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結構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產業結構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二、連云港產業結構調整成效分析

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優化的目的是實現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高度化，實現資源在產業之間的優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促進產業經濟協調、穩定和高效發展。

1、比較勞動生產率

比較勞動生產率能較為客觀地反映某一部門勞動生產率的高低，2比較勞動生產率越高，表明相同的勞動力所創造的產值越大。表1表明連云港市的產業結構調整是符合產業結構變動規律的。與全省相比，連云港市一、二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第三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略低于全省水平。從縱向上看，自2005年以來二、三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都呈下降的趨勢，第一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呈現先升后降的下降趨勢，但是和二三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相差較大，仍存在較大的剩余勞動力，資源配置不合理。2、產業結構偏離度產業結構偏離度（B）是反映產業結構效益以及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協調性的重要指標，當B＜0時，該產業能夠吸納更多的勞動力；當B＞0時，意味著該產業勞動力過剩，應該從該產業部門中轉移出去。從表2看，2007年接近于零，此后波動抬升，平均水平低于全省2.21個百分點，說明連云港第三產業的就業吸納能力較好。

3、產業貢獻率

三次產業貢獻率是各產業增加值增量與GDP增量之比，用以分析經濟增長中各產業貢獻大小的程度。從橫向看（表3），連云港第二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平均為48.1%，略低于全省0.72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平均為40.02%，低于全省平均6.16個百分點，表明第三產業發展層次依然較低，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第一產業平均貢獻率為14.67%，是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倍，反映出連云港農業大市的特征明顯。從縱向上看，2005年以來，第一產業產值的增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基本處于下降的趨勢，但到2012年又上升到14.67%，這說明國家對農業的重視和投入反映在地方，突出的表現為現代農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力度增加。第二產業產值的增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處一種不穩定的波動狀態的趨勢，同時也表明連云港正處于工業化快速發展的時期。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波動也較為劇烈。

4、產業結構指數

產業結構指數是某一產業在整個產業結構中所占的比例與全員勞動生產率的乘積，而全員勞動生產率是指某一產業的增加值與該產業從業人員數之比。通過產業結構指數變化可以把握該地區產業結構演進的整體情況和各行業的變化情況，明確產業結構調整成效及其存在的問題。如表4所示，連云港2005-2012年的三次產業結構指數得到了顯著提升，但是明顯低于江蘇全省水平。除第一產業外，二、三產業結構指數都低于江蘇全省。連云港的二、三產業全員勞動生產率較高，相對于全省來看，第三產業全員勞動生產率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

三、連云港市深化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和現代產業發展新體系的構建

1、深化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

按照“調高、調優、調強”的要求，順應產業“綠色化、精致化、高端化”發展趨勢，下一步我市深化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是發展生產業和現代服務業。按照“傳統產業品牌化、主導產業高端化、新興產業規模化、戰略性新興產業引領化、傳統農業現代化”的思路，突出綠色發展、低碳經濟和循環經濟，在“工業化、信息化與生態化”融合發展中提升產業發展水平。

篇2

從理論上看，三次產業結構理論的建立與發展經歷了一個不斷完善并創新的過程。

三次產業的分類

產業分類是建立產業結構概念和進行產業結構研究的基礎。三次產業的分類方法是西方學者進行產業結構研究的最重要的分類方法之一。三次產業的分類方法的提出和應用，使產業結構的理論水平和研究方法得到了進一步的拓展。

三次產業分類的主要原則，是把全部經濟活動按照經濟活動的客觀序列與內在聯系，劃分為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這是歐美、日本和前蘇聯等工業發達國家普遍采用的一種產業分類法。我國于1985年也首次對1984年的第三產業作出了統計，國務院并轉發了國家統計局關于建立第三產業統計的報告。①在總結國內外經驗的基礎上，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指出建立這種分類法的必要性和我國三次產業的劃分方法。

我國三次產業劃分的具體標準和范圍如下。

第一產業：農業（包括林業、牧業、漁業等）。

第二產業：工業（包括采掘業、制造業、自來水、電力、蒸汽、熱水、煤氣）和建筑業。

第三產業：除了上述第一、第二產業以外的其他各業。

由于第三產業包括的行業多、范圍廣，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第三產業可分為兩大部分：一是流通部門，二是服務部門，具體又可分為四個層次。

第一層次：流通部門，包括交通運輸業、郵電通信業、商業、飲食業，物資供銷和倉儲業。

第二層次：為生產和生活服務的部門，包括金融業、保險業、地質普查業、房地產業、公用事業、居民服務業、旅游業、咨詢信息服務業和各類技術服務業等。

第三層次：為提高科學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質服務的部門，包括教育、文化、廣播電視事業，科學研究事業，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事業等。

第四層次：為社會公共需要服務的部門，包括國家機關、政黨機關、社會團體以及軍隊和警察等。

經濟學界普遍認為，三次產業分類法的確立，實際上是由英國經濟學家、新西蘭突塔哥大學教授費希爾（A．G．D．Fisher）完成的。本世紀30年代初，費希爾研究認為，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并沒有窮盡全部經濟活動，于是，把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之外的所有其他經濟活動，統稱為第三產業。費希爾在當時的英國和澳大利亞的經濟雜志上發表了數篇論文，不僅提出了第三產業的概念，而且指出第三產業的本質在于提供服務。1935年，費希爾在《安全與進步的沖突》一書中，從世界經濟史的角度對三次產業分類方法進行了理論分析。他認為：綜觀世界經濟史可以發現，人類生產活動的發展有三個階段。在初級生產階段，生產活動主要以農業和畜牧業為主……迄今世界上許多地區還停留在這個階段上。第二階段是以工業生產大規模地迅速發展為標志的，紡織、鋼鐵和其他制造業的商品生產為就業和投資提供了廣泛的機會。顯然，確定這個階段開始的確切時間是困難的，但是很明顯，英國是在18世紀末進入這個階段內……第三階段開始于20世紀初，大量的勞動和資本不是繼續流入初級生產和第二級生產中，而是流入旅游、娛樂服務、文化藝術、保健、教育和科學、政府等活動中。處于初級階段生產的產業是第一產業，處于第二階段生產的產業是第二產業，處于第三階段生產的產業是第三產業。

費希爾雖然提出了三次產業的分類方法，但他沒有總結出規律性的東西。英國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克拉克則在繼承費希爾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在1940年出版的《經濟進步的條件》（TheCon-ditionsofEconomicProgress）一書中，運用三次產業分類方法研究了經濟發展同產業結構化之間的關系的規律，從而拓展了產業結構理論的應用研究，使得三次產業分類方法得到了普及。因此，三次產業分類方法更多地是與克拉克的名字聯系在一起。這種產業的分類方法又稱為克拉克產業分類法。

1.配第-克拉克定理

配第-克拉克定理是提示經濟發展過程中產業結構變化的經驗性學說。早在17世紀，西方經濟學家威廉•配第就已經發現，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產業中心將逐漸由有形財物的生產轉向無形的服務性生產。1691年，威廉•配第根據當時英國的實際情況明確指出：工業往往比農業、商業往往比工業的利潤多得多。因此勞動力必然由農轉工，而后再由工轉商。英國經濟學家克拉克在威廉•配第的研究成果之上，計量和比較了不同收入水平下，就業人口在三次產業中分布結構的變動趨勢后得出的。克拉克認為他的發現只是印證了配第在1691年提出的觀點而已，故后人把克拉克的發現稱之為配第-克拉克定理。

克拉克首先把整個國民經濟劃分為三個主要部門，即現在普遍稱作的三次產業：農業——第一產業；制造業——第二產業；服務業——第三產業。克拉克所說的農業除了包括種植業外，還包括畜牧業、狩獵業、漁業和林業。礦業被認為處在邊界線上。采礦業在經濟活動中分明是取自于自然的產業，理應劃入第一產業。但采礦業有更多的屬性近乎制造業。克拉克在1951年出版的《經濟進步的條件》（第二版）時，將其劃入了第二產業。這個部門的特點是所有行業都直接地依賴于自然資源的使用。在技術不變的情況下，這個部門除少數例外，通常遵循報酬遞減規律。制造業被定義為：一個不直接使用自然資源，大批量連續生產可運輸產品的過程。這個定義排除了不可運輸產品（建筑與公共工程）的生產和小規模的不連續過程（如手工縫衣或修鞋等）。制造業的基本性質是它的材料和產品娟必要即可遠距離地運輸，它要求有相當大的資本投資和高度的組織。在大多數情況下，這個部門的生產具有報酬遞增的特點。第三部門由大量的不同活動所組成，克拉克把它們統稱為服務部門。這個部門包括建筑、運輸與通信、商業與金融、專業服務（如教育、衛生、法律等）、公共行政與國防以及個人服務業等。服務業按照某種目的還可以區分為直接提供給最終購買者（消費者、投資者和政府）的服務，和被用來幫助其他生產過程的服務（如商品運輸、批發商業以及為商業目的乘客旅行和旅館提供等）。

克拉克在搜集和整理若干國家的統計資料基礎上，進行了國際比較和時間序列分析，得出如下結論：“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社會在經濟上變得更為先進，從事農業的人數相對于從事制造業的人數趨于下降，進而從事制造業的人數相對于服務業的人數趨于下降。”②克拉克認為，勞動力在產業之間變化移動的原因是由經濟發展中各產業間的收入出現了相對差異所造成的。因此，配第-克拉克定理可以表達為：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勞動力首先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移動；當人均國民收入水平進一步提高時，勞動力便向第三產業移動。勞動力在產業間的分布狀況是：第一產業減少，第二、三產業將增加。這不僅可以從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時間序列分析中得到印證，而且還可以從處于不同發展水平上國家在同一時點的橫斷面比較中得到類似的結論。人均國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國家，農業勞動力在全部勞動力中所占的比重相對來說越小，而第二、三產業中勞動力所占的比重相對來說就越大；反之，人均國民收入水平越低的國家，農業勞動力所占比重相對越大，而第二、三產業勞動力所占的比重相對越小。

克拉克對其本人總結的規律提出了兩點解釋，一是需求因素，二是效率因素。關于需求因素，克拉克認為，“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很明顯，對農產品的相對需求一直在下降，而對制造品的相對需求開始上升然后下降，而讓位于服務業。”③他進一步指出，如果把服務業限于對消費者的服務，那么，相對于其他產品，服務業不會表現出很高的邊際需求。但是，若把服務業擴大到包括為企業提供的服務，那就可以得出肯定的結論：服務業的相對需求將是上升的。除了部門間需求差別外，部門間效率差別也是結構變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按照克拉克觀點，不同部門存在不同的生產產率。制造業的人時實際產品差不多總是比同一個經濟中其他部門的人時實際產品以更大比例增長，因此，“制造品的一個靜止的相對需求將會導致該部門就業勞動力比例的下降。甚至當制造品相對需求增加時，我們仍然可以一般地預期，在長期該部門的就業勞動力比例是下降的”①。農業勞動生產率除原始社會外也顯示了持續上升的趨勢，雖然通常沒有制造業勞動生產率上升得那么迅速。上升的生產率與持續下降的相對需求結合在一起，必然導致農業勞動力比例持續下降。當然，服務業的效率也同樣得到巨大的改善，但由于社會經濟生活對服務業的各個部門的需求比生產率增加來得更為迅猛，因而服務業中勞動力的相對比例相應地迅速提高。

