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場開放的利與弊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金融市場開放的利與弊，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4-0-01

目前我國正處在金融開放的關鍵階段，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具備很大的優勢。但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也存在著弱勢和缺點。中國在加入WTO后已經全方位開放金融業，自由兌換人民幣使其成為國際化貨幣也指日可待。但中國的金融仍然需要進一步改善資本的形成模式，在國際競爭力方面也不容樂觀，同時在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還將承受國際游資等方面的壓力，中國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還會面臨各種各樣的困難。針對中國自身的條件和問題，認真分析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自由化形式和方法，借鑒他們的優點，可以完善自己的金融自由化過程。怎么才能把握好機會，加快我國金融改革的步伐，早日融入國際金融的主流，需要我們認真思考和研究。

一、金融自由化與金融開放的基本概念

1.金融自由化：這個理論是在20世紀70年代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麥金農（McKinnon）和肖（Shaw）提出來的。通過深入的系統研究，他們認為“金融抑制”金融市場不完全，資本市場扭曲等等不合理現象嚴重存在于這些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為此，他們提出了“金融深化”這個理論，主張認為發展中國家應當解除金融抑制，以金融自由化的方式實現金融深化，從而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與增長。

2.金融開放實質就是放松對金融的管制，就是針對“金融抑制”這種現象，通過金融制度的改革，減少政府對金融的過度干預，實際做到金融制度的開放，金融機制的開放，能夠放松政府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限制，增強國內籌措資金等能力；放松政府對匯率和利率的管制，使其市場化與國際接軌。

3.所以，金融開放和金融自由化理論的關系式非常密切的，這是對外開放政策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只有做到了真正的金融開放，才能讓金融自由化得到充分的貫徹。

二、金融自由化存著利與弊的爭論

金融自由化從理論上講能使發展中國家受益，但從現實上講金融自由化的存在的弊端也不少。從有利方面分析，金融自由化通過直接和間接兩種機制放開了金融管制；來自國外同行業的競爭刺激國內金融業更多的投資和增長；國外銀行進入本地金融市場激化國內金融業的競爭，提高國內銀行業的效率，促進國內的經濟增長。從不利方面分析，有些發展中國家還存在著公司管理意識薄弱，財產權益保護的法律法規水平低下，存在著金融市場交易信息不完善；金融自由化降低了本國市場的資金的流動性，分散并阻礙了本國金融市場的發展；金融資本自由流動下不能有效的進行市場規范；金融自由化容易引起宏觀經濟的不穩定。從金融自由化的利弊可以看出，推行金融自由化是否能夠成功，關鍵在于是否具備推行金融自由化的條件。

三、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自由化的特點分析

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不能完全照搬盲目效果發達國家的做法。 實施本國的金融改革，不能同時進行所有的自由化措施，要結合本國自身的條件，按照順序，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循序漸進，這樣才能減輕負面影響降低金融改革的成本。通過分析研究各個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的進程，發現其模式還是有規律可循的。目前認為比較合理的模式和實行順序是：首先是利率的改革，在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基本上都將利率自由化改革放在第一步，以利率特有的激勵手段促進國內的經濟發展。其次是通過加強銀行業的業務和利潤的最大化進行金融業務經營自由化的改革。通過改革，明顯加強了銀行間的競爭力，擴展了銀行盈利的多元化渠道，經濟效益也大幅提高。第三，增加國內企業融資的多元化渠道，吸引國外資金進入本國的金融市場，逐步取消各種限制，為穩步推進資本流動的自由化改革積極創造條件。第四，發展中國家的在具體的金融自由化過程中，適宜采取符合客觀實際的循序漸進的模式，衡量本國的實際條件，協調改革的步伐，不能急于求成。要權衡金融自由化帶來的利益和風險，不但要保持經濟穩定快速的增長，也要有效的避開有可能發生的金融風險。

四、中國金融自由化改革和對外開放

中國的金融自由化的體制改革是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 主要包括初創體系，劇烈擴張和逐漸完善三個階段，通過這么多年的研究和摸索，我國的金融業已經處于在完善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同時進行全面深入的關鍵時刻。1992年實施的有關利率，金融業務與機構準入，以及資本賬戶的金融開放等等的完善金融機構體系，解除銀行信貸控制，完善國內金融市場以及改革外匯體制的措施，目前已經初步建立起符合我國特點的市場金融體制的基本框架。

五、結論

回顧中國金融自由化改革及對外開放的歷程，順利完成了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由封閉到逐漸開放的部分過程，成就是可喜可見的。但也要從中看到我們的不足，汲取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先進經驗，在明確界定外資金融機構，賦予外資金融機構國民待遇的情況下保障本國金融市場改革，加強對國內現有金融產品的法律保護方面，進一步規范和完善金融法律體系的組織和程序，使中國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穩步快速的進行。

參考文獻：

[1]愛德華. S.肖.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M].上海三聯書店，1988.

篇2

日本作為亞洲最先發展起來的國家，其日元國際化也是先人民幣一步。日元的國際化起于20世紀70年代，在這個時期日本經濟處于頂峰。當時日本對日元國際化有著迫切的需求，在日元國際化之前，日本同樣面臨著日元和日本國際地位不符的困境。就在上個世紀70年代隨著日本經濟景氣的持續，日元已經逐漸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一員。這個時期的日本和日元，和今天的中國和人民幣有著十分相似之處。但是時到今日，日元國際化并沒有取得想象中的成功。有道是：前車之鑒，后事之師。日元國際化的過程，為我們今后人民幣國際化路徑的選擇帶來了更多的思考。

一、日元國際化失敗的教訓

日元的國際化走過了幾十年，但就結果來說，日元的國際化水平依然非常低。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如下圖所示，日元似乎在國際上從來沒有進入主流。

圖1各種貨幣占官方外匯持有的總額的比重

資料來源：IMF Statistics Department COFER database.

日元并不是像美元這樣的壟斷性質的國際貨幣，所以日元在尋求鑄幣稅方面的能力十分的有限，可以說在鑄幣稅方面取得收益的可能性比較小。日本實行日元國際化的動力和初衷就是為了減少在國際貿易中由于使用美元等國際貨幣而造成的損失。而這個初衷貫穿了整個日元國際化的過程。

當然利與弊是日元國際化的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日元國際化的失敗也讓日本付出許多代價。究其原因，我們可以將日元國際化失敗的原因歸納為：

1.日本對外貿易的基礎薄弱。

日本在海外的貿易額巨大，但是相對于國內來說日本的海外市場的結構并不合理。日本長時間為出口導向性國家。并且進出口貿易構成比較固定。

2.國內的金融市場的不健全。

達爾文在卡拉帕格斯島上發現了許多從來沒有見過的生物，就是由于天然的屏障使得卡拉帕格斯島上的生物只能與世隔絕獨自進化。一旦外來物種入侵，島上的動物就會遭受滅頂之災。同樣，作為島國的日本，一樣面臨著這樣的困境。這就是日本人整天所說的“日本卡拉帕格斯化”。美元對于日元的影響之巨大，也是日元匯率不穩定的一個主要原因。

3.國內經濟老大難問題

我們通過上圖圖1可以看出來，日本所占官方外匯儲備比例較高的年份，都是日本經濟最景氣或者是經濟泡沫最多的時期。而自從日本經濟泡沫破滅之后，日本所占官方外匯儲備的比例就年年下降。

4.地區金融合作和聯合程度不高

雖然日本作為東亞地區最先步入“先進國”行列的國家，但是東亞及東南亞地區的即溶合作和聯合程度依然沒有跟上發展的腳步。

二、人民幣國際化的準備和路徑

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人民幣國際化的呼聲日益高漲。人民幣國際化現在已經成為國家的正式議程。人民幣國際化也是一把雙刃劍，如何趨利避弊，選擇一條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正確路徑呢。我們可以從日元國際化失敗的例子上學習到很多。利弊大體上來說有：

人民幣國際化的收益分析：

1. 人民幣國際化完成后，能得到鑄幣稅收益。2. 人民幣國際化可以對境外的人民幣資產進行金融運作而得到巨額的凈收益。3. 提高人民幣在國際金融體系的話語權。4. 提高中國抵御金融沖擊的能力、節省外匯儲備。5. 有利于本土企業走出去做強做大。6. 有利于中國金融行業的發展和壯大。7. 為中國居民提供了更多的理財渠道，促進居民財富增長。

人民幣的成本分析：

1. 人民幣缺乏成熟的全球性金融體系作為支撐，即缺乏一個開放、自由、監管有效的金融市場。2. 中國目前還缺乏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和強大的政府宏觀經濟調控能力。3. 中國在國際分工中處于產業鏈的中下游，需要通過結構性的轉型改善這種不利的地位。4. 人民幣目前不能自由兌換，而且利率市場化仍然在起步摸索階段。

人民幣國際化的日程可能已經迫近，日元國際化過程中的經驗和教訓，為我們提供了很多可以借鑒的例證。

1. 首先要夯實國內經濟基礎，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中，國內經濟規模首先是要考慮的重要因素，正所謂是“打鐵還需自身硬”。中國如此巨大的經濟規模對外貿易的硬性需求必然十分巨大，這人民幣國際化的優勢所在。但中國與日本都偏向于出口導向型的貿易政策，出口對外依存度很高。①

2. 金融制度創新，金融產品創新。人民幣國際化作為我國的一個戰略性選擇。必須使得金融強國的概念深入人心，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整個社會中創造一種金融創新的氛圍，在產業技術升級轉型的基礎上，在適當的時期進行諸如銀行利率市場化等等的重要改革。鼓勵金融業的創新，變短處為長處，為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打好金融基礎。

3. 完善匯率制度。中國和日本一樣都偏向于出口導向性貿易政策。這樣的結果就導致中國的匯率制度受到外幣的直接制約。比如人民幣和美元的問題，中國目前的有指導的匯率浮動，以及對資本項目的嚴格管制。如下圖所示，如果中國選擇浮動匯率制的話，那么將會帶來貨幣政策調控的難度增大的風險。

圖2政策和工具的單邊選擇

可見，人民幣的市場化進程并不能重蹈日元覆轍。客觀來看，今天的日本尚不具備強大而開放的國內金融市場，缺乏國內市場的支持的同時，日本的匯率制度改革也不盡人意。雖然日本在幾十年的日元國際化進程中取得了一定的積極效果，但是總體上日元想通過國際化戰略挑戰現有的“美元霸權”甚至后來者歐元都是失敗的。日元國際化的初衷十分的簡單，功能上比較單一，未來規劃上又十分短視。這些都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應該極力避免的，中國擁有十分巨大的市場潛力，13億人口的市場規模是日本怎么也不能相比的。中國應該要以更加長遠和理性的思考方式，來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②

（作者單位：河北省省委黨校邢臺工作站）

篇3

中圖分類號：F8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8-0-02

一、前言

RQFII（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又稱為“小QFII”。簡單地說RQFII就是，境外機構投資者用境外流通的人民幣直接投資于境內資本市場的一種投資渠道。

近年來，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持續增強，人民幣幣值的穩步上升，我國國際影響力和國際地位不斷提高，為人民幣國際化加速前進創造了一個很好的契機。又作為人民幣跨境結算主體的香港積壓了大量的人民幣存款，截止2011年6月底，香港人民幣存款已達至5500億元，拓寬人民幣回流渠道迫在眉睫。2002年QFII投入市場至今已有十年多的時間，法規制度及市場體制等都已作出了相應改善，為RQFII的推出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RQFII業務開展以來，學術界廣泛看好RQFII的業務效應。其中李晨曦，張詠冬，黃偉瑩（2011）在國內較早對RQFII做出研究，指出不斷增多的香港人民幣數量和高漲境外投資者的投資意愿為小QFII的推出創造了有利機會，對完善人民幣資本的運作循環，加速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有非常積極的作用。方（2012）詳盡分析了RQFII業務開展的意義，他指出RQFII業務的開展為境外人民幣投資提供了渠道，推動了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促進了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的發展，同時為中資金融機構創造了業務機會，推動了國內資本市場的發展。

二、RQFII的發展現狀

2011年8月7日在國家“一二五規劃與兩岸經貿金融”合作與發展論壇中提到關于發展香港成為離岸人民幣中心問題時，首次提出允許RQFII的發行，至今已有一年多的時間，期間RQFII市場運行效應良好，發展速度很快。本文主要從試點資格，投資額度，投資范圍三方面來描述RQFII的發展現狀：

1.資格條件

發行初期試點資格條件較為苛刻，僅允許境內基金管理公司、證券公司的香港子公司參與試點。在這一年間，香港試點機構普遍表示境外投資者對國內資本市場具有很高的熱情，從而更多的機構希望參與到試點工作當中，于是在2013年年初的新的試點辦法中資格條件明顯放寬，境內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等香港子公司或注冊地及主要經營地在香港地區的金融機構都可參與試點。

上表為2013年3月31日國家外匯局所公布的數據

2.投資額度

有了境外投資者對境內資本市場的高漲熱情及QFII十年經驗積累，相比QFII而言RQFII額度的擴張相對較快，2012年間兩次增加RQFII額度，截止年底RQFII總額度已達到2700億元，已確認批復額度為700億。郭樹清還表示在2013年間RQFII額度將翻倍增長，且可能在臺灣增發RQFII額度1000億元。

