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言文化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漢語言文化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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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翻譯不僅是一種跨語言的交際活動，更是一種跨文化的交際活動。語言和文化密不可分。它們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并且相互制約。語言是文化的產物，無論從語言的符號觀還是社會觀來看，其都帶有明顯的文化特征。語言的文化性集中表現在語言的文化屬性、文化價值和文化功能等方面。作為語言內涵的文化，給予語言的影響是全方面的。集中表現在三個方面。（1）影響并制約語言系統（包括語音、詞匯、語法等）；（2）決定語言的指稱內容與形式；（3）作用于人類的語言思維與表達形式。由此可見，作為文化載體的語言只有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義。正如美國翻譯理論家奈達所說：“翻譯是兩種文化之間的交流。對于真正成功的翻譯而言，熟悉兩種文化甚至比掌握兩種語言更重要。因為詞語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義。”(1993：109)文化對語際交流的影響可見一斑。漢英民族在價值觀念、、民情風俗、歷史背景、地理條件、社會制度、生活經驗等方面存在著巨大差異，這種文化上的差異不僅給各自的載體語言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也為這兩種語言之間互譯帶來了重重困難。本文擬從漢英語言之間的文化差異著手，企圖以歸化和異化策略來尋求其間的語義文化對等翻譯。

二、漢英文化差異

因為語言基本上是一種文化和社會產品，要理解它就應該從文化和社會的角度去理解。，漢英兩種語言之間的文化差異給其在語義層面上的轉換帶來了巨大的障礙。其差異首先表現為價值觀念的不同。漢文化是一元文化，強調“社團價值論”；英文化是多元文化，崇尚“個人價值至上論”。除了價值觀念差異之外，漢英文化差異還與兩個民族所處的地理環境與社會環境、氣候條件和風俗習慣等息息相關，。

（一）地理環境引起的文化差異

文化是有地域性的。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氣候特征常常給該地區的文化打下烙印。中國和英國，因為地理環境的迥異，氣候條件的巨差也就孕育出彼此相對的異域文化。英國是島國，地處西半球，北溫帶，海洋性氣候，其民族創造出的語言就沾上了該地理特征。象我們熟知的習語：spendmoneylikewater;makewater;allatsea等就囊括其中。相反，中華民族祖居亞洲大陸，其文化自然也難免受其影響。上文所說的“揮金如土”就是一例。另外還有“面如土色”、“土眉土眼”、“面朝黃土背朝天”等不勝枚舉。至于氣候不同招致的文化差異的例子也是舉不勝數。單就“東風”“西風”之說來看，兩種文化就大相徑庭。雪萊的“西風頌”（OdetotheWestWind）正是對春的謳歌。CharlesDickens在《大衛科波菲爾》中說“HowmanywinterdayshaveIseenhim,standingblue—nosedinthesnowandeastwind!”這也是一個極好的例證。然而漢語中的“東風”卻戰勝了“西風”，是春風，是溫暖的使者。“西風”是秋風，有蕭瑟秋風之說。馬致遠之詞作“古道、西風、瘦馬”，又同是馬曲的“醉鄉中，東風喚醒梨花夢”也說明這一點。詞曲中的意境也自是讓異域人士費解。

（二）民情風俗造成的差異

漢英民族由習俗引起的文化差異在一些與動物有關的詞匯短語上體現得非常明顯。英國人喜歡馬，養馬、騎馬、賽馬成為其風俗，英國文化就屬于典型的的“馬文化”。所以英語中有關馬的說法及其豐富。諸如：talkhorse(吹牛);getonone’shighhorse（趾高氣揚）;horseandhorse（并駕齊驅）等等。然而中國是傳統的農業國，世代的牛耕生活使漢語囤積了大量的“牛文化”。牛是“吃苦耐勞，勤奮踏實”的象征。“俯首甘為孺子牛”就是體現的這種情結。相反在英語中卻用馬來代替。漢語中的“老黃牛”翻譯成英語也就成了“awillinghorse”.不光如此，漢英語言中的一些表示顏色的詞匯也沉淀了不同民情的文化。“紅色”在漢語中含有極強的褒義色彩，“大紅大紫”顯示的是成功和富貴，喜慶和吉祥。與此相反,“red”卻常常讓西方人想起流血、戰爭、恐怖、憤怒和危險，含有較強的貶義。

三、翻譯策略

漢英文化的差異性給兩種語言之間的翻譯帶來了很大困難。但是，這并不是就說明兩種語言之間就不能相互轉化。語言共性論認為：雖然人類的語言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但是由于在生存環境、身體結構、生理需要等方面的共同之處大于不同之處，這就使語言之間的轉換成為可能。Chomsky的普遍語法理論也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語言之間轉換的可能性。“如果說每種語言都能表達所指的一切，那么，從原則上說，某種語言所表達的一切都能被譯為另一種語言（蔡毅）。不同語言之間的這種轉換常常借助于翻譯中的異化和歸化策略。（一）異化翻譯策略

異化就是不改變原文的文化、語言、文體等特征傳達原文的內容，要求讀者向作者靠攏，適應原文。它翻譯的前提是，認為語言是有差異的，交際因語言社團之間與語言社團之內的文化差異而復雜化。異化翻譯承認并發展差異，并且在目的語中表現文化差異。異化翻譯追求最大限度的等值。其特點如下：（1）不完全遵循目的語的語言與語篇規范；（2）在適當的時候選擇不通順、艱澀難懂的文體；（3）有意保留源語中的實觀材料或采用目的語中的古詞語；（4）目的是為目的語讀者提供一次“前所未有的閱讀經驗”。異化翻譯有利于讀者了解異域文化；有利于讀者運用智力和想象力去感受衣魚文化的獨特之處；有利于豐富目的語文化和表達方式。但是，異化翻譯也有自己的劣勢，它常常使譯文句式生硬，晦澀難懂,這就給讀者的帶來了閱讀困難。常見的異化翻譯策略有“音譯法”和“直譯法”等。

（二）歸化翻譯策略

歸化翻譯就是遵循目標語文化的當前價值，對原文進行同化翻譯。該翻譯法的最大特點就是采用地道暢通的目的語進行翻譯，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被掩蓋，目的語的主流文化價值觀取代了譯入語的文化價值觀。歸化翻譯有其自身的優越性。對于譯者來說，要全面了解一種異域文化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在翻譯過程中因為對本族文化的親切感和認同感，往往會采取歸化的翻譯策略以便使譯文通順。這樣，對于讀者來說，就可以避免文化沖突，在自己的知識文化范圍輕松容易的理解譯文。由此看來，歸化翻譯的通順常常也會換來文化信息的遺失。常見的歸化翻譯策略有“代換法”、“解釋法”和“異譯法”等。

四、異化歸化，各得其所

上面我們已經談到異化和歸化翻譯各有其優缺點。過度的歸化和異化都不可取。那么，在實際的翻譯中我們應該采取什么標準呢？關于翻譯的標準，清末的翻譯家嚴復提出了著名的“譯事三難”，即“信、達、雅”。“信”指忠實原文，“達”指語言通順暢達，“雅”指文字古雅。魯迅也說過：“凡是翻譯，必須兼顧兩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持原作的風姿……”。錢中書提出了更具體的“化境”文學翻譯標準。他說：“文學翻譯的最高標準是“化”。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成另一國文字，既不能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顯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風味，那就算入于“化境”。從這些翻譯名家對翻譯所定的標準可以看出，“忠實”和“通順”是翻譯過程中應該遵循的兩項基本原則，缺一不可。那就是說，既要將原文的信息（包括語言信息和文化信息）全部傳達，語氣和風格與原文一致，又要使行文流暢自然，易于理解接受。這就要求我們能夠找到異化和歸化翻譯的最佳結合點，讓異化和歸化更得其所。一般說來，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文化間的關系分為：文化交織、文化鴻溝、文化沖突三種。不同的文化關系對翻譯的策略的選用有極大的影響。文化交織是指在不同的文化中，存在著一些相似和相同的地方。這樣語言之間的交流因其共同性而不難理解。為了更多的接觸異域文化，異化翻譯方法就顯示出優越性；文化鴻溝是指兩種文化中存在著文化差距。這時我們可以選用歸化翻譯方法，如果選用異化翻譯方法的話，就必須用直譯加注才能做到理解和傳遞信息的兩全其美；文化沖突是指兩種文化對某些物質，事物和現象有完全矛盾的理解。處理這種文化現行，歸化翻譯方法更能大顯神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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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文化與漢英語言文化差異

