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中國近代史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材料：“沖擊—反應”曾是國內外史學界解釋中國近代歷史的模式之一。其主要觀點為中國社會存在巨大惰性，缺乏突破傳統框架的內部動力；從19世紀中期開始，西方的沖擊促使中國發生劇烈變化。有人據此圖示中國近代歷史變遷（見圖10）。

根據材料并結合所學知識，評析“沖擊—反應”模式。

（要求：對該模式贊成、反對或另有觀點均可，觀點明確；運用材料中的史實進行評析，史論結合。）

為了準確把握學生的學習狀況，更好地備戰2013年的高考，2012年6月底，筆者組織了淮北市四所省示范高中即將升入高三的學生共199人進行了模擬測試。為了保證測試效果，盡量縮小和高考實戰之間的誤差，雖然筆者選擇了各校基礎知識較為扎實的文科實驗班學生作為測試對象，但測試暴露出來的問題依然令筆者大跌眼鏡。

命題者選取了涉及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范式問題，以學術視野俯瞰高中課程內容，在總結中國人追求現代化歷程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引導學生思考在當今全球化的歷史背景下，中國該如何應對世界的挑戰。命題者希望出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希望看到有創意且論證嚴密的觀點，進而以此引領中學歷史教學的發展方向。但學生答題的現實和命題者預設的理想之間存在著不小的反差，折射出存在于中學歷史教學現實中的偏差。

問題1：199人中，沒有一個人選擇“另有觀點”，沒有一個人能夠提出與“沖擊—反應”模式不同的中國近代史的解釋模式。（當然，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題目中的“運用材料中的史實”）

問題2：23人明確表示反對“沖擊—反應”模式（15人），或認為該模式觀點片面（8人），占總人數的11.5%。這其中只有10人能給出反對的理由，占總人數的5%。但理由無一例外都是干巴巴的一條：“外因決定論”的錯誤。至于其他解釋，如“西方中心論”“邏輯論證上的矛盾性”“預設前提”等等，無一人涉及。

問題3：選擇贊成“沖擊—反應”模式的，占總人數的88.5%，但在如何“運用材料中的史實進行評析，史論結合”方面漏洞百出。具體表現以下幾點：

（1）簡單抄題，不會評析。基本沒有什么評論，更甭提“評析”了。既沒有從政治、經濟、思想等角度對比分析近代西方文明的先進性和近代中國文明的落后性，也沒有從“器物—制度—文化”被逐次認識的角度深入分析西方的沖擊怎樣促進中國“向西方學習”的深化。

（2）有史實無觀點。部分學生自始至終未能清晰表明自己的觀點，含糊其辭，羅列史實，甚至沒有觀點，對題目中要求的“觀點明確”把握不夠。不能充分提煉與運用材料所提供的答題信息，絕大部分同學都只是根據圖片的提示，把“沖擊”和“反應”中的史實一一對應起來，把圖示中的重大事件用文字再重新描述一遍，依次羅列五次“西方的沖擊”所導致的“中國的反應”。

（3）有觀點，但缺乏史實支撐，而且有的觀點明顯偏離材料本意。

（4）史實與觀點明顯不符，分明是反對這種模式，但史實論證都是突出西方沖擊的作用。

（5）缺乏思維力度。僅僅滿足于完成觀點到史實的羅列或做出平行的結論，對該模式的深層內涵理解不夠，缺乏思辨精神，缺乏論證的理論高度。①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理想與現實兩張皮的現象呢？是教學出現偏差？學生基礎太差？老師引導不夠？還是命題者過高估計了中學歷史教學的水平？弄清問題的緣由方能有的放矢地解決問題。經過認真思考，筆者認為原因有三。

1.缺乏學術背景，無法做到高屋建瓴

為什么199名學生中沒有一個人能夠提出與“沖擊—反應”模式不同的解釋模式呢？為什么學生反對“沖擊—反應”模式的理由僅能列出一條“忽視了內因的決定作用”呢？為什么學生不敢清晰表明自己的觀點，含糊其辭呢？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是在平時的歷史教學中，重材料訓練，輕史觀培養。師生缺乏學術背景，無法做到高屋建瓴，遇到超出教材范圍帶有學術性的問題，只能平視或仰視。在平時授課和高三復習時，中學歷史教師雖然會用“沖擊—反應”模式解讀中國近代史，也對“近代化史觀”與“革命史觀”有所了解，但有多少人做過系統的學術梳理呢？有多少人知道“西方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三種模式：‘沖擊—回應’‘傳統—近代’和‘帝國主義模式’”？②有多少人知道“20世紀以來，海內外對于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主要有三種話語模式：一是‘沖擊—反應’模式……二是‘侵略—革命’模式……三是‘早期啟蒙’模式”？③有多少人知道“費正清‘西方中心論’的觀點在70年代以后受到批判，被美國另一中國史專家柯文的‘中國中心觀’所代替”？④有多少人知道“費正清‘沖擊—反應’模式的局限性在于‘西方中心論’‘邏輯論證上的矛盾性’‘過分強調文化因素’‘預設前提’”？⑤……即使有人知道，又有多少老師認為為了應對高考，需要向學生粗線條地介紹“中國近代史的解釋模式”？即使老師偶有涉及，又有多少學生真正用心去記、去想、去思考？

有不少人反映這道題“超綱”了，其實，高考并不要求中學歷史教師進行深入細致的學術研究，只是要求中學歷史教師了解基本的學術動態；高考試題也無意深究考生的學術觀點，而更在意其是否能自圓其說。《課程標準》就特別強調，要“學會從不同角度認識歷史發展中全局與局部的關系，辯證地認識歷史與現實、中國與世界的內在聯系；培養從不同視角發現、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①這道運用史料創設情境的小論文題，真正凸顯了對學生探究能力和創新意識的考查，讓學生在考試中充分體現主體性和建構性，是對新課程理念的最好的詮釋。既與高中課程方案相吻合，又符合高中歷史課程設計的基本思路。不僅沒有“超綱”，而且正是踐行了《考試說明》強調的思想。②對照《考試說明》，反思一下我們的高三歷史教學，是不是眼界太窄了，過于功利了，只顧就題論題了？！

2.囿于教材體系，沒有做到“用教材教”

為什么高達88.4%的同學選擇贊成“沖擊—反應”模式呢？從教材本身來說，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因為教材就是按“沖擊—反應”模式編的，教師就是按“沖擊—反應”模式教的，學生就是按“沖擊—反應”模式學的。例如岳麓版必修二第二單元的標題是“工業文明的崛起和對中國的沖擊”，下設“第7課新航路的開辟、第8課歐洲的殖民擴張與掠奪、第9課改變世界的工業革命、第10課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動、第11課民國時期民族工業的曲折發展、第12課新潮沖擊下的社會生活、第13課交通與通訊的變化”，非常系統地勾畫出第一次工業革命后中西歷史的發展脈絡，非常直接地將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的變化納入西方工業文明崛起的沖擊之中，非常清晰地印證了“沖擊—反應”模式。再如，從二戰后一直到60年代末，費正清的“沖擊—反應”模式差不多成為美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主流，大多數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專家學者們都把作為近代中國的起點。這種劃分表明這樣一個觀點，即“中國近代的革命肇始于中國跟西方的接觸。西方對中國的武力侵略，西方思想和現代技術的輸入是這場革命的原動力”。③因為“沖擊—反應”模式強調的是西方之“沖擊”的決定性作用，所以只能把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④以教材為依托，中學歷史教師對中國近代史的基本傳授模式是：外部沖擊導致內部變化（破壞性的變化和建設性的變化），導致中國人民的抗爭與探索。學生高中三年都是在這種教材體系和話語體系的熏陶下成長的，所以對于“沖擊—反應”模式，他們很難提出反對意見，更遑論“另有觀點”了。平時老師在指導學生復習時，都只是依賴于所使用的教材版本，拘泥于教材的表述，只是“教教材”，而不是“用教材教”，沒有在課程標準的指導下，把教材轉化為學習材料，訓練學生多角度地看問題，培養學生“論從史出，史論結合”，怎能指望學生在考場上面對新材料、新情境、新視角一飛沖天、一鳴驚人呢？正如安徽省歷史教研員徐貴亮老師所言：“奉歷史教科書為圭臬，對教材知識、結論的固化與墨守，對教材以外史識、史料、史論和史觀的視而不見，不僅不利于歷史教師本身的專業發展，對學生知識觀、歷史思維和視野的開放與拓展也是極為不利的。”⑤