上圖數據均選自于2013年3月31日國家外匯局公布的數據，左圖為QFII每年批復額度及累計批復額度趨勢線，右圖為RQFII每月額度批復及累計額度批復趨勢線

3.投資范圍

首批RQFII規定產品中80%的比例為固定收益類投資，權益類投資占比不得超過20%，且第二批RQFII全部用于投資RQFII-ETF產品，致使目前RQFII在市場上的產品種類過于單一。投資限制雖然有利于控制風險，但不利于滿足消費者的多重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消減了投資者的熱情。RQFII法規修訂后，投資比例限制取消，試點機構可以自由決定資金配置。這同時也意味著我國證券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將會有更多的資金注入到國內證券市場當中。

三、RQFII對人民幣國際化的積極作用

近幾年來我國的綜合國力持續增強，國際地位逐漸上升，儼然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中國目前還是一個處于轉軌時期的發展中國家，國內的制度條件還相對落后。下圖為各國際主要貨幣在當今金融體系中所占比例，可輕易看出人民幣現今離國際貨幣還有一段距離，人民幣國際化還處于初級階段，其貨幣職能體現也多在于周邊國家。RQFII業務的推出是人民幣向外走的重要一步，其對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積極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有助于加強與港澳臺及周邊國家的聯系

日本，德國國際化經驗表明面對美國這個強大的敵人，單槍匹馬的推進國際化是很難成功的，因此我們需要借助群體的力量，首先實現人民幣周邊化，努力推進人民幣區域化，最終實現人民幣國際化。RQFII業務的推行為境外投資者增加了投資途徑，調動了境外機構投資者持有人民幣資產的意愿，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幣在境外的流動性，為人民幣周邊化的完全實現提供了契機。

“四幣整合”即模仿歐元模式將澳元，臺幣，港幣與人民幣四幣合成一種貨幣，這將極大地提高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2011年底RQFII首先香港試點，港澳臺三地的投資者都分別表示了對內地資本市場的熱情，特別是臺灣投資者，因此郭樹清表示近日里擬在臺灣增加RQFII額度1000億元。RQFII業務實踐僅有一年的實踐，作用意義并不顯見，但從長遠來看必然有助于內地與港澳臺四地經濟的緊密聯系，為實現“四幣整合”，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積累力量。

2.有助于推進金融市場成熟化

一國貨幣的國際化意味著該國貨幣在國際市場上廣泛流通，那么就需要一個強大健全的金融市場在國際上為貨幣流通提供服務。RQFII為A股市場帶來了資金，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刺激國內經濟的復蘇，又第二批RQFII額度全部用于A股的ETF基金投資，促使我國A股市場接軌國際，有助于改善我國國內金融市場體制，促進我國金融市場更加成熟，逐漸趨于國際化，為今后人民幣國際化提供更好的內部支撐打下基礎。

離岸市場對交易活動制約限制的要求較少，貨幣可以更好地在離岸市場上發揮其固有的貨幣職能，因此，成熟的離岸市場的建立是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很重要的一步。而香港憑借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地理位置和其作為亞洲最大金融中心所具有的強大經濟實力，成為了離岸人民幣金融市場的最佳選擇。RQFII最初在香港發行直接表明了我國對建設香港離岸中心的決心，同時也鞏固了香港金融中心的國際地位。

3.拓寬了人民幣回流渠道，有利于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自由兌換

一國貨幣的國際化必然伴隨著貨幣的自由兌換，兩者是相輔相成的。RQFII業務是我國推進“證券投資”項目可兌換的重要一步，為我國證券市場引入了大量的資金。RQFII業務更深層的意義在于可以通過對額度的控制來控制證券市場開放的進程，并在RQFII試點初期通過投資比例等措施對流入資金進行相應的流向指導，為“證券投資”項目開放的安全過渡提供了保障。

同時RQFII業務拓寬了人民幣回流渠道，為境外投資者提供了更多投資渠道，加強其持有人民幣的意愿，提高了人民幣的國際地位，且建立健全人民幣回流渠道是人民幣完全可兌換的必要條件，有助于人民幣在國際上的循環流通，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四、RQFII業務的潛在風險

RQFII業務對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前進具有極大的積極意義，然而其同時也伴隨著一定的不容忽視的問題：

1.國際熱錢大量涌入，降低人民幣幣值的穩定性

穩定的貨幣幣值是一國貨幣國際化的重要支撐，而幣值穩定主要體現在國內物價的穩定與對外匯率的穩定。

RQFII業務可能為國內市場帶來大量的國際游資，在短期內會引起國內流動性過剩及通貨膨脹，匯率也會在短期內由于熱錢的沖擊而繼續上揚。而從長期看來，由于我國金融市場體制相對落后，國內A股市場對國際游資的吸引力并不強，現今國際游資大量持有人民幣主要在于人民幣在這段時間內持續升值的預期，而隨著時間的前進，人民幣匯率不再上升或略有下降時，可能會造成國際游資的大量外逃，1985年日本“經濟泡沫”，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和97年的東南亞危機都是由熱錢的大量外逃所引起的。這會極大地動蕩我國金融市場，影響人民幣幣值穩定，阻礙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2.加重跨境結算“跛足”現象，美元儲備大幅上升

跨境跛足結算實質是拿高收益的人民幣資產換取境外低收益的美元、港元資產，貿易規模越大我國損失越多，近幾年，跛足現象有所緩和但現象依然存在。

RQFII業務的推出，在某一層面更進一步增加了境外投資者持有人民幣產的興趣，將會有更多的人民幣通過不對稱結算的方式流向境外，極大地加劇央行沖銷壓力，外匯儲備急速增加。日本國際化失敗的經驗表明，在國際化進程中要盡量擺脫美元的控制，這是我國國際化推進過程中，一直堅持的原則，且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便是擺脫美元對人民幣匯率的控制與降低美元匯率風險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由于跨境結算跛足所致的大量增加的美元儲備，顯然使得我們暴露在更大的匯率風險之下。如不能很好地控制“跛足”現象而放任自由，隨著RQFII業務的擴張，回流渠道的不斷拓寬，美元儲備大量增加，定會使人民幣國際化陷入兩難境地。

3.加大陷入貨幣國際化“迂回陷阱”的可能

RQFII拓寬了人民幣回流渠道，為人民幣境外循環機制的建立打下了基礎，然而這也加大了我們陷入貨幣國際化的“迂回陷阱 ”的可能。日本國際化失敗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日元流出并沒有被金融機構及企業作為交易工具等使用，而是間接地迂回了國內市場，亞洲特別是香港只是日元迂回的中轉站，日元在國際市場上并沒有發揮出自身的貨幣職能。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RQFII業務是參照韓國、臺灣QFII模式，結合兩地成功實現資本開放的經驗實施的。業務開展以來，進展速度很快，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里額度便高達2700億元人民幣，且廣受境外投資者的歡迎。其對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三點：1）加強了與港澳臺及周邊各國聯系；2）促進了香港離岸人民幣金融市場和國內金融市場的發展；3）拓寬了人民幣回流渠道。

同時，隨著RQFII的推出，人民幣國際化的進一步發展，我們需要面臨一些問題并相應的要采取一定措施：第一、RQFII必然會為國內市場帶來大量的國際游資，因此RQFII額度的擴張必須要經過深思熟慮，發展速度不能過快，同時還應采取相應措施鼓勵金融創新，加大國內金融市場的吸引力。第二、跨境跛足現象可能會隨著RQFII業務的開展而有所加重，必將導致外匯儲備的大量增加，因此要加速推進利率匯率市場化，并且切實把握人民幣國際化與資本管制之間的平衡關系。第三、謹防陷入貨幣國際化“迂回陷阱”，這需要國內市場為人民幣提供強有力的后盾力量，要加速市場體制改革，推進金融市場成熟化，同時要擴大人民幣國際循環的范圍，為海外市場提供更多種類的可交易人民幣產品。

隨著我國經濟與整體實力的不斷增強，人民幣國際化是一種必然趨勢。我們應多借鑒他國經驗，少走彎路，遵循人民幣周邊化-人民幣區域化-人民幣國際化步驟，一步步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目標。

參考文獻：

[1]李曉，丁一兵.人民幣區域化問題研究.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6.

[2]唐浩.人民幣國際化演化與實現路徑.科學出版社，2012.4.

[3]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人民幣區域化條件與路徑.中國發展出版社，2011.8.

[4]劉力臻，徐奇淵，等.人民幣國際探索.人民出版社，2006.10.

[5]方.中信銀行總行.RQFII業務的意義及發展趨勢淺析.現代經濟信息，2012（05）.

[6]李晨曦，張詠冬，黃偉瑩.小QFII與人民幣國際化，2011.

[7]陳革.人民幣國際化：開弓沒有回頭箭.行政事業資產，2012（05）.

[8]高翔.QFII制度：國際經驗及其對中國的借鑒.世界經濟，2001（11）.

篇4

關鍵詞 國有銀行 股份制改革 境外戰略投資者

1994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對大型商業銀行進化改革的決定。進入2003年，國家通過核銷已實際損失掉的資本金、剝離處置不良資產、外匯儲備投資、境內外發行上市這“四部曲”，正式拉開了大型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序幕。2005年，中國建設銀行首先舉起改革的大旗，在香港成功上市，籌資近77億美元，緊接著中國銀行和中國工商銀行也相繼完成上市工作。兩年后，中國農業銀行也最終實現IPO，至此，四大國有銀行的股份制改革暫時畫上了圓滿的句點。但是改革的過程并非一帆風順，其中爭議最多的當屬國有銀行股份“賤賣”這一輿論焦點，究竟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革引進國外戰略投資者的做法是利是弊，我們必須理性的看待這個問題。

一、股份制改革為國有銀行帶來新的春天

1. 充實資本充足率

通過股份制改革，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可以很快解決銀行不良資產率高這一問題。數據顯示，上市之后，工商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從5.67%提高到了13.09%，建設銀行從6.88%提高到了12.58%，中國銀行也提高到了13.34%，可見，引資結果非常喜人，大大提高了我國銀行的抗風險能力，使之能在激烈的金融市場競爭中保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2. 改善經營管理

當初國家提出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有兩大目的，一是依托國外企業雄厚的資金來擴大自己的實力，二就是希望通過合作，引入國外先進的管理理念，改善各大銀行的管理能力。為此，國內銀行與戰略投資者簽訂股權轉讓協議的同時，都簽訂了一系列業務合作協議，以提高了我國金融行業的創新能力，促進了金融結構的優化，使銀行的核心競爭力得到了極大的提高。

3. 完善公司治理框架

一系列改股和上市的完成也促使國有銀行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公司治理框架。股東大會，董事會，高級管理人員，這一垂直的管理體系，既相互分工，又相互制衡，通過協調運作，大大提高了銀行的決策效率和決策水平，監事會則加強了對銀行高層的監督力度，杜絕腐敗的產生，保證其做出的任何決策均符合實現銀行利益最大化原則，而獨立董事制度的引進更是為中小投資者的利益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護。

4. 提高國際影響力

一系列國際知名金融公司相繼進入國有銀行的股東名單，充分顯示出中國國有銀行具有良好的市場潛力，未來增長機會無限，這直接提升了中國大型商業銀行在國際市場上的形象，同時振奮了廣大投資者的信心。今后，中國能夠更多的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影響世界金融市場的發展格局，不僅僅要成為一個經濟大國，更要成為一個金融強國。

二、光明背后暗藏危機

1. 境外戰略投資者借機“圈錢”國有資產流失嚴重

某些境外投資者并非真心想與境內國有商業銀行進行戰略合作，他們僅是將這項投資行為視為“圈錢的機器”，貪婪地掠取股權溢價后便抽身而退，毫不顧及國內銀行未來的發展。好在，政府也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并由中國匯金公司出面，全面接盤遺留的外資股，試圖挽回這個局勢，因此，至2011年底，已經鮮少能在四大國有銀行的十大股東名單中見到外國投資者的身影。

2.法律制度不健全引發危機

外資參股中資銀行的活動主要是按照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制定的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金融機構管理辦法來管理的，其中對外資金融機構入股中資金融機構的比例作了如下的規定： 單個境外金融機構向中資金融機構投資入股比例不得超過20%；多個境外金融機構對非上市中資金融機構投資入股比例合計達到或超過25%的， 對該非上市金融機構按照外資金融機構實施監督管理。這個比例看似合理，但其實很容易就可以通過關聯機構的共同投資進行突破，而一旦突破這道防線，中國銀行的經營管理權甚至是決策權都有可能被外方所操控，這引發的后果將是難以想象的。因此有關當局必須加強對法律制度的完善，有效限制境外金融機構的在華投資，保證其持股比例維持在可控范圍內。

3.過分重視境外投資者，使國內投資者邊緣化

中國銀行業戰略引資的目的最初是引資、引智、引信心，因此，各大銀行對戰略投資者的選擇都有著嚴苛的要求。例如：建行對引進戰略投資者確立了三個標準：一是必須是國際知名大型境外金融機構，總市值300億美元以上，總資產3000億美元以上；二是這些金融機構要具備專長和領先優勢，愿意向建行轉讓技術和管理經驗；三是其中國戰略和建行沒有根本沖突。這樣的高門檻，讓諸多國內投資者望而卻步。與此同時，國外國內發行價的巨大差距也令國內投資者心生不滿，因為當初國有銀行在海外上市之前， 已經通過剝離壞賬、追加注冊資本等方式變成了很干凈的銀行，而為此付出沉重代價的正是國內廣大的納稅人，勢必會削弱許多投資者的投資熱情，而從銀行的長遠發展來看，這是十分不利的，因為隨著今后重心的轉移，國內投資者才是他們必須吸引的重點。

