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經濟發展論文模板(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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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為了說明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問題，首先必須闡明我國的國民經濟的構成問題。第一，國民經濟是人們進行物質產品生產經營活動的總過程。人們要生活，就要進行生產，生產出人們進行再生產和生活所需要的商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出的產品要進行買賣，生產出的生產資料要出售給需要這些生產資料的企業，以便用于再生產；生產的消費品，要出售給需要這些產品的居民。這些出售的商品，要經過運輸過程運送到銷售企業，由商業企業進行買賣。商品買賣又要通過貨幣作為交換媒介，而貨幣是通過金融企業發放的。這一系列生產、運輸、買賣、消費的總體就是國民經濟。在我國的國民經濟中，按生產資料不同所有制劃分有國有經濟、集體經濟、私營經濟或民營經濟、個體經濟等，構成國民經濟的整體。我國要發展國民經濟，要大力發展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同時也要發展民營經濟和個體私營經濟，使得各種經濟成份在國民經濟的總體當中，都能不同程度地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國民經濟是我國社會的經濟基礎，只有國民經濟發展了，才能使我國不斷地強盛起來。

第二，我國的國民經濟分為不同的經濟產業。國民經濟是由各不相同的經濟產業構成，它們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就是國民經濟。

以上說明在國民經濟中，包括有各不相同的產業、行業和企業，它們相互聯系在一起。在國民經濟中，各產業、行業和企業之間既有分工，它們在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起著不同的作用，而在發生作用的同時，又相互聯系，達到它們應發揮作用的目的。

二、國民經濟各產業和行業的協調發展

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就是各個產業、各個行業、各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都能相互提供所需要的生產資料和原材料，同時又能把生產出的產品順利地銷售出去，滿足各生產企業對生產資料的需要，同時滿足城鄉人民生活消費的需要，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協調發展問題。

第一，農業生產的農產品要能滿足農業和工業生產和城鄉居民生活的需要。農業生產的各種產品，要首先滿足農業再生產和農民生活的需要。在農產品中要有相當數量的各種產品，作為生產資料用于農業進行再生產。農業生產的農產品，還要有一部分用于滿足工業生產和城市居民生活的需要。

第二，工業生產的產品要能滿足工業生產和城鄉居民對生活消費的需要。鋼鐵企業生產的各種鋼材，要能滿足機械制造業和建筑企業對各種鋼材的需要；機械設備制造業生產的各種機械設備，要能滿足使用各種機械設備的企業進行生產的需要；生產發電設備的企業要滿足發電企業的需要；通訊設備企業生產的電話機、電報機、手機等商品，要能滿足人們使用這些通信用品的需要。在工業內部各行業和各企業之間，生產的各種勞動資料和各種不同性能的零部件及各種原材料，要能相互滿足需要，工業的各行業和各企業的生產才能協調地發展。

工業生產的產品還要有一部分用于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的需要。這些工業產品，除出售給城市居民使用外，也出售給農村居民使用。食品工業企業生產的食品，也要有一部分出售給農村消費者。

從以上的分析來看，工業部類、農業部類兩者相互提供著它們所需要的各種生產資料和各種消費資料，所以，它們兩者有著緊密的聯系。

第三，工農業的產品要經過交通運輸業運輸出去。農業生產的產品，除了一部分農民自用外，大部分的產品都要銷售出去；工業各行業和各企業生產的商品除少量產品在企業所在地區市場上出售外，工業企業生產的絕大部分商品，要運送到外地市場銷售，這就需要運輸行業的運輸。

第四，工農業生產所需要的生產資料和工農業生產的商品大都要經過商業企業銷售出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工農業的生產和經營，必須經過商業企業，其生產和經營才能順利發展起來。

第五，金融業。金融業是進行貨幣經營的行業。銀行把政府撥款和居民儲蓄的貨幣資金貸放給企業，企業用這些貨幣資金去購買生產資料和招聘職工，從事生產和經營，并按規定的期限歸還銀行本息；交通運輸業的經營要用貨幣購買運輸工具，運輸完成要收運費；商品的交易也要以貨幣作中介。貨幣是國民經濟運行的媒介，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

從以上的理論說明看，國民經濟各行業和企業必須協調才能順利發展。

三、國民經濟在發展過程中的協調問題

1.國民經濟是需要不斷發展的。國民經濟的發展是從一個階段向另一個更高水平的階段上發展，在發展過程中各種產品的性能和質量也必須不斷提高。國民經濟只有不斷地發展，才能使我們的國家強盛起來，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發展就是硬道理。

2.國民經濟的發展往往是不平衡的。國民經濟發展不平衡，就是某一個經濟部類或某些行業或者某些企業發展的快，其他部分行業及企業不能夠與它們的發展速度相適應，這些發展過快的經濟部類、行業及企業就會出現不利于生產發展的一些情況。我們所講的國民經濟要快速發展，是指相互協調的快速發展，即它們的快速發展，是各相關經濟部類、行業及企業都能夠快速協調發展起來，使得國民經濟各經濟部類和行業及企業，在更高的發展階段上也能夠協調快速發展，也就是發展到能生產出的產品數量更多和產品質量更高階段上的協調快速發展。

3.國民經濟在發展過程中要相互帶動和相互協調。一個經濟部類和一個行業及企業先快速發展起來，對其他與之相關的經濟部類和行業及企業的發展也要能采取各種措施努力快速發展起來。既然所有的各經濟部類、各行業和企業是相互聯系的，某一經濟部類、行業及企業的快速發展，必然能帶動其他經濟部類、行業、企業的快速發展。工農業產品生產的快速發展，也必然為交通運輸業、商業、金融業等創造出相應快速發展的必要條件，使它們能與工農業的發展相協調，促使交通運輸業、商業、金融業要相應快速擴大經營規模，使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到一個更高的階段。

4.國民經濟只有相互協調才能快速發展。國民經濟必須協調發展，才能使國民經濟所有的生產要素得到充分合理地利用。要特別注意的問題是不協調就不能使國民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協調發展是國民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的必要條件。

四、培養出使國民經濟協調快速發展的人才

1.國民經濟要協調發展必須大力培養各類管理人才。國民經濟要協調快速發展，需要培養出有能力為國民經濟協調快速發展做出決策和指導的人才。這些人才能夠清楚地認識到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途徑，認識到國民經濟中可能出現的不協調狀態，同時能及時采取各種有力措施加以調整，使國民經濟不協調的狀態不致發生。

2.快速協調發展必須大力培養出具有高深科學理論和高技能的科學家。我國社會的政治、文化、教育、衛生各個方面都必須造就出一支具有相當數量的高技術理論和技術研制能力的人才，即必須大力培養出大批適應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國民經濟現代化要求的高層次專業技術人才隊伍。

3.大力培養進行機械設備操作的人才。在大力培養高水平的科學技術創新人才的同時，還必須大力培養出能操作機械設備去加工于勞動對象的高技能人才。“在發達國家，高級技工占技工總數的30-40%，我國高級技工僅占技工總數4%。差距之大，促使我們認識到必須尊重高技能人才，關心高技能人才，培養高技能人才。”從這個數字看，我們要提高我國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加速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除了培養高級技術專家外，還必須采取有效方式，大力培養出數量更多和技能更好的高技能的技工人才。

我國現實還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對于人才的需求也是不斷增加的，客觀上需要我們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培養大量高層次人才。這種大量是指各部門各行業各企業研究院所和大專院校，都需要具有高深理論水平和創新能力的技術人才，這些人才的來源大多數需要依靠發展教育進行培養。當然培養人才，不只是在學校，在工作實踐過程中也能進行培養，像許振超等都是在實踐中學習成為高技能操作型人才的。五、大力發展先進的機械設備制造業

以上說明了我國已培養出大量高級專家，研制出了一些對國民經濟有重大推動作用的科技成果，還制定了繼續培養人才的規劃，這會促進我國今后繼續快速發展，但要快速發展，還需要大力發展先進的機械設備制造業，培養出研制先進機械設備制造的人才，才能加快發展我國的國民經濟。

1.我國自己研制出高性能的先進機械設備還比較少。我國生產使用的機械設備，雖然比起過去有所更新，但比起發達的國家來，我國自己生產的機械設備還比較落后，因此我們必須加快發展我國的機械設備制造業，研制出新的高效能、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機械設備。我國現時雖已有了一批高水平的機械制造方面的專家，數量還比較少。他們還分散在不同的科研院所、大學、大型企業中。每個科研院所、每個大學、每個大型企業，他們自己用來研制工作的儀器、機械用具大多不足。因此，研制先進的新型機械設備，僅僅依靠某一個科研機構、某一所高校或企業，是很難完成研制任務的。我認為應該把一些科研院所的有關高級技術人才，把各大學有關的科研人才；大型企業與該項研制工作有關的人才，暫時集中起來，組成研發小組，把分散的科研設備、資料等資源也暫時集中起來，共同使用。組成的科研開發小組可以集體進行討論，集體進行研究，以擴展每個科研工作者的知識范圍，從而提高研制工作的科學家對新機械設備研制的能力和水平，使研究更能產生新成果，能更有把握研制出先進的新型機械設備產品來。

2.研制新機械設備也可以依托某一有條件的大型企業。研制新機械設備所需的人才，如上所說，可把各有關研究院所和各有關大學的人才組織起來。但在實際工作中，如果某一個企業具備進行研究所需的條件，可依托某一相關的大型企業。依托大企業進行新機械設備的研制，能節約大量的研制費用。

3.研制新機械設備可吸取發達國家生產同類產品的經驗。我們研制同種機械設備時，要吸取發達國家先進經驗和技術，以便使我國制造出具有自己知識產權的性能更好的產品來，能使我們的裝備制造業得到更快的發展。要在一定的時期內，使國民經濟各部類，各行業和各企業，能夠使用我們自己研制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先進技術設備。國民經濟的協調快速發展，必須在大力發展先進機械設備制造業的基礎上，才能使我國國民經濟加速強大起來，由小康社會逐步實現現代化。

六、國民經濟的協調具體表現在市場的供求平衡上

第一，市場是商品買賣的場所，當某些商品在市場上出現供過于求時，這就表示這些商品生產過多了，這是國民經濟不協調的一種表現。生產出的商品，有一部分賣不出去，就表示生產出這部分商品不能及時用于國民經濟的再生產，這便會影響國民經濟運行的效率和發展的速度。如果生產這部分產品長期賣不出去，積壓時間長了就會變質，成為不能使用的廢品。這就導致了資源的浪費，這不僅是一個企業的損失，對于整個國民經濟來說也是很大的損失。

當市場上出現某些商品供不應求，即這種商品滿足不了購買者的需要時，如果這種商品是勞動資料，使用這種勞動資料進行生產的企業，就不可能進行再生產；如果這種商品是原材料，使用這種產品作為原材料進行再生產的行業或企業也就不可能進行再生產，從而就會影響到這些行業或企業繼續的發展，這也不利于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如果供不應求的商品是居民生活消費品，就會影響一部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國民經濟協調發展在市場表現為供求關系的平衡。國民經濟在發展過程中的協調發展，表現為各經濟部類和各行業及各企業進行生產和再生產所需要的原材料、生產所需要各種機械設備都能及時購買到，不僅購買的生產資料在數量上符合需要，同時在質量上也符合應有的標準，這樣才能夠生產出合格的產品來。生產出的各種產品又能夠及時銷售出去，迅速回籠貨幣，使各企業不僅能夠進行簡單再生產，還能進行擴大再生產，這就是國民經濟協調快速平衡地發展。

第二，我國國民經濟中出現的不協調現象應及時糾正。從國民經濟發展規律上說，國民經濟必須協調才能迅速發展，但是在實際經濟運行當中，我國國民經濟有時還會出現不協調的情況。根據2004年商務部公布的信息，“據對上半年600種主要商品排隊調查，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達138種，占排隊商品總數的23%，與去年上半年相比增加了8.5個百分點，與去年下半年相比增加了1.8個百分點；供過于求的商品462種，占排隊商品總數的77%，與2003年上半年相比減少了8.5個百分點，與2003年下半年相比減少了1.8個百分點。”這些數字說明我國經濟結構出現了不協調的現象。對生產相對過剩的商品應適當壓縮其生產的產品數量，或促使這些行業和企業轉產市場能夠銷售出去的產品。我們必須理順各經濟部類各行業及企業之間生產和需求關系，使國民經濟在新的發展階段上也能協調快速發展。

第三，投資必須符合國民經濟協調快速發展的要求。投資就是投入到國民經濟中的貨幣資金，用于購置生產所需的生產資料，使企業不僅能進行簡單再生產，還能進行擴大再生產。如果這些投資投入到生產商品供不應求的一些行業和企業中去，這種投資就是合理的；反之，則會出現國民經濟發展比例失調問題。“去年下半年以來，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新開工項目過多、在建規模過大，投資膨脹的問題比較突出。特別是投資結構不合理，鋼鐵、電解鋁、水泥等行業盲目投資、低水平重復建設現象嚴重。”這些投資生產的產品一時不能被充分利用，這就必然使國民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不協調的現象。因此，我國對國民經濟中某些經濟行業或企業的投資，必須認真調查研究，把資金投到有社會需求的產品生產當中。

總之，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是我國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的必要條件。不協調發展的國民經濟，會使一部分生產資源不能被有效利用，而需要的一些產品又不能被生產出來，阻礙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

七、加強宏觀調控

1.加強宏觀調控的重要性。要使國民經濟在發展過程當中始終保持協調快速發展，必須加強宏觀調控。宏觀調控就是國家機關對各經濟部類和各行業及各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采取各種措施進行調控。各經濟部類各行業及各企業，都是相互獨立進行生產和經營的，它們往往只考慮本部類本行業及本企業的發展，而對國民經濟的協調快速發展往往考慮不夠，或者對國民經濟協調快速發展很難認識清楚，所以國家有關機構，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必須加強宏觀調控，以更好地實現國民經濟的協調快速發展。

2.國家的宏觀調控要認真深入研究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國家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目的，不僅要使國民經濟實現一時的協調快速發展，還要使國民經濟能夠持續協調快速發展。國家對國民經濟各部類各行業和各企業的發展進行宏觀調控時，要研究國家已經制定出的國民經濟的中長期發展規劃，進而制定出宏觀調控的政策與措施。國家在研究國民經濟長期協調快速發展時，既要研究現實國民經濟中一些部類、一些行業和一些企業快速發展的優勢，也要考慮它們在發展過程中的一些薄弱環節。國家在實施制定的長遠規劃時，還要隨著觀察國民經濟發展的變化情況，及時進行修改或補充，使國家制定的發展經濟政策能完全符合國民經濟協調快速發展的客觀需要。

篇2

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使得我國稅制結構的主體稅種——增值稅的轉型研究已經進入了成熟的階段。在增值稅轉型研究中更多的是從增值稅有利于促進投資和消除重復征稅的角度進行的，對于增值稅轉型與國民經玫某中榷ǖ腦齔た悸塹盟坪醪還弧？/P>

