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5-16 15: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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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毫不放松抓好農業生產,切實保障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穩定發展糧食生產是2011年“三農”工作的首要任務,要確保穩住糧食播種面積,努力提高單產。要加快全國新增千億斤糧食生產能力規劃實施進度,抓緊制定實施全國粳稻生產發展規劃,加快健全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下大力氣抓好“菜籃子”產品生產,堅持大生產大流通,繼續利用好優勢產區的生產能力,同時加大銷區就地生產和就地供應力度。
三、大力改善農產品流通和市場調控,努力保持農產品價格合理水平,暢通農產品流通渠道,加快形成流通成本低、運行效率高的農產品營銷網絡。規范和降低集貿市場攤位費和超市進場費。強化農產品市場監管,規范糧棉油糖等主要農產品收購秩序,嚴厲查處虛假信息、惡意炒作、哄抬物價等不法行為。運用多種調控手段,努力穩定農產品市場。
四、加強農業物質技術裝備建設,強化農業發展基礎支撐。抓緊制定實施全國高標準農田建設總體規劃,力爭到2020年新建8億畝高標準農田。加強農業科技創新和推廣能力建設,力爭2011年完成在全國普遍建立健全鄉鎮或區域性農業技術推廣、動植物疫病防控、農產品質量監管等公共機構的任務。
五、著力保障和改善農村民生,建設農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園。綜合施策、多措并舉,提高農民職業技能和創收能力,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繼續扎實推進農村飲水、公路、沼氣、危房改造,促進農村教育、三級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建設和發展,抓好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擴大試點工作。制定和實施未來10年農村扶貧開發綱要及相關規劃。
六、深入推進農村改革,不斷增強農村發展活力。完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全面深化、整體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完善草原承包經營制度。盡快明確農村土地承包關系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的政策含義和實施辦法,研究出臺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指導意見。劃定永久基本農田,擴大征地制度改革試點。深入推進農村綜合改革,大力改善農村金融服務,統籌研究解決好農民工問題。
這次會議采取哪些措施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新華社記者在第一時間連線國家有關部門負責人及專家,對這次會議的精神進行了解讀。
首要任務是“穩糧”
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確定,穩定發展糧食生產是2011年三農工作的首要任務。會議提出了確保穩住糧食播種面積,努力提高單產,加快實施全國新增千億斤糧食生產能力規劃,加快健全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等一系列工作重點。
“糧食產量‘七連增’,很大程度得益于這幾年播種面積恢復性增加,今后播種面積增加的空間很小。氣候條件和自然災害也有不確定性,農業抗災奪豐收任務繁重。”農業部部長韓長賦說。
韓長賦表示,2011年繼續推動強化生產大縣獎勵政策,完善糧食最低收購價和臨時收儲等農產品市場調控政策。繼續推動落實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機化發展的政策措施。
“農業部將增加粳稻生產,積極引導農民擴大玉米、雜糧等短缺品種種植面積。大力推廣防災減災、穩產增產、節本增效等關鍵技術,著力提高單產和品質。”韓長賦說。
重要信號:加快水利發展
系統部署今后一個時期水利發展與改革,是這次會議傳遞的一個重要信號。這意味著中央開始著手解決水利等影響全局的薄弱環節和重大問題。
水利部部長陳雷表示,從黨和國家事業全局高度對水利工作進行科學定位、統籌規劃、全面部署,凝聚全社會力量,形成治水興水合力,為推動水利跨越式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
2010年,我國干旱、洪澇、山洪災害覆蓋范圍之廣、持續時間之長、災害損失之重,為1998年以來之最。“洪澇災害頻繁仍是中華民族的心腹大患,農田水利建設滯后仍是影響農業穩定發展和國家糧食安全的最大硬傷。”陳雷說。
據陳雷介紹,“十二五”期間,水利部將突出抓好四件大事:加強水利重點薄弱環節建設;加快解決民生水利問題;落實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全面推進水利改革。
加大投入 夯實農業基礎
此次會議提出,2011年三農投入要做到“三個重點、三個確保”。
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宋洪遠說,“三個重點”進一步明確了中央支農資金的投入方向,而“三個確保”則表明了支農資金如何落實到位的具體手段。這些表述體現了國家支農政策的連續性、協調性和針對性。
宋洪遠解釋說,這些表述進一步明確了支農投入的重點和方向,在堅持方向不變、力度不減的同時,更加注重強化強農政策,大幅度增加生產性投入,并突出政策的針對性。
征地力保農民權益
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要完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擴大征地制度改革試點。
國土資源部有關負責人解釋說,此次會議有關耕地問題的表述,根本立足點是嚴格保護耕地,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保護農民合法權益。
這位負責人說,目前在四川、廣東等地設立耕地保護專項資金的試點,對農民每年給予每畝200元到500元補貼的探索,為我國探索構建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機制創造了鮮活經驗。
據介紹,國土資源部門將抓緊落實“按照節約用地、保障農民權益的要求推進征地制度改革”的措施,縮小征地范圍,提高補償標準,落實同地同價原則,保護被征地農民合法權益。
到2010年9月,我國已有28個省份公布實施了新的征地補償標準,補償水平普遍提高了20%至30%。今后,各地將建立征地補償標準動態調整機制,根據經濟發展水平、當地人均收入增長幅度等情況,每2至3年對征地補償標準調整一次。
這位負責人分析,在深化征地制度改革方面,陸續選擇天津、重慶、沈陽等11個城市作為新一輪征地制度改革試點城市,重點在縮小征地范圍、完善征地補償機制、拓展安置途徑等方面進行深入的改革探索,逐步建立征地補償安置長效機制。
“菜園子”“菜籃子”“菜攤子”都要抓
此次會議提出,下大氣力抓好“菜籃子”產品生產,加大銷區就地生產和就地供應力度。同時,大力改善農產品流通和市場調控,暢通農產品流通渠道,加快形成流通成本低、運行效率高的農產品營銷網絡。
農業部部長韓長賦解釋說,農業部2011年將推動強化“菜籃子”市長負責制,切實落實城市菜地最低保有量制度,建設好“菜園子”,提高大中城市蔬菜自給能力。
農業部還提出,“十二五”時期將重點建設標準化、規模化、專業化生產基地,扶持批發市場、冷鏈系統、質量安全檢測站點建設,促進“菜籃子”產品有效供應和質量提升。
商務部市場建設司司長常曉村表示,今后將鼓勵更多的流通企業參與“農超對接”,到農產品基地直接采購,擴大農超對接政策效果,提高訂單農業比重。繼續支持建設產地預冷等冷鏈設施,完善農產品流通基礎設施。
加大氣象服務 提高防災能力
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加強農業物質技術裝備建設,強化農業發展基礎支撐。
中國氣象局副局長矯梅燕表示,2010年我國極端天氣氣候事件頻發,農村防災減災和農業生產面臨風險不可低估。氣象部門將加強農業氣象服務和農村氣象災害防御工作。
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確定,穩定發展糧食生產是明年三農工作的首要任務。會議提出了確保穩住糧食播種面積,努力提高單產,加快實施全國新增千億斤糧食生產能力規劃,加快健全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等一系列工作重點。
“糧食產量‘七連增’,很大程度得益于這幾年播種面積恢復性增加,今后播種面積增加的空間很小。氣候條件和自然災害也有不確定性,農業抗災奪豐收任務繁重。”農業部部長韓長賦說。
韓長賦表示,2011年繼續推動強化生產大縣獎勵政策,完善糧食最低收購價和臨時收儲等農產品市場調控政策。繼續推動落實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機化發展的政策措施。
“農業部將增加粳稻生產,積極引導農民擴大玉米、雜糧等短缺品種種植面積。大力推廣防災減災、穩產增產、節本增效等關鍵技術,著力提高單產和品質。”韓長賦說。
重要信號:加快水利發展
系統部署今后一個時期水利發展與改革,是這次會議傳遞的一個重要信號。這意味著中央開始著手解決水利等影響全局的薄弱環節和重大問題。
水利部部長陳雷表示,從黨和國家事業全局高度對水利工作進行科學定位、統籌規劃、全面部署,凝聚全社會力量,形成治水興水合力,為推動水利跨越式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
2010年,我國干旱、洪澇、山洪災害覆蓋范圍之廣、持續時間之長、災害損失之重,為1998年以來之最。“洪澇災害頻繁仍是中華民族的心腹大患,農田水利建設滯后仍是影響農業穩定發展和國家糧食安全的最大硬傷。”陳雷說。