參考文獻：

篇5

打開一扇半掩的門

國際板“狼”來了，市場恐慌了，投資者困惑了。“我聽說過主板、中小板和創業板，也聽說過金融板塊、高科技板塊，甚至新疆板塊、海南板塊等。這些板都是咋回事？”股民小張被股市中層出不窮的概念給搞昏了頭。

此板非彼板

同樣是板，含義存在差別。部分原因在于中文的博大精深而造成的理解不易，放在英文中就好理解了。主板、創業板和國際板屬于同一類概念，英文分別譯作main board、second board和international board；板塊則被譯作sector，如高科技板塊就是high-tech sector。

Board強調異質性，板與板之間存在著不同的特征，如主板和創業板對上市企業的資質和條件做了不同的規定；Sector強調同質性，同一板塊內具有某一共同特征。

在股市中，板塊是指具有某一共同特征的股票，被稱為XX板塊或XX概念股，它們因相同的特征而在價格走勢中呈現較大的聯動性。板塊的劃分是多樣的，如按行業劃分，有鋼鐵板塊、水泥板塊等；按地域劃分，有邊疆概念股、首都概念股等；按經營狀況，有績優板塊、虧損板塊。一家上市公司往往因為其不同題材而歸屬于若干個不同的板塊。如四川長虹，既屬于績優板塊又屬于家電板塊。根據劃分范圍的大小，板塊之間也存在交錯關系，如生物制藥板塊中的個股，理所當然包含在高科技板塊之列。

境外企業搭板上岸

國際板指境外企業在國內發行上市的板塊。這些境外企業在國內上市后，因其“境外”性質而被劃分為“國際板”。

中國的資本市場發展至今仍是個半封閉系統，遵循了“以我為主、中心突破”的發展原則，境內企業可以走出去（紅籌股是一種典型形式），境外企業卻走不進來（如果不算三資企業）。在這個大學堂中，先是官辦了大學（主板），隨后是中學（中小板和創業板），下一步到底是小學（新三板）還是留學研究生院和博士后流動站（國際板），一度頗為躊躇。現在看來似乎國際板已搶占了先機。

資本無國界，市場應該為全球的資本和企業服務。國際板開通，將打開中國資本市場之門。微軟、可口可樂等全球著名公司就可以在中國掛牌上市，中國人得以真正成為這些公司的股東。

爭論何時休

在推出之前，對國際板的爭論將不會停止。縱覽兩個月來的呼聲，有實事求是之辯，也有局部利益之爭。在創業板花落深交所后，國際板被深深地打上了上交所印記。為在建設國際金融中心中搶占有利位置，上海媒體頻頻采用“凝成共識”和“呼之欲出”等字眼，急切態度可見一斑。同樣表現積極的，還有事關切身利益的國內外投行。

國際板“招生”開張，焦點不外集中在幾方面：是成立專門的留學研究生院和博士后流動站，還是作為大學中的留學生院？生源有哪些？以漢語還是以英語授課？是自主招生還是接受委托培訓？入學門檻有多高？

國際板還是國際板塊

如果是國際板，那將是地位平行于主板的存在，并特指上海國際板。對上市公司的資質以及上市程序等方面做出專門規定，有新的發行規則和不同的監管制度，以區別于主板和創業板等。如果是國際板塊，顯然是主板的一部分，各方面要求與主板同，也就是說，賦予了境外企業在中國上市的國民待遇。

誰是上市主體

高盛5月30日研報稱，國際板將會集中在紅籌股、恒生指數成分股和重要的跨國公司股。報告援引彭博社、路透社等媒體報道稱，目前對國際板表現出興趣的公司包括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中國移動、中信泰富、匯豐銀行、長江實業、沃爾瑪、通用電氣和聯合利華。另有消息人士透露，首批在國際板上市公司將以大型跨國公司為主，從中國香港和新加坡回歸的紅籌公司可能成為第二批。

綜合來看，重要的跨國公司股和紅籌股均被認為是國際板的“招生對象”，至于誰將成為第一批“留學生”，尚存在爭議。最終的結果可能演變成國際板的第一股給跨國公司，顯得名正言順；紅籌股在國際板的發展前期占據多數，這更符合中國實際。

重要的跨國公司股從國際慣例來看，國際板主要定義于藍籌板、大市值板，主要為世界一流的跨國公司提供二次甚至多次掛牌上市的機會，因此應先讓公認的、位于世界500強之列的優秀大公司掛牌，重點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以及與中國有重要經貿往來的國家和地區的優質企業。

紅籌股紅籌股這一概念誕生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中國香港證券市場。中國在國際上有時被稱為紅色中國，相應地，中國香港和國際投資者把在境外注冊、在香港上市的那些帶有中國大陸概念的股票稱為紅籌股。紅籌股是特殊時期中國企業走出去尋求境外融資的產物，具有“白皮紅心”的雙重概念，多為資質優良的大國企和著名民營企業。在金融市場發展到一定階段，可借國際板順勢回歸。

發行方式：IPO還是CDR

國外企業在國際板上市可以有兩種方式：首次發行上市（IPO）或發行存托憑證（CDR）。CDR是指在境外上市公司將部分已發行股票托管在中國保管銀行，在上交所上市、供境內投資者買賣的投資憑證。

CDR制度的核心是基礎股票和存托憑證之間的相互轉換，這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貨幣兌換問題，而中國資本項目的外匯管制將導致CDR與基礎股票無法相互替代，最終可能出現A股和H股市場上相同公司股價、市盈率出現巨大差異的情況，易于引發套利行為。此外，CDR發行屬于存量發行，市值也不計入交易所，無法通過擴大總市值和交易量來提升金融中心的地位。

換言之，CDR相當于美國大學招了學生，然后通過簽定委托協議的方式讓這些學生在中國大學接受留學教育。這顯然只是一種初級和補充形式，不能成為主流。監管部門及潛在的上市企業都傾向于采取IPO形式。

計價方式：美元還是人民幣

部分學者認為，國際板以美元計價交易等于在國內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美元蓄水池”，有利于從藏匯于國到藏匯于民轉變，并為人民幣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兌換創造條件。但以人民幣計價的呼聲顯然更高。

證監會官員曾明確表示，國際板發行的是以人民幣計價的股票，而非以外幣計價的股票。外國留學生在中國，授課時用英語還是漢語？答案顯而易見。文化教育領域尚且如此，市場權力更要分毫必爭。任何一個國家的市場，都必須有自主的定價權。用美元計價，中國就會拱手讓出市場定價權。著名財經評論員、本刊編委葉檀說得好，“用人民幣計價，起碼是把人民幣國際化推進了一大步，而用美元計價，則是一大退步。如果藏匯于民后，民眾手中擁有的美元增加，我們應該讓美元與人民幣更自由地兌換，而不是來替美聯儲操心，為美元推出更多的區域化投資理財產品。”

上市門檻

上海證券交易所國際發展部總監石曉成表示：“規則的制定將參照國際通行的一些做法，對想要掛牌的公司設置一定的門檻，比如會對公司的資產規模、在行業領域中的競爭地位等做出一些規定。交易所會考慮世界500強或者200強的企業。”

在具體的財務要求方面，根據證監會此前披露的草案，在國際板上市的公司市值在人民幣300億元以上；公司發行前3年凈利潤總計要達到人民幣30億元以上；公司發行前最近1年凈利潤在人民幣10億元以上。這些上市門檻均指向大型跨國公司。

據了解，國際板將實行審批制度，公司掛牌后也將實行嚴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并統一采用國際會計準則進行會計核算。

國際板海外發展

發展無定式

篇6

[中圖分類號]F8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09)09-0076-06

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席卷全球。這場危機使美國經濟受到嚴重打擊，次級抵押貸款機構破產、投資基金被迫關閉、股市劇烈震蕩。而作為此次經濟危機始作俑者的投資銀行遭受了巨額虧損，世界最大的5家投資銀行中有3家分別面臨倒閉或者被兼并的命運。這不僅給華爾街投資銀行業造成致命打擊，而且最終演變成了危及全球的金融危機。投資銀行現代風險管理技術的迅猛發展，曾為投資銀行創造了輝煌成就，但使人們迷惑不解的是此次次貸危機的發生地正是在號稱曾創造并擁有世界最領先的風險管理技術的華爾街，首先遭受到致命打擊的也是華爾街投資銀行。

一、美國次貸危機概述及影響

(一)美國次貸危機的概述

次貸危機爆發的原因可以歸結到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引起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風暴的直接原因是美聯儲(FED)利率上升和美國房地產泡沫的破滅。“9.11”事件后，為使美國經濟得以迅速復蘇，美聯儲(FED)利率曾降至1％，這必然導致貨幣流動性資金過剩和美元的大幅貶值，進而促使房市價格大漲。但是，隨著美聯儲連續17次加息之后，美國房價開始出現下跌，導致房地產大幅貶值，抵押品價值下降，貸款風險增大，在房價下跌而貸款利率升高的情況下，貸款人無力償還貸款，當較大規模地、集中地發生這類事件時，危機就出現了。其次，美國經濟結構性問題也是次貸危機的誘因之一。美國的低利率和寬松的放貸標準，使得次級貸款發放量不斷擴大。泡沫在房地產市場上揚的情況下不會顯現，但泡沫一旦破裂，就會使得貸款者不堪重負，隨之而來的就是道德風險和信用危機。最后，投資銀行借助衍生產品復雜的結構，過度地使用證券化技術，經過層層包裝，將信用等級本來不高的次級按揭貸款包裝成CDO(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擔保債務權證)產品，掩蓋了次級按揭產品中的缺陷，造成投資者對其風險認識的障礙。

(二)美國次貸危機對全球經濟的影響

次貸危機最先是從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危機出現惡化跡象開始的，由于投資者的恐慌，引起美國股市劇烈動蕩，隨之擴散到整個金融市場，使許多金融機構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擊，如雷曼兄弟公司的倒下以及大量銀行的倒閉等，又使得許多企業的融資出現了很大的問題，進而次貸危機的影響從金融市場迅速擴散到美國經濟的各個領域。次貸危機的影響已經滲透到全球經濟的每一個角落，甚至包括醫療、教育等社會保障行業都開始出現大規模的裁員現象。

首先，從次貸危機對全球的影響來看：美國次貸危機自2007年8月以來以其強大的破壞力，從美國的本土經濟領域一直擴展到全面的世界經濟領域，全球的經濟都受到美國次貸危機不同程度的破壞。《經濟學家》雜志認為次級貸款危機向其他國家的傳遞主要有兩種途徑，其中最主要的一種是“金融蔓延”，即通過國際金融市場在全球范圍內造成貨幣流動性急劇下降，在貨幣市場率先刮起風波，進而影響到整個經濟金融領域；另一種途徑是“心理蔓延”，即經濟危機帶來的收入減少、失業、房地產價格下跌等一系列問題對民眾以及投資者心理造成陰影，這種陰影從美國擴散到全球，從8月份德國反映商業信心的IFO指數連續第三個月下降以及消費者信心指數也有所下降都可以明顯說明問題。在次貸危機的影響下，2007年世界主要的工業國經濟增長緩慢，在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的帶動下世界經濟仍然增速較快。但是，到了2008年，全球經濟增長速度出現了下降的趨勢。

其次，從次貸危機對我國的影響來看，由于我國并沒有開放的資本市場，人民幣也沒有實現自由兌換，所以我國經濟在這次美國次貸危機中受到的影響并不像其他發達國家那樣強烈，但是次貸危機造成的世界經濟波動對我國國際貿易，金融市場以及房地產市場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在進出口貿易方面，美國一直以來都是我國最大的貿易伙伴，是我國貿易順差的最主要來源之一。次貸危機對美國經濟造成的破壞使美國國內需求和對外需求都出現明顯下降，隨著次貸危機的進一步加深，美國的居民消費水平將不斷下降，因此，我國一些以美國為主要出口對象的外貿企業將受到嚴重影響。

在我國金融市場方面，美元不斷貶值直接導致我國巨額外匯儲備大幅縮水，人民幣升值壓力不斷增加，使我國的匯率政策受到嚴重挑戰。給中國巨額的外匯儲備投資和中資銀行外匯資產運用帶來巨大的市場風險。加之我國股市與港股的聯動性在不斷加強，受港股波動影響，我國股市也出現了高空跳水的行情，國內商品期貨市場出現大幅度下跌。另一方面，以國內6家大型商業銀行為例，我國金融機構直接投資次級債券所遭受的損失可能高達49億元。

在房地產市場方面，受美國次貸危機的啟示，我國國內各大銀行都不同程度地縮緊了對個人按揭購房貸款的投放力度，并且房貸門檻較以前也有所提高。

二、投資銀行在次貸危機中扮演的角色分析

投資銀行在危機中扮演了CDO等次貸證券的發起、承銷和做市、直接投資、杠桿融資等多種重要角色，促進了次貸證券市場空前膨脹。投資銀行從中獲得了高額利潤，在危機爆發時也遭受了嚴重損失。

(一)CDO的誕生于次貸市場的興起

CDO即擔保債務憑證，是一種固定收益證券。它的標的資產通常是信貸資產或債券，故CDO的現金流量具有較高的可預測性，因此多被使用來作為資產證券化的工具，并且任何具有現金流量的資產都可以作為證券化的標的。最早的CDO出現于20世紀80年代，一經問世便成為發展最快的資產證券之一。這不僅因為CDO是資產證券化的有力工具，并且與CDO的內部結構有著密切的聯系。CDO按其內部標的物構成的信用等級不同為劃分依據，可分為高級、中級和次級三個級別，三個級別風險大小不一樣，其價格也不一樣，以此滿足不同風險偏好型客戶的需要。

