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出口貿易投融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進出口貿易投融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匯率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

匯率水平是影響進出口貿易的一個重大因素。經濟學的常識告訴我們,本幣升值,意味著其它國家的貨幣貶值,在進行出口貿易的時候,同樣的貨物進口國需要拿出更多的本國貨幣,因此進口國可能轉而求其它國的商品,不利于本國的出口。而本幣貶值,意味這他國的貨幣升值,進口同樣的貨品需要更多的本幣,不利于他國出口。

匯率變動會影響進出口貿易以及貿易收支,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匯率變動引起收入變化,影響進出口貿易

匯率變動的最直接體現就是本幣的升值或貶值。貨幣升值會造成進口商品價格下降,而出口商品價格上升,雖然不利于出口,但是可以改善國際收支,貨幣貶值則可以達到相反的效果。但是實際上,貨幣的貶值對收入的影響主要來自兩個方面:貶值會造成進口商品價格上升,出口商品價格下降,從而使得貿易條件惡化。與此同時,在同樣名義收入水平下,消費者只能購買較少的商品,也就是導致實際收入的下降,這必然導致該國支出的下降,從而改善貿易收支。另外,如該國存在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資源,則貶值可以刺激國內外居民對本國該種產品的需求。根據凱恩斯經濟學的原理,民眾的經濟支出會通過凱恩斯乘數而數倍提高國民收入,國民收入的提高又會提高國內支出,達到良性循環的結果。

2.匯率變動引起價格傳遞,影響進出口貿易

前面說到,匯率變動的最直接體現是貨幣的相對價格上升或下降,這首先在進出口貿易中體現出來。但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國際市場的價格變動最終也會影響國內市場的一般價格。因此匯率的變動會引起國內一般價格水平,從而影響進出口商的貿易額和國家的貿易收支,這從以下兩個方面體現:首先,貨幣的升值是以本幣表示的進口商品價格下跌,如原料或半成品,然后通過價格傳遞,影響最終商品成本的下跌和價格的下跌。其次,匯率變動會使得貿易收支發生變化,如貨幣貶值后會出現貿易收支順差,然后使得外匯儲備增加,而外匯儲備的增加,又使得央行必須通過購買外匯而在國內市場上投放更多的基礎貨幣。顯然,更多的基礎貨幣會導致通貨膨脹。近兩年中國的外匯儲備不斷的增長,盡管不是人民幣貶值的結果,但是大量的外匯儲備和國際經濟的變化,使得中國的通貨膨脹率一直較高就是很好的說明。當通貨膨脹出現的時候,其實是鼓勵人們消費,因為在名義貨幣不變的情況下,公眾更有意愿將貨幣轉化成有形的資產,客觀上又會推動物價上升。

二、應對匯率變化的一般對策

應對匯率變化的一般對策主要從進出口貿易中多樣化的進口來源,結算貨幣的選擇,以及利用各種金融工具。

1.選擇多樣化的進口來源

如同一國貨幣緊盯著另一國貨幣有很大風險一樣,進口來源的單一很容易使得出口商轉移匯率風險,甚至操縱價格。因為如果進口來源過于單一,反映了該國的某種資源對其貿易對象國或者地區的高度依賴。年底和年7月發生的兩次大的石油漲價行為可以說明這一切,因為全球的石油資源過渡依賴一些產油國或地區。某些資源過于依賴單一國家或地區,必然導致企業的經營嚴重受制于該國的貨幣匯率的波動,該國進而將匯率的風險轉嫁到進口商。這種單獨的依賴本來就是不明智的選擇,再加上當前全球經濟的不明朗,進口商的經營風險進一步放大。因此,必須適當地擴大進出口業務的地域分布,在國際范圍內分散原料來源和銷售地點,在多個資金市場上以多種貨幣籌措資金,按照匯率走勢和國際貿易形勢,建立一定的貨幣組合,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分散國際貿易和投融資中的外匯風險。

2.進出口貿易中選擇合理或多種交易幣種

進出口貿易中的出口,特別是出口商要選擇合理的貨幣作為結算和付款的幣種,當然這一般是進出口商雙方*弈的結果。因此,在有關對外貿易和借貸等經濟交易中,簽訂合同時選擇何種幣種,作為計價結算的貨幣或計值清償的貨幣,直接關系到交易雙方是否將承擔匯率風險。一般而言,出口貿易采取硬幣計價,以防匯率貶值給自己帶來損失,而進口商會選擇軟幣,以避免升值造成的匯兌損失。如當前的國際貿易中,歐元和人民幣有升值的壓力,而美元貶值已經成為現實,因此出口商更多意愿是以歐元和人民幣作為結算和付款的幣種,而進口上則更愿意選擇美元結算。當然在實際進出口貿易中,雙方*弈的結果一般是約定采用一部分硬幣和一部分軟幣,甚至多種貨幣計價和付款。其結果是進出口商共同承擔匯率的風險,增大了談判的成功率。在長期合同中,還可以使用貨幣保值的方式,即選擇某種與合同貨幣不一致的、價值穩定的貨幣,將合同金額轉換成用所選的貨幣來表示,在結算或清償時,按所選貨幣表示的金額以合同貨幣來完成支付。還有一種降低匯率風險的辦法是,出口時雖然選擇了軟幣,但可以適當提高價格以防貨幣貶值風險,進口時選擇了硬幣,則可以適當壓低價格以防范升值損失。

3.充分利用國際金融工具低于匯率風險

篇2

1.1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失衡

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失衡是當前人民幣跨境結算存在的主要問題之一，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1對外貿易支付大于收入

目前，我國對外貿易實際結算經常會出現進口企業用人民幣進行貨款支付，但出口企業所獲得的支付貨款則是美元，這種交易行為上的貨幣差異，使我國進出口方面的人民幣支出極為不對稱，雖然近年來我國進出口人民幣交易絕對差額在逐漸縮小，但其仍以“億元”為計算單位，這種情況不利于人民幣跨境結算發展。

1.1.2收付失衡帶來的外匯儲備過多

人民幣在進出口貿易上的收復失衡，為我國帶來了龐大的外匯儲備。目前我國實行出口結匯制和進口用匯審批制，在這種制度下，國內企業可以在不用去外匯管理去申請進口用匯的情況下，利用人民幣進行對外支付，導致我國外匯管理當局手中的外匯無法流出。

1.2人民幣跨境結算流通性差

人民幣跨境結算流通渠道不通暢，使得人民幣的跨境流通性過差，這在客觀上影響了人民幣跨境結算的發展。導致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是國內限制人民幣資本性流通和未形成有效的市場化匯率和利率。其中前者是由于我國對資本項目管制較為嚴格，人民幣的流出途徑只能依靠對外貿易，這使得人民幣未能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展現其影響力。

1.3人民幣跨境結算系統不健全

人民幣跨境清算系統作為人民幣跨境結算的主要途徑，仍存在諸多問題，這些問題的具體表現有：

（1）操作行為上有缺陷

例如各商業銀行對人民幣跨境流通所采取的清算系統不一致；

（2）安全隱患

例如人民幣清算需要SWIFT系統來實現，但此過程必須要通過美國、荷蘭所建立起的數據運行中心完成，這使得我國跨境人民幣數據毫無保留地呈現給外國，這給我國金融信息的安全性帶來隱患。

2提升人民幣跨境結算水平的對策

想要改變人民幣跨境結算存在的問題，就必須要做好對人民幣流通性的拓寬，改善進出口收付失衡情況，為此我們需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2.1改善人民幣進出口收付失衡情況

改善人民幣進出口收付失衡情況的途徑主要有以下3方面。

2.1.1擴大貨幣互換規模

增加人民幣的海外存量為此我國需與貿易國之間的貨幣互換協議，建立相應制度，為人民幣進出口貿易流通提供條件。

2.1.2進一步加速匯率市場改革

將一籃子模式更為深入、透徹地應用到進出口貿易當中，提升人民幣在市場當中的主導地位。與此同時，還要適當擴大人民幣匯率的上下浮動范圍，以便將市場機制在人民幣匯率中所起到的決定性作用發揮出來。

2.2拓寬人民幣進出口雙向流通渠道

在拓寬人民幣進出口雙向流通渠道策略方面，可以通過以下兩方面內容實現。

2.2.1擴大人民幣跨境投融資擴大

人民幣跨境投融資是實現人民幣進出口雙向流通的重要途徑。為此可以通過在股票市場上開放“國際板”，以人民幣為計價方式，為境內企業、股民提供持有外國股票的機會，增強人民幣的國際貨幣職能發揮。

2.2.2實現利率市場化的改革

從我國目前的金融市場發展現狀來看，想要提升人民幣的跨境結算效果，就必須要先實現利率市場化的改革，因為只有如此才能夠將國內市場產品價格關系理清，從而解決金融產品價格扭曲情況。

2.3進一步完善人民幣跨境清算系統

為了能夠進一步完善人民幣跨境清算系統，可以在模式上借鑒美元、歐元的跨境清算系統經驗，設置專門的獨立機構來負責跨境清算工作，同時要確立跨境資金清算的獨立性，實現對金融風險的有效隔離。并實現境外資金的清算境內化，建立起以我國金融機構為中心的跨境清算體系，為我國金融業提供更多收益。在此基礎上，還要實現對跨境清算系統功能性的進一步提升，加大跨境清算的信息監督與安全保障，建立起以人民幣為核心的跨境清算運營模式，提升人民幣在進出口當中的地位，為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打好基礎。

篇3

一、匯率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

匯率水平是影響進出口貿易的一個重大因素。經濟學的常識告訴我們，本幣升值，意味著其它國家的貨幣貶值，在進行出口貿易的時候，同樣的貨物進口國需要拿出更多的本國貨幣，因此進口國可能轉而求其它國的商品，不利于本國的出口。而本幣貶值，意味這他國的貨幣升值，進口同樣的貨品需要更多的本幣，不利于他國出口。

匯率變動會影響進出口貿易以及貿易收支，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匯率變動引起收入變化，影響進出口貿易

匯率變動的最直接體現就是本幣的升值或貶值。貨幣升值會造成進口商品價格下降，而出口商品價格上升，雖然不利于出口，但是可以改善國際收支，貨幣貶值則可以達到相反的效果。但是實際上，貨幣的貶值對收入的影響主要來自兩個方面：貶值會造成進口商品價格上升，出口商品價格下降，從而使得貿易條件惡化。與此同時，在同樣名義收入水平下，消費者只能購買較少的商品，也就是導致實際收入的下降，這必然導致該國支出的下降，從而改善貿易收支。另外，如該國存在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資源，則貶值可以刺激國內外居民對本國該種產品的需求。根據凱恩斯經濟學的原理，民眾的經濟支出會通過凱恩斯乘數而數倍提高國民收入，國民收入的提高又會提高國內支出，達到良性循環的結果。

