持，分三期收回了全部貸款本息。可見在貸款業務中，過程控制至關重要。杭州分行正是通過貸后管理，及時發現存在的問題，將風險“扼殺于搖籃中”。

(三)培養風險意識——認識到位，團結一心

民生銀行的一位領導曾說過，“銀行經營同質化趨勢很強，民生銀行能夠取得比較好的成績，靠的是員工們工作拼搏、熱情、堅韌、執著。”是什么力量鼓舞激勵著民生員工?我們應該看到，民生銀行尤為注重員工隊伍業務培訓、案例教育和警示教育工作，通過多樣化、實用化、層次化的培訓方式，生動

活潑地為員工的實際工作注入了新鮮活力，大大強化了員工的風險防范意識，規范了他們的業務操作，對真正做到按章辦事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正所謂意識決定行動，有了正確的積極的思想做后盾，才有了廣大員工在風險防范方面更強的行動力。在高度風險意識熏陶下，風險防范觀念深入到了每一位民生銀行員工的內心，使風險防范成為一種自覺的意識，成為民生企業文化的重要靈魂。

三、加強信用風險管理——中外銀行成功案例帶來的啟迪

(一)保證風險管理部門的獨立性

保證風險管理部門的獨立性是有效實現風險管理的前提。外資銀行大多具備獨立的內部監督機制，其內部監督部門直接對董事會負責并實行垂直管理。分支機構的內部監督部門往往與本級機構相互獨立，或者在分支機構不設內部監督部門，內部監督的職責直接由總行的內部監督部門實施。

巴克萊銀行的風險管理系統結構清晰，權責明確，是外資銀行成熟風險管理系統的典型。再來看民生銀行的風險管理體系。2004年，民生銀行華北、華東和華南授信評審中心——風險管理的核心機構，分別在北京、上海和深圳成立。評審人員“直系”隸屬于總行，是總行的“嫡親”，而與分行沒有任何血緣——人事和經濟利益聯系，這使得總分行之間實現了真正意義的“審貸分離”，從制度上避免了由基層行領導者的長官意志可能帶來的授信業務經營性風險。實踐表明，民生銀行的獨立評審與區域授信評審中tk,等制度非常成功。

(二)完善風險管理規章制度

完善操作規章制度是銀行有效進行風險管理的保證。銀行業務人員由于受自身素質和外界條件的影響，如果沒有相應的制度和規范約束，在進行風險評價和判定時，難免會帶有個人傾向，造成判定結果有失公正。通過建立嚴格的操作規程和嚴密的規章制度，能夠使銀行員工避免主觀主義和隨意性，做到公正、合理地判定風險。

巴克萊銀行作為一家擁有三百多年歷史的老牌銀行，風險管理規章制度十分完善與周密。在民生銀行，各項內控制度建設也緊隨業務的發展步步推進。一筆信貸業務，從貸前調查到評審，從放款到貸后管理，直至最后的責任追究，分行都建立起了一套嚴密的制度，防患于未然。

(三)加強商業銀行信用評級體系建設

建立與完善信用評級體系是商業銀行防范風險的重要舉措。信用評級體系往往獨立于信貸和審批部門的信用管理部門，肩負著對客戶的信用調查、征信、信用檔案管理、信用記錄監控等職能。信用管理部門在授信前做出的客戶信用分析報告，是銀行的信貸決策機構決定能否給予授信的依據之一，在授信后定期向信貸部門和風險管理部門做出的信用監控報告，更是銀行衡量信用風險大小的重要指標。

巴克萊銀行經過長期發展，其內部信用評級體系已經較為成熟，并且擁有較為充分的歷史數據，為其測量與防范信用風險提供了保障。在我國，盡管銀行信用評級體系與發達國家尚存在差距，但也在不斷發展與完善。例如民生銀行對申請授信的客戶進行內部信用評級，并以此作為信貸審批的重要依據。在數據集中管理方面，民生銀行也走在全國同業中的前列。該行率先采用全國數據大集中的模式，將全行所有業務的數據處理集中在總行，為業務拓展與風險管理奠定了基礎。

