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問題的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食品安全問題的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近年來，中國食品安全問題頻頻發生，在身邊也能發現很多食物中毒、問題食物被查處的事情，眾多學者對此都有過研究，但從交易成本理論的視角分析食品安全問題的文獻依舊很少。本文利用交易成本理論分析中國食品安全問題，提出相應對策。

一、交易成本理論概述

自1937年科斯發表《企業的性質》這篇跨時代的論文以來，交易成本的概念首先被提出來，不過科斯未給出可操作的概念和清楚明了的界定方法。之后經濟學家和學者們紛紛加入到對此概念的進一步探索之中，對交易成本的內涵進行了各種界定。在眾多理論中，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論最為重要，他認為，要準確把握“交易成本”，需要從內涵與外延兩個層次上進行探索與界定。

1、交易成本的內涵

肯尼思?阿羅（1969）在他的論文中提到交易成本這一概念，阿羅認為在市場的形成過程中，交易成本會起一個反方向的阻礙作用，交易成本屬于一種經濟制度在運行過程中存在的費用。威廉姆森認同阿羅對交易成本的看法，按照威廉姆森的觀點，交易成本就是從交易合約出發，使用不同的組織和各種制度的成本費用。

2、交易成本的外延

交易成本在實際中具體包括哪些項目類別，就是交易成本的外延。

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一書中，威廉姆森提出了兩個重要的概念：“事前”交易成本；“事后”交易成本。“事前”交易成本就是在簽訂合同過程中，編寫擬定合同、交易雙方談判以及為保障合同可以被執行的成本。“事前”交易成本的產生，是因為未來存在很大不確定性，交易雙方都難以把握，需要提前制定好規則以明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事后”的交易成本主要有四種：第一，在交易合約執行過程中，交易行為偏離最初雙方的合作目標，給交易雙方帶來了不適應感所產生的成本；第二，交易雙方為控制未來可能產生的不合作風險，所進行商討帶來的議價成本；第三，為預防和解決合同執行過程中發生的糾紛而產生的運行成本；第四，雙方承諾會履約所產生的保證成本。

3、交易成本的決定因素

在日常的生活中，交易成本的存在具有普遍性，交易成本為什么會產生，它是由哪些因素所影響的，成為一個重要問題。許多經濟學家都對這個問題進行過探索，試圖找到交易成本的影響因素。威廉姆森對此也有研究。

威廉姆森認為，交易成本主要與人、特定交易、市場環境三個維度的因素相關。威廉姆森認為市場中的人是“有限理性的”，并且行為人還具有機會主義傾向。特定交易方面的因素主要是可以影響交易性質的因素。市場環境方面的因素主要就是指在現行市場中，某項交易可能存在多少交易對手。

二、食品安全問題的交易成本理論分析

1、食品安全問題現狀

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觀點，食品安全是指在食品生產過程中生產商對質量的擔保以及購買者在使用時，不會產生不良反應。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我們可以發現，食品安全是否得到保障的一個標準是消費者的健康是否被損害。食品安全問題之所以是目前社會上的一個重大問題，因為它緊緊關系著大眾的身體健康，在國際社會上，食品安全是一個國家政府監管力度的代表。近幾年，雖然中國對食品安全的監督不斷加強，但安全問題仍然頻發，因此規范食品質量安全，打擊違法企業已成為當務之急。

食品安全問題頻發也和行業特點有關，食品的加工生產涉及多個過程，原料來源是否有保障、加工過程是否衛生、運輸過程中的存儲是否得當都會對安全產生影響。且中國食品企業大部分規模都較小，缺乏對安全問題的重視，只有很少部分擁有合格的生產設備。不只小企業會出現問題，三鹿、雙匯等大企業也發生過重大安全問題，導致了市場購買者對中國目前的食品安全產生懷疑。

2、食品安全問題的原因分析

（1）政府監管食品安全的交易成本。政府作為市場的重要參與者，也是經濟人，但根據制度經濟學理論其也是有限理性的，它也會從自身利益出發來考慮現實問題。從政府的角度來看，其在進行食品監管時也會有一定的獲益，但同時也是要付出成本的。顯性方面的成本有各種政府在行使管理責任時的費用以及處理訴訟糾紛時的費用。隱性成本主要是為了提高監督力度而雇傭更多工作人員和增加監督次數而產生的，因為政府缺少食品安全方面的知識，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企業會隱藏違法生產，政府要想有力監督，必須要投入更多的人力與財力，因此，政府的交易成本會非常高。且目前中國政府對食品安全的監管屬于好幾個機構部門的任務，在監管過程中存在重復投入問題，發生問題時，機構之間會相互推諉。

（2）企業生產安全食品的交易成本。產權界定成本是食品生產中安全問題方面的一項重大交易費用，但生產商在尋找合適交易對手，商議食品成交價格和食品合約的擬定與執行中還存在著許多交易成本。食品企業作為一個企業，其目的也是利潤最大化，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它會采取各種辦法來降低生產成本，以獲取利潤。在這個利潤最大化的過程中，企業會將消費者的健康問題拋到一邊，在生產過程中添加各種化學物品。在政府加大對食品安全問題進行監控的過程中，受管制的企業必然要引進新的設備來保障食品質量安全，對于企業來說，這是一筆生產成本以外的費用，會提高總的成本數額。

如果食品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添加一些有安全隱患的添加劑，一旦被監督機構發現，則會被懲罰，所以企業會衡量違法生產的收益和被發現的罰金數額，如果收益大于罰金，則企業會違法進行生產。目前，中國政府監督部門對食品企業違法生產的處罰力度較小，所以，很多企業都抱著僥幸心理違法生產，只為了追求短期的高利潤，使用劣質食品原材料與化學添加物，無視消費者的健康。通常這些企業規模都不大，而小型企業并不太注重企業的聲譽形象。但也有一部分大企業在利潤的驅使下違法生產，例如三鹿的奶粉問題，這些現象會發生，最終原因都是違法生產的成本低，而收益很大，趨利性使得企業無視自己的社會責任生產劣質產品。

（3）監督組織的交易成本。目前，中國大部分食品加工企業規模都比較小，70%的企業都屬于小作坊只有十幾個員工，衛生情況較差，想對目前的這種狀況進行全面整改，交易成本巨大。而食品檢測組織和政府組成一個利益共同體，出現食品安全問題時，責任主要有政府承擔，第三方組織基本不會受到影響。相關的行業協會雖然也會對食品安全問題制定質量標準，但通常協會工作人員都與食品企業有種種聯系。所以各種第三方組織和行業協會為了自己利益考慮，會與企業合謀，這樣就會產生食品企業的機會主義行為。

三、政策建議

從交易成本理論角度來看，雖然無法徹底消除食品安全問題的出現，但可以通過一些手段降低該類問題的發生頻率。

1、健全食品安全制度規范

制度的一個重大作用就是降低交易的成本，食品安全問題頻發從側面也反應出中國目前食品安全方面的制度體系還不夠健全。政府可以從制度方面著手，來對食品生產者的行為進行規范。雖然中國自2009年就開始實施食品安全條例，但是該條例還難以遏制許多食品安全問題的發生，為防止企業違法生產，政府應該加快步伐對相關制度領域進行建設，制定更嚴格和明確的食品標準體系。

2、提高相關機構的失職成本

目前，食品安全監督的技術水平還不夠發達，監督部門的責任不夠明確，為了防止監督部門與一些企業進行合謀，要明確監管部門職責，建立嚴格的責任追究機制。發生食品安全問題時，整個監管部門都應該被追責，并且對其要從重罰，以降低其犯錯的概率。當食品安全問題出現時，還要嚴格追究食品檢測機構的責任，要求其對問題負責。

3、增大食品企業違法生產的成本

對于一些存在失信行為，忽視社會責任而違法生產的企業，政府要對其進行懲罰，例如可以吊銷違法企業的營業執照，對于一些違法行為較為嚴重的企業，在必要時，要追究其刑事責任，使其承擔高額違法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理論認為失信行為所取得的利益大于失信行為的成本下，該失信行為將不會停止；相反，收益小于成本時，失信行為將會大大減少。根據交易成本理論，應該增加處罰力度，大幅度提高違法生產企業的失信成本，使得企業規范生產，遠離失信行為。

4、加強社會公眾和媒體對政府部門的監督

中國食品問題不斷涌現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部門存在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所以，應激勵社會公眾和媒體對政府部門進行全面監督。可以賦予公眾一些例如批評建議權、申訴控告權等監督權力并且使其合理化。政府也應該允許媒體對食品安全進行監督以及報道，使食品安全得到透明化管理。有了以上這些社會監督的存在，政府監督部門的交易成本上升，機會主義行為將會減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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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30-0065-02

食品添加劑被提出、認識、具體研究的歷史還不長，它通常被認為是現代食品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具有工業角度的食品添加劑的研究歷史也不長。可是有著悠久的歷史的實際使用食品添加劑的過程卻值得追溯。然而消費者在正視食品添加劑在食品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的同時，也對各種食品添加劑有所顧慮。近年出現了一系列似乎和食品添加劑有一定的關系的如吊白塊、毒大米、蘇丹紅事件等都給國人敲響了警鐘。引發了我國人民對食品安全性問題的新一輪思考的2008年的三鹿毒奶粉事件引起了中國社會的極大震動和廣泛關注。

一、食品添加劑的分類

目前，關于食品添加劑的具體分類意見并不統一。葉永茂稱，國內外的食品添加劑常用的超過7000種，有證可查的則達到23000余種，其中香料約占85%。汪丁丁認為他提出的關于食品添加劑最常用的約有500—800種并不認可，他認為有2200種左右。在美國，受管理的食品添加劑有1955種，允許商業使用的有2322種。歐洲允許使用的食品添加劑在1500—2000種之間，韓國則在1200種左右。在我國，已經制定的食品添加劑GB和行業標準有231種，批準使用營養強化劑65種。關于允許商業使用的食品添加劑官方公布有明確數字：2001年為1538種；2004年為1857種，其中包括食用香料1049種；2006年為2236種，其中包括食用香料1419種。

