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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是指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保留在每一個民族中間具有穩定形態的文化。中國傳統文化是指以華夏民族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融合、形成、發展起來,具有穩定形態的中國文化,包括思想觀念、思維方式、價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禮儀制度、風俗習慣、、文學藝術、教育科技等諸多層面的豐富內容。近百年來,國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是冰火兩重天。上世紀兩次大的文化運動——、,使中國傳統文化遭到滅頂之災,而尤其可悲的是使中國人幾千年形成的傳統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道德情操難以為繼,使新一代的中國人出現了信仰危機、價值危機、道德危機,導致民族精神的衰落。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人們思想的解放,冷靜的反思;隨著中國國力的強盛,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恢復,研究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成為當下思想文化界一道眾所矚目的風景線。
一.理性看待中國傳統文化
對于中國文化的發展,有識之士也在不斷思索,1935年《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旗幟鮮明地提出中國應進行本位文化建設。指出對肇始于近代的民族文化危機,“我們不能任其自然推移,我們要求有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同時,“要使中國能在文化的領域中抬頭,要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的特征,必須從事于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1958年《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建議以儒家文化為主,融會西方“民主、科學”,以達“返本開新”后的世界價值和濟世功用。2004年《甲申文化宣言》的策略落腳點:側重強調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平等、多元共生的見解及中華文化對世界未來的可能性貢獻。“主張每個國家、民族都有權利和義務保存和發展自己的傳統文化;都有權利自主選擇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體領域完全不接受外來文化因素”,“主張文明對話,以減少偏見、減少敵意,消弭隔閡、消弭誤解。我們反對排斥異質文明的狹隘民族主義,更反對以優劣論文明”。近代中國的三次文化宣言,通過以文化的名義直抒當下訴求,折射出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策略指向演進的歷史軌跡以及未來文化建設策略在價值取向和技術選擇上的理性趨勢。
二.加強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保護和發展
雖然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后期的封建社會里一定程度上起著阻礙歷史進步的作用。但仍然有與現代化融合從而促進現代化成功實現的諸多營養成分存在,以儒家思想為主的“東亞價值觀”仍是亞洲各國發展的文化基礎,而且還受著那些“文明過度”的西方學者的特別青睞——認為在中國這種以倫理主義為核心的傳統文化中可以尋求到醫治由“過度文明”帶來的“文明病”的良方。
(一)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論研究。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不管是對歷史負責,還是對未來負責,都應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保護自己的文化遺產。盡管這個“文化醬缸”在一定時期內束縛了歷史的發展,但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的特色,是中國寶貴的物質和精神財富,是五千年文化的積累,是中國文化保持長久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強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整理,從中吸取精髓,使之發揚光大;摒棄糟粕,以史為鑒。
(二)保護中國傳統文化的物質載體。文化的“神”是文化的核心和靈魂;文化的“形”是文化的“神”的載體,要發揮傳統文化新的生命活力,就應實現其“神”與其“形”的現代統一。因此,一方面要致力于傳統文化固有的“形”保存、保護——經典文本、文物古跡、傳統節慶、優良的民間習俗、民間諺語等文化遺產,使之繼續發揮作為傳統文化其“神”的載體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總結傳統文化中的“神”,對其進行現代價值再創造,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念和價值觀念,及時反映和體現出改革開放進程中涌現出的一些新思維、新觀念、新取向,使中國文化更具時代特征和時代引導能力,使有“形”的文化遺產具有現代生命力。
(三)重構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體系。中國傳統文化的許多腐朽、落后、愚昧成分已經難以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的需要,必然會被文化自身的新陳代謝所拋棄。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與改造要有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時代意識,弘揚中華民族的主體意識,堅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原則。傳統文化中“仁義禮智信”、“以和為貴”、“兼愛”、“尚賢”、“自強不息”等普適性文化元素要大膽地發揚光大,應該成為中國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西方文化中包含的科學精神、民主思想、法制觀念、人權理論等文明成果,要像學習一樣,吸收、消化、使之中國化,成為中國文化中渾然天成的一部分,使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體系更加完善。
三.大力傳播中國傳統文化
保護中國傳統文化,重構中國傳統文化,最終目的就是要使中國傳統文化深入民心,并且走出國門,成為中國先進文化的一部分,成為世界文化的重要組成。最重要的兩個途徑是:學校教育和媒介傳播。
(一)學校教育活動。中國傳統文化教育是個由來已久的話題,也是國家常抓不懈的一項工作。2006年9月國務院《國家“十一五”文化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和傳統經典、技藝的傳承。在有條件的小學開設書法、繪畫、傳統工藝等課程,在中學語文課程中適當增加傳統經典范文、詩詞的比重,中小學各學科課程都要結合學科特點融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容”、“高等學校要創造條件,面向全體大學生開設中國語文課”。
筆者認為,要系統地傳播中國傳統文化,還應該將其作為一門專門的課程獨立于語文、歷史等其他各科。這是向中國知識階層傳播傳統文化的重要途徑,而知識階層是發展文化的生力軍,是普及文化的傳播者。這門課程應重在介紹中國傳統思想、傳統價值觀和道德觀、傳統風俗習慣、傳統文學藝術等,讓學生在這門課程中認識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而產生敬畏感;看到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中國千絲萬縷的聯系而產生歷史認同感和歸屬感;看到中國傳統文化與世界發展的聯系而產生自信心;吸收中國傳統思想而提高道德修養,學習中國傳統文學藝術而獲得美的教育。
中華民族是具有五千多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積累了大量優秀的傳統文化藝術精華。其中傳統圖形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文化藝術的結晶,它一直在各個領域默默的陪伴影響著我們的民族發展,現代設計如何能夠真正體會其民族精神含義把“民族的”變成“世界的”,挖掘傳統資源和尋找文化傳承的脈絡,是傳統元素運用的發展的趨勢,它可以使設計擁有更為深厚的文化內涵和未來發展空間。因此,如何借鑒,怎樣"融合"是我們現代設計師要深入探討和研究的課題。
現在我們面對一個高度現代化、信息化的時代,在"國際思潮"的影響下,中國設計一度出現追崇西方設計、而漠視中國的設計風格的現象,在對中國傳統元素的借鑒和運用上,用簡單的復制或生硬的拼湊的方法來完成圖形組合,而忽略了傳統文化藝術的精神內涵的詮釋,這樣的融合是對現代藝術的誤解,會阻礙現代設計的發展。
在如何對待傳統、應用傳統等問題上,日本的做法是實踐著把現代和傳統同步并行的方法,互補互存,并以復活傳統的手段推陳出新。也就是將已滅絕或瀕臨滅絕的傳統文化藝術用現代設計的感覺和手法去粗取精,在保留本民族特征的基礎上以新的面貌使傳統重獲新生。
2008年中國奧運會的主辦成功,向世界展示了一個新的中國形象,由此"中國風"刮遍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這個在視覺設計上,傳統與現代結合的成功案例,使人們從新認識傳統,設計師們越來越多地想從傳統文化中尋找設計靈感,設計來源。中國傳統圖形作為一種民族個性的圖形語言開始在今天的國際設計潮流中逐漸顯現出它的魅力。實際上在堅持民族性的同時,中國的藝術設計必然要走與國際接軌的路線,在交流中融合和發展。
一、中國傳統圖形的造形特征
縱觀歷史,從幾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人們利用圖形進行語言交流,并在彩陶上用圖案來裝飾自己生活,到明清時期“五谷豐登”“連年有余”等圖形的發展,說明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人們在追求物質生活質量的同時,也帶來了圖形表現形式的更加多彩和豐富。
1、傳統圖形的形態要素
“圖形”在每個時期的形態各異,讓我們感受到在豐富多彩的圖形中所表現出的特有精神氣質,雖然經歷了漫長的歷史衍變,那勃勃的生機仍然令我們為之贊嘆。今天,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彩陶上精美的魚紋、青銅器上的獸面紋以及漢代漆器上雋秀的鳳紋,無不傳遞著中華民族特有的審美意識。例如傳統圖形中最有代表性的“龍”的形象,就是在設計歷史中不斷變化和發展的。我們從世界的神話史或者設計史去尋找,都沒有哪種圖騰、神獸的形態像中國的龍那樣,具有如此之多的屬性,從形態上看“龍有九似”,蛇身、鹿角、獅鼻、虎須、魚鱗、鷹爪……聚九種動物特征于一身,這足以看出龍作為中國歷史上最高等級的神獸,其強大的圖形整合能力和精神特質,中國龍作為圖騰或臆造的神,在某種程度上都具有絕對的統治地位,是其它圖形都無法超越的。
2、傳統圖形的形式要素