據陳雷介紹,“十二五”期間,水利部將突出抓好四件大事:加強水利重點薄弱環節建設;加快解決民生水利問題;落實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全面推進水利改革。
加大投入夯實農業基礎
此次會議提出,明年三農投入要做到“三個重點、三個確保”――財政支出重點向農業農村傾斜,確保用于農業農村的總量、增量均有提高;預算內固定資產投資重點用于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確保總量和比重進一步提高;土地出讓收益重點投向農業土地開發、農田水利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確保足額提取,定向使用。
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宋洪遠說,“三個重點”進一步明確了中央支農資金的投入方向,而“三個確保”則表明了支農資金如何落實到位的具體手段。這些表述體現了國家支農政策的連續性、協調性和針對性。
宋洪遠解釋,這些表述進一步明確了支農投入的重點和方向,在堅持方向不變、力度不減的同時,更加注重強化強農政策,大幅度增加生產性投入,并突出政策的針對性。
征地力保農民權益
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要完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擴大征地制度改革試點。
國土資源部有關人士解釋說,此次會議有關耕地問題的表述,根本立足點是嚴格保護耕地,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保護農民合法權益。
目前在四川、廣東等地設立耕地保護專項資金的試點,對農民每年給予每畝200元到500元補貼的探索,為我國探索構建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機制創造了鮮活經驗。
據介紹,國土資源部門將抓緊落實“按照節約用地、保障農民權益的要求推進征地制度改革”的措施,縮小征地范圍,提高補償標準,落實同地同價原則,保護被征地農民合法權益。
到2010年9月,我國已有28個省份公布實施了新的征地補償標準,補償水平普遍提高了20%至30%。今后,各地將建立征地補償標準動態調整機制,根據經濟發展水平、當地人均收入增長幅度等情況,每2至3年對征地補償標準調整一次。
該人士稱,在深化征地制度改革方面,陸續選擇天津、重慶、沈陽等11個城市作為新一輪征地制度改革試點城市,重點在縮小征地范圍、完善征地補償機制、拓展安置途徑等方面進行深入的改革探索,逐步建立征地補償安置長效機制。
“菜園子”“菜籃子”“菜攤子”都要抓
此次會議提出,下大氣力抓好“菜籃子”產品生產,加大銷區就地生產和就地供應力度。同時,大力改善農產品流通和市場調控,暢通農產品流通渠道,加快形成流通成本低、運行效率高的農產品營銷網絡。
農業部部長韓長賦解釋說,農業部明年將推動強化“菜籃子”市長負責制,切實落實城市菜地最低保有量制度,建設好“菜園子”,提高大中城市蔬菜自給能力。
農業部還提出,“十二五”時期將重點建設標準化、規模化、專業化生產基地,扶持批發市場、冷鏈系統、質量安全檢測站點建設,促進“菜籃子”產品有效供應和質量提升。
商務部市場建設司司長常曉村表示,今后將鼓勵更多的流通企業參與“農超對接”,到農產品基地直接采購,擴大農超對接政策效果,提高訂單農業比重。繼續支持建設產地預冷等冷鏈設施,完善農產品流通基礎設施。
加大氣象服務提高防災能力
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加強農業物質技術裝備建設,強化農業發展基礎支撐。
中國氣象局副局長矯梅燕表示,2010年我國極端天氣氣候事件頻發,農村防災減災和農業生產面臨風險不可低估。氣象部門將加強農業氣象服務和農村氣象災害防御工作。
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確定,穩定發展糧食生產是2011年三農工作的首要任務。會議提出了確保穩住糧食播種面積,努力提高單產,加快實施全國新增千億斤糧食生產能力規劃,加快健全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等一系列工作重點。
“糧食產量‘七連增’,很大程度得益于這幾年播種面積恢復性增加,今后播種面積增加的空間很小。氣候條件和自然災害也有不確定性,農業抗災奪豐收任務繁重。”農業部部長韓長賦說。
韓長賦表示,2011年繼續推動強化生產大縣獎勵政策,完善糧食最低收購價和臨時收儲等農產品市場調控政策。繼續推動落實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機化發展的政策措施。
“農業部將增加粳稻生產,積極引導農民擴大玉米、雜糧等短缺品種種植面積。大力推廣防災減災、穩產增產、節本增效等關鍵技術,著力提高單產和品質。”韓長賦說。
重要信號:加快水利建設
系統部署今后一個時期水利發展與改革,是這次會議傳遞的一個重要信號。這意味著中央開始著手解決水利等影響全局的薄弱環節和重大問題。
水利部部長陳雷表示,要從黨和國家事業全局高度對水利工作進行科學定位、統籌規劃、全面部署,凝聚全社會力量,形成治水興水合力,為推動水利跨越式發展提供難得的歷史機遇。
2010年,我國干旱、洪澇、山洪災害覆蓋范圍之廣、持續時間之長、災害損失之重,為1998年以來之最。“洪澇災害頻繁仍是中華民族的心腹大患,農田水利建設滯后仍是影響農業穩定發展和國家糧食安全的最大硬傷。”陳雷說。
據陳雷介紹,“十二五”期間,水利部將突出抓好四件大事:加強水利重點薄弱環節建設、加快解決民生水利問題、落實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全面推進水利改革。加大投入,夯實農業基礎
此次會議提出,2011年三農投入要做到“三個重點、三個確保”――財政支出重點向農業農村傾斜,確保用于農業農村的總量、增量均有提高;預算內固定資產投資重點用于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確保總量和比重進一步提高;土地出讓收益重點投向農業土地開發、農田水利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確保足額提取、定向使用。
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宋洪遠說,“三個重點”進一步明確了中央支農資金的投入方向,而“三個確保”則表明了支農資金如何落實到位的具體手段。這些表述體現了國家支農政策的連續性、協調性和針對性。
宋洪遠解釋說,這些表述進一步明確了支農投入的重點和方向,在堅持方向不變、力度不減的同時,更加注重強農政策,大幅度增加生產性投入,并突出政策的針對性。
征地力保農民權益
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要完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擴大征地制度改革試點。
國土資源部有關負責人解釋說,此次會議有關耕地問題的表述,根本立足點是嚴格保護耕地,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保護農民合法權益。
這位負責人說,目前在四川、廣東等地設立耕地保護專項資金的試點,對農民每年給予每畝200元到500元的補貼,為我國探索構建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機制創造了鮮活經驗。
據介紹,國土資源部門將抓緊落實“按照節約用地、保障農民權益的要求推進征地制度改革”的措施,縮小征地范圍,提高補償標準,落實同地同價原則,保護被征地農民合法權益。
到2010年9月,我國已有28個省份公布實施了新的征地補償標準,補償水平普遍提高了20%至30%。今后,各地將建立征地補償標準動態調整機制,根據經濟發展水平、當地人均收入增長幅度等情況,每二至三年對征地補償標準調整一次。
這位負責人分析,在深化征地制度改革方面,陸續選擇天津、重慶、沈陽等11個城市作為新一輪征地制度改革試點城市。重點在縮小征地范圍、完善征地補償機制、拓展安置途徑等方面進行深入的改革探索,逐步建立征地補償安置長效機制。
“菜園子”“菜籃子”“菜攤子”都要抓
此次會議提出,下大力氣抓好“菜籃子”產品生產。加大銷區就地生產和就地供應力度。同時,大力改善農產品流通和市場調控,暢通農產品流通渠道,加快形成流通成本低、運行效率高的農產品營銷網絡。
農業部部長韓長賦解釋說,農業部2011年將推動強化“菜籃子”市長負責制,切實落實城市菜地最低保有量制度,建設好“菜園子”,提高大中城市蔬菜自給能力。
農業部還提出,“十二五”時期將重點建設標準化、規模化、專業化生產基地,扶持批發市場、冷鏈系統、質量安全檢測站點建設,促進“菜籃子”產品有效供應和質量提升。
商務部市場建設司司長常曉村表示,今后將鼓勵更多的流通企業參與“農超對接”,到農產品基地直接采購,擴大農超對接政策效果,提高訂單農業比重,繼續支持建設產地預冷等冷鏈設施,完善農產品流通基礎設施。
加大氣象服務,提高防災能力
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加強農業物質技術裝備建設,強化農業發展基礎支撐。
中國氣象局副局長矯梅燕表示,2010年我國極端天氣氣候事件頻發,農村防災減災和農業生產面臨風險不可低估。氣象部門將加強農業氣象服務和農村氣象災害防御工作。
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指出,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首先要把農業結構調好調順調優。專家表示,這包含了產品結構、經營結構和區域結構三方面的調整優化。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程國強認為,我國糧食產量連續十二年增產,但同時大量谷物還要進口,暴露出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生產的有效供給不足,與實際需求不匹配,人們真正需求的生產不出來,在品質和質量安全上還不適應。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鄭風田則表示,要考慮農產品育種、標準化、流通、提高地力、環境治理等多方面問題,綜合性、全局性進行規劃調整。
今年以來,新一輪農業結構調整已有良好開局。以玉米為重點的種植業結構調整穩步推進,“鐮刀彎”等非優勢區玉米種植面積減少,糧豆輪作和糧改飼試點范圍擴大,南方水網地區生豬養殖布局得到優化。