國際上按照食品添加劑的來源統一制定了食品添加劑的通行標準，宋迎昌據此引用，將其分為天然提取物（如姜黃素、辣椒紅素、甜菜紅等）、用發酵等方法制取的物質（如紅曲色素、紅曲米、檸檬酸等）、純化學合成物（如覓菜紅、山梨酸鉀胭、脂紅苯甲酸鈉等）三類。

我國食品添加劑使用衛生標準按照食品添加劑的功能同樣對其分類有所規定，李保明據此引用，將其分為礎劑、防腐劑、乳化劑、著色劑、護色劑、漂白劑、抗結劑、被膜劑、消泡劑、膨松劑、增味劑、酶制劑、甜味劑、增稠劑、抗氧化劑、膠姆糖基、酸度調節劑、面粉處理劑、水分保持劑、營養強化劑、穩定凝固劑等22類。

二、我國食品添加劑的研究現狀

（一）科技倫理視角下的重新解讀

現代意義上的食品添加劑既是化學產物，也是科技發展的產物。邵繼勇認為，目前我國對食品添加劑的研究主要是在科學技術層面比較深入，在科學倫理研究卻起步較晚，尤其是哲學、倫理學層面非常薄弱。而我國食品安全倫理的基礎體系，應將重點放在安全與健康、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方面。

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的科技倫理學研究就已經起步，甘小平認為，應當在科技倫理方面對食品添加劑進行哲學范疇的研究。事實上，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在2001年出版的《科技倫理學》（徐少錦），江西人民出版社在2005年出版的《自然的倫理尊嚴》（李培超）、《生物安全》（劉謙和朱鑫泉），和具有龍頭引導意義的邱仁宗教授的《生命倫理學》一書中對食品添加劑的倫理研究，都突顯了科技倫理學著作的生命倫理問題。作為國內生命倫理學的元老之一，邱仁宗教授在文中提出了效用原則、尊重原則、不傷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等生命的基本原則，他的堅持“以人為本”的觀點是食品添加劑安全使用參考的基本原則，也是食品添加劑倫理體系的構建的指導方針。

（二）食品添加劑引發的食品安全問題思考

為了定義食品添加劑的廣泛含義、介紹其具體應用情況、規劃當下食品添加劑的未來走向，陳永紅、胡慧媛在《對食品添加劑引發的安全問題的思考》一文中，利用文獻綜述了食品添加劑的安全問題，從現實出發追本溯源指出如何應對相應的問題采取正確的對策措施。

鄒志飛、劉志江、徐少錦等則從如何合理區分食品添加劑的種類、解讀食品添加劑的含義、明確不合理使用食品添加劑的危害以及適當引導合理使用食品添加劑等四個方面分別撰文，試圖提供正確的方式引導消費者準確認識食品添加劑，約束食品加工者合理使用食品添加劑。

通常認為，防腐保鮮類的食品添加劑品種應該作為進出口食品監管中的關注重點。于水蓮、甘小平等提出，為禁止違反我國食品添加劑使用標準的進口食品進入國內，確保使用的食品添加劑符合進口國（地區）標準，應建立健全完善的參考根據。

三、簡析當今我國科技倫理視角下的食品安全問題

李衛華、鄭健認為曾經的食品免疫制度是對食品企業道德監管責任的缺失。原本為了避免重復檢查、減輕企業負擔而施行的食品免疫制度卻導致了始料未及的后果。首先，它誤導了消費者，使得他們以為“免檢”產品即可放心；其次，沒有負擔就沒有動力，部分居心不良的企業，企圖一勞永逸；再者，為企業發放的“免檢”標志，使企業在未來三年內弄虛作假成為可能。

消費者信息不對稱、銷售商誠信喪失已然成為新的食品安全問題導火索。陳勇、林德宏認為，消費者信息不對稱的地位懸殊，加之部分銷售商誠信缺失、故意夸大產品功能，甚至以次充好，欺騙消費者，公開銷售假冒偽劣產品，借高科技之名行欺騙之實。消費者對所供應的商品沒有足夠了解和認識，這個群于食品供應鏈的最底層，僅能通過自己的購買經驗、主觀想象和銷售商的廣而告之來決定消費；而對自己銷售的食品性能、特點的掌控是銷售商的絕對優勢。

羅國杰說，科技本身是無法選擇應用主體和應用目的的，而科技應用產生的兩面性是指其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負面影響。當然，我們不能將科技應用過程中產生的消極作用歸責于科技本身，畢竟只有應用者才能決定應用目的。所以我們說科技應用者的目的不能等價于科技創新者的目的，這就要求我們理性面對我國食品行業中出現的科技倫理道德嚴重缺失的現象。

部分食品行業的科技工作者淪喪職業道德是導致食品安全問題的直接原因。王慧芳認為，食品行業的個別科技工作者違背自身職業道德，單純為謀取個人私利，以至于喪失做人良知、違背法律法規在食品中添加一些的有害物質，棄廣大消費者的生命健康安全于不顧。科技工作者切忌把對功名利祿作為追求目標，否則必然導致其道德責任感的淡薄，危害國家和社會的穩定和諧。

四、關于食品加工業科技倫理構建的再思考

在科技倫理視角下對食品安全問題的再思考，是構建食品加工業科技倫理的必然要求，是我國食品行業穩健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現階段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哲學反思。

對食品安全管理體制進行深度改革、完善運作機制、建立可行的食品安全保障標準體系、監督食品安全控制體系等是葉永茂教授所一直堅持的。無獨有偶，張長元、鄭風田等則更具體地提出了我國現今階段應該在監管體系的權責明晰、應急處理食品安全問題、食品安全法律體系的建立健全、食品安全風險和信用體系的評估與維護等方面來促進并保障我國的食品安全。

張永建認為應該從供應鏈的角度對食品安全進行管理控制，這是一個匠心獨具的科技倫理視角，不僅有理論價值，也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他在對科學家及其科學共同體在研發和使用食品技術過程中的科技倫理的研究基礎上，分析了其應遵守的倫理規范和應承擔的倫理責任，提出了切實有效的、可行的對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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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X5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7）01-0094-01

前言

古人常說“民以食為天”，尤其能夠看出食品對于人們生活所發揮的重要作用。要想提高食品的安全性，除了人們自身對其種植和生產進行監管以外，還應當加強環境保護工作，以降低食品所遭受的污染，并為食品的種植和生產提供良好的保障。雖然我們高中生無法全程參與到食品種植與生產過程中，但是我們可以發揮自身的監督作用，對環境和食品安全進行監督，確保兩者能夠朝著可持續的方向發展。下面筆者就對當前我國食品安全現狀進行闡述。

一、現階段我國食品安全現狀

近年來，我國頻發各類食品安全問題，引起了國人的高度重視。造成食品安全問題的因素有很多，如食品監管體制不健全等[1]。而食品質量問題主要集中在種植和生產過程中，主要體現在：（1）種植問題。很多農民在種植食品原材料時，為了追求產量和外觀，很多時候忽略了農作物的質量，通常會使用一些違禁農藥，這樣不僅會影響到農作物的質量，還會造成嚴重的環境問題。另外，還有一些農民為了擴大生產規模，沒有充分考慮到種植位置等因素，如果在重工業園區附近進行農作物的種植，雖然也能夠種植出農作物，但是農作物極容易受到重金屬污染，從而造成食品安全問題。（2）生產問題。很多食品在供人們食用之前都會進行再加工，而再加工的過程若不合格也會造成很多食品安全問題。例如，我國存在很多食品小作坊，這些小作坊當中很少有國家所頒發的經營許可證，而且其在食品生產過程中，很多方面都不符合國家規定的標準，甚至可以用臟亂差來形容。在這種環境下生產出來的食品，極容易引發食品安全問題，甚至威脅到人體健康，應當積極采取措施盡快加以解決。

二、對食品安全產生影響的環境因素

在我國經濟不斷發展過程中，各個地方的環境也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這些環境上的破壞嚴重影響了我國食品的安全性。根據相關調查顯示，當前影響食品安全的環境因素主要有以下幾種：首先，生物因素。生物污染是產生食品安全的主要原因，其所產生食品安全問題具有很大危害性，如在我國香港所發生的禽流感事件等。其次，化學因素。化學因素是當前我國引發食品安全問題最常見的因素。現階段，我國在種植食品原材料時，有的農戶為了能夠使種植出來的農作物看起來品質更好，經常會使用一些具有較強污染性的農藥，這使得農作物也帶有一定的毒性，從而威脅食用者的身體健康。還一些食品的生產廠商為了降低生產成本，會采用質量較次的包裝材料，這種包裝材料當中殘留很多有害物質，當這些有害物質深入到食品當中，則會造成較為嚴重的食品安全問題。最后，不確定性因素。隨著轉基因技術的出現和應用，根據當前技術無法準確判斷出轉基因食物是否會對人們的身體健康造成影響，尤其是其所具有的長期效應。上述種種影響食品安全的因素，需要人們加強對其的管理，來保障食品的安全性。

三、加強環保工作緩解食品安全問題

1.使用環保藥劑種植農作物

用大量藥劑種植出來的農作物具有一定的危害性，使人們開始注重選擇和使用綠色農產品。通常綠色農產品都很少使用化學藥劑，但是在這種種植模式下農作物的產量相對較低，無法滿足人們日常生活的需求，而且生產成本也較高，不利于規模化種植生產[2]。因此，我國相關企業開始開發生態環保藥劑，在保障農作的質量和產量基礎上，盡量降低其給環境所造成的污染，不僅能夠起到很好的環保作用，還能夠有效降低食品安全問題的發生，應當普及使用此類藥劑。

2.加強企業環保工作

重工企業是給環境造成污染的重要源頭，其所造成的水土污染和空氣污染都會嚴重影響到附近農作物的種植[3]。所以，企業應當加強環保工作，應當引進先進的設備對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廢氣、廢物進行處理，在滿足生產需求的情況下也能夠達到我國國家規定的相關標準。農戶在選址時，應當盡量避免選擇在工業園區附近，以免出現食品安全問題。

3.加強對食品生產企業的監管

政府部門加強在食品生產方面的監管工作，是解決食品安全問題的重要措施。首先，應當取締小作坊。政府部門應當對容易出現小作坊的地區進行嚴格排查，避免更多危害人體健康的食品流入市場。其次，加強對大型食品生產企業的監管力度。大型食品生產企業如果出現食品安全問題，其所造成的危害性更大（如三鹿奶粉事件），應當加強對其的管理，使生產出來的產品都能夠達到食用的標準。只有政府部門加強對食品生產企業的監管，使其在生產過程中能夠嚴格按照我國規定的標準進行操作，才能保障食品的安全性，有效避免出現安全問題[4]。

總結

總之，食品安全和環保兩者之間一直都存在緊密的聯系。食品在種植、生產和加工過程中，會受到很多環境因素的影響，如果環境被破壞的較為嚴重，產生了污染，那么必將產生重大食品安全問題。因此，應當加強環保工作，不僅能夠保護環境，還能夠促使食品得到安全保障，避免發生食品安全問題，對我們高中生的健康成長也具有積極的意義。

參考文獻

[1]顏易.圣通環保：從源頭解決食品安全問題[J].國際融資，2013，03（07）：32-33.