一、增值稅轉型對投資與經濟增長的影響

增值稅對經濟的促進作用，主要在于消除重復征稅，有利于促進專業化分工與協作的發展，有利于實現市場機制下的稅收中性。但是，增值稅抵扣制度的不同，造成投資者的實際稅收負擔有所不同，進而影響到投資者的投資積極性，最終影響到國民經濟的增長。

以下表的計算為例，來分析不同類型的增值稅的實際稅收負擔水平。（表見《揚州大學稅務完學報》2001年第2期第20頁）

從上表可以看出，盡管國內生產總值一樣，法定稅率一樣，年折舊額、年存貨增加額和年固定資產增加額都一樣，但由于增值稅的類型不一樣，造成企業的實際稅收負擔不一樣。在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年存貨增加與年固定資產增加額之和等于年投資增加額。相比較而言，消費型增值稅投資越多，實際稅收負擔率越低，投資越少實際稅收負擔率越高，投資增加對增值稅稅收負擔影響的程度最高。生產型增值稅投資越多，實際稅收負擔率越高，投資越少實際稅收負擔率越低，投資增加對增值稅稅收負擔影響的程度最低。收入型增值稅因投資的改變而造成的稅收負擔水平處于中央。這樣隨著投資的變化，當投資增加或減少時，稅收負擔率不同，從而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是不一樣的。投資與實際稅收負擔率之間的關系可用投資稅收彈性來說明，主要表示稅收水平的變化對投資的影響；經濟增長與稅收負擔率之間的關系可用稅收收入彈性來說明，主要表示隨著經濟的增長，稅收收入將怎樣變化。

設投資增加額I=VP+FP，VP=mI，則FP=（1-m）I，m為流動資產投資占總投資的比重，邊際消費傾向為C，按照乘數理論，國民收入增加額GDP=I/（1-C），（這里不考慮引致稅收的問題）稅收增加額為T，投資稅收彈性EI=I/T×T/I，稅收收入彈性EGDP=T/GDP×GDP/T.按此定義計算各種類型增值稅的投資稅收彈性和收入稅收彈性如下表。（表見《揚州大學稅務完學報》2001年第2期第21頁）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投資增加相同的時候，投資稅收彈性E生產型＜E收入型＜E消費型，說明消費型增值稅對投資的刺激程度最高。投資稅收彈性受投資結構的影響（投資結構上，m越小說明固定資產投資越大），相對于三種類型的增值稅來說，m越小，E消費型>E收入型>E生產型，當m增大時，生產型增值稅的刺激作用也逐漸增大，消費型增值稅對投資的刺激作用基本不受投資結構的影響，收入型增值稅受固定資產折舊方法的影響。在這里，也可以看出，隨著投資的增加，經濟在迅速增長，稅收收入也在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T低于國民收入的增加幅度GDP.因為EGDP消費型＜EGDP收入型＜EGDP生產型，說明消費型增值稅的稅收收入隨著國民經濟的增長，增加的幅度最低。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

從總量上看，各種類型的增值稅都有促進投資增加的作用，消費型增值稅推進投資增長的作用最大，而且特別有利于促進固定資產的投資，生產型增值稅促進投資增長的作用最小，而且僅有利于存貨投資的增加。增值稅轉型形成對投資需求的拉動效應，其現實意義是增值稅盡快轉型能較好地適應當今世界科技發展迅速、資本有機構成加快的投資發展趨勢。

從對行業投資的刺激上看，消費型增值稅特別有利于促進資本密集型行業（固定資產投資多）和勞動密集型行業（存貨投資多）投資的增長膨脹，生產型增值稅僅僅有利于促進勞動密集型行業投資。這說明實行消費型增值稅既有利于促進投資增長和科技進步，又有利于促進勞動力就業，這對于我國解決溫飽問題以后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業問題的解決也是有益的。增值稅轉型形成對經濟結構的調整效應。

從經濟周期的角度看，在經濟出現逐步下降的時候，消費型增值稅的推進投資的作用，可以起到保護投資，刺激經濟增長的作用。在經濟增長旺盛的時候，消費型增值稅的實施，對投資的促進作用有可能加劇通貨膨脹的程度。實際上，在資本有機構成越來越高的經濟條件下，經濟增長愈快，固定資產投資愈多，消費型增值稅也就越刺激投資的膨脹。增值稅轉型形成對通貨膨脹的刺激效應。為了保證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我們不能不對消費型增值稅刺激投資膨脹的影響予以足夠的重視和充分的研究。

從國家取得收入的角度上看，消費型增值稅的稅收收入具有較強的累退性，有可能造成國家收入的下降和宏觀調控能力的削弱。增值稅轉型形成對稅收的累退效應。

總之，增值稅轉型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具有較大的優勢，但是在保證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方面，需要我們做出謹慎的研究。

二、增值稅轉型與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稅收政策研究

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是物價的基本穩定和經濟的持續增長。實現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稅收政策首先在于對物價穩定與經濟增長目標優先度的選擇。在調控的目標上，實行“保持物價穩定優先，兼顧經濟增長”目標，把物價穩定放在第一位，以物價穩定促進供求結構的合理化，進而促進經濟增長。理由是：

1．在處理物價穩定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時，我們可以從臺灣和韓國的宏觀調控目標的策略選擇上進行借鑒。臺灣、韓國的經濟發展實踐證明：只有堅持物價穩定，才能促進經濟增長。而拉美國家的經濟發展實踐又證明：一味的堅持經濟增長，甚至以犧牲物價幣值穩定來換取經濟增長的目標，其結果只能是陷入通貨膨脹的泥沼不能自拔，經濟也陷入停滯狀況（邱崇明《發展中國家（地區）通貨膨脹比較研究》）。持續多年的高經濟增長已經使我國的經濟走上了新的臺階。經濟增長的目標不應永遠處于我國的宏觀調控首要目標位置。據世界銀行計算，從1979年-1995年，中國潛在的經濟增長率為9.1%.我國近年來的增長率大體上也維持在8%以上，這說明我國的經濟增長已經實現了較高的增長水平。在保持適當的經濟增長的同時，必須把經濟的穩定發展放在首要地位，否則，就有可能欲速則不達。

2．物價的不穩定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大敵。通貨緊縮會引起經濟的衰退，通貨膨脹也會影響經濟的發展。通常人們認為，物價指數保持在3%-5%之間，是能夠為人們所接受的，也是有利于經濟增長的。在我國近年來的物價指數連年下跌的情況下，應考慮我國的物價指數恢復至1%-3%的水平，阻止物價下跌的趨勢。而當物價指數恢復至合理水平時，就應該保證物價的穩定以防通貨膨脹的發生。

目前我國的物價指數基本維持在3%左右，正是經濟發展的良好時期。稅收政策調控經濟的目標也應該確定為促進物價穩定和經濟增長，把物價穩定放在第一位。

第二，我國物價不穩定的根本原因是國民經濟結構的不合理。從供求結構和總量方面看，引起物價不穩定的原因無外乎兩個方面，一是貨幣供應，二是供求結構和供求總量。從貨幣供應的角度看，我國的貨幣供應量增長速度一直維持較高的水平。據北京國民經濟研究所提供的有關資料表明：由于國家采用增加貨幣供應量的方法拉動經濟，近年來貨幣的供應量不斷增加，M1基本上維持在18%左右。這已經遠遠超過了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事實上中央銀行在擴大貨幣供應量的政策上也是有所顧忌，采取的穩健的貨幣政策以求得拉動經濟增長和物價的上升，但效果并不明顯。這說明我國的通貨緊縮的趨勢并不是貨幣供應量的縮小造成的。按照馬克思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理論的第二含義（姜啟渭《對馬克思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雙重含義問題的再探討》，《經濟評論》1999.6）：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即社會總勞動按社會需要的比例應該分配到某一生產部門的勞動時間，是這個勞動量決定這個部門的總價值。而用這個部門的生產的商品總量來分攤這個總勞動、總價值，就得出單位商品的勞動量和價值量。這說明某個產業部門商品的價值與社會總勞動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配有關，分配的標準是社會的需要。隨著經濟的發展，在現實經濟中，由于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存在著生產效率高的部門，也存在著生產效率低的部門，它們之間的商品交換會因生產效率高低的變化引起社會總勞動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配的變化，從而引起各個部門商品價值的變化，進而因商品交換引起一般物價水平的變化。

長期以來，我國的經濟增長與物價穩定之間的關系基本上呈現出正相關的態勢。然而近幾年經濟增長與物價穩定之間的關系耐人尋味。一方面經濟表現出較高的增長，另一方面，物價指數卻連年下降，甚至出現負增長，有人甚至對國內統計數據的真實性產生懷疑。其實原因就在于我國的經濟發展已經到了一個新的水平，產業結構已經不能順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

90年代后期，我國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兩個重要變化。一是國內消費品市場短缺時代結束，我國長期存在的需求拉動型價格上漲不復存在；在產品短缺時代，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關注的主要是產量，成本和質量是次要的，企業的增長方式是以規模擴張的粗放型經營，在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過渡的歷程中，無效的大量供給造成了存貨和庫存的積壓，形成了物價下跌。二是亞洲金融危機發生，產業結構與我國相近的周邊國家貨幣大幅度貶值，對我國的大宗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構成威脅，我國產品價格下跌是對國際國內形勢變化的合理反映。所以國民經濟結構的不合理是影響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結構性原因。

第三，有人認為我國的失業率較高證明我國的資源沒有充分利用，因而提出拉動需求的經濟增長策略是缺乏依據的。我國是一個人口和勞動力大國，沒有實現充分就業并不能說明經濟增長的潛力沒有發揮，在改革的前20年中，基礎設施和農業發展的滯后一直是我國的經濟增長的瓶頸，這一基本形勢不能搞錯，一味運用擴張政策拉動需求實現所謂的“充分就業”，就會造成通貨膨脹永無寧日的發生。從1998年以來，我國在宏觀經濟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的財政、貨幣政策，包括實行利率放開、擴大貨幣供應量、多次降低存貸款利率、放開對銀行信貸額度的控制、采取政府增加公債的辦法啟動內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經濟出現回升，物價也由負增長轉為正數，2000年達到了0.3%左右。于是許多人據此判斷，我國國民經濟出現了平穩發展的新拐點。我認為，這一切可能都是一種表面現象，因為在我國，靠政府投資拉動經濟的辦法是有局限性的。單純依靠這種政策，可以在短期內促進經濟增長，但很難保證有效率的長期經濟增長，說不定會造成新的通貨膨脹。1．我國政府預算的債務依存度已經很大，靠財政赤字進行的投資力度不可能再有大的增加，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也不可能長期建立在靠政府投資進行的基礎設施建設的基礎上；2．政府投資的效率難于提高也是一個客觀的現實，而且政府投資有可能產生某種“擠出效應”，減少民間的有效投資，為了彌補增大的財政開支有可能增加加大稅收的壓力，會抑制民間擴大投資的積極性；3．即使是政府投資有利于改變供求結構的一部分，但能夠促進自動地創造有效需求的有效供給并不能有效地增加，從而不能形成長期的經濟增長。因此為了實現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除了實行擴張性的需求政策（當然包括稅收政策）外，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供給方面”去，特別是解決“供給的結構”，以有效的供給促進需求的增長，從而促進經濟增長。

第四，為了達到調整供給結構，實現物價穩定和經濟增長的目的，保證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我認為應該實行“有增有減、增減結合，保持稅負不變”的稅收政策組合。所謂“有增有減、增減結合，保持稅負不變”的稅收政策組合，就是在稅收政策調節的目標上應堅持促進供給結構優化，保證物價穩定第一位目標的實現。為此：

（一）在稅收負擔的水平上保持不變，以適應當前財政收入緊張的形勢和產業結構優化的需要。從我國的稅收負擔總水平看，雖然預算內的稅收總額占GDP的比重較低，1996年已經下降到10.07%；考慮到我國的稅外收費的特殊情況，就我國具有稅收和準稅收的政府稅外收費的總規模來看，呈現出居高不下的態勢。從1987年到1996年基本上都維持在24-25%左右；就稅收本質的來源與國民經濟價值之間的關系看，我國目前的剩余價值總量占GDP的比重一般為31-33%左右，也就是說寬口徑的稅收負擔已經占到剩余價值總量的60%左右，雖然沒有足夠的證據說明留給企業和個人一定的收入要比40%更高，才有利于企業和個人的發展和生活的提高，但顯然國家拿走的部分不應該超過剩余價值的總量，也就是說稅收的規模不應該超過GDP的31-33%；就我國與發展中國家的稅收規模比較來看，有資料表明（曾國祥、劉佐主編《稅收學》，中國稅務出版社出版），在人均GDP約為8625美元以上的22個高收入國家中，其平均稅收負擔率為36.6%，平均非稅負擔率為5％，合計總體稅負為41.6%；在人均GDP695美元以下的5個低收入國家中平均稅收負擔率為18.2%，平均非稅負擔率3.7，合計21.9%.因此從整體稅負上講，我國的總體稅負不宜增加。換一個角度說，我國？牟普問埔簿齠宋夜殼暗淖芴逅案翰荒薌跎伲裨蚓陀鋅贍茉斐尚碌牟普選？/P>

（二）在稅制結構上保持以消費型增值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加強二級商品稅制的調節功能的發揮；在稅種、稅率、稅收有增有減，增減結合。目的是在充分發揮消費型增值稅刺激投資增長的同時，運用二級商品稅制積極調整產業結構，以產業結構的合理化促進經濟的增長。

1．盡快建立以消費型增值稅為主體，充分運用二級商品稅制調節功能的稅制結構。

建立以消費型增值稅為主體，充分運用二級商品稅制調節功能的稅制結構，一方面是促進供求結構的合理化的要求。盡快實現增值稅的轉型，從生產型增值稅轉變為消費型增值稅既有利于有機構成不同的企業之間的公平競爭和產業結構優化，又有利于鼓勵企業進一步增加投資需求；而二級商品稅制特別是消費稅，既為投資的增加提供了資本供應，又在增值稅轉型的同時，實現產業結構合理化的調節。另一方面也是研究實現增值稅轉型的同時，有可能出現通貨膨脹的要求。據有關研究人士預測：2000年在現有范圍內進行增值稅轉型，將有284.39億元的稅式支出〖ZW（4〗陸煒、楊震《中國增值稅轉型可行行實證分析》，《稅務研究》2000年11期。〖ZW）〗，因此實行轉型對于刺激投資有一個門檻效應。這對于當前的經濟形勢是有利的。但是實行消費型增值稅還有一個引致稅收的問題。由于實際稅負的下降，對投資膨脹的利益驅動是十分巨大的。通過二級商品稅制的調節作用，可以實現“供給會自動的創造需求”的目標。為此，在利用增值稅轉型間接減稅的同時，必須十分重視二級商品稅制的研究。具體思路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擴大消費稅的征收范圍，對高檔消費品和高檔消費行為提高稅率，增加高消費人群對全國財政的貢獻，對某些已經不屬于高消費的產品和行為減低稅率或停止開征消費稅，既有利于增大消費稅的調節力度，又有利于增加高素質勞動的供給和儲蓄的增加。例如將高爾夫球、保齡球、桑拿按摩、高級美容、娛樂性射擊等高消費服務項目以及高檔音箱、高檔攝像器材、高級滋補品、一次性筷子等納入消費稅征收范圍；取消對普通化妝品、護膚護發品、汽車輪胎、散裝啤酒等項目的征稅；以適應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方向和產業結構的調整。

