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史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中國古代史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關鍵詞】 失根 當代文論 古代文論 現代轉換

二十世紀中國現當代文論建設基本上走的是“西化” 路線。尤其是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更是進入了一個眾語喧嘩的時代。許多西方理論從精神分析學、原型批評、新批評、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到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等，被一波又一波地引進到中國，偌大的中國成了西方理論的“實驗場”。而我們已經習慣了用西方話語或觀點來解釋中外文學現象。仔細審視之，我們就會發現在這個眾語喧嘩的時代，我們聽到多是形形西方文論的叫賣聲，卻唯獨缺少我們民族自己的聲音。正如一些學者指出:“近百年來，中國人一直在追蹤外國人的理論與批評，忙于學習，把握外國人的新說”①，“長期以來，中國現當代文藝理論基本上是借助西方的一整套話語，長期處于文論的溝通和解讀的失語狀態中。”②

“失語”成為中國當代文論的顯著特征，而“失語癥”也成為當代文論的一種癥候。究其病因，我們認為當代文論“失語癥”的病因即“失根”，就是它丟失了中國幾千年文化傳統的根基與命脈。它的理論框架、話語系統、思維模式等都從西方移植而來，缺少自己民族的個性。而沒有民族個性的文論是不能處于與西方文論平等對話的地位的，只能生活在二十世紀西方文論的陰影之下。故有學者指出我們唯有“重新鍍亮自己的理論個性，以理論的民族性來贏得理論價值的世界性”③，只有鮮明民族性的理論，才能在多元化的世界文論格局中占據一席之地。

醫治中國當代文論由“失根”而導致“失語病”的藥方，就是重新建立有民族特色的，適應于當代文學創作實際的文藝理論體系。而建設這種新的文藝理論體系的重要資源之一就是體現中華文化精神的古代文論。但是由于古今語境、文學樣式、文學功能等的變化，我們不能生搬硬套地將中國古代文論的概念、范疇及原理等套用于當代文論的建設上。我們必須用現代人的眼光和意識來闡釋古代文論，實現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以中國古代文論為基礎實現現代轉換，重建我們自己的文論話語，正是根據這個‘失語癥的論斷開出的藥方’”④。

那么如何進行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從而建設有民族特色的當代文論呢?我們認為可以有以下三個途徑:

一、繼承古代文論的人文主義和審美主義傳統，建構“有根”的當代文論

中國古代文論的發展源遠流長，具有許多優良的傳統。其中儒家文論的人文主義傳統和道家文論的審美主義傳統對古代文學發展產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也是建設當代文論的重要精神資源。

新時期以來，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可是市場經濟的浪潮也嚴重攪亂了人們內心的平靜，人們注重金錢名利的追逐，卻淡漠道德價值的失落。而這種不良風氣同樣影響到了文學界。如我們近期的文學創作以“貧血的青春美文”為時尚，以“美女作家”、“身體寫作”為賣點等。有人曾描繪世紀末中國文學及文學批評是“詩人死了”、“長篇小說在喧嘩與騷動中墮落”、“報告文學等于廣告文學”、“沉默與聒噪的文學批評”等等，其產生的原因則是一些文人在商品大潮前迷失了自己，“他們由產生失落、困惑、焦慮、浮躁、憤怒直到放棄理想、責任、操守、良知、道德，以極其庸俗的精神和相當卑劣的姿態出現在嶄新的歷史舞臺上”⑤。顯然，文學界這種“精神的潰敗”和“道德危機”現象是不利于當代文學的健康發展，不利于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的。因而我們應以關注當今人們的精神困惑為立足點，從解決當代文學創作所存問題的角度來建構當代文論。如果從這個立足點和角度出發，那我們就應該把張揚人文精神作為建構當代文論的一個重要內容。應該說儒家的人文主義傳統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精神遺產，如儒家主張以道德為本位的詩學觀，強調文藝對理想人格的塑造，主張真善美統一等都極富現代意義。正如蔣述卓先生所指出的:“在注重人的精神道德取向，面向社會現實，提升人類靈魂等方面，古代文論是相當有成就的。孔子、孟子、莊子、陳子昂、韓愈、白居易、李贄等人的文學思想，都是出于對社會、人類精神狀況的憂慮與關懷提出來的，其針對性、批評性與建設性的意義都是不可低估的。”⑥ 在繼承儒家人文精神，弘揚中華文化傳統方面，現代新儒家為我們做出許多有價值的嘗試和貢獻。他們植根于儒家的精神傳統，將中國古代文論的某些有效范疇，用現代意識和話語加以闡述，并致力于新儒家文化詩學的建構。“新儒家的詩學理論，不是浮游無根的仿制品，而是遍潤中華文化的靈根和神髓的話語場。”⑦現代新儒家對古代傳統的闡述與轉換，無疑對于我們建構當代文論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中國古代的審美主義傳統是源于中國古人與天地和諧共處的心態，依據佛老哲學而建立起來的。它體現為物我相融、天人合一的思維模式;追求言外之意、自然天成的審美理想等。如果我們能將這些優良傳統加以繼承，融入到當代文論中去，不僅糾正當代文學創作“矯情為文”、“廢話詩”的不良傾向，而且能使當代文論更具民族特色。

二、轉換古代文論的有效范疇，吸取傳統文學批評手法的特點，建構有中國特色的當代文論

古代文論現代轉換能否成功，關鍵在于應用，即我們能否將經過轉換后的古文論應用到對當代文學的批評實踐中去。我們認為這項工作是可行的。因為“中國古典文論的文本不是封閉的，并且從來沒有過片刻的封閉，它一直呈現為開放狀態，并且它永遠向未來敞開，永遠無盡地接納無盡的闡述者對它無盡的讀解，并且釋放出無盡的意義。”⑧當我們以當代人的意識去對古代文論進行闡述時，實際上我們就已經賦予了古代文論的當代意義。前人已經為我們做出了很好的榜樣。例如王國維將“意境”理論成功轉換，他的“境界”說就是從古代文論中提煉出來的，還有魯迅的“白描說”、朱光潛的“詩境論”說等等。

此外，中國古代文論中許多概念與范疇根本不須刻意轉換，就能自然而然地融入當代文論，成為當代文論體系中的一部分，如氣勢、感悟、主旨、意象等等⑨，這都證實了古代文論在當代文論建設中的重要價值。

中國古代傳統的批評手法也對當代文論的建設有重要意義。在中國古人看來，文學作品是文質、情理、形神統一的生命形式。故古代的批評手法注重評點者自我整體感悟，注重直覺性與即興性，主張留給讀者更多的審美感受與空間。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著名批評家李健吾先生的文學批評就具有傳統批評手法的特點。他的批評文字大多源于直覺的美感，來源于印象、感悟的自我體現，他的批評是一種鮮活新穎的文體，大多讀過李健吾文章的人都能心動一時，久久難忘。當代也有許多人嘗試這種傳統手法，如李國文評點《三國演義》、王蒙評點《紅樓夢》、肖云儒評點賈平凹的《高老莊》等。這說明傳統的批評手法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如果我們能將這種具有民族特色的批評手法融入當代文學批評中，無疑會給當代文論增色不少。

三、深入研究中西文化的異同，通過中西對話與融合，建構具有開放性的當代中國文論

古代文論與西方文論的對話與融合也是建構當代文論的一個重要途經。“在信息、交通空前發展的今天，所謂當代意識不可能不被各種外來意識所滲透。事實上，任何文化都是在他種文化的影響下發展成熟的”⑩，所以我們的當代文論，就應該是一種開放性、包容性的體系。我們應該既不排斥西方文論，也不忽視中國古代傳統;我們要以當代中國人的眼光、當代意識來闡述它們;以指導當代文學創作為出發點來整合它們，使之形成具有新形態的思想和話語。其實我們的祖先早就為我們做出了榜樣。如禪宗就是中國古人用自己的傳統與印度佛教對話而形成的。而現當代一些學術大師們，如朱光潛、宗白華、錢鐘書、王元化等，都在整合中西文化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貢獻。這說明這種整合是確實可行的。這可行性就在于一些西方文論與中國古代文論是有相通之處的，如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美學與莊子的道家美學思想等之間的暗合等。而在這種整合中產生的新的思想與話語既是古代的，又是現代的;既是中華民族的，又是國際性的。而在這種整合中建立起來的開放性文論既有助于它走向世界，也能讓世界更了解中國。

(責任編輯:呂曉東)

① 錢中文:《在夕陽的輝煌與新世紀的曙光之中》，《中外文化與文論》，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輯，第3頁。

② 曹順慶:《文論失語與文化病態》，《文藝爭鳴》，1996(2)。

③ 歐陽友權:《面向21世紀的文藝基礎理論》，中南工業大學學報，2001(4)。

④ 朱立元:《走自己的路—對于邁向21世紀的中國文論建設的思考》，《文學評論》，2000(2)。

⑤ 陳耀明:《中國文學，世紀末的憂慮》，《新世紀》，1996(2)。

⑥ 蔣述卓:《論當代文論與中國古代文論的融合》，《文學評論》，1997(5)。

⑦ 侯敏:《有根的詩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頁。

篇2

西漢時期，天文學上有所謂渾、蓋之爭。關于宇宙的結構，中國古代早就有天圓地方之說。西漢初，有《周髀算經》提出所謂“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的蓋天說；另有一種蓋天說則認為“天員如張蓋，地方如棊局”，“天形南高而北下，……天之居如倚蓋”，也就是說，天有所傾斜地蓋著地平面；并且認為，“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與此同時，渾天說也已出現，這就是后來張衡在《渾天儀注》中所說的“天如雞子，地如雞中黃，孤居于天內，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 ]然而，在西漢時期，占統治地位的是蓋天說。

天文學上的渾、蓋之爭引起了當時儒家的注意。兩漢之際，桓譚與揚雄就渾、蓋問題曾多次交鋒。桓譚（約公元前23～公元56年），字君山，沛國相（今安徽淮北市）人。他“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辨析疑異”[ ]；著作有《新論》。桓譚對天文學也頗有研究。他曾經在主管刻漏時，發現刻漏的度數隨著環境的燥、濕、寒、溫的變化而不同，因而在昏、明、晝、夜的各個時候，刻漏的度數是不同的。所以，他在白天還參照了晷影，在晚上還參照了星宿，從而得到了正確的時間。[ ]此外，在宇宙結構問題上，他反對蓋天說，主張渾天說。