克拉克認為，“經濟規律是從比較觀察中總結出來的，而不是從事先假定中演繹出來的”②克拉克在其《經濟進步的條件》的序言中明確指出：經濟學應當是建立在對經濟世界現實材料的收集和考察基礎上的科學。因而，克拉克對經濟世界分析方法的思想，體現在其產業結構理論中有如下特點：（1）克拉克的產業結構研究采用了三次產業分類法，即把全部經濟分為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作為基本框架。③（2）克拉克采用了勞動力這一指標來分析產業結構的演變。克拉克考察了經濟發展進程中勞動力在各產業中的分布狀況的變化。（3）克拉克通過分析若干國家在一定時間序列中所發生的變化，來探討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與一國產業結構演進之間的規律。（4）克拉克引用了最終需求的收入彈性和價格彈性，以及勞動生產率勞動來規范經濟事實。

因此，從理論的形成與發展上看，克拉克所發現的規律，其理論來源主要有兩個：一是配第定理，即產業間收入相對差異的描述性規律現象；二是費希爾的三次產業分類法。

2.庫茲涅茨法則

庫茲涅茨是美國當代著名經濟學家，在西方經濟學界獲得“國民生產總值之父”的美名。他特別強調經驗統計對經濟學研究的意義。1971年，他因在各國經濟增長的長期趨勢的結構分析方面的杰出貢獻，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對產業結構方面的理論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現代經濟增長：速率、結構與擴展》④和《各國的經濟增長：總產出和生產結構》等專著中。

庫茲涅茨在繼承了克拉克的研究成果基礎上，從國民收入和勞動力在產業之間的分布兩個方面，對伴隨經濟發展的產業結構變化進行了分析研究。他探討了國民收入與勞動力在三次產業分布與變化趨勢之間的關系，從而深化了產業結構演變的動因方面的研究。

庫茲涅茨把第一、二、三產業分別稱為農業部門（A部門）、工業部門（I部門）和服務業部門（S部門）。他認為：“分三個主要部門：農業及相關的漁業、林業和狩獵；工業——采礦業、制造業、建筑業、水力電力、運輸業和通信；服務業——貿易、金融、不動產、動產、商業、仆傭、專業人員及政府。每個主要部門所包括的行業，在考慮原材料、生產性營運、最終產品及其行業間的區別特征方面各有不同，因此，同廣義分類一樣，以上的狹義分類定有不同意見。”⑤

庫茲涅茨認為，“在現代經濟增長過程中，人口和產值的高速增長總是伴隨著多種產業比重在總產出和所使用的生產性資源方面的明顯變動”⑥他在收集和整理了二十多個國家的龐大數據基礎上，通過對國國民收入和勞動力在產業之間分布結構的演變趨勢的統計分析，得出以下結論。“在發達國家的增長進程中，這些部門在國民生產總值或國內生產總值或國民生產凈值中所占份額的趨勢是類似的：A部門的份額顯著下降，從開初幾十年的40%以上降到近年來的10%以下，I部門的份額顯示上升，從開初幾十年的22%-25%上升到近年來的40%-50%，以及S部門的份額微微的而且不是始終如一地上升……這些趨勢在按當年價格和按不變價格計算的份額數量中可看到……所有這些都由近年的按人口平均總產值中的部門份額間的截面聯系進一步證實。”①

“在發達國家的增長進程中，A部門在勞動力中所占份額急速地下降，從開初的50%-60%水平下降到60年代初的10%以下到20%左右的水平。I部門份額則從開初水平的20%-40%，在大多數國家都上升到超過40%—但情況與產值份額的變動不同：I部門份額的上升與A部門份額的下降相關地來看，它并不占支配地位。在大多數發達國家中，I部門在勞動力中所占份額的上升，或是低于S部門，或是大體相等。I部門在勞動力中所占份額的和緩上升主要是由于制造業份額的和緩上升，這同制造業在產值中所占份額的具有支配作用的上升恰成對照。接著的則是S部門份額的顯著上升，它抵消了A部門份額下降的大部分。如果說，產值結構的‘工業化’和部分地‘服務化’了。”②當然，“主要部門在勞動力中所占份額的趨勢與按人口平均產值及勞動力份額間近年來的截面聯系是相一致的”③。

庫茲涅茨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運用部門相對產值的概念，對部門I的產值與部門I的資源份額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定量分析。

我們令：T和TI分別為總產值和部門I的產值；O和OI分別為總資源和用于部門I的資源（勞動力、資本或兩者）；fi為部門I占總產值的比重；gI為部門I占總資源的比重。則有fi/gi=(Ti/Oi)(T/O)

因此，如果這個部門占總產量的比重上升比例（ki）大于其中總資源的比重的上升（mi），相對于全國勞動生產率，這個部門勞動生產率上升；如果這個部門占總產量的比重的下降比例少于其占資源比重的下降，也會有同樣的結果。當然，這個部門勞動生產率的絕對運動，也將依賴于全國單位資源產出率的變動（T/O）。

在多數國家農業部門占總資源（勞動力、資本或兩者）比重的相對下降幾乎與其占總產值比重的相對下降一致，那么ki/mi約為1。相對于全國的勞動生產率而言，這一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水平肯定保持著同一水平，因而，農業部門勞動率的增長速度肯定與整個經濟增長速度一致。同樣地，工業部門的情況證明，其占總資源的比重上升比例比其占總產值比重上升慢得多；而且由于ki/mi大于1，與整個經濟勞動生產率相比，工業部門勞動生產率肯定會明顯地以高速上升。最后，事實表明，一些國家服務部門占總資源的比重相對上升得比其占總產量比重要快；且ki/mi小于1，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上升幅度，明顯地低于整個經濟勞動生產率的上升幅度。

三次產業結構發展的一般趨勢

一、由“一、二、三”向“三、二、一”的轉變

一國經濟發展的過程，就是產業結構轉變的過程。這表現為三次產業在經濟發展過程所處地位的變化。綜觀世界經濟發展的歷程，三次產業結構有由“一、二、三”向“三、二、一”轉變的趨勢。這種趨勢分別反映在勞動力結構、產值結構等方面。

1、三次產業勞動力比重的變化趨勢。隨著一國國民經濟的發展、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勞動力首先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轉移；當人均國民收入水平進一步提高時，勞動力便向第三產業轉移。勞動力在產業間的分布狀況是：第一產業將減少，第二、三產業將增加。這不僅可以從一國經濟發展的時間序列中得到印證，而且還可以從處于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在同一時點上的橫截面比較中得到類似結論。人均國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國家，第一產業勞動力在全部勞動力中所占的比重相對來說越小，而第二、三產業中勞動力所點的比重相對來說越大；反之，人均國民收入水平越低的國家，第一產業勞動力所占的比重相對越大，而第二、三產業中勞動力所占的比重相對越小，三次產業勞動力的比重次序必然會同“一、二、三”向“三、二、一”轉換（表6—1）。

《世界發展報告》的統計資料顯示，世界各國在19605年至1980年世界經濟普遍增長的情況下，發展水平不同的各個國家或地區類型，其三次產業的勞動力結構，都呈現出向“三、二、一”轉變的趨勢。這表現在第一產業的勞動力都有所下降，低收入國家或地區下降了5%，中等收入國家或地區下降了19%，發在國家或地區下降了11%。其中，中等收入國家或地區下降得尤為明顯。第三產業的勞動力都有所上升，低收入國家或地區上升了1%，中等收入國家或地區上升了11%，發達國家或地區上升了14%。其中，發達國家或地區第三產業比重上升得尤為明顯。第二產業的勞動力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國家或地區的比重有所上升，分別提高了4%和8%。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加，第二產業的勞動力在發達國家或地區的比重有所下降，而第三產業的空前發展，極大地吸引了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勞動力向其轉移，從而形成勞動力產業分布的“三、二、一”格局。

《世界發展報告》的統計資料同時顯示，在進行同一時點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類別橫向比較時，三次產業的勞動力分布比重也存在著向“三、二、一”演變的趨勢。從1960年和1980年兩個時點橫向比較分別觀察到，一國經濟處在低收入階段，第一產業的勞動力比重占絕對地位，而一國經濟進入高收入的階段時，第三產業勞動力比重位居第一位。一國經濟從低入到高收入的發展過程中，第一產業的勞動力比重大約下降了60%，第二產業的勞動力比重上升了約20%-30%，第三產業的勞動力比重上升更為迅猛，約為30%-40%。這些充分證明了，隨著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勞動力首先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轉移，當人均國民收入水平進一步提高時，第三產業對勞動力轉移吸引力最大，從而形成勞動力產業分布的“三、二、一”格局。

2.三次產業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的變化趨勢。一般在工業化初期，由于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以傳統農業為主導的第一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占有較大份額，而以食品、紡織為代表的第二產業么飲食、商業為代表的第三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份額較小，因而，國內生產總值三次產業比重呈現“一、二、三”的格局。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技術進步速度加快，社會消費需求升遷，以機械制造工業為主導的第二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份額迅速上升，國內生產總值三次產業比重隨之變化為“二、一、三”或“二、三、一”的格局。進入工業化后期，以金融、保險、醫療、教育為主導的第三產業迅猛發展，產業結構迅速軟化，國內生產總值三次產業比重隨之演化為“三、二、一”的格局（表6—2）。

《世界發展報告》的統計資料顯示，1960年至1990年，發展水平不同的各個國家或地區類型，其三次產業的國內生產總值結構，都呈現出向“三、二、一”轉變的趨勢。這表現在低收入國家及地區的第一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下降了17%，第二產業生產總值的比重上升了11%，第三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上升了6%，其中第二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上升比較顯著。

因而，低收入國家及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的三次產業結構，由1960年的“一、三、二”，轉換為1980年的“二、一、三”，1990年演化為“二、三、一”。低收入國家地區在1980年和1990年的三次產業國內生產總值結構屬于向“三、二、一”演化的過渡狀態。中等收入國家及地區的三次產業國內生產總值的結構始終呈現出“三、二、一”的狀態，但其內部構造有所變化，即第一產業的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繼續下降，第三產業的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得繼續上升，而第二產業的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上升趨緩。發達國家及地區的三次產業的國內生產總值結構也呈現出“三、二、一”的格局，但產業結構軟化趨勢非常迅猛。在第三產業國內生產總值比重迅猛上升的同時，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國內生產總值同時趨于下降。因此，從不同收入的國家類型的時間序列中可以觀察到，第一產業的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持續下降，第三產業的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持續上升，而第二產業的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先升后降。這必然使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次序由“一、二、三”演化為“三、二、一”。

《世界經濟發展報告》的統計資料同時顯示，在進行同樣是時間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類型橫向比較時，三次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的次序也存在著向“三、二、一”演變的趨勢。對1960年、1980年和1990年三個時點進行橫向比較分析可以發現，人均收入較低的國家及地區，第一產業的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較高，而第三產業的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得較低；與此相反，人均收入水平較高的國家或地區，第一產業的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較低，而第三產業的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較高。對1960年、1980年和1990年三個時點橫向比較同時發現，一國經濟從人均低收入進入到人均高收入的發展過程中，第一產業的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持續下降，第三產業的國內生產總值比重會持續上升，而第二產業的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會先升后降。綜合橫向比較分析結果可知：一國經濟發展從人均低收入到人均高收入水平的過程中，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次序必然由“一、二、三”演化到“三、二、一”的結構狀態。