盡管如此,專家們認為,調整離“調好調順調優”還有很大差距,市場供需不匹配、農牧結合不緊、種養循環不暢、產業鏈條不長、區域布局不合理等問題依然突出。
農業部已確定,明年農業結構調整要有新突破:繼續調減玉米1000萬畝,累計調減總量爭取達到4000萬畝;擴大玉米大豆輪作試點,擴大青貯玉米、苜蓿等優質飼草料種植面積;大力穩生豬、興奶業;逐步減少近海養殖,規劃和發展“海洋牧場”,大力發展區域優勢特色農產品。
從“量”到“質”:以綠色供給滿足綠色需求
會議指出,推行綠色生產方式,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把該退的退下來,把超載的果斷減下來,把該治理的切實治理到位。
專家認為,綠色發展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要求。目前我國農業資源利用強度過高和農業廢棄物綜合利用不足并存,耕地、水資源約束日益趨緊,畜禽糞污、農作物秸稈、農膜有效利用率偏低。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認為,當前我國農業面臨資源環境約束,生態功能不僅沒有發揮,不少地區反而受到破壞。綠色發展一要保護生態環境,二是要適度利用資源。
日前,國家發展改革委等8部門聯合出臺的《耕地草原河湖休養生息規劃(2016-2030年)》,提出了耕地草原河湖休養生息的階段性目標和政策措施,推動實現農業資源永續利用,維護國家資源和生態安全。
國家林業局總工程師封加平表示,當前我國生態產品極度短缺,在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林業的優勢在綠色,特色在豐富的產品資源。國家林業局將著力加快國土綠化,提高森林質量,開展森林城市建設,建設國家公園,不斷增加生態產品供給。
明年,有關部門還將深入實施化肥農藥使用量零增長行動,推進農業廢棄物資源化利用,抓好農業資源環境突出問題治理,大力推進農業標準化生產。
市場、要素和主體“全面激活”
會議提出,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鍵在完善體制、創新機制,加快深化農村改革,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全面激活市場,激活要素,激活主體。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長王軍認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全社會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樣,都要圍繞生產要素的市場化展開。政府要合理引導各種資源向供給側質量效益提升聚集,鼓勵社會資本參與農村改革任務。要把市場和政府的作用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并調動農民的積極性。
程國強強調,改革的當務之急是推進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改革,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穩步建立以市場定價為基礎的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不改革價格形成機制沒有辦法實現節本增效、降成本,也很難補短板。
自2014年起,我國分別在新疆和東北地區實施的棉花、大豆目標價格改革試點,已經取得初步成效,為我國農產品價格政策改革積累了寶貴經驗。專家認為,這將為突破目前糧價改革面臨的瓶頸與難點問題提供借鑒。
據記者了解,明年在深化農村改革方面的重點是:將“三權分置”試點省份擴大到28個,擴大農村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試點,多元化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新型職業農民,積極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深化農墾體制機制改革等。
財政花在“三農”上的錢也要改革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離不開財政“真金白銀”的支持。會議提出,改革財政支農投入使用機制。專家分析,這意味著財政支農政策和資金投入方式將迎來更大力度改革,以更精準的投入促進農業農村可持續發展。
這次會議前夕,財政部、農業部聯合印發了《建立以綠色生態為導向的農業補貼制度改革方案》,首次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以綠色生態為導向、促進農業資源合理利用與生態環境保護的農業補貼政策體系和激勵約束機制,釋放出進一步提高農業補貼政策精準性、指向性和實效性的積極信號。
建立以綠色生態為導向的農業補貼制度,意味著一系列制約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政策需要完善。“2016年,我國農業‘三項補貼’改革全面推開,明確以綠色生態為導向,加強耕地地力保護,促進適度規模經營。”財政部農業司司長、國務院農村綜合改革辦公室主任吳奇修介紹,在這一導向下,2016年中央財政共撥付農業支持保護補貼資金1442億元。
推進改革,關鍵要整合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尤其是貧困地區的財政投入。對此,財政部副部長胡靜林表示,將加大涉農資金整合力度,給予貧困縣更多的自,最終形成“多個渠道引水、一個龍頭放水”的扶貧投入新格局。
促進“六次產業”融合發展
會議確定,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項重點任務,是著眼提高農業全產業鏈收益,努力做強一產、做優二產、做活三產。
所謂一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也被稱作是“六次產業”。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是以結構性改革入手,全面發力、全面施策。
如果不是房東隨意丟掉的一份報紙,來京務工的河北遷安籍農民高賀似乎早已忘記,因土地流轉,他所在的村子曾經歷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而點醒他的這篇報道,恰與2012年年末在京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有關。
有消息稱,本次會議重點是研究加快發展現代農業,進一步增強農村發展活力,全面部署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的農業農村工作。
有觀點認為,會議提出的“確保土地承包經營權”,是繼“十”提出構建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相結合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總體要求之后,中央為解決“三農”問題找到的一個切點。
此次會議明確強調,充分保障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不能限制或者強制農民流轉、承包土地。這是一條底線,且要守住這條底線。
易莊個案
高賀本是遷安易莊村的村民,在家排行最小,往上還有一兄一姐。因有木工手藝,2005年開始,高賀的父親便帶著大哥遠赴河南安陽一帶承攬家裝類的小工程,大姐則在唐山做家政服務。
兩年前,他和留守在村里的母親、大嫂一起打理家中承包的5畝水澆田,“一般的年景,一畝地一年下來能有1000多塊錢的收入。”2009年乍暖還寒時,村里開始流傳一種說法,稱有大企業要來這里投資建廠,但并不清楚具體是什么企業。而同樣的消息也在周邊幾個村子不脛而走。
那年夏天,高賀的母親突發腦淤血被送醫救治,轉危為安后接受住院治療。為了照顧母親,他和大嫂輪流守在病床前,地里的莊稼幾近撂荒。
之后,易莊村村民迎來了一個“多事之秋”。
母親病愈出院后,村干部就來到高賀家里傳達上級指令,說易莊、白莊、南丘幾個村的大部分土地要流轉給企業建廠,讓高家人在一份土地流轉協議書上簽字。至于建什么廠子,高賀說他問過,村干部先是不讓問,幾經猶豫后只說了句“是一個很大的農業項目”。
很快,遠在河南的高父打回電話,說土地流轉在河南也有,“只要村里人都同意,補償款給得合理,就轉吧”。
但事非人愿。按照高賀的說法,當時流轉協議中規定,每年每畝水澆地流轉款1000元,旱地每畝每年600元。看似旱澇保收的一紙“契約”,在幾個村的村民心底卻像強制賣地。
“村里人都認為,補償款給得不合理。當時,有懂中央政策精神的村民代表還安慰大家說,土地流轉的原則是‘自愿’,自己不同意的話,上級是不會強行讓你流轉的。”
沒過多久,村民發現,這種名義上以自愿為前提的土地流轉實際上已經走了調。
“你不簽字能行嗎?人家逼著你簽。”高賀說,“起初村里、鎮里干部的態度還可以,凡事商量著來,后來卻搞起了株連制。村小學有位李老師,因為他愛人不在流轉協議上簽字,就被校長攆回家去‘做工作’,如果再不簽字就不讓她上班了”。
“非農化”暗瘡
高賀后來才知道,實際上,所謂的大企業要建的并非農業項目,而是一座鋼廠。
“好好的一片土地真要建起鋼廠,以后受牽連的還是老百姓,光污染就夠村民受的。”高賀認為,這是當時村民極力反對土地流轉的最直接原因。
對此,記者聯系到一位知情人士。據其回憶,2009年8月,河北某鋼鐵集團以籌建大型現代化養雞場為由,擬占用上述幾個村的3600畝土地作為建設用地,其中集體土地2500畝、農民承包土地1100畝。
“而所謂的‘流轉’,實際上是當地假借政策之名,變相租占農業用地。”這位知情人透露,按照當地政府對企業的承諾,企業可以先與村委會簽訂一份租用地協議,而后村委會再與農民簽訂土地流轉協議。待流轉工作全部完成后,企業將“租金”分期交給各村村委會。
至此,又一個問號被劃出。鋼廠是一個典型的工業項目,依據《土地管理法》的相關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進行建設、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須依法申請使用國有土地。既然如此,這家鋼鐵集團為什么要將新項目選址在農用地上?又為何要借用“養雞場”之名呢?