揚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屬四川）人。他博學多才，在語言學、文學和哲學方面較為突出。曾摹仿《周易》作《太玄》，仿《論語》作《法言》。

揚雄重視對自然的研究，他曾經說：“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 ]揚雄認為，儒家學者應當“通天地”，就是要研究自然，并進一步“通人”。顯然，在他看來，儒家也包容科學，而不是排斥科技，不是輕視科技。

揚雄對天文學很有興趣。在宇宙結構問題上，他起初相信蓋天說，后來因多次受到主張渾天說的桓譚的責難而發生了改變，接受了渾天說，[ ]而且，還提出“難蓋天八事”：[ ]

其一云，“日之東行，循黃道。晝夜中規，牽牛距北極南百一十度，東井距北極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周三徑一，二十八宿周天當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

其二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晝漏五十刻。即天蓋轉，夜當倍晝。今夜亦五十刻，何也？”

其三曰，“日入而星見，日出而不見。即斗下見日六月，不見日六月。北斗亦當見六月，不見六月。今夜常見，何也？”

其四曰，“以蓋圖視天河，起斗而東入狼弧間，曲如輪。今視天河直如繩，何也？”

其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蓋圖視天，星見者當少，不見者當多。今見與不見等，何出入無冬夏，而兩宿十四星當見，不以日長短故見有多少，何也？”

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托天而旋，可謂至高矣。縱人目可奪，水與影不可奪也。今從高山上，以水望日，日出水下，影上行，何也？”

其七曰，“視物，近則大，遠則小。今日與北斗，近我而小，遠我而大，何也？”

其八曰，“視蓋橑與車輻間，近杠轂即密，益遠益疏。今北極為天杠轂，二十八宿為天橑輻，以星度度天，南方次地星間當數倍。今交密，何也？”

在漢代天文學的發展過程中，桓譚對于蓋天說的責難以及揚雄的“難蓋天八事”，實際上促進了渾天說的發展，對于后來渾天說取代蓋天說的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漢初的歷法基本上是沿用秦以來的顓頊歷。顓頊歷是一種古四分歷，以365 1/4日為回歸年長度，29 499/950日為朔望月長度，十九年七閏。漢武帝時，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受命議造漢歷；最后，在18種改歷方案中選定了鄧平所造的八十一分律歷，稱太初歷。太初歷以365 385/1539日為回歸年長度，29 43/81日為朔望月長度。西漢末年，劉歆修訂太初歷而更名為三統歷。

劉歆（？～公元23年），字子駿；后改名秀，字穎叔。沛（今江蘇沛縣）人。他集六藝群書，撰為《七略》，包括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西漢末年，他建議將《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立于學官，移書責備太常博士，遭今文經學家的反對。王莽執政時，劉歆任國師，后因謀誅王莽，事泄而自殺。

《三統歷》的主要內容是運用“三統”解釋歷法。[ ]劉歆說：“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周易》乾之初九，音律黃鐘律長九寸，為天統；坤之初六，林鐘律長六寸，為地統；八卦，太簇律長八寸，為人統。劉歆的《三統歷》采用太初歷的日法八十一，并說：“太極中央元氣，故為黃鐘，其實一龠，以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為日法。”

至于一個朔望月的日數，劉歆根據《周易系辭上傳》所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后掛”，說：“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為十，成五體。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余四十九，所當用也，故蓍以為數，以象兩兩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有歸奇象閏十九，及所據一加之，因以再扐兩之，是為月法之實。”用算式表達：

{[(1＋2＋3＋4)×5－1]×2×3×4＋19＋1}×2＝2，392

2，392÷81＝29 43/81 日

這就一個朔望月的日數。按照十九年七閏，所以，

(19×12＋7)×29 43/81÷19＝562120/1539=365 385/1539日

這就是一回歸年的日數。

劉歆又根據《周易系辭上傳》所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說：“并終數為十九，《易》窮則變，故為閏法”；“日法乘閏法，是為統歲”，即：

(9＋10)×81＝1，539年＝562，120日

“三統，是為元歲”，即：

1，539×3＝4，617年

由于干支記日法60日為一周期，一統的日數562，120除以60，余數為40，所以，若以甲子日為元，一統后為甲辰，二統后為甲申，三統后才又到甲子，因而三統為一元。劉歆說：“歷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

在這一基礎上，劉歆根據《周易系辭上傳》所謂“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說：“陰陽比類，交錯相成，故九六之變登降于六體。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而成易，為七十二，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也。……以陽九九之，為六百四十八，以陰六六之，為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八之，為八千六百四十，……又八之，為六萬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為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然后大成。”用算式表達：

{[(3×3)×(2×4)×(9＋6)]×8×8}×2＝138，240

接著，“以乘章歲，為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而與日月會。三會為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而與三統會。三統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復與太極上元”。用算式表達：

138，240×19×3×3＝23，639，040年

“太極上元”實際上是5，120元的大周期。

《三統歷》在運用“三統”解釋歷法時，還涉及歷法理論，有節氣、朔望、月食及五星等的常數和運算推步方法，還有基本恒星的距度。與以往的歷法相比，《三統歷》包含了不少新的內容。它提出了所謂“朔不得中，是為閏月”的設置閏月的方法，即以沒有中氣（二十四節氣中，從冬至起，奇數的為中氣，如大寒、雨水、春分、谷雨等十二節氣）的月份為閏月。《三統歷》還提出以135個朔望月為交食周期，其間有23次月食，并且給出了月食發生的月份的推算方法。此外，《三統歷》所測的五星行度和會合周期的精度都較前有明顯提高。《三統歷》在中國古代歷法的發展中具有很高的地位，被認為是“我國古代流傳下來的一部完整的天文學著作”，“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歷的雛形”。[ ]

三統歷施行一百多年后，“歷稍后天”[ ]。東漢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三統歷“失天益遠”，于是，章帝“召治歷編訢、李梵等綜校其狀”，并下詔改行四分歷。在修訂東漢四分歷的過程中，任左中郎將的賈逵與治歷者進行了多次的討論。因此，東漢四分歷實際上是賈逵會同編訢、李梵等人集體討論修訂的。

賈逵（公元30～101年），字景伯，扶風平陵（今陜西咸陽西北）人，劉歆弟子賈徽之子，東漢重要的經學家，撰有《左氏傳解詁》、《國語解詁》等。建初元年（公元76年），漢章帝詔賈逵指出《左氏傳》大義長于《公羊》、《谷梁》二傳者。于是，賈逵摘出了明顯義長者三十事，受到嘉許。后來，漢章帝又“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于世”[ ]。

賈逵在天文學上頗有造詣。他所參與修訂的東漢四分歷比以往各家歷法有了顯著的進步。[ ]另外根據《續漢書律歷志中》中的“賈逵論歷”，賈逵在天文學上的貢獻還可歸結為三點：其一，明確否定了冬至日在牽牛初度的說法，確定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這為后來歲差（冬至點逐年西移）的發現作了準備。其二，主張用黃道坐標測算日月運行的軌道，認為以赤道坐標測算會出現誤差。該建議被采納，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七月，“詔書造太史黃道銅儀”。其三，認為當時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時，率多不中，在于不知月行遲疾意”，明確提出月行速度有遲疾；并且還認為，月行遲疾“乃由月所行道有遠近出入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處三度，九歲九道一復”。

除了以上所述之外，還有儒家學者蔡邕、陸績對天文學也頗有研究。蔡邕（公元132～192年），字伯喈，陳留圉（今河南杞縣南）人。東漢經學家。東漢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并自書冊于碑，鐫刻立于太學門外；史稱“熹平石經”。蔡邕曾于東漢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受詔與劉洪一起補續《律歷志》。他認為，在宣夜、蓋天和渾天三家中，“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有違失。惟渾天近得其情”[ ]。他還試圖根據史官所用銅儀，推斷其中的道理。陸績（公元187～219年），字公紀，吳郡吳縣（今屬江蘇）人。博學多識，星歷算術無不應覽。著作有《周易注》、《太玄注》。陸績也極力推崇渾天說，造渾象，著有《渾天圖》，試圖推斷渾天之意。

注釋：

[ ]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卷《科學思想史》，北京：科學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頁。

[ ]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卷《科學思想史》，第175頁。

[ ]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天學》，北京：科學出版社1975年版，第2頁。

[ ] 以上參見《晉書天文志上》。

[ ] 《后漢書桓譚馮衍列傳》。

[ ] 桓譚在《新論離事》中說：“余前為郎，典刻漏，燥濕寒溫輒異度，故有昏明晝夜。晝日參以晷景，夜分參以星宿，則得其正。”

[ ] 揚雄：《法言君子篇》。

[ ] 參見桓譚：《新論離事》。

[ ] 以下引自《隋書天文志上》。

[ ] 見《漢書律歷志上、下》。

[ ] 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第三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30頁。

[ ] 《續漢書律歷志中》。

篇3

中圖分類號：G633.3 文獻標識碼：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21.131

中國古代的文學作品中蘊含了豐富的傳統文化，但是在長期的工具理性的教學背景下，語文學科的教學內容逐漸僵化枯燥。隨著對工具理性的反思和新課程改革的開展和深入，古文教學的價值逐漸被發現，它是語文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學生語文素質的培養，乃至整體素質的提高，有著非常重要而獨特的價值。體驗式教學則消解了語文學科的工具理性，將生命、生活、文化和情感融為一體，打破了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界限，既體現了古代文學作品的基本面貌和特征，也是語文學科的價值所在。

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說：“體驗是非規定性的思，從而也是非統治、非宰制存在的思，它傾聽著、感受著、領悟著，在主客統一性中經歷著生命過程和周遭世界的變化。”[1]體驗是生命個體的直接經驗，通過體驗，生命個體成為自然性、社會性和自主性的有機統一體，體驗將自然、社會和個人有機聯系起來，打破了主體和客體之間的界限。文學作為抒情言志的一種表達方式，不僅體現了生命個體獨有的個性與風格，凝聚了他的情感和體驗，而且因為“藝術家所經歷的那部分人類生活在審美體驗的瞬息獲得了新的改造與美化”[2]，具有了永恒的意義，影響了一代又一代讀者。

