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紅色經典文化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中國紅色經典文化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印刷工藝的選擇

在“紅塔山?經典100”煙包的印刷紙張方面，我公司選用了轉移光柱鐳射卡紙，這是一種環保型可降解紙張，其所表現出來的熠熠光澤效果可以顯著提升這款煙包的檔次。

我們知道，煙包印刷最初采用網印工藝表現拉絲效果，但是所使用的網印油墨大多為UV油墨，墨層較厚，印刷后的氣味較重，且生產周期較長，不適于批量生產。后來，凹印工藝憑借色彩艷麗、印刷速度快等優勢被越來越多地應用在煙包印刷中，但由于其使用的油墨以醇溶性凹印油墨為主，由此造成的有機廢氣排放問題一直為煙包印刷行業所詬病。為盡可能降低有機廢氣排放對環境造成的污染，目前行業內生產的“紅塔山?經典100”在印刷工藝方面，均采用了局部用醇溶性油墨印刷、實地滿版用水性油墨印刷的組合印刷方式，使得這款煙包的VOC含量指標可以完全滿足YC 263-2008《卷煙條與盒包裝紙中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限量》標準的相關規定。

為了將我公司承印的“紅塔山?經典100”煙包打造成一款最具環保優勢的煙包產品，我公司通過對煙包上條形碼白色底框的印刷適性、條形碼的識讀性以及疊印在底色上的紅色（咖啡色）細小圖文的印跡擴張和模糊程度等因素進行深入分析，同時在制版和油墨供應商的配合下，對印版制作參數和水性凹印油墨配方進行了反復多次調整，最終實現了對“紅塔山？經典100”煙包的水性凹印油墨全版印刷。

印后工藝的選擇

在煙包印后加工工藝中，電化鋁燙印工藝、壓凸工藝具有突出的表面整飾效果，得到了廣泛應用，且大大提升了煙包的附加值。“紅塔山?經典100”煙包背面采用了富有中國傳統文化韻味的印章圖案；“百年經典”四字以突出的紅色為底色，并采用了鐳射光柱字體，經過壓凸工序后顯得更加醒目、大方；品牌名稱“紅塔山”采用的是在鐳射光柱紙上印刷的深紅色半透明字體，色彩鮮艷、亮麗，經過壓凸工序后顯得更加醒目和富有立體感。“紅塔山?經典100”煙包還采用了兩種防偽燙印技術，一種是在“龍馬抱塔”圖案上選用了橢圓型明暗交替變動的激光全息防偽電化鋁燙印技術，另一種是在“紅塔山?經典100”印章標志上采用了專用的紅色電化鋁燙印技術。

在印后加工設備方面，我公司采用的是天津長榮印刷設備股份有限公司的MK920SS雙工位自動平壓平燙金設備，其性能穩定，一次走紙即可完成兩次燙印或燙印后再壓凸工藝。

我公司采用該設備對“紅塔山?經典100”煙包進行印后加工的實現過程具體如下。

（1）“紅塔山?經典100”煙包小盒的印后加工工藝主要包括5道工序，即品牌名稱中文、古塔圖案和“百年經典”印章壓凸一次，品牌名稱英文壓凸一次，全息防偽電化鋁和圓圈壓凸一次，全息防偽電化鋁和“經典100”紅色專用電化鋁燙印一次，模切一次。由于長榮MK920SS雙工位自動平壓平燙金設備的每個工位可控制3組全息防偽電化鋁的跳步作業，實現全息防偽電化鋁燙印和壓凸工序一次完成，因此燙印次數可由5道減少到4道。

（2）“紅塔山?經典100”煙包條盒的印后加工工藝主要包括4道工序，即品牌名稱中英文、古塔圖案和“百年經典”壓凸一次，全息防偽電化鋁和“經典100”紅色專用電化鋁燙印一次，全息防偽電化鋁和圓圈壓凸一次，模切一次。采用長榮MK920SS雙工位自動平壓平燙金設備，燙印次數可由4道減少到3道。

由此可見，采用長榮MK920SS雙工位自動平壓平燙金設備對“紅塔山?經典100”煙包進行印后加工，不僅減少了燙印工序，降低了操作人員的勞動強度，縮短了生產周期，還縮短了兩道工序之間的時間間隔，避免了因紙張變形或規矩變化造成的套印誤差，從而降低了生產成本，提高了經濟效益和設備利用率。

篇2

中國畫“象思維”再認識

質化、技術反智與拜金主義

在“常規電影”中鍛造春節檔

數字藝術應有獨有的批評體系

網絡文藝的主流化與新格局

精耕細作的影片才會有高回報

春節電影“新民俗”的文化意義

金融資本進軍電影產業的利與害

當代學者的歷史責任和精神追求

本刊召開編委會暨辦刊工作研討會

跨越時空的紅色記憶與鏡像呈現

民族集體記憶的文學記錄與表達

題材文藝創作的立意與類型

巴赫金的對話思想和跨文化研究

“中國古典舞”名分的古今之辨

中國電影結構性調整與科學發展

當今書法展覽場域下的審美心態

超越影像:中國電影的文化景觀

關于書法人文精神若干范疇的思考

北京劇場藝術生態失衡現狀的思考

中國戲曲的海外傳播與接受之反思

傳統戲劇文化遺產保護的中國模式

詩意地棲居:自然文學的魅力與追求

張世英對中國當代美學理論的推進

老驥伏櫪,壯心不已文化立命,萬有相通

眾籌:藝術公共化對“個體中心”的消解

熱血鑄就經典:紅色戲劇的回顧和思考

論文化相對主義之下的當代分析美學策略

網劇生態觀察:概念、歷程與類型分析

中國傳統音樂在世界音樂市場中的角色

近年來國產電影的表演美學及文化分析

從侯孝賢電影看電影與音樂的互文本關系

2015年中國電影創作的新格局與新問題

當代中國電影合拍片的發展模式與態勢

從曲藝流變看藝術傳統的活性與價值重塑

從第五屆全國青年美展看創作的趨向與缺失

奧斯卡美學密碼:談《荒野獵人》的啟示

從藝術價值鏈理論看文聯組織的新職能

20世紀中國畫學之理論建構與價值取向

首期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培訓班開班

構建中華民族當代哲學精神的一位學術大師

音樂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原樣保護與發展保護

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啟動“中國文藝評論基地”巡察

“新絲路·新思路:民族文藝論壇”將于呼和浩特舉辦

時代哲思,高遠境界——我心目中的哲學家張世英先生

篇3

近年來,國學蓬勃興起,傳統文化經典的閱讀在大學校園里方興未艾。與此同時,大學生人文素養的缺失已是不爭的事實。大學生信仰的缺乏,價值觀的迷離,使他們的生命迷茫而困頓:沉溺于網絡,漠視生命,斗毆自殘等現象在大學校園里屢見不鮮,“大學”已經不是一個讓人充滿無限美好遐想的一方凈土,一樁樁自殺事件叩擊著我們的心靈,從中國傳媒大學的情侶的殞命到武漢大學的博士的自殺,乃至中國政法大學弒師案,一個個生命的凋零似乎用鮮血在向我們提出一個問題:我們的大學教育怎么了?

由此,有識之士試圖通過傳播文化經典來挽救大學生失落的精神家園。大聲疾呼大學生生命教育必然要進行文化傳統教育。而且一些院校開始了身體力行的實踐:從江西師范大學“生命教育課”(以傳統文化為主要內容)的開設,到南陽理工學院在學生中推行中華文化經典的誦讀,可以說,他們的努力使我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

生命教育本質上是培養人格完善、心智健全的人。人的生命在教育中不斷成長,人通過受教育而成為人,夸美紐斯說:“有人說:學校是人性的工場。這是明智的說法。因為毫無疑問,通過學校的作用,人真正地成為人。”[1]鄭曉江先生把人的生命分為“血緣性生理生命、社會性的人際生命和超越性的精神生命”。[2]前者是生理生命,后兩者是人文生命。人文生命體現出人之為人的本質。人之所以位列三才之一,可以頂天立地,在于人有情有義有靈,即人的精神性生命。

不可否認,傳統文化經典是千百年來流傳下來的文化遺產與精神財富,塑造了中國的文化精神及中國人的思想品格,生命教育中社會性的人際生命與超越性的精神生命都是文化傳統所賦予的。傳統文化經典是塑造人生命的基本力量,利用傳統文化經典對大學生進行生命教育不僅必要而且可能。

其一,傳統文化經典尤其是思想類經典,具有豐富博大的生命意蘊,可以豐富人的精神生命。傳統文化經典浩如煙海,學者徐春林把傳統文化經典分為四類:即思想類經典、文學藝術類經典、生活類經典、科技類經典。思想類經典可分為儒釋道三類經典。儒家經典主要有四書五經,講求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成己而成人,著重建構人的社會性生命。道家經典以《道德經》、《莊子》為代表,以得道成仙、自然無為為旨歸;側重生命的超越性精神生命。佛教禪宗經典以《壇經》為代表,以明心見性,頓悟成佛為核要,直指人的靈性存在,側重生命的超越性。儒釋道經典中所探討的生命問題雖然各有側重,但萬論歸一,討論的是“有心靈生命的存在”。

其二,傳統文化經典中蘊含豐富的生命智慧,有利于提升人格,涵養心靈。中國大學生生命教育無法離開傳統文化而自成一格。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蘊涵的豐富的人生智慧,如道家的重生養生、少私寡欲;儒家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佛家智悲雙運,自利利他等思想,對于引導大學生確立生命的價值與信念,保持良好心境,處理人際關系,提升大學生的生命智慧與修養,不無裨益。