篇4

②.

③黃祖江：《食品安全問題成因及其預防對策——基于廣西禽畜生產現狀與道德資本投入的分析》，《廣西民族大學學報》2012年第3期。

④肖群忠：《道德危機的拯救與文明大國的崛起》，《西北師大學報》2012年第1期。

⑤葛晨虹、袁和靜：《當前中國社會道德問題與道德重建》，《道德與文明》2012年第1期。

⑥《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839頁。

⑦向建州：《加強食品安全倫理培育和建設》，《中國食品安全報》2012年3月27日。

⑧[荷]E·舒爾曼：《技術文明與人類未來》，東方出版社，1995年，第26頁。

⑨《愛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73頁。

⑩王秀清、孫云峰：《我國食品市場上的質量信號問題》，《中國農村經濟》2002年第5期。

篇5

民以食為天，現如今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不僅要求三餐相濟，更要注重吃得有品質，吃得安全放心有營養。但目前綠色和平報告的顯示，不禁讓我們不寒而栗，不少知名服裝產品上殘留的有毒有害物質，在洗滌過程中會大量釋放出來，將這樣的水排放到河流、湖泊和海洋中，會極大地損害人們的身體健康。這樣的報告不禁讓我們回憶起了三聚氰胺事件，它造成的影響是毀滅性的，國內的奶制品行業也受到了空前絕后的打擊。國家免檢產品制度也因此被徹底廢除，而名優產品也似乎一夜之間替代了公眾心中的免檢產品，大家都對它青睞有加，成為公眾的首要選擇，但是名優產品的后續發展卻差強人意。

一、 “名優產品”熱背后的故事

（一）什么是名優產品

產品的名優稱號和名優標志是指經消費者、有關社會組織或者行政機關評選，對達到一定產品質量條件和質量保證能力的生產者，允許其使用的證明產品質量水平良好的產品質量稱號或者標志。

國家承認的產品名優稱號和產品名優標志是專指依據原《國家優質產品評選條例》以及國務院有關部門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優質產品評選規章中所規定的榮譽稱號、榮譽標志，其中榮譽標志包括金質獎章、銀質獎章。另外，一些國際公認的產品名優標志，我國政府也予以承認。

（二） “名優產品”熱的表現

名優產品基于自身長期以來優異的質量、良好的口碑，更重要的是官方組織機構的鑒定和認證，讓人們對于它的品質更加深信不疑，即使多花些錢，人們也會覺得物有所值，畢竟在這個社會什么都講究個幸福指數，吃得安全、用得放心，才可能談得上幸福。免檢產品因其在技術上和創造上的巨大投入，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經過反復的試驗和反復的攻關，相對于其他同類產品而言包含著更多的社會生產價值，同時也凝聚著其他眾多產品勞動的價值。

“名優產品”熱現象出現的原因和當初“免檢產品”熱現象的出現的原因如出一轍，都是順應了現代消費者的使用價值觀，人們的需求不再僅僅停留在實用的價值要素上，單單滿足吃得飽、穿得暖的要求，而是要求全方位地滿足人們在精神上和心理上的享受，所以即使價格偏高，人們對于名優產品也是趨之若鶩、競相購買。追求“名優產品”的消費心理實際上是一種對高層次消費的熱衷。在這個由溫飽型向享受型的社會轉型過程中，我們絕對不能忽視和低估消費者在精神上的追求，而“名優產品”作為凝結著人們精神和物質結合的高層次產物，勢必被消費者所青睞。

二、“名優產品”質量問題的分析

（一）“名優產品”的生產是個動態的發展過程

科學日新月異，名優產品雖然有著先天優勢，但如果不思進取，在優勝劣汰的商品市場經濟時代的今天，也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所以只有不斷進取才不會被殘酷的市場競爭所淘汰。目前市場上出現的一些“名優產品”的倒牌現象就是最血淋淋的教訓，這也無疑給“名優產品”的生產廠家敲了一記響亮的警鐘。

沒有什么是一成不變的，“名優產品”的質量穩定是一種持續著的動態穩定。即使在同一批次生產出來的產品，它們的質量也會參差不齊，這就是為什么廠家一般都會生產比訂單要多的貨物數量，以此來保證提供的是較好的質量水準。人們的物質需求是不斷增長的，沒有任何一種“名優產品”是長期不變而能永遠得到消費者的歡迎，只有不斷創新、不斷改進、不斷進行量變的積累，才可能發生質的飛躍，永遠保持自身的優勢。

（二） “名優產品”評比渠道過多

“名優產品”稱號所產生的經濟效益大家都有目共睹，1979年以來，我國每年都有一批產品獲得國家、部委和省市的名優產品稱號。迄今為止，全國有300多個產品獲得了國家的金獎和銀獎。此外，不少地區的新聞機構、民間組織，如報社、消費者協會，也評選了一些名優產品。而正是名優產品評獎的渠道過多，沒有統一的評選標準，有的人為主觀性過多，評選有失公平、公正、公開，有損名優產品稱號的聲譽。有些評選往往不經過嚴格的質量檢查，更有不少單位以評選名優產品為盈利手段，致使有些名優產品名不副實、質量低下，使名優產品稱號在消費者的心目中大打折扣。

（三）“名優產品”企業生產經營者的產品質量意識不強烈

正是因為現在的廠家拿到“名優產品”頭銜后，便固步自封，不思進取。雖然說如今越來越多的“名優產品”被曝光出各種各樣、形形的問題，在消費者唏噓不已之際，抱著僥幸心理的其他廠家依舊我行我素，只爭朝夕的利潤，而不顧企業的長遠發展。名優稱號、名優標志是有一定時效性的。一般名優稱號、名優標志的有效期為3至5年，是獲獎時產品的一種榮譽。超過時效后，名優稱號和名優標志就會成為歷史。表面上看，“名優產品”質量下降只是一種物質現象，但根本問題卻是人的主觀意識。真正決定產品的銷路的關鍵因素不是名優稱號，而是過硬的產品質量，名優稱號這個外體因素給人的影響的確是有，但是這個因素與產品質量相脫節的話，這樣的影響只是暫時的、有限的。

（四）“名優產品”擴大生產帶來的質量弊端

名優產品大受消費者青睞，需求的不斷增加勢必導致產量的增加，這是市場經濟自動調節的必然結果。企業為了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進行擴產，提高效益，這本是無可厚非的。但是由于生產設備的落后，傳統的加工方式，沒有足夠配套的物質技術條件保障，而只是單單依賴招募臨時工，進行簡單培訓，讓員工加班加點，致使“名優產品”的質量得不到保障。因此員工素質的落后、機器設備的陳舊、產品質量標準的下降、原材料供應的不足，當然會直接影響產品的最終質量。

某些“名優產品”企業自知內部生產的局限性，便在全國各地找聯營協作伙伴，以此來擴大生產，提高規模效益。但是目前很多“名優產品”的質量曝光問題雖然直指“名優產品”這個品牌，但是具體生產的廠商卻是聯營合作企業，聯營合作企業往往沒有創立這一“名優產品”品牌的龍頭廠家對這個品牌有著深深的認知感和責任感，他們往往更注重產品的收益問題，而忽視品牌問題。一些聯營合作廠家的產品質量問題不過關，其主要責任當然是聯營廠家這個生產商，但是龍頭廠家的不負責任也是一重要因素。很多龍頭企業在選擇聯營協作伙伴時，不對聯營生產廠家做資信調查，只是為了擴大生產，盲目延伸生產范圍，即使對方不具備生產名優產品的條件，也依舊靠出賣自己的商標來謀取一時的利益。

（五）“名優產品”管理上存在的紕漏

“名優產品”的管理可以分為內部管理和外部管理。內部管理就是指名優產品廠家對自己的名優產品的管理，也包括龍頭廠家對聯營協作伙伴生產產品的管理。龍頭企業對聯營企業生產名優產品的負責態度不僅僅反應在選擇聯營廠家時對其進行的資信調查等，而且應該將這種負責態度貫徹到聯營廠家日后生產產品的質量檢測、設備更新、員工培養、技術改進等方面，作為龍頭企業，引領聯營企業保質保量地為消費者提供可靠的名優產品。從外部管理來看，現在是商品經濟的時代，市場經濟對資源的合理配置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市場調節的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也是不容忽視的弊端，容易陷入市場失靈的境地。維護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單單依靠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自我調節是不夠的，還必須依靠政府的宏觀調控這只看得見的手進行干預和調控。因此要維護市場穩步健康的發展，必須確保這“兩只手”的協調配合。質量檢測部門以及其他的質量檢測機構要提高相關的名優產品的質量檢測手段，制定有理有據的規章制度，完善名優產品質量檢測以及質量安全保證的法律。

三、從法律角度完善“名優產品”的保護制度

國家評選名優產品的目的，一是為了提高被評選上的名優產品的知名度，培育行業品牌，增強企業的市場綜合競爭能力，推動行業發展、科技創新和產品質量的全面提高。二是為了充分調動廣大企業的生產積極性和創優積極性，讓名優產品帶動整個產品不斷躍向新的高度。為了更好地評選名優產品、更好地保護評選出來的名優產品，我們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建立和完善一套嚴格的、科學的評優制度