一個民族的社會文化是長期以來受生活方式、心理特征和價值觀念影響而沉淀積累下來的文化。中西方的社會文化存在較大差異，這種差異在語言文化上能夠尋得蹤跡。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黃色代表尊貴、權勢與地位。古代帝王均穿戴黃袍。但是西方文化中表示尊貴的顏色通常是紫色(purple)。［4］英語經常用purple一詞表示地位顯赫，例如:“tobeborninthepurple”(出身顯貴)、“marryintothepur-ple”(嫁入豪門)。然而黃色在西方文化中多表示膽小、卑鄙或低級趣味的意思，例如:“ayellowdog”(卑鄙的人)、“yellowpress”(低級趣味的刊物)。美國動畫片DespicableMe(卑鄙的我)采用小黃人這樣的角色形象十分貼切地呼應了主題。烏鴉在英國社會文化中有較高的地位。倫敦塔里的烏鴉更是被視為英國的守護神，由政府負責開支精心飼養。英國人的神鳥在中國卻成了厄運和災禍的代名詞。人們常用“烏鴉嘴”來形容一個人說了不該說的話，也用“天下烏鴉一般黑”來形容某種黑暗勢力。中西方社會文化對狗的認識也不盡相同。西方人眼中，狗是人類忠誠的朋友。人們通過語言表達了對狗的喜愛之情，例如:“Loveme，Lovemydog”(愛屋及烏)、“aluckydog”(幸運兒)等等。然而中國社會文化中的狗常常代表卑劣的品行。漢語中關于狗的成語多數是表示貶義的，例如:“蠅營狗茍”、“狗仗人勢”、“雞鳴狗盜”等等。中西方社會文化的不同使得漢英兩種語言在禁忌語方面也有較大差異。［7］儒家思想對中國人的影響十分深遠。中國人在人際交往中講究謙虛謹慎，人們常用“虛懷若谷”來夸贊一個十分謙虛的人。古漢語中更是有很多自謙語，例如:“寒舍”、“在下”、“敝人”等等。如果一個人被他人贊揚或夸獎，他常常可以這樣回答:“哪里哪里，我做的還不夠好。”但受文藝復興和啟蒙思想影響的西方人則欣賞自信、誠實的品質。當被他人褒揚和肯定時，thankyou是最合適的回答。如果過分謙虛，就有可能被誤認為不自信或是虛偽。比起中國人，西方人更看重個人隱私和形象。“你看起來很累，要多注意休息”這句話在漢語語境中并沒有什么不妥，可以理解為說話人對他人的關心和愛護，是禮貌的表現。但如果對英國人說:“youlookrathertired，pleasehavearest”，則會引起對方極大的反感。聽話者會認為此刻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很糟糕。除此之外，漢英語言禁忌語還體現在詞匯的選擇上。例如，中國人崇尚尊老愛幼，而西方人則十分忌諱說他人“老”。因此英語中常用“senior”(年資較深的)來代替“old”(老)。再如，漢語中“農民”一詞并無貶義，而英語中常常使用“famer”而不是“peasant”．雖然這兩個詞均有“農民”之意，但后者常常表示言行舉止粗魯、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含義。

三、物質文化與漢英語言文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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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語言、文化的定義及關系

文化是指人類活動的模式以及給予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號化結構。現代意義上的“文化”一詞最早來自于德語kultur。文化在漢語中實際是“人文教化”的簡稱，《辭海》中解釋“文化”是“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不同的語言觀會導致不同的語言理論，產生不同的語言研究力法，追求不同的語言研究目標和結果。潘文國(2001：106/2002：83)先生提出“語言是人類認知世界及進行表述的方式和過程”，“語言是民族的世界觀”是更為妥當的提法。

文化與語言二者既密切聯系，又互相區別。語言是文化的凝聚體，是文化總體的一個組成部分。語言不是文化之外游離存在的客體，而是文化整體中有其自身結構，而且自成體系的特殊部分。一切文化活動和文化創造都離不開語言的作用，所以文化的積累也都保存在語言的信息系統之中。語言不僅是文化總體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是文化總體中最核心的部分(張公瑾，陳建民、譚志明主編，1993：344-346)。語言和文化互相滲透，互為因果，互相制約，互相推動。

二、漢語與漢民族文化

漢語是世界上最豐富、最發達的語言之一。漢民族文化也是世界上最豐富、最燦爛的文化之一。文化具有明顯的民族性，文化形態上的差異，不可避免地會表現在語言大系統的不同層次上。漢民族文化的鮮明特點在漢語言中呈現以下一些表征：

1.漢字

漢字是漢族創造的獨特的產物，可以說其本身就是一種中國文化。漢字平面型的方塊形體能夠比線型的拼音文字存儲更多的信息量；漢字的表意特征使其具有超方言的功能，將數十億漢語使用者維系在一個完整的漢文化系統內，使這一文化中的各個民族都能產生強烈的文化認同感：漢字多采用形聲字方式字乳新字，為漢語的發展演變提供了便利的條件。漢字是中國文化的脊粱，是漢人觀念中的中心主題。漢字同西方表音文字的不同特質，造成了中國語言學傳統與西方語言學傳統的差異。

2.語序

語序是各級語言單位在上一級語言單位內的排列次序。漢語是語義型語言，在語言的組織中，語義的搭配是決定語序的最重要和第一位的手段。張世祿(1939)提出“憑語序而建立范疇，集范疇而構成體系”，把語序在語法研究中的作用提到了極高的地位。中國傳統哲學認為世界是一個整體，注重整體和諧，注重綜合概括，因此其思維模式和言語觀傾向于尋求整體和籠統，具有整體思維的特點。漢民族習慣于概括綜合，往往從整體入手，認識和處理個體間的關系。漢語邏輯關系常常按先因后果，先假設后論證，先敘事后表態，由遠及近，由大到小，由強到弱，由一般到具體的次序排列。

3.流水句

中國哲學、藝術和語言注重心理時空觀，反映在句法層次上，表現為漢語“流水句”式的時間型構造。這也是漢語語法成為意合語法背后的文化因素。意合(parataxis)指通過意思之間的內在邏輯聯系將句子合在一起。漢語的“流水句”是靠“意合法”組織起來的。在敘述事實過程和動作先后的句子里，可以包含兩三個、甚至十個八個小句，小旬與小句之間沒有連詞，完全依靠意合，一切以達意為主，“辭達而已矣”。這正是漢語口語里流水句出現頻率高的原因，也是漢人獨特的思維方式在漢語語句結構上的反映。漢語的這種特征是和漢族人的整體觀念、直覺妙悟的文化心理分不開的。

三、結語

語言與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文化具有明顯的民族性，不同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不同語言，文化差異表現在語言系統的不同層面。一種語言是一個民族所觀察到的客觀世界的縮影，民族的傳統文化、思維方式、意識形態、社會生活、風土民情等，都會充分反映在語言上。語言與文化的關系研究可以為哲學、歷史學、社會學、民俗學和民族學等人文學科提供真實可靠的事實依據。同時，漢語言與漢民族文化的研究對拓寬對外漢語教學領域、促進中外文化交流也具有應用價值。

參考文獻

[1]陳建民.1999中國語言與中國社會[M].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

[2]羅常培1989/1996語言與文化[M].北京：語文出版社。

[3]潘文國.1997.漢英語對比綱要[M].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4]蘇新春2006文化語言學教程[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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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書法的內涵看，書法藝術是漢語言文化的應有之義

世界上所有開化的民族都有他們自創的文字，或參照其他民族文字創造的文字，有文字的書寫，只是他們的書寫都未能成為藝術形式(如拉丁文字、阿拉伯文字等)。此外，現今的漢語拼音字母，是借拉丁文字母創造的，以拉丁文書寫方式拼寫，人們也不能以書法的素養書寫它以取得類似漢字書法的審美效果。這表明：只有漢字才是書法藝術形象創造的基礎，書法藝術是漢語言文化的應有之義。

（一）書法的定義，就是特指漢字的書寫。

中國書法，博大精深。關于書法的定義（內涵），至今有多種提法，尚未定論，但每種提法卻與漢語言文化息息相關。在此，略舉幾例加以說明：

其一，書法，顧名思義，就是書寫漢字的方法。

其二，書法，是關于漢字書寫研究的一門學問。

其三，書法，是以中國傳統文化為背景，以“文房四寶”為工具，通過書寫漢字來抒情達意的一門藝術。它主要包括筆法、字法、章法、墨法等內容。

上述三種提法均表明：書法是以漢字為基礎，用毛筆書寫的，具有漢語言文化特征的抽象符號藝術，漢字是書法藝術的表現形式。

（二）書法是漢字的藝術表現。

漢字能成為藝術，主要有以下三點原因：

漢字有一個為別的文字不具有的特點。漢字既不是模擬自然的圖畫，也不是任何人隨心所欲的抽象符號，它是“本乎天地之心，得乎自然之理”，而以象形、會意諸法創作的造型，是根據漢語的單音單詞構成一個個具有獨立完整意義的形體。

2、漢字的形體構成充分體現了人們感悟自然萬物形體構成之理。人們在自然千姿百態痕跡的啟發下，創造了象形文字。有了象形文字作基礎，再造其他的字就有了參照，因此，以會意、形聲等造出的字就隨語言的實際發展起來。這樣，據單音語言創造的具有形體整體性的文字，為以書法創造出具有生命活力的形象準備了很好的基礎。

3、能使漢字成為藝術的關鍵是書寫。隨著實際需要的發展，書寫工具的改進，書寫技術方法的總結，漢字發展形成了如大小篆、古今隸、章今草乃至楷書、行書體。體勢變了，筆畫變了，寫法變了，但充分運用書段，借漢字的基本結構，創造出具有生動的抽象形式，具備力的運動節律，具有生命機體意味的筆畫，營構有生命的形象，這些始終保持著，而且越來越明確，越來越強烈。

