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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典小說對現代小說的深遠影響
在古典文學對現代文學影響的幾個表現中,古典小說對現代小說的影響是最明顯的。諸如魯迅將《儒林外史》這部作品的諷刺藝術應用到自己的小說中,可以說時時可見。在《故事新編》這部小說中,魯迅應用了大量的歷史傳說,以及古代神話,也就對古典小說因素的借鑒。同時,魯迅的小說還有一個行文簡潔的特點,這也是對傳神寫意的良好借鑒。在魯迅之后,便出現了諸如郁達夫、孫犁等抒情小說家。這些抒情小說作品在對傳統詩歌抒情特點繼承的基礎上,更具有屬于自己的藝術風格和思想。出自郁達夫之手的小說《采石磯》,引用了大量的中國古詩詞,同時還有《遲桂花》等非常注重營造良好的意境。此外,還有一批以趙樹理為代表的小說家,他們通常更加注重小說的故事,不論是小說結構,還是小說語言,甚至是小說的表現方式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古典小說的結構、語言,以及方式等。諸如出自趙樹理之手的《登記》以及《小二黑結婚》等都對白描手法進行了集中的應用,對于小說故事性的特別強調,而且還在道具運用等方面對古典小說進行了一定的借鑒,這樣的白描方法與話本小說在很大程度上有著相似性。在我國的現代文學中,還有一個分支就是章回小說。章回小說通常采用古典小說中的結構形式與敘事方法,諸如張恨水的《金粉世家》,李涵秋的《廣陵潮》以及不肖生的《近代狹義英雄傳》等等。
三、古典戲劇對現代話劇的深遠影響
與前面敘述的詩歌、散文以及小說相比較,現代話劇與古典戲劇之間的聯系并不是非常密切,但是千絲萬縷的關系還是存在的,古典戲劇對現代話劇的深遠影響還是得到了充分體現的。我國現代從事于戲劇舞蹈創作的優秀劇作家大都非常重視古典戲劇創作的經驗,吸取古典戲劇的精華。諸如的《雷雨》,整個戲劇的情節非常符合大眾的胃口,曲折的情節迎合了觀眾的欣賞習慣,尤其是大眾對于故事性情節的欣賞習慣。整個劇目通過對戲劇沖突進行全面精心的安排,將整個故事情節一步一步地推向了劇目的階段,廣大觀眾的心弦被緊緊地扣住了。與此同時,我國的古典戲劇在情景交融方面有著獨一無二的特色,對于詞句的寫作更是備加注意。在戲劇中的詩詞,通常都是抒情詩,意蘊深厚。而在我國的現代話劇中往往正是缺乏這樣的詩意濃厚的作品,諸如郭沫若的《屈原》,的《家》等。在我國的時期,出現的新歌劇同樣也對古典戲劇的一些特點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繼承與發展,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白毛女》,曲折變化的戲劇情節,可讀性強的故事,同時在整個劇目的結構上更是對古典戲劇的寫意方法進行了全面充分的運用,此外在音樂的形式方面,也在很多情節中與民歌、戲曲的一些素材結合在一起,并且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大幅度的創新。在延安進行舊劇改革時期,曾經涌現出了《逼上梁山》等著名的新編歷史劇,這些劇目均是古典戲劇的演變與發展,是現代戲劇家對古典戲劇的創新與改革。
四、古典文學對現代文學內容上的深遠影響
蘇軾曾這樣評價過:“湯泉吐艷鏡光開,白水飛鴻帶雨來。”清代時期的張凌云曾經給象鼻溫泉題過詞,他說:“入浴能教人似玉,到來幾許貌如花。”還有許多詩人寫過有關溫泉的詩詞,不過最終可以借用張凌云的詩詞表達統一的觀點便是“春寒我欲頻經此,童冠謳歌樂歲華”,即是表達經常來到溫泉中沐浴,能夠使心態平和,感受到歲月年華的美好。
在古代生活中,養生除了上述的方式還可以通過飲食達到養生的目的,《壽世保元》記載過:食為半飽無兼時,酒至三分莫過頻。此句話理解為飲食達到半飽的狀態就行,飲酒不要太過于頻繁,旨在說明人要控制飲食,不要過量飲酒能達到養生的效果。民間最熱鬧的場景莫過于逛廟會了,古代婦女的地位普遍較低,女子一般都要做到大家閨秀的標準,即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但是在廟會來臨時,女子卻可以出門湊熱鬧,觀看各種活動與大街上擺賣的各種商品,出門感受集市的熱鬧與繁盛,為心靈與眼界平添一絲休閑享受。
《周敦頤集》中記載過周敦頤與朋友或是路人一起結伴至山水間游玩,進行作詩、吟詩、談詩,并被美麗的自然風光吸引住,而連續幾個月流連忘返的句子,表現出古代詩人為除去內心深處的煩雜,追求寧靜、休閑自得的生活狀態而“游于山水間也”。
文學經典意識在古代人們對天地、自然、社會等中能夠得到彰顯,“詩”除了具有政治、社會思想意義,還能表達詩歌所具有的特定規則與法則。古人喜歡詩詞歌賦,不僅可以充分利用閑暇時光,還能鍛煉腦力與思維活力,促進身心健康。
《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具有較強的文學經典意識,文學的觀念與經學的觀念出現對立,并且與經、史等具有多種特點的文學相隔離,這樣在品味文化經典中的同時,還能感受到不同學派所秉持的思想以及對休閑的觀念看法存在差異,從而幫助我們更容易了解到古代典籍中的休閑娛樂活動之趣味。倫理道德在古代人們心中占有神圣的地位,是不容任何人所侵犯的,而休閑活動便也是其中重要的環節。“禮”在孔子的思想以及教育中,能夠展現得淋漓盡致,它包括射箭、投壺、樂舞等多種娛樂項目。
人們在進行娛樂項目時主要是追求清靜無為、高雅休閑的生活狀態以及愉悅的性情,貼近自然,達到身心合一的境界。在西周時期,“武力征誅”與“敬得敬禮”思想同樣重要,人們在休養生息過程中普遍愿意進行“飾之以禮樂”。
唐汝諤,字士雅,明末松江府華亭人。華亭又名華亭谷,在今上海松江縣西。其弟唐汝詢著有《唐詩解》五十卷,暢行于世,唐汝諤繼作《古詩解》二十四卷。又有《詩經微言合參》八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著述《古詩解》:“其兄汝詢有《唐詩解》,故此以古詩配之。其注釋體例略同。惟《唐詩解》以五七言分古近體,此則分為五類:曰古歌謠辭、曰古逸雜篇、曰漢歌謠辭、曰樂府、曰詩。其訓詁字義頗為簡略,所發明作意亦皆敷衍。又樂府之類聲詞合寫者,汝諤不究其源,一一強為之說,尤多牽強。”機山錢龍錫在《古詩解敘》中說:“吾鄉士雅唐君,少為諸生即博雅嗜古,與其弟仲言裒采漢唐諸詩而分解之。仲言《唐詩解》先成梓以行世,士雅方婆娑帖括,未遑竣業。及以明經振鐸海虞,始出生平所著述詮次之,得若干卷,為歌謠樂府者十之五,為五言古詩者十之四,為四言、雜言、七言者十之一,總名《古詩解》。”
一、《古詩解》的選詩情況
《古詩解》二十四卷,共選詩近八百七十首,入選作家從帝王、公卿到方外異人、無名氏、閨秀、宮人計一百八十四人。具體分卷安排如下:卷一、二為古歌謠辭,共錄八十首;卷三為古逸雜篇,錄詩七十七首;卷四、五為漢歌謠辭,錄詩六十四首;卷六至卷十三為古樂府詩,共錄二百四十七首,其中,漢樂府三卷錄詩八十八首,魏樂府二卷錄三十五首,晉樂府一卷錄詩四十六首,宋樂府三十首,齊樂府十首,梁樂府二十六首,陳、北魏、北齊、隋三朝合錄樂府詩十二首;卷十四為四言詩,總錄七十八首;卷十五至卷二十三錄五言詩,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八代共錄三百零六首;錄六言古詩八首,七言古詩九首。