值得關注的是,目前,很多高校,都開設了傳統文化課,但是卻沒有很好地發揮生命教育的作用。縱觀大學校園傳統文化經典閱讀,仍然不盡人意。雖說《論語》、《孟子》等一些傳統文化經典一直是很多大學本科生的必讀書目,但在經典教育中也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問題,通過傳統文化經典對大學生進行生命教育面臨困境。

原因似乎顯而易見:

其一,西方的工具理性與實用主義的價值觀的影響。近些年來,西方的實用主義的思潮,伴隨著市場經濟,席卷中華大地。人對物表現出無限的貪戀,金錢曾一度成為生命價值的標尺。大學校園亦非凈土,實用主義成為大學生的主要價值觀,“學ⅹⅹ有什么用?”成為大學生思考問題的主要方式。所謂“有用”即是否有利于考證、就業、賺錢等等,以此為標準來衡量所學知識與教育的價值。“教育即成長”的內在生命價值消失,“大學生”的生命開始物化,實用功利成為生命的全部價值,精神價值與智慧價值一片荒蕪。美國教育家艾略特不無諷刺地說:“要不是教育意味著更多的金錢,或更大的支配人的權利或更多的社會地位,或至少一份相當體面的工作,那么費心獲得教育的人便會寥寥無幾。”[3]所以閱讀經典在一些學生看來,費時費力,又不能獲利,沒什么大用。自然不會去閱讀,更談不上以經典涵養生命。

其二,一些大學教師的理論素養與人文素養無法承擔教育的責任。大學生雖然已經成年,高中“應試教育”以高考為終極目標,與提升人格的教育主旨無關,與功利性的目標有關。學生在擠過“高考”的獨木橋后,他們的生理與心理也發生急劇的變化,人生開始失去方向,需要更多的關注與引導。

而大學教師的理論素養,人文素質,道德水準不盡人意。無法承擔起生命教育的責任。院校中真正懂得傳統文化的教師,數量并不多,難以滿足學生對傳統文化的需求。而更讓人憂慮的是,高校教師的人文素養讓人堪憂,君不見高校教師抄襲事件屢屢見諸于報端,其中不乏名校;一些“專家學者”因為缺乏社會責任,正在使這一稱號失去光環,“高校教師”這個神圣的稱號不再神圣。韓愈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而現在的大學教師更多是在“授業”而非“傳道”。大多在“謀食”,而非“謀道”。“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4],一語道破高校教育現狀。很多教師成為教書的機器和工具,而非教育者。人文教育與素養,絕非幾節人文課就可以解決問題,教師的言傳身教仍然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庸》有言:“修道之謂教”[5],講授傳統文化經典的教師,應是“經師”與“人師”的合一。

古人“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壹是皆以修身為本”[6],莊子認為教誨之人,“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7]反躬自身,仁義忠信,恭儉推讓這種素養,我們多數為人師者并不具備,而大學生命教育的主要承載者是教師,教育的本質是人對人的啟迪!筆者以為,要讓學生的生命通過傳統文化經典得以涵養,必須塑造教師自己良好的人格與心靈,否則無法涵養學生的生命。夸美紐斯說:“我們真正的工作是什么?它就是學習能提升我們、使我們思想高尚的智慧——我們把這種學習稱之為道德和虔誠。”[8]一個擁有美好心靈的生命對另一個生命的啟迪與教育將是最為直接而有效的,勝過任何教學技巧。老子言:“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9]

針對傳統文化經典閱讀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筆者在教學與教育中進行了一些嘗試,進行了相關的探索與嘗試:

其一,思想政治課教學中多角度滲透傳統文化經典,提升學生的生命意識。首先在課堂教學中滲透經典。在闡釋“和諧社會”的理念時,從“和而不同、中和為美、以和為貴”等角度闡釋其文化內涵,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儒家理念。并介紹道家和諧觀念,即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與自我生命的和諧,強調道家“道法自然,敬畏與尊重生命”的發展理念。由于課時有限,不可能在課堂上過多講述,為使學生達到自身生命的和諧,把筆者所撰寫的論文《老子的心理和諧觀》發到學生公共郵箱,供學生閱讀與參照!在闡述先進文化時,介紹傳統文化之精粹,激發學生閱讀傳統文化經典的興趣,鼓勵學生修身養德,經邦濟世,承擔社會責任。其次,課外開設講座,講解經典的讀書方法。興趣是最好的老師,為了讓學生掌握讀書的方法,激發學生對經典的興趣,應學生社團之邀,專門做了“以經典浸潤人生”的講座,結合自己的求學讀書經歷,從各個角度闡述以經典浸潤人生的重要性、必要性與意義。經過一段時期的努力,我所執教的班級有一部分學生開始對傳統文化經典產生了興趣。

再次,鼓勵學生寫讀書筆記,計入學分。在筆者所列學生的書目中,除了與毛鄧課程相關的一些紅色經典外,還有《論語》、《孟子》、《道德經》等傳統文化經典。朱光潛說:“我國古代學者因書籍難得,皓首窮經才能治一經,書雖讀得少,讀一部卻是一部,口誦心惟,咀嚼得爛熟,透入身心,變成一種精神的原動力,一生都受用不盡。”[10]所以在開學初,我告知學生“與其到處挖井,不如深鑿一井”,在對書目做了具體介紹后,讓學生選擇其中一本,作為本學期的經典精讀書目。讓我感到驚異的是,百分之六十的學生不約而同地選擇了《論語》。要求學生的讀書筆記字數不限,但必須結合人生與社會現實談出自己的體會。寫讀書筆記的過程既是認知的過程,也是自我教育的過程。一位同學在讀書筆記中這樣寫她關于曾子三省的體會:我們每天也應該反省自己,回憶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哪些該做,哪些不該做?……和朋友交往,有沒有不守信的地方,反省一天中所學的知識,是不是已經熟練掌握了,不能虛度每一天!”。從所交上來的讀書筆記來看,學生確實從閱讀文化經典中受益。

其二,課外組織《論語》讀書會,以經典滋養生命。在教學中發現,少部分學生對經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缺乏教師的指導!因勢利導,組織了《論語》讀書會。之所以選擇《論語》這本經典,原因有三:首先學生之興趣與需要。近幾年,隨著于丹百家講壇《論語心得》的熱播,《論語》幾乎家喻戶曉。大學生渴望接近《論語》又缺乏指導,尤其是人文知識比較薄弱的理工院校學生。其次從《論語》這本經典的文體來看,是格言語錄式的對話,又比較貼近生活,很少有抽象思辯與論理,大學生讀起來不會有太多的陌生感,讀來會有親近感。再次,《論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心魂”之所在,其所體現的實用理性有助于學生在行動中踐覆。正如李澤厚所說:“這里很少有‘什么是’的問題,所問特別是所答(孔子的回答)總是‘如何做’的問題。但這些非常實用的回答和講述,卻仍然是一種深沉的理性思索。[11]所以這些處事格言關乎人作為本體存在的價值體認,從而成為準宗教性能的教誡與體會。因此容易得到學生的情感認同。

因此利用業余時間,每周與學生一同學習與討論《論語》,學習分為幾個過程:注音解字、釋意連篇、涵泳討論。由教師先主講幾次,每次不可貪多,不宜超過五章。學生掌握了方法后,可以由幾個學生分別主講。目的只是讓學生通過《論語》的學習,了解儒家文化,體會人生,躬身自省。在討論階段必須結合自身與社會現實,如孔子在《論語》第二篇《為政》中集中論述了“孝道”觀,我結合《弟子規》與《孝經》介紹了中國傳統孝的文化觀念,也指出要辨證看待“三年無改于父之道”的孝道觀。學生結合自身的實際,談到了對父母的孝道,發現按照儒家的孝道觀,我們每個人自身有很大的差距,深刻體會了孔子所說“色難”之理。結合社會現實,大家也討論了現代社會對傳統孝道觀的沖擊。最后形成了“行孝當及時,論心不論跡”的共識,對待父母盡力做到愉色婉容。在這樣的經典閱讀中,《論語》變成了啟迪生命的文本,生命與生命可以真誠地交流,盧梭說:“利用日益成長的感性給這個青年人的心中投下博愛的種子。正是由于在他一生中,只有這個時候對他的關心教養才能取得真正的成效。[12]。教師在這個過程中是個引導者,同時也是參與者,每一次與學生討論《論語》,自己仿佛做了一次心靈體操,自身的生命同時得到教益與提升!在共同的閱讀中闡述道理,點化智慧、豐盈精神,從而滋養生命。

其三,在讀書會的基礎上,鼓勵學生成立“《論語》修身會”的學生社團。社團以“閱讀文化經典,提升人文修養”為宗旨,以生命來影響生命,形成良好的氛圍。學生在讀書之余,組織了考察孔廟的活動。學生組織者對杭州孔廟先進行了考察,有一位學生講解,提出相關問題,并召開了協會的會議,大家互相介紹,彼此熟悉。在考察的過程中,對孔子生平主要事跡,儒家思想及禮儀有了感性和具體的認識,又發現了傳統文化知識的不足!我不失時機地引導學生深入閱讀《論語》。結合孔子弟子顏回與曾子的事跡進行教育,當學生面對塑像時候,他們了解知識與人物的愿望比較強烈,教師的言語更容易滲入他們的心田!“《論語》修身會”剛剛起步,作為教師,如何更好地引導?還需要進一步探索與實踐。

在探索以傳統文化經典浸潤大學生生命的過程中,深感“知易行難”!以傳統文化經典進行生命教育,由于各方面的因素,還不能吸引起大多數學生加入其中。同時需要教師投入大量的時間與經歷,真正做到“誨人不倦”。指導學生進行傳文化經典閱讀,關鍵在于教育者的真誠。孟子言:“誠者,天之道;思誠,人之道也”[13],坦誠地對待學生,與學生一起分享生命的悲歡與感受!此外,一人的力量極為有限,需要學校多方力量的配合,教育應該形成合力!由于初步探索與實踐,從筆者自身素養與教學教育實踐來說,都有待于進一步提高!