二、從書法結構因素看，書法是漢字藝術特質的表現

漢字書寫之所以能夠成為藝術，除了書寫者自身藝術創造力之外，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漢字先天便具有藝術的特質。書法是漢字藝術特質的表現。

（一）書法的藝術語言是漢字的筆畫線條。

書法的藝術語言是漢字的筆畫線條，是有著一定的限制和高質量要求的線條，即是書家用手直接寫出的，具有生命活力的線條。因為漢字的筆畫本身具有藝術素質，有著豐富的表現力，不僅是書法者必須依循的，而且是書法者樂于借助的。

1、漢字筆畫具有豐富性。豐富的筆畫才能構成豐富的形體，蘊涵豐富的內容。漢字有甲骨文、金文、篆、隸、楷、行、草等諸多字體，其筆畫也由簡到繁，不斷豐富。如以法度最為完備的楷書為例，其基本筆畫就有點、橫、豎、撇、捺、挑、鉤、折。而且，每種筆畫又有多種形態。

2、漢字筆畫具有意象性。漢字筆畫線條，是人們在長期社會實踐中對客觀事物外形的一種抽象、概括和描述，同時又是人的創造，帶有某種意象性。歷代每一書法的筆畫中都熔鑄有書家的意象。

3、漢字筆畫具有表情性。漢字豐富多樣的筆畫，與生俱來便帶有豐富微妙的情感。不同筆畫的線條，給人以不同的情感感受。一般來說，橫線使人感到廣闊、寧靜；豎線使人感到上騰、挺拔；斜線使人感到危急、驚險；曲線使人感到流動、變化、柔和、輕巧、優美等。

（二）書法的藝術形體結構是通過漢字線條塑造出來的。

書法是造型藝術。藝術的使命在于用感性的藝術形象的形式去顯示真實。書法藝術的形象是通過漢字線條塑造出一個個奇妙的結構形體。

1、漢字形體的象形性影響和促進了書法的形象塑造。中國漢字是象形的，有象形的基礎，就有藝術性。漢字始終沿著表意走，符號中仍有形象，“象”的范圍也更廣了，稱之為“象物、象事、象意、象聲”。這“四象”屬于象形精神，是漢字藝術性的集中體現。

2、漢字形體的多樣性影響和促進了書法的形象塑造。漢字豐富的筆畫和復雜的結構形體，源于自然和表意的特點。書家個人可根據自己的理解和審美追求去創造書法的藝術形象，但無論如何，漢字形體的固有特點是不能忽視的。

三、從發展書法藝術看，必須堅持書寫漢字的傳統

繼承是創新的基礎，創新是繼承的目的。歷代書法的創變規律，都源于特定歷史時期對藝術審美的與時俱進，也由于漢字的象形結構淵源，使其中藝術創作有了極大的可塑性和創造性。

（一）書寫漢字是書法自身的規定性。

書法漢字包括兩個最基本的方面：一是書寫性，即書法是書寫出來的，不是畫出來的，也不是制作出來的，其創作過程是書寫的過程。二是書寫的對象是漢字而不是其他東西。兩個方面是連在一起不可分割的整體。

（二）書法藝術是最有中國文化特色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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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語言在人類勞動過程中產生，是社會交際的重要工具。在日常語言交際過程中，人們并不總是有話直言，言無不盡，出于共同的知識背景人們會自動遵守經濟原則，導致“惜語如金”的結果，或為了獲得特定的交際效果比如委婉、回避、幽默等，而是采用間接策略，話里有話。如果對這些語言現象視而不見，必然會導致交際的失敗，甚而影響人際關系。格萊斯提出的會話含義理論及后人對此理論的發展為分析語言的藝術和人們有效的言語溝通提供了科學的方法。

2 研究綜述

美國語言哲學家格萊斯(Grice)于1957年發表的《意義》一文中從語言交際的本質出發，把意義分為“自然意義”和 “非自然意義”。在言語交際中，話語的非自然意義指人們意欲表達的意義，即在特定的場合下表達出交際者意圖的語用隱含意義。在此基礎上，1975年格萊斯在“邏輯與會話”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會話含意理論及人類會話活動的一條指導原則——合作原則, 對解釋人類的語言交際活動起了重要作用。英國學者Leech 從社會學、心理學、修辭學的角度回答了人們為什么要違反合作原則，他提出人們出于“禮貌原則”人文歷史論文， 常常不愿坦率明言或者常常故意聲東擊西，解決了“合作原則”難以解釋的話語現象（索振羽 2007：87）。隨后Levinson（1987）的會話含義三原則——信息、數量和方式原則對會話含義理論進行了修正補充。徐盛桓的《會話含義理論的新發展》（1993）等多篇文章中探討了會話含義理論的內部機制，給出推導會話含義的一般規則論文開題報告范例。沈家煊把列文森《語用學》一書的各章先后譯成漢語, 內容涉及指示現象、會話含義、言語行為、預設和會話結構(高航 2004)。冉永平（2007: 56）嘗試運用非單調邏輯的推理形式來分析話語中的含意，彌補Grice含義推導的不足，為會話含義的語用推導提供不同的視角。熊學亮（2007）綜合前人的研究，進一步構建出會話含意的推理模式，使對會話含義的理解變得具體形象化。

國內研究者還探討分析了二語聽力中對會話含義的理解狀況。尚曉明（1996）以新格賴斯會話含意理論為基礎，指出“含意否定”、“語用移情”和荷恩等級概念對英語教學的指導作用。楊連瑞，張德玉（2004）撰文會話含義理論有助于對語境中話語意圖的正確理解。倪秀英（2008）的研究發現中國學生對于理解言外之意的題目，正確率很低，學生的會話蘊涵推理能力普遍較弱。

3會話含義理論及應用

3.1合作原則

在所有的言語交際活動中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是有目的性的，或溝通信息、咨詢意見或要求索取等等。格萊斯會話含義理論提出，為了達到共同的目標, 說與聽者雙方存在著一種默契, 一種兩者都應該遵守的原則，即“合作原則”（何兆熊，2000:154）。具體體現為四條準則，概括而言：數量準則即所給信息不多也不少；質量準則即說真不說假；關聯準則即說話要切題；方式準則即表達簡潔忌晦澀。Grice認為說話人違反合作原則下四個準則中的一個或多個準則，就會產生特殊會話含義，聽話人根據這些原則, 結合語境，經過語用推理,得出多于字面意義的會話含義，即“言下之意”。 在合作的基礎上交際才能順利進行，但是真實交際中或出于禮貌或委婉等因素有太多“話中有話，弦外之音”等違反準則的現象，事實上這些都是說話人基于“愿意合作”的前提下違反準則而產生的特殊會話含義。熊學亮在?語用推理?一書中根據會話含意理論的合作原則，構建出會話含意的推理模式（2007：25）：（A）話語+語境→含義 ；（B）違背準則→特殊含義。

如下是一個真實有趣的生活場景片1：

A: 誰把草莓全吃完了？一個不剩！

B：好像C很滋潤嗎！（B, C竊笑……）

B并沒有回答誰吃完了草莓，是違反了關聯準則，聽者應該究其原因，得出C吃了草莓，生活中B和C是兄弟，B覺得直接告狀有那么點不夠意思，又覺得不說不快或不答也不對，所以選擇了這種違反合作原則的方式，即維護了自己“不是小人”的面子人文歷史論文，又小小的“挑釁”了兄弟C。無論是當事人還是旁聽者一定能感受到這種違反合作原則而產生的語言幽默感，至少弱化了矛盾。試想如果硬生生的直言，會有這種交際效果嗎？說不定還會有言語沖突。

3.2 Levinson新格賴斯會話含義理論

Grice的四準則主要研究特殊會話含義，并且其特殊含義的推導也常憑感覺經驗而來，沒有給出具體的推理模式，眾多學者對此進行了修正和補充。Levinson提出的會話含義三原則—信息、數量和方式原則是在Grice會話含義基礎上發展而來，被稱為新格賴斯會話含義理論。不再以遵循或是違反準則來推理特殊會話含義，而是以常規關系為支柱，以研究一般會話含義為核心，并且建構出會話含意的具體推導機制。這使新格賴斯語用推理機制可以在生活上得到普及運用論文開題報告范例。概括而言，根據⑴數量原則—說話人陳述信息上要不弱于你所知道的程度，聽話人則以弱否強，即“說弱不聽強”；⑵信息原則—說話人只提供不多于交際目的所需的最少的語言信息，聽話人則擴充理解，即“說少含義多”；⑶方式原則—說話人不要無故使用冗長的、隱晦的或有標記的表達式，聽話人則根據表達方式的異常推導特殊含義，即“標記意深長”。

應用量原則進行推導，有關的句子應該含有可以比較其信息強度的詞。Levinson利用荷恩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荷恩等級關系”。如下列各組詞的“荷氏關系”：<certain that p, probable that p, possiblethat p> <none, not all><love, like> <all, most, many, some,few> <always, often, sometimes> <must, should, may> <cold,cool>……

在荷恩等級關系中，強項蘊涵弱項，弱項否定強項。句子里有能夠進入“荷氏關系”的詞，就可以根據它們的信息強度進行推導。如生活場景片段2，媽媽到校了解孩子的表現情況：

媽媽：這孩子最近表現怎么樣？

老師：還可以吧，……

根據數量原則及荷恩等級關系，<表現不好，還可以，好，很好>，媽媽可以做出“說弱不聽強”的推斷，這孩子可能不是自己想象或期望的很優秀。相信這個場景很多家長都遇到過，老師的委婉表達避免了尷尬局面，家長聽了這句話也做好了思想準備討論孩子的問題。

Levinson還表明三原則的運用中人文歷史論文，數量原則>方式原則>信息原則，并且如果并存兩種（或多種）意義相同的表達式，無標記的用信息原則推導其會話含意，有標記的用方式原則推導出無法應用恰當的信息原則推導出來的會話含義。如2009年12月大學英語四級聽力對話理解：W: I need to talk to someone who knows Baltimore well. I’mtold you lived there.