縱觀中國設計的歷史和世界平面設計史我們會發現,遠古時期的圖形、符號一直到封建社會末期的各類的平面設計、圖形藝術,不變的主題是它們的表現形式、形象寓意,而它們的圖形特征,卻隨著每個歷史朝代的更替而轉變,而且還跟當時的本土文化、工藝與技巧緊密相連,都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和地域特點。在圖形形式的衍變過程中,每一個歷史時期的"圖形形式"的演變都不是對其原始“圖形元素”的徹底否定,而是以新的審美觀念賦予其以新的形式,從而使這些“元素”不斷的豐富與拓展使之符合時代的需要。從2008中國奧運會的開幕式的視覺表現形式上,我們可以看到導演張藝謀對傳統元素獨具匠心的現代化的演繹,其藝術表現形式的視覺效果震撼世界。由此可見,任何藝術形式的運用,只有利用現代科技,現代化的設計工具對傳統元素進行新的創意,才是未來藝術設計發展的方向。
二、中國傳統圖形的語言魅力
1、具有寓意的傳統圖形語言
中國傳統圖形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們對它的喜愛不僅僅是因為它的圖形美感,而是圖形深層蘊藏著的吉祥寓意,這些寓意最初源于人們對自然和宗教的崇拜,而衍生出的具有吉祥象征意義的圖形符號,是人們對美好生活向往和企盼的表述。在中國傳統文化藝術寶庫中,吉祥圖形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文化資源,如牡丹象征著富貴、桃子象征長壽,石榴預示多子,鴛鴦象征成雙等寓意,這些圖形表達了人們的思想情感,萬事如意等美好愿望。其中最有特色的圖形寓意是“吉祥”所謂的“有圖必有意,有意必吉祥”,再也沒有那一個民族比中華民族更注重吉祥如意的了。“吉祥”是人們美好的愿望,深埋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底蘊深處。中國人借用傳統文化把人們美好的祝愿畫成優美的形象、吉祥的圖案,并用這些元素去裝飾生活、饋贈親友、慰藉精神和滿足心里需求。
2、傳統圖形語言的符號特征
在人類之初,人們就開始用圖形符號來進行語言溝通了,因為圖形比文字更形象、更便于理解。現代的視覺設計也是以自己獨特的圖形語意來傳達設計主題的,因為,視覺設計本身就是力求以符號化的形式來表現豐富的思想內容,通過精練的圖形語言符號傳遞一種設計的意境。所以,深入研究中國傳統圖形的寓意特性,更準確的運用圖形語言來進行設計創意,可深化設計的文化內涵,使設計和受眾之間建立起思想上的溝通和視覺上的默契。
在傳統圖形形式上的轉化也就是保留圖形符號原來的意義內涵,同時通過形象結構的簡化獲得現代精神的表現。由香港著名設計師靳埭強設計的中國銀行的形象標志設計中,就用中國的“中”字與傳統造型“古錢幣”進行了形式簡單的符號組合設計,“中字代表以中國資本的聯營集團;古錢象征銀行的服務特點;圓角的方孔是現代化電腦的聯想,上下連串的直線則象征聯營服務。”----靳埭強 。標識在保留了傳統文化內涵的同時,創造出強烈的現代感,其視覺識別理念和識別效果早已被現代人認同。
三、中國傳統藝術與現代設計的融合
在現代藝術領域風格多樣的藝術門類中,對傳統文化藝術的運用表現得是多種多樣。如在環境設計中具有中式風格的現代設計體現;在眾多的具有"現代感"的服裝、手飾設計中也出現了大量傳統紋飾;傳統相聲的表演形式與現代演出風格的融合,備受人們關注和喜歡,事實上這些現代藝術的表現形式已經有了很濃的“中國味”。這是走向世界所具備的中國特質,是中國設計的身份標志,代表著中國文化的視覺形象。
1、設計的本質就是創新
設計的核心價值就在于創新,這也正是設計的生命力所在。如果一味地照搬和模仿,就勢必為時代所淘汰。
2012年2月,在首都博物館舉辦的以“中國龍”設計作品為主題的"龍行天下"藝術設計展上,以“中國龍”概念為主題的參展作品,將傳統與現代的審美理念融為一體,用全新的視覺效果對中國龍文化進行了闡釋及傳承。用現代的理念,把中國的龍文化與世界文化融為一體,和現代設計前沿相對接,這是一個把傳統設計觀念向現代設計理念邁進的過程,也是一個在傳統設計基礎上的創新過程。
以往對龍文化的理解,一直停留在龍形、龍紋、龍字的概念上,其表現形式也大多以傳統表現手法為主,這些看似保留傳統文化特征的表現方式,不但約束了我們對中華民族圖騰"龍"的深入解讀,也束縛了我們龍文化設計思維與世界先進設計理念的融合。
“龍行天下”藝術設計展的設計理念向我們展示了現代藝術設計的全新思路,而全新的設計理念應該具備的是創新精神,改變舊的傳統概念,使中國設計走向未來與國際接軌。
2、“融入與再造”與時代接軌
將傳統圖形運用于現代視覺設計,不應該是表面的視覺裝飾,或者簡單的加工拼湊,要將傳統圖形所深含的中國文化精神表現在現代設計中,必須將傳統圖形作為一種承載深厚文化底蘊的視覺符號。
對傳統圖形的現代設計,還要對傳統圖形的形式和形態上進行重新分解再造,提取特征元素并且用貼近現代人的圖形語言重新轉換組合,這樣才能做到“兼容并蓄、古為今用”。因此,設計者要充分認知本民族傳統文化和傳統習俗,將傳統圖形完全置于現代視覺設計語境中,同時,它需要我們要提高對傳統文化的認知能力,創新能力、整合能力和現代設計表現能力。
3、添加新元素與世界相融
中國傳統圖形其圖形表現.除了給人以視覺上的美感外,它同時帶給人們更多的精神享受。現代人的生活節奏的變化很大,不可能再完全重復以往的傳統,所以傳統圖形的發展要不斷添加新的時代元素,把以前過于繁復的設計簡化并且將傳統工藝、傳承方式與現代的人文生活相融,人們更容易接受。
“新元素”的添加,各個時期有不同的嘗試,有的簡單、有的深奧、都力圖向先進的設計思維和理念上的拓展。由此,圖形不僅僅是簡單的視覺符號,它帶給人們的是精神上的豐富和視覺上的精彩紛呈。
那么如何添加呢?縱觀圖形設計的發展歷史,從早期圖形的形成、到發展成熟,其在設計思想、表現手法和圖形語言上不斷的變化、添加和完善,它的內容和形式上也在發生著變化。雖然這種變化是潛移默化的,但它的歷史發展脈絡還是很清晰的。現代設計對“新元素”的添加要有更新的創新觀念,不斷打破傳統的思維方式、完成從傳統到現代的思維轉換,用新的技術新的觀念和新的表現手法代替傳統意識和表達方式,使中國現代設計與世界相融。
結語:
伴隨著時代的發展科技的進步,現代設計的思維方法和表現手段也在不斷豐富和多樣。面對著信息化快速的發展和人們對新視覺藝術元素的需求,視覺設計領域將面臨著新的考驗。但是可以看到,這種需求也給藝術設計帶來了新的發展契機。新觀念思維方式的導入,也為我們對審視傳統文化觀念提供了更多的現實意義。
在國家十二五計劃,發展文化產業精神的指導下,與時俱進,以人為本的設計理念已成為人們的共識。(下轉第76頁)
(上接第49頁)藝術設計的服務對象也將呈現出全方位、多元化的局面,信息化的普及和人們因生存條件、環境、心理等方面的變化,會激勵人們的想象和創新欲望。只要我們把握圖形藝術的時展脈搏,對中國傳統圖形藝術設計進行深層次的思考,用創新的理念去發掘祖國傳統藝術寶庫,在新的知識經濟時代的變革中,推動傳統圖形藝術的前進,不斷推陳出新,那么,具有中國特色的、兼容著傳統和現代多重元素的中國圖形藝術就會以其頑強的生命力,屹立于世界藝術之林。
參考文獻:
《中國藝術設計史》 作者:夏燕靖 遼寧美術出版社 2007年8月
生態倫理又稱環境倫理或環境哲學,其主要內容是肯定自然界和一切生命皆具有內在價值,人應該尊重生命、尊重自然;人不再是自然倫理的中心,應把道德關懷擴展到整個自然界并承擔道德人的責任;人與自然應協同發展。它著眼于人與自然、人與生態環境的關系問題,最終達到人類社會、自然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被稱為“天人關系”,這是一個與中國古代自然環境保護密切相關的哲學命題,各家學說對此均有論述。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中,著力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所包含的符合現代生態倫理的思想正在成為中國生態倫理研究的一大特色,人們在理論傾向上更多地強調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態倫理的一致性。的確,在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包含著非常豐富的與現代生態倫理思想相一致的思想成分,但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態倫理思想并不是一種完全契合的關系,還存在著相矛盾、相沖突的地方。
一、傳統文化中的生態倫理思想
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在對待自然的態度上,從根本上講與道家是一致的。它認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與自然萬物同類,因此對自然應采取順從、友善的態度,以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在肯定人道本于天道,“贊天地之化育”的同時,又肯定人為萬物之靈,可以“制天命而用之”,主張盡人事以與天地參。在此基礎上,儒家提出了豐富的合理開發利用和保護自然環境的思想,這些思想蘊涵著中國傳統的生態倫理觀念。
(一)兼愛萬物。尊重自然
儒家認為“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因此尊重自然就是尊重自己,愛惜它物之生命,也就是愛惜人自身的生命。人要博愛生靈,兼利宇宙品物。儒家六經之首的《周易》中,就把“生生”(尊重生命、長養生命)作為人之“大德”,“天地之大德日生”。隨后的儒家哲人也大都從自我生命的體驗,轉而同情他人的生命,并推及對宇宙萬物生命的尊重。以情度情,以類度類,進而效法大自然的厚德載物,博大無私。
茍子認為,萬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養而成,主張對自然萬物博施以“仁”。漢朝的董仲舒則更明確地主張把儒家的“仁”從“愛人”向愛物擴展:“質于愛民,以下至獸昆蟲莫不愛。不愛,奚足以謂仁?”宋代張載進一步將仁愛原則推廣到包括非生命物質,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思想,認為天下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外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愛必泛愛,成不獨成。要真正的愛人,就必然要愛物。
儒家的這種“生生”、“利物”、“泛愛萬物”的思想,類似于當代生態倫理觀所主張的把人類的道德關懷從對人擴展到對一切自然生命的思想,但兩者也有著本質區別。現代生態倫理學認為物與人處于平等地位,享有平等的道德權利,應該受到同樣的道德關懷;儒家強調愛有差等,推己及人,由人而及物,以層層向外推擴。這里儒家的人與物雖為一體,但這一體中各部分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所以萬物享受的愛的關懷也截然有別,有厚有薄的。對此,明代的王陽明從“大人與物同體”的角度,作出了獨特的論證。他認為,在利益分化發生矛盾時,家庭血親處于中心、優先的地位,先愛至親、家庭,再愛路人,最后是禽獸、草木,層層向外輻射。愛護草木,是為了使禽獸有足夠的飼料,而愛護禽獸則是為了養親祭禮,所以愛護草木禽獸是圍繞自身家庭這個中心運轉的。王陽明還認為,如果接受上述這種觀點,那實際上就是接受了以人為中心,包含義、禮、智、信的整個封建道德準則體系,使五常之德適用于整個自然界。顯然,儒家的愛物是有差異性的,強調的是要人們去愛惜自己周圍的一切事物,而“愛物”的終極原因是使人生活得幸福,愛物就是愛人類自己。
(二)以時禁發,以時養發
中國古代是農耕社會,農業生態環境的好壞與莊稼收成的豐歉關系著歷代王朝的興衰和百姓之生計。因此,保護農業生態環境和生物的再生產能力,不能不成為歷代君王與百姓的大事。儒家正是依據對生物與環境之間關系的認識,從利國富民,保汪人類生產和生活資源的持續性發展出發,要求人們在利用自然資源時,要順應事物的繁育生長規律,“以時禁發”,去開發利用自然資源。
春秋時期,管仲在齊國為相,他從發展經濟、富國強兵的目標出發,十分注意山林澤的管理和生物資源的保護,提出了“以時禁發”的原則。他說:“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要求山林與水澤要按時封禁與開放,老百姓在開放時間內去采集捕獵可免征稅賦。