3.思維能力不足，難于做到創新發展

本題的答題要求是“評析”，即分析和評論。“分析”是把一件事情、一種現象、一個概念分成較簡單的組成部分，找出這些部分的本質屬性和彼此之間的關系。“評論”是指批評或議論。“評析”本是帶有總結性的認識，是分析持這種觀點的原因和實質。但很多學生的回答卻有史無論，僅僅羅列了某個方面的史實，沒有用史實去說明自己的觀點，沒有將史實和觀點之間建立聯系，沒有做到史論結合，甚至是毫無根據地亂發議論。不能把對問題的認識上升到抽象的理論認識層次，不能從理論上分析為什么持某一觀點，以及這一觀點的本質特點是什么。限于知識背景和答題能力，學生對“沖擊—反應”這一模式唯有迎合，難以突破。只能就事論事，很難做出命題者所期望的有創意的分析、評論。

歷史思維既要有證據，又講究邏輯。沒有邏輯的思維必然是混亂的。①要把證據邏輯化地表達出來，需要平時有目的地進行“論從史出，史論結合”的歷史學習基本方法的訓練。進行這方面訓練的一個基本前提是，根據材料分析得出結論，而不是圍繞結論附會材料。但是，在日常的歷史教學中，脫離材料抽象分析的現象比比皆是，教師分析得“頭頭是道”，學生則聽得“一頭霧水”，還美其名曰：培養思維能力。其結果，除了給學生又生硬地傳授了一個結論，再次增加學生的記憶負擔之外，別無所獲。②

作為中學歷史教師，面對高考命題改革，我們所能做的應當是盡快適應而非單純抱怨。重視高考就應該研究高考試題，從優秀的高考試題中，領悟命題者在教學方面的引領意圖，從中分析教學的差距，從而改進自己的教學，提高教學質量。

1.加強史觀教學，關注學術動態

隨著新課程的實施，從高考全國卷命題到地方自主命題都很重視聯系史學研究的新成果和學術觀點的新變化，以此為命題素材，給學生以廣闊的思維空間，鼓勵學生獨立思考，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地分析問題，以考查其歷史思維能力和探究歷史問題的能力。但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目前的中學歷史教學，雖然引進了史觀，但基本上是蜻蜓點水，浮光掠影的。而且因編撰工作客觀性因素的制約，教科書的觀點難免存在著滯后性，因此，關注史學研究的新成果應該成為新課程背景下高中歷史教師的必修課。教師在備課時應充分利用教學雜志、專業圖書、互聯網等，搜索有關特定歷史主題的研究資料，了解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并將其適時運用到課堂教學之中。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命題改革的導向是迫使中學歷史教師大量補充學術資料，加重學生的學習負擔，而是強調引導學生學會從不同的視角全面解讀歷史。

2.勤于閱讀思考，完善知識結構

如何應對層出不窮的高考新題型？怎樣了解日新月異的學術成果？如何適應不斷發展的教學實際？除閱讀外別無他途。只有通過閱讀，才能主動吸收新的史學研究成果，并將這些新成果合理地運用到自己的教學與復習備考中來。③閱讀有助于舊知識的更新，有利于學術視野的開闊，有益于理解力的提高，使知識結構更趨合理。讀書的廣度決定人生的跨度，讀書的深度決定人生的力度，讀書的厚度決定教學的高度。不會閱讀的學生，是沒有潛力的學生；而不愛讀書的老師，也是沒有希望的老師。面對高考命題改革，中學歷史教師必須樹立終身學習的觀念，廣泛閱讀，厚積薄發。

3.訓練思維能力，培養創新意識

高達88.4%的同學選擇贊成“沖擊—反應”模式也說明平時的教學限制了學生的思維，中學歷史教師沒有充分做到帶領學生從不同的角度去分析歷史問題，學生面對新情境、新問題束手無策。縱觀近年來新課程高考一些歷史試題的材料或結論，常有突破教材束縛、質疑教材觀點的情況，要求考生運用所學知識對其進行解釋或說明，這代表著高考歷史命題的趨向。已逝的過去無法“如實再現”，歷史只能透過史料證據來重新建構。因此，所有的歷史在本質上都是對過去的一種解釋。教師的教學是一種解釋，教科書的表述也是一種解釋。研究者所處的立場不同，也會得出不同的結論；時代背景與學識水平的差異，也會影響到同一個人對同一個歷史問題的評價。④新課程改革提出的“探究學習”，就是要讓學生“善于從不同的角度發現問題，積極探索解決問題的方法”。①因此，課堂上要求學生記憶的應該是那些基本史實，而不應當是歷史認識。中學歷史教師應當積極引導學生對歷史問題進行多角度的分析與理解，教師不應當只是知識的灌輸者，而應當是問題探究的引導者和方法的指導者，注重對學生歷史思維能力的培養。就學生而言，要改變過分依賴教師和被動接受的學習方式，要積極思考、分析歷史知識，特別是要積極參加研究性學習，培養探究問題的能力，在探究、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做到史論結合，做到在歷史思維中的邏輯推理有史實依據。要以問題為主線，強化學生的思維訓練，教會學生整理思路，注意思維的層次性、邏輯性和整體性。②

4.練習歷史論文，學會論證問題

《考試說明》對考試的內容作了概括性的描述，它特別強調要“考查學科素養和學習潛力，注重考查在科學歷史觀指導下運用學科思維和學科方法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③其實，這就是對小論文題型所作的提示。歷史小論文的特點是用史實論證，有論點、有論據是小論文的基本思路。④獲取試題提供的信息，對試題信息的認識、理解和把握是解答小論文試題的前提條件。獲取和解讀試題信息就是全面、準確地理解試題所呈現的圖文內容和命題意圖。首先要讀懂試題探究的學術問題的范圍，即依據試題提煉出一個完整的歷史事物或歷史現象；其次要讀懂設問的角度；最后是解讀試題的要 求。在具體的習題訓練中，要注意避免將開放性的小論文試題當作列舉題解答，只會羅列史實，不會表達觀點；要通過不斷變換材料、變換視角練習“小論文”這種題型，樹立信心，把已有知識靈活應用，形成一家之言，言之成理，把觀點進行提高和升華。要注意做到答題思路清晰，層次分明，文字通順，邏輯性強。在表達過程中要“論從史出”“史論結合”，將自己的思考融入文字中，做到論點鮮明、論據充分、論述有力。