(四)樹立全面的風險管理理念

風險是客觀存在的，銀行不能回避風險，只能管理風險。實踐證明，先進的風險管理文化是銀行風險管理體系的靈魂，只有將風險管理從高深的理論變為所有從業人員的自覺意識和行為，風險管理體系才能真正發揮作用。風險管理意識和理念必須貫徹到全行全員，貫徹到業務拓展的全過程。也就是說，銀行的每位員工在做每一筆業務時都應考慮到風險因素，貫徹風險與收益相匹配的基本思想，始終把控制風險與創造利潤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

經過長時間發展，風險管理觀念在大多數外資銀行早已深人人心。而對民生銀行來說，正是由于民生銀行上下都把風險管理放到突出位置，各級行領導反復強調其重要性，使得員工達成共識，才使民生銀行在風險管理進程中碩果累累。

篇10

論文關鍵詞：銀行風險內控風險點內控管理商業銀行

國際銀行業的發展實踐證明，正視日益增長的風險，改善和加強內部風險管理與控制，已經成為銀行生存發展的首要的基礎條件。隨著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和金融體制改革的日益深人，商業銀行面臨的風險和競爭日益多樣化和復雜化。目前，我國商業銀行不同程度存在著信用風險操作風險、管理風險等多種經營風險，這些風險的產生，無不與商業銀行的內部控制密切相關。如何進一步加強內控管理，提高抗御各種經營風險的能力，是建立現代商業銀行制度過程中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

1商業銀行面臨的風險

1.1商業銀行風險的定義

從單個銀行來看，商業銀行風險是指銀行在經營管理過程中，由于各種不確定性的影響，使實際收益和預期收益發生一定的偏差，從而蒙受損失和獲得額外收益的機率或可能性。而從整個銀行業看，銀行間業務活動聯系千絲萬縷。關系緊密，單個銀行的信譽和形象往往影響到社會公眾對整個銀行業的信心，所以銀行風險還有另一重含義，就是整個銀行系統發生混亂的可能性。

商業銀行風險是風險的一種，具備風險的各種屬性，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風險。商業銀行是綜合性多功能金融企業，它具有支付中介、信用中介、創造信用和金融服務等四大職能，所以商業銀行風險，不僅影響到它本身的經營，而且影響到其他當事人，甚至影響到物價、經濟增長、就業等宏觀經濟的方方面面，商業銀行風險會直接動搖經濟基礎，甚至引發社會動蕩、政權更迭等。從內涵來說，金融風險的內容要比一般風險的內容豐富得多；從外延來看，銀行業風險要比一般風險的范圍小得多，銀行業的風險主要是伴隨著資金運動過程而產生的。同一般風險一樣，銀行業風險具有雙重性，它既有可能給從事金融活動的主體帶來收益的機會，也有可能給經濟主體帶來損失的機會。

1．2商業銀行風險的分類

巴塞爾委員會1997年9月頒布的《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中有關銀行風險的分類方法和標準已為各國監管當局所接受，中國人民銀行也直接參與了該原則的起草和修改，我國也接受這個分類方法。按照該原則的劃分，銀行風險包括：

(1)信用風險。貸款是銀行的主要活動，貸款活動要求銀行對借款人的信用水平做出判斷，這些判斷并非總是正確的，借款人的信用水平也可能因各種原因而下降，于是銀行總是面臨交易對象無法履約而損失貸款的風險，即信用風險。

(2)國家風險和轉移風險。銀行在進行國際信貸業務時，除一般貸款業務中固有的交易對象的信用風險外，還面臨著國家風險。所謂國家風險就是指與借款人所在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環境方面有關的風險。當向外國政府或政府機構貸款時，由于這種貸款一般沒有擔保，國家風險便最明顯。國家風險的一種表現形式是“轉移風險”，即當借款人的債務不是以本幣計值時，不管借款人的財務狀況如何，有時借款人都可能無法得到外幣。

(3)市場風險。市場風險是指由于市場價格(利率、匯率、股票價格和商品價格)的不利變動，而使銀行表內和表外業務發生損失的風險。按照既定會計準則，這類風險在銀行的交易活動中最明顯。