孟子、茍子進一步繼承和發展了管子的“以時禁發”思想。孟子主張對生物資源要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不違農時,谷不可勝時也。”“故茍得其養,無物不長;茍失其養,無物不消。”茍子則使管仲生態倫理思想進一步系統化、具體化:“早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林,不天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耕、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谷不絕,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淵沼川澤,謹其食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茍子的這些保護主張,是作為圣王安國治邦之策提出來的,并建議有德之君將保護生物資源作為一項制度確定下來。
(三)取時有節,物盡其用
儒家注重經世治國,他們所倡導的“禮儀”政治是一種有節制的政治,要求統治者節制自己的行為,克制自己貪得無厭的欲望,把節約人、財、物上升到國策的高度。孔子主張“政在節財”。唐代名相陸贄亦日:“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長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長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人為出。”儒家“政在節財”的主張,主要是從政治和經濟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但它客觀上具有自然保護的意義,從而避免了對自然的掠奪和資源的浪費。
儒家所提出的節約的主張,一開始就是從生態學的角度出發的,儒家從天地自然萬物所具有的再生性與有限性規律得出了人事行為要有“節”的結論。“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同時,儒家把節制的要求延伸到自然資源的取用,形成了“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的“愛物”原則。儒家歷代把“釣而不綱,弋不射宿”(不用大網捕魚、不射夜宿之鳥)自覺地體現在行動上。《呂氏春秋》認為破壞大自然是一種不祥的舉動,它必將召來災禍,使那些象征吉祥的動物都銷聲匿跡。“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刳獸食胎,則麒麟不來;干澤涸漁,則龜龍不往。”同時只有愛護、珍惜大自然,使各種生物各得其所,生物界才會出現生機勃勃的繁榮景象,“水泉深則魚鱉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這都是要求人類對自然資源在愛護和珍惜的前提下有度地使用,不能使物種滅絕,才能保持其持續存在和永續利用。正如朱熹所說:“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在利用自然資源時,儒家要求人們珍惜自然提供的生活之源。儒家認為,只有統治者謹慎地對待自身的物質利益,注意節約,鼓勵生產,不斷地權衡利弊得失,才能使天下的財富豐裕,國泰民安。“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對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天所藏之,是知國之極也。”
在中國古代,社會生產力比較低下,物質財富相對匱乏,人們為了很好地生活下去,就不得不實行節儉,所以也就比較容易做到物盡其用。現代社會雖然擁有很高的資源利用技術,但并非一切資源都已得到再利用,而且再利用的費用也相當高。所以,取用有節,物盡其用,仍然是現代社會解決資源短缺與環境保護的一項合理而有效的對策。
二、傳統文化中的反生態倫理思想
雖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與自然的關系并沒有像西方文化那樣被納入到主客二分的框架中加以研究,但是在天、地、人三才構成的系統中,人仍然處于主導地位,這就如同天、地、人雖然可組成一個“家庭”,但人是“主人”,天、地則是吾家之舊物。
它們雖然也時常得到主人的呵護,但那是由于它們是“主人”的所有物,三者之間的親密無間并不意味著自然之天、地的獨立性或內在性已經為人所尊重、認可。因此,中國傳統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題中仍然彌散著濃厚的反生態倫理的思想要素,二者存在著相沖突的地方。
(一)自然規律倫理化
傳統文化中,天道則常常要服從于人倫之理,即表現出非常明顯的將自然規律倫理化的思想傾向。對自然規律的探究、對自然現象的揭示常常成為推導宗法倫理道德價值的一個邏輯環節,自然的神圣性常常成為論證宗法倫理道德神圣性的鋪墊或襯托。如自然界的災異現象常被用作人事善惡的評價依據,陰陽大化之道、五行生克之序也被作為論證人世倫常的材料。董仲舒就借助了“天人相類”、“天人感應”的邏輯環節,來神化儒家倫理道德。這在表面上看來,似乎“天”的神圣性是至關重要的,好像沒有“天”的神圣性就無法體現出儒家倫理秩序的神圣性,但實際上,“天”的神圣性在這里只是體現人的神圣性工具或手段。正如李澤厚所指出的:“董仲舒搞這一套,主要是為了以宇宙系統確立君主專制權力和社會的統治秩序。”宋明理學的產生,旨在建構儒家道德本體論,即為儒家道德確立終極的價值根據,“心”或“理”的形上意義同樣要借助于天、地、人的統一來確立,但是這樣確立起來的具有至高道德價值的“心”或“理”,反過來又形成了對整個自然界甚至整個宇宙的統攝、包容之勢:“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該無載了。”對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這一思想傾向,張岱年先生明確指出:“自然與人的關系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必須遵循自然界的普遍規律。另一方面,人類社會有自己的特殊規律,道德是人類社會特有的現象,不得將其強加于自然界,漢宋儒家講天人合一,其肯定人類與自然界的統一,有正確的一面;而將道德原則看作自然界的普遍規律,就完全錯誤了。對此問題,應作具體分析。”
(二)重德性,輕技藝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對宗法倫理道德精神的高揚,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人們科學地認識和利用自然,也在自然和人文之間形成了較大的矛盾或張力。具體說來,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實踐活動常常受到宗法倫理觀的抨擊或限制。孔子曾將要求“學稼”的樊遲斥為“小人”,將各種生產或手工技藝看成小器、“末業”,將從事宇宙探詢或天文歷算研究的看成只是史官或陰陽家所做的事情,從而開啟了儒家重德性、輕自然、斥技藝、貶功利的思想。這種觀點在中國文化史上不斷得到加固而成了一個龐大的人文價值傳統,在歷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筆。這種鄙薄探詢自然、技藝的傳統使得古代眾多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人受到了“于國事無補”或“玩物喪志”等諸般嘲弄,并導致長期以來中國的自然科學總是停留在一種直觀、經驗的水平上。
(三)重主體。輕客體
在中國傳統文化所構架的天、地、人的思維系統中,對人的主體地位的重視和高揚實際上也以獨特的視角表達了中華民族的一種“重生”意識,即重視人的生命,尊重人的生命,而這與宗法社會促進生命生生不息的倫理要求是完全契合的。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題中還包含著這樣一種內涵,天地萬物都統一于人的生命存在中,都可以成為保持生命、延續生命的手段和材料,這實際上就把人的生命的存在看成是最終的目的,而自然的目的性則常被忽視,或所強調的仍然是其工具價值。因此,從這一點上看,盡管中國文化的“天人合一”與西方的“主客二分”在致思路徑上存在著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忽視自然必然性這點上,二者完全可以殊途同歸。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把自然物作為體現生命價值的一種手段,這在許多方面都有所體現。如以飲食為例,在西周時就形成了“重食”的氛圍,周朝為此設立了專門的“食醫”,位于各種醫師之首,其主要職責是掌握飲食的搭配。從總體上看,中國的飲食文化非常注意從人與自然相合的基點來決定飲食上的選量與選味,這其中有許多值得肯定的東西,但也有不少糟粕性的東西。在歷史上有不少人把追求奢華的生活作為人生價值實現的一個標志,把占有和消費自然珍稀之物作為個人身份的體現,豪門貴族常以奢侈為榮,竟事侈糜,飲宴常是“食前方丈”,“窮水陸之珍”。他們崇尚口腹之欲,廣市齊珍異好,對難得之物嗜食尤甚。隋唐之際,捕食麇鹿、野象之風尤盛,以鹿、象制作的菜肴很多,有用鹿舌制作的名菜日“生平炙”,也有用象鼻制作的特色食品“象鼻炙”。總之,中國傳統飲食文化中有許多教訓,“濫捕野生動物就是深刻的教訓之一。這一教訓,在當時并看不清楚。因為野麋鹿等生動物還相當多,鹿肉等又為人們所喜愛,只是到了后世,當麋鹿等野生動物瀕臨滅絕成為珍奇稀有動物時,才會感到教訓深刻,這對于今天來說亦應引以為鑒”。
三、評析
2中國傳統文化花鳥畫體系中花卉題材的演變
自古,花卉就是中國繪畫上“最有力之中心題材,亦即于世界繪畫之畫材上,占一特殊地位”(潘天壽《中國繪畫史》)。中國花卉繪畫從起初發展的六朝時期到最繁盛的五代十國、南宋期間,許多專長于花卉繪畫的人物,形成了“徐黃體系”,代表人物是徐熙、黃筌。徐熙和黃筌的繪畫藝術風格不同,形成兩種不同的藝術風格。黃筌的作品線條細且流暢,畫面干凈真實。徐熙的作品更偏向于追求落筆成型追求意韻。由此形成了花鳥體系中的兩種繪畫畫法,工筆和寫意。在中國人的意識中花卉作為物質形態展現帶來的美好感受讓人流連忘返。在中國人的毛筆下,不僅僅描繪了花卉的形態,同時花卉的氣質秉性,獨特魅力在濃墨淡彩下更加傳神。畫出了花,畫出了花魂。花卉繪畫發展最繁盛的時期是宋代,宋代文人的花卉題材作品是其精神意蘊的表現。例如,花中四君子(梅、蘭、竹、菊)。提到國畫映入人印象的首先就是四君子(梅、蘭、竹、菊)。為何中國人如此愛花中四君子,這跟中國人所認同的精神氣節息息相關。高潔堅毅如梅花、品質脫俗如蘭花、氣節不凡如竹、淡泊紛爭如,這些都是千古至今中國人傳唱的高貴品質,也體現出中國人的精神追求。在千千萬萬中國名畫中,以四君子為題材的繪畫作品尤為眾多,耐人尋味。四君子的出現為中國傳統文化花鳥體系添加了新的內容。明清時期的代表人物有山人、揚州八怪。山人在自己的畫中注入了思想,表達憂國之情、愛國之情。惲壽平的沒骨花卉創新應用結合了徐熙和黃筌的兩種不同的繪畫風格,使花鳥體系得到新的發展。到現代的齊白石、潘天壽等都在中國傳統文化花卉畫中進行創新。潘天壽擅長于寫意花鳥畫。畫面構圖精妙,墨的濃淡到位,精致卻也不顯緊張,用筆瀟灑肯定。使得筆下的平凡普通的題材卻顯得與眾不同。現代的中國花卉畫在傳承古人的技法和繪畫韻味的同時也不斷地創新,使得中國傳統文化花卉繪畫持續走向更廣闊的世界。花卉繪畫的發展強調神韻和意蘊的制造,顯示出中國傳統文化繪畫的大寫意,形成了鮮明獨到的特點并發展至今。如現在存放在的沈振麟《十二月花神冊》。
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源遠流長,厚重博大,到了近代卻不敵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下的機器文明,從此便開始了中華民族長達一個多世紀的苦難歷程。而今隨著經濟的增長、國力的強大,人們又不時地回憶起那曾經令我們無比自豪和驕傲的、輝煌的文明史。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提出的“文明沖突論”(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又將我們推人了深深的思考中,“西方:是唯一的,而不是普遍的”(The west: unique, not universal)ol}}我們將如何應對?