一石激起千層浪，如果真能像第41題的“沖擊—反應”模式那樣，高考命題的“沖擊”導致中學歷史教學的連鎖“反應”，引導中學歷史教師加強史觀教學，關注學術動態；勤于閱讀思考，完善知識結構；訓練思維能力，培養創新意識，引領中學歷史教學改革進一步深入，那真是中學歷史教學界的幸事！

【作者簡介】趙劍峰，男，1969年生，中學特級教師，安徽省淮北市實驗高級中學歷史教師。

篇2

林則徐（1785-1850年）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人。1811年中進士，1838年12月道光帝先后8次召見，商討禁煙事宜，并任命他為欽差大臣，節制廣東水師，赴廣東禁煙。就是這個時候，這位“天朝上國”的士大夫開始直接與西方資本主義進行對話、斗爭。他表現出了中華民族高貴不屈的品質，充分顯示出了一位偉大愛國者的素質，這種高貴的愛國心不僅表現在中，而且貫穿了他整個一生，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形成了他的愛國主義思想。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注重保護民族權利

當英國及其它國家商人大量向中國販賣鴉片，直接損害人民利益時。林則徐向道光帝上書：“鴉片泛濫將使中國數十年后出現兵弱銀涸的嚴重局面。反對白銀流向國外。中國的財富，寧可“損上益下”，也決不可“漏向外洋”。這種初步的民族意識，是林則徐愛國主義思想突出的特色，也是近代愛國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鴉片泛濫以后，他曾親自向江蘇蘇州、湖北漢口一帶“禾閭聚集之地”的“行商鋪戶”進行實地調查，了解到民族經濟遭到破壞和商人破產的現實之后，他指出：“行商鋪戶…僉謂近來各種貨物，銷路皆疲，反二三十年以后，某貨約有萬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數，問其一半貨何售，則一言以蔽之曰，鴉片煙而已。”這種認識，初步了解并且觸及到了中國的近代問題，即利權問題，這是后來一切愛國主義者所要尋求解決的重要課題。“挽回利權”的愛國主義口號即是根據這個事實提出的。所以林則徐一到廣州就堅決表示：“若鴉片一日未決，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終止之理！”這說明，林則徐的愛國主義思想，初步觸及保護民族權利的內容。同時，他反對鴉片泛濫較多地著眼于大多數百姓遭受毒害的后果，這些都是他在當時所達到的思想高度。

二、尋找富國之路

林則徐的民族意識還表現在，努力尋找祖國富強之路，使整個民族富強起來。當鴉片泛濫、白銀大量外流，引起清政府財政嚴重困難時，林則徐主張在經濟上實行“興利除弊”的改革，為了軍事斗爭的需要，林則徐組織翻譯了有關歐式大炮瞄準發射技術和戰艦圖式的資料，并建議設立新式國防工業，“以通夷之銀量為防夷之用”，“以粵海關關稅的十分之一來制造新式大炮”，“從此制炮必求極利，造船必求極堅”，借此以保衛海防。后來，林則徐在謫守新疆期間，針對沙俄向外擴張對我國西北邊疆造成的嚴重威脅，主張實行“屯田”、“耕戰”，采取“兵農合一”的措施，增強邊防的防御能力。到了晚年，他還提醒：“終中國之患者，其俄羅斯乎！”林則徐的這些言行，表明了他已從單純的軍事反侵略發展到尋求富國強的道路，不愧為中國近代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已經不同于當時中國的大部分愛國者（這里指諸如頑固派和處于頑固派與林則徐思想之間的中國人，當然，他們都是愛國的，只是思想、主張不同罷了）。林則徐所要求的是改變中國舊有的經濟、軍事制度，代之而起的是運用西方先進的科技使中國富強起來。

三、重視執法

林則徐為維護我國的愛國主義思想突出表現在他重視執法上。當然，就封建大法而言，他執行的大法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就與外國關系而言，他執行的大法在于違法在華外商，就具有維護國家的意義。當鴉片泛濫時，林則徐堅持“大清律例”，不但適用于“華民”，而且同樣適合在華“外夷”，“夷人有犯，并依律科斷之”，“與華民同照新律一體治罪。”堅持執行“奉法者來之，抗法者去之”的政策，他還明確地向英國政府宣布：“凡在六個月內，誤帶鴉片，但能自首全繳者，免其治罪。若過此限期，仍有帶來，則是明知故犯，即行正法，斷不寬宥。”“該國夷商，欲圖長久貿易，必當懔遵憲典。”林則徐反復強調，“夷商致內地”，必須遵“天朝法度”，猶如“別國人到英國貿易，尚須遵英國法度”一樣。這反映了林則徐維護我國和法律的鮮明愛國思想。

四、中國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則徐的愛國主要義思想在近代史上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失敗后，中國一些開明的士大夫，在嚴峻的社會現實面前，對長期以來“天朝上國”至善至美的思想開始產生了懷疑，他們開始把追求國家的富強，民族的獨立作為自己的理想，當作外御強敵的根本道路，紛紛尋找獨立富強的方案。近代資產維新派先驅馮桂芬認為，中國“屈于西國之下者”是莫大恥辱，但是“恥之莫如自強”，而“自強之道”在他看來，應從林則徐提出的魏源總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一語而得知。明確提出了求富求強的口號，所以在19世紀中后期才出現了使清廷“中興”的，可以這樣說，林則徐的思想無不在左右其中。

林則徐，這位中國近代史的重要人物，當時封建官僚集團中最有遠見卓識的人，中國近代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的愛國主義思想，是以往民族主義思想的偉大總結，又是近代愛國主義思想的偉大開端，具有承前啟后的歷史意義。林則徐和許多志士仁人追求國家富強的真誠的愿望和可貴的努力雖然失敗了，但他們的愛國主義思想都為后來的中國人民所繼承。今天中國已經站起來了，正在為建設社會主義強國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而奮斗，為了實現中國夢這一宏偉的藍圖，還需要我們繼承和發揚先輩們外抗強敵，內求振興中華的可貴精神。

參考文獻：

篇3

所謂龍涎香,就是抹香鯨腸內分泌物(糞便)的干燥品,是抹香鯨吞食墨魚之后,腸胃道分泌出的灰黑色蠟狀排泄物。龍涎香味甘、氣腥、性澀,具有行氣活血、散結止痛、利水通淋、理氣化痰等藥用功效,因此被當做藥材使用;由于干燥后具有持久的香氣,也被作為香料、熏香使用。龍涎香在歷史上的各個時期、東西方各地,使用方法不盡一致。

明朝嘉靖(1522-1566)年間,因為幾位方術之士的蠱惑,龍涎香被當成制作“不死藥”“萬歲香餅”的主要材料。所謂“不死藥”,實際上也就是。于是,朝廷下令在全國范圍內搜集此物。

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如此重視這味的配制,事出有因:為了鞏固自己偶然得來(明武宗朱厚照31歲時猝死,因為沒有子嗣,根據“兄終弟及”的規定,年僅13歲的興獻王長子朱厚就成了皇帝)的至尊寶座,他要盡早生個兒子立嗣。但是,事與愿違,盡管他先后冊立過三位皇后,10年之間,仍然沒能生下一兒半女。情急之下,這位朱厚皇帝一面皈依道教,一面下令尋訪各種奇效藥物,希望出現奇跡。

葡萄牙是龍涎香的集散地

皇帝尊口一開,當然是大數目。嘉靖三十四年(1555),下令讓戶部“取香百斤”。龍涎香雖然是中國最早發現的,發現的時間據說可以上溯至殷商時期。但是,這是一種稀罕之物,國內數量十分有限。“遍市京師不得”之后,又下令由龍涎香主要產地廣東藩司負責采買。盡管朝廷為了采買龍涎香,開出了每斤一千二百兩銀子的天價。但是,收效甚微,東拼西湊,不過十幾兩。距離百斤之數,遙不可及。