三次產業結構演變的客觀因素

三次產業結構演變的客觀因素，單就技術經濟因素來說，主要有下列幾個方面。

社會生產的發展首先開始于第一產業，在第一次業發展的基礎上才有第二產業的產生和發展，同樣，也只有在第一、二產業發展的基礎上才會有第三產業的產生和發展。因此，第二、三產業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必須以第一、二產業的發展狀況為出發點和界限。所以，加強農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首要問題。加強農業也就是支持工業和第三產業；為農業做貢獻，也就是為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做貢獻。第一產業的基礎地位主要表現為全社會提供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為第二、三產業提供原材料。工業的主導地位作用主要表現為為第一、三產業提供現代化的勞動手段。總之，產業間的關聯性是雙向的，但雙向的關聯性質又是不同的。這種差異具體地表現在三個產業的科技進步、社會需求、分工發展和市場規模的差異上。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技進步對三個產業的發展都有巨大的推動力，但對各產業的推動作用是有差別的。由于第一產業的生產周期長，受自然環境限制較大，其科技進步比第二、三產業要困難得多，所以必須多方增加農業投入，發揮科技興農的作用。科技進步會促進第一產業的勞動力逐步減少；而第二產業生產規模的擴大又會不斷從第一產業中吸收勞動力。這種減少和吸收相抵就導致了第二產業勞動力相對比重趨于穩定，這也是形成第二產業的產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和勞動力在社會勞動力總數中的比重長期處于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之間的重要原因。

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對三個產業的發展有制約作用。這種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其自身的勞動力相對比重降低和絕對量減少，這就為第二、三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勞動力，即勞動力必然要從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轉移。另一方面，三個產業的勞動生產率相比較，第二、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要高于第一產業，這也是加速勞動力由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轉移的動力之一。

社會主義生產根本目的是滿足人民的需要，而三個產業從不同的方面滿足著人民的需求。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是相適應的。收入水平越高，對第一產業的產品需求比重越會相對下降，而對第二、三產業的產品需求則會相對上升。因為第一產業的產品主要是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其彈性不大；而且隨著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這種需求在整個消費需求總量中會趨于下降。隨著人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會對第二、三產業的產品提出更高和更大的需求。這就必須在大力加強第一產業的同時，調整工業結構。21世紀我國應在繼續加強基礎工業基礎上逐步提高我國第三產業的比重，加強對第三產業的規范管理，重點應發展為社會生產和廣大群眾基本生活服務的行業，規范和發展金融業，引導房地產業健康發展，大力發展知識產業與文化產業。從而使產業結構逐步由“一、二、三”——“二、一、三”向“三、二、一”的方向轉變。

當代世界的知識經濟與文化經濟之潮

長期以來的兩極對立思維使我們形成了一種非此即彼的思維定勢：文化與經濟相互對立、相互沖突，差異鮮明，獨擅一域。實際上，馬克思早就指出，一定的經濟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上建立，一定的文化則必然是在一定經濟基礎上生成，文化中有經濟，經濟中包含著文化。

前已述及，隨著當代世界的發展，一個重要的全球趨勢就是經濟與文化的一體化。所謂經濟與文化的一體化至少包括當代經濟的產業下游化與公民需求上游化、高級化的趨勢，經濟的文化化趨勢和文化的經濟化趨勢。這就是說，經濟中的文化的、知識的、信息的、科技的乃至心理的因素將越來越具有重要的、主導的、甚至某種決定性的作用，而文化作為日益強大的產業結構已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重要的、以至支柱性的產業。

1990年，西方著名經濟學家玻特（M.PORTER）提出了經濟發展四階段論。這四個階段分別是：要素驅動階段、投資驅動階段、創新驅動階段和財富驅動階段。

要素驅動階段：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來自于廉價的勞力、土地、礦產等資源；

投資驅動階段：以大規模投資和大規模生產來驅動經濟發展；

創新驅動階段：以技術創新為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

財富驅動階段：追求人的個性的全面發展、追求文學藝術、體育保健、休閑旅游等等生活享受，成為經濟發展的新的主動力。

也有學者把前三個階段對應于資源經濟階段、資本經濟階段和知識經濟階段：

要素驅動階段——資源經濟階段——勞動密集型產業.........勞動集約化

投資驅動階段——資本經濟階段——資本密集型產業.........資本集約化

創新驅動階段——知識經濟階段——知識密集型產業.........知識集約化

從以上可以看出，所謂創新驅動階段，就是以知識產業為經濟主產業的階段，知識創新為經濟發展主動力的階段，也即今天人們常說的知識經濟的階段。而知識經濟之后的財富驅動階段，意味著第三產業將進一步分化，其中的自然產業、精神產業和社會產業將逐步成為經濟中的主產業。

經濟的文化化更深一層的意義在于它代表著未來經濟發展的方向。這就是產業結構的下游化和需求結構的上游化。產業下游化是當代世界經濟的一條重要規律。

產業結構下游化的突出表現是實業逐步讓位于服務產業。如從總體發展來看，相對于農業和工業等生產部門，商業等流通部門的地位逐步上升；其后，相對于實體經濟，金融產業等經濟方式成為現代經濟的中心；再次，服務業的地位：如從業人員數量、層次，吸納社會資本的總量，資金流量和行業利潤率等進一步上升。

產業結構下游化源于需求結構的上游化高檔化。隨著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人們的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人們的社會需要也不斷提高。在基本的物質層次滿足的基礎上，人們更多地關注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需要，注重個體的全面發展和人的生存質量。人們在生活中對第一產業產品的需求在總體支出中的比重會相對下降，對文化產品的需求則會大大增加，比如人們對書籍、音像、影視、藝術產品的需求，對娛樂服務、旅游服務、信息與網絡服務的需求。即使物質層次的衣、食、住、行需要也大大的文化化了。比如穿衣，不再講究結實、耐穿、耐用，而更多地關注審美、時髦、品牌與流行等服飾文化的當代特征。這就是德國社會統計學家恩格爾發現的定理：飲食費用占整個家庭開支的比重將隨著人們收入的增長而減少。飲食費用與家庭總開支的百分比就叫做恩格爾系數，人們的收入越高，對主要提供人們食品的第一產業的需求就相對越少，恩格爾系數就越低。

70-80年代以后，隨著新興產業的崛起，人們提出將第三產業中的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進行劃分，將其中的腦力勞動部分稱為第四產業，一般稱其為知識信息產業。這一命名歷時近20年，才為我國經濟所矚目。

下游產業和高級需求優先增長的規律，在文化經濟領域就表現為隨著經濟發展和居民收入提高文化產品與文化消費的優先增長。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人們在滿足了生活最基本需要之后，更加注重精神文化消費。據國家統計局調查，1997年以來，我國城鎮居民在娛樂、教育、文化服務方面的精神消費的支出不斷提高。1995年此類消費的比重為8.84%，1996年提高到9.57%，1997年提高到10.7%，消費支出1997年為人均448元，比1995年增長43.1%，比1996年增長19.6%。其中在娛樂耐用消費品上的支出年人均為112元，比上年增長25.3%，用于教育的支出年人均238元，比上年增長16.5%；用于文化娛樂的支出年人均98元，比上年增長21.1%。另據林毅夫先生《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文化產業》（99亞歐文化產業與文化發展國際會議提交的論文）一文提供的材料，按可比價格計算，我國1994年社會文化娛樂用品的零售總額相當于1978年的16.5倍，年平均增長率為19.1%，1994年我國書報雜志的社會零售總額相當于1978年的12.7倍，年均增長率17.2%，而1994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只是1978年的3.6倍，年均增長率為8.3%。由此可見，社會文化娛樂用品消費的增長遠遠高于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

當代世界服務業異軍突起的現實實踐，促使人們又將第四產業中的滿足人類心理感覺的服務業分出來，稱其為第五產業。丹麥未來學家沃爾夫•倫森認為，人類在經歷狩獵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之后，將進入一個以關注夢想、歷險、精神及情感生活為特征的夢幻社會。在商品世界中，不僅娛樂業，而且日用品行業也在產品中加入想象、故事和情感。他斷言，在未來25年里，人們從商品中購買的主要是故事、傳奇、感情及生活方式。貧窮將被重新定義為“無力滿足物質需要以外的需求”。人們消費的注意力將從物資需要轉移到精神需要，從科學和技術轉移到情感和逸聞趣事。他甚至預言，未來收入最高的人要數那些“故事大王”，一個產品價值的大小取決于他們給產品所編的故事。看看當今的“故事大王”們，你就會覺得此言不虛。看看今日席卷全球的世界杯足球浪潮，看看羅馬里奧數千萬美元的轉會費就一目了然了。電視節目主持人歐普拉•溫芙雷當然是講“故事”的行家，聞名世界的大導演斯匹爾伯格也真正是講故事的巨匠，大眾文化明星邁克爾•杰克遜則更是煽情的高手，他們無一不是坐擁十億的億萬富翁。而邁克爾•喬丹則是制造“故事”的“一代天王”。這位NBA的“激情王子”成了這個星球上激情事業的象征，ANYTHINGISPOSSIBLE，一切都是可能的，所有的夢都是可能實現的。NBA就象這個世界上曾經經歷過的革命、搖滾藝術，甚至性解放一樣，成為席卷世界的颶風。NBA成功的秘訣就在于，在一個消費故事和消費夢幻的時代，它出售故事和夢幻。所以有學者提出，隨著人類對服務業、娛樂業、旅游業、影視業、信息業、網絡業的日益增加的需求，未來的經濟學將讓位于心理學。當然這是指中心地位的出讓，而不是指經濟學的消亡。在我看來，今日的經濟學已在大力關注知識、信息、文化，乃至人的心理，因此，未來的發展不是心理學取代經濟學，而是經濟學與文化學、心理學的雙向交融，是經濟文化學或文化經濟學取代今日的經濟學。

總之，當人們的初級的、低層次的、偏于物質層次的需求得到充分滿足之后，高級的、更高層次的、精神的、心理的需求就會凸現出來。人們要追求更高質量的生活，個體的全面發展和全面實現。

傳媒高新技術革命對藝術文化生態格局的巨大影響

文化在經歷農業經濟時代之后，步入工業經濟時代。而當今世界正在經歷新一輪新技術革命，以及由此伴生的從工業經濟到知識經濟的的新經濟革命。文化發展如果不與這種高新技術與經濟的革命性突破相結合，就會被飛速發展的現實世界淘汰出局。因此，建設與未來世界新的經濟形態和技術形態相協調的新的文化形態，是文化發展的重要戰略目標之一。