工具理性指導下的語文教學，以知識為本位，割裂了作品的意義世界，忽視了語言的人文意蘊，造成了教育價值的失落。文言文被很多人當成“第二外語”，與受教育者的閱讀、寫作、思維訓練無關，更與他們的生活、心靈無關，古代文學作品的教學遠離了生活，遠離了大眾，缺少對生命、情感和精神的深切關懷，拒人于千里之外，其中蘊含的文化傳統、民族精神也被遺忘，古文教學甚至成了一種毫無價值的知識游戲。而體驗式教學就是要跳出工具理性的束縛，從體驗古文的文化意蘊出發，通過與古人心靈的對話，提高語文素養，理解生命的意義，喚醒生命的自覺意識，促進文化的傳承與更新。

體驗式古文教學有利于受教育者個性的陶冶。個體的素質離不開文化，尤其是民族文化的影響，而閱讀恰是愉悅情性、抒懷明智的重要途徑之一。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些傳統的道德和價值觀逐漸淪喪，閱讀古代文學作品，我們的心境能夠得到慰藉，性靈得到舒展。古文作品包含的文化意義和價值意義，是民族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體驗式古文教學注重對學生民族文化認同感的培養和提高，在民族文化的長河中，追溯、探尋民族精神。通過對先民文化精神和實踐的觸摸和巡禮，理性地繼承和發揚其中的優秀傳統，面向未來，面向世界，以敞開的心境對待每一個獨特的個體，促進多元化、創造性的個性的形成和發展，實現生命主體的自主建構。

體驗式古文教學強調對生命和文化的觀照，這種觀照不是空泛的玄想，而是要落實到古文教學的實踐中。語言是一個民族文化的天然載體，雖然時代變換，古文中的漢語形態與現代漢語有了很大差異，但它們之間的血脈關系是抹殺不掉的，在人文精神上也是一致的。中國古代文人的抒情言志之作，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和精神品格，其中蘊含的生命體驗和主體精神可以跨越時空的藩籬，在人與我、古與今融通的過程中，將對古文的學習擴展到受教育者的閱讀和寫作中去，擴展到日常生活和實踐中去，讓學習對象和受教育者的心靈互相碰撞。

古文教學的意義并不能簡單地用獲得多少知識、掌握多少技能來衡量，在工具理性和應試教育理念的束縛下，古文獨特的文化魅力被簡單化，甚至忽略掉了，“人情或人性不相遠，而歷史是連續的，這才說得上接受古文學。”[3]體驗式的古文教學要求把人文精神落實到教學實踐中，注重生命意義的彰顯和拓展。在課堂教學中，尊重并發揮受教育者的自主性，致力于他們自主精神的培養，通過探索世界、探索自我，體驗到情感的滿足、意志的獨立和自由。

在課堂教學中，工具理性強調客觀，注重分析，而體驗式教學關注的對象則是豐富多彩、變化多樣的，將學生的知、情、意、行等各種認知和技能融匯到特定的情境中，以誠摯、敞開的胸懷，追尋文本的審美價值和情感意蘊。因此，體驗式古文教學需要調動受教育者豐富的情感，在已有經驗的基礎上，體驗文本的多重闡釋和解讀。這種個性化、開放的體驗方式，將受教育者從繁瑣的知識教學和觀念灌輸中解放出來，發現了自我的力量和價值，開始積極、主動地理解他人和融入社會。在講到《愛蓮說》時，我們可以帶領學生到盛開的荷塘，去觀察蓮的姿態，感受蓮的品格。在講到《鴻門宴》時，可以通過分角色表演，模擬每個人物的神態、言行。通過創設特定的情境，學生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對文本的體驗，對自我的體驗，自然會不斷深化。

體驗式教學注重感同身受，因為感同身受是體驗產生的基礎，文學作品是作者情感體驗的抒寫和生動形象的展示，古文閱讀和教學不僅要引導學生對文本的內涵和意蘊進行細致的品味，更要將文本置于相應的歷史視野中去觀照。《孟子?萬章下》說：“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學生在課堂上獲得的是間接的知識，但他們能夠在歷史的同情中，在與他人的交流、溝通中，開闊視野，獲取有益的啟示，從而重塑自我。生命個體在不斷成長，他們的期待視野隨著理解的逐步深入，也在不斷提升，教師作為引導者和組織者，或給予恰當的點撥，或營造相應的氛圍，要給學生充分的時間，帶領學生以積極、開放的心態進入到古文世界中去。

可以說，體驗式古文教學更加注重受教育者的主體性和情感性，更加注重人文關懷，更符合語文教育“立人”的宗旨。

參考文獻：

篇4

    工具理性指導下的語文教學,以知識為本位,割裂了作品的意義世界,忽視了語言的人文意蘊,造成了教育價值的失落。文言文被很多人當成“第二外語”,與受教育者的閱讀、寫作、思維訓練無關,更與他們的生活、心靈無關,古代文學作品的教學遠離了生活,遠離了大眾,缺少對生命、情感和精神的深切關懷,拒人于千里之外,其中蘊含的文化傳統、民族精神也被遺忘,古文教學甚至成了一種毫無價值的知識游戲。而體驗式教學就是要跳出工具理性的束縛,從體驗古文的文化意蘊出發,通過與古人心靈的對話,提高語文素養,理解生命的意義,喚醒生命的自覺意識,促進文化的傳承與更新。

    體驗式古文教學有利于受教育者個性的陶冶。個體的素質離不開文化,尤其是民族文化的影響,而閱讀恰是愉悅情性、抒懷明智的重要途徑之一。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些傳統的道德和價值觀逐漸淪喪,閱讀古代文學作品,我們的心境能夠得到慰藉,性靈得到舒展。古文作品包含的文化意義和價值意義,是民族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體驗式古文教學注重對學生民族文化認同感的培養和提高,在民族文化的長河中,追溯、探尋民族精神。通過對先民文化精神和實踐的觸摸和巡禮,理性地繼承和發揚其中的優秀傳統,面向未來,面向世界,以敞開的心境對待每一個獨特的個體,促進多元化、創造性的個性的形成和發展,實現生命主體的自主建構。

    體驗式古文教學強調對生命和文化的觀照,這種觀照不是空泛的玄想,而是要落實到古文教學的實踐中。語言是一個民族文化的天然載體,雖然時代變換,古文中的漢語形態與現代漢語有了很大差異,但它們之間的血脈關系是抹殺不掉的,在人文精神上也是一致的。中國古代文人的抒情言志之作,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和精神品格,其中蘊含的生命體驗和主體精神可以跨越時空的藩籬,在人與我、古與今融通的過程中,將對古文的學習擴展到受教育者的閱讀和寫作中去,擴展到日常生活和實踐中去,讓學習對象和受教育者的心靈互相碰撞。

    古文教學的意義并不能簡單地用獲得多少知識、掌握多少技能來衡量,在工具理性和應試教育理念的束縛下,古文獨特的文化魅力被簡單化,甚至忽略掉了,“人情或人性不相遠,而歷史是連續的,這才說得上接受古文學。”[3]體驗式的古文教學要求把人文精神落實到教學實踐中,注重生命意義的彰顯和拓展。在課堂教學中,尊重并發揮受教育者的自主性,致力于他們自主精神的培養,通過探索世界、探索自我,體驗到情感的滿足、意志的獨立和自由。

篇5

2南京中醫藥大學信息技術學院 江蘇 南京 210046）

摘 要：在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分布、學位授予、研究機構和重點學科統計基礎上，結合研究文獻和統計報告，考察了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博、碩士研究生招生簡章、培養計劃及本科專業課程，提出分層、分型、聯合的“二分一聯”三維人才培養方案，是國家文化創新的重要使命和數字人文時代的必然選擇。

關鍵詞 ：古典文獻；古籍數字化；研究生；中醫醫史文獻；數字人文

中圖分類號：G643.7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12．033

0 引言

“古籍”是對古書的雅稱。古籍作為寶貴文化遺產，蘊藏著無窮的知識、智慧與財富。古典文獻是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而新世紀以來，信息化和網絡化浪潮，數字技術與人文研究的結合成了學者討論的熱門話題。

1 數字時代中國古典文獻學發展問題

數字時代其實就是電子信息時代的代名詞，因為電子信息的所有機器語言都是用數字代表的，所以人們將稱為數字時代。

古典文獻學是有關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與整理的學科，因此與古代文化各個分支的研究都有密切的關系。我國古代并無“文獻學”之名，卻有文獻學之實。這個“實”，就是把目錄學、版本學和校讎學（校勘學）三者融為一體的學問。“文獻學”的概念最早是1920年由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提出，但是以“中國文獻學”作為一門學問立名，則創始于鄭鶴聲、鄭鶴春1930年出版的《中國文獻學概要》；至于以“古典文獻”作為學科，則始于1959年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本科專業。中國古典文獻學是在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等傳統學科的基礎上吸收了現代文獻學理論和方法而形成的學科，為漢語言文字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國歷史文獻以及其他涉古學科提供有關典籍的基本理論知識和文獻處理方法。而所謂“古籍數字化”，就是從利用和保護古籍的目的出發，采用計算機技術，將常見的語言文字或圖形符號轉化為能被計算機識別的數字符號，從而制成古籍文獻書目數據庫和古籍全文數據庫，用以揭示古籍文獻信息資源的一項系統工作。

第十一次全國國民調查結果顯示，34％的網民更傾向于數字化方式的閱讀。走出書齋，使學術研究有益民生，貢獻社會，是人文研究的本義。

古籍數字化作為新世紀中國古典文獻學科的新增長極，現階段最核心的問題不是國家大規模投資，而是復合型高端人才培養。盡管已有學者關注到古典文獻及古籍數字化學科建設，可還未與人才培養微觀結合，尚缺乏一手數據的實證分析。