上海亞太律師事務所律師陸欣認為,項目建設所占用的土地,涉及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的,應當辦理農用地轉用審批手續。也就是說,如果上述項目還在原址建設,那么幾個村的農業用地必須依法先進行“轉制”,即轉為建設用地。
“但前提是,項目選址必須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陸欣解釋說,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的市、村莊和集鎮建設用地規模范圍內,為實施該規劃而將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的,按土地利用年度計劃,分批次由原批準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機關批準。
在對易莊村的情況進行分析后,陸欣認為,當時該企業之所以把廠址選在農村土地上,一是想繞過國土部門的用地監管,簡化或者規避用地審批手續,做到快速施工、快速投產,盡早收回投資成本;二是逃避應繳的土地出讓金,減少用地成本。
對于為什么要用養雞場項目之名去掩蓋鋼廠項目,陸律師認為,這也是問題的本源。“中央推進土地流轉的目的是要實現農業規模經營,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建設現代農業。因此,流轉出的土地必須保證其農業用途不變。也就是說,你建的必須是農業項目。”
他認為,這個案例足以說明,當年該企業用養雞場項目占地雖然利用了流轉政策的概念,但實際上損害了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
農民的恐懼
事實上,農村土地流轉是在我國城鎮化進程不斷加快、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的大背景下出現的,是農村家庭承包的土地通過合法形式將經營權轉給其他農戶或其他經濟組織的行為。
有數據顯示,十七屆三中全會之后,我國農村土地流轉進展迅速。2011年上半年,全國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面積達到2.07億畝,占承包耕地總面積的16.2%。
在此過程中,盡管中央反復提出要在堅持“依法、自愿、有償”的原則上穩妥推進土地流轉,但實際上,處在弱勢地位的農民群體往往面對的是處于強勢地位的基層政府、尚存依附關系的農業企業,甚至是實力雄厚的非農企業。在這種權益失衡的局面下,政策落實在下游環節中走調成為必然。
2008年,位于江蘇省中部的淮安市批準建設了一個生態旅游服務中心項目,有報道載明,用于項目建設使用的絕大部分土地,是當地政府以經營權流轉之名從農民手中征用的。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讓農民“自愿流轉”這些土地,當地實行了“先拆房、后流轉土地”的辦法。許多被拆了房的村民在稻谷收割后不得不搬到了遠離土地的出租房里。一兩年后,他們搬到了集中安置房,而集中安置房離他們承包的土地依然很遠。耕種不便加之村里不讓播種,土地自然只能“流轉”出去。
在拆遷過程中,當地有關負責人說,村民有集體性質拆遷和國有土地性質拆遷兩種選擇。按照所謂國有土地性質拆遷,農民可以拿到更多的補償金。
2011年下半年,記者在黑龍江、河北、河南、山東4省部分地區調研發現,手中擁有10畝以上土地的農民實際上并不情愿將其流轉出去。一方面,流轉過程中尚存的亂象使農民對土地的依附心理趨于強勢;另一方面,農民對轉出去的土地在收益保障上沒有預知。
對另外一些農民而言,隨著網絡化的無盲點覆蓋,他們已經掌握了用科學技術指導農業種植的基本技能,有能力更好地耕種自己的土地;而受物價上漲、土地附加值增加等因素的影響,他們擔心土地在流轉出去之后,收益會低于自己耕種或存有土地所獲得的總體收益。
而更為普遍的一種心理是,絕大多數農民擁有戀土情結,認為擁有土地實際上是一種安全保障。
“城下之盟”后患
對于上述現象,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焦必方在分析時指出,我國過去30年的城市化路徑是建立在低成本土地基礎上的一種粗放性擴張。
他認為,城鎮化最重要的載體是土地,而這種低成本粗放擴張是以損害農民權益為代價的。農民交出土地,卻沒有享受到土地增值帶來的收益。政策在制定或執行過程中,恰恰忽視了農民在土地流轉時的權益分配,這助長了城鎮化推進過程中,一些不和諧因素的抬頭。
不僅如此,此前業內也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憂慮:土地是農民積累原始資金最快捷的方式,雖然農民擁有了土地流轉權,但如果迫于自身經濟壓力急于兌現,甚至是在不了解市場定價、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將土地低價轉讓,其結果將是農民失去最后的保障,淪為無錢、無地、無工作的“三無”農民。
著名評論員李星文此前發文表示,農村土地流轉意味著生產資源的再分配,如果遵循自覺自愿原則公平有序地進行,它就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流轉的過程中帶有強制或者誘騙的性質,夾雜了某些人侵吞別人利益的私心,它也可能荒腔走板。
他擔心,對于那些以種地為生、本不想流轉土地的農民,有的可能會被強勢經濟組織逼著簽下“城下之盟”。一段時間之后,失去土地而又找不到新的生計,他們就可能成為赤貧的流民。
分享政策紅利
高賀告訴記者,現在,他們村里的年輕人都不太情愿在家務農,如果流轉政策能夠不走樣地深入基層、落實到農村,很多農民愿意從土地中“解放”出來。
農業部官員在分析、解讀今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精神時透露,今后,中央將擴大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登記試點范圍,爭取用5年時間基本完成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工作。同時,中央還將加快推進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和服務體系建設,探索建立嚴格的工商企業租賃農戶承包耕地準入制度。
國土資源部副部長王世元認為,推進農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要求是明晰土地產權,為農村改革發展順利進行創造基礎保障。
(一)繼續強化種植業產品整治。以蔬菜高毒農藥問題為重點,強化農藥監督管理,嚴查、嚴打在蔬菜用藥中非法添加高毒農藥行為。加強農藥使用管理和技術指導,嚴防超范圍使用農藥,落實安全間隔期、生產記錄制度,大力推行高毒農藥定點經營,推廣專業化統防統治。
(二)堅持不懈抓好畜牧業產品整治。繼續以“瘦肉精”、三聚氰胺等非法添加為重點,會同公安、工信、食藥等部門,從禁用物質的研制、生產、流通、銷售、使用等環節入手,分兵把守,各個擊破,實施全鏈條查禁和監管。加強抗生素和飼料安全問題隱患排查整治,強化獸藥安全性和耐藥性評價,加大獸藥和飼料生產使用環節監管力度,認真落實養殖檔案記錄和休藥期制度。
(三)進一步深化漁業產品整治。以孔雀石綠、硝基呋喃等禁用藥物為重點,加強大菱鲆、鱖魚、牙鲆、烏鱧、鮭魚等5大養殖魚和餌料魚的安全監管,強化用藥執法檢查,認真清繳禁用藥物,打擊違法違規行為,建立嚴格的產地檢查和準出制度。加快改進養殖技術,調整養殖密度,完善漁用藥物飼料使用監督管理規范,探索魚病統防統治。
(四)深入開展農資打假。以春耕、“三夏”、秋冬種時期為重點,集中力量開展專項行動,查處一批制售假劣農資和禁用藥物大案要案。認真貫徹國務院加快種業發展的有關文件精神和新修訂的《飼料和飼料添加劑管理條例》,加大種子市場和飼料市場的監管。加快健全農資打假舉報獎勵和省際協辦機制,深入推進放心農資下鄉進村活動,暢通農資經營主渠道,確保農民買得放心、用得安心。
二、開展監管示范縣創建,全面推進監管責任落實
(五)啟動監管示范縣創建活動。制定全國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示范縣創建指導意見和實施方案,積極爭取相關扶持政策,從“菜籃子”產品主產縣入手,先行試點,不斷擴大,推動監管能力提升。
(六)推進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管理。加快制定全國統一的《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合格證明管理辦法》和《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管理規范》,統一農產品產地質量安全合格證明和追溯模式,實現“生產有記錄、流向可追蹤、質量可追溯、責任可界定”。
(七)積極推動監管責任落實。進一步明確各級農業部門的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職責和任務,加快建立權責一致的工作業績考核機制,積極爭取把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納入地方政府績效考核范圍,認真做好農業部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績效管理在省級農業部門的延伸試點。加強橫向配合和縱向聯動,努力構建“分兵把守、協調配合、全國一盤棋”的監管工作新機制。