據資料顯示，CDO的交易量自1995年以來即不斷增加，比例亦從原來的不到0，5％增加到接近15％，在整體的ABS市場當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而其中A+級以上信評的CDO過去9年來更未發生過違約的情事，因此CDO市場發展異常迅猛，并且風險評級低的那些資產因為總體市場違約率非常低，其市場份額也不斷加大，在優質貸款競爭異常激烈的情況下，投資銀行的大師們通過不斷的再組合，再證券化來隱藏次級貸的風險，不斷提高其信用評級，以此來謀取暴利，最終導致次級貸市場的火爆。投資銀行成為次貸危機的始作俑者并不

是一個偶然的悲劇，早在次貸危機爆發以前華爾街的各大投行(尤其是以貝爾斯登公司為代表)就已經開始將信用等級低的住房貸款合同進行證券化并投放到流通市場進行買賣。投資銀行之所以會成為次貸危機的始作俑者，正是由于投資銀行的企業特性所造成的，投資銀行是證券和股份公司制度發展到特定階段的產物，是發達證券市場和成熟金融體系的重要主體，在現代社會經濟發展中發揮著溝通資金供求、構造證券市場、推動企業并購、促進產業集中和規模經濟形成、優化資源配置等重要作用。在美國次貸危機中投資銀行在危機中扮演了CDO等次貸證券的發起、承銷和做市、直接投資、杠桿融資等多種重要角色，促進了次貸證券市場空前膨脹。首先，投資銀行直接購買按揭貸款或ABS等資產，或向CDO管理人提供融資，購買資產組合，設立特殊投資實體(sPV)，構建CDO資產池。其次，設計CDO結構，如優先級和權益級的比例及規模、確定對應擔保資產、測試各等級資產質量、聯系信用評級機構獲得信用評級等。最后，確定不同等級CDO的利率，并將CDO銷售給不同風險偏好的投資者。為了二級市場做市，投資銀行通常也會持有部分優先級或中間級按揭證券。

(二)高杠桿策略

CDO、CDS采取的是保證金交易。比如以300億美元的規模來計算，5％的保證金就只需15億美元。這樣就產生了一個高桿效應，投資銀行普遍采取超高財務杠桿來牟取高額回報，在市場還比較良好的初期階段超高比例的杠桿的確為投行帶來巨額利潤，然后在次貸危機爆發以后，這種超高比例的杠桿效應必然成為毀滅華爾街投資銀行的一顆原子彈。

以最先的兩大投行為例。貝爾斯登債務的杠桿比率極高，其名下的杠桿資產在整個衍生品市場的份額更是不小。2007年11月底，公司的凈資產僅為117億美元，而理論上卻擁有13.4萬億美元的金融衍生品，其中除去小部分標準化合同在交易所交易，約11萬億美元的合同是與交易方單獨交易的復雜協議交易。而衍生品市場的總體交易規模也不過400萬億美元左右。

而對于雷曼兄弟公司，早在1999年，雷曼就用賬面資產作抵押大量借貸，再將借來的資金貸給私募股權投資基金，或者購買房貸資產，再打包發行給投資者，將杠桿機制發揮到極致。從2003年到2007年，雷曼的利潤達到了160億美元，特別是在美國房地產泡沫高峰時期的2005年，雷曼的營業收入達到320億美元，利潤32億美元。2004年，雷曼收購了BNC房貸公司，以便能有持續不斷的次級房貸得以打包成債券出賣。2006年第一季度，BNC房貸公司每個月發放次級房貸10億美元。雷曼還收購了Aurora貸款公司，該貸款公司發放Alt－A房屋貸款。2007年上半年，Aurora貸款公司每月放貸30億美元。次貸危機的出現使雷曼手中持有大量賣不出去的次貸資產。次貸危機爆發前，雷曼成為華爾街打包發行房貸債券最多的投行，自身也積累了850億美元的房貸資產，比摩根士丹利高出44％。隨著次貸危機的不斷蔓延，次貸沖擊波開始重創雷曼。2007年下半年以及2008年第一季度，雷曼的減計高達100億美元。

(三)證券化投資

所謂證券化投資就是指直接投資于證券市場并且通過資產證券化技術將其他具有現金流的資產進行證券化，然后再投入市場的投資方式。投資銀行通過對次貸證券的直接投資與再證券化過程為次貸危機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次貸證券的高額回報吸引了投資銀行固定收益部門大量投資，然而投資銀行對按揭證券估值存在很大缺陷。投資銀行對按揭證券估值一般采用市價法估值，根據市場價格信息，參考信用評級，使用其內部模型對按揭證券進行估值。然而，由于按揭證券缺乏二級市場流動性，成交稀少，價格信息不能反映資產真實價值，可能出現價值高估，導致投資銀行低估當期損失。因此。隨著按揭貸款違約率上升，投資銀行不斷面臨巨大的資產減記，投資銀行為次貸證券投資提供抵押融資，許多對沖基金以CDO資產為抵押，向銀行進行融資再投資于次貸證券，放大投資規模和收益。然而，住房市場疲軟和按揭貸款違約率上升，導致CDO等抵押資產價格下跌，對沖基金面臨銀行追加保證金的通知，否則銀行將對抵押資產強行平倉。由于次貸證券流動性很差，如果對沖基金不能追加保證金，平倉交易將導致價格大幅下跌，觸發更多追加保證金的通知，從而使金融市場陷入螺旋式危機。為了維持公司良好的信用評級，投資銀行往往對旗下對沖基金提供財務救助，沉重的財務負擔對投資銀行造成了巨額損失，甚至面臨倒閉的危險。因此，投資銀行的證券化投資對次貸危機轉化為金融危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四)投資銀行在次貸危機中成為最大受害者

曾經有多少金融機構向往能夠成為雷曼兄弟公司那樣經歷百年滄桑動蕩仍然屹立于金融界的投行巨人，然而今天，巨人們當中的絕大多數都在次貸危機之下倒下了。據有關公開資料介紹，擁有85年歷史的華爾街第五大投行貝爾斯登賤價出售給摩根大通；擁有94年歷史的美林被綜合銀行美國銀行收購；歷史最悠久的投行――158年歷史的雷曼宣布破產；139年的高盛和73年的摩根士丹利同時改旗易幟轉為銀行控股公司，擁有悠久歷史的華爾街五大投行就這樣轟然倒下，從此便成了歷史。

二、我國投資銀行從次貸危機中應吸取的教訓

(一)必須看到金融產品創新的利與弊

當今世界科學技術水平越來越高，投資銀行物業中的科技含量和創新力度也越來越高，但是金融產品的創新，新興金融產品的誕生在給投資者帶來新的投資途徑和風險管理保障的同時，也帶來許多新的問題。誠然，每一個金融產品在它剛剛誕生的時候總是符合時宜并且給金融市場帶來巨大利益的，否則就不會有人研究它。然而風險總是無處不在的，用新的金融產品來對抗舊的風險，舊的風險雖然被有效地分散了，但卻帶來了新的風險，就又需要更新的產品來分散它。這樣金融工具經過層層包裝，越來越繁雜，對投資者來說就越來越難以真正認識和理解這些新興金融產品背后真正的風險是什么，一旦金融危機爆發，首先受到傷害的便是這些“無知”的中小投資者們。

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要真正實現和諧社會就必須考慮老百姓的利益，因此，在不斷推行金融產品創新的時候，必須同步加強投資銀行的社會責任感。尤其是在有“中國特色”的股票市場中，投資銀行應如何創新，如何真正做到透明化，讓老百姓辛苦賺來的錢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投資，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二)建立科學有效的信用評級制度

美國次貸危機給我們帶來的另一個重要的啟示，就是對信用評級制度的建立必須科學有效。美國投資銀行為了使自己手上的次級貸款轉變為信用評級優秀的優良資產，往往通過資產擔保和住房抵押貸款作擔保的證券來實現信貸資產的證券化。利用住房抵押貸款做擔保的證券，投資銀行將住房

抵押貸款轉變為可交易的證券，然后再將各種各樣的住房抵押貸款證券混合起來，配以一些以資產為基礎的證券、信貸衍生產品以及其它信貸，攪和成一個資金池，以此為主體創造出一個所謂的“有抵押擔保”的債務憑證即CDO，CDO被劃小成若干份額，并按照各份額具有的不同回報所排定的回報率，將所有份額分劃成等級來發售。經過對各份額的精心設計，證券化后的次級信貸90％以上都被評定為優等，并授之以3A級別。這樣原本信用評級差的次級貸款就被投資銀行包裝成了信用良好的優良資產了。

實際上這樣的信用評級制度是對投資者的不負責行為。我國要發展投資銀行業務，就必須建立科學有效的信用評級制度，規范投資銀行間的競爭，才能使我國投資銀行業的發展走向健康穩定快速的發展軌道。

(三)必須要改革單一片面的投資銀行經管人員薪酬激勵制度

在美國，次級貸之所以會瘋狂增長，是因為住房抵押信貸機構未被嚴格管理，他們幾乎把所有的審慎規則和風險意識都拋在腦后。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投資銀行對他們下屬的這些非銀行類金融機構的經管人員薪酬激勵制度過于片面和單一。這些非銀行類金融機構的經管人員薪酬只和他們所簽訂的房產信貸合約數量有關，這樣的薪酬制度使得這些經管人員在業務操作中只關心合約是否能夠簽訂以及簽訂多少的問題，對于這些合約的質量問題，他們卻毫不關心，甚至有時為了能更多簽訂合約，他們不惜冒著違約帶來的風險損失來主動找上那些收入水平不高、信用評級差的人簽合約。我國投資銀行業必須吸取這一深刻的教訓，改革企業內部員工薪酬制度，變過去單一的由業務量來評定薪酬標準為綜合的、多方面的因素來考慮薪酬標準，使我國投資銀行本身及其下屬機構人員在發展業務時不至于盲目地為發展業務量而大舉對那些經濟基礎差、信用等級不高的人拋媚眼。只有改革薪酬獎勵制度，才能保證投資銀行業務最基層、最源頭的業務資源是安全、潔凈的；只有源頭上安全了，整個投資銀行大廈才能夠健康長久地發展。

篇7

金融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高級階段，而金融全球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統一的貨幣體系，這就決定了在當前加強區域貨幣合作的必要性。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貨幣一體化就開始成為國際金融界的研究熱點，并已在部分國家和地區得到實踐，取得了寶貴的經驗。

一、最優貨幣區理論及其發展

1.傳統的最優貨幣區理論

早期的最優貨幣區理論（TheTheoryofOptimumCurrencyArea，簡稱OCA）起源于二戰后國際經濟學界對于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優劣的爭論，該理論主要研究用什么標準判斷貨幣區的最優性，滿足何種條件可以加入貨幣區，以及加入貨幣聯盟、實現貨幣一體化的利與弊。最后貨幣區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蒙代爾（1961）、麥金農（1963）、英格拉姆（1962）、凱南（1969）等。

蒙代爾（1961）最早明確提出“最優貨幣區”理論，主張以生產要素的高度流動性作為確定最優貨幣區的標準。他在當時的背景中提出了大膽的設想：一些國家可以放棄自己的貨幣，在本地區范圍內實現共同貨幣。這一設想的優點是降低了貿易中的交易成本及匯率風險，缺點是容易造成實際工資下降，影響就業，因此他強調勞動力流動的重要性，認為地區內高度的生產要素流動性是最優貨幣區的標準。

麥金農（1963）提出以經濟的高度開放性作為確定最優貨幣區的標準。經濟開放程度是指一國生產消費中的貿易商品對非貿易商品的比率。在一個高度開放的經濟區域中，如果為了解決國際收支赤字問題，采用本幣貶值政策勢必引起進口商品價格上升，以至于帶來國內物價的上漲，但為了控制物價，又會引發國內需求下降和失業人口增加。同時由于“貨幣幻覺”的作用，還可能造成工資成本的上升，從而抵消貨幣貶值的效果。因此，高度開放的經濟區域應該組成相對封閉的貨幣區，這將有利于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

此外，其他一些經濟學家也各自提出了自己關于最優貨幣區選擇的參照標準，如：凱南（1969）以低程度產品多樣化、英格拉姆（1969）以國際金融一體化程度、G·哈伯勒（1970）和弗萊明（1971）通貨膨脹率的相似程度、愛德華·托爾和托馬斯·威萊特（1970）以政策一體化程度等作為確定最優貨幣區的標準。

2.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發展

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研究在19世紀80年代幾乎處于停滯狀態。80年代末，這一理論又重新復活起來，經濟學家開始研究有關最優貨幣區的成本與收益。90年代以來，歐洲經貨聯盟（EMU）的發展使得經濟學家加強了對最優貨幣區理論的模型分析和實證檢驗。這一時期具有代表性的有：德瓦拉詹和羅迪斯（1991）、巴尤米（1992）、里斯（1997）、德弗羅和恩格爾（1998）等用一般均衡理論模型對早期的OCA理論建立模型分析，并運用大量歷史數據對最優貨幣區理論進行評估和實證分析，主要包括測定地區間實物沖擊、經濟周期、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OCA標準的內生性分析、貨幣聯盟與政治聯盟的關系、匯率工具的效應、貨幣聯盟中最優幣種數目以及其他相關的貨幣調節機制，主要包括財政轉移、信貸及資本市場在最優貨幣區的作用等問題。90年代克魯格曼在深入研究蒙代爾和麥金農的理論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最佳貨幣區理論，建立了GG-LL模型，用以解釋加入固定匯率區各國的經濟結構應比較接近并且經濟聯系緊密，這樣發生匯率波動的可能性就比較小，貨幣區經濟發展趨于穩定。