M: Oh, but I was really young atthe time.

Q: What does the manmean?

男士的應答應與女士提出的告知巴爾的摩的情況相關，但是他既沒有回答是否告知，也沒有對巴爾的摩進行介紹，而是說“我那時很小”，聽者根據“說少含義多”的推理方式和話題關聯性，擴充說話人的信息內容，推理出言外之意“現在對那里不熟悉”。事實上此處也就是把他的話與話題聯系起來，補充完整成一個清晰的因果關系“I was really young at the time，soI can provide little useful information”。

4 結語

語言交際中的會話含義現象處處可見，所謂“聽鑼聽聲，聽話聽音”，我們需要了解一些語用學知識，避免不必要的誤解，共建交際和諧，促進人與人之間有效的溝通交流，同時使我們的語言更加藝術化、生動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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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徐盛桓.新格賴斯會話含意理論和語用推理[J]. 外國語, 1993 (1).

篇6

習語又稱熟語，從廣義上說，它包括成語、俗語、諺語等，是一種在意義上和結構上都比較穩定的語言結構。英漢文化是兩種根本不同的文化，它們的淵源和發展道路各不相同。漢語習語和中國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體現了漢民族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和態度，記述其民族和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呈現出中華民族的文化個性。同樣，英語習語與英美文化歷史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其組合結構和修辭方法與英美文化密切相關。習語之所以最能鮮明地反映一個民族的文化特點是和這種歷史文化的沉積分不開的。習語堪稱語言之精華，在體現語言的文化特征方面，比之其他語言成分更具典型性。因此，考察習語可以看到英漢文化的特定社會背景及發展的文化軌跡。從而比較準確地把握英漢語言中文化同異現象，以求在外語教學中通過多種途徑培養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

一英漢習語中文化的相似與差異比較

人類共有一個客觀的大自然，共同的生活經歷、共同的感受，有語言的“共性”特征。一個民族的習語往往又都能在其它民族的習語中找到它們的影子，例如，英漢語言中都用羊比喻溫順，用鋼鐵比喻堅硬，用象比喻高大，用狐貍比喻狡猾等。若把英漢習語的喻體作一對比，就會發現形象相同、意義相似的習語俯拾即是。例如：

①Nomancanservetwomasters一仆不能侍二主。

②Bitterpillsmayhaveblessedeffects良藥苦口利于病。

但是，可以看到有些習語盡管意義相似，它們在不同文化中的表達卻有微妙甚至是明顯的差異。例：

①Thefoxpreysfartherfromhome兔子不吃窩邊草。

②Heliveswithcrippleslearnstolimp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這些相同或相近的意義在不同語言中表達上的區別突出反映了文化之間的差異性。這些差異不僅體現在日常生活中，也體現在人們的思想和信仰之中。正是這種在、思維和風俗習慣上的差異才使各個民族的習語各具風采。從習語中可以觀察到各個民族相似的或特有的習俗，甚至識見和情感。由此可見，習語是反映民族文化共性與差異性的一個窗口，對習語翻譯而言，文化之間的相似性不僅使它成為可能，也為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例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便可找到對等的習語“Manproposes，Goddisposes”而“當著矮人，別說矮話”，甚至可以找到三條相近的英習語：

①Hethathathoneofhisfamilyhanged,maynotsaytohisneighbor，hangupthisfish

②NamenotaropeInthehouseofamanthathangedhimself，

③Don’ttalkofahalterincompanyofhimwhosefatherwashanged

但是，也可以看到，文化之間的差異給習語翻譯帶來了困難甚至障礙。以“閻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為例,“三更”“五更”尚可在英語中找到基本對等的詞“watch”，“閻王”在英語中便找不到對等概念了。盡管英語中有“devil”、“satan”、“Princeofdarkness”等豐富的詞匯，但所指的都是邪惡的神、魔鬼，這與中國神話中的“閻王”相距甚遠。在中國傳說中，“閻王”作為陰間之神，不僅掌握著塵世百姓的生死，令人生畏，同時他也給鬼魂生前的行為做出判決，是賞罰分明的一個神話人物。這與英語中的“devil”等是不能同日而語的。因而，習語中涉及到某一文化有的事物或概念，往往不容易做到理想的傳譯。筆者試將習語中所涉及的概念和形象歸于日常生活現象及動植物，并作一分析比較：

1日常生活現象

（1）飲食

習語中最能體現中西文化差異的要數有關食物和餐具的習語了。觀察一下這則習語：“生米做成熟飯”，米，盡管是亞洲人的主食，在西方由于東方式餐飲業的發展，接受米飯的人越來越多了，因而對這一概念來說多數西方人并不陌生。但是該習語中一個微妙的問題是字面意義與內涵意義之間的差距。在漢語中“生米做成熟飯”同“木已成舟”或“覆水難收”意義基本相同，都用以表示一件原非所希望的事情既已發生，只好接受這一現實，因而是用于表達無可奈何情緒的一句常用的習語。由于使用的是比喻，其喻意比較隱含。如果僅僅譯成“thericeisalreadycooked”來對應“生米做成熟飯”，則譯文完全停留在字面意義上，有不到位之處,容易產生歧義，需要進一步補充說明。

（2）數字

英漢習語中由數詞構成的習語比比皆是，如“一舉兩得”“千方百計”“萬水千山”“手無寸鐵”“五光十色”等，英語中相似的例子也不勝枚舉：Acathasninelives（貓有九命）。Oneenemyistoomany,andahundredfriendstoofew（敵人一個嫌多，朋友百個嫌少）。Oneeyewitnessisbetterthantenhearsays(百聞不如一見)。

漢語常用“萬”或“十八、三十六、七十二”等表虛指數字。例如：“萬兩黃金容易得，知心一個也難求。”而英語中相對應的數字卻不具有虛指功能，這同計數單位有一定關系，例如“萬”是漢語中一個計數單位，在英語中是“tenthousand”，使用的計數單位卻是“thousand”。這對習語翻譯也有一定影響。英語中也有一系列虛指數字。

①Don’tworry，wehaveathousandandonewaytodoit.（不必發愁，我們有許多方法可以做的）。英語習語athousandandoneway其字面含義是“一千零一個辦法”，但這里并非實指，而是虛指“許許多多”。②Thechildrenwasintheseventhheavenwiththeirnewtoys（孩子們有了新玩具，高興極了）。習語theseventhheaven意為inastateofgreathappinessandcontentment。在猶太文化中，第七重天為最高，也是上帝的住處，喻指在天堂里，自然是高興萬分了。

（3）顏色

在中國，紅色是吉祥喜慶的顏色。逢年過節，處處便有這種顏色襯托喜慶節日的氣氛：掛起的大紅燈籠、門框上的紅紙對聯、小輩們收到的用紅紙包的押歲錢，不一而足。而在婚禮中紅色更是無處不在：新娘著紅妝，新郎戴紅花，窗戶上貼有紅紙剪成的“喜”字，洞房內紅燭高照。紅色在中國是一種深受喜愛的顏色，與其有關的習慣用法更是不勝枚舉：紅雙喜、大紅榜、開門紅……而英語國家中正好相反，紅色代表的是危險和警告，它往往出現在交通標志上，有時也表示負債，一個習語“beinthered”即是債臺高筑的意思。

此外，像黑、白、黃、藍等顏色在漢語和英語中的意義多有出入。如黑色，漢語中多表示人心陰暗險惡，比如“天下烏鴉一般黑”中，黑色便用以指無處不在的官僚腐敗等陰暗面。而英語中黑色卻是莊重肅穆之色，男賓在婚禮或是葬禮等正式場合，著裝都是黑色。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人葬禮上用白色，但西方人白色用于婚禮（尤其新娘）。這反映了東西方人對白色的不同認識。在東方人眼里白色透露的是蒼涼和哀傷，在西方人眼里白色卻常常意味著純潔。相反，表示悲傷的顏色在英語中是“blue”，不論“Loveisblue”還是音樂中的“blues”，“blue”都與憂傷有關，這同漢語中的用法是大相徑庭的。