第二、擴大資源稅的征收范圍，提高資源稅的稅率。如對水資源和森林資源課征資源稅有利于促進資源優勢向經濟優勢方面轉化。

第三、繼續保持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的重新開征權。

第四、土地增值稅作為一個單一的限制房產開發和消費的稅種，應在當前的情況下，與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一樣，及時停征，但保留土地增值稅的重新開征權。保留土地增值稅和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的重新開征權的目的是為了保證稅收政策的相機抉擇的機制。

第五、為了保持增值稅的稅收中性的主體地位，在增值稅轉型的同時，縮小營業稅的開征范圍，將大部分由營業稅調節的范圍，轉為征收增值稅。

2．促進供給，調節社會公平，促進供求平衡

在調節供求結構的同時，還要注意實現總供求的平衡，以有效的總供給實現有效的總需求。為此，一是增加對個人所得、收入財產的調節稅種。如盡快開征遺產稅，開征的目的既調節了收入，解決社會分配不公的問題，又有利于鼓勵人們加快消費，促進需求增長。在當前我國物價指數較低的情況下，還可以實現物價指數的上升，起到穩定物價的作用。二是減少企業所得稅的稅收負擔，促進企業投資的增加，有利于促進供給增加，促進經濟增長。三是加強農村費稅改革，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水平，促進農民消費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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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房地產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1．房地產投資有效地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增長。近年來，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增長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作用越來越顯現。以江蘇為例，江蘇省2002年完成房地產開發的投資額達702.35億元。1991年~2002年，江蘇房地產投資以年均39.87%的速度增長，明顯快于全國年均21.04%的固定資產投資額以及本省年均19.75%的GDP增長速度。江蘇房地產業對全省經濟增長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2．房地產業帶動了相關行業的發展。據世界銀行資料，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發展中國家的房地產投資對相關產業的乘數效應約為2倍，并對以房地產為主導產品群的房地產業鏈下游和上游50多個物質生產部門產生感應或影響。

3．房地產對GDP的貢獻。以江蘇為例,1991年房地產業對于GDP的直接貢獻率為6.34%，1991年以來，房地產業對江蘇GDP的直接貢獻正在逐年加大，至2002年其貢獻率已超過10%。因此，房地產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

4．房地產業對居民居住條件改善的貢獻。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房地產業的發展，居民的居住條件有了較快提高，城鎮居民人均居住面積從1985年的5.60平方米增加到2002年的10.87平方米，增加了5平方米，年均增長4.36%。計算1991年~2002年房地產投資與人均居住面積之間的相關系數高達0.9363，說明房地產投資或房地產業的發展與居民居住條件的改善具有顯著的相關關系。

5．房地產業對社會財富的貢獻。房地產業是國民財富的主要構成部分，是構成整個社會財富的重要內容，對國民經濟發展具有穩定而長遠的影響。房地產業一般會先于國民經濟發展而發展，并帶動關聯產業群的快速發展。因此，房地產業的發展會促進或拉動國民經濟的增長。

目前我國城市建設用地約1.34萬平方公里，加上建制鎮，城鎮存量土地已達2.5萬平方公里，如果以每平方公里5億元資產計算則約有12.5萬億元，如果再加上幾十億平方米的房屋資產，房地產業是我國國民財富的主要構成部分。

6．房地產業能夠為城市積累資金，改善城市的投資環境。城市是經濟社會在空間上聚集的地區，在城市有限的土地上聚集了大量的財富。城市土地的開發和再開發，城市的各種公共建筑物和構筑物，城市巨大的基礎設施的建設，都是城市對基礎設施的投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些投入都應當通過利潤、稅金、地租等經濟杠桿收回投資，有些還可以取得一定的利潤，然后再投入城市的基礎設施和社會設施建設，進一步改善城市投資環境，把城市建設管理納入良性循環的軌道。

7．發展房地產業可以吸引外資、促進對外開放。中國巨大的房地產市場、不斷改善的投資環境和較為豐厚的投資回報，使房地產業成為外商競相投資的重要領域。以江蘇為例，2003年1~10月份外商投資房地產共計154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57.86%。目前，中國的房地產企業中，外商投資企業數量逐年增多，利用外資金額逐年加大。

二、影響房地產業發展相關因素的分析

1．政府政策。房地產業是一個受政府政策影響，對政策敏感性極大的產業。由于政府嚴格控制著房地產一級市場中最重要的資源——土地。使得它對整個房地產市場有著絕對的控制權。它決定了市場供求關系平衡位置，決定了價格走向。作為在政府宏觀調控下的房地產業的發展與整個社會經濟制度緊密相關，政策是決定房地產開發企業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從上述國民經濟與房地產的關聯度可以看出，只有促進房地產業的發展，才能加速國民經濟的發展。

2．市場規模。市場規模即市場需求量，市場需求量的大小是房地產業發展的前提條件。

房地產主要包括住宅、商業用房、辦公用房、工業廠房等。其中住宅、商業用房、辦公用房占其總量的97%以上。特別是住宅占整個房地產市場需求量的70%以上，因此居住人口越多，對市場需求就越大。同時市場越繁榮，流動人口越多，對商業用房需求就越大。商業用房占整個房地產市場需求量的20%以上。因此國民經濟越繁榮，房地產市場規模就越大。

3．市場范圍與開放度。市場范圍與市場規模是密切相關的。市場范圍大，市場規模也隨之擴大；反之，市場范圍小，市場規模也會隨之縮小。市場范圍，即房地產企業開發商品房的銷售范圍，它是一個市場空間概念。由于房地產所特有的地域性強，使用其開發建設的商品房一般不會超出以地級市、縣級市銷售的范疇。因此，在某一地的房地產開發隨該城市地域的擴張，城市化的進程隨市場范圍擴大而加快。

同時，由于各城市政治、經濟、文化、科研、社會發展、對外開放程度的不同，因此其房地產市場范圍不盡相同。對外開放程度越高，政治、經濟、文化、科研、社會發展水平越高，其城市吸引力越強，人口流動性越大，人口聚集性越強，市場范圍就越大。

三、制約房地產業發展的因素分析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目前的經濟發展正在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這為房地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但現實中，仍有一些因素制約房地產業的更快發展，這些因素包括：

1．城市化率偏低。2002年，我國城市化率僅為37.80%，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3個百分點，但與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水平相比明顯偏低，較低的城市化水平嚴重制約了對房地產的需求規模。

2．房價相對偏高。世界銀行研究結果表明，住宅價格與一般家庭年收入之比(即房價之比)在3：1至6：1之間時，居民方有支付能力，若高于收入的6倍，住宅則難以形成消費熱點。雖然從全國而言，房價收入已從1991年的7.32：1縮小到1998年的5.66：1，但不少城市的房價收入比仍然偏高，使許多居民難以承受。近日對江蘇各市的房價收入比進行的調查表明，南京的房價收入比高達6.7：1，蘇州房價收入比6.03:1,已超過警戒線，無錫房價收入比已接近警戒線，較高的房價使許多居民只能望樓興嘆，潛在需求無法變成有效需求。

3．房地產市場稅費政策不盡完善。目前全國的房地產市場稅費政策不盡完善，房地產開發建設中的稅費收取有重復之嫌。房地產開發包括土地成本、建設成本、配套建設費。其中土地成本中已經包含契稅，配套建設費中已經包括各種配套建設費用，但是營業費的收繳是上述各項費用的總和，這種費上加稅，稅上加稅的稅費政策必然使得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制約了房地產業的發展。同時租賃市場灰色交易嚴重。隨著商業、餐飲、娛樂、商務、居住等不斷擴大，房地產租賃活動異常活躍，但由于目前房地產租賃市場的稅費負擔過重，使大量房地產租賃活動以灰色交易方式存在。以南京市為例，房地產租賃市場的稅費占租金收入的22.5%左右（17%房產租賃稅+5.55%營業稅），這在客觀上制約了房地產租賃市場的發育。

4．經濟實用房建設不足，拆遷矛盾日益增大。近幾年來，安居工程的實施對加速解決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實施中卻明顯“變味”。由于安居工程不僅需要投入一定的資金，而且需要無償投入土地資源。各地政府為提高經營城市的能力，對經濟適用房采取壓縮甚至停止建設。同時由于近兩年住宅價格上漲過快，加上我國宏觀經濟調整步伐，許多職工退二進三，下崗職工增加，造成拆遷安置戶無法利用拆遷款購買所需房屋，給國民經濟、社會造成了不良影響。

四、房地產業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政策建議

1．加快城市化建設的進程。我國城鎮規模普遍較小，農村城市化水平低，吸吶與擴張能力弱，嚴重滯后于工業化水平。一般認為，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70％以上，城市化進程才會穩定下來，而我國這一比重才37.8％左右，因此，城市化的潛力很大。在建設過程中一定要按照統一規劃、合理布局、綜合開發、配套建設的要求進行城市化建設。

2．調整稅費政策降低房價。房價與土地開發成本、房屋建筑成本以及房地產租賃價格有關。目前，房價偏高是與各種稅費分不開的，因此，政府應在繼續削減房地產有關稅費的基礎上為房地產業營造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

3．進一步加快住房分配貨幣化改革步伐。目前，由于各城市體制改革的深入，企業改制成為趨勢，國家行政機關、事業單位住房分配貨幣化補貼到位情況較好。但是少數城市改制企業還不夠理想，影響了個人購房的全面啟動。因此，應強化落實住房分配貨幣化的政策措施，特別要落實企業住房分配貨幣化改革措施，促進房地產業的發展。

4．完善房地產金融體系。一是完善住房金融制度，具體包括：（1）規范公積金運作，住房公積金信貸、結算等具體業務可委托商業銀行辦理，住房公積金管理機構轉變為具有融資和貸款職能的政策性非銀行金融機構；（2）構建住宅儲蓄機制；（3）建立股份制、政策性、專業化的住房金融機構，促進公積金的保值增值。二是建立房地產共同基金。房地產共同基金的建立，有助于解決房地產開發資金的短缺，穩定房地產投資規模，解決房地產開發企業股份制改造中的規模問題和資金問題。三是促進房地產企業上市籌資。房地產企業的上市有利于房地產企業提高經營管理水平，也有利于企業無形資產及信譽度的提高，能為企業籌資及實現規模經營打下良好的基礎。

5．大力發展經濟適用房。政府在住房補貼政策實施過程中，應在大幅降低經濟適用房價格的基礎上，將經濟適用房賣給真正需要補助的低收入者，對一些連經濟適用房也買不起的無房者，政府應提供額外補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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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國民經濟出現了一系列令人鼓舞的變化，以2002年全國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為標志，中國經濟已經邁入一個新階段。從總量看，國民經濟持續保持快速增長之勢，經濟大國地位進一步增強。2001年－200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一直保持較高速度的增長，平均增長速度保持在9%以上。200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82，321億元人民幣，相當于22，257億美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1703美元。由于美元對歐元匯率上升等因素，2005年全國GDP超過英國（大約為21，800億美元左右），低于德國（估算低于27，000億美元），在世界各國經濟總量排列中居于第四位。可以預期，即便經濟增長保持8%的速度，到2010年，中國GDP總量也會超過德國；即便匯率在目前狀況下維持不變，2020年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的目標也會提前實現。從結構看，國民經濟結構進一步明顯優化。與2004年普查數據相比較，2005年第一、二、三次產業的比重有-0.7、＋1.1、-0.4個百分點的變動，顯示工業化的推進仍然是結構變動的主導方向；第一產業比重出現符合產業結構變化規律的下降趨勢，不過，由于國家減免農業稅政策的出臺，全國糧食連續兩年實現較大幅度的增長。2005年糧食產量達48，401萬噸，比2003年增長12.38%；在工業快速增長中，輕重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由2004年的31.45：68.55演變到30.99：69.01，顯示重型化的趨勢進一步強化；但在2005年外貿出口增長28.4%的同時，機電產品的出口增長了32%，說明一部分重工業的增長是通過國際市場得以消化的，也表明我國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國際競爭優勢有所增強；第三產業發展平穩，交通、通信、旅游、科學、教育等都有新的發展。

一般認為，人均GDP達到1000-3000美元之間時，是國民經濟快速增長時期，也是社會矛盾的突發期。在諸多社會矛盾中，城鄉矛盾是易于引發社會分化與沖突的主要矛盾之一。在快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城鄉矛盾通常有兩類表現：一種是經濟快速增長，城鄉關系協調發展，社會各方能共享經濟增長的紅利；另一種是伴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城鄉之間的收入分配狀況惡化、貧富差距懸殊、失業問題突出，各類矛盾與沖突加大。越是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出現第二種狀況的可能性越大。如何避免或者扭轉第二種格局，保持第一種城鄉發展態勢，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重要挑戰。

差距擴大的城鄉關系

從上世紀70年代末安徽小崗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經驗被推廣以來，中國的城鄉關系就一直在起伏波動中變化發展。從糧食增產、鄉鎮企業擴張、農民工進城、糧食漲價、取消農業稅到新農村建設，中國的農村、農業和農民一直是中央政府政策制定的重點領域之一。中國改革以來許多年份經濟的順利增長，都與農民的參與和貢獻有關。在廣大農民參與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中國的農村也出現一系列變化。一是在人口數量明顯增長的情況下，糧食生產保持穩定，中國以占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二是大量農村勞動力向城鎮和沿海發達地區流動。1978年至2005年，中國人口總數從9.63億增長到13.08億，凈增長3.45億，但同期城鎮人口數量從1.72億增長到5.62億，凈增長3.9億，人口增量擴大的壓力通過農村向城鎮的轉移加以釋放。三是農民融入城鎮的過程，就是參與整個經濟現代化的過程。江浙一帶許多著名企業家，生產的產品在國際市場銷售，但其起家于農村；珠江三角洲數量龐大的外資企業中，來自內地的農民工作出了巨大貢獻。四是農村居民的收入結構明顯優化。1990年，在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占20.22%，家庭經營性收入占75.56%。其中，在家庭經營收入來源中，農林牧漁業經營收入為66.45%，工業、建筑、商業等方面的經營收入占9.11%。而到2004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占34%，家庭經營性收入占59.45%。其中，農林牧漁業經營收入為47.61%，工業、建筑、商業等方面的經營收入占11.81%。農林牧漁業是農民收入中比重大幅度下降的行業，工資性收入是農民收入中比重上升最快的指標，說明越來越多的收入依賴于受雇單位與個人，越來越少的收入依賴于土地。

但是，農村經濟落后的格局依然維持，城鄉差距還在擴大之中，城鄉關系的不協調狀況日益明顯。從1980年到2005年，與我國城鎮化水平單向提高相對照的是，城鄉居民收入相對差距有升有降，但是總體趨勢是在波折中不斷上升。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變化相比，1990年以來，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的增長一直遠低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在16年間，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只有3年低于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其余13個年份的增長都高于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如果考慮到城鎮居民各類補貼和社會保障的存在，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要更大。