2.匯率變動引起價格傳遞，影響進出口貿易

前面說到，匯率變動的最直接體現是貨幣的相對價格上升或下降，這首先在進出口貿易中體現出來。但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國際市場的價格變動最終也會影響國內市場的一般價格。因此匯率的變動會引起國內一般價格水平，從而影響進出口商的貿易額和國家的貿易收支，這從以下兩個方面體現：首先，貨幣的升值是以本幣表示的進口商品價格下跌，如原料或半成品，然后通過價格傳遞，影響最終商品成本的下跌和價格的下跌。其次，匯率變動會使得貿易收支發生變化，如貨幣貶值后會出現貿易收支順差，然后使得外匯儲備增加，而外匯儲備的增加，又使得央行必須通過購買外匯而在國內市場上投放更多的基礎貨幣。顯然，更多的基礎貨幣會導致通貨膨脹。近兩年中國的外匯儲備不斷的增長，盡管不是人民幣貶值的結果，但是大量的外匯儲備和國際經濟的變化，使得中國的通貨膨脹率一直較高就是很好的說明。當通貨膨脹出現的時候，其實是鼓勵人們消費，因為在名義貨幣不變的情況下，公眾更有意愿將貨幣轉化成有形的資產，客觀上又會推動物價上升。

二、應對匯率變化的一般對策

應對匯率變化的一般對策主要從進出口貿易中多樣化的進口來源，結算貨幣的選擇，以及利用各種金融工具。

1.選擇多樣化的進口來源

如同一國貨幣緊盯著另一國貨幣有很大風險一樣，進口來源的單一很容易使得出口商轉移匯率風險，甚至操縱價格。因為如果進口來源過于單一，反映了該國的某種資源對其貿易對象國或者地區的高度依賴。2007年底和2008年7月發生的兩次大的石油漲價行為可以說明這一切，因為全球的石油資源過渡依賴一些產油國或地區。某些資源過于依賴單一國家或地區，必然導致企業的經營嚴重受制于該國的貨幣匯率的波動，該國進而將匯率的風險轉嫁到進口商。這種單獨的依賴本來就是不明智的選擇，再加上當前全球經濟的不明朗，進口商的經營風險進一步放大。因此，必須適當地擴大進出口業務的地域分布，在國際范圍內分散原料來源和銷售地點，在多個資金市場上以多種貨幣籌措資金，按照匯率走勢和國際貿易形勢，建立一定的貨幣組合，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分散國際貿易和投融資中的外匯風險。

2.進出口貿易中選擇合理或多種交易幣種

進出口貿易中的出口，特別是出口商要選擇合理的貨幣作為結算和付款的幣種，當然這一般是進出口商雙方博弈的結果。因此，在有關對外貿易和借貸等經濟交易中，簽訂合同時選擇何種幣種，作為計價結算的貨幣或計值清償的貨幣，直接關系到交易雙方是否將承擔匯率風險。一般而言，出口貿易采取硬幣計價，以防匯率貶值給自己帶來損失，而進口商會選擇軟幣，以避免升值造成的匯兌損失。如當前的國際貿易中，歐元和人民幣有升值的壓力，而美元貶值已經成為現實，因此出口商更多意愿是以歐元和人民幣作為結算和付款的幣種，而進口上則更愿意選擇美元結算。當然在實際進出口貿易中，雙方博弈的結果一般是約定采用一部分硬幣和一部分軟幣，甚至多種貨幣計價和付款。其結果是進出口商共同承擔匯率的風險，增大了談判的成功率。在長期合同中，還可以使用貨幣保值的方式，即選擇某種與合同貨幣不一致的、價值穩定的貨幣，將合同金額轉換成用所選的貨幣來表示，在結算或清償時，按所選貨幣表示的金額以合同貨幣來完成支付。還有一種降低匯率風險的辦法是，出口時雖然選擇了軟幣，但可以適當提高價格以防貨幣貶值風險，進口時選擇了硬幣，則可以適當壓低價格以防范升值損失。

3.充分利用國際金融工具低于匯率風險

金融工具的出現本身就是因為匯率風險轉嫁的必然結果，而通過一定的金融工具，進出口商也共同承擔了匯率風險，或者向后推遲了承擔匯率風險的必然結果。對于金融業發達的國家而言，積極地利用金融工具已經司空見慣，因此發展中國家對金融工具的利用顯得更為迫切。這些國家一方面要加快國家的外匯市場建設，推出各類外匯業務，一方面企業則需要積極利用外匯市場及其金融衍生工具來規避外匯風險。企業可以運用遠期外匯交易、外匯期權交易、出口押匯、出口商業發票貼現、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NDF)業務、外匯借款等多種方式轉嫁匯率風險。

三、結束語

當前國際經濟形勢非常不明朗，國際金融中心華爾街被拯救，石油價格風險較高，日本經濟長期的疲軟以及世界經濟經近幾年高速發展之后也出現減緩的跡象，即使保持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也因為內外因素出現了很大的不確定性。而當前國際經濟已經融為一體，休戚相關，因此國家之間的貨幣比值變得比以往更加敏感。近日，美歐等六國的中央銀行集體宣布降息以促進經濟發展足以表明世界經濟的一體化程度非常之高。但是對于進出口商而言，匯率變化的巨大風險不能僅僅靠國家的財政政策來進行規避，他們需要選擇更多進口來源，需要更靈活的結算貨幣，以及選擇更多金融工具。

參考文獻：

[1]何璋.國際金融[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1.

[2]左柏云，陳德恒.國際金融.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3.

篇4

匯率變動會影響進出口貿易以及貿易收支，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匯率變動引起收入變化，影響進出口貿易

匯率變動的最直接體現就是本幣的升值或貶值。貨幣升值會造成進口商品價格下降，而出口商品價格上升，雖然不利于出口，但是可以改善國際收支，貨幣貶值則可以達到相反的效果。但是實際上，貨幣的貶值對收入的影響主要來自兩個方面：貶值會造成進口商品價格上升，出口商品價格下降，從而使得貿易條件惡化。與此同時，在同樣名義收入水平下，消費者只能購買較少的商品，也就是導致實際收入的下降，這必然導致該國支出的下降，從而改善貿易收支。另外，如該國存在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資源，則貶值可以刺激國內外居民對本國該種產品的需求。根據凱恩斯經濟學的原理，民眾的經濟支出會通過凱恩斯乘數而數倍提高國民收入，國民收入的提高又會提高國內支出，達到良性循環的結果。

2.匯率變動引起價格傳遞，影響進出口貿易

前面說到，匯率變動的最直接體現是貨幣的相對價格上升或下降，這首先在進出口貿易中體現出來。但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國際市場的價格變動最終也會影響國內市場的一般價格。因此匯率的變動會引起國內一般價格水平，從而影響進出口商的貿易額和國家的貿易收支，這從以下兩個方面體現：首先，貨幣的升值是以本幣表示的進口商品價格下跌，如原料或半成品，然后通過價格傳遞，影響最終商品成本的下跌和價格的下跌。其次，匯率變動會使得貿易收支發生變化，如貨幣貶值后會出現貿易收支順差，然后使得外匯儲備增加，而外匯儲備的增加，又使得央行必須通過購買外匯而在國內市場上投放更多的基礎貨幣。顯然，更多的基礎貨幣會導致通貨膨脹。近兩年中國的外匯儲備不斷的增長，盡管不是人民幣貶值的結果，但是大量的外匯儲備和國際經濟的變化，使得中國的通貨膨脹率一直較高就是很好的說明。當通貨膨脹出現的時候，其實是鼓勵人們消費，因為在名義貨幣不變的情況下，公眾更有意愿將貨幣轉化成有形的資產，客觀上又會推動物價上升。

二、應對匯率變化的一般對策

應對匯率變化的一般對策主要從進出口貿易中多樣化的進口來源，結算貨幣的選擇，以及利用各種金融工具。

1.選擇多樣化的進口來源

如同一國貨幣緊盯著另一國貨幣有很大風險一樣，進口來源的單一很容易使得出口商轉移匯率風險，甚至操縱價格。因為如果進口來源過于單一，反映了該國的某種資源對其貿易對象國或者地區的高度依賴。2007年底和2008年7月發生的兩次大的石油漲價行為可以說明這一切，因為全球的石油資源過渡依賴一些產油國或地區。某些資源過于依賴單一國家或地區，必然導致企業的經營嚴重受制于該國的貨幣匯率的波動，該國進而將匯率的風險轉嫁到進口商。這種單獨的依賴本來就是不明智的選擇，再加上當前全球經濟的不明朗，進口商的經營風險進一步放大。因此，必須適當地擴大進出口業務的地域分布，在國際范圍內分散原料來源和銷售地點，在多個資金市場上以多種貨幣籌措資金，按照匯率走勢和國際貿易形勢，建立一定的貨幣組合，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分散國際貿易和投融資中的外匯風險。

2.進出口貿易中選擇合理或多種交易幣種

進出口貿易中的出口，特別是出口商要選擇合理的貨幣作為結算和付款的幣種，當然這一般是進出口商雙方博弈的結果。因此，在有關對外貿易和借貸等經濟交易中，簽訂合同時選擇何種幣種，作為計價結算的貨幣或計值清償的貨幣，直接關系到交易雙方是否將承擔匯率風險。一般而言，出口貿易采取硬幣計價，以防匯率貶值給自己帶來損失，而進口商會選擇軟幣，以避免升值造成的匯兌損失。如當前的國際貿易中，歐元和人民幣有升值的壓力，而美元貶值已經成為現實，因此出口商更多意愿是以歐元和人民幣作為結算和付款的幣種，而進口上則更愿意選擇美元結算。當然在實際進出口貿易中，雙方博弈的結果一般是約定采用一部分硬幣和一部分軟幣，甚至多種貨幣計價和付款。其結果是進出口商共同承擔匯率的風險，增大了談判的成功率。在長期合同中，還可以使用貨幣保值的方式，即選擇某種與合同貨幣不一致的、價值穩定的貨幣，將合同金額轉換成用所選的貨幣來表示，在結算或清償時，按所選貨幣表示的金額以合同貨幣來完成支付。還有一種降低匯率風險的辦法是，出口時雖然選擇了軟幣，但可以適當提高價格以防貨幣貶值風險，進口時選擇了硬幣，則可以適當壓低價格以防范升值損失。

3.充分利用國際金融工具低于匯率風險

金融工具的出現本身就是因為匯率風險轉嫁的必然結果，而通過一定的金融工具，進出口商也共同承擔了匯率風險，或者向后推遲了承擔匯率風險的必然結果。對于金融業發達的國家而言，積極地利用金融工具已經司空見慣，因此發展中國家對金融工具的利用顯得更為迫切。這些國家一方面要加快國家的外匯市場建設，推出各類外匯業務，一方面企業則需要積極利用外匯市場及其金融衍生工具來規避外匯風險。企業可以運用遠期外匯交易、外匯期權交易、出口押匯、出口商業發票貼現、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NDF)業務、外匯借款等多種方式轉嫁匯率風險。

三、結束語

當前國際經濟形勢非常不明朗，國際金融中心華爾街被拯救，石油價格風險較高，日本經濟長期的疲軟以及世界經濟經近幾年高速發展之后也出現減緩的跡象，即使保持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也因為內外因素出現了很大的不確定性。而當前國際經濟已經融為一體，休戚相關，因此國家之間的貨幣比值變得比以往更加敏感。近日，美歐等六國的中央銀行集體宣布降息以促進經濟發展足以表明世界經濟的一體化程度非常之高。但是對于進出口商而言，匯率變化的巨大風險不能僅僅靠國家的財政政策來進行規避，他們需要選擇更多進口來源，需要更靈活的結算貨幣，以及選擇更多金融工具。

參考文獻：

[1]何璋.國際金融[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1.