2 中國古典文獻學本科專業課程設置

2．1 大學學科、專業、課程概念

學科有兩個含義。第一種是學術的分類，指一定科學領域或一門科學的分支，有西方學者將學科分為純硬科學（如物理學）、純軟科學（如人類學）、應用硬科學（如臨床醫學）、應用軟科學（如教育學）四個領域；中華人民共和國GB－T13735－92則分成自然科學、農業科學、醫藥科學、工程與技術科學、人文與社會科學五個門類；第二種指高校教學、科研等的功能單位，是對高校人才培養、教師教學、科研業務隸屬范圍的相對界定，美國教育部CIP－2000分為17大類：交叉學科、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理學、工學、醫療衛生、工商管理、教育學、農學、法學、建筑學、藝術學、公共管理、傳播與新聞學、圖書館學、神學、職業技術；我國現為13門類：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理學、工學、農學、醫學、軍事學、管理學、藝術學。“學科”的含義側重后者，但與第一個含義也有關聯。

專業與課程設置的方式及其水平從根本上決定了高校的學科聲譽和人才培養的質量。

2．2 古典文獻本科專業課程設置

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1998）文學門中國語言文學類包括漢語言文學、漢語言、對外漢語、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古典文獻5個專業和中國語言文化、應用語言學2個目錄外專業；2012年9月，教育部再次頒布新專業目錄，中國語言文學類包括漢語言文學、漢語言、漢語國際教育（整合原對外漢語、中國語言文化、中國學三個專業）、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古典文獻5個基本專業和應用語言學、秘書學2個特色專業。2005年以來，中文本科專業點快速增加（主要是對外漢語和漢語國際教育），2014年度已達1 089個（見表1）。

從表1可以看出，自1983年在北京大學、杭州大學、南京師范大學和上海師范大學設置了古典文獻本科專業之后，直到2005年，增加河北大學和陜西師范大學2個點，才有6個古典文獻本科專業。“十一五”期間，與漢語言文學和對外漢語專業發展數量相比，“古典文獻”在2007年增加中央民族大學、天津中醫藥大學、金陵科技學院3個后，近5年再無變化。

3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生的學科專業

國家重點學科是國家根據發展戰略與重大需求，擇優確定并重點建設的培養創新人才、開展科學研究的重要基地。到2007年為止，我國共組織了三次評選工作：共評選出6個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所覆蓋的二級學科均為國家重點學科）、8個二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217個國家重點（培育）學科，其中中國古典文獻學二級國家重點學科6個（見表2）。

博士研究生培養是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的制高點。20多年來，我國先后分5批批準54家單位具有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予權（見表3）。

2006年，中國古典文獻學二級學科碩士學位授予單位15個。目前有151個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碩士學位（其中2010年增列84個）。以鄭州大學的博士點和上海師范大學碩士點為例，印證目前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生培養方案的缺失。

鄭州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原與中國古代文學為同一學科，1993年獲得碩士學位授予權，2005年成功獲得了博士學位授予權（第10批），2007年招生。其培養目標提到的博士研究生須要熟練掌握計算機的應用、并掌握一門外語、能比較熟練地進行網絡文獻檢索、熟練閱讀本專業外文資料并用外文撰寫論文摘要等，實為博士生共同要求。專業基礎課：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理論與方法、古典文獻學專著研究、文化學概論；專業課：國典章制度研究、出土文獻與文學思想研究、“文選學”研究、區域文化與文學研究；選修課：中國文學經典研究、文字音韻訓詁之學、版本目錄學、中原文學文獻研究、考古學、思想史，主要與中國古代文學、漢語言文字學、中國古代哲學、中國古代史學、考古學相關，對古籍數字化課程還缺失關注。

上海師范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研究生培養目標是：具有較堅實的古代漢語基礎、古代文獻理論基礎和較強的古文閱讀能力，能夠運用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目錄學、校勘學等研究手段，進行古籍整理和古籍研究的人才。專業方向為古白話文獻研究、域外漢學研究、文學文獻研究、宗教文獻研究、辭書文獻研究等，雖強調專業外語，但無計算機類專業課程，仍較為傳統。

4 中國古典文獻學人才培養三維方案

中國古典文獻學數字化人才的迫切需求，促使中國古典文獻學科要多元化發展。

4．1 分層培養的維度

4．1．1 辦好現有古典文獻本科專業

北京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師范大學和上海師范大學作為高校首批四個古典文獻本科專業，積淀很深、專業度高，應發揮優勢。河北大學和陜西師范大學兩個古典文獻本科專業，雖然設置較晚，但依托該校在全國處于領先水平的中國古代文學、中國古代史，頗具實力。中央民族大學、天津中醫藥大學、金陵科技學院三個古典文獻本科專業點，特色鮮明。總體而言，本科階段還是按傳統中國古典文獻學的理論與方法辦學為好。

4．1．2 培養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生

2011年，共有72所高校的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點招生（只有9個本科點），本碩結構倒置，雖可廣取英才，但大量生源專業基礎不牢。因此，招收計算機科學與技術、軟件工程、編輯出版、信息管理等相關專業的本科生，鼓勵跨學科報考，改革考試科目，并增加技術型導師。

博士研究生是高層次人才培養的制高點，但博士、碩士的區分度還不夠明顯。而就中國古典文獻數字化人才而言，還沒有一家培養單位的中國古典文獻學科招此研究方向（中醫醫史文獻除外），學科新增長點不多，創新不足。對照國家“十二五”文化事業發展規劃，當前的情況是政策鼓勵、教育需要、產業要求。

4．2 分型培養的維度

研究生有學術型和專業學位等不同培養類別，一般以學術型為主。學術型研究生主要培養從事教學和科學研究工作的學術型人才，兼顧其他行業需要；專業學位研究生主要培養適應社會特定職業或崗位的高層次專門人才，應根據不同的培養目標設計與之匹配的培養方案。2012年，教育部要求專業學位研究生比例不低于30％。中國古典文獻學除跨學科招生、建設雙師型隊伍、設置古籍數字傳播或電子文獻學方向之外，一個重要的改革就是制定古籍整理與數字化傳播專業學位研究生招生方案，面向行業招收從業編輯人員，以提高古籍數字出版人員的學術素養。

可以借鑒相關專業中醫醫史文獻的培養模式。首都醫科大學等24所高校設有碩士點；北京、黑龍江、遼寧、湖北、上海中醫藥大學中醫醫史文獻博士點招生。南京中醫藥大學和山東中醫藥大學國家重點學科更為創新，設信息化方向。

4．3 聯合培養的維度

無論是高等學校與科研機構聯合培養研究生試點工作專項招生計劃，還是聯合培養單位招生計劃，尚未見中國古典文獻數字化學科方向博士生，也未見與古籍數字化出版企業的聯合培養。也就是說，目前可供利用的《文淵閣四庫全書》、《四部叢刊》、“國學寶典”、“漢籍全文檢索系統”、“中國基本古籍庫”等大型電子古籍數據庫開發企業，還未進入中國古典文獻學高端人才培養范圍，“研究生計劃主管部門和招生單位要對研究生特別是博士生招生計劃的學科專業結構進行認真分析，切實優化學校間、學科專業間招生結構”。

面向出版企業產學研結合，聯合培養研究生，“走出書齋”，鍛煉研究生的實踐能力，更新知識結構，引領社會需求。大數據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能夠較方便地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與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緊密結合起來，有效運用自然科學、技術科學最新成果及研究手段，從而有效推動人文社會科學內部各學科實現真正的交叉、滲透和結合，使跨學科研究不僅成為了解歷史客觀實際的必要，而且成為真正的可能。因此，培養方案應考慮以下內容：有研究生培養經驗的學術帶頭人與結構合理的教學團隊；有堅實的科研基礎并取得重要研究與實踐成果；能開出古籍數字化方向的核心課程與前沿課程；擁有培養古典文獻數字方向研究生所需要的文科時間創新中心和產學研基地。

5 結語

隨著電子技術的發展，電子圖書、大型數據庫、圖書編撰、出版和閱讀出現了嶄新的局面。中國古典文獻學三維人才培養范式的守正出新，必將帶動“古籍電子文獻學”的興起，為古典文獻學增益全新的研究領域。未來，與數字出版互相補充，共同發展，共同構成現代閱讀形態的兩大體系。因此，學術轉型不可矯枉過正，傳統中國古典文獻學的理論與方法，仍然是古籍數字傳播的根基，仍然是中國古典文獻學的學科標識。

參考文獻

1 黃永年．古籍整理概論［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2 潘樹廣．論古典文獻學與現代文獻學的交融［J］．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4）

3 毛建軍．古籍數字化的概念與內涵［J］．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7（4）

4 達恩頓著．熊祥譯．閱讀的未來［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5 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第十一次全國國民調查結果公布［N］．光明日報，2014－04－22

6 托尼．比徹，保羅．特羅勒爾著．唐躍勤，蒲茂華，陳洪捷譯．學術部落及其領地：知識探索與學科文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篇6

上述三大問題足以嚴重影響《中國古代文論》的教學效果，因此，這門課程的教學改革勢在必行。筆者積累了多年的教學經驗，針對這三大主要問題，對這門課程的教學改革談談認識，拋磚引玉，以期廣大教師提出寶貴的批評意見。

一、《中國古代文論》教學的宏觀意識和教學改革

筆者初從事這門課教學時，常常為找不到一個能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引導他們積極思考的切入點而發愁。后來在教學實踐中，筆者發現以宏觀視角為切入點解剖某一時期或某一文論家的文學觀念、思想、范疇、概念、術語，比較容易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正如武漢大學李建中教授所講：“中國古代文論的發生、發展及演變以儒、道、釋文化為思想背景和精神資源，在思維方式、范疇術語、理論形態等方面都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筆者在講授每一個歷史時期的文學理論時，都緊緊扣住古代文論與儒、道、釋的關系，在中國文化思想背景和精神源流中，把握并闡釋古代文論的演進脈絡和理論精粹。”[1]《中國古代文論》教學的宏觀意識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重視政治、經濟、社會風俗對中國古代文論的影響，找準引導學生主動學習、積極思考的切入點。