現代高新科技革命對人類當代文化的發展正在產生著以往所無可比擬的巨大影響。當代科技的發展引起當代社會主導傳媒形式的變化，而主導傳媒形式的變化則引起了原有藝術生態格局的全面變化。從世界范圍來看，現代科技的發展尤其是信息技術、傳播技術自動化技術和激光技術等高科技的發展，現代科技的廣泛運用于各類文化藝術活動之中，在文化領域掀起了新科技革命的旋風，已經導致新興文化形態的崛起和傳統文化形態的更新。文化生產方式工業化，實現了從文化手工業到現代文化大工業的深刻變革，直接導致文化工業革命。文化作坊讓位于文化工廠，社會文化大生產取代個人文化小生產，極大解放和發展了文化生產力。高新技術的產生和現代工業的發展，不僅導致所有傳統藝術形態的升級換代和現代更新，而且創造了大量嶄新的藝術形式。

從另一個視角來看，文化傳播隨著現代大眾傳媒從紙媒質到電媒質的創生變換，經歷了一場深刻的媒體革命。廣播、電影、電視、音像、多媒體網絡藝術相繼產生，不僅創造了嶄新的文化工業——廣播工業、電影工業、電視工業、音像工業、廣告工業直至多媒體工業，而且帶來了舊的傳播媒體的更新發展，形成了專業化、現代化的造紙工業、印刷工業和出版工業。如果認為文化媒體革命僅僅只是傳播方式變革，無疑是極大貶低了這次革命的重大意義。因為它同時帶來了文化本體革命，實現了從紙媒質文化向電媒質文化的變革，熒屏取代舞臺成為表演藝術的主要天地，廣播文化、電視文化、電影文化、音像文化乃至多媒體文化代替圖書文化，成為新興的主導文化形式，并且在圖書的基礎上創造了報刊，新聞產業、廣告產業等等相繼誕生，文化不斷經歷創新擴容。文化的領土前所未有的猛烈擴張。

相對而言，如果說中國20世紀初葉經歷了實現了中國文化的新舊置換，是一場具有中國歷史意義的文化本體革命；那么，以電媒質為代表的現代大眾傳媒的升級換代和創新發展，使人類文化具有了嶄新的傳載形式，不僅實現了人類文化史上繼紙媒質發明之后又一次深刻的文化媒體革命，同時也創造了嶄新的現代文化，實現了文化本體的更新發展和創新擴容，是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文化革命。

與現代工業和信息文明相對應的文化藝術就是廣播、影視、音像、多媒體藝術。廣播藝術、電視藝術、電影藝術等都是現代化工業文明的產物，我們時代的最新創造是音像、多媒體藝術形式。它們組成了光與電序列。它們是間接藝術，并不直接面對觀眾，藝術本體通過電子藝術媒體傳播。在間接媒體藝術領域，如今以它們為代表的電媒質藝術已經取代了以圖書報刊為代表的紙媒質藝術上升到前沿地位。即使在廣播影視音像多媒體藝術之間也是代際更替，相繼領先發展的，廣播、電影、電視、音像多媒體相繼問世，依次占據時代前列，顯示了文化發展生生不息的創新更生態勢。這一序列才是典型的現代工業文明時代的標志性藝術形式。如果將來有一天，人們再問到我們這個時代的標志性藝術形式、代表性藝術作品和里程碑式的人物的時候，答案將會是什么呢？毫無疑問，廣播影視音像多媒體藝術序列可以參加侯選。

一些曾經十分紅火的文化藝術形式將逐步失去大眾，一部分曾經居于主導地位的文藝樣式將失去原有的主導地位，被邊緣化。其中一部分傳統樣式將主要依靠國家文化支持保護體系繼續生存發展。如果說通常所說的文物是死文物、是死的文化化石或者靜態文化遺產，那么它們則是活文物、活的文化化石或者動態文化遺產，應該列入文化遺產支持保護目錄之中，受到國家文化支持保護體系支持保護，使之不斷傳承下去，不致于湮滅失傳，從而保護人類和民族的文化生態環境。而其中的一部分經過更新發展，獲得新的文化生命，適應了新的文化生存環境，具有了新的生命力，將繼續發揚光大，活躍在文化大舞臺上。這正是我們提倡的積極的文化支持保護戰略。

迅速動員，實施21世紀中國文化創新發展工程

面對飛速發展變革的社會現實，我們必須實施我國當代文化的創新發展工程，以推動我國當代文化的更新發展，創新擴容，轉換生成為與當代高新技術時代相適應的新文化、新藝術。從科技方面來看，我國面對知識經濟挑戰，已部署了“實施知識創新工程，建設國家創新體系”的重大戰略步驟。在科學界，中國科學院組織實施了“知識創新工程”，國家經貿委和科技部聯合推出了以推進企業技術創新為目標的“技術創新工程”，教育部推出了旨在提高高等院校教育科研水平、培養科技人才的“221工程”。這在宏觀層面上形成了建立國家創新體系的總體戰略布局。但文化產業似乎被遺忘在知識經濟與創新工程之外。文化似乎與未來的國家創新體系無關。這里存在著嚴重的思維誤區。難道當代文化產業不是知識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難道文化的發展不應包括在國家知識創新的體系之中嗎？

篇3

一引言

從1993年開始，上市資源的分配一直采取中央政府按行政條塊切塊下達上市指標和額度，并對申請公開發行股票企業的產業政策進行了規定，如中國證監會《關于1993年申請公開發行股票企業產業政策問題的通知》明確規定，鼓勵能源、交通、通訊等基礎產業企業，暫不受理金融企業，控制房地產企業，商業企業則各省不能超過一家；1994年l0月了《上市公司辦理配股申請和信息披露的暫行規定》，文件除對配股時限、數量等加以限定外，還強調配股募集資金的用途必須符合國家的產業政策；國家計委2002年1月《“十五”期間加快發展服務業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提出鼓勵符合條件的服務業企業進人資本市場融資；國家經貿委、財政部、科技部和國家稅務局2002年7月聯合《國家產業技術政策》，支持高新技術企業在證券市場融資；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土資源部、商務部、環保總局和銀監會2003年12月關于制止鋼鐵、水泥、電解鋁行業盲目投資的若干意見，《意見》特別指出證監會不能核準含有此類項目公司的首次公開發行和再融資的申請；2004年1月國務院簽發《國務院關于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的若干意見》，認為資本市場發展有利于國民經濟的經濟結構調整和戰略性重組。中國股市中這種特有的上市機制以及各項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使股市的資本配置朝著既定的地區和產業傾斜。

另外，西方主要工業化國家的經濟發展史也表明，股票市場的發展過程往往就是其產業結構高度化的演進過程。比如在1870年至1920年間，西方主要工業化國家(如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的股票市場處于發展初期階段，其金融資產證券率僅為12％，國民生產總值證券率僅為8％，與此相適應，其產業結構則表現為農業國向工業國過渡時期的特征——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高達50％以上，第二產業產值比重僅占25％以上，第三產業極不發達；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上述國家的股票市場已經高度發達，這些國家的金融資產證券率已經高達50％以上，國民生產總值證券率也達到了較高水平，比如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證券率高達l13％，與此同時，這些國家的產業結構也達到了后工業化的水平——無論從就業比重還是從產值比重來看，第一產業迅速下降，第二產業略有上升，第三產業后來居上躍居首位。

綜上所述，無論是我國特有的上市機制，還是西方國家的發展經驗都表明，股市融資具有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但是通過對我國股市目前的發展狀況和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分析，我們不得不提出一個疑問：我國股市融資對產業結構升級的這促進作用是否實際存在?為了解答這個問題，本文根據我國股市融資和產業結構有關經濟數據，利用資金流量法和協整理論，對股市融資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最后對理論上應該而實際上沒有起到促進作用的原因進行了深入探討。

二文獻綜述

關于股票市場發展與產業增長關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以Levine和Allen等人為代表的新金融發展理論，但是它只是將資本市場納入研究體系，對于經濟增長的研究則始終停留在宏觀數據層面，尚沒有導人產業和企業層面。Rajan和Zingales(1998)在Levine等人的研究基礎上，將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范圍深入到金融與行業增長率的層面，并通過41個國家、36個行業數據，從一個國家內不同行業對外源融資的依賴程度考察了金融與行業成長率的關系，研究發現金融市場的發揮降低了外源融資的成本，從而把企業從內源融資的束縛中解放出來。ThorstenBeck和Levine(2002)在Rajah和Zingales的方法基礎上，首先運用跨行業、跨國家的面板數據檢驗金融結構與產業增長的相關性，針對銀行主導和資本市場主導兩種金融體系，檢驗嚴重依賴外部融資的產業在哪種體系中增長更快，主要評價金融機構是否促進資本流向了外部融資依賴性強的產業。Fisman和Love(2003)引人了行業增長機會概念，并認為導致金融發展效應差異的因素與其說是行業外部融資依賴度，不如說是行業增長機會。他們的實證過程表明，在單獨引入金融發展與增長機會的乘積項或單獨引入金融發展與外部融資依賴度的乘積項時，其系數都是顯著的。JefreyWurgler(2000)提出了一個新方法：以資本形成對于盈利能力的敏感性(即彈性)來衡量資本配置效率，并運用包括28個制造業部門、跨時33年的面板數據，對65個國家進行了實證分析和比較研究。

與國外利用多個國家宏觀數據研究不同，國內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論研究和以國內中觀數據為主的實證研究，研究結論充滿爭議。歸納起來，關于股票市場與產業升級的關系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股市融資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升級，如朱建民和馮登艷(2000)、王軍和王忠(2002)、王蘭軍(2003)、楊德勇和董左卉子(2007)；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股市融資與產業結構升級弱相關或不相關。殷醒民(1997)通過對1996年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的制造業結構分析發現上市公司通過資本市場發行股票來募集資金的實際效果是加劇了制造業資金的分散化，并且認為股票市場與國家的產業政策基本上沒有聯系，蔡紅艷和閻慶民(2004)度量了行業成長性，研究發現我國產業結構調整中各行業成長性的此消彼長并未在資本市場中得到體現。

上述研究多以理論研究為主，實證方面的研究主要采取了兩種方法。一種是以徐炳勝(2006)為代表的多元統計方法，他主要通過我國資本市場于產業結構有關的經濟數據對股市融資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進行了回歸分析。另一種方法是基于JeffreyWurgler(2000)的資本配置效率模型，這個模型的出發點是以市場作為配置主體，而且該模型因為缺乏理論依據、關鍵變量的內涵無法做嚴格界定，而遭到研究者們的質疑。基于此，本文將根據1994—2005年我國股市融資和產業結構有關經濟數據，利用資金流量法和協整理論，從股市融資規模效應視角，對股市融資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

三股市融資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實證分析

(一)評價指標體系選取與數據說明

股市融資指標：為了克服異方差和誤差項序列相關，本文采用股票市場各年度籌資額分別與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進行衡量。即：股票融資率SR=股票融資額／GDP。產業結構升級指標：衡量一國產業結構升級的程度，可以通過計算和比較不同年代第二產業增加值／GDP、第三產業增加值／GDP、(第二產業增加值+第三產業增加值)／GDP等指標來衡量。本文選取當年第二、三產業增加值的和與當年國民生產總值之比進行衡量。即：產業結構優化率IR=(第二產業增加值+第三產業增加值)／GDP。