當今,面對現代化的未來,中國悠久的歷史傳統文化似乎不再被某些人著成是一種財富,而是一種負擔,我們如何處理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間題?飛速發展的科學技術和全球一體化趨勢對民族傳統的特性造成巨大沖擊,我們如何才能做到在融人國際大循環的同時又保有民族性?因此,站在新世紀的地平線上,在全球范圍內各種思想和文明相互激蕩的情況下,我們有必要對傳統文化重新回顧、審視、反思和定位。
一、倫理與政治一體化:以“忠”“孝”為核心的宗法血緣制
—中國傳統倫理的基石
在中國古代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農業社會中,由“忠”“孝”所鏈結起來的宗法血緣倫理,始終以不變應萬變,萬變不離其宗。歷史的變遷使中國社會由氏族制到奴隸制,再到封建制,社會形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但杜會結構的基本組織還是由血緣所鏈結起來的群體,而“忠”“孝”則是貫穿其中的一條紅線,并最終形成了倫理與政治的一體化。
“孝”作為一種道德觀念和行為規范,是相對于家庭倫理而言的,它要求子對父奉養、尊敬和服從,表示的是封建社會里父子之間的人格隸屬關系,也是父子之間權利義務關系的反映。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先改于父之道,謂之孝央0
“孝,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父老也。}f31
“善事父母日孝。^IeJ
兒女孝頑父母,賭養父母是人倫之常情,同時也是維系家庭倫理的根本所在。《孝經·三才》中說:“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把孝抬高到“天經地義”的高度,因而“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于孝。”兒子不孝是大逆不道,是最大的罪惡,《孝經·五刑》中也說:“五刑之數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對父母應做到“生,事之以}L ;死,葬之以札,祭之以禮。”閉《論語·學而》亦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因此,孝是一個人的根本,一個人如果是一個孝子,那他就能做好其他一切事悄。在《水滸傳》中宋江之所以被稱為“孝義黑三郎”,就是與他的孝有關。例如,當宋江殺了閻婆惜逃難時,接到其弟送來的其父亡故的假信時,“自把胸脯捶將起來”,自罵為“不孝逆子”,這就是幾千年沉淀下來的最深厚的人倫情感。從此,我們不難看出,“孝”這一倫理觀念在人們心中的地位。
在中國古代倫理中.另一個重耍觀念就是“忠”。其本愈是指對人對事的正當的心理狀態或態度。許慎《說文解字》:“忠,敬也。”整個古代杜會是典型的封建宗法式國家社會,是以血緣為基礎的家族和氏族集團。在宗法性倫理的主導下的杜會結構中,家族、國家都是在家庭的基礎上擴大而來,都帶有一定的家族血緣關系。因此既然國是家的延長和放大,那么,作為家庭倫理核心的“孝”便可推衍為維系家族和國家關系的、根本的道德品質。一國之君即為全國大宗族的“宗主”或全國老百姓的“大家長”。君臣關系也是親情關系延展。在這樣的社會組織中,最基本的倫理道德“孝”便擴展為“忠”。可見,宗法關系,既是血緣親親,又是等級尊嚴;既肅穆威嚴,又含情脈脈。[6]
w孝者,所以事君也。
“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梯,故順可移于長;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
“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亂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當“孝”進化為“忠”時,傳統意義上的家庭倫理,首先就由敬父愛母延伸到愛社被國家,同時也把“尊尊”“親親”的價值觀念和訴求擴大到整個社會群體中。這當然是人類社會集體梢神的偉大張揚,反映在民族意識上,則積淀為維護民族利益和民族團結的祟高品德,表現為可歌可泣的民族氣節,這也是培養了中國無數仁人志士的沃土。
再進一步分析,我們便可以看出,由“忠”“孝”演變而成了兩種關系:一種是父子兄弟族人之間的血緣關系,即社會倫理;一種是君臣上下之間的政治關系,即政治倫理。前者的主干是“父權”,后者的主千是“君權”。即用父權來維持血緣關系、社會倫理,而用君權來調整政治關系、政泊倫理。由此,以“君權”為軸心所形成的國家組織系統和以“父權”為軸心的社會組織系統—倫理和政治的一體化,成為了中國古代社會前進的基本動力。
二、倫理與宗教的互補:倫理宗教化,教倫理化
—中國傳統倫理的委身和選擇
幾千年來,以儒家倫理主體和核心的中國傳統倫理,對于培養、形成和強化人們的倫理觀念起了重要而深刻的作用,這一過程同時也是宗教倫理化的過程。
“中國歷史上的宗教主要包括夏商周以來的正統宗法性宗教,東漢產生的道教及外來的佛教。}"[10〕作為上層建筑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歷史上的宗教,必然要反映并維護它的社會基礎,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即在儒學取得獨尊地位的情況下)。
傳統倫理的任務,是為了確定、調整并維系人與人之間的行為規范,并使之適應以“父權”和“君權”為中心的封建人倫關系。而宗教則是將這種人倫關系神圣化(不是神化。對于這種情況,王滬寧認為,神化是指人與超自然力量之間的關系,神圣化是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font)
在殷商時代,其時人事無巨細幾乎都要通過占卜,求“老天”唱示。大至國家之間發動戰爭的大事,小至日常起居生活瑣事,皆憑占卜而后行。稍加分析便可以發現,不論“老天”昭示什么、巫人怎么解釋,最后還是由股代統治者發號施令。“老天”只不過是個幌子,為統治者的行動披上一層合法的外衣而已。
在周代,統治者不僅把一套宗法性的倫理宗教化、神圣化為天命所定的行為規則,同時又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倫理原則,即“皇天無親,唯德是輔”。他宜稱,既然倫理秩序和道德規范,是天命之所定,那么上天對人間之事如何處理,便以人的言行動作是否符合倫理道德規范為轉移。“上夭”因此便具有了倫理的屬性,夭命里滲透著倫理的內容。“幻這樣,宗教便倫理化了。 在漢代,大儒董仲舒通過“天人感應”說,完成了倫理宗教化的工作,將封建宗法社會的倫理規范的集中表現:“三綱五常”,演繹為“道之大原出于夭”的神圣準則,使之具有了無比神圣的地位。同時,其他一切宗教如果要在中華大地上扎下根來,也必須把儒家神圣化了的這一套封建倫理規范作為該教的倫理觀的基礎,以此為準則去塑造該教中各個神靈的道德形象。[13)
東漢以來的道教所宜揚的關于長生不老、得道成仙的基本理論,成了封建社會中人們遵守和實踐封建宗法倫理的巨大推動力,是倫理宗教化和宗教倫理化得以實現的重要契機。而外來的佛教在經過長期的進化和融合后,不僅完全接受了“三綱五常”的封建宗法倫理,而且佛教本身所具有的“滅欲凈心,忍辱無爭”等道德規范也來維護封建制度。再加上其所特有的那一套“因果報應、生死輪回”的信仰,起到了傳統儒家倫理學說所不能起到的社會作用。
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役有宗教調動“各路神仙”來宜傳儒家倫理,而僅僅靠孔子、孟子那樣完全通過世俗教育的手段,儒家倫理觀念是不可能那樣深人人心、根深蒂固的。“在這方面,一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宗教故事,勝過許多卷‘子曰’‘詩云’的孺家經典教條”,“沒有宗教化的倫理道德,枯澡無味,僵死無力,既不神秘也不神圣”,沒有在現實生活中運行的動力。宗教所神圣化的倫理是以儒為主的封建宗法倫理道德,這樣,便把封建宗法倫理道德及其下面的種種人際關系和封建宗法制度,用神圣化了的倫理‘混凝土’預制起來,變成了超穩定的社會結構。“幾千年來,我們的祖先便世世代代生活在這個超穩定的結構體系中,被馴化為儒釋道的信奉者。^[14]
三、非理性:倫理的絕對化和人的個性的泯滅
—中國傳統倫理的缺憾
所謂非理性,不僅僅是指傳統倫理作為一個獨立的價值體系和思想體系自身所包含的價值和思想上的缺陷、錯誤和功能上的悖謬,更主耍的是指由其價值和思想上的缺陷、錯誤和功能上的悖謬所帶來的人的主體性的失落。
中國傳統倫理文化就其所涵益的某些價值和精神來說,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等,仍然有粉閃光及合理的成份,即使在我們邁向現代化的今夭,也仍需保持和發揚。中國傳統上以家族和宗族為墓礎、以杜會群體為本位的價值趨向和訴求,對中華民族及其文化的凝瑯和整合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其所具有的巨大歷史局限性,特別當這些倫理在長期的歷史演變和進化中被片面化和絕對化后,它的許多真價值、真精神被“閹俐了”,[ is〕變成了值死的教條,缺乏理性,導致了人個性的泯滅。
在孔孟時代,孺家文化的倫理觀念還是充滿理性精神的。但是到了漢代孺家手里,就變成了片面的關系和義務。例如,早期儒家雖講“義以為上”、“見利思義”,但他們仍主張天地之間人為貴,充分肯定了人的欲望和人的價值。可到了漢孺董仲舒提出“三綱五常”之說.則便成了絕對的東西。父為子綱,兒子就要聽父親的,兒子做錯了事,父親可以動用家法,打死也不犯法;夫為妻綱,妻子就要聽丈夫的,“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君為臣綱,做臣子的就要服從國王.“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由此,這種絕對的至高無上的倫理規范湮沒和抹煞了個體的存在和價值。當它作為一個社會的普遍的倫理道德規范被絕對化和片面化時,自我存在和自我實現便無處可尋。
宋代程朱理學家們所提倡的所謂“存天理、滅人欲”,就是泯滅個人欲望,維護封建倫理,不允許“我”憊識的存在和出現。只承認倫理道德和群體價值,不承認個人的權利和利益,這是中國傳統倫理中“主體的失落,人的失落和人的價值的失落”。[160〕說到這里有一件事不能不提,現在人們常常叨念諾貝爾獎,其實我國至少有一次機會可以評上,那就是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的科研成果。可那時國人好發揚集體主義精神,號稱“要上一齊上,要下一起下”,提交給諾貝爾評獎委員會的名單上的發明人竟有14人之多,而諾貝爾獎只獎勵有突出貢獻的1-2人,最多不超過3人,結果與諾貝爾獎失之交臂!這一事件在今天看來猶如一場鬧劇,靠這樣的方式來滿足自豪感,張揚集體主義原則,無異于緣木求魚,自我嘲諷!
