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條件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貿易條件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人類文明誕生后的第一種經濟形式是農業經濟，其主要特點是生產力水平低下，農業和畜牧業在經濟中的壓倒性優勢地位，對大自然的依賴程度依然很高，世界各國彼此分隔。從15世紀末的地理大發現起，人類社會開始更多地擺脫對大自然的依賴，對自然和人類社會本身的認識也不斷地深入和拓展，各種發明和創新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都層出不窮，從而大大地推動了工業經濟時代的到來、發展和成熟。應該說，到目前為止的人類社會仍然還處在工業經濟時代，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仍然以獲得工業部門的增長和發展為目標。

然而，在20世紀即將結束之際，人類社會又開始悄然步入知識經濟的新時代：1996年，經合組織發表了一份題為《1996年科學、技術和產業展望》的報告，系統地提出了“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的概念和相關的指標。世界銀行1998～1999年度的世界發展報告更是以《知識與發展》為題，認為“知識對于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我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依賴于知識。……今天，技術最為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其經濟確實都是以知識為基礎的”，它們的國內生產總值有50%以上是屬于知識密集型的。

所謂“知識經濟”，是指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消費之上的經濟，它主要由知識創新體系、知識傳播體系和知識應用體系組成。在這種經濟中，知識取代了農業經濟中的土地和工業經濟中的傳統資本而在經濟活動中扮演著主要角色，知識被認為是提高生產率和實現經濟增長的驅動器。筆者認為，“知識經濟”時代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經濟資源的可再生性。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成為最主要的經濟資源和生產力發展的最重要的生產要素。知識作為經濟資源，具有非消耗性、共享性、非稀缺性和易操作性，因而是一種可再生性資源，它很少受時間或空間的限制，可低成本復制，且易于傳播處理。

2.經濟增長的良性化。一方面，經濟周期的弱化即經濟增長的波動性減弱；另一方面，經濟增長方式發生改變。有的學者認為，美國“新經濟”的“一增兩低”（即經濟持續增長伴隨著低失業和低通脹的獨特現象）便體現了知識經濟的特點。

3.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與上述兩個特征緊密聯系，發展的觀念因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它更多地注重經濟增長的效益、可持續性和生活質量，更加強調人口資源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4.經濟全球化的步伐明顯加快。在工業經濟時代后期開始加速的經濟全球化進程，在“知識經濟”時代呈現出加速發展的勢頭。作為知識經濟重要內容的信息技術和全球網絡系統大大地改變了世界市場的存在方式，加速了全球貿易自由化和金融一體化，加快了跨國界的生產要素流動。

筆者認為，只有美國等發達國家才開始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的進程，其中就連走在最前面的美國“新經濟”也只是21世紀全球性“知識經濟”時代的前奏而已。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至今仍被排斥在“知識經濟”時代的大門之外。不過，21世紀將成為知識經濟的時代，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知識經濟時代的貿易條件問題

“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是阻擋不住的歷史必然。如果發展中國家不去積極了解知識經濟的運行規律和法則，不去迎接“知識經濟”時代的機遇和挑戰，那么它們將永遠無法擺脫“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原因很簡單，發達國家不斷使知識的前沿迅速向前推進和知識本身的乘數效應，意味著發展中國家不得不追趕“一個移動的目標”。

自“普雷維什—辛格命題”在20世紀40年代末期提出以來，圍繞貿易條件惡化理論的爭論就沒有停息過。然而，正如保羅·斯特里頓所說的那樣，“當許多人對初級產品生產國的貿易條件持續惡化的理論的批判愈演愈烈的時候，這個理論的內核很可能在這場猛烈的攻擊中得以保存下來。這個內核就是：在世界經濟當中，存在著導致從對外貿易和廣泛的經濟進步過程中產生的收益分配不平衡地發生作用的各種力量，以至于最好最大的份額歸于強國，弱國則在分配過程中自相侵吞。”①結果，貿易條件惡化論不僅沒有被，反而獲得了進一步發展。貿易條件惡化論可以包括以下幾層含義。

1.國家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相對于中心國家工業制成品的貿易條件而言，呈現出長期惡化的趨勢。D.沙普斯福德指出，在1900～1982年間，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每年都下降1.29%②。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1994年的一份報告中同樣證明了初級產品貿易條件的惡化趨勢，它指出1968～1987年間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每年都下降1.52%③。

2.國家的初級產品相對于中心國家的初級產品來說，其貿易條件同樣也在惡化。漢斯·辛格指出，1954～1972年間，發達國家的初級產品單位價格每年平均下降0.73%，而同期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價格則年均下降了1.82%④。聯合國在2000年1月的統計材料中指出，1980～1999年第一季度，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出口價格指數分別下降了25%和58%⑤。

3.國家的勞動密集型制成品與中心國家的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的工業制成品之間的貿易條件也在下降。漢斯和沙卡等人通過對29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1965～1985年期間出口制成品貿易條件的變化情況進行的統計分析表明，這29個國家出口制成品的價格指數年均下降0.65%⑥。

4.相對而言，國家的貿易條件存在著長期惡化的趨勢。1980～1995年間，低收入國家的商品貿易條件和收入貿易條件都呈下降趨勢：如果以1987年為100，那么這兩項指標分別從121和105下降為91和89⑦。

以上內容可以說是貿易條件惡論在工業經濟時代的幾種表現，它們是工業經濟時代國際分工的產物。到知識經濟時代以后，同樣由于不對稱的中心—體系，同樣由于技術進步在中心和之間的不平衡發展和擴散，同時還由于知識產品與物質產品在需求收入彈性上的差別，國家貿易條件長期惡化的趨勢并不會從本質上得到扭轉，貿易條件惡化論的“核心”內容仍然是行之有效的。只不過中心—國家之間的國際分工由“工業制成品—初級產品”組合轉變成了“知識產品—物質產品”的組合，因此貿易條件惡化論的內容也隨之發生了變化。除上述4個層次的內容繼續有效以外，它還極有可能增加下述幾個方面的內容：

5.國家工業制成品與中心國家知識產品之間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

6.國家的初級產品與中心國家的知識產品之間的貿易條件長期惡化。

7.國家的初級知識產品與中心國家的成熟知識產品之間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

不過，貿易條件惡化論的上述發展僅僅是理論上的一種延續，它還有待實踐的證明。筆者提出貿易條件惡化論的這種發展方向，并不是想渲染一種對“弱國”發展前景的悲觀主義，而是想強調這樣的事實：處于“弱國”地位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和拉美是其中當然的成員，應當正視“知識經濟”的挑戰，尤其是要認識到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挑戰要比“強國”面臨的挑戰嚴峻得多。

【參考文獻】

①PaulStreeten,DevelopmentPerspectives,P.217,London,TheMacmillanPressLtd.,1981.

②D.Sapsford,"TheStatisticalDebateontheNetBarterTermsofTrade:ACommentandSomeAdditionalEvidence",EconomicJournal,September1985,PP.786.

③IMF,"Adjustment,NotResistance,theKeytoDealingwithLowCommodityPrices",IMFSurvey,vol.23,October1994,PP.350-352.

④HansW.Singer,"TermsofTradeandEconomicDevelopment",inJohnEatwell,et.al(eds.),TheNewPalgraveADictionaryofEconomics,Vol.Ⅲ,P.628,London,TheMacmillanPressLtd.,1987.

篇2

一、中國貿易條件的變動狀況 1.貿易條件的含義及計算 在國際貿易中，貿易條件的最初含義就是價格貿易條件(NBTT)，它是一國出口商品平均價格與進口商品平均價格的比率，其計算公式為：NBTT=(Px/Pm)·100，Px代表一國出口商品的價格指數，Pm代表一國進口商品的價格指數。本文依據SITC分類標準，采用帕氏公式來計算中國貿易條件指數。 帕式公式：Pxt=∑pitqit/∑pi0qit Pmt=∑pjtqjt/∑pj0qjt 其中，Pxt和Pmt分別表示第t期的出口和進口價格指數。pi0和pj0分別表示基期(1983年為基期)第i種商品的平均出口價格和第j種商品的平均進口價格。pit和pjt分別表示第t期第i種商品的平均出口價格和第j種商品的平均進口價格。qit和qjt分別表示第t期第i種商品的出口數量和第j種商品的進口數量。 2.中國貿易條件的變動趨勢 中國貿易條件變動趨勢圖 從圖1中可清晰的看出，中國貿易條件在1983年～2006年間呈波動性下降，趨于惡化的趨勢。1983年～1985年間，貿易條件階段式上升，由1983年的100下降為75.05。第二個明顯的貿易條件上升階段為1988年～1991年。其他時間段，中國貿易條件均有較為明顯的惡化趨勢。 二、中國貿易條件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現實中，貿易條件變動是一個復雜的過程，那么究竟哪些因素影響中國貿易條件的變動，其影響程度是多少呢。本文運用國際經濟學的相關理論為依據，選取影響因素作為模型參數，搜集1983年～2006年間的樣本數據，建立影響中國貿易條件變動的回歸模型，最終來考察這些因素與中國貿易條件變動的相關程度。