詩人泰戈爾曾說過:“播種一個信念,收獲一個行動;播種一個行動,收獲一個習慣;播種一個習慣,收獲一個性格;播種一個性格,收獲一個命運。”生命教育本身是“以心傳心”的。沒有經過實踐與思索的理論是蒼白與膚淺的,生活與教學中的生命教育是鮮活與豐富的。“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與其坐而論道,不如躬身而行!相信經過同仁的共同努力,生命教育的星星之火終有一天會成為成燎原之勢!

參考文獻

[1][8][捷]夸美紐斯著:任鐘泉譯,《大教學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頁,第191頁.

[2] 鄭曉江:《生命教育演講錄》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96—105頁.

[3] [英]艾略特:《艾略特詩學文集》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204頁.

[4] 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54年版,第318頁.

[5][6]陳紹敏主編:《大學·中庸》中國致公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頁,第10頁.

[7] 王先謙:《莊子集解》中華書局,1954年版,第237頁.

[9] 朱謙之:《老子校釋》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0 頁.

[10]朱光潛:《談修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南寧,2008年版第92頁.

篇4

一、確立文學與影像互讀的教學觀念，突出文學與影像互讀教學的必要性

中國現當代文學課程教學目前存在“老化、僵化、不適應時代的問題”[1]（p21）。而忽視影像資源，就是中國現當代文學課程教學不適應時代的一種表現。眾所周知，當今時代是圖像文化時代，圖像在當代生活中占據了主導地位。讀圖時代的到來引發了一場圖文“戰爭”，“文學作品不斷被影視‘殖民化’……越來越多的非圖像文化資源被圖像化地開發利用，許多古典的和現代的文學名著被搬上影視銀屏，或被改編成漫畫和連環畫”[2]（p137），給文學教學提出了時代性挑戰。而從學生的學習需求來看，他們當下的閱讀已經從專注于文字理解轉向熱衷于圖像，普遍優先選擇接受影像化的信息，用影像作品來代替文本的閱讀。筆者的課程教學調查就顯示，百分之百的學生認為中國現當代文學課程教學應當利用影像資源，以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提升講課效率和內涵。因此，直面圖像時代的挑戰，變危機為契機，從學生的學習需要出發，打破舊的教學觀念，將文字、聲音、圖像等綜合起來，探索文學與影像互讀的中國現當代文學課程教學方式，是現實的必然要求和課程教學與時俱進的應然選擇。

二、力求適時適量，堅持文學與影像互讀教學的科學性

實施基于文學與影像互讀的中國現當代文學課程教學，應當根據各教學因素來科學合理安排，做到適時適量。課程性質不同，文學與影像互讀的教學處理就有所不同。在必修課教學中，以精選原著和影視作品為基礎，截取一些典型片斷來配合文學講解，時間不宜太長。而在選修課教學中，則相對寬松，有時可以使用片斷式影像資料，有時可以放整部電影甚至是師生自己拍攝的影像dv。從教學內容安排來看，進行作家作品的教學，要回到文學作品的情境或文學史現場，適合進行文學與影像的互讀，如果是文學思潮運動的教學則不太適宜。考慮時長因素，如果影像是電視劇就只能精選片斷，如《圍城》等。而電影或學生自拍的影像則可視情況全部播放。另外，選擇不同作家甚至是同一作家的作品影像均要注意典型性和代表性，如魯迅小說改編的電影《阿q正傳》、《祥林嫂》與電影《魯迅》等，張愛玲小說改編的《金鎖記》、《色戒》等，要選擇據文學代表作品拍攝的成功影像。從課堂形式來看，實施文學與影像的互讀教學，必須充分利用課外第二課堂來補充第一課堂的不足，通過布置學生的課外閱讀和觀看任務，引導學生自主實施互讀，鼓勵有條件的學生選擇現當代文學教材中的劇目或小說加以改編，自制dv和ltv。在中文專業上課，可聯合學生工作部門舉行“紅色經典”或舞臺劇表演大賽并全程錄像，通過課外活動創造與運用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中的影視資源，實現第一課堂引領第二課堂、第二課堂深化第一課堂的開放式教學。從教師方面來看，教師要體現主導性，在問需于學生之時，要總體把握實施互讀的內容、時間、方式、節奏和數量，不能給學生以互讀教學的點綴或泛濫感。

三、貫穿教學全過程，堅持文學與影像互讀教學的連續性

實施文學與影像的互讀教學，貴在堅持，要通過“五進”，做到長時間不斷線。一是進課堂，貫穿各教學環節。教學前先讓學生閱讀觀看要講內容的文學文本和影像文本，最好是要求學生能形成問題。在課堂教學中，教師結合學生中有代表性的問題進行文學與影像的互讀并引導討論。課后布置相關改編或寫小論文等，最后落實檢查批改并及時反饋評價。以《邊城》教學為例，在學生課前閱讀觀看文學和影像文本的基礎上，綜合學生的疑問提出一些問題，引導學生討論并得出結論，對于爭論較大的問題（如“《邊城》所展現的生活世界有何特點，如何理解和評價？”和“小說《邊城》和電影《邊城》有哪些異同？”）則讓學生細讀細看文學或影像文本，寫成小論文，最后及時反饋評價。二是進活動，把課外活動視作課堂教學的有機延伸，支持學生開展影視社團活動，開展自編自導自演自拍活動，開展校園影視文化活動，實現活動課程與理論課程的統一。三是進畢業論文(設計)。在選題中，教師可有意識安排諸如“老舍/張愛玲/金庸作品的影視改編研究”等題目，我們目前指導完成的這方面本科生畢業論文就有多篇，如《賈平凹小說〈高興〉的改編研究》和《電影〈邊城〉與小說〈邊城〉的比較研究》等。四是要進科研。課程任課教師要開展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影視改編研究，申報此類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和校教改課題，推動了教學科研的互動。最后就是要進課程考試和評價，在實施課程考試和評價時，要把是否進行互讀作為考核的內容之一。平時成績的計算要把互讀狀況納入進去，利用平時成績這一手段，恰當評價和促進學生的互讀學習。

轉貼于

四、實施研究性教學，堅持文學與影像互讀教學的創新性

研究性教學是將課內講授與課外實踐、教師引導與學生自學有機結合并達到完整、和諧、統一的教學[3]（p37-38）。在文學與影像互讀的教學中，要實施研究性教學，培養學生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見解的能力。從文學作品到影像作品是二度創作，教師在教學中要引導學生自覺尋找二者間的異同，特別突出“異”的教學，從中發現新問題并提出新見解。一個典型案例是在《駱駝祥子》的教學中對虎妞形象的重新理解，傳統觀點對虎妞形象的定位是老丑怪變態。我把對虎妞的理解定性權交給學生，預先布置學生認真研讀小說和觀看同名電影，讓學生記錄自己的印象和感受，結果有女學生感到電影中的虎妞不同于小說中的虎妞，她有可愛之處。我于是安排課堂討論，最后許多同學認為虎妞是一個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愛情，有超前女性性別觀的現代女性，從而為虎妞評了反。又如《芙蓉鎮》的教學，通過課內講授與課外比較閱讀原著和同名電影，學生往往獲得對作品的新理解，如有學生發現李國香對胡玉音的批判不完全是階級政治因素使然，而是有心理忌妒的原因。他們認為老女人李國香對長得比自己漂亮且受到芙蓉鎮男人們寵愛的胡玉音在政治運動開始前是一種心理嫉妒，政治運動開始后，她把心理嫉妒轉化為政治批判，李國香的政治瘋狂正是其作為女人內在自卑心理的外在轉移。

篇5

關鍵詞：江蘇省；旅游特色村鎮；品牌建設優勢

1.村鎮品牌定位準確

一個成功的品牌離不開它的建設與經營，但在進行建設前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對品牌進行定位，村鎮品牌也不例外。江蘇省目前9個特色旅游村鎮都已形成自己清晰的品牌定位，我們結合過去的文獻和網絡資料做出歸納。