香港導演吳宇森執導的電影《赤壁》以其強大的演員陣容、壯闊的戰爭場景和恢宏的影片氣勢再現了東漢末年曹操和孫、劉聯盟赤壁廖兵的歷史事件。“歷史題材的影視作品盡管并不在影視發展史上占據主導地位,但取材于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的影視創作仍然數不勝數,其中,還有許多杰出的創造”。可以說電影《赤壁》就是如此,作為一部華語國際大片,它不僅取得了巨大的商業價值,而且影片在鐵馬金戈、刀光劍影的宏大敘事中以現代影視手段融入了豐富的傳統文化內容,影片在敘述歷史故事的同時也傳播了中國傳統文化。
電影作為一種大眾傳播媒介,不僅有著娛樂的功能,它也能夠起到傳承文化、教育大眾的作用。《赤壁》的編導組將中國傳統文化以藝術的形式呈現給世人,使觀眾在領略電影藝術魅力的同時,也不知不覺地為其間所蘊含的諸多傳統文化元素所熏陶。譬如影片《赤壁》中設置了周瑜和諸葛亮、關羽、張飛、魯肅等人投壺的一個場景。投壺是我國古代一種達官顯貴、文人雅士聚會游宴時采用的一種游戲娛樂方式,它的產生源遠流長,可以追溯到先秦,秦漢時期更是得到極大的發展,在士人中風靡一時。電影《赤壁》中在曹、吳兩軍劍拔弩張、大戰將至之際,展現周瑜和諸葛亮卻能夠平心靜氣地進行投壺游戲,影片中周瑜說敵人越是張狂,就更需要專注,心靜就可排除雜念,將箭投入壺中。并通過張飛的魯莽言行作為反襯,來表明一個道理,越是在危急的關頭越是要保持頭腦冷靜,惟其如此才能有補于事。影片中此一幕,既再現了投壺這一中國傳統文化形式,又使人在觀影后產生深沉的哲理思考。
跋鞠也是中國古代的一種游戲,同時,由于這一活動可以增強體質,所以古代兵家又把它引入軍事訓練中,如影片《赤壁》中就有曹操將跳鞠運用到士卒的日常訓練里,厲兵襪馬,準備攻打東吳的場景。兩漢以降,跋鞠依然為封建王朝的統治者和下層人民所喜愛,比如眾所周知的《水滸傳》中宋徽宗就頗為喜愛鼠鞠,而高休也藉此技藝側身貴胃。現代足球追根溯源,其源頭就是中國古代的墩鞠,這一點已經得到世界足球聯合會的確認。中華文化水闊源長、博大精深,由此可見一斑。吳宇森在電影《赤壁》中將墩鞠這一古老的活動搬上銀幕,鮮活生動、淋漓盡致地將之展現出來,使后人得以穿越歷史的時空,領略這一塵封已久的運動的風貌,感受豐饒厚重的華夏文明。
劍舞也是為世人所熟悉的一種傳統文藝形式,古人把習劍與舞蹈兩種活動巧妙地結合起來,將充滿殺伐之氣的鏗鏘之技轉為摧剛為柔的婀娜樂舞,使得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司馬遷《史記》中“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的典故家喻戶曉,婦孺皆知,而現代出土的漢墓中,在許多漢畫像磚上都雕刻有劍舞的圖案,顯示這一舞蹈技藝在當時已經十分興盛。漢以后劍舞進一步得到繼承和發揚。例如耳熟能詳的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詩中描述劍舞的詩句:“耀如界射九日落,矯如群帝駱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圈。”形象生動地描繪出舞劍者出神入化的高超技藝,說明劍舞這種文化娛樂形式在唐代日臻完善。在影片《赤壁》中,梁朝偉扮演的周瑜身形矯健、姿態優雅,時而矯如游龍、氣貫長虹,時而飄若浮云、靈巧輕盈,舞姿既英武豪健,又柔婉纏綿,剛柔相濟,將劍舞這一技法活靈活現地表現出來。舞蹈是流動的雕塑,影片中周瑜的劍舞造型就如同一個個優美的雕塑,給人以強烈的視覺美感,使觀眾在獲得審美偷悅的同時,不知不覺受到劍舞這一桂統文化的浸潤與濡染。
中國的漢字不僅能夠表情達意,具有實用功能,而且怡情悅性,具有審美功能,形成一種獨特的書注藝術,成為妮紫嫣紅的華夏文化百花園中一朵艷麗獻奇葩。在電影《赤壁》中導演也巧妙地將這一傳統文化形式置入其間,影片以張飛習書和小喬練字將之呈現出來。張飛不僅是一員曉勇善戰的猛將,而且在書法上也頗有造詣。張飛擅長書法,這在歷代典籍中多有記載,其八分書,字體端莊剛直、遒勁有力,他為中國書法藝術的發展做出了自己獨有的貢獻。電影《赤壁》中借張飛習書一幕展現出我國書法藝術的魅力,而影片中也多次出現小喬伏案揮毫的鏡頭,還有影片中周瑜以隸書體寫下“平安”2字的特寫鏡頭,一點一劃間都向觀眾傳達出這一傳統文化的迷人神韻,在潛移默化中入人深切。電影《赤壁》中不僅展現書法藝術,也包蘊繪畫藝術。繪畫是華夏傳統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千百年而光華奪目,芳馨遠播,《赤壁》電影中反復出現小喬風情萬種的人物肖像畫,在傳情達意,演繹故事的同時也觸發觀眾對這一不朽的中華文化藝術的無限遐思和神往。
電影《赤壁》中也蘊含中國的茶文化。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產茶的國度,有著悠久的歷史,茶也是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飲品。飲茶不僅可以使人延年益壽,而且它是文化的一種表征,由飲茶而衍生出具有濃郁民族特色的茶文化。人們通過煮茶、品茶或酬賓交友、談玄論道,或頤心養性、陶冶情操,歷代文人墨客都篤愛茶藝,茶藝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影片中小喬只身獨赴曹營游說曹操,席間她談茶論藝,論茶、茶具、水質、水溫等對于煮茶的重要性,并言茶的色、味、韻等茶道,以精辟的言語闡述茶藝茶道。在屋外“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張氣氛中,卻于室內營造出一種“小樓明月調箏”般幽靜雅致的環境,侃侃而談,展開了一番關于茶藝的解說,雖然影片中安排這一出戲是要表現小喬為了拖延時間,有利于孫、劉聯軍的進攻,以論茶藝而與曹操周旋,但觀眾從小喬之口中也獲得了一些茶藝的基本知識,影片通過林志玲扮演的小喬的言談,用電影藝術的形式重新診釋了茶藝這一傳統文化,對于進一步傳承和弘揚華夏茶文化裨益良多。
在中國的藝術寶庫中,音樂藝術極為輝煌燦爛,也是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琴是中國一種古老的樂器,歷朝歷代都涌現出許多演奏琴的名家圣手,魏晉時期稽康臨刑前彈奏的一曲《廣陵散》成為音樂殿堂的千古絕響,而《三國演義》中諸葛亮在城樓氣定神閑地彈奏古琴而嚇退司馬鼓大軍的“空城計”一幕,更是為人津津樂道。電影《赤壁》中多次出現周瑜演奏古琴以及他與諸葛亮談論琴藝的場景,周瑜彈琴的節奏時而急管繁弦,緊促迫切,如萬馬奔騰:時而又舒緩婉轉,輕柔澄澈,似小溪流水。影片中借助彈琴節奏的緩急來表露戰場態勢波詭云的變化以及人物跌宕起伏的心情。與此同時,也向觀眾展現了這一傳統樂器追魂攝魄,動人心神的優美旋律,使觀眾浮想聯翩,沉醉其中,獲得藝術的享受。周瑜練兵時校場外牧童悠揚的笛聲,不僅深深打動了在場操練的每一個士卒,也深深打動了每一位觀眾的心,導演將緊張的軍事訓練賦予一種詩意的安排,使得電影故事情節開闔自如,張弛有度。在電影《赤壁》中音樂不僅對于情節的發展和主題的揭示起著異乎尋常的重要作用,使人對編導的運思巧妙扼腕服膺,而且影片也營造出良好的視聽效果,使廣大的觀眾為之擊節贊嘆,同時激發起對中國古典音樂濃厚的興趣,在現代音樂風靡一時,人們翁然風從的情況下,這無疑對于我國古典音樂文化的繼承弘揚頗有好處。 電影《赤壁》不僅展現了諸多的傳統文化樣式,它也將深邃的人生哲理蘊育其中,影片對于真和善給予熱情的謳歌與贊美,對于丑和惡給予無情的鞭撻與唾棄。影片高揚著正義的旗幟,在孫、劉聯軍大敗曹軍,正義最終戰勝邪惡的意蘊上進一步延伸,生發出深沉的哲理思考。盡管正義最終戰勝了邪惡,人們美好的愿望得以實現,但勝利的獲得歷經坎坷艱辛,來之不易,正如在影片中周瑜望著血流成河,尸橫遍野的戰場,心情沉重地說“大家都輸了”,雖然寥寥數語,音調低沉,卻言簡意賅,振聾發績。因為殘酷的戰爭無情地剝奪了無數鮮活的生命,千百萬人遭受兵資之苦,即便是對于交戰取勝的一方,也無法體會到獲勝后的那種輕松喜悅,只是心頭升起莫名的悵惘與凄涼。影片結尾以小喬不希望萌萌成為戰馬,表達了廣大人民摒棄殺戮,呼喚和平,企慕安寧的強烈愿望。儒家宣揚“和為貴”,反對殺戮、反對殘暴、反對戰爭,今天我們構建和諧社會,和諧世界,影片《赤壁》隱寓拒絕戰爭,渴望和平的深刻思想內涵,也傳達出這一具有積極現實意義的理念,引人深思,給人啟迪。
2.教學方法創新之實效性實現傳統文化價值導向的教育目標,除需精要的內容安排,亦需生動、活潑的授課形式和教學方法為助,最忌“灌輸”和“絕對化”。靈活多樣的教學方式不僅可以活躍課堂,更重要的是直接推動學生對傳統文化特質與精神的領會,當下啟發悟性、身心受用。例如,在《中國哲學史講座》、《中國佛教文化》課堂教學中,梵樂靜心、經典誦讀、內觀靜修幾大亮點設計使課堂教學大為增色。其一,以儒道音樂或佛教梵樂靜心、凈心。在“化人”、“立人”的教育過程中,音樂之教化作用非同尋常。昔日孔子在齊國聽“盡美也,又盡善也”之韶樂,竟“三月不知肉味”,并由此感嘆音樂之美竟達如此之程度!正因至極之音樂是至真、至善、至美的統一,給人以善的教育、美的陶冶和靈魂的凈化,故儒釋道三家皆以音樂為教化世人之重要手段。就佛教來說,八萬四千法門皆為凈心之法,其中梵樂更是極方便、快捷、易深入人心的引導和啟悟世人之重要方法。《楞嚴經》中說:“此方真教體,清凈在音聞。欲取三摩提,實以聞中入。”即言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之中,屬耳根最利,最為靈敏。因此,音聲教化最易感染人,最能產生教育效果。傳統文化課堂當然也離不開音樂化人之絕佳手段,創設優美、寧靜、高雅的課堂音樂情境是非常獨到的教育手段。在課前二三十分鐘,我們選擇與本次課程內容相關的儒道音樂或佛教梵樂進行播放,或課中讀誦、講解儒釋道經文時配以背景音樂。儒道音樂清雅、寧靜、中和,佛教梵樂則具虛、遠、淡、靜、莊嚴肅穆之內涵,可謂雅而不俗、覺而不迷。這些至真至善至美的音樂具有極強的感染力,帶給青年學子的心靈震撼是無與倫比的。大多數學生會主動提前到教室,靜靜地聆聽梵樂,感受音樂帶給他們的全新心靈體驗,雖未上課卻已然在自我教育、自我感悟、自我提升的狀態之中了。課前和課中的音樂不僅達到靜心、凈心的效果,更創設了寧靜、愉悅、平等、高效的課堂氛圍。尤為難得的是,師生在共享美樂的同時得到了身心的凈化,不自覺敞開各自的心靈,無形中消除了彼此間的心靈隔膜,加強了師生之間的情感交流。如此不但進一步激發了教師內心對學生的愛與期待,亦大大增強了學生對教師的認同感、尊重感和信任感。古人云:“親其師,信其道。”學生只有在情感上接納教師,在人格上尊重教師,才能聽從師之教誨。