1.模型說明 假設大國情形，且顯著性水平為5%。參數包括：GDP指數，以1983年GDP為基期計算。出口商品結構指數(RMP)=(工業制成品出口總額/初級產品出口總額)×100，以1983年RMP為基期。外商直接投資(FDI)，本文采用實際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單位為億美元。實際關稅率(T)=(進口關稅實際征收總額/總進口額)×100%。匯率(R)，本文采用人民幣對美元的年平均匯價，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2.模型建立與檢驗 利用1983年～2006年的數據，以貿易條件指數(NBTT)為因變量，GDP、出口商品結構指數(RMP)、FDI、實際關稅率(T)、匯率(R)為自變量，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考慮到FDI與GDP的相關性及FDI的滯后效應，將FDI的數據滯后一期處理。 NBTTi=a0+a1GDPi+a 2RMPi+a3FDIi-1+a4Ti+a5Ri+ei(i=1，2…24) 運用SPSS15.0，對以上模型進行線性回歸，得出模型中R2=0.923，R2的修正值等于0.902，模型的擬合優度高。樣本相關系數R=0.961，表明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的線形相關性強。 DW=1.755，接近于2，所以模型不存在自相關。 資料來源：SPSS15.0輸出結果 從表2可得出，貿易條件指數與其影響因素之間的多元線性回歸方程：NBTTi=37.672-0.010GDPi+0.015RMPi-0.009FDIi-1+3.818Ti+0.045Ri。 自由度為18的臨界值t0.025(18)=2.10，常數項、GDP、FDI、T和R均通過了t檢驗。表明解釋變量GDP、FDI、實際關稅率和匯率對貿易條件有顯著性影響。 出口結構指數未通過檢驗，因此對回歸模型進行修正，在原來的回歸模型中剔除RMP這個自變量，再進行回歸。結果如下： NBTTi=39.864-0.005GDPi-0.012FDIi-1+3.710Ti+0.045Ri t值: (2.492-2.365-2.877 4.8782.154) t0.025(19)=2.09，各個自變量均通過t檢驗 F=50.847>F0.05(4，19)=2.90，通過F檢驗，說明總體回歸方程是顯著的R=0.965 ，R2=0.915，R2的修正值為0.897，說明模型的擬合優度高。 3.模型結論 從回歸方程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GDP、FDI的變動對貿易條件產生負向影響;實際關稅率和匯率的變動對貿易條件產生正向影響。 (1)經濟增長與貿易條件 中國經濟增長與貿易條件存在負相關關系，符合西方經濟學中的雷布津斯基定理：在其他要素數量不變的情況下，一種要素數量的增加將會降低使用該要素商品的相對價格，如果該商品是出口商品則貿易條件將惡化，反之亦然。 (2)FDI與貿易條件 FDI的增加使得貿易條件惡化，這與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向有關系。根據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如果FDI流入的是東道國的出口優勢部門，那么將使出口部門的產出增加、價格降低，貿易條件惡化，反之亦然。在我國自2001年起，70%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向了制造業。制造業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導致出口商品價格，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價格下降。 (3)關稅與貿易條件 實際關稅率即進口關稅率的系數為正，說明我國征收關稅起到了改善貿易條件的作用，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是正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入世后我國利用關稅來調節貿易條件的空間越來越小。

篇3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貿規模不斷擴大，對外貿易已經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2006年我國進出口總值為1.76萬億美元，進出口順差0.18萬億美元，增長74%，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大國。

但我國外貿依存度保持了較高的水平，2005年高達60%，導致我國國內經濟受國際市場的影響和沖擊越來越大，且隨著國外貿易壁壘不斷加強，出現了貿易效益低下和貿易條件呈現不利趨勢等問題，已成為各方普遍關注的問題。如何保持我國對外貿易競爭力是亟待認真研究的課題。

一、出口商品結構對我國貿易條件的影響

出口商品結構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一國出口的各類商品或某種商品在對外貿易中的構成，即各大類商品或某種商品出口額與整個貿易額的比，是反映一國對外貿易結構狀況的重要指標，對該產品的出口將拉動國內的生產，形成規模經濟。雖然我國工業制成品1981年首次超過初級產品的出口，但是直到1986年，出口商品結構才真正實現了從初級產品為主向工業制成品為主的轉變，轉變完成后，出口商品結構的升級和優化則主要表現為工業制成品中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品與資本及技術密集型產品分別所占出口總額的比重變化。我國出口商品結構調整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1991年以前。主要是出口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品，促進了工業制成品出口的增長。在這一階段，由過去出口初級產品為主向輕紡類半制成品、中間品轉變，特點是較低技術含量，粗加工、簡單加工。

第二階段：1992年-2003年。1991年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品所占出口總額的比例達到了62.2%的頂峰后，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增速強勁，所占出口總額的比例從1990年的15%上升到2000年的47.4%。因此，這一時期是以出口輕紡產品為主向出口機電化工、高新技術產品等重化工產品轉變，其特點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出口產品附加值和技術含量，精加工、深加工程度提升。

第三階段：2004年及其以后。2004年，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所占出口份額首次超過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品44%的份額，達到49.4%，使其成為促進工業制成品持續穩定增長的最主要動力，順利完成了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出口商品結構(輕紡產品等)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重化工、電子產品等)高附加值的出口商品結構的轉變。根據海關歷年公布的數據，從我國出口商品構成情況來看(按SITC分類)，2004-2006年初級產品分別為405.5億美元、490.4億美元和475.5億美元，同比增長分別為16.5%、20.9%和7.8%；工業制成品分別為5528.2億美元、7129.6億美元、8274.9億美元，同比增長分別為37%、29%和28.8%。

但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位置依然是低附加值、低工資、低技術密集度、高競爭強度的產業和加工環節，基本上處于世界產業鏈的末端。我國現階段的出口產品相對集中在紡織品、服裝、鞋類、玩具和食品等，多屬價格敏感性商品，這類產品一般技術含量不高或產品開發、生產技術已經成熟，大多出口企業已具有相當規模，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主要表現為價格競爭。在貿易快速增長的前提下，表現為出口萎縮，進口增長而導致的貿易收支逆差。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潛在危險在于：在貿易條件下降的情況下，極有可能出現經濟增長與國家凈福利增加的背離，陷入貧困化增長的困境。因為初級產品或勞動密集型產品是需求彈性小的產品，在國際價格下降的情況下，需要大量的出口來彌補損失，因而有可能出現出口規模越大，國家凈福利損失越多的現象。

二、近年來我國價格貿易條件和收入貿易條件的動態

商務部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1993-2000年，以1995年為基期的中國整體貿易條件指數下降了13%，其制成品貿易條件指數下降了14%，初級產品貿易條件指數則下降了2%。

(一)價格貿易條件。從1998年到2003年，我國出口與進口商品的相對價格下降了14.2%。造成的負面收入效應在2000-2003年相當于當年GDP的1%-1.2%，這表明我國近年來貿易條件不斷下降，必須出口更多的商品以換取同樣數量的進口商品，對我國的經濟產生負面的收入效應。

2000-2002年，我國價格貿易條件連續三年有不利的態勢，雖然總體下降程度不大，但有些商品情況已經比較嚴重，如2002年，棉花的價格貿易條件=(92.4/100.7)×100=91.76，蔬菜的價格貿易條件=(93.4/104.1)×100=89.72，蠶絲的價格貿易條件=(79.3/108.1)×100=73.36，且嚴重地影響到這些行業的貿易效益。其中，價格貿易條件不利的主要原因是：我國具有傳統比較優勢的出口農產品、礦產品及傳統大宗出口商品價格普遍下降，而進口原油(主要局部沖突和戰爭威脅導致)和進口農產品(主要是自然災害導致)價格上揚。通過表1可知，在2004-2006年期間，海關統計的18種主要進口商品中，天然橡膠等12種進口商品的價格處于上升，占到66.7%，且基本上是數量和價格同步上升，價格增幅大部分超過了2位數，特別是未鍛造的銅及銅鋁材同比價格增幅高達63.1個百分點，谷物及谷物粉等3種進口商品的價格基本穩定，只有大豆等3種進口商品的價格有所下降。

首先，隨著我國出口產品中制造業產品所占比重不斷上升，初級產品的比重有很大下降。而初級產品的國際價格近年來漲幅大大高于制造業產品價格，部分因為我國經勞動力成本調整后的勞動生產率較高，某些產品的大量出口壓低了國際價格。從進口的構成看，近兩年經濟的高速增長，特別是重化工業的生產和投資增長導致初級產品占進口的比重大幅上升。其次，最近原油價格的飆升和我國對原油進口依存度的提高，目前我國原油進口占消費的38%，使貿易條件進一步不利。第三，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我國投資的迅速擴張，導致我國進口需求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國際原材料價格。中國新增的鐵礦石進口量占2003年全球新增產量的51%，新增原油消費占全球新增量的35.3%。原油需求在過去的2年中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長，大大超過發達國家平均3%的增長速度。

(二)收入貿易條件。近年來，我國的收入貿易條件逐步改善，表2所示，在1995年-2004年，我國的收入貿易條件呈現良好的優化態勢，貿易條件指數出現了加速上升的趨勢。通過對近年來價格貿易條件和收入貿易條件的分析，可以發現：我國貿易條件總體形勢不容樂觀，貿易增長主要是依賴大規模的數量擴張來實現的，我國外貿已進入結構調整階段，進一步的經濟增長不能靠單純的數量擴張，只能靠結構的轉變。只有進行外貿結構的調整，尤其是出口商品結構的調整，逐步由非熟練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向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密集型產品為主，乃至向技術與知識密集型產品為主轉化，才能進一步加大外貿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確保我國經濟快速穩定增長。