2動植物

在各個文化中，帶有感彩最濃的莫過于動植物了，人類的靈性、勤勉甚至好惡、丑惡往往不同程度地被賦予動植物身上，折射出該民族的愛憎。但是，同一種動物或植物在不同文化中往往帶有不同的感彩，這在習語中可以得到充分的體現。

（1）動物

英漢語言中動物的內涵意義截然不同的例子更為突出。英語國家把狗視為“man’sbestfriend”（人類最好的朋友），有不少習語都反映了使用英語的民族對狗的喜愛，如asfaithfulasadog（像狗一樣忠誠）；It’sdoggedthatdoesit（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而漢民族則把以狗指人視為罵人，漢語習語中狗的形象多數是貶義的，如“狗腿子”“狗東西”“狗急跳墻”“狗仗人勢”“狗眼看人低”等都帶有強烈的貶義色彩。

蝙蝠(bat)在漢語中因“蝠”與“福”同音，便成了吉祥。幸福的象征，而在西方bat的形象卻是一種瞎眼、丑陋、兇惡的動物。許多人迷信bat與巫婆有關，人們相信bat闖入私宅是死亡的兇兆。如asblindasabat（眼力不行），havebatsinthebelfry（思想古怪），bebats（發瘋）等。

喜鵲（magpie）在漢語中是一種吉祥之鳥，傳說每年7月7日，牛郎織女銀河相會，喜鵲群集搭橋。民間認為喜鵲報喜，成語“喜鵲登枝”表示的就是這個意思。但在英語中magpie的形象卻是一種叫聲股噪，愛往巢里叼亂七八糟東西的鳥，常用來指饒舌或喜歡收藏破爛、什么都舍不得扔的人。實際喻義是“嘮叨、饒舌、嘰嘰喳喳、嘴巴不閑的人”。

海燕（petrel）在漢語里是一種不畏艱難險阻，迎著暴風雨奮勇拼搏的海鳥，它是勇敢、頑強、不屈不撓的象征，這可能與在中國流傳很廣的高爾基膾炙人口的散文詩《海燕之歌》有關。可是在英語里“astormypetrel”是指一個“到處惹麻煩的人”。可見英漢文化中動物的喻義不僅僅是存在著程度上的差異，有些甚至是沖突的。

（2）植物

在對植物名稱的翻譯中也有許多現象值得比較研究，例如牡丹對中國人而言，還有很重要的象征意義。由于其盛開時的絢麗模樣，牡丹備受世人的推崇。中國歷代詩人詞人都有作品誦詠牡丹，把它當作富貴的象征。若推而廣之，中國古代文人多有寄情山水花草，他們的作品中出現的植物許多都有象征意義，如梅花之不畏苦寒、松竹之高潔。之樸素等等都代表著中國的民族精神和價值觀念。古人托物言志的習俗更加賦予各種植物多種多樣的情感。由此可見，簡單的一兩株植物往往折射出一個民族的文化特色，其象征意義和聯想意義極為豐富，往往無法在翻譯中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

二結束語

綜上所述，語言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中，并且反映民族的風情習俗。不同的民族的文化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這是因為不論人們種族、膚色、國籍、民族如何，一般地說，他們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擁有同一個世界和宇宙。他們的生理結構、思維活動、感情標準（喜、怒、哀、樂）、道德標準（是、非、善、惡）大致相同。人們的日常生活、思想感情、追求和愛好也往往不相上下。他們對客觀世界的體會和看法在總體上接近。這種文化的普遍性產生了漢英習語的相似性。從另一方面來看，作為文化主體和創造者的人都屬于一定的民族，無不在一定的時空條件下生活和創造文化。各民族在地域、生態環境以及社會經濟、文學、歷史、宗教、發展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點，從而形成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使得一個民族的文化在許多方面有別于另一個民族的文化。這種獨特在不同的民族語言中都有鮮明的體現，導致不同語言各自獨特的習語，即承載了大量“民族文化積淀”的習語。要了解一個民族的文化，研究習語不失為一個很好的途徑。因而，在外語教學中應通過多種途徑培養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使之正確領會語義，學會用外語進行有效的交際。

參考文獻:

［1］畢研韜，李聞海語言與文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鄧炎昌，劉潤清語言與文化［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9

篇7

一、從書法的內涵看，書法藝術是漢語言文化的應有之義

世界上所有開化的民族都有他們自創的文字，或參照其他民族文字創造的文字，有文字的書寫，只是他們的書寫都未能成為藝術形式(如拉丁文字、阿拉伯文字等)。此外，現今的漢語拼音字母，是借拉丁文字母創造的，以拉丁文書寫方式拼寫，人們也不能以書法的素養書寫它以取得類似漢字書法的審美效果。這表明：只有漢字才是書法藝術形象創造的基礎，書法藝術是漢語言文化的應有之義。

（一）書法的定義，就是特指漢字的書寫。

中國書法，博大精深。關于書法的定義（內涵），至今有多種提法，尚未定論，但每種提法卻與漢語言文化息息相關。在此，略舉幾例加以說明：

其一，書法，顧名思義，就是書寫漢字的方法。

其二，書法，是關于漢字書寫研究的一門學問。

其三，書法，是以中國傳統文化為背景，以“文房四寶”為工具，通過書寫漢字來抒情達意的一門藝術。它主要包括筆法、字法、章法、墨法等內容。

上述三種提法均表明：書法是以漢字為基礎，用毛筆書寫的，具有漢語言文化特征的抽象符號藝術，漢字是書法藝術的表現形式。

（二）書法是漢字的藝術表現。

漢字能成為藝術，主要有以下三點原因：

漢字有一個為別的文字不具有的特點。漢字既不是模擬自然的圖畫，也不是任何人隨心所欲的抽象符號，它是“本乎天地之心，得乎自然之理”，而以象形、會意諸法創作的造型，是根據漢語的單音單詞構成一個個具有獨立完整意義的形體。

2、漢字的形體構成充分體現了人們感悟自然萬物形體構成之理。人們在自然千姿百態痕跡的啟發下，創造了象形文字。有了象形文字作基礎，再造其他的字就有了參照，因此，以會意、形聲等造出的字就隨語言的實際發展起來。這樣，據單音語言創造的具有形體整體性的文字，為以書法創造出具有生命活力的形象準備了很好的基礎。

3、能使漢字成為藝術的關鍵是書寫。隨著實際需要的發展，書寫工具的改進，書寫技術方法的總結，漢字發展形成了如大小篆、古今隸、章今草乃至楷書、行書體。體勢變了，筆畫變了，寫法變了，但充分運用書段，借漢字的基本結構，創造出具有生動的抽象形式，具備力的運動節律，具有生命機體意味的筆畫，營構有生命的形象，這些始終保持著，而且越來越明確，越來越強烈。

二、從書法結構因素看，書法是漢字藝術特質的表現

漢字書寫之所以能夠成為藝術，除了書寫者自身藝術創造力之外，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漢字先天便具有藝術的特質。書法是漢字藝術特質的表現。

（一）書法的藝術語言是漢字的筆畫線條。

篇8

一、德欽縣的基本情況

德欽縣譯為“極樂太平”,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北靠芒康縣,西連左貢縣、察隅縣及云南省怒江州的貢山縣,南接維西縣,東臨四川省巴塘縣、德榮縣。總面積7596平方千米,總人口6.24萬人(2006年)。德欽縣轄2個鎮、6個鄉(其中2個民族鄉):升平鎮、奔子欄鎮、佛山鄉、云嶺鄉、燕門鄉、拖頂傈僳族鄉、霞若傈僳族鄉、羊拉鄉。共有2個居委會、40個村委會。

藏族作為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中華這塊廣袤土地上的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幾千年來,其發展歷史一直同漢民族的發展歷史息息相關,并在文化上相互不斷給予巨大影響,共同創造著光輝燦爛的中華文明。一方面,漢族將自己先進的文化傳播給藏族;另一方面,藏族也將其獨特的文化不斷傳播到漢族地區,豐富了漢族文化,給漢族文化一定的影響。德欽藏語對德欽方言的影響就是一例。

二、語音方面

德欽縣境內的漢族長期和當地的藏族和睦相處,相互交流,深受當地藏族的影響。從語音上來看,他們間接或直接使用藏語方言的現象突出,這樣就形成了具有德欽地方特色的漢語方言。

(一)間接使用藏語音。

“茶”在德欽藏語中發音為“加[j214]”,與之相對應的德欽漢語方言中有這樣的現象:

1.形容詞+了加[j51]。例如:

(1)太陽辣了加。

(2)水都不有喝,口干了加。

(3)那塊肉臭了加。

2.謂詞+了加[j51]只能充當謂語和補語,而且只能在句末出現,在“了加”后面不再加任何語氣助詞。 例如:

(1)這個地方臟了加。

(2)著個房間干凈了加。

(3)他在那點哭了加。(以上是充當謂語)。

(4)昨晚我睡呢[nə⁵⁵]香了加。

(5)風吹呢[nə⁵⁵]涼快了加。

(6)小娃娃高興呢[nə⁵⁵]笑了加。(以上是充當補語,之后不加任何語氣詞)