在城鄉統計方面口徑差別既定的情況下，我們計算了1978年－2005年農村居民收入比重（PI）與偏離度（PIP）的變化趨勢。農村居民收入比重是將城鄉居民數量與人均收系起來加以考慮，計算農村居民收入總量占城鄉居民收入總量的百分比，由這一數值來觀察農村收入份額的變化規律。而農民居民收入偏離度則是將農村居民收入占全國居民收入比重與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比重聯系起來加以考慮，觀察農村居民收入比重相對于人口數量比重的變化趨勢。如果農村居民收入比重變化與農村居民人口比重變化保持同一變化速度，則偏離度指標會保持不變。偏離度指標上升，顯示農村居民收入比重下降相對于農村人口所占比重下降速度更快；偏離度指標下降，顯示農村居民收入比重下降相對農村人口比重下降更平緩。計算顯示，除了少數年份的微小提高外，1978年-2005年，農村居民收入總量占城鄉居民收入總量的比重呈大幅度下降趨勢，從1978年的64.1%降低到2005年的29.1%，下降了35%。偏離度的指標（PIP）顯示，1978年-2005年，農村居民收入比重偏離度從0.219上升到0.489，顯示出相對于農村人口比重減少來說，農村居民收入比重下降更快。只是在1979年-1984年、1994年-1996年等少數幾個年度，農村居民收入比重偏離度略有下降。

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還通過產出、消費和儲蓄方面的變化反映出來。1989年-2005年，第一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25%下降到12.4%，縣及縣以下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從54.7%下降到不及全國的1/3。農戶儲蓄占城鄉居民儲蓄的比重從1989年的27.44%降低到2003年的17.54%。以2004年各類消費支出指標看，城鄉居民在食品、衣著、家庭設備、醫療保健、交通通信、教育娛樂、居住等方面都存在較大差距，消費支出比在2.26：1-4.57：1之間。

國內外學者對于我國改革以來的收入差距變化十分關注，并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中國社科院收入分配課題組的研究顯示，2002年全國的基尼系數為0.454。世界銀行估算，2001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447，甚至有研究者稱我國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53-0.54，遠遠超出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在中國收入差距中，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是最基本的差距，收入分配課題組的研究表明，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占全國收入差距的40%。

城鄉之間的差距擴大通過一系列農村發展的現實困境表現出來。與城市廣泛發生的大拆大建相比，約一半的行政村未通自來水，3.6億人口喝不上符合安全標準的飲用水，60%以上的農戶沒有衛生廁所，13%以上的行政村沒有通公路，2%的村莊沒有通電，而且電壓不穩，電費又高于城鎮。農村中小學校舍危房率達到6.6%，占全國中小學校舍危房率的81%，西部地區尚有100多萬中小學因為校舍短缺不能入學。在許多不發達地區的農村，“通訊靠吼、交通靠走、生產靠牛、安全靠狗”的落后狀態還沒有改變。

城鄉收入差距擴大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會出現的普遍現象，但我國城鄉差距的程度要遠遠高于許多發展中國家，說明城鄉分配機制有其特殊之處。我以為，我國的城鄉差距擴大主要受以下若干因素的影響：

首先，我國存在著勞動力過密的農業與低成本的城市工業之間的經濟收益差距，這種收益缺口足以引起勞動力的大規模轉移。我國農村人均耕地面積少，人口密度大，邊際勞動生產率極低。在農村，農民不能不依存于不可移動的耕地，單產也因自然屬性不可能無限增加，收益又受制于氣候等自然條件，農產品的收入需求彈性相對較小，決定了其提供收入增長的能力有限。盡管有精耕細作的傳統，但是與土地密集型的國家相比，我國農業的競爭力較弱，而勞動力成本較低，生產工業品具有競爭優勢。在城市，勞動力可以從一個崗位向另一崗位移動，工資可以事先以合同談判的形式加以規定，企業的生產規模可以根據市場需求不斷擴大，工業品的收入需求彈性較大。在技術成熟和組織管理有序的情況下，生產工業品比生產農產品更具有國際競爭力。從而，在工業企業工作的個人回報遠高于農產品生產的回報。在生產要素可流動的情況下，更多的勞動力資源流動到城市工業部門符合市場經濟規律。

其次，城鎮正規部門和非正規部門在福利和身份上的差距使進城農民的收入水平相對較低。城市正規部門可以是政府部門、教育、醫療、國有企業等機構，而非正規部門的就業者通常是建筑工人、街頭小販、小商人。與正規部門相比，非正規部門具有進入容易、依賴個人資源與努力、家庭所有、小規模作業、勞動力密集、競爭充分等特點，最重要的還在于其游離于政府福利與制度體系以外。非正規部門的收入在市場化中被嚴重壓低，而正規部門的收入較高。另外，盡管農民工進城獲得了相對農村高得多的報酬，而其在城鎮就業中為社會創造的價值要遠遠高于個人勞動收入。

再次，存在著城市對農村利益的政策性和非政策性轉移。在工業化過程中，農產品被壓低購銷價格，造成貿易條件的不平等，使財富由農村向城市轉移；在城鎮化過程中，存在大量強制性低價征地行為，造成財富的二次轉移；多次有利于農業的糧食價格上漲，都被城鎮工業品價格上漲和增加工資、增加補貼的類似政策抵消；農民進入城鎮擇業的過程中，還經常面對城鎮各類執法部門的不合理收費與罰款；農民工的工資常常被無理克扣和拖欠。新農村建設與構筑新型城鄉關系

發展中國家處理城鄉關系的規律歷來是經濟學家研究的熱點領域。在城鄉關系上，庫茲涅茨（Kuznets）曲線的基本涵義是，在經濟增長的初期，會出現低收入的農業部門和高收入的現代工業部門。隨著工業化的推進，勞動力由農村向城市流動。由于城市規模的擴大，收入的不平等狀況加大，在大多數人口集中于城市以后，收入的不平等會加劇。在低收入人群的數量持續減少和政治影響不斷加強時，這種趨勢會扭轉，出現不平等程度下降的狀況。

盡管庫茲涅茨曲線在20世紀60年代一度為不少學者所推崇，但是，越來越多的研究者發現，現實中的收入差距并不完全遵守庫茲涅茨曲線的演變模式。1973年，阿德爾曼（Adelman）和莫里斯（Morris）研究了世界上43個國家占全國人口60%的最窮人口的收入分配和該國的增長指標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最富的人越來越富，中等收入者和窮人的收入都減少了，經濟增長并沒有產生明顯的溢出效應。針對這一發現，他們提出要實行增長前的再分配戰略。阿萊西納（Alesina）和羅德里克（Rodrik）在對1960年－1985年和1970年-1985年所選樣本國家的數據進行研究后發現，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土地所有的不平等都會對人均收入的增長產生負面影響。世界銀行通過對18個發展中樣本國家的研究發現，工農之間貿易條件與政策的不平等嚴重影響農業的發展。1960年-1985年，18個樣本國家因為工業保護與宏觀經濟影響，帶給農業的間接稅加上直接稅，使農業的總稅負水平達30%，而在1960年-1980年，經濟干預的凈效應平均達到農業增加值（農業GDP）的46%。哈克（Haq）指出，20世紀50年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并沒有使大多數人自動分享到增長的收益。他甚至質問，在收入不平等的情況下，僅僅靠市場機制是否能夠有效配置資源。利普頓（Lipton）在1977年出版的《為什么窮人依然窮》一書中指出，“偏袒城市”的政策，使得“在城市和鄉村范圍內的資源分配，反映出城市優先而不是公平優先和效率優先”。

各國發展的歷程都表明，在起點不公平基礎上由規則不公平帶來的失衡嚴重的收入分配格局，會約束經濟增長的有效空間。不難想象，貧富懸殊的城鄉收入分配機制，會造成處于低位的社會階層的不公平、觸發社會的不穩定甚至降低企業的投資愿望。同時，會使城鎮富裕階層的收入不能及時消費出去，也會使農村貧窮階層沒有能力消費，難以形成全社會的合理消費規模，使消費引導經濟持續增長與合理配置資源的潛力得以削弱。要改變這種格局，就需要對收入分配的機制進行調整和政策上的完善。基于緩和城鄉矛盾和促進農村發展，托達羅（Todaro）曾經系統地闡發了發展中國家縮小貧富差距和過度不平等的四類政策：一是通過設計用于改變相對要素價格的政策來改變收入的功能性分配；二是通過財產所有權的逐次再分配改變規模分配；三是通過累進的所得稅和財產稅來改變高收入階層的規模分配；四是通過直接轉移支付和政府提供物品和勞務來改變低收入階層的規模分配。

價格調整、產權變革、稅收改變和轉移支付，是改變城鄉關系失衡狀況、促進農村發展的可以選擇的合理政策體系。從我國的實踐看，1978年開始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通過農村土地制度變革，直接推動了農村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勞動力向其他產業的轉移。可以形成比較的是，我國臺灣省20世紀50年代的，也帶來了同樣的變革效率。我國20世紀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前期對農產品價格的提高，也都推動了農民收入的增長和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城鄉差距的擴大。但是，進入21世紀以后，改變城鄉關系的政策實踐在減少城鄉差距方面的作用漸漸減弱。農業稅減免帶來的糧食增產效果明顯，但由于從事農林牧漁業在農民收入增長中的比重下降，糧食增產對縮小城鄉差距的效果并不明顯。國家相繼推動的西部大開發、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和中部崛起的思路和政策，除了退耕還林政策外，諸多區域政策偏重于解決省與省、城市與城市之間中的矛盾，政策的受益區域也偏重于城鎮，城鄉差距因而沒有縮小，甚至有所擴大。在此基礎上，啟動新農村建設十分必要。

在國民經濟總量增加、結構改善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不斷上升但城鄉差距擴大且單純依靠市場力量難以削弱城鄉差距的情況下，站在以民為本、維護社會公平、協調城鄉發展的高度，提出兩個趨向的新農村建設方針，是中央做出的事關國民經濟全局的重大戰略決策。這一政策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薄弱的農村切入，將政府的公共政策由城鎮延伸到農村，以彌補市場配置資源的不足，對廣大農村進行經濟扶持，關注農村低收入群體的生產與生活，讓更多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隨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改善。

需要指出的是，新農村建設政策是一種援政策，并不改變國家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的基本進程，更不意味著國民經濟的發展重點發生了轉移。在推動新農村建設中，整個經濟活動還會繼續保持以下三種發展趨勢：國民經濟產出的重心仍然集中在第二和第三產業，第一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繼續下降；城鎮人口比重上升、農村人口比重下降、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趨勢將會繼續加強；農村居民人均收入來源多樣化，工資性收入占總收入比重上升的趨勢得以維持。

作為新農村建設戰略的補充，從協調城鄉關系、增加農民家庭收入的角度出發，也應積極疏通城鎮化渠道，讓更多的農民融入城鎮的正常發展秩序。要放寬城鎮對農村勞動力進城的限制，增加城鎮非正規部門的就業人口；打破正規部門與非正規部門之間的界限，為非正規部門就業人口進入正規部門網開一面，提高勞動力市場的競爭效率；將非正規部門就業的人口納入城鎮社會保障范圍，完善屬地化管理制度，在住房、醫療、教育、就業等方面實行非歧視性政策。一旦進城農民接受了城鎮的各種社會保障，要以放棄農村的耕地等資源作為交換條件。在此基礎上，需要確定城鎮產業和制度建設的兩個方向：一是提升城鎮產業結構層次。要使多種產業和諧發展并優化產業結構，在保持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優勢的同時，增強資本密集型產業在國內外市場的競爭力，增強資本密集型產業對運輸、商業、金融等產業的就業帶動作用，在產業多元化發展中，拓展城市就業空間。二是逐步改變城鎮收入分配機制。城鎮低收入和非正規部門就業基數的增加，將增強這些勞動人口在政策方面的談判能力，促使城鎮放寬壟斷性行業的準入限制，改變造成城鎮內部收入不合理擴大的政策和規則，并促使政府課征累進稅、遺產稅、不動產稅等稅種，調節城鎮收入分配格局。

由此可見，新農村建設立足農村發展、著眼農民致富，目的是構筑新型的城鄉關系。這種新型關系一定要通過兩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方面，在新農村建設中要繼續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并逐步削弱城鄉之間的政策性差距；另一方面，要實行對農村的援政策，體現維護社會公平的政府意志。前一方面的政策尊重市場規律，服務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流量”，注重通過體制和政策的改革來沖破城鄉壁壘；后一方面的政策注重彌補市場缺陷，服務于廣大農村居民的“存量”，強調對農村發展的扶持。

新農村建設是一項長期工程

錢納里（Chenery）等人通過對多國發展模式的研究發現，在城鎮化比重達到75%的時候，城鄉之間的勞動力轉移能夠相對穩定下來。我國的農村人口規模十分龐大，很難設想城鎮人口達到75%的水平。城鎮化水平越高，城鎮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越弱，排斥力量漸強。假設我國達到城鄉穩定狀態的城鎮化水平為65%，而人口總規模穩定在15億的水平，屆時農村也還有5億多人。這5億多人依然面臨由城鄉勞動生產率差距帶來的收入差距等問題，依然需要政策扶持。可見，新農村建設作為一種城市對農村的援政策，一定會起于現在，延續于未來。盡管未來各個時期政策的方式有差別，強度有不同，但援政策將貫穿于中國的長期發展戰略。

從國內外政策實施的軌跡看，政府的援政策通常可能出現兩種結果：第一種是負效應。在這種狀況下，政府的援助款項被截留或者挪用，由政府資金建設的工程成為劣質工程，政府援助政策使民眾產生更強的援助型路徑依賴，減弱了其依靠自身致富的努力。第二種是正效應。就是政策的實施極大地刺激了農民和社會各界自主發展的積極性，社會投入相應跟進，地區的主導產業得以強化，農民的素質得到明顯提高，更多的農民融入國家現代化的進程，整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更為有序也更有活力，城鄉經濟差距與社會矛盾得以緩和。為實現第二種目標，就需要深化體制改革，建立信息公開透明、資金下達嚴格、監督機制健全、激勵約束規范的新型管理制度。并做好新農村建設的長遠規劃，分步驟、階段性地推進新農村建設。

篇5

摘要：當前，我國已經成為了全球第二大經濟國，有著較高的國際地位與影響力。在新的時期，要提高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就需要緊緊抓住體育產業這一經濟的重要增長點，通過政策，經濟相關的扶持，發揮體育在就業、帶動相關產業發展，提高整體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作用。體育經濟不僅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

關鍵詞：體育經濟;國民經濟發展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體育本身所蘊含的巨大經濟功能與價值都沒有被人們所接受與認同。但是隨著時代的變化發展，人們對體育的研究不斷深入，體育對于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展現地更加鮮明。發展體育經濟不僅能夠增加就業，帶動相關產業發展，甚至對于國民經濟的結構調整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后，大眾體育與職業體育的興起與發展，體育產業已經被譽為我國的朝陽產業。因此，體育經濟作為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構成部分，需要對其進行深入的分析與了解，只有這樣，才能最大程度的發揮體育經濟的效用，促進國家經濟的發展。