中國難得覓見的龍涎香,葡萄牙人手中卻有不少。葡萄牙人對龍涎香很早就有認識和應用,1265年已經出現了ambre的定冠詞形式,(ambre是龍涎香的葡語名稱),大航海期間,葡萄牙有關東方的書籍中就有多處提到龍涎香。龍涎香在葡萄牙的用途主要有兩個,香料和藥物。葡萄牙人十分重視龍涎香,將其與黃金、象牙、犀角、海馬牙等一同列為貴重貨物。16至18世紀,葡萄牙人一度壟斷了印度洋和大西洋的龍涎香貿易,葡京里斯本成為龍涎香的歐洲集散中心。

尚方寶劍讓龍涎香成為敲門磚

中國皇帝急需大量龍涎香,葡萄牙人手中擁有大量龍涎香。產需關系,促成了這樣一個事實:葡萄牙人得以在澳門居住下來。比起鴉片,龍涎香是西方強盜使用得更早的敲門磚。

關于葡人入居澳門的原因,中葡史學界有過“受賄說”、“霸占說”、“驅盜說”等不同理論,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這些理論都暴露出了各自的局限性,皆有格難通之處。相比之下,“龍涎香說”顯得頗有道理。最早提出“龍涎香說”的是臺灣學者梁嘉彬(1910-1995),早在1968年,他就在《明史稿佛郎機傳考證》一文中發表過如下一番感慨:

篇4

在各類經商沖突事件當中，或是合作對付工匠、或是合作控告無賴胥吏、或是與商場競爭對手從事商業競爭，商人和商人之間，產生了更多的或合作、或沖突的緊密互動關系，彼此間的交往與競爭機會愈來愈多。互動關系的增多，才使商人加強了定期捐款創建維持一個團體組織的意愿，會館公所這類團體組織才有成立運作的堅強基礎。會館公所成立以后，不僅使捐款商人在貯貨、議價、陳設公定度量衡等方面節省了交易成本，也使捐款商人和同鄉官員增加了交往親近的機會，使許多商人具有更省成本與更多保障的經商環境。

同時，蘇州地方政府官員也在諸如協議工資、保護商標等經商沖突的處理經驗中，不斷累積著各種相關賦砂浮溝拇砭欏5娜罰僭輩⒉皇俏舜俳梅⒄茍；ど倘說木倘ㄒ媯曬僭倍躍壇逋皇錄拇矸絞嚼純矗僭倍隕倘爍髦志套雜珊筒撇ɡ謀；と肥蕩嬖謨誶宕捌詰乃罩藎荒芩嫡僭痹謚蔥興降摹敢稚獺拐摺V敝鐐砬逡鄖埃泄暈叢嬲魷執罅χС志梅⒄溝摹鋼厴獺拐吖倘皇鞘率擔床荒芙宕捌謖粗С稚桃搗⒄溝南窒笏黨墑恰敢稚獺梗種粕桃敵枰導實鬧貧群駝擼傷罩莨僭貝砭壇逋壞姆絞嚼純矗比晃薹ㄋ凳恰敢稚獺埂?BR>

到底傳統政府「重農抑商政策的有效性如何？其實這要區分差異來看。中國上的政府的確執行過所謂「重農抑商政策。至少自戰國以來，政府對商人經營商業采取壓制措施的「抑商政策即已形成。有學者指出：禁榷制度、官制度和土貢制度三者，即是秦漢以下政府落實「抑商政策的三項「重要支柱，政府以此將民間和政府的消費需求以及地方特產，束縛在官營事業和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有效地阻礙和縮小民間商人的經商范圍（傅筑夫，1980b：667）。政府執行「抑商政策的原因，是和戰國時代部份富商大賈以「輕重術造成貧富不均有關，政府為抑制嚴重的貧富不均，有時便藉官營手工業等制度來抑制商業貿易的自由（杜正勝，1990）。另外，為避免富商大賈勾結資助政敵，先秦時代政府也曾采取「抑商政策以保持政權的穩定，這種歷史經驗也到戰國秦漢以下政府采取「抑商政策（吳慧，1982）。

然而，戰國以來政府的「抑商政策其實并非沒有變化。至少自宋代以來，不少官員即已指出「抑商政策的不切實際（谷霽光，1942）。晚明以后，有更多官員看到糧價和物價變動對平民生活的影響力與日俱增，無論是抑制商業或是加重商人稅捐，結果不僅對商人不利，更造成平民百姓生活因為糧價物價上揚而受到嚴重騷擾，反對政府執行「抑商政策的改革主張也愈來愈多（林麗月，1988），很多官員都公開主張保障商人的經營自由和財產安全。更重要的是，晚明以后，各種官手工業解體崩壞的速度日益加快，許多資源的開發和生產都轉由民間商人接手經營（陳詩啟，1958；徐泓，1986），政府更加喪失了落實「抑商政策的制度基礎。在清代前期，官手工業沒落的趨勢仍然持續發展。整體來看，將宋元明清傳統政府有關管理民間商業經營的政令概約簡化為「抑商政策，其實是錯誤的。由清代前期蘇州的經商沖突案例來看，政府官員對商人經商自由和財產安全的保障和維護都是很明顯的事實。盡管有不肖官員胥吏騷擾商人的經商安全，但卻不能將這種騷擾事件當做是政府正在執行一種刻意侵奪商人財貨和危害商人經商自由的「抑商政策。也就是說，當時官員和商人之間的關系絕非是一種「抑商政策下的官商關系。清代前期政府之所以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并不是因為政府「壓抑民間工商業的發展，而是因為政府始終沒有「扶持民間工商業的發展（Perkins，1967；Feuerwerker，1984；張瑞德，1992）。如果說「壓抑是種消積的「抑商政策，則「扶持便是種極積的「重商政策，清代前期政府執行的固然不是晚清才開始的「重商政策，但卻也絕非是一種「抑商政策。

本文未討論上商人的地位，因為如何有效地界定「社會地位并不容易，需要更好的取徑才能深入討論。本文重心只放在所謂「重農抑商政策中的「抑商政令部份，用清代前期蘇州經商沖突事件的案例來做檢視其中的。來看，若以所謂的「重農抑商政策來概括清代前期最發達的蘇州地區，其有效性是很令人懷疑的。如果當時中國的經濟先進地區不是因為「抑商政策而阻礙經濟，則草率地使用「重農抑商政策做為檢討近代中國經濟發展受挫的歷史原因，則這種論述便有很大的局限性。