建立和完善一套嚴格的、科學的評選名優產品的制度，以此來確保名優產品的高水平。不言而喻，名優產品所產生的經濟效益，我們大家都有目共睹，要實現以評優促創優，提高企業的創優積極性，我們必須嚴格把握評選這個環節，加強質量監督檢查，防止以次充好、敗壞名優產品稱號的現象產生。為了改變評優渠道和獎牌的多而濫的情況，我們可以針對性地只設立國家級與部委級和省級這兩個級別的名優產品，并且對同一種產品統一對名優產品的評獎評優規范，并根據產品和行業的特點，對不同種類產品的評選細則具體地加以規定。名優產品的質量不過關污染的僅僅是水流，而名優產品評選制度的失敗污染的就不僅僅是水流問題，而是水源了。只有對評選名優產品的這個環節加強管理才能從源頭上解決問題。

（二）增強消費者對名優產品的法律保護意識

生產的最終目的是向社會和消費者提供商品和服務，以此來獲得經濟或非經濟上的利益，所以消費者作為商品的最終消耗者，其對名優產品的法律保護意識的強弱直接關系到名優產品的保護問題。通過全社會的普法教育，人們普遍從過去的不懂法、不知法的現狀走出來了，逐漸形成了品牌意識，在選購商品時會更多地傾向于選擇社會認知度高、有專業機構認證的產品，這個大前提對消費者形成名優產品的法律保護意識是很好的鋪墊。盡管如此，我們依舊應該依舊加強對名優產品的宣傳，讓消費者從心底對名優產品有認同感；與此同時要加強對名優產品的監管，讓消費者對名優產品的信賴無后顧之憂，并可以通過完善消費者的救濟手段，讓消費者在受到名優產品侵害而造成損失時可以通過多種手段進行維權和救濟。

（三）企業加強對名優產品的法律保護意識

要保持名優產品在同類產品中的優勢，必須依靠技術進步，確保名優產品優質，只有促進技術進步，有效提高產品質量，才能推動創優保優的順利開展，企業才能從自身做好對名優產品保護的第一步。在擴大生產、增加產品批量、提高經濟效益的同時，要慎重選擇聯營合作伙伴，適時清理一些不符合要求的聯營合作伙伴，純潔聯營隊伍，排除不好的質量牽制因素，這樣就可以防患于未然，減少不必要的損失，降低企業因內部監管不利而產生的質量風險。

不僅如此企業要增強自我保護意識，對名優產品假冒的短期盈利行為進行嚴格的打假防偽，否則不僅會侵害名優產品品牌的形象，而且會直接影響名優產品生產企業的經濟效益，致使真正的名優產品最終被市場所淘汰。對于發現的侵權行為，企業要善于運用法律手段，奮起自衛，企業可以每年都從盈利中劃取部分作為打假防偽、保護名優產品形象的專項資金。

（四）引入法律機制，嚴格名優產品質量責任問題處罰

名優產品作為一種包含更多社會勞動成果的產品，其自身相較于同類產品包含更多的價值，因此根據其特殊性，需要有針對性地加強對其質量檢測，完善外部監控體系。比如可以設立消費者免費委托檢驗制度，消費者對名優產品質量有異議的，可以向政府設立的免費檢測的專門機構申請檢驗鑒定，從而進一步遏制假冒偽劣名優產品的蔓延。眾所周知，所有食品生產及相關行業都要辦理生產許可證，取得QS認證，確保質量安全，而名優產品對于質量的要求更是不言而喻。加快我國名優產品質量安全標準采用國際標準和國外先進標準的進程；根據我國食品生產、加工和流通領域具體情況，制訂具有可操作性的過渡標準或分級標準，加快我國名優產品認證的國際互認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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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論

2008年，三鹿奶粉因為三鹿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2011年，雙匯火腿腸又涉嫌瘦肉精。到2013年，社會上又出現了老鼠肉假冒羊肉的食品安全事件。在社會層面加大食品安全的關注力度的努力下，食品安全問題依然層出不窮。屢禁不止的食品安全事件，所反映的社會誠信的缺失背后，又有與消費者與政府部門等相關的諸多原因。深入并全面地探究食品安全問題存在的根源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對整個社會安定和人民健康都有重大的意義。本文正是基于該出發點，運用博弈論的有關模型對食品安全問題進行探究。

二、關于食品安全問題的博弈論分析

本文從博弈論視角，所分析的有關食品對象都設定為食品生產中存在的優質商品和劣質商品，其中優質商品中既包括高質量生產、不需要進行偽造的商品，又包括原本不屬于優質產品，但通過生產過程中添加超標有害物質、對食品表面進行虛假美化等手段進行偽造而成的“優質商品”。劣質商品在本文中是相對概念，不是指存在安全隱患的食品，而僅僅指品質以及價值不及高品質食品，可以通過偽造進行改良的食品，且偽造成本較低，偽造的食品才存在安全問題（如三鹿奶粉偽造前只是蛋白質含量較低，不存在安全問題，但偽造成高品質奶粉后能獲取更高的價值，但因此出現安全問題）。

（一）食品生產廠商之間的博弈問題分析

在分析食品安全問題時，食品生產廠商屬于主要參與者，因此，我們需要首先分析在不考慮其他外部因素的情況下，食品生產廠商生產非安全食品的動機。本文將首先運用博弈論構建相關模型分析食品生產廠商之間的博弈問題。

1. 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分析

2.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分析

該博弈分析的結果顯示，通過較低的偽裝成本能達到較高價值的食品促使生產廠商進行偽造達到高品質的概率較高。結合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分析的結論，從生產廠商來看，通過對劣質商品進行偽裝賦予其較高的價值，并因此獲得較高的收益，于是食品安全問題由此產生。在分析了食品生產廠商的博弈問題之后，本文將進一步引進消費者，探討消費者與食品生產廠商的博弈。

（二）食品生產廠商與消費者之間的博弈分析——基于完全但不完美信息動態博弈

（三）食品生產廠商與政府監管部門之間的博弈分析

在與食品安全問題相關的群體中，除了食品生產者和消費者，政府監管部門在食品安全問題中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本文將繼續運用博弈論的有關模型對引入政府監管部門后的食品生產廠商與政府監管部門之間的博弈過程進行分析，首先做基本假設如下：

該結果表明，目前食品安全問題存在的原因之一還在于政府監管部門的不力和對非安全食品生產廠商的懲罰力度不夠。而政府部門需要降低監管成本、加大懲罰力度，從而減少食品安全問題的出現。

三、政策建議

通過運用博弈論知識對食品安全問題進行分析，我們得出造成食品安全問題頻繁出現的原因，分別從食品生產廠商之間的博弈結果、從消費者與食品廠商的博弈結果、從政府監管部門與食品廠商的博弈結果來看，食品安全問出現的主要原因是生產廠商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造成誠信的缺失，消費者對非合格食品的辨別能力較差，購買非安全食品的概率較高，政府監管部門監管不力，且對非安全食品生產廠商的懲罰力度不夠。針對我們對食品安全問題存在的原因分析，我們相應地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如下：

（一）針對食品生產廠商的建議

1.增強誠信意識

食品生產廠商的生產狀況直接關系到食品的質量問題，因此，食品生產廠商應增強誠信意識，遵守職業道德，在食品生產過程中，嚴格按照質量標準進行生產，提供安全無害的食品。

2.提高生產技藝和生產率

食品生產廠商應注重提高生產效率和生產技藝來提高食品價值，降低生產成本，而杜絕采用非法手段對劣質商品進行偽造，通過切實提升自身生產能力來實現較高的利潤。

（二）針對消費者的建議

1.增強對偽造商品的判斷辨別能力

消費者在實際購買食品的過程中雖然有時難以辨別食品的質量，但對有些過分光鮮的水果或者諸如地溝油、硫磺熏制銀耳、化學原料浸泡的食品等通過感覺器官就可以辨識的非安全食品，則要加強對辨別技巧的了解，增強辨別能力，降低購買非安全食品的概率。

2.提高對自身權益的維護意識

當消費者購買了非安全食品時，應及時向政府監管進行檢舉，增強對自身權益的維護意識，減少非安全食品的社會危害。

（三）針對政府監管部門的建議

1.提高監管效率，降低監管成本。

政府監管部門應認真執行對食品安全問題的監管，同時完善相關規制，減少人浮于事的現象，提高監管效率，降低監管成本。

2.加強對食品安全問題的監管，增強對非安全食品的懲罰力度。

篇7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33-0124-02

中國正處于轉型期，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中國的食品安全事故頻頻發生。食品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大事。這些食品安全事件接連發生，絕非偶然，在它的背后存在著深刻的必然性。從社會學“失范”和“越軌”的理論角度入手，從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進行分析，我們可以了解食品安全問題發生的原因，進而尋求應對的措施，努力探索出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的解決途徑。

一、宏觀層面：失范理論視角下的食品安全問題

1.失范的理論研究。“失范”一詞最早由法國的社會學家迪爾凱姆提出的，指的是缺少規范，是一種混亂無序的社會秩序和社會狀態。這種狀態是由于個人對于自身的欲望以及為實現這種欲望而采取的行為缺少規范而引起的。迪爾凱姆的失范理論認為，在正常的情況下，社會的各個部分處于整合狀態，是井然有序的。人們的行為在社會規范的可控范圍內，處于正常狀態。但是當社會發生變動時，原有的社會規范和社會秩序就會被打亂，原先約束人們的價值觀念和道德觀念會發生變化，已經不能有效的約束人們的行為了。美國社會學家默頓認為失范是“規范的缺席”，既對于現存的社會規范，人們缺乏廣泛的認同，從而使社會規范喪失了對社會秩序和社會狀態控制的有效性，同時也喪失了對人們的欲望和行為的控制效力[1]。美國社會學家邁克埃威將心理學的失范定義為“個人對社會依附感的斷裂”，他將這種斷裂與當代社會的三種病態特征——文化斷裂、資本的競爭、社會變遷的暴力——相聯系而構成了三種社會失范的維度。劇烈的社會變遷則可以由這些人來解釋，“他們失去了往日價值觀的基礎”[2]　（R.　M.　Maclver，1950）。