2.緊緊扣住儒、道、佛對中國古代文論的深刻影響，拓寬學生的學習視野。

3.讓學生了解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和形式，使之成為學生自主探究性學習的利器。

4.前后貫通中國古代文論知識體系，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

中國古代文論知識體系非常龐雜，閱讀理解的難度很大，而《中國古代文論》課程的教學課時非常少。為了解決這一矛盾，有些老師只挑選兩、三位重要文學理論家進行重點教學，其余只花兩三個課時進行簡要介紹，有些老師則相反，以史代論，全部拉通，面面俱到，讓學生淺嘗輒止。這兩種課程安排都不利于學生學習，前者是零碎的，后者是粗糙的。因此，教師要處理好宏觀與微觀的關系，用宏觀意識幫助、引導學生搭建知識體系，理解中國古代文論的內在精神，用微觀填補、夯實宏觀。因此，教師在教學中要樹立微觀意識，從細處著手，讓學生真正學有所得。所謂微觀意識，就是教師高度重視古代文論文獻，從字、詞、句入手，引導學生通過對文獻的細讀，領悟中國古代文論的內在精神。

二、《中國古代文論》教學的比較意識與教學改革

教師在教學中樹立比較意識，有利于拓寬學生的知識視野，增強他們從多側面、多角度理解問題的能力。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比較：

1.中國和西方文論比較

中國和西方文論關于文學本質、文學功能、文學創作規律、文學表現手法及范疇、概念、術語等具有很強的可比性，教師在教學中可以進行適時、適度、合理的比較。第一，關于文學本質，中國和西方都有“反映論”和“情感說”，二者的異同；第二，關于文學功能，中、西都認識到了文學的審美功能和意識形態功能，二者的異同；第三，關于文學創作規律，如“靈感”、“直覺”，中、西文論家都有很細致、很深刻的描述、論述，二者的異同；第四，關于文學表現手法，如中、西小說理論，都有人物形象論、情節論、結構論，二者的異同；第五，關于范疇、概念、術語，如中、西都有審美意象相關理論，二者的異同。在比較中西文論時，一定要結合中、西的歷史文化背景進行分析，如關于對文學功能的認識，古希臘思想家主要從討論悲劇功能開始的，而中國則主要從論述《詩經》的作用開始，主要因為觀看戲劇演出是古希臘人生活的一部分，《詩經》對中國春秋時期的政治有很大影響，諸侯國家都很重視“詩”，外交使節往往通過“觀詩”了解出使國的政治狀況和社會風俗。

教師如果善于把中、西文論聯系起來教學，那么不僅會增強課堂的學術氛圍，而且會大大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2.中國同時期文論家關于某一文學觀念、范疇的比較

唐代王昌齡、皎然、劉禹錫等文論家都討論過“境”這一重要范疇，筆者在教學時引導學生找出這幾人關于“境”的相關論述，重點進行比較分析，探究其中的相似和不同。通過比較學習，學生了解了意境范疇的演進史，進一步理解了現代意境范疇的本質內涵。

3.對中國不同時期相似文論的比較

上文已經提及，中國古代文論有很強的承繼性。何以讓學生深刻理解這種承繼性？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比較分析。司馬遷提出“發憤著書”說后，有不少古代文論家繼承發展了這一重要的文學創作動機理論，比較而言，韓愈的“不平則鳴”說影響更大。因此，講到韓愈文學思想時，筆者從歷史文化背景、內涵、影響等方面對此進行了重點比較分析。

韓愈提出“文以明道”說，宋學家提出“文以載道”說，如果不進行比較，學生就很容易把這兩種文學觀念完全混淆。筆者首先重點分析了“明”與“載”的不同含義：“明”并沒有把文學當成“道”的工具，而“載”則完全否定文學的獨立性，宋學家只是把文學看成“道”的工具，其次分析了韓愈所說“道”和宋學家所說“道”的內涵并不完全一樣，韓愈的道就是儒家之“道”，而宋學家的“道”雖然以儒家之道為根本，但吸收了道家和佛教思想。通過比較，學生對中國古代這一重要文學觀念有了更明晰的理解。

教師教學中運用比較法需要注意以下問題：第一，不可隨意，選擇重大理論問題進行比較；第二，課堂時機要選好，有時需要用比較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有時需要通過比較畫龍點睛，有時需要用比較進行總結，有時需要通過比較引發學生探索未知領域的熱情；第三，找準同和異的焦點問題，不可面面俱到；第四，點到為止，更多問題需要學生自己課后查閱相關資料進行比較。

三、《中國古代文論教學》的現代意識和教學改革

《中國古代文論》教學的現代性指兩個方面：一是教師樹立用現代文學理論、研究方法闡釋古代文論的思想意識；二是教師有充分運用現代科學技術提高教學效率的意識。關于第一個方面，各種《中國古代文論》教材編寫者都注意到了，教師只要在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視并加強對現代文學理論的學習就能做到。關于第二方面，教師必須能熟練使用現代多媒體技術和網絡圖書資源查找資料。

1.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教學古代文論的總的指導思想和根本方法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中的實踐觀、聯系觀、發展觀、矛盾觀等哲學觀念都對中國古代文論教學和研究工作有很強的指導意義。如“實踐觀”，中國古代文論都是對文學活動實踐的總結；“聯系觀”，上文也有論述，中國古代文論與政治、經濟、哲學、宗教都有很緊密的關系；“發展觀”，中國古代文論的承繼性很強；“矛盾觀”，中國古代文論的很多觀念具有矛盾、辯證統一的特點，如“文”與“質”、“實”與“虛”、“陰”與“陽”、“和”與“同”、“近”與“遠”等，正是這些充滿辯證性的觀念催生了豐富多彩的文論思想、范疇。

2.教師要合理運用現代文學理論、美學發展的最新成果

篇7

中圖分類號:I05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0)05-0010-02

花文化是中國獨特的文化現象。中國人愛花、蒔花、賞花、餐花,各種花以獨特的方式深入中國人的文化生活。中國傳統文化賦予了她們不同的文化品格,認為花中蘊含著文化,凝聚著品德和氣節。

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桂花文化首先來源于它的栽培和利用的實踐。戰國時期,人們就重視桂,把桂作為珍貴的植物、飲食的配料、建筑的材料、裝飾的花卉。漢代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桂花成了著名花卉,南方產的桂花,被紛紛引種于宮苑、庭院和寺廟。除了觀賞、食用,古人還將桂花入藥,制成香囊和化妝品。在中國桂花文化中,除了月中桂樹的傳說,還有攀折桂花的典故。由于神話的流傳,文人的歌詠,百姓的日用,風俗的流播,中國桂花文化的脈絡日見清晰,積淀日益深厚,桂花被賦予了清高、高雅、榮譽、長壽、吉祥等文化含義,從而構成了中國桂花文化意蘊體系。這一體系又分為俗、雅兩個層面。俗的一面,包括長壽、吉祥等含義,在民俗文化里得到了傳承;雅的一面,如清高、高雅、榮譽等含義,則在詩詞藝術里得到了固定。千百年來,我國詩人吟桂詠桂,通過自己的想象,在細如金粟的桂花中建立起了一個豐滿的精神世界,詩詞成為桂花文化的一種重要載體。透過中國古代詠桂詩詞,桂花被賦予的象征意義、所負載的文化信息呼之欲出。這里舉出數例,略作分析:

一、清高――楚辭遺緒,隱逸情懷

桂花“清高”這一文化含義,源自愛國詩人屈原的歌詠。桂花幽獨自賞,凌寒不凋,正好與“清者自清”的人格期許相吻合。屈原《遠游》中“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的句子,借桂花凌寒不凋,表達自己孤標傲世、獨領的品性。西漢淮南小山為憫傷屈原而作的《楚辭?招隱士》,有“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蜷兮枝相繚”,“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等詩句,以桂樹甘于幽谷的寂寞而猶自散發清香的品格,來比喻屈原不與朝中奸佞小人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這些句子穿插在楚辭的字里行間,還是屈原以香草喻人的余緒。這一余緒被后世詩人繼承了下來,常用桂花比喻人格之高潔。唐李白的《詠桂》即是如此:

世人種桃李,多在金張門。攀折爭捷徑,及此春風暄。一朝云霜下,榮耀難久存。安知南山桂,綠葉垂芳根。清陰亦可托,何惜樹君園。

詩中用對比的手法,寫出了桃、李和桂花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和結局,借以影射顯赫一時的朝中權貴,一旦失寵于君主,榮耀就難以保存;而借喻為山野桂樹的李白本人,卻能悠然自得,安居昔日的莊園,其格調高下也由此可見。

桂花清雅高潔,香氣濃郁,卻往往生長在偏遠的巖谷,所以古人多以桂樹、桂叢描寫隱士生活,其中包含有“清者自清”、“幽獨不遇”等復雜含義。這既是桂花的生長習性的比附,也是《楚辭?招隱士》的衍生發展。古詩詞中,詩人常常憫桂之幽獨,悲士之不遇。以唐人于武陵的《山上桂》為例:

日暖上山路,鳥啼知幾春。忽逢幽隱樹,如見獨醒人。石冷常開晚,風多落亦頻。樵夫應不識,歲久伐為薪。

春暖花開、鳥語花香之時,詩人興致勃勃走上山路,看到幽隱于山林之中的桂樹,不覺心頭一動,猶如見到了獨醒之人。這種感覺,表現了詩人對桂樹由衷的賞愛。將桂樹比作獨醒之人,在眾人皆醉之時,表明其不隨流俗。可是,“石冷開常晚,風多落亦頻”,桂花的處境之艱,使人聯想到人的成功又是多么不易。桂花樹本來不俗,卻淪落山中無人賞識,開難落易,天長日久又被樵夫砍伐為柴薪。桂樹可悲的命運,歸根結底是處地僻遠所致,詩中明顯流露出哀怨之情,寄托了諷世之意。