最優貨幣區理論自19世紀60年代初產生以來，對國際貨幣一體化實踐產生了巨大的指導作用。這一理論的開創者蒙代爾由此獲得了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80年代以來，最優貨幣區理論又得到了極大拓展，克魯格曼（1993）甚至認為“最優貨幣區問題應當成為國際貨幣經濟學的中心”。

二、區域貨幣合作的三種模式

1.單一貨幣聯盟模式

單一貨幣聯盟模式是指區域內成員國承諾放棄本國貨幣發行權，在區域內創立和使用全新的統一貨幣模式。目前最為成功的典型實例即歐元區統一貨幣模式。從歐洲貨幣聯盟內部來看，由于使用共同貨幣，形成統一大市場，歐元區各國之間能真正實現商品、資本、人員和勞務的自由轉移，使各國資源能夠更好地優化配置、合理利用。同時，按照《馬約》的四個趨同標準，加入歐元的國家應自覺維護財政紀律，加強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以維護統一貨幣的穩定，促成成員國經濟的協調發展。

歐元啟動后削弱了美元的霸主地位，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歐元的結算量已經上升到24%，從中期來看，世界金融資產的30%～40%將以歐元計價，歐元在世界外匯儲備中的比重也將增加，這有利于穩定國際金融局勢和國際貨幣體系。

2.多重貨幣聯盟模式

多重貨幣聯盟模式是指先通過地區內次區域貨幣合作，然后再過渡到單一貨幣聯盟的合作形式。多重貨幣聯盟模式是東亞貨幣合作的現實選擇。它決定了東亞貨幣合作是一個長期的、漸進的動態過程。東亞貨幣合作應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近期，建立危機救助機制；中期，建立區域匯率穩定機制；遠期，建立東亞單一貨幣區。

3.主導貨幣區域化模式

主導貨幣區域化模式是指使用一種別國貨幣，如美元，在政府法定或私人部門的事實選擇下，最終直接取代本國乃至本地區的貨幣，發揮區域貨幣的職能或作用。這種貨幣一體化方式又被稱為美元化路徑。二戰后，國際社會逐步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許多國家目前仍選擇顯性或隱性的釘住美元匯率制度，將美元作為本國貨幣的“名義錨”。同時，貨幣替代成為拉丁美洲國家的普遍現象，許多拉美國家實行“雙軌貨幣制”，即本幣和美元都是國內的法定通貨，有的拉美國家甚至取消本國貨幣直接使用美元作為其本位貨幣。在東亞，主導貨幣區域化模式是不現實的，但這并不影響在東亞次區域采取主導貨幣區域化模式，只要各國愿意接受這種貨幣，就可以在該區域采用它作為次區域的共同貨幣。

三、東亞貨幣合作的模式及路徑選擇

1.東亞貨幣合作的模式

如前所述，多重貨幣聯盟模式是東亞貨幣合作的現實選擇。它決定了東亞貨幣合作是一個長期的、漸進的動態過程，東亞貨幣合作應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原因是“亞洲傳統”決定了東亞貨幣合作的漸進性。這種獨特的“亞洲傳統”是指東亞合作的靈活性、漸進性、協商性和非政治性。靈活性是指東亞各國在貿易自由化、統一市場進程、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建立統一貨幣體系等方面不強求一致；漸進性是指東亞各國經濟差異較大，可以分批加入貨幣一體化組織；協商性是指目前東亞經濟合作尚處于對話機制階段，遠未完成制度化建設的進程；非政治性是指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存在領土爭議和國家統一等問題，目前東亞經濟一體化應多講互惠互利的經貿合作，不講或少講政治，不謀求共同的外交和防務政策。以上這些“亞洲傳統”極大地影響著東亞區域經濟貨幣合作，使這一進程變得十分緩慢和漸進，充滿艱辛，這也是東亞一體化和歐洲一體化的主要區別。

轉

2.東亞貨幣合作的路徑

筆者認為，東亞貨幣合作可選擇如下路徑，并分為三個階段循序漸進地進行：

(1)初級階段——建立危機救助機制

東亞貨幣合作的直接目的就是就是防范、化解可能出現的新的金融危機，在東亞建立某種區域性危機防范、救援機制是近期東亞貨幣合作的中心工作。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后，14個亞太地區經濟體的財政部與央行主要官員在馬尼拉亞太地區高級財政金融會議上提出了一個加強地區金融合作新機制的設想，又稱“馬尼拉框架協議”，在APEC范圍內建立了“馬尼拉框架”集團，與亞洲開發銀行（ADB）、世界銀行及IMF協作進行經濟信息交流與經濟形勢監控，并確定每半年舉行一次會議。此外，東盟（ASEAN）10國強化彼此的監督機制，10國財長每年聚會兩次，進行政策協調。這一監督機制后被擴展到“10+3”監督進程，在2001年5月的檀香山財長會議上提出了設立“10+3”早期預警系統。2000年5月6日在泰國清邁召開的亞洲開發銀行年會上，東盟10國和中日韓3國簽署了“貨幣互換協定”，又稱“清邁協定”。其主要內容是建立一筆備用貸款基金，估計將達到200億至300億美元，各國出資額將按照其外匯儲備額比例分攤，只要東亞外匯儲備中的10%至20%被用來作為地區基金，參加的國家就能夠很容易地克服任何清償危機，而不需要來自發達國家的任何幫助。一旦亞洲地區發生短期資本急劇流動等情況將相互提供干預資金，以應付緊急之需，同時還將交換經濟和外匯方面的信息，建立起一個預防新的貨幣危機的監督機構。迄今為止，日本已經同韓國、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締結了貨幣互換協定。2002年3月28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和日本銀行總裁速水優在東京簽訂了必要時向對方提供最高約合30億美元的貨幣互換安排協議，顯示旨在穩定亞洲地區貨幣的合作已經取得令人矚目的成果。

(2)中級階段——建立區域匯率穩定機制

區域性危機防范、救援機制能在短期內解決外部沖擊與金融危機問題，但并不能從根本上消除東亞地區的金融不穩定，也難以保證東亞經濟在長期內的穩定增長，因此建立一整套區域匯率穩定機制是十分必要的。

篇8

近年來，隨著我國宏觀經濟環境的日益轉好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房地產市場逐漸活躍,大量外資不斷涌入我國房地產行業,并呈逐漸膨脹之勢。據有關資料顯示，房地產市場已成為外商直接投資的第二大行業。2006年一季度，境外機構和個人購買境內房地產結匯12.49億美元，增長211.4%。外資已經成為我國房地產市場的重要參與者，其影響和作用不可忽視。

一、外資進入我國房地產市場的成因

1.我國現行房地產業政策的不完善和監管不力

我國目前對產業基金沒有明確的法律法規依據，因此無法以法律的形式對房地產基金的發起、設立、組織形式、治理結構等重要原則做出明確的規定，房地產基金處于無法可依的狀態,這為國外投資機構大規模進入房地產提供了便利條件。另一方面，我國各級政府和部門對外資進入房地產市場監管不力。例如，2004年11月我國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將普通住宅作為鼓勵類外商投資產業目錄,將土地成片開發、高檔賓館、別墅和高檔寫字樓等作為限制類項目。

2.人民幣升值預期

近幾年，由于我國對外貿易規模增長迅速和進出口順差不斷擴大，使得我國成為貿易摩擦的“眾矢之的”。美國、日本等國家把本國的貿易逆差和失業歸罪于我國的外匯制度和貨幣政策，不斷對人民幣升值進行施壓。因此，我國一直承受著較大的貨幣升值壓力,這給國際資本進入我國提供了較好的獲利預期。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使得國際資本源源不斷地進入我國房地產市場。

3.我國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和房地產業較高的市場利潤

近年來,我國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穩定開放的市場環境為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提供了極大的發展空間。同時,按照國家計劃2020年達到小康水平,人均住房面積達35平方米的基本目標測算,到2020年我國房地產住宅市場平均每年增長速度至少應在7%～10%。房地產業的快速發展也帶來了較高的市場利潤,在資本逐利本質的驅動下，海外資本大量流入我國房地產業，并且集中投入熱點地區的房地產。

二、外資進入我國房地產市場的影響

1.有利的一面

(1)彌補了我國房地產行業資金的不足,帶來了先進的房地產金融運作理念

長期以來，我國房地產行業的主要融資模式過于單一，資金來源渠道狹窄。據統計，房地產開發投資資金中銀行貸款比重為30%，如果考慮住房消費貸款、建筑企業流動性貸款和土地儲備貸款，這一比重將上升到80%，而其他融資渠道如房地產信托、房地產股權融資、房地產債券、住房資產證券化等融資方式，在我國房地產金融市場尚處于起步階段，所占比例十分小。因此，海外投資者的紛紛進入,尤其是具有金融投資性質的海外投資機構的進入,不僅帶來了大量的資金，彌補了我國房地產行業資金不足的問題,也帶來了許多新的房地產金融理念和金融工具，有利于豐富和發展我國房地產金融體系，促進房地產金融創新。

(2)加劇了房地產市場的競爭，促進國內房地產企業不斷提高競爭能力

我國房地產市場是一塊巨大的蛋糕，房地產企業數量眾多，競爭十分激烈。但是多數企業規模不大，資金實力較弱，管理體制陳舊，營銷手段落后，企業活力和市場競爭力不足。而各方面實力雄厚的海外房地產企業的紛紛進入無疑進一步加劇了房地產市場的競爭，直接影響和沖擊國內各大房地產開發企業原有的利益分配。中小開發企業則面臨著更加嚴峻的生存挑戰。因此，國內房地產企業為了提高自身競爭能力，必然會加快企業間的并購重組，同時不斷改進技術和設備、強化創新及管理理論，降低開發成本、提高產品品質，生產出更高水平的、更適合消費需求的房地產產品，從而提升整個行業的發展水平。

(3)提供了高品質的房地產商品，滿足了消費者的需要

隨著國民收入的不斷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房地產商品的品質要求也越來越高，不僅關注住宅或辦公的面積大小，也開始強調環保節能以及人性化設計等要求。由于海外房地產開發企業大多具備雄厚的資金實力、先進的技術和開發理念、成熟的管理體系，能夠在房地產規劃、設計、開發、物業服務等各個環節做到更加科學合理，更富有人性化，從而能為國內消費者提供高品質的房地產商品，滿足人們對優質的辦公環境和住宅的需要。

2.不利的一面

(1)制約了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增大了調控難度改革開發以來，由于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我國政府長期實行招商引資的政策，使得外資在外匯、信貸、土地和產業政策等方面具有相應的優勢,并且能夠有效逃避宏觀政策的制約。而國內許多房地產企業不僅沒有同等的優惠政策，還經常受到國家各項宏觀調控措施的約束，例如當前房地產“銀根緊縮”的信貸政策就加劇了國內房地產企業資金緊張的局面。這樣一來，許多國內房地產企業為了自身發展的需要紛紛尋求外資的合作，通過與外資的相互融資,逃避國家產業政策的限制和約束。因此，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實施效果，增大了調控難度。

(2)加劇房地產市場價格波動,助推房地產價格上漲

外資在投資市場中對國內投資者的心理影響非常大。以股票市場為例，2002年以后，我國股票市場開始引入境外的合格投資者(即QFII)，到目前為止，QFII的資金總量只有60億美元，占流通市值的4%，但這4%的外資對我國股票市場的投資理念和投資行為產生了巨大影響。因此，外資大規模進入房地產市場,也將推動非居民機構和個人購房的比例不斷增加,形成較強的房地產市場“標桿效應”,促使國內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另外,外資對高檔住宅和商業地產的炒作,也會由于交易活躍和利潤率攀高而擠壓中低檔房產的投資,造成中低檔住宅市場供求失衡,從而進一步抬高其市場價格。

(3)加大了國際收支失衡和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加了金融體系風險

只要國際資本對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存在，它們進入我國投資的勢頭就不會減弱，而且會更加強勁。而隨著境外資本特別是國際游資的不斷增加,將進一步拉大我國國際收支差額，加劇各國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一旦對人民幣升值預期消失,大量投機性資金就會迅速撤離樓市,匯出國外,這樣一來不僅會對以銀行貸款為主要融資渠道的我國房地產行業造成致命打擊，也會嚴重危及到我國金融體系的安全，影響到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

三、對策建議

1.要充分認識加強對外資進入房地產市場的管制的必要性

房地產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其產業相關性高，帶動性強，與金融業和人民生活聯系密切。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3年各國匯兌安排與匯兌限制》，183個成員中，有137個成員對外資投資房地產進行管制，其中既有發展中國家也有發達國家，既有貨幣可兌換國家也有不可自由兌換的國家。而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人多地少，土地資源十分稀缺是基本國情，房地產業發展又正處于初級階段，市場比較脆弱，法制還不健全。因此，加強對外資流入房地產的管制，不僅符合國際上大多數國家保證和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通行做法，更是維護國家經濟安全防止國民財富外流的需要。