(八)強化監管條件保障。充分利用已有工作基礎和條件,實行資源共用、信息共享。加強與發改、財政、科技等部門的溝通,積極爭取資金投入和條件支持,加快建立以公共財政投入為主的逐級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經費保障體系。
(九)健全監管制度。認真總結各地成功做法和經驗,形成可以推廣的模式和辦法。積極推行農藥經營備案、高毒農藥定點經營和實名購買等制度,大力推動農資連鎖經營、信用評級和信息化管理。充分利用動物檢疫制度,督促屠宰企業“瘦肉精”自檢責任的落實。
三、加快鄉鎮監管機構建設,全面提升監管能力
(十)加快建設進程。認真落實今年中央1號文件和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對鄉鎮農業公共服務機構建設作出的部署,加大推動力度,凡是尚未出臺鄉鎮監管機構建設方案的省份要加快推動出臺,已出臺建設方案的省份要抓緊組織落實。要通過明確機構、落實職能和建立隊伍,確保年底全國所有涉農鄉鎮全部建立監管機構。
(十一)強化能力配備。加強與編制、發改、財政等部門協調,積極爭取條件支持,切實將鄉鎮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機構建設納入全國鄉鎮農技推廣體系建設整體規劃,為每個鄉鎮監管機構配備必要的檢測設備、工作用房和運轉經費。
(十二)加強培訓指導。要有針對性地開展技術培訓和崗位練兵,加快組織編寫全國統一的培訓教材,以省為單元、以縣為基礎,全面開展專題培訓,加快提升基層農業部門依法履行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職責的意識和能力。
四、深化檢驗監測,推動監管綜合執法
(十三)加快推進質檢體系建設。認真落實好2012年質檢體系建設項目。啟動實施質檢體系建設二期規劃,加快投資建設地市級,補充完善縣級,不斷提升部省級檢測機構的風險評估預警能力。加大對質檢機構的考核認可,大力推行檢測執證上崗,探索建立檢驗檢測職業資格考試制度。
(十四)明確部省兩級例行監測重點。部級例行監測以保障大中城市消費安全為目標,穩定參數和品種,確保大中城市主要食用農產品納入監測范圍。省級例行監測以“菜籃子”產品生產基地為重點,確保“菜籃子”主產縣和主要生產基地全部納入省級監測范圍。
(十五)強化地縣兩級監督抽查職能。地縣兩級農業部門要組織所屬質檢機構、綜合執法機構,強化生產執法檢查和產品抽檢,實施聯合執法和“檢打聯動”,及時查處違法違規行為。地市級農業部門重點抓好上市產品監督抽查和縣級執法監管過程中的確認檢測,縣級農業部門重點抓好生產過程中的督導檢查和速測篩查,確保產地生產安全。
(十六)積極規范監測行為。進一步明確部、省、地、縣農產品質量安全監測重點和范圍,頒布實施《農產品質量安全監測管理辦法》,加快制定《農產品質量安全速測認定管理辦法》,依法規范農產品質量安全例行監測、監督抽查和速測工作。
五、大力實施農業標準化,著力強化認證產品監管
(十七)加快標準制修訂。依法加快農獸藥殘留標準清理步伐,轉化一批國際食品法典標準,制定一批執法急需的安全標準和質量要求。省級農業部門要加快制定一批確保農產品生產規范和產品質量安全的操作規程。地縣兩級農業部門要著力將相關標準集成轉化為符合當地生產實際的簡明操作手冊、生產日歷、掛圖、明白紙等,讓農民看得懂、真管用。推動食品法典和官方評議,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提升我國在農產品質量安全國際標準方面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十八)大力推進標準實施示范。不斷擴大蔬菜水果茶葉標準園、畜禽標準化規模化養殖場、水產健康養殖示范場的建設比例和規模,繼續開展農業標準化示范縣創建,加大農業標準化宣傳培訓力度,指導農業生產者合理使用農藥、獸藥、肥料、飼料和飼料添加劑等農業投入品。
(十九)強化“三品一標”監管。嚴格認證程序,提高認證門檻,嚴把認證質量審核關。重點加強證后監管,建立退出機制,一旦發現問題,堅決出局。積極探索無公害農產品強制認證模式,開展無公害農產品省級認證、部級備案試點。
六、加強應急能力建設,切實做好突發問題的科學處置
(二十)加快完善應急機制。針對各地區、各行業的實際情況,細化和完善應急預案,將應急處置措施細化到各個單位、各個崗位。加強信息報送,健全部省聯動、高效暢通的信息報送網絡,提高信息報送的時效性,確保問題隱患早發現、早報告、早處置。
(二十一)積極強化輿情監測。建立輿情監測與信息綜合研判制度,充分發揮輿論監督作用,高度重視和及時核查媒體反映的問題。充分發揮農產品質量安全專家隊伍作用,主動做好熱點問題解讀和科普宣傳。進一步規范信息渠道和程序,杜絕擅自不客觀、不全面、不準確的信息。
據了解,山東省出口農產品質量安全示范區建設的做法,一直走在全國前列。各示范區普遍建立了“政府主導、部門聯動、企業主體、市場運作”的工作機制,推行了以企業為龍頭、基地為依托、標準為核心、品牌為引領、市場為導向的“五位一體”發展模式,建立健全了出口農產品質量安全標準化、農業化學投入品控制、質量安全可追溯、監控評估預警、企業質量安全誠信、多元化國際市場等六大體系,農產品出口走上了“源頭無隱患、投入無違禁、管理無盲區、出口無障礙”的良性發展軌道,探索出了“推行國際標準、統籌兩個市場、打造山東品牌、促進富民強省”的示范區建設新路子。
近年來,山東已有60個縣(市、區)建成出口農產品質量安全示范區,出口食品農產品檢驗合格率一直穩定在99.95%以上,農產品出口連續13年居全國首位,出口總額占全國的四分之一多。所以,農產品質量安全管理的“山東模式”,已在國內外產生較好影響。
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群眾關心、社會關切。實踐表明,農產品質量安全事件具有顯著的放大效應和連鎖效應。對此,山東提出,要將以“五位一體”為主要特點的出口農產品質量安全示范區的做法,推廣到所有縣(市、區)。山東要求,以市縣為基本單元,推廣農產品質量安全全域全程監管,健全農產品標準體系、農業投入品控制體系、質量安全可追溯體系、監控評估預警體系和質量安全誠信體系,盡快實現農產品生產源頭無隱患、投入無違禁、管理無盲區、市場無障礙。
山東明確以縣為基本單位,提升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確保不發生重大農產品質量安全事件;加快農業標準化步伐,抓好標準集成轉化推廣,提高標準化基地建設的檔次和水平,嚴格“三品一標”產品認證程序,嚴把質量審核關,加強證后管理,維護好“三品一標”的品牌形象;開展農業投入品專項治理,嚴格執行農藥登記備案和高毒農藥定點經營兩項制度,嚴厲打擊非法添加禁用農(獸)藥、瘦肉精和獸用抗生素行為,加強農藥生產、經營、使用全過程監管;強化監管體系建設,重點提升鄉鎮監管機構依法履行職責的能力;加快市縣兩級檢測機構建設,健全完善檢測網絡;把“菜籃子”產品主產縣、大型批發市場和主要生產基地全部納入省級監測范圍,做好產地儲存和市場流通環節的監督抽查;完善農產品質量安全事故應急機制,科學制定應急預案,啟動風險評估體系建設,主動做好熱點問題的解讀,避免問題發酵造成消費恐慌。
實施“四項整治行動”,確保全過程食品安全
針對近期頻發的食品安全事件,山東明確,要健全食品安全監管體制,加強綜合協調聯動,健全基層食品安全工作體系,加大監管機構建設投入,提升監管能力和水平。對此,為確保食品農產品安全,特別是春節期間食品安全,山東將實施“四項整治行動”。
一是畜禽產品專項整治行動。由畜牧等部門牽頭組織實施,以打擊非法使用“瘦肉精”、飼喂不合格飼料、濫用獸藥等為重點,開展畜禽產品專項整治。加強對畜禽養殖大縣、規模化養殖場全過程監管,強化監督抽檢和風險監測,畜禽產地檢疫覆蓋率和規模化養殖場監管覆蓋率達到100%;加大屠宰企業監管力度,嚴把定點屠宰準入關,堅決取締各類私屠濫宰“黑窩點”,生豬定點屠宰率達到100%。
中圖分類號:F3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10-0062-02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項重大歷史任務,也是落實科學發展觀、創建和諧社會的一項重要舉措[1]。保定市作為全國第四人口大市,河北省第一人口大市,其新農村建設尤顯迫切。近幾年來,保定市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的要求和部署,深入研究加快新農村建設的方式方法,不斷采取有效措施積極推進保定的新農村建設,相繼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為了更好地了解保定市新農村建設現狀和發展需求,我們按照山區和平原、距離城市遠近、發展水平高低等標準選取了10個村莊進行調查分析。
一、研究區概況和新農村建設現狀
1.保定市概況。保定市位于河北省中西部,太行山北部東麓,冀中平原西部,北緯38°10′~40°00′,東經113°40′~116°20′之間。北鄰北京市和張家口市,東接廊坊市和滄州市,南與石家莊市和衡水市相連,西部與山西省接壤。全市總面積22 190平方公里。市中心北距北京140公里,東距天津145公里,西南距石家莊125公里。保定市轄4個縣級市,18個縣,4個區和1個白溝新城。全市2011年末常住人口達到1 119.4379萬人。全市地勢由西北向東南傾斜。地貌分山區和平原兩大類[1]。