從所錄樂府詩來看,漢樂府詩最多,共八十八首;其次為晉樂府,共四十六首。顯然唐汝諤認為這兩個朝代樂府詩成就最高,均屬“體裁古雅、辭意悠長”者。就所錄五言古詩而言,晉詩錄八十一首居第一,宋詩五十七首居其次。如果按錄詩數量多少統計詩人,樂府詩類魏武帝和陳思王植各十一首,并列首位;齊鮑照八首,位居第二。四言古詩類共錄詩歌七十八首,其中陶潛二十六首,占全部四言詩數量的33.3%。五言古詩類錄詩數量第一位是陶潛(三十首),占全部晉詩數量的37%。其次為謝靈運(二十三首)。僅就四言詩和五言詩而言,共計384首,陶潛兩類詩歌共錄56首,占整個漢魏六朝古詩的14.6%,可見陶潛(淵明)在唐汝諤心中的地位,同時符合漢魏六朝詩歌在明末詩壇實際接受情況。(詳見附表)
附表
《古詩解》錄詩數量統計
二、《古詩解》的選錄標準
唐汝諤的《古詩解》的選錄古詩標準是什么呢?“是編所選,大都主體裁古雅、辭意悠長,而原本性情有關風化,但不失古人溫柔敦厚之旨,即亟為收錄。惟樂府自晉宋迄齊梁,半為男女唱和之作,亦其風使然,不得一切刪去,姑去其甚者,存其雅者,庶幾亦十三國風不刪鄭衛之意云。”(《古詩解?凡例》)依照唐汝諤劃定的標準,符合以下幾條標準方可入選:一要“體裁古雅”,二要“辭意悠長”,三是“原本性情有關風化,但不失古人溫柔敦厚之旨”,四是樂府中“男女唱和之作”中的“雅者”,根本標準是儒家“溫柔敦厚”之說。 轉貼于
這里唐汝諤所說“體裁古雅”,應該是指傳統的四言詩、漢魏以來形成的五言詩及與漢樂府之后形成的歷代樂府詩,自然而然那些齊梁之后的宮體詩等作品均在刪汰之列。“辭意悠長”當指詩歌感情抒發與表達方面,要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余味深長。同時,許多樂府民歌中表現男女真摯愛情的歌謠,在“不失古人溫柔敦厚之旨”的前提下,得以廣為選錄和傳播。相較于唐汝諤之前的眾多古詩選本,《古詩解》顯得難能可貴。
唐汝諤在《凡例》中自稱其詩選與眾不同之處在于:“余述是編,不專步驟昭明,而以近代四家參入之。于楊(慎《五言律祖》)、左(克明《古樂府》)則加精,于李(攀龍《古今詩刪》)、鐘(惺《古詩歸》)則加博,庶幾選古之一變云。”即云不惟昭明《文選》是準,他要選出符合自己所定標準的古詩。他聲明《古詩解》所選古詩,在選目上要比楊慎《五言律祖》(9卷133詩人311首)和左克明《古樂府》(10卷)更加精當,意圖“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四庫總目提要》“總集類”),同時較之李攀龍《古今詩刪》(唐前古詩9卷545首)和鐘惺《古詩歸》(15卷836首)更為博洽。那么,唐汝諤拿來對照的四部的古詩選本究竟如何呢?
明代楊慎為嘉靖初期文壇鴻儒之一,為反對前七子派“詩必盛唐”之主張,力倡六朝詩歌,并有《五言律祖》六卷、《風雅逸篇》十卷、《古今風謠》一卷等盛行于當時,且以之作為宣傳自己文學主張與反撥前七子的重要武器。楊慎在其《升庵詩話》卷一評王融《上巳詩》:“王融《上巳》詩‘粵上斯巳,惟暮之春’二句古雅。《詩評》:‘四言詩,《三百篇》之后,曹植、王融。’”唐汝諤《古詩解》推崇的古詩第一標準正是“古雅”,不能說他沒有受楊慎詩論的影響。楊慎《五言律祖》純錄六朝五言詩,較之唐汝諤《古詩解》而言,沒有《古詩解》古歌謠到古樂府,從四言詩到五言詩,“體裁古雅,辭意悠長”那么的精純,也許缺乏“古人溫柔敦厚之旨”。
元代左克明《古樂府》十卷,是繼宋代郭茂倩《樂府詩集》之后一部重要的樂府詩選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八:“是書錄古樂府詞,分為八類,曰古歌謠,曰鼓吹曲,曰橫吹曲,曰相和曲,曰淸商曲,曰舞曲,曰琴曲,曰雜曲。自序謂‘冠以“古歌謠”詞者,貴其發乎自然;終以“雜曲”者,著其漸流于新聲,又謂風化日移,繁音日滋,懼乎此聲之不作也。故不自量度,推本三代而上,下止陳隋,截然獨以為宗。雖獲罪世之君子,無所逃焉’云云。”“此集務溯其源,故所重在于古題古詞,而變體擬作,則去取頗慎,其用意亦迥不同也。就《古詩解》的樂府詩部分選錄而言,唐汝諤受左克明影響很大,盡管郭茂倩《樂府詩集》影響更大,但唐汝諤《古詩解》選錄樂府詩標準與左克明《古樂府》更加接近。如卷一、二大量選錄“古歌謠”詞,合計八十首,也許出于與左克明相同的標準:“貴其發乎自然”;樂府與古詩均止于陳隋,是否也如左克明在其《古樂府序》中闡明不選唐代的原因一樣:“唐人祖述尚多,非敢棄置,蓋世傳者眾,弗賴于斯。”《子夜歌》晉宋齊辭郭茂倩《樂府詩集》只錄四十二首,《古樂府》僅錄二十首,《古詩解》僅八首,從數量上來說夠精的了。
與明代李攀龍《古今詩刪》和鐘惺、譚元春的《古詩歸》相比,唐汝諤《古詩解》在當時的影響要小得多。但是,選錄八百六十九首古詩的規模要遠遠超過前兩部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九評李攀龍《古今詩刪》:“是編為所錄歷代之詩,毎代各自分體,始于古逸,次以漢魏南北朝,次以唐。唐以后繼以明,多錄同時諸人之作,而不及宋、元。蓋自李夢陽倡不讀唐以后書之說,前后七子率以此論相尚。攀龍是選,猶是志也。”“熏蕕互異,此直門戸之見。入主出奴,不緣真有限斷。厥后摹擬剽竊流弊萬端,遂與公安、竟陵同受后人之詬厲。豈非高談盛氣有以激之,遂至出爾反爾乎?然明季論詩之黨,判于七子。七子論詩之旨,不外此編錄而存之。亦足以見風會變遷之故。是非蜂起之由,未可廢也。”作為前七子派的領軍人物,李攀龍無理論綱領性宣言,此詩歌選本不錄唐大歷以后及宋元詩歌的做法,成為反復古派攻擊的口實。雖然古詩與樂府詩部分受人詬病較少,唐汝諤的《古詩解》選詩面要比《古今詩刪》廣得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三評鐘惺、譚元春《詩歸》:“是書凡古詩十五卷,唐詩三十六卷。大旨以纖詭幽渺為宗,點逗一二新雋字句,矜為玄妙。又力排選詩惜群之說,于連篇之詩隨意割裂,古來詩法于是盡亡。至于古詩字句,多隨意竄改。”實際上,《詩歸》在當時非常流行,幾乎家置一編,洛陽為之紙貴。就選詩數量與特點而言,二書最為接近。就古詩而言,《古詩歸》錄詩八百三十六首,《古詩解》錄詩八百六十九首,相差僅三十三首;《古詩歸》錄詩最多的詩人是陶潛,共五十二首,其次是謝靈運,二十六首;第三是謝朓,錄二十二首。而《古詩解》錄詩最多的是陶潛,共五十六首;其次是謝靈運,錄二十三首;第三是謝朓,共十一首。二書非常接近,說明《古詩解》受《古詩歸》影響很大。
與前述四種古詩選本相比較,唐汝諤的《古詩解》有詳細的文字訓詁,配以串講式的評解,對每首詩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均有精到的分析與鑒賞,是其獨特的價值所在。有的評解參照詩人生平遭際,詩的本事背景對詩篇融會貫通,評解真義;有的評解通俗地串釋詩意,補足空白,使其語意貫通,明白曉暢。當然,限于唐汝諤對詩歌藝術的理解,也有其不足一面,即局限于傳統的“言志”“緣情”說。對于深刻反映現實,有著豐富內涵的現實主義詩篇,僅從儒家“溫柔敦厚”的“發乎情,止于禮義”的角度去理解,就不能得其全貌。
參考文獻
[1]明人傳記資料索引[M].臺灣中央圖書館編,中華書局,1987年版.