表一：道光以前蘇州商事糾紛中的商人聯名立碑統計

號|年代|人數|聯名立碑人身份|立碑緣由|官府級銜|類別|立碑地點|資料來源

1|1650|55|「商民|禁「關棍假冒盤詰|蘇州府正堂|乙|未詳|蘇碑158號

2|1662|18|木商；木牙人|木商木牙聯控漕船占泊碼頭|長吳二縣|乙|未詳|蘇碑70號

3|1670|21|布商|商匠爭端并核定踹匠工價|蘇州府正堂|甲|閶門附近|蘇碑40號

4|1676|12|糖果鋪戶商人|「永禁鋪戶當官|長洲縣正堂|乙|未詳|蘇碑159號

5|1677|19|花素緞行經紀牙人|禁止縣胥、市棍滋擾|蘇州府正堂|乙|城隍廟內|蘇碑09號

6|1680|48|木商；木牙人|禁止派取木料滋擾商民|蘇州府正堂|乙|未詳|蘇碑71號

7|1682|18|米鋪商人|重申官定度量衡并定腳夫價|長洲縣正堂|丙|山塘街|蘇碑151號

8|1683|49|木商；木牙人|與「省商均派木料|蘇州府正堂|乙|大興公所|蘇碑73號

9|1688|141|木商；木牙人|禁止木牙借「行頭病商|長洲縣正堂|丙|大興公所|蘇碑74號

10|1693|72|布商|定踹戶與踹匠工價|蘇州府正堂|甲|閶門附近|蘇碑41號

11|1701|69|布商|以「包頭約束踹匠|蘇州府正堂|甲|閶門附近|蘇碑43號

12|1715|72|布商|禁立「踹匠會館|長吳二縣|甲|閶門附近|蘇碑44號

13|1720|45|布商|將踹坊與踹匠編為坊甲制度|長吳二縣|甲|閶門附近|蘇碑45號

14|1722|100|「金閶市民公立|禁革流丐勾結胥吏勒索搶劫|蘇州府正堂|乙|廣濟橋上|江碑253號

15|1734|61|機戶作坊主|「永禁機匠叫歇|長洲縣正堂|甲|玄妙觀|蘇碑12號

16|1739|45|布商|定機匠工資與禁機匠叫歇|元長吳三縣|甲|閶門附近|蘇碑47號

17|1741|14|冶坊作坊主|定冶坊坊匠工資|元長二縣|甲|西園|蘇碑97號

18|1742|240|腌臘漁肉商人|定訂牙傭|長洲縣正堂|丙|高寶會館|蘇碑161號

19|1756|34|紙坊作坊主|定坊匠工資與禁止停工勒價|元長吳三縣|甲|閶門附近|蘇碑58號

20|1779| |「長元吳三縣布商等|議定踹匠工價|蘇州府正堂|甲|廣濟橋上|蘇碑49號

21|1781|5|販木商人|禁止牙行腳夫自稱「小甲|長洲縣正堂|丙|大興公所|蘇碑76號

22|1793|34|紙坊坊主|定工資與定坊甲司月制|元長吳三縣|甲|仙翁會館|蘇碑59號

23|1806| |「山塘鋪戶居民|禁革結黨勒索商家與商船|元和縣正堂|乙|山塘街|蘇碑257號

24|1810| |「湖南北、江南西通幫|禁地痞索詐米商商船|元長吳三縣|乙|楓橋鎮|蘇碑258號

25|1822|26|賬房機戶|禁機匠停工并立機戶規條簿|元和縣|甲|云錦公所|蘇碑20號

26|1832|28|布商|禁革踹坊勒借累業|元長吳三縣|丙|新安會館|蘇碑51號

27|1837|26|造箔坊鋪作坊主|申定工匠工資|吳縣正堂|甲|麗澤公局|蘇碑104號

28|1844|13|酒牙商人|設立官定公砠并禁阻私牙|長洲縣正堂|丙|醴源公所|蘇碑169

注一?「立碑緣由的「類別說明：甲類——與工資爭議有關者；乙類——與經商安全有關者；丙類——與商業契約有關者。

注二?「蘇碑指《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江碑指《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

征引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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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蘇州府志》，(清)邵泰等撰，乾隆十三年(1748)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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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蘇州府志》，(清)石韞玉等修，道光四年(1824)刊本。

光緒《蘇州府志》，(清)馮桂芬等撰，影印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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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瀛環志略》是中國較早的世界地理志，上海青浦博物館藏書為同治癸酉（1873年）云樓刻本，略如32開本，六冊，以及光緒二十四年（1898）上海老掃葉山房本，八冊，均十卷，書中不僅僅介紹了西方的民主制度、，還從地球開始介紹各大洲的風土人情，對其他地區文明也盡可能地做到了客觀真實。全書四十多張插圖，除了關于清朝、朝鮮、日本的地圖以外，其他地圖都是臨摹歐洲人的地圖所制。這些與19世紀初開始的西方史學的東傳是密不可分的。

19世紀是世界歷史動蕩的時期，也是交流的時期，而位于東方的清朝廷還處于大國迷夢之中，傳教士作為西方各國的先驅首先來到中國，打破中國封閉的堅冰。這個世紀前期，傳教士以基督教新教徒為主，由于清朝禁教令，活動主要集中在澳門、香港、廣州和南洋一帶（1），西方史學也就在這樣緊張的政治空氣中開始了艱難的東來之路。

一、西方史學傳播的方式及原因

這一時期，傳教士傳教的主要方法是通過引進西方教育、出版或翻譯書籍、舉辦醫療慈善事業、辦報刊等方式來擴大影響并傳播其宗教思想，其中史學傳播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內容。

劉耕華在《詮釋的圓環――明末清初傳教士對儒家經典的解釋及本土回應》中講到，從萬歷年間利瑪竇、羅明堅入華至康熙初80年多年間，是以認同儒士身份在社會行為上遵循儒士禮儀習俗，在傳教著述中認可儒學思想并借助歐洲的科技來佐證西方文明的高度發達，以取得中國士人的心理認可為特征的“附會期”，在明末清初中國文化占優勢情況下，不可避免采用附會中國文化為主，輔以西方科技的策略，而在19世紀初西方進入資本主義迅速發展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科技都高出中國，但受“文化傳教”傳統的影響，仍采用辦印刷所、譯書、辦雜志等方式傳播西方文化，潛在的仍是附會中國文化的傳教心理。

另外，來華傳教士之所以采用“文化傳教法”不僅僅受來華傳教士傳教傳統的影響，更重要的是面對中國強大的排外群體，他們自身知識儲備積極的反應，可以說傳教士同時擁有西方知識分子的身份，在他們接受中國文化之后，其行為不可避免有一種超越宗教傳播即文化傳播的傾向。

中國知識分子極為關注華夷之辨的同時，常常伴隨著“用夏變夷”的沾沾自喜心態，正如王炳燮所言：“中國人自有中國人之教，為中國之子民，既當尊中國圣人之教，猶之為外國之人世守外國之教也。”（2）而矛盾的是，中國正處于風雨飄搖之中，思想界經世思潮盛行，知識分子強烈要求接觸西方的知識，了解西方的情況來拯救中國。于是出現頗為戲劇的一幕，知識分子反對基督教卻又接受傳教士的西學，在這一夾縫中以“知識傳教法”傳教是傳教士的不二之選。

二、西方史學在中國傳播的內容

據英國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基督教在華傳教十紀念錄》為例，1810年至1867年來華傳教士中文著述目錄統計，在約760種出版物中，絕大部分仍屬宗教讀物，嚴格意義上的史地譯著僅20余種，其中重要的有：

（1）《美理哥合省國志略》（Brief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裨治文編，為最早較系統介紹史地的中文著述，1838年出版于新加坡，署名高理文，簡述美國地理疆域、歷史、居民、人口、自然狀況、經濟、政治、宗教、語言、風俗、國防等。《亞美理駕合眾國志略》是這一階段傳入的史學著作中最為系統的一部。

（2）《東西史記和合》（Comparative Chronology），巴達維亞，1829年石印本，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編。書中將中國史書某些記載與《圣經》記載比附排列。

（3）《貿易通志》（Treatise on Commerce），刊于1840年，凡5篇，63頁，附一海圖。郭實臘編譯。敘述商業史、世界各地商業現狀以及與貿易有關之交通運輸、貨幣信用、關稅制度、契約等。