2.社會價值和道德的失范引起的食品安全問題。在中國的轉型期之所以出現這么多的食品安全問題，首要的原因是社會價值和道德的失范。在轉型社會中，在市場經濟下，出現了競爭和利益沖突，導致社會價值觀和道德觀出現多元化。在此情形下，價值觀和道德觀對人們的影響日趨減弱。當舊的社會規范已不適應社會發展，人們的行為已不受舊的價值觀和道德觀控制時，新的價值觀和道德觀還沒有被人們所接受、所遵從時，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出現大量的社會失范現象。中國的經濟體制從原來的計劃經濟，變化成現在的市場經濟，從以前的有限的市場變成了一個無限的大市場。在有限的市場里，大多數產品的提供者，往往與這些產品的消費者有著面對面的直接交易的關系，并存在著長期和穩定的合作關系，在這樣的前提下，誠實守信是一種理性并且是唯一的選擇。當其被道德化表述之后，遵守它更能得到社會認可和現實利益的雙重收獲。因此，其價值和道德說服力就得到了強化并被普遍的接受。但隨著社會的轉型，市場經濟時代的到來，大多數產品的提供者，與產品的最終消費者減弱或根本取消了這樣的關系。也就是說，如果預期交易只有一次，誠實守信可能成為一個非理性和非唯一的選擇。這就表明了價值失范和道德失范是現代社會轉變過程中不可規避的現象。

二、微觀層面：越軌理論視角下的食品安全問題

1.越軌的理論研究。按照最簡單的社會學的理解，越軌就是指違反或者背離公認的社會規范；越軌行為就是指與一個群體或社會的標準行為或社會期待相違背的行為　[3]。李向健（2010）對越軌行為給出了如下的定義：　越軌行為是指在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地點和特定的社會環境中，由于違背了群體或社會的重要規范而被該群體或社會中大多數成員予以負面評價并引起人們試圖對其進行控制的任何行動、言說、思想以及觀念　[4]。默頓認為，社會為每個社會成員都規定了目標，但是社會在結構的安排上并沒有為每一個人提供達到上述目標的合法手段，即社會結構的特征并不一定能為所有的社會成員提供條件，使其達成目標。如果個人為了達成目前而采取的行為和社會的要求和標準發生了一定的偏離，就屬于越軌行為。越軌行為的本質是由于目標的實現和社會化制度之間無法達成一致時，發生沖突而造成的結果。

2.　越軌行為引起的食品安全問題。越軌行為的本質是行為本身偏離了社會的標準和要求。正常情況下，獲取利益的合法手段是在正常的社會規范下，用合理的成本獲利。越軌利潤則是通過違反正常的社會規范的行為，用最小的成本來獲取最大的利益。在社會轉型期，為了達成“既定目標”，有些人在靠合法手段不能獲取財富，就可能靠不合法的手段獲取財富，這就是一種越軌行為。這也就不難解釋在當今社會，會出現那么多的食品安全問題。在中國的社會轉型期，當人們發現，越軌成本越低時，越軌利潤就會越高。這時人們就會得出一個結論：采取這樣的行為，在經濟上是“合算”的，所以其越軌行為的發生率就可能越高。當經過一段時間的嘗試后，人們發現所有或大多數這樣的越軌行為都變得很“合算”，而相應的風險卻沒有想象中那么大時，越軌行為就可能大量增加，這也造成了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越軌行為中，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不斷發生。

三、社會轉型期的食品安全問題的應對措施

和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社會轉型一樣，盡管中國當代的社會轉型是一種理性的、有序的、穩步向前發展的過程，但是還是會不可避免的出現社會失范現象和各種越軌行為，給現代人的人生觀、價值觀、道德理念、文化思想等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沖擊，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深刻的影響。為此，我們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有效的改變當前的食品安全問題：

1.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念和道德觀念，重建價值體系和道德體系。新的價值體系和道德體系應與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規相一致，強調國家、集體和個人三位一體的道德觀，使道德觀和價值觀成為社會成員自覺的行為準則，發揮道德對于個人行為的自律性，重塑社會和個人的正確價值觀。對整個食品行業來說，如果遵守道德觀和正確的價值觀，合法經營的話，可以首先實現行業利益，其次實現企業和個體的利益；相反，如果不遵守道德觀和不正確的價值觀，違法經營的話，就能先實現企業、個體的利益而損害行業的利益。所以如果食品行業的企業或個體降低成本的話，就可能違背價值觀和道德體系而取得最大的利益。那么整個食品行業的道德水平就很難建立起來了。因此，正確的價值觀和道德體系是食品企業和個人的根本。

2.加強食品安全的社會監管，建立統一的監管部門。食品安全問題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不是單獨的一個部門能完成的。我們應該重新界定食品安全各個環節中的各個部門的職能范圍，使之職能不相重疊又無疏漏之處，以此避免互相推諉或無人管理的情況。同時，要建立起統一的監管部門，對現有的資源進行整合、優化，發揮其最大的效力，有效的管理、監督中國的食品安全。政府部門應該出面牽頭，組建由各個食品相關的職能部門和專家學者、權威人士組成的食品安全委員會，全面、統一的管理與食品安全相關的各類事項。包括：提出建議，幫助政府制定食品安全政策；建立食品應急預案，提升政府在食品安全問題突發狀況時的應變性；加強食品檢查、監督機制；檢查、評估當前的食品安全狀況并提出改進措施等等。更為主要的是，這個食品安全委員會要有行政管理權，進行食品安全的綜合管理。此外，還要具有協調指導的職責，這樣才能把各個政府職能部門有機的結合起來，使食品監管工作環環相扣。

3.完善和加強社會控制，嚴厲打擊越軌行為。在社會轉型期，由于新舊規范之間的沖突，造成了社會上的各類失范現象。究其原因，就是因為舊的規范缺乏強有力的社會控制力量。正是由于社會規范權威性的喪失，社會控制和監督力量的弱化而出現的社會失范現象，造成了中國近期大量的食品安全事件，這些事件嚴重影響人民身心健康、影響社會安定，不利于國家的長治久安。因此，要重視完善社會控制和社會監督系統的建立，嚴厲打擊越軌行為獲得的“利益”，這是建立和諧社會的基礎，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同時，針對食品安全問題，我們應該改變賠償機制，引入懲罰性賠償的概念。一旦發生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食品的生產廠家、經營者（明知故犯者）都要被處以巨額的罰款。這些罰款，將被用于賠償受害者的損失和建立健康安全的食品管理體系。除此之外，在行政處罰上，也要加重對違法者（包括食品安全各個領域內參與違法的人員）的處罰。這樣才能對違法者起到震懾的作用。

綜合上述，食品安全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法制建設、社會治理和生活質量綜合水平的一個重要方面。食品安全沒有保證，人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也就得不到保證，社會難以安定，和諧社會也就沒有了穩定的基石。當今中國正處于快速轉型期，社會的管理模式和經濟的運行模式同轉型之前相比，有了很大的變化。在此情形下，中國的食品安全管理模式，同樣也面臨著格局的改變。因此，從“失范”和“越軌”的理論視角下研究轉型期社會食品安全產生的原因，并找出有效的應對措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 陳程.當前中國社會失范的類型分析[J].社會，2002，（12）：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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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7年科斯發表《企業的性質》這篇跨時代的論文以來，交易成本的概念首先被提出來，不過科斯未給出可操作的概念和清楚明了的界定方法。之后經濟學家和學者們紛紛加入到對此概念的進一步探索之中，對交易成本的內涵進行了各種界定。在眾多理論中，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論最為重要，他認為，要準確把握“交易成本”，需要從內涵與外延兩個層次上進行探索與界定。

1、交易成本的內涵

肯尼思•阿羅（1969）在他的論文中提到交易成本這一概念，阿羅認為在市場的形成過程中，交易成本會起一個反方向的阻礙作用，交易成本屬于一種經濟制度在運行過程中存在的費用。威廉姆森認同阿羅對交易成本的看法，按照威廉姆森的觀點，交易成本就是從交易合約出發，使用不同的組織和各種制度的成本費用。

2、交易成本的外延

交易成本在實際中具體包括哪些項目類別，就是交易成本的外延。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一書中，威廉姆森提出了兩個重要的概念：“事前”交易成本；“事后”交易成本。“事前”交易成本就是在簽訂合同過程中，編寫擬定合同、交易雙方談判以及為保障合同可以被執行的成本。“事前”交易成本的產生，是因為未來存在很大不確定性，交易雙方都難以把握，需要提前制定好規則以明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事后”的交易成本主要有四種：第一，在交易合約執行過程中，交易行為偏離最初雙方的合作目標，給交易雙方帶來了不適應感所產生的成本；第二，交易雙方為控制未來可能產生的不合作風險，所進行商討帶來的議價成本；第三，為預防和解決合同執行過程中發生的糾紛而產生的運行成本；第四，雙方承諾會履約所產生的保證成本。

3、交易成本的決定因素

在日常的生活中，交易成本的存在具有普遍性，交易成本為什么會產生，它是由哪些因素所影響的，成為一個重要問題。許多經濟學家都對這個問題進行過探索，試圖找到交易成本的影響因素。威廉姆森對此也有研究。威廉姆森認為，交易成本主要與人、特定交易、市場環境三個維度的因素相關。威廉姆森認為市場中的人是“有限理性的”，并且行為人還具有機會主義傾向。特定交易方面的因素主要是可以影響交易性質的因素。市場環境方面的因素主要就是指在現行市場中，某項交易可能存在多少交易對手。