[2]四庫全書存目叢書[M].齊魯書社,1997年版.
古代文學雖然離我們時代久本文由收集整理遠,但并不意味著它就應該是枯燥無味、曲高和寡的。很多時候,只要用心挖掘、品味,它就像一座古墓,充滿了玄機和珍寶。研究成果就是其中的玄機和珍寶,它不是每個普通大眾都能挖掘到的,但研究者能挖掘到。因此,本文所談的古代文學的大眾化,不是讓每個人都成為學者,而是進行學術普及工作,使古代文化在大眾文化中占一席之地,雅俗共賞。這并不是要降低標準,一味迎合大眾低俗需求,而是通過古代文學的研究、傳承、傳播使大眾文化植根于民族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提高大眾文化品味。
一、表面的熱火朝天與深層曲高和寡的落差
當前國學熱持續升溫,古代文學呈現出了繁榮的一面:越來越多的中小學開設國學啟蒙課程,很多大學設立了國學班或國學研究院,北大、清華、復旦、人大等高校也曾紛紛開辦國學班,全國幾乎所有高等學校都開設了“大學語文”的必修課或選修課,眾多“大學語文”課本中古代文學內容幾乎都占絕對優勢;古代文學教研和科研文章日增、研究角度、方法日益翻新,幾乎到了“四海無良田的境地”②;一些研究者開始關注古代文學研究的當下問題,如俞香順在《中國荷花審美文化研究》中提到“從文學與文化角度研究中國花卉也體現了古典文學研究的開放意識和當代意識”,“其研究的原動力或者說是歸宿點都是為了提升當前博興的‘花卉熱’內涵,為了提高人民群眾的審美品位,從習焉不察的花卉中去了解中華民族悠久深厚的文化傳統,從而增強愛國信念和民族自信心”③。一些古代文學及文化研究者也由象牙塔默默無聞的教授走向公眾成為學術明星,引起了學界和普通大眾對于學術大眾化、學者偶像化的紛爭。電視、廣播、報刊等大眾傳媒大量開設古代文學與文化講座或討論版塊,受到大眾的廣泛歡迎和積極參與,如百家講壇。各種形式的解讀經典、改寫經典成為時尚,解讀、改寫經典的圖書也尤為暢銷,如《人生若只如初見》自上市伊始,便進入卓越網圖書排行榜前十名,《于丹〈論語〉心得》簽售會后一個月內銷量突破一百萬冊。很多優秀古代文學作品被拍攝成影視劇(如電影《孔子》《趙氏孤兒》等)且收視率一路攀升。以上使我們欣喜地看到社會大眾對了解古代文學的熱情十分高漲,古代文化經典也在逐漸走向人民大眾。
但審視一下當前大眾的閱讀現狀,中國古代文學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據調查,“讀過四大名著的大學生僅為5%,即便在中文專業的大學生里,這個比例也少得可憐”④,更別說在普通大眾中的比例了。研究文章的讀者更少,主要局限在學術圈內。書店里多數古代文學類書籍問津者甚少。如果大眾了解古代文學多數靠講座、影視劇、課堂講授,缺少主動的原汁原味的文本閱讀、品讀,大眾無疑只會徘徊在古代文學和文化的邊緣,難以抵達精髓。目前媒體對古代文學的傳播、包裝、炒作明顯存在偏差,受眾也經常是一笑而過,并沒有對精神起多大影響。大學語文課程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和尷尬局面⑤,古代文學課程也好不了多少。文本閱讀不足容易使其走向低俗化和物質化,是影響古代文學傳播質量的關鍵,成為國學熱的硬傷。這注定目前的國學熱只能是表面上的、隔靴搔癢式的。這些與當前急功近利的浮躁風氣和人民大眾物質化、功利化的生活態度,以及科技的發展,文化信息傳播渠道的日益增多,書籍、報刊、電視、廣播、電子網絡等傳媒手段令人應接不暇,文化消費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豐富多彩有關。與古代文學自身先天閱讀障礙(社會文化背景、字音、詞義等)有關。與學術界急功近利的浮躁風氣存在、學術抄襲剽竊和模仿翻新等問題比較嚴重,學術文章的論述空洞、乏味,真正創新性、價值高、實用性強的研究成果少有關。可見,當前古代文學的大眾化主要停留在表層,普通大眾與真實的古代文學還有很厚的隔膜,大眾對很多文學現象、作家、作品知之甚少,或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者存在一定的誤差、偏差,難以抵達精髓。
二、里應外合,推進古代文學走向大眾、大眾走進古代文學
古代文學的大眾化道路涉及面廣且漫長。王長華、杜志勇提出:古代文學研究成果由研究者到普通受眾一般要經歷一個較長過程。從產生成果——同行專家學者認同——眾多學者結合自身體會廣播于眾——滲透到大眾喜聞樂見的通俗文化形式。⑥在此過程中以下方面值得注意:
1.整個傳播過程都要注重實用性、通俗性、人文性和審美性,不斷提升自身吸引力
首先,要注重挖掘古代文學的當下意義。所謂當下意義是指現代意義、實用意義。“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同樣要考慮當下實際意義。古代文學的意義和內涵不是某一個人或某一個流派依據主觀意志所規定的,而是結合具體的時代精神,不斷注入新解。”⑦詹福瑞同時強調古代文學研究必須關注現實人生,“現實人生永遠是文學研究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古代文學研究也不例外”⑧。那么古代文學中有沒有對今天依然特別有價值的東西呢?趙逵夫的《繼承優秀文學遺產弘揚偉大民族精神》、李文英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現代意義闡釋》等文章中有詳細闡述。具體歸納如下:一是能為現代社會所倡導的社會準則、道德風尚、文化熱點等追宗溯源,豐富發展其內涵;二是中國文學重人倫、重禮儀、講“家國同構”“天人合一”以及其突出的抒情特色可以增進父子、夫妻、兄
弟、師徒、朋友等關系,是現代社會醫治人情冷漠的一劑溫補的湯藥,如《論語》對于今人處理人際關系、人生價值觀架構就有重要啟發;三是大量描寫自然,體現作者對生活環境深切關注,對大自然熱愛的詩歌與散文不管是在思想內容上還是在表現手法上都體現了“天人合一”的特征,是對現代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破壞嚴重矛盾的一種呼救;四是大量表現作者閑情逸致、坦蕩胸襟的作品,可以滌蕩現代人浮躁不安的心靈,成為現代人舒緩壓力、心靈安寧的一副安神劑。五是學習中國古代文學是深入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途徑,可以使人端視自我心智,是提高人民群眾的審美品位,提高人生修養的一種途徑。作為學者或教師能夠深刻認識、挖掘古代文學的當代現實意義,推進古代文學與現代社會生活結合,這樣古代文學作品在每代人心中是常新的,在每個研究者筆下也是常新的,對每個讀者也都是有吸引力、有實際意義的。
其次,無論是教研還是科研都需要注入人文關懷和審美體驗,從而在提高人生境界、豐富情感上發揮難以替代的作用。古代文學本不應該是枯燥、難懂,甚至曲高和寡的,因為文學本身就是需要心靈溝通、情感體驗與人生感悟。古代文學有時候就是一座古墓或曾經無比繁榮的古城,教學和研究的過程就是在探索、解密,研究者和教師需要在如何抓住觀眾好奇心理、如何傾注情感上下功夫。很多當代學者會有這樣的共鳴,以前的很多研究者(如葉嘉瑩、顧隨等),都是帶著濃厚的學術情感、文化情感開展教學和研究的,而今天還有多少學者帶著濃烈的情感進行教學和研究并體現這種情感和擔當的呢?有了情感,古代文學就有了血和肉,就是活生生的了,就是通俗而不低俗的了。通俗的背后往往需要有研究者艱辛而高深的學術支持。所以,在古代文學的傳播過程中如何通俗的同時又不低俗值得我們深思。
第三,可以多編著一些通俗的古代文學知識讀物,多寫一些普及性文章,新編選一些適合當下的總集、別集,使古文底子、社會文化背景隔閡不再成為讀者閱讀的障礙。文學研究者應該擔負起將深奧難懂的經典通俗化、生動化的重任。20世紀80年代,古代文學各領域里著名學者撰寫了一套普及古代文學知識的讀物——《中國古代文學基本知識叢書》。葉嘉瑩先生也曾萌生過普及古代詩詞的愿望并身體力行,2007年中華書局和北京出版社推出了根據她上課或演講而整理的錄音稿,主要是面向社會大眾的普及讀本,包括《唐宋詞十七講》等。2013年首屆“詩詞中國”傳統詩詞創作大賽上中華書局出版了《詩詞寫作常識》《詩詞格律》《怎樣賞
詩》等“詩詞中國”普及讀物。這些書籍對于普及古代文學知識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總體量少,宣傳力度不夠,受眾范圍有限。我們至今背誦的經典唐詩依然沿用清人孫洙輯選的《唐詩三百首》,兩百多年過去了,它是否還適合當下的審美需要值得質疑。結合當下編選新的《唐詩三百首》及其他總集、別集也是極有必要的。學術普及意識在整個社會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部分學者也不屑為此事。所以,學者們躬下身來,有意識的以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形式、喜歡的語言多編寫一些古代文學通俗讀物、結合時展多編選一些集子是非常有意義的。
2.從受眾方面看,要培養與引導并重,要處理好普及與提高的關系