[2]左柏云，陳德恒.國際金融.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3.

[3]孫文莉.匯率的貿易收支效應的理論演進.財貿研究，2006，（4）.

[4]埃爾赫南·赫爾普曼，保羅·克魯格曼.市場結構和對外貿易[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

篇5

1．進出口貿易發展概況

2004年青海省進出口貿易躍上新臺階，全年海關進出口總額5．76億美元，比上年增長69．7％，是1992年的5倍之多。其中出口額為4．5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66．0％，是1992年的5倍；進口額1．21億美元，比上年增長85．0％，是1992年的9倍。從出口的商品種類看，1992年主要是附加值和技術含量較低的工礦產品和農副產品，占出口總額的比重分別為65．21％和28．95％。而在2004年的出口商品種類中，農副產品和初級礦產品已大幅下降，加工、制造業等工業制成品的比重大幅上升，達82．54％。同時，作為青海省出口主導產品的27種傳統骨干商品的份額也逐年加大，2004年為95．23％。出口產品單一性的局面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進口商品的種類也由過去單一的生產資料性和機器設備比重高達81％，轉變為向先進技術、管理經驗、生產、加工、制造、汽車、船舶、醫療、電子設備和零部件等方面的引進。從出口市場看，1992年出口的35個國家(地區)主要是亞洲的香港、日本、新加坡和朝鮮等國家(地區)歐美市場主要是意大利、德國、英國、俄羅斯、比利時和美國等國(地區)。二者占出口市場的比重和為87．88％出口市場過于單一和集中。2004年出，口的國家(地區)增加到80個，是1992年的2倍之多，遍及全球五大洲，而且各洲相應的國家數量也大幅增加。以上的資料表明，青海省能抓住機遇，適時調整自身的產業結構和產業鏈，使進出口貿易商品種類，呈多元化。在市場開拓方面，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在鞏固和發展東南亞、日本、韓國和美國等傳統出口市場的同時，以鎂系列產品、藏毯、高耗電等產品為載體，開拓了歐盟、拉美、東歐、非洲等出口新市場。有力地促進了青海省進出口貿易的快速發展。

2．招商引資發展規模

招商引資數額大幅增加。“八五”實際利用省外資金6．7億元，在外埠設立分廠、開辦窗口415家，與外省41個地、市、縣建立對口支援關系；實際利用外資合計3．6億美元，登記注冊三資企業100余家。“九五”累計利用外資總額2．96億美元，橫向經濟聯合領域拓寬，吸收省外投資大幅增加。2000年以后，青海省通過建立“青海投資促進網”和參加“中國東西部合作與投資貿易洽談會”、“中國投資貿易洽談會”、“東部企業參與西部結構調整投資貿易洽談會”和“青海省畜產品交易及貿易洽談會”等一系列招商引資活動，使招商引資取得顯著效果。2000年利用省外資金45億元，簽訂經濟技術合作意向、協議1020項，有480項得到落實和實施；吸引外商投資項目40個，直接投資1．102億美元。2001年外商投資的項目增加到47個，其中大項目明顯增多，1000萬美元以上的有9個，外商投資的平均合同外資額422萬美元，同比提高72％。2004年全年外商直接投資合同項目52個，比1992年增加40個。其中農、林、牧、漁6個，采礦業6個，制造業16個，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5個，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3個,房地產9個，居民服務和其它服務業3個，投資領域比1992年更加廣泛。2004年外商直接投資合同金額3.53億美元，是1992年的86倍。外商直接投資實際使用金額2．2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3．0％，是1992年的16倍。2004年還引進省外資金到位73．75億元，比上年增長30．8％。可見，青海省能積極轉變觀念，主動出擊，同時，在宣傳、改善投資環境和制定優惠政策等方面采取措施，使得招商引資取得了顯著效果，擴大了青海省的投資需求，促進了青海省的經濟快速發展。

二、青海省經濟對外開放度的分析

對外開放度又稱對外依存度，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對外開放或融入國際經濟的程度。它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與世界經濟融合程度的重要標志。關于對外開放度的測度指標，國內學者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也建立了一些相應的指標體系。但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全球化進程主要體現在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兩大領域，其變動趨勢是貿易投資一體化。從日前我國和省區的對外開放實際出發，結合指標的可比性、連續性及資料易于收集和量化等原則，本文將對外開放度簡化為用經濟外向度和外資依存度來表示。經濟外向度是指某年該國或地區進出口貿易總額占同期GDP的比率。它反映了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融入國際市場的程度。而外資依存度則是指某年該國或地區所得外國直接投資總額占同期GDP的比率。它反映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直接投資領域的對外開放程度。本文選取1991-2004年的相應年份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外商直接投資額和國內生產總值(GDP)數據，計算出青海省在1991-2004年對外開放度的變化情況(見表1)。

資料來源：根據《青海省統計年鑒》(1992-2005)數據計算而得：人民幣與美元的比價由《中國統計年鑒》相應年份(1991年按1：4．78，1992年按1：5．51，1993年按1：5．76，1994年按1：8．62，1996年按1：8131，1997年按1：8．29，1998年后按1：8．28)換算而得。

表1充分表明：在時間變化上青海省對外開放度在總體上呈現如下特點：自1991年來青海省對外開放度有了較明顯的提高，對外開放度由1991年的5．52％上升到2004年的16．51％，上升了近11個百分點。具體而言，青海省對外開放度在90年代初上升很快呈快速發展的趨勢，但在后期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有所下降。自2000年以來，隨著金融危機慣性作用的減弱和國家對外開放進一步提高的推動下，青海省的對外開放度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2004年的對外開放度是2000年的2倍。2004年進出口總額和外資利用額分別為5．76億美元和3．53億美元，是1992年的5．5．倍和88．5倍。這充分說明，青海省積極以優勢資源為依托，大力發展精、優、特、稀為特點的產品，努力創建地方品牌，擴大了國際市場上的知名度，積極主動參與國際經濟競爭與合作，不斷拓展出口發展空間，增強了

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使青海省對外開放水平有了明顯提高。

三、青海省經濟對外放存在的主要問題

1．商品進出口總量小，結構不盡合理，經濟外向度較低

從全國范圍看，2004年青海省商品進出口總額為57551萬美元，占全國的比重僅為0．05％，在西部地區和西北五省的比重也很小，分別為1．57％和4．60％；商品進出口額僅高于，在西北地區則位居最后。可見，青海省商品進出口額不僅在全國，而且在西部和西北地區都很小。從商品出口種類上看，2004年青海省仍以資源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在青海省出口總額中，農副產品的平均比重為8．57％；農副加工產品的平均比重為8．89 ％；工礦品占82．54％。在工礦制成品中，僅按原料制成的初級工業制成品就達67％，精加工制成品占21．4％，其它雜項制成品占11．6％，出口產品均為低科技含量和低附加值的產品。出口商品結構的不合理，使青海省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和占有率普遍很低。這種結構的不合理，也必然造成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發和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不利于青海省經濟可持續發展。就經濟外向度而言，經濟外向度也是較低的。2004年青海省的經濟外向度為10．23％，與全國的水平差距很大，也低于西部地區和西北地區的平均水平(見表2)。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5)計算而得。

2．外商投資規模小，引進外資方式單一，經濟效益不理想

直接利用外資能力是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吸收、融合運用國際資本的能力，是國家或地區經濟開放度、市場發展潛力、產業政策導向、勞動成本、人才集中度、政策法律保障體系等投資環境因素的綜合反映。2004年青海省引進外資35330萬美元，分別僅占全國、西部和西北省區的0．12％、2．36％和9．17％，引進外資總額僅僅高于貴州和兩省區，外商投資規模較小。就引資結構和方式而言，青海省的外商投資主要以港臺及其它亞洲少數國家和地區為主，占43．81％。其次，北美洲投資也占相當部分，占37．15％。歐洲國家投資額和項目較少，占6．62％。大洋州為0．023％，其它地區為12．18％。外商投資的產業結構也不盡合理，外商在青海的投資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和能源開發型的加工項目。2004年外商投資的52項目中，第二產業占了22個，農業只有6個。同時，外商在青海的投資方式仍局限于獨資、合資、合作三種基本形式(見表3)。

資料來源：根據《青海省統計年鑒》(2005)數據計算而得。

在東部地區已出現的BOT(BOT即建設―運營―移交，也稱特許權融資，是由政府為項目的建設和運營提供特許權作為融資基礎，由中標者單位成立項目公司來安排融資，承擔風險，開發建設項目，并在有限的時間內經營項目，獲取商業利潤，最后根據協議將項目轉讓給政府機構。)、TOT(TOT即移交―運營―移交，是BOT方式的擴展形式即將存量資產一定期限內的特許經營權出售，期滿后無償收回。)、外商投資股份制公司在青海還沒有嘗試。投資規模和方式的單一性，阻礙了青海省外商投資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

四、提高青海省經濟對外開放度的主要對策

1．加快產業升級，調整進出口商品結構，提高對外貿易競爭力

青海省應立足比較優勢。大力引進國外高新技術和東部地區成熟技術及裝備，改造青海出口優勢企業，包括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改造，促進企業技術和產品創新，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遏制“以廉取勝”粗放擴張方式的蔓延，實現出口產品的穩定增長。要以科技創新為動力，進一步實施“科技興貿”戰略，大力促進機電產品出口和高新技術附加值產品出口，加大科技投入，加強科技創新機制，不斷增強技術開發能力。選擇一批重點出口產品和出口優勢企業，予以政策、資金等方面的扶持，爭取創出青海特色的出口商品，提高出口市場競爭力，爭取每年有3―6個新產品進入國際市場。利用高新技術改造青海省特色的冶金、有色金屬、鹽化、高原特色農產品、藏藥等優勢產業，提高傳統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制定更加優惠的商貿政策，促進青海省與國內外開展區域經濟技術合作。此外，積極爭取國家在外貿發展基金使用、出口配額、出口信貸和出口退稅等方面對西部省份資金和政策的扶持。