2.改革現行的外匯管理體制,建立靈活的市場匯率機制

穩步推進我國匯率制度改革，降低結匯的強制性,擴大售匯的自主性,形成相對中立的外匯管理政策框架,并采取較為靈活的浮動匯率機制。對人民幣進行小幅升值是目前解決人民幣升值問題的最佳方案。因為這樣一方面可以增加國際游資的投機成本，另一方面也弱化了人民幣大幅升值的預期，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境外投機性資本投機“人民幣匯率”的意圖。

3.綜合運用稅收、信貸等手段調控外資在房地產市場的投資

在房地產消費環節,對于非居民購房,要以自用為基本原則，而對于購買多套住宅和短期內轉手交易的境外非居民,應實施嚴格的管制措施,加大稅收征收力度，提高其投機成本；針對外資產業基金大量進入商業地產,應及時制定針對外資進入商業物業的調控政策,提高營業稅和收入所得稅的比例。同時，加強對房地產貸款和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的信貸管理,提高境外投資者購買住房按揭貸款的比例,禁止境內銀行為境外非居民個人和機構在境內購買商品房提供按揭購房貸款及外匯抵押人民幣購房貸款。

4.建立健全房地產市場信息系統和預警預報體系

當前，我國對房地產市場的監測和管理手段仍相當落后，為防止外資大量流入房地產而引發各種風險，要加強對外資流入房地產市場的監測和預警。例如，針對目前外資流入房地產市場底數不清等問題，要加強統計分析，建立外資購買房地產的登記體系，全程跟蹤資金的流動，防止外資對房地產進行炒作；充分發揮專業統計部門的信息主渠道作用，根據外資流動和房地產交易的有關數據設計一套科學的、可操作性和定量化的風險評價指標體系，以便及時掌握市場運行態勢，制定有效的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和措施。

參考文獻:

[1]溫建東馬昀:房地產市場對外資“設限”的思考[J].中國外匯，2006（9）

篇9

1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態勢與動因

11全球化的發展形勢

隨著世界各國經濟上的依存性步步提高，國家內部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相對減弱，直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經濟全球化已經蓬勃高漲，達到了不可逆轉的趨勢。資料顯示，從80年代中期開始，世界貿易和投資迅速增加，占GDP的比重也快速提高。跨國投資占GDP的比重從1985年的05%增加到了2010年的21%，增加了3倍多；全球貿易總額占GDP的比重則從1985年的386%增加到2010年的559%，2008年時曾經達到594%[1]。由此可見，在經濟全球化的高水平推動下，當今經濟活動從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各個環節到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商品資本的各種形態都已跨出國門。在整個世界范圍內進行。隨著工業革命后商品經濟和現代交通運輸業、通訊業的迅速發展，世界市場逐步形成并達到了有秩序的擴大，國際分工形成了水平發展的新形勢。

12全球化的發展動因

“二戰”后，有多方面的原因促進著經濟全球化的形成和發展。其中，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自然是其根本前提。冷戰和兩極格局打破后，國際政治形勢開始朝著多極化的方向發展，和平與發展不可避免地成為當今時代的主流。各個國家有越來越多的關注點被放在經濟發展上，而與此同時，新的科技革命和生產的高度社會化趨勢愈演愈烈，成為了全球化最基本的物質條件，各國在意識到經濟合作、共同發展的必要性和便利性后紛紛開展國際貿易，以跨國公司和國際投資為主要方式開始了全球化的推波助瀾，更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使各國之間的貿易交流迅速成為尋找最合適全球化道路的助推動力，市場經濟的大環境和分工合作、自由靈活的市場機制也因此成為順應時代潮流的選擇。

2經濟全球化的利與弊

經濟全球化的影響廣泛而深遠，早已不限于經濟范疇。能否清晰正確地認識和積極妥善地應對全球化，將成為帶來經濟發展、實現文明進步、政治和諧的重要抉擇。我們應該意識到，全球化對促進國際體系轉型、世界經濟增長和各國人民友好往來是有利的，主要有以下幾個表現：

21統一的世界市場的鞏固和完善

根據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論，各個國家在各種商品上的勞動生產率并不都是相等的，如果每個國家都集中生產和出口自己擁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對不具備比較優勢的產品進行進口，那么大家都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分享分工合作帶來的利益。在目前的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資本、原材料、信息、勞動力等各種經濟要素都達到了有效地組合，使生產力在全球水平上得到了巨大的發展，減少了盲目生產對各種資源的耗費，實現了生產消費上的有利互補。

22越來越密切的國際經濟關系和國際利益的融合

全球化使各個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的相互依存度逐漸提高，無論是雙邊領域還是多邊領域，國際間交流和合作原來越多，共同利益明顯增多。更隨著WTO、世界銀行等各種國際經濟組織的推動，跨國公司等多種貿易形態日益增多，國際貿易量和貿易額大幅增加，國家關系得到改善，得益于和有利于世界向和平與發展的方向演化。

23推進人類文明的進步

由于共同利益的形成和各國交流的頻繁，各國人民在全球性問題的基礎上，形成了共同的價值觀，交流互助的思想越來越深入人心，綜合的進步的新人類文明正在逐漸形成，也因此將形成關于這個時代的對于歷史文明的總體超越。

24全球化的消極表現

在沉醉于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積極影響時，作為全球化浪潮中的一分子，更加有義務去關注和改善全球化所帶來的消極影響。經濟危機的出現就足以給予全人類一個及時的提醒。馬丁?沃爾夫在《全球化為什么可行》一書中，概括了對全球化的批評意見，指出“全球化的金融市場制造了危機，特別是讓落后國家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2]，正如其所說，全球經濟聯系的日益緊密使各地區能源的價格大幅上漲，甚至一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天價能源”，金融秩序更是因此脫離常軌、失去控制。尤其是發達國家的經濟明顯衰退誘發世界范圍經濟大步衰退的可能性加大，一旦出現，就如多米諾骨牌一般在經濟全球化的助推下以難以想象的傳播速度和影響深度迅速發展成為世界范圍的共同問題，大范圍的經濟危機一觸即發。

除此之外，社會動亂、局部動蕩等附屬問題也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經濟全球化拉大了各國之間的貧富差距，尤其可能使得發展中國家的矛盾逐步激化，傳統工業地位遭到挑戰，機械化操作程度加深，失業人數居高不下。在各國之間的互動中，牽扯國家利益的矛盾發生的情況也難以避免。過去幾百年間以資源換經濟的發展模式也導致人類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激化，如何在維護生態文明、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發展經濟，為后代子孫留下更多的物質精神財富越來越值得全人類的共同思考。

3針對發展中國家的具體分析

31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積極影響

毫不夸張地說，全球化為發達國家帶來了經濟上活動空間和勢力范圍的擴大，對其降低生產成本，發展、研究高新技術產業，在相關方面形成壟斷優勢、增強國家競爭力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與此同時，對于身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來說，也應該意識到它所帶來的難得的歷史機遇和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

據估算，在經濟增長層面，1999―2013年全球經濟增長部分的三分之一是由中國經濟來完成的；在市場價格層面，中國的進出口貿易規模已經進入世界前三位[3]。由此可見，中國在全球化的進程中也發揮著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也因此受到更多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影響。首先，在資本、技術、知識等生產要素的需求問題上，全球化為其優化配置帶來了極大的促進作用，盡管世界范圍內的收益分配并不公平，但不可否認全球化已經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進步，使中國成為除發達國家之外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其次，針對中國勞動力相對充足的現狀，外國投資彌補了國內資金的不足，有效地促進了GDP水平的提高。由于國際間的人才交流，中國企業技術水平不斷提高，管理人員和操作人員的素質也得到提升。另外，全球化對世界各國國際關系的改善與和平穩定的實現帶來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在這種國際和平環境下，發展中國家的穩步發展也因此得到了極大保障。以中國為例，對外貿易獲得的快速發展使我國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穩步提高，產業結構得到升級，市場化進程加快，人民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

32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消極影響

當然，經濟全球化使發展中國家的運行風險加大，甚至對某些國家的造成沖擊。同樣，一旦經濟波動傳到中國國內，引起生產關系、金融結構的變動，對國民生活會造成難以估量的影響。這就對政府的宏觀調控和國家的自主發展、市場的自我恢復能力帶來了極大的挑戰。

4結論

作為世界性的生產力高度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經濟全球化以其帶來的市場規模效應的日益擴大和積累，使得各國經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各國經濟互相融合、互相影響，并隨著生產力的快速發展而日臻成熟。面對全球化，中國應該怎么做呢？首先，我認為應該認清繁榮背后的危機，建立健全適應全球化發展的市場經濟體制，加強政府職能，明確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產業地位。其次，應該明確經濟結構調整戰略以增強自身的國際競爭力，堅持實事求是，了解自己獨立發展特色的同時清楚地認識和防范其不利與風險。繼續堅持改革開放，積極參與國際交流，加強國際合作，同時在支柱產業上掌握主動權以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和培育核心優勢。如此才能使中國以更加積極的姿態面對世界，走向全球。

參考文獻：

[1]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中國對外開放的基礎理論”課題組經濟全球化的進展、動因和影響[R].2012

[2][英]馬丁?沃爾夫全球化為什么可行[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3]2014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EB/OL].http：//wwwdocincom/p-787370159html.

[4]紀艷香國際資本流動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及我國相關對策[J].中國市場，2013（46）.

篇10

關于中國城鎮化的一些問題　厲以寧

關于城鎮化問題，大家的共識是，中國城鎮化率太低了，因為剛解放的時候我們是20％的城鎮化，意味著80％的人口是農村人口；經過了60年，2009年達到了46％，60年才增加了26個百分點，這是很慢的。何況46％當中還包括了一部分半年以上住在城市，但是身份還是農民的農民工，他們沒有融入城市生活。今后怎么辦，經濟學家都在呼吁，城鎮化率要提高。假定以后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到2019年，也就是十年以后，我們的城鎮化率可以達到56％；20年之后，到2029年，城鎮化率可以達到60％；30年之后，到2039年，城鎮化率可以達到76％。

中國這樣的社會是不是最后一定像美國那樣，把農業人口降到5％以下，要根據將來的情況定。如果將來的人口是16億，我們的城鎮化率可以達到76％，意味著12億住城里，4億住在農村，大體是這樣的情況。

城鎮化率對中國將來經濟的影響是很大的，一是擴大內需，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推動力；二是城鎮化率不斷提高，可增加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

但有一個問題，錢從哪里來?我們首先要問一個問題，地方要擴大城市規模，我們靠土地財政這條路是行不通的。靠賣土地不能解決問題，得靠地方債務問題解決；靠地方債務問題解決，地方欠債就越來越多，誰來還呢?地方債務越來越多，將來會出問題。

城鎮化過程當中，需要的公共資金、建設資金數量是巨大的，而且是持續多年的，這樣的巨額資金如何籌集呢?有一部分是依靠政府籌集，依靠政府的財政支出，比如說義務教育的實施，某些醫療衛生設施、自然和消防的設施、環境治理的設施、行政關系的設施，政府財政無疑要承擔這些建設的費用。居民住宅中的廉價房、經濟適用房的建設，政府也有責任要承擔。還有一些資金，主要要依靠市場，比如說商業性的設施、高檔住宅的建設、某些文化娛樂設施的建設、民辦高等學校和職業技術學校等教育設施的建設，還有某些民辦醫院的建設，可以通過市場籌集。現在問題在于，公用事業建設的錢從哪里來?公用事業的建設資金來自何處，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城市的供水、供氣、供熱、供電、公共交通等，還有其他公共服務業資金，既不能完全靠財政，也不能完全靠市場。之所以不能夠完全靠財政，是因為財政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之所以不能完全靠市場，是因為公用事業一般投資周期長、回收期長，企業都是以盈利為目的，不愿意投入大量的資金在公用事業方面。所以，必須走出一條新路，想出一種新辦法。

我們可以考慮用中國公用事業投資基金來解決城鎮化過程中公用事業資金籌措和運用問題。中國公用事業投資基金怎樣建立呢?主要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金融機構三方力量組合起來，然后再動員廣大的民間資金，把這些資金用在城鎮化過程中的公共事業建設。這在國外是有經驗的，如澳大利亞城市建設主要是依靠公用事業投資基金。據不完全統計，到2008年10月全世界有63支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基金，資金的規模加在一起有好幾百億美元，年平均回報率在10％～14％之間，這個經驗是可供我們借鑒的。假定我們在中國要組建中國公用事業投資基金的話，建議由財政部和國家發改委作為發起人，投入適當的財政資金，也就是種子基金。先投一部分進去，然后吸引機構投資者參加。機構投資者主要是金融機構、社保基金和其他的機構投資者，這樣基金就初步建立了。由中國公共事業投資基金發行中國公用事業發展債券，以基金債券的形式向社會、民間募集資金。用這樣一種方式。就能夠吸引民間資金從事公用事業的建設。資金管理是主要問題，把資金運用得好，一開始雖然不能像澳大利亞那樣把回報率做到10％以上，但是8％以上是沒問題的。8％的回報率，這個吸引力也是很大的。在中國當前的條件下，仍然可以吸引大量民間資金進來。那么中國城鎮化建設過程當中，如果資金問胚解決了，實際上是三駕馬車一起拉，財政負擔一部分，主要是義務教育、醫院等；民營企業解決商業設施、民辦的教育等；公用事業將主要靠投資基金解決，這樣也許我們就能夠走出一條新路。

責任編校：一諾

對整體改革理論的幾點解釋　周小川

我對吳敬璉老師所率領團隊所進行的整體改革理論研究簡單做幾點解釋。

首先第一個方面，這個理論強調改革從舊的集中型計劃經濟體系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轉變，這個體系是整體的系統，不可能拼湊起來，但是最終體制之間有很多相互關聯的內容，所以是系統的構建，表明改革開放具有整體性。