周莊作為旅游特色村鎮其品牌建設開始于1994年，第一任周莊旅游公司總經理屈玲妮在初始接手經營的過程中業績一直不理想，她開始反思經營中存在的問題并開始查閱很多產品營銷相關的書籍，希望能從中獲得啟發。有一天她在一本臺灣雜志中無意中發現周莊被外界稱為“中國第一水鄉”，頓時醒悟，認為可以借鑒，便有了周莊第一個品牌定位。之后周莊將村鎮內特色的旅游景點整合起來，以“中國第一水鄉”的品牌向海內外進行營銷推廣，這也開發了“水鄉古鎮旅游”的新興市場；同里以“醇正水鄉，舊時江南”的特色聞名于海內外，1992年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鎮，著名景點“退思園”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2010年被國家旅游局評定為國家5A級旅游景區，“國際水鄉古鎮”被同里選為自身的品牌定位，但這一定位與同里自身優勢特點還有一定距離；徐霞客鎮歷史悠久，人文薈萃，文化底蘊深厚，是吳文化的發祥地之一。據考證本地區已有7000年歷史、5000年文明史和2500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徐霞客故居及晴山堂石刻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所以該鎮將自己定位為“游俠故里”，利用名人為自己宣傳造勢；沙家浜鎮將自己定位為“紅色沙家浜”，借助紅色現代經典京劇《沙家浜》中的阿慶嫂來為自己代言；湖父鎮山清水秀，風景如畫，是太湖陽羨風景游覽區的重要組成部分，生態環境良好，力圖建設華東第一生態旅游鎮；木瀆鎮將其品牌定位為“中國園林古鎮”，這個定位不僅考慮其獨特的景觀資源優勢，而且區別于其他特色古鎮，與差異性較弱的水鄉古鎮相比，特色優勢明顯。溱潼鎮對自身特色品牌定位并不明確，僅為水鄉古鎮，但相對于江蘇省眾多的水鄉古鎮沒有明顯特色，競爭優勢不強；蔣巷村和旺山村都是旅游特色村，都致力于建設生態村，其定位沒有獨特性，因此知名度不高。

2.品牌識別系統較為完善

品牌識別系統是對每一品牌，設計者都會列出許多消費者符號，再從每一組中選出恰當的將意思相近的列在一起，再從每一組中選出一個最能代表這組意思的，然后開始分類。品牌識別系統，包括品牌名稱、品牌口號和品牌標志。總體而言，江蘇省旅游特色村相對于其他省份更好，但也有個別鄉鎮的品牌識別系統是不完善的。表1總結了江蘇省九個旅游特色村鎮的品牌識別系統[1]。

同里的品牌標識是一個藍色的小橋，流水和品牌名稱同里構成，表現其“家家臨水，戶戶通舟”。形成“水巷小橋多，人家盡枕河”，“柳橋通水市，河港入湖田”的獨特景觀，是江南典型的“小橋、流水、人家”的水鄉古鎮；木瀆古鎮的品牌口號是“古鎮木瀆——乾隆六次到過的地方”，.康熙三次南巡和乾隆六下江南，每次偏幸木瀆，為這里的山水風光而傾倒。讓游客們不盡遐想乾隆當年的巡游故事；周莊品牌標識通過運用淡藍色的背景表達“中國第一水鄉”的品牌口號，突顯其在眾多古鎮開發中的優勢位置，也讓游客永遠不會忘記它的品牌定位。“中國第一水鄉”既是周莊的品牌口號，也是其品牌定位。這不僅突顯出周莊在水鄉古鎮的領先地位，而且明確其不可替代的優勢地位。徐霞客鎮、湖父鎮和旺山村這三個村鎮沒有明確的品牌標志，在游客心目中印象不深，其品牌識別系統有待提高。

3.品牌傳播工具多樣

為了讓游客了解自身的品牌，各個村鎮都通過打造自己的品牌來進入市場，使游客通過認識其品牌形象來形成良好印象，通過喜愛品牌來促成最終的旅游消費。江蘇省各個特色旅游村鎮都充分利用當下各種傳播工具進行對外宣傳。9個江蘇省特色旅游村鎮都已建設自己的互聯網網站，便于世界各地游客隨時了解村鎮的基本信息和最新活動，隨著互聯網的全球發展，已成為特色村鎮宣傳自己的最主要手段。（作者單位：1.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經濟管理學院；2.鹽城紡織學院；3.北京大地風景景觀規劃院）

參考文獻：

[1]李澤華.江蘇省旅游特色村鎮品牌建設研究——以周莊古鎮為例：[碩士學位論文].南京：南京師范大學，2011

[2]挖掘豐富多樣的特色景觀規劃生態宜居的旅游村——研究中心方明主人談特色景觀旅游

[3]王文霞.邢臺峽谷群旅游品牌建立的研究：[碩士學位論文].石家莊：河北師范大學，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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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主體?話語――20世紀40-70年代中國文學研究》一書，有清晰的思想主線和嚴密的結構體系。全書在導語、結論外，共分六個章節，分別是“現代中國文學的話語轉型”、“紅色文學話語秩序的建構”、“話語屈從立場：對自我的逃避”、“話語反抗立場：對自我的堅守”、“話語懺悔立場：在屈從與反抗之間”、“話語疏離立場：對自我的尋找”。從章節目錄看，李遇春是將紅色文學秩序中的“延安文學”、“十七年文學”和“文學”視為一個相對獨立而且完整的話語系統，這避免了許多當代文學研究中容易出現的條塊分割式斷裂的毛病。用作者的話說，他借鑒了美國社會文化派精神分析學家霍爾奈論及不同人際人系所帶來的心理防御策略的三種類型（屈從、反抗和疏離）[1] 32，來論述這三十年文學史中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文學內部的政治性沖突，以及體現于作品中的作家個人的內在心理沖突。具體說來，就是通過對這三個階段的作品和有關創作活動的分析，探討置身于該話語系統中的中國作家的話語狀況，尤其是話語困境問題，揭示出其根植的心理人格困境，并進而展示出這種心理人格困境所根源的文化困境[1]1。

研讀全書，研究的重心所在乃是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別論述在高度組織化和集體化的社會政治文化秩序中，作家作品所呈現出的幾種心理沖突狀況。在第三章，作者選擇這一時期的紅色經典為主要證據，尤其是結合作家的創作談和對作品的閱讀闡釋，分析人物形象的再創造和作家對文本的修改，從創作的表層狀貌研究許多作品所普遍存在的“革命英雄情結”、“文化戀父情結”、“完美主義社會性格”，以及這些因素在創作中的具體呈現方式，論證40-70年代的多數作家在面對來自權威文化（文學）規范的外在壓抑，承受了不同程度的心理焦慮后，有意無意地采用了一種向紅色文化規范表示認同的心理策略[1] 134。

第四章則通過分析作家們“被壓抑的啟蒙英雄情結”、作品中的“反抗者的心理畫像”，以及“文化審父”內容，來論述處于紅色文學話語邊緣地帶的少數創作主體的“話語反抗立場”。作者指出，話語反抗立場是通過抵御異己的符號性文化秩序的入侵，阻礙或延緩創作主體的集體化的理想化自我的順利成形，積極地促成創作主體的個體化的理想化自我的潛在形成[1] 240。該章有別于當代文學史對“十七年”和時期的一般認知，通過分析在紅色文化規范中的盡管被壓抑但也一直活潑不息的文心，強調創作主體對真實自我的堅守或者某種留戀。

第五章是李遇春在霍爾奈的心理防御策略三種類型之外，根據40-70年代作家創作的實際情況而單列出來的。這也顯示出作者不囿于理論而靈活運用的思維特性。這一章主要論述作家們在將自己的作品處理為試圖謀求政治救贖的“自白書”或“懺悔錄”的同時，也通過有限的、曲折或變形的話語策略進行反抗；在屈從于革命文學話語的政治懺悔情結之外，出現人道主義懺悔立場的回歸；呈現處于革命秩序邊緣地位的作家們表現出的自卑或自尊的心理反射。

在第六章中，作者將認識對象分為兩類：一是與權威文化有意識保持距離的另類作家，二是主流作家。他認為前者主要通過日常性人倫情感空間的構筑和審美性的自然（風俗）空間的營造，表達對權威文化秩序的話語反抗；后者則主要是在作品中展現出文化戀母情結，以真實的自我疏離于權威文化秩序。

總的說來，該論著并不在意是否突顯這段時間文學史的階段性和異質性，而是根據建國后紅色文學話語秩序建構過程中出現的多次、連續的作品修改的背景，以一種在場感和將心比心的情感體驗，站在創作主體的話語立場建構與文本解讀的結合點上，不但分析外在文化場與文學場的相互滲透，也著眼于不同文學作品的內部，將其分別視為一個個發展的、動態的、開放的對象進行研究。作者深厚的文學積累、文學史積淀，以及非凡的文學審美感受能力，為最終結論的得出提供了大量的實證材料。這些材料既具有理性的審視，也保有感性的同情，這為全書能成一家之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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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題背景

海報設計是視覺傳達設計的表現形式之一，通過畫面的構成在第一時間內吸引人們的目光。海報的發展距今已有100多年的歷史，目前主要分為公益海報和商業海報。圖形創意在公益海報中的表現尤為常見，正負形海報是其中的一種，給人們帶來了不一樣的視覺感受。正負形是圖形的邊線共用，圖底反轉。平面正負形是一種藝術圖案，它可以給人以幻覺，使人產生兩種感覺，這就是平面正負形的魅力。正形與負形是靠彼此界定的，同時又相互作用。一般的意義上，正形是積極向前的，而負形則是消極后退的，形成正負形的因素有很多，它依賴于對圖形的具體表現與欣賞心理習慣。在2016年“世界日暨全國海洋宣傳日”活動期間，以“創意海洋”為主題，用正負形的手法創作《孕育》海報告誡人們保護海洋的重要性，為我國未來的海洋文化發展做出貢獻。