三、調整貿易戰略、改善貿易條件的思路

國際貿易理論中的最優關稅理論指出，當一國的進口需求足以影響國際價格時，關稅的提高將有利于改善貿易條件。但是，中國需要履行對世貿組織的承諾，提高關稅顯然是不可行的。改善貿易條件最終將依靠出口產品結構的升級，即提高高附加值商品和服務的出口比重、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制定長期能源戰略，等等。

(一)近期的工作重點是抑制投資的過度增長。具體政策包括全面加息和能源產品的合理定價。第一，由于原材料國際價格的上升受我國投資需求的影響，我國經濟增速的放緩將有利于抑制貿易條件的進一步下降。從這個意義上說，目前針對經濟過熱進行宏觀調控是極為必要的。更重要的是，調控經濟過熱應從根本上抑制投資需求。第二，國內能源價格受政府管制或干預，油、電、煤、運價格的變化沒有充分反映供求關系的變化，加上近來國際原油價格的上漲，這種價格扭曲人為地降低了重化工業的投資和生產成本，在某種程度上鼓勵了這些部門的投資擴張。盡管經濟過熱，可電價調幅極小。而某些產品(尤其是耗電量大的產品)由于需求的上升其價格的漲幅遠遠高于電價，給這些行業帶來了暴利，加劇了投資的大幅增長。與生產者價格指數(PPI)或居民消費物價指數(CPI)相比，電價遠落后于這兩者的上漲。這意味著剔除物價上漲因素后，電的實際價格近期一直在下降。政府早就應該大幅提高電價，依靠市場和經濟的手段來篩選真正有效益的企業和調控行業間的平衡發展。對電價的控制，可以說是造成電力瓶頸的原因之一。

中國國際金融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指出，廉價的生產要素(包括能源)價格、勞動力價格和極低的科技含量，使中國始終背負著沉重的成本負擔，為他國提供經濟“補貼”。但中國外貿的高速增長卻帶來越來越多的貿易摩擦。因此，他提出兩個建議：一是取消高耗能、低附加值產品的稅收優惠政策，逐漸減少這類產品的加工生產出口，將重心移向高端產品；二是提高匯率靈活度，采取真正以市場為基礎的匯率體制，不排除進一步升值人民幣的可能。

(二)從長期來看，應加快國家的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新興部門和行業不斷涌現，各個領域和行業的競爭水平都在不斷提高，擁有和保持競爭優勢不能單純依賴于低成本和大規模，要逐漸過渡到不斷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加快國家的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提高其國際分工地位，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要改變這一局面，“科技興貿”是當前的重要工作。我國明確提出產業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即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興工業化路子。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形成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導，基礎產業和制造業為支撐，服務業全面發展的產業格局。必須建立一套技術引進、消化吸收、開發創新機制，引進先進的符合我國產業結構發展方向的技術，提高自主開發、設計和研制能力，打破原來重引進、輕開發的格局。在引進開發、推廣的基礎上，逐步加大高新技術、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為提高我國產業的競爭力，必須從全球產業發展的高度部署我國的產業發展戰略：一是要制定有利于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財政金融政策。促進產業結構的合理化，限制低水平建設，解決落后企業退出市場的障礙問題，把資源集中配置在對中國產業有帶動作用的高新技術產業上，加快這些產業的發展，促進其競爭力的提高。二是要立足于自身條件，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加快培育具有比較優勢的高新技術產業，發揮高新技術產業擴大出口的效益。三是要制定產業技術政策，通過保護知識產權、技術和專利，推動企業的技術創新和新產品的開發，增強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提高整體產業素質。四是要研究制定組織政策，促進企業組織優化，提高企業的集中度，形成必要的產業群效應，形成優勢產業與相關產業、主導產業與非主導產業的良性互動關系，樹立名牌產品和支柱產品。通過一系列的創新改革，使中國的出口企業貿易條件得以改善，維護國內的傳統市場。

參考文獻：

[1][英]沙加亞·勞爾.中國對亞洲制成品出口競爭力的影響[J].國際經濟合作，2002，(1).

[2]胡乃武，等.我國對外貿易的現狀、問題與對策[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3，(2).

篇4

關鍵詞：中國；戰略性貿易政策；風險

一、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內涵、

在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研究中，Brander和Spen—cer(1981，1984，1985)描述了政府如何將外國生產者的壟斷利潤轉移到國內生產者手中來，并得出結論：一國政府總存在出口補貼的單邊干預動機。他們運用“第三國市場”模型，分析了一國政府通過對生產者干預如何提高本國生產者從雙頭壟斷的共同出口市場中所獲得利潤的，在自由貿易和Coumot競爭的情況下，企業間會達成一個Coumot—Nash均衡，該產業最終趨于均衡狀態。但當有一方政府進行干預時，競爭就會演變為Stackelberg競爭，有政府補貼的一方廠商就會處于Stackelberg領導者的地位，而外國競爭企業則處于跟隨者的地位，外國企業會做出向本國企業讓渡市場份額和利潤的反應，此時，即產生利潤轉移效應。也就是說，政府已經承諾對行業的干預行為，并且外國企業也會認為，即使其拒絕退卻而使得轉移利潤失敗，補貼也會持續下去，此時的政府補貼成為可以置信的威脅。因此，政府最佳反應是給予一定的出口補貼。

Krugman(1984，1987，1992)設計了一個模型從保護幼稚產業的角度進行了戰略方面的分析。他通過一個含有一種機會的非正統假定，從根本上改變了分析的焦點，該假定使一個國家通過限制進口的戰略部署來實現另外一種福利。其分析依賴于兩個基本要素：賣方的國際壟斷和規模經濟。對于賣方的國際壟斷，類似Brander和Speneer的分析，他假定有兩個企業，一個國內企業和一個外國企業，每個企業只生產單一產品，企業之間進行Coumot競爭，但有一點的差別是，Brander和Spencer僅分析第三國市場，而Krugman的模型允許產品向多個市場銷售，這樣，國內和國外市場由于政府的政策就有可能被分割開來。其結果是獲得了一個多元市場的Cournot模型。對于規模經濟，他通過給予本國生產者在本國市場上擁有特權的地位，這樣，本國生產者可以獲得一種較外國生產者在生產規模上的優勢，這種規模上的優勢即使在沒有保護的市場上也將轉化為較低的邊際成本和較高的市場份額。規模經濟的獲得有靜態的規模經濟、動態規模經濟以及干中學。而當一國政府把外國生產者從開放的市場中擠出的時候，干預行為會在競爭雙方的邊際成本上引起相反的變化，結果是國內生產者產量擴大，邊際成本繼續降低，而外國生產者產量減少，邊際成本增加，這樣就形成了從產量到邊際成本再到產量的循環的因果關系鏈條，而這一循環過程就形成了進口保護和出口促進的機制。

二、我國戰略性貿易政策的風險分析

1、扭曲的規模經濟風險。規模經濟是戰略性貿易政策存在的理論假定，但在一些國家和一些行業卻存在很大的扭曲。在相當多的國家和行業，規模經濟的存在實際上并不是該行業存在著高效率與低成本，而有可能是政府壟斷的結果，在中國就存在這種大量的情況。盡管目前我國國內市場巨大，規模經濟明顯，但是全國并沒有形成統一有序的國內大市場，這種分割的國內市場嚴重阻礙著一些行業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所需要的規模經濟。另外，Markusen和Ven—ables(1988)以及Horstmann和Markusen(1986)認為，如果該行業是自由進入的，出口補貼給本國企業帶來的利潤會誘使新的企業加入，這將會造成行業集中度的降低，提高行業的平均成本，從而降低利潤轉移效應。對于中國來講，如何設定行業準入機制，既保證行業的一定寡頭壟斷來保證規模經濟的存在，又要保持企業的競爭能力，也是戰略性貿易政策能否獲益的重要因素。

2、微觀基礎的缺乏風險。在戰略性貿易政策實施中需要通過一定的市場途徑來進行。如果一國不存在微觀基礎，或者國內市場處于分割的狀態，就會影響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效果。缺乏國內市場運行傳導機制，政策就缺乏實施的渠道。目前中國，正處于經濟體制轉型中，市場主體、市場機制及市場體系等因素發育不全，創新機制還沒有有效建立，在我國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缺乏企業和企業家的推動。

3、競爭模式風險。Eaton和Grossman(1986)指出，根據戰略貿易模型的Cournot競爭假定，每一廠商的最佳產出是假定對手的產量給定而推測出來的，但是，如果廠商進行的是Bertrrad競爭而非Coumot競爭，那么最佳政策應該是出口稅而非補貼，因為出口稅可以使得本國廠商做出不與外國廠商打價格戰的承諾，這樣，兩家廠商可以維持較高程度的合謀；另外，他們認為，在Brander和Spencer模型中只有一個本國企業，如果本國企業的數目大于1，在確定政府干預政策時會出現相互矛盾的傾向，這種矛盾會存在于以出口補貼來轉移利潤的動機和傳統的為改善貿易條件而施加出口稅的動機之間，所以，只有當本國的企業數目不太大，出口補貼才是合理的。如果寡頭雙方致力于不變的推測變量，而且每一廠商的推測變量與其競爭對手的實際政策的反應是一致的，那么，租金轉移到國內公司或利潤轉移是不可能的而自由貿易政策成了一種最優政策。