2．多渠道引進外資，提高利用外資的綜合效益

進一步拓寬利用外資渠道，充分利用國家支持西部地區發展的政策鼓勵和允許一些產業的企業，通過轉讓經營權、出讓股權和兼并重組等方式吸引外資，以加快國有企業改造步伐，實現企業資產重組，盤活存量資產，推動企業產品結構調整，促進所有制結構調整和完善企業運行機制。青海省作為利用外資后發地區，一方面要學習借鑒發達地區的成功經驗，另一方面要越過人家走過的彎路，實現局部跨越式的創新發展。積極探索利用新的投融資工具，如中外合資產業基金、各類股權、債務融資、租賃等，為投融資活動不斷注入活力。

在招商引資方式上，應重點突出專業化、高效率。積極探索專業性較強的高科技招商，嘗試利用信譽和知名度較高的中介機構進行委托招商，組織對海外熱點地區對口招商，與此同時，還可采取虛擬招商會、參會招商和上門推介招商等形式，提高招商引資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對國家在國際組織和外國政府的貸款、贈款、國外商業貸款等指標安排上，爭取中央的更多支持，重點用于青海省大型基礎設施建設、生態建設和環保項目上。此外，積極鼓勵和引導外商投資開發生態農業、生態林業、生產綠色有機食品、種草、植樹及相關產品深度開發的項目。這樣不僅可以改造青海省高污染、高耗能產業，而且還有利于青海省的產業結構調整，加快農村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提高利用外資的綜合效益。

3．進一步擴大青海省對外開放領域，改善投資環境

青海省除了在農業、水利、生態、交通、能源、環保、礦產等基礎建設和資源開發領域方面開放以外，還應加快青海省服務貿易的對外開放。允許國內外投資者在青海依照有關規定投資市政公用設施、商業、礦產、電信、保險、旅游、鐵路和公路貨運等方面。興辦中外合資會計師事務所和工程設計公司等。通過服務貿易的開放，引進先進服務產品、服務方式及服務企業，帶動青海省滯后的第三產業發展。同時，要改善投資環境。在“硬環境”方面，重點抓好公路、鐵路、民航等交通建設和固定通信網、移動通信網、支撐網、接入網等信息網絡的建設，強化市政設施建設。“軟環境”方面，進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加快政府職能轉變，使企業自完全到位。加快生產型及高新技術企業進出口權登記步伐，減少審批事項，改變審批內容，簡化審批程序，提高政府辦事的透明度和依法行政水平。盡快建立高層次、有權威、多領域統一對外的中介機構，為外資的進入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經濟環境、財務環境和市場環境。通過軟硬兩方面，達到改善青海省的整體投資環境。

篇6

中圖分類號：F22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05-0187-05

一、模型選擇

（一）基于聚類模型分析

用聚類分析法對蘇北地區外貿發展水平進行分析。根據變量必須和目標密切相關、反映分類對象特征、變量之間高度相關的原則，選擇對外貿易水平影響最大的7個指標，以歐式距離的最短距離法來進行測度蘇北對外貿易發展水平。各指標的原始數據來自《江蘇統計年鑒2010》；應用距離測度方法，以歐式距離的最短距離法來測度經濟開放度。運用SPSS統計軟件操作得到蘇北地區外貿發展水平分類。

按照指標設計的全面系統性、可操作、可測性、可比性和相關性等原則，構建商品進出口總額（萬美元）（x1）、商品出口總額（萬美元）（X2）、商品進口總額（X3）、商品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X4）、實際利用外資總額（萬美元）（X5）、實際利用外資占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比重（%）（X6）、境外投資中方協議額（萬美元）（X7）共7個指標并對上述7個指標賦值。將上述指標數據用SPSS 11.5統計軟件分別進行聚類分析處理，使我們得出更為直觀的結論。

（二）基于回歸模型的分析

本研究以蘇北地區對外貿易的影響因素為例，選擇3個外部間接影響因素和4個自身直接影響因素為解釋變量，以對外貿易為被解釋變量，并為消除變量的不平穩性，對變量取對數，建立如下模型：

LnTR=a0+a1LnWEI+a2LnEER+a3LnTOT+a4LnGDP+a5LnFDI+

a6LnIN+a7LnHC+u；其中a0為截距，u隨機擾動項。

基于多變量回歸模型分析主要考察以下問題：一是經濟增長同出口還是進口抑或進出口總額有著更為顯著的經驗關系；二是出口貿易商品結構與經濟增長之間有沒有顯著的經驗關系。因此，本研究指定R_IMP_GDP、R_IMP_SUM、R_IMP_EX、R_IMP_IM、R_IMP_EXI、R_IMP_EXP分別代表江蘇地區GDP的增長率、對外貿易總額增長率、出口總額增長率、進口總額增長率、工業制成品出口增長率、初級產品出口增長率；指定R_EX為江蘇省出口貿易商品結構指數。模型以進出口總額為被解釋變量Y，分別以國有企業進出口總額、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總額、私營企業進出口總額、一般貿易進出口總額、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機電產品進出口總額、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總額為解釋變量X1、X2、X3、X4、X5、X6、X7。見下表：

模型數據分析結果：回歸結果的相關系數數值為R=0.999977，為高度線性相關，其中顯著性水平significance F檢驗值為6.81E-13明顯小于α=0.05顯著性水平，所以推斷出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存在顯著的回歸關系，模型的建立是合理的。截據的t檢驗值為1.358546，自變量X1、X2、X3、X4、X6的t檢驗值為2.641427、10.06894、4.157762、3.738479、2.755531，均大于1，均滿足t檢驗。所以最終模型表達式為：

Y=2.089419+0.463601X1+0.803537X2+0.623124X3+

0.335533 X4+0.217465X6

對各解釋變量的分析如下：

（1）貿易條件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對蘇北地區的對外貿易有較大的推動作用。貿易條件系數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系數這2個變量都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且與對外貿易貿易呈正相關關系，這與我們一般結論相符。

（2）外商直接投資和人力資本對蘇北地區對外貿易貿易作用非常微弱。這2個變量的系數只通過了15%的顯著性檢驗，因此我們可以說蘇北地區外商直接投資和人力資源的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

（3）全球經濟指數、匯率和國內生產總值與蘇北地區的對外貿易貿易沒有直接關系。這3個變量被剔除在模型之外，對蘇北地區對外貿易沒有產生影響，這與一般的理論看法有些不同。

二、變量設定分析

（一）EXP對GDP貢獻變量分析

本研究以進出口貿易總額exp為解釋變量X，以GDP作為被解釋變量Y。為了消除異方差的影響，更好地揭示出口貿易與GDP之間的關系，筆者對進出口貿易總額和GDP數據區對數。最終按照對數回歸模型表達式：Lnyt=a+bLnxt+et

利用Eviews3.1軟件最終得到四個區域的回歸結果（因篇幅所限，回歸結果略去）：蘇北、蘇中、蘇南、沿海地區的進出口總額exp的系數b與常變量a的t檢驗值分別為：110.651 9，32.083 24；57.425 81，37.710 1；24.082 49，18.174 53；48.042 97，25.977 49均大于2，顯然通過了檢驗，并且其概率檢驗水平Prob的數值極小，被軟件忽略，這也正說明了模型通過了檢驗，說明蘇北、蘇中、蘇南、沿海地區的進出口貿易總額exp對GDP的影響是顯著的。

我們還可以清晰看出：蘇北、蘇中、蘇南、沿海地區的進出口貿易總額exp與GDP的回歸系數R-squared分別為：0.993 245，0.995 102，0.979 248，0.989 734數值均接近了1，說明進出口貿易總額exp與GDP之間存在著高度的對數線性關系。

從蘇北、蘇中、蘇南、沿海地區的進出口總額exp的系數b的數值：0.481 265，0.672 312，0.547 694、0.607 886可以看出蘇北、蘇中、蘇南、沿海地區的進出口總額exp對GDP的貢獻率為48.1%、67.2%、54.8%，60.8%，即蘇北、蘇中、蘇南沿海地區的進出口總額exp變化1個單位，對應的GDP變化0.481、0.672、0.548，0.608個單位。可以看出蘇北進出口貿易總額exp對GDP的貢獻率最低，蘇中進出口貿易總額exp對GDP的貢獻率最高，蘇南和沿海地區的進出口貿易總額exp對GDP的貢獻率居中。

（二） XP對GDP貢獻變量分析

同樣，筆者選取了2000—2008年蘇北、蘇中、蘇南和江蘇沿海地區的出口貿易總額xp及GDP的截面數據，通過回歸分析來驗證出口貿易對GDP的確有相當的貢獻，并通過比較蘇北、蘇中、蘇南、沿海地區的最終分析結果比較得出四者的區域差異對貢獻率有一定的影響。本文以出口貿易總額xp為解釋變量X，以GDP作為被解釋變量Y。為了消除異方差的影響，更好地揭示出口貿易與GDP之間的關系，筆者對出口貿易總額xp和GDP數據取對數。最終按照對數回歸模型表達式：Lnyt=a+bLnxt+e，利用Eviews3.1軟件最終得到四個區域的回歸結果（因篇幅所限，回歸結果略去）。

根據分析結果可以看出：蘇北、蘇中、蘇南、沿海地區的出口總額xp的系數b與常變量a的t檢驗值分別為：132.703 3，34.638 6；109.047 3，53.868 06；44.388 76，28.010 3；94.448 55，43.956 97均大于2，顯然通過了檢驗，并且其概率檢驗水平Prob的數值極小，被軟件忽略，這也正說明了模型通過了檢驗，說明蘇北、蘇中、蘇南、沿海地區的出口貿易總額xp對GDP的影響是顯著的。

我們還可以清晰看出：蘇北、蘇中、蘇南、沿海地區的出口貿易總額xp與GDP的回歸系數R-squared分別為：0.994 2，0.997 593，0.991 157，0.996 39數值均接近了1，說明出口貿易總額xp與GDP之間存在著高度的對數線性關系。