從教育心理學角度來說,師生之間建立的“愛”與“尊”的情感認同,是實現教學目標的重要前提,因為從本質上說教學過程就是建立起教師和學生之間一種“坦誠、平等和接納”的人際關系的過程。所以,一切課堂之成敗關鍵在于“師”與“生”、“教”與“學”這些關系通道是否通暢,而傳統文化的課堂因更多人文關懷、終極關懷,更具打通這些關系通道之優勢。觸動靈魂深處的儒道音樂和梵樂教學法,便是打通關系通道的極佳手段,成為傳統文化課堂不可替代的教學方法。其二,課堂內外開展經典和美文誦讀。儒釋道經典是經過歷史選擇出來的、最有價值的、具原創性、奠基性的書籍或文章,蘊含無量智慧精華。經典誦讀是傳承中華文化的鑰匙,也是中國古代教育的根本方法和古代啟蒙教育的首要方法,其中有著深刻的科學內涵。孔子曰:“誦書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書,與古人謀。”專心誦讀不僅可達到攝心、靜心、提高專注力、記憶力和理解力的良好效果,而且反復誦讀、吟詠、熏修就是與古圣先賢進行精神對話,必能促使人見賢思齊、向上向善。更深入地說,如能長期凈心誦讀漸次達到“隨文入貫”,將智慧經文一一消歸自性,便能直契經典深義,這就是經典內化、智慧開啟的過程。當經典已然化為生命中的一個部分,必將在生活中起到巨大的指導作用,完成倫理道德的養成及價值觀、人生觀、道德觀的構建。此為從誦讀到悟,悟而后能用,用而后生巧的過程。因此,從教育角度看,經典誦讀是達到智育和德育兼具的簡單、高效、科學的教育方法,可惜的是,“五四”以來對傳統文化的極端否定使經典教育法被長期摒棄遺忘,造成了教育的巨大損失。而在今天的傳統文化課堂上,經典誦讀法無疑是還原傳統文化、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的必要方法。除了安排學生每日晨讀、午讀或晚讀經典,為了創造高效課堂氣氛,我們還在上課之始,讓幾十名甚或近300名學生齊誦儒學經典《大學》、《中庸》,道家經典《道德經》,或佛學核心經典《般若波羅密多心經》、《金剛經》等。從教學反饋來看,學生非常肯定和喜愛讀經尤其是莊嚴肅穆的集體誦讀環節。當經典在他們的生命中產生作用,內在的純真、良善、光明被激發出來時,他們的文字感受讀來也是令人感動,甚至唏噓不已的:“每次背誦心經,都有種清涼的感覺,如夏日一陣涼風襲過……。又好似與心靈進行了深層次的對話,對周圍萬物都有了一種不同程度的全新感觸與交流,真想熱情地擁抱自然,給與他人和社會最清新恬美的奉獻。這讓我感覺到了久違的輕松和自在,這是一個自我放松、自我凈化、自我完善和自我反省的有效途徑。還有一種有與無之間的奇特感悟,一種大到沒有邊際又明凈勝過月光的空間感,妙哉妙哉!”下課前,再讓學生齊誦短文《能量朗讀》。此文彰顯中華文化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之特質與精神,多次誦讀強化,不僅能激揚志氣,幫助學生重獲人生之希望、重尋人生之夢想,亦能促進學生樹立感恩、包容、尊重、精進的人生態度和原則。“《能量朗讀》很勵志,激發人心中的希望。‘愛’不是口頭上的,愛就在身邊,原來生活如此美好。在誦讀后,常常會釋放掉生活中的很多壓力,能心平氣和地處理事情,并且知道如何取舍。更明確了應該心中有大愛,要放開心靈的境界,容納整個世界。”其三,課堂內觀靜修體驗。中國哲學是高度實踐性的心靈學問,教理教義的理論探究并非談玄說妙,而是用來指導身心變革之實踐。儒釋道三家皆有內觀靜修之法,其不僅可以修身養性,更是求學問道之入門功夫。宋大儒朱熹就曾教導其學生:“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
3.而在佛學中,禪即為靜慮,亦指“心一境性”。禪的智慧不僅可以促進對事物本性和自心的了知,幫助人找到久已失去的精神家園,理性對待塵世的喧囂和功利,還可以開發自性潛能,創造安樂祥和、灑脫自在、富有價值的人生。更為現實的是,禪的具體修習為現代人提供了一種消除熱惱、平復情緒、撫慰心靈的方法和途徑。在西方國家,一些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就很樂于用禪來引導人們順歸人性和自然,還有一些心理學家和精神病理學家,更把禪與西方心理治療方法結合起來,將其作為調節心理和治療精神疾病的有效方法。青年大學生也是社會中人,面臨著來自學習、生活、心理多方面的壓力,內心有著諸多的焦慮、迷茫和困惑,迫切需要由內觀靜修開啟的智慧之引導,在實際生活中學會疏導情緒、掌握認識自心、調控自心、凈化自心的方法與技巧,以擺脫痛苦、憤怒、沮喪、忌妒等負面情緒,改變浮躁、易怒、自卑等不好的品性,保持一個良好積極的心態面對生活。課堂內觀靜修雖然條件有限,沒有專用的靜修室和坐墊,時間也很短暫,但是同學們頗感新奇,整個過程都能主動、積極地配合,取得的效果也是極其明顯的。在靜定內觀的體驗與學習中,同學們初次品味了禪的清涼甘露,驚異、震撼地體會和享受到內心深處久違的寧靜、安詳與博大。“課堂體驗內觀靜修是很有趣且有作用的,覺得內心非常安寧,更加遠離物質社會的喧囂與煩躁,讓人通達,讓人更加冷靜地去應對面前的世界,不悲不喜,不焦不躁。禪修啟發人思考人生的意義是什么,它不是無盡的物質財富,而是無窮的、廣袤的心靈世界……”而這種來自心靈深處的美妙感受,又會進一步促使學生以全新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看待世界、社會和周圍的人,體悟“萬物一體”之真實內涵:“課堂音樂禪修時,覺得身心正漸漸趨于平靜與淡泊,此時周圍的一切都已無法干擾我。而我,正全身心地與宇宙融會貫通,每一個細胞都是打開的,宇宙中所有的思想、能量都由我而不斷傳輸,輸入大地,流入星空,周而循環著。我,既是小小的我,也是影響著整個宇宙萬事萬物的我,我的情緒、心境、思想正時刻傳向宇宙萬物,影響著整個世界。”可以說,雖然課堂的內觀靜修因時間、地點等限制,不能深入內觀修習,但正如運動可以促進身體健康,幾次這樣的課堂精神訓練不僅已起到了培養心的專注力、控制力,激發學生自覺調控內心的目的,還讓學生直觀內在地體驗到個體與他人、社會、宇宙的和諧一體,從而在內心中生發起平等、感恩、愛與慈悲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內觀靜修還初步培養了一定的覺知力,這種覺知力會隨著日常練習的增加不斷增強。而這份覺知在平日生活中極其有用,它能讓人洞察問題的實質,不會被錯覺、假象所蒙蔽,不會盲目地跟隨舊有的習氣產生恐懼、焦慮、嫉妒和憎恨等等,進而以真實、自由、有創意的行動來幫助他人。這,就是心的自主力,就是獨立人格的建立。顯然,內觀靜修的作用,是言語說教所根本無法企及,也無法代替的。課堂內觀靜修體驗,將成為傳統文化課堂教學中必不可少、頗具魅力的重要部分。
二、中國傳統文化課外實踐模式體驗式情景式拓展
鑒于中國傳統文化具有高度實踐性之特質,必須積極探索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相結合的多元化教學模式,注重學與思結合、思與行結合,大力提升課程的教學實效性。長期以來,不少課程的課外實踐僅僅停留在參觀游覽的層面,難以取得良好的實際效果。中國傳統文化課外實踐是輔助課堂教學的重要部分,應引入現代教學理念的開放性、情景性、體驗式教學理念,達到全面提升教學效果的目標。事實證明,實地參訪的體驗式新教學模式在開拓學生文化視野、激發學習興趣、開發善性、德性、悟性等方面功用非凡,實非課堂教學所能比擬。幾年來,《中國哲學史講座》、《中國佛教文化》課外實踐以帶領學生多地游學、拓展體驗的多內容、多形式展開。儒家文化課外實踐以合肥國楨書院為本校實踐基地,學生在基地先后開展為期一周的活動。活動以儒學文化為背景,結合現代家庭生活、社會生活,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和時代性,實為傳統文化現代化的有益嘗試。如,家庭禮儀實踐以“孝”為核心,幫助學生樹立“感恩知恩”、“反哺圖報”的家庭禮儀意識,并學習家庭禮儀知識,開展家庭禮儀訓練;職業禮儀實踐以“敬”為核心,幫助學生樹立“處事敬”、“與人忠”的職業禮儀意識,并學習職業禮儀知識,開展職業禮儀訓練;生活禮儀實踐以“謹”為核心,幫助學生樹立“居處恭”、“言行謹”的生活禮儀意識,并學習生活禮儀知識,開展生活禮儀訓練;社交禮儀實踐以“信”為核心,幫助學生樹立“誠則明”、“信則任”的社交禮儀意識,并學習社交禮儀知識,開展社交禮儀訓練。同時,還指導學生面向社會公眾開展了文明禮儀現狀調查和文明禮儀宣傳,具體包括孝道文化、文明修身、誠實守信、愛崗敬業等四個主題內容。整個活動過程由國楨書院老師全程帶領,以講座、觀看影片、小組體驗、討論、分享等形式展開,實現了“探索中認知”、“體驗中學習”、“行動中教育”的教學目標,在大學生中引起很大反響,取得了非常好的教學效果。佛教文化課外實踐更是依托傳統文化底蘊深厚的場所,開展情景式、體驗式學習,形成了一個新型立體、系統有序、頗具震撼力的參學模式。為開拓學生文化視野,盡可能實現多地參訪,。寺院實地參訪由法師全程帶領,活動內容十分豐富:參觀以上四大寺院及東林寺大佛工地,感受千年佛教文化魅力;聆聽儒學講座,了解儒家文化實質,把握孝道、人倫精神;聆聽佛學講座,把握佛學文化特質,了知佛學精神對凈化心靈、和諧身心、促進向上人生的積極作用;體驗晨鐘暮鼓的叢林生活和禪修實踐,掌握心理調控的方法、感受心靈的震撼及來自生命深處的寧靜感、愉悅感、尊嚴感和崇高感;舉行傳燈活動,體驗合作、奉獻、愛和感恩的真義;品味素齋,思惟五觀堂“五觀”之義,體會儉以養德、節用惜福的理念,生起知恩報恩、敬畏生命之心。從活動現場及學生的反饋信息來看,已采取的參觀、聽講座、傳燈、叢林生活體驗等活動方式,文化內涵深厚、新奇多樣,且緊緊貼近現代生活和大學生思想狀況,學生們頗感歡喜,也收獲良多,耳濡目染中不僅對儒釋文化有了較為準確的理性認知、啟迪關于生命、道德等問題的深度思考,且多能反躬內省、確立止惡行善的人生原則。幾天的體驗式生活雖然短暫,卻得以零距離的感受佛教文化,成為大學生活中難以忘懷的記憶,其影響是長久而深遠的。從這幾年的教學過程來看,課外實踐起著全面提升教學效果的關鍵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教學環節。當然,還可以就實踐地點、活動內容及形式等多個方面進一步調整完善,形成更為成熟、高效的參學模式。比如,在實踐地點方面,為解決因經費缺乏導致的課外實踐難以可持續的困境,計劃通過多方溝通、協調,以合肥開福寺為大學生傳統文化實習基地,長期合作開展活動;在有經費來源的情況下,則應盡可能拓展外出實踐地點,如可就近參學古代四大書院之一的廬山白鹿洞書院,了解古代書院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制度,把握儒學精華。而就活動內容方面來說,可安排更豐富多元的課程內容,如可在參觀、聽講座、禪修之余,增加山林行腳的活潑內容。在叢林山水間一路行腳、聽法,參與討論與分享,帶給大家的感受應該是長時難忘的。既可沿途游訪多個人文景觀,感受文化魅力,又能讓學生舒展身體、放飛心靈,培養堅強的意志品質。更重要的是,在親近自然的行腳活動中,極易打開塵封已久的心靈,不管是老師與學生之間,還是學生與學生之間,都會顯現出率真自然的一面,營造出一種自由輕松的學習與交流氛圍。在融于自然、回歸本真的狀態中,享受聽聞真理帶來的內心的深度喜悅,感受生命的律動,啟發內在的精神資糧,從而達到開拓生命深度與寬度的目標。而這些,其實就是大學素質教育的根本實現,僅憑課堂教學是無法達到這種效果的。