(二)直接使用藏語音。如“飯”在德欽藏語中發音為“賽[se35]”,與之相對應的德欽漢語方言中有這樣的現象:

(1)你快點把賽[se3 5]吃掉。即“你快點把飯吃了”

(2)就把剩下的賽[se3 5]丟給狗。即“把剩下的飯丟給狗吃”

(3)今晚上我家要吃賽[se3 5]。即“今天晚上我家要吃米飯”

(4)賽[se3 5]洗干凈了在煮。即“把飯洗干凈了再煮”。

由此可見,德欽漢語方言中有很多不同于普通話而同于德欽藏語的音,考慮到下文要談到的德欽地區、地名在德欽漢語方言中的使用,就會自然得出結論:顯然是受了藏語的影響。

三、詞匯方面

在德欽漢語方言中至今保存了不少的藏語詞匯。主要通過以下幾種形式改變而來的。

(一)音譯詞。包括純音譯和半音譯。

1.純音譯:

(1)“尼西”香格里拉縣一鄉名,“尼西”在藏語中是太陽初升的地方之意。

(2)“次卡桶”迪慶州德欽縣一村名,“次卡桶”在藏語中是湖畔邊的平地之意。

(3)“斯農”迪慶州德欽縣一村名,“斯農”在藏語中是指一個人有福氣的意思。

2.半音譯:

(1)“香格里拉”為舉世聞名的世外桃園,是迪慶州府所在地,“香格里拉”德欽藏語為“香巴拉”即“人間仙境”。

(2)“加拉那”迪慶州德欽縣一村名,其中“加”是德欽藏語中“茶”的音。

(3)“奔子欄”迪慶州德欽縣一村名,其中“奔”是德欽藏語音,是“高原上的平地”之意。

以上所舉的是融入德欽漢語方言中的德欽藏族地名,類似的地名還可以舉出許多,例如在上文舉出的德欽縣兩鎮六鄉包括40個村委會,其中一半以上的村委會名字就直接或間接音譯藏語而來的。這樣德欽的漢語方言更具特色,有別與其他地區的漢族方言。還有一些非地名詞匯也融入了德欽漢語方言。主要通過以下形式改編而來。

(二)直接使用藏語詞匯。例如:

1.“擦瓦”德欽藏語意為“青稞酒”。“他燒的擦瓦香的很,你來一口?”

2.“阿那馬那”德欽藏語意為“一定”。例如:“你叫我做的事我阿那馬那辦成了。”

3.“七大”德欽藏語意為“不整齊,胡來”。“卓瑪,你到學校要好好聽老師的話,七大的做不成!”

此外,德欽藏語對德欽漢語方言的影響還表現在語法上。

四、語法方面

同普通話和其他漢語方言相比,德欽漢語方言在語法方面的一個顯著特點:

(一)動詞賓語前置情況非常多。例如:

1.“去色恰”其中“去”是主語“你”,“色”是賓語“飯” ,“恰”是謂詞“吃”。形成“你+飯+吃”。德欽漢語方言即“你飯吃!”(即“ 你吃飯!”)以下類同。

2.“去電影票阿歸” “你+電影票+要”形式, 德欽漢語方言即“你電影票要啦?”(即“你要不要電影票?”)

3.“去不龍掛克” “你+牛+拉走”形式, 德欽漢語方言即“你牛拉走了”。(即“你拉走了牛。”)

4.“去從農電話阿語” “你家+電話+安裝”形式, 德欽漢語方言即“你家里電話安裝了沒?”(即“你家里是否安裝了電話?” )

5.“那去動” “我+你+打”形式德欽漢語方言即“我你打呢!”(即“我要打你呢!”)

(二)出現無被動標志的被動句。眾所周知,無被動是藏語語法的一大特點,在德欽漢語方言中也有類似的情況。例如:

1.“那冊號跌”其中,“那”即“我”,“冊”即“狗”,“號跌”即“咬”德欽藏語即“我狗咬”形式,德欽漢語方言即“我狗咬了”(即“我被狗咬了”)

2.“那西號跌” 德欽漢語方言即“我蛇咬了”(即“我被蛇咬了”)等等。

造成德欽漢語方言中賓語前置和有些無被動現象的原因,雖不排除受到外來漢族方言的影響,但主要是受到了德欽藏語的影響,因為從歷史淵源看,德欽漢語方言所受到的德欽藏語影響更為久遠。在德欽藏語中動詞賓語前置式常見的語言格式。然而,德欽藏語對德欽漢語方言的影響實際遠不止這些,本文以上所舉的例子僅僅是一些比較突出容易發現的方面而已。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德欽藏族文化對漢族的影響。由此我們發現原始而獨具特色的德欽藏族文化的巨大生命力和對當地漢族的影響。所以我們要認識到歷史上不僅僅是大漢民族的文化在影響著少數民族,少數民族的文化也在影響著漢族的文化。總之,燦爛輝煌的中華文化是漢藏兩大民族的文化同其它民族相互影響、相互融合的結果。

今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也應該重視各民族文化相互影響與融合,給中華文化添加新的內容,構建各民族文化和諧、持續健康、共同繁榮發展,維護我們偉大祖國的統一和安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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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論藏族文化對漢族文化的影響》.陶柯.民族出版社2006.9.

[4]《迪慶藏族人名的含義及發展演變》.和建春.

篇9

Abstract:DuetothedifferencesbetweenChinesenationalityandWesternnationalityintermsofthoughtpatterns,culturesandlanguageexpressions,obscurityofthetranslatedversionsofChinesepoetryannoysthereadersinchoiceofwordsoractualizationofimage,thatis,thetranslatedversionsfailto“actualize”theimagesandessenceoftheoriginalworks,resultinginthereaders’inabilitytoappreciatetheindescribablebeautyoftheChinesepoetryandsomeregretsinaestheticappreciation.

Keywords:Chinesepoetry;translation;imageactualization

漢語詩詞作為世界文學寶庫中的一支奇葩，越來越受到其他民族的喜愛，甚至對西方詩壇都產生了一定影響。美國詩人雷克思羅斯就曾認為，“繼波德萊爾之后，對西方詩歌影響最大的可能來自外面，來自中國與日本詩歌的譯文。”［1］或出于傳播文化的需要，或出于個人志趣的原因，相當一段時間以來，國內外諸多譯者不辭艱辛，進行了漢詩英譯的多番嘗試。不少譯作被評論家們稱之為形神兼備、既“信”且“雅”的再創作典范。但即便是名家的成功譯作也無法完全擺脫原語文化和語言存在與表達方式的影響，造成原作里意象與意境在譯語作品中的剝蝕與褪色。

一、不同語言詞義內涵的差異和詞語存在的不同形式造成拙化現象

1.詞義內涵的差異造成的拙化現象

“中文詩大半‘句’成一單位，句末一字在音義兩方面都有停頓的必要，……所以它是全詩音節最著重的地方”。［2］由于它是某一句段的終結標志，往往承載著一行詩特別著意的任務。“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Difficultitwasforustomeet,anddifficulttopart/Nowtheeastwindhasfailed,andalltheflowerswither.）,［3］這兩個詩句表達了李商隱對所愛之人憂思難忘的痛苦心情。“相見時難別亦難”，體現出對戀人的綿綿柔情。句末的“難”字，表明今后曠日持久、別后相思的苦痛及復雜的心態；“殘”與“難”押韻，寫出眼前景物黯然失色：東風無力，百花凋落，形成一幅愛情帶走了春天的傷心圖景。譯文雖也表達了兩句詩的基本意思，但還是留下遺憾：原文中一字千鈞的力量，一定程度上分別被“part”與“wither”磨蝕掉了——“part”一詞按簡明牛津辭典的解釋，其含義僅僅是“人們彼此間分離”；而漢語的“別”字，除表示“分離”外，又依據人們所處的各種不同情境具有多種意義，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惜別”，“痛別”，“拜別”，等等，古漢語中就有“別易會難”這樣的成語，可見“別”的經歷和體驗自古便帶給人們不盡的傷感與惆悵，于是以“別”為題的許多詩詞歌賦傳唱千古而不衰。在例詩中，詩人起筆便入主題，“別”字為詩眼，直擊人心，“part”一詞難有這種效果。“anddifficulttopart”更遠遠比不上“別亦難”的凝重傷感之情，也無法深切表現出“殘”的凄涼蘊意。該詩的后兩句“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Springsilkwormtillitsheathspinssilkfromlove-sickheart/Acandlebutwhenburnedouthasnotearstoshed）,［4］作者以到死絲方盡的春蠶與成灰淚始干的蠟炬，象征至死不渝的愛情和明知無望、仍愿擔荷終生痛苦作執著追求的殉情精神，絲“與”思“諧音，為語義雙關字。雖然英語中也有一些雙關詞，但能與漢語諧音雙關詞在語義上對應者，微乎其微，因而在翻譯中或求“神似”以忠實于原文，或重“形似”以達至辭美的效果。上譯便是忠實原文的一例。而另一譯文為了追求“形、神”兼備的“化境”，著實下了一定功夫：Silkworm’sthreads,likemen’slongingthought,endonlywhendeathcomes/Candlesshedtearslikementilltheyburntotheirbottoms。［5］這一譯文打破原文束縛，明確譯出了雙關的兩重含義，但又似過于直白，與原詩含蓄的風格不符，讓讀者失去了想像的空間和回味的余地，也令原作濃郁的悲劇色彩有所銷蝕。另一首具有挑戰性的詩作是劉禹錫的《竹枝詞》：“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踏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僅舉后兩句的兩種譯文：1.Intheeastthesunisrising/Inthewestrainisfalling/Canyouseeifit’sfairorfoul?［6］2.Thewestisweiledinrain,theeastenjoyssunshine/Mygallantisasdeepinloveasthedayisfine。［7］譯詩1中，“陰晴”的含義是明白的，因為譯者此處巧用foul和fair兩個雙關詞，表達了“陰晴”和“善惡”之義，但讀者無法從中領悟出原詩的言外之意；譯詩2中，“情”和“晴”字都譯出了，抑揚格六音步加上韻式aabb，基本傳達了原文的形美和音美，但在意的傳達方面仍有一定距離。詩中的“我”，通過天氣的陰晴不定，表露自己在聽情郎歌唱時的心情，一會兒歡喜、一會兒憂愁。她主要是以問的形式揣測對方心思。上述兩譯，可以說各有千秋，皆為上乘之作，但又都留有缺憾。于是有人建議加上注釋：“晴”〔qing〕hereisapun.Ontheonehanditmeans“fairnessoftheweather”,andontheotherhanditimplies“情”〔qing〕,ahomophone,whichmeans“love”。［8］該建議的目的是為彌補譯詩里的缺憾，但這種中英文混雜的腳注對不通中文的英美讀者設置了一道新的理解上的障礙。