2 正負形在海報設計中的應用現狀分析

當下國內學者及設計師對圖形創意中正負形這一藝術表現手法，在海報設計中應用的優勢進行探析越來越多。北京交通大學碩士胡艷霞寫了《福田繁雄海報的視錯覺圖形表現語言探析》，在論文中就福田繁雄海報中視錯覺圖形表現語言的運用這一章中描述了正負圖形的運用與表現，平面設計中的正負圖形是由原來的圖底關系轉變而來。解析了1915年的代表作品“魯賓之杯”，是圖底視錯覺表現語言的經典之作。魯道夫?阿恩海姆認為：“圖形與基底之間的關系，就是指一個封閉的式樣與另一個和它同質的非封閉的背景之間的關系。” 對福田繁雄的早期海報設計進行解析。山西師范大學碩士牛彥然寫了《視錯覺在平面設計中的應用與研究》，在論文中各類視錯覺在平面設計中的應用這一章中描述正負形同構，寫了正負形的含義，對福田繁雄1975 年為日本京王百貨設計的海報和《UCC咖啡館》海報進行說明，得出正負形共生正是利用了人們視覺心理上的不確定性，觀眾是通過轉變視覺中心所看到的不同形態，具有動感。由于正負形是正形和負形共同使用同一條外輪廓線，最大限度將畫面利用，其結構非常簡潔緊湊，會被廣泛地應用在平面設計中。山東藝術學院藝術實踐與創作處王立章寫了《論圖形創意在招貼設計中的應用研究》， 在論文中得出了正負形在招貼中的應用，賦予了招貼一種情緒，一種無形的巨大能量，使招貼常常富有深層寓意，達到一語雙關，深化了平面招貼中圖形和招貼的主題之間產生的共鳴。湖南工業大學包裝設計藝術學院王婷婷寫了《正負形在海報中的優勢探析》，在論文中提出我們欣賞過海報在宣傳過程中的有效應用和正負形這種幽默的表現形式，正負形和海報相結合更是設計師不竭的源泉，這樣的設計作品，表現力極強。同時正負形在標志設計、產品設計、服裝設計等各個設計領域有一定的影響。通過這些論文的例子總結正負形讓海報設計充滿視覺沖擊力和藝術張力，可以讓更多人了解并喜歡正負形海報。

3 研究正負形海報設計的意義

第一，研究過程中選擇了總結多篇論文對正負形在海報設計中運用的觀點，來論證研究和創作正負形海報有相當大的現實意義。

第二，對魯賓《陰陽花瓶》、德雷維斯《安托尼和克雷歐佩特拉》、福田繁雄《京王百貨宣傳海報》進行全新的說明，為后續的正負形海報創作提供一些參考和論證。

第三，對“創意海洋”主題進行海報創作，呈現給人們污染環境后的畫面，呼吁大家要好好保護我們的海洋，為我國未來的海洋和海報文化做出貢獻。

4 正負形海報設計案例分析

魯賓的《陰陽花瓶》最早表現正負形原理。我們在畫面里看到的空間是人還是杯子，關鍵取決于我們的注意力停留在圖形還是背景上，或者是對畫面的整體看還是局部看。畫面里杯子的部分是白色，如果把視覺集中在黑色負形上，兩邊黑色部分是相對的兩張臉，而白色則為“底”，成為空“間”，圖與底隨時可以轉換，都是圖形。魯賓《陰陽花瓶》對平面視覺設計領域研究正負形和正負形在海報設計中的運用具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鑒意義。

《京王百貨宣傳海報》是福田繁雄于1975年為日本京王百貨公司設計的宣傳海報，在海報中福田就開始利用“圖”、“底”間的互生互存的關系來探究視錯覺原理。作品中巧妙利用黑白、正負形成男女的腿，上下重復并置，黑色“底”上白色的女性與白色“底”上黑色男性西裝褲腿，用這些具象的元素，使它們共用輪廓線，圖與底視覺進行換位，共生共存，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創造出簡潔而有趣的效果。這幅作品帶給觀者豐富的視覺體驗，增加了海報設計的互動性與感染力。

德雷維斯基?雷克斯創作的愛情劇《安托尼和克雷歐佩特拉》海報中，我被大師那種巧用正負形藝術手法所觸動。在女性與蛇之間采用正負形，一線兩用，將基督文化中蛇與女性的關系表現得非常的巧妙，當我們把視覺放在白色的女性體態時，我們清楚地看到了柔美的女性形象，當我們停留在紅色線條時，一條蛇在畫面中緩緩游走，紅色的分割線是人體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正負形的互相借用，能使畫面產生更為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通過分析以上案例得出結論，正負形海報能增加海報設計的互動性與感染力。作品里的圖形都共用輪廓線，所有共用輪廓線都是曲線。曲線的基本屬性是柔和，具有變化性、虛幻性、流動性和豐富性。在正負形海報中運用曲線可以變化出多種可能的圖形，將正負圖形巧妙地結合在一起。

5 《孕育》海報設計

隨著沿海經濟的迅猛發展，近海海域遭到越來越嚴重的污染，使海域環境質量明顯下降，生態環境日趨惡化，并對生物資源和人體健康產生有害影響。海洋環境問題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海洋污染，即污染物進入海洋，超過海洋的自凈能力；二是海洋生態破壞，即在各種人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響下，海洋生態環境遭到破壞。面臨海洋環境的嚴重污染，海洋資源過度開發利用的局面，根據自己的特長，以“創意海洋”為主題對《孕育》海報進行創作。

海洋不僅孕育了地球上的生命，也孕育了人類文明。海洋中蘊藏著豐富的自然資源，是人類21世紀實現可續發展的唯一資源。海洋孕育了我們，水是生命之源。以正負形的手法表現畫面，第一張白色的為嬰兒，黑色為海馬圖1；第二張白色的為媽媽的身體，黑色為海螺圖2。畫面里的黑白巧妙相融，寓意海洋與人類共生共存。正負形視覺沖擊力強，不需要設計者費力思考添加裝飾以烘托主題。所以畫面采用黑白兩色，添加了一些石油胡亂飛濺的效果，表現海洋的石油污染。污染了海洋，同時也污染了自己，作品中正形相互映襯，含義清晰，簡潔明了，主題鮮明。

6 結語

通過總結別人的論文對正負形在海報設計中的應用進行論證，學習經典的正負形海報創作手法，耐心的觀察，細心的感悟，對《孕育》海報進行創作。經歷了以上的各個階段，對正負形海報的設計有更深刻的認識與理解。在創作正負形海報的時候切記采用曲線，這樣才能創作出具有變化性、虛幻性、流動性和豐富性的作品，將正負圖形巧妙地結合在一起。

參考文獻：

[1] 胡艷霞.福田繁雄海報的視錯覺圖形表現語言探析[D].北京交通大學，2012.

[2] 牛彥然.視錯覺在平面設計中的應用與研究[D].山西師范大學，2015.

[3] 王立章.論圖形創意在招貼設計中的應用研究[J].山東藝術學院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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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室內設計的含義

所謂室內設計，是指將人們的環境意識與審美意識相互結合，從建筑內部把握空間的一項活動。具體地說就是指根據室內的使用性質和所處的環境，運用物質材料、工藝技術及藝術的手段，創造出功能合理、舒適美觀、符合人的生理、心理需求的內部空間;賦予使用者愉悅的、便于生活、工作、學習的理想的居住與工作環境。從廣義上說，室內設計就是改善人類生存環境的創造性活動。現代室內設計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盡管還只是近數十年的事，但是人們有意識地對自己生活、生產活動的室內進行安排布置，甚至美化裝飾，賦予室內環境以所祈使的氣氛，卻早已從人類文明伊始的時期就存在了，室內空間設計產生一開始只是為了滿足人類最基本的需求—安全與溫暖。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使人們對生活空間環境提出更高的要求，更加對精神文化的渴望和培育。室內設計文化往往具有鮮明、濃郁的傳統特征。

二、室內設計與傳統室內文化

(一)傳統室內文化

中華五千年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在我國歷史上，不管是文獻記載還是考古出土的文物，都證明了我們古代在室內設計方面不僅形成了豐富的理論體系，而且還創造出了許多經典的范例，令人驚嘆!

原始社會西安半坡村的方形、圓形居住空間，已考慮按使用需要將室內作出分隔，使入口和火炕的位置布置合理。在原始氏族社會的居室里，有人工做成的平整光潔的石灰質地面，在新石器時代的居室遺址里，還留有修飾精細、堅硬美觀的紅色燒土地面。也就是說，在人類建筑活動的初始階段，人們就已經開始對居室的“使用和氛圍”、“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功能同時給予關注。

在商朝，從宮室出土遺址顯示，宮室建筑空間秩序井然，嚴謹規正，宮室里裝飾著朱彩木料，雕飾白石，柱下置有云雷紋的銅盤。而秦朝的阿房宮和西漢的未央宮，雖然宮室建筑已蕩然無存，但從文獻的記載、從出土的瓦當、器皿等實物的制作，以及從墓室石刻精美的窗權、欄桿的裝飾紋樣來看，毋庸置疑，當時的室內裝飾已經相當精細和華麗。

在經過我們古代文明的不斷沉淀和深化下，室內傳統文化也不斷的傳承和發展。清代名人笠翁李漁對我國傳統建筑室內設計的構思立意，對室內裝修的要領和做法，就有著極為深刻的見解:“蓋居室之前，貴精不貴麗，貴新奇大雅，不貴纖爛漫”，“窗權以明透為先，欄桿以玲瓏為主，然此皆屬第二義，其首重者，止在一字之堅，堅而后論工拙”。

由此可見，中國的傳統室內裝飾文化是一個巨大的寶庫，有許許多多寶貴的經驗和設計元素值得我們挖掘并“古為今用”。 (二)室內設計與傳統文化的關系

1.室內設計反映了傳統文化:室內設計是社會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無論是何種風格的設計，它都有著特定的精神和文化心理結構，在一定的文化環境中展開和完成，反映出不同的價值觀和審美觀念，體現當時的文化風貌。因此設計形式來源于文化，并且反映現實文化。