二、高雅――天上名種,人間異香

桂花“高雅”的文化意蘊,源自月中桂樹的傳說。這一傳說最早出自《淮南子》:“月中有桂樹。”唐段成式《酉陽雜俎》中說:“舊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古人以花喻人,謂人有才情趣,花有色香韻。桂花來自天上的名種,又散發出馥郁的香味,因此古來詠桂詩作,多從月桂傳說和芳香著眼,強調桂花來自天上月宮,不是人間之種;描摹桂花風前幽香暗度,月下神韻優雅,襯出其獨特的風采。如李嶠的“枝生無限月,花滿自然秋”,李商隱的“昨夜西池涼露滿,桂花吹斷月中香”, 楊濟翁的“天上人間高度影,月下風前自在香”,楊萬里的“身在廣寒香世界,覺來簾外木犀風”等等,描摹桂花的香韻,贊美桂花的優雅。請看謝懋的《霜天曉角?桂花》:

綠云剪葉,低護黃金屑。占斷花中聲譽,香與韻、兩清潔。勝絕。君聽說,是他來處別。試看仙衣猶帶,金庭露、玉階月。

上片寫桂花高潔優雅的氣質,“綠云剪葉,低護黃金屑”,描繪桂花枝葉的形狀、花的色澤,寫出了桂花與其他花卉的不同;“占斷花中聲譽,香與韻、兩清潔”,一語道破了桂花的佳妙之處。下片承上片趣旨,極度贊美桂花的“勝絕”之處。之所以“香與韻,兩清潔”, 是因為它出身不同于凡花,來自天上天宮的金庭、玉階:“君聽說,是他來處別。試看仙衣猶帶,金庭露、玉階月。”這里借月中桂樹的傳說,狀眼前月光皎潔、桂枝飄香的優雅實景,道出了桂花的聲譽來自高貴的出身。

再如宋代陳亮《桂枝香?觀木樨有感寄呂郎中》,狀寫桂花之神韻,抒發詩人的胸懷:

天高氣肅,正月色分明,秋容新沐。桂子初收,三十六宮都足。不辭散落人間去,怕群花、自嫌凡俗。向他秋晚,喚回春意,幾曾幽獨!是天上余香剩馥。怪一樹香風,十里相續。坐對花旁,但見色浮金粟。芙蓉只解添愁思,況東籬、凄涼黃菊。入時太淺,背時太遠,愛尋高躅。

詞里說,皓月當空,天穹如洗,天宮收儲桂花已足,桂花于是散落人間。因為桂花唯恐春天群花自慚,所以綻放在這秋天的夜晚。桂花正自深情眷注人間,意在喚回遠去的春天,又何曾感到幽獨?怪道此花香飄十里,原來它是天上的余香!坐在桂花樹旁,但見花色金黃,花小如粟,而聯想到秋日芙蓉,只能令人頓添愁思;東籬黃菊,不過助人凄涼,而桂花不諳人情世敵,遠離時俗,心志是如此高潔!詞中詠嘆桂花的雅量高致,光明磊落的胸懷,詞中有人,呼之欲出,表現出詞人人格光采四照,肝膽相照。這首詞標新立異,格調高雅,但也是由天上之種、奇異之香生發開來的。

三、榮譽――蟾宮折桂,出類拔萃

古人常借折桂之典故,勵進取之壯志。折桂的典故,出自西晉時的郄詵。郄詵通過薦舉賢良對策被皇帝選中,升為雍州刺史,晉武帝問他自以為如何,他答道:“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這是用桂比喻人才出類拔萃的開始。隨著科舉制的出現,人們又援引這一典故,用攀桂、折桂、蟾宮折桂來稱科舉考試得中。由此推衍,又把科考稱為“桂科”,把登第人員稱為入了“桂籍”,現在,人們也常用折桂、蟾宮折桂來稱在考場、賽場上取得好名次。以元代謝宗可的《月中桂花》為例:

金粟如來夜化身,嫦娥留得護冰輪。枝橫大地山河影,根老層霄雨露春。長有天香飛碧落,不教仙子種紅塵。折來何必吳剛斧,還我凌云第一人。

詩人介紹了嫦娥與廣寒宮里桂樹的生長和開花盛況,接著又信心十足地宣稱:無需吳剛代勞,我將應試發跡,自去月中折桂。不過,從格調而言,謝宗可這首詩不及晚唐桂州(今桂林)人曹鄴的《寄陽朔友人》:

桂林須產千株桂,未解當天影日開。我到月中收得種,為君移向故園栽。

曹鄴流寓長安十年,多次應舉考試,終于在大中四年(850年)中了進士,驚喜之余,他寫下了這首詩。桂林歷史悠久,秦始皇時就設置了桂林郡。既名桂林,就應盛產桂樹,因此曹鄴希望借自己中進士的契機,采得月中的桂子撒向故鄉,使故鄉的桂花能遮天蔽日地開放,出現更多的人才。

桂花清高、高雅、榮譽等文化意蘊,以情景相融的詩詞藝術形式固定下來,傳播開來,成為反映我國傳統文化心態的一個載體。佛經上說,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進入詠桂詩詞這個豐滿的藝術世界,我們欣賞的不單是文學作品,而是在領略中國花文化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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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國古代建筑可以說是東方的文化以及哲學的載體，不但本身有著非常高的文化底蘊，同時在其平面以及外觀上也能給人們一種生動并且實際的美的感受，在全球的建筑史的中所展現出了一種獨特的特點。我們國家的建筑學界對于我國的傳統建筑文化及時有一些關注，可是對古代建筑文化特色的研究和探討還是很不常見的。積極的總結我國古代的建筑特點，對我們對傳統建筑文化的內涵的理解和把握以及繼承還有發揚優秀民族文化，以及對民族傳統建筑的弘揚是有著非常重要意義的。

一、展現了我國古代建筑文化的主題

中國古代淡于宗教、濃于倫理的舊的文化傳統，主要是和人與自然的親和、天人合一的時空意識相互統一的，我國人文化中有著一種支配的地位神一般都是屬于一種自然神，所以以倫理代替宗教，也就是整個中國文化的一種基礎的品格。主要講的是上下尊卑的一種禮制，在舊的文化中是包含了極大的影響力，以及有著最大的文化范疇。我國古建筑的不同門類也都展現出了相應的倫理文化的主題，可以說在一定程度我中國古代建筑文化也屬于是一部開展于東方大地的倫理學的鴻篇巨制，也是倫理的宗教化和審美化。到封建社會的末期，這樣的一種制度在社會每個方面都已經發展到了極限。宋代的營造法式以及清代的工部工程做法則例可以說屬于建筑著作的代表，規定了嚴格甚非常嚴厲的建筑工程的做法，這也是按照倫理的原則作為最高的文化思維尺度進行的。

二、風水對中國古代建筑的影響非常巨大

中華人們把大自然當做是母親和故鄉，普遍的理解為人和自然是血肉聯系的、并且是相互對應的，人離不開自然，所以也就體現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人和自然相親和的這種哲學思想。如《周易》關于天和地以及人相互協調的思想以及老莊的道法自然和我自然以及返璞歸真的思想。在古代的人們只可以棲息在山洞土穴的時候，按照需求就選擇了臨水和向陽以及背風的地方進行居住，主要是為了方便保溫和防潮以及防獸還有防火，一直到了當代，人們在進行房屋的選擇和建房屋也都要看風水，在山區則主要是以山為主，選擇枕山和環水還有面屏以及向陽的地方；在平原則是以水為主要的依靠，選擇四面水繞和背河的地方，就是說要選擇整體的環境較好的地方，也就是風水好的地方去進行建筑。這是符合科學的選擇。可以理解為風水學中有不好的東西也有合乎自然規律的東西，比如強調建筑還有其設計一定要注意建筑物和自然環境的緊密配合以及協調的關系，特別是是在風景秀麗的地方進行建筑，選址以及建筑物的體量和高度以及色調等，都一定要和景區的整體氣質進行協調統一，不然可能就會產生對景區景觀的人為的破壞。對風水術的科學內涵以及它的封建迷信外衣一定要進行區分。風水術在一定的含義上說就是通俗化的中國易學理論。在這樣的深厚文化的影響下，我國歷史上的興國建邦和城市選址，和相宅都運用了風水術，佛教寺院的選址以及古代建筑的每個方面也都有風水理論滲透其中。

三、農業的文化對中國古代建筑起到了決定的作用

文化的材料模式以及組成的語匯。我國古代建筑通常都是都比較平緩，又能夠讓建筑群體在地面上向周圍進行有序的展開，以象征嚴肅的人間的倫理秩序并且時我國古人又受陰陽和五行說的限制，覺得木頭蓋的房子就是陽氣的體現以及生命的所在。這就讓中華文化的發祥地黃河流域的中華先民，不但有著取之不盡的森林木材以及適合用不同的方法建筑房屋的黃土，也更喜歡用木頭建造房子，于是土和木就成了中國古代建筑使用的主要材料。而以土和木兩種材料的摻和選擇，也就決定了我國古代建筑的技術和結構以及空間組合還有藝術的形象。

四、以詩的性情做為主要的思想的自然風景式

園林可以說在我國古建筑中有著主要的地位，也是我國古代建筑文化風格獨特的建筑之一。我國古典園林的特點是因地制宜和掘地造山，布置房屋和花還有木，并選擇環境，組織借景，組成有著自然情趣的園林。還通過對大自然風景素材的概括以及精煉，建造出的理想意境，是自然景觀的展現，不只對自然的單純仿造。它總是把玲瓏小巧的建筑物巧妙地組織在山和水之間，令之每一景都有詩情畫意，任何空間空間都有浪漫的情調。這種詩情畫意通常都展示著主人以及士大夫階級的思想情調，以追求悠閑雅逸的意趣為原則，并且也讓我國古代園林的布局還有一些具體作法有著山水畫式的獨特的風格，這正如建筑大師梁思成先生所講，中國園林就是一幅立體的中國山水畫，這就是中國園林最基本的特點。這也是它和別的國家的自然風景式園林唯一不同的地方。并且，老舊的建筑形式和裝飾以及色彩，還有繪畫和文字、雕刻以及詩詞的方面也和中國古代建筑文化有著不能分割的關系，通過它們能夠更深刻地理解以及研究我國古代建筑文化的一些特征。更加準確的了解我國古代建筑的深刻的文化內涵，掌握中國古代建筑文化的內涵及其特征是研究以及設計還有保護和搶救、弘揚民族傳統建筑的主要組成。