一、體育經濟在國民經濟發展的表現形式

體育經濟的表現形式一般被分為兩種。第一，直接提供體育產品與服務帶來的經濟效益被稱為有形形式。第二，通過體育鍛煉使得國民的身體素質，國民生活質量提高被稱為無形形式，這也是社會效益的表現形式。但是任何一種表現形式對于國家經濟的發展、擴大市場、拉動體育經濟或相關產業發展都有極為重要的作用與意義。就體育經濟效益來說，它與體育在國民經濟的表現形式極為類似，也被分為直接經濟效益與間接經濟效益兩種。直接經濟效益指的是通過舉辦奧運會，亞運會等體育賽事獲得門票收入、體育紀念品收入以及其他體育用品收入等較為直接從體育本身中獲得的經濟收益。而間接的經濟效益則指體育能促進不同國家間的不同文化交流，提高國家知名度與國家旅游酒店行業發展等一系列潛在的經濟效益。

二、體育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

很大程度上來說，體育經濟與國民經濟發展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體育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國民經濟的發展與進步;另一方面，體育經濟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國民經濟的發展。就我國的經濟發展看來，30多年的改革開放使我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社會經濟水平都有了很大地提升，這成為了我國申辦北京奧運的基礎。而在成功舉辦奧運會后我國的知名度，經濟發展水平等也獲得了顯著的提高。就我國目前的體育經濟發展看來，我國體育產業創造的經濟產值與一些發達國家還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就體育產業創造價值所占GDP來看，我國僅為0.6%，而美國卻高達5%。而我國體育產業創造經濟產值較低的原因需要從多個方面進行考察，首先，我國體育整體經濟發展水平還較低下，這是因為我國的體育經濟發展時間較短，還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其次，體育資源的綜合利用利用率較低，相關產業尚未有效配合，體育市場沒有獲得良好的發育。在新的時期，要使體育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獲得提升，發揮體育在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提高社會就業水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就需要從多個方面出發，如擴大政府部門在體育產業及其相關產業的投入，完善相關的政策法律法規，盡快建立形成一套較為完善的體育市場管理機制，使促使體育的資源利用效率達到最大化。

三、體育經濟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

很大程度上來說，體育經濟的發展與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水平密切相關，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帶來的不僅是國民生產總值的大幅提升，還未我國體育經濟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質基礎和市場條件，因此，體育經濟在這一時期也取得了驚人的發展成就。體育經濟與市場經濟緊密結合不僅是體育經濟的重要特點之一，更是體育經濟的一種常態。在計劃經濟時期，體育的生存與發展往往取決于國家的統一部署安排，不管是從資金的來源和體育的總發展方向都由國家進行統一調控，體育經濟高度集中，這時期的體育經濟更多被認為是福利性事業。而改革開放后，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轉變了傳統體育產業的地位以及人們對體育的看法，體育不僅具有公益性同時也包含了一定的商業性。體育經濟的發展在市場經濟時期更加多元化，不僅能夠產生一定的經濟效益，還需要具備一定的社會效益。國家對體育在經濟與政策方面給予的扶持，一定程度上也推動了體育經濟的發展，如今，體育產業已經被認為是我國的朝陽產業。這是因為體育產業更具備持久發展的潛力，在經濟較為低迷的時期，通過舉辦奧運會等體育賽事能夠對國內的旅游業，酒店服務業，商業等多個相關產業起著良好的拉動作用，使得國家盡快的擺脫發展的頹勢。而作為第三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體育對于吸納勞動力，提高全國就業水平也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體育業與很多其他產業聯系較為緊密，對其他相關產業的促進作用十分明顯。這些相關產業不僅包含了制造業、服裝業、信息業、交通運輸業，甚至包含了金融業、廣告業等多方面的內容，帶動這些產業的發展對于提高國家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國民生產總值都有著極為重要的促進作用。總的來看，體育已經成為了我國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時間的發展，它還將展現更大的發展潛力，作為新的重要經濟增長點，我國應該提高對體育產業的關注與扶持。

四、發展體育經濟是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

隨著社會分工的細化，體育已經能夠直接創造經濟價值并能夠有效地促進就業，擴大社會需求的同時，還能刺激消費，促進國民經濟發展。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國應該積極發展體育經濟并使其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到達一個新高度。通過奧運會的舉辦我國就可以從中獲取一定的經驗，在1988年的漢城奧運會舉辦前，韓國的國際形象十分微弱，戰爭產生的負面影響還沒有完全消除，舉辦奧運會后，韓國的經濟不斷發展并被譽為亞洲四小龍之一。而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同樣影響深遠，政府在申辦前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對北京的交通、能源基建、城市環境、體育館優化等多個方面進行了改造，促進了我國就業率的提升，且在向全世界的人民展現了我國的經濟發展與科技水平法同時，大量游客和參賽隊伍的涌入也使得北京的國際知名度，旅游業，酒店業等獲得了較大的發展與提升。通過這些案例可以看出，體育的發展壯大對于國民經濟的發展十分重要，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要使我國體育經濟的發展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潮流，就要調整利益關系，同時加強對公共體育事業的管理。

結束語:

當前，我國已經成為了全球第二大經濟國，有著較高的國際地位與影響力。在新的時期，要提高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就需要緊緊抓住體育產業這一經濟的重要增長點，通過政策，經濟相關的扶持，發揮體育在就業、帶動相關產業發展，提高整體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作用。體育經濟不僅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

參考文獻

1、中國經濟失衡根源在于國民經濟初次分配制度的缺陷基于人的發展經濟學視角巫文強;改革與戰略2010-06-20

2、外資促進了國民收入增長嗎?基于空間經濟學的分析錢學鋒;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07-11-15

國民經濟學發展碩士論文范文二：體育產業與國民經濟發展論文

摘要：體育產業是一種朝陽產業，在我國仍處于起步發展階段，與歐美發達國家的體育產業發展相比，仍然存在著一些差距，在發展過程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亟待我們解決。

關鍵詞：體育產業;國民經濟發展

1我國體育產業發展現狀分析

1.1還未形成一個多元化的發展戰略

當前，我國的眾多產業都在進行一個多元化的發展戰略改革。這些產業實施多元化的發展戰略，主要是為了幫助該產業的發展達到一個多元化的平衡狀態，使其產業發展、使其盈利模式能夠呈多元化趨勢。但是，體育產業在我國還屬于新興產業的領域，雖然體育產業的外延很廣泛，包括了體育本體產業、體育派生產業、體育相關產業等多個方面，但是我國的體育產業卻仍未達到一個多元化的盈利模式。大部分體育產業能夠得到較快較好的發展，但是仍有一部分體育產業發展較為緩慢，二者之間沒能達到一個發展的平衡狀態。假如從一個長遠的角度綜合分析，應該努力吸收社會各方面的投資力量，擴大體育經濟投資規模，并且發展一個多元化的體育產業投資布局。多元化體育產業投資布局的形成，能夠有效激發社會各層次不同人士的投資熱情，從而增加投資力量。

1.2體育產業發展規模有待提高

由于我國體育產業發展的時間較短，當前其發展規模也較小，現如今還未能成為我國的一項支柱產業。但是歐美一些體育產業發展較早的國家，他們的體育產業在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之后，現如今已然成為了支柱產業，給這些國家帶來了極為可觀的經濟收入，對帶動本國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對我國體育產業發展規模較小這一現狀產生的原因進行分析發現，主要是由于我國在針對體育產業方面的管理制度還不夠完善，政府相關部門還沒有做到針對體育產業來制定出長期的發展規模，制定出科學的管理制度。

1.3沒有充分挖掘出體育產業潛能

當前，我國體育產業的發展，主要還是集中在體育本身，但是我國體育產業的潛能卻沒有得到充分的挖掘。通過分析發現，體育產業的附加值所創造的資產是十分可觀的，其價值還極有可能會超過體育本身。例如，在各類體育賽事舉辦的時候，其中各種各樣的輔助標識類、冠名權等所創造的價值便是附加價值，這些附加價值所創造出來的利潤甚至能夠超過體育本身。因此，在我國體育產業的發展中，應該充分挖掘體育產業的附加價值，使體育產業的價值能夠更好地實現。

1.4國家沒有制定出完善的政策

來支持體育產業的發展我國體育產業發展時間較短、起步較晚，當前，國家還沒有制定出完善的政策來支持體育產業的快速較好發展。在我國體育產業的發展過程當中，政府部門還沒有充分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除此之外，部分體育相關部門也未能將其工作的核心放在體育產業上。現如今，我國體育產業的發展主要依靠的還是社會力量，還未能夠形成一套完善的體育產業運行機制。許多體育職能部門仍然是將競技體育視為工作的重點，對社會體育的重視程度不夠，我國許多知名的生產體育產品的企業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及競爭力也都較弱。從體育產業的經營與管理方面來看，我國的體育產業也缺乏一個長遠的發展戰略目標，從而使得在企業的規劃以及建設過程中存在著許多設置上不合理的現象。例如，許多體育相關企業，會因為缺乏科學的指導，盲目改變發展方向而出現投資偏差的現象。

2體育產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分析

2.1體育產業較快較好地發展能夠更好地吸引企業投資

2.1.1直接投資所謂直接投資主要指的是企業以直接獲利為目的，將資金投入到體育產業當中去的一種投資方式。直接投資也是當前我國企業對體育產業最為主要的投資方式，其投資進程及投資規律的發展都較快。體育健身健美俱樂部就屬于一種體育產業的直接投資方式。盡管我國體育產業的直接投資發展較快，但是由于管理體制還不夠完善，只有少部分企業能夠有效運用現代化的管理方式來進行科學管理。

2.1.2間接投資對體育產業進行間接投資，主要指的是不直接將資金投入到體育產業當中，而是通過另一種間接的方式從體育產業當中獲取利潤。例如，企業能夠針對某一體育賽事進行投資贊助，進而獲得該場比賽的冠名權，以一種廣告效應來擴大自身知名度以搶占更多的市場份額，最終獲得更大利潤。間接投資的投資方式，盡管不是直接地從體育產業當中獲取利潤，但是這種投資方式所獲得的利潤卻是難以估量的。體育產業，它通過多種多樣的形式來引導企業的投資，也能夠有效提高我國體育產業的國民生產問題，從而也能夠拉動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

2.2體育產業能夠起到擴大內需，刺激國民經濟增長的作用

隨著社會、經濟、科學的不斷發展，人們可支配收入的增多，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當人們物質消費水平得到了滿足之后，就必然會追求一些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費。并且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也開始追求一種健康的生活方式，開始進行體育健身鍛煉，以獲得較好的身體素質以更好地享受生活。我國居民關于體育相關產業以及體育相關活動的消費比例也呈現出逐年增長的趨勢，體育消費水平的提升也必然會進一步刺激體育產業的發展，這也就加速了體育產業的模式化發展水平。與此同時，我國體育產業的發展，也能夠刺激我國國民經濟的增長，從而能夠提升我國居民的體育相關消費水平。

2.3體育產業能夠促進就業

體育產業，它屬于第三產業的范疇，它是一種勞動密集型的服務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必然需要較多的勞動力，它能夠為人們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通過調查發現，在一些歐美體育產業發展較好的國家當中，其體育產業在其國家就業崗位當中占有較大比例，如在奧地利，其國家1/10的就業崗位就是體育產業所提供的。因此，針對我國人口眾多，勞動力過剩這一特點，就應該大力發展體育產業，為人們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緩解我國就業崗位供不應求的問題。

2.4體育產業能夠有效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增長

早在21世紀初期，我國國家體育總局就已經明確指出，要努力將體育產業的發展來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增長，使其能夠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新增長點。我國體育事業剛開始發展的時候，大部分都是公益性的，是非盈利性的，大部分都沒有包括經濟行為。有相關統計資料顯示，在美國，早在20世紀90年代，體育產業就能夠為美國帶來3000億美元的經濟效益。而在我國，2010年體育產業總產值僅為300億人民幣，而到2014年卻達到了3500億元人民幣，在短短4年時間里，增長超過10倍，可見我國的體育產業經濟發展仍具有極大的發展空間有待進一步挖掘。

3結語

體育產業是一種朝陽產業，在我國仍處于起步發展階段，與歐美發達國家的體育產業發展相比，仍然存在著一些差距，在發展過程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亟待我們解決。但是首先必須明確認識到體育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從而進一步推動體育產業的發展。

篇6

第三，在關于“溫州模式”與“蘇南模式”的爭論中，人們對“溫州模式”貶斥最多的問題之一是市場的無序。確實，在溫州出現過大量違反市場規則的現象，溫州的商品一度成為假冒偽劣商品的代名詞。柳市生產的偽劣低壓電器給用戶的生產和生活造成了巨大損失，遭到中央有關部門的通報，并受到國務院聯合檢查組的檢查。這種市場的無序狀況理應受到譴責和處罰。但也要指出，在計劃經濟秩序依舊占統治地位，市場經濟秩序尚未建立的情況下，溫州率先突破計劃經濟的“秩序”發展市場經濟，一度出現市場無序是必然的，人們對溫州一些企業違反市場規則的種種無序現象嚴加譴責，也是正確的。與此同時，也要看到，當時許多人是帶著長期生活在計劃經濟秩序中形成的觀念來看溫州的，他們把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如競爭、投機、長途販運）也看作是無序，而加以否定。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溫州人自己也漸漸認識到遵守市場規則、維護市場秩序的重要，逐漸糾正了自己的行為，轉而注重產品質量，重視市場信譽。同時人們也逐漸習慣了市場經濟的正常秩序，從而改變了對“溫州模式”的看法，認同了“溫州模式”。此后“溫州模式”迅速在各地移植和推廣，各地民營經濟迅速發展起來，甚至連長時間堅持以發展集體經濟為主的“蘇南模式”地區（主要是江蘇南部和浙江北部一帶）也逐漸放棄原有模式向“溫州模式”轉變。當然，各地民營經濟的發展有先有后，有快有慢，差別很大，有些地方民營經濟發展得很不錯，有些地方則還未發展起來。實際上，學習和移植“溫州模式”并不容易，而且各地條件也相差很大。從各地學習和移植“溫州模式”的情況來看，我認為，有幾點需要指出來。