2.傳統文化影響了室內設計:設計從來就不是可以任意作為純個人行為。從媒介、語言、表現手法等方面的顯性傳統到對設計認識的文化心態、思維方式、審美觀點等隱性傳統，都影響著每一個室內設計師，即使是任何一個宣稱“反傳統”設計師都不可能完全的拋棄傳統，不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室內設計無時無處不受傳統文化的影響。

(三)中國傳統文化對當代室內設計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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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您談到，開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是適應新形勢的需要，是培養青少年正確價值觀的需要，現在全國很多區域都在開展這方面的工作。請問，肇慶開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有什么樣的優勢？

彭銀祥：我們的優勢可以從三個方面來概括：

優勢一：建立了政府強力推進的運作機制。2013年肇慶市工作會議和2014年《肇慶市政府工作報告》都明確了要在全市開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工作的任務，由市委市政府倡導這項工作，在全國應該是首例。

優勢二：準備充分，試驗先行。我市的課程決策至少經歷了四年多的試驗和準備。在多方聽取意見，多次進行調研、咨詢和評估的基礎上，制定這個《方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課程政策的科學性、可行性和適用性。

優勢三：教學內容更具導向性、系統性、可持續性。我市目前使用的《中華傳統文化經典匯編》，既較好地體現了道德行為習慣的養成和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的教育規律，又結合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要求，以儒家經典“四書”和《禮記》為重點，兼及《道德經》和《周易》，形成了系統完整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體系。

：如此明顯的優勢，想必肇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也一定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彭銀祥：是的，經過三年多的探索和實踐，我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特色日漸凸顯。

首先是形成了立德樹人“知行結合”的課程運作模式，明確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為什么教”的問題。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校園―進課堂―全覆蓋―擴面提質的基礎上，制定全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知行合一”行動方案，推薦若干傳統文化教育實踐活動，拓寬德育渠道，通過“學典立德”內化學生的思想品質，通過知行合一外化學生的行為，達到“修身育人”的教育目標。

第二個方面是規范“學典立德”教學模式，解決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教什么”“怎么教”的“落地”問題。課堂教學一方面強調傳統文化經典誦讀的規范化要求，一方面突出經典教學對于學生個體價值觀形成的關注，總結出誦讀經典―理解經典―拓展延伸（領悟和實踐經典）―背誦經典這樣一個基本的教學模式；充分挖掘和利用本土優秀傳統文化教育資源，結合學校實際，開設“孔子文化”“包公文化”“龍母文化”“端硯文化”“竹文化”“玉文化”“花文化”“紅色文化”等專題的地方課程和校本課程，擴展了我市的優秀傳統文化課程。

：開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需要多個抓手，其中課程是最基本的保證，肇慶是如何整合這方面資源，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系統融入課程教材的？

彭銀祥：我市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解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課程化”問題。一是教育人群全覆蓋，從小學一直到大學，整體貫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二是學科課程全覆蓋，將教育內容融入語文、歷史、體育、藝術等學科課程中去。三是教育環節全覆蓋，形成了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合力育人的良好局面。

首先來說教育人群的全覆蓋。我市目前從有教材、有課時、有教師、有經費這“四有”上保障傳統文化教育課程的落實。從幼兒園到高三，每班每周一節傳統文化經典誦讀課，安排專任教師上課，教材根據學生的年齡特點和認知水平進行分層設計：幼兒園和小學低年級使用蒙學經典――《弟子規》《三字經》《千字文》《孝經》，小學高年級和初中七、八年級使用“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九年級至高二著重傳統文化經典選讀――《道德經》《禮記》，高三主要是“中華文化之源”――《易經》。這樣的設計既體現出每部（篇）經典的獨立精神，又能兼顧系列經典的整體關聯，具備系統性和完整性，較好地遵循了道德行為習慣養成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的教育規律。

再說說學科課程的全覆蓋。我市各學校結合思品、語文、歷史、體育、藝術等主要課程，利用課前五分鐘、早午讀、大課間和升旗禮時間進行多種形式的經典誦讀活櫻讓學生做到“樂讀”“美讀”，從而激發學生誦讀經典的興趣，培養學生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親切感、認同感，理解和傳承中華文明和傳世智慧，感悟民族精神內涵，增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自信心，全方位滲透家國情懷教育、社會關愛教育、人格修養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最后來談一談教學環節的全覆蓋。根據《方案》要求，我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由進校園到進課堂，以課堂教學為主陣地，社團活動作延伸，校內外主題實踐活動為拓展，縣（市、區）主題活動為窗口，各中小學通過周末大講堂、研究性學習、藝術節、科技節、讀書節等活動，增強學生對傳統文化的初步理解和理性認識，傳承和弘揚傳統文化，進而輻射社區和家庭，構建學校、家庭和社會三位一體的育人格局。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實施的關鍵一環是教師，只有通過教師的言傳身教，學生才能更好感受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魅力。那么，在師資隊伍建設方面，肇慶做了哪些工作？

彭銀祥：我市堅持以人為本、研訓結合的原則，為教師的專業化發展搭建平臺，努力提高教師隊伍的傳統文化素養，并通過走出去、請進來的方式搭建多元學習平臺，全面提升教師的傳統文化教育教學能力：

專業指導引領。我們成立了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指導中心，制訂全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教學目標、計劃、方案，組織指導全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教學活動、教學研究、課題研究與實驗工作，定期開展專項調研（督查），有力推進了傳統文化教學的常態化開展。

強化教師培訓。市教育局聯合有關單位共同舉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培訓班，組織各類學校分管領導、教師參加中華書局、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國學藝術中心等專業機構舉辦的傳統文化教育培訓班，培訓教育教學骨干教師三千余人次。各縣（市、區）和學校也紛紛組織傳統文化專題培訓，為老師提供交流學習的機會。

注重教研提升。教育局定期舉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優質課評選活動，努力通過教育教學研究活動打造一批骨干教師，錘煉一批優秀傳統文化教師；各縣（市、區）教育局和學校也通過舉辦教學比賽和傳統文化教研活動，以傳經、教研的方式進行培訓學習。

搭建展示平臺。我們還開展了全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教學規劃和教案共享活動，通過經典誦讀展演、演講比賽、教師素養比賽等活動，展現教師個人魅力， 引導教師創新發展，促進教師的自我肯定和專業成長。

健全激勵機制。市教育局每兩年評選一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優秀教師和教育工作者，多方調動教師的工作積極性和主動性，激發教師的活力和創造力，真正打造出一支熱愛傳統文化、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師資隊伍。

：學校任何一項工作的順利開展，都離不開家校合作。請您談一談，肇慶是如何搭建家校合作平臺，發揮家庭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方面的作用？

彭銀祥：一方面強化家校互動。要求各學校通過“小手拉大手”形式，邀請家長參加學校舉行的傳統文化教育活動，把《肇慶市中小學生傳統美德行為指引》和低年級教材印發到學生手中，開展親子誦讀活動、傳統美德“五個一”實踐活動；通過評選“經典誦讀家庭”“美德之家”等途徑提高家長參與的積極性；借助家長會、校訊通等平臺倡導家長通過言傳身教，形成遵守公德、珍視親情、勤儉持家的良好家風，營造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家庭教育氛圍。

另一方面創設交流平臺。市教育局編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簡訊》，開設肇慶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網站和新浪、網易博客平臺，及時全市各地各校教育動態，報道各地各校教師、家長和學生的學習心得，開辟“錦言錄”專欄，反饋分享家長對傳統文化教育的觀點和心得體會。

：開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以來，肇慶教育系統發生了哪些變化？

彭銀祥：最明顯的效果，就是學生精神面貌的改變。根據我們的訪校記錄和家長、學校反饋，課程實施以來，無論城區還是鄉村的學生，都已經能熟讀或背誦相關經典選段，學生通過誦讀和吟誦，熟悉經典、領悟經典，培養了學習興趣，并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尊師行孝等行為有明顯的改善，日常行為更趨規范，涌現出一批“美德少年”和“美德之星”。在公布的2015年“創全國文明城市”活動測評中，我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得分以高于第二名15分的壓倒性優勢取得了廣東省五個城市中第一名的好成績，得到了測評組的高度評價。

在開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過程中，我市教師積極參與，深入研究，大膽創新，專業能力不斷提高，教育成效顯著。市教育局先后面向全市教師進行了“示范教案推薦”和“優秀課程規劃與教案征集”，評選出25部優秀課程規劃和203份優秀教案，并向全市推廣使用。此外，在由國家重點課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研究”工作委員會等機構舉辦的“第四屆全國傳統文化進課堂教學研討會”錄像課、教學設計、論文評比中，我市教師獲得三個項目的特等獎，有27名教師獲得一等獎，獲獎總人數達51人，獲獎檔次之高，覆蓋面之廣，令人矚目。

全市各學校開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通過教育一個學生帶動一個家庭，通過學校教育輻射整個社會，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輻射到家庭和社區，引起社會的極大關注。市教育局還接到家長表示贊揚和支持中華傳統文化教育的電話，一對耄耋之年的退休大學教授，聽說學校專門開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課程，還專程到學校聽課。如今，傳統文化經典親子閱讀、創建“書香家庭”、傳統文化進社區等活動在肇慶蔚然成風。

：正所謂努力耕耘結碩果。四年播種，肇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取得了諸多可喜的成就和變化，但實施的過程中必定有苦有甜，請您談談這中間遇到的主要問題和困難，有哪些經驗可以分享？