從蘇北、蘇中、蘇南、沿海地區的出口總額xp的系數b的數值：0.505 409，0.612 801，0.537 94，0.606 361可以看出蘇北、蘇中、蘇南、沿海地區的進出口總額exp對GDP的貢獻率為50.5%、61.3%、53.8%，60.6%即蘇北、蘇中、蘇南、沿海地區的進出口總額exp變化1個單位，對應的GDP變化0.481、0.672、0.548，0.606個單位。可以看出蘇北出口貿易總額xp對GDP的貢獻率最低，蘇中出口貿易總額xp對GDP的貢獻率最高，蘇南、沿海地區的出口貿易總額xp對GDP的貢獻率居中。

（三）IM對GDP貢獻變量分析

為了很好的研究蘇北、蘇中、蘇南、沿海地區的進口貿易額IM對GDP的貢獻率，筆者選取了2000-2008年蘇北、蘇中、蘇南、沿海地區的進口貿易額xp及GDP的截面數據（如表2），通過回歸分析來驗證進口貿易對GDP的確有相當的貢獻，并通過比較蘇北、蘇中、蘇南、沿海地區的最終分析結果比較得出四者的區域差異對貢獻率有一定的影響。

本研究以進口貿易額IM為解釋變量X，以GDP作為被解釋變量Y。為了消除異方差的影響，更好地揭示進口貿易與GDP之間的關系，筆者對進口貿易額IM和GDP數據區對數。最終按照對數回歸模型表達式：Lnyt=a+bLnxt+et，利用Eviews3.1軟件最終得到四個區域的回歸結果（因篇幅所限，回歸結果略去）。

根據分析結果可以看出：蘇北、蘇中、蘇南、沿海地區的進口貿易額IM的系數b與常變量a的t檢驗值分別為：71.603 41，12.423 26；25.049 55，14.836 19；19.255 65，12.271 93；36.429 76，13.266 17均大于2，顯然通過了檢驗，并且其概率檢驗水平Prob的數值極小，被軟件忽略，這也正說明了模型通過了檢驗，說明蘇北、蘇中、蘇南、沿海地區的進口貿易額IM對GDP的影響是顯著的。我們還可以清晰看出：蘇北、蘇中、蘇南、沿海地區的進口貿易額IM與GDP的回歸系數R-squared分別為：0.956 613，0.969 178，0.9555 84，0.961 747數值均接近了1，說明進口貿易額IM與GDP之間存在著高度的對數線性關系。

從的蘇北、蘇中、蘇南、沿海地區的進口貿易額IM的系數b的數值：0.423 075，0.827 012，0.556 304，0.601 365可以看出蘇北、蘇中、蘇南、沿海地區的進口貿易額IM對GDP的貢獻率為42.3%、82.7%、55.6%，60.1%即蘇北、蘇中、蘇南、沿海地區的進口貿易額IM變化1個單位，對應的GDP變化0.423、0.827、0.556，0.601個單位。可以看出，蘇北進口貿易額IM對GDP的貢獻率最低，蘇中進口貿易額IM對GDP的貢獻率最高，蘇南、沿海地區的進口貿易額IM對GDP的貢獻率居中，且沿海地區略高于蘇南地區。

以進、出口貿易為解釋變量和GDP總量為被解釋變量，建立GDP總量對進、出口貿易的廣義差分回歸模型，能揭示GDP總量變動與出口貿易增長之間的互動關系。由以上數據總體上可以看出，從蘇北等地的進口、出口和GDP關系看，對GDP都有促進作用但大小是不一樣的。無論出口、進口或者進出口對GDP促進作用， 蘇中、蘇南、沿海地區都較大，而蘇北最低。蘇中出口貿易總額、進口貿易總額以及進出口貿易總額對GDP的貢獻率最高，蘇南、沿海地區居中，且沿海地區略高于蘇南地區。

三、變量解釋的綜合分析

本研究所揭示的出口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內在依存關系的數量反映，表征了無論出口、進口或者進出口對GDP促進作用，相比較蘇中、蘇南等地，蘇北都是最低的。然而，對蘇北進出口貿易構成約束因素卻是多方面的，而在進出口貿易多重制約的因素中，其中任一種因果關系都不是獨立的。如果體系內部各要素是處在非均質狀態并在條件和界域相對清晰情況下，各種因果關系是可以相互分離的話，那么，各種因素會以各自相對獨立的方式和以不同的力度影響著整個進出口貿易發展。本研究按這一思路，結合以上數據給與的變量解釋，綜合分析多重約束下的蘇北進出口貿易的發展。

（一）制度建設方面的約束

制度建設的落后、制度的缺失以及制度變革的時滯性、制度影響的根植性、制度的慣性會使蘇北進出口貿易的發展面臨著嚴重的計劃經濟體制殘余約束、產權制度約束、投融資體制約束以及制度環境約束。在蘇北一些領域，法律、法規體系缺乏透明度，明顯存在人治的特征；市場體系發育遲緩，市場調節機制的作用發揮不出來；政府的決策方式落后、決策過程滯后且不透明；地方保護主義盛行，行政壟斷、行業壟斷突出；社會經濟運行成本高、效率低。這些在經濟運行中則表現為產權結構體系的失衡、諾斯悖論的廣泛存在、交易規則混亂、技術創新機制喪失等，其最終導致蘇北進出口貿易的發展步伐緩慢。而蘇南等發達區域在主體行為約束、政府政策制定和市場機制運行等方面具有明顯優勢，保障了進出口貿易的有序發展。蘇北投資環境也亟待改善。一些領域與開放戰略配套的具體措施尚不完善；一些地方的政務管理欠缺公開、透明、規范的特征，政府部門服務意識不強，項目審批環節多，辦事效率低、成本高，影響招商引資的形象。同時，蘇北位于長三角經濟帶和環渤海經濟帶的中間，距離長江三角洲核心區上海、蘇南地區較遠。這種遠離經濟核心區的位置，使其經濟發展缺乏強有力的外力推動。和蘇南相比，蘇北在對外開放的政策環境上不具有明顯的優勢，對外開放的區域優惠政策缺乏。在蘇北周邊地區，河南、安徽享受國家中西部地區稅收優惠政策，這也是蘇北所不能比擬的。這種政策環境的落差，不是蘇北也不是江蘇省所能夠解決的，是國家基于宏觀層面的戰略考量。這種政策環境的落差，決定了蘇北在開放型經濟發展中，不能夠和別的地區拼對外開放的優惠政策，蘇北地區能夠給的政策也拼不過那些國家戰略傾斜的地區。這就使得蘇北地區在吸引外資、對外貿易、產業發展等方面，起步明顯地滯后于沿海其他地區。僅從徐州周邊地區看，河南、安徽作為享受中西部地區稅收優惠政策，而徐州的經濟只相當于這兩個省份的中等水平，卻不能享受其優惠政策。徐州和省內外及周邊地區明顯在不同的起跑線上競爭。為此，許多外商投資企業不愿意繼續追加投資或在發展后向國家政策扶持區域遷移。

（二）貿易條件方面的約束

一是產業基礎薄弱。蘇北處在黃海之濱，與日本、韓國隔海相望。從空間距離看，參與國際產業分工和接受國際資金、技術、信息等輻射和轉移的優勢明顯。但在發展日韓貿易、吸引日韓投資上，蘇北成為華東沿海地區最為薄弱的一個環節。蘇北臨近的山東吸引韓國投資占中國總量的51％，企業更是達到了近2萬家。從近期日韓對華投資的趨勢看，南下是一股潮流，但南下跳過了蘇北地區。從總體上看，蘇北地區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但產業基礎較薄弱，綜合成本并不比其他地區更具吸引力；長期以來，蘇北地區產業發展停滯，更不要說形成具備一定規模的產業集聚和產業鏈條，企業生產配套的成本居高不下，很難與日本、韓國的資本要求相匹配。

二是平均國民收入水平低，消費能力弱，投資需求與供給低水平均衡。蘇北地區由于生產力發展的相對落后狀態，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從市場里所能分享到的國民經濟增長與發展利益比例低，影響到區域從業人員的收入水平和區域性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

三是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能力弱，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造成蘇北地區區域經濟低水平供需均衡與低水平惡性循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區域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能力弱，要素組合的生產力系統運行的技術層次和效率不高，資源配置優化機制不健全。

四是勞動者平均受教育程度相對較低，勞動生產率不高。由于財政支出有限政府和民間用于教育和科學研究開發費用有限，社會成員平均接受教育的年限低，平均勞動技能不高，直接影響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相比較而言，蘇北地區自然資源、勞動資源與技術開發能力配置水平都較低，勞動生產率低下。

五是相對落后的傳統經濟部門比例相對較高，呈現二元經濟結構。一些具有較強市場競爭能力的現代化工業部門和高新技術產業部門比例較低，傳統的初級產品加工部門比例高，產業結合不緊密，產業關聯程度不高，對整個區域經濟的帶動效果不明顯。

（三）商品結構和方式方面的約束

改革開放以來，蘇北的對外貿易和經濟增長取得了較大的成就，但不同的對外貿易商品結構和方式對蘇北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不同的。本研究的結果已表明:蘇北的進口貿易、出口貿易都與經濟增長呈正相關關系，但進口貿易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更大，而且進口還是推動蘇北出口的重要原因；蘇北出口貿易總額已由1999年的3.8億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82.6億美元，但總起來看其對GDP的貢獻率還較低，這再次提示我們要注重進口的作用。傳統經濟學理論認為，凈出口增加，意味著有效需求增加，會促進經濟增長；反之則對GDP的增長形成負拉動。而從實踐的角度來看，這一理論并沒有揭示進口在經濟運行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因此也難以正確反映消費、投資、出口和進口之間的內部聯系。由于資源稟賦的不同和科技水平的落后，蘇北投入品進口和先進技術裝備都是國內產品無法替代的，且由于進口的許多產品用于加工貿易，這些進口的機器設備形成了有效的生產能力，反而會增加對國內配套產品的需求。因此，進口不僅可以滿足消費者多樣化的需要，而且有利于彌補國內資源不足，促進生產和投資，是國內生產得以進行的必要條件，對經濟增長具有正向拉動作用。

和蘇北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蘇北一般貿易和加工貿易都與經濟增長呈正相關關系，一般貿易出口增長顯著促進經濟增長，一般貿易進口增長則對經濟增長促進不顯著；而加工貿易進出口的增長，其貢獻度低于一般貿易出口。蘇北由于一般貿易基礎薄弱，出口額絕對基數小，盡管增速較快，但到目前為止依舊趕不上全省的平均水平，且一般貿易所占份額基本表現為下降趨勢。而在加工貿易方面，由于蘇北勞動力成本優勢，近幾年加工貿易發展較快，且加工貿易出口額大幅上升，目前加工貿易已占據對外貿易的一半多。而加工增值是加工貿易的一項重要特征，加工貿易增值率的高低直接影響國內企業效益。蘇北企業加工產品大多數都屬于加工程度低，技術含量不高的一般性工業制成品，由于只是進行簡單的加工，產品加工增值有限，且半成品結轉較多，因此加工貿易增值率低。從國際產業分工趨勢來看，加工貿易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依然應作為蘇北對外貿易的重要方式，但應大力推動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賦予加工貿易以新的內涵，盡快提高蘇北在國際分工價值鏈中的地位，在加工貿易的發展中提升蘇北對外貿易的發展水平。