隨著我國綜合國力日益增強,國際交流與合作日益密切,我國的文化正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他們對我國傳統文化元素的出色運用,向國內專注于服裝設計的人們提出新的挑戰。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龐大的文化體系,如何選擇、如何繼承、如何與服裝設計相結合,要既不失傳統、又能符合現代生活品味,這是個值得我們去思考的話題。
一、應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所了解
我國的歷史悠久,傳統藝術的遺產極其豐富并且輝煌,每個時代都擁有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各地方各民族都有著不同的地域、民族和宗教文化。剪紙、繪畫、書法、音樂、舞蹈、戲曲、工藝美術等等,都有幾千年的積累,都有偉大的創造,都透著五千年文明古國深厚的文化底蘊。傳統藝術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也是全世界的寶貴財富。中國傳統藝術以其濃郁的鄉土氣息、淳厚的藝術內涵和生動的歷史痕跡,越來越受到世界人民的喜愛和欣賞,成為眾多設計師們創作的靈感源泉。
服裝文化的發展決定著服裝的技術、服飾審美趨向等發展變化。古希臘風格、古埃及風格、巴洛克、洛可可風格,這些在現代服裝大師的作品中隨處可見,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國家,我們看到的服裝設計作品中更多的是差異:而這種在服裝作品中的差異,往往成為服裝作品的生命力。服裝藝術設計,歸根結底是通過藝術、思想和科學共同合成的。一個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知之甚少或者一無所知的服裝設計人員,就不叮能有什么優秀的創意作品:
我是從事教學作的,我認為往教學過程中應該計學生學習了,解傳統文化藝術的思想,特別是要領會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以及意境美、形式美。這些都可以為我們今天的學生,明天的服裝設計師的未來創作活動,打下堅定的創造基礎。認真研究、挖掘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和歷史,正確認識中華民族悠久而又豐厚的文化知識寶庫,把握中華民族文化精髓,吸收其他國家與民族的精華,對學習服裝設計的學生來說大有益處。通過對本民族傳統文化和歷史的了解,使學生的視野拓寬了,設計構思更豐富了,審美觀念也提高了,對民族文化有了良好的認知,才能創造出源于傳統歷史和文化的時尚服飾作品,并在作品中,體現出本民族的獨特風格、風土人情及人文情懷,在世界的舞臺上展現帶有中國韻味的服裝,也能讓世人更好的去了解圍。
二、如何繼承中國傳統文化
藝術的成功在于有根,而我們的創作之根就是中華民族之根!中國五千年的義化沉淀了很多優秀哲人的思想,留下了很多深刻的思想,提供給我們的是一種思考形式:五千年歷史文化發展過程中,展現出眾多的表現形式,很多元素可以用現代的思維方式去詮釋,用現代的語言,去解讀以前民族文化的表現形式多元傳統文化將是我們進行藝術創作的靈魂。不管承認與否,我國傳統多元文化與歷史潛移默化影響著我們的審美觀和創作觀
當我們追溯傳統文化的淵源,民族服飾的特色,去解釋當前的服飾現象和當代的服飾風格時,可以看到,現代服飾并不是所處時代僅有的和自發的創造,而是歷史進化的產物、傳統文化的延伸一服飾沒計的藝術表現力需要豐富的文化內涵來支撐,沒有文化積淀的作品是蒼白無力的、淺薄的。因此,傳統文化至善、至真、至美的文化內涵,是現代服飾設計中的靈魂文化,傳統文化深厚的藝術美感,是現代服飾設計創作的靈感與激情源泉:
在民族化設計巾所表現的不應只是表面文章,這樣做必然要受到工業化生產和審美觀念的制約。民族化存各時代所共有的超時代性才是我們所要追求的=繼承傳統不是復古,而是繼承前人的藝術創新精神,繼承傳統的正確態度是不斷地豐富它,不斷地推陳出新,使傳統與現代融合,從而創造出有個性的新風格服裝在學習借鑒傳統民族文化的同時,不能簡單地模仿某一個民族傳統的服飾,照搬圖案或修改傳統的款式使之成為具有民族性的服裝,而是應強調本民族的文化內涵,民族性的靈魂和精神。時代改變了,服裝設計的語言也要與時俱時。服裝設計必須立足于當代人的審美要求和穿著習慣,這就要求設計師能夠敏銳地捕捉時尚熱點。并將其巧妙地揉入自己的設計風格中,服裝設計不再是簡單的款式照搬,而應體現為人們對時尚生活方式的理解,是一種生活方式的設計。
三、在繼承中發展中華文化
中國的傳統藝術,形式多樣、內容豐富,在服裝設計中給予了我們很多的啟示。在服裝設計表現手法上適當運朋當代服飾設計藝術新設汁理念與設計手法,通過現代的思維方式與生活方式,將服裝的造型、色彩、面料與現代時尚潮流完美結合,來詮釋民族性的服裝設計,也就是說汲取傳統文化的精髓,借鑒、繼承、改良、發展并賦予它新的形式、新的變化,從而創造出一種具有濃郁中國特色的服裝風格,所以深刻了解巾華民族這個千年古老文明國度的深厚傳統文化藝術底蘊,并將它與現代意識巧妙結合,是我們孜孜不倦所追求的目的,也是每一個設計師都不可忽視的課題。
(一)在傳統文化上進行改良
創立中周風格的服裝,不是一味鉆研民族服飾,而棄世界流行大趨勢于不頤,我們知道,任何民族的文化在歷史的進程中,總是交織著與其他民族文化的碰撞與融合,在如今全球化風潮撲面而來時,創造具有濃郁中國特色的服裝,應該是在世界性、時代性這個前提下,立足于中國風格,即“世界之精神,中國之本質”。中西服裝文化觀念雖然存在差異,但二者并不是格格不入,相反進行一定的吸收和借鑒能夠增強服裝的生命力和時代感。
借鑒傳統文化,是對傳統素材的再認識、再創造,包括文化內涵的改變與表現形式的轉換;而不是簡單的照搬、照抄,設計者必須把激發創作靈感的原型因素轉化為切身的心靈感受,分析、歸納原型因素的主要特征并加以提煉,然后以一種明確的、恰當的、符合時代需求的形式表現出來。如旗袍,本是中國滿族女子穿的一種長方形大袍,開始的造型并沒有顯示出女性的性感特征,也沒有體現女性的形象美。后,旗袍大膽吸取西方女裝的先進觀念、現代人文精神和設計、造型藝術特點,使旗袍的款式造型和裁剪制作方法得到改進,中西女裝的長處有機地融人旗袍之巾,花樣不斷翻新。改良后的旗袍變得收緊腰身,縮短長度、提高開衩,甚至出現低領無袖的造型,由卡住整個頸項的高領逐漸改變,直到取消領子時還未休止.義把領子開低,使美麗的頸部和頸飾完全顯露出來,進而再把肩部變為吊帶,充分展示人體的曲線美.這種中兩合擘的服裝款式既是借鑒西方服飾文化傳統的結果,也是中國傳統服飾文化的傳承和發展。
(二)提取傳統文化中元素進行創造
我國優良的傳統文化與藝術是一座蘊藏豐富的寶庫.為現代時裝設計乃至其他眾多藝術、設計領域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表現形式和設計素材。具有中國元素的傳統文明產物數不勝數:艷麗的唐三彩、靈秀的水墨、素雅的青花甚至亭臺園林、坊間鄉趣都可以激發設計的靈感。例如,“天意·粱子”的主題“濡”中.借鑒中國書法藝術中纖毫、墨水和宣紙之間的輕靈接觸,一氣呵成、體現出纖濃適度的形式美和神韻美。這樣的元素符號運用不僅僅是視覺設計,也是一種東方式的生活美學。
中華民族是一個十分重視道德教育的民族。在中國封建社會,自漢朝以后.儒家學說。成為國家正統,道德教育不但成為提高個人道德修養的首要途徑,而且是治理國家的重要方略。
一、中國傳統文化德育思想的特點
中國古代德育思想起源很早,德育的觀念在堯舜時期就已經存在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德育思想是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制度下萌芽.并成長發展起來的,而封建社會是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制度的社會形態.并且是以高度分散的小農經濟和異常集中的專制統治為主要特色的。在這種歷史背景下.不但中華傳統文化具有獨到的特色.而且與它相適應的傳統德育思想也表現出別具一格的特色。中國古代傳統德育思想具有以下特點:
(一)內圣外王.修身為本
中國傳統道德教育思想歷來十分強調道德的修身功能,即通過個人的道德修養,啟發個體的內在道德自覺,督導個體不斷進行自我道德品行的修煉.從而成為一個真正有道德良知的人。孔子認為“修己以敬”是成為君子的第一步。所謂“修己以敬”是指在日常工作與生活中以誠敬之心來進行自身道德的修煉.只有以誠敬之心進行道德修養,才能忍人所不能忍.才能夠做到不被物欲所惑.像顏回那樣“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回也不改其樂”。顏回身居陋巷,身無長物.日常賴以果腹者,惟簞食瓢飲而已,人皆憂戚難安無法忍受.而顏回卻怡然不改其樂;有人問如此困境所示何事。他說非樂貧而樂道也。孔子曾再三贊嘆他道:“賢哉回也,賢哉回也”。“內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根本特征。所謂“內圣”就是內以修養自身品格,以期成就圣賢人格;所謂“外王”就是外以平治天下.以期建立不朽功勛,從而造福黎民百姓。儒家經典著作《大學》詳細闡述了儒家思想“以修身為本”的德育綱領和步驟。如“格物”是道德教育的起點,“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意思是說道德修養必須從“格物、知致”,即認識道德規范開始,由認識道德規范逐步轉化為形成道德信念.即“誠意、正心”.才能最終達到約束自身行為,即修身的目的。無論是從個體身心發展.還是從德育發展的規律來看,這種觀點都是符合個體道德心理發展規律的;同樣。《大學》中提到的“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通過“修身”來達到的。中國傳統的道德教育十分強調道德信念的作用。可以說,強調道德教育的自律,既是我們民族優良的德育傳統.又符合德育發展之規律。