二、食品安全問題的交易成本理論分析

1、食品安全問題現狀

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觀點，食品安全是指在食品生產過程中生產商對質量的擔保以及購買者在使用時，不會產生不良反應。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我們可以發現，食品安全是否得到保障的一個標準是消費者的健康是否被損害。食品安全問題之所以是目前社會上的一個重大問題，因為它緊緊關系著大眾的身體健康，在國際社會上，食品安全是一個國家政府監管力度的代表。近幾年，雖然中國對食品安全的監督不斷加強，但安全問題仍然頻發，因此規范食品質量安全，打擊違法企業已成為當務之急。食品安全問題頻發也和行業特點有關，食品的加工生產涉及多個過程，原料來源是否有保障、加工過程是否衛生、運輸過程中的存儲是否得當都會對安全產生影響。且中國食品企業大部分規模都較小，缺乏對安全問題的重視，只有很少部分擁有合格的生產設備。不只小企業會出現問題，三鹿、雙匯等大企業也發生過重大安全問題，導致了市場購買者對中國目前的食品安全產生懷疑。

2、食品安全問題的原因分析

（1）政府監管食品安全的交易成本。政府作為市場的重要參與者，也是經濟人，但根據制度經濟學理論其也是有限理性的，它也會從自身利益出發來考慮現實問題。從政府的角度來看，其在進行食品監管時也會有一定的獲益，但同時也是要付出成本的。顯性方面的成本有各種政府在行使管理責任時的費用以及處理訴訟糾紛時的費用。隱性成本主要是為了提高監督力度而雇傭更多工作人員和增加監督次數而產生的，因為政府缺少食品安全方面的知識，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企業會隱藏違法生產，政府要想有力監督，必須要投入更多的人力與財力，因此，政府的交易成本會非常高。且目前中國政府對食品安全的監管屬于好幾個機構部門的任務，在監管過程中存在重復投入問題，發生問題時，機構之間會相互推諉。（2）企業生產安全食品的交易成本。產權界定成本是食品生產中安全問題方面的一項重大交易費用，但生產商在尋找合適交易對手，商議食品成交價格和食品合約的擬定與執行中還存在著許多交易成本。食品企業作為一個企業，其目的也是利潤最大化，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它會采取各種辦法來降低生產成本，以獲取利潤。在這個利潤最大化的過程中，企業會將消費者的健康問題拋到一邊，在生產過程中添加各種化學物品。在政府加大對食品安全問題進行監控的過程中，受管制的企業必然要引進新的設備來保障食品質量安全，對于企業來說，這是一筆生產成本以外的費用，會提高總的成本數額。如果食品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添加一些有安全隱患的添加劑，一旦被監督機構發現，則會被懲罰，所以企業會衡量違法生產的收益和被發現的罰金數額，如果收益大于罰金，則企業會違法進行生產。目前，中國政府監督部門對食品企業違法生產的處罰力度較小，所以，很多企業都抱著僥幸心理違法生產，只為了追求短期的高利潤，使用劣質食品原材料與化學添加物，無視消費者的健康。通常這些企業規模都不大，而小型企業并不太注重企業的聲譽形象。但也有一部分大企業在利潤的驅使下違法生產，例如三鹿的奶粉問題，這些現象會發生，最終原因都是違法生產的成本低，而收益很大，趨利性使得企業無視自己的社會責任生產劣質產品。（3）監督組織的交易成本。目前，中國大部分食品加工企業規模都比較小，70%的企業都屬于小作坊只有十幾個員工，衛生情況較差，想對目前的這種狀況進行全面整改，交易成本巨大。而食品檢測組織和政府組成一個利益共同體，出現食品安全問題時，責任主要有政府承擔，第三方組織基本不會受到影響。相關的行業協會雖然也會對食品安全問題制定質量標準，但通常協會工作人員都與食品企業有種種聯系。所以各種第三方組織和行業協會為了自己利益考慮，會與企業合謀，這樣就會產生食品企業的機會主義行為。

三、政策建議

從交易成本理論角度來看，雖然無法徹底消除食品安全問題的出現，但可以通過一些手段降低該類問題的發生頻率。

1、健全食品安全制度規范

制度的一個重大作用就是降低交易的成本，食品安全問題頻發從側面也反應出中國目前食品安全方面的制度體系還不夠健全。政府可以從制度方面著手，來對食品生產者的行為進行規范。雖然中國自2009年就開始實施食品安全條例，但是該條例還難以遏制許多食品安全問題的發生，為防止企業違法生產，政府應該加快步伐對相關制度領域進行建設，制定更嚴格和明確的食品標準體系。

2、提高相關機構的失職成本

目前，食品安全監督的技術水平還不夠發達，監督部門的責任不夠明確，為了防止監督部門與一些企業進行合謀，要明確監管部門職責，建立嚴格的責任追究機制。發生食品安全問題時，整個監管部門都應該被追責，并且對其要從重罰，以降低其犯錯的概率。當食品安全問題出現時，還要嚴格追究食品檢測機構的責任，要求其對問題負責。

3、增大食品企業違法生產的成本

對于一些存在失信行為，忽視社會責任而違法生產的企業，政府要對其進行懲罰，例如可以吊銷違法企業的營業執照，對于一些違法行為較為嚴重的企業，在必要時，要追究其刑事責任，使其承擔高額違法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理論認為失信行為所取得的利益大于失信行為的成本下，該失信行為將不會停止；相反，收益小于成本時，失信行為將會大大減少。根據交易成本理論，應該增加處罰力度，大幅度提高違法生產企業的失信成本，使得企業規范生產，遠離失信行為。

4、加強社會公眾和媒體對政府部門的監督

中國食品問題不斷涌現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部門存在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所以，應激勵社會公眾和媒體對政府部門進行全面監督。可以賦予公眾一些例如批評建議權、申訴控告權等監督權力并且使其合理化。政府也應該允許媒體對食品安全進行監督以及報道，使食品安全得到透明化管理。有了以上這些社會監督的存在，政府監督部門的交易成本上升，機會主義行為將會減少。

作者:劉玲 單位: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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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舟，黃瑞虹譯.約翰•克勞奈維根.交易成本經濟學及其超越[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2.

篇9

吳恒早前對于食品安全問題并不特別感興趣。回溯他的日志可以看到2008年蒙牛事件發生后，他和大多數人一樣——憤怒、抱怨、吐槽，僅此而已。直到2011年4月，他吃了半年的10元牛肉蓋澆飯被曝出可能是由致癌的牛肉膏制作的，這個消息讓他再也坐不住了。“以前覺得食品安全問題是自己小心一點就可以避免的，后來發現如果你不關注它，它遲早會來關注你。”于是吳恒決定召集志愿者，做一個專門曝光食品安全問題的網絡平臺，用來警醒人們。他引用了約翰?多恩的《喪鐘為誰而鳴》中的話：“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可以自全。”所以，“擲出窗外”就是要提醒大家正視問題。他希望，“擲出窗外”是每個人面對食品安全問題應有的態度。

這件事情就這么做起來了。回想當時的初衷，吳恒說，“我是那種愿意為了喝一口水去打一口井的人。”吳恒這樣描述自己，“我寧肯花在別人看來非常大的代價，主動地從根本上尋求問題的解決方式”。曾經為了親眼見識“傳說”中的美景，他用一個暑假從上海騎著自行車到了；為了“多少能夠改變一點教育不公”，他瞞著父母去寧夏支教，盡管耽誤了寫畢業論文……作為一名“學生行動派”，吳恒信奉的座右銘是：“If it''s worth doing , it''s worth over doing.”（如果一件事值得去做，就值得好好地做。）

當記者采訪他，“作為一個普通的公民，你覺得在推動解決食品安全問題的過程中，你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吳恒回答道：“即使到現在，我還有很強的無力感，盡力而為吧。也許我現在做的如同是在湖心扔下一粒石子，激起了一些水花，隨后又恢復了平靜，像什么也沒發生。但我可以告訴自己，面對有毒食品的威脅時，我曾經努力做過點什么。我經常告訴身邊的朋友，世界并不完美，但還值得奮斗。”

或許正是在“公知”光芒的照耀下，吳恒不僅無視企業提出的有償刪帖，而且拒絕了上海食安辦為網站提供資金支持的想法。網站的公益性和純潔性，是吳恒最在意的，“我要避免它成為商業的或者是政府的一個網站”。

“這個國家就是因為這樣一步步微小的改變而變得美好，希望我們做的事能引起更多人的關注。堅持自己的善良就是成功。”項目的參與者趙悅說。

熱議銳評

顯然，吳恒及“擲出窗外”的走紅，迎合著人們對于中國食品問題的印象與情緒，借助這家草根網站，人們再度發泄著不滿與憤慨。然而，吳恒創辦這家網站的目的，絕不僅僅是傳遞一種憤慨的情緒，而是更希望每一個人能有一種積極的行動。當然，吳恒是一名具有專業素養的研究生，制作網站、搜集信息他很在行，對于普通人來說，未必能做得這么專業，但是，吳恒這種理性、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意識與責任，卻是人人應該培養的。在問題面前，少一些怨天尤人，多一些參與公共事務的本領；少一些“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多一些“愛管閑事”的意識；少一些看熱鬧似的“添堵”，多一些建設性作為。這是每個人的應有態度。而這種態度，又絕不該只是面對食品問題時所獨有的。（王子明、張鋒《紅網》、《新華報業網》）