（四）貿易主體結構方面的約束

隨著外貿經營權改革的深入，蘇北外貿主體的結構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形成了國有、民營和外資企業三足鼎立的局面。 “十一五”以來，蘇北民營企業對外貿易以年均倍增的速度擴張，實現“兩個快于、三個臺階、翻了四番”。即發展速度快于全省民營企業對外貿易水平，快于蘇北地區對外貿易平均水平；民營企業對外貿易規模擴大25.8倍，出口年均增長123%，增速是蘇北地區平均出口水平的4.4倍，目前已超過蘇北地區出口總額的1/3，占全省民營企業出口總額近1/10。總的來說國有企業的出口所占比重逐年減少，民營企業的出口額所占比重逐年上升，但仍處于起步階段，落后于蘇南、蘇中民營經濟國際化發展。一方面，蘇北整體經濟實力不強，民營企業國際競爭力較弱；另一方面，蘇北綜合環境尚待改善，國家宏觀政策調整也給蘇北民營經濟國際化發展帶來一定的壓力。一是環境制約壓力。宏觀環境趨緊，國家大力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由規模數量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并陸續出臺一系列導向性財政、金融和環境政策，對剛剛起步的蘇北民營企業國際化提出更高發展要求；“兩高一資”產品出口限制、加工貿易禁止和限制范圍擴大、出口退稅政策調整，對正處于貿易帶動為主、資源加工為主、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的蘇北民營企業國際化進程產生較大影響；與蘇南、蘇中地區相比，蘇北缺乏大城市和國際性大口岸為依托，功能性基礎設施建設遠不如蘇南、蘇中地區，民營企業開展國際化經營的綜合交易成本相對較高，對外吸引力不強。二是要素制約壓力。國家從嚴審批土地，提高用地門檻，蘇北地區土地獲取成本提高；蘇北民營企業普遍信用等級不高、融資渠道較窄；蘇北民營企業缺乏具有創新能力和國際經貿知識的國際化經營人才；要素市場不發達，蘇北生產資料交換、資本融通、人才流動等要素市場發展相對落后。三是能力制約壓力。目前，蘇北大多數民營企業未建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企業制度，未形成科學的公司治理結構，多數為家族制管理，組織結構小、散、亂，聚合資源能力弱；一些地區相關政府部門服務民營國際化的意識和能力均有待提高；行業商協會發展緩慢，在制定行業標準、提供信息和認證服務、加強國際經貿實務和人才培訓等方面，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五）認識偏差方面的約束

長期以來，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受到人們的普遍接受和認可，而進口的作用卻往往受人懷疑，因為現有的國民收入核算恒等式和貿易乘數理論容易誤導人們對進口在經濟增長中作用的理解，特別是進口對經濟增長的動態貢獻。尤其是在當前國內外經濟環境急劇變化的背景下，應當適度擴大進口，優化進口結構，實施對外貿易的基本平衡戰略。對外貿易平衡戰略的意義在于通過理順進、出口的關系、內需和外需的關系，服務于經濟健康發展。盡管目前經濟環境，促使我們意識到保持外貿出口穩定增長的重要性，但要保外貿出口穩定增長，必須要適度擴大進口，充分發揮進口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通過回歸分析可以看出，雖然凈出口對經濟增長有正的相關性效應，但是凈出口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指數與進口和出口相比相對較弱，而出口和進口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很強，也就是說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應該是進出口總額。進出口總額對經濟增長具有正而強的相關性；從總需求的角度看待GDP的構成，可以看到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對外貿易進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表現在，進口能夠補充國內不足產能，提高自身生產技術水平，優化生產結構。因而，集約型的對外貿易方式出口和進口都應該表現出對經濟增長的顯著推動作用。但在前述的對蘇北經濟增長與進出口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中，只有出口增長表現出了對經濟增長的顯著促進作用，而僅能從出口額和總額增長對GDP增長的經驗關系比較中，隱約發現進口增長對GDP增長的正向作用。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level of the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in northern Jiangsu in China

JIANG Zhao-xia 1，BieziluguowaТ.Л2，JIANG Su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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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展跨境人民幣業務的重要意義

（一）為企業的貿易和投資提供便利

首先，減少進出口企業的匯率風險。我國進出口貿易常以美元、歐元計價結算，企業以外幣結算要承擔匯率風險，而人民幣用于跨境貿易結算，有效緩解由于持有美元等外幣而導致的貨幣錯配，大大降低企業的匯率風險。其次，降低進出口企業的經營成本。企業可節省兩次匯兌所引起的部分匯兌成本。我國外匯管理規定，出口收匯須結匯，進口付匯須購匯，對銀行賣出和買進外匯必然產生匯兌成本，而以人民幣結算，將避免此成本的產生。例如，目前小型外貿企業的兌換成本平均2％，假設某企業每年的貿易結算量為1000萬美元，使用人民幣結算，就可節約兌換成本20萬美元。另外，企業對沖匯率風險而開展的外幣衍生品交易的有關費用也可以節省下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不納入核銷管理，出口仍可享受出口貨物退（免）稅政策，企業可根據實際業務需要將出口收入的人民幣貨款存放境外，使用人民幣結算后，相應的資金不用進入待核查賬戶，對進出口預付、預收貨款占總貨款的比例無上限限制，較之外幣結算出口收匯，采用人民幣結算后，資金到賬周期明顯縮短。再次，有助于企業“走出去”。隨著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的開展，人民幣將為更多的境外投資者所接受和使用，上海企業以人民幣資金“走出去”對外投資的機會大大增加，更好地推進我國企業的國際化和全球化。

（二）為金融機構帶來新業務，推動金融市場創新

首先，跨境人民幣業務的開展，能夠為商業銀行創造新的市場空間，帶動銀行的清算、融資和理財等業務的發展。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中資銀行可通過為外資銀行開設人民幣賬戶收取賬戶費，為外資銀行提供人民幣獲得匯兌收益，還可以經營境外企業的人民幣理財業務，收取中間業務收益。長遠來看，中資銀行還可以發展人民幣貸款、項目融資；境外機構的境內投資，包括債券投資和結算、境外債券籌資等獲取投行和結算業務收益。其次，跨境人民幣業務的開展，將會促進我國金融市場體系的對外開放和不斷發展。跨境人民幣業務的發展，要求我國為境外投資者提供境內的投融資渠道。一方面，我國需要增加境外投資者的人民幣投資渠道，境內的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都將擴大對境外投資者的開放程度，包括境外人民幣債券的發行、人民幣QFII制度、境外人民幣基金，從而提高我國金融市場的廣度、深度和開放度。另一方面，我國需要為境外投資者提供境內人民幣融資渠道。隨著境外投資者對人民幣需求的提高，產生了人民幣融資的需求，要求境內提供人民幣融資途徑。從長期來看，我國將逐步允許境外投資者參與銀行間市場（同業拆借、債券市場和外匯市場），到境內債券市場發行債券；股票市場也將為境外投資者開辟融資渠道，如“國際板”等。隨著人民幣雙向跨境流動漸成常態，通過吸引更多的境外市場參與者，我國金融市場的國際化程度將逐步提高，包括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外匯市場、金融衍生品市場等都將在參與主體、業務品種和交易制度等方面得到發展。

（三）促進我國國際金融中心建設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是以本幣的業務和市場為基礎的，跨境人民幣業務的發展，無論是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還是跨境人民幣投融資業務都將大力促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首先，上海將有望成為人民幣國際清算中心。上海建有全國最先進的跨境支付清算體系，匯聚了大量境內外金融機構，尤其是外資銀行分支機構在中國的最主要聚集地，具有開展跨境人民幣清算的天然市場條件。其次，上海最可能成為人民幣金融交易中心。在跨境人民幣業務開展過程中，會派生出很多涉及非居民的結算、融資、投資等新業務，需要境內外銀行間加強合作進行創新，培育跨境人民幣業務的新增長點。這些跨境人民幣業務的開展可以促進銀行業的國際化，有力地促進上海人民幣投融資中心建設。同時，境外人民幣債權將越來越多，這將會促使我國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推進人民幣產品的國際化。境外的企業或者政府機構將通過在岸金融市場或離岸金融市場渠道開展人民幣的投融資活動，境外居民對人民幣產品的投資需求將促進上海金融市場的人民幣金融產品創新、人民幣資產國際交易市場發展，有助于加快人民幣金融產品的創新、交易和定價中心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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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低碳經濟為國際貿易結構性變革提供了一個契機。低碳經濟發展為國際市場開放提供了相當大的推動力、但是由于大國的主導作用隨之帶來的新的關稅壁壘使得削減貿易與投資壁壘，重構新一輪國際貿易規則有所影響；同時在多邊貿易談判中呈現出發達國家主導的諸邊化特征，全球貿易規則制定權重歸美歐掌控，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面臨巨大壓力和嚴峻挑戰。本文通過對低碳經濟發展以及國際貿易規則變化的分析，探究了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格局下，以實現低耗能、低碳排放產品生產狀態，同時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為出發點的“低碳經濟”，在國際貿易新規則重構的關鍵時期對國際貿易規則的影響的問題。

一、低碳經濟概述

“低碳經濟”的概念最早是在英國《我們未來的能源一一創建低碳經濟》的白皮書中出現的。低碳經濟是在全球氣候變化背景下產生的，最初低碳經濟的提出是出于能源安全和氣候變化的威脅的考慮。后來英國提出呼吁全球向低碳經濟轉型，低碳經濟概念引發了各國以低碳發展應對氣候變化的信心和興趣，各國各級政府提出了無數的低碳舉措。

低碳經濟是指一種經濟發展形態，在可持續發展理念指導下，實現盡可能地減少高碳能源消耗，減少高碳氣體排放，達到經濟社會發展的目的的同時兼顧生態環境保護，主要手段是產業轉型、新能源開發、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等。然而對于低碳經濟究竟是一種經濟形態還是發展狀態，在低碳經濟發展過程中還沒有出現較為明確的定義。“低碳排放”和“階段性特征”是低碳經濟的核心特征。從低碳經濟的實質來看，低碳經濟的發展要求強調耗能低、污染低、排放低和較高的效率效益，以最少污染排放獲得整個社會最大產出的“綠色經濟”，那么由此可以看出實現低碳發展的前提條件是經濟增長。發達國家的低碳經濟發展目標應該是絕對的低碳發展；而發展中國家則著眼于首先實現相對的低碳發展。宏觀上來看實現低碳經濟，就是在可持續發展狀態下首先實現低碳，降低高含碳氣體排放，其次逐步實現經濟的更穩步的發展，阻斷經濟增長與溫室氣體的聯系。也就是說實現低碳經濟是為了實現公約的最終目標一一“把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穩定在防止氣候系統受到威脅的人為干擾的水平上”，是要尋求長期的全球范圍共同的可持續發展。