產業績效指標：產業結構理論中的“黑箱理論”即“投入——產業結構——產出”，產業結構在這里實質是承擔一種產業轉換器作用，而關于產業結構升級問題研究的核心，同樣是如何促進高效率(績效好)行業比重的提高和低效率(績效差)行業比重的下降，從而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實現產業整體績效的提高。而產業績效定義是基于企業集合體的角度，因此，本文選擇產業利潤率來評價，但是由于上市公司多數為各地區的骨干企業或者高新技術企業，因此在稅收政策方面往往較非上市公司具有明顯的優惠優勢，所以以稅前凈資產利潤率IP來評價，即：產業績效指標IP=(稅前利潤總額／凈資產X100)。考慮到數據的完整性，樣本期間選取1991—2005年。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歷年統計年鑒和CCER數據分析系統。論文下載

(二)序列平穩性檢驗

在實際經濟活動中，多數時間序列都是非平穩的，這些序列的矩隨時間而變化，然而某些非平穩的經濟時間序列的某種線性組合卻可能不隨時間變化，表現出平穩性。20世紀80年代初Engle與Granger提出的協整理論就是解決非平穩時間序列之間協整關系的有效方法。但是協整理論并不是對所有非平穩數據都能處理，它所解決的是某些單整序列的關系問題。根據E—G兩步發，為防止偽回歸產生，在進行協整分析前，必須檢驗序列平穩性，即序列單整性檢驗。單整性是指，如果一個序列經過n階差分后才能平穩，則稱此序列為n階單整，記為I(n)。同階單整序列的某種線性組合如果是平穩的，稱之為協整。常用的檢驗方法是ADF法和PP法，本文使用ADF法，采用Eviews5．0計量軟件進行實證分析。

首先，作變量SR、GR、IP時序圖，初步判斷序列平穩性，識別變量截距、趨勢特征。從可以看出，各變量可能不平衡，且都有截距項.

然后，采用ADF方法對各變量進行單整檢驗，得到的結果見。從表3可以看出，GR、SR、IP的檢驗統計值大于臨界值，說明它們是非平穩序列。而它們的差分序列AGR和ASR以95％的置信度通過檢驗，AIP以90％的置信度通過檢驗，說明AGR、ASR、AIP為平穩序列。顯然，可以判定GR、SR、IP各變量都是一階單整的，即I(1)序列。

(三)資本市場融資規模與產業結構優化關系的協整檢驗根據上述單整檢驗結果，SR、GR和IP這些時間序列雖然自身非平穩，但其某種線形組合卻可能平穩。如果存在平穩的線形組合，這個線形組合則反映了變量之間長期穩定的比例關系，即協整關系。以產業結構優化率GR、產業績效指標IP為被解釋變量，資本市場融資率sR為解釋變量，建立計量模型：，其中1、為隨機擾動項，表示GR、IP中sR無法解釋的其他因素，對GR和sR、IP和sR分別進行回歸，得到模型(1)和模型(2)：

從回歸結果看，模型1的截距項和系數顯著，R=0．560618，調整的R=0．516680，F值=12．75923，P值=0．005079；模型2的截距項顯著，而系數不顯著，其R=0．246154，調整的R=0．151923，F值=2．612246，P值=0．144704。為了檢驗模型1中GR和sR是否協整，必須進一步對模型的殘差平穩性進行檢驗。提取模型1殘差，記為e，對其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見表3。殘差e以95％的置信度通過檢驗，是平穩的。說明GR和SR是協整的，股票市場融資率和產業結構優化率具有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股票市場融資率每增長1個百分點，產業結構優化率降低5．523358個百分點，可見我國股票市場融資對產業結構升級不但沒有起到推動作用，反而阻礙了產業結構的優化。

為了進一步確定股票市場融資率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長期均衡和短期影響的關系，建立誤差修正模型(ECM)，誤差修正模型基本形式是由Davison、Hendry、Srba和Yeo于1978年提出的，該模型能解釋因變量的短期波動是如何被決定的，一方面，它受到自變量短期波動的影響，另一方面取決于誤差修正項(ecm)，即回歸模型1的殘差序列e。將ecm滯后一階，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如下：

上述修正誤差模型中ecm(一1)系數為負，說明在短期內或因為政策因素影響，或其他隨機干擾影響，導致股票市場融資率與產業結構優化可能偏離均衡值，但這種偏離是暫時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偏離將因誤差的修正回到均衡狀態。

篇4

近年來，隨著我國農業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也不斷深入推進，對資金的需求日益旺盛，但由于國家有限的財政資金投入、較高的農業貸款風險及制度的不完善等因素的影響，現有的金融支持力度遠不能滿足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金融支持不足日益成為制約我國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瓶頸。因此，如何創造一個良好的融資環境、使用好各方資金、創新信貸產品及構建配套的信用擔保體系等來支持農業產業結構升級是一道難題。

一、我國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中金融支持存在的問題

(一)資金使用分散，規范的管理機制尚未形成。目前，財政用于農業方面的資金，包括農業基本建設投資、農業科技支出、支持農業生產支出、農業綜合開發資金等分散于發改委、科技、財政和農口各部門，由于財政支農資金分屬多個部門管理，各部門對政策的理解、執行和資金使用要求各不相同，基本上是各自為政，資金使用分散和投入交叉重復現象比較嚴重，缺乏一個有效的協調機制形成合力，加上運行環節多、過程長、管理成本高，規范的管理監督機制難以有效形成，導致資金到位率低，真正用于農業、農民和農村的資金大幅減少，財政支農效率較低。

(二)金融機構信貸管理制度存在缺陷。在現行信貸政策條件下，擔保抵押資產是否充足是決定銀行貸款的一個重要條件。由于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的經營場所、產品和經營周期有其特殊性，致使涉農融資中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往往不能提供符合信貸政策要求的有效的抵押擔保品，因而制約了信貸的獲取。另外，由于處在改革過程中的國有商業銀行本身存在許多制度缺陷，如貸款權限的上收、激勵與約束機制不健全及對國有企業、大城市、大企業、大項目等為主體的貸款偏好，主觀上造成農村金融市場的萎縮。

(三)農信社受自身實力限制，難以滿足農業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對資金的需求。從現行經營管理看，農信社市場定位于服務“三農”，主要以小額農戶貸款、農村個體工商戶貸款和農戶聯保貸款為主，從期限、額度和方式上很難滿足農業產業結構升級的需要。而且，盡管農信社在農村地區網點多，但不論是硬件還是軟件上都難以與實力強大的國有商業銀行和只存不貸的郵政儲蓄相比，使其在吸儲能力上明顯處于弱勢。再加上農信社歷史包袱尚未解決，資金實力較弱，人員編制偏少，支付結算系統不完善，農信社支持農業產業結構調整顯得力不從心。

(四)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中龍頭企業和農村經濟合作組織內的特點限制了信貸投入。農業生產周期長，受自然條件影響大，這使農業產出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而農產品供求彈性小又使農業面臨相當大的市場風險，加大了農業收益的不確定性。因此，農業生產的高風險、周期長、低收益等主要特點決定了農業產業結構調整鏈條的脆弱性。金融部門在充分考慮安全性、流動性、收益性的原則下，必然對產業初始階段龍頭企業謹小慎微，從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農業產業化發展的信貸投入。有的企業和組織根本無法提供抵押，如養殖場的家畜家禽不可能作為抵押品。

(五)缺乏行之有效的信用評價體系和完善的信用擔保體系。從目前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中對龍頭企業金融支持的現狀來看，目前缺乏行之有效的針對龍頭企業的信用評價體系。相對工業企業而言，目前農業企業大多為中小型企業，處于創業成長期。由于信用擔保體系的不健全，獲得貸款的門檻較高，而已有的政策性貸款在實踐中也很難落實，直接制約龍頭企業的發展壯大。

二、促進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中金融支持的對策

(一)轉變思路，在政策上予以支持和傾斜。整合各種支農財政資金，形成穩定的財政支農增長機制。對目前用于農業結構調整、農業產業化、農產品加工、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等方面的資金進行適當整合，可以考慮由各地方農業主管部門統一管理，主要用于充實政策性擔保公司風險補償基金，并將擔保代償損失補償資金列入財政預算。中央和地方各級財政應保證從每年的財政總收入中按固定的比例或增長率劃出一部分投入到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中。擴大工業反哺農業的力度。同時，為保證資金的使用效率，還應建立有效的審計監督制度，防止財政支農資金被挪用或被截留。

(二)加大針對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信貸創新力度。一是開辦特色農業、觀光旅游農業、“農家樂”、生態農業等多樣化的貸款品種，要根據農業資金需求多樣化的特點，科學細分市場，適時加大貸款新品種開發力度，制訂農戶大額貸款管理辦法，改進支農再貸款管理。二是創新信貸方式，拓寬農村產業結構升級的融資渠道。金融機構可以選擇有市場、有效益、有信用的農村中小企業試點信用貸款方式。擴大抵押和質押貸款范圍，允許農村中小企業以適銷對路的庫存產品和可靠應收款作為保證向銀行申請貸款。有條件的可考慮借鑒目前在中小工業企業融資中的一種新方式“供應鏈金融”的模式，將訂單擔保貸款、公司為農戶擔保貸款、倉單質押貸款以及農業動產抵押貸款捆綁在一起，以此來推動“銀行+擔保公司+基地+農戶”的農業產業結構升級。

(三)合理引導和利用好非正規金融渠道的資金。在正規農村金融功能有限和信貸供給嚴重不足的現實條件下，民間金融的存在和發展，可以有效緩解農村資金供求矛盾，拓寬融資渠道。因此采用“疏導”、“規范”的辦法引導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發展十分必要。積極鼓勵正常的民間借貸，有條件地允許民間金融的合法化，降低金融市場的準入門檻，有區別、有條件地培育出具有一定規模并且管理制度完善的非正規金融組織，可以為發展農民自主參與的各種農村合作金融提供良好的基礎和環境條件。同時，要在利率逐步市場化基礎上合理整合農村民間金融組織，將現存的農村非正規金融機構納入政府的正規制度安排中，為農村民間金融發展創造更加寬松的生存空間。允許創建農村民間銀行，允許民間資本、外資參股，實行民營銀行試點，促使農村民間借貸向規范化方向發展。

(四)以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為突破口，加快推進農信社的改革。農信社定位“三農”，應該成為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積極參與者。因此，各級政府應加快農信社改革步伐，完善省聯社法人治理結構的建設，多渠道擴充其資金實力。可以考慮建立省域內農信社聯行支付結算系統，并實現與人民銀行大額支付系統和小額支付系統的聯網，適應企業支付結算的需求，也有利于增強吸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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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慶市產業結構演進過程近二十年,重慶市第一產業比重在產值持續增長中穩步下降,比重由1990年的30.6%變為2012年的8.2%,第三產業比重在產值持續增長中穩步上升,且超過第一產業比重,由1990年的28%變為2012年的39.4%,第二產業比重基本穩定,仍居首位,說明工業目前仍然是國民經濟的最主要產業,在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的情況下,第二產業保持比重基本穩定反映了工業與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總體看,產業結構的變動基本適應經濟發展水平,除了市場經濟規律對產業結構變動的作用加強外,重慶市對外經濟開放度提高,外資和外國先進技術對產業結構優化起了直接推動作用。2012年重慶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資(FDI)達248億美元,對產業結構的升級起了直接促進作用。2012年重慶市三次產業的就業比重分別為36.3%、25.9%和37.8%,與8.2%、52.4%和39.4%的三次產業產值比重相比,重慶市第一產業高就業比重與低產業產值比重相比,產值比重存在嚴重偏差,這說明生產效率低下;我國第二產業就業比重相對較低,這與第二產業的高產值比重也不協調,說明在產業發展過程中沒有充分利用豐富的勞動力優勢;第三產業就業比重低于產值比重,大力發展服務業以吸納更多的就業人口仍是關鍵。總體上看,重慶市產業結構雖然不斷在向高級化演進,但是產業結構還不盡合理,大力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仍是當務之急。