一開始大家希望把我們見到的不同的經濟體制中的優點或元素簡單拼湊起來，比如有一些像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提法，慢慢大家接受這個改革是系統性的，不僅包括不同的經濟領域，還進一步發展到法律體系，發展到社會體系。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框架50條，基本上反映了改革整體性的概念。

第二點我想說的是，既然是整體性的轉變，就會涉及到哪件事應該先做，哪件事后做，怎樣做使得改革能夠盡量平穩，同時取得成效，并在改革進程中給大家帶來福利。因此，這個問題就變成最優順序的問題，也就是改革應該怎樣安排各項議程的順序。每一項改革的利與弊以及收益都有不同，所受到的約束條件不是十分清晰，具有一定模糊性，同時有些問題存在爭論，實際上最優順序是非常難以論證和進行設計的。對這項問題的討論是有益的，正因為有了最優順序的討論，使得最后可能達到一個次優的順序，而不是很差的順序，這也是整體性改革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

第三是帕累托改進的問題。大家都知道，市場經濟理論中生產要素最優配置的問題導致帕累托最優，最優境界在理論上來講是比較好認識的，從改革和開放的角度來講，是追求在改革進程過程中，在動態狀態下能夠不斷實現帕累托改進。帕累托改進使得改革能夠在步驟上保持盡可能給全體人民帶來更大的福利，也就是改一部分獲得一部分收益，收益讓老百姓能夠體會到，從而獲得改革的動能，獲得廣大人民群眾、各級干部對改革的支持。當然，這個做法在研究和論證方面有多種多樣的內容。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也確實是在這方面取得了成效。不像前蘇聯和東歐的一些改革，由于不能夠及時帶來改革的福利，甚至帶來GDP的下降，從而很早就出現所謂“改革疲勞癥”，出現很多反彈的情緒。

第四是中國堅持了漸進主義。漸進主義反映了改革是一個大的系統，也是一個大的系統轉變，同時需要有一個順序的安排。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有帕累托改進。因此，漸進的改革有它內在的理論基礎。

(1)人的思維轉變。包括人民和經濟學家，也包括政策的決策者，思維轉變都有一個過程，有一個不斷認識和轉變的過程。不論是對舊體制的認識，還是對新體制的研究和理解，都有這樣的過

程。

(2)漸進主義。中國雖然堅持漸進主義，但是我們和許多其他國家的改革開放相比，速度還是相當快的。因此，今天我們才獲得了這么多的進展。所以，中國在近20年中一直強調發展、改革、穩定之間的相互關系。

(3)配套關系。改革需要很多相互配合的關系，相互配合如果做得不好的話，改革可能代價比較高，收益比較小，同時也不容易獲得更多的支持。所以從這幾個角度來看，堅持并掌握漸進主義改革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第五，改革問題涉及到的學問，有人歸納為改革經濟學，也有人歸納為轉軌經濟學。我個人在八十年代末期曾經介紹過國際上特別是匈牙利一位經濟學家對于改革經濟學學術質量評價的報告。既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看到舊系統的低效，要朝向一個新的系統進行轉變，它的很多內容都是過渡性的，研究很多系統相互關聯和配套性的關系都是動態轉變的過程。現在再回頭看，當時的研究似乎沒有太高的學術質量，當時在轉軌經濟學界普遍有這樣的討論。但是，動態變化中如何實現最優或者較優實際上也是很有學問的。改革要處理小樣本問題，不可能有大量的數據支持論證改革及其配合關系的優化程度。因為樣本非常小，我們七十年代末的體制，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就已經不大好用了。計量經濟學的方法所能收集到的數據，首先要求有一個制度的穩定性。如果制度不穩定，樣本回歸會出現很大的問題。與此相關，改革經濟學必然特別重視橫向比較。從時間序列不容易得出非常明確的結論，可以從橫向比較中獲得。在改革經濟學當中要重視思維轉變，因為思維轉變的內容確實非常豐富。

第六，整體改革結合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推動兩種方式。改革有些內容，比如早期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50條基本框架、外匯改革和稅收改革、加入WrO以及銀行體系的改革，這些都有自上而下整體設計的特點。我們也有大量的發動群眾、發動基層政府自下而上的改革，這兩者應該更有機地結合起來。有些改革也是有意鼓勵和支持來自企業、地方政府的積極性，由他們推動這些改革。比如說我們的農村改革、多種所有制的發展，都有上下的結合。另外，競爭也推動了改革開放，有些地方會率先敢于冒一定風險實行改革開放的措施，在這個過程當中表現出優勢帶動整體的改革推動。因此，在整體改革內容中也包括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相互結合。

責任編校：一諾

中國經濟的世紀增長與金融模式的選擇　吳曉求

中國是全球性經濟增長的大國，中國全球性的經濟增長若要維持一個世紀，我們需要什么?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維持20年沒問題，也就是說從2001年我們加入WTO之后到2020年，中國經濟平均維持9％的增長速度應該說不成問題，因為靠資源、人口、制度的優勢，靠制度所釋放出來的能量，人口紅利、制度紅利等足可以維持中國20年的經濟增長。但是中國是一個大國，不可能像韓國那樣維持20年的增長，更不能像日本那樣，雖然日本也是一個經濟大國，但是從地域遼闊和人口來說，不能和中國相比較。我們維持20年的增長，達到人均GDP 1萬美元，我想不是我們最后的目標。我們非常遠大的目標，我想要像美國那樣，在二十世紀100年中，除了6年有經濟的衰退，94年都維持了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一直到2008年，也就是說維持了100年的增長。中國經濟增長顯而易見是要設計一套制度，讓它能維持一個世紀-的增長，這樣才能成就中國人的夢想，20年的夢想只解決了小康，想引領這個世界還不可能。

美國一個世紀的增長，我們可以總結出很多的原因，其中兩條至關重要，我們應該學習。一是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在產業中廣泛的應用，科學技術的應用，包括19世紀末期鋼鐵工業的興起，冶煉技術的興起，推動鋼鐵工業的發展，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汽車工業的發展和普及，使美國走進了工業化。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時候計算機的發明以及信息技術的發展，進一步推動美國經濟蓬勃發展，給美國經濟強大的動力和生命力，這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廣納人才，造就美國科學技術發展。

第二個是大家所忽視的，美國金融體系對美國經濟跨世紀的增長所做出的杰出貢獻。美國金融體系最大的特點和以往相比較，不僅可以通過它的開放在全球配置金融資源為它所用，也有很好的基礎，就美元的國際化，美元的國際化加上開放的金融市場，可以吸納全球的資源，通過這種開放的金融市場，也可以把風險分散到全球，也就是說美國金融體系除了有強大的資源配置功能以外，還有非常結構化的、強大的風險分散的功能、風險配置的功能，如果高度概括的話，我想這兩條是成就美國

百年夢想的原因。

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如果要維持一百年的增長，應該學習美國，我始終認為應該學習美國，雖然這場金融危機來了，但是不要否定美國金融的價值，千萬不要否定，千萬不要回到一個古典的時代，千萬不要回到傳統商業銀行主導的時代，這個時代慢慢一去不復返。所以要維持中國經濟的增長，我們必須要解決兩個問題，第一個必須要解決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第二個必須要解決中國經濟增長所遺留下來的壓力釋放的問題，也就是風險釋放，制度的設計，只解決動力，不解決壓力的釋放，那會有問題的。

動力的來源主要是兩個，一是美國已經給我們提供了經驗，就是科技創新，及其在產業當中廣泛應用，從而推動產業的升級，這是中國經濟發展源源不竭的動力。這一點毫無疑問，應該擺在首要的位置。第二個非常重要的動力來源，要有財富的迅速增長，特別是金融資本的迅速增長，沒有金融財富金融資本迅速增長，這個國家難以維持持續性的增長。金融資產迅速增長不是空洞的，也建立在實體經濟基礎上，只有實體經濟的增長不見得有大規模金融的出現，必須設計與此相匹配，創造大量金融資源的金融體系，這就是現代金融體系。要提供這兩種戰略資源，科技創新和金融資產大規模的增長機制，金融資產大規模增長的機制，不是一種資產泡沫化，要把兩者之間要分開。我們在1990年金融資產主要是銀行的存款只有區區3.8萬億人民幣，到了今天金融資產經過20年的發展，金融資產已經超過了100萬億，其增長速度大大超過同期GDP的增長速度，我們不能懷疑這其中有任何的泡沫，中國經濟這20年高速增長與金融資產大規模增長提供源源不斷雄厚的資本有關系，首先解決動力來源。

其次要解決壓力的釋放，通過金融體系的設計，讓不斷存量化的風險流量化，這是我創造的名詞，金融功能從早期簡單配置增量資源到今天主要配置存量資源，同時也要使存量化的風險流量化，這是金融體系的升級和換代，也是進步。這其中最重要的是資本上的作用，所以構建一個以資本市場為基礎的現代金融體系，對中國經濟的跨世紀的增長是一個戰略目標和戰略任務，我相信如果我們正確處理好這樣幾個方面的關系，中國經濟也能像美國那樣完成一百年的增長。

責任編校：齊民

回歸亞當?斯密，告別凱恩斯　張維迎

進步需要創新，但并不是所有的創新都代表著進步。在科學研究當中，有一個詞叫科學使得回歸主義。回歸主義意思是什么呢?科學總是在進步，今天的比昨天的好，晚來的比早

來的好。但是我們看一下歷史并不都是這樣。在自然科學當中這個也不成立。我們大家知道，哥白尼最早提出日心說，實際上這是不對的，在公元前三百多年前，古希臘著名的天文學家阿利斯塔克就提出來日心說，大家都認為它錯了。地心說統治世界1600年的歷史，最后又回到日心說。這個道理在經濟學上也是一樣的，凱恩斯經濟學理論大體類似這樣的狀況。

討論中國經濟的轉軌，特別是最近提出增長模式的轉軌，我想從亞當?斯密和凱恩斯的角度給大家比較一下，看看有哪些不同。亞當?斯密的理論比較簡單，經濟學家應該關心什么?關心財富的增長和經濟的增長，財富的增加和發展從何而來，來自于技術進步和創新，技術進步和創新又依賴于分工，由于有分工，才有專業化，才有專心致志的研究和開發，最終才有發明創造。分工深度由什么決定呢?由市場的交易、包括市場的規模決定，市場規模的擴展本身導致分工提升，導致技術進步，進而導致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再進一步提升市場的規模，這樣就形成正的循環。從這個模型理解中國這30年的變革以及現在面臨的問題，其實很有意義。這30年間，重要的就是利用市場，包括市場的規模。當我們走向國際，利用全球市場之后，全球分工上的優勢導致了發展和進步。未來我們的發展潛力在什么地方呢?仍然是在利用市場及其規模上。中國過去利用國際市場應該是比較有效的，但是國內市場的開發可能還不充分，未來如何開發國內市場就顯得非常重要。

凱恩斯的理論也很簡單，即GDP等于消費加投資加凈出口，如果愿意的話也可以加政府支出。GDP怎樣增長呢?用現在流行的說法就是“三駕馬車”，這駕馬車跑不動讓那駕馬車跑。出口不行靠投資，投資不行靠消費，這就是理解經濟增長的基本模式。

從這兩個角度理解未來轉型是很不一樣的。如果用亞當?斯密理論理解的話，中國需要做的是開發國內市場，但是用凱恩斯理論理解的話，就變成增加內需。這是兩個非常不一樣的概念。下面我從政策含義的角度分析二者的不同。從亞當?斯密的理論來講，它是微觀經濟學的概念，但是從凱恩斯理論角度來講則是宏觀經濟學的概念。進一步，亞當?斯密主張企業家創造新的產品，進而創造新的需求；凱恩斯則主張開發國內市場，增加需求成為政府的功能，特別是政府通過貨幣政策或者財政刺激政策增加總需求。打個比方，凱恩斯主義需求是，大家都買電腦，政府補貼，原來一個人一臺電腦，現在讓你買兩臺，或者讓電腦提前退休；從亞當?斯密的角度來講，什么叫增加需求呢?蘋果公司生產的IPAD就是真正的增加需求，真正開發國內市場。進一步延伸，開發國內市場必須要靠創新。從凱恩斯角度來講，開發國內市場并不需要創新，更多需要的是貨幣政策的刺激。貨幣政策的刺激抑制創新，但是一個企業家發現產品靠貨幣的擴展可以很容易賣的時候，沒有企業家會真正愿意認真搞創新，因為創新是一個長期非常冒風險的行動。從亞當?斯密的角度來看，要開發市場，要靠企業家，而企業家靠什么呢?靠激勵機制，產權就必須要有安全的保證，創新應該得到有效的回報。

我們再看投資。在亞當?斯密看來，投資是為了增加未來生產率，我今天放棄100元的消費，投資后能不能帶來110元甚至更多，所以投資本身是為了提升效率，如果不能提升效率，投資就沒有意義。但是，從凱恩斯主義的角度來看，投資就是為了增加需求，無論有沒有效率，只要投資，就可以增加總需求，GDP就會增加。按照凱恩斯理論增加的總需求可能是浪費性的，不僅效率不高，而且好多完全是浪費。