二、低碳經濟發展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

低碳經濟對高碳排放和低碳排放的進出口商品結構會有一定的影響。

低碳經濟，實施碳排放治理的政策措施，一方面會迫使生產高耗能、高碳排放型產品的企業承擔其造成的負外部成本，使負外部成本內部化，從而削弱其低價競爭優勢。另外，低碳減排規制的強制實施還會促使該類企業主動淘汰高碳排放的原材料和生產技術設備，甚至縮小像水泥、粗鋼等高耗能、高碳排放的重化工型產品的生產規模，從而使得這些產品的進出口規模逐步下降。另一方面，相對清潔的低碳排放的出口商品在對外貿易結構中的幣種將呈現穩步上升的態勢。低碳排放的企業在獲得政策優勢的同時將增強自主創新的科研力度，并引進先進的節能減排治理技術，采用技術改造升級等手段，增強商品的低碳競爭力。由此，低碳經濟的快速發展將會影響到各國的進出口貿易結構一一更多的資源、能源或者勞動密集型的進出口產品貿易將會被更加先進，更加現代的資本密集型或者技術密集型的進出口商品所替代，從而改變了各國進出口貿易商品結構。

低碳經濟發展對各國進出口規模和各國出口競爭力有一定影響。

在全球實行低碳經濟發展的情況下，不少國家相繼出臺國際貿易相關政策。例如歐盟國家和美國所出臺的“碳關稅”的碳排放交易商品關稅政策。碳關稅就是指國家或地區對高耗能產品進口征收的二氧化碳排放特別關稅。課稅范圍主要是一國，沒有承擔《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的污染物減排標準的國家，出口到其他國家的高耗能產品。如，鋁、鋼鐵、水泥和一些化工產品。

“碳關稅”作為貿易主體國家借“環境保護”的名義削弱競爭對手的競爭力，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所推行的稅種，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各國進出口狀況。一方面，實施“碳關稅”間接增加了高耗能高碳排放的出口產品的成本，在短時間內會縮小此類商品的出口規模，長期來看就會迫使該類企業進行技術設備或者是材料的改進，并且由于成本一定程度上增加會抬高價格，對貿易強國來說就會實現出口產品“優質優價”的貿易發展模式，也就是說低碳相關技術進步造成的價格抬高所帶來的本國出口貿易規模的下降并不會使出口企業的利益受損，反而會提升其獲利能力，甚至會推動出口貿易規模實現低碳條件下的新的規模擴張。對貿易弱國來說則不盡然。另一方面，由于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比較緩慢，“碳關稅”對出口國施加的壓力使得出口國的國際競爭力降低。但從長期來看，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以及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優化等則會對出口貿易的國際競爭力產生積極的影響。

三、國際貿易規則

所謂國際貿易規則也就是在國際范圍內約束不同的國際貿易行為主體（包括國家、國際組織、企業或個人）活動的規范。在國際貿易規則的形成中存在著結構性權力，結構性權力指“形成和決定全球各種政治經濟機構的權力”，世界各國及其政治機構、經濟企業、科學家和專業人員都不得不在這個結構里活動。結構性權力充分體現了貿易體系中強國權力的影響力，由此看來貿易規則反映的是最強大國家的利益和討價還價的力量。

國際貿易規則在不同的國際關系格局中會呈現不同的形式。一種情況是在國際經濟格局當中霸權國家（國際貿易強國）要提供相應的包括貿易規則在內的國際機制用以維持國際體系的穩定，形成霸權國家在國際貿易等方面對這些遵從統一國際機制的國家形成絕對優勢控制，或者是說霸權統治。霸權國家提供的國際規則重點在于體系中居支配地位的國家或集團的價值或利益。霸權國家出于維護國家自身利益和通過國際規則的制定來控制其他國家，獲取財富和利益的目的，愿意提供這種作為公共產品的國際規則；另一種情況是發達國家間能夠通過合作建立規則，由雙方或多方共同承擔規則制定的成本，并且從規則中獲得收益；另外，國際組織作為國際規則的重要生產者和執行者，有完全正當的責任義務提供國際貿易規則。

貿易規則的變化并非是在貿易國聯合組成的國際組織中各貿易國之間通過協商所形成的一種制度安排變化。從本質上講，貿易規則的變化其實是最強大國家的利益和討價還價力量較量的結果。就拿世界貿易組織本來舉例，在WTO的前身關貿總協定（GATT）主持的每次多邊貿易談判中，一般相關問題的談判會由美、歐、日等一些發達國家之間一般都會就相關問題主導先進行內部談判達成共識，然后再提交進行全面的集體討論，迫使發展中國家遵從。再拿“碳關稅”的例子來說，推行“碳關稅”的那些因為掌握著先進能源技術已經形成相對較完備的低耗能、低碳排放的產品貿易市場的西方發達國家，通過各種合作機制就低碳能源技術的開發利用以及溫室氣體減排而開展合作，并就能源效率及其行業標準達成共識，由此在其內部形成相對完整的低碳經濟體系，也就是說發達國家聯合推出像“碳關稅”這樣的國際貿易保護政策，將主要國家和經濟體聯系起來，再進一步將有利于該體系的貿易政策框架延伸到其他國家，打壓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從而對今后的國際貿易規則產生重大影響。

四、低碳經濟對國際貿易規則的影響

（一）國際貿易新格局形成，發展中國家面臨巨大挑戰

發展低碳經濟，實現低耗減排高效，其最首要的基礎和保障就是先進的生產技術和設備，那么發達國家或貿易強國就有充分的優勢盡早穩健的實現技術的完善和低碳經濟的實現，更進一步實現其在國際貿易當中的主導地位。

首先，處于主導地位的發達國家使得國際貿易規則制定的領域不斷拓展，“碳關稅”等新的貿易壁壘將應運而生。像美國和歐洲的一些國家，目前已經開始把碳排放管制與貿易和投資相關聯，進行有關“碳關稅”的立法活動，以碳減排名義新設貿易壁壘，把貿易與低碳相掛鉤對發展中國家或者生產技術相對落后的國家進行道德綁架，征收高耗能、高碳排放的出口商品的關稅。一方面將此成為發達國家獲取收益的一種手段，另一方面保護本國或本地區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其次，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可能會以低碳經濟為借口，減少對自由貿易的供給，從非歧視原則和無條件互惠原則上退縮，以這種投機的方式贏取暴利。

另外，發達國家加快把環境與貿易相掛鉤的步伐，環境保護將成為國際貿易規則框架的主導。

（二）促進國際專業化分工，增強資源配置效率

在國際商品貿易格局方面，一些傳統能源和資源型商品在國際貿易中所占的比例逐步下降，而新能源和新材料的比重將呈現出一個上升的態勢。在生產消費過程中，高碳產品將逐步減少甚至消失，低碳商品則不斷增加和更新。另外，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技術差異催生并促進了國際技術貿易與技術轉讓，并在該國際貿易領域中存在著競爭與合作的態勢。

（三）國際服務貿易的內涵拓寬

低碳經濟發展模式下，出現了一個金融概念：碳金融。“碳金融”的興起源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這兩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氣候政策的變化。碳金融也就是碳融資和碳物質的買賣的低碳經濟投融資活動，用于服務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等項目和技術的碳權交易、銀行貸款和直接投融資等金融活動。

篇9

廣義的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是指不同國家、地區或經濟體之間通過雙邊或多邊協定，成員方降低關稅與非關稅貿易壁壘，形成的自由貿易區域，以推動貨物貿易自由化和服務貿易自由化，且成員方之間的互惠力度通常要高于WTO 最惠國待遇，如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北美自由貿易區。狹義的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Zone）是指在一國或地區內，劃出特定區域，該區域享受境內關外待遇，通常實行較為寬松的海關監管政策和較為優惠的產業支持政策，如海關保稅監管、進出口快速通關、產業負面清單制度、企業注冊流程簡化、稅收優惠、投資便利等，如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于2013年9月29日正式掛牌，是中國大陸第一個自由貿易試驗區。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下文簡稱福建自貿區）于2015年4月21日掛牌成立。與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同期掛牌成立的還有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

根據國務院的《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下文簡稱福建自貿區總體方案），福建自貿區地理范圍11804平方公里，包括福州片區、平潭片區、廈門片區，其中：福州片區重點建設先進制造業基地、兩岸服務貿易與金融創新合作示范區；平潭片區重點建設兩岸共同家園和國際旅游島；廈門片區重點建設兩岸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合作示范區、東南國際航運中心、兩岸區域性金融服務中心和兩岸貿易中心。

自由貿易區的核心內涵是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的自由化，以及資金流動的自由化。目前中國大陸的自由貿易試驗區實行“一線放開，二線管住”的特殊海關監管制度。“一線放開”是指自貿試驗區與境外實現貿易自由化，海關監管相對寬松、減免相關稅費，并鼓勵在區內創辦新興產業、鼓勵在政策制度上先行先試。“二線管住”是指針對自貿試驗區與國內非自貿區之間的貨物流動與要素流動，實行相對嚴格的海關監管、金融監管等政策措施。

二、閩臺經貿發展給商業銀行帶來的機遇

（一）閩臺經貿發展概況

2008 年之后，兩岸邁入和平發展的新階段，2010年《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 協議）的簽署，進一步推動了兩岸經貿合作與發展。2008年兩岸的進出口貿易總額為1292億美元，2014年增至1982億美元，較2008年增長53%，年均增長9%。其中，中國大陸自臺灣進口迅速增長，2008年為1033億美元，2014年增至1520億美元，進口額常年是出口額的3―4倍，大陸對臺貿易逆差由2008年的774億美元增至2014年的1057億美元（見圖1）。同期，兩岸的投資合作也穩步增長，中國大陸實際利用來自臺灣的外商直接投資（FDI）由2008年的1899億美元增至2014年的2018億美元（見圖2）。