郭氏另有《古今萬國綱鑒》（universal history）、《大英國統志》（history of England）《萬國史傳》（general history）、《萬國地圖全集》（universal geography）等中文史地譯著，出版后均幾經修訂重印。

三、西方史學反映的主要史學思想

以上的歷史著作既非專門史學理論著作，也不是體現西方主流史學理論觀點的典型作品，但作品成書于西方史學最輝煌的19世紀，經過傳教士翻譯修改，就具有了鮮明的時代特色，體現的史學觀念主要有：

首先，極力宣揚宗教神意史觀，如慕維廉在《大英國志》中便一再宣揚：“做史者衡量古今盛衰開降之勢若何，其理若何，又以之所以盛衰開降之源于上帝。上帝之手布特垂于霄壤，抑且以天時人世事翻之覆之，俾成其明睿圣仁之旨……”（3）這類著作中出現的神學史觀與西方19世紀占統治地位的浪漫主義史學觀念極不協調，傳教士認為萬事皆決于上帝，這與中世紀的史觀很相似。

其次，西方與東方平等論。這一時期史學作品多以敘述介紹性質為主，目的讓中國了解西方，消除排外意識。1833年6月，傳教士郭實臘（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18034851）在《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的《創刊計劃書》中寫道：應通過出版物的宣傳，讓中國人了解西方的技藝、科學和準則，以“消除他們高傲的排外思想”（4），次年11月廣州成立的有傳教士參加的“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也設想以這種方式，使中國人在“智力炮彈前讓步”（5）。但是這一時期傳到中國的史著水平不高，基本上是對歷史泛泛介紹的作品，史學理論介紹涉及較少。

四、中國人對西方史學的回應

19世紀前半期傳教士對西方史學的介紹是東西方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一環，從中國史學發展角度看，它是19世紀后半期西方史學大量傳入的序曲，給中國史學反省與重建提供了機會。從中國的發展歷程看，他更是為國人敲響救亡圖存的警鐘，開闊了知識分子眼界。

主動地進行積極的文化選擇，以及認真汲取外國史學理論的積極成果，從來都是和歷史學的建設聯系在一起的（6）。這一時期中國學術界經世致用思潮興起，西北史地研究、外國史地研究都處于發展階段，西方史學的傳入推動這些史學研究活動的開展。道咸年間，研究介紹西方歷史地理知識的，有蕭令裕的《記英吉利》、葉鐘進的《英吉利國夷情紀略》、姚瑩的《康紀行》等。

其中影響較大的是外國史地研究中首部世界史地志、《瀛環志略》姐妹篇《》的出版。《》是魏源在林則徐《四洲志》之上廣搜中外著述，按區分國，增補整理，于1843年呈50卷，他一再強調《》與前人記海外史地最大不同在于“彼皆以中土人譚西洋，此則以西洋人譚西洋也”。書中引錄最多的資料，便是當時傳入中國的西人著作，如選取英國人理哲的《地球圖說》34處，馬禮遜的《外國史略》60處，《每月統紀傳》26處，又選取葡萄牙人馬吉斯的《地理備考》，美國人裨治文編譯的《美理哥圖志略》的部分內容等等（7）。地圖也多采自香港英人送給清朝廣州地方官府的“洋圖”。內容上，詳述各國史地，介紹了西方近代機器生產情況。《》出版不久就傳到了日本（8），對日本維新變法也產生了積極作用。“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陰、西鄉隆盛輩，皆為其書所激刺，間接以演尊攘維新之活劇。不龜手之藥一也，或一霸，或不免于纊，其不然哉”（9）。

這一時期清王朝還處于“天朝大國”迷夢之中，對國內外危機束手無策，史學傳播正是在這種尷尬的局面下由傳教士進行的，它不僅帶有基督教文化傳教的傳統特點，又由于時代特征及歷史文化的傳播特點而區別于明末清初的西學傳播。

注釋：

（1）鮑紹霖：《西方史學的東方回響》，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8頁。

（2）劉小楓：《道與言-華夏文化與基督教文化相遇》，王丙燮：《王丙燮文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第111頁。

（3）祥，張文建：《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1991年，第161頁。

（4）顧長聲：《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9頁。

（5）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8頁。

（6）于沛：《西方史學的傳入和回響》，《浙江學報》（杭州），2004，（6），第37-38頁。

篇6

海上畫派, 簡稱海派, 是清末民初在上海浙江一帶形成的一個畫家群體, 大師會集, 成就斐然, 曾一度引領中國畫界, 在中國繪畫史上有重要的地位。盧輔圣指出, 19 世紀中葉以來產生深遠影響的“海派”, 既非慣常意義上的繪畫流派, 更非地域性質所能界定,而在較大程度上呈現出模糊、多元、變動不居的特點，從而導致了人們對于“海派”概念使用和評價的莫衷一是。但不管怎樣，海上畫派以生動活潑、雅俗共賞的寫意花鳥和人物畫為主體的新畫風, 與正統派陳陳相因的復古畫風相抗衡, 沖破了元明以來的框范, 將中國繪畫推向了新的發展階段。

一、海派繪畫不同前代的新特征

海派繪畫藝術是其現實性、藝術性與國際性和商業性的統一。

（一）、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階段進程

海派繪畫發展時期，正值西方列強，清廷腐敗垂死的特殊時期。這一時期民族救亡圖存，“學習借鑒”西方文明，是彼時社會圖強求存的共識。在十九世紀60至90年代，清廷推動的“”，雖然在理論上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但其實質內容，就是師“西洋”富強之術，來振興國家。而《天演說》等西方譯著的廣泛傳播，使進化、國家、國民等新概念在彼時社會得以確定并產生影響。這種中國特殊時事格局的形成，其原因，正是西方資本主義侵略擴張，，使中華民族瀕臨亡國滅種的危難時局所造成的必然結果。其根源性，正是西方資本主義通過其全球侵略擴張，一方面掠奪他國的資源和財富，另一方面，則推行他們的價值觀和文化。企圖影響被侵略(非西方)國家的發展進程，使其中止本國的傳統演進，而直接向新階段轉化。通過以上分析，海派繪畫形成發展時期，中國社會由封建帝制向民國體制轉變的過程和原因，是極其明顯的。而這一進程，正是中國社會步入新階段的進程。因此，發展于這一時期的海派繪畫，必然受到彼時社會情境的制約和影響，而呈現出與彼時社會歷史景況相對應的，更相對民族繪畫古典形態的中國繪畫新階段的特征。

（二）、繪畫創作的偕俗性、商品性以及畫家的入世觀

海派繪畫的新階段特征，還體現在畫派藝術創作的“偕俗”性，以及由作品商品屬性所帶來的繪畫作品的“量產”、“重復”，以及完全根據買家需要的作品“訂制”方式。“新階段特征”并不僅僅是畫派發展的進步和積極的一面，它只是相對于所謂中國繪畫的古典性和既有特征而言的。古典繪畫多是畫家通過所謂“澄懷觀照”來達成繪畫境界的營建。澄懷，強調自我的修煉，觀照，則是對世事人生的體味思考。因此，藝術創作往往是避世的、個體的精神觀照的產物。而海派畫家在作品中所反映的愛國自強精神，對時事的關切，以及“冬令施米，夏令施藥”的濟世情懷。則非常鮮明的反映出，作為藝術家對世事的關切，對民族前途的憂患，這一方面反映出中國社會由封建制度，向民國近代轉變的社會大變革中，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和掙脫封建帝制枷鎖的“民主”意識的形成，更是作為一個畫派在新的時空條件下，區別于古典繪畫的新階段的體現。而這一新階段的實質內容，同時也反證出海派繪畫社會學因素對畫派發展的深刻影響和實際作用。