彭銀祥：確實如此，我想有三個方面值得我們重點關注。

認識是先導。同樣是開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縣區之間、學校之間、甚至校內班級之間，課程教學水平和質量一直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均衡現象。造成不均衡現象的根源，主要是管理層以及任課老師的思想認識差異。幫助全體教育工作者覺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統一思想，提高認識，是推進落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先導性問題。

篇10

去年是我國改革開放30周年，舉國上下進行了各種各樣的紀念活動，文學界也不例外。在感嘆舉世矚目成就的同時也在通過各種方式反觀這30年來文學走過的歷程，考量著30年來文學創作、文學研究、文學思潮、文學理論建樹等問題。反思是必要的，反思是我們成長的策略和認識自身的方式(胡亞敏語)。然而在目前這些形形頗有成效的反思與研究中卻少有對文學接受者進行考量的。盡管眾所周知接受者在整個文學活動中的地位是舉足輕重的，文學接受者作為文學研究的重心也隨接受美學的誕生而得以實現，但在目前這次反思研究熱潮中文學接受者依然是被遺忘的角色。“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劉勰語)，社會語境在變，文學思潮在變，作家的創作在變，文學語言、文學風格在變……作為受眾的讀者能不變嗎?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就在人們的不經意間，我們的文學受眾尤其是青年讀者群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下面筆者試圖就30年來青年讀者群的嬗變情況、嬗變原因及相關反思等問題作些初淺的分析與探討，以期敦清這30年來青年讀者走過的路，從而更好地把握文學受眾與社會時展的關系。

一、嬗變的整體觀照

對文學受眾(或說讀者)身份進行單一而準確的描述或界定是困難的，因為就其實際情況而言，接受者的身份是游移不定隨時而動的。西方接受反應文論學者們對文學接受者有過很深入的研究，提出過形形的讀者概念，有“冒牌讀者”、“零度敘述接受者”、“超級讀者”、“有意向的讀者”、“有知識的讀者”和“暗含的讀者”等等。在筆者看來這些均是假想的讀者，而我們在這里討論的是實際的讀者，確切地說應是時代的普通讀者，而不是從事文學研究、文學批評的精英讀者。眾所周知，讀者的閱讀過程既充滿創造性又有許多不確定性，實際讀者是具有歷史性和個體性的品質的，所以我們很難對時代的普通讀者做進一步的界定，在此我們只能把我們所要探討的青年讀者當作虛擬的大多數。但話又說回來，“一個人身份在某種程度上是由社會群體或是一個人歸屬或希望歸屬的那個群體的成規所構成的。”個體讀者之間盡管存有很大差異性，但從讀者群體角度而言由于共同的語境、共同的追求，他們還是有許多共通性的，事實上也存在著在思想觀念和藝術趣味比較一致的青年讀者群。

30年來，隨著社會的轉型，經濟的突飛猛進，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思想狀態和價值觀念等的變化以及科技進步所帶來的便利，文學在嬗變。尼采說“上帝死了”，福柯說“人死了”，羅蘭·巴特提出了“作者之死”，世紀之交則展開了“文學終結”的爭論。2006年學者唐小林、劉朝謙等又展開了“讀者之死”的討論。文學讀者日益減少，文學接受日益稀薄已是不爭的事實，但讀者未必真“死”，他們在變。就青年讀者群而言，30年來他們已經完成了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轉折性變化。這個轉折性的變化就是，對文學充滿夢想和激情、高度統一的欣賞讀者群——文學青年已經遠去，取而代之的則是癡狂和率真而又趣味不一的消遣讀者群——文學粉絲。

有人說20世紀80年代是文學的“黃金時代”，這是不無道理的。在那個年代，文學成為了全社會關注的中心，在普通人看來與文學沾上邊就是個了不起的文化人。許多青年讀者以親近文學為榮，孜孜以求于文學，希望能從文學中找到屬于自己的價值和幸福。他們對文學保持著一種崇敬，他們愿意從文學中尋找滿足和寄托，如饑似渴地欣賞文學，閱讀文學，借著各種機會充實自己。他們相信文學能給他們以力量，也愿意做作家夢，執著地追求自己心中的理想和夢想，哪怕為之付出青春年華也在所不惜。許多青年讀者在讀到心怡的語句時似乎就找到了自己感情的依托，找到了自己追求美好生活的動力。顧城的“黑眼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一代人》)，北島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回答》)等詩句就給了無數文學青年以鼓勵與共鳴。當他們在現實生活遇挫時首先想到的是文學，是從文學中尋找撫慰，于是，路遙、張賢亮等人的有著極強的現實主義寫作姿態的小說就成了當時許多熱血文學青年的勵志之作。

隨著時間的流逝，進入90年代以后，青年讀者群依然還是文學青年，但此時的文學青年已非彼時的文學青年，此時的青年讀者對文學高漲的熱情開始滑坡、冷卻，曾經那么牢固的文學信念也松動了。作為曾經整齊劃一的青年讀者群隨商品大潮的沖擊已開始分化，能夠與作品融為一體、死心眼地愛文學的青年讀者已不多，更多的青年則是懷疑文學，不再把文學視為惟一，對文學也不再抱有熱切的期待，從作品中體驗崇高、進行民族關懷已不再是此時青年讀者的主要閱讀動機和心理期待，更有甚者受王朔的作品影響反以反崇高而自居和驕傲。此時的大多數文學青年隨個人的趣味似乎更愿意從文學中尋找日常與閑適，追尋時尚與流行，讓缺失得到代償，讓傷痛得到撫慰，讓感官得到刺激，讓欲望得到釋放。青年讀者群則隨這些個體性的趣味呈現出多元化的態勢，有些青年讀者追尋高雅文學，有些則喜愛大眾文學，有些喜好品味散文，有些則喜好閱讀小說。他們比80年代的青年讀者似乎更理智灑脫。跨入21世紀，高科技的迅猛發展，網絡的普及，現代傳媒的狂轟濫炸，此階段的青年讀者絕大多數嚴格地說早已不再是對文學充滿夢想和激情的文學青年，很多青年遠離了文學，或是作為局外人在觀望文學、消遣文學，這時的青年讀者如果還酷愛文學那就應該稱之為文學粉絲。“粉絲”是近年來在中國出現的一個極為流行的網絡新名詞，它的出現來自英語“fans”，把它譯為“粉絲”，是取其諧音，意指“熱心的追隨者、狂熱者、愛好者”等。在著名學者陶東風教授看來，“粉絲是一群特殊的大眾文化接受者，他們以異乎常人的熱情投入于他們所傾慕或崇拜的特定個人(明星、名流)、節目／作品(電影、電視、音樂作品)、團體(流行樂團、球隊)等，與一般接受者的區別就在于粉絲是過度的、不節制的受眾。這些青年讀者擁有了更充分的自由與隨意，他們不僅可以隨意地閱讀文學，甚至可以隨意地進行“七嘴八舌”式的、過度的、不節制的評論，比“我是流氓我怕誰”更甚。這些粉絲在現代傳媒的鼓動下對明星作家、作品是率真、癡狂的崇拜，在他們眼里偶像似乎永遠是對的，偶像的作品永遠是好的，誰說不中聽的就群起而攻之(如著名的韓白之爭事件)。難怪有人說，他們只知消費而不知審美，只知調侃而不知使命，也確有一些人群將文學看作打發自己無聊的游戲，過著犬儒式的生活，連同“祛魅”本身一同無聊化。此時青年讀者遠離了宏大敘事，放棄了日常生活審美，轉而熱衷于一種純粹的精神消遣與和宣泄。

二、嬗變的原因探究

縱觀30年來的文學史實，青年讀者群之所以會發生這些嬗變，由高度統一對文學充滿夢想和激情的文學青年嬗變成癡狂和率真而又趣味不一的文學粉絲，在筆者看來，皆是接受語境嬗變的結果。其中，既有文學自身語境流變的的原因，也有社會歷史語境變化的因素。

(一)文學接受語境的嬗變

在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學四要素中，從某個特定角度來說讀者是最為被動的。他閱讀什么，如何閱讀實際上是受文學接受語境制約的，因為個人期待視野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社會文學思潮的影響，個人接受是受社會接受影響和左右的。尤其是在80年代，那時的青年讀者在各種文學思潮風起云涌的沖擊和從眾心理支配下可以說沒有更多的選擇。簡單地說，30年來就文學接受語境來說，它經歷了80年代的經典化語境、90年代的大眾化語境和新世紀的偶像化語境。

在筆者看來，時期文學接受語境是榜樣化語境，說它是榜樣化語境主要是因為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時代文學被賦予了特殊的地位，受到特別的重視，它實際上是政治說教或宣傳的工具，而宣傳是很注重榜樣的。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改革開放的啟動，文學作為政治宣傳工具已不那么重要，它開始脫離政治而承擔起啟蒙的重任，或者說文學開始回歸本體。80年代的接受語境整體上來說是經典化語境，近年有關經典(尤其是紅色經典)很多學者做了不少探討，也有不同看法，但有一點是共識的，那就是能被稱為經典的文學作品應是具有深度內涵和獨特藝術韻味的。經典化語境時代就是人們重視文學，以為文學是社會最重要的文化工具；人們重視作家，以為他們是社會文化的主宰者。讀者喜愛反復細讀經典，作者熱衷創作經典。文學的創作、文學的閱讀和文學的作家，都被神圣化了。從而形成了作家的寫作，讀者的閱讀，文學史的紀錄，都去追逐經典的總體情勢。80年代就是個典型的經典化時代，中國的文學和青年讀者一樣處于興奮狀態，這是閱讀、創作的黃金時代：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改革文學，一波又一波；朦朧詩歌、先鋒文學，一個又一個。隨著西方大量經典文學名著和美學名著的引進出版，尼采、叔本華、薩特、弗洛伊德等人哲學與文藝思想受到青年讀者的廣泛歡迎。在這個時代中，文學青年在持續不斷地享受著閱讀、欣賞的。