隨著兩岸經貿合作的深化，閩臺貿易也有了長足的發展（見表1），2010-2014年福建省與臺灣之間的進出口總額由488億美元增至12435億美元，其中：出口額由079億美元增至3821億美元，進口額由409億美元增至8614億美元，福建對臺貿易總體呈現逆差。從所占比重來看，福建對臺灣進出口額占福建進出口總額的比重較低，2014年為701%；福建對臺灣進出口額占中國大陸對臺灣進出口總額的比重也不高，2014年為627%，說明閩臺之間的地理臨近優勢在兩岸經貿合作中并未充分顯現。

目前，福建已建成六個臺商投資區，涵蓋紡織鞋服、食品加工、電子制造、石油化工等行業。2010年6月，國務院批準廈門經濟特區建立兩岸區域性金融服務中心，發展兩岸跨境人民幣結算業務，并引進臺灣有關交易制度，推動兩岸金融合作。與此同時，廈門已成為臺灣商品分銷大陸的重要中轉地，并計劃建設兩岸冷鏈物流產業合作中心。

（二）商業銀行面臨的機遇

1貨物貿易自由化帶來的機遇

福建自貿區將積極推進閩臺通關合作機制，包括：在貨物通關、進出口貿易統計、原產地證明、檢驗檢疫方面的合作，逐步實現閩臺海關的信息互換、監管互認；對臺灣運往自貿區的農產品、水產品試行快速檢驗檢疫；優化部分從臺灣進口的保健食品、醫療器械和化妝品的審批程序；自貿區還將建設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實施無紙化通關和企業自主報稅。

對于商業銀行而言，配套政府部門的“單一窗口”建設，可以拓展的業務包括：電子化支付結算（例如：企業網上銀行、企業手機銀行）、資金歸集、企業電子化匯款、企業結售匯、電子化監管申報、電子化單證處理、進出口貿易融資等。

2新型貿易方式帶來的機遇

福建自貿區總體方案鼓勵自貿區企業嘗試新型貿易方式，包括：建設大宗商品交易平臺，發展大宗商品國際貿易；開展期貨保稅交割業務；積極發展動漫產業、信息產業、供應鏈管理、飛機維修等新興服務業。此外，自貿區還支持汽車平行進口和跨境電子商務，并努力完善配套跨境電商的海關監管制度、檢驗檢疫制度、稅收制度和物流系統。

對于商業銀行而言，配套上述新型貿易方式，可以拓展的業務包括：大宗商品衍生交易、交易所會員之間的資金清算、配套飛機租賃的融資服務、供應鏈融資、倉單質押融資、國際保理、配套跨境電商的支付結算等。

3服務貿易自由化帶來的機遇

根據福建自貿區總體方案，自貿區將在運輸、通信、醫療、旅游等行業繼續擴大對臺開放。該方案允許來自臺灣的服務提供者在自貿區設立合資或獨資企業，開辦通信類業務、旅游類業務、船舶管理和海員外派業務、建筑和工程技術類業務。該方案還鼓勵來自臺灣的會計師、高級管理人員、專家技術人員、醫療人員在自貿區內執業。

對于商業銀行而言，針對服務貿易自由化特別是自然人流動，可以拓展的業務包括：個人電子支付結算（例如：個人網上銀行、個人手機銀行、配套微信支付、配套支付寶、配套APPLE PAY等互聯網支付和移動支付業務）、個人跨境匯款、個人結售匯、工資等。

4承接臺灣先進產業帶來的機遇

福建自貿區總體方案支持來自臺灣的先進制造業、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在自貿區內集聚發展，同時鼓勵區內的知名企業赴臺灣投資，推動兩岸產業鏈融合發展。福建自貿區可在高新技術產業（如電子信息產業、新能源產業）、服務業（如物流業、金融業、文化創意產業）、海洋產業（如海產品加工、海洋生物研究）、現代農業、旅游業等方面與臺灣自由經濟示范區對接，承接臺灣的產業轉移。

對于商業銀行而言，可以拓展的業務包括：基礎設施建設融資、產業鏈融資、投資銀行業務。

三、自貿區金融制度創新對商業銀行的影響

（一）賬戶管理體系創新的影響

福建自貿區總體方案要求在自貿區內執業的商業銀行建立與自貿區相適應的賬戶管理體系，并不斷優化人民幣涉外賬戶的管理機制，有效促進跨境貿易和企業投融資的結算便利。

上海自貿區在商業銀行賬戶方面的設計理念是“分賬管理、離岸自由、雙向互通、有限滲透”。具體而言，在商業銀行開立的自由貿易賬戶可以辦理企業經常項下和直接投資項下的跨境資金結算，不能辦理企業證券投資以及個人跨境投資等資本項目下的跨境業務，也不能辦理現金業務。

福建自貿區將效仿上海自貿區的商業銀行賬戶設計理念，讓區內資金實現一定程度的離岸自由，對區內與境內區外之間的資金流動進行嚴格監管，這對商業銀行的賬戶系統和賬戶監管水平提出了新的挑戰。

（二）外匯管理制度改革的影響

外匯管理制度改革是一系列促進外幣資金自由流動的政策舉措，是促進自貿區內貿易投資便利化的一項金融配套政策。根據國家這一政策，福建自貿區總體方案允許區內的商業銀行在一定限額內試行資本項目可兌換，并從境外借入本外幣資金。自貿區內的商業銀行還可以為客戶辦理跨境支付業務、新臺幣兌換業務，為FDI項下的外匯資本金辦理意愿結匯業務，為跨國公司辦理本外幣資金集中運營業務。這一政策措施的實行對商業銀行而言，機遇大于挑戰，商業銀行可以在更大的業務范圍內從事本外幣資金跨境運營以及外幣匯兌業務，同時也對銀行的國際業務水平、海外分支機構網絡、跨境支付結算系統、資本項下的業務經營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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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國際貿易、經濟發展三者的關系

金融、國際貿易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之間具有密切的關系。首先，金融的發展可以調節社會的資金配置，從而達到帕累托最優，實現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其次，國際貿易則通過比較優勢在世界范圍內調整稀缺資源，從而產生更多的生產者剩余和消費者剩余，對本國經濟乃至福利狀況產生影響。此外，金融發展和國際貿易之間也是息息相關的，甚至共同作用與一國經濟的發展。Beck（2002）和Riyanto（2004）分別從企業和行業方面對外源融資與出口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進一步說明了金融的發展對國際貿易的促進作用。Blackburn和Hung（1998）以及Aizenman（2003）則從國際貿易對金融發展的影響出發進行了相關研究。近年來，關于金融與國際貿易的研究仍然在不斷深化。蘇建平（2013）以福建省為例，研究金融發展對地區進出口貿易發展的影響，得出結論：金融發展與進出口貿易之間有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其中金融深化更加有利于出口貿易的發展，而金融效率的提升對進口貿易的推動效應更明顯。沈能（2006）認為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在長期中存在均衡關系，無論從長期還是短期上看，我國金融規模與國際貿易正相關，且兩者之間具有雙向因果關系。通過金融與國際貿易的正向因果關系，共同作用于我國經濟的發展。

三、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相互作用的機制

1.金融發展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機制

金融主要通過比較優勢、投資組合、匯率和金融生態的等各種傳播途徑來影響國際貿易的方向、規模、結構乃至貿易程度（見圖1）。

首先，根據要素稟賦理論和比較優勢理論，大量資金會流向國際上要素豐裕的國家，這些外源融資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其產品的生產，進而此國就具有一定的規模經濟，具有這種規模經濟的行業在國際市場就因為物美價廉而獲得了比較優勢，進而隨著本國出口量的增加，國際貿易順差就產生。隨著貿易伙伴國不斷的增加，其貿易規模、貿易方向乃至貿易結構都會隨著這種比較優勢發生改變。

其次，隨著全球一體化的發展，經濟體之間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日趨明顯，即一國價格、利率或匯率的變動會波及其貿易伙伴乃至世界各國。這使得各國貿易部門獲得的收入呈現不斷波動的趨勢，分散風險成為各國貿易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環節。而金融通過對這些貿易部門所獲得收入進行投資組合，使得其非系統性風險降到最低，實現貿易收入的保值乃至增值，國際貿易正常運行。所以一國金融結構的水平對國際貿易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即如果一國金融結構相對完善，風險規避機制相對成熟，就會使得本國貿易規模不斷擴大，貿易結構日趨合理，從而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乃至國際地位的提高。

最后，金融生態作為影響金融機構運行的外部環境，其對社會資金的配置狀況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這種對資金的配置會影響我國銀行界的存貸款利率，進而影響金融深化和金融效率，而資金的運行狀況直接影響到金融發展水平和企業的經營效益，所以對于產品進出口會起到間接的影響作用。此外，政府相關的金融政策，比如對利率的調整或者通過公開市場操作以及準備金調整等宏觀貨幣政策來影響資金流向，站在國家的角度上對貿易結構和貿易規模實施宏觀調控，使得國際貿易順利發展。

2.國際貿易對金融發展的影響機制

國際貿易對金融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貿易規模、貿易自由度和貿易依存度的大小以及貿易結構的變化上。

首先，隨著國際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大量資本會涌入國內或外逃到國外，這些資本的變動會引起我國貨幣供給和貨幣需求發生變化，從而導致利率的波動。利率的不穩定會影響銀行、證券和基金等金融機構的穩定乃至是股市的動蕩，涉及到全國人民的整體福利。這時國家會通過財政貨幣等宏觀調控政策來調整我國金融的發展。所以貿易規模會對我國的金融業的發展穩定與否形成傳導機制。

其次，近年隨著美國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波及全球其他國家，貿易保護主義逐漸抬頭，自由貿易受到限制。貿易的自由度嚴重影響貿易規模，而貿易量的大小主要表現在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上，經常項目上的變動又會影響我國居民的消費儲蓄以及投資結構。此外，貿易保護主義還會引起各國匯率變動，比如中美貿易摩擦中美國主動貶值以減少我國出口企業對其出口，從而保護本國產業。這些都會對我國金融發展水平產生重要的影響。

此外，隨著貿易開放程度的增加，國外對我國的反傾銷和反補貼案件也隨之增加。杜凱、周勤（2010）、李猛和于津平（2013）等人也分別通過實證研究指出貿易壁壘對國外直接投資具有正向的因果關系。這些貿易摩擦刺激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而對外直接投資一方面利用“己廠效應”、“水平效應”和“前后向關聯效應”等作用機制，將信貸資金投入到企業生產中，解決企業的投融資問題，提高儲蓄的資金利用率和轉化率；另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也會對金融產生負面影響，即這種輸入性通貨膨脹進一步也會引起信貸約束，影響金融效率。

最后，貿易保護主義還會使得全球資源配置發生扭曲，而且這些貿易壁壘阻礙了我國產品的出口，就會促使貿易結構發生變化并促進產業升級，這時就會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剩余產業或傳統產業轉移到國外，而對外直接投資又會對對我國金融深化和金融水平產生進一步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