4、資源競爭風險。Dixit和Grossman(1986)放松了經濟中只有一個寡頭行業的假定，考慮了存在多個寡占行業的情況。他們研究了與一種固定供給資源相關的幾個壟斷性行業的情況，稱之為“科學家”，其研究表明，當國內出口行業面臨共同的外部環境，具有相同的生產能力時，被補貼廠商大量使用國內競爭性稀缺資源“科學家”，對其中一兩個行業進行補貼，會把國內競爭性稀缺資源“科學家”從其他行業轉移到被補貼的行業，從而使得被補貼行業的出口增加是以其他行業的規模縮小和出口萎縮為代價的，其代價往往要高于利潤轉移效應，因此自由貿易仍然是最佳選擇。在中國很多行業都存在類似的資源競爭狀況，如何化解不同行業對于同一資源競爭的狀況將是中國戰略性貿易政策能否順利實施及實施能否獲益的關鍵。

5、政府行為的非理性風險。政府干預論也忽略了特殊利益集團采用某些政策的可能性。當進行微觀經濟干預時，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特殊利益集團的影響，這些集團隨時準備獲取更大的利益，而成本卻由大的分散的集團承擔，他們不能獲得有關政策的所有信息。結果，政策的干預經常被誤導。因此，進行經濟決策時依靠政治和官僚的強制命令，而不是依靠經濟手段，必然會降低國家福利。政府為了履行政策的承諾對廠商提供補貼時還存在著一個固有的道德公害問題。國內廠商會發現追求補貼比追求生產行為有更高的收益，這樣只能增加依賴性。這種追求補貼的做法屬于扭曲引起的直接的尋求非生產性利潤的行為，是一種典型的尋租行為。

6、收入分配風險。Gruenspecht(1988)和Neary(1991，1994)認為在Brander和Spencer模型中，隱含了出口補貼和企業利潤被同等對待的假定，政府并不關心國內收入的轉移支付，但在實際生活中，籌集補貼資金會給經濟帶來扭曲的成本，這意味著1美元公共基金的機會成本大于1，另外兩國企業的成本也被認為是一致的。Gruenspeeht和Neary分析了這種情況后得出結論，只有當公共基金的機會成本不太高時，出口補貼才是合理的。另外，政府的有效干預不可避免會產生有害的再分配效應。出口補貼將有助于把收入從社會其它方向轉移給被保護行業的所有者和雇員。因為，受補貼的行業一般是高科技行業，這種收入的轉移將或是表現在已被雇用的高薪熟練技術工人的工資增長或是股東超乎尋常利潤的增加。

7、信息風險。Qiu(1994)從信息不對稱的角度對戰略性貿易政策實施的風險進行了分析。他首先假定外國企業的成本是公共知識，而本國企業有可能是高成本也有可能是低成本，本國企業完全了解自己，但外國企業和本國政府不了解。得出結論，在信息不對稱時，如果企業進行的是Coumot競爭，那么政府傾向于設計分離政策，分離政策具有信號作用和信息甄別作用，提高社會福利。但如果企業進行的是Bet-trand競爭，政府將選擇一個統一的政策，允許本國公司隱藏其信息，這樣，利潤轉移效應較大。Wong(1991)、Brainard和Martimort(1992)以及Collie和Hviid(1993)也對不完全信息進行了類似的研究，從中可以得到一些共同的結論，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政策對于信息依賴的重要性。而政府要獲得這些信息卻是幾乎不可能的。

8、國外報復風險。Collie(1991)指出，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很容易引起對方國家的報復，尤其是在知識密集性行業。這樣，即使政策是有效的，也只是一方受益另外一方受損，世界總體福利水平并沒有上升，而只是全球福利的再調整。這種報復更可能發生于知識密集型的高科技產業中，那里與世界市場相關的規模經濟被這些新理論的支持者假定為更具意義，因為，這些產業被普遍認為是至關重要的。

三、我國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應注意的問題

總體上看，中國存在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條件和可能。具體說，市場化的總體推進程度已達到60％以上，市場在經濟運行中發揮主導作用，政府有獨立的決策能力，信息完備性比較差，但有改進的可能，并且在中國有一些特定的寡占行業，如汽車等行業(胡昭玲，2002)。但在實施過程中，必然會因條件的不完備而帶來實施效果的弱化。具體實施過程中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篇5

貿易條件是指一國或一個地區出口價格與進口價格之比,是反映其在國際市場中競爭實力或競爭地位的指標,經濟學含義是每單位出口商品能夠換回的進口商品數量。貿易條件也是衡量一個地區一定時期內出口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標。在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我國的貿易條件也將發生一系列變化,分析其關鍵影響因素,進而提出應對策略顯得尤為必要。

經濟增長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我國是貿易大國,經濟增長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是顯著的。雖然我國目前還不完全是國際市場價格的影響者和制定者,但也絕對不是市場價格的接受者,因而我國的經濟增長應該會對貿易條件產生影響。我國進口產品的需求收入彈性都比較高,主要側重于關鍵設備、短缺能源以及原材料等。隨著我國國民收入的增加和自主創新能力的增強,尤其是在當前擴大內需的政策推動下,對進口商品的總需求將會不斷減少,未來的貿易條件會得到改善。

產業結構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從根本上說,一國的進出口商品結構是建立在本國產業結構的基礎之上的,產業結構的狀況決定了進出口商品結構層次的高低。在一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產業結構具有隨著各種影響因素的變化逐漸升級的趨勢,這必然會使一國的進出口商品結構發生同樣的變化趨勢。我國已經完成了出口商品結構從初級產品為主向以制成品為主的轉變,但貿易條件卻沒有得到改善,這與我國出口商品加工程度低、粗加工比重大、附加值低、質量不高、在國際市場上處于較低價位水平是分不開的。這說明,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提高我國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是改善我國貿易條件的重要因素。

匯率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匯率是一國貨幣同外國貨幣交換的比價,而貿易條件是用本幣或外幣衡量的進出口商品的比價,因此本外幣比價之間的變動必然直接導致以本幣或外幣衡量的進出口商品比價的變動。理論認為,本幣升值有助于貿易條件的改善,但從我國數據來看,人民幣升值以來貿易條件仍然延續了惡化態勢。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元貶值和國際商品價格上漲部分抵消了人民幣升值效應,美元貶值推高了國際價格基準,加之供需緊張和期貨市場投機等因素,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上漲,導致我國進口價格大幅上漲,部分抵消了人民幣升值對進口價格的降低效應。

從總體上說,剔除生產成本上升后的出口價格仍顯著上升,說明人民幣升值確實提高了我國出口價格并有助于改善貿易條件。而且,人民幣升值以來,剔除國際價格上漲因素后的進口價格漲幅則有所下降,同時優化了我國出口結構,高附加值和定價能力較強的行業出口占比明顯增加,從而也改善貿易條件。人民幣匯率的適度升值將改善不斷惡化的貿易條件,從長遠觀點來看,我國為保障自身的經濟安全及利益,特別是為提高外貿效益,必須在長期內逐步改革目前的匯率政策,應該讓市場力量發揮主導作用,將行政力量作為一定的輔助手段。

FDI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FDI)多采用加工貿易的方式,目前,我國的加工貿易還處在相對較低的水平,主要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從而使得出口商品的價格難以提高。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內部采購行為使得加工貿易原料的進口價格居高不下。從總體上來看,由于FDI對我國的熟練勞動及技術人才的需求旺盛,而對非技術人才數量增加的作用偏小,因而它加大了我國收入的不平等,拉大了技工與非技工的工資差異,城鄉就業人員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使得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惡化。若要從根本上改善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應該適當引導FDI進入我國的第一產業,使之發揮提高農業生產率的作用,并且要引入到資本、技術密集型部門,促進我國的出口貿易結構升級,使我國逐步完成從低檔次、低附加值的初級產品向高檔次、高附加值的產品轉變,最終提高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

非關稅壁壘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由于關稅壁壘受到國際貿易組織的約束和限制,在目前全球經濟一體化下已經較少采用,而非關稅壁壘由于其多樣性和隱蔽性,在當前的國際貿易中卻屢屢得手。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國際貿易的擴大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在貿易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在這種形勢下,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紛紛出現,在世界范圍內的金融危機影響下愈演愈烈,對我國的出口產品造成了巨大影響,惡化了我國的貿易條件。發達國家利用自身在環保和科技方面的優勢,制定更高的環保、技術、商品和勞工標準,從而形成綠色壁壘、技術壁壘、知識產權等新貿易壁壘,削弱發展中國家憑借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而獲得的競爭優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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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條件是指一國或一個地區出口價格與進口價格之比,是反映其在國際市場中競爭實力或競爭地位的指標,經濟學含義是每單位出口商品能夠換回的進口商品數量。貿易條件也是衡量一個地區一定時期內出口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標。在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我國的貿易條件也將發生一系列變化,分析其關鍵影響因素,進而提出應對策略顯得尤為必要。

經濟增長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我國是貿易大國,經濟增長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是顯著的。雖然我國目前還不完全是國際市場價格的影響者和制定者,但也絕對不是市場價格的接受者,因而我國的經濟增長應該會對貿易條件產生影響。我國進口產品的需求收入彈性都比較高,主要側重于關鍵設備、短缺能源以及原材料等。隨著我國國民收入的增加和自主創新能力的增強,尤其是在當前擴大內需的政策推動下,對進口商品的總需求將會不斷減少,未來的貿易條件會得到改善。