第一，“溫州模式”的最可貴之點在于，溫州人有很強的致富欲望和創業精神。這與溫州的地理環境、歷史和傳統有很大的關系。溫州地處沿海，早在1876年，根據《中英煙臺條約》的附約，就開辟為對外通商口岸。這使溫州有著久遠的經商傳統、開放傳統和手工業制造技能，而且有廣泛的海外關系，因此商業文化或者說市場經濟文化較為發達。溫州人不安于現狀，不墨守成規，不甘于貧困。為了追求財富，追求更富裕的生活，他們不辭艱辛，善于學習，敢于冒險，勇于進取，無論到那里都能扎根，生存，發展。而在不少地方，特別是內地的一些地方，歷史上就未經歷過市場經濟的洗禮，或很少與市場接觸，農業文化根深蒂固，計劃經濟的秩序又成為不可逾越的成規，以致人們在思想觀念、行為方式、生活態度等方面與溫州人相差甚大，甚至截然相反，只要我們親身到一些地區特別是邊遠山區看看，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差距有多大。在這些地方要移植“溫州模式”，發展民營經濟絕非易事。溫州人能夠不遠千里到異地他鄉開發廊，辦服裝店，甚至擺修鞋攤，設法尋找賺錢的機會，而當地人卻對眼前的機會視而不見，或者雖然看到了，卻不屑于干，不愿意干，或者不會干卻又不去學。當然，有了溫州的經驗，以及在全國市場經濟迅速發展的情況下，這一切都在改變之中，不過需要經歷較長的過程。因此，各地在學習溫州經驗，發展民營經濟的過程中，首先要學習和培育市場經濟文化，學習溫州人的創業精神。

第二，一些地方在移植“溫州模式”以發展民營經濟時，往往注意給民營經濟以各種優惠，這在民營經濟剛起步時可能有必要，但從溫州的經驗看，要發展民營經濟，最重要的是要為民營經濟的發展創造適宜的寬松的環境，讓人們自己去闖，去創業，去承擔風險。要知道，在“溫州模式”興起之初，溫州干部受到來自各方的壓力很大，也做過一些不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事，例如，曾把最早創業的“王”投入了監獄。但不久，在溫州市場經濟的特定環境的影響下，派到溫州去“滅火”的干部，經過實地考察，反而給民營經濟助燃。那時，在異常困難的條件下，溫州市政府不可能給民營經濟以優惠，但政府的支持和保護卻為民營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必要的環境，民營經濟之火才越燒越旺。而在有些地方，民營經濟也曾點燃過星星之火，但卻沒能燃燒起來。現在，各地都在提倡發展民營經濟，可是許多地方民營經濟發展的環境并不好，當地政府并不懂得在市場經濟下自己應該做什么和怎樣做。或者是政府管得太多，不放手；或者是步步設卡，處處干預；或者是把民營經濟當作“唐僧肉”，各個部門都去“吃”一口。

第三，在溫州，在民營經濟的發展中確實出過不少問題，有些問題甚至是嚴重的。究其原因有民營經濟自身行為不規范的問題，也有外部環境不規范的問題。對此應從歷史的角度、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并采用正確的辦法去解決。試想，如果當年在處理柳市制造和銷售偽劣低壓電器問題時，一棍子將其打死，也就不會有今天中國電器之都的柳市；同樣，如果當時不嚴加整頓，不實施“質量立市，名牌興市”的方針，也不會有今天中國電器之都的柳市。可見，各地在學習“溫州模式”、發展民營經濟的過程中，如何對待民營經濟發展中產生的問題，值得注意。有的地方一看到民營經濟發生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就把民營經濟看作漆黑一團，借整頓之名，將其封殺，更多的地方則是從本地的狹隘利益、短期的利益出發，對嚴重破壞市場規則的民營企業（如制造假冒偽劣商品者），肆意包庇，甚至縱容，這樣，民營經濟同樣會走上絕路，因為在混亂的市場環境中不可能造就優秀的民營企業。然而遺憾的是，許多地方政府尚未認識這個道理，他們應該從“溫州模式”的經驗教訓中獲得教益。這里還要指出的是，雖然“溫州模式”現在已得到普遍認同，但它以往有過現今依舊存在著一些不足。因此“溫州模式”也需要進一步發展，這是各地在學習和移植“溫州模式”時更應注意的。

第一，“溫州模式”是發展市場經濟的模式，溫州經濟的發展也離不開完善的市場環境。在溫州經濟的發展中，我們看到，固然溫州經濟的發展推進了市場經濟的形成和發展，但是溫州經濟的發展也受到市場發展不足和不完善的約束。以金融來說，在市場經濟中，沒有良好的金融服務，企業是很難發展的。溫州的經濟由于在長時間里缺乏正規金融的支持，為了滿足民營企業融資的需要，不得不依靠各種非正規的融資渠道融資，成本很高，風險很大，也確實發生過一些嚴重問題。但在國家銀行不能滿足民營經濟發展需要的情況下，簡單地取締這些非正規的金融組織和活動并不能解決問題，迫切需要的是發展正規的民間金融機構（如民營銀行）來替代，否則非正規的金融一時取締了，但它還會冒出來。市場發展不足和不完善，不是溫州所能解決的，需要有關部門來解決，但溫州也有過一些有益的嘗試，如成立和發展民間投資的城市信用合作社，可惜未得到應有的支持。

第二，“溫州模式”把千千萬萬的農民卷入到創業的洪流中，這使溫州許多早期創業的老板素質不高，文化教育水平低。在“溫州模式”興起之初，他們還能駕馭企業，適應市場的變化，而在全國市場經濟發展起來對外開放程度愈益提高后，他們只有不斷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經營管理能力，才能適應這種形勢，否則就會被市場所排斥。雖然經過市場的錘煉和自身的刻苦學習，在溫州已經產生了一批很有作為的企業家，然而有全國影響的一流企業家還很少。這個問題可能是關系到溫州經濟在未來能否繼續走在前列的一個關鍵問題。有些溫州企業的創業者已經認識到自己的先天不足，因而不惜花大本錢培養子女，以至聘用高素質的人才。這是很好的。

第三，“溫州模式”下的企業絕大多數是家族企業，對它們不能全盤否定。家族企業有其優越的地方，例如，企業的領導成員間容易溝通，決策快，管理成本低，容易保守商業秘密等。家族企業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如果家族的主要成員的素質和能力不能隨著企業的發展而提高，就會成為企業發展的障礙；如果形成了家長式的領導就容易發生決策失誤；家族企業是靠親緣關系來維系的“人和”企業，一旦家族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超過了親緣的維系力，企業就會分裂甚至倒閉。受文化素養的影響，溫州的老板大多“寧為雞首，不為牛后”，他們把企業封閉起來，不愿外人進入，不愿與其他企業合并，更不愿被其他企業收購和兼并，一般不愿接受股份公司的企業形式。這是溫州企業難以長大的一個原因，也是溫州至今只有一家上市公司的原因之一，而這家上市公司還是由國有企業改制而成的。當然，在溫州，實行公司制的企業已經多了起來。總之，對家族企業要全面看待。溫州的企業制度仍然需要創新，學習現代企業制度。即使保留家族企業，也可以考慮，在有些企業的最上層保留家族控股，而將其屬下的企業改制為公司制的企業。這樣既可以保留家族企業，同時又可突破家族企業的束縛。

第四，一般而言，溫州的企業規模較小，技術水平較低，開發能力弱。這也有其歷史原因。但溫州人的模仿能力極強，可把別的企業的產品仿造得足以亂真。在“溫州模式”興起之初，這難以完全避免。在商品短缺的情況下，溫州的商品盡管質量不高，仍還可以“橫行”于市場。目前，市場情況變了，許多商品供過于求，特別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競爭更加激烈了，更不容許侵害他人的知識產權，一味模仿不僅吃不開，還會阻礙技術創新。對此，溫州有些企業已經注意到了，正在改進，他們的品牌意識也在增強。然而受企業規模小、融資渠道窄、技術力量弱的限制，溫州企業如何提高技術水平，開發新技術仍是需要解決的問題。溫州在傳統的加工制造業方面相當強，而在高新技術產業方面則相當弱。為在未來的市場上繼續保持競爭的優勢，溫州面臨著用高新技術來改造傳統加工制造業和著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課題。

第五，資本市場不發達，是溫州經濟的另一弱點。而且溫州的企業多靠自身利潤的積累來發展，很少利用資本市場來擴展。目前只有少數的企業在利用資本市場。隨著形勢的發展，不改變這種狀況，溫州企業在與其他企業的競爭中便會處于劣勢地位。

第六，在經歷了柳市的低壓電器被通報和檢查，溫州的皮鞋被焚燒等事件后，溫州企業吃到了不講信譽的苦頭，吸取了教訓，端正了行為，溫州的商品逐漸獲得了市場的信任。不過，也還有一些企業至今仍在干著毀壞溫州信譽的事，如不少假證件出自溫州。因此整頓市場秩序仍是艱巨的任務。

上面指出的為進一步發展“溫州模式”所需要解決的一些問題，對于正在學習和移植“溫州模式”的一些地方來說，也是值得認真思考的。因為，“溫州模式”產生的大環境（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等）其實也是其他地區發展民營經濟的大環境，雖然其他地區在發展民營經濟時，大環境已有不同，如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被確定為改革的目標，非公有制經濟已經被認定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溫州模式”已經得到廣泛的認同，等等。這些地方在發展民營經濟中遇到的來自意識形態和計劃經濟體制影響的阻力也比溫州當初發展民營經濟時小得多，而且可有溫州的經驗供借鑒。但是，由于歷史的、傳統的、地理和自然條件等方面的原因，原有經濟基礎弱以及商品普遍供過于求的市場狀況等，又使不少地方發展民營經濟的條件在有些方面還不及“溫州模式”興起之初。“溫州模式”當前存在的問題，他們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此外還須指出的是，民營經濟在各地發展很不平衡，有些地方已經出現了很有實力的民營企業，而且在發展民營經濟中創造了新的經驗，也都值得借鑒和推廣。

篇7

鑒于教育對經濟的促進功能是通過對勞動者的知識技能、新的科學知識和信息傳輸等載體和形式將潛在的生產力轉化為直接現實的生產力，本文在對我國人口的受教育情況及其與經濟的關系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借助教育和經濟增長的回歸數理模型實證分析了我國教育對經濟增長所做出的貢獻，并針對當前的教育現狀提出建議。

一、我國人口受教育狀況人口受教育狀況，是人口的重要社會特征

一個國家或地區人口文化素質的高低，與社會經濟發展有著密切聯系，既受社會經濟發展的制約，又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的進程。尤其是在以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社會的今天，以人為本，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發展目標，對人口文化素質的發展水平也必將提出更高的要求，使人口拖累型(負擔型)社會轉變成人力資本型社會。

到2005年底，我國6歲以上人口有l19837萬人，占總人口(130756萬人)的91．65％，其中達到小學以上教育水平人口共有10741l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82．15％，占6歲以上人口的89．63％。而在6歲以上接受各種教育的人口中，具有含大專以上教育水平的人口占5．56％，高中教育水平的人口占12．44％，初中教育水平人口占38．35％，小學教育水平人口占33．28％。(一)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數量、構成變化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以來，由于經濟的迅速發展，使我國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有明顯提高。從每10萬人口中擁有受各種教育的人數看，達到大學教育水平的由2000年的3611人提高到2005年的5098人，年均增長7．14％；達到高中教育水平的由2000年的11146人提高到2005年的11400人，年均增長0．45％；達到初中教育水平的由2000年的33961人提高到2005年的35143人，年均增長0．69％；而隨著小學適齡兒童的有所減少，達到小學教育水平的由2000年的35701人減少到2005年的30505人。

年均減少3．1％(見表1)。這讓我們認識到，我國人口教育水平的變化有如下幾個特點：

1、具有大專以上受教育水平人口的增長速度較快，高等教育事業快速發展。這是因為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辦學體制改革，我國興起了不同形式、不同層次、不同規模的正規高等教育，培養了許多具有大學水平的實用人才。尤其是1999年提出的高校擴招政策，使我國受高等教育的人數迅速提升。盡管如此，全國每10萬人擁有的大學教育水平人數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

2、具有中等教育水平人口繼續增加。自1986年國家《義務教育法》實施至今，我國政府一直把實現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目標作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2005年全國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地區人口覆蓋率繼續擴大，超過95％，比2000年高將近10個百分點。

3、小學教育水平人口比重明顯下降。據調查結果推算，全國具有小學教育水平人口為40706萬人，比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時下降9．9％。這一方面是由于我國教育事業發展達到了一定水平，反映了我國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所取得的成績，各種職業教育、多種形式接受再教育在就業人口中發揮作用，原有小學文化程度的人經過再教育文化程度逐步提高，人口受教育程度在向更高一級層次加快轉化；另一方面是由于控制人口增長的計劃生育工作廣泛開展和不斷加強，人口出生率和總生育率急劇下降，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轉變加快，小學學齡兒童比重縮小。

從總體上講，全國人口的受教育構成在向高層次方面發展，突出表現在每lo萬人中大學生人數持續增長，受教育人口的比重不斷提高。這種變化表現了人口的文化素質與社會經濟相互作用、相互適應的關系。改革開放以來，不僅科學技術、文化知識對提高生產力的效應已充分被人們所認識，各行各業對專業人才的需求不斷增大，而且在改革勞動用工和人事錄用制度的新機制下，以及社會經濟各領域的發展，都對人口的受教育結構和知識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人們努力求學求知，提高教育水平的積極性大大增強，同時，國家和社會也千方百計為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需要發展各類教育事業。全國人口受教育構成的發展變化，明顯地反映了這一點。

二、我國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各類差異情況

1．省際間差異全國各地區自然條件、經濟文化基礎和發展水平相差懸殊，因此，人口文化教育水平在各地區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這不僅表現在各個地區各級教育水平人口的數量上，還表現在人口的受教育構成上。在每10萬人口中擁有的各級受教育水平這一人口指標(見表2)中，不僅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而且客觀上存在著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的東、中、西三大區域之間也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差異，即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和經濟發展中等水平的中部地區人口的受教育水平遠遠高于經濟發展落后的西部地區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并且和經濟的發展趨勢相對應的我國高等教育還呈現出按三個梯度逐步推進的非均衡發展模式。這說明，盡管隨著近年來教育事業和區域經濟的發展，在教育水平上各地區之間的差異在縮小，但省際間的差異仍然很大，影響了我國整體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不相適應。另外，在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勞動轉移的過程中，文化素質較高的人比較愿意向非農業轉移，而且由于其擁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在就業轉移過程中也相對容易些。據調查，在假設農民收入高于工人的前提下，農民的職業選擇意向如下：文盲中愿意當工人的占28．6％，小學教育水平的占68．6％，初中教育水平的占72．1％，高中教育水平的占78．9％，這組數據表明文化素質越高的人越希望從第一產業轉移出來，而且客觀上教育水平高的人在轉移過程中也相對容易些。所以，在目前城鄉經濟發展的現狀下，我國第一產業人口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過程中，面臨著來自農業勞動力自身文化素質偏低的巨大障礙。因此，提高在業人口的文化素質，特別是農、林、牧、漁業人口的文化素質，是中國經濟發展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迫切需要。

三、教育影響人口和勞動力資源教育對勞動力資源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人口數量的變化上，即婦女生育水平的高低

長期以來，“早婚早育”、“多子多福”、“重男輕女”等舊的婚育觀嚴重影響著人們的生育行為，它反映了在經濟、文化水平落后的情況下的人們的婚育觀。隨著人們物質生活的改善，人口文化素質的提高，舊的思想和傳統觀念受到沖擊，新的婚姻生育觀逐漸建立了起來，從而使婦女的婚育時間、生育數量及對子女的性別偏好程度發生轉變，使婦女生育水平隨著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和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而降低。