2.漢語疊音詞造成的拙化現象

漢語詩詞中疊音詞在傳情達意和構成審美意境方面具有獨特的表現力，在對這種詞的翻譯過程里，譯語的“復現”能力同樣顯得十分有限，也對詩詞所蘊含的美感產生拙化作用。唐朝詩人崔顥在《黃鶴樓》中寫道：“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Acrossthesunlitriver,clearlyseenareHanyang’strees/AndParrotIsland’steeming,fragrantgrasses.）。［9］上句中疊音詞“歷歷”，描述漢陽樹木清晰展現眼前的情景，下句中用“萋萋”呼應，通過形容芳草茂盛來展現思鄉戀故的情懷。由于兩個疊音詞韻母相同，且相互照應，因而顯得甚為和諧自然，對情景交融、詩畫統一的意象創造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此處如果不用“萋萋”這樣的疊音詞，任你再怎么絞盡腦汁選擇詞語恐怕也難以達到同樣的藝術效果。盡管英文“Now”一詞暗示了兩句間的緊密對應關系，但卻無法在讀者的心靈圖景上重構原語的意境。

此外，從“預期”理論的角度上看，后出現的疊音詞照應前面的疊音詞，也是漢語詩詞所擁有的、極具獨特而玄妙的藝術魅力的節奏形式，“有規律的節奏都必須能在生理、心理中印為模型，都必能產生預期”。［10］正是這種預期的實現，使得節奏帶給我們愉悅的。而看譯文，我們只能在理解意義的層面去把握詩的語言，這令我們的審美視角受到很大局限，無法像感受原語意境那般獲得審美。如李群玉的《黃陵廟》中兩句詩：“野廟向江星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Inthespringstillness,therustictemplefacestheriver/Teeminggrassesgrowamongtheancienttablets,theirinscriptionslongeffaced.）。［11］譯文對原語詩意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創造性重構，但同時帶來的拙化現象也令人惋惜。公正地說，這并非譯者功力不及，實乃不同語言的不同的存在方式和表達方式使然。史奈德寒山詩第八首中“奚長石磊磊，澗闊草蒙蒙”（Thevalleysarelongandstrewnwithstones/Thestreambroadandbankedwiththickgrass.），［12］譯文里“strewn”一詞意象為“散布”，常用于比較輕的東西，如落花、碎石等，用在此處沒能表現出原文“磊磊”即“多石貌”之意。美國漢詩翻譯家韋理給出另一譯文：Thevalleysolongandthegroundsostony/Thestreamsobroadandthebrushsotangledandthick.［13］譯文一連選用了四個“so”，旨在突出“多”與“盛”，但給讀者的感覺卻是冗繁且牽強，脫離了原作兩個詩句各語言要素之間的對應關系，削弱了意象的感染力。

漢語詩詞中這種疊音詞使用手法，也深深打動甚至影響到了一些英語國家譯著者，使其在自己的譯作中不時創制出模仿或套用中文詩詞的行文方式。如戴維·拉鐵摩爾所譯的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的兩句：“人生代代無窮己，江月年年望相似”（Lifeofmanageonageunexhausted/rivermoonyearbyyearlookingateachother.）。［14］譯者的意圖值得稱道：從形式到內容，似乎把原語與譯語的轉換完成得天衣無縫。然而從譯入語讀者的角度審視這樣的貼近，不客氣地講，此種中國式英語的機械模仿，嚴重地瓦解了原詩的意境。因而，與其如此生搬硬套，不如以平實樸素的手法進行翻譯：Manygenerationshavecomeandpassedaway/Fromyeartoyearthemoonslookalike,oldandnew.［15］只是這種力求達意的譯句，仍然未能將詩人靜靜的心靈與眼前天地進行的神秘而又親切的、悠然心會的唔談加以充分構圖與賦形，進而帶給讀者無限遐想與情趣。杜甫《登高》：“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Fletcher譯為：ThroughendlessSpacewithrustlingsound/Thefallingleavesarewhirled-around/Beyondmykenayeastysea/TheYangtze’swavesarerollingfree;Bynner則譯為：Leavesaredroppingdownlikethesprayofawaterfall/WhileIwatchthelongriveralwaysrollingon.［16］顯然，無論是哪一種譯詩，都因使用了連詞而未能把原詩里“陰陽對稱型視象”——將兩種相斥相異或相關的事物加以對稱地建構而產生的視象——表現出來，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原文的對稱美。

3.漢語詩詞表達方式造成的拙化現象

不僅在疊音詞上，就是漢語詩詞中頂真續麻式的表達方式，也有譯作者企圖在形與神上與原語達成契合，如李白詩句：“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這首詩就像許多其它漢語詩詞一樣，雖然表面上是用最簡單的語言寫成，卻是利用了古典漢語那種簡潔和含混結合的敏銳性，暗示表面之下潛藏的哲理。龐德將這兩句詩譯成：Drawingsword,cutitintowater,wateragainflows.Raisecup,quenchsorrow,sorrowagainsorrow.［17］這已不像英語了，這簡直就是把中國字分別轉換成英語單詞羅列在一起。這種天真的大膽的創意嚴重地揮發掉了原詩中的意蘊和哲理。

譯文在尋找與原語文本對應的語言形式上受到限制，同樣造成漢語詩詞蘊意的減損。如杜甫絕句：“兩只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Twooriolesamidgreenwillows/Arechirping/Arowofegretshighupthebluesky/Isflying/Westernridgescrownedwithlong-accumulatedsnow/Areframedinmywindow/AboatcomingfromeastJiangsuProvincefaraway/Ismooredoutsidemydoor.）。［18］“黃鸝”與“白鷺”，巧妙地利用了兩個帶顏色的動物名詞，相互呼應，珠聯璧合。譯文根本無法體現出這種色彩鮮明的動感圖景；以“江蘇省”取代詩作中的“東吳”，這關照到了詩意的“信”——兩個專有名詞指同一個地方，卻因未能現出“東吳”隱含的朝代更迭的滄桑歷史背景而失掉了原詩里意境的“美”。誠如辜正坤指出：一切詩歌的特定妙蒂總根于特定的語言形式。漢語詩詞之所以絕妙無倫，一個關鍵的因素即在于漢語本身無可替代的視角、音象、義象、事象、味象等存在方式。［19］將漢語詩譯成英語詩，不僅要把語言譯過來，“而且還要把詩意譯過來，而詩意又是那么微妙的東西，在從一種語言向另一種語言傾注的時候，詩意會全部揮發。”［20］二、譯語再造的意象偏離原文造成拙化現象

意象在中國古典詩詞中的地位，有人比擬為語義學中句子的詞，是語言的基本單位。中國古典詩詞是由意象和意象組合結構而成。作者把心中的意念，寄托于具象與非具象的藝術形象之中，表達出人生的感受，使意念成象，并以這個藝術形象去感動讀者，喚起讀者的想象與聯想。這種意象具有廣泛性和模糊性的因子，所以人們能體會到某一意象的內涵，卻不能加以精確的量化或數字化，甚至難以用語言完整清晰地令意象畢肖無余。如賈島詩《訪隱者不遇》，“松下問童子，言師采藥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處”（UnderthepinetreeIaskedthelad/Wherehismasterhadgone./“Topickmedicinalherbs/Hesaidhehadgone./”“He’ssimplyinthisverymountainout/Inthedepthsofclouds/Hiswhereaboutsarenotknown.”）。［21］此詩寓問于答，短短四句，三番問答，體現出訪者對隱者之高潔十分景仰，情真意切。后兩句詩的景觀給人以朦朧美感，但“師”在何處，為訪“師”、尋“師”不遇后情緒如何，這一切都“隱”而不露，其中的含蓄美皆由讀者去吟味。上例譯文，雖說將原詩意境大致表達出來，但由于英語表達形式的束縛，出現了四次“他”，使原詩的凝煉與朦朧之美以及“隱”的質感——“師”只出現一次，卻句句都有“師”的影子——未能以朦朧的言語形式傳達出來。