一方面要“培養成熟的受眾群體”⑨。受眾文化和文學選擇能力高低直接影響古代文學傳播質量。歷史上的文學大眾化,繁榮了文學發展的同時也隱藏了對文學發展帶來的致命傷害,主要表現在降低文學審美水平和質量上。為避免或縮小這種傷害,培養高素質的受眾群體,加大對大眾閱讀的引導尤為重要。學校教育應該更加重視文言文閱讀訓練和古代優秀文學作品的學習,承擔起培養成熟受眾的重任。研究者或教育部門可以有意識的做些閱讀引導工作。1997年北京大學哲學系舉辦了讀書文化節活動,主要目的是倡導讀書風氣、指導讀書門徑,由此產生了季羨林、張岱年等國內54位著名學者聯合推薦的《人文經典應讀選讀書目》。可是十余年過去了,這樣有力的引導工作我們卻沒有繼續做好。各個層面有意識的進行傳統文化、古代文學的宣傳也很有必要,如在各種宣傳品上印古代詩詞名句、經典名篇名句,在城市街道旁印刷圖文并茂的古代文學名篇。
3.充分利用現代媒體,使古代文學走出學術圈,走向社會大眾
現代網絡、傳媒高速發展,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生活的方方面
面。盡管目前其對古代文學的影響遠不如其他領域深刻,偶爾還有些負面影響,但是在古代文學大眾化的道路上我們不能無視或回避。在評議百家講壇時有人說“高雅文化與現代媒體聯姻,便找到了一種覆蓋面最廣和受眾人數最多的現代傳播的載體”。古代文學文本及其研究中的艱難晦澀往往為廣泛傳播帶來困難,而電視作為大眾傳播媒介中受眾面最廣,觀眾平均教育水平相對較低的大眾化傳播媒介,恰可以彌補文字傳播的不足。電視、電腦等媒介集圖像、聲音、文字等多種藝術手段為一體,具有很強的包容性,能把高雅文化中用語言塑造的間接形象轉換為直觀的視覺形象,能用通俗生動的方式消除文字那種需要通過接受教育才能理解的間接性,使觀眾容易接受,因而能擴大傳播的廣度。在這樣一種現實趨勢下,以高雅文化為內核的經典文學文化借助現代傳媒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和興趣,也就實現了高雅文化的大眾傳播。在網絡化的今天,如何擴大古代文學與現代媒體的結合度值得思索。
普通以為,中國承受印度文學始于東漢的佛經漢譯,有著兩千多年的歷史。中國社會進入現代,對印度文學的承受呈現了全新的場面,既包括以泰戈爾、普列姆昌德等代表的印度現代文學,又包括印度古代文學。我們對現代以來中國學者對印度古代文學的翻譯、引見、研討、吸收、運用,合稱為對印度古代文學的再承受。研討現代中國對印度古代文學的再承受,具有重要學術意義。它不但能夠彰顯漢末至宋代的中國對印度古代文學的第一次承受,而且,隨著中國對印度古代文學再承受研討的深化,關于我們比擬文學研討、中國文學史和中外文化關系史的編寫,都有重要的指導性意義。
一、印度古代文學再承受的兩次
自1970年代起,中國學術界悄無聲息地陸續出版了一批有著特殊學術史意義的書籍。囿于信息局限,據不完整統計有:
《佛教與中國文學》,張曼濤主編,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研討》,王國良著,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
《唐前志怪小說史》,李劍國著,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年:
《六朝志怪小說研討》,周次吉著,臺北:文津出版社,1986年;
《中印文學關系源流》,郁龍余編,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
《佛教與中國文學》,孫昌武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中國文學中的維摩與觀音》,孫昌武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
《禪思與詩性》,孫昌武著,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佛教文學精編》,陳允吉主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
《佛經文學粹編》,陳允吉、胡中行主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文壇佛影》,孫昌武著,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古典文學佛教溯源十論》,陳允吉著,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
《中古漢譯佛經敘事文學研討》,吳海勇著,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
《佛經的文學性解讀》,侯傳文著,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04年;
《梵典與華章》,郁龍余等著,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
《佛經文學與古代小說母題比擬研討》,王立著,北京:昆侖出版社,2006年;
近幾年來,隨著經濟大潮的沖擊與現代西方思潮的涌入,中國古代文學這一古老的學科日受冷落,古典文學在學生心目中的地位一度有所動搖,部分學生產生了古典已成過去,沒有必要再鉆故紙堆的想法,厭學的情緒有所增強,這不能不引起中國古代文學教學與研究者的深思。而在反思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過程中,不少有識之士都認識到,中國古代文學教學觀念的落后和教學方法的陳舊,是導致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滑坡的重要原因;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只有站在歷史的高度,更新觀念,增強古代文學教學的現代意識,運用多元化的教學方法,才能激發出學生學習古代文學的興趣。古代文學這一學科其內容凝聚著中國古代人民的智慧,是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結晶,其知識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封閉性,同時又具有一定的變動性。說它穩定、封閉,是因為古代文學的基本框架、基本體系是已經成型了的。說它變化、開放,是因為對古代文學的詮釋都會有那個時代的影子,因此,在挖掘古代文學課程中精華的同時,運用現代意識對古代文學進行詮釋就成為本學科課程的主要內容。古典文學教學內容的重點在于通過對古代作家作品的閱讀,把握文學發展的進程。早在戰國時代,《孟子》就提出了“知人論世”的批評原則,指出與古人對話不僅要“頌其詩,讀其書”還要“知其人”“論其世”。然而古代作家生活的年代距離現代已經相當遙遠,古人的思想觀念、處世原則、文體形式甚至語言習慣都與當今現實生活存在著相當的距離,因此我們與古人對話的障礙不僅僅是文字上的。
在教學中找到一些至今也仍有現實意義的話題切入,不失為消除障礙,進而激發學生興趣的途徑。例如講授《離騷》以及先秦諸子散文,就可以把表現在屈原、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莊子身上各有側重的那種對國家、民族的強烈責任感,對現實的積極參與意識,以天下為己任的豪邁氣概,憂世與憤世精神凸現出來,而這些正是當代知識分子依然承襲著的美德。可見知識分子階層與它誕生時期的春秋戰國時代的士階層之間有著割不斷的血脈聯系。當今知識分子的許多優秀品質,正是士階層某些特質的延續。這樣便拉近了古代與現代的距離。學生會理出從屈原的“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到杜甫的“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從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到東林黨人的“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樣一條一脈相承的紅線,從而理解了古人對“士”的種種解釋,如“士,事也”,“凡能事其事者曰士”,“通古今,辨然否,謂之士”等等;也更加深切地認識到弘揚古代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在當今振興國家與民族大業中的現實意義。在講述古代文學作品時,要著重于對作品的現代闡釋,發掘其民主性的精華和藝術上的創造性成就,突出對于現實和未來具有重要意義的東西。這就要求我們能運用現代意識觀照古代文學中的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例如《老子》有云:“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