大量研究結果表明，婦女教育水平的提高之所以能促使婦女生育水平下降，其原因主要是：

1．婦女生育旺盛期，也正是工作學習的旺盛期，接受較高教育水平的婦女，她們的人力資本、事業心和就業機會較高。由于學習和就業的愿望及需要，她們更傾向于將育齡初期這段時間投入工作和學習，而自覺地實行晚婚晚育，明顯呈現出婚齡與教育水平高低成正比的關系。

2．受過較高文化教育的婦女思想開放，她們對精神生活的追求往往勝于對多子多福的向往，這一偏好有利于抑制傳統的生育意愿。2005年l％的人口調查已表明，大學教育水平的婦女中多育多胎所占比重遠遠低于小學教育水平和文盲婦女的人多育多胎之比重。

3．受過較高文化教育的婦女對子女素質的追求勝過數量，她們希望自己的子女將來能像自己一樣甚至超過自己，能在社會上站穩腳跟。而為了培養子女，就必須集中財力和精力撫養一個孩子。

4．受過較高文化教育的婦女比較容易沖破“傳宗接代”的封建思想，不易為“多子多福”的陳舊文化所束縛，而易于從宏觀上認識控制人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5．受過較高文化教育的婦女其嬰兒死亡率較低，子女的發育情況和健康狀況較好，從而使生育上的“保險”和“補償”心理減弱。

可見，生育率通過勞動力市場與經濟增長聯系起來，它影響了勞動力供給的數量、結構和質量，并由此影響了經濟增長。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人口的快速增長引起的人口壓力往往使經濟環境趨于惡化，特別在人口壓力大的部分發展中國家更是顯而易見。正因為如此，為減輕人口壓力對經濟發展的負效應，我國曾及時制定了經濟發展和人口控制等為主要內容的綜合計劃，使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實行計劃生育成為我國的基本國策。也正因為人口文化科學素質是人口質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以，控制人口數量可以為提高人口文化科學素質提供前提條件，而提高人口文化科學素質又會促進人口數量的控制。

四、結論和建議

(一)經濟增長對教育發展的反作用我們不僅要了解教育對經濟的促進作用，還要認識到教育經濟效益的產生是以一定的經濟投入為前提的。教育一定程度上是指通過人力投資的基本形式——教育投資所形成的、按照有計劃發展規律去培養和訓練勞動能力的活動。所以，教育協調發展根本的是要保證長期和持續的教育投入，這必須以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為前提。經濟增長對教育發展具有制約和導向作用。經濟的發展是教育發展的先決條件，決定著教育的規模、內容、組織形式、教學方式和教育手段，經濟發展水平還決定著勞動力的素質和教育培養人才的素質。教育作為培養人的活動，是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發展最終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總之，經濟發展最終決定著教育的需求與供給，進而影響教育的協調發展。

因此，我們要協調好經濟發展與教育水平進步的關系，使兩者間互相促進的功效達到最大。

篇8

一、市場經濟的核心問題之一是信用

這里講的信用”,是以社會成員之間相互信任為基礎的廣義信用。在市場經濟中,信用集中、具體地體現在以資金為紐帶的市場參與者的相互信任上。信用實現的程度高,市場經濟的發展就規范,社會擴大再生產就可以在正常、高效的基礎上進行,反之,市場經濟的發展就會扭曲,會波折重重。

信用問題在市場經濟中有特殊的重要性:

首先,信用問題貫穿于市場經濟的各個角落。在市場經濟中,市場參與者的信用關系形成了一個環環相扣、互為前提的有機網絡,這個網絡中的某些環節斷裂,必然對整個網絡產生連鎖性的破壞,且這種破壞呈現放射性惡性擴張的特征。特別是信用網絡中的某些重要環節如金融、大企業間的相互信用等出現問題,對市場經濟秩序的破壞就更為嚴重、影響波及面就更為廣泛和深遠,其實際破壞性要比表面上體現出來的大得多。

其次,信用問題從根本上制約著市場經濟能否健康發展。社會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對社會道德水平發生影響,在一個信用水平不高的社會里,人們的價值觀念、道德水平都會扭曲,這就會使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基礎動搖;同時,社會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制約著市場經濟的保障水準,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依靠法律作保障,而法律的威嚴只有在絕大多數社會成員對其行為負責任的基礎上才能充分發揮出來。

自80年代初開始,我國企業之間相互拖欠資金漸成風氣,進入90年代后,債務拖欠的規模越來越大,牽進去的企業越來越多。至今,債務拖欠關涉到幾乎所有企業,整個經濟領域信用嚴重貶值。不良的信用導致不正常的經濟和金融運作:銀行作為結算中介,對企業相互間的信用監督逐漸失效;因企業間相互不信任而設置的結算障礙如現金交易、款到發貨等使商品流通速度減慢;商業銀行在社會信用水平過低的現實下只能苛求過高的信貸安全保障,如要求貸款的高抵押率、項目的低風險性等,使得社會資金供給總量萎縮,制約社會再生產規模的擴大等。現在已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良信用正從根子上腐蝕著我們的國民經濟。

二、中國市場經濟中形成不良信用的三大原因

(一)重復建設導致大量企業出現支付危機

我國市場經濟還處于起步階段,市場的盲目導向具有相當的普遍性,我國的許多世界第一”就是明證:如彩電生產線的數量世界第一;汽車整車生產廠的數量世界第一;電冰箱廠家數量世界第一;摩托車廠的數量世界第一;高星級酒店的數量世界第一等。市場旺盛的短暫需求盲目引導了大量的重復建設,重復建設的后果就是大量的企業因其商品價值不能實現而面臨淘汰。這些面臨淘汰的企業,無例外地發生支付危機,成為我國市場經濟信用不良的發源地。

(二)企業集團不良信用成為社會不良信用的關鍵

企業集團的組建,自80年代以來一直是中國經濟改革的重頭戲之一。不可否認,企業集團作為一種生產要素的優化組織形式,在生產的集約化、產業的互補性、資金的集中使用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優越性,近代西方發達國家經濟起飛的主要推動者就是按托拉斯、康采恩、辛迪加等方式組織起來的企業集團。即使是現在,企業集團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國民經濟中依然發揮著骨干作用。西方國家企業集團的組建,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即其是一種生產要素的自然組合。

我國企業集團的組建,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拉郎配”的產物,如早期自行車行業中“永久”集團、“鳳凰”集團的組建,就是把生產同一類產品而生產技術、管理水平、經營機制等方面都有巨大差距的企業人為地攏在一堆,事實上成為一個松散的企業集團,這并非生產要素自然組合的結果,除了商標統一外,根本失去了企業集團資源優化組合的意義。遺憾的是,類似行為在我國風起云涌,呈不斷蔓延之勢。90年代以來,大量的非公有制企業加入了集團化改造的行列,企業集團”隊伍更是空前膨脹。由于我國經濟管理制度方面的漏洞較多,如對工商注冊資本金的真實性無法實施有效監控;對企業集團并表核算的資產負債無權威機構去加以認定并負責;加上社會中介機構過多過濫而導致的不規范操作使企業資產的價值難以得到真實評定等,導致大量的企業集團空殼運行。貌似強大而實際虛化的集團”往往成為巨額融資的載體,集團在運行時其債務往往被架空,而一旦停止運行其債務就會落空。虛化的企業集團已成了吞食資金的黑洞,其不良信用是社會不良信用的關鍵。

(三)泡沫經濟逐漸破滅為不良信用火上澆油

我國企業的高負債經營恐怕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在我國生產型企業的營運資金中,負債要占到70%以上,流通型的企業則這一比例為80%以上。尤為突出的是負債基本上是銀行貸款(近年來拖欠應付款已成為企業負債的重要部份,但歸根結底,這一部份拖欠款又會主要轉化為被拖欠企業的銀行負債)。這樣的資金結構,使我國市場經濟對銀行信貸的變動過度敏感。用銀行貸款進行投資與用自己的錢進行投資,在投資主體對投資沖動的自我約束力度上是絕對不同的,拿來”的錢用起來總是“大手筆”!由于我們的市場靠信貸支撐,信貸一傾斜,市場就繁榮,反過來又需要更大的信貸投入去支撐這種繁榮,一旦這種繁榮畸型化,則大量的信貸資金就無法正常循環,社會信用就受到嚴重破壞。

近年來國際經濟領域的例證和我國的實踐,已充分證明靠高額信貸刺激和支撐的泡沫經濟必然會逐漸破滅,進而導致大量的信用鏈斷裂,最終對國民經濟產生根本的破壞。1996年以來席卷東南亞的金融危機,近來已嚴重危及到號稱世界經濟強國的韓國、日本,并有演變成經濟危機的跡象。有人將此次金融危機歸罪于國際金融炒家的襲擊,我認為這僅是看到了事物的表面現象,事實上,卷入此次危機的國家均是經濟發展過度依賴于信貸擴張的高泡沫經濟國家,泡沫經濟表面上十分繁榮,在金融領域風平浪靜的時候可以維持較長時期的興旺發展,但過度依賴信貸的脆弱性,決定了其經受不起沖擊,出問題、甚至發生危機只是遲早的事!

歐美國家對這個問題認識得較早,解決得較好,這些國家的企業,其營運資金中絕大部份是自有資金,銀行貸款只占其總資金運用額的15%左右,無論是單個企業的抗風險能力還是整體國民經濟的抗風險能力都是比較高的。這些國家市場經濟的運作基本建立在平實的基礎上,盡管發展速度可能沒有搞泡沫經濟的國家快,但安全性、穩定性、可持續發展性則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三、重整信用、再理市場,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

要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待理之事千頭萬緒,但首先要牢牢抓住信用”這個綱。在目前信用水平嚴重滑坡的現實下,重整信用已是迫在眉睫之事。

(一)由國家出面,大規模重整國有企業的信用。

國有企業現在最頭痛的問題莫過于資金不足、負債過重,嚴重制約了企業的發展,并帶來一系列問題,如:償付能力不足而互相拖欠貨款并引起鏈狀反應;負債過重使企業難于進行擴大再生產而導致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下降,大量職工下崗;無力進行新投資促進產品上檔次導致競爭力下降、逐漸被市場淘汰等等。國有企業形成今天這樣的困難局面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但過多地對此進行探究沒有太大的意義,重要的是正視現實并尋求解決辦法。國家有關部門近來準備采取三項重大措施解決國有企業資金困難問題:一是通過稅收上照顧以增強企業積累能力;二是對原來撥改貸”的資金逐漸轉化為國家對企業的投資以減輕企業的利息負擔;三是對企業的債務委托專門機構托管以助企業解脫債務包袱。我認為前兩條確有利于增強企業活力且立竿見影,后一條其利弊有待實踐檢驗。這些措施的實施,為重理企業信用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國家應委托或組織專門的機構,將企業從上述優惠條款中得到的資金優先用于解開信用上的死結。從一時一事或單個企業看此舉可能收效不明顯,但這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效果會逐漸從根本上體現出來。

(二)對企業集團的融資,應抓住牛鼻子——統借統還。

企業集團之間、企業集團與其它企業之間、企業集團與金融機構之間的資金拖欠一般來說數額較大,實際債權債務關系有相當多的部份不明確。這里僅舉一例:一個企業集團包括集團總部在內的多家成員單位,若都由集團作擔保,或這些成員企業之間相互擔保,在多家金融機構貸款,這個集團就很容易獲得巨額資金。集團內部通過資金調度以后,往往會出現借錢的不用錢,用錢的不借錢,或以張三名義欠的債,而實際債務人卻是李四。一旦發生信用危機,一是資金額過大難于清償,二是債權債務關系錯綜復雜,難于找出頭緒。近年來許多企業集團空心化動作,大量的資金金蟬脫殼,債務甩給一個空殼集團,給社會留下巨大的信用不良問題。

西方發達國家大型企業集團一般來說資信情況較好,有一個經驗特別值得我們借鑒:這些國家的大型企業集團在融資上一般都由集團統籌,縱使有的下屬公司直接對外融資,其集團也實實在在地對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其保證資格在實有資產擔保能力范圍內,企業融資保證能力的真偽由社會中介機構評判并承擔連帶責任,因此,很少有大規模詐取或套取資金的情況發生。我國有必要迅速、及時地建立企業集團融資的有效監控機制,這個機制的牛鼻子就是對企業集團的融資實行集中統一管理,手段可硬一點。對企業集團融資實行集中管理一刀切,這樣,一則便于融資對象對企業集團的實力進行把握,二則也便于企業集團加強內部管理,強化集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現代企業集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實質上是以資金為紐帶的),有效制約住盲目的投資擴張欲望。這樣做的代價可能是企業的經營活力受到一定影響,經濟發展速度受到一定制約,但減小了泡沫經濟的影響,經濟發展速度更有實際意義,通過整頓集團信用而促使社會信用狀況好轉,對理順市場關系、規范市場行為更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三)加強宏觀調控,盡量減少重復建設。

中國最大的腐敗是什么?我認為是盲目的重復建設。一個大的投資決策失誤,幾億、幾十億、甚至幾百億的投資就可能付諸東流,而最終往往連基本責任人都找不到,這在中國是屢見不鮮的教訓!投資失誤的最直接結果就是破壞社會信用,因此、加強宏觀調控,減小投資失誤是重整信用、再理市場的重中之重。

經常有人有意無意地將國家調控與市場經濟對立起來,其實,無論哪一個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其宏觀調控手段和機制都是有力和成熟的。我國現階段不是宏觀調控過頭了,而是國家宏觀調控的力度太小!可以肯定,在較長的時期內,我國市場經濟的盲目調節行為還會繼續存在和發展,國家只有不斷加強宏觀調控力量,特別是通過必要的行政手段和金融調控手段,將市場盲目調節的危害盡可能降低,才能從源頭上制約不良信用的擴張。

(四)建立信用形象管理機制,營造良好守信氛圍。

建立有效的信用形象管理機制、營造良好的社會守信氛圍,是解決不良信用問題的治本工程。

現達國家普遍重視信用形象,而且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管理機制。在那些國家里,一個企業、一個公民,若信用形象不良,會遭到社會的唾棄,并很難再有發展機會。這就使得信用問題幾乎受到每一個人的珍視。企業是由人管理的,企業的信用問題,根本上還是人的信用問題。長期以來,因科技水平所限,我國經濟領域信息閉塞,一些信譽掃地的企業法人和個人,往往騙了東家騙西家,一路得逞。隨著電子計算機在經濟領域應用的大規模推廣,信息的傳遞、調閱已經相當簡易,但我國經濟領域的信用問題,卻依然相當嚴重,原因何在?我認為主要原因是我國的信息網絡大多自成體系,這就為信息資源的共享設置了障礙。以銀行為例,我國每家國有商業銀行的信息網絡均自成一體,各地方商業銀行的信息網絡又自成體系,這樣,在本系統范圍內對往來企業和個人的信用形象還勉強可以把握,但跨系統的信息就無從得知了,一些信用不良的法人和個人照樣可以在各個金融系統之間游刃有余地行騙。