結束語

總體來說，在世界上的建筑文化的發展上，研究中國的古老建筑的平面外形還有其自身的深刻文化內涵，對我們繼承以及弘揚民族傳統建筑和民族精神，并且更好地吸納一些外國優秀建筑的建筑特點，豐富還有發展民族傳統建筑文化，創新現代建筑藝術，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羅哲文.論中國建筑文化中國建筑文化大觀[C]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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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I20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9-8631(2010)04-0081-02

一、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型引出的話題

曹順慶先生提出中國現當代文論所患“失語癥”問題和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型構想,使得中國現當代文論建設問題變得復雜起來,不少研究中國文論的學者深入到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型上,要用轉型后的古代文論而不是西方文論作為構架來醫治“失語”的病癥。其實,中國的現當代文論是過去沒有的,正因為如此,它與中國古代文論的關系才顯得如此敏感。因為“失語”了,所以要“轉型”已有的語言話語,朱立元先生是這樣概括這一關系的:“以中國古代文論為基礎,實現現代化的轉型,重建我們自己的文論話語,正是根據這個失語癥的診斷開出的藥方。”[1]曹先生的觀點受到質疑是必然的,有不少學者就認為“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型”是一個偽問題或者是一個誤導性命題。[2]因為古代文論與現當代文論分屬兩個不同的系統,古代文論現代轉型的必須也只能是古代文論自身在現代視野下不斷進步的必須,而不是以古代文論為構建主體來取代現當代文論從而獲得話語表達的必然。曹先生對劉若愚先生的《中國文學理論》心存質疑,認為劉先生的著作中的中國文論已失去了應有的特質。事實上,劉先生并不是在進行現代轉型而只是古代文論的現代闡釋,而這樣的闡釋也常常會因為古代文論自身缺乏思辨理性的特點而出現把握上的困難,比如將要討論的《中國文學理論》。

對古代文論作系統化的努力,劉若愚先生的不懈探討是一個實例。他的《中國詩學》、《中國文學理論》、《語際批評家》和《語言?悖論?詩學》等英文專著,開創了融合中西詩學以闡釋中國文學及其批評理論的學術道路。中國文論的系統化主要體現在他影響巨大的《中國文學理論》中,我們以此為例來探討與古代文論的現代闡釋問題。我個人認為,對這一問題的認識,至少應該涉及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中國文學理論》不是探討古代文論現代轉型的專著,而是融合中西詩學來闡釋古代文學及其理論的問題。如果也把它看作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型,那么轉型的定義就不是曹順慶先生所謂的“轉型”,它是古代文論在當下的現代闡釋,而不是現當代文論的古代文論化;二是以圖表出現的系統化文論,已經具有了適合各民族文學的普適性特點――盡管是用中國傳統文學及其文論來說明這個圖表,所以中國文論的特點相反沒有得到突出;三是古代文論有因整體性思維而排斥系統化的傾向,所以對之進行系統化非常困難,劉先生劃分的六大理論也就出現了彼此之間常常互通,而劃分界限不甚分明的無奈。

二、古代文論特質在著作中的失卻

《中國文學理論》是在借鑒艾布拉姆斯的理論的基礎上,根據研究對象中國古代文論的特點加以改造,從而形成的關于中國詩學的系統理論。劉若愚變艾氏的三角圖表為具有流動特點的環形圖表,在文學審美的四個階段中推導出六大理論:形上理論、決定理論、表現理論、技巧理論、審美理論和實用理論。劉先生的借鑒當然是中西詩學的融合,而這一融合本身就是作者創作本書的目的之一。他在全書的《導論》中提到撰寫目的時說:“第三個目的是為中西批評觀的綜合,鋪出比迄今存在的更為適切的道路,以便為中國文學的實際批評提供健全的基礎。”[3]中西批評觀的綜合是為中國文學的實際批評提供基礎,而我們從整個著作所論述到的文學實踐上看,它涉及到的都是古代文學而無現當代文學,所以說劉先生的努力,是在進行古代文論的現在闡釋,而不是在轉型古代文論并使之在現當代文論中構成我們的主流話語。在前面,我們為什么要從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型作為引子來談《中國文學理論》呢?這是因為曹順慶先生是從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型的角度來看待《中國文學理論》的,并認為以西方理論話語來梳理中國的文論是行不通的。他在承認該書巨大的影響后說:“但平心而論,由于以西釋中,完全以西方理論話語來切割中國文論,不可避免地會曲解中國文論,甚至弄得面目全非,失去了中國文論應有的特質。”[4]這與曹先生的一貫觀點相一致,他認為只有從中國文論自身的角度才能理解中國文論,才能實現其現代轉型。這似乎是一個悖論,因為沒有西方話語就不可能有現代性,而排斥西方話語的現代轉型,當然就只能是一句空話了。

但是,曹先生的“失去了中國文論應有的特質”的話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在闡明自己的撰寫目的時,劉若愚先生提到的第一個目的即是關于“世界性文學理論”的建立的,他說:“第一個也是終極目的,在于提出淵源悠久而大體上獨立發展的中國批評思想傳統的各種文學理論,使他們能夠與來自其他傳統的理論比較,而有助于達到一個最后可能的世界性文學理論。”[5]問題是,此目的是通過古代文論與其他文論的比較,在比較中找出古代文論的特質,然后用這些特質作為其他文論的缺失來充實和補充,從而與其他文論一起構成世界性文論呢;還是通過比較,然后說明我們的文論也具有普適性意義,它們與其他別的文論因擁有共通性而與其他文論一起構成世界性文論?詹杭倫在對劉若愚理論系統進行整體評價時,引用了馬克思關于人同世界的關系的一段論述:“勞動首先是人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過程。”[6]然后詹杭倫說:“這種‘物質變換過程’自然是雙向而不是單向進行的藝術創作也是一種生產勞動,中國古典美學的‘心物交融說’,正是對這一藝術生產中的‘物質交換過程’的形象說明。”[7]古代文論如此去套西方業已成型的理論,其自身思維的渾整性和表達方式的會意性等特質將找不到屬于自己的立足點。詹杭倫對劉若愚的認識是準確的,因為劉若愚的方法大多是在用中國古代文論的學說去印證文學理論的普通規律。比如,不少學者附和著指出中國文論中有很多關于“決定理論”的論述,如《文心雕龍?時序》中的“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并用此來批評劉若愚的“決定論的概念在中國文學批評中,沒有詳細的論述”[8]的觀點。這里不對劉若愚關于“決定理論”判斷的得失進行討論,而是從方法論上看,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他是在肯定存在著普遍意義的“決定理論”的基礎上,來檢討中國文論是否在充分地反映具有普遍意義的世界文論,其結果是不從中國文論自身出發,中國文論的特質就得不到很好的體現。

三、中國古代文論具有排斥系統性的特點

與西方文論強調從概念到范疇的邏輯演繹和學科體系的構建不同,中國古代文論有其自身的特點,總的來說,“中國古代文論偏重于直覺、頓悟和對感性體驗的描述”,具有整體性思維特點。趙先生認為中國古代文論在表現形態上較為顯著的特點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1.審美的主體性。強調審美主體在藝術實踐中的意義,側重從主體角度去規定藝術的本質;2. 思維的渾整性。即注重從整體上去把握和體悟審美對象,一般不作解剖式分析;3. 表達方式的會意性。因強調審美的主體性,直覺、頓悟和對感性體驗的描述就必然因個人因素而具有會意特點。這些特點表明了中國古代文論是在自覺地排斥抽象理論、排斥系統性。

前面說了劉先生的努力,是在進行古代文論的現在闡釋而不是在轉型古代文論,但就即使是在進行古代文論的現代闡釋,也因為古代文論本身具有的排斥系統性的傾向,而使劉若愚的系統努力出現了諸多的無奈。最明顯的地方是他劃分的六大系統之間在很多方面都是相通的,它們具有的相通性實際上是中國古代文論自身特點在與分類的做法進行的無言對抗。比如“技巧理論”與“表現理論”。劉若愚在書中舉了高適的詩論:“詩之有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辨其體,意以達其情,趣以臻其妙”。“格”是指文學體裁格式,“意”是指思想內容情感,“趣”是在前兩者的基礎上形成的審美特性。這三者是一個整體,我們不能把“格”看成是“技巧理論”而把“意”、“趣”看成是“表現理論”。所以劉若愚自己說高適的詩論“并非純粹是技巧理論,而是含有部分的表現理論”。[9]而詹杭倫更是認為:“這兩種理論既然難以區分,也許就沒有截然分開的必要”[10]。另外還有“實用理論”與其他理論的相同。因為理論被劃分切割了,各自分開的理論就出現了相互結合處的空白,這樣就反過來讓人感到六類理論不能概括所有的文學理論,于是作為對劉若愚的六大理論的補充,詹杭倫提出了理論[11],臺灣的黃慶萱提出了十大理論。這樣的分割有損害中國古代文論的整體性危險。我認為,中國古代文論只能在模糊中把握,如果非要進行系統歸類的話,也應該突出系統中的反系統特點,突出各種理論之間的流通。

當然,劉若愚改進的艾氏的“文學四要素”所構成的理論,闡明了文學理論的主要構成:文學本體、文學創作、作品構成和文學接受,是一項有創建性的工作。它在當代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為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接受。我們提出的問題,只是從中國文論自身考慮,提請專家們注意,在中國文論的現代闡釋中不能讓中國文論自身的特質流失。

參考文獻:

[1] 朱立元.走自己的路――對于邁向21世紀的中國文論建設問題的思考[J].文學評論,2000(3).

[2] 尹奇嶺.偽命題: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型[J].理論與創作,2003(3).