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我們不能只認為它是玄而又玄的玄學,其實這里含有宇宙形成的科學。試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8年世界科學報告〉摘要》中這樣一段話:“(宇宙)大爆炸以前是什么樣子?嚴格地說,什么也沒有,就連空間或時間也沒有。”這段話的意思與兩千多年前的老子的認識竟有著驚人的相似!這正說明我國先哲的高度思辨的偉大成就。《詩經》中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古人這種提倡、崇尚、高度重視創新的思想正是推動我們中華民族進步和發展的動力。對此我們都要用現代意識加以闡發。一部中國古代文學史,其實就是一部不斷創新的歷史,一種新的文學體裁的誕生、新的文學觀念的形成、新的文學思潮的出現,無不包含著創新意識和創造活動。我們也要把古代文學教學視為一種創造性的活動,它的作用不僅在于闡明作者和作品原來怎么樣,更在于闡明文本及各種文學現象對我們有什么意義,或者說,通過教師運用現代意識,創造性的闡釋、激活作品,使之與現實世界發生意義聯系,并轉換成一種精神滋養。這樣,古代文學教學也就成為一個創造性過程,一個審美過程。例如,蘇軾膾炙人口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傳統的解釋是表達了蘇軾思想的苦悶,反映了它出世和入世的人生矛盾。這個說法自有其道理,但僅僅這樣理解顯然是不夠的。有一位老師通過對此詞的深入鉆研,聯系現實的人生體驗,在講課時著重分析了它的動人之處:一是揭示了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人生哲理:人生的缺陷是絕對的,我們不能指望人生和世界完美無缺,只能在絕對的缺陷中尋求相對的完滿;二是蘇軾以博大的胸懷對人們發出的深情的祝福:“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因為人生的缺陷難以避免,人與人之間更需要互相關懷和撫慰。因此蘇軾這一美好的祝福,才始終撥動著人們的心弦。由于教師注意用現代意識對古代作品作合乎情理的闡釋,激活了作品的內在價值,拉近了古代作品與現實生活的距離,從而引起了學生的強烈共鳴,取得了育化心靈的效果。可以說這是古代文學教學改革所追求的一個重要方面。
中國古代文學史是依據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有關留學生漢語言專業需要而設置的課程。一般在留學生本科四年級講授。“古代文學史”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留學生學習這門課程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如何介紹這部分中國文化的精髓,本著什么樣的指導思想教學,如何創新教學的手段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一、明確中國古代文學史與外國留學生漢語言專業人才培養目標體系
我國現行的外國留學生漢語言專業培養目標要求學生掌握漢語言技能課程、漢語言理論課程、中國人文知識課程、經濟管理課程。漢語言技能課程包括綜合漢語、漢語口語、漢語閱讀、漢語聽力、漢語寫作、漢語翻譯、商務漢語等;漢語言理論課程包括語言學概論、現代漢語、古代漢語、漢字與文化、漢語語法精講、現代修辭學引論等;中國人文知識課程包括中國概況、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國文化概論、中國簡史、跨文化交流導論等;經濟管理課程包括進出口貿易實務、市場營銷學、國際貿易等。通過講授這些課程力求優化留學生的知識結構,以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其中,中國古代文學課主要講授中國古代文學知識,要求學生大致了解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概況,熟悉中國古代文學的重要樣式、源流變化,以及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要求學生了解、熟悉一定數量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并對古代作品的藝術表現特點有初步認識。在內容安排上以時代先后為序,將中國古代文學分為詩歌(詞曲)、散文和小說三大類,突出重要作家作品的介紹,力求突出重點,讓學生形象而具體地掌握中國古代文學的基本知識。這門課程能使外國留學生較多地了解中國優秀的文學遺產,提高對中國古代文學的閱讀能力,屬于提高留學生整體漢語水平的課程,為留學生進一步學習其他文化課程奠定基礎。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在進行漢語教授的同時,傳播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讓留學生在學習漢語的同時,潛移默化地接受中國傳統文化觀念,切實提高學生素質,是對外漢語教學的根本目的。
二、在對外漢語教學中利用現代多媒體技術來表現中國古代文學
對外漢語教學中教授中國古代文學非常具有特殊性——外國留學生對中國古代文學知之甚少,或者根本就是一竅不通,想要把精深而悠久的中國古典文化向他們展現開來,得到共鳴,非常困難。所以,當代對外漢語教學應借助現代教育技術的理念,使用多媒體技術向外國學生教授中國古代文學,是切實的選擇。
多媒體技術能拓展課堂,豐富教學內容,激發學生的學習樂趣和熱情。因此,在進行教學活動的時候,應當盡可能地利用現代多媒體技術來表現中國傳統文化。教師應注意搜集和整理有關素材,向學生傳播。比如周杰倫的《發如雪》、《臺》,林俊杰的《江南》等意境古典、唱詞含蓄優美的佳作、香港藝人黃沾創作的許多古韻詞曲運用得爐火純青的影視歌曲,教師還可以自己動手創作一些中國古代文學課件。
但是,推行教學手段的改革,充分利用多媒體技術表現中國古代文學應注意適度原則。不能將多媒體的“白板”變成擴大的“黑板”,不能將古代文學課變成影視賞析課。多媒體技術手段只是教學的手段之一,不是教學的目的。一定不能俗用濫用、喧賓奪主。在影視作品的使用中,要注意改編的問題,教師要以文本為主體,處理好原著和改編的關系,切忌以改編代替原著,混淆視聽。
三、在古代文學的教學中突出現代思想,體現當代意義
國內對外漢語教學界對古代文學課的定位多是服務于語言的研究,認為對外漢語教學的目標在于培養留學生的言語技能和言語交際技能,古代文學課是為學習語言而設置的課型,將古代文學課邊緣化、弱勢化和冷漠化。其實,留學生對中國古代文學非常感興趣。國外中文系的課程設置中,中國古代文學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漢城大學為例,29個課目中與古文相關的課目就有11個。
古代文學課是為了培養學生們講授、闡釋、鑒賞和分析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能力,進而借助文學這一載體傳播中華優秀民族文化的專業基礎課,它是通過對語言藝術的審美鑒賞進而吸收和理解中國文化,在傳授文化知識之外,通過文學作品的內容輻射出中華優良傳統的精神內核,通過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藝術感染力集德育、智育、美育等多重功能于一身,具有獨特價值的課程。對留學生的古代文學教學正是出于這個目的。對教師來說,更重要的任務是如何突出現代思想,體現當代意義,將古代文學課程的講授真正應用于當代留學生的生活。如何用當代意識去激活古代文學,將“死”的文本還原為活生生的生活,是古代文學教學所面臨的問題,也是 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的首要問題。
四、切實處理好文學史與作品選的比重問題
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內容由文學發展史與作品選兩大部分組成。如何在教學過程中很好地銜接文學史與作品選的內容,如何具體分配它們在課堂教學中的時間比例,怎樣更合理地采用與各自的內容相適應的教學方法是教學的重中之重。不能只講作品,不講文學史,也不能只側重文學史。目前此方面教材很少,筆者建議選擇中國人民大學對外語言文化學院主持編寫的“對外漢語教學· 中國文化系列”教材。該教材收錄了從先秦至明清的文學作品二百多篇,涉及到散文、小說、詩歌、賦等多種體裁。每篇作品后面都有詳盡的注釋,以便于留學生理解。書中還對每個時代的文學發展情況進行了概述。該書適合中級以上漢語水平的外國留學生學習或自讀,也是普通高校大學生學習中國古代文學的重要參考資料。
總之,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是一項非常復雜、具有很大難度的工作,它要求教師不僅具有扎實的專業知識和靈活的現代意識,同時還必須具備高度的責任感與使命感,必須熟練地掌握現代教育技術,只有這樣,才能將對外古代文學課傳授好。
參考文獻:
[1]涂文暉.論對外漢語高級階段古代文學教學的特殊性[J].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4).