(二)知行結合,以行為本
中國傳統文化的德育觀強調知與行的有機結合,即強調道德認知與道德實踐的有機結合,提倡以行為本。子日:“納于言而敏于行”;“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也就是說道德修養不能僅僅停留在言辭上.必須與實際行為相結合。朱熹指出:“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即是對知行關系形象而生動的表達。王守仁曾說:“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更是強調了知行統一的重要性。王陽明也認為“滿街都是圣人”,人人都可以成為圣人,途徑只有一個——“躬行實踐”。
(三)立足當前,胸懷大志
《大學》說:“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意思是說.要想把自己的品德昭示于天下的人,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國家;要想治理好國家的人,首先要整治好自己的家庭;要想整治好家庭的人.首先要提高自己的修養;要想提高道德修養,首先要端正自己的內心;要想端正自己的內心。首先要使自己的意念誠實;要想使自己的意念誠實,首先要獲得豐富的知識;而要獲得豐富的知識,在于窮究事物的原理。這里就提出了《大學》的八條目,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應該有立志做一番大事業的雄心壯志。孔子的學生子夏說:“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孔子明確提出官員要“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這在孟子的論述中得到了更深刻的體現:“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誠然。要實現以上的道德理想,就應該從一點一滴的小事做起。一步一個腳印。如果一個人連“黎明即起,灑掃庭除”的小事都不愿干.又何以談論治理國家呢?因此,我們的道德教育必須啟發受教育者形成“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的道德之心,胸懷天下的道德理想.從而達到“內圣外王”的道德目的。
二、中國傳統文化德育思想的主要內容
中國傳統文化德育思想有十分豐富和深刻的內容.中國古代儒家思想中的道德教育方法更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瑰寶,并對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大而深刻的啟示作用。挖掘和概述中國傳統德育的主要內容,目的是弘揚源遠流長的中華民族傳統道德之精華,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與可持續發展提供不竭的動力和寶貴的精神文化食糧。中國傳統文化德育思想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關于道德結構的思想
中國傳統道德教育雖然沒有關于品德心理結構成分的系統闡述,但是其中卻蘊含著極著豐富的品德心理結構的思想。例如.孔子提出的“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的思想.就是強調道德認識在品德形成中的作用;其提出的“仁者不憂”的思想.即有道德的人是感到快樂的人,強調的就是道德情感的作用。道德認識是指人們對社會中的道德關系以及這種道德關系的原則、規范、理論的理解和掌握,在培養品德的過程中,首先就是要形成道德認識。道德情感是指人們心理上對某種道德義務在認識基礎上所產生的愛憎、好惡態度。
孔子又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意思是說只有仁德的人才知道愛什么人、憎什么人.可見仁德中含有“愛”和“恨”兩種情艨道德信念是指人們對某種道德義務有發自內心所具有的定信念。孔子提出的“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以及“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等均強調道德信念對道德行為的導向作用。后來的儒家學者提出的“志存高遠。自強不息”、“富貴不能.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已成為激勵華夏兒女道德意志的格言警句。道德行為是指人在一定道德意識支配下表現出來的對他人與社會有道德意義的活動中國傳統文化德育思想十分重視道德實踐的作用和道德行為的激勵。孔子說“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意思是說,一個人的道德意識.不能轉變為道德行為。不能踐履自己的道德諾言.這是一種可恥;言而不行.本身就是一種不道德。“君子欲納于言而敏于行”,意思是說.品德高尚的人言語慎重遲鈍.行動卻敏捷干練.強調了道德行為的重要性。此外.孔子也十分重視道德行為的持續性。他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意思是說.一個人時時刻刻都要堅守仁德規范,甚至連吃一頓飯的工夫也不違背仁德;一個人處處事事都要實行仁德,甚至在“流離痛苦“的時候也要按仁德行事。也就是說,即使遭遇不幸變動、困難等逆境,仍然不改初衷.堅持道德操守。
(二)關于道德教育的方法
古代教育家提出了許多道德教育方法。這些方法和技巧至今仍閃耀著生命的光彩。概括起來,這些道德教育方法包括以下幾種:
1.啟發誘導法
孔子說:“不憤不言,不悱不發,舉~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意思就是善于抓住“憤”、“悱”的時機來進行啟發。啟發誘導的一個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循循善誘”。孔子的得意門生顏淵根據自己的切身體會這樣說:“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即要逐漸形成道德認識.培養道德情感。堅定道德信念,并付諸道德實踐,從而養成道德習慣。
2.因材施教法
對不同的個體.先哲們很善于運用表揚和批評的手段對其進行示同方式的道德教育。例如在《論語》中。孔子這樣表揚顏淵道:“回也好學”,“回也不愚”“賢哉.回也”;而對于子路。由于其秉性亢直.又驕傲自大.很容易輕舉妄動,所以孔子就采用批評的方式教導他。
3.以身作則法
孔子在德育中不僅重視“言教”。更重視“身教”。他在長期的德育實踐中,以身垂范,時時處處以自己高尚的德性品行向學生們示范,以自己真誠坦蕩的人格魅力熏染學生。深受其弟子及后人的崇敬和膜拜。子路問君子。子臼:“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人。”日:“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百姓”。
4.修心德育法
根據儒家的道德觀點.德育的最終目的是開啟善的心靈和德性。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通過心靈的道德修養。“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謂德。得為心得.則修亦修之于心。”在具體方法上,古代學者先后提出了諸如寡欲法、喚醒良知的自我育德法、培育羞恥感法、慎獨法、誠敬存心法和返璞歸真法等,其目的是要求人們通過修心育德達到至善的境界。
(三)品德考評法
2制作方法
“藕合”可歸為紫色系,首先從大的方面著手研究其染色的方法。在我國,染紫色的草木染料主要有紫草、紫蘇《。天工開物》中記載,“染紫色,先用蘇木煮水染成底色,再配上青礬作為是顏色容易附著媒染劑。”清人鄭復光曾說:“凡色萬有不齊,皆可以五色概之,皆可以濃淡概之。”雖然沒有明確記載詳細染制方法,但通過對其色彩特點的分析以及染色經驗可以假定一個實驗方案,既以蘇木為主要染料,通過對染液與水的比例調配,媒染劑的運用以及套染的選擇來控制染色效果。這與國畫中的施色技巧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如使用套染方法,則可擬定多種實驗方法。大致過程為染藍后套紅。染藍需要的材料為藍靛染料;染紅需要的材料為蘇木或紫膠。
3主要材料
蘇木。蘇木又名蘇枋、蘇方、蘇芳,原產地為印度、馬來西亞。蘇枋被當作染色材料,早在唐代被引進中國,目前主產地為廣西、云南、臺灣、海南島、四川。蘇木的心材色彩呈現帶有紅色感覺的黃色,在歐洲曾經被用來作為紅葡萄酒的染色用。蘇木是使用其樹干的中心部,如果使用二氧化鐵來媒染的話,就會得到偏紫的紅相染色效果。靛藍。凡可制取靛青(即靛藍)的植物,均可統稱為“藍”。藍草一般在小暑前后、白露前后兩期采集。主產于河北安國、江蘇南通、浙江等地。藍靛是中國藍印花布所使用的一種特殊的植物還原染色材料。采集藍草制作藍靛在中國的古籍中早有記載。據古書《夏小正》記載,我國在夏代已種植蓼藍,并已知道它的生長習性“,五月,啟灌蓼藍”。就是說到了農歷五月,蓼藍就要開始栽種了。在《詩經·小雅·采藍》中記載“:終朝采藍,不盈一詹”《;說文》中記載“:藍,染青草也。”《;荀子勸學》中記載:“青,取之于藍而勝于藍。”這些古籍詩文中所說的“藍”,就是指的蓼藍。由此可見,我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植物染料來進行織物染色的國家。紫膠。紫膠蟲吸取寄主樹樹液后分泌出的紫色天然樹脂。又稱蟲膠、赤膠、紫草茸等,可作為良好的食用紅色素。紫膠首先是用作藥材,其次用作染料。《吳錄》說紫膠可以染絮物(即絲織品);蘇頌著《本草圖經》說今醫方亦罕用,惟染家所需,說明到了宋代紫膠用作染料,已超過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