產業結構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從根本上說,一國的進出口商品結構是建立在本國產業結構的基礎之上的,產業結構的狀況決定了進出口商品結構層次的高低。在一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產業結構具有隨著各種影響因素的變化逐漸升級的趨勢,這必然會使一國的進出口商品結構發生同樣的變化趨勢。我國已經完成了出口商品結構從初級產品為主向以制成品為主的轉變,但貿易條件卻沒有得到改善,這與我國出口商品加工程度低、粗加工比重大、附加值低、質量不高、在國際市場上處于較低價位水平是分不開的。這說明,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提高我國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是改善我國貿易條件的重要因素。

匯率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匯率是一國貨幣同外國貨幣交換的比價,而貿易條件是用本幣或外幣衡量的進出口商品的比價,因此本外幣比價之間的變動必然直接導致以本幣或外幣衡量的進出口商品比價的變動。理論認為,本幣升值有助于貿易條件的改善,但從我國數據來看,人民幣升值以來貿易條件仍然延續了惡化態勢。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元貶值和國際商品價格上漲部分抵消了人民幣升值效應,美元貶值推高了國際價格基準,加之供需緊張和期貨市場投機等因素,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上漲,導致我國進口價格大幅上漲,部分抵消了人民幣升值對進口價格的降低效應。

從總體上說,剔除生產成本上升后的出口價格仍顯著上升,說明人民幣升值確實提高了我國出口價格并有助于改善貿易條件。而且,人民幣升值以來,剔除國際價格上漲因素后的進口價格漲幅則有所下降,同時優化了我國出口結構,高附加值和定價能力較強的行業出口占比明顯增加,從而也改善貿易條件。人民幣匯率的適度升值將改善不斷惡化的貿易條件,從長遠觀點來看,我國為保障自身的經濟安全及利益,特別是為提高外貿效益,必須在長期內逐步改革目前的匯率政策,應該讓市場力量發揮主導作用,將行政力量作為一定的輔助手段。

FDI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FDI)多采用加工貿易的方式,目前,我國的加工貿易還處在相對較低的水平,主要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從而使得出口商品的價格難以提高。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內部采購行為使得加工貿易原料的進口價格居高不下。從總體上來看,由于FDI對我國的熟練勞動及技術人才的需求旺盛,而對非技術人才數量增加的作用偏小,因而它加大了我國收入的不平等,拉大了技工與非技工的工資差異,城鄉就業人員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使得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惡化。若要從根本上改善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應該適當引導FDI進入我國的第一產業,使之發揮提高農業生產率的作用,并且要引入到資本、技術密集型部門,促進我國的出口貿易結構升級,使我國逐步完成從低檔次、低附加值的初級產品向高檔次、高附加值的產品轉變,最終提高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

非關稅壁壘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由于關稅壁壘受到國際貿易組織的約束和限制,在目前全球經濟一體化下已經較少采用,而非關稅壁壘由于其多樣性和隱蔽性,在當前的國際貿易中卻屢屢得手。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國際貿易的擴大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在貿易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在這種形勢下,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紛紛出現,在世界范圍內的金融危機影響下愈演愈烈,對我國的出口產品造成了巨大影響,惡化了我國的貿易條件。發達國家利用自身在環保和科技方面的優勢,制定更高的環保、技術、商品和勞工標準,從而形成綠色壁壘、技術壁壘、知識產權等新貿易壁壘,削弱發展中國家憑借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而獲得的競爭優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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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貿易的關系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關注。但以往大部分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常常停留在出口貿易模式方面，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資數據也只是流量而非存量。本文引進了貿易模式演進的概念，使用流量與存量相結合的方法，從理論和實證兩個角度，從貿易總量、貿易結構、貿易條件三個方面較為完整地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資和我國貿易模式演進之間的關系。

研究結果表明:(1)外商直接投資指數和我國商品進出口總額成正比。(2)FDI對我國進出口貿易模式有長期均衡顯著影響，會引起工業制成品進、出口比重的上升，有利于我國貿易模式的正向演進。(3)外商直接投資指數對我國價格貿易條件總指數的改善起積極作用。

迄今為止，全球化的浪潮發展得如火如茶，國際投資使得國際貿易的發展更為迅猛，經濟一體化的縱深寫作碩士論文發展使得國際貿易的作用發揮得更為自如。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表的報告顯示，2007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總額達到1.538萬億美元，超過2000年創下的前歷史紀錄1.4萬億美元。其中，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吸引的FDI總量居世界第五位。2007年中國實際使用非金融機構外商直接投資748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3.6%(按照uNcTAD①統計，為670億美元，下降3.2%)。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吸引的FDI從最初的每年幾億美元到后來的每年十幾億、幾十億美元再到現在每年幾百億美元，可以說FDI在量上的發展保持了一個較快的增長。隨著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增大，國際游資等大規模FDI流入中國，2007年的實際外商直接投資較上年增長13.8%，創下了中國FDI的最高紀錄。FDI對我國經濟的各方面影響甚廣，其中最顯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外商投資企業對我國外貿進出口的貢獻。從以往的數據及前任研究成果看來，FDI與一國的貿易額有極大的關聯性，并且相關系數還不小。從我國的情況看來，外商投資企業通過擴大自身優勢產品進出口不僅大幅度增加了我國外貿進出口總量，而且對我國進出口結構也起到了很大的提升作用。據海關統計，2006年我國進出口總額達到17607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3.8%。其中，出口9691億美元，增長272%;進口7916億美元，增長20.0%。出口大于進口1775億美元，比上年增加755億美元。與此同時，全年對外直接投資額(非金融部分)161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1.6%②。

在這種背景下，研究FDI對我國貿易模式轉型的影響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我國FDI和貿易進出口額雖然增長迅速，但我國目前進口的是高技術產品，出口的制成品卻大多是附加值低、加工程度淺、技術含量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③，或者是粗加工或初加工產品，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仍然很少。具體表現在紡織品出口比重過高，遠遠超出世界平均水平;機電產品出口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比重大大低于發達國家。貿易利益與貿易總量相比十分之少。但是僅僅從總量上分析FDI與我國貿易結構的關系顯然是不妥的，這也正是之前的學者研究時容易忽略的地方。本文將通過FDI如何影響貿易模式的理論研究及對FDI和我國貿易進出口總額、貿易結構、貿易條件三個角度的實證分析來研究其與貿易模式轉型的關系寫作碩士論文及其從何種機制、渠道來影響貿易模式，并據此探索應當如何對FDI在各個層面加以引導，為今后制定正確的方針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

篇8

一、引言

價格貿易條件是衡量一國貿易利益、貿易狀態的重要指標。國內外許多學者對其進行了探討。近些年演化經濟學以其動態化研究經濟問題的全新視角得到了學術界的認可。運用演化經濟學理論來研究貿易條件變化的方法則主要集中于將技術動態演化與貿易條件的變化聯系起來。

一國技術進步并不一定導致本國貿易條件的改善,不同的技術進步帶來的貿易利益提升是非線性的,它會從不同的角度影響貿易條件。很少的學者針對升貿易條件演化路徑給出經濟學理論解釋,并且將制度條件作為解釋貿易條件變化原因的一部分。因此,本文以演化經濟學相關理論為基礎,引入動態演化博弈模型來分析我國經濟轉軌后貿易條件的變化路徑,同時給與實證分析。

二、中國出口價格貿易條件的非對稱復制動態博弈理論模型

非對稱復制動態博弈模型是用來分析博弈方的動態策略調整及其穩定性的。該博弈方具有技術學習速度較慢和有限理性的特點。博弈方的技術學習速度較慢變現為向優勢策略轉變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復制動態博弈則可以用生物進化的進化動態方程表示,即對于概率求時間的導數,以此來表示隨時間的變化,各種博弈得益均衡的實現過程。

(一)非對稱動態演化博弈模型的建立

1.模型的假設

(1)假設兩個國家,兩種貿易產品。國與國之間技術水平存在差異,分別用發展中國家C1和發達國家C2表示。兩種貿易產品的技術效率也存在差異,分別用的低技術含量產品G1和高技術含量產品G2表示。

(2)假設兩個國家自由進行貿易,不存在貿易壁壘、運輸成本等阻礙貿易進行的阻滯因素。

(3)博弈方1即發展中國家的策略選擇空間為(C1,C2),博弈方2的策略選擇空間為(C1,C2)。

(4)假設各戰略選擇下的貿易利益為出口產品的價格*出口產品的數量,Pi*Xi(i=1,2)。假設( C1,C1),(C2,C2)的策略選擇表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產業內貿易,并且產業內貿易策略選擇所帶來的貿易利益要大于產業間貿易利益。即P1*X1>P1*X2。

2.博弈矩陣的構建

如表1:

3.博弈矩陣的分析

用博弈矩陣中的a,b等代表各國不同策略選擇下的貿易利益。首先,假設在博弈的開始階段,發展中國家G1中選擇出口低技術含量的產品的比例為p,選擇高技術含量產品的比例則為(1-p);發達國家G2中選擇出口低技術含量產品的比例為q,選擇出口高技術含量產品的國家比例則為(1-q)。

那么,發展中國家的期望收益以及平均收益分別為:

U1(C1)=q*a+(1-q)*c

U2(C2)=q*e+(1-q)*g

EU=p*U1(C1)+(1-p)*U2(C2)=a*p*q+p*(1-q)*c+(1-p)*[q*e+g*(1-q)]

因此發展中國家的復制動態方程為:

Dp/dt=p(U1-EU)=p*(1-p)*[(a+g-c-e)*q+d-g] (1)

同理,發達國家的期望收益以及平均收益分別為:

U1'(C1)=p*b+(1-p)*f

U2'(C2)=p*d+(1-p)*h

EU'=q*U1'(C1)+(1-q)*U2'(C2)=b*p*g+q*(1-p)*f+(1-q)*[p*d+h*(1-p)]

因此發達國家的復制動態方程為;

Dq/dt=q*(U1'-EU')=q*(1-q)*[(b+h-d-f)*p+f-h](2)

對于發展中國家的復制動態方程(1)來說,當q=(g-d)/(a+g-c-e)時,dp/dt始終為0,這表示所有的p都是穩定的狀態,沒有意義。我們所研究的演化博弈論中規定,演化穩定策略是指一個穩定狀態必須具有保持穩定的能力,即當遇到干擾時仍然能夠通過一定的路徑恢復到本來的均衡點。當p偏離了p*點時,復制動態仍然能夠使p恢復到p*。通過數學中的倒數方法我們可以知道,這種復制動態的力量要求,當pp*時,dp/dt必須小于0。此時,演化穩定策略才能保證在擾動的情況下仍能通過一定的路徑恢復到均衡狀態。從以上的論述中,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當q>(g-d)/(a+g-c-e)時,dp/dt>0,即存在一定的路徑選擇可以使p向著接近于1的方向發展,此時p*=1為演化穩定策略;當q

同理,對于發達國家來說,使動態復制方程為0的條件為:p=(f-h)/(b+h-d-f)。當p>(g-d)/(a+g-c-e)時,dq/dt>0,即存在一定的路徑選擇可以使q向著接近于1的方向發展,此時q*=1為演化穩定策略;當p0,即存在一定的路徑選擇可以使q向著接近于0的方向發展,此時q*=0為演化穩定策略。用圖1表示兩個國家之間比例變化的復制動態關系為:

圖中各個區域中的箭頭方向表示在本區域中路徑選擇的均衡方向。

(1)在右上角區域中,即博弈開始時,發展中國家有多于(f-h)/(b+h-d-f) 的比例的數目出口低技術含量的商品,有多于 (g-d)/(a+g-c-e)比例的發達國家選擇出口低技術含量產品,博弈將最終收斂于演化均衡策略p*=1,q*=1。

(2)在左下角區域中,即博弈開始時,有少于 (f-h)/(b+h-d-f)比例的發展中國家選擇出口低技術含量的產品,有少于 (g-d)/(a+g-c-e)比例的發達國家選擇出口低技術含量的產品。此時,博弈的均衡為(0,0),即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同時選擇出口高技術含量的產品,進行產業內貿易,此時獲利最大。

(3)在左上角和右下角的區域內,博弈的均衡點有兩個,分別為(0,0)和(1,1),到底收斂于哪一個均衡策略,取決于兩個國家學習新技術,出口商品技術結構提高的快慢。在左上角區域內,如果發達國家的學習能力提高的較快,則向下發展路徑的箭頭將先穿過分割線進入左下角區域,此時的演化均衡策略為(0,0);反之,如果發達國的學習能力提高較慢,則向右發展路徑的箭頭將先穿過分割線進入右上角區域,此時的演化均衡策略為(1,1)。在右下角區域內的情況恰好和左上角區域內發展的情況相反,但最終均衡仍可能有兩個,即(0,0),(1,1)。

4.小結

通過以上對于非對稱動態復制演化模型的討論,我們可以分析得出,博弈方不同的初始選擇將得到不同的均衡結果,有時可以走入較好的發展路徑,而有時卻由于對某一種策略的偏好使得發展路徑被“鎖定”,走入“惡性循環”,發展具有路徑依賴性。這種路徑選擇所帶來的后果不一定具有帕累托最優的效率,相反,往往路徑鎖定了次優的策略,并且博弈方無法打破此路徑,只能依賴于初始路徑而發展下去。

在現實中,這個模型對于我國貿易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中國作為當今世界發展最快的發展中國家,這得益于我國國家貿易的自由發展。在模型中,我國可以看做是發展中國家C1,出口低技術含量產品,而從發達國家進口高技術含量產品。此時,我國位于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演化趨勢圖中的右下角區域。因此我國將有兩種路徑的選擇,即達到演化均衡點(0,0)或者(1,1),這取決于我國學習技術能力,商品技術含量提高的速率。比較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能力,我們可以得到發達國家技術創新能力的速度要遠遠高于發展中國家。所以,在模型中,向上箭頭的路徑的發展要快于向左路徑的發展,最終均衡向著(1,1)點發展。也就是我國在博弈的開始選擇了出口低技術含量的商品,在參加國際貿易中,我國與其他國家的博弈均衡路徑仍然是,我國出口低技術含量的商品。這就產生了次優的路徑依賴,陷入了“惡性循環”。

我們除了得到次優路徑依賴的結論外,模型還用來解釋我國貿易條件演化的路徑問題。在模型假設中,我們可以得到,貿易利益a,b,c,d的表達式分別為:

a= P1*X, b = P1'*X

c= P1*Y, d = P2'*Y

由以上兩組表達式,我們可以得出我國初始狀態的出口價格貿易條件為TOT1=P1/P1',均衡狀態下,我國初始狀態的出口價格貿易條件為TOT2=P1/P2'。由于我們假設產業內貿易的貿易利益最大,因此,我們近似可以得到,p1'>p2',那么TOT2

三、1992年～2009年中國出口價格貿易條件演化路徑實證分析

按照對價格指數研究的大多數做法,我選取了帕氏公式來計算1992年到2007年每年度的進出口價格貿易指數,即:

Pxt=(∑Pit*Qit)/(∑Pi0*Qit) (i=1,2……m)

Pmt=(∑Pjt*Qit)/(∑Pj0*Qjt) (j=1,2……n)

根據出口價格貿易條件的計算公式,即:TOT=Pxt/Pmt計算出各年度的出口價格貿易條件相關數據,填入表2中:

根據表2 的數據繪制出我國貿易條件變化的趨勢圖2,由對我國經濟轉軌后我國進出口價格指數數據的分析,我們可以直觀的看出貿易條件惡化的路徑軌跡。

從圖 2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從我國經濟轉軌后開始至今,我國出口價格貿易條件總體處于不斷下降的趨勢。我國出口價格貿易條件的這些變化很好的驗證了以上的非對稱動態演化博弈模型的分析所得出的結論,即:我國出口價格貿易條件被技術鎖定于不斷惡化的路徑中。經濟轉軌這十幾年來,我國外貿一直被技術鎖定路徑所困擾,因此如何打破這一路徑鎖定成為我國出口貿易中亟待解決的一個問題。

?四、中國出口價格貿易條件的演化路徑替代的政策措施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改善我國出口價格貿易條件的根本措施是努力提高出口商品的技術創新能力與速度,優化我國出口商品結構。這需要國家、企業和政府三方面的相應政策和制度的支持。因此,我國可以從制度和結構安排角度入手,改變我國出口價格貿易條件次優路徑的依賴,走出惡性循環。

1.鼓勵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加快核心技術研制的引進。企業不應該再在“干中學”的政策導向束縛中發展。參與世界產業鏈固然能帶來一定的利益,例如國外高新技術的外溢,但是,著重于加工貿易的發展,只能一直尾隨于發達國家企業。如果我國企業再不注重“自主創新”,那么技術進步就得不到動態的發展,趕超發達國家的時間將無限的延長。這就決定了我國貿易條件惡化的路徑將鎖定,陷入惡性循環。

2.積極擴大海外市場,鼓勵海外并購。特別是次貸危機以后,國外各大型跨國公司為降低成本與風險,紛紛將其優質資產降價拍賣。這對于中國來說是提升自身企業高技術水平的良好時機,企業應該大膽同時謹慎的選擇合適自身長遠發展的資產進行多元化的購買方式,如并購或者參股。抓住機遇參與世界高水平跨國企業的業務鏈中,汲取其尖端的技術、設計以及管理經驗,為自己所用。同時,進一步開拓國際市場,緊跟世界產品發展潮流,為自己贏得貿易利益。

3.加速出口商品結構調整,促進出口商品結構升級。出口商品結構直接體現著一國技術水平和技術效率的情況。我國出口的主要企業是制造業企業,因此,提高出口商品結構就是要增強主導產業的國際競爭優勢,提高工業制成品的附加值,增加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型產品在出口產品中的比重。金融危機以后,我國的外貿加工企業因為自身產品附加值較低,技術含量較少,因此導致了抵御外界危機的脆弱性,在金融危機波及我們的出口主要貿易伙伴國后,這些外貿加工企業紛紛停產甚至倒閉。所以,在我國外貿出口摩擦連連、出口市場份額縮水的大背景下,企業應該及時調節出口策略,同時更應該加強在自身的技術水平修養,爭取在世界分工產業鏈中走的更高,這才不會被新的經濟形勢所淘汰。

參考文獻:

[1]Gabaix,X. he Factor Content of Trade:Rejection of the Heckscher-Ohlin-Leontief Hypothesis.Mimeo,MIT.2005

[2] 劉佳.基于自主創新的我國比較動態轉換路徑選擇(碩士論文).2008

篇9

引言

入世后，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增長，農產品貿易的規模在不斷的擴大，到2011年，我國農產品貿易總額為1356.43億美元，其中農產品進口為770.26億美元，農產品出口為586.17億美元，農產品貿易逆差達到133.89億美元。值得注意的是，我國作為農產品貿易的大國，隨著經濟的不斷增長，農產品貿易逆差卻呈現逐步擴大的趨勢。在此背景下，本文致力于合理、客觀的分析和評價經濟增長對農產品貿易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對經濟增長與貿易相互關系的研究國內外的研究文獻可謂層出不窮，概括起來主要分為以下三個層次：