一、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地位的日益邊緣化
(一)古代文學教學地位的邊緣化現狀
中國古代文學課程
(包括文學史和作品選)是自漢語言文學專業開設伊始的專業主干課之一,其時間跨度跨越中華三千年歷史,學科涉及哲學、史學、美學、文獻學、文化學等學科領域,囊括作家作品浩如煙海,體系恢宏。其于漢語言文學專業而言,地位不言而喻。然時移世易,該門課程目前的教學地位令人擔憂,呈現日益邊緣化趨勢。究其邊緣化表現,突出表現為教學課時不斷縮減,甚至取消了古代文學作品選課程。該門課程的課程設置,最初由中國古代文學史與古代文學作品選兩部分組成,二者課時分開設置,課程安排貫穿三學年或兩年四學期,課時充足。其具體課時數,僅古代文學史,最初部分院校達500多課時,或400學時。現在絕大部分院校將作品選課程取消,文學史課程課時壓縮至200到300課時之間,而我校則直接壓縮至192課時,且僅有的192學時還包含每學期6學時即四學期共24學時的實踐教學學時,則理論教學課時實際只有168學時。
目前中國古代文學史通用教材是袁行需先生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文學史》(四卷本),相對于有限的課時,顯得內容龐大,任務繁重。即將出版的教育部“馬工程”《中國古代文學史》(三卷本)教材又增加了少數民族文學史的內容和學界最新研究成果,更是體系龐,內容多,任務重,難度大。一方面是古代文學史教材編寫內容的日趨充實與龐雜,另一方面是古代文學教學課時的日趨縮減,如何在不斷縮減的課時里完成龐雜的教學任務,成了橫亙在教師面前的一道難題,故有學者坦言:“當代的古代文學教材編寫者將中國古代所有優秀的文化都編進教材中,希望學生能夠及時掌握,但是這么煩冗的教材內容,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沒有恰當地對教材的內容進行取舍,而且大學教學課時有限,教師只能對一些知識點到為止,學生也是淺嘗輒止,學到的正是皮毛,并沒有真正學習到中國古代文學的精華。”古代文學教學日顯力不從心,且受制于有限學時的教學,更易變成浮光掠影與淺嘗輒止,從而加速邊緣化進程。
(二)古代文學教學地位邊緣化的原因分析
1.實用主義與急功近利的思想泛濫
近些年來,市場經濟蓬勃發展,某些人急功近利,追求立竿見影的實用效果,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盛行。象牙塔中的高等教育未能幸免,高等教育日趨工具化、功利化,教師忙于能名利雙收的科研課題,學生則在快餐文化中失去了閱讀的耐心。有學者直言:“在當代中國高等教育日益工具化、功利化的大趨勢下,古代文學正在被加速邊緣化。在視功名利祿的最大獲得為成功的商品社會價值判斷的眾聲喧嘩中,人們已失去了閱讀的耐心并少能從中獲得,更不用說從中找尋心靈的安放和精神家園的歸依。”在經濟利益的驅動與即學即用的短視眼光中,人們以追逐錢財和實用技能告慰心靈,對專業的選擇和課程的學習,看重是否帶來經濟效益,重視能立竿見影地求得生存的實用技能,古代文學學習既帶不來錢財又帶不來立竿見影的實用生存技能,故古代文學“理所當然”遭遇邊緣化。
2.教材內容的與現實脫節
中國古代文學課程作為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專業主干課程之一,在大學課程中本占重要位置,但由于教材內容所載均為古代文學事件,其固有的內容與現實生活有一定距離,時空的原因,難免給人以時隔久遠之感。尤其是先秦和秦漢魏晉南北朝的文學內容,學生學習時覺得與自己的實際生活不沾邊,或者認為這些古代文學知識于今后就業沒有幫助,故興趣不濃。再者,古代文學作品的閱讀文本系文言文,加大了學生的閱讀難度,亦降低了學生的閱讀興趣。古代文學的教材內容脫離現實,即教學內容與社會需要脫節,學生不能在學習中國古代文學課程中培養出適應社會需要的能力,或者不能達到立竿見影的學習效果,故學生更愿意將時間花在其他專業技能學習上,學習有實際意義的對自己今后就業有幫助的課程,這的確是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面臨的現實困境與尷尬處境。
3.課程設置的重“史”輕“文”
目前大學中文系的古代文學課程設置,大多砍掉古代文學作品選課程,僅以文學史為必修,學生忙著背文學史,文學作品只是闡述文學史進程的附帶參考資料。學生只記住了文學史上的甲乙丙丁知識點,很少誦讀甚至根本不細致翻閱古代文學作品。“以文學史而不是以文學作品為中心,偏重于文學史線索的梳理,相對忽視了對文學作品的講習;偏重于對文學史常識的教學,相對忽視了對作品的精微體悟;偏重于治學方法的傳授,相對忽視了學生基本功的訓練。”這種重文學史梳理、輕文學作品講習的重“史”輕“文”的做法,使古代文學教育事實上成了“史學教育”,本末倒置。
4.教學手段的陳舊單一
目前,隨著現代高科技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現代教學技術引入課堂,豐富了課堂教學,激發了學生興趣。中國古代文學教學也不例外,現代化多媒體手段亦引入古代文學教學,增強了講授的直觀性、形象性,引發了學生興趣,提高了古代文學的教學效率與質量。然總體而言,當下的古代文學課程教學仍多沿襲傳統的以教師為主進行講授、學生復習考試的傳統模式,仍多以口述和粉筆占據課堂,教學方法陳舊,教學手段單一。
二、關于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的幾點思考
(一)更新教學理念,培育人文素質
一個民族的發展離不開經濟的支持,但更離不開精神力量的支撐。人活在這個世界上,實際上活的是精神。物質的東西會隨風而逝,唯有精神永存。古代文學的學習不能帶給學生立竿見影的實用技能,但它的確是一劑精神食糧。因此,古代文學教學應該正視現實,更新教學理念,教學目的不能再局限于傳授文學知識,傳播中華文化,更應該在于陶冶學生情操,培養學生人文素質,提高學生人格修養。學生人文素質的提高是關鍵。學生通過學習古代文學作品,與歷史對話,與文本對話,與詩文家對話,“面對一個詩人,實如經歷一次人生;面對一部作品,實如親歷一場相逢”,如此方能正確解讀文本,感悟世界,鞭策自身,思索人生,寄托心靈。關于此點,其實學者們不約而同有此共識。如高曉玲先生曾言:“中國古代文學經典教育堅持以德育為先,以培養高尚的人格為終極目標。”孫小力先生亦說:目前片面強調文學史論的教學,阻礙了學生的獨立思考,甚至令人無所適從;“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主要目的,在于培養提高學生的人文素養。
(二)重返文學本位,注重作品解讀