(三)重慶市產業結構偏離度分析產業結構偏離數指某一產業的就業比重與增加值比重之差,它是反映就業結構與產值結構間偏離程度的指標之一。經濟學家錢納里、艾金通和西姆斯通過多國統計資料實證分析得出:隨著人均GDP的提高,第一產業結構偏離數由正偏離逐步縮小,第二、三產業結構偏離數由負偏離向0靠攏,當人均年收入達到3000美元時,第一產業結構偏離數轉為-1.5,第二、三產業結構偏離數分別為1.2、2.9。產業結構偏離度是三次產業偏離數的絕對值之和,是測度產業結構效益的一種指標,就業結構與產值結構越不對稱,偏離度越高,產業結構效益越低。根據重慶統計年鑒,1990-2012年產業結構偏離度變化如表1所示:總體來看,重慶的產業結構偏離度持續的下降,表明產業結構效益在不斷提高。偏離度下降主要是第一、三產業偏離數的絕對值下降所致,說明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第三產業開始崛起發展,勞動力主要從第一產業轉出流向第三產業。第二產業偏離數波動范圍較小,表明第二產業產值比重和勞動力比重是比較協調的。重慶產業結構偏離度與全國和北京、上海的橫向比較。北京、上海作為中國的經濟中心城市,各產業結構偏離數均優于重慶,2012年北京、上海產業結構偏離度分別為8.8、7.8,遠低于重慶的56.2,其中主要是由于重慶的第一、第二產業正偏離值較高,第三產業的負偏離值較低引起的。與全國相比,重慶第一、第二產業結構偏離數分別為28.1、-26.5,比全國水平的23.5、-15還要高,說明橫向相比,重慶第一、第二產業結構仍有待優化。2012年全國及北京、上海產業結構偏離度狀況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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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從三次產業就業人數構成比例分析。首先對三次產業就業人員的構成比例進行縱向比較。從贛州市2004年至2010年的三次產業就業人員構成情況的直線圖表（4）分析得出，第一產業的就業人口構成比例仍然較高，雖然今年來一直處于下降趨勢，但是所占就業人口比重仍然很高，因為江西是個傳統的農業的大省；第二產業就業人員構成比例積聚上升，上漲的勢頭很猛；第三產業就業人員數量較為穩定，但是其所占的比例明顯上升。通過折線圖可知，第二產業是迅速增加就業機會的產業，與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一致，符合區域經濟的發展規律。

二、贛州市產業機構的發展趨勢

通過對贛州市產業結構現狀的分析，對三次產業中存在的問題有了清晰的認識和了解，從中得出贛州市產業結構未來的發展趨勢。

1.調整農業比重，進一步優化農業內部結構。在今后農業的發展中，應注重科技的應用，將過多的農業勞動力向二、三產業分流，使得三產比例協調，同時對農業內部結構進一步優化，在種植業穩定發展的基礎上，大力發展林業、牧業、漁業，提高林業、牧業、漁業的產值比重。擴寬資金來源，大幅度增加農村科技投入，同時也要注重農業科技的創新，大力推廣資源節約型農業技術，尤其要加強新技術的研究、引進和推廣，全面提升農產品科技含量和競爭能力，建立農業優質、高效、生態、安全技術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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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針對于產業結構調整高職教育的創新路徑

（1）校企合作，培育市場需求的職業人才

校企合作辦學模式一方面能夠實現高職院校學生的順利高效就業，緩解當前社會上的就業壓力，同時還促使高職院校在教學上實現突破，以企業的需求為教學目標與導向，為企業輸送大批量的專業技能型人才，滿足用人單位的需求，充分發揮高職院校的社會培訓功能。這就要求高職院校在加強實訓基地建設的同時引進先進教學設備、優秀師資團隊等，從而能夠為實現高效率職業教學提供保障，同時，高職院校還要進一步深化同企業之間的關系，明確企業在雙方合作中的主體性地位，積極獲取企業對高職教育的支持，實現人才質量上的新突破。

（2）發揮高職教育社會培訓功能，促進社會全面提升

我國廣大高職類院校理應積極構建同相關政府部門以及社會用人單位等密切相聯的開放式的教育培訓機制，保證院校能夠充分保證學校各種教學資源的高效利用，為師生教學開設開放靈活的職業類服務培訓網絡。高職院校的職業類培育要以市場需求為目標導向，將用人單位對于人才的需求條件作為培訓的標準與重心，充分借助高職類院校豐富的教學資源優勢，為廣大社會用人單位培育更多的具有較高專業技能的創新型人才。同時，高職類院校還應當注重對于培訓人員綜合素養方面的培育如企業理念、團隊合作理念以及社交禮儀等，通過專業化的社會職業培訓，從而為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強大的知識技術以及人力資源的支持，真正實現教育資源的共享，促進高職院校社會培訓功能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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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型建立與數據來源文章使用向量自回歸模型(VAR)作為基本的分析方法。這一方法平等對待系統中每一個變量及其滯后值，以便找出變量之間互相作用的機制、路徑以及相互關系和對沖擊的反應。而脈沖響應是建立在VAR基礎上，可以把握來自每個變量的沖擊對其他變量的影響。若變量是同階單整的，則協整分析是必要的，通過協整分析可以揭示價格變量之間長期的均衡關系。根據前述分析，文章選擇的變量共有3個，分別是產業結構高級化、產業結構合理化和城市化。產業結構高級化，是指產業結構從低級形態向高級形態的轉化過程。文章采用非農產業產值占總產值的比重來衡量產業結構高度化，記為INSU。產業結構合理化是在現有技術基礎上所實現的產業之間的協調，可以度量要素投入結構與產出結構的耦合程度，常用產業結構偏離度來衡量產業結構合理化。文章借鑒干春暉等(2011)的研究。

2.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與城市化互動關系檢驗（1）變量平穩性檢驗文章采用ADF檢驗方法，單位根滯后期選取依據SC(SchwarzInfoCriterion)最小值原則。檢驗結果顯示，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絕序列LNURBAN、LNINSU、LNINSO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但可以拒絕這三個序列的一階差分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即這三個變量均是一階單整序列。經過平穩性檢驗說明三個變量均是一階單整的，故它們之間很可能存在協整關系，文章使用Johansen方法對其進行協整檢驗。進行協整檢驗之前，需要確定合理的滯后階數，通過AIC和SC準則。根據數據的波動趨勢以及模型本身的性質，文章選擇檢驗類型是存在截距沒有趨勢項的類型，跡統計量和最大特征值統計量均顯示存在1個協整關系。（2）因果關系檢驗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可以用來確定經濟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及變量之間影響的方向，其檢驗思想為若自變量本身的變動或通過誤差調整項領先當期因變量的變動，則說明自變量為因變量的Granger原因。文章依據Johansen變量協整方程的結果決定誤差修正模型的設定，并根據模型的估計結果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產業結構高級化是城市化水平提升的Granger原因，城市化是產業結構合理化提升的Granger原因；但城市化不是產業結構高級化的Granger原因；產業結構合理化也不是城市化提升的Granger原因。即產業結構高級化直接推動城市化水平的提升，產業結構優化并不一定帶來城市化水平的變動，同時，城市化有助于產業結構合理化，但并不一定推動產業結構高級化。

3.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與城市化之間互動關系的作用路徑的實證檢驗上述的協整分析，只是說明了變量之間存在著這種長期的均衡關系。而這種長期關系和變量之間的短期傳遞路徑會存在著很大的不同。為了進一步研究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與城市化相互作用路徑，需要建立VAR模型。如此可發掘三者之間具體的傳導關系與時滯，然后在此基礎上，通過建立脈沖響應函數，刻畫具體的沖擊響應路徑。完成這兩步計量后，可以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與城市化的互動作用機理與路徑，將會有更為清楚的認識。（1）基于VAR模型的分析（2）基于脈沖響應函數的解釋利用前文LNURBAN、LNINSO和LNINSU建立的無約束VAR(4)模型，基于脈沖響應函數分析方法，可以分別得到LNURBAN和LNINSU對來自三者沖擊的動態響應路徑。分別選擇CholeskyOrdering：LNURBAN、LNINSU、LNINSO，可以得到其combined脈沖響。城市化對來自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沖擊產生逐漸增加的正向影響，而對產業結構合理化開始是逐漸增強的負向影響，隨著時間累積又會產生逐漸增強的正向影響；產業結構高級化對來自城市化的沖擊對來自城市化的沖擊產生先增加后減小的正向影響，而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產生逐漸下降的正向影響。

4.小結實證結果表明：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高級化與城市化水平之間存在長期顯著的均衡關系；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的提升，對于城市化水平的提升都產生了正向效應；產業結構高級化對城市化的促進效應比產業結構合理化的促進效應更顯著，從脈沖響應圖中也能看出，產業結構高級化和城市化形成了較好的互相促進的作用路徑，產業結構高級化對城市化的影響比城市化對產業高級化的影響更大；而產業結構合理化和城市化還沒形成良性互動關系，產業結構合理化的沖擊引起城市化先負向再正向的變動。

二、推進我國城市化進程的產業結構

優化升級政策選擇由于中國的城市化是在嚴重滯后于工業化的大背景下推進的，產業結構調整與城市化進程的互動關系，與較同步完成工業化與城市化的發達國家相比，會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為此，政府在制定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加速城市化進程的相關政策時，要充分考慮到中國的國情，在扎實推進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基礎上，更要注重合理有序地提升產業結構高級化，以更好地發揮產業結構調整對城市化的推進作用。為此，文章提出以下幾點對策建議：

1.夯實農業發展基礎，調整農業內部結構，推進農業產業化進程，鞏固城市化發展的基礎農業的發展為城市化提供了物質基礎，農業的發展制約著城市發展水平。因此，首先政府要重視農業的基礎地位，引導農民積極調整農業內部結構，在繼續發展農業優勢產業的同時，積極探索農村產業化經營模式，延伸農業產業鏈，實現產供銷、貿工農一體化經營，促進農業產業化發展，并為農業產業化發展提供配套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和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更好的鞏固城市化發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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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家信息中心的測算，[1]在1981至2000年的20多年間，中國GDP年均9.7％的增長速度中，大約有2.7個百分點來自利用外資的貢獻。隨著我國2001年成為WTO正式成員，可以預見外商對我國的投資將會有較快增長，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及其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都將繼續提高，外資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影響也將更大，因此，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結構尤其是產業結構的影響，是一個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的問題。

一、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分布特點及其成因

為了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影響，必須先了解外商投資在我國三次產業之間的分布特征，為此，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其加以分析：