2.保定市新農村建設現狀。從 2004 年開始,為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加快農村經濟發展,提高農民素質,保定市在全市農村廣泛開展了創建文明生態村活動。文明生態村的內涵與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內涵有一定的相似性。到 2006 年底,第一、二批創建村達到1 532個,占全市行政村總數的25%,為全面進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 2006 年,保定市新農村建設投資力度進一步加大,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和農民生活環境的節水灌溉、農村沼氣、農村醫療等方面的投資進一步增加。建設農業產業化項目160個,完成投資22.9億元。在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方面,投資2 950萬元建設農田節水設施,新增節水灌溉面積 21.8 萬畝;投資 2 453 萬元,解決了 136 個村、8.6 萬人的飲水安全問題;投資1.3 億多元,建成了52 590個沼氣池;投資3 801萬元,對 75 個鄉鎮衛生院進行了改造,新增病床 1 431 張;投資 1.2 億元,改造 186 個村的鄉村公路 568 公里;投資 1 331.8 萬元,建設村級組織活動場所 321 個,28 890 平方米。此外,還推廣了一批農業生產新技術,如測土配方施肥 210萬畝,推廣旱作農業綜合配套技術 172.8 萬畝等。
2007 年在全市范圍內開展“1360”工程(每個縣(市)打捆編制一個中心鎮總體規劃及所轄村的村莊規劃;編制三個鄉的總體規劃和 60 個村莊規劃),爭取縣域、鄉鎮和村莊規劃的編制率分別達到 35%和 25%;2008 年完成縣(市)域城鎮體系規劃確定的中心鎮總體規劃及其鎮域內規劃編制,鄉鎮和村莊規劃編制率均達到 60%;2009 年完成所有鄉鎮和村莊的規劃編制,基本形成縣域城鎮體系規劃、鄉鎮總體規劃、村莊規劃為主體的村鎮規劃體系,實現全市城鄉規劃全覆蓋。
從 2009 年開始進行新農村建設試點,保定市實施“五十鄉和百村”示范工程。在全市選擇了56 個鄉(鎮)和 106 個經濟基礎強、班子基礎牢、群眾基礎好的村作為全市新農村建設聯系示范點。下發了示范點工作方案,2009年底前所有示范點完成村莊建設規劃,準備用 三至五年時間完成試點村的示范村改造計劃,重點開展以“五新一好”(建設新村鎮、發展新產業、培育新農民、組建新經濟組織、塑造新風貌、創建好班子)為主要內容的新農村建設活動,積極探索多種模式推進新農村建設的有效方法 [2]。
二、保定市新農村建設存在的問題
1.村莊建設布局混亂。沒有制定村莊發展規劃的村子,村民盲目建設住宅,老舊民宅與新建民宅相互交錯,與周圍環境不協調。有的村莊以道路為主線,沿路隨意而建,在調查的村莊中滿城縣石井鄉的苑莊村就屬于這種發展結構;有的村莊以原宅基地為中心散落群居,布局隨意。尤其是城鄉結合部的村子,村民見縫插針地蓋房子,造成道路曲折,村內多數道路不通暢[3]。毗鄰保定市的新市區南奇鄉南奇村就屬于這樣的村子。
2.現有規劃存在諸多問題。有些村莊規劃是多年前編制的,沒有預計到村莊發展的速度和規模,未及時進行修編,明顯滯后村莊發展的需要;有些村莊規劃沒有結合農村實際,沒有考慮到農村居民點的特殊性,未考慮經濟水平、生態條件、地形地貌、民風民俗等條件的不同,隨意改變地形地貌,耗費大量土建工程來建設城市型社區,喪失了地方特色;有些村莊規劃為了達到圖面美觀效果,要求道路橫平豎直,房屋整齊規劃,缺乏文化休閑場所、給排水系統、環境衛生等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的規劃。
3.服務設施及基礎設施供給不足。和城鎮相比,被調查的許多村莊在服務設施和基礎設施等方面明顯供給不足,部分村莊由于村莊規模小,村莊內部未設置小學和衛生醫療機構,造成了兒童入學難、村民看病難等現象,尤其是西部山區村莊,此種現象最為普遍。此外,農村電力、通信、廣播電視等基礎設施嚴重滯后,給排水系統嚴重缺乏,該問題甚至在一些近郊型村莊也很普遍。隨著社會發展,農村生活和生產垃圾也漸成問題,要么隨意堆積,影響村容村貌;要么隨意填埋,造成地下水等的污染。
4.對新農村建設的認識存在較大偏差。對于新農村建設的認識,被調查的縣鄉干部、村級干部和部分村民都存在一定的認識偏差。一些縣鄉干部將新農村建設錯誤理解為建設中心城鎮,盲目實施撤村并莊,認為這樣既可以節約耕地,減少基礎設施投入,又可以推進城鎮化建設。然而過多地強調建新村、蓋新房,則會造成耕地浪費,形成“城中村”和“空心村”,導致村民自我積累資金浪費,使大量用于生產發展的資金沉淀到基礎設施和住房建設上。村民對于新農村建設的認識也存在很大偏差,被調查的村民都知道新農村建設,但對于如何進行新農村建設,有的村民認為新農村建設就是政府部門完全負擔所有費用;有的村民則認為新農村建設就是一場行動,走個過場;還有村民認為,新農村建設就是變相集資,然后搞建設。
5.農村規劃的制訂缺乏公眾的有效參與。傳統的農村規劃是一種偏重于物質建設規劃上的規劃,是一種“自上而下”的規劃控制方法,缺乏公眾的有效參與,所以制訂的規劃不能體現滿足村民的普遍愿望。即便在現有村莊規劃中存在公眾參與,也仍然是被動的、初級階段的參與,也只能算作出席。如此一來,由于公眾參與范圍小、廣度和深度不夠,較少涉及參與主體利益平衡等深層問題。而且目前的技術手段多為問卷調查、一些意向性的選擇和規劃成果展示,公眾的參與僅被作為輔助設計手段,起不到協調、平衡作用。
三、保定市新農村建設良性發展的對策
1.加強農村管理體制建設。村民自治的目的之一就是在村兩委的領導下,對本轄區進行經濟、社會等的發展規劃和管理,更好地服務于村莊的發展。所以當前進行的新農村建設就應該在縣鄉政府相應機構的指導下,由村兩委組織全體村民進行本村的經濟、社會等的規劃和管理工作。
2.因地制宜做好村莊規劃工作。山區村莊和平原村莊在規劃上會存在差異,不同區位的村莊在規劃的制訂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別,城郊型村莊和遠郊型村莊在村莊功能定位上就不一樣。所以村莊規劃要在規劃機構的領導和組織下,吸納村民的建議,反復論證和修訂,最終形成適合村莊長遠發展的規劃。
3.逐步完善村莊的服務設施和基礎設施。村級基層組織應在村莊規劃的指導下,依據本村經濟條件逐步改善村莊的服務設施和基礎設施,尤以道路和村莊面貌的改善最為重要,起到了先導的作用。村莊服務設施和基礎設施的完善要吸納全體村民的建議,既要做到符合全體村民利益,更要體現服務設施和基礎設施的可維持性,以便長久地為村民服務。
4.做好新農村建設的宣傳工作。新農村建設是一項長期的系統工程,首先政府相關部門應做好宣傳工作,讓廣大農村領導干部和村民熟知新農村建設涉及的國家及所在省市級的方針政策,對新農村建設進程有一個清晰的了解;其次應該在鄉鎮駐地及中心村鎮,設有相應的宣傳場地,并借助于電視、廣播等相關媒體,既進行理論解讀和宣講,又展示新農村建設中的成功案例,全方位提升轄區居民對于新農村建設的認知。
5.強化新農村規劃中的村民的有效參與。新農村建設要充分調動全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尤其是要充分調動廣大村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如果要充分發揮村民在村莊規劃建設中的能動性,就要充分征求廣大村民的意見和建議,對涉及村莊規劃、建設和管理多個環節上的重要事項,要切實讓村民參與進來,實行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提高村民的決策參與度,充分調動村民貫徹落實各項決策的自覺性和積極性。在村民參與村莊規劃和建設中,應該賦予農民一定的決策權,才能夠使規劃更好地被實施。
參考文獻:
一、深化農產品質量安全縣創建
(一)開展首批試點核查授牌。對2015年確立的107個創建試點單位,組織省級農業行政主管部門進行全面核查,核查后符合條件的由部里進行抽查。核查、抽查符合要求的,統一命名為“國家農產品質量安全縣”并進行授牌。
(二)擴大創建試點規模。根據首批試點進展情況,修改完善質量安全縣(市)創建活動方案、考核辦法和管理辦法。在首批基礎上,再新增200個縣(市)作為創建單位,優先把現代農業示范區、省級質量安全縣以及政府重視、基礎條件好、工作積極性高的“菜籃子”大縣或地市整建制推進納入創建范圍。鼓勵和支持開展省級農產品質量安全縣創建。
(三)提升創建水平。加強創建工作指導,開展宣傳培訓,爭取政策支持,營造創建良好氛圍。督促指導試點縣市落實屬地管理責任,加大投入力度,實施全程監管,創新制度機制,提高監管能力和水平。著力推進生產標準化、發展綠色化、經營規模化、產品品牌化、監管法制化,堅持率先實現網格化監管體系全建立、規模基地標準化生產全覆蓋、從田頭到市場到餐桌的全鏈條監管、主要農產品質量全程可追溯、生產經營主體誠信檔案全建立的目標,努力將農產品質量安全縣(市)打造為標準化生產和依法監管的先行示范樣板區。
二、加強農產品質量安全執法監管
(四)深入開展專項整治。始終保持高壓態勢,集中力量開展農產品質量安全專項治理行動,力爭用3-5年時間解決突出問題,消除重大風險隱患。禁限用農藥整治,要針對豇豆、芹菜、韭菜、菜心等品種,集中解決克百威、氧樂果等限用農藥違規使用問題。獸用抗菌藥整治,重點解決違規使用抗生素問題,嚴格控制超劑量、超范圍使用、不按要求執行休藥期等違規行為,嚴厲打擊抗生素濫用。“三魚兩藥”整治,重點解決鱖魚、大菱鲆和烏鱧非法使用孔雀石綠、硝基呋喃問題。鞏固并深化“瘦肉精”、生鮮乳、生豬屠宰等專項整治工作成效,聚焦重點區域、重點環節強化執法監管,嚴防問題反彈。