[3][5][6][7] 劉若愚.杜國清譯.中國文學批評[M].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4.3.129.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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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漢語是高校中文專業的一門基礎課程，其涵蓋的知識相當廣泛，包括文學、歷史、哲學、語言學，還涉及天文、律歷、姓氏名號、禮儀風俗、車馬宮室、職官地理等相關知識，這些內容本身就是我國幾千年傳統文化所在。當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揚已經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指出：“體現一個國家綜合實力最核心的、最高層的，還是文化軟實力，這事關一個民族精氣神的凝聚。”浩如煙海的中國文化典籍蘊含著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這些典籍大多以文言文寫成，古代漢語課程的主要講授對象就是文言文，因而在課堂教學中，必須把中國傳統文化體現出來，以實現古漢語教學的文化傳承功能。現結合筆者的教學經驗，對如何在古代漢語教學中傳承中國傳統文化提出一些看法。

一、從漢字入手，注重解析語言文字所蘊含的文化內涵

中華民族文化是世界上沒有斷流的文化，漢語漢字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載體，其本身也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若能利用漢字表意性強的特點，結合字形分析，不僅能讓識記古詞匯的過程更容易，同時也能讓學生從中了解中國語言文字所蘊含的文化內涵，因為對學生來說，從漢字入手了解中國傳統文化，這是最直接的途徑。以下略舉幾例。

1.從漢字入手，了解古代的宮室建筑。

《周易系辭下》（包犧氏之王天下）載：“上古穴居而野，後世}人易之以宮室。”《說文》：“穴，土室也。”字形從“宀”，像房頂，下應為“凵”，組合起來，其實“穴”是一個半穴居的土屋，下“凵”是向下挖掘成口袋狀的洞穴，“宀”是在地面上用草扎制的屋頂。段玉裁注：“引申之凡孔竅皆為穴。”《說文》：“宮，室也。”徐復《說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據半坡圓形房屋遺址復原，其房屋乃在圓形基礎上建立圍墻，墻之上部覆以圓錐形屋頂，又于墻中部開門，門與屋頂斜面之氣窗孔呈‘呂’形，此種形制房屋，屋頂似穹廬，墻壁又似環形圍繞，故名為宮。”

通過字形分析可見，最初人們是選擇天然的洞穴居住的，后來發展到半穴居的土屋，后來才有地面式建筑。

《晉靈公不君》載：“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這里有兩個動作“登”“下”“趨登”，教材注釋：“快步走上堂去。”那為什么要有“登堂”和“下堂”之說呢？“堂”，《說文》：“堂，殿也。從土，尚聲。”字形從“土”，意思是堂下有用土夯成的地基，所以“堂”是有屋基的正室，因為地勢較庭為高，所以有階，進入堂就有一個登階的過程，堂后有室，故而成語有“登堂入室”，文選中也就有“登堂”和“下堂”之說。

2.從漢字入手，了解古代的車戰。

《燭之武退秦師》載：“晉軍函陵，秦軍錟稀！苯灘淖⑹停骸熬，用如動詞，屯兵。”《說文》：“軍，圜圍也。四千人為一軍。從車，從包省。”段玉裁注：“包省當作勹，勹，裹也。，勹車，會意也。”“軍”是個會意字，從“勹”從“車”。朱芳圃《殷周文字釋從》：“字從車，從勹，會意。古者，車戰，止則以車自圍。”

古代以車戰為主，以戰車為中心，一輛戰車上有甲士三人，有步卒七十二人，合稱一乘。軍隊駐扎時，用兵車作為掩體，圍繞在軍隊駐扎地的周邊。所以，“軍”可作動詞表示“屯兵”，后引申作名詞。

3.從漢字入手，了解古代的禮儀。

《晉靈公不君》有“稽首”這種禮節，如何行禮？《說文》：“稽，留止也。從，從尤，旨聲。”“稽”是“停留”的意思。孔廣居《疑疑》：“，木之曲頭止不能上者也；尤者，色之美者也；旨，食之美者也。美食、美色皆足以留滯人。此三體會意也。”可見，“稽首”這種禮節在行禮時，頭要在地面上停留一段時間以示尊敬，應當是一種比較鄭重的禮節。

二、合理補充教材，注重文史知識的講解，促進傳統文化的傳承

古代漢語文字繁難，學生很容易有畏難情緒，常常是學生學得苦，教師教得累。若能將生澀的文言文放在豐富多彩的文化背景中，不僅能夠使學生加深理解，讓課程妙趣橫生，更能促進傳統文化的傳承。以下略舉幾例。

1.適當補充相關歷史背景的介紹。

《宮之奇諫假道》載：“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復”是“再一次”“又一次”的意思，有學生追問：“第一次借道是什么時候？”教師就需要補充《左傳?僖公二年》所載：“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于君，君昵之，雖諫，君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從中，學生既了解了第一次借道的經過，也對虞侯的貪婪以及宮之奇勸諫不成的原因有了一定的了解。

《齊桓公伐楚》載：“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齊桓公伐楚，為什么要侵蔡呢？補充《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中的有關記述：“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為稽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為菁茅不貢于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為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因遂滅之。此義于名而利于實，故必有為天子誅之名，而有報仇之實。’”通過《韓非子》的記述，我們既了解了文選所記事件發生的歷史背景，同時對管仲的深謀遠慮也有了初步的認知。

2.適當補充相關風俗的講解。

《段于鄢》載：“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鄭武公在申地娶女子為妻，為什么要到申地娶妻呢？原因是“同姓不通婚”的風俗。鄭國是西周王朝分封的最后一個諸侯國，鄭國最早的諸侯是鄭桓公，他是周厲王的小兒子，是周宣王的弟弟。所以鄭國以“姬”為姓，這就意味著，鄭國的諸侯不能從周王室以及其它的姬姓諸侯國娶妻。而申國為姜姓國，符合異姓通婚的風俗習慣。

《觸龍說趙太后》載：“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有學生奇怪，為什么要握著腳后跟哭泣呢？據劉向《說苑?修文》的記載，古人親迎時，男方要帶上“屨二兩”即鞋兩雙到女家，出嫁女的母親要在夫家送來的兩雙鞋子中取一雙給女兒穿上，然后整理女兒的發笄和衣裙。在穿鞋、正笄、整衣的同時，母親就要作最后的叮囑，讓女兒善待公婆，對丈夫不要生出二心，千萬“無敢回也”。然后，出嫁女拜辭母親，母親在房門口親自把女兒交給女婿。接著，女兒在堂上拜辭父母，在大門口拜辭諸母，最后隨夫上車。“持其踵為之泣”正是母親“取一兩屨以履女”時一個很自然的動作。因為要親手給女兒穿鞋，自然要“持其踵”，而“為之泣”就是一邊給女兒穿鞋一邊叮囑說：“無敢回也”。

3.適當補充相關禮儀的講解。

古人的見面禮分為揖、拜、稽首等。這些見面禮在文選中經常出現，如不加區別，對理解文選會有較大的影響。揖，又稱揖讓，是最普通的見面禮，行禮的時候，左右手食指中指無名指小指并攏，左掌與右掌背交叉或平疊，掌心向內，左右拇指相扣，兩手合抱于胸前，拱手為禮。這種禮節多用于文官。拜，也稱拜禮，古人一般拜兩次，稱為“再拜”，如《齊晉之戰》：“韓厥執縶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這種禮節較揖禮更為恭敬，行禮時，下跪后兩手拱合，低頭至手與心平。稽首則是最為恭敬的見面禮，多用于下級拜見上級，晚輩拜見長輩，臣子拜見君王。行禮時，先拜，然后雙手合抱按地，頭伏在手前邊的地上，頭要在地上停留一段時間以示尊敬，整個動作比較緩慢。《齊晉之戰》所載“執縶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是春秋戰國時期，戰勝國的將領俘虜戰敗國的國君時所施的禮儀，手持絆馬索進前，行再拜稽首之禮，恭敬地進獻美酒。可結合《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所載：“子展執{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展在俘虜陳侯時以同樣的禮儀對待陳侯。

4.適當補充車馬制度的相關知識。

《齊晉之戰》提及齊軍和晉軍主帥所在的戰車以及車上三人的位置，若不明白他們各自的職責，對下文的理解就會有障礙。所以要補充古代戰車中位置的相關規定：古人坐車，以左為尊，所以戰車也是一樣，一般尊者居左，主射；御者居中，主馭；車右自然在右側，手持長矛或長戟，除了保護尊者，防止敵人靠近戰車以外，還必須在車受到阻礙時，讓車子順利前行，故而車右一般都是孔武有力之人。因為主帥的戰車之上有指揮作戰的戰鼓，所以尊者居中，御者居左，車右仍然在車子的右側。

《齊晉之戰》還有“驂\于木而止”一句，所以要補充說明駢、驂、駟。兩匹馬拉一輛車稱為駢，三匹馬拉一輛車稱為驂，四匹馬拉一輛車為駟。駕車的馬是三匹或四匹，就有驂馬和服馬之分，中間負責駕轅的，為服馬，兩邊的馬叫驂馬。

三、轉變觀念，采用多種先進手段和教學方法，完成傳統文化的傳承

教師應當改變教學觀念，古漢語的教學不能僅僅停留在字、詞、句、語法等知識的講解上，更應當精心選取教學內容，塑造學生的品格，注重弘揚民族精神。如在講授《論語》《孟子》《禮記》等儒家經典時，要能結合當前的大環境，引導學生理解古代為人處世的準則：《論語?學而》中注重自身道德文化的修養；《論語?微子》中“我行我義”的精神風范；《禮記?教學相長》中通過不斷學習來發現不足，發現困惑，然后不斷進步；《孟子》：中“富貴不能，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氣。這些內容都反映著我國人民的優秀品質，通過教學能夠讓學生體悟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

教師不能一成不變地沿襲傳統的教學方法，而應運用多樣化的先進教學手段，如運用現代化的多媒體教學手段，用圖片、視頻再現古代歷史、詩詞畫面，引導和激發學生學習興趣，讓學生準確、生動地理解古代文化知識。利用互聯網，通過QQ群培養學生的自學意識，通過提供自學參考書和網站的方式，讓學生有目的、有針對性地自主學習，變被動為主動，真正通過古漢語的教學完成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

參考文獻：

[1][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王力.古代漢語[M].北京：中華書局，1999.

[3]湯可敬.說文解字今釋[M].長沙：岳麓書社，2002.

[4]徐復，宋文民.說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