1.外商投資在三次產業之間的分布。目前，外商對我國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部門），而對第一、三產業的投資比重則偏低。如表一所示[2]

表1外商直接投資（協議額）在三次產業之間的構成（單位：％）

附圖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外資統計年鑒》

2.產業內部結構。總體來看，外商在我國第一產業的投資規模一直不大，在整個外商投資中所占的份額很小。1979-2000年，外商直接投資的協議金額累計僅120億美元，而外商投資額最大的1995年也只有17.4億美元；同時，第一產業的外商投資項目平均規模也較小。從第一產業內部外商直接投資的分布來看，主要是集中在農業，尤其是種植業，而對林業、牧業和漁業等部門的投資極少。在2001年1-6月第一產業的3.35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中，農業項目為2.22億美元，占66.26％。

在第二產業中，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工業部門，尤其是制造業，而建筑業所占的比重較小。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全部協議投資中，工業比重最高的年份達到80.46％（1991年），最低也有45.85％（1993年）；而建筑業的比重最高為5.07％（1997年），最低只有1.05％（1991年），平均為2.98％。在2001年1-6月第二產業的163.12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中，工業部門的投資為160.59億美元，比重為97.87％。

1979-1990年，在外商對第三產業的協議投資額中，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的比重為60.27％，90年代后上升到70％左右，盡管最近幾年這個比重有所下降，但仍占第三產業外商投資的絕大部分。綜上所述，外商對我國第一、二、三產業的投資主要集中于農業、工業（尤其是制造業）、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

3.工業內部外商直接投資的分布。外商對我國工業部門的直接投資主要分布在制造業，其中加工工業的比重很高，原料工業的比重不大；輕工業的比重較高，重工業的比重較低；同時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比重高于一般加工工業。

從最近幾年外商直接投資在工業內部的分布來看，制造業的投資比重很高，采掘業和電氣水部門的投資比重較低。在1996-2000年的外商協議投資額中，制造業的平均比重為88.53％，采掘業和電氣水部門的平均比重分別只有2.06％和9.41％；在同期的外商實際投資中，制造業的比重為89.78％，采掘業和電氣水部門的平均比重分別為1.87％和8.35％。在制造業內部，外商投資比重較高的是機電工業、化學原料及制品業。

4.外商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從外商在我國投資的地理分布來看，外商投資主要集中于廣東、江蘇、浙江、上海、山東、福建等沿海地區。從表3可以看出，在過去的20多年中，外商在我國中西部地區的投資相當少，無論是從協議金額來看，還是從實際投資來看，中、西部地區的投資比重不足整個投資的15％，而85％以上的投資集中在我國的東部沿海地區。近年來，隨著我國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及一系列優惠措施的，西部地區對外商的吸引力有所加強；據不完全統計，世界500強中已有80余家企業在西部地區投資或設立辦事機構。

表2我國東中西部各地區外商投資情況（截至2000年底）（單位：億美元）

附圖

資料來源：《2001年中國外資統計年鑒》第3頁

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分布之所以具有以上幾個特點，主要與下面三個方面的因素有關：

一是與廠商經營的目標相關。廠商經營的目標是實現利潤最大化。外商對我國的直接投資主要是為了占領我國巨大的消費品市場，這既與我國人口眾多的市場優勢相一致，也與外商經營目標相一致。

第一產業是我國重點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首選領域，但實際外商直接投資比重較低，至2000年底僅為1.78％。其原因在于農業開發投資大，回收期長，利潤率低，風險大，這與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所追求的短期盈利目標不符。但同時也說明了我國農業開發條件較差，對外商的吸引力不大。因此，我們在如何改善農業投資環境方面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外商投資方向的選擇同時也與我國的投資政策和貿易政策相關。由于我國對消費品的進口限制較嚴，外商想要進入這一潛力巨大的市場，只有通過直接投資方式，而我國對重化學工業產品的進口限制較松，因此，對于我國的重化學工業品市場，外商主要通過貿易來占領。

二是與我國目前的投資環境相關。我國目前的投資環境是輕工業投資較容易，而重化學工業投資較困難。與重工業相比，輕工業所需投資較少，能耗低，對于交通運輸要求相對不嚴，選擇余地大；加之輕工業品投資能夠利用消費變化快的特點，投資者可以開發出更新、更適用、更美觀、更便宜的產品來吸引消費者從而獲得較高的利潤。所以，外商比較青睞于對輕工業的投資。而重化學工業能耗大，對交通運輸和相關產業發展的要求較高，而且投資額大，回收期長，因此，外商對該行業投資興趣不大。

三是與區域經濟投資環境相關。我國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加之交通條件較差，基礎產業薄弱，西部地區的整體投資環境與東部沿海地區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3][4]因此，盡管外商投資有向我國中西部擴展的趨勢，但這種趨勢進展相對緩慢，可以預見，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外商投資仍將主要集中在我國經濟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

二、我國產業結構的現狀與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

改革和開放以來，隨著市場機制調節作用的增強，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和影響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來，當前，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的關鍵是結構問題而不是總量問題。認識我國的產業結構現狀，找出調整結構偏差的對策是當務之急。當前我國產業結構有以下特點：第一，GDP中第二產業比重偏高，服務業的比重偏低。2000年，我國第二產業在GDP中所占份額為49.2％，高于標準結構的比例，服務業在GDP的份額為32.8％；與“標準結構”相比，明顯偏低。第二，在產業結構中，農業所占比重過高，服務業比重偏低。2000年，我國第一產業的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例高達49.9％，顯著高于標準就業人口28.6％，偏差程度超乎尋常；第三產業比重偏低，就業比率為26.4％，而標準就業比率為30.7％。第三，城市化程度不高。2000年，城鎮人口在我國總人口中所占比例為30.4％，遠遠低于標準化水平53.0％，表明中國標準化水平遠遠落后于工業化過程。第四，輕重工業比重偏差嚴重。最近幾年，關于今后我國重工業應該得到較快發展，重工業在工業產出中的比重應有較大幅度上升的觀點比較流行，主要理由是中國工業在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的發展過于“輕型化”，中國目前的重工業比重較低，輕工業比重較高。

我國三次產業出現以上結構偏差，與外商對我國三次產業投資的結構性偏差有一定關系。外商直接投資的結構性傾斜加大了我國三次產業的結構偏差。改革開放以來，外商對我國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部門，對第一產業的投資比重很低，對第三產業的投資比重也偏低。在1996至2000年的外商實際投資中，第二產業的比重高達70.38％，其中工業的投資比重高達66.57％，而第一產業的比重僅1.42％，第三產業的比重也只有28.20％。在2001年底注冊登記的外商投資企業中，就外方注冊資本而言，第二產業的比重為64.08％，其中工業的占61.32％，而第一產業的比重僅為1.54％，第三產業的比重為34.4％。顯然，外商投資結構向第二產業特別是工業傾斜的特征很突出。

從我國三次產業結構的現狀看，90年代以來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的比重升幅過大，第三產業的實際比重不合理下降，使產業結構偏差變得更為突出，并對經濟增長產生了較大影響。我國產業結構偏差的加深，與外商投資過多地向工業部門傾斜有一定關系，其主要表現為：

1.外資工業的結構傾斜助長了我國消費品工業的過度擴張。近幾年我國工業消費品相對過剩，生產能力大量閑置，除了城鄉消費需求趨緩的原因之外，主要是由于工業比重過高的條件下工業結構向輕工業傾斜。80年代中期以來消費品工業一直擴張，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外商直接投資過度集中于消費品工業。據統計，截止到2000年底我國三資工業企業的外商直接投資額中，輕工業的比重占58％，重工業的投資比重占42％。

2.外資工業的結構傾斜加快了我國工業結構的高加工度化進程。外資工業高度集中于制造業，而在制造業中又主要集中在加工工業。由于結構傾斜的存在，外資工業占我國以工業品為原料的加工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目前已接近1/3，占加工工業產品銷售收入的比重已達1/3，而占原料工業的兩個比重只有10％左右。這個特點使外資工業的迅速發展更多地推動我國加工工業的擴張，加快了我國工業結構高加工化的進程。

3.外商投資在第三產業的結構性偏差對第三產業的結構變動產生了明顯影響。目前外商對我國第三產業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其次是批發和零售貿易、交通運輸和郵電通信業，而對其他大多數第三產業部門的投資比重很低，投資的結構性傾斜十分突出。外商對第三產業投資結構的高度傾斜，與我國第三產業內部對外開放度的差別有很大關系，除了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以及商業、交通運輸業和郵電通信業之外，其他的大多數第三產業部門目前的對外開放度仍較低。

隨著加入WTO之后我國大多數第三產業部門對外開放度的提高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政策的調整，外商將較大幅度增加對目前投資比重很低的第三產業部門的直接投資；一些重要的服務業部門的外商投資比重在“十五”期間將明顯上升；相應地，外商對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的投資比重會逐步下降。也就是說，在加入WTO之后的5年左右時間內，外商對我國第三產業直接投資的結構過度傾斜的狀況會明顯改變。

三、產業結構調整目標與外商投資的產業導向政策

產業結構是一個開放的系統，隨著經濟的市場化、全球化，產業結構的轉換和升級既有來自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迫切要求，也有來自國際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調整產業結構的目的不是簡單地等同于盲目追求一、二、三次產業產值（或勞動就業）比重主要地位的轉化，而是要面向國際產業的發展，在提升一、二次產業競爭力的基礎上，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真正提高產業素質。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史證明，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國民收入和勞動力在三次產業間的分布結構呈現規律性的演變趨勢。具體表現是：第一次產業實現的國民收入的相對比重在整個國民收入的比重和在第一次產業中就業的勞動力在全部就業的勞動力總數中的相對比重處于不斷下降趨勢；第二次產業實現的國民收入相對比重和勞動力就業比重逐漸上升，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趨于下降；第三次產業實現的國民收入和勞動力就業的相對比重上升，其中勞動力的相對比重上升幅度更大。三次產業變動呈現的這種總的趨勢，是由各次產業的內在特征決定的。在工業現代化過程中，第一產業農業相對比重下降幅度最大，這是因為農產品需求的收入彈性低，人們對農產品的消費屬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費，當生活水平達到一定程度后，對農產品的需求并不隨收入增加的程度而同步增加，這樣就使農業實現的國民收入份額趨于減少。第二產業工業相對比重上升，不僅因為隨著人們收入水平提高，消費結構的變化使工業品需求的收入彈性處于有利地位，而且經濟發展中用于投資的增長也在不斷擴大工業品市場，從而整個國民收入中工業實現的國民收入相對比重上升。但隨著技術進步，工業有機構成提高會排斥自身的勞動力，而工業部門內各行業擴張的增殖又吸收勞動力，兩相抵消勞動力相對比重逐漸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趨向下降。第三產業服務部門的比重上升幅度大，既由于“服務”這種商品比農產品具有更高的收入彈性，也由于第三產業門類繁多，許多行業具有勞動力和資金容易進入的特點，農業勞動力得以大量流入服務業，因而第三產業各行業呈現廣泛而顯著的增長，使其在國民收入中的相對比重大大增加。