漢詩中幾個意象的組合，并非只是意蘊的關系，更重要的是內在因果的邏輯關系，而與之相對應的譯語文體卻暴露出乏力和欠缺，使原語意象的美感打了折扣。如杜牧《山行》：“遠上寒山石徑斜，白云深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于二月花。”“遠上”與“白云”相聯，“石徑”與“人家”有關，深秋里的楓林，在經過秋風秋雨秋霜的磨礪后，變成火紅，勝過二月里綻放的鮮花。其譯文為：“Therockypathslopedfarupthechillymountains/Therestoodsomecottages/wherewhitecloudshadrisen./Istoppedmycart,sittingthereintoenjoy/Lookingatthelovelymapletreesatdusk/Therealcolourofthemapleleaveswithfrostwasdeeperthan/ThatofSecondMoonflowers”。［22］以“mapleleaveswithfrost”來對應“霜花”，即帶霜的樹葉，不免給人以寒冷的感覺，難以帶給讀者冷艷卻彌堅的美感。譯詩還消損了原詩里隱含的“秋風秋雨磨礪楓葉”的意義，意象之間的內在關系有所消弱。

時空跳躍式的意象組合，構成漢語詩詞的另一美感特征。詩歌不是歷史年表，更非日記，不能按時間順序和地點順序，細細記錄。詩歌的跳躍性在于詞語與詞語之間，詩句與詩句之間，意象與意象之間，是跳躍性的，甚至是突變性的。目的是使幾個畫面在相互銜接之中，組合出一種印象，去感動讀者。這種組合正好利用了人類視覺的延續性，以及感情變化的時間性，使一些看似無關卻有內在聯系的畫面和意象，共同組成一種思想、感情、欲望和追求。李華的《春行即興》：“宜陽城下草萋萋，澗水東流復向西。芳樹無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鳥空啼”（AtthefootofthecitywallsofYiyang/Grassesarelushandgreen/Gulleywaterisflowingeast/Andturnswestthen./Fragrantblossomsoftreesare/Ofthemselvesfading/Throughoutthehillyjourney/Springbirdsarevainlycrowing）。［23］原詩四句，每句是一幅畫面，一個意象。表面上看，草生城下，澗水復流，芳樹花落，春山鳥啼，這四種意象并無必然的聯系，但把這四種意象歸結于安史之亂后，昔日繁華城市夷為荒涼寂寞之地的主題之下，便組成了令人無限悵惘的自然景象。譯語表面上看以“at”引出地點，用“And”,“then”等詞語表明彼此之間的關聯，各意象似乎相合緊密,但實際上由于是一幅平鋪直敘式的意象群畫面，蕭條與冷落之意未能充分展現出來，原詩的味道便淡了許多。

漢民族的綜合性思維，使得詩詞構思方式和語言組織方式方面體現出悟性和意合的特征，而英語的構思方式和語言組織方式則更為突出理性和形合。漢語的意合無須借助詞匯語法的銜接手段，僅靠詞語和句子內含意義的邏輯聯系（或靠各種語境和語用因素），便能構成完整的語篇和意象；英語則往往不能缺少詞匯語法的顯性銜接，即從語言形式上把詞語句子結合成語篇和意象。這種差異導致在漢語詩詞、甚至在曲與賦等形式的文學作品的英譯過程中，原作妙境意蘊也產生流失現象。如馬致遠的名篇《天凈沙·秋思》：“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此曲用三句十八字九個名詞所指的物象構成了一幅秋天傍晚蕭瑟蒼涼的圖畫，表現出詩人漂泊羈旅途中彷徨愁苦的心境。九個名詞無一虛詞，九種物象極其和諧地組織在秋天夕陽之下。此境中之象，深沉高遠，格調清逸。該作譯文：Witheredvineshangingonoldbranches/Returningcrowcroakingatdusk/Afewhouseshiddenpastanarrowbridge/Andbelowthebridgeaquietcreekrunning/Downawornpath,inthewestwind/Aleanhorsecomesplodding/thesundipsdowninthewest/Andthelovesicktravelerisstillattheendoftheworld。［24］為了充分表達原作中組合意象的關聯性，譯文使用了相當數量的有連接作用的詞。尤其在空間層次、動靜層次和音效層次方面，如“hangingon”,“returning”,“hiddenpast”,“in”,“still”,“and”等。細細品味一下，缺少關聯詞的原作所呈現的意象是靠意合有機聯系在一起的，展示了漢語語言凝煉、自然、朦朧、深遠的美感，正如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評述的，“寥寥數語，深得唐人絕句妙境”。而譯文要體現原詩意象的內在邏輯關系，只能借助于添加的一些詞語或詞語形式，不過這樣一來，通過形合構成的意象在“復現”的過程里，不可避免地磨蝕掉了原曲的獨有藝術魅力。

中國詩詞中有些詩句無主語，增加了移情和現實情境的效果。中國詩歌傳統是詩以言志，要求詩人以自我為出發點，但在對待自然的態度上是天人合一，而非主客分明，因而構成了詩詞創作中“不隔”（王國維）的趨勢，出現了“無我”之境或“忘我”之境。而西方詩歌則以“我”中心，詩句里主體與客體之間關系分明且同時顯現。華茲華斯說“Iwanderedlonelyasacloud”（我曾經像一片云朵般孤獨地漫游），中國詩人則更傾向于說“行云流水”。

漢語語素的單音節性和組合的靈活性天然適合于“對偶”，中國人思維的虛實辯證又為偶意的形成提供了心理上的需要，因而虛實統一的對偶成了中國人特別喜好的藝術樣式。中國詩詞的意義排偶、聲音對仗、句法結構交相印證便構成其異于西文詩歌的獨特的創作與表達方式，所含蘊的音、意、形對稱美淋漓盡致地展示出來，達到一種“和”的豐厚和均衡，使世人品味到漢語詩詞“句句相銜”、“字字相儷”、“宛轉相承”、“剛柔判象”的藝術魅力。相比之下，西文文法嚴密，不如中文字句構造可自由伸縮顛倒，因而難以象漢語詩那樣將上下兩句對得工整。

三、結語

漢語詩詞翻譯過程中原語作品美感的拙化現象是否能夠避免，譯界比較認同的“補償原則”可否消除這種因拙化產生的原作意象和意境的磨蝕？筆者以為，再高明的譯者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拙化現象，想要原汁原味地在譯語中再現原作的美感，恐怕最終不過是一種心向往之的理想而已，空留下一番望“漢”興嘆的感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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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地名首先是一種語言現象,其結構形式是指從詞或詞組的結構平面來觀察其結構組合的項以及項與項之間的關系與層次,是橫向平面的、靜態的共時范疇的概念。下面結合1990程干庭的《武漢地名志》以及2010搜狗語料庫中收錄的最新語料分析武漢地名的結構形式。

    地名的出現經歷了從單音節向雙音節及多音節發展的過程,這與漢語詞匯化、雙音化有關系。起初的結構方式復雜多樣并無固定的詞匯結構模式,后來發展到成熟階段出現了“專名+通名”的結構形式,它能夠較大限度地發揮地名的指位和指類功能,即專名指“位”指示某地的自然地理特征或者人文地理特征,通名指“類”指示某地的地理性質、地理類型,專名通名便于區別和識別不同位置、不同性質的地理事物。通名如“街、道、巷、村、路”等,專名如“天門墩”、“桂子山”、“街道口”等。

    現代武漢的地名也是在“專名+通名”這種基本格式的基礎上衍生發展而來的。現代武漢地名從這一角度來看主要包括以下幾種類型:“專名+通名”型、“專名”型、“附加”型、多層結構型。

    1.“專名+通名”型

    1.1.專名為簡單的結構類型

    這種類型中的專名由單純詞、合成詞或者詞組構成。

    (1)單純詞作專名:該類型多為雙音節地名,專名由單純詞構成,多保留古代漢語單音詞特點,在語法功用上相當于一個詞。如花山、雙墩、猴山、漢江等。

    (2)合成詞作專名:其中發現名詞作專名數量最多,所占比例最大,動詞次之,形容詞的數量最少。

    a.名詞:金雞山、竹葉山、龍燈堤、白沙洲

    b.動詞:建設路、復興村、團結村、解放橋

    c.形容詞:快活嶺、崇仁路、匯通路、幸福村

    (3)詞組作專名:

    a.偏正結構:十里鋪村、白沙洲大橋、升官渡小區

    b.述賓結構:循禮門、歸元寺、打網臺、興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