當前中國各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教學雖然強調文學史的講授應該與作家作品分析結合起來,以文學史為主線,以作品貫穿,將宏觀的審視與微觀的例子結合,但在日益縮減的課時里,梳理文學史發展脈絡即占去大部分時間,作家作品只能附帶提及。這種重文學史而輕作品選的傾向十分明顯,并帶有普遍性。這種重“史”輕“文”的做法本末倒置。故古代文學教學的當務之急是從“以文學史為經”回歸到“以文學作品為本”,注重作品解讀,把課堂重新讓位于作品,教學回歸文學本位。亦如戴建業先生所云:從當今大學生的實際水平出發,中文系古代文學教學應該倒轉現行的課程設計,不再把古代文學作品作為“文學史參考資料”,而應讓“中國文學史”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的“輔助教材”;在選擇古代文學作品時,同時兼顧古人和今人的審美標準,盡可能選各個朝代、各種文體的代表作,選講那些至今仍有旺盛藝術生命力的作品。實際操作過程中,是可以通過實際課程設置做到這一點的,即先作品后文史。如廣西師范大學國家文科基地班的古代文學教學即在文學史課程講授之前先安排為期兩個學期的古代文學作品精讀課程,在學生有一定作品積累之后再來把握文學史的發展脈絡,教學效果比較顯著。
(三)優化施教手段,確立學生導向
施教手段上,以往古代文學教學以口述和粉筆為載體,教師“一言堂”或者“滿堂灌”,課堂呆板枯燥。孔子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隨著現代教育技術的不斷發展,古代文學迎來了教學手段革新的春風。教師們與時俱進,把新的現代教學技術引入課堂,課堂講授以PPT課件呈現,輔以圖像、聲音、視頻等多媒體形式,直觀形象的感受,增加了課堂生機,激發了學習興趣。但教學手段的現代化改革仍須普及和進一步提高,教師仍需不斷探索出新的教學手段強化教學效果。如開辟第二課堂,將教學大綱、必讀書目、思考與練習、答疑解難、教學視頻等放到網上,供學生參閱;開辟QQ討論組、微信群、微博、論壇、微課、慕課(“MOOC”的英譯,是新近涌現出的一種在線課程開發模式,是一種新型的大規模網絡在線教學模式)等,供師生互動等。總之,構建網狀教學體系,豐富教學手段,以達到強化教學效果之目的。教學模式上,以往的古代文學教學以教師為中心,教師在課堂上滔滔不絕地講,學生在課堂上被動地邊聽邊記,思考與實踐機會極少。目前這種情況依然存在。這種以教師為話語霸權的傳統教學模式有利于教師發揮主導作用,系統傳授知識,但完全由教師主宰的課堂不利于培養創新型人才,故必須改革傳統教學模式,實行“以學生為主體,以教師為主導”的教學模式,讓教師由“講授者”變為“引導者”,以學生為本的參與式教學,穿插學生試教環節等,把課堂讓位于學生,使學生真正成為課堂的主體,在教學過程中充分發揮主動性與積極性。
(四)注重古今結合,教學接點地氣
古代文學由于固有的原因,教學內容只能是古生的文學現象與作家作品,古代與現當代本身就存在遙遠的時空距離。了解那個時代的歷史,還原那個時代的創作風貌,回歸詩文創作的“原生態”,與歷史對話,與詩文家對話,與文本對話,最終達到正確解讀作家作品與文學現象的目的。我們學習古代文學,吸取古之養料,但不能拘泥于古,教學中還必須將古代文學與現實結合,探究古代文學作品的當代意義,探究詩文家遭際不同人生際遇和苦難的態度及其于自身的影響與當代價值,如此方接地氣,融通古今,激發學生興趣,樹立正確的人生觀與價值觀。有學者曾言:“在中國古代文學教育實踐中,不應該只是為了單純地完成教學計劃規定的內容,而是要從宏觀層面上審視經典作品的社會價值和審美價值,挖掘經典作品中深厚的文化內涵和現代意義。”挖掘作品的現代意義,是古今結合,古為今用。故有老師在講李白《與韓荊州書》時,不僅注重其文學性,而且關注其現實性。筆者在講授蘇軾詩文詞時,關注蘇軾人生遭際,將具有相似際遇的秦觀和蘇軾相比較,見出蘇軾的樂觀曠達,學生體味出面臨逆境時該葆有的態度、精神和格調。這樣古今結合,古為今用,貼近當下,接點地氣,學生學習不會只停留在古人的世界,更和自己的人生有了關聯,興趣大增。
(五)變革考核方式,重視過程督查
古代文學的傳統考核方式為閉卷筆試,題型往往是填空、選擇、名詞解釋、簡答、論述、材料分析等。這種考核方式重視期終考試結果,輕視平時學習過程,學生考前臨時大突擊。顯然,傳統的考核方式一張試卷定成績不科學,隨著教學手段的變化、課堂教學的拓展延伸,考核方式急需進行改革。目前我校的考核方式是將學生的平時學習與期末考試并重,將過程與結果并重。考核方式的變革貫穿了學生學習全過程。首先,我們重視學生的平時考核。學生平時遲到早退、課堂發言、詩文背誦、作品閱讀、作業完成等情況一并考查在冊,占學期總成績的30%。第二,我們重視學生的能力考核。在能力考核中,學生除了完成貫穿整個學期的2-3篇的課程論文外,口試也是一個必試環節。口試話題既可以從教師準備的若干話題中隨機抽取,又可以是學生參與的課堂講演。該能力考核占學期總成績的30%。第三,我們重視期末的知識考核。知識考核設試題庫,實行機考,題型為選擇、判斷、填空等客觀題。學生期末考試在計算機上完成,試卷隨機生成。該知識考核占學期總成績的40%。從學期總成績的占分比例,由此可見平時學習的重要性,以及對學生學習過程的管理與督查。綜上,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面臨邊緣化的處境,邊緣化既有社會經濟的、思想的因素,更有教材內容的、教學方法與手段的因素等。
古代文學教學面對被邊緣化的尷尬處境,必須轉變培育理念,注重人文素養,重返文學本位,注重作品解讀,優化施教手段,確立學生導向,注重古為今用,教學接點地氣,變革考核方式,重視過程督查等多方面著手,方能使古代文學教學與學習煥發生機。
注釋:
(1)唐珊.論古代文學教學創新與大學生人文素質能力建設[J].語文建設,2014(12):15.
(2)劉硯群.培育人文品格: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再思考[J].現代語文(學術綜合版),2014(07):82.
(3)戴建業.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教學現狀與反思[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3(04):84.
(4)高曉玲.試論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改革[J].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14(01):67.
(5)孫小力.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存在的問題和改革設想[J].中國大學教學,2007(06):43.