篇10

摘 要：基于食品特征價格需求模型，考量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對蛋白質、脂肪和碳水化合物三種常量營養元素的效用評價，結果顯示，相對高收入人群對食品的營養程度和安全度更加重視，相對低收入人群對價格更為敏感。食品安全問題相關的新聞報道統計數據表明，監管力度強并不能完全杜絕食品違規生產行為，消費者尤其是低收入消費者對食品中必需品的需求，會為企業過度壓低生產成本提供空間。鑒此，應從需求角度考慮食品安全治理問題，提高低收入消費者的收入水平，是對加強監管力度的重要補充。關鍵詞： 食品安全度需求；不同收入水平消費者；食品安全中圖分類號：F20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7217（2016）05-0121-07一、引 言食品安全問題是近些年社會關注的熱點。Antle（2001）對食品安全問題的經濟分析區分了食品質量信息是否完全。如果信息是完全的，那食品安全度與食品的其他質量屬性無差異，就像消費者會因為食品的味道、營養成分購買不同的食品，食品安全度也是影響人們食品消費的因素之一[1]。如果信息是不完全的，又可以分為兩種情形：銷售者比消費者知道更多關于食品安全度的信息，食品市場存在信息不對稱；銷售者與消費者關于食品安全度的信息量等同，即食品市場存在對稱的信息不完全。因此，若想對食品安全問題進行有效的治理，需要區分食品安全問題的源頭，對癥下藥。本文將從食品質量信息完全的角度對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進行分析，假定消費者對食品質量信息是已知的，從需求角度研究食品安全問題是否受到人們食品消費行為的影響；這是對食品質量信息不完全下食品安全問題研究的一個補充。食品質量信息完全意味著消費者明白劣質或者違規食品可能給他們身體健康造成不同程度的損害，這種“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行為是本文研究的重點。為了估計不同收入人群對食品安全度的偏好程度，本文通過兩方面的數據分析進行論證。一方面，將估計食品中營養成分對不同收入消費者的邊際效用大小，盡管營養成分更多的代表食品健康程度，比如是否能夠保證充足蛋白質的攝入，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攝入等，但這可以區分消費者更多是為了“飽腹”還是“安全”，甚至是“營養均衡”。另一方面，本文對不同地區食品違規行為的相關新聞報道進行分析，從統計結果說明巨大低收入消費群體的存在為企業違規食品生產活動提供了利潤空間，監管力度高并不能完全保證提高食品安全系數。二、文獻評述已有諸多研究基于結構模型對食物需求進行分析。Dubois等（2014）使用家庭層面數據比較美國、法國和英國在食物購買上的差異，他們發現價格和食物特征有一定的解釋能力，但經濟環境與偏好差異更能夠解釋國家間食物購買的差異[2]。與此結論相似的是Atkin（2013）的文章[3]。他把習慣形成引入代際交替一般均衡模型（overlappinggenerations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對印度區域間食物消費差異進行分析；他們的研究結果發現當地充裕食物相比價格和營養成分更能夠解釋人們的食物消費習慣。盡管這兩篇文章基于不同的識別方法，但均得到經濟環境與偏好差異可以解釋食物購買上的差異這一結論。本文理論模型的基礎就是基于Dubois等（2014），并應用于不同人口特征群體之間食物購買的差異分析。營養元素攝入量、價格和食物支出之間的關系也有若干研究。Griffith等（2015）研究了相對價格變動對英國家庭食物支出的影響，發現價格上漲不利于維持良好的營養結構[4]。Dragone和Ziebarth（2015）引入了創新性消費這一概念，并研究了柏林墻推倒后東西德的合并對東德食物消費的影響。這種突變式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創新性的消費，使得東德部分人的體重顯著上升[5]。Eli和Li（2014）研究了能量需求和家庭支出是如何共同影響食物需求的，結果顯示能量需求對食物需求有較大的影響，但是貧困家庭的彈性較小[6]。Fukase和Martin（2015）進行了收入-消費-生產的動態分析，表明中國目前收入水平所帶來的食物消費增長超過生產增長，但隨著中國人口增長和飲食結構的轉變這個差距會逐漸縮小[7]。Cutler等（2003）發現卡路里價格的下降提高了卡路里的攝入量，進而帶來了美國肥胖度的提高[8]。上述文獻盡管并不直接涉及到本文所研究的常量營養元素與食物支出之間的關系，但均可以起到很好的借鑒作用。同時還有較多研究對中國的食物支付意愿進行測度。鄭志浩（2015）估計消費者對轉基因大米的支付意愿低于普通大米[9]。張振等（2013）研究了消費者對食品安全屬性的偏好行為，他們發現消費者對以下食品安全屬性的支付意愿由高到低為：政府認證的食品，企業品牌、養殖場質量安全保證和第三方機構認證[10]。周應恒和彭曉佳（2006）對江蘇省城市消費者為低殘留青菜中食品安全的平均支付意愿進行估計，其中大城市為2.42元/斤，中小城市為2.77元/斤[11]。張曉勇等（2004）基于對天津消費者的調查，考察他們對轉基因食品、有機食品、綠色食品和無公害食品的態度，發現他們并不愿意為質量較高的食品支付過多費用[12]。以上研究盡管是對食物支付意愿的研究，但是涉及到的區域范圍并不廣，往往只基于某個城市的部分居民的部分食物。三、理論模型Dubois等（2014）在研究美國、法國和英國食物購買差異的時候，基于產品層面的效用函數，構建了一個可以通過價格反映食物特征、營養成分的需求模型。他們的需求模型基于Gorman（1980）和Lancaster（1966）的產品特征效用模型（characteristics model），離散選擇模型（discrete choice model）和特征價格模型（hedonic price model）都是其特殊形式[13，14]。Dubois等（2014）的需求模型不僅可以分析國家間食物購買差異，還可以擴展到省際之間的差異，不同人口特征群體的食物購買差異等。本文基于此模型，在消費者效用最大化的條件下，得到消費者對不同食品的需求函數。與簡單需求函數不同的是，此需求函數不但受到基本的食物價格影響，還受到食物特征影響；不但是一般的價格需求函數，而且是特征價格需求函數。進而在實證分析中，本文把待研究中國消費者群體是屬于城鎮居民還是農村居民進行區分，著重探討這兩大消費者群體之間的差異。下面首先對理論模型進行介紹。四、不同收入消費者對營養成分的需求估計本部分基于第三部分的理論模型，使用北卡羅來納大學人口中心、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研究所的中國健康和營養調查（CHNS，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數據，以城鎮家庭和農村家庭作為兩個基本人口特征群體，估計他們對食品包含的營養成分的需求。基于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使用CHNS社區和家庭層面2000年的數據作為樣本進行分析，包括遼寧、黑龍江、江蘇、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廣西和貴州9個省級行政區劃。食品消費支出、食品消費量及每種食品所含的蛋白質、脂肪和碳水化合物三種常量營養元素等是分析使用的主要數據，覆蓋590個城鎮家庭，538個農村家庭。本部分依次對數據處理及變量說明、估計方法和估計結果進行介紹。（一）數據處理及變量說明為了計算食品消費支出，需要得到食品的價格。在2000年CHNS社區層面的數據中，主要包括谷物類、食用油、蔬菜、魚、豆制品等類食品的大商場零售價格和自由市場價格，本文使用自由市場價格。在剔除掉缺失價格以及較少的樣本后，僅剩下魚類（包括帶魚和鯉魚）以及豆制品類（包括豆腐和豆腐干）兩大類食品較為全面的價格數據；所以魚類和豆制品類是本文分析的食品種類①。家庭層面數據包括每個家庭3日食品消費量，并使用每家每日食品消費量衡量每個家庭的實際消費量。食品價格與食品消費量相乘即可得到每個家庭每日的食品消費支出。2000年調查數據中食物代碼對應的是1991年中國食物成分表，根據1991年版的《食物成分表》（全國代表值），可得到帶魚、鯉魚、豆腐、豆腐干中包括的蛋白質、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具體值。《食物成分表》統計的是每100克可食部所包含的蛋白質、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數量，本文按照相應的比例得到每個家庭每日帶魚、鯉魚、豆腐和豆腐干消費量中各自包含的上述常量營養元素數量并加總。下文的實證分析中涉及到工具變量的選取，在此把工具變量的選擇及處理簡單介紹。本文把每個家庭所在社區的其他家庭作為參照組（reference group），并計算參照組的非加權平均每個家庭每日三種常量營養元素的攝入量。這是每個家庭每日蛋白質、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攝入量的工具變量。本文是對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消費偏好進行對比，因此實證分析中對城鎮家庭和農村家庭的需求估計是分開的。表1是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從表1中可以看出，在每日食品支出上，城鎮家庭比農村家庭多消費近20元；其中城鎮家庭和農村家庭的標準差均較大，這是本文食品種類選擇較少導致。蛋白質的每日攝入量和脂肪的每日攝入量，城鎮家庭略高于農村家庭；碳水化合物的每日攝入量農村家庭略高于城鎮家庭。從上述主要變量中可以看出，城鎮家庭和農村家庭在每日食物支出和常量營養元素每日攝入量上略有差異，但是并不大。（二）估計方法根據Dubois等（2014）在預算約束下消費者效用最大化得到的理論框架，本文的實證模型如下：其中，i代表個體家庭，k代表食品種類，共有K種；pk為家庭i購買一單位yik食品k的價格，（3）式左邊為家庭i食品消費總支出。akc為食品k的特征c，本文即為食品k包含的常量營養元素數量；因此∑kk=1akcyik為家庭i從消費K種食品可獲得的營養成分。根據產業組織理論，本文設定c=1為不可觀測的特征，并等于δks+ξi+εik；δks用來控制城市固定效應，比如北京和上海不同的飲食習慣對家庭消費的影響；ξi用來控制個體家庭固定效應，即不同家庭獨特的對食品的偏好；εik是除了上述城市固定效應和個體家庭固定效應之外的其他不可觀測因素，以及上述兩個固定效應可能產生的交互作用。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依舊采用傳統的工具變量法。Dubois等（2014）提出首先為每個家庭定義參照組（reference group），再對這些參照組所消費食物包含的營養成分取非加權平均，用此作為每個家庭營養成分攝入量的工具變量。參照組本文選取的是原家庭同一社區內其他所有家庭，因此參照組的平均營養成分攝入量與原家庭營養成分攝入量相關；又因為使用的是非加權平均，這就避免了營養成分攝入量受到食物消費量的影響而與εik產生相關性。（三）估計結果表2和表3是在上述估計方法下對城鎮家庭和農村家庭對營養成分需求偏好的估計結果；其中表2是普通最小二乘法的估計結果，表3是工具變量法的估計結果。其中被解釋變量均為家庭每日食物支出。在不控制城市固定效應的時候，蛋白質每日攝入量每增加1克，城鎮家庭的食物支出會提高約44元，農村家庭的食物支出會提高約34元。而脂肪每日攝入量和碳水化合物每日攝入量每增加1克，城鎮家庭的食物支出會分別下降65元和20元，農村家庭的食品支出會分別下降28元和31元。在加入城市固定效應之后，城鎮家庭和農村家庭蛋白質每日攝入量、脂肪每日攝入量和碳水化合物每日攝入量對食物支出的影響方向相同，數值上差異不大。上述估計所得系數均是顯著的。從以上普通最小二乘法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到，城鎮家庭比農村家庭在蛋白質攝入上有更多的支出，而且注意對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攝入的控制。表3是使用工具變量后的估計結果。在不加入城市固定效應的時候，蛋白質每日攝入量每提高1克，城鎮家庭的食物支出會增加33元，而農村家庭的食物支出增加44元，這與我們的預期不符。但是在加入城市固定效應之后，則發現蛋白質每日攝入量每提高1克，城鎮家庭和農村家庭的食物支出分別會提高29元和27元，二者差異不大，城鎮家庭略高于農村家庭，這說明不同城市對人們的飲食習慣是有影響的。脂肪每日攝入量，無論是否控制城市固定效應，其每提高1克，城鎮家庭食物支出的下降均高于農村家庭。碳水化合物每日攝入量每提高1克，農村家庭的食物支出下降高于城鎮家庭。因此在使用工具變量對估計中存在的內生性進行控制后，相比普通最小二乘法的估計結果，所得城鎮家庭和農村家庭對三種常量營養元素的消費偏好方向上并沒有發生變化，但是差異有所減小。綜合上述分析，本文認為城鎮家庭和農村家庭對蛋白質、脂肪和碳水化合物三種常量營養元素的需求偏好是有差異的，蛋白質攝入量的增加會提高食物支出，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攝入量的增加會減少食物支出。同時，從數值上來看，城鎮家庭和農村家庭對三種常量營養元素的每日攝入量支付意愿也是有差異的，城鎮家庭更看重蛋白質攝入，并控制脂肪的攝入；農村家庭碳水化合物的攝入低于城鎮家庭。但從數值上看這種差異并不大。上述結果說明，城鎮家庭確實比農村家庭更加看重食品“營養”與否，因此相對高收入的家庭會更加看重食品質量，收入的確會影響到消費者對食品安全度的程度。五、統計性分析本文使用“擲出窗外網（zccw.info）食品安全數據庫”（2011，下文簡稱“數據庫”）公布的2004年1月至2011年5月國內中文媒體對食品安全問題的所有報道。“數據庫”的新聞報道來源均為國內正規媒體，并且可以通過網絡搜索到，因此是可靠的、全面的。吳恒等（2011）對“數據庫”反映的食品安全問題報道年度變動、地區差異進行了統計分析，并且總結出中國食品安全問題涉及面特別廣、手段特別狡猾、危害特別巨大、查處特別困難等主要特點。本文的分析把“數據庫”的時間變動、地域變動與其所在地的經濟發展水平相聯系，在上文已經證明收入水平會影響到人們對食品安全度重視程度的情況下，從全國范圍對收入水平和食品安全問題的嚴重程度相關性進行分析。本文根據違規食品種類分為必需品和非必需品兩類，必需品比如蔬菜、肉類、油鹽醬醋等，非必需品則包括零食、飲料、必勝客產品等。必需品的消費人群基本不受收入水平限制，人們為了生存必須要消費這些食品；而非必需品的消費人群則需要相對高收入，只有具備了一定收入水平才會購買。比如，2009年長沙的肯德基食品墨西哥雞肉卷中出現塑料碎片，而肯德基的消費者已經排除了一部分低收入人群。圖1 中國食品安全問題必需品和非必需品統計 （2004年1月～2011年5月）資料來源：《擲出窗外網（zccw.info）食品安全數據庫》，并經作者計算整理。