目前，我國三次產業結構偏差的主要表現是工業比重過高而第三產業比重太低，產業結構內部的主要問題是工業結構的升級緩慢，因此今后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是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和工業結構的升級。從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要求和目前外商投資的產業構成及其影響來看，我國政府部門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加大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導向力度。

1.引導外商加大對第一、三產業的投資力度，相對降低對工業的投資比重。從我國三次產業結構的變動來看，20世紀90年代以來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的比重升幅過大，第三產業的實際比重下降，使得產業結構偏差變得更加突出。我國三次產業的結構水平同世界上其它國家相比，存在著較大差距。我國第二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不僅高于同屬發展中國家的印度，而且也高于美、日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同時我國的第三產業的比重也遠遠低于這些國家的水平。目前，國際直接投資中對第一、三產業的投資比重較之20世紀80年代迅速上升，對第二產業的投資比重則相對下降。因此，我國應引導外商加大對第一、三產業的投資力度，相對降低對第二產業的投資比重，這不僅符合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需要，同時也符合國際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變化趨勢。

2.引導外商增加對重加工業的投資，相應地減少對消費品工業的投資。目前外商對我國工業的實際投資中，大概有60％分布在消費品工業，對重工業的投資只有40％左右。外資工業占我國消費品工業增加值、產品銷售收入以及固定資產凈值和流動資產的比重約為30％，而重工業的同樣比重只有15％。外資工業占以工業品為原料的消費品工業的增加值比重和產品銷售收入比重2000年為38.25％和41.28％，固定資產凈值比重和流動資產比重為34.52％和35.67％，而外資工業占重工業的前兩個比重為27.67％和28.96％，后兩個比重為24.35％和22.84％。但是，我國消費工業的產品相對過剩和生產能力閑置比重工業更加突出，“十五”期間工業結構調整的基本方向是適度重型化，加強重工業尤其是裝備工業，相應控制消費品的投資規模和增長速度。因此，需要引導外商對工業的投資更多地轉向重加工業尤其是裝備工業部門，相應地減少對消費品工業的投資比重。

3.引導外商增加對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利用外資的最終目的，是通過引進外資來彌補國內資金缺口，促進技術管理等方面的進步，從而促進本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增強本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但是，除了大型跨國公司外，目前外商投資過度集中于一般加工工業，而一般加工工業中，有些是我國生產能力過剩和競爭激烈的產業，也是我國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重復建設、引進的產業。外資的大量涌入，加劇了這些產業的過度競爭，造成對國內市場和國內企業的強烈沖擊，致使部分國有一般加工企業的處境十分困難。目前，外資工業雖然在機電工業中占有相當高的比重，對我國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起了一定作用，但外資企業同時在不少加工工業中也占有較高比重，這部分企業主要是來自港澳臺地區的中小企業。而90年代以來，國際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具有由資源、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的趨勢，因此應利用這一趨勢，進一步重視吸引大型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引導外資更多地進入技術密集型產業和高薪技術產業，同時減少對一般加工工業的投資比重。

4.引導外商投資增加對薄弱的第三產業投資，減少對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的投資。外商對我國第三產業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房地產和社會服務業，導致外商對第三產業投資波動比較大，并對國民經濟的平穩運行產生不良影響。在我國經濟擴張時期，外商對房地產和社會服務的直接投資高度擴張，往往導致整個第三產業的外商投資比重大幅度上升；而在經濟相對緊縮時期，外商對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的直接投資迅速收縮，導致第三產業的外商投資比重大幅度下降。由于第三產業中投資結構傾斜現象的存在，房地產和社會服務業的外商投資大幅度波動會直接造成整個第三產業的大幅度波動。顯然，只有當第三產業外商投資結構過度傾斜趨勢得到逐步改變后，外商對第三產業投資的周期性波動現象才會明顯減少，由此對整個外商直接投資以及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才會相應下降。

在第三產業中，目前外商直接投資比重較低的部門，如金融、保險、衛生體育、社會福利、科研和綜合技術服務業以及教育和文化藝術等，多數屬于層次較高的服務部門，我國要提高其發展水平，必須通過相應的外資產業結構導向政策，引導外資合理地向這些行業投資。[5]

5.引導外商加強對我國西部地區的投資力度，推動我國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的進程。目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是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但中西部地區還未建立起一個完善的以優勢產業為支柱的產業結構體系，基礎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都相對薄弱，與東部沿海地區存在很大差異，這勢必會嚴重阻礙我國整體產業升級的進程。因此，我國政府應加大對外資地區流向的引導，以便有更多的外資投入西部地區的經濟建設中，從而加強中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使東部和中西部地區之間建立一種協調的產業關聯機制，促進我國的產業升級。

【參考文獻】

[1]胡新文.入世后外商直接投資的新動向及我國的應對策略調整[J].世界經濟研究，2002，（1）：19-22.

[2]張德修.入世后的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結構變化趨勢探析[J].經濟科學，2001，（6）：81-87.

篇10

一產業集群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產業集群對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經濟總量位居全國前列的浙江省，“塊狀經濟”非常活躍，2005年，全省年產值億元以上的工業區塊達到600多個，塊狀經濟工業總產值約1.7萬億，占全省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約65%；在其塊狀經濟的主要產品中，市場占有率超過30%的約80個；特色工業園區發展到100多個，現在浙江省已達到平均每個縣3個產業集群。

（二）產業集群是推進區域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重要手段。發展產業集群，能夠使大量的中小企業集聚于一定區域，加深區域內生產的分工和協作，降低企業成長成本，提高區域生產效率；能夠產生滾雪球似的集聚效應，吸引更多的相關企業到此集聚，擴大和加強集聚效應；能夠促進集群內部分工不斷細化，衍生出更多的新生企業，進一步增強聚集體自身的競爭能力。原以傳統產業技術與自然資源為主的福建德化的陶瓷行業，經過多年的集群式發展，目前陶瓷企業集團已發展到23家，民營陶瓷企業1100多家，構建起了現代瓷都的外向型經濟格局。2004年，德化縣實現陶瓷總產值58.78億元人民幣，出口創匯48.3億元，成為中國最大的陶瓷出口基地。

（三）產業集群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隨著大多位于城鄉結合部的產業集群的不斷發展壯大，可以有效地帶動周邊農村地區農、牧、副、漁等產業發展，擴大周圍村集體增收的空間，周邊的農民也有更多的機會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主動從農業生產向其他產業轉移，拓寬了就業渠道，促進了農民增收，成為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

（四）產業集群是加快城鎮化進程的重要助推器。發展產業集群，能夠催生和吸引流通業和中介機構在產業集群區域內集聚，為交通運輸業、電信服務業、旅游餐飲業、房地產業等各種產業的迅速發展提供可能，為城鎮各項事業的發展創造條件，大大加快了城鎮化和城市化進程。

（五）發展產業集群是在國家宏觀調控政策下推進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措施。發展產業集群可以促進專業化分工與協作，提高勞動力、原材料、資本等的利用程度；可以促進企業通過合資合作、建立聯盟等開展購銷活動，降低企業運營成本；可以通過各企業之間細致而緊密的分工與合作，促進產品的創新與產業的升級，符合科學發展的要求，符合當前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要求，是推動區域經濟突破發展的重要措施。

通過發展產業集群推動我國縣域產業結構調整是科學之舉

當前，在國家對經濟宏觀調控力度進一步加大的情況下，通過推進產業集群從傳統產業向高新技術產業、從輕工業向重化工業演進和從低附加值產品向高附加值產品、從生產普通零部件到關鍵的核心部件的專業化分工和協作的集群創新升級等模式，推動縣域產業結構調整，是突破和化解制約的因素，促進縣域經濟更快更好發展的一項非常重要的措施。

（一）堅持技術改造，加強自主創新，優化提升傳統產業集群

一是改造傳統產業集群。積極引導企業運用信息技術，提高紡織、化工、鋼鐵、機械等傳統產業集群技術裝備的自動化、信息化水平。加快電子信息技術、先進制造技術、高效節能技術、清潔生產技術和現代管理技術的擴散與滲透，用先進適用技術改組改造傳統優勢產業集群，實現集群的技術進步和產品更新換代，提高產品市場競爭力。

二是推進集群與國際制造業對接。積極吸引外資和接受國際產業轉移，加快國內傳統產業集群與國際制造業的產業對接，實現產業結構的合理化、高度化和密集化，并使之成為國際制造業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逐步形成以主導產業為支撐、優勢產業和其他新興產業相配套、具有較強產業競爭力和特色的現代制造業體系。

三是提升集群在國際價值鏈上的位置。加快現有產業集群的優化調整，強化技術創新，推動柔性生產，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推動企業從OEM方式向ODM方式轉變，產業集群由勞動密集型和低成本型向創新型、技術型、特色型集群轉變。積極引導處于創建期集群的技術創新趨向，不斷促進成長期、成熟期企業集群的升級改造和技術進步，引導其向研發設計、市場營銷等價值鏈高端部分發展。

四是鼓勵集群內企業自主創新。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廣泛吸引各種人才，并采取多種形式建立研發中心、設計中心和工程技術中心。鼓勵企業與高校、專業研究機構合作，走產學研一體化道路。加快技術創新平臺建設，在產業集群內建立技術創新服務中心，在產業集群外部建立科技成果轉讓交易市場，培育投資咨詢、市場研究、技術信息服務、專利、法律服務等中介組織，支持和服務整個產業集群的技術創新活動。

五是推進產業集群品牌建設。積極推進集群形象建設，逐步培育一批有深厚技術創新能力支撐的區域集群品牌。鼓勵集群內現有貼牌生產企業發展自主品牌，向OBM方式轉變，支持現有知名品牌做大做強。

（二）堅持因地制宜，采取多種模式，積極培育新的產業集群

一是利用本地的特色資源和既有的企業基礎，通過規劃，培育與發展產業集群。選擇本地優勢產業，加大引導和投入力度，聚合各種生產要素，進行重點培育，盡快把企業群體做大。全力扶持和培育特色產業中的龍頭企業，使之做強做好，成為集群的核心主體。積極發揮特色產業的整體效應，打造區域性品牌，營造競爭優勢，為不斷拓展產業空間和提高區域競爭力打下基礎。

二是利用本地的優勢條件吸引國內外關鍵性企業入駐，培育與發展產業集群。把產業集群發展規劃與招商引資相結合，突出示范性與凝聚力，有選擇性地吸引國內外關鍵性企業到本地落戶，并盡可能地將同類產業的外商直接投資引入到可以產生集群效應的地區。積極鼓勵本地企業為外資企業生產配套產品，并加入其生產協作網絡。充分利用大城市人才、信息和研究機構集中的資源，通過“筑巢引鳳”，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集群或新興產業集群。

三是在一些專業化交易集散地建立大型專業市場，培育與發展產業集群。專業市場與產業發展有著內在的共生關系，專業市場的興旺能夠帶動產業的發展。要創造條件，圍繞特色產業辦市場，強化專業市場與特色產業的配套，將產業鏈延伸到市場終端，通過市場的接近帶動特色商品的生產和相關產業的集中，為產業發展提供穩定的市場空間。充分利用信息化等先進手段，不斷完善市場功能，擴大市場交易規模和輻射半徑，建立虛擬信息市場，發揮信息傳播作用，促進產業集群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