90年代后，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建立，大眾傳播媒介的迅猛發展，文學步入了大眾化時代，文學似乎失去了關注社會的熱情，社會也失去了關注文學的熱情，文學不再那么神圣，理想、信仰、崇高、偉大離文學青年似乎很遙遠。作家也在躲避崇高而轉向大眾皆可接受的個人日常生活敘事，于是，寫實主義、日常主義、個人寫作日漸盛行，衣食住行、鍋碗瓢盆、七情六欲等成了吸引青年讀者眼球的文學元素。各大文學雜志、出版社為了迎合青年大眾讀者，紛紛改頭換面，舉起了大眾化、通俗化旗幟。青年讀者在這時期也不再受政治語境的影響，可以依自已的興趣喜好，隨意選擇文學作品。在這種大眾化語境中下，青年讀者出現了嚴重分化，除少數專業學子為了欣賞閱讀外，大多數青年則可能只在茶余飯后或睡眠之前，為了娛樂、休息、消遣才會翻翻、讀讀文學。

本世紀以來，文學步入了商品與傳媒聯姻的偶像化語境時代，“偶像”字眼與青年讀者如影隨形，從網站的偶像化包裝，到大小媒體的明星作家式運作，直至“偶像派”命名的出現，時下青年讀者正處于一個偶像化崇拜的接受語境。有些青年靠形式的絢美、青春偶像的裝扮、青春叛逆的書寫等來投合青年讀者青春期“偶像崇拜”的心理，現代傳媒則與之不媒而合，借助現代傳媒的強大勢能將他們包裝成明星式的偶像，在時尚的包裝下，青年讀者一轟而起，于是就形成了一個個相對獨立且龐大的“文學粉絲團”。其中又以韓寒、郭敬明、張悅然三人的“粉絲”為最。我們可以看見，在這樣的接受語境里創作數量、銷售數量巨大，但精品卻不多，熱衷于崇拜且過度、不節制的青年讀者不在少數，而真正進行文本閱讀的理性青年讀者卻不多。

(一)社會接受語境的變化

文學青年嬗變為文學粉絲的原因除了文學自身接受語境的流變外，還有更為重要和復雜的社會原因，劉勰說：“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于上，而波震于下者。”(《文心雕龍·時序》)80年代的青年讀者恰逢意識形態去政治化時代，90年代青年讀者所處的是商品化、消費化時代，2l世紀青年讀者則處于現代傳媒的網絡時代。

結束后，長期的精神窒息、文化饑渴和人性壓抑所積郁的巨大的情感能量，迫切需要有一個釋放的渠道，可以“興、觀、群、怨”的文學就理所當然地被賦予了一個特殊的重任，承擔起了撫慰人心、填補溝壑、通順人際的功能。這不僅是因為“比歷史更富于哲學意味”的文學具有啟蒙性，還因為當時社會條件的落后，文化資源的稀缺，傳媒方式的單一。象《班主任》《傷痕》《李順大造屋》《大墻下的紅玉蘭》《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等作品在當時之所以會轟動，以及“朦朧詩”、各種新潮小說之所以會受寵，一是由于其意識形態去政治化后的啟蒙性，二是由于當時文化資源的不足。

90年代的青年讀者則是處于市場經濟大潮和大眾消費時代，商品在刺激青年欲望的同時也改變著他們審美的追求和閱讀的方式，他們更愿意選擇輕松娛樂和休閑的閱讀方式。而對于創作者來說也不得不千方百計地取悅消費者，追求感官刺激，將文學變成消遣游戲，尤其注意青年讀者的趣味，取媚于他們，滿足他們不同的需求。在這時期，創作上文學總的來說在日益邊緣，走向世俗，因而創作數量雖然龐大，受青年讀者歡迎的精品卻不夠多。更為重要的是，隨著社會的發展，青年們可以選擇接受文學的方式已很多，不再是單一的報刊和書籍，電影、電視等圖像可以讓青年更容易接受，他們覺得與其花時間和精力去啃文字名著還不如看改編后的影視。這種語境下，青年讀者對文學的遠離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乃至于有人驚嘆文學危機的到來。

文學走向市場就意味著文學創作要充分考慮受眾的接受心理和審美期待，同時也意味著現代媒體也要考慮自己的上帝，要制造上帝，讓之消費。興起于世紀之交的網絡在改變文學傳媒的同時，也改變了讀者接受文學的方式，接受的在線性可以讓讀者直接參與評論和互動，而網絡的虛擬性又給了青年讀者暢所欲言的機會，可以毫無顧及地發表自己的見解與看法。不僅如此，他們甚至還可以親自進行網絡寫作，成為網絡，體會寫作的，而這正是青年讀者的喜好。難怪學者趙說：“互聯網的問世，不僅極大地改變了文學的寫作生態，改變了文學文本的存在形式，改變了文學傳播、文學閱讀以及文學批評的原有格局，而且對傳統文學的發展與存在也產生了諸多具有實質性的影響。”[7]正是網絡的便捷、媒體的炒作與青年讀者的熱情造成了一大批過度的、不節制的文學粉絲。

綜而觀之，20世紀80年代青年讀者對文學充滿激情與夢想，一門心思追逐文學，欣賞文學，是由于他們處于一個意識形態去政治化的啟蒙經典時代；90年代的青年讀者走向分化是由于他們處于一個人欲釋放的商品化、消費化與文學大眾化的時代，21世紀的青年讀者是處于一個現代傳媒熱炒偶像崇拜的網絡時代。可見，30年來文學青年嬗變為文學粉絲也就不足為怪了。

三、嬗變的辯證反思

30年是個值得紀念和反思的時段，分析、考量這一個時段的青年讀者嬗變的情況，在一定程度上能讓我們探悉青年受眾們接受心理、接受方式和接受效果的流變，進而還可能揭示出引起流變的諸多因素，也能給我們帶來很多反思。就如學界對目前文學的現狀毀譽參半、褒貶不一一樣。

30年青年讀者群的嬗變過程實際上就是我們的青年受眾以至文學由單一走向多元化的過程，有些“覺醒”了，不再把文學當作惟一，有些則過度偏執地沉浸其中。那種高度統一的接受模式已不復存在，多元化的接受需求已經決定性地形成并徹底取而代之，官本位、說教式的被動接受已相當淡化，作為青年的讀者如今可以更為自由輕松地進行閱讀。這個過程也是我們文化資源由稀缺走向豐裕的過程。由前所述，80年代之所以會成為文學青年經典化時代，就是因為它的文化生活資源稀缺和供給不足，而文學被賦予了很多額外的功能。如今文學喪失了經典文學的感覺，青年讀者喪失了從容的閱讀心態、“細讀”的可能，是因我們文化資源有充足“供給”。

但充足的“供給”是否能給文學以繁榮?這又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我們通過反觀青年讀者群的嬗變可以看出其嬗變過程既是文學走向繁榮的過程也是文學走向危機的過程，說它繁榮是因為每年創作量都在遞增，如今每年有千余部長篇、難以計數的中短篇及詩文問世；說它是走向危機的過程是因為青年讀者與文學的距離在慢慢疏遠，對文學已沒了先前的激情與夢想，當很多作家在精心玩文字游戲的同時他們要么在冷漠地觀望，要么是過度的崇拜。這就造成了青春文學、網絡文學的暢銷與純文學的萎縮并存。難怪有人感嘆，文學成就越來越大，作用卻越來越小；作品越來越多，讀者卻越來越少。

80代的青年讀者群——文學青年對文學的熱情是純真的、自發的，21世紀的青年讀者群——文學粉絲對文學的酷愛也是率真的、自發的。但兩者之間有著迥然的差異，80年代文學青年的熱情是對社會的一種參與，如今文學粉絲的熱情是個人體驗的表達和個人欲望的宣泄。從整體上說青年讀者對文學的熱情似乎是趨于衰退的，這未必完全不好，事實上這也是青年閱讀行為成熟健全的標志。沒了往日的一轟而上，現在青年讀者更多的是自由和自主地閱讀，但自由和自主地閱讀的狀況如何呢?據學者劉朝謙統計，中文專業學生真正從事經典文本閱讀的學生少之又少，其中完整讀過中國四大名著的學生占所調查總人數的百分之一，只完整讀過四大名著中的一部名著的占百分之五，而對《戰爭與和平》《復活》《荒原》《喧嘩與騷動》等西方經典文學名著，完整讀過的學生則為零。[8]很多青年學子接受經典也是通過接受圖像敘事來完成，這已經引起了教授、教師們的巨大焦慮，我們不得不反思：我們的青年讀者怎么啦。

其實，反觀30年的歷程，我們還可以看出這一嬗變的過程實際上還是青年讀者由“披文”(劉勰語)轉變為“讀圖”的過程。80年代文化資源短缺，青年讀者只能“披文以入情”，通過對文本的細讀實現自已增長知識、接受教育、審美愉悅或借鑒的目的，隨科技的發展，文化資源的豐裕，青年們不愿去“披”抽象間接的文而轉向享受影視圖像和網絡的直觀與便利。在如今這個讀圖時代，文學已被青年們冷落，真正的青年讀者確實顯得很孤獨。可見，學者劉朝謙所統計的上述現象絕非個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