(6)戴建業.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教學現狀與反思[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3(04):90.
(7)王娟.關于課改背景下高師院校古代文學教學的思考[J].大學教育,2014(04):119.
(8)李捷主編.程昌明譯注,論語[M].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170.
《中國古代文學》是漢語言文學專業的一門基礎必修課。從課程構成而言,它應該包括《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以及相關的專題選修課程,這些內容組成相互補充,才能夠體現出中國古代的文學面貌和古代文學專業課程的體系性。
然而,目前在大學漢語言文學院系中,對于《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的開設情況不盡相同:有些是分開開設的;有些是和《中國古代文學史》課程合并學習的,卻往往只配套發教材,僅作為文學史教學的補充或參考,并不獨立開課。隨著“全面發展,合理調整課程課時”要求的實施,針對當前《中國古代文學史》和選修課課時減少的情況,各專業院系普遍開始重視作品選課程,將其獨立開設。但由于《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課程自身存在學術含量低,輔意味強的特點,不論是教師還是學生對其都不重視。因此,本文即對《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課程獨立開設的意義略陳管見,以為商榷,希望能引起更多漢語言文學專業師生對這個問題的關注,以共同提高《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的教學水平。
一、為學習文學史進行鋪墊和打下基礎
《中國古代文學史》是從宏觀的角度闡述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進程,并從理論的層面分析代表性作家作品的特點和探究不同朝代不同時期文學流派及現象的形成原因。按理來說,這門課必須要有充分的作品閱讀量作為基礎,具有對古代文學作品的具體感知作為前提,才能真正掌握和領會文學史的基本知識、發展線索和價值評判。因此,《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課程應該承擔《中國古代文學史》課程的準備和補充任務。由此,在教學設計中要注意“普遍性”與“代表性”相結合的原則。“全面性”是指為了讓學生在學習文學史前或與此同時,能對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狀況有一個直觀且較為全面的把握,應該盡可能地選擇多種文學樣式的作品展示古代文學的基本狀況,不必側重理論性的分析與闡述。“代表性”是指作品選課程應該結合文學史課程的框架線索,結合各朝代文學史發展的特點,選擇具有典型性的作品,為學習文學史進行鋪墊和打下基礎。
二、培養學生對作品的感受和理解能力
《中國古代文學史》是一門理論性課程,在古代文學教學過程中往往側重在文學理論和文學史所構建的框架下理解文學作品,比起讀者個體對于作品領悟的美學感受,更加強調的是理論闡述和價值判斷。所以,《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課程不能停留在詞語典故的注釋和內容理解的層次上,而應針對古代文學的特殊性,注重培養學生從優美的語言和形式入手、進而理解典型的意象內涵、把握細膩和復雜的情感、感悟獨特的情境等等的感受能力,由此使學生對古代文學作品產生認同感和親切感。另外,《中國古代古代文學作品選》課程還要讓學生掌握描述、分析作品的思維和方法,培養學生從文學作品本身出發的、有真切感受的表述能力,并以此為契機建立起古代文學的欣賞氛圍,對培養學生對作品的感受和理解能力具有重要意義。
三、培養學生的文獻檢索能力
學習古代文學,為了更好地理解和感受作品,少不了一定的文獻檢索能力,即對某一特定作品的相關材料,如史實、作家傳記、古注、評論、其他有關作品等的索引、選擇、理解能力。
古代文學作品的突出特點是它在某個或某些作品系列或時代背景中的關聯性,它的精神意義也是在歷代評論中累積而成的。所以,對于這些作品的理解和感受,往往特別依賴對相關作品和資料的掌握程度。理解字詞,需要查閱《辭源》、《康熙字典》、《古代漢語字典》、《說文解字》等;了解寫作背景,需要翻閱作者的生平及所處時代的史料;理解作品內涵,需要洞悉典故的出處和含義;了解作品的影響,需要涉獵歷代后學對其的品鑒評語……教材中帶注釋的選錄作品數量極有限,如果僅限于此的學習,一來是和文學史例舉篇目重合,二來也遠遠未達到古代文學閱讀應有的數量。最有意義的是,通過獨立開設《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課程,有目的地培養學生的文獻檢索能力,能夠拓寬開放教育的模式,提高學生創新學習的水平。
基于本人這些年來對古代文學教學的感受,為了能夠適應當前形勢的發展,應對目前古代文學教學困境,關于《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課程的改革,思路和方向可以不盡相同,但不能忽視的核心是應該為《中國古代文學史》的理論學習作基礎鋪墊。與此同時,能提高學生學習古代文學的能力,廣泛而深入地理解古代文學作品,這也將有利于解決學生畢業論文選題難、思路窄、缺乏理論深度的問題。只要我們能認真對待《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課程,不僅僅是將其看作一門附屬的課程,一定能改善古代文學教學的現狀,激發學生喜愛古代文學的興趣,讓更多優美的古代文學作品在當代煥發出新的生機。
參考文獻:
一、中國古代文學教學與創新教育的悖離
創新教育是社會進步的源動力。積極探索并推動研究型教學模式是當前高等教育改革的重點,教育部在《關于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提出:高校專業教學要結合經濟、社會的發展促進大學生創新能力的提高。然而,隨著改革開放西方文化涌入國門,本土文化與世界文化的不斷發生碰撞與交流,使中國古代文學在高校的教學發展中出現了很多困惑,中國古代文學面臨著被商業文化、快餐文化以及大眾娛樂性為導向的新媒體文化取而代之的窘境。與此同時,高校古代文學課程教學還面臨著教學內容和教學時間不斷被壓縮、教學方式過于傳統單一、教師隊伍不斷縮減、教學目標與社會需求脫節、學科整體教學缺乏配合和持續等諸多矛盾,使得中國古代文學教育與創新教育的教育原則走向了悖離。1.教育觀念沿襲傳統的文化教育理念,與當今時代對創新教育的需求嚴重脫節文學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是和其他意識形態混沌包裹在一起的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呈現方式。傳統的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往往把它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僅僅注重文學史基本常識和經典文學作品的介紹。然而,從時代呼喚下文化傳承與文化創新的層面來講,卻是過于狹隘的認識。因此,從文化大視野下,探討中國古代文學與古代漢語、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古代文學與歷史哲學等其他學科之間的關系,建立文史哲不分家、近現代與古代相延續的回歸意識,更有利于在宏觀背景下準確地人認識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規律和古代文學在今天的傳承意義。古代文學經典自身文體發展的局限性,及其與當下時代及話語氛圍的差異,容易引起當代大學生在思想認識層面的困惑和不解。因此,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在先進的教育理念指導下及時修正和糾正學生對本門課程的認識誤區,從而發揮其傳承和發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使命。2.教育模式呈現知識灌輸和模式化的特點,無法真正起到創新教育和文化傳播能力培養的作用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承載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與文化強國的重擔。然而,在大眾文化和通俗文化迅速崛起下,傳統文化和精英文化的載體卻日益受到青年學生的誤解和冷落。長久下去,必然導致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淪入狹隘的惡性循環,原本活生生的文學課堂成為了僵死枯燥的文體講授和知識傳授。現有教學模式致使學生對課程的陌生感和隔膜感日益嚴重,使青年學生喪失了學習古代文學、傳統文化的興趣。3.教學測評形式單一,無法真正體現創新教育的成果古代文學教學受制于傳統的考評方式,在學生學習效果和學習水平的評價上往往直觀、機械和單一,不僅影響了課程教學的質量,還會挫傷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創新能力。因此,針對當前高校古代文學的教育困境,教師要改變過去以高低分來評價學生學習效果的舊觀念,更多思考古代文學對于高校學生人文素養、創新能力的基礎性熏陶和養成,在把握當下大學生個性特點的基礎上,向素質鑒定觀念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