(五)扎實開展農資打假。加強與公安、工商、質檢等部門協調配合,嚴格農資生產經營監管。圍繞春耕、三夏、秋冬種等重點農時,嚴厲打擊非法制售種子、農藥、肥料、獸藥、飼料和飼料添加劑、水產苗種、農機具等假冒偽劣農資的行為,適時向社會公布一批典型案件。加大農資產品質量監督抽查力度。及時督辦查辦各類涉假劣農資舉報案件。組織開展鄉村與城郊結合部、互聯網以及果菜茶、中草藥產區農資市場整治。深化放心農資下鄉進村活動,拓展優質農資銷售主渠道。
(六)強化日常督導巡查。發揮各級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監測和農業綜合執法機構職能作用,組織開展農產品質量安全風險排查,加強農產品產地貯藏保鮮及相關防腐保鮮添加劑監管,采取針對性措施全面強化薄弱環節監管,及時消除問題隱患。堅持源頭控制,加強產地環境管理,嚴格控肥控藥控添加劑,推進減量化綠色生產。督促生產經營主體按標生產、合理用藥、科學施肥,開展經常性的生產規范性督導巡查,切實落實禁限用規定和休藥間隔期、生產檔案記錄等制度。
(七)全面加強監督抽查。做好監督抽查與風險監測的相互銜接,充分利用監測抽檢結果,實施精準打擊。圍繞風險監測發現問題,部省兩級農業部門要跟進開展針對生產經營主體的監督抽查,加強檢測機構與農業綜合執法機構的協作配合,強化“檢打聯動”,及時查處不合格產品及生產經營主體。
(八)加大違法案件查辦力度。堅持嚴字當頭,強化聯打聯動,集中力量查辦一批違法違規大案要案。凡監督抽查不合格的,要依法依規處罰,及時曝光。加強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嚴懲違法犯罪分子,凡達到司法移交標準的要堅決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
三、加快推進追溯管理
(九)建設國家農產品追溯信息平臺。加快建設國家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臺。積極推動省、市、縣級農產品質量安全信息體系建設,盡快實現監管信息互聯互通和資源共享,貫通檢測、認證、預警、評估、執法、追溯、標準等全要素,不斷提升監管信息化水平。
(十)制定追溯管理規范。研究制定《關于加快推進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體系建設的指導意見》和《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管理辦法》,積極構建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技術標準和運行規范,設立統一的農產品質量追溯編碼規則和識別查詢標識。
(十一)啟動追溯試點工作。積極籌備和開展國家追溯信息平臺試運行工作,優先選擇“三品一標”和生鮮乳、蔬菜、豬肉等易于標識的農產品開展全國統一追溯試點。推動各地因地制宜開展農產品質量追溯。積極爭取追溯條件建設和獎補政策,支持規模化農產品生產經營主體參與追溯試點。
四、強化風險監測預警和應急處置
(十二)穩步開展例行監測。制定全國統一的農產品質量安全監測計劃,明確各層級監測的重點和方式,及時分析會商和綜合研判,加強監測結果信息通報和共享。建立省級監測信息報告制度,逐步實現部省互聯互通、監測數據實時共享。
(十三)深入實施風險評估。統籌規劃農產品質量安全風險評估、風險管理和風險交流,研究制定農產品質量安全風險評估管理辦法和風險評估指南,制定國家農產品質量安全風險評估5年規劃。圍繞重大問題隱患、標準制修訂和科普解讀需要,有計劃、有重點地開展風險評估,跟進實施科學研究和技術攻關,提出各類農產品全程管控的關鍵點及技術規范和標準制修訂建議。
(十四)妥善處置突發問題。加大輿情監測和研判力度,健全輿情監測體系和應對機制。推動各地細化完善輿情監測和應急預案,建立上下聯動、橫向合作、跨區協作的應急處置機制,加強科普培訓與應急演練,提高應急處置能力。對突發問題,第一時間做出反應、第一時間采取措施,做到依法穩妥處置,努力將負面影響降到最低。
五、大力推進農業標準化
(十五)加快完善農獸藥殘留標準體系。深入實施《加快農藥殘留標準制修訂五年工作方案》,新制定農藥殘留標準1000項。加快獸藥殘留標準制修訂步伐,制定國家獸藥殘留標準制修訂5年工作方案,新制定獸藥殘留標準100項。支持各地制定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的生產技術規范和操作規程,盡可能將標準集成轉化為簡便好用的操作手冊、生產日歷、掛圖和明白紙。
(十六)推進農業標準化生產示范創建。不斷擴大果菜茶標準園創建規模,加快畜禽標準化養殖小區和水產健康養殖場創建,支持規模化農場開展標準化生產示范,鼓勵農產品質量安全縣、現代農業示范區以及有條件的“菜籃子”大縣整建制推進農業標準化生產示范創建,推動省級農業標準化生產示范縣(區)建設。
(十七)穩步發展“三品一標”。加強無公害、綠色、有機和地理標志農產品認證管理,強化品牌培育,推動形成一批安全優質的農產品地域品牌。強化證后監督和標志使用管理,加大獲證產品抽檢力度,切實維護好“三品一標”公信力和品牌形象。充分發揮“三品一標”品牌優勢、制度優勢和體系優勢,用安全優質品牌農產品引領和帶動農業標準化生產。
六、加強基層監管能力建設
(十八)不斷完善基層監管體系。健全地縣兩級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機構,“菜籃子”大縣年底前要基本建立。加強鄉鎮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服務機構條件能力建設,制定全國統一的鄉鎮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站管理規范,明確建設內容、管理制度和工作規范。探索鄉鎮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員持證上崗,開展村級農產品質量安全協管員培訓。
(十九)強化檢測體系管理。加快農產品質量安全檢測體系建設項目建設和驗收步伐,督促落實基層農產品質量安全檢測機構人員編制和工作經費,推進資質認證考核評審。啟動農產品質量安全檢測員職業資格培訓認定工作,組織開展第三屆全國基層農產品檢測技術人員大比武活動。強化崗位練兵和技術培訓,盡快提高基層檢測人員能力素質和業務水平。
(二十)健全監管制度機制。扎實推進《農產品質量安全法》及農藥、畜禽屠宰條例修訂工作。加強與食品藥品監管部門在突出問題整治、應急處置和產地準出市場準入等方面的合作聯動,盡快構建貫通農產品質量安全“從田頭到餐桌”全過程的監管體系。加強農業系統各行業、各地方的協作配合和整體聯動,推動形成全國“一盤棋”的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新格局。
(二十一)編制實施“十三五”規劃。積極參與國家食品安全戰略編制,制定實施《全國農產品質量安全提升規劃(2016-2020)》,強化監管體系能力建設和設施條件裝備,提升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能力和水平。積極爭取發改、財政、科技等部門支持,將農產品質量安全納入各地經濟社會發展“十三五”規劃和執法監管能力建設重點。
七、推進社會共治
(二十二)提高生產經營者自律意識。發揮基層監管服務機構和農業、畜牧、水產等技術推廣體系作用,全面組織開展農產品質量安全法律法規、技術、標準的宣傳培訓,提升農產品生產經營者質量安全自律意識,指導和督促農產品生產經營者落實生產記錄、休藥間隔期制度,從生產經營過程把好質量安全關。
35歲到50歲回鄉青壯年農民,這一群體具有以下特點。
見多識廣、觀念新。農村是個相對封閉的社會,長期在農村生活最缺乏的不是金錢、也不是教育,是見識、新觀念、市場化意識和組織化理念。中央提出,以工業化和市場化的理念和組織化的手段發展農業。工業化、市場化的理念和組織化的手段,經歷過、體驗過才能深刻理解和體會。35歲到50歲這部分打工回鄉的青壯年農民,通常經過多年城市或發達地區打工的浸潤,工業化、市場化、組織化理念已經深入骨髓,觀念具有了顛覆性改變,回到農村已不再甘心做一畝三分地、自給自足的傳統農業,發展現代農業的追求十分迫切。
突破了從業生活的“圍城”期。一代文學巨匠錢鐘書形象地說明了人們從業生活的“圍城現象”:“圍在城里的人想逃出去,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對婚姻也罷,職業也罷,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剛剛從學校畢業的農村年輕人,拋開經濟收入之外,對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的工作生活具有無限的向往,一定要到大城市感受一下;個體的感受和追求經過輿論的共振和從眾行為的渲染,在當前農村已經形成了強大的輿論壓力,成年的孩子窩在家里不到城市打工是沒有出息的,所以成年的孩子是一定要到城市闖一闖的。到了35歲以上的年齡,對城市的早起晚歸、高強度工作和蝸居的艱苦生活已經有了親身感受,反而愿意回到農村。這種狀況不僅我國如此,西方發達國家年輕人也少有從學校畢業后直接務農的,也要先到城市闖一闖,等在外闖蕩一段時間以后,再子承父業開始務農。
有家有口,責任感強。35歲以上年齡,已經承擔起家庭的重責,人在職業選擇上逐漸務實,看重的不再只是職業外表的光鮮,而是職業的收入、對子女老人的照顧和各種各樣實實在在的東西。在性格上,也已經成熟,不再追求生活上的熱熱鬧鬧,相互攀比的動機減少,能夠耐得住寂寞。農業作為與土地緊密聯系、需要單獨作業的產業,更適合這個年齡段的人。晉代文學巨匠陶淵明年過四十辭官務農后寫下了“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千古名句,充滿了對田園生活和農業勞動的無限愛意,這是喜愛熱鬧和刺激的年輕人無法感受到的。