關于經濟增長對貿易的影響。Rybczynski（1955）提出了著名的“Rybczynski定理”，討論了反映經濟增長一個側面的生產要素稟賦的增長對經濟體國內生產格局及貿易條件的影響。Bhagwati（1973）指出，經濟增長可能導致貿易條件的惡化，進而導致該經濟體福利水平的下降，出現“災難性增長”（梁丹丹等，2005）。

關于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關于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貢獻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三類：一是從國民收入恒等式出發來考察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用凈出口的增量除以GDP的增量來表示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如Mc Combie（1985）、王子先（1998）、對外貿易政策研究課題組（1999）和彭福偉（1999）等；二是建立線性回歸模型或聯立方程組來分析，如林毅夫和李永軍（2003）、等（2005）；三是采用非競爭型投入產出模型，如吳振宇和沈利軍（2004）、劉碧云等（2008）、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2010）等。

關于貿易與增長之間的反饋關系。Helpman and Krugman（1985）指出，由生產率增長而導致的規模經濟的實現，促使出口的增加；出口的增加將導致成本進一步降低，從而使得生產率進一步提升（梁丹丹，2006）。鑒于此，本文在借鑒現有的理論模型基礎上，實證分析我國的經濟增長對農產品貿易帶來的影響，并對促進農產品產出及農產品貿易的更好的發展提出一些對策和建議。

理論基礎

本文討論的研究方法與框架，主要借鑒了龔關（2001）提及的分析框架，經濟體的經濟增長的四大貿易效應分別為：消費效應、生產效應、綜合效應以及貿易條件效應。

（一）消費效應（CE）

消費效應是在不改變貿易品相對價格的情況下，經濟增長所導致的進口需求的變化與國民收入變化之間的關系，即經濟增長使得該經濟體是更多地依賴國內生產，還是更多地依賴貿易進口。即：

（1）

其中，βdY和αdY分別為商品/服務A的邊際消費和平均消費，EdY為AD（進口品A的進口需求）的收入彈性，且EdY =βdY /αdY。如果其值大于0，則說明進口品需求占總產出的比重隨著總產出的增加而增加，消費效應為順貿易偏向型（P）；若其值小于0，則消費效應為反貿易偏向型（A），即進口品需求占總產出的比重隨著總產出的增加而減少；若其值等于0，則說明進口品需求占總產出的比重隨著總產出的增加而保持不變，即消費效應是中性（N）的。

（二）生產效應（PE）

生產效應是反映進口品（商品或服務）的國內生產（產出）的增長與國民收入（或總產出）的增長之間的關系。即：

（2）

公式（2）中，βsY和αsY分別為商品/服務A的邊際供給和平均供給，EsY為AS（為進口品A的國內供給或產出）的收入彈性，且EsY=βsY /αsY。

如果其值大于0，則說明進口品的國內供給占總產出的比重隨著總產出的增加而增加，生產效應表現為反貿易偏向型（A）；若其值小于0，則生產效應為順貿易偏向型（P），即進口品的國內產出占總產出的比重隨著總產出增加而減少；若其值等于0，則說明進口品的國內產出占總產出的比重隨著總產出增加而保持不變，即生產效應為中性（N）的。

（三）綜合效應（SE）

經濟增長的綜合貿易效應或凈貿易效應是消費效應和生產效應共同作用的結果。即：

（3）

如果公式（3）為正，表明綜合貿易效應為順貿易偏向型（P）的；如果公式（3）為負，說明綜合貿易效應為反貿易偏向型的；如果其值等于0，則說明綜合貿易效應是中性（N）的。

（四）貿易條件效應（TE）

一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會使其進口量發生變化，其提供曲線將會移動，從而其貿易條件可能發生變化。對于大國經濟，其貿易量的變化會對其自身貿易條件產生影響。即：

（4）

其中：

（5）

而Q1A和Q2B分別表示經濟體1對商品或服務A的過度需求和經濟體2對商品或服務B的過度需求。當βdY 0，從而顯示經濟體的貿易條件是改善的；當βdY >βsY 時，dp/dλ

數據選擇

本文選取的研究的樣本時間跨度為2002-2011年，所涉及的數據主要是以GDP衡量的經濟增長、農產品貿易進出口、國內農產品生產等相關指標。對這些數據的選擇和處理作以下說明：

關于農產品貿易的統計數據。本文選取的農產貿易的出口額和進口額，是根據《中國統計年鑒》中的“進出口貨物分類”，將第一類（活動物和動物產品）、第二類（植物產品）、第三類（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產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和動、植物蠟）、第四類（食品；飲料、酒及醋；煙草、煙草及煙草代用品的制品）等共四類的統計數據加總而得。

本文用GDP來衡量經濟增長。考慮到與農產品貿易數據計算單位的一致性，根據2002-2011年的人民幣與美元的平均價（中間價），計算出了其相應年份的GDP美元值。

關于國內農產品產出的數據。本文選取的農產品產出值為第一產業（農業）的產值，有關原始數據均從2003-2012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上得到。并根據2002-2011年的人民幣與美元的平均價（中間價），計算出了其相應年份的美元值。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相關的數據均為名義值。理論上，為了消除通貨膨脹的影響，需要將名義值折算成實際值。對GDP、農業產出值而言，可以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國內生產總值指數和第一產業價格指數折算為實際值；但對農產品貿易數據來說，需要利用進口和出口的價格指數，而這些指數我國的官方統計部門不提供，故而本文不能將農產品貿易的名義值折實換算成實際值。因此，為保持統計數據的一致性，上述數據均采用名義值。

實證分析

（一）消費效應

由表1可知，在整個時段2002-2011年，我國經濟增長經由消費渠道對農產品貿易的影響是順貿易偏向型的，但前后兩個時段差異較大，2008-2011年是反貿易偏向型的，而2002-2008年則是順貿易偏向型的。而在2002-2011年這10年間，順貿易偏向型增長出現的年份有6年，分別是2003-2004年、2007-2008年、2010-2011年；反貿易偏向型增長出現的年份有4年，分別是2002年、2005-2006年和2009年。這說明，在所考察的樣本時期內，以消費效應反映的我國經濟增長的農產品貿易效應雖不十分穩定，但總體趨勢則是順貿易偏向型的，即表明農產品進口需求占國內總產出的比重隨著總產出的增加而增加。

（二）生產效應

根據表1的結果，在整個時段2002-2011年，我國經濟增長經由生產渠道對服務貿易的影響是順貿易偏向型的。若分年度考察，反貿易偏向型增長出現的年份只有2004年，其余9年均為順貿易偏向型增長。這說明，在所考察的樣本時期內，以生產效應反映的我國經濟增長的農產品貿易效應是穩定的，總體趨勢則是順貿易偏向型的，即說明，與農產品進口相競爭的國內農產品產出占國內總產出的比重隨著總產出的增加而減少。

（三）綜合效應

由表1可知，在整個時間段以及兩個分時間段，我國經濟增長的農產品貿易效應都是順貿易偏向型的。分年度看，順貿易偏向型出現的年份有9年，分別是2002-2003年、2005-2011年；反貿易偏向型出現的年份只有1年，即2004年。從總體趨勢看，我國經濟增長的綜合農產品貿易效應則是順貿易偏向型的。

（四）貿易條件效應

在整個樣本期2002-2011年，βdY-βsY值為負，這一跨期結論與2002-2011各年度的具體表現一致。根據前面的討論，計算結果似乎可以證明，對我國這個農產品貿易大國而言，入世以來，伴隨著經濟增長，我國的農產品貿易條件是趨于改善的。

結論及啟示

本文得出的基本結論是：我國經濟增長經由消費渠道對農產品貿易的影響是順貿易偏向型的，這說明伴隨著經濟增長，我國國內對農產品存在過度需求，導致農產品進口以更大的幅度趨于增加。我國經濟增長經由生產渠道對農產品貿易的影響則是順貿易偏向型的，這說明伴隨著經濟增長，我國農產品產出不足，導致農產品產出占國內總產出的比重隨著經濟增長而趨于減少。綜合消費效應和生產效應的結果而得出，我國經濟增長的綜合農產品貿易效應則是順貿易偏向型的。綜合考慮經濟的增長、農產品貿易的擴大，在我國加入WTO后的十年間，我國的農產品貿易條件是趨于改善的。

綜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建議：加快農村土地流轉，解決土地的細碎化經營問題，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進一步促進包括勞動力在內的農業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實現土地資源優化配置；積極探索和發展更加適合的農業產業鏈整合模式，增強農民在交易中的地位；關注農產品貿易逆差擴大的趨勢，采取有力措施充分發揮農產品的比較優勢，提高農產品附加值，突破農產品貿易的貿易壁壘，積極應對各種農產品貿易摩擦，以擴大農產品出口。

參考文獻

1.梁丹丹，程大中.我國服務貿易增長率和經濟增長率的實證研究[J].經濟師，2005（10）

篇10

國際貿易開展的起因在于互通有無和提高消費者剩余。中小企業在企業的縫隙中生存，以大型企業無法比擬的靈活性，起著拾漏補缺的作用，因此無論是中小企業品種的多樣性，還是因為地區間的成本差異產生的價格競爭力，都使得中小企業成為國際間活躍的貿易主體。