我們進一步看貿易。用亞當?斯密的觀點來看，充分利用市場，我們就可以進一步分工，進一步創新，市場靠自由貿易，自由貿易是沒有制度性的限制，盡量把交易成本降低，如此，我們的經濟就可以發展。但是從凱恩斯的角度來看，只有凈出口在增加需求，帶動經濟的增長。因此，貿易保護有利于GDP增長，因為只有少進口，多出口才能增加GDP。從亞當?斯密角度看這完全是錯誤的。

比如轉型、發展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如果用凱恩斯理論的話，不管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只要有需求就好，在法律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增加總需求最好的辦法就是利用國有企業，去年中國經濟刺激當中大量的貸款都留給了國有企業；從亞當?斯密角度看這些國有企業本身是沒有創新的動力，其對經濟持續增長有損害。

從增加消費的角度看，如果說國有企業占經濟的比重那么大，現在仍然占35％以上，國內市場是沒辦法開發的，為什么?GDP不能真正變成老百姓的購買力，在這種情況下，過去十幾年發生的現象，特別是過去幾年發生的現象，居民的收入份額不斷萎縮，“彈劾”了經濟的轉型。此外，經濟學家都知道，凱恩斯主義關心短期問題，不關心長期問題。我們要考慮到，如果一個短期的政策沒有給這個國家長期發展帶來好處的時候，為什么仍然要堅持這樣的政策呢?唯一的理由是政治上的考慮，因為政治家一般只考慮短期的事情，不考慮長期的事情。

去年這個時候我們都在關心怎么樣提高總需求，我們采取各種政策，如增加貨幣、貸款，降低利率，提高補貼等以促進需求。政府目前最擔心的是物價問題，有必要的時候，甚至要用行政手段干預物價。2009年為了把經濟增長率保持在8％，我們付出的不僅僅是通貨膨脹的代價，還有國有企業規模不斷擴大、體制上的改革可能出現倒退的代價。是以，我們有必要重新回到經濟學的基本問題上，重讀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不要盲信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和政策。

責任編校：沐梓

關于中國經濟增長與經濟轉軌問題的幾點思考　錢穎一

有兩個問題值得我們思考，尤其是結合數據方面的比較分析。

首先是經濟增長。這是我們幾乎每天要談到的問題。從歷史上看，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不同的增長特性。低收入階段和中等收入階段不具可比性，與高收入階段也不具可比性；同一個國家在不同的階段也不具可比性。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具有可比性，因為這三個國家起點都比較低，而且人口分別排在世界第一、第二和第四位。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人均收入落后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經過30年，中國不僅超過了印度，而且于1998年也超過了印度尼西亞。所以，在一個起點都較低的可比情況下，較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中國經濟增長成就的確非常令人矚目，遙遙領先。這是第一個比較的概念。

第二個比較的概念是中國和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相比。一是日本，從1950年開始起飛，屬第一個非西方的國家取得了工業化；第二個是中國臺灣，從1958年開始起飛；第三個是韓國，從1962年開始起飛；中國是從1978年開始起飛；印度從1991年開始起飛。從各國經濟發展態勢的比較中可以發現，中國經歷高速的發展并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同周邊國家和地區高速發展態勢一脈相承。這說明中國的經濟增長實際上是在一個亞洲整體較快增長環境中發生的。仔細研究會發現，中國臺灣和韓國經濟相對于日本而言有一個十幾年的滯后，中國經濟相對于中國臺灣和韓國而言又有一個滯后。如果把時間因素和滯后因素都去掉，并取起飛年作為100，將其對齊，發現各國人均收入變化趨勢實

際上相當吻合，說明在增長性質上講，有共同的規律需要我們一起探索。再往前看的話，是不是增長就到了極限呢?每個國家的情況都不一樣，要與別的國家和地區做比較的話，其實還有很多的潛力。日本較早就進入低速增長階段，這里做了一點思考，認為有一點人為的因素，即人為把1950年作為日本起飛年，因為日本是在戰后1950年開始經濟起飛的。但是和中國臺灣、韓國、中國相比，日本又有很大不同。在二戰之前，日本工業化程度高于其他國家和地區。如果把這一點考慮進去的話，我們應該把1950年日本當時發展水平往后推移，其實相當于中國臺灣和韓國十年之后的水平。從經濟發展階段來講，這可能更有道理。從這個角度，中國2007年人均收入大致相當于日本20世紀60年代、中國臺灣80年代末或者是韓國90年代初的水平。

從這個情況來看，中國和這些國家(地區)經濟增長態勢就更為吻合。最終經濟學家要用數據說話，第一要靠數據，第二是對數據的解釋。解釋數據的方法很重要，第一種看法是從某一個固定年開始看，第二種看法是從改革那一年開始看，第三種是從相同的類似發展階段來看，如按照人均收入起點看。三種不同的看法會帶來不同的解讀。如果我們仔細看數據、仔細分析的話，還是會為我們帶來一些新的認識。首先，我們會覺得過去30年的增長在中國的歷史上是極其偉大的；其次，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經濟發展也許和其他國家或地區有相同的規律；最后，中國今后的增長潛力仍然相當大。

轉型是另外一個非常大的題目，既有經濟轉型，也有社會轉型等，比較窄一點的題目是轉軌。轉軌的問題實際上是兩大類問題。一類問題是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不是簡單的多和少、簡單的份額關系，這里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基礎，即市場經濟應該建立在法制基礎之上。另一類問題是由計劃向市場轉軌的度量。在過去一二十年中，中國在發展市場經濟方面有相當大的進展，也存在很多的問題。

第一個是數據。國外的經濟學家講到政府和市場首先拿出的數字是政府財政占GDP的比重，這是宏觀的指標，而且統計年鑒就有，也比較簡單。中國這一比重最低點是1995年的11％，此后不斷上升，在過去的十年間增長了5倍。怎么樣理解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是比較復雜的。因為發達國家中這一比重超過30％，但是其中有相當大的部分是社會保障、養老金等，因此不太具有可比性。另一個特別是研究創新、創業較常用的指標，即注冊企業所需的天數，一個國家要有活力，必須要有新企業，政府在和企業的關系上第一個關系就是企業進入市場的可行性。這里明顯可以看到，北京和

上海需要30多天才能注冊一家企業，而新加坡、紐約，即使是韓國首爾，其所需時間都少很多。

另外一個是網上的信息，我最近也很關心，牽扯到大學生就業的偏好，這是人民網今年大致估計的數據。大學生最想去的工作單位是什么，政府機關遙遙領先，占63％，國企占11％，剩下的都不超過10％。選擇職業表達出來的意愿，同一個優先考慮因素中仍然是經濟因素，薪酬待遇、福利保障、職業穩定、空間發展等占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投票。作為一個數據的反映，讓我們在更深層面重思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最后是關于法制建設的指標，這方面我找到一個指標，即關于合同的履行、法律的有效性。排在前面的是三個比較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包括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后面的三個就是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我們也看到一些信息，印尼在最近幾年確實呈現上升和改善的趨勢，印度的情況因為歷史不同和我們也很不一樣。中國在過去十年大致是持平的。在過去十年中國特別提倡建立法制社會，把市場經濟建立在法制基礎上，但是整體來講有升有降，十年間的變化并不大，盡管我們的經濟增加了很多倍。

責任編校：沐梓關于改善收入分配可以采取的若干措施　郭樹清

關于收入分配的問題，大家議論很多年了，收入分配確實是不合理，大家都覺得基尼系數太高，0.4、0.5、0.6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見，總之收入分配不公平這個問題是比較突出的。收入分配不公平主要的問題還是在于分配領域，同時也在再分配領域，也應該說存在著欠缺。在客觀條件已經具備，但是實際上我們還沒有處理好的問題上，造成了政策調節不到位，收入分配會有一些問題，以下我想講六點：

第一，我認為初次分配最嚴重的問題主要還是表現在要素上。大家講到有一些產品的問題，也有稅收的問題，但是要素市場是最主要的。首先是勞動市場，其次是土地和不動產的市場。第三個是資本和金融市場。扭曲表現很大，但是核心的問題，無非是公開、公正、公平的問題，我們前面講了，錢穎一教授所講市場經濟很重要的一條，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以外，就是法制。市場沒有法制的話，就沒有規則。這個問題就質疑到張維迎所講的，回到亞當?斯密，亞當?斯密那個時代也有政府和法律的問題，要建立這個市場，管理這個市場。我想說的問題是，勞動力市場扭曲是相當嚴重的，在土地市場上也是比較嚴重的，在資本市場和金融市場也存在這樣的問題，表現是不一樣的。比方說在勞動力市場上，我們經常把勞動力市場的農民工工資低歸結為勞動力無限供給，人越多，所以工資越低，其實沒有多少理論可以支持的，也沒有多少事實可以支持的。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勞動力相對來說更多，現代工人更少，在工業和交通業就業的機會更少，那個時候為什么沒有現在的問題呢?這是需要研究的很突出的問題。

土地市場，最大問題可能是灰色區太多。資本市場，包括銀行金融的市場、信貸市場，欺詐、內外勾結，投機，這些問題還是比較突出的。首先看勞動力市場的工資形成機制，首要解決的問題是同工同酬。現在同一個崗位可能有三四個用工制度，包括國有企業、國有銀行，也有三四種工資制度做同樣工作的，這是歷史原因形成的。這個問題寫到法律上來，首先把這個問題解決，而且要加快步伐，同工同酬。比方在銀行，都是做窗口的柜員，拿一樣的工資和一樣的考核辦法。過去不是這樣的，有銀行的長期合同工、短期合同工，還有臨時工和勞務派遣工，顯然不合適，不是說做不到，完全可以做得到。

第二，必須把農民工平等待遇問題解決。農民工根據我們的了解(也不一定準確)，工資和福利加在一起保險、公積金都算在一起的，做同樣工作的人，與有城市戶口的人相比平均是三分之一，這個是不是也應該落實。第三，更積極推動集體談判，無論是雇員還是雇主，都應該形成組織，使這種談判協商制度化，而不是采取沒有談判的余地，為什么我說市場不正常，在自由市場買菜的時候，蘿卜和白菜有一個要價還價機制，在勞動力市場看不到，特別是在加工企業比較集中的地區看不到，因為沒有組織。經常采取的方式是說，農民工表示不滿的話，就是辭職，再一個爬到電線桿子上，或者跑到高層建筑上、電視塔上，威脅要跳樓，以這種方式談工資和待遇。要鼓勵實施和完善最低工資制度。最低工資制度是很有爭議的事情，特別是對小企業有很大的例外，法律可以有一些豁免和制度安排。總體上來看，無論美國還是歐洲，在歷史上看來，最低工資制度應該說還是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另外，要加大培訓的工作，降低人民找工作的摩擦問題，解決結構不匹配的問題。第六，有針對性解

決好行業部門之間工資收入過大差距的問題。

第三，我想特別強調的是土地和不動產市場。流轉和增值收益如何分配是一個核心的問題，目前的情況是差異極大，兩種極端都有，有的給得補償很高，很多，也有的給得補償很低很少，六七年前靠近城市的郊區有的農民補償給到幾百萬，村干部給到上千萬，也有不給補償或者補償很少，強拆的，差別是非常大的。地域上、位置上，級差地租等原因，可能一個合理的解決方案應該是有限的公正，不能絕對化，絕對化就沒有解決方案，特別是在中國這樣非常巨大的國家，地區差別非常大的國家。首先一條是否能夠明確城鄉統一規劃，嚴格土地用途管制，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到現在為止土地管制問題，名義說不允許建別墅，這個禁令沒有取消，各個城市始終在建別墅，始終沒有停下來，名義上說很多土地不能建高爾夫球場，很多商品房開發了，在灰色地帶都建起來了。規劃一定要變成法律，保證農民用地。另一方面規劃也應該開口子，在山區和其他的地方應該允許建別墅，建第二居所，這方面又沒有允許，城里的人又不能到農村，這是很大的問題。應該承認農民對承包地、宅基地有長久的使用權，并且允許進入市場進行交易，我們市場規定30年甚至更多，長久使用權允許交易，同時要整理農村集體用地，在集體建設用地搞鄉鎮企業，鄉鎮企業可以是服務業，也可以是工業，也可以建房子出租。

第四，允許和鼓勵城市居民依法合規進入農村，城市居民如果愿意的話，應該允許去，這也是世界各國的做法。農業用途是嚴格管制的，土地的用途嚴格管制，但是土地使用權完全可以放開交易。假定說未來20年城市化達到了70％，30％的人或者20％的人還是住在農村，農村應該是什么呢?絕大部分^不是農民，可能是大學工作的，也可能是退休的，也可能是第二居所，只有少部分入是農民，不是說住在農村就是農民，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建設新農村，否則靠現在的農民，現在的什么方式去建，新農村建起來就是一片排字房，大家又派不上用場，這個問題就很大了。另外一點區分情況，解決進城農民的社保。

第五，建立覆蓋城鄉社保體系，這是“十二五”規劃已經很明確的。廣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大家覺得把城鄉居民納入養老保險是很困難的。我覺得其實完全不困難，你說的是保基本，低水平的。農民的養老保險60歲以上每個月領55塊錢，一年是660塊錢，1億人才是660億，假如水平提高了，占GDP 0.2％，和我們實施刺激計劃經濟相比，我們還要繼續實施下去，要調結構，貸款10萬億，財政有1萬多億，財政性基金也有1萬億，完全可以拿出更大的比例用于社會保障的改革，用10億就解決了。進一步健全城鄉醫療體系，實現社保全國統籌，無限制轉移接續，勞動力真正流動，城鄉勞動力市場真正打通。劃撥國有資產，轉移到社保基金里，也可以解決很多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