(4)利率風險。利率風險是指銀行的財務狀況在利率出現不利的波動局面時面對的風險。這種風險不僅影響銀行的盈利水平，也影響其資產、負債和表外金融工具的經濟價值，其主要形式有：重新定價風險、基準風險、期權性風險等。重新定價風險——由于銀行資產、負債和表外頭寸到期日(對固定利率而言)的不同及重新定價的時間不同(對浮動利率而言)引起；基準風險——當其他重新定價特點相同時，因所依據的基準利率不同而產生的風險；期權性風險(即期權風險)——由銀行資產、負債和表外項目中的或暗含的各種期權風險。盡管這些風險是銀行業的一個正常組成部分，但嚴重的利率風險會給銀行的盈利水平和資本帶來巨大的威脅。在復雜的金融市場中，銀行的交易對象采取各項措施積極地管理利率風險，防范這一風險顯得十分重要。

(5)流動性風險。流動性風險是指銀行無力為負債的減少或資產的增加提供融資，即當銀行流動性不足時，它無法以合理的成本迅速增加負債或變現資產獲得足夠的資金，從而影響其盈利水平。在極端情形下，流動性不足會使銀行資不抵債，走向破產。

(6)操作風險。最重大的操作風險在于內部控制及公司治理機制的失靈。這種失靈狀態可能因為失誤、舞弊、欺詐，未能及時做出反應而導致銀行財務損失，或使銀行的利益在其他方面受損失，如銀行交易員、信貸員、其他工作人員越權或從事職業道德不允許的或風險過高的業務。操作風險的其他方面包括信息技術系統的重大失效或諸如火災和其他災難等事件。

(7)法律風險。銀行要隨不同形式的法律產生風險，這包括因不完善、不正確的法律意見和文件而造成同預計情況相比資產價值下降或負債加大的風險。同時，現有法律可能無法解決與銀行有關的法律問題：有關某一銀行的法庭案例可能對整個銀行業務產生更廣泛的影響，從而增加該行本身乃至所有銀行的成本；影響銀行和其他商業機構的法律有可能產生變化。在開拓新業務時，或交易對象的法律權力未能界定時，銀行尤其容易受法律風險的影響。

(8)聲譽風險。聲譽風險產生于操作上的失誤，違反有關法規和其他問題。聲譽風險對銀行損害極大，因為銀行的業務性質要求它能夠維持存款人、貸款人和整個市場的信心。

(9)匯率風險。指因匯率變動而出現的風險，包括買賣風險、交易結算風險、評價風險和庫存風險4個方面。

2商業銀行風險防范對策

2．1落實全員工作責任制

商業銀行要在完善內控制度措施基礎上落實全員工作責任制。根據會計‘工作可能出現的風險，結合工作實際，把操作程序、業務管理、崗位職責與操作規范、工作質量、安全考核、文明建設等方面的管理規定匯集成務制度匯編》，用制度指導日常工作。同時制定崗位職責與操作規范，成立工作質量考核、案件防范、計算機安全管理等領導小組，逐級簽訂崗位責任書，建立一個層層負責、相互制約、獎懲分明的全員工作責任制度。

2．2抓好重點環節的監控工作

商業銀行要抓業務重點環節監控，促進規章制度的落實。從已發生的金融案件來看，內部控制上存在的漏洞往往是對一個或幾個關鍵環節、關鍵人員缺乏制約或制約失靈而造成的。因此，業務操作中必須做到：嚴格執行操作程序；堅持內外賬務按時核對制度，建立賬務核對登記簿；堅持會計賬務處理的授權分責原則，明確規定一般柜員不得越權處理業務；加強密碼管理，確保制約不失控；在保管密押、壓數機、編押機重要空白憑證和業務印章上分工要細、要規范；重點加強聯行業務管理及時做好查詢查復工作，確保聯行資金安全。

2．3加強事后監督

事后監督是有效控制各項業務處理過程中出現差錯和違規行為的關鍵環節，具有杜絕漏洞、消除隱患的作用。因此，商業銀行應安排業務精通、責任心強的人員擔任業務監管，以更好地發揮監督制約作用，為會計核算的安全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2．4強化人本管理

內部控制系統是由人和制度構成的，在完善制度的同時，一要對員工加強以思想政治工作為核心的職業道德教育，使執行制度、遵守制度成為員工的一種自覺行為。二要加強法律法規學習，增強員工遵紀守法意識，提高內部控制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