首先從圖1的總體趨勢可以看出，31個省級行政區中劃除了上海，違規食品中必需品的報道數量均多于非必需品。也就是說，必需品出問題的概率大于非必需品。既然是生活必需品，只要存在一部分低收入消費者對低價的食品有需求，企業就有動機壓低生產成本，足夠低的生產成本的代價就是食品違規，比如使用劣質原材料、偷換原材料等。因此只要這部分特別低收入消費群體存在，這種企業違規食品生產行為就不可能完全杜絕。同時，又因為“低收入”這個特征，導致這部分消費群體身體健康即使因為食用違規食品出現問題，引起社會關注的可能性也會低，這又進一步縱容了企業違規食品生產行為。而對于生活必需品價格并不是那么敏感的消費者，價格不是他們首要考慮的因素，他們會綜合價格、安全度、營養成分多種因素進行消費，是相對更加理性的消費者。所以從食品安全問題報道統計數據的總體趨勢來看，違規食品中必需品數量越多且存在巨大低收入消費人群，企業壓低利潤、違規生產被發現且懲處的概率更小，食品安全問題會更嚴重。表4對31個省級行政區劃違規食品必需品和非必需品按照曝光數量進行排序。無論是必需品和非必需品，內蒙古、寧夏、青海、新疆和都是排名最后的。這代表著上述五個省級行政區劃，一方面是食品安全問題并不是特別嚴重，另一方面則是相關的報道較少。同時，這五個省級行政區劃都屬于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地區。而食品安全問題報道必需品和非必需品排名前五名的省份中，除了湖北是中部地區，其他均為東部發達地區。按照上文的分析，經濟相對發達地區的監管相對嚴格，而且收入水平相對較高，但是食品安全問題卻是非常嚴重的。因此，監管程度高低與食品安全問題嚴重程度并不存在明確的因果關系。綜合上述兩點來看，在食品安全問題的影響因素中，巨大低收入人群的存在是不可忽略的，重罰之下依然有企業生產劣質食品，利潤必定是背后的主導因素，而巨大低收入消費人群讓這種利潤有實現的空間。六、結論針對中國目前存在的食品安全問題，本文與現有文獻中從信息不對稱角度的研究角度有所不同，在信息完全情況下探討食品安全問題頻頻出現的原因。信息完全角度下，食品安全問題的研究需要考慮消費者對食品安全度的效用評價，是食品這種商品的質量屬性之一，即可基于產品特征模型對消費者的偏好進行估計。基于黃少安和張帥（2014）的觀點[16]，本文具體探討了收入是否影響到人們對食品安全度的評價，以及這種需求是否會影響到企業的生產行為，使得政府陷入監管無效的“陷阱”。本文一方面基于Dubois等（2014）食物特征價格需求理論模型，使用2000年CHNS家庭層面和社區層面數據，分別對城鎮家庭和農村家庭所消費食物（具體為豆制品、魚）中包含的三種常量營養元素蛋白質、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支付意愿進行了估計。每日蛋白質攝入量的上升會帶來城鎮家庭和農村家庭食物支出的上升，但是城鎮家庭略高于農村家庭；每日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攝入量的上升會降低城鎮家庭和農村家庭食物支出，其中對于脂肪攝入量的上升所帶來食物支出的減少，城鎮家庭高于農村家庭，對于碳水化合物攝入量的上升所帶來食物支出的減少相反。這證明了相對高收入人群對食品安全、營養程度的重視程度更高，而低收入消費者對價格相對更為敏感，“吃飽”比“吃好”對他們而言更為重要。另一方面，本文使用“擲出窗外網（zccw.info）食品安全數據庫”，對中國2004年1月至2011年5月新聞報道的食品安全問題進行統計分析，從違規食品是否屬于必需品的角度分析了食品安全問題是否與收入相關。從統計結果來看，違規食品中必需品的比例明顯高于非必需品，而且并沒有受到監管程度的顯著影響，即企業生產過程會利用低收入消費者對必需品的剛性需求，生產劣質甚至違規食品。綜上，巨大低收入消費者對低價或過低價食品的需求，為企業生產此類食品提供了利潤空間；因此，對食品安全問題的治理，不能單純的集中在加強監管上，還應該從違規食品的源頭需求角度進行考慮。如何增加消費者尤其是低收入消費者的收入，讓他們對食品的需求不再是單純的飽腹，而是更多的考慮安全、健康的食品；讓低收入消費者有能力獲得安全食品，而不是讓他們有意識的抵制違規食品。

注釋：①后文把魚和豆腐兩類食物簡稱為食品，所有數據描述均特指這兩類。參考文獻：[1]Antle J M. Economic analysis of food safety[J]. Handbook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1，（1）：1083-1136.[2]Dubois P， Griffith R， Nevo A. Do prices and attributes explain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food purchas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4，104（3）：832-867.[3]Atkin D. Trade， tastes， and nutrition in indi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3，103（5）：1629-1663.[4]Griffith R， O’Connell M， Smith K. Relative prices， consumer preferences， and the demand for food[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2015，31（1）：116-130.[5]Dragone D，Ziebarth N R.Economic dwelopment，novelty consumption and body weight：evidence froxt the east cieman tpansition to capitalism[R].Quaderni Working Paper，2015.[6]Eli S， Li N. Caloric requirements and food consumption patterns of the poor[R].NBER Working Paper，2015.[7]Fukase E， Martin W. Who will feed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income growth and food demand and supply in China[J]. Journal of Agrlcultura Economics，2015，61（1）：3-23..[8]Cutler D， Glaeser E， Shapiro J. Why have Americans become more obese？[R].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sspactroes， 2003，17（3）：93-118.[9]鄭志浩. 城鎮消費者對轉基因大米的需求研究[J]. 管理世界， 2015，（3）：66-75.[10]張振， 喬娟， 黃圣男. 基于異質性的消費者食品安全屬性偏好行為研究[J]. 農業技術經濟， 2013，（5）：95-103.[11]周應恒， 彭曉佳. 江蘇省城市消費者對食品安全支付意愿的實證研究[J]. 經濟學 （季刊）， 2006，（4）：1319-1432.[12]張曉勇，李剛，張莉.中國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關切對天津消費者的調查與分析[J].中國農村觀察，2004，（1）：14-21.[13]Gorman W M. A possible procedure for analysing quality differentials in the egg market[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80，47（5）：843-856.[14]Lancaster K J. A new approach to consumer theory[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6，74（2）： 132-157.[15]吳恒.易類相食：中國食品安全問題調查（2004-2011）[R/OL].2011.http：//2ccw.info/.[16]黃少安，張帥.食品安全度的有效需求不足與政府監管陷阱兼與李新春教授等商榷[R].工作論文，2014.（責任編輯：鐘 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