我國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已經迫切需要在全社會建立信用形象管理機制、營造良好的信用氛圍。此事應該由國家成立專門的權威機構來管理,也可主要依托金融系統來進行,原因有三:

1、成熟的技術手段。金融系統經過十多年的電子化建設,計算機的普及程度已相當高,只需要由人民銀行出面籌建統一的電子管理網絡,就可以實現金融系統間的信息資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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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水運行業率先實現開放化，“有水大家行船”，無論個體、集體、國有企業都可以從事水上運輸，水運生產力得到迅猛發展。但同時，由于市場準入標準等種種原因，也給水上安全埋下了不少事故隱患。

跑馬行船三分險。水上安全管理工作，關系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直接涉及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水上安全形勢好壞，既影響國家經濟健康快速持續發展，又影響到社會穩定。然而，水上安全形勢依然比較嚴峻。如1999年“11.24”海難，導致“大舜號”沉沒，死亡282人。2001年1月29日，重慶合川市一艘個體客船因嚴重超載觸礁翻沉，死亡46人。這些事故的發生，不但使國家和人民群眾生命、財產蒙受了巨大損失，而且造成了惡劣的影響，為社會所震驚，沖擊了良好的社會秩序。

而這些事故的發生與我國的水上安全管理制度有著密切的關系。其中，領導干部安全意識淡薄，疏于管理，致使安全責任制落空、安全管理措施不力是主要的原因。同時，部分水運企業對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毫不關心，重經濟效益，輕安全生產，“要錢不要命”，對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麻木不仁也是重要的原因。

水上安全管理制度對社會水運資源的配置、社會分配公平性的提高是起著根本性動因的作用的。因為水上安全管理制度是作為前提條件規定了水運經濟運行與社會交互關系的特征的，制度所決定的選擇取向對水運企業等經濟主體所追求的穩定的均衡更能產生實質性的影響。水上安全管理制度對水運生產力的影響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要避免負面影響的出現，就必須減少對制度的人為干擾。

無可非議，水上安全管理與我國經濟發展相伴已進入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后生活質量的進一步提高；水上從業人員結構變化，就業方式多樣化和人員流動性的加劇；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管理機構的改革等，使水上安全生產工作面臨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這些諸多問題，為水運安全管理的制度變遷造就了空間。因此，我們必須掌握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在對社會心理進行充分的分析的基礎上，對水上安全管理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技術必須進行矯正，從而使管理更加合乎人類社會內在發展規律。

根據制度變遷中各主體所發揮作用的區別，筆者認為水運安全管理制度變遷的思路應該是：水上安全管理機構要發揮其積極的主導作用，推動市場力量以提高資產的共性程度，特別是游戲規則的普遍適用程度，要通過法律程序構建游戲規則，使游戲規則具有公開性、普遍性、嚴肅性和強制性，在最大限度上減少敗德性機會主義的內在沖動，增加理動機。具體地說，就是以法律制度為基礎，以事故預防為目標，通過提高敗德成本，提高企業自我約束力，以科技進步和管理方式現代化為手段，督促水運企業及有關經濟主體提高素質，構建現代的水運安全管理機制。總結以上思路，筆者認為水上安全管理制度必須進行五個方面的創新。

一、以人為本，創新安全文化

以人為本，體現在水上安全管理上，就是必須以保障從事水運的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為最高原則，杜絕以危害人的生命與健康去換取物的安全和經濟效益的非人道行為。水上安全管理機構要加強安全文化建設必須做到：一是要利用各種媒體和網絡向全社會宣傳安全知識，繼續開展“安全生產月”等形式多樣的宣傳、教育活動，提高從業人員的安全意識和事故應急能力，創造良好的安全文化氛圍。二是要切實加強水運企業安全文化建設，要突出抓好水運企業經營人的安全教育和培訓。使從事水運業的所有人員在心理、思想和行為上形成安全生產的自我意識。

二、轉變理念,創新管理方式

一是要實現水上安全管理從事后控制向事前控制的轉變。

1999年“11.24”海難，因天氣惡劣、救援力量有限等原因，長達7個小時都沒有救援成功，導致“大舜號”沉沒，死亡282人。就是隨后不久的12月12日，在法國海域，一艘馬耳他籍油輪斷為兩截，在風力10級環境下，船上20多名員工在很短時間全部救走。如果11.24海難救援更得力，事故造成的人員傷亡完全可以降到最低限度。這個事故所帶來的慘痛教訓，再一次提示水上安全管理機構必須加強應急救援體系建設，提高應急管理水平，以適應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緊迫需求。

目前，許多工業發達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都建立了符合自己國家特點的應急救援體系，包括建立了國家統一指揮的應急救援協調機構、擁有精良的應急救援裝備、充足的應急救援隊伍、完善的工作運行機制。國外應急救援體系的發展過程既有先進的經驗值得借鑒，也有一些教訓應當汲取：如應急救援工作的組織實施必須具有堅實的法律保障；應急救援指揮應當實行國家集中領導、統一指揮的基本原則；國家要大幅度地增加應急體系建設的整體投入；中央和地方政府要確保應急救援在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位置；應急救援的主要基礎是全社會總動員等等。

二是要實現由經驗型管理向技術型、專業化管理轉變。

過去，水上安全管理更多的是憑借規章制度的約束。誠然這種管理方式起到一定作用，但是，隨著當今水運行業的日益專業化，這一傳統管理方式，無疑已不適應時代的要求，應更多地依靠專業化、職業化隊伍來實施有效的監管。

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水上安全管理機構的角色的重新定位是其中的核心，水上安全管理機構不是萬能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的知識是有限的，知識的有限性和專用性決定了水上安全管理機構理性的有限性。因此，水上安全管理機構要學會有所為有所不為，以擺脫其“救火隊”的職能與形象定位。在提高行政效率方面，專家會議制是彌補水上安全管理機構知識缺陷的合理選擇。當然，在舉行專家會議時，參與者的廣泛代表性和會議程序的高度透明性是必不可少的兩大要件。

三是管理客體應由船舶個體為主的“小安全”管理向水運企業的“大安全”管理轉變。

近年來發生的重特大水上交通事故集中在鄉鎮、個體運輸企業占80％以上。因此，水上安全管理方式必須適應經濟市場化和所有制結構的新變化及事故多發的特點，即由過去只注重對大水運經濟主體的管理轉向對各種所有制的經濟主體，尤其是要強化對非公有制中小經濟主體的安全監督管理。

三、科學管理，創新水運企業自我管理制度

水運企業是水運經濟的細胞，是水運先進生產力的載體和經濟增長的主體。水運安全工作的落腳點是企業。企業安全生產管理制度的創新是水運安全管理制度創新的基礎。只要水運企業的安全管理工作做好了，水運安全生產形勢才能有一個根本性的好轉。當前，要逐步實現水運企業經營管理者和船員從“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和我會安全”轉變，并形成企業安全生產的自我約束和激勵機制。通過強化水運企業的安全管理，提高水運企業安全管理水平，是建立現代水運企業制度的重要內容，也是確保水運企業安全生產，提高企業國際競爭能力的重要措施。

四、結合先進科技，創新管理途徑

當今世界科學技術在生產力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要實現水上安全形勢的根本性好轉，必須緊緊依靠科技進步，大力發展安全管理技術，如使用CCTV、AIS等技術，從硬件上做到安全管理更快、更全面、更直接、更有效，從本質上為遏制或減少重特大事故發生提供技術手段，使安全管理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的軌道上，從而減少傷亡事故的發生。

五、完善法制，創新管理手段

水上安全管理職責的本質就是依據國家安全生產的法律、法規及行政規章對安全生產主體實施監督管理和監察的行政行為。目前，水上安全管理機構必須以安全生產基本法為依據，清理、修改和完善過去各有關部門制定的行政法規、條例，并同時廢除與安全生產基本法不符合和不適應現實生活的現行法律、法規和條例等。

另外，水上安全管理機構應根據新形勢和水上安全生產特點及發展趨勢，研究和制定產業政策與中長期規劃，切實改變安全管理工作只注重眼前應急，而忽視對未來防范的被動管理狀況。水上安全管理工作既要立足當前，更應著眼未來，具有前瞻性，以增強對安全管理工作的預測性和指導性。

再有，應依法強化水上安全管理監察，加大對違法、違規行為的懲戒力度，維護生產正常秩序。在制度創新中，水上安全管理機構的主導作用，就是制定安全方面的游戲規則。游戲規則必須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且社會中任何經濟主體所面臨的規則應該是統一的。如果一方出現嚴重違反安全管理的行為能夠不受制裁或只被輕微處罰，那么嚴守規則的另一方會陷入何等的困境是可想而知的。規則也就會被所有經濟主體視作“空頭紙文”，安全管理秩序必然無從談起。

在水上安全管理制度變遷中，因環境的變化，從事水運業的經濟主體在不改變其行為動機的前提下，必將改變其行為模式，以便更好地與已經改變了的環境因素相適應。因此，在實施創新的變遷時，水上管理機構還必須不斷對新制度進行評價。就轉變后的體制而言，是鼓勵一種生產性努力的行為，還是鼓勵分配性的努力就是評價水上安全管理制度變遷績效的主要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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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區域創新系統對區域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驅動作用。本文討論了區域創新系統對區域經濟的支持力，建立了支持力評價的指數模型，對區域創新系統的經濟支持力進行了評價。

區域創新系統對區域經濟發展有巨大的支持和帶動作用〕研究區域創新系統是否適應區域經濟發展的需要，是否與區域經濟系統相協調，是否能夠很好地支持區域經濟發展，其支持程度如何等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為此，本文使川區域創新系統對區域經濟的支持力指數，對東部10省市區域創新系統對區域經濟的支持力進行評價，據此分析山東省區域創新系統對山東經濟的支持力

一、區域創新系統的經濟支持力的內涵

區域創新系統在區域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是指區域創新系統與經濟系統發展的適應、協調和對經濟發展的支撐‘;引領作用因此，本文將區域創新系統對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定義為:區域創新系統與區域社會經濟系統的適應、協調程度，以及對區域經濟發展的支撐與引領能力_區域創新系統的支持力應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第一，要反映區域創新系統的建設規模，以體現區域創新系統發展與區域國民經濟發展的協調度;第二，要反映區域創新系統在區域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重要程度，以體現區域創新系統對區域國民經濟發展的貢獻

二、支持力評價指標體系

根據土述支持力的定義和其兩方面含義，建立指標體系，應包括規模指標和貢獻指標

其中，區域創新系統的發展規模用兩類指標來衡量，一類指標是描述區域創新系統發展規模的大小，采用科技活動人員數和科技經費支出額;’另一類是描述區域創新系統規模的發展速度，采用科技活動少、員增長率、科技經費支出額增長率

區域創新系統的貢獻指標也用兩類指標來衡量，一類指標是描述區域創新系統貢獻的大小，采用論文、專著、專利數量和新產品產值兩個指標2其中，論文、專著、專利數量指標采用論文、專著、專利指數來表達，指數計算方法是:結合科技司科技評價指標體系設計原則及實際情況，本文采用論文:專著:專利二1:4:5,最后將三部分匯成指數，稱為論文、專著、專利指數另一類是描述區域創新系統貢獻的發展速度，采用論文、專著、專利數量增長率和新產品產值增長率兩個指標具體指標見表1。

三、支持力指數評價模型

本文以上述支持力的定義和指標體系為基礎，給出新的指標，即規模指數、貢獻指數和支持力指數，分別描述區域創新系統的發展規模、區域創新系統對區域國民經濟發展的貢獻和支持力度

1.單指標指數計算模型

令X表示規模指標，Y}表示貢獻指標，其中;.l分別表示規模指標和貢獻指標選取的個數令X表示被評價的省市第i項規模指標的均值，令牲表}Js被評價的省市第J項貢獻指標的均值

定義規模指標單指標指數和貢獻指標單指標指數腸。分別為:

其中.i=1,2,3,4;j=1,2,3,4;m=1,2,11,10,n‘代表被評價的省市:s;‑為m省(市)第!個規模指標t-‑的指數;!h為貢獻指標S}‑的指數

2.規模指數計算模型

區域創新系統的規模指標指數Y，定義為4個規模指標指數的加權平均綜合指數設各規模指標指數的權重分別為1,(i=1,2,3,4)，則區域創新系統規模指數計算模型為:

3.貢獻指數計算模型

(2)與規模指數計算模型同理，區域創新系統的貢獻指數模型形式為:

式中:，為區域創新系統貢獻指數;氣,j=1,2,3,4分別為經濟貢獻指標指數的權重

4.支持力指數模型

支持力指數是規模指數與貢獻指數的綜合從指標體系的構建以及支持力的定義可以看出，規模指數與貢獻指數是支持力指數中兩個不可替代的因素，任何一個因素的低水平，都會導致支持力的低水平。因此，支持力指數不適合用規模指數和貢獻指數的加權平均綜合來構造’

變權綜合原理是因素空間理論的重要內容之一，該原理不僅可以反映綜合決策與評價中諸要素在重要程度上的區別，同時也可以反映諸要素之間的不可替代性。這種不可替代性的具體解釋是:即使是最不重要的要素，只要其評價值為0，則總體評價為0為表達支持力指數中規模指數與貢獻指數的不可替代性，下面給出支持力的變權綜合指數模型:

式中:S為區域創新系統的支持力指數;w,指數Y和貢獻指數，的常權權重值limS=0，正適合不可替代性的要求顯然，,w:分別為規模limS=0以及I訓此外，從上述模型中可以看出，當某一指標特別大時，其變權會變得較小，從而避免了由于某一指標值很大而使總體評價過程過高“

上式就是區域創新系統對區域國民經濟的支持力指數模型。本文采用上述模型對區域創新系統對區域國民經濟的支持力進行測度，能準確地反映區域創新系統對區域科技、經濟支持的程度和貢獻

四、區域創新系統對區域經濟支持力的評價

考慮到我國幅員遼闊，東西部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有一定差異，本文采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5)提出的將內地劃分為“四大板塊經濟區”的方案:將全國劃分為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四大板塊，并將這四大板塊劃分為綜合經濟區。其中，東部板塊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東、上海、江蘇、浙江、福建不一東、海南為一r能對區域創新能力進行系統、綜合的評價與比較，而東部版塊的10個省市具有經濟發展水平接近、區位特征相似的特點，因此本文采用東部10省市的相關數據，評價這些省市的區域創新系統對該區域經濟的支持力。年度指標數值采用2005年的數據，增長率指標數值根據2004年、2005年的數據計算得到，具體數據如表2

(1)按照(1)式計算單指標指數

(2)按照(2)式計算規模指數值其中，權重的取值，根據專家的意見，科技活動人員、利一技經費支出額、科技活動人員增長率、科技經費支出額增長率等指標的權重分別取0.3,0.3,0.2,0.2a

(3)按照(3)式計算貢獻指數其中，權重的取值，根據專家意見，論文專著專利指數、新產品產值、論文專著專利數量增長率、新產品產值增長率等指標的取值分別取0.2,0.4,0.1,0.3。

(4)按照(4)式計算區域創新系統支持力指數。其中，權重的取值，根據專家意見，取0.4，取0.6。

五、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