（三）、海派畫家繪畫藝術的新階段特征

海派繪畫的新階段特征，正是通過海派畫家繪畫藝術所彰顯的。吳昌碩繪畫藝術的新階段特征，是通過吳昌碩繪畫圖式的現代特征來體現的。吳昌碩的“圖式”特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從石鼓文篆書字體的“間架結構”，遷想妙得，而進行的對所描繪客體形態的重新組合、變化，形成的獨特的構圖形式。其二是將作品題跋的書法，作為“塊面”和一個“形”的元素，參予到畫面的經營之中。同時，印章在畫面不同位置的“布局”，既產生所謂詩、書、畫、印的合璧，同時也形成了平面的點、線、面的現代構成特點。其三，“苦鐵畫氣不畫形”的主張，明確宣示了通過作品形成的符號化，而凸顯海派繪畫新階段的精神理念的重塑。“氣”的提出，既有“金石氣”以及涉及中國古典哲學思想的“氣”的內涵，更重要的是強調了作品超然象外的，具有觀念意味的藝術思維方式。任伯年繪畫藝術的新階段特征，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任伯年花鳥畫題材的廣泛性，構圖的抽象性，這里所說的“抽象”，是指其花鳥構圖的設置和造型的變異性特點。同時，因偕俗性影響的繪畫色彩的豐富多樣、艷麗奪目，一反傳統花鳥畫的以水墨為主的特征。其二是任伯年在任熊、任薰人物畫傳統基礎上，對人物造型的處理，通過夸張、變異、線條的疏密，疾徐的對比變化，極具韻律和節奏，呈現出中國繪畫新階段的特征。其三，任伯年人物肖像畫的人物面部結構處理方式，以及《酸寒尉像》等作品的沒骨大寫意畫風，力避傳統人物畫陳式，也呈現出了鮮明的新階段特征。

關于海派繪畫，薛永年在《海派對揚州八怪的發展與中國畫》指出，在特殊環境中形成的海派畫家，雖同處藝術商品化進程時代,“揚州八怪”仍隸屬于傳統“養士”范疇,而海派畫家則已叩開了現代社會的大門。嘉道之后，清政府的腐敗程度已經到了極頂，因此，有識之士率先沖破封建桎梏，舉辦各種有益于社會的事業。就美術屆而言，創立學校便是一個例證。光宣之時，有師范學堂的設置，江蘇的兩江優級師范，有圖畫手工科設置，為后來創辦美術專門學校起到了領先作用。與此同時，出現了一批出國留學的美術青年，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就有容閎去法國巴黎；光緒十三年（1887年），有李鐵夫去英國阿靈頓美術學校；接著，自1989年至1911年，先后有周湘、陳師曾、高劍父、李毅士、李叔同、馮剛百、何香凝、高奇峰等，或去日本、或去德國、墨西哥。由于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西歐繪畫的逐漸東來，這批留學生對發展我國繪畫事業產生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他們把西方的辦學經驗以及西方繪畫的畫法帶回中國，此后，他們興辦學校，擔任教席，使中國的繪畫產生新的發展趨勢。除此之外，還值得我們重視的，那就是海上畫家的集體力量，他們互相激勵，形成一股振興中國畫的力量。當時上海是新興的城市，這個城市，既具封建性，又帶有殖民性，其風尚有本土的，有海外泊來的。就在這種復雜的、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的形勢下，使得清末民初的海派繪畫，呈現出了不同于以往任何時代的新局面。

（四）、繪畫作品的平民性及畫家自我意識的覺醒

海派畫家，名家眾多，各呈鮮明的個人面目，突顯了畫家個人主體意識的覺醒，顯現出現代繪畫語境中的所謂“多元特征”。海派繪畫的新階段特征，還表現在以現代社會之民權民生為基礎的“民主”意識，形成了對古典繪畫文人士大夫人生理想和精神詣歸的高貴傳統的顛覆，使繪畫從“精神圣壇”走向民間，出現所謂平民藝術。海派繪畫，在歷經第一期、第二期的“偕俗”后，最終以吳昌碩的以俗為雅、變大俗為大雅來完成了中國繪畫的新階段建構，并在其后影響了近現代中國畫壇。海派繪畫發生、發展并最終鼎盛于中國社會，由封建體制向民主共和政治轉折的社會政治風云激蕩，且面臨著西方列強對中國的瓜分和瘋狂殖民掠奪的非凡時刻。海派繪畫，必然伴隨著中國社會由封建帝制走入近代民國的新的政治體制，而呈現出其必然的新階段特征。

二、中國繪畫的新階段

正如張鳴坷在《寒松閣談藝瑣錄》中所載“ 自海禁一開,貿易之盛無過上海一隅。而以硯田為生者,亦皆于而來僑居賣畫。” 可見，正在興起中的近代工商業都市文化對他們的吸引, 具有不容忽視的意義。社會與人的變化促使文化藝術也相應地發生了巨變，市民文化或者說通俗文化因此而在上海蓬勃興起。就這樣, 海上畫派使繪畫從文人士紳的雅玩走向貼近大眾的、市民的藝術。海派用清新、活潑、通俗的形式, 突破了傳統繪畫超逸、絕俗、不食人間煙火的隱逸情調。伴隨這個經濟的繁榮, 富商和廣大市民階層對文化的需求日益增長, 這就為繪畫作品開辟出廣闊的市場。隨著傳統繪畫的逐漸轉型, 其世俗化、商業化和多元化的特質使海派日益與前代繪畫中的相關特質形成明顯的區別, 并逐漸切入近代城市市民文化的格局之中。繪畫不再局限于過去表現傳統文人畫的隱逸情調, 他們筆下的山水是可游可居的, 是讓人感到親切的自然風景。花鳥不再局限于梅蘭竹菊四君子, 而是畫一些富有象征寓意的題材, 以服務于購畫者為宗旨, 堅持以滿足需求為主的基本態度和藝術取向。雖然在題材上有所變通, 但大多表達祝禱祈盼富貴吉祥的大眾意愿, 常見的題材除梅蘭竹菊四君子之外, 還有松、荷、紫藤、芭蕉、桃花, 牡丹、玉蘭、繡球、石榴, 批把、鴛鴦、孔雀、振魚、鶴、鹿、貓等，這種繪畫風格,迎合了市民、 商人的口味有關。

總而言之, 海上畫派的興盛,促進了美術教育事業,把對西洋技法的參用推向消化,提高了美術出版刷、美術理論與評論的水平,加強了美術對工商業的參與程度,因此,海上畫派的成就不僅在整體上提高了國畫的現實感、生動性和觀賞性,符合新興市民階層對美術審美的要求,而且帶動了其他相關領域的發展,推進了美術文化事業的繁榮,這為上海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成為全國美術的中心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從19 世紀末到20 世紀上半葉的海上畫派,是中國繪畫史上的嶄新階段, 對近現代中國美術有著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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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118（2012）-03-00-02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以下簡稱《綱要》）自2007年開設以來，各高校對其教學模式進行了積極探索，提出了許多教學模式。目前世界和中國都發生著巨大變化，為了更好地適應這一變化，對這些教學模式進行總結，探索未來努力的方向，顯得非常必要。