有了一定的資金積累。資金是困擾農業發展的一大難題,經過在城市多年的打拼,35歲以上回鄉的青壯年農民已經積累了一定的資金,這些資金可以用于有效的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創辦家庭農場或經營其它產業。
熟悉農業農村,有較長時期服務農業。回鄉青年熟悉農業農村,與當地農民和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相比外來人口務農更宜于水土相符。在熟人社會的農村,這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另外,從事農業沒有法定退休年齡,只要身體好、素質高就一樣能當好職業農民,大名鼎鼎的褚時健76歲開始農業創業,生產出的褚橙成了眾人仰慕的“勵志橙”。外出打工農民即使50歲回鄉,也可以在農業領域再干20年。
外出打工青年回流農村已經初步顯現。如貴州省畢節市是典型的山區、民族地區、欠發達地區,已經有約5%的外出打工青年農民回鄉創業就業,約3%領辦了農民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創辦了農業小微企業。
回鄉青壯年農民必然擔當職業農民主力軍,還因為目前可能務農的其他群體都難以擔當職業農民的重任。
當前農村,務農隊伍的主體是老人婦女甚至孩子,這部分人總體體質弱、科技和文化素質低,難以擔當職業農民的重任。實際上,正是基于“386199部隊”務農的現實,才使中央和社會各界憂心“誰來種地”的問題,才提出了建設職業農民隊伍的要求。
剛畢業的農村初高中畢業生。這一群體精力充沛,對新技術、新知識、新理念接受快,一張白紙可以畫最新最美的圖畫,把他們培養成職業農民豈不更好?但在基層工作越久,越發感到把剛從學校畢業的小青年作為職業農民培養不切實際。一是上面提到的“圍城現象”,在農村生長的年輕人對大城市、對外界世界的好奇心和體驗欲,是不甘心一開始就在農村搞農業的;二是“見識問題”。即使有足夠的社會資源對他們開展農業職業教育,傳授他們農業知識和技能,但是很難讓他們牢固樹立市場意識、合作意識和現代生活意識。教育學規律告訴我們,技能培訓較易,觀念、意識和行為方式的改變更難。即使有最好的老師可以傳授他們先進的理念和習慣,但是學生來源區域的單一性,觀念、習俗的一致性,同學之間的相互影響和家庭的熏陶,從眾行為的放大,會讓試圖改變他們既有意識和習慣行為的效果大打折扣。改變觀念、習俗和行為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個體放入既定的環境、同既定的人群相處。從這方面講,農村青年外出打工等于進入了社會大學,打工世界的工業化生產、市場化運作、社會化組織、艱苦工作和生活的磨礪培養了他們的市場意識、合作意識,改變落后習慣、增長了見識,這是任何職業學校教育都無法達到的。三是資本問題。創業要資本,赤手空拳難以開展農業創業。他們可能會在未來成為優秀的職業農民,但首先應當鼓勵他們走出去,接受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洗禮,經受工商業生產經營的磨礪, 在接受社會大學歷練之后,可以更好適應鄉村生活的寂寞和農業生產的勞累,創新性的發展農業。
大學生村官和大學畢業生。近年,由于黨和政府的強力推動,各地普遍選拔大學生村官到農村去。大學生村官在農村經歷了很好的基層鍛煉,群體中也出現了一些帶動農民致富、發展現代農業的典型,但是由于整體上缺乏社會閱歷和能力,真正能夠安心務農的不多,能夠成為職業農民的更是鳳毛麟角。部分大學生滿腔熱情到農村去做新農人,對農業的創新起到了推動作用,真正能夠堅持下去的也不多。其中原因除經濟收入外,社會習慣、文化氛圍甚至婚戀都是問題。舉個極端的例子,一家山區生豬養殖企業高薪聘請了一位獸醫學博士來工作,博士開始非常高興地來到山腰上的企業,婚戀卻成了大問題,好不容易有人在城里給介紹了對象,搞了幾個都吹了。姑娘的理由很簡單:離家太遠,身上有豬臭味。小伙子很憋氣,最后辭掉工作改行到城市去了。
務農的工商資本。務農的工商資本搞農業,核心管理和技術人員主要來自企業,但在農業生產第一線仍然是以婦女老人為主的當地農民。
二、為什么部分青壯年農民選擇回鄉?
現在的農村,幾乎全部青壯年農民打工外出與小部分回流并存,人力資源和人口的雙向流動已經顯現。理論界對這一現象有著過多的分析,筆者僅從人情常理上進行解讀。有時候,人情常理背后包含著深刻的真理,遠比抽象的理論分析更可靠。
常理說,人往高處走,水向低處流。農民一窩蜂進城打工,根本在于城市是經濟、文化的“高處”,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經濟發達、就業機會多,掙錢容易;城市文化發達,燈紅酒綠、有各種各樣的西洋景,可以滿足人們各種各樣的感官和精神追求。但是,大家都往“高處”走,“高處”的人多了,環境就擁擠,人多、車多、房價高,生活就不那么方便了,勞動力需要贍養的人口如老人孩子進來就更不易,高處不勝寒了。相對處于“低處”的農村,由于大量人口流向城市,村莊空心了,人口減少了,空氣清新了。物以稀為貴,勞動力價格上來了,“低處”也顯得不那么低了,自然有人就想回來了。
年輕人家庭沒負擔,了無牽掛,充滿了對繁華世界的憧憬、創業致富的追求、實現人生價值的理想,城市的就業機遇、經濟文化、政治的繁榮,自然是希望的高處,是人生的首選。到了35歲以上的年齡,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負擔加重;性格已趨于成熟,對職業和居所的選擇已漸務實,對高處的看法也在改變,當然因個體情況不同有差別。小部分在城市已經打下了一片天地,有房有車有事業,自然愿意在城市繼續干下去;一部分仍然在城市彷徨和求索,尋找新的致富機會;也有一部分厭倦了城市環境擁擠、居無定所、骨肉分離甚至遭人白眼的生活,看到農村農業的新機遇,愿意回到農村尋找新的事業。
過去農民離鄉進城,主要因為農村人口眾多,土地規模小,經營農業效益低,農民收入上不去。現在情況有了很大變化,大批農民轉移進城,為集中流轉土地、擴大經營規模留下了空間;農業政策扶持力度大,減少了經營成本,提升了農業效益,回鄉青年農民適度經營農業完全可能得到體面的收入。
只要城鄉的大門打開著,只要城鄉統籌的方略保持不變,農民仍會大批進城,也仍然會有少量回鄉務農。
三、怎樣培育回鄉青壯年農民成為職業農民?
從大的方面講,一是要有職業農民成長壯大的環境;二是要有回鄉青壯年農民接受教育、提高技能的條件。
營造職業農民隊伍成長壯大的環境,從根本上講,就是要讓職業農民這一群體有穩定的、與外出打工基本相當的收入。如果農民在家門口就能獲得與外出打工基本相當的收入,少數農民就不愿意離鄉背井、蝸居城市,誰來種地就不會成問題。至于誰去做職業農民,交給市場、交給農民自己去選擇。農民為什么不能取得與外出打工基本相當的收益?核心是農業的經營規模小,農業勞動力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所以培育職業農民在配套政策上,必須從三個方面著力。
首先是完善的土地流轉政策,解決農業經營規模小的問題。職業農民要獲得相當的收入,必須具有一定的土地經營規模。土地流轉僅僅停留在農民自發的層面還不夠,供求信息不對稱,流入戶、流出戶之間談判成本高,必須有政策和項目支持。通過土地登記、確權、頒證,讓外出打工農民感覺到把土地流轉出去更合算,安心把土地流轉出去。在縣鄉建立土地流轉交易平臺,鼓勵農民在公開市場按照自愿、公平、公開的原則流轉土地,減少土地流轉的交易成本。
二是合理的農業扶持政策。有了完善的土地流轉政策仍然不能有效解決職業農民的穩定收益問題,因為流轉土地要付費,而且近幾年土地流轉費用一直看漲。現行的種糧補貼政策,實際上是對承包權的補貼,對擁有土地承包權農民的剛性收益補助,土地的實際經營者沒有得到。除去支付土地流轉費用,還要支付對細碎化土地的田壩平整、農田整理等費用,職業農民從規模收益上取得超額收益,已經所剩無幾甚至入不敷出。在農業扶持政策的設計上,要加大針對農業經營權的補貼,實現誰種地、誰受益;還要加大對土地整理和農田水利建設的支持,減少職業農民的前期投入。通過政策性的有增有減,使職業農民有望得到與外出打工基本相當的收入。
三是金融扶持政策。資金是職業農民經營創業的瓶頸,可以通過政策性擔保、農房抵押、流轉土地抵押等手段鼓勵金融機構向農民貸款,幫助職業農民完成農業創業的第一桶金。
把外出務工回鄉的青壯年農民培養成職業農民,還需要提供接受教育、提升技能的基礎條件和相應的支助政策。作為以農為業、以農為生、有家有業的社會群體,職業農民在教育培訓的要求上已經不同于兼業的普通農民和剛剛離校的初高中畢業生,具有更強的系統性、實踐性、彈性學習和政策支助要求。
系統性要求。職業農民不僅要知道農業技術和經營怎么做、還要知道為什么這樣做。“既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的系統性學習和訓練,有助于職業農民應對農業生產和經營過程中的各種變化,舉一反三,總結規律,成為農業生產經營的行家里手。既往那種一技一培的應急式培訓已難以滿足職業農民的要求。
實踐性要求。職業農民要能動手,善操作。農業作為培育和采集生物生長果實的產業,氣候、環境對農業生產的操作有著較大的影響,教學的實踐性要求高,僅僅講解理論、黑板教學遠遠不夠,要通過在園區、企業、基地辦班的方式,聘請在農業生產經營第一線、具有豐富實踐經驗的人員來授課,結合實地觀摩,現場指導,才能真正取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