一、中小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必然性

(一)從自身角度來看 中小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對自身競爭力的增強是有益的。首先，作為最直接的效果，中小企業可通過國際化經營擴大市場占有率。從全球范圍來看，世界各國的生產力水平不同，各國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也不一樣，當國際競爭激烈時，中小企業可以在國外尋找低競爭的銷售市場。其次，國際競爭可以迫使中小企業管理工作逐步正規化。在國際化經營過程中，企業要面對不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與國內市場相比，將會面臨更多的風險。因此，國際競爭將迫使中小企業謹慎行事，不斷學習，靈活機動地調整。此外，國際競爭還有助于中小企業無形資產的積蓄，成功的國際競爭可以為企業樹立形象，從而有利于企業吸收資金、吸引人才等等。

(二)從宏觀角度來看 中小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看。首先，由于中國幅員遼闊，勞動力供給豐富，在國際貿易方面具有巨大的成本優勢。但是，又由中國長期被排斥在GATT和WTO成員國之外，中國的出口嚴重依賴于外貿零售商。因此，鼓勵中小企業參與國際貿易，有利于形成千軍萬馬搞外貿的格局，可以帶動相關區域經濟的發展。另外，在剩余經濟條件下，大企業雖然效率極高，由于受到社會有效需求的限制，往往開工不足，導致社會就業的急劇衰減。相比較而言，中小企業設備簡單，易于及時改變生產方向，可以比較好地符合消費者標新立異的需求。所以，中小企業對維持較高的就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此外，在社會生產的自動化水平不斷提高，而社會有效購買力也相應隨之降低的趨勢下，市場的非均衡現象成為剩余經濟最為普遍的現象和最為棘手的問題。積極支持中小企業參與國際經濟競爭和國際貿易，對緩解市場的非均衡壓力，避免過度競爭具有積極的作用。

二、中小企業的比較優勢及存在的問題

(一)比較優勢 一般地說，中小企業在國際貿易中的優勢表現為兩個方面：其一，品種的多樣性;其二，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為絕對成本優勢。

1、品種的多樣性。在現代大機器工業條件下，盡管技術的進步，使各種自然條件下的生產都成為可能，而且國際間產品生產的差異變得越來越小，但國際間產品生產的差異仍然存在。這種差異主要表現在大企業生產品種的單調性。具體地說，盡管大企業具備強勁的生產能力，但是它不能很好的滿足社會各個方面的需求，特別是對那些社會總需求小而缺乏彈性的商品，大機器作業顯得無能為力。同樣，需求具有多樣性要求的產品或品種大企業、大機器生產也不如中小企業得心應手。所以，在生產品種和小批量的商品方面，中小企業具有大企業無法比擬的絕對的靈活性。在國際市場上只要存在對多品種、小批量商品的需求，中小企業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就具有它的必然性。

2、在價格上具有絕對成本優勢。一般來說，在國際統一大市場條件下，大企業廣泛地采用機器體系進行生產，不僅可以降低單位商品分攤的固定費用，而且可以通過采用新工藝、新技術降低單位產品的可變成本。但是，在市場容量相對小的細分市場上，由于受到大機器工業生產的特點所限，大機器工業的優越性無法顯現出來，中小企業的半機械化作業甚至手工作業的所需的設備簡單、投資較少、調試方便、改變生產方向容易，因此所生產出來的商品的成本可能低于大企業的高度自動化的機械體系。中國人力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低廉，中國中小企業具有巨大的成本優勢。特別是那些具有外貿進出口權的中小型工貿公司，成本低廉，生產方向選擇靈活，能夠比較好地適應國外市場，在國際貿易方面大有所為。

(二)存在的問題 自由競爭能夠充分發揮各市場行為主體的積極性，但是也存在明顯的盲目性與缺陷。在中小企業積極參與國際經濟交流和國際貿易的過程中，也出現一些問題和偏差，主要表現為過度的價 格競爭、信息不靈通和缺乏規模經濟效益等問題。

1、價格競爭。毫無疑問，在貿易條件不發生過度惡化的條件下，千軍萬馬搞外貿可以擴大出口。但是，如果外貿經營主體過多，就會導致單純的價格競爭和貿易條件的急劇惡化。根據產業經濟理論研究，在完全競爭市場，商品的需求彈性為負無窮大。也就是說，價格變動的趨勢與需求量變動的方向相反，而價格的微弱變動會導致需求量的巨幅變動。如果價格提高一點點，需求量就會大幅萎縮，如果某一市場價比統一商品的市場價格降低一點點，需求量就會大幅上升。千軍萬馬搞外貿，實際上形成了類似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根據產業經濟理論研究的成果，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可以在短期內使消費者獲得較大的實惠，但最大的問題就是容易導致過度競爭和貿易條件的迅速惡化。在市場處于均衡和供不應求條件下，完全競爭能較好地發揮作用，但是在市場出現供過于求的情況時，巨大的市場供給的壓力使得廠商展開無情的價格競爭，最終導致廠商的利潤空間壓縮甚至得不償失。

2、信息不靈通。中小企業參與國際經濟交流和國際貿易另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信息不靈敏的問題。一般地說，中小企業設備相對簡單，調整生產方向容易，能夠比較好地適應國際市場需求。但是，由于它的生產批量小、人員規模小，一般無法承擔在外設置分公司的巨大支出。他們所獲得的國際市場需求信息主要依賴于國外零售商、親戚朋友的口頭信息甚至國內的專業外貿公司。這種信息不靈敏的狀況給中小企業開展國際貿易帶來了巨大的障礙。

3、缺乏規模效益。中小企業生產批量小、人員規模小，無法在全球各地廣泛設置分公司。一方面，由于形成了千軍萬馬完全競爭格局，中小企業發展外貿對一個國家貿易條件的惡化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小企業開展外貿，每一個外貿經營主體都必須配備相關的人員和設施，使得外貿經營的固定費用大大增加。這樣，使得中國外貿經營的規模效益越來越差、貿易條件越來越惡化。 此外，像融資渠道不暢、管理水平低、缺乏宏觀層次上的政策，以及經濟全球化和高新技術的挑戰這些內外部的壓力都會使中小企業參與國際競爭面臨巨大挑戰。

三、參與國際競爭時中小企業應采取的措施

(一)加強信息化建設 中小企業參與外貿經營最主要的是一個信息問題。掌握了國際市場需求的信息才能開展外貿經營，否則只能是異想天開。所以，把參與外貿經營的中小企業信息化提到重要位置是明智之舉。當然，中小企業的信息化，也不能貪大求洋，盲目追求全面信息化，而必須因地制宜、量體裁衣，分階段發展，有步驟地穩步推進。最基礎的信息化要求是中小企業有一個信息通道，能夠將自身有關的產品信息出去，同時，能夠及時了解國際市場的需求信息。中小企業的信息化也可以采取委托中介公司甚至政府外貿部門信息的方式實現。這個方式簡便易行，而且能夠節省費用。對于國際市場信息的搜集，經濟條件較差的企業也可以采取上網的方式訪問和查詢有關廠商、消費集團的網站。

(二)發展合作經營 在國際貿易實踐中，中小企業參與國際經濟競爭形成了類似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容易導致過度的價格競爭和貿易條件的惡化。因此，必須采取適當的措施和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解決這個問題。 在現有的自由貿易格局下，外貿企業發展應以龍頭企業為依托或以同等規模企業的為基礎發展對外貿易的合作經營。合作經營可以降低總的固定費用、可以建立合理價格協商機制，可以避免過度競爭，可以有效地擴大出口。毫無疑問，廠商理性具有局限性，社會、企業主管部門甚至中介機構應該通過一定的措施，譬如通過中小企業發展基金使用、高新科技產業園區的優惠條件等鼓勵外貿經營主體的合作經營。

(三)加強外貿經營人才的建設 一般地說，中小企業設備簡單、生產規模小、人才短缺。在現有的經營條件下，人才的短缺被推到首當其沖的地位。中小企業特別是中國的中小企業大多是以家族為中心、以農村的基本經營條件為基礎發展起來的。所以無論是所有者、經營者還是普通的作業人員都存在科學技術知識匱乏、經營管理方式陳舊的問題。同樣，中小企業參與國際貿易也是在家族企業的基礎上逐步發展起來的。經營外貿的人員也是從經營國內貿易的人員中挑選出來的，外語、外貿知識貧乏是中小企業經營外貿的最大的弱點。在外貿人才缺乏的條件下，中小企業只能依賴其他公司間接經營外貿。

所以，外貿人才的缺乏是中小企業發展外貿的瓶頸。 加強外貿經營人才的建設可以通 過引進和自主培養的方式實現。在中國教育迅速發展的條件下，引進招聘外貿人才已經不是難事。同樣，對以家族為基礎的中小外貿企業也可以通過派遣留學生的方式培養發展外貿所需的專業人才。 中國的中小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是完全符合中國中小企業狀況的。在知識經濟時代，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努力開拓全球市場，制定與自身相適應的跨國經營策略，才能使中國的中小企業在未來的國際經濟舞臺上扮演重要的角色。當前在中國擴大開放的政策引導下，中國中小企業更應積極學習和借鑒國際跨國公司的成功經驗，進行國際競爭以促進自身更快的發展。

1、陳乃醒.中國中小企業發展與預測(2002～2003)[M].經濟管理出版社，2002.

2、張玉利，任學鋒.小企業成長的管理障礙[M].天津大學出版社，2001. 3、李雪松.加入WTO與中國經濟前景[M].中國金融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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