一、各種教學模式的探索

（一）教學組專題教學模式

北京大學采取的是這種教學模式，首先將《綱要》的教學內容依據教學大綱和教材要求，設置成教學專題。每個教師承擔自己最熟悉的3至5個專題。除了課堂專題講授，還開展了其他的教學環節，豐富教學內容，活躍教學方式。學生成績主要由平時考勤、期中論文和期末開卷考試構成。這種模式教學風格多樣，增強了課堂的吸引力，同時減輕了教師的教學負擔，達到教學、科研的統一。[1]

（二）“MSD教學模式”

這種模式是指以現代化為課程主線，采用基礎課專題化的方式，發揮“綱要”多樣化教學的群集優勢這是以現代化為主線構建中國近現代史的教學模式，表明了教師的學術傾向，即認同“現代化范式”。[2]

（三）專題式講授、學生參與式教學、案例教學與實踐教學相結合的教學模式

專題式講授是把內容分成若干專題由教師講授；參與式教學是采取多種教學形式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案例教學，就是通過對典型事例加以分析、講解、討論，引導學生運用所學的理論去指導實踐。實踐教學就是借助參觀探訪各種紅色革命資源引導學生由抽象走向感性。[3]

（四）互動式教學模式

互動式教學模式是指教師根據教材內容設計多種活動，系統地利用教學中動態因素之間的互助，促進師生之間、學生之間的合作，以達到教學目標，提高教學效率的一種教學模式。綱要課互動式教學模式以教師的“先動”為基礎，以學生的“主動”為關鍵，以教師和學生之間的“互動”為重要環節。互動式教學對于改變大學“綱要”課堂單一、沉默的狀態，提高教學效果有重要的作用。[4]

（五）研究型教學模式

這種模式要想法設法讓學生主動參與教學過程，通過以研討的方式學習中國近現代史的基本史實和理論，學會用史學觀去理解、分析歷史和現實問題，并形成對中國近現代史的正確認識。包括以專題講授構建研究型教學內容、實施教學相長、雙向交流的研究型教學方法、改革傳統考核方式。[5]

（六）“整合式”教學模式

這種教學模式以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為基礎，將知識教育與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為完整的教學過程，將教師指導與學生自主學習整合為完整的教學過程，將課堂教學與社會實踐活動整合為完整的教學過程。[6]

（七）八環立體教學模式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是以歷史教育的形式承載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育功能，由講、聽、看、讀、做、談、走、寫八個環節相結合，形成立體教學模式，該模式突出學生的主體地位，增強了綱要課育人的效果，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實效性。[7]

（八）“1+1+5”教學模式

這一模式包括：走出一個誤區――對這門課的特殊性質和功能的認識誤區，體現一個原則――“學馬列要精、要管用”的原則，創新五種教學方法，采用體驗式教學法、史論結合教學法、歷史人物教學法、影視教學法、情理交融教學法相結合。[8]

（九）立體化教學模式

這種模式是在《綱要》的教學中建立以課堂教學為中心，自主性學習、實踐性學習、創新性學習“三位一體”的立體教學模式。自主性學習是指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依托圖書館和網絡對自己感興趣的課題深化學習的過程；實踐性學習是指以“歷史劇”為基礎，以紅色資源為依托，結合校內校外的資源延伸學習的過程；創新性學習是師生之間和學生相互問交流探討，探索新問題，形成新觀點。[9]

（十）“劇情式”教學模式

這種模式是將戲劇情節運用于教學中，使教學活動產生戲劇效果，從而提高教學質量的一種模式。即通過結合本土歷史文化教學，穿插名人名言、家世、典故，插播電教短片，講解時事，開展課堂討論等教學興奮點，形成“劇情”，使學生感受到聽課的樂趣，在快樂中學習，在學習中獲得快樂，在快樂中獲得了思想升華。“劇情式”教學模式要求專題教學，每個專題一次課，如同戲劇上、下集，其內容邏輯完整、前后連貫。[10]

（十一）開放式教學模式

開放式教學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把課堂開放給學生，使學生充分參與教學過程；把課外開放給學生，使學生的疑惑及時得到解答；把考試開放給學生，使學生不再為分數而死記硬背。[11]

（十二）“設問一探求一反思一創新”四位一體教學模式

這種教學模式，是通過創設問題情境，啟發學生思維，引導學生探究，在教師的“導”與學生的“探”的有機結合中，完成教學任務，使學生對歷史有所感悟、思想有所升華，以培養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和創新能力為終極目標的教學活動形式。[12]

（十三）體驗教學模式

這種模式要求教師結合“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學科的特點，從課程教學的整體目標出發，充分挖掘教材中的情感因素，以豐富多彩的教學方法和教學實踐使學生全方位的觸摸歷史，接受精神文化的熏陶，實現知識與認識的內化。包括以情動情的課堂教學體驗模式、在歷史中體驗歷史的實踐教學體驗模式和充分利用多媒體技術增強教學效果。[13]

（十四）“因材施教”教學模式

這種模式是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根據不同院系不同專業的學生群體特點，采取多種形式，調動所有學生的積極性，共同探討、研究、回答并解決時代、社會、人生中不斷碰到的難點、熱點問題。課堂教學實行個性化教學，課外注重加強實踐環節，實行課內課外兩個課堂相結合。[14]

二、對中國近現代史綱要教學模式探索的思考

（一）關于專題式教學模式

根據調查，現在多數高校采用專題式教學模式。

專題式教學模式又有兩種形式：一是專家專題型，即每個教師主講最擅長的幾部分，幾個老師輪流授課；二是內容專題型，即把內容轉化為若干專題，有一位老師通講。這種模式有利有弊。優點在于這種教學模式解決了課時少與教材內容多的矛盾，突破了教材原有的章節結構，具有靈活性和針對性，教師可以有限的課時內完成教學任務；突出了教學重點，主題明確，注重宏觀把握和多維度分析，可以及時追蹤學術前沿，培養學生多維度分析問題的能力。

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是課程的前后聯系疏離，有脫節的危險。二是高估了大學生歷史知識水平，不利于教學目的的實現，弱化了教書育人的作用。高校實施專題教學模式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為了減輕教師教學負擔，以便讓教師有更多時間搞科研，但這樣做付出的代價卻是，本來就少得可憐的師生交流機會更加減少。[15]三是專題設置不當，有的學校設置了23個專題，不知道在32個學時內如何完成這么多的專題任務。

（二）關于評價體系

不少學校配合教學模式，對于評價方式和手段上也做了不少探索。一般實行平時考核和期末考試相結合，平時成績主要由學生出勤、平時作業和課堂討論等組成，權重不高，期末考試權重大，采用開卷方式，注重考查學生理論聯系實際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這種模式重點還是在期末考試，還是容易造成學生背教材的局面，不利于達到教學目的。應該加大過程考核的權重和增加考核方式，弱化期末考試的重要性。

（三）實踐教學不足

在《綱要》課中采用實踐教學可以改變以往單純傳授思想的方式，促進學生積極思考，促進思想內化。目前實踐教學方式主要有觀看歷史題材的視頻、參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請老革命作報告、組織學生演講學習心得等。這些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一定作用，但有兩個問題需要克服，一是時間問題，給予綱要課的學時有限，如何安排？二是資金問題，這需要學校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

《綱要》課教學的根本目的不是考試，而是對大學生進行國情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具有創新能力和富有個性的公民。因此，綱要教學模式的探索不僅需要教師的努力和付出，更需要學校的真正